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州区图书馆

张掖自〔西汉〕兴起内外贸易，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价格也随之左右市场，密切联系着人民生产、生活、社会分配、国家积累。对价格在社会经济中的广泛影响，历代王朝都很重视，采取不同方式加以干预管理。从〔西汉〕“均输平准”到清朝地方以“牙行”平市价，各种不同的管理方式，对维护国家统一，繁荣经济，促进社会进步，安定人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全区商品价格主要是自发形成，随供求关系涨落。在封建王朝统治巩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时期，商品价格也相对稳定；当自然灾害和战乱年代，价格就频繁波动。
  〔民国〕26年（1937年）前，全区市场物价基本稳定。〔民国〕25年与〔民国〕19年比较，张掖市场物价稳中有降。农产品收购价格，粮食下降15％，生猪下降25％，胡麻籽下降13％；工业品销售价格，白布下降25％，煤炭下降18.3％，卷烟下降15.2％。张掖市场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以〔民国〕19年为100％，〔民国〕25年为86.9％，下降13.1％。〔民国〕26～34年物资匮乏，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更为加剧。张掖市场主要生活用品零售价格，〔民国〕34年比〔民国〕25年，粮食上涨1800倍，猪肉上涨1300倍，白布上涨3800倍，火柴上涨2400倍，白糖上涨950倍，煤炭上涨490倍，煤油上涨140倍。
  〔民国〕35～38年，国民党发动内战，生产力严重破坏，国民政府入不敷出，滥发纸币，通货恶性膨胀。〔民国〕38年9月，市场小麦零售价每50公斤7500万元，比〔民国〕34年上涨11999倍。
  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共张掖地委、张掖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采取一切措施，努力恢复生产，加强物价管理，治理通货膨胀，平抑市场物价，取得明显效果，全区物价很快趋于稳定。此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物价始终保持基本稳定。
  1950～1995年全区物价经历以下发展时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2年）全区物价工作重点是集中力量治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尽快扭转市场物价暴涨局面，把物价稳定在当时社会经济的水平上。
  20世纪50年代初，市场私营经济力量占很大比重，一些不法资本家哄抬物价。中共张掖地委、张掖专员公署根据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抓好财政、物资、信贷平衡，全区上下统一财政收支，控制货币投放，加强现金管理，组织国营商业统一购销粮食、油料、布匹、食盐等重要商品，克服惜售思想，大量抛售。通过这些措施，全区物价涨势得到控制。1950年6月，市场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比3月份下降31.2％，物价基本稳定下来。
  1951～1952年，全区物价作了一些调整。1952年底，市场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1950年上升44.3％，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比1950年上升114.9％。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计划经济体制确立，全区物价管理走向集中，先后对粮、棉、油、肉、皮毛、糖料、茶叶、中药材等重要农副产品；布匹、食盐、煤炭、煤油、火柴、自行车、缝纫机、烟、酒等日用工业品；钢材、木材、水泥、砖瓦、机械、石油、化工、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皮车、架子车、犁铧、铁锨、镰刀等中小农具实行国家定价。这一期间，全区物价水平缓慢上升，主要是提高农产品价格所致，工业消费品价格基本稳定。1957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比1952年上升17％，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1952年上升6.5％。
  【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经济调整时期】（1958～1965年）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下降，流通不畅，商品供应紧张，市场物价上涨，集市贸易价格涨得更猛。农产品牌市差价一度达数十倍之多，张掖城区集贸市场1市斤小麦曾涨到5～6元，高于国家牌价42.5～51.2倍。
  为克服困难，恢复生产，稳定物价，1961年国家有计划地提高粮食、油料、生猪等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坚决稳住占职工家庭支出60％～70％的18类生活必需品零售价格，一律不准提价。除已实行统购统销的粮食、油料、棉布外，对18类商品中其它主要品种也先后实行凭票定量供应。为大量回笼货币，减少市场压力，1961年逐步敞开出售高价糖果、高价糕点，1962年又增加高价自行车、钟表、卷烟、名酒、食糖、针织品。这些高价商品在国营、供销社商业零售网点设专柜出售。期间还开放集市贸易，允许农副产品上市实行议购议销。
  1963年随着经济好转，集市贸易价格下降，高价商品逐步退出市场。1965年，各类商品基本恢复平价供应，农产品牌市价差距也显著缩小，市场物价趋于正常。在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的前提下，对一些不合理的工农业产品销售价格作了必要调整。1962年5月提高火柴、机制纸、竹壳水瓶、自行车零件、缝纫机价格，扩大城乡差价。1963年2月，提高牛羊肉零售价，4月提高绸缎、肥皂价格，降低金笔、收音机、塑料制品价格，10月提高食糖、卷烟价格，降低闹钟、电机、高价名酒价格。1964年5月，提高食用植物油统销价格。1965年4月，提高城镇粮食统销价格。
  1962年，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比1957年上升8..2％，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比1957年上升28.2％。1965年零售商品物价指数比1962年上升10.6％，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比1962年下降7.7％。
  【“文革”时期】（1966～1976年）这一时期“左倾”思潮泛滥，物价机构撤销，行之有效的物价管理制度废止。全区冻结物价，集贸市场曾一度关闭，工农业产品全部由国营和供销合作商业购销。粮、棉、油、药品等一大批商品分别实行全区一价，缩小地区差价，取消城乡差价和季节差价，大幅度降低医疗收费及药品价格，降低化肥、农药、影剧、旅社、理发等价格。
  1966年，国家提高粮食、油料等农产品收购价格后，销售价不动，市场零售物价水平不受影响。1975年全区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比1965年上升16.8％。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以1965年为100％，1975年为102.4％，10年上涨幅度仅2.4％。长时间冻结物价，缩小和取消地区差价，违背价值规律，阻碍商品生产和流通，许多商品价格与价值背离越来越大，全区价格问题越积越多。
  【改革开放时期】（1979～1995年）1978年后，地区恢复和健全各级物价机构，加强物价管理，强化价格监督检查，开始对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高度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1979～1984年，全区着重实行以调价为主的改革，对一些不合理的商品价格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1979年大幅度地提高粮食、棉花、油料、生猪、糖料等18类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价幅度24.8％；随后提高肉禽蛋、蔬菜、水产品、牛奶等8类副食品销售价格，并给职工发放副食品价格补贴；一些工业消费品价格也作了有升有降的调整；长期偏低的交通运价、医疗收费、旅社、理发、浴池、照相等服务行业收费，也陆续调高。
  1985年全区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比1975年上升71.3％，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比1975年上升15.4％。
  在改革价格体系的同时，全区开展价格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有：价格管理形式由过去单一的国家定价，改为实行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市场调节价等多种价格形式；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价格）；放开农副产品和小商品价格，对尚未放开的粮、棉、油等少数农产品价格，在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后，允许自由上市，实行议购议销，价格随行就市；下放部分价格管理权限，由县和企业定价。
  1985年以来，加快价格改革的步伐。重点是对价格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大量地放开商品价格和非商品收费。至1995年，地、县（市）管理的价格已全部放开，国家和省管商品价格也大部分放开。实行价格改革，对发展全区商品生产，扩大流通，活跃城乡经济，搞活企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起了很大作用。
  随着放开价格，全区一度乱涨价、乱收费现象突出。1985年以来，物价上涨面越来越宽，进入90年代，市场物价猛涨，1990年全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1985年上涨67.9％，比1950年上涨265.3％；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比1985年上涨51.5％，比1950年上涨774.4％。1995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1990年上涨87.9％，比1950年上涨588.8％；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比1990年上涨147.8％，比1950年上涨2066.8％。
  为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制止乱涨价、乱收费，1988年以来，实行物价控制目标责任制，对生活必需品实行控价、提价申报、在节日期间提价拖后制度。对行政事业性收费进行清理整顿，加强管理，取消不合理收费，实行收费许可证制度。1992年对全区地、县（市）企业物价人员进行培训，实行定价资格审查，颁发企业定价许可证，从多方面加大价格调控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