甘州区图书馆

早在〔春秋〕时期，在区内驻牧的月氏人与〔周〕即有贸易往来。《甘肃民族贸易史稿》载，这一时期的月氏商人曾到达陇西，与秦国建立以物易物的贸易关系。〔战国〕时期，月氏强盛，赶走居于今敦煌一带的乌孙，统一河西，建都昭武城（今临泽县鸭暖乡昭武村）。《隋书·西域传》记载，这一时期的“月氏王姓温，居祁连山北昭武城”。西域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的商队常驻昭武城贸易。中国丝绸通过昭武城由康国商队转往西域和欧洲，甚至运到非洲，张掖成为外贸中转商埠。日本考古学会会长江上波夫考证说，当时月氏确曾垄断东西贸易之利。
  〔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年），匈奴打败月氏，被迫西迁。匈奴将河西走廊月氏故地，划归匈奴右地，在黑河西岸修筑觻得城，作为政治、军事和军事工业的中心。将月氏都城昭武开辟为对外贸易市场，与康国人结为贸易伙伴，邀请康居王驻昭武城主持经营对外贸易，接待西域各国商队。外商在昭武进行的贸易，都向匈奴纳税，匈奴还从康国人的外贸收益中分红，双方有利。江上波夫考证说，匈奴以河西畜产品与手工产品换取西域的奴隶、马匹、毛毡和毛织物，控制和掌握以往为月氏垄断的对外贸易。汉朝在陇西郡榆中县设有“关市”，允许匈奴人进入关市贸易。《甘肃民族贸易史稿》介绍榆中关市与匈奴交易物品有铜镜、铜铃、陶器、漆器、丝织品、工具、牛马、粮食、牦牛尾等。〔西汉〕设置河西四郡，“丝绸之路”遂全线畅通。内地的丝绸、铁器、铜器、陶器、工艺品通过张掖源源不断运往西域和欧洲；西域的汗血马、玉石、葡萄、苜蓿、胡桃运到张掖，张掖的东西方贸易十分繁荣。这一繁荣局面，经〔三国〕〔西晋〕〔北魏〕〔西魏〕〔北周〕到隋朝达到高峰。隋朝时期，张掖是东西方对外贸易的主要市场，车水马龙，市井喧嚣，万商云集，货畅其流。隋炀帝为适应这一局面，特在张掖设“交市”，派具有文韬武略的裴矩（文帝时曾任吏部侍郎）来掌“交市”，管理对外贸易。隋炀帝为了发展对西域各国的贸易，率领他的廷臣及侍从，穿过大斗拔谷（今民乐扁都口）到达张掖，召开有西域27国国王或使者参加的贸易盛会，进行东西方货物交流，推动张掖商业和外贸的发展。唐朝，在张掖边境设立守捉（类似现代海关），对客商及货物进行盘查签证。吐蕃占据张掖后，丝绸之路中断，对外贸易停顿。
  甘州回鹘时期，张掖再次成为国际贸易市场，东西方货物交流频繁。
  〔西夏〕统治时期，在张掖设“甘肃军司”“镇夷郡”“宣化府”，是〔西夏〕的战略大后方。〔西夏〕为了收税，东西商队在张掖将货物出售交易，互换货物后各自返回，张掖成为东西货物的中介站。元朝时期，张掖是甘肃省会，有亦集乃站道通往亦集乃（额济纳旗），亦集乃位于元大都通往欧洲的站道上。张掖的货物通过亚欧站道运往欧洲，同时接受从欧洲运来的物品。向西还于界牌墩交纳怜站道（军事便捷站道），出口西域更加方便。所以，元朝张掖的外贸发达。到〔明〕〔清〕，海上交通发展，陆地丝绸之路衰落，张掖失去外贸商埠重镇的地位，商业虽然兴旺，对外贸易逐渐萧条。
  自〔民国〕初期至抗日战争爆发前，由于东路商道不靖，商旅裹足；西路新疆杨增新闭关自守，禁止商旅往来，张掖20多家较大商号以骆驼作为运输工具，驮运货物经北草地（漠北古道）往来于张掖至呼和浩特之间，并转至天津口岸出口。所用骆驼，除雇用绥远、民勤驼队外，张掖较大商号均有自养骆驼。长兴泰（刘芳）有骆驼200峰，山西孝义人杜如斋有300峰，丰盛公、积成锡、积德恒各有100峰，陈兰亭有驼200峰，乾盛昌有80峰，蔡元成有60峰，计1140峰。每年运往呼和浩特和转口天津口岸的货物有药材180担，羔皮130担，驼、羊毛150担，羊肠衣30担，以及其它货物。运回张掖的商品有绸缎布匹800担，烟酒糖茶420担，百货杂品200担。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各省相继沦陷，海上交通不畅。为打破日军封锁，接受盟国援助，修筑甘新公路。前苏联运送援华物资车队经甘新、西兰公路运往西安，再经华双公路运往重庆。进入张掖的前苏联货物有布匹、瓷器、煤油灯具等；返回时，部分车辆在张掖装载羊毛，用羊毛换回苏制汽车，群众把它们叫做“羊毛车”或“老羊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