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州县图书馆 内容
疏勒河是河西走廊西端极其重要的一条河流，全长六百余公里。西汉时叫籍端水，后又叫冥水，元明时叫布隆吉尔河，清代叫疏勒河。其水发源于祁连山中，曲折呈东南向西北流向。出了白雪皑皑的祁连山，经过玉门市、安西县，在敦煌西北与党河尾流相合。该河汉唐时水量很大，从安西境内流入沙州，不但灌溉安西主要的农田，还灌溉沙州北部地区，其尾流绕过汉玉门关，可注入新疆境内的罗布泊。据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记载，清雍正四年（1726年），川陕总督兼甘肃巡抚岳钟琪，下令疏通疏勒河，使疏勒河与党河合流，以通舟船运送兵粮，并招募工匠，疏勒河兴造船只。由于疏勒河水沿途渗漏及农业开发用水增加，水未能载船，所造之舟，沉于今安西双塔堡一带的河流中。
古代疏勒河主要流经安西地区。因其流域河底有很多黑色的沙粒，水色青黑，又名黑水。李正宇先生考证认为：“此水混浊不清，故称冥水”。①《太平寰宇记》云：“籍端水一名冥水”，是说该河经汉代的冥安县，籍端水又叫冥水。今天从玉门镇、安西县（汉渊泉县）古城到现在的锁阳古城的这段长约80公里、宽约5-10公里的地带，遗存大片古代农田（今已变成有大有小，造型各异，面积巨大的雅丹地貌）。其丘状的地表质地坚硬，象人工雕琢一般，这里满目荒凉，已寻找不到古代“家家流水，户户垂杨”的绿洲面貌，只有白茨、芨芨草稀疏地分布其间。但是“古代灌溉渠道、农田阡陌、地垄的遗址仍清晰可辨，并还残存着锁阳城、南岔大坑古城、半个城、旱湖脑城、肖家地古城等多座古城遗址……”。②这个灌溉农田分布广且稠密的风蚀地带，正是古代冥水流域。冥水绿洲，以布隆吉肖家地、锁阳城为中心，据航测提供的数据，至少不下五十万亩。这里绿洲范围内的耕地面积与山、泽、沙磧毗连。该地自古属干旱少雨的极旱荒漠地带，全年降水量45.7毫米，蒸发量3140.6毫米，这块古绿洲上的一切生命，都完全依靠冥水流域的河、泉、涧、池维系，依靠天然降水。根据敦煌遗书有关记载，古代瓜、沙绿洲上除天然植物外，主要种植有桃、梨、杏、杨、榆、原冥水流域灌溉区柳等树种和麦、豆、谷、麻等作物。水是生命之源，唐代州设渠泊使，县设平水，乡有渠头等职，专司水利事宜。郡县制定严格的民约水规，如同现在的《水法》，条款细致。民间有专司河渠修理、加强灌溉管理的组织曰“渠人社”。这说明古代瓜、沙无论是官方或民间，对水利非常重视，并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
瓜沙是古代传说中的雍州一部分。所谓“西至三危,莫不从化”。《舜典》又曰：“窜三苗于三危”。《禹贡》又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根据《汉书•地理志》等古代文献记述，氐置水即敦煌党河，黑水即安西疏勒河。夏、商以前有三苗、西戎活动于这一带。安西县原始村落遗址出土文物表明，冥水流域在四、五千年前就已经有人类在活动。虞舜时，窜三苗于三危。春秋时羌、戎盘居，战国时有乌孙、月氏驻牧。敦煌郡建立后，才正式管理这块地方。据此可知，冥水在汉代以前被称作黑水，且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冥水的源头，就是疏勒河。上游三百余公里，浩浩荡荡，在祁连山大峡谷中穿行，因其流经玉门市昌马乡又称昌马河。昌马河旁逸斜出，直插大峡口，其辗转于高山峡谷中，山地河道冲刷较深，流速很急，冲出祁连山，形成庞大的冲积扇面，扇面的坡度随地势下降，在这巨大的冲积扇面上，从南向北辐射形成二十余道河床，如今大部分都已干涸,但古代水流冲刷的印痕亦很清晰。西边的古河床与中下游的冥水古道相通，冥水中下游古河道向西北方向延伸，至此，古河道少部分尚有间歇性水流，但微乎其微。古代这里河道水流很大，同时又有众多的地下水补充，冥水水源，出了山川，通过人工渠道导引，分流于古代绿洲上。从肖家地到锁阳城我们看到几十条支渠，上百条子渠，形成密集的灌溉网络，供给这块已被风沙掩埋的古绿洲。渠道建造特点是自然流向与人工导引相结合。从古代冥水流域河、渠、泽、泊、泉的分布，可使我们进一步来探讨古代安西农田分布、道路设置、古城、烽燧及村落的布局特点。对其记述，有关传世文献或详或略，或多或少给人们提供一些原始资料。近年来用先进的航测手段，卫星拍照, 又提供了诸多依靠人力没法获取的资料。此对研究冥水流域古代历史地理无不裨益。
冥水古道除了部分区段外,大部分区段及与之相关的干、支渠、堰皆被风沙掩埋或辟为新农田。冥水古道从昌马河西边冲积扇流岀，从东向西流经锁阳城北，沿途与地下泉水汇流，沿截山庙一带，流出截山子，进入哈喇淖儿。冥水和河西其它融雪河水一样，由于受祁连山冰雪融化的影响，四季水量不定。每年夏秋涨水，洪水於积，冬季和初春水小，一年四季水流连续不断，洪水上涨时，就溢岀河谷，从高向低漫流，于是产生了许多条季节性河流。在这块五十余万亩的古绿洲里，人们还可看到被流沙半掩的古河道。从东南向西北方向，弯弯曲曲，从高到低，很不规则，沿途分出许多支岔，最大的有三条河道，基本保持平行，其中锁阳城北的一条最长，其南的一条，在锁阳城南分为两岔，一股向西流去，一部分浇灌锁阳城周围的农田。今天锁阳城南还有当年的护城河，深一米许，其西南五百米的地方还有水渠的残迹，还能辨识其模样。锁阳城内外遍布红柳和白茨、青茨，茂密处沙丘起伏，最高的沙丘与十米高的城墙齐高，城周围的雅丹地貌与灌木沙丘相伴，城南三公里处有宽约十五米，长约五十米的房宅遗迹，这大概是•60•古代的居民村居，旁边不远处，有渠道经过，高于周围近半米，为当年灌溉提供了方便。古河道上由人工引出的主干渠、支渠、斗渠都在农田集中的地区，有的宽几米，有的几十米，乃至上百米。真可谓农田密布，沟渠纵横。但古河流主干道却一直脉络清楚，轮廓分明。受风向影响，今风蚀台地的形状是南北短，东西长。河道的方向，在锁阳城北的一条由南向北，后转向西。干道旁的渠口不远处残留古代修堰的痕迹。锁阳城北的古河床由东南向西北，进入桥子南坝，当地群众称这条河“黑水河”，河上有桥供南北两边人行走，古城堡今荡然无存，惟其临近的道德楼与几十棵古榆树和黑水古道相伴。当地因黑水桥命名曰“桥子乡”。黑水实为冥水，今天，人们仍惯称黑水，冥水下游，唐宋又叫苦水，其源岀于安西城东北八公里，又名卤涧水。从桥子向西，在乱石山和截山南麓地带，当地人又叫黄水沟。从黄水沟到悬泉东一带，又叫芦草沟，如今此河上段已基本干涸，从踏实破城子西北，由于地势低洼，有榆林河水系暗流补给，营盘泉、磨盘泉水量很大。芦草沟中一年四季水流不断。长城堰，高一丈五尺，长三丈，阔二丈，是由沙洲刺史李无亏建在流跨瓜、沙二州苦水之上的拦水坝, 用来蓄积流水。苦水下游的古河道，由于水量渐少，亦渐匿迹。
唐中叶后，冥水改道东北流，灌溉水源减少。唐末到宋初张议潮、曹议金统治瓜州期间，整顿户民，兴修水利。《西域水道记》 中云:安西城东半里,有古刹遗址,有断碑埋没于草间，寻其残字曰：“大兴屯垦，水利疏通，荷锸如云，百亿京坻氐……” 。据民国安西县县长曹馥言此，一面是为张议潮歌功之言，另一面为曹议金颂德之辞，惟惜只有大概记述。晚唐冥水已经改道，张议潮中兴瓜、沙后，又一次进行了水利疏通，最终被吐蕃占据。原有的人口四•61•散逃逸，遭受兵燹之苦，安西的繁荣一下子衰落下去了，大面积的田园荒芜，被辟为牧场，几十万亩的绿洲废弃了。水利设施遭到破坏，古冥水断流东移，古绿洲迅速枯萎。宋元时该地仍有少量的人在活动，因千百年来黑水古道的地下潜流，在锁阳城城北十余公里的地方，形成无数沼泽、泉流，这里水草丰美，牛羊遍地。元代在冥水流域又开屯田，招募流民前来耕田，再度引冥水浇灌，并一度成为蒙古军的屯田之区，曾设置瓜、沙等处屯储总管万户府。清康熙、雍正年间，开发古安西北部土地，新置靖逆卫、赤斤卫、柳沟卫、安西厅、安西卫，招募迁移居民开田，大量引入疏勒河水, 逼水东流。至此，冥水古河道完全枯竭。
冥水下游的桥子乡在冥水断流后，仍有充足的地下水流，清代安西厅组织当地户民用柴草加高坝基以利灌溉。
注：①《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62页，李正宇《籍端水、独利河、苏勒河名义考》②③《中国沙漠》1991年第2期，20页，李并成《锁阳城遗址及其古垦区沙漠化过程考证》③敦煌遗书P.2005・62・疏勒河水系的变迁苟正光疏勒河发源于祁连山地最高峰（名团结峰或宰吾结勒，海拔5808米），所在的疏勒南山与陶勒南山大纵谷间，向西北流至昌马盆地以北岀黑崖子山（今昌马水库），分为数支流，散流在昌马大坝北面冲积扇上，根据地形分析，早期扇面东缘的支流可能经花海一金塔盆地，进入居延湖盆地，应属黑河水系，同时扇面西缘的支流，经踏实盆地与疏勒河下游盆地（为塔里木盆地的东端）而流入罗布泊（古称“罗布濯尔”），因此应属塔里木盆地水系。
据疏勒河昌马堡水文站24年（1952〜1975）统计，其平均流量为26.7秒立方米。年总流量为8.4亿立方米。仅次于黑河，为河西第二大河。
疏勒河中下游自汉武帝后元年（公元前88年）,建立敦煌郡（公元前111年）及其所属的瓜州（今瓜州古城以东）、冥安（今桥子）、效谷（今敦煌）、渊泉（今布隆吉）、广至（踏实破城子周边的土地）、龙勒（今南湖）等六县均设置在党河与疏勒河山前冲积扇边缘洼地带，由二河故道所经而发育成的小片绿洲区，例如布•63•疏勒河昌马段隆吉、桥子及踏实破城子，均位居疏勒河大面积扇前边缘洼地的绿洲带；而西湖六工城（西汉宜禾都尉昆仑障，东汉曹魏宜禾县）、敦煌及城湾四站，则分别位于党河冲积扇西翼、东翼及北缘洼地的绿洲区。二千余年来，兄弟民族占据此区，多于汉族，即是我国统一的明代王朝（嘉靖三年，1524年），曾将本区划为嘉峪关外, 因而本地区的汉文史资料较黑河及石羊河中、下游的酒泉张掖等郡县更少。直至十八世纪下半叶（康熙末年），清政府对本区采取军政措施，改明制卫所为州府县后，本区才有较详细的志书记载。
1、疏勒河中游诸河湖的变迁《水道提纲》称疏勒河为“布隆吉勒河、疑古黑水，即汉时南籍端水。”它的上游至二龙山（海拔4283米）以北，进入昌马堡盆地俗称昌马大河。北出昌马峡，（今昌马水库）始至河西走廊西段，即散流在昌马大坝冲积扇面上，近代主要支流，概在扇・64・面东部，多时有水的沟道，从扇面东缘的昌马河以西，由头道沟至十道沟间，只有三道沟河、五道沟河、九道沟河时有长流水，其它均属于季节性的河道了。
疏勒河在原昌马大坝冲积扇前缘洼地内，由于来自冲积扇面的主流及十道沟河，加上扇面潜流至扇缘露头的众多泉水，汇聚成无数的泉水河，再北流，因有北山横亘，形成汉代的冥泽，唐代名大泽（东西长260里，南北宽60里），清代初期的青山湖、布鲁湖与花海子，名称不同而湖水相通，实为同一河道湖的分段异名。花海子湖以东，作为赤金河清代终端湖的阿拉克池，应为布鲁湖东端后期分割的小湖（又名草湖）。赤金河在赤金峡以南，还有作为近代河道湖的赤金湖，南北向斜长分布在《清会典图》 上。上述历史时期不同名称的河道湖，在现代均已消失，由现今的玉门镇绿洲（1350平方千米），玉门赤金绿洲（290平方千米） 及花海绿洲（30平方千米）等灌溉农区取而代之。老河道湖床的淤积、湖积土层，除大部分垦为青山农场、饮马农场及黄花农场一带的耕地外，尚有不少白龙滩（风蚀残丘）、蘑菇滩、盐碱滩、沼泽地及部分流沙地，还可辨认出往昔湖泊的轮廓来。现今的北干河（西）、北石河（东）、南石河及疏勒河在饮马农场北山以西转弯西流至双塔堡间的一段河道，实皆旧日河道湖床，后经人工改造而成的新河道。近年又由现代化的东干渠和北干渠代替了部分新河道。
这里要指出的是疏勒河中游在大坝冲积扇北缘至饮马农场北山南麓间的东西向河道湖，百年前应属嘉峪关外第一大湖，但它在河西各湖泊中，生成较晚，发育较快，而范围较广（全长近三百里），尤其消失最快，至清代中叶以后，已消失在地图上。
这种大湖的形成、发展与消失的主要原因是疏勒河在历史时期由昌马大坝冲积扇面摆动的自然改道与人工筑坝开渠的结果。
由前述敦煌郡属主要是邑的建置地点与荒废时期，可知唐代的疏勒河主流，曾一度由大坝冲积扇西缘经锁阳城。至今锁阳城还有大片的古渠道农田灌溉轮廓，流入踏实盆地，再循今黄水沟河流至疏勒河下游的干三角洲，向西南会党河，西北流入哈拉湖。因此扇面北流诸小河及其潜水形成的泉水河，唐代虽曾汇聚为长达260里的大沼泽，但只是“丰水草、宜畜牧”的沼泽性草湖，而非真正大湖。至清代初年，由于开垦扇面北缘的柳河以东，全靠疏勒河水灌溉，因于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靖逆（今玉门镇）招来屯户于睡佛洞前，高筑巨坝（今原名昌马大坝），将河水堵向东北，而三、四道沟田地遂无点滴灌注” [1]。自此以后，由于疏勒河主流（名巩昌河）从扇面东缘北流而使东北缘洼地位于今饮马农场一带的布鲁湖水大增。因而1728年（雍正六年）清人马尔泰在《安西杂咏》中，对布鲁湖有如下赞诗：浩涉波光通弱水，高低山势接昆仑。
兼葭芒获秋风裹，月印明沙见野鸳。
疏勒河冲击道・66・当时布鲁湖的特色是“明湖秋水弥望，黄芦碧苇飞凫灭没，令人耳目清涤”。想见其，浩渺波光’，水量远超过唐代“丰水草, 宜畜牧”的大泽，实为清代河西的名胜大湖，曾几何时，百余年间, 竟然消失在1875年开始编制的《大清会典图》上。查布鲁湖的迅速消失，主要是清代开凿渠道，引水灌溉瓜州（安西）一带农田的结果。证据如此：（1）《安西采访录》水利段云：“雍正年间，安西兵备道王全臣相度靖逆（今玉门镇）之水，奏凿皇渠，不使入于布鲁（湖），而使入疏勒（河），且萃众沟泉以成其盛，由是今之临城（按指原安西城）五营，（瓜州）南北工，（南岔）小宛各村田地咸利焉”。
又云：“瓜州屯田，田多少水，思所以益疏勒之水者，尚有靖逆大东渠尾，亦入布鲁湖，弃之无用者，于尾流处开一渠，导之西北，由蘑菇滩注入桥湾，归入疏勒，则沿布鲁之众流，俱南流入渠，可加一半，不患其水少矣。”（2）谭其骧《汉书•地理志》选释敦煌郡云：“据《西域水道记》清初疏勒河仅西流至安西南一百五十里百齐堡（又名百旗城, 今仅存废墟，在今瓜州城西南21公里处）而止，自百齐堡以西接通党河一段，是雍正年间岳钟琪为了西征运粮而开凿的。渠成而双塔水库疏勒河水自东来,党河水自西来,俱流至砢砢砂石（今名上庙梁子, 在敦煌城北30公里处）投入漏沙。流势微弱，不克载舟。
又云：“可见双塔堡左右这一段河身很可能是古代人民为了导引冥泽水西流灌溉瓜州一带农田而开凿的。而瓜州一带农田灌溉的逐渐发展，疏勒河的西引以至于接通党河，又很可能是古代东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的冥泽逐渐涸缩成为清代的青山、布鲁、花海子诸湖终于完全消灭的主要因素。”这里还须提出疏勒河中游支流的踏实河，今名榆林河，上游名龚岔河。现今的龚岔河，源出大雪山西端。八十多年前中瑞科学考察团的布林（BirgerBohlin ）曾对龚岔河最上游段，被今野马河上游段等古河道的变迁问题，作出一些推论： 龚岔河源出大雪山，投入龚岔口山前冲积扇上，至扇前前缘的石包城盆地，出露头泉水汇集成第一次泉水河，经过横巴浪沟，上水峡口，进入其中游的踏实盆地南缘，名榆林河，北流以万佛峡（今榆林河水库） 汇入汉唐疏勒河的河湖道，形成今踏实绿洲。疏勒、踏实两河中的冲积扇缘泉水，又汇集成榆林河下游第二次泉水河的今黄水沟与芦草沟河，再进入疏勒河下游洼地（今吊吊水），又形成百旗堡绿洲（又名百齐堡）及瓜州口以西至党河冲积扇前缘洼地间古河道湖，湖积层今已成为风蚀残丘的白龙滩与流沙带（近期已开发为广至移民乡）。
2、疏勒河下游诸河湖的变迁疏勒河的现今河道,从双塔堡水库以下的乱山子水峡口以西，进入其下游干三角洲的洼地，海拔均在1250米以内，现为河西温暖带的主要产棉区。
疏勒河在双塔堡水库以西进入下游，分为总干、南北干支渠，形成瓜州（安西）绿洲。老河道由原环城乡以北向西流至西湖一带, 近期又发展成瓜州的西湖绿洲，以产优质棉花与各种瓜类著名于河西。
疏勒河在今西湖以西，再无地表经流。但从老河道与河道湖洼地所遗留的条状盐碱地判断：古疏勒河一直向西流至东经90° 与北纬40。附近的罗布泊内，因气候变化，以及中游绿洲耕地扩展，灌溉用水量增大，而使疏勒流量减小，加之库姆塔格的流沙向北扩张阻塞部分河道，及致疏勒河的终端逐渐多次由罗布泊向东退缩。至十七世纪末首次退至东经93。附近的哈拉齐（即清初实测图的哈拉池），再次退到汉玉门关以西的盐池湾附近，三次退至玉门关以东的波罗湖一带。清代末年第四次退至东经94。以东的哈拉诺尔，狭长河道的轮廓，清楚地注记在《申报馆地图》 上。现今的哈拉诺尔，早已干涸，变成盐碱滩，而哈拉诺尔以西的疏勒河故道，无论曲流阶地，河道湖床的盐碱带、风蚀土脊等，均分明注记在近测的1/100000地形图上。
疏勒河下游的最大支流为党河，《水道提纲》（卷五24页） 关于党河汇入疏勒河的地理位置及古今名称，有下述准确的描述： “布鲁吉勒河经安西府北，又西百里，至古沙洲北境，有西拉噶金河自南经州东而来注之……西拉噶金，亦曰：党河，即汉代时月氐置水也”。
据沙枣园水文站22年（54〜75年）记载党河平均流量9.24秒立米，仅次于西营河（16.4秒立米），为河西第五大河。
党河源出祁连山地西部的野马一一大雪山一一疏勒南山与党河南山间的大纵谷内，西北流至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党城湾出山，至河西走廊西段，再向西北流，进入老的党城湾冲积扇、经新构造运动隆起而河流下切成深达4〜40米之间峡谷中，所以现今主流已有固定河道，再无自然改道的机会。但至沙枣园以北，已出峡谷，流至平地。因受三危山大断层西端（在敦煌城西南）党河南山（1534米）与南湖东山（1494米）的阻挡，早期党河可能顺沙枣园以南的中游流向，从南湖东山南麓西流，经南湖区的西大沟西北流至疏勒河，由此一带的卵石广泛分布，可以证明，后曾改道东移至南湖东山的东麓，循今红（柳园）当（金山）公路转弯处（显由党河切成）北流，最后再次改道东移到党河口南山东麓的党河口（今修成党河水库），介于党河口南山与西千佛洞南山间，峡深8米，二次出山，进入疏勒河下游干三角洲，造成第二级较广阔而坡度平缓的党河口大冲积扇。扇面有不少老河道，呈放射状，指向前缘的疏勒河谷地，扇面西缘洼地的南湖，南大湖至盐池湾一线，可能是早期的党河由南湖东山南麓向西北流入疏勒河谷的故道，后来由于冲积扇面西缘的流沙扩大与地转偏向力作用，才使党河在扇面上自然摆动东移至今党河口，转变至冲积扇东缘洼地（即三危山在断层线北缘洼地）的月牙湖、盐池（伊塘湖）至折腰湖面上可看到河道的遗迹，后来由于来自三危山南的大泉河（西水沟）冲积扇向北扩展，才出现今党河口冲积扇东缘的敦煌绿洲。
（已干涸成沼泽地）一带为较老河道，至今在地总计党河口大冲积扇南北宽约70公里，坡度很小，扇缘东西长达110公里，面积2770平方公里（东缘包括敦煌绿洲620km2） 。在党河冲积扇东缘洼池地的老河道湖，有月牙泉与盐池，月牙泉旧名渥洼泉，以形似新月得名。《汉书》有“元鼑四年（前113年）天马生渥洼水中，武帝得之，作天马歌”的传说。月牙泉位于大沙山北麓与鸣沙山（实为高90多米的一大沙丘）之间。《敦煌县志》云：“在卫（明名沙洲卫，今敦煌旧城）南十里，其水澄沏，环以流沙，虽遇烈风而泉不为沙掩，名迹也” 。泉水较深、且为淡水, 可能是三危山大断层线上旧党河遗留的河道湖之一。为现今河西寿命最长而全国闻名的月牙泉沙山间小湖。
敦煌县迤东47里的盐池，又名伊塘湖（卫星片图象略呈圆形）, 今分为小盐池，大盐池等不少河道湖《元和郡县志》称“池中盐常自生，百姓仰给。”与其北面折腰湖，同属党河旧河道，湖的遗留部分。
在党河冲积扇东缘，今党河西岸的敦煌废郡，即古月氏地，公元前88年（武帝后元年）始置敦煌郡，为汉朝直属领土中最西一郡，城基尚存，后因党河水北冲，城墙已无，故于1725年（雍正三年）在旧城之东，筑今敦煌城于党河东岸。
党河积扇的北缘洼地内，有众多的泉水露出，还有一系列的疏勒河道湖、沼泽地、白龙滩及汉长城遗址，因此考证汉代为中西交通必由之路，著名中外的古玉门关，就在洋水海子及南园湖以东，南北向汉长城以内的小方盘城，汉代在玉门关及其南面的阳关均设有都尉，玉门关内外修筑了联接各烽燧的东西向长城，遗址至今注记于1/100000地图上，均在今疏勒河道以南，党河冲积扇前缘老河道的北侧，据斯坦因《新疆南路探险记》云：“武帝既设，自敦煌玉门关至盐池泽（今罗布泊）筑有长城，并自盐池以西至轮台间，筑有亭障（又名亭燧）以便联系轮台屯田的士兵。” 可见汉长城一直修至今罗布泊，并修筑亭燧至玉门关北道的轮台, 据近人实查玉门关北道至和田，共长3935里，与近代驿路合。“今驿路由瓜州（安西）绕道哈密，共长6800里，迂远过半矣” I4]。
注：[1] 《甘肃通志稿》的《安西县采访录》（1929）, “安西、玉门两处互争水案摘要。”[2] Bieger Bohlin:On The Hydrography of Western KansuP.6; P38—39、1940。
⑶张锡琪、崔方成编：《安西新志》（1947）、卷十“志余”，附“玉门、阳关古道里程”。
[4]苏履吉、曾诚：《敦煌县志》（1831）、卷二——卷七。
安西县解放初期行政区划考证陈向前安西县1949年9月28日解放，于10月7日，中共安西县委员会和安西县人民政府成立。
关于1949年10月，安西县建政时的行政区划，现存史料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1991年4月，由中共安西县委组织部、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和安西县档案局（馆）联合编纂，内部版的《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安西县组织史资料》（1949年至1987年，以下简称《组织史资料》）中记述：1949年10月，全县建立5个区，下设20个乡、2个街道人民政府。
第二种说法是，1992年12月岀版发行的《安西县志》（上起事物的发端下至1985年）中记述：1949年10月全县建立5个区，下设29个乡和2个街道人民政府。还有1986年县民政局编纂的《民政志》和1988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编纂的《政府志》，都与《安西县志》的记述一样，全县下设29个乡。
从以上史料看，1949年10月，安西县建政时行政区划，一个记述有20个乡，一个记述有29个乡。这就使人们无法了解安西县解放初期，到底设有多少个乡的问题。起初我发现这一问题并未引起重视，在一些关心安西历史的同志和单位曾向我提出询问后，我就想着有机会要进行一下考证。
我趁参与编纂安西县《组织史资料》续编,及《村级组织史资料》 （1949年至2007年）完稿之际，针对这一问题我进行了探讨研究。为了全面了解1949年10月安西县行政区划全县下设确实乡数的全貌，查阅了县档案馆现藏的100余卷1949年至1955年中共安西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县委组织部及区、乡的相关档案（因1949年10月至1951年12月，没有乡的机构设置及领导人任命的文书档案），并走访了50年代的老领导、老同志。经过对抄录档案及所了解到的材料进行分析、考证，最终确定有20个乡说法是正确的。现将考证依据和结果列述如下：一、确定有20个乡的依据第一，1952年10月9日，中共安西县委《三级干部会议总结》 中记述全县还有20个乡，同年10月11日,全县5个区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来自20个乡。
第二，1952年11月20日，中共安西县委《关于第一期土地改革复查工作情况报告》中记述全县20个乡；同月，安西县人民政府《安西县三年来建政工作进展情况》一文中记述：“摧毁了伪保甲制度，初步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成立了五个区公署、二十个乡镇和两个街道政府”；另一处记述：“全县二十个乡的农民代表会议代行了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了乡长”。
第三，1953年1月，安西县第四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审查表中记述全县20个乡。
上述的20个乡即：西南、环城、小宛、三道沟、东湖、泉子、•74•五道沟、山水梁、布隆吉、七道沟、双塔堡、桥子、南渠、西渠、头工、三工、九工、八工、六工、西湖乡。
二、 新划乡的依据第四、在1953年6月，中共安西县委《三级干部会议》、安西县选举委员会《安西县基层选举工作计划》中均提出：选举和民主建政工作相结合。全县原有21个乡（后增加四工乡）和两个街道，新划乡7个，共计30个乡。
第五、安西县选举委员会于1953年6月6日，颁发安西县泉北、泉南街和小宛、环城、西南、四工、三道沟、四道沟、东湖、泉子、东河、西河、山水梁、四夹滩、七道沟、九道沟、布隆吉、双塔堡、桥子、南渠、西渠、东巴兔、头工、三工、九工、十工、八工、南岔、六工、西湖共计28个乡的“选举委员会”印章。
从以上“第一、二、三”三项记述，充分证明《组织史资料》 记述的1949年10月全县设立20个乡是正确的。而《安西县志》、《政府志》及《民政志》中记述全县设立29个乡是不准确的。
三、 两种《史料》设乡的不同处及定乡的依据现将《安西县志》、《政府志》及《民政志》中记述5个区下设29个乡，与《组织史资料》记述下设20个乡的不同之处考证结果和依据分述如下：渊泉区：除上述“第一、第二、第三”项依据中渊泉区下设西南、环城、小宛3个乡外，并在1952年10月，渊泉区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同年11月，中共安西县委《关于第一期土地改革复查工作情况报告》及1953年1月安西县第四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审查表等文件中均明确记载渊泉区有西南、环城、小宛3个乡。《组织史资料》的记述与此相同，而《安西县志》记述下设西南、环城、小宛、四工4个乡，多出一个四工乡。
四工乡：除以上记述外，并从渊泉区1951年12月，《征收农业税》文件和1952年2月土地登记、土地改革工作复查及总结中均记述：渊泉区辖西南、环城、小宛3个乡，而四工为西南乡的第四行政村，由此可认定1949年10月，没有设置四工乡。
从1953年4月，安西县第四届第一次代表会议报到簿中有四工乡代表；可见四工乡设立于1953年4月以后。按上述“第三”、“第四”项依据中讲现有23个乡（包括四工乡和两个街道）、新划7个乡的记述，四工乡应设立于1953年2月左右。
柳沟区：除上述依据“第一、第二、第三”项记述柳沟区辖三道沟、东湖、泉子、五道沟、山水梁5个乡外，并从1950年6月，柳沟区发放各乡灾情救济花名册及1951年12月军烈属统计表中显示也只有以上5个乡；1952年3月，中共安西县委《关于第二期土地改革工作情况报告》、10月柳沟区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文件中均明确记载，柳沟区辖三道沟、东湖、泉子、五道沟、山水梁5个乡。《组织史资料》记述与此相同，而《安西县志》 记述下设山水梁、三道沟、东湖、泉子、四五夹滩、四道沟、河东、河西8个乡，其中多出四五夹滩、四道沟、河东、河西4个乡，而缺少一个五道沟乡。
除上述“第一、第二、第三”项依据中20个乡都没有四道沟、河东、河西、四五夹滩4个乡。并从柳沟区1950年6月，各乡灾情救济花名册及1952年3月12日“安西县第一届第一次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报到册中柳沟区也只有三道沟、东湖、泉子、五道沟、山水梁5个乡。由此可认定柳沟区1949年10月，没有设四道沟、河东、河西、四五夹滩4个乡。按上述“第四、第五”项・76•依据看，四五夹滩、四道沟、河东、河西4个乡为新划的7个乡之中。1953年4月开展第二期普选工作和6月安西县选举委员会颁发四道沟、东河、西河、四夹滩4个乡的“选举委员会”印章。由此可确认，以上4个乡应设立于1953年4月左右。
四道沟乡：除以上证据，还有1952年3月1日，《安西县第二期土改工作情况报告》及12月28日《民政工作总结》的记载： 柳沟区只辖三道沟、东湖、泉子、五道沟、山水梁5个乡；在柳沟区1953年1月30日,农业税征收清册中记述，四道沟为东湖乡第四行政村；6月，县选举委员会颁发四道沟乡“选举委员会” 印章。由此可确定1949年10月，没有设置四道沟乡。
四五夹滩乡：除以上“第一、第二、第三”项依据，20个乡中都没有四五夹滩乡外，还可从柳沟1950年6月发放各乡灾情救济及1952年3月《安西县第二期土改工作情况报告》和12月《民政工作总结》中均记述：柳沟区只辖三道沟、东湖、泉子、五道沟、山水梁5个乡；在柳沟区1953年农业税征收清册中记述，四五夹滩为山水梁乡的一个行政村，1953年6月，颁发四五夹滩乡“选举委员会”印章等依据，由此可判定，1949年10月，没有设置四五夹滩乡。
河东乡和河西乡：除以上“第一、第二、第三”项依据，20个乡中都没有河东乡和河西乡。还可从柳沟1950年6月发放各乡灾情救济及1952年3月“安西县第一届第一次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报到册中看到20个乡中有五道沟乡（为二区四乡），而没有河东乡和河西乡外,在柳沟区1952年3月，土地改革前后行政村干部数、土地清册、征公粮清册中都记载有五道沟乡共有3个行政村，即： 五道沟有南沟村（一行政村）、西沟村（二行政村）和六道沟为北沟村（三行政村），也就是说当时河东和河西，只是五道沟乡的行政村。从1953年柳沟区各乡、村各类土地等级产量调查表记载及前述“第四”项依据1953年6月新划乡7个，及颁发河东和河西两个乡的“选举委员会”印章等。由此可认定1949年10月，没有设置河东乡和河西乡，而是1953年原五道沟乡分设为河东乡和河西乡两个乡。
双隆区：从上述“第一、第二、第三”项依据中记载20个乡及1952年3月中共安西县委《关于第二期土地改革工作情况报告》,10月，柳沟区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3年1月，安西县第四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审查表等文件中均明确记载，双隆区下设布隆吉、七道沟、双塔堡3个乡。《组织史资料》记述与此相同，而《安西县志》记述下设布隆吉、七道沟、双塔堡、九道沟4个乡，多出1个九道沟乡。
九道沟乡：依据上述“第三、第四”项20个乡的记述，都没有九道沟乡。并从1953年4月开展第二期普选及乡队规模调整、新划7个乡等文件看，原隶属布隆吉乡的九道沟村从布隆吉乡划出，成立九道沟乡。由此可认定，1949年10月，没有设置九道沟乡。
桥踏区：除上述依据“第一、第二、第三”项记述20个中桥踏区辖桥子、南渠、西渠3个乡。并在1952年11月，安西县《关于第一期土地改上作情况报告》和1953年1月，安西县第四届第一次代表会议代表审查表中均记述桥踏区辖桥子、南渠、西渠3个乡，《组织史资料》记述与此相同，而《安西县志》记述下设桥子、南渠、西渠、东巴兔4个乡，多出1个东巴兔乡。
东巴兔乡：除上述依据“第二、第三”项记述20个乡都没有东巴兔乡外，并从桥踏区1952年土地登记清册中记载，东巴兔为桥踏区的直属行政村（当时也曾作为一个小乡）；1953年6月，第一期普选及颁发东巴兔乡“选举委员会”印章。由此可认定，1949年10月，没有设置东巴兔乡。
瓜州区：除上述依据“第一、第二、三”项记述的20个乡外, 并在1952年1月，安西县《瓜州区土地改革试点工作总结》、2月团县委在瓜州区5个乡《试点青年工作总结》中均记述瓜州区辖头工、三工、六工、八工、九工、西湖6个乡，《组织史资料》 记述与此相同，而《安西县志》记述下设头工、三工、六工、八工、九工、西湖、瓜州、十工、南岔9个乡，多出瓜州、十工、南岔3个乡。
瓜州乡：除上述依据外,并从瓜州区1951年至1952年各乡、村分配胜利果实名单及土地改革工作中记载，瓜州区在瓜州片只设有头工、三工2个乡。再者，从1952年2月，团县委在瓜州区五个乡试点青年工作总结中载瓜州区瓜州片只有头工、三工两个乡，由此可认定，1949年10月，没有设置瓜州乡。其瓜州乡设置时间远远在后，1959年7月5日，安党发第115号文件通知，成立瓜州人民公社；1983年3月，瓜州人民公社改为瓜州乡。
十工乡及南岔乡：除上述依据外，并从瓜州区1951年各乡公产清理登记表中载出，在南岔片只设置有九工、八工、六工（即三、四、五乡）3个乡，1952年的土地清册中记载，南岔村为六工乡的第四行政村，十工村为九工乡的第三行政村。再者，从1952年2月，团县委在瓜州区五个乡试点青年工作总结中记载，南岔片只设有九工、八工六工3个乡。在1953年春全县开展普选普查，及11月十工乡“夏秋季生产总结”中记述，十工原是九工乡的第三行政村，在开展普选宣传时才成立十工乡。6月6日颁发“南岔乡选举委员会和十工乡选举委员会”印章。由此可认定，1949年10月，没有设置南岔乡和十工乡。两个乡应设于1953年4月。
瓜州密教坛城遗址发现记宁瑞栋2003年秋，我受聘于花牛山集团公司，在做石岗墩项目规划时，借助航片发现石岗墩正北的戈壁上有一处城廓模样的遗址，随即告诉了县博物馆时任副馆长的李宏伟。9月8日，李宏伟和刘晓东驱车找到了这处遗址。该遗址平面呈正方形，四边长各142米，四边各开一门，四门各长12米、宽8.5米、进深8.5米，外墙残高0.5—0.8米不等，墙体平面宽厚，其筑造方法，显然是挖掘外侧的砂石填筑而成，其四周形成了小小的坡，似护城河的沟渠，方城的四面都有突岀于墙体的方形瓮城。城内有一方形墙线，为正方形，四边各长109米。方形墙内一大圆坛，为正圆，直径49.3米。方形墙与大圆坛均居中，大圆坛内中间偏北处建一方形台基，台基东西长9米、南北宽7.2米、残高0.18米。台基北侧3米处建一圆形坛基，直径4.5米、残高0.22米。圆形坛基与方形台基之间有一通道相连，长3米、宽0.7米，残高0.2米。方城墙体内侧各有小坛30余个，每坛直径1.2米左右。在遗址内还发现了青花和黑釉瓷片以及人工砍削的木撅。
该遗址位于县城东北5千米、疏勒河北岸、312国道之南、机械林场东面的戈壁滩上，距离最近的村庄是中沟村二组，该村旧称先农坛，系清雍正六年(1728)在原杜尔柏津城垣遗址上改修的坛宇，两地东西相距约3千米。
2004年8月26日，省考古所研究员张宝玺、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李正宇二位先生，在我与县博物馆馆员李春元、副馆长刘晓东陪同下，对该遗址再次进行了考察。长期从事密教研究的张先生认为“该遗址的平面设置和安西(即今瓜州)东千佛洞、旱峡石窟、榆林窟中的西夏壁画坛城图完全相同。如果这个看法能成立的话，该遗址将是一个密教从事法事活动后遗留下来的坛城遗址” 。在场的人表示赞同。
2004年9月李宏伟、刘晓东二人撰写了“安西发现大型古代坛城遗址”的稿件，经甘肃日报记者牛元修改后发表于10月13日的《甘肃日报》。
《敦煌研究》2005年第5期发表了张宝玺先生的《安西发现密教坛城遗址》论文。认为“该遗址从总体上和构筑形式用料上看，它是外具方城辟四门的金刚墙,中具圆形的金刚环，内有圆形和长方形遗迹的密教作法事时构筑的坛城遗址。
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旱峡石窟的壁画中都有坛城图。该遗址和壁画中的坛城比较起来,它的形式构造更为接近东千佛洞第2、5窟和旱峡石窟西窟的壁画坛城图。以此为例分述之：东千佛洞第2窟窟顶坛城图，内具方形金刚墙，外具圆形金刚环。金刚墙内作斜十字交角，划分成上下左右四个三角形色块。安排尊像五方佛：中心毗卢遮那佛，东方阿閦佛，西方阿弥陀佛，南方宝生佛，北方不空成就佛，及嬉鬘歌舞四供菩萨,共九尊。金刚墙四面各有城楼，其上张幡。金刚环由莲瓣、金刚杵、火焰纹三重组成。金刚环外四角有四身金刚。其外为四方形边框二匝，各画卷草纹和千佛。
东千佛洞第5窟中心柱左面向的坛城图，也是内具方形金刚墙，外具圆形金刚环。金刚墙内亦是斜十字交角线将墙内等分为四个色块,而中心部分置内金刚环。其尊像为五方佛，每佛身侧四供养菩萨，四面城楼下各一金刚把守，共计二十九尊。外围的金刚环由莲瓣、金刚杵、火焰纹组成带状纹饰。四角为阏伽花瓶。
旱峡石窟西窟右壁坛城图，与上两幅不同，内置圆形金刚环，外置方形金刚墙。金刚环由金刚杵及火焰纹组成。金刚环内又以同心圆置内金刚环等三重。内金刚环置尊像五方佛及四波罗密，其外二重为八大供养菩萨，十六大菩萨。加上城楼下的四尊金刚，总计三十七尊。金刚墙宽厚，由金刚杵、几何形图案等三层组成，四角各画扭动身姿的伎乐天数身，每面有高大的城楼。
榆林窟第3窟坛城图壁画。其结构上可以分成两种，一种为内具金刚墙，外为金刚环，如东千佛洞的2窟和5窟。另一种为内置金刚环，夕卜为金刚墙，如旱峡西窟。安西戈壁滩所发现的这个坛城图遗址颇似第二种，即内置金刚环，外为金刚墙。壁画中金刚墙，四面各画城楼，有的还画四金刚把守,而遗坛金刚墙四面各辟瓮城，这是不同之处。
遗址没有留下安置尊像的遗迹。不过我们可以根据现存的遗迹作一些推断，从遗址中心部位的圆坛可以推断它是安置主要尊像的位置，方坛则可能为主尊前面的供桌，以奉供品。两者为南北方向，由此可以推断主尊在地理方位上它是坐北面南。密宗在建坛城时，在方位上必须遵循仪轨，而且有着严格的要求，其仪轨是以西为上，上西下东左北右南。这里假如是金刚界坛城，则是以毗卢遮那佛为中心的东方阿閦佛，西方阿弥陀佛，南方宝生佛，北方不空成就佛。当然其尊像已不存在了,我们难以肯定究竟属于何尊。本坛是一次利用，还是多次利用？若多次利用，也就存在着每次变化主尊的可能性。关于方位问题，按建造金刚坛城的仪轨，是以西方为上，这里其上方所处地理位置则为北方，其间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坛城，是密教曼荼罗的汉译，是曼荼罗梵文米andala的音译，密教表示宇宙真理的图形，原意是球体、圆轮等。象征聚集诸佛、菩萨功德成一大法门，正因诸佛、菩萨真实功德均汇集此处，故依坛城修法就可速得成就。坛城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筑坛城修法，选择形胜之地筑方形与圆形组合的坛城。在坛上安置密教诸佛、菩萨像，并设众多物品祭供。另一种是绘画，将坛城绘于某一介质上，如本文前述的石窟壁画及布画、绢画等。
坛城中安置诸佛、菩萨的形象，“依教分布圣位，广略随意，或置一位，或安五位，或安九位，或十七位，及二十九，三十七位等，无量无边，一一皆依本教建立”。依教派分，基于《金刚经》者称金刚界坛安西古代坛城平面图城，基于《大日经》者称胎藏界坛城。
坛城起源于印度，最初指作法时的土坛，据《密宗要旨》载：“坛者积土于上，平治其面，而以牛粪涂其表，使之巩固，于此坛上管宗教之神圣行事,尤其为阿阇黎（导师之意）授戒弟子时，或国王即位时，于此上行之。”印度有专用土坛，我国与日本则多用木坛,……按仪式的规定，这种土坛在修法结束时要予以破坏和拆除，所以在考古上很难找到有关坛城的实物遗址。虽有承德热河避暑山庄外八庙清乾隆年间坛城遗址存世，但时代晚近。而位于安西戈壁滩上的这座坛城遗址,它可能是西夏时期坛城十分重要的遗存”。
瓜州县文物保护局局长李宏伟在其所著《中国之最话瓜州》（2006年3月岀版）一书中认为该遗址是冲国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密教遗址。”根据该遗址的形制作法，我们反复与榆林窟、东千佛洞、旱峡石窟的十几幅西夏、元代壁画中的坛城作了对比分析，又查阅了大量有关密宗佛教的典籍与记载,该遗址的形制与榆林窟西夏3窟南壁西侧壁画中的坛城基本相同，该画面为37尊胎藏界曼陀罗（意为坛城或坛城），中央画中台八叶院九尊，莲花中胎及八叶分设九座，中胎座上为大日如来，是密教的至尊。周围八叶中，东南西北四方之叶分别为宝幢如来、开敷华玉如来、无量寿如来、天鼓雷音如来、表如来之四摄。八叶四隅之叶座普贤、文殊、观音、弥勒四菩萨与中胎的大日如来共表如来之五智。整个曼陀罗图案方园套叠，并以四个三角和四个半圆组合成形,象征无所不包的佛法。由此我们推断该遗址是西夏时期的密教坛城遗址。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坛城遗址之一, 也是目前我国已发现的古代坛城中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形制最为清晰的坛城之一。该遗址是西夏时期密宗僧侣从事法事活动的最重要的遗址，该遗址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密宗佛教的产生、发展和历史演变，提供了实物资料。
古代疏勒河主要流经安西地区。因其流域河底有很多黑色的沙粒，水色青黑，又名黑水。李正宇先生考证认为：“此水混浊不清，故称冥水”。①《太平寰宇记》云：“籍端水一名冥水”，是说该河经汉代的冥安县，籍端水又叫冥水。今天从玉门镇、安西县（汉渊泉县）古城到现在的锁阳古城的这段长约80公里、宽约5-10公里的地带，遗存大片古代农田（今已变成有大有小，造型各异，面积巨大的雅丹地貌）。其丘状的地表质地坚硬，象人工雕琢一般，这里满目荒凉，已寻找不到古代“家家流水，户户垂杨”的绿洲面貌，只有白茨、芨芨草稀疏地分布其间。但是“古代灌溉渠道、农田阡陌、地垄的遗址仍清晰可辨，并还残存着锁阳城、南岔大坑古城、半个城、旱湖脑城、肖家地古城等多座古城遗址……”。②这个灌溉农田分布广且稠密的风蚀地带，正是古代冥水流域。冥水绿洲，以布隆吉肖家地、锁阳城为中心，据航测提供的数据，至少不下五十万亩。这里绿洲范围内的耕地面积与山、泽、沙磧毗连。该地自古属干旱少雨的极旱荒漠地带，全年降水量45.7毫米，蒸发量3140.6毫米，这块古绿洲上的一切生命，都完全依靠冥水流域的河、泉、涧、池维系，依靠天然降水。根据敦煌遗书有关记载，古代瓜、沙绿洲上除天然植物外，主要种植有桃、梨、杏、杨、榆、原冥水流域灌溉区柳等树种和麦、豆、谷、麻等作物。水是生命之源，唐代州设渠泊使，县设平水，乡有渠头等职，专司水利事宜。郡县制定严格的民约水规，如同现在的《水法》，条款细致。民间有专司河渠修理、加强灌溉管理的组织曰“渠人社”。这说明古代瓜、沙无论是官方或民间，对水利非常重视，并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
瓜沙是古代传说中的雍州一部分。所谓“西至三危,莫不从化”。《舜典》又曰：“窜三苗于三危”。《禹贡》又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根据《汉书•地理志》等古代文献记述，氐置水即敦煌党河，黑水即安西疏勒河。夏、商以前有三苗、西戎活动于这一带。安西县原始村落遗址出土文物表明，冥水流域在四、五千年前就已经有人类在活动。虞舜时，窜三苗于三危。春秋时羌、戎盘居，战国时有乌孙、月氏驻牧。敦煌郡建立后，才正式管理这块地方。据此可知，冥水在汉代以前被称作黑水，且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冥水的源头，就是疏勒河。上游三百余公里，浩浩荡荡，在祁连山大峡谷中穿行，因其流经玉门市昌马乡又称昌马河。昌马河旁逸斜出，直插大峡口，其辗转于高山峡谷中，山地河道冲刷较深，流速很急，冲出祁连山，形成庞大的冲积扇面，扇面的坡度随地势下降，在这巨大的冲积扇面上，从南向北辐射形成二十余道河床，如今大部分都已干涸,但古代水流冲刷的印痕亦很清晰。西边的古河床与中下游的冥水古道相通，冥水中下游古河道向西北方向延伸，至此，古河道少部分尚有间歇性水流，但微乎其微。古代这里河道水流很大，同时又有众多的地下水补充，冥水水源，出了山川，通过人工渠道导引，分流于古代绿洲上。从肖家地到锁阳城我们看到几十条支渠，上百条子渠，形成密集的灌溉网络，供给这块已被风沙掩埋的古绿洲。渠道建造特点是自然流向与人工导引相结合。从古代冥水流域河、渠、泽、泊、泉的分布，可使我们进一步来探讨古代安西农田分布、道路设置、古城、烽燧及村落的布局特点。对其记述，有关传世文献或详或略，或多或少给人们提供一些原始资料。近年来用先进的航测手段，卫星拍照, 又提供了诸多依靠人力没法获取的资料。此对研究冥水流域古代历史地理无不裨益。
冥水古道除了部分区段外,大部分区段及与之相关的干、支渠、堰皆被风沙掩埋或辟为新农田。冥水古道从昌马河西边冲积扇流岀，从东向西流经锁阳城北，沿途与地下泉水汇流，沿截山庙一带，流出截山子，进入哈喇淖儿。冥水和河西其它融雪河水一样，由于受祁连山冰雪融化的影响，四季水量不定。每年夏秋涨水，洪水於积，冬季和初春水小，一年四季水流连续不断，洪水上涨时，就溢岀河谷，从高向低漫流，于是产生了许多条季节性河流。在这块五十余万亩的古绿洲里，人们还可看到被流沙半掩的古河道。从东南向西北方向，弯弯曲曲，从高到低，很不规则，沿途分出许多支岔，最大的有三条河道，基本保持平行，其中锁阳城北的一条最长，其南的一条，在锁阳城南分为两岔，一股向西流去，一部分浇灌锁阳城周围的农田。今天锁阳城南还有当年的护城河，深一米许，其西南五百米的地方还有水渠的残迹，还能辨识其模样。锁阳城内外遍布红柳和白茨、青茨，茂密处沙丘起伏，最高的沙丘与十米高的城墙齐高，城周围的雅丹地貌与灌木沙丘相伴，城南三公里处有宽约十五米，长约五十米的房宅遗迹，这大概是•60•古代的居民村居，旁边不远处，有渠道经过，高于周围近半米，为当年灌溉提供了方便。古河道上由人工引出的主干渠、支渠、斗渠都在农田集中的地区，有的宽几米，有的几十米，乃至上百米。真可谓农田密布，沟渠纵横。但古河流主干道却一直脉络清楚，轮廓分明。受风向影响，今风蚀台地的形状是南北短，东西长。河道的方向，在锁阳城北的一条由南向北，后转向西。干道旁的渠口不远处残留古代修堰的痕迹。锁阳城北的古河床由东南向西北，进入桥子南坝，当地群众称这条河“黑水河”，河上有桥供南北两边人行走，古城堡今荡然无存，惟其临近的道德楼与几十棵古榆树和黑水古道相伴。当地因黑水桥命名曰“桥子乡”。黑水实为冥水，今天，人们仍惯称黑水，冥水下游，唐宋又叫苦水，其源岀于安西城东北八公里，又名卤涧水。从桥子向西，在乱石山和截山南麓地带，当地人又叫黄水沟。从黄水沟到悬泉东一带，又叫芦草沟，如今此河上段已基本干涸，从踏实破城子西北，由于地势低洼，有榆林河水系暗流补给，营盘泉、磨盘泉水量很大。芦草沟中一年四季水流不断。长城堰，高一丈五尺，长三丈，阔二丈，是由沙洲刺史李无亏建在流跨瓜、沙二州苦水之上的拦水坝, 用来蓄积流水。苦水下游的古河道，由于水量渐少，亦渐匿迹。
唐中叶后，冥水改道东北流，灌溉水源减少。唐末到宋初张议潮、曹议金统治瓜州期间，整顿户民，兴修水利。《西域水道记》 中云:安西城东半里,有古刹遗址,有断碑埋没于草间，寻其残字曰：“大兴屯垦，水利疏通，荷锸如云，百亿京坻氐……” 。据民国安西县县长曹馥言此，一面是为张议潮歌功之言，另一面为曹议金颂德之辞，惟惜只有大概记述。晚唐冥水已经改道，张议潮中兴瓜、沙后，又一次进行了水利疏通，最终被吐蕃占据。原有的人口四•61•散逃逸，遭受兵燹之苦，安西的繁荣一下子衰落下去了，大面积的田园荒芜，被辟为牧场，几十万亩的绿洲废弃了。水利设施遭到破坏，古冥水断流东移，古绿洲迅速枯萎。宋元时该地仍有少量的人在活动，因千百年来黑水古道的地下潜流，在锁阳城城北十余公里的地方，形成无数沼泽、泉流，这里水草丰美，牛羊遍地。元代在冥水流域又开屯田，招募流民前来耕田，再度引冥水浇灌，并一度成为蒙古军的屯田之区，曾设置瓜、沙等处屯储总管万户府。清康熙、雍正年间，开发古安西北部土地，新置靖逆卫、赤斤卫、柳沟卫、安西厅、安西卫，招募迁移居民开田，大量引入疏勒河水, 逼水东流。至此，冥水古河道完全枯竭。
冥水下游的桥子乡在冥水断流后，仍有充足的地下水流，清代安西厅组织当地户民用柴草加高坝基以利灌溉。
注：①《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62页，李正宇《籍端水、独利河、苏勒河名义考》②③《中国沙漠》1991年第2期，20页，李并成《锁阳城遗址及其古垦区沙漠化过程考证》③敦煌遗书P.2005・62・疏勒河水系的变迁苟正光疏勒河发源于祁连山地最高峰（名团结峰或宰吾结勒，海拔5808米），所在的疏勒南山与陶勒南山大纵谷间，向西北流至昌马盆地以北岀黑崖子山（今昌马水库），分为数支流，散流在昌马大坝北面冲积扇上，根据地形分析，早期扇面东缘的支流可能经花海一金塔盆地，进入居延湖盆地，应属黑河水系，同时扇面西缘的支流，经踏实盆地与疏勒河下游盆地（为塔里木盆地的东端）而流入罗布泊（古称“罗布濯尔”），因此应属塔里木盆地水系。
据疏勒河昌马堡水文站24年（1952〜1975）统计，其平均流量为26.7秒立方米。年总流量为8.4亿立方米。仅次于黑河，为河西第二大河。
疏勒河中下游自汉武帝后元年（公元前88年）,建立敦煌郡（公元前111年）及其所属的瓜州（今瓜州古城以东）、冥安（今桥子）、效谷（今敦煌）、渊泉（今布隆吉）、广至（踏实破城子周边的土地）、龙勒（今南湖）等六县均设置在党河与疏勒河山前冲积扇边缘洼地带，由二河故道所经而发育成的小片绿洲区，例如布•63•疏勒河昌马段隆吉、桥子及踏实破城子，均位居疏勒河大面积扇前边缘洼地的绿洲带；而西湖六工城（西汉宜禾都尉昆仑障，东汉曹魏宜禾县）、敦煌及城湾四站，则分别位于党河冲积扇西翼、东翼及北缘洼地的绿洲区。二千余年来，兄弟民族占据此区，多于汉族，即是我国统一的明代王朝（嘉靖三年，1524年），曾将本区划为嘉峪关外, 因而本地区的汉文史资料较黑河及石羊河中、下游的酒泉张掖等郡县更少。直至十八世纪下半叶（康熙末年），清政府对本区采取军政措施，改明制卫所为州府县后，本区才有较详细的志书记载。
1、疏勒河中游诸河湖的变迁《水道提纲》称疏勒河为“布隆吉勒河、疑古黑水，即汉时南籍端水。”它的上游至二龙山（海拔4283米）以北，进入昌马堡盆地俗称昌马大河。北出昌马峡，（今昌马水库）始至河西走廊西段，即散流在昌马大坝冲积扇面上，近代主要支流，概在扇・64・面东部，多时有水的沟道，从扇面东缘的昌马河以西，由头道沟至十道沟间，只有三道沟河、五道沟河、九道沟河时有长流水，其它均属于季节性的河道了。
疏勒河在原昌马大坝冲积扇前缘洼地内，由于来自冲积扇面的主流及十道沟河，加上扇面潜流至扇缘露头的众多泉水，汇聚成无数的泉水河，再北流，因有北山横亘，形成汉代的冥泽，唐代名大泽（东西长260里，南北宽60里），清代初期的青山湖、布鲁湖与花海子，名称不同而湖水相通，实为同一河道湖的分段异名。花海子湖以东，作为赤金河清代终端湖的阿拉克池，应为布鲁湖东端后期分割的小湖（又名草湖）。赤金河在赤金峡以南，还有作为近代河道湖的赤金湖，南北向斜长分布在《清会典图》 上。上述历史时期不同名称的河道湖，在现代均已消失，由现今的玉门镇绿洲（1350平方千米），玉门赤金绿洲（290平方千米） 及花海绿洲（30平方千米）等灌溉农区取而代之。老河道湖床的淤积、湖积土层，除大部分垦为青山农场、饮马农场及黄花农场一带的耕地外，尚有不少白龙滩（风蚀残丘）、蘑菇滩、盐碱滩、沼泽地及部分流沙地，还可辨认出往昔湖泊的轮廓来。现今的北干河（西）、北石河（东）、南石河及疏勒河在饮马农场北山以西转弯西流至双塔堡间的一段河道，实皆旧日河道湖床，后经人工改造而成的新河道。近年又由现代化的东干渠和北干渠代替了部分新河道。
这里要指出的是疏勒河中游在大坝冲积扇北缘至饮马农场北山南麓间的东西向河道湖，百年前应属嘉峪关外第一大湖，但它在河西各湖泊中，生成较晚，发育较快，而范围较广（全长近三百里），尤其消失最快，至清代中叶以后，已消失在地图上。
这种大湖的形成、发展与消失的主要原因是疏勒河在历史时期由昌马大坝冲积扇面摆动的自然改道与人工筑坝开渠的结果。
由前述敦煌郡属主要是邑的建置地点与荒废时期，可知唐代的疏勒河主流，曾一度由大坝冲积扇西缘经锁阳城。至今锁阳城还有大片的古渠道农田灌溉轮廓，流入踏实盆地，再循今黄水沟河流至疏勒河下游的干三角洲，向西南会党河，西北流入哈拉湖。因此扇面北流诸小河及其潜水形成的泉水河，唐代虽曾汇聚为长达260里的大沼泽，但只是“丰水草、宜畜牧”的沼泽性草湖，而非真正大湖。至清代初年，由于开垦扇面北缘的柳河以东，全靠疏勒河水灌溉，因于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靖逆（今玉门镇）招来屯户于睡佛洞前，高筑巨坝（今原名昌马大坝），将河水堵向东北，而三、四道沟田地遂无点滴灌注” [1]。自此以后，由于疏勒河主流（名巩昌河）从扇面东缘北流而使东北缘洼地位于今饮马农场一带的布鲁湖水大增。因而1728年（雍正六年）清人马尔泰在《安西杂咏》中，对布鲁湖有如下赞诗：浩涉波光通弱水，高低山势接昆仑。
兼葭芒获秋风裹，月印明沙见野鸳。
疏勒河冲击道・66・当时布鲁湖的特色是“明湖秋水弥望，黄芦碧苇飞凫灭没，令人耳目清涤”。想见其，浩渺波光’，水量远超过唐代“丰水草, 宜畜牧”的大泽，实为清代河西的名胜大湖，曾几何时，百余年间, 竟然消失在1875年开始编制的《大清会典图》上。查布鲁湖的迅速消失，主要是清代开凿渠道，引水灌溉瓜州（安西）一带农田的结果。证据如此：（1）《安西采访录》水利段云：“雍正年间，安西兵备道王全臣相度靖逆（今玉门镇）之水，奏凿皇渠，不使入于布鲁（湖），而使入疏勒（河），且萃众沟泉以成其盛，由是今之临城（按指原安西城）五营，（瓜州）南北工，（南岔）小宛各村田地咸利焉”。
又云：“瓜州屯田，田多少水，思所以益疏勒之水者，尚有靖逆大东渠尾，亦入布鲁湖，弃之无用者，于尾流处开一渠，导之西北，由蘑菇滩注入桥湾，归入疏勒，则沿布鲁之众流，俱南流入渠，可加一半，不患其水少矣。”（2）谭其骧《汉书•地理志》选释敦煌郡云：“据《西域水道记》清初疏勒河仅西流至安西南一百五十里百齐堡（又名百旗城, 今仅存废墟，在今瓜州城西南21公里处）而止，自百齐堡以西接通党河一段，是雍正年间岳钟琪为了西征运粮而开凿的。渠成而双塔水库疏勒河水自东来,党河水自西来,俱流至砢砢砂石（今名上庙梁子, 在敦煌城北30公里处）投入漏沙。流势微弱，不克载舟。
又云：“可见双塔堡左右这一段河身很可能是古代人民为了导引冥泽水西流灌溉瓜州一带农田而开凿的。而瓜州一带农田灌溉的逐渐发展，疏勒河的西引以至于接通党河，又很可能是古代东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的冥泽逐渐涸缩成为清代的青山、布鲁、花海子诸湖终于完全消灭的主要因素。”这里还须提出疏勒河中游支流的踏实河，今名榆林河，上游名龚岔河。现今的龚岔河，源出大雪山西端。八十多年前中瑞科学考察团的布林（BirgerBohlin ）曾对龚岔河最上游段，被今野马河上游段等古河道的变迁问题，作出一些推论： 龚岔河源出大雪山，投入龚岔口山前冲积扇上，至扇前前缘的石包城盆地，出露头泉水汇集成第一次泉水河，经过横巴浪沟，上水峡口，进入其中游的踏实盆地南缘，名榆林河，北流以万佛峡（今榆林河水库） 汇入汉唐疏勒河的河湖道，形成今踏实绿洲。疏勒、踏实两河中的冲积扇缘泉水，又汇集成榆林河下游第二次泉水河的今黄水沟与芦草沟河，再进入疏勒河下游洼地（今吊吊水），又形成百旗堡绿洲（又名百齐堡）及瓜州口以西至党河冲积扇前缘洼地间古河道湖，湖积层今已成为风蚀残丘的白龙滩与流沙带（近期已开发为广至移民乡）。
2、疏勒河下游诸河湖的变迁疏勒河的现今河道,从双塔堡水库以下的乱山子水峡口以西，进入其下游干三角洲的洼地，海拔均在1250米以内，现为河西温暖带的主要产棉区。
疏勒河在双塔堡水库以西进入下游，分为总干、南北干支渠，形成瓜州（安西）绿洲。老河道由原环城乡以北向西流至西湖一带, 近期又发展成瓜州的西湖绿洲，以产优质棉花与各种瓜类著名于河西。
疏勒河在今西湖以西，再无地表经流。但从老河道与河道湖洼地所遗留的条状盐碱地判断：古疏勒河一直向西流至东经90° 与北纬40。附近的罗布泊内，因气候变化，以及中游绿洲耕地扩展，灌溉用水量增大，而使疏勒流量减小，加之库姆塔格的流沙向北扩张阻塞部分河道，及致疏勒河的终端逐渐多次由罗布泊向东退缩。至十七世纪末首次退至东经93。附近的哈拉齐（即清初实测图的哈拉池），再次退到汉玉门关以西的盐池湾附近，三次退至玉门关以东的波罗湖一带。清代末年第四次退至东经94。以东的哈拉诺尔，狭长河道的轮廓，清楚地注记在《申报馆地图》 上。现今的哈拉诺尔，早已干涸，变成盐碱滩，而哈拉诺尔以西的疏勒河故道，无论曲流阶地，河道湖床的盐碱带、风蚀土脊等，均分明注记在近测的1/100000地形图上。
疏勒河下游的最大支流为党河，《水道提纲》（卷五24页） 关于党河汇入疏勒河的地理位置及古今名称，有下述准确的描述： “布鲁吉勒河经安西府北，又西百里，至古沙洲北境，有西拉噶金河自南经州东而来注之……西拉噶金，亦曰：党河，即汉代时月氐置水也”。
据沙枣园水文站22年（54〜75年）记载党河平均流量9.24秒立米，仅次于西营河（16.4秒立米），为河西第五大河。
党河源出祁连山地西部的野马一一大雪山一一疏勒南山与党河南山间的大纵谷内，西北流至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党城湾出山，至河西走廊西段，再向西北流，进入老的党城湾冲积扇、经新构造运动隆起而河流下切成深达4〜40米之间峡谷中，所以现今主流已有固定河道，再无自然改道的机会。但至沙枣园以北，已出峡谷，流至平地。因受三危山大断层西端（在敦煌城西南）党河南山（1534米）与南湖东山（1494米）的阻挡，早期党河可能顺沙枣园以南的中游流向，从南湖东山南麓西流，经南湖区的西大沟西北流至疏勒河，由此一带的卵石广泛分布，可以证明，后曾改道东移至南湖东山的东麓，循今红（柳园）当（金山）公路转弯处（显由党河切成）北流，最后再次改道东移到党河口南山东麓的党河口（今修成党河水库），介于党河口南山与西千佛洞南山间，峡深8米，二次出山，进入疏勒河下游干三角洲，造成第二级较广阔而坡度平缓的党河口大冲积扇。扇面有不少老河道，呈放射状，指向前缘的疏勒河谷地，扇面西缘洼地的南湖，南大湖至盐池湾一线，可能是早期的党河由南湖东山南麓向西北流入疏勒河谷的故道，后来由于冲积扇面西缘的流沙扩大与地转偏向力作用，才使党河在扇面上自然摆动东移至今党河口，转变至冲积扇东缘洼地（即三危山在断层线北缘洼地）的月牙湖、盐池（伊塘湖）至折腰湖面上可看到河道的遗迹，后来由于来自三危山南的大泉河（西水沟）冲积扇向北扩展，才出现今党河口冲积扇东缘的敦煌绿洲。
（已干涸成沼泽地）一带为较老河道，至今在地总计党河口大冲积扇南北宽约70公里，坡度很小，扇缘东西长达110公里，面积2770平方公里（东缘包括敦煌绿洲620km2） 。在党河冲积扇东缘洼池地的老河道湖，有月牙泉与盐池，月牙泉旧名渥洼泉，以形似新月得名。《汉书》有“元鼑四年（前113年）天马生渥洼水中，武帝得之，作天马歌”的传说。月牙泉位于大沙山北麓与鸣沙山（实为高90多米的一大沙丘）之间。《敦煌县志》云：“在卫（明名沙洲卫，今敦煌旧城）南十里，其水澄沏，环以流沙，虽遇烈风而泉不为沙掩，名迹也” 。泉水较深、且为淡水, 可能是三危山大断层线上旧党河遗留的河道湖之一。为现今河西寿命最长而全国闻名的月牙泉沙山间小湖。
敦煌县迤东47里的盐池，又名伊塘湖（卫星片图象略呈圆形）, 今分为小盐池，大盐池等不少河道湖《元和郡县志》称“池中盐常自生，百姓仰给。”与其北面折腰湖，同属党河旧河道，湖的遗留部分。
在党河冲积扇东缘，今党河西岸的敦煌废郡，即古月氏地，公元前88年（武帝后元年）始置敦煌郡，为汉朝直属领土中最西一郡，城基尚存，后因党河水北冲，城墙已无，故于1725年（雍正三年）在旧城之东，筑今敦煌城于党河东岸。
党河积扇的北缘洼地内，有众多的泉水露出，还有一系列的疏勒河道湖、沼泽地、白龙滩及汉长城遗址，因此考证汉代为中西交通必由之路，著名中外的古玉门关，就在洋水海子及南园湖以东，南北向汉长城以内的小方盘城，汉代在玉门关及其南面的阳关均设有都尉，玉门关内外修筑了联接各烽燧的东西向长城，遗址至今注记于1/100000地图上，均在今疏勒河道以南，党河冲积扇前缘老河道的北侧，据斯坦因《新疆南路探险记》云：“武帝既设，自敦煌玉门关至盐池泽（今罗布泊）筑有长城，并自盐池以西至轮台间，筑有亭障（又名亭燧）以便联系轮台屯田的士兵。” 可见汉长城一直修至今罗布泊，并修筑亭燧至玉门关北道的轮台, 据近人实查玉门关北道至和田，共长3935里，与近代驿路合。“今驿路由瓜州（安西）绕道哈密，共长6800里，迂远过半矣” I4]。
注：[1] 《甘肃通志稿》的《安西县采访录》（1929）, “安西、玉门两处互争水案摘要。”[2] Bieger Bohlin:On The Hydrography of Western KansuP.6; P38—39、1940。
⑶张锡琪、崔方成编：《安西新志》（1947）、卷十“志余”，附“玉门、阳关古道里程”。
[4]苏履吉、曾诚：《敦煌县志》（1831）、卷二——卷七。
安西县解放初期行政区划考证陈向前安西县1949年9月28日解放，于10月7日，中共安西县委员会和安西县人民政府成立。
关于1949年10月，安西县建政时的行政区划，现存史料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1991年4月，由中共安西县委组织部、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和安西县档案局（馆）联合编纂，内部版的《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安西县组织史资料》（1949年至1987年，以下简称《组织史资料》）中记述：1949年10月，全县建立5个区，下设20个乡、2个街道人民政府。
第二种说法是，1992年12月岀版发行的《安西县志》（上起事物的发端下至1985年）中记述：1949年10月全县建立5个区，下设29个乡和2个街道人民政府。还有1986年县民政局编纂的《民政志》和1988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编纂的《政府志》，都与《安西县志》的记述一样，全县下设29个乡。
从以上史料看，1949年10月，安西县建政时行政区划，一个记述有20个乡，一个记述有29个乡。这就使人们无法了解安西县解放初期，到底设有多少个乡的问题。起初我发现这一问题并未引起重视，在一些关心安西历史的同志和单位曾向我提出询问后，我就想着有机会要进行一下考证。
我趁参与编纂安西县《组织史资料》续编,及《村级组织史资料》 （1949年至2007年）完稿之际，针对这一问题我进行了探讨研究。为了全面了解1949年10月安西县行政区划全县下设确实乡数的全貌，查阅了县档案馆现藏的100余卷1949年至1955年中共安西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县委组织部及区、乡的相关档案（因1949年10月至1951年12月，没有乡的机构设置及领导人任命的文书档案），并走访了50年代的老领导、老同志。经过对抄录档案及所了解到的材料进行分析、考证，最终确定有20个乡说法是正确的。现将考证依据和结果列述如下：一、确定有20个乡的依据第一，1952年10月9日，中共安西县委《三级干部会议总结》 中记述全县还有20个乡，同年10月11日,全县5个区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来自20个乡。
第二，1952年11月20日，中共安西县委《关于第一期土地改革复查工作情况报告》中记述全县20个乡；同月，安西县人民政府《安西县三年来建政工作进展情况》一文中记述：“摧毁了伪保甲制度，初步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成立了五个区公署、二十个乡镇和两个街道政府”；另一处记述：“全县二十个乡的农民代表会议代行了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了乡长”。
第三，1953年1月，安西县第四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审查表中记述全县20个乡。
上述的20个乡即：西南、环城、小宛、三道沟、东湖、泉子、•74•五道沟、山水梁、布隆吉、七道沟、双塔堡、桥子、南渠、西渠、头工、三工、九工、八工、六工、西湖乡。
二、 新划乡的依据第四、在1953年6月，中共安西县委《三级干部会议》、安西县选举委员会《安西县基层选举工作计划》中均提出：选举和民主建政工作相结合。全县原有21个乡（后增加四工乡）和两个街道，新划乡7个，共计30个乡。
第五、安西县选举委员会于1953年6月6日，颁发安西县泉北、泉南街和小宛、环城、西南、四工、三道沟、四道沟、东湖、泉子、东河、西河、山水梁、四夹滩、七道沟、九道沟、布隆吉、双塔堡、桥子、南渠、西渠、东巴兔、头工、三工、九工、十工、八工、南岔、六工、西湖共计28个乡的“选举委员会”印章。
从以上“第一、二、三”三项记述，充分证明《组织史资料》 记述的1949年10月全县设立20个乡是正确的。而《安西县志》、《政府志》及《民政志》中记述全县设立29个乡是不准确的。
三、 两种《史料》设乡的不同处及定乡的依据现将《安西县志》、《政府志》及《民政志》中记述5个区下设29个乡，与《组织史资料》记述下设20个乡的不同之处考证结果和依据分述如下：渊泉区：除上述“第一、第二、第三”项依据中渊泉区下设西南、环城、小宛3个乡外，并在1952年10月，渊泉区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同年11月，中共安西县委《关于第一期土地改革复查工作情况报告》及1953年1月安西县第四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审查表等文件中均明确记载渊泉区有西南、环城、小宛3个乡。《组织史资料》的记述与此相同，而《安西县志》记述下设西南、环城、小宛、四工4个乡，多出一个四工乡。
四工乡：除以上记述外，并从渊泉区1951年12月，《征收农业税》文件和1952年2月土地登记、土地改革工作复查及总结中均记述：渊泉区辖西南、环城、小宛3个乡，而四工为西南乡的第四行政村，由此可认定1949年10月，没有设置四工乡。
从1953年4月，安西县第四届第一次代表会议报到簿中有四工乡代表；可见四工乡设立于1953年4月以后。按上述“第三”、“第四”项依据中讲现有23个乡（包括四工乡和两个街道）、新划7个乡的记述，四工乡应设立于1953年2月左右。
柳沟区：除上述依据“第一、第二、第三”项记述柳沟区辖三道沟、东湖、泉子、五道沟、山水梁5个乡外，并从1950年6月，柳沟区发放各乡灾情救济花名册及1951年12月军烈属统计表中显示也只有以上5个乡；1952年3月，中共安西县委《关于第二期土地改革工作情况报告》、10月柳沟区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文件中均明确记载，柳沟区辖三道沟、东湖、泉子、五道沟、山水梁5个乡。《组织史资料》记述与此相同，而《安西县志》 记述下设山水梁、三道沟、东湖、泉子、四五夹滩、四道沟、河东、河西8个乡，其中多出四五夹滩、四道沟、河东、河西4个乡，而缺少一个五道沟乡。
除上述“第一、第二、第三”项依据中20个乡都没有四道沟、河东、河西、四五夹滩4个乡。并从柳沟区1950年6月，各乡灾情救济花名册及1952年3月12日“安西县第一届第一次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报到册中柳沟区也只有三道沟、东湖、泉子、五道沟、山水梁5个乡。由此可认定柳沟区1949年10月，没有设四道沟、河东、河西、四五夹滩4个乡。按上述“第四、第五”项・76•依据看，四五夹滩、四道沟、河东、河西4个乡为新划的7个乡之中。1953年4月开展第二期普选工作和6月安西县选举委员会颁发四道沟、东河、西河、四夹滩4个乡的“选举委员会”印章。由此可确认，以上4个乡应设立于1953年4月左右。
四道沟乡：除以上证据，还有1952年3月1日，《安西县第二期土改工作情况报告》及12月28日《民政工作总结》的记载： 柳沟区只辖三道沟、东湖、泉子、五道沟、山水梁5个乡；在柳沟区1953年1月30日,农业税征收清册中记述，四道沟为东湖乡第四行政村；6月，县选举委员会颁发四道沟乡“选举委员会” 印章。由此可确定1949年10月，没有设置四道沟乡。
四五夹滩乡：除以上“第一、第二、第三”项依据，20个乡中都没有四五夹滩乡外，还可从柳沟1950年6月发放各乡灾情救济及1952年3月《安西县第二期土改工作情况报告》和12月《民政工作总结》中均记述：柳沟区只辖三道沟、东湖、泉子、五道沟、山水梁5个乡；在柳沟区1953年农业税征收清册中记述，四五夹滩为山水梁乡的一个行政村，1953年6月，颁发四五夹滩乡“选举委员会”印章等依据，由此可判定，1949年10月，没有设置四五夹滩乡。
河东乡和河西乡：除以上“第一、第二、第三”项依据，20个乡中都没有河东乡和河西乡。还可从柳沟1950年6月发放各乡灾情救济及1952年3月“安西县第一届第一次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报到册中看到20个乡中有五道沟乡（为二区四乡），而没有河东乡和河西乡外,在柳沟区1952年3月，土地改革前后行政村干部数、土地清册、征公粮清册中都记载有五道沟乡共有3个行政村，即： 五道沟有南沟村（一行政村）、西沟村（二行政村）和六道沟为北沟村（三行政村），也就是说当时河东和河西，只是五道沟乡的行政村。从1953年柳沟区各乡、村各类土地等级产量调查表记载及前述“第四”项依据1953年6月新划乡7个，及颁发河东和河西两个乡的“选举委员会”印章等。由此可认定1949年10月，没有设置河东乡和河西乡，而是1953年原五道沟乡分设为河东乡和河西乡两个乡。
双隆区：从上述“第一、第二、第三”项依据中记载20个乡及1952年3月中共安西县委《关于第二期土地改革工作情况报告》,10月，柳沟区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3年1月，安西县第四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审查表等文件中均明确记载，双隆区下设布隆吉、七道沟、双塔堡3个乡。《组织史资料》记述与此相同，而《安西县志》记述下设布隆吉、七道沟、双塔堡、九道沟4个乡，多出1个九道沟乡。
九道沟乡：依据上述“第三、第四”项20个乡的记述，都没有九道沟乡。并从1953年4月开展第二期普选及乡队规模调整、新划7个乡等文件看，原隶属布隆吉乡的九道沟村从布隆吉乡划出，成立九道沟乡。由此可认定，1949年10月，没有设置九道沟乡。
桥踏区：除上述依据“第一、第二、第三”项记述20个中桥踏区辖桥子、南渠、西渠3个乡。并在1952年11月，安西县《关于第一期土地改上作情况报告》和1953年1月，安西县第四届第一次代表会议代表审查表中均记述桥踏区辖桥子、南渠、西渠3个乡，《组织史资料》记述与此相同，而《安西县志》记述下设桥子、南渠、西渠、东巴兔4个乡，多出1个东巴兔乡。
东巴兔乡：除上述依据“第二、第三”项记述20个乡都没有东巴兔乡外，并从桥踏区1952年土地登记清册中记载，东巴兔为桥踏区的直属行政村（当时也曾作为一个小乡）；1953年6月，第一期普选及颁发东巴兔乡“选举委员会”印章。由此可认定，1949年10月，没有设置东巴兔乡。
瓜州区：除上述依据“第一、第二、三”项记述的20个乡外, 并在1952年1月，安西县《瓜州区土地改革试点工作总结》、2月团县委在瓜州区5个乡《试点青年工作总结》中均记述瓜州区辖头工、三工、六工、八工、九工、西湖6个乡，《组织史资料》 记述与此相同，而《安西县志》记述下设头工、三工、六工、八工、九工、西湖、瓜州、十工、南岔9个乡，多出瓜州、十工、南岔3个乡。
瓜州乡：除上述依据外,并从瓜州区1951年至1952年各乡、村分配胜利果实名单及土地改革工作中记载，瓜州区在瓜州片只设有头工、三工2个乡。再者，从1952年2月，团县委在瓜州区五个乡试点青年工作总结中载瓜州区瓜州片只有头工、三工两个乡，由此可认定，1949年10月，没有设置瓜州乡。其瓜州乡设置时间远远在后，1959年7月5日，安党发第115号文件通知，成立瓜州人民公社；1983年3月，瓜州人民公社改为瓜州乡。
十工乡及南岔乡：除上述依据外，并从瓜州区1951年各乡公产清理登记表中载出，在南岔片只设置有九工、八工、六工（即三、四、五乡）3个乡，1952年的土地清册中记载，南岔村为六工乡的第四行政村，十工村为九工乡的第三行政村。再者，从1952年2月，团县委在瓜州区五个乡试点青年工作总结中记载，南岔片只设有九工、八工六工3个乡。在1953年春全县开展普选普查，及11月十工乡“夏秋季生产总结”中记述，十工原是九工乡的第三行政村，在开展普选宣传时才成立十工乡。6月6日颁发“南岔乡选举委员会和十工乡选举委员会”印章。由此可认定，1949年10月，没有设置南岔乡和十工乡。两个乡应设于1953年4月。
瓜州密教坛城遗址发现记宁瑞栋2003年秋，我受聘于花牛山集团公司，在做石岗墩项目规划时，借助航片发现石岗墩正北的戈壁上有一处城廓模样的遗址，随即告诉了县博物馆时任副馆长的李宏伟。9月8日，李宏伟和刘晓东驱车找到了这处遗址。该遗址平面呈正方形，四边长各142米，四边各开一门，四门各长12米、宽8.5米、进深8.5米，外墙残高0.5—0.8米不等，墙体平面宽厚，其筑造方法，显然是挖掘外侧的砂石填筑而成，其四周形成了小小的坡，似护城河的沟渠，方城的四面都有突岀于墙体的方形瓮城。城内有一方形墙线，为正方形，四边各长109米。方形墙内一大圆坛，为正圆，直径49.3米。方形墙与大圆坛均居中，大圆坛内中间偏北处建一方形台基，台基东西长9米、南北宽7.2米、残高0.18米。台基北侧3米处建一圆形坛基，直径4.5米、残高0.22米。圆形坛基与方形台基之间有一通道相连，长3米、宽0.7米，残高0.2米。方城墙体内侧各有小坛30余个，每坛直径1.2米左右。在遗址内还发现了青花和黑釉瓷片以及人工砍削的木撅。
该遗址位于县城东北5千米、疏勒河北岸、312国道之南、机械林场东面的戈壁滩上，距离最近的村庄是中沟村二组，该村旧称先农坛，系清雍正六年(1728)在原杜尔柏津城垣遗址上改修的坛宇，两地东西相距约3千米。
2004年8月26日，省考古所研究员张宝玺、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李正宇二位先生，在我与县博物馆馆员李春元、副馆长刘晓东陪同下，对该遗址再次进行了考察。长期从事密教研究的张先生认为“该遗址的平面设置和安西(即今瓜州)东千佛洞、旱峡石窟、榆林窟中的西夏壁画坛城图完全相同。如果这个看法能成立的话，该遗址将是一个密教从事法事活动后遗留下来的坛城遗址” 。在场的人表示赞同。
2004年9月李宏伟、刘晓东二人撰写了“安西发现大型古代坛城遗址”的稿件，经甘肃日报记者牛元修改后发表于10月13日的《甘肃日报》。
《敦煌研究》2005年第5期发表了张宝玺先生的《安西发现密教坛城遗址》论文。认为“该遗址从总体上和构筑形式用料上看，它是外具方城辟四门的金刚墙,中具圆形的金刚环，内有圆形和长方形遗迹的密教作法事时构筑的坛城遗址。
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旱峡石窟的壁画中都有坛城图。该遗址和壁画中的坛城比较起来,它的形式构造更为接近东千佛洞第2、5窟和旱峡石窟西窟的壁画坛城图。以此为例分述之：东千佛洞第2窟窟顶坛城图，内具方形金刚墙，外具圆形金刚环。金刚墙内作斜十字交角，划分成上下左右四个三角形色块。安排尊像五方佛：中心毗卢遮那佛，东方阿閦佛，西方阿弥陀佛，南方宝生佛，北方不空成就佛，及嬉鬘歌舞四供菩萨,共九尊。金刚墙四面各有城楼，其上张幡。金刚环由莲瓣、金刚杵、火焰纹三重组成。金刚环外四角有四身金刚。其外为四方形边框二匝，各画卷草纹和千佛。
东千佛洞第5窟中心柱左面向的坛城图，也是内具方形金刚墙，外具圆形金刚环。金刚墙内亦是斜十字交角线将墙内等分为四个色块,而中心部分置内金刚环。其尊像为五方佛，每佛身侧四供养菩萨，四面城楼下各一金刚把守，共计二十九尊。外围的金刚环由莲瓣、金刚杵、火焰纹组成带状纹饰。四角为阏伽花瓶。
旱峡石窟西窟右壁坛城图，与上两幅不同，内置圆形金刚环，外置方形金刚墙。金刚环由金刚杵及火焰纹组成。金刚环内又以同心圆置内金刚环等三重。内金刚环置尊像五方佛及四波罗密，其外二重为八大供养菩萨，十六大菩萨。加上城楼下的四尊金刚，总计三十七尊。金刚墙宽厚，由金刚杵、几何形图案等三层组成，四角各画扭动身姿的伎乐天数身，每面有高大的城楼。
榆林窟第3窟坛城图壁画。其结构上可以分成两种，一种为内具金刚墙，外为金刚环，如东千佛洞的2窟和5窟。另一种为内置金刚环，夕卜为金刚墙，如旱峡西窟。安西戈壁滩所发现的这个坛城图遗址颇似第二种，即内置金刚环，外为金刚墙。壁画中金刚墙，四面各画城楼，有的还画四金刚把守,而遗坛金刚墙四面各辟瓮城，这是不同之处。
遗址没有留下安置尊像的遗迹。不过我们可以根据现存的遗迹作一些推断，从遗址中心部位的圆坛可以推断它是安置主要尊像的位置，方坛则可能为主尊前面的供桌，以奉供品。两者为南北方向，由此可以推断主尊在地理方位上它是坐北面南。密宗在建坛城时，在方位上必须遵循仪轨，而且有着严格的要求，其仪轨是以西为上，上西下东左北右南。这里假如是金刚界坛城，则是以毗卢遮那佛为中心的东方阿閦佛，西方阿弥陀佛，南方宝生佛，北方不空成就佛。当然其尊像已不存在了,我们难以肯定究竟属于何尊。本坛是一次利用，还是多次利用？若多次利用，也就存在着每次变化主尊的可能性。关于方位问题，按建造金刚坛城的仪轨，是以西方为上，这里其上方所处地理位置则为北方，其间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坛城，是密教曼荼罗的汉译，是曼荼罗梵文米andala的音译，密教表示宇宙真理的图形，原意是球体、圆轮等。象征聚集诸佛、菩萨功德成一大法门，正因诸佛、菩萨真实功德均汇集此处，故依坛城修法就可速得成就。坛城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筑坛城修法，选择形胜之地筑方形与圆形组合的坛城。在坛上安置密教诸佛、菩萨像，并设众多物品祭供。另一种是绘画，将坛城绘于某一介质上，如本文前述的石窟壁画及布画、绢画等。
坛城中安置诸佛、菩萨的形象，“依教分布圣位，广略随意，或置一位，或安五位，或安九位，或十七位，及二十九，三十七位等，无量无边，一一皆依本教建立”。依教派分，基于《金刚经》者称金刚界坛安西古代坛城平面图城，基于《大日经》者称胎藏界坛城。
坛城起源于印度，最初指作法时的土坛，据《密宗要旨》载：“坛者积土于上，平治其面，而以牛粪涂其表，使之巩固，于此坛上管宗教之神圣行事,尤其为阿阇黎（导师之意）授戒弟子时，或国王即位时，于此上行之。”印度有专用土坛，我国与日本则多用木坛,……按仪式的规定，这种土坛在修法结束时要予以破坏和拆除，所以在考古上很难找到有关坛城的实物遗址。虽有承德热河避暑山庄外八庙清乾隆年间坛城遗址存世，但时代晚近。而位于安西戈壁滩上的这座坛城遗址,它可能是西夏时期坛城十分重要的遗存”。
瓜州县文物保护局局长李宏伟在其所著《中国之最话瓜州》（2006年3月岀版）一书中认为该遗址是冲国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密教遗址。”根据该遗址的形制作法，我们反复与榆林窟、东千佛洞、旱峡石窟的十几幅西夏、元代壁画中的坛城作了对比分析，又查阅了大量有关密宗佛教的典籍与记载,该遗址的形制与榆林窟西夏3窟南壁西侧壁画中的坛城基本相同，该画面为37尊胎藏界曼陀罗（意为坛城或坛城），中央画中台八叶院九尊，莲花中胎及八叶分设九座，中胎座上为大日如来，是密教的至尊。周围八叶中，东南西北四方之叶分别为宝幢如来、开敷华玉如来、无量寿如来、天鼓雷音如来、表如来之四摄。八叶四隅之叶座普贤、文殊、观音、弥勒四菩萨与中胎的大日如来共表如来之五智。整个曼陀罗图案方园套叠，并以四个三角和四个半圆组合成形,象征无所不包的佛法。由此我们推断该遗址是西夏时期的密教坛城遗址。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坛城遗址之一, 也是目前我国已发现的古代坛城中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形制最为清晰的坛城之一。该遗址是西夏时期密宗僧侣从事法事活动的最重要的遗址，该遗址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密宗佛教的产生、发展和历史演变，提供了实物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