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州区图书馆

一、两〔汉〕屯田
  早在〔秦〕〔汉〕以前，张掖乃至河西，是羌、月氏、乌孙和匈奴等少数民族游牧的天然场地。《汉书·匈奴传》载：“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兵击败匈奴休屠王，占领河西走廊，设郡置县。为加强边疆实力，防止匈奴族侵犯，汉王朝一是实行移民实边，垦殖屯田。《汉书·西域传》载：“骠骑将军击败匈奴右地..稍后发徙民实之”“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把中原许多贫民、商人、犯人迁到张掖。元狩四年，武帝向河套、河西地区移民70余万人。二是军队就地垦殖，实行兵农结合。军队选水草丰美地方“通沟渠、种五谷”，以农养军，以军护农，平时务农，战时作战。《史记·平准书》载：“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官田，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并在军屯配置“农都尉”“田卒”“河渠卒”等专习屯田。〔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故吏将屯田张掖，利用士兵劳作屯田种植，规模宏大，并在境内兴修千金渠、慕化渠、虎喇东西渠、站家渠等。
  随着徙民屯田实边，中原的农作物品种、农具、农业技术及生产经验，也随移民传入张掖；同时由西域传入蚕豆、黄瓜、胡萝卜、苜蓿、核桃等农作物。汉朝屯田经营，一是推广代田法，把土地开成深、宽各一尺的甽（畎），甽旁堆成高、宽各一尺的埂（垄），一亩地划成三甽三垄，作物种在甽内，抗风耐旱，翌年甽垄互换位置。二是应用耕牛铁犁，《汉书·昭帝纪》载：“徙民屯田，皆与犁牛。”三是屯田和兴修水利同时进行，《汉书·沟恤志》载：“用事者，争言水利。..引河得山谷以灌田。”窦融任张掖属国都尉，厉兵秣马，劝课农桑，“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西汉〕末，武威、张掖、酒泉、五原等九郡，人口达760多万，约占全国时有人口的12.8％。汉代军屯民垦，使境内由游牧区变成农业区，“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纵放，蓄积布野”“人民炽盛，谷稼殷积，军粮饶足”（《汉书·地理志》）。
  〔三国〕曹魏政权，徐邈任凉州刺史，“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出现“家家丰足，仓库盈溢”（《三国志·魏书·徐胡二王传》）。
  二、〔五凉〕至唐朝屯田
  〔五凉〕时期河西进一步开发，尤以〔前凉〕卓著。《晋书·张轨传》载：“中州战乱，避难来者日月相继”，轨“辟土设郡，安置流民，徙石为田，运土殖谷”。轨孙张重华“轻赋敛，除关税，省园囿，以恤贫穷”。时军屯基层组织称“幢”，民屯组织谓“里”。《晋书·沮渠蒙逊》载记：〔北凉〕沮渠蒙逊劝课农桑，“蠲省百徭、专攻南亩，明设科条、务尽地利”。〔后凉〕李暠政权实行“广田积谷，息兵按甲，务农养土”政策，兴修水利，敦劝稼穑，五谷丰登，百姓乐业。
  〔隋〕〔唐〕是张掖地区古代农垦开发的第二个盛世。〔隋〕大业五年（609年），炀帝在卫尉卿刘权陪同下西巡张掖，到达焉支山下，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设及西域27国使节前来朝贺。吐屯设献地数千里，〔隋〕设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由刘权镇守，“大开屯田，捍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道光《敦煌县志》卷五）。河西由是“勒百姓立堡，营田积谷。”张掖以堡、寨、营因名的村庄至今犹存，如三堡、甘浚堡、李寨、花寨、曹营、范家营等。
  〔唐〕高宗武后时期，陈子昂巡视河西后上疏：“..甘州地广粮多，左右受敌..屯田广远，仓蓄狼藉，一虏为盗，恐成大忧”（《陈伯玉文集》卷二《上西蕃边州安危事》）。《新唐书·食货志》：“唐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置营田”，甘州、凉州是唐王朝控制河西，抵抗吐蕃入侵的粮食基地，陈子昂曾上书武则天说河西诸州“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盗，内得以营农，取数年之收，可饱士百万，则天兵所临，何求不得哉”。《新唐书·陈子昂传》载：“甘州所积四十万斛..屯田广夷，仓廪半衍，瓜肃以西，皆仰其餫，一旬不往，士已枵饥，是河西之命系于甘州矣。”甘州地土广阔，绿洲肥美，“水泉良沃，不待天时，岁取二十万斛”“田因水利，种无不收。”但是，甘州“人力寡乏，未尽垦发”。陈子昂建议：“今若加兵，务穷地利，岁三十万，不为难得，国家若以此计为便，遂即行文，臣以河西不出数年之间，百万之兵食无足而致。”这条建议被武后采纳，自垂拱以后，以军垦为主的屯田遂在河西蓬勃兴起。《新唐书·地理志》载：“甘州、肃州之间设建康军，常备兵五千三百人，实行屯田”。天宝初年，甘州农户超过六千二百户。《旧唐书·郭元振传》载：“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其水陆之利..”。此后历任节度使都不遗余力地推行屯田。《唐六典》卷七《屯田郎中》载：“凡天下诸军管屯总九百九十有二，”其中河西道有军屯154屯，内含甘州19屯，建康15屯，大斗16屯，今张掖境内共40屯。唐朝置屯以“营”命名，如今山丹的马营、范家营，民乐的曹营、韩营、双营、全家营，临泽的倪家营等。据甘肃学者慕少堂考证，唐朝区内修筑了盈科渠、大满渠、小满渠、大官渠、永利渠、加官渠等，呈现“牛羊遍野，路不拾遗”，“仓库盈满，器械精劲”景象，河西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三、〔西夏〕至明朝屯田
  〔西夏〕时期，张掖是西夏王朝十二个军司之一，是〔西夏〕的重要战略后方，在此设镇夷郡、宣化府，重视土地开发，大力徙民屯田。《西夏书事》称：“得西凉州则灵州之根固，况其府库积聚，足以给军需、调民食，真天府之国也”。
  元朝实行军户屯田制，军屯民屯并举，以军屯为主，民屯为辅。军屯有汉军、新附军、蒙古军等，以戍边士兵为劳力；民屯以移民和当地人为主。〔元〕世祖时，“遂开甘、凉、肃、沙等州之土若干，于是民之归者户四、五万，悉授田种、颁农具，并设立屯田长官”（《中国农垦史》）。至元十六年（1279年）正月，立河西屯田，给农具，遣官颁文，调归附军于甘州屯田。至元十七年（1280年）冬，元王朝“以汉军屯田沙、甘”。十七年畏吾户居河西界者令其屯田。十八年正月，调四川蒙古汉军万余人来甘州黑山、满峪、泉水渠、鸭子翅等地屯田，共2290户，占田11.67万亩，年得谷1万余石。六月，以太原新附军5000屯田甘州。除军屯之外，民屯也有一定规模。〔元〕初因肃州路时有兵事骚扰，甘州便成为耕植的重要地区。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九月，元王朝为了扩大甘州的屯垦，将沙州、瓜州地区的人民迁移到甘州从事屯垦。对于民屯，王朝常贷以耕牛、种子、农具，予以扶持与鼓励。如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给瓜、沙之民徙甘州屯田者，牛价钞二千六百锭”（《元史》卷十八）。元朝土地开发，一是屯田，“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二是由国家统一经营，统一布局、实施。元朝农垦使张掖呈现“岁岁丰稔，以为乐土”的景况。
  明朝创立卫所屯田制，以屯养军，以军隶卫。卫下设堡，堡下置寨。堡寨联为一体，平时耕种，战时据守自卫。推行“耕战一体”，以战促耕，以战保耕的经营方式。堡寨除驻军屯田外，还有民屯。〔明〕洪武二年（1369年），甘州增设五卫，即甘州左卫、右卫、中卫、前卫、后卫以及山丹卫、高台千户所。河西各卫屯田由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总其成，其具体事宜则由卫所负责管理。军屯的基层单位是“屯”，一屯一般为“屯田百户所”。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建言：“甘州五卫军士分耕塞上，一伍之中，有远至二百里者，军不成伍，将吏不能朝夕督视，以致军士怠惰，所获不足自食”，而改为“一百户为一屯”（《明太祖实录》卷236）。明王朝为了全面实施屯田管理，强化基层建制，永乐十二年（1414年）规定：在5～7屯或4～5屯内选择近而便利者筑一大堡，其城堡高七、八尺或一、二丈不等，四面开八门以供人出入，旁近军屯的辎重粮草皆集中于此堡之内。城堡大者设有守备、操守、防守等官，城堡小者则只设防御掌堡官，或总旗（如民乐县的刘总旗等）。凡“农务已毕，或有警收敛，则皆归墩堡之内”（《五凉全志》卷一）。隆庆元年（1567年），屯寨屯堡编制保甲，“于十一家中选甲长一人，管辖十家；又于五甲选保长一人，保副一人，管辖五十五家，查稽奸宄，预防番虏，弭盗安民，绥辑边陲。”“每家二丁出一丁，各备刀矛，农闲操练，遇警据堡寨固守，互通声息，守望相助，人自为兵，家自为战，保境安民，巩固边防”。
  明朝注重移民实边。洪武初，从北平、山西、山东等地移徙数10万居民来甘肃河西、宁夏垦荒屯田。永乐、万历年间，因京畿连年荒歉，曾移民至甘、凉二州屯田就食。实行“属兵于农”的屯田制度。守卫所的兵士，携带家属，利用河西丰富的水源，开辟田园。洪武七年（1374年）朝廷曾遣将安抚劝谕各屯，屯军三分守城，七分耕作，每人授田50亩，拨给耕牛、籽种，授以种植之法，恢复租粮和赋税，屯田每亩租税1斗。英宗三年（1438年），户部侍郎罗汝敬巡视甘州屯田时始定田额，甘州五卫中：左卫屯科科田1930顷3分6厘，右卫1939顷9分4厘，中卫1593顷98亩6分6厘，前卫1230顷34亩，后卫1483顷57亩，五卫共计8176.94顷，折合81.77万亩。明朝坚持“欲兴屯田，必开水利”之策。孝宗弘治年间（1488～1505年）甘、凉十一卫屯军7万余人。嘉靖年间，挑选头等精壮屯丁2万5千多名分驻甘州各堡屯垦，每大堡设屯长1人、屯副1人，小堡设屯长1人。平时，冬操夏耕，有事则战，无事则耕。并将屯边抛荒地予民开垦，永不起科，把屯田作为基本国策，制定很多优惠政策开发河西。《甘州府志》卷十三杨博在《查处屯田计安地方疏》中说：“河西事体重且大者，莫过于屯田一事。遂即案行守、巡、兵、备四道，各将境内荒芜田地，通行查出，或上下水利不通，应该挑浚；或人力牛种不敷，应该处给；或从来抛荒未种，应该开垦。”杨博于左卫之募化、梨园，右卫之小满、龙渠、东泉、红沙、仁寿，中卫之鸣沙、河西，山丹卫之树沟、白石崖等处悉力经营，兴修大小渠道110多条，其中新开渠道50多条，时有灌溉面积11749顷，有水则有绿，有水则有粮，遂有“金张掖”之称。孝宗弘治年间，朝廷不惜巨资补充甘州等卫所耕牛、种子和农具之不足。为最大限度地开发荒地，还规定“河西南北山之地，听其尽力开垦，永不起科”。嘉靖八年（1527年）规定：“愿垦田者，分拨永昌、古浪、甘、肃、山丹等卫所荒田尤多去处，查给牛种犁铧，给与本色行粮，即委领班官统率团种。领班官能垦田者，照前例奖励擢用”（《明会典》卷二〇二《开垦》）。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规定凡“抛荒地土，不拘将帅军民，开垦成业，即为已产，永不起科。其旧曾起科，积荒年之者，仍要用力开垦成业，应纳子粒，一体蠲免”（《明会典》卷二〇二《开垦》）。在上述政策的激励下，“甘州左等各卫所余卫、张锐等数百名自愿承种荒地二百余顷，每地一亩，当年即纳粮一升，草三分。征科从减，则人情乐趋”（《明经世文编》卷三六〇，庞尚鹏《清理甘肃屯田疏》）。由于明朝军屯民屯大规模发展，〔明〕末已呈军民杂处状态，大片荒地已经开垦，土地开发连片，成为唐朝以来又一个屯田垦殖盛世。
  四、清朝至〔民国〕屯政
  清朝初年，实施屯垦奖励政策，大力加强屯区建设。此时境内的屯区主要有：三清湾、柔远堡、九坝、平川堡四处。（一）三清湾屯田：在高台县城东南15里处，雍正十一年（1733年）垦辟，由原任南宁知府慕国琠负责，通判廖英专司水利，有地162.32顷。灌渠从张掖县鸭子渠引水，全长90里，渠分五个字号，每号灌地2～4千余亩。开垦当年下糜、粟种1.445石，收获后除去籽种，官民各分得4484石；翌年下种小麦、青棵、豆子、糜、粟共2710石，除去种子，官民各分得3214石。雍正十三年（1735年），又种麦、稞、糜、粟共973石，除去种子，官民各分得2462石。乾隆元年以后，下种量更大，收获也相应增加。（二）柔远堡屯田：在高台县城西南10公里处，雍正十一年开垦。先后经理人员有驿丞李洪绥、州同荆有庆、县丞王敷等。乾隆时由高台县主簿管理，有地51.08顷，灌渠长79里，内分四号，每号灌地1000多亩。雍正十三年，下种小麦、青稞、糜、粟共376石，收获后除去籽种，官民各分得578石。乾隆元年以后下种量更大。（三）九坝屯田：在高台县城西北20里处古城外，雍正十一年（1733年）开垦，有地12.16顷，灌渠长9里。当年下种糜、粟80石，收获后除去籽种，官民各分得95石。翌年种麦、糜、粟109石，收获后除种子外，官民各分得90石。后因土地碱、沙太重，不宜耕种，奉文停种。（四）平川堡屯田：在张掖县城北80里处，雍正十一年开垦，有地21.69顷。灌渠主要由接修现成各渠坝而成，新开渠只有9里。初由张掖县令李廷桂经理，后交由主簿黄汉文、驿丞李洪绥主管；乾隆时，由高台县主簿管理。开垦当年下种糜、粟、豆58石，收获后除种子外，官民各分得501石。翌年种麦、稞、豆、粟共145石，收获后除去种子，官民各分得787石。雍正十三年下种麦、豆、糜、粟119石，收获后除去籽种，官民各分得912石。平川堡屯田地质肥沃，产量高达下种量的十几倍，乃至接近二十倍，开垦费用又少，因此官民都从屯田中得到很大的收益。
  雍正三年（1725年），河西废除卫所屯田制，改立县制。屯田时期所开发的土地，经过长时间的朝代更迭和军民迁徙都转入当地土户，而当地土户基本是历代屯军屯民的后裔，军屯与民屯遂无区别，所有耕地一律按等起科，由县实行行政管理。县管后，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监督制度，“奉敕交部议准，”高台设主簿一员，管三清湾、柔远、平川屯务。毛目城设县丞一员，管毛目、双树墩屯务。垦务在历代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甘州府志》卷十四《开垦屯田记》载：“雍正十年，特饬甘肃诸大臣酌议发帑于嘉峪关口内外柳林湖、毛目城、三清湾、柔远堡、双树墩、平川堡等处，相度土宜，开垦试种，穿渠通流，以资灌溉。凡所以经水之利，顺土之宜，莫不周详备至。”三清湾屯田开垦的结果是“地、渠告竣，计垦成熟田约二万余亩，合柳林湖等处新垦屯田，约计二十万亩。自此原隰泉流，既平既清，屯户享乐利之休，军需无转运之苦，万世永赖”。
  清朝在甘、凉、肃州大规模开办屯田，兴修水利，开荒36万亩。实行雇民耕种、佃民耕种、兵丁营田、安置移民屯田等形式，时有民户280470户，有屯户539070户。在区内时修了三清渠、柔远渠、暖泉渠、小坝渠、镇江渠、新鲁渠、石灰关渠、水关河渠、黑新开渠、永安渠、元丰渠、有本渠、更名东西渠等，大小渠道170多条，灌溉面积1.4万顷，成为张掖历代土地开发的鼎盛时期。
  张掖先民不仅为本地屯田做出贡献，清朝还由朝廷分期调拨大批农民到新疆迪化直隶州（今乌鲁木齐，当时属甘肃管）屯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正月，派拨甘州农民200户，男女大小777人赴乌鲁木齐等处屯田；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十月，派拨张掖县农民350户，男女大小1387人赴乌鲁木齐等处屯田；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派拨张掖县农民300户，男女大小1173人赴木垒、奇台、西吉尔玛泰等地屯田。
  〔民国〕时期，把甘肃农垦重点放在河西。〔民国〕31年（1942年）6月，农林部在河西各县设置“屯垦实验管理局”，〔民国〕34年（1945年）改为“县垦区管理局”翌年更名为“县垦务处”。各县垦务处编制7人，其中处长1人，处员3人，会计1人，，工友2人，统一管理全县垦务。此期，虽有垦务机构，名为加强垦务，而实际是军阀官僚为了掠夺民财，大开烟禁，苛捐杂税日益加重，种烟一亩，勒交银币6元5角以上，仅张掖县年交烟款19万5千元以上，再加〔民国〕18年前后连年灾荒，物价飞涨，地主剥削，农民典田卖地，造成土地大量荒芜。国民政府还以“改屯田为民田”为由，勒索农民巨额屯田价款，仅张掖一县就攫取银币27.47万元，民乐8.3万元，形成地主种地，农民出钱的状况。加之祁连山林木横遭滥伐，水源减少，水利失修，导致大片耕地荒芜。据国民政府农村部垦务局调查，〔民国〕36年仅民乐县荒芜的熟地就达4.07万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