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州县图书馆

郭元亨先生是瓜州近代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在红军西路军最艰难的时候慷慨伸出援手，也曾为保护国宝一一象牙佛被马步青的匪兵毒打火烧致残，为此，他受到国家的奖励和人们的敬仰。我有幸曾和郭元亨在特殊的年代相处过一段时日，觉得有必要把我所知道的一些事情讲出来。
  1960年，一场被称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大饥荒迅速在全国蔓延，瓜州也未幸免，连我们这些所谓吃“皇粮”的国家职工的粮食定量也从每月30斤降到了20多斤，甚至一度降到了15斤（几个月后又增加到22斤）。中央发出了“粮食不够瓜菜代替” 的号召，人们开始寻找一切能吃的东西，榆树叶面和皮面、沙枣树叶、蓬棵（学名盐生草）籽、碱柴籽、土珠子等，（有些农村食堂还尝试过用麦秸磨粉，甚至有用骆驼剌磨粉的）。同年10月25日，县政府（当时称县人民委员会简称县人委）从所有在政府食堂吃饭的部门和事业单位抽调一些人组成野粮队下滩打（采） 野粮，我们一行30多人先是到踏实乡（今锁阳城镇）青山子盐池一带采碱柴籽，11月8日我们回到县上，在食堂吃上了我们采榆林窟回来的野粮。经过多日浸泡卷在面里蒸成的花卷还是咸苦难以下咽。李振堂县长却一边吃着一边高兴地说：“嗯, 好吃好吃，要多打些回来。”就在这时，郭元亨来到县上，带来了一些用野粮做的炒面让县领导品尝，他用生长在榆林窟戈壁上的一种土名叫土珠子（学名珍珠猪毛菜,一种常绿小灌木）的植物和小麦一起炒熟再磨粉制作而成。大家吃了都说不错，于是我们一伙人于11月11日来到了榆林窟，就这样我有幸见到了这位传奇式人物。转眼到了12月，各单位纷纷以年底总结为名，把抽调的人要了回去，只剩下我和科文委的张维山两人留下看守帐蓬、麻袋、灶具等物品。不久口粮告急，张维山有急事回县上了，这时郭元亨已去了省上参加人代会，偌大的榆林窟只有我一个人了。直到1961年1月底，县上终于同意让我等郭元亨先生从省上回来后，就可以回县上了。
  那时，我住在睡佛殿小院紧靠河岸的一间小屋里（现已拆除）, 有一天下午，我正背对着临河的窗户做面糊糊，猛听身后窗外一声：“呵呵，你还在啊！”昏暗中只见一个毛茸茸的脑袋在窗户外对着我笑，我一个冷颤，手里的饭锅都差一点掉到地上，回过神才看清是郭元亨先生，我对他说：“哎呀！可把你盼回来了。” 他说：“小伙子，你胆子真不小，一个人竟敢在这里待这么久，•44•现在连我都有些胆怯”。我急着要给他交代东西，他却说不忙，让我再住几天，把有些事料理一下，然后送我下山。在以后相处的十多天里，我们白天往河岸边的地里送粪、修树，漫漫长夜我俩坐在他那窑洞的热炕上闲聊。闲聊中聊起了他的身世，他原是高台南华人，自幼家里穷，学会了织土布的手艺，靠织土布和打短工维持生活，倒也勉强过得下去，后来为了躲避抓兵，辗转逃到了安西，没想到安西也在抓兵，想上新疆，听说新疆也不安稳，他逃到踏实给人打短工，可是没消停上几天，又传来抓兵的消息，他觉得无路可走了，一咬牙就进山出了家。但出家的日子并不好过,“这深山沟里除了刮风的声音和河里的水声连个鹰雀老舌鸟都看不见，你说我这几十年活的有多可怜？ ”有一天我忽然看见他的左肘弯肌腱挛缩，像是被火烧伤留下的疤痕，之前见他的左臂总是弯着也没在意，这时我才有些好奇便问他咋回事，他叹了口气给我讲述了那段惨不忍睹的遭遇：“民国29年夏天一个大后晌，来了四个买卖人，说是去南山里收羊毛, 天晚了想借宿一晚。以前也常有过往的买卖人和金客子（挖金子的人）借宿，所以我也没多问就答应了。他们住下以后，到我房里没话找话的跟我闲聊，聊着聊着就问起象牙佛来，象牙佛是榆林窟的一宝, 听师傅马荣贵说他的师傅和师傅的师傅都是为它被人杀死在这洞子上的。后蘑菇台子西路军最后一站纪念馆•45•来师傅给要去昌马的队伍带路，将象牙佛交给了我，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收藏好，说现在世道很乱，等世道太平了再把它拿出来。师傅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听说是死在了路上。眼前这几个人一提起象牙佛，我心里就咯噔一下，估摸这几个人来意不善，所以不管他们怎么套我的话,我都打乱话说我从来没见过什么象牙佛，也没听师傅说起过。这四个人见套问不出来，一下就翻了脸，从腰里齐刷刷掏出了盒子枪顶住我的脑袋，恶狠狠的说：“我们是马长官派来专门取象牙佛的，你乖乖交出来啥事都没有，你要不交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我说我真不知道，更没见过，咋给你们交出来？他们把我绑在柱子上，在我头上缠上纤子（细）麻绳，用一根红柳棍穿进去，两头抓住狠劲拧，就像孙猴子头上的紧箍咒一样，疼的我的眼珠子都快憋出来了，我还是咬住牙说不知道。他们又把我反手吊在房梁上，在我的脊背上绑上整把子蘸满清油的香点着了烧，这会子我也豁出去了，破口大骂，不一会我就昏过去了，那四个人兴许以为我死了，就悄悄溜走了，底下干活的人把我放下来看我还有点气，就把我送到了踏实，也是我命大，缓了大半年才活过来（说到这他掀起衣服让我看他背上的伤疤，真是伤痕累累，惨不忍睹）。后来我和桥子乡兽医站梁克仁先生聊起郭元亨，当年就是他给郭元亨治的伤，他说：“当时刚看到他的伤势，都吓傻了，脊背上几乎没有一块好肉，还烧了一个洞往外出气，我赶紧给上了伤药，抓了一只鸡活活把鸡皮扒下来贴上，送到一农户家养伤，那家女人心细，侍候的也周到，算是把他的命救下来。随后张大千和于右任来榆林窟时，也都打问过象牙佛，但都被他搪塞过去了，张大千曾许诺如果他交出象牙佛，给他两千大洋，并送他到四川峨眉山去修行。他故意装傻说可惜我没这个福份。为了象牙佛的安全，他将象牙佛藏到卡房子山上一个小洞子里，直到解放以后才交给了人民政府，从此，他再也不用为它提心吊胆了。1956年正在兰州上学的我，曾有幸在五泉山的文物展厅里见到这一珍贵文物,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安西这个地方，为我毕业以后主动申请来安西工作埋下了伏笔，更没想到会把一生都奉献到了这里。上世纪八十年代，副县长裴传哲从北京请回象牙佛的复制品，也曾交给我保管过几天。复制品在展岀时发生被盗之后，因为我正负责筹建安西戈壁荒漠自然保护区，经常去北京，又受县博物馆张淳馆长之托，借去北京岀差之便，请北京象牙雕刻传人李万顺先生，依原样又复制了两件供展出。
  一天晚上闲聊中，郭元亨忽然问我知不知道程世才这个人，而我正好不久前读过程世才写的《悲壮的历程》和李天焕写的《气壮山河》两本书。我说知道，他是装甲部队司令，你认识他？他拿起手中的旱烟袋狠狠吸了一口，才慢悠悠的给我讲述了也许是他永生难以忘怀的一段往事：“那还是民国二十六年春，红军从山里出来，一个个披头散发，胡子拉茬，穿的更是破衣烂衫，有的裹着被单，有的披着野羊皮，好多人都光着脚片子，那天我正在蘑菇台子和伙计们整地，他们来到我面前说他们是红军，让我不要害怕，其中一个也就二十来岁的尕小伙说他叫程世才，旁边一个说这是我们的军长。程军长说他们在祁连山里转了四十多天，没有粮食了，问我能不能借点粮食给他们？我说岀家人慈悲为怀，贵军有难，贫道理当帮助。便拿出了仅有的两石四斗小麦、六斗黄米、二百余斤面粉、三十斤胡麻油，四口袋硝盐、二十只羊、两头牛。晚上程军长和几个军官就挤在磨房里睡，部队在蘑菇台只住了一天，说是要上新疆。红军走的时候，我又将一匹马、一•47•头骡子送给他们，并送他们到了卡房子山，红军走之前，程军长给我打了一个收条，说：’你把这个收条收好，以后我们胜利了，不管我在不在，我们的人都会认这个账并好好感谢你的’。”听到这里，我既感动又兴奋，就问他，程军长打的收条还在吗？他长叹了一口气说：“当时我不要，程军长一定要我收下，我也没当回事，随手放到房梁上吊的馍馍筐里，谁知紧跟着马家队伍过来了，他们搜了一阵没搜出个啥就走了。可没想到有两个人又蜇回来一顿乱翻，从馍馍筐里搜岀那张条子，二话不说就把我绑起来, 对我说：’像你这样，送到县上，免不了是个死罪。我们都不想吃这碗饭了，你给凑个回家的盘缠我们把你放了，咋样？’我把金客子寄放的二两沙金和几块大洋给了他们，才把我放了，他们临走把收条也烧了，说后面还有他们的大部队，条子再让他们查出来，可就没他俩这么好说话。现在，人们都不相信我帮过红军，我想给程军长写封信，可我没文化，你能不能帮我写封信，我不要政府还这个账，让程军长证明一下有这个事就行了”。听了这些，我不由得对他肃然起敬。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只是我当时是被派出来采野粮的，没有带纸和笔。我答应他到县城帮他写这封信，可是我没能帮上。2月17日（农历正月初三），郭元亨用他的毛驴驮着我的被褥送我下了山。回到县上不久，我便请假回了安徽老家看望父母。后来县电影队队长胡琏帮他给程世才写了信，程世才也及时给他和县政府回了信。1962年，我调到县办桥子国营牧场工作。有一天，郭元亨拿着县政府的条子来场里买羊，这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我们俩都非常兴奋，在我的办公室里聊了好久才分手。
  郭元亨先生于1976年以八十高龄仙逝，我和他虽然相处只有十多天时间，但他的音容笑貌始终清晰印在我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