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州县图书馆 纠正安西河东乡假案始末
内容
1964年，我从玉门市政府调到酒泉地区中级法院工作，1966年3月，我被抽调到酒泉地区“社教”工作团赴安西县从事“社教” 工作，工作团团长由行署副专员马汝贵担任，主要任务是总结“四清”工作，发动开展“文化大革命”。
就在那一年的8月，我们的工作已经结束，工作团即将撤离之际，忽然收到了安西县河东公社工作队的一份报告，说他们破获了一起“武装反革命集团”案，涉案100余人。集团的主要头目，一个是河东公社党委书记蒲万海，另一个是公社武装部长陶效忠。成员包括8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和大队长，还有公社武装基干民兵连的全体民兵。报告中说，这些人某天夜晚在公社“秘密集结”，召开“秘密会议”，由蒲万海、陶效忠等人进行“战前动员”，要搞“反革命武装叛乱”，还说他们曾多次进行过“秘密演习” 等非法活动。报告最后说，为了以防万一，工作队采取了紧急措施，已将蒲、陶等主要头目就地关押，请工作团迅速派人调查处理。
接报后，工作团团长马汝贵感到非常震惊，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进行研究。参加会议的军方领导有酒泉军分区副政委张哲岚，还有驻酒8120部队的一位部长。会议认为，河东公社的案子发生得很突然，情况很紧急，必须迅速派人查明事情真相。会议决定组建8人调查组，由酒泉地区公安处处长朱亭范任组长，工作团派我和吴大庆两人参加。
调查组出发前，马汝贵单独找我谈话，说明了让我参加调查组的目的，主要是考虑到我是法院系统来的,具有一定的办案经验, 政策水平也比较强，下去后一定要把工作搞扎实，充分掌握证据，查明情况后如实报告，防止出现虚假。在谈话中，透出了这位老领导对我的格外信任和一种特殊的情感。
调查组到河东公社后，立即分为4个小组，深入8个大队分头展开调查。我和安西县法院副院长孟加风分在一个小组，我们商定先同两个主要头目谈话。
蒲万海和陶效忠被关在公社后院的一间小库房内。我和陶效忠曾经是战友，我当通讯排长时，他是我手下的电话班长。
我们先询问了公社党委书记蒲万海。他说：河东公社确实有个武装集团，那就是武装基干民兵连，有枪有炮，真枪实弹，但枪和炮都是国家发的，民兵训练也是按上级要求进行的；是为了贯彻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说我是反革命，要搞武装暴乱，我一个共产党的公社书记，要暴谁的乱？ 凭什么要搞暴乱？我的目的是什么？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又询问了公社武装部长陶效忠，他情绪激动地向我哭诉道，老排长，这些人给我们安了这么大的罪名，纯粹是无中生有，随意栽赃，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经过交谈，蒲万海和陶效忠说的情况一模一样。
凭直觉，我意识到这个案子极有可能是人为造成的假案。
驻河东公社“社教”工作队的队长姓李，是国营四O四厂某医院的书记。此人思想意识较左，处理问题有些盲目激进，在同他的接触谈话中，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
我们还找了安西县武装部长杜占才，他就是我刚参军时的老排长，后转到地方从事武装工作。他一听就发了火，说这些人真是瞎胡闹，各公社武装基干民兵连的训练和演习都是县武装部根据上级要求安排的，是我们武装部的正常工作，怎么能凭主观臆断乱扣帽子乱下结论？通过深入调查走访，我们意识到这个案子波及的范围已经很大，造成的危害已相当严重。由于河东公社各大队的领导同时都兼任武装民兵连的干部，均程度不同地遭到了人身攻击，无一人幸免；就连那些无辜的青年民兵，也遭到不明真相的群众批斗，有很多人被打得遍体鳞伤；整个河东公社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干部群众达100多人。
下去调查的队员回来后，领导开会听取汇报，各组反映的情况很不一致。工作团下去的朱大庆就说案子是真的；安西县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也说是确有其事；就连调查组的组长朱亭范也是含糊其辞。轮到我们组汇报时，孟加风说案子是假的，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张哲岚点名让我说，我问：“政委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 ”张政委说：“当然想听真话。”我说：“河东工作队上报的案子完全是个假案，是有人凭借主观臆断罗织的莫须有罪名。” 接着，我列举了调查得来的大量事实依据。说这话的时候，我是冒了一定风险的。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政治气候条件下，说真话的人不一定会有好报，这种事情简直太多了，因此，我心里隐隐地有些后怕。
张哲岚向马汝贵电话汇报后，命令河东公社工作队先把被关押的人放岀来，让我和孟加风，还有县公安局那位副局长，继续留下来调查，最后拿出一个真实可信的报告，提交工作团研究仑, 最后做出结论。
我们用了20天时间，又把案件的来龙去脉认真梳理了一遍，走访了大量当事人，光是收集到的各种口供材料就长达103页。我们据此起草了一个详细的报告，将此案认定为假案。期间，我还和河东工作队那位姓李的队长有过一次正面交锋。李说：“这么严重的案子你们竟敢轻易否定掉，你们要犯大错误。”我说：“事实会证明一切。”材料上报工作团后，经过研究，最终做岀结论并当众宣布： 河东公社“武装反革命集团”案，经调查认定为假案，所有涉案人员全部予以平反。
就在那一年的8月，我们的工作已经结束，工作团即将撤离之际，忽然收到了安西县河东公社工作队的一份报告，说他们破获了一起“武装反革命集团”案，涉案100余人。集团的主要头目，一个是河东公社党委书记蒲万海，另一个是公社武装部长陶效忠。成员包括8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和大队长，还有公社武装基干民兵连的全体民兵。报告中说，这些人某天夜晚在公社“秘密集结”，召开“秘密会议”，由蒲万海、陶效忠等人进行“战前动员”，要搞“反革命武装叛乱”，还说他们曾多次进行过“秘密演习” 等非法活动。报告最后说，为了以防万一，工作队采取了紧急措施，已将蒲、陶等主要头目就地关押，请工作团迅速派人调查处理。
接报后，工作团团长马汝贵感到非常震惊，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进行研究。参加会议的军方领导有酒泉军分区副政委张哲岚，还有驻酒8120部队的一位部长。会议认为，河东公社的案子发生得很突然，情况很紧急，必须迅速派人查明事情真相。会议决定组建8人调查组，由酒泉地区公安处处长朱亭范任组长，工作团派我和吴大庆两人参加。
调查组出发前，马汝贵单独找我谈话，说明了让我参加调查组的目的，主要是考虑到我是法院系统来的,具有一定的办案经验, 政策水平也比较强，下去后一定要把工作搞扎实，充分掌握证据，查明情况后如实报告，防止出现虚假。在谈话中，透出了这位老领导对我的格外信任和一种特殊的情感。
调查组到河东公社后，立即分为4个小组，深入8个大队分头展开调查。我和安西县法院副院长孟加风分在一个小组，我们商定先同两个主要头目谈话。
蒲万海和陶效忠被关在公社后院的一间小库房内。我和陶效忠曾经是战友，我当通讯排长时，他是我手下的电话班长。
我们先询问了公社党委书记蒲万海。他说：河东公社确实有个武装集团，那就是武装基干民兵连，有枪有炮，真枪实弹，但枪和炮都是国家发的，民兵训练也是按上级要求进行的；是为了贯彻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说我是反革命，要搞武装暴乱，我一个共产党的公社书记，要暴谁的乱？ 凭什么要搞暴乱？我的目的是什么？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又询问了公社武装部长陶效忠，他情绪激动地向我哭诉道，老排长，这些人给我们安了这么大的罪名，纯粹是无中生有，随意栽赃，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经过交谈，蒲万海和陶效忠说的情况一模一样。
凭直觉，我意识到这个案子极有可能是人为造成的假案。
驻河东公社“社教”工作队的队长姓李，是国营四O四厂某医院的书记。此人思想意识较左，处理问题有些盲目激进，在同他的接触谈话中，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
我们还找了安西县武装部长杜占才，他就是我刚参军时的老排长，后转到地方从事武装工作。他一听就发了火，说这些人真是瞎胡闹，各公社武装基干民兵连的训练和演习都是县武装部根据上级要求安排的，是我们武装部的正常工作，怎么能凭主观臆断乱扣帽子乱下结论？通过深入调查走访，我们意识到这个案子波及的范围已经很大，造成的危害已相当严重。由于河东公社各大队的领导同时都兼任武装民兵连的干部，均程度不同地遭到了人身攻击，无一人幸免；就连那些无辜的青年民兵，也遭到不明真相的群众批斗，有很多人被打得遍体鳞伤；整个河东公社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干部群众达100多人。
下去调查的队员回来后，领导开会听取汇报，各组反映的情况很不一致。工作团下去的朱大庆就说案子是真的；安西县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也说是确有其事；就连调查组的组长朱亭范也是含糊其辞。轮到我们组汇报时，孟加风说案子是假的，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张哲岚点名让我说，我问：“政委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 ”张政委说：“当然想听真话。”我说：“河东工作队上报的案子完全是个假案，是有人凭借主观臆断罗织的莫须有罪名。” 接着，我列举了调查得来的大量事实依据。说这话的时候，我是冒了一定风险的。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政治气候条件下，说真话的人不一定会有好报，这种事情简直太多了，因此，我心里隐隐地有些后怕。
张哲岚向马汝贵电话汇报后，命令河东公社工作队先把被关押的人放岀来，让我和孟加风，还有县公安局那位副局长，继续留下来调查，最后拿出一个真实可信的报告，提交工作团研究仑, 最后做出结论。
我们用了20天时间，又把案件的来龙去脉认真梳理了一遍，走访了大量当事人，光是收集到的各种口供材料就长达103页。我们据此起草了一个详细的报告，将此案认定为假案。期间，我还和河东工作队那位姓李的队长有过一次正面交锋。李说：“这么严重的案子你们竟敢轻易否定掉，你们要犯大错误。”我说：“事实会证明一切。”材料上报工作团后，经过研究，最终做岀结论并当众宣布： 河东公社“武装反革命集团”案，经调查认定为假案，所有涉案人员全部予以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