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州县图书馆

范长江眼里的瓜州（安西）王晓玲范长江被誉为新中国的新闻巨子，原名范希天，他先后历任《新华日报》社（华中版）社长、《解放日报》社社长、《人民日报》 社社长等职，在我国新闻界享有极高的声誉。
  范长江1926年参加革命，1933年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凭着一个优秀新闻工作者的政治敏锐，准确预测，一旦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沿海一带地区必然难以久守，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带。但是，由于西北地区比较荒僻，大多数国人对其现状知之甚少，因此，他认为当务之急就是对西北地区进行考察研究，让读者更多地了解西北。正是基于这样的初衷，从1935年7月起，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开始了他著名的旅行考察，他的脚步也走到了边陲之地的瓜州县（当时之安西县）。
  他的这次旅行考察，舟车劳顿，马不停蹄，历时10个月，行程6000余里，足迹遍及四川、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古等西北五省区，历尽艰辛采写了大量的旅行通讯，陆续寄回，在天津《大公报》先后发表。
  这些通讯里，有繁华都市，有荒僻山野，有古老废墟，也有战火荼毒下的可怜人民，真实地报道了西北地区近况，以犀利的笔触无情揭露了西北地区当权者的种种弊政，从多个视角把西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族等问题展现在读者面前，字里行间充满对西北民众悲惨生活的深切同情以及对民族命运的无限担忧，激发起广大读者的强烈共鸣。
  他旅行考察的这一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长征，这也是范长江极为关注的问题。故而，他在报道西北近况的同时，真实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迹，这是读者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报上，看到西北地区和红军长征的通讯报道。由于国民党采用严酷手段实行新闻封锁，国统区的读者民众对红军的真实信息难以知晓，第一次在《大公报》看到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之讯息，一个个觉得闻所未闻，叹为观止。这轰动了新闻界，轰动了全国，《大公报》名声大震。
  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大公报》岀版部于1936年8月将范长江的这些旅行通讯结集成册，定名为《中国的西北角》，在全国范围公开发行。一时之间，出现了读者抢购热潮，不到一个月时间，初版的几千册书籍就已售罄，后来再版9次，发行十几万册, 次次都被抢购一空。
  范长江旅行考察时看到了河西地区的现状，也真切感受到了西陲边地安西（今瓜州）的种种危机，他把这一切都行之笔端，令我们瓜州儿女至今读来，如同时光倒流，宛如亲历其境。
  三道沟富庶多缠商元人马祖常有一首诗：“波斯老贾渡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这是《河湟书事》诗的其中一首，作者以纪实的手法，写了一位来自中亚、小亚细亚的商人, 攀山涉水，不远万里到中国贸易经商，这位“波斯老贾”经常往返于丝绸之路，由于骑骆驼行走次数多了，只要晚上听到骆驼的铃声，就知道路途的远近。这首诗写得生动有趣，通过写眼前事，让人如今读来，亦感到视通万里，大元帝国疆域之广阔，边境之安定，商贸之繁盛情形，如同一幅写真画卷，活灵活现铺展在读者面前，从一个侧面记载描述了元代丝绸之路商品交易的繁忙兴旺景象。
  范长江先生向西经过安西县三道沟，见到了类似在丝绸之路奔波的“波斯老贾”式的商旅一缠商。
  范长江先生一路走来，他打眼望去，发现三道沟是关外第一大镇，比玉门、安西的县治都要富厚繁盛些，他在此看到很多来来往往的缠商，这是一些与聪明的“波斯老贾”相似的商人，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继续繁荣着逐渐萧条的丝绸之路。
  这些人为什么叫“缠商”呢？因为这些商人大部分来自新疆，而当时新疆大部分的人口是东土耳其人，大致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突厥。他们喜欢用布匹缠裹着包头，所以汉人取其这一特点统称他们为“缠头”，瓜州民间至今依然有“缠头”一词，就是由此因袭下来的，只不过词意变化很大，往往用来形容某人纠缠不休。这些所谓的“缠头”大多精明能干，擅长商贸，从事商业经营，故而被称为“缠商”。
  范长江先生发现，兰州以西的武威、张掖、酒泉、玉门、安西等地，都有缠商的足迹，不过，张掖以东地区，他们人员不多，势力不大，越往西来，缠商人数越多，势力更大。酒泉东关的商业,几乎全部是缠商的经营产业。作为关外第一大镇的三道沟也是缠商颇多，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这些缠商赶着骆驼队或者毛驴子队,穿过沙窝戈壁，不辞辛苦,东运西送，不过，现在的缠商不再是贩卖新疆采来的玉石，同时也不是到内地来换桑麻，这是其与“波斯老贾”的不同之处。他们主要是将新疆的诸多土产输入内地销售，并且售卖苏联出产的布匹等各种物件。由于苏联的布匹质地结实耐穿，价格低廉，深受一般大众和普通消费者的欢迎,所以河西各地，包括三道沟在内，缠商的生意很好。
  这些缠商性情忠厚驯善，身体壮实，一个个高鼻深目，尤其青年男子和少女，颇富欧洲人的美丽，他们不仅是那些灰暗岁月里西北边镇三道沟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也是温暖了范长江西北之行笔尖的一抹暖色。
  三道沟除了有大量的缠商之外，还时常有蒙古人来交易，这些蒙古人大多来自马鬃山，被当地人称为“鞑子”。
  范长江先生如此介绍当时的马鬃山，他说，马鬃山界于甘肃、新疆、外蒙古之间，以西北而东南的方向，袤延数百里，山不高而歧分杂岀，形如马鬃，故称“马鬃山”。山中本来有五六百家的蒙民住居，但是，由于这些蒙民大半为外蒙古独立之后，不为新政权所容之人，他们与外蒙古之间发生过武装冲突，后来，外蒙派人进到马鬃山进行了一次大屠杀，马鬃山就由过去的数百家住户凋零到只有几十家了。这不到一百家的蒙古人，全部以游牧为生，由一名姓张的汉人以团总名义进行管辖。
  三道沟物品丰富，商业较为繁荣，北面紧接马鬃山，所以马鬃山蒙民喜欢来此贸易购物，加之，三道沟南面过祁连山脉，即为青海和硕特蒙古，这些蒙古人因为最近各种负担太重，不断从青海逃入马鬃山，故而三道沟蒙人颇多。
  范长江先生极具政治敏锐和社会公义之心，他深深为这些蒙古人的生存状况感到担忧，因为他发现马鬃山的蒙古人，情形非常衰弱，对北面惧怕外蒙袭扰，西面担忧新疆哈萨抢掠，所以不敢住在马鬃山的西、北两面。
  民族关系如此，让他发出实为堪忧的叹息！“两江代电”笑话见黑暗范长江先生冷眼看去,安西虽然位于疏勒流域,极具水利优势,但现实让人揪心，当地政府不仅没有能够发挥其作用，为百姓谋利益，使安西成为百姓生活的福地，反而是民生痛苦，政治黑暗。在他看来，马家军势力盘踞的河西地区本就算是全国黑暗之地了，而安西则是河西地区第一等的黑暗地方。
  范长江先生列举了好多事例，如比较富庶的三道沟，有一个山西大商人任乡长,这个山西大商人在三道沟一手遮天,为所欲为，整个三道沟就是他的天下，范长江先生幽默地讽刺说那真是“权倾中外”，在三道沟什么人也没有他大了。安西县治所也是黑暗如墨，一些绅士与地方官互相勾结，鱼肉乡民。范长江亲眼所见，安西当时就有一绅士身兼数职，他既是县政府科长，又兼任教育局长，还是中学校长，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其中的缘由绝对不会是此人能力超群所致；不仅如此，县长竟然兼任党部委员，权力失去监督制约，一切事皆可为所欲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官员个人贪欲无限膨胀，一切的政事，都成了他们捞取利益、攫取钱财的机会。卖官鬻爵常态化，收受贿赂蔚然成风，只要交够一定数量的运动费就可当区长、当局长等各种官职，老百姓打官司要收取特定的状子费，就连当时的壮丁，只要用钱打点疏通，也完全可以免役。
  范长江先生在通讯稿里还记载了发生在安西的一个著名笑话： “两江代电”。
  有一天，商会会长突然被县府派去之人提押到县府里，气势汹汹，不容辩解。会长不明就里，追问自己被押的原因，得到的回答是“欠款未交”。这就奇怪了，会长可是什么钱都交清了的，怎么还会有欠款呢？追问之下，县政府的人说，他还欠一个“两江代电”的款子！什么是“两江代电”欠款？商会会长也被弄得莫名其妙！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省府曾经有两个“江”日（三日）电报，提调某种款项，由于当时提款项目太多，商会为求方便，将一部分钱款存在县府，遇有交款之项销去相应数额即可，谁知县府忘了商会存款之事，迨查旧案，发现两电之款没有着落，于是,立刻派人把会长拘来，查询此事。会长弄清楚被押原因，连忙说明事情原委，这才解除了县府误会，重新恢复自由。
  这一看似煞是有趣的原创笑话，尽显那时安西当局的腐败黑暗，堂堂一商会会长尚且如此遭遇，其余普通百姓的遭际也就可想而知了，用水深火热来形容绝不为过！我们再通过范长江先生《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了解一下安西百姓那时的生活状态。
  范长江从三道沟向县城进发的途中，遇到两位军队副官，他们是去安西提“拨款”的，这两个军队副官，气焰嚣张，飞扬跋扈,范长江如此形容他们：那个气势之大，真叫人不敢接近！经过打听得知，这一次的拨款是贰万四千元，而安西县全年收入总共不到两万元，其他项目的拨款姑且不算，仅这笔拨款就已经让安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了！我们不由得和范长江先生一样要问，这次不足的款子以及其他项目“拨款”又要从哪里去想法子？其实，不必殊费思索，自然是从老百姓身上榨油！军队不仅要提取“拨款”，还要收“官土”，也就是大烟。于是, 县政府就按照军方下达的总量进行分配，规定每家每户摊派若干两。但让人气愤的是，政府收取“官土”时不要大烟，而是按照烟价收取“现款”，不过，县政府所规定的烟价要比正常市价高二三倍！收齐现款之后，县政府再按照低好多的市价收购烟土，交付军队，完成“官土”任务。这么一转手，就可以获取数倍的收益，白花花的大洋流进了各级官员的腰包，而百姓的死活也就无人顾及了！除却固定款项，安西的临时派款也尤为厉害，范长江先生亲眼看见一家农民家里的墙上，贴满了交完派款取回来的收条，而好些收条既没有图章，也没有日期！这一笔笔榨取的民脂究竟何去何用，让人颇费思量！在这样的环境生存，人民的生活岂是一个苦字了得！我们回头再看看三道沟的情形吧！据范长江先生观察，高利贷在三道沟不是很流行，不流行并不是社会风气好，而是因为许多人已经穷困至极，赤光光一无所有。只要有人放账，为了生存，他们都会去借，但是借去以后，就再没什么能力可以偿还债务了！ 高利贷者如果要收回钱款，只有要他的“命”，才算唯一的还债的方法，这些放债的也就只好收手了。三道沟算是比较富庶之地，尚且如此，其他各地百姓的穷苦情形，不言自明。
  政治黑暗至此，致使安西民间村落十之五六已无人烟。范长江先生做了一个统计，就城厢而言，原有户口九百户，去年为七百户，今年只有五百户，差不多在以百分之三十的速度递减！ 相反，为繁荣新疆东境，新疆大量召致人口，无代价给这些难民以土地、耕牛、种子、农具，所以农民逃亡者日见增多，多分别逃往哈密一带。
  布隆吉忆说年将军范长江先生在三道沟住宿一夜，第二天转赴安西县城，他越过五六条全是疏勒河支流的干河，经过几十里水草丰美的草地，由于不谙熟路线，他在草地中走错了路，绕了几十里，才转到布隆吉的市街。
  他看到和西部诸多乡镇一样，布隆吉亦为破烂之小街。不过，和别处不同的是，这里有几十株大树非常惹眼，一棵棵粗壮高大，几个人合围才能抱住，看起来有些年份了。这些树木相传是清朝雍正时年羹尧亲手栽植，所以当地百姓亲切地称其为“年大将军树”。
  年羹尧是清朝康熙和雍正年间的重要将领，他运筹帷幄，驰骋疆场，曾配合各军平定西藏乱事，立下赫赫战功，深得雍正赏识宠信，被喻为雍正帝的左膀右臂。尤其是率清军平息青海罗卜藏丹津后，更是深得圣恩，成为雍正的主要心腹大臣，曾经官至抚远大将军、一等公，权倾一世。在生活上，雍正对年羹尧及其家人也是关怀备至：年羹尧的手腕、臂膀伤疾发作，乃至他的妻子患病，雍正都再三垂询，赐送药品；至于奇宝珍玩、珍馐美味的赏赐更是应有尽有，随时不期而至。更有甚者，雍正一次赐年羹尧荔枝，为保证荔枝鲜美，雍正令驿站6天内从京师送到西安，这不禁让人想起讥讽唐明皇动用驿站为杨贵妃急送荔枝的诗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可以这样说，雍正对年羹尧的宠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年羹尧所受恩遇之隆厚，自古以来罕有人臣能够与之相匹。
  遗憾的是，作为一代叱咤风云的将军，年羹尧未能善终。他自恃功高，将朝廷王公大臣全不放在眼里，骄横跋扈之风可谓登峰造极。他不仅在官场往来之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而且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他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都要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任用私人，贪敛财富，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这自然为立志刷新吏治，开创清明政治的雍正皇帝所不容，1725年底，他被雍正帝削官夺爵，列大罪九十二条，第二年被赐自尽。
  抛开历史的是是非非，范长江认为年羹尧是雍正时最有才略的大将军，其最大的功勋就是征服青海的罗卜藏丹津叛乱。年羹尧本人是否曾到过布隆吉，这一点现有史书没有文字记载，不过，范长江肯定地说，就年羹尧用兵经过来看，他曾经派兵监守过布隆吉，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范长江先生细致梳理了年羹尧当年对青海的用兵布置情况，年羹尧先分兵永昌、布隆吉两处，严密把守祁连山，以防罗卜藏丹津冲入河西内地；南面在巴塘理塘及四川松潘北的黄胜关大量屯兵，扼堵敌人窜入川藏的道路；又在新疆吐鲁番、哈密、巴里坤一带布阵屯兵，以截断罗卜藏丹津与新疆北部准噶尔通连之路；然后分遣主力，从青海东面的西宁，诸路出击，进攻敌军。罗卜藏丹津面对排山倒海般的清军主力，力不能支，但各条退路都被截断，都有重兵张网以待，他只有退缩在柴达木盆地，负隅顽抗。于是，年羹尧调整作战计划，从西宁、松潘、张掖、布隆吉四处共同出兵，合攻罗卜藏丹津，迫使罗卜藏丹津逃入新疆，最终平定青海，建立了不世之功。
  范长江认为就此事实观之，年羹尧当年或许真的曾经到过布隆吉进行巡视，也是可能之事。
  手抚棵棵年大将军书，怀想当年年羹尧布兵布隆吉的壮阔肃杀，看看如今布隆吉街市破落晦败之相，范长江先生心情复杂地离开此地，踏上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