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州县图书馆 内容
访谈红西路军战士赵明祥二三事赵明祥口述孔祥迪整理2007年4月的一天，笔者和县志办俞主任专程看望我县健在的红西路军战士赵明祥老人，聆听老人讲述参加革命和随西路军西征的经历。当走近住宅小区门口时，看见赵明祥老人正和邻居们拉家常，他已87岁高龄，但身板挺直，精神矍铄，走起路来步伐轻快而稳健。说明来意后，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兴致很高，也很健谈。在拉家常中我们开始了交谈，老人对那段不寻常的经历很难忘，印象也很深刻，深情地讲述了留在他脑海中那段不可磨灭的记忆。
他回忆说：我是1933年1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当时才13岁，年龄小，个头也小，扛枪扛不动，就在红四方面军总部二营当通讯员，后来组织上派我给时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红军大学教育长的李特当警卫员。1935年红军长征过草地时很艰难，当时战士们是手拉手相互搀扶着前进，一天最多能走二三十里路，晚上睡觉大家也是背靠背，相互取暖，尤其过沼泽地，有时一人陷进去了，别人一拉也跟着陷进去了，越陷越深，女同志面临的处境和困难就更多，有时一不小心一连几个都跟着陷进去了，大家只能强忍着失去战友的悲痛，继续艰难地前进。部队储备的干粮只能维持二十多天，粮食消耗待尽时,战士们就想办法吃草根、嚼皮带、杀牲口等充饥，以保存战斗力。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奉命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强渡黄河时，不能白天走，只能晚上走，战士们坐着羊皮筏子，点着灯笼、火把强渡。李特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西路军参谋长，我就给李特当马夫。进入河西后，战斗打得是非常残酷，敌我力量悬殊，屡遭惨败。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失败原因，不是指挥不行，关键没有子弹，我们是白天顶住敌人的追击，晚上行军赶路，没有时间动员群众，也没有援助，没有吃的，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所以我们会失败。
到了安西后，又遭遇敌人的堵截，我是在安西红柳园最后一战中腿部负伤掉队被俘的，被马匪军押解到酒泉北庙，在此关押的还有50多名西路军被俘人员。伤势稍好，又被押送到青海，修桥修路，因天寒地冻，我的脚趾头就在那时被冻烂一直未愈。在此期间，我一直想办法出逃寻找革命队伍，直到1941年才逃了出来，想回四川老家看看，就往东走，快到平凉时，又被马家骑兵团抓住，为了隐蔽身份，我改名叫肖月恒，给骑兵团排长当勤务兵。因战事需要，骑兵团调往酒泉敦煌驻兵，因西湖一带草场茂盛，我被派到西湖乡饲养马匹。1947年骑兵团又东调酒泉玉门，我再次逃出来，回到安西西湖一带，靠给人打零工度日。
安西解放后，我参加了革命工作，并成家立业，有7个子女，儿女们都很孝顺，轮流回来照顾我和老伴，现在生活很幸福。大女儿赵月兰介绍说：老人生活很有规律，早上锻炼身体，早晚准时收看新闻，了解国家大事，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着一个军人的风格。老人回老家探亲的往事，赵月兰还记忆犹新，说：我父亲带她回四川老家宣汉县王家乡，走到村子里,路上见一老妇人, 问你认识赵明祥吗？她说：“他是我儿子，跟部队打仗早死了。” 父亲说：“我就是。”老妇人一听愣住了，打量了半天，然后抱在一起失声痛苦，阔别几十年的亲人总算见面了，冥冥之中这好像是天意，让分别了几十年的母子再次相聚，那情景感人至深。
现在安西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热爱这里，想在有生之年为当地政府和人民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多年来，我接受县委党校、渊泉镇、教育局及各学校等单位的邀请,在红军纪念塔前为党员干部、青少年上党课，讲述红西路军爬冰卧雪、血战祁连山的经历和安西战斗的过程，受教育人数达上千人次。逢年过节，我到红军纪念塔和李卓然墓碑祭奠逝去的战友们，还常常看护李卓然墓碑旁栽种的白蜡树。
我虽然只与赵明祥老人经过短暂的交谈，但是从他的片段回忆和言谈中，折射出他对党的忠诚之心，他矢志不渝、爱党爱国的信念深深打动了我们，他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以此为精神动力，努力工作，创新业绩，为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增添自己的一份力量。
纠正安西河东乡假案始末段生茂口述周彩人整理1964年，我从玉门市政府调到酒泉地区中级法院工作，1966年3月，我被抽调到酒泉地区“社教”工作团赴安西县从事“社教” 工作，工作团团长由行署副专员马汝贵担任，主要任务是总结“四清”工作，发动开展“文化大革命”。
就在那一年的8月，我们的工作已经结束，工作团即将撤离之际，忽然收到了安西县河东公社工作队的一份报告，说他们破获了一起“武装反革命集团”案，涉案100余人。集团的主要头目，一个是河东公社党委书记蒲万海，另一个是公社武装部长陶效忠。成员包括8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和大队长，还有公社武装基干民兵连的全体民兵。报告中说，这些人某天夜晚在公社“秘密集结”，召开“秘密会议”，由蒲万海、陶效忠等人进行“战前动员”，要搞“反革命武装叛乱”，还说他们曾多次进行过“秘密演习” 等非法活动。报告最后说，为了以防万一，工作队采取了紧急措施，已将蒲、陶等主要头目就地关押，请工作团迅速派人调查处理。
接报后，工作团团长马汝贵感到非常震惊，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进行研究。参加会议的军方领导有酒泉军分区副政委张哲岚，还有驻酒8120部队的一位部长。会议认为，河东公社的案子发生得很突然，情况很紧急，必须迅速派人查明事情真相。会议决定组建8人调查组，由酒泉地区公安处处长朱亭范任组长，工作团派我和吴大庆两人参加。
调查组出发前，马汝贵单独找我谈话，说明了让我参加调查组的目的，主要是考虑到我是法院系统来的,具有一定的办案经验, 政策水平也比较强，下去后一定要把工作搞扎实，充分掌握证据，查明情况后如实报告，防止出现虚假。在谈话中，透出了这位老领导对我的格外信任和一种特殊的情感。
调查组到河东公社后，立即分为4个小组，深入8个大队分头展开调查。我和安西县法院副院长孟加风分在一个小组，我们商定先同两个主要头目谈话。
蒲万海和陶效忠被关在公社后院的一间小库房内。我和陶效忠曾经是战友，我当通讯排长时，他是我手下的电话班长。
我们先询问了公社党委书记蒲万海。他说：河东公社确实有个武装集团，那就是武装基干民兵连，有枪有炮，真枪实弹，但枪和炮都是国家发的，民兵训练也是按上级要求进行的；是为了贯彻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说我是反革命，要搞武装暴乱，我一个共产党的公社书记，要暴谁的乱？ 凭什么要搞暴乱？我的目的是什么？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又询问了公社武装部长陶效忠，他情绪激动地向我哭诉道，老排长，这些人给我们安了这么大的罪名，纯粹是无中生有，随意栽赃，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经过交谈，蒲万海和陶效忠说的情况一模一样。
凭直觉，我意识到这个案子极有可能是人为造成的假案。
驻河东公社“社教”工作队的队长姓李，是国营四O四厂某医院的书记。此人思想意识较左，处理问题有些盲目激进，在同他的接触谈话中，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
我们还找了安西县武装部长杜占才，他就是我刚参军时的老排长，后转到地方从事武装工作。他一听就发了火，说这些人真是瞎胡闹，各公社武装基干民兵连的训练和演习都是县武装部根据上级要求安排的，是我们武装部的正常工作，怎么能凭主观臆断乱扣帽子乱下结论？通过深入调查走访，我们意识到这个案子波及的范围已经很大，造成的危害已相当严重。由于河东公社各大队的领导同时都兼任武装民兵连的干部，均程度不同地遭到了人身攻击，无一人幸免；就连那些无辜的青年民兵，也遭到不明真相的群众批斗，有很多人被打得遍体鳞伤；整个河东公社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干部群众达100多人。
下去调查的队员回来后，领导开会听取汇报，各组反映的情况很不一致。工作团下去的朱大庆就说案子是真的；安西县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也说是确有其事；就连调查组的组长朱亭范也是含糊其辞。轮到我们组汇报时，孟加风说案子是假的，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张哲岚点名让我说，我问：“政委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 ”张政委说：“当然想听真话。”我说：“河东工作队上报的案子完全是个假案，是有人凭借主观臆断罗织的莫须有罪名。” 接着，我列举了调查得来的大量事实依据。说这话的时候，我是冒了一定风险的。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政治气候条件下，说真话的人不一定会有好报，这种事情简直太多了，因此，我心里隐隐地有些后怕。
张哲岚向马汝贵电话汇报后，命令河东公社工作队先把被关押的人放岀来，让我和孟加风，还有县公安局那位副局长，继续留下来调查，最后拿出一个真实可信的报告，提交工作团研究仑, 最后做出结论。
我们用了20天时间，又把案件的来龙去脉认真梳理了一遍，走访了大量当事人，光是收集到的各种口供材料就长达103页。我们据此起草了一个详细的报告，将此案认定为假案。期间，我还和河东工作队那位姓李的队长有过一次正面交锋。李说：“这么严重的案子你们竟敢轻易否定掉，你们要犯大错误。”我说：“事实会证明一切。”材料上报工作团后，经过研究，最终做岀结论并当众宣布： 河东公社“武装反革命集团”案，经调查认定为假案，所有涉案人员全部予以平反。
七十年代安西新城规划记李再华上世纪六十年代，安西县城地下水位偏高，城内多处积水，冬天冻涨，春天翻浆。房屋基础上抬，墙身裂缝，不方便群众生活。县领导要我想办法，解决这个难题，我根据土壤和工程地质条件，建议基础加深，充填戈壁沙石，城外设法挖深沟，把地下水排入疏勒河。县里按照我的意见去做，情况有所改善。过了两年，排水沟淤塞，城里依旧积水很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人提出把县城搬出，另外建设，县革委会让我提出选址意见。我查看了 “安西县志”，没有看到原县城建设的年代，询问了许多老人，他们也不清楚。后来我查询了相关资料，得知古代瓜州府治为锁阳城，现在的老县城是清代所安西县1971年县城什字筑。据“清史稿”2125页，地理十一，安西直隶州款说：“康熙57年置靖逆、赤金二卫，治柳沟。雍正元年置沙洲所，筑布隆吉城，设安西同知治焉。二年靖逆同知，六年徒安西厅，治大湾。乾隆24年升府，置渊泉附郭。省靖逆通判，并赤金为玉门县。以沙洲为敦煌县，省渊泉入府治”。
上述这段话说明，前面也曾提及：1•布隆吉城筑于雍正元年，是原安西县治所在地；2.后来搬到大湾，大湾大概是玉门镇，这里是疏勒河向西的头道湾，也是最大的湾；3•渊泉城筑于乾隆24年，即公园1760年，已有二百多年，是州一级政府部门，相当于现在地区一级政权所在地，故城比较大。玉门、敦煌是其所属县。
另据“肃州新志”上说，该城周长六里七分，有四道城门和四座门楼，每面建敌楼6座，池宽七尺深五尺，相当宏伟。左宗棠进疆平定叛乱时，曾令四周栽树，但安西不见“左公柳”。
据老安西人说，解放前城墙城门都比较完整，东城墙内外的沙子，每年都要清理干净。1935年西路军错打安西，就吃了城墙坚固的亏。上世纪四十年代，马步芳驻军拆除了城中心的鼓楼,县里老百姓告到省上，他们只好在城中心修了一个四方亭。
1962年，该亭四根木柱已经歪斜，成了危房，县上下令拆除。
知道了安西旧城的沿革，看了县城周围农村情况，我提岀三处地段，供县领导选择： 一是城北四队地面；二是新城戈壁靠中沟大队边上；三是北1972安西县城一角大桥戈壁。当时的县领导认为，城北四队地段最好，靠安敦公路，风小地势高，但要占农民耕地，不好办。北大桥戈壁不占耕地，靠甘新公路，交通方便，但远离农村，于群众不方便。新城戈壁靠近农村，工程地质条件好，在安敦公路边上，交通方便，只是风沙比较大。
县领导讨论后，决定在新城戈壁规划建设。由于涉及到县城搬迁问题，让我去省上汇报，听听省上的意见。1969年春天，我去省生产指挥部作口头汇报。那时，省革委会还没有成立，省政府每天由一位厅级干部值班，处理各地、县来人要求解决的问题。我向他汇报了迁建新城的原因和打算，并说计划在城南2公里的地方建设，他听了后说，迁县城不好办，要上报国务院审批，很难说，即使同意，一年半载也批不下来。你们在城外2公里建设，不属于迁城，自己规划建设就可以，不必上报，免得自找麻烦。
我回来后如实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并着手做规划图。我记得1965年在这个地方，有测过1/5000的地形图，可县里给我拿过来的是1/1000的航测图。从图上看到，环城干渠从石岗墩过来，在靠农田处，有一个大湾，从东到西的安敦公路，有1公里长，中间宽约600米，这个地段风沙比较小，再向南风沙就会大些。
安西县7()末年代县城全景•40•我选择了这块地方，进行道路、街道的初步设计安排。
城市规划在当时是一个新课题。大学里没有这个专业，书店里也没有这方面资料，但我见过兰州市的道路规划图，见过原河口钢铁厂的规划图。我到过不少中小城市，觉得一个小县城，应该有绿地、公园和广场，应该有商业、文教和工业的区域划分，应该靠近公路和江河，方便货物运输。在这个思路下，进行了初步规划：1•区域划分。文革期间要突出党政机关、公安和武装部等权力部门，就让他们占据风沙较小的地方。文教区设在东面，这儿向东再没有居民农田，闲杂人来往少，可以安心读书。商业区放在西面，靠安敦公路，离农村近，便于做买卖。手工业系统安排在南戈壁上，将来有发展余地。当时的城镇居民，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政策的动员下，都下了乡，未作安排。
2.街巷规划。设县府街，让机关单位建在路北风沙较小的地方。街宽10米，两旁树沟各宽2米，人行道宽5米。设东南西北4条大街，宽14米。县府街到东南西北大街距离150米，到渊泉街450米。安敦公路以西，没有安排。
3•绿地安排。在十字路口设直径70米的街心花园。现水利局办公区，原为小树林，计划保留。农机修造厂对面的20亩农田，1987年县府街县城全貌做小型城市公园。这两片绿地后来没有按计划去做，使县城居民区附近没有休闲娱乐的地方，成了这个小县城永远的遗憾。
4•广场设置。在县政府东对面，面积近万平方米的广场，北面有露天舞台，东面是电影院。现在是居民群众的活动场所，2000年后做了喷泉，成了居民们晚上观赏夜景、休闲娱乐的地方。
5. 安敦公路。南方城市靠大江大河，北方城市靠公路铁路，这是一条规律。城市是一方货物集散地，要有发达的路网。按照这个思路，规划确定两侧各留40米，先栽防风林。将来成为大街时，再不用拆迁，这个规划执行较好，记得修汽车站时，硬让其后退40米。现在这条路成了最宽最繁华的瓜州大道。
6. 发展余地。一是南面广阔的戈壁滩；二是安敦公路西的大片土地。后来成了居民区。
鲍明远诗曰：“风起洲渚寒，云上日无辉”。天时地理在不断变化，人们的知识在不断地更新，过去所做的一切，不一定都完全正确，总会有一些不足之处。按照现代规划理念，城市交通、上下水、照明、供热和通讯设施，都要进入规划设计范围，而我仅仅规划了道路和街坊。
•42•与郭元亨先生相处的日子宁瑞栋郭元亨先生是瓜州近代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在红军西路军最艰难的时候慷慨伸出援手，也曾为保护国宝一一象牙佛被马步青的匪兵毒打火烧致残，为此，他受到国家的奖励和人们的敬仰。我有幸曾和郭元亨在特殊的年代相处过一段时日，觉得有必要把我所知道的一些事情讲出来。
1960年，一场被称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大饥荒迅速在全国蔓延，瓜州也未幸免，连我们这些所谓吃“皇粮”的国家职工的粮食定量也从每月30斤降到了20多斤，甚至一度降到了15斤（几个月后又增加到22斤）。中央发出了“粮食不够瓜菜代替” 的号召，人们开始寻找一切能吃的东西，榆树叶面和皮面、沙枣树叶、蓬棵（学名盐生草）籽、碱柴籽、土珠子等，（有些农村食堂还尝试过用麦秸磨粉，甚至有用骆驼剌磨粉的）。同年10月25日，县政府（当时称县人民委员会简称县人委）从所有在政府食堂吃饭的部门和事业单位抽调一些人组成野粮队下滩打（采） 野粮，我们一行30多人先是到踏实乡（今锁阳城镇）青山子盐池一带采碱柴籽，11月8日我们回到县上，在食堂吃上了我们采榆林窟回来的野粮。经过多日浸泡卷在面里蒸成的花卷还是咸苦难以下咽。李振堂县长却一边吃着一边高兴地说：“嗯, 好吃好吃，要多打些回来。”就在这时，郭元亨来到县上，带来了一些用野粮做的炒面让县领导品尝，他用生长在榆林窟戈壁上的一种土名叫土珠子（学名珍珠猪毛菜,一种常绿小灌木）的植物和小麦一起炒熟再磨粉制作而成。大家吃了都说不错，于是我们一伙人于11月11日来到了榆林窟，就这样我有幸见到了这位传奇式人物。转眼到了12月，各单位纷纷以年底总结为名，把抽调的人要了回去，只剩下我和科文委的张维山两人留下看守帐蓬、麻袋、灶具等物品。不久口粮告急，张维山有急事回县上了，这时郭元亨已去了省上参加人代会，偌大的榆林窟只有我一个人了。直到1961年1月底，县上终于同意让我等郭元亨先生从省上回来后，就可以回县上了。
那时，我住在睡佛殿小院紧靠河岸的一间小屋里（现已拆除）, 有一天下午，我正背对着临河的窗户做面糊糊，猛听身后窗外一声：“呵呵，你还在啊！”昏暗中只见一个毛茸茸的脑袋在窗户外对着我笑，我一个冷颤，手里的饭锅都差一点掉到地上，回过神才看清是郭元亨先生，我对他说：“哎呀！可把你盼回来了。” 他说：“小伙子，你胆子真不小，一个人竟敢在这里待这么久，•44•现在连我都有些胆怯”。我急着要给他交代东西，他却说不忙，让我再住几天，把有些事料理一下，然后送我下山。在以后相处的十多天里，我们白天往河岸边的地里送粪、修树，漫漫长夜我俩坐在他那窑洞的热炕上闲聊。闲聊中聊起了他的身世，他原是高台南华人，自幼家里穷，学会了织土布的手艺，靠织土布和打短工维持生活，倒也勉强过得下去，后来为了躲避抓兵，辗转逃到了安西，没想到安西也在抓兵，想上新疆，听说新疆也不安稳，他逃到踏实给人打短工，可是没消停上几天，又传来抓兵的消息，他觉得无路可走了，一咬牙就进山出了家。但出家的日子并不好过,“这深山沟里除了刮风的声音和河里的水声连个鹰雀老舌鸟都看不见，你说我这几十年活的有多可怜？ ”有一天我忽然看见他的左肘弯肌腱挛缩，像是被火烧伤留下的疤痕，之前见他的左臂总是弯着也没在意，这时我才有些好奇便问他咋回事，他叹了口气给我讲述了那段惨不忍睹的遭遇：“民国29年夏天一个大后晌，来了四个买卖人，说是去南山里收羊毛, 天晚了想借宿一晚。以前也常有过往的买卖人和金客子（挖金子的人）借宿，所以我也没多问就答应了。他们住下以后，到我房里没话找话的跟我闲聊，聊着聊着就问起象牙佛来，象牙佛是榆林窟的一宝, 听师傅马荣贵说他的师傅和师傅的师傅都是为它被人杀死在这洞子上的。后蘑菇台子西路军最后一站纪念馆•45•来师傅给要去昌马的队伍带路，将象牙佛交给了我，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收藏好，说现在世道很乱，等世道太平了再把它拿出来。师傅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听说是死在了路上。眼前这几个人一提起象牙佛，我心里就咯噔一下，估摸这几个人来意不善，所以不管他们怎么套我的话,我都打乱话说我从来没见过什么象牙佛，也没听师傅说起过。这四个人见套问不出来，一下就翻了脸，从腰里齐刷刷掏出了盒子枪顶住我的脑袋，恶狠狠的说：“我们是马长官派来专门取象牙佛的，你乖乖交出来啥事都没有，你要不交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我说我真不知道，更没见过，咋给你们交出来？他们把我绑在柱子上，在我头上缠上纤子（细）麻绳，用一根红柳棍穿进去，两头抓住狠劲拧，就像孙猴子头上的紧箍咒一样，疼的我的眼珠子都快憋出来了，我还是咬住牙说不知道。他们又把我反手吊在房梁上，在我的脊背上绑上整把子蘸满清油的香点着了烧，这会子我也豁出去了，破口大骂，不一会我就昏过去了，那四个人兴许以为我死了，就悄悄溜走了，底下干活的人把我放下来看我还有点气，就把我送到了踏实，也是我命大，缓了大半年才活过来（说到这他掀起衣服让我看他背上的伤疤，真是伤痕累累，惨不忍睹）。后来我和桥子乡兽医站梁克仁先生聊起郭元亨，当年就是他给郭元亨治的伤，他说：“当时刚看到他的伤势，都吓傻了，脊背上几乎没有一块好肉，还烧了一个洞往外出气，我赶紧给上了伤药，抓了一只鸡活活把鸡皮扒下来贴上，送到一农户家养伤，那家女人心细，侍候的也周到，算是把他的命救下来。随后张大千和于右任来榆林窟时，也都打问过象牙佛，但都被他搪塞过去了，张大千曾许诺如果他交出象牙佛，给他两千大洋，并送他到四川峨眉山去修行。他故意装傻说可惜我没这个福份。为了象牙佛的安全，他将象牙佛藏到卡房子山上一个小洞子里，直到解放以后才交给了人民政府，从此，他再也不用为它提心吊胆了。1956年正在兰州上学的我，曾有幸在五泉山的文物展厅里见到这一珍贵文物,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安西这个地方，为我毕业以后主动申请来安西工作埋下了伏笔，更没想到会把一生都奉献到了这里。上世纪八十年代，副县长裴传哲从北京请回象牙佛的复制品，也曾交给我保管过几天。复制品在展岀时发生被盗之后，因为我正负责筹建安西戈壁荒漠自然保护区，经常去北京，又受县博物馆张淳馆长之托，借去北京岀差之便，请北京象牙雕刻传人李万顺先生，依原样又复制了两件供展出。
一天晚上闲聊中，郭元亨忽然问我知不知道程世才这个人，而我正好不久前读过程世才写的《悲壮的历程》和李天焕写的《气壮山河》两本书。我说知道，他是装甲部队司令，你认识他？他拿起手中的旱烟袋狠狠吸了一口，才慢悠悠的给我讲述了也许是他永生难以忘怀的一段往事：“那还是民国二十六年春，红军从山里出来，一个个披头散发，胡子拉茬，穿的更是破衣烂衫，有的裹着被单，有的披着野羊皮，好多人都光着脚片子，那天我正在蘑菇台子和伙计们整地，他们来到我面前说他们是红军，让我不要害怕，其中一个也就二十来岁的尕小伙说他叫程世才，旁边一个说这是我们的军长。程军长说他们在祁连山里转了四十多天，没有粮食了，问我能不能借点粮食给他们？我说岀家人慈悲为怀，贵军有难，贫道理当帮助。便拿出了仅有的两石四斗小麦、六斗黄米、二百余斤面粉、三十斤胡麻油，四口袋硝盐、二十只羊、两头牛。晚上程军长和几个军官就挤在磨房里睡，部队在蘑菇台只住了一天，说是要上新疆。红军走的时候，我又将一匹马、一•47•头骡子送给他们，并送他们到了卡房子山，红军走之前，程军长给我打了一个收条，说：’你把这个收条收好，以后我们胜利了，不管我在不在，我们的人都会认这个账并好好感谢你的’。”听到这里，我既感动又兴奋，就问他，程军长打的收条还在吗？他长叹了一口气说：“当时我不要，程军长一定要我收下，我也没当回事，随手放到房梁上吊的馍馍筐里，谁知紧跟着马家队伍过来了，他们搜了一阵没搜出个啥就走了。可没想到有两个人又蜇回来一顿乱翻，从馍馍筐里搜岀那张条子，二话不说就把我绑起来, 对我说：’像你这样，送到县上，免不了是个死罪。我们都不想吃这碗饭了，你给凑个回家的盘缠我们把你放了，咋样？’我把金客子寄放的二两沙金和几块大洋给了他们，才把我放了，他们临走把收条也烧了，说后面还有他们的大部队，条子再让他们查出来，可就没他俩这么好说话。现在，人们都不相信我帮过红军，我想给程军长写封信，可我没文化，你能不能帮我写封信，我不要政府还这个账，让程军长证明一下有这个事就行了”。听了这些，我不由得对他肃然起敬。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只是我当时是被派出来采野粮的，没有带纸和笔。我答应他到县城帮他写这封信，可是我没能帮上。2月17日（农历正月初三），郭元亨用他的毛驴驮着我的被褥送我下了山。回到县上不久，我便请假回了安徽老家看望父母。后来县电影队队长胡琏帮他给程世才写了信，程世才也及时给他和县政府回了信。1962年，我调到县办桥子国营牧场工作。有一天，郭元亨拿着县政府的条子来场里买羊，这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我们俩都非常兴奋，在我的办公室里聊了好久才分手。
郭元亨先生于1976年以八十高龄仙逝，我和他虽然相处只有十多天时间，但他的音容笑貌始终清晰印在我脑海里。
我给于佑仁和张治中献花张维孝1943年3月下旬，我在安西县国民第一中心小学三年级读书。三月下旬，教务主任段延龄、高树滋，班主任陈世杰，少年儿童队指导员张锡财，校长苏兴荣，总务主任吴昌，开会传达县政府教育科长张履泰、督学辛志成、张博渊的决定，为“儿童节” 排练准备。那时“儿童节”是4月4日，会议决定由三年级挑选二十名表现好的学生在吴昌老师处登记并统一领取童子军服装以及军棍。每天我们认真排练，竖队变横队，横队组合，插队变花样, 要求步伐一致，精神振奋，口号响亮。
四月某一天的上午，我们整队出发朝西门外安西到敦煌的公路边一个丁字路口站好，前头是政府官员，接着是学校老师队伍，我紧跟着吴昌老师站着，这是事先定好的。大约过了近一个钟头，北大桥方向开来了几辆车，大人个子高，把我们挡住看不见，我们又不敢乱跑，一直认真站着，不一会吴昌老师拉着我上前一步，把他手上的两把花交给我说，拿好走到那位穿灰长袍的老爷爷前抱花举手敬礼。我照着做了，老爷爷长着白胡子，和蔼可亲，他摸摸胡子，笑眯眯地接过花，还摸了摸我的脸蛋，边上一位军人•49•长官模样的，他穿着米黄色军装，个子很高，人不胖，很精神也很威武，我把花举到他胸前，他接过花拍了拍我的头没说话，我举手敬礼返回队伍。还没回过神来只听前边大人拍手欢送，接着车队经试验场过彭家桥向南开走了。回校后，我们向吴昌老师交了童子军服军棍，回到教室才议论长短，又过了一段时间才从大人那里听到，我给献花的白胡子老爷爷叫于右任，边上的英武军官叫张治中，于右任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而张治中时任国民政府西北行政长官，均为国民政府要员，他们是由迪化经安西去敦煌考察的。
水有源树有根，我的根在瓜州。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直到2009年，儿子用公休假满足了我的心愿，陪我和老伴及儿媳一行六人到瓜州，到瓜州倍感亲切，感觉到瓜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温居元救护红军战土脱险苟正光温生和1937年4月的一天，夜色朦胧，一股股逼人的寒风呼呼刮着, 整个踏实乡破城子村静悄悄的，只听到最远处的温家庄子有狗的叫声，院主人温居元坐在院内北房里土炕上,火盆里生些柴火取暖, 家里其他人都已睡着了。
忽然听到隐隐的敲门声，温居元虽是50多岁的老人了，但腿脚还挺利索的，急忙上前去开门，并问：“是谁呀？干什么呀？ ” 仔细一听是个四川口音的年轻人，接着又问：“你们是什么人？ ” 那人又说：“我们是，过路的，不是坏人，不拿你们的财物，只是想要点水喝，要点东西吃，我们已经饿了好多天了。”听着听着, 心软了，温居元与老伴信奉佛教，心想佛经上说，要普渡众生，慈悲为怀，这些人既然是好人，他们讨饭吃，为何不救救他们呢！ 就随即回屋里拿了4个干馍馍，从门里递给了这几个要饭的人，打发他们快快离开，到别处去讨要吧，温居元就回到屋里入睡了。到第二天夜里这几个人又来到门前喊着要饭吃，当问清情况后，才知道他们是红军战士，从祁连山出来，已经是人困马乏，个个疲惫不堪，大部队已上新疆了，他们因身体虚弱跟不上部队，流落下来，无处可归，因这儿便于躲避，比较偏远，出门便可进入芦苇湖，不易被发现。打算在这里待下去，保个性命，可以给庄户人家干活，求生计，他们对温居元叫：“老爹、老爸只要救活了我们，日后一定涌泉相报，不忘救命的恩情。”最近红军大队离开后的这几天，乡、保、甲各级人员到处搜查流落的红军战士，并通知老百姓如果发现后一定要上报保、甲长及乡公所，如果谁家窝藏了红军，就要受到国法处罚。温居元想想既然是佛家善人，救人性命要紧，行善积德，是为人本分所在，老人暗想救救这些遇难之人吧，不救他们，如果被马家军及国民党乡、保、甲长们发现了，必死无疑。就将两个红军战士带到庄子北边芦苇繁密的大莿墩里，让他们躲藏着，叮咛他们白天绝不要走动，千万别让放牧人或者砍柴人发现。就这样开始每晚由儿子温彦录给红军战士小罗（罗代安）、小刘（刘俭发）两人送饭、送馍馍、送茶水，从不间断，刚来用餐不适，他们个个胃痛拉肚子，温居元夫人温聂氏就熬甘草水及姜汤、芦汤送给他们喝，效果很好，没几天就治愈了。时间过得真快，不觉50多天了，这几位红军小伙子身体都恢复起来了。有一天，天刮黄风，温居元悄悄地带着剃头刀，提些洗头水，到湖滩大荊墩里，为他们理去了长长的头发。他们高兴的跳蹦子，要求岀来干活儿，温居元不答应，怕惹出麻烦，让他们在湖滩上帮着放牛、放羊，在耕地上挖沟、打坝，并让他们装哑巴，遇到陌生人不讲话或者装逃荒要饭的难民，温居元一直还是默默地给他们送吃送喝的，但每次送饭用的器具都是一件不留的原拿回来，以防备被坏人发现后抓到蛛丝马迹，顺腾寻瓜惹出乱子。就连红军战士盖身的被子，也是用了一条骆驼毛编制的旧物（咱家不养驼）。虽然暗中保护红军，但温家大小老少都提心吊胆，怕惹出麻烦，担当不起。日复一日，不觉已到了炎夏，乡、保、甲再也不管外来人的情况了，温居元答应他们出来干活，让小罗（罗代安）到磨坊里推磨磨面，有毛驴拉磨，一天能磨100多斤面粉，成天待在磨坊里外人见不到，偶尔遇到外人，就装哑巴，只摇头，不说话。小刘（刘俭发）赶着一群牛，在滩里放牧，都是天亮即岀，日落而归，脸庞晒得乌黑，谁也没发现是流落的小红军。就这样过了两、三个月，红军战士小罗、小刘也习惯了，人缘也密切了，把温家当做他们自己的家，吃吃喝喝，说说笑笑，无拘无束。温家的老人们把他们当亲生儿子百般关心呵护，亲密无间。有一天，温居元对小罗、小刘说：“你们已是成人，应该娶妻独立生活了，我不愿让你们离开我家，但人生的过程就这样。” 我让人帮着你们张罗婚事，中渠王家几个姑娘都贤惠，你们到他家过吧。就这样他们都娶了妻，各自成家，务农为生。1949年家乡解放了，他们找到了人民政府，政府先后都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工作都干的很出色，他们都始终不忘救了命的温家人，工作闲余，经常到温家玩玩，住上一两天，像是嫁出去的姑娘回娘家似的，平时同温彦录称兄道弟，领着温家的小孩子抓野鸡、野兔、游庙宇（破城子庙）爬城墙，走东串西玩的不亦乐乎，他们到温家吃喝都不受拘束，自己动手端饭倒水，说说笑笑，十分开心。今天温居元的孙子温生和回想此事，还浮现在眼前，真是记忆犹新，这批当年的小红军战士，在瓜州都生活了几十年，大半生都奉献给了瓜州人民。
他回忆说：我是1933年1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当时才13岁，年龄小，个头也小，扛枪扛不动，就在红四方面军总部二营当通讯员，后来组织上派我给时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红军大学教育长的李特当警卫员。1935年红军长征过草地时很艰难，当时战士们是手拉手相互搀扶着前进，一天最多能走二三十里路，晚上睡觉大家也是背靠背，相互取暖，尤其过沼泽地，有时一人陷进去了，别人一拉也跟着陷进去了，越陷越深，女同志面临的处境和困难就更多，有时一不小心一连几个都跟着陷进去了，大家只能强忍着失去战友的悲痛，继续艰难地前进。部队储备的干粮只能维持二十多天，粮食消耗待尽时,战士们就想办法吃草根、嚼皮带、杀牲口等充饥，以保存战斗力。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奉命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强渡黄河时，不能白天走，只能晚上走，战士们坐着羊皮筏子，点着灯笼、火把强渡。李特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西路军参谋长，我就给李特当马夫。进入河西后，战斗打得是非常残酷，敌我力量悬殊，屡遭惨败。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失败原因，不是指挥不行，关键没有子弹，我们是白天顶住敌人的追击，晚上行军赶路，没有时间动员群众，也没有援助，没有吃的，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所以我们会失败。
到了安西后，又遭遇敌人的堵截，我是在安西红柳园最后一战中腿部负伤掉队被俘的，被马匪军押解到酒泉北庙，在此关押的还有50多名西路军被俘人员。伤势稍好，又被押送到青海，修桥修路，因天寒地冻，我的脚趾头就在那时被冻烂一直未愈。在此期间，我一直想办法出逃寻找革命队伍，直到1941年才逃了出来，想回四川老家看看，就往东走，快到平凉时，又被马家骑兵团抓住，为了隐蔽身份，我改名叫肖月恒，给骑兵团排长当勤务兵。因战事需要，骑兵团调往酒泉敦煌驻兵，因西湖一带草场茂盛，我被派到西湖乡饲养马匹。1947年骑兵团又东调酒泉玉门，我再次逃出来，回到安西西湖一带，靠给人打零工度日。
安西解放后，我参加了革命工作，并成家立业，有7个子女，儿女们都很孝顺，轮流回来照顾我和老伴，现在生活很幸福。大女儿赵月兰介绍说：老人生活很有规律，早上锻炼身体，早晚准时收看新闻，了解国家大事，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着一个军人的风格。老人回老家探亲的往事，赵月兰还记忆犹新，说：我父亲带她回四川老家宣汉县王家乡，走到村子里,路上见一老妇人, 问你认识赵明祥吗？她说：“他是我儿子，跟部队打仗早死了。” 父亲说：“我就是。”老妇人一听愣住了，打量了半天，然后抱在一起失声痛苦，阔别几十年的亲人总算见面了，冥冥之中这好像是天意，让分别了几十年的母子再次相聚，那情景感人至深。
现在安西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热爱这里，想在有生之年为当地政府和人民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多年来，我接受县委党校、渊泉镇、教育局及各学校等单位的邀请,在红军纪念塔前为党员干部、青少年上党课，讲述红西路军爬冰卧雪、血战祁连山的经历和安西战斗的过程，受教育人数达上千人次。逢年过节，我到红军纪念塔和李卓然墓碑祭奠逝去的战友们，还常常看护李卓然墓碑旁栽种的白蜡树。
我虽然只与赵明祥老人经过短暂的交谈，但是从他的片段回忆和言谈中，折射出他对党的忠诚之心，他矢志不渝、爱党爱国的信念深深打动了我们，他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以此为精神动力，努力工作，创新业绩，为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增添自己的一份力量。
纠正安西河东乡假案始末段生茂口述周彩人整理1964年，我从玉门市政府调到酒泉地区中级法院工作，1966年3月，我被抽调到酒泉地区“社教”工作团赴安西县从事“社教” 工作，工作团团长由行署副专员马汝贵担任，主要任务是总结“四清”工作，发动开展“文化大革命”。
就在那一年的8月，我们的工作已经结束，工作团即将撤离之际，忽然收到了安西县河东公社工作队的一份报告，说他们破获了一起“武装反革命集团”案，涉案100余人。集团的主要头目，一个是河东公社党委书记蒲万海，另一个是公社武装部长陶效忠。成员包括8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和大队长，还有公社武装基干民兵连的全体民兵。报告中说，这些人某天夜晚在公社“秘密集结”，召开“秘密会议”，由蒲万海、陶效忠等人进行“战前动员”，要搞“反革命武装叛乱”，还说他们曾多次进行过“秘密演习” 等非法活动。报告最后说，为了以防万一，工作队采取了紧急措施，已将蒲、陶等主要头目就地关押，请工作团迅速派人调查处理。
接报后，工作团团长马汝贵感到非常震惊，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进行研究。参加会议的军方领导有酒泉军分区副政委张哲岚，还有驻酒8120部队的一位部长。会议认为，河东公社的案子发生得很突然，情况很紧急，必须迅速派人查明事情真相。会议决定组建8人调查组，由酒泉地区公安处处长朱亭范任组长，工作团派我和吴大庆两人参加。
调查组出发前，马汝贵单独找我谈话，说明了让我参加调查组的目的，主要是考虑到我是法院系统来的,具有一定的办案经验, 政策水平也比较强，下去后一定要把工作搞扎实，充分掌握证据，查明情况后如实报告，防止出现虚假。在谈话中，透出了这位老领导对我的格外信任和一种特殊的情感。
调查组到河东公社后，立即分为4个小组，深入8个大队分头展开调查。我和安西县法院副院长孟加风分在一个小组，我们商定先同两个主要头目谈话。
蒲万海和陶效忠被关在公社后院的一间小库房内。我和陶效忠曾经是战友，我当通讯排长时，他是我手下的电话班长。
我们先询问了公社党委书记蒲万海。他说：河东公社确实有个武装集团，那就是武装基干民兵连，有枪有炮，真枪实弹，但枪和炮都是国家发的，民兵训练也是按上级要求进行的；是为了贯彻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说我是反革命，要搞武装暴乱，我一个共产党的公社书记，要暴谁的乱？ 凭什么要搞暴乱？我的目的是什么？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又询问了公社武装部长陶效忠，他情绪激动地向我哭诉道，老排长，这些人给我们安了这么大的罪名，纯粹是无中生有，随意栽赃，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经过交谈，蒲万海和陶效忠说的情况一模一样。
凭直觉，我意识到这个案子极有可能是人为造成的假案。
驻河东公社“社教”工作队的队长姓李，是国营四O四厂某医院的书记。此人思想意识较左，处理问题有些盲目激进，在同他的接触谈话中，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
我们还找了安西县武装部长杜占才，他就是我刚参军时的老排长，后转到地方从事武装工作。他一听就发了火，说这些人真是瞎胡闹，各公社武装基干民兵连的训练和演习都是县武装部根据上级要求安排的，是我们武装部的正常工作，怎么能凭主观臆断乱扣帽子乱下结论？通过深入调查走访，我们意识到这个案子波及的范围已经很大，造成的危害已相当严重。由于河东公社各大队的领导同时都兼任武装民兵连的干部，均程度不同地遭到了人身攻击，无一人幸免；就连那些无辜的青年民兵，也遭到不明真相的群众批斗，有很多人被打得遍体鳞伤；整个河东公社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干部群众达100多人。
下去调查的队员回来后，领导开会听取汇报，各组反映的情况很不一致。工作团下去的朱大庆就说案子是真的；安西县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也说是确有其事；就连调查组的组长朱亭范也是含糊其辞。轮到我们组汇报时，孟加风说案子是假的，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张哲岚点名让我说，我问：“政委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 ”张政委说：“当然想听真话。”我说：“河东工作队上报的案子完全是个假案，是有人凭借主观臆断罗织的莫须有罪名。” 接着，我列举了调查得来的大量事实依据。说这话的时候，我是冒了一定风险的。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政治气候条件下，说真话的人不一定会有好报，这种事情简直太多了，因此，我心里隐隐地有些后怕。
张哲岚向马汝贵电话汇报后，命令河东公社工作队先把被关押的人放岀来，让我和孟加风，还有县公安局那位副局长，继续留下来调查，最后拿出一个真实可信的报告，提交工作团研究仑, 最后做出结论。
我们用了20天时间，又把案件的来龙去脉认真梳理了一遍，走访了大量当事人，光是收集到的各种口供材料就长达103页。我们据此起草了一个详细的报告，将此案认定为假案。期间，我还和河东工作队那位姓李的队长有过一次正面交锋。李说：“这么严重的案子你们竟敢轻易否定掉，你们要犯大错误。”我说：“事实会证明一切。”材料上报工作团后，经过研究，最终做岀结论并当众宣布： 河东公社“武装反革命集团”案，经调查认定为假案，所有涉案人员全部予以平反。
七十年代安西新城规划记李再华上世纪六十年代，安西县城地下水位偏高，城内多处积水，冬天冻涨，春天翻浆。房屋基础上抬，墙身裂缝，不方便群众生活。县领导要我想办法，解决这个难题，我根据土壤和工程地质条件，建议基础加深，充填戈壁沙石，城外设法挖深沟，把地下水排入疏勒河。县里按照我的意见去做，情况有所改善。过了两年，排水沟淤塞，城里依旧积水很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人提出把县城搬出，另外建设，县革委会让我提出选址意见。我查看了 “安西县志”，没有看到原县城建设的年代，询问了许多老人，他们也不清楚。后来我查询了相关资料，得知古代瓜州府治为锁阳城，现在的老县城是清代所安西县1971年县城什字筑。据“清史稿”2125页，地理十一，安西直隶州款说：“康熙57年置靖逆、赤金二卫，治柳沟。雍正元年置沙洲所，筑布隆吉城，设安西同知治焉。二年靖逆同知，六年徒安西厅，治大湾。乾隆24年升府，置渊泉附郭。省靖逆通判，并赤金为玉门县。以沙洲为敦煌县，省渊泉入府治”。
上述这段话说明，前面也曾提及：1•布隆吉城筑于雍正元年，是原安西县治所在地；2.后来搬到大湾，大湾大概是玉门镇，这里是疏勒河向西的头道湾，也是最大的湾；3•渊泉城筑于乾隆24年，即公园1760年，已有二百多年，是州一级政府部门，相当于现在地区一级政权所在地，故城比较大。玉门、敦煌是其所属县。
另据“肃州新志”上说，该城周长六里七分，有四道城门和四座门楼，每面建敌楼6座，池宽七尺深五尺，相当宏伟。左宗棠进疆平定叛乱时，曾令四周栽树，但安西不见“左公柳”。
据老安西人说，解放前城墙城门都比较完整，东城墙内外的沙子，每年都要清理干净。1935年西路军错打安西，就吃了城墙坚固的亏。上世纪四十年代，马步芳驻军拆除了城中心的鼓楼,县里老百姓告到省上，他们只好在城中心修了一个四方亭。
1962年，该亭四根木柱已经歪斜，成了危房，县上下令拆除。
知道了安西旧城的沿革，看了县城周围农村情况，我提岀三处地段，供县领导选择： 一是城北四队地面；二是新城戈壁靠中沟大队边上；三是北1972安西县城一角大桥戈壁。当时的县领导认为，城北四队地段最好，靠安敦公路，风小地势高，但要占农民耕地，不好办。北大桥戈壁不占耕地，靠甘新公路，交通方便，但远离农村，于群众不方便。新城戈壁靠近农村，工程地质条件好，在安敦公路边上，交通方便，只是风沙比较大。
县领导讨论后，决定在新城戈壁规划建设。由于涉及到县城搬迁问题，让我去省上汇报，听听省上的意见。1969年春天，我去省生产指挥部作口头汇报。那时，省革委会还没有成立，省政府每天由一位厅级干部值班，处理各地、县来人要求解决的问题。我向他汇报了迁建新城的原因和打算，并说计划在城南2公里的地方建设，他听了后说，迁县城不好办，要上报国务院审批，很难说，即使同意，一年半载也批不下来。你们在城外2公里建设，不属于迁城，自己规划建设就可以，不必上报，免得自找麻烦。
我回来后如实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并着手做规划图。我记得1965年在这个地方，有测过1/5000的地形图，可县里给我拿过来的是1/1000的航测图。从图上看到，环城干渠从石岗墩过来，在靠农田处，有一个大湾，从东到西的安敦公路，有1公里长，中间宽约600米，这个地段风沙比较小，再向南风沙就会大些。
安西县7()末年代县城全景•40•我选择了这块地方，进行道路、街道的初步设计安排。
城市规划在当时是一个新课题。大学里没有这个专业，书店里也没有这方面资料，但我见过兰州市的道路规划图，见过原河口钢铁厂的规划图。我到过不少中小城市，觉得一个小县城，应该有绿地、公园和广场，应该有商业、文教和工业的区域划分，应该靠近公路和江河，方便货物运输。在这个思路下，进行了初步规划：1•区域划分。文革期间要突出党政机关、公安和武装部等权力部门，就让他们占据风沙较小的地方。文教区设在东面，这儿向东再没有居民农田，闲杂人来往少，可以安心读书。商业区放在西面，靠安敦公路，离农村近，便于做买卖。手工业系统安排在南戈壁上，将来有发展余地。当时的城镇居民，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政策的动员下，都下了乡，未作安排。
2.街巷规划。设县府街，让机关单位建在路北风沙较小的地方。街宽10米，两旁树沟各宽2米，人行道宽5米。设东南西北4条大街，宽14米。县府街到东南西北大街距离150米，到渊泉街450米。安敦公路以西，没有安排。
3•绿地安排。在十字路口设直径70米的街心花园。现水利局办公区，原为小树林，计划保留。农机修造厂对面的20亩农田，1987年县府街县城全貌做小型城市公园。这两片绿地后来没有按计划去做，使县城居民区附近没有休闲娱乐的地方，成了这个小县城永远的遗憾。
4•广场设置。在县政府东对面，面积近万平方米的广场，北面有露天舞台，东面是电影院。现在是居民群众的活动场所，2000年后做了喷泉，成了居民们晚上观赏夜景、休闲娱乐的地方。
5. 安敦公路。南方城市靠大江大河，北方城市靠公路铁路，这是一条规律。城市是一方货物集散地，要有发达的路网。按照这个思路，规划确定两侧各留40米，先栽防风林。将来成为大街时，再不用拆迁，这个规划执行较好，记得修汽车站时，硬让其后退40米。现在这条路成了最宽最繁华的瓜州大道。
6. 发展余地。一是南面广阔的戈壁滩；二是安敦公路西的大片土地。后来成了居民区。
鲍明远诗曰：“风起洲渚寒，云上日无辉”。天时地理在不断变化，人们的知识在不断地更新，过去所做的一切，不一定都完全正确，总会有一些不足之处。按照现代规划理念，城市交通、上下水、照明、供热和通讯设施，都要进入规划设计范围，而我仅仅规划了道路和街坊。
•42•与郭元亨先生相处的日子宁瑞栋郭元亨先生是瓜州近代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在红军西路军最艰难的时候慷慨伸出援手，也曾为保护国宝一一象牙佛被马步青的匪兵毒打火烧致残，为此，他受到国家的奖励和人们的敬仰。我有幸曾和郭元亨在特殊的年代相处过一段时日，觉得有必要把我所知道的一些事情讲出来。
1960年，一场被称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大饥荒迅速在全国蔓延，瓜州也未幸免，连我们这些所谓吃“皇粮”的国家职工的粮食定量也从每月30斤降到了20多斤，甚至一度降到了15斤（几个月后又增加到22斤）。中央发出了“粮食不够瓜菜代替” 的号召，人们开始寻找一切能吃的东西，榆树叶面和皮面、沙枣树叶、蓬棵（学名盐生草）籽、碱柴籽、土珠子等，（有些农村食堂还尝试过用麦秸磨粉，甚至有用骆驼剌磨粉的）。同年10月25日，县政府（当时称县人民委员会简称县人委）从所有在政府食堂吃饭的部门和事业单位抽调一些人组成野粮队下滩打（采） 野粮，我们一行30多人先是到踏实乡（今锁阳城镇）青山子盐池一带采碱柴籽，11月8日我们回到县上，在食堂吃上了我们采榆林窟回来的野粮。经过多日浸泡卷在面里蒸成的花卷还是咸苦难以下咽。李振堂县长却一边吃着一边高兴地说：“嗯, 好吃好吃，要多打些回来。”就在这时，郭元亨来到县上，带来了一些用野粮做的炒面让县领导品尝，他用生长在榆林窟戈壁上的一种土名叫土珠子（学名珍珠猪毛菜,一种常绿小灌木）的植物和小麦一起炒熟再磨粉制作而成。大家吃了都说不错，于是我们一伙人于11月11日来到了榆林窟，就这样我有幸见到了这位传奇式人物。转眼到了12月，各单位纷纷以年底总结为名，把抽调的人要了回去，只剩下我和科文委的张维山两人留下看守帐蓬、麻袋、灶具等物品。不久口粮告急，张维山有急事回县上了，这时郭元亨已去了省上参加人代会，偌大的榆林窟只有我一个人了。直到1961年1月底，县上终于同意让我等郭元亨先生从省上回来后，就可以回县上了。
那时，我住在睡佛殿小院紧靠河岸的一间小屋里（现已拆除）, 有一天下午，我正背对着临河的窗户做面糊糊，猛听身后窗外一声：“呵呵，你还在啊！”昏暗中只见一个毛茸茸的脑袋在窗户外对着我笑，我一个冷颤，手里的饭锅都差一点掉到地上，回过神才看清是郭元亨先生，我对他说：“哎呀！可把你盼回来了。” 他说：“小伙子，你胆子真不小，一个人竟敢在这里待这么久，•44•现在连我都有些胆怯”。我急着要给他交代东西，他却说不忙，让我再住几天，把有些事料理一下，然后送我下山。在以后相处的十多天里，我们白天往河岸边的地里送粪、修树，漫漫长夜我俩坐在他那窑洞的热炕上闲聊。闲聊中聊起了他的身世，他原是高台南华人，自幼家里穷，学会了织土布的手艺，靠织土布和打短工维持生活，倒也勉强过得下去，后来为了躲避抓兵，辗转逃到了安西，没想到安西也在抓兵，想上新疆，听说新疆也不安稳，他逃到踏实给人打短工，可是没消停上几天，又传来抓兵的消息，他觉得无路可走了，一咬牙就进山出了家。但出家的日子并不好过,“这深山沟里除了刮风的声音和河里的水声连个鹰雀老舌鸟都看不见，你说我这几十年活的有多可怜？ ”有一天我忽然看见他的左肘弯肌腱挛缩，像是被火烧伤留下的疤痕，之前见他的左臂总是弯着也没在意，这时我才有些好奇便问他咋回事，他叹了口气给我讲述了那段惨不忍睹的遭遇：“民国29年夏天一个大后晌，来了四个买卖人，说是去南山里收羊毛, 天晚了想借宿一晚。以前也常有过往的买卖人和金客子（挖金子的人）借宿，所以我也没多问就答应了。他们住下以后，到我房里没话找话的跟我闲聊，聊着聊着就问起象牙佛来，象牙佛是榆林窟的一宝, 听师傅马荣贵说他的师傅和师傅的师傅都是为它被人杀死在这洞子上的。后蘑菇台子西路军最后一站纪念馆•45•来师傅给要去昌马的队伍带路，将象牙佛交给了我，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收藏好，说现在世道很乱，等世道太平了再把它拿出来。师傅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听说是死在了路上。眼前这几个人一提起象牙佛，我心里就咯噔一下，估摸这几个人来意不善，所以不管他们怎么套我的话,我都打乱话说我从来没见过什么象牙佛，也没听师傅说起过。这四个人见套问不出来，一下就翻了脸，从腰里齐刷刷掏出了盒子枪顶住我的脑袋，恶狠狠的说：“我们是马长官派来专门取象牙佛的，你乖乖交出来啥事都没有，你要不交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我说我真不知道，更没见过，咋给你们交出来？他们把我绑在柱子上，在我头上缠上纤子（细）麻绳，用一根红柳棍穿进去，两头抓住狠劲拧，就像孙猴子头上的紧箍咒一样，疼的我的眼珠子都快憋出来了，我还是咬住牙说不知道。他们又把我反手吊在房梁上，在我的脊背上绑上整把子蘸满清油的香点着了烧，这会子我也豁出去了，破口大骂，不一会我就昏过去了，那四个人兴许以为我死了，就悄悄溜走了，底下干活的人把我放下来看我还有点气，就把我送到了踏实，也是我命大，缓了大半年才活过来（说到这他掀起衣服让我看他背上的伤疤，真是伤痕累累，惨不忍睹）。后来我和桥子乡兽医站梁克仁先生聊起郭元亨，当年就是他给郭元亨治的伤，他说：“当时刚看到他的伤势，都吓傻了，脊背上几乎没有一块好肉，还烧了一个洞往外出气，我赶紧给上了伤药，抓了一只鸡活活把鸡皮扒下来贴上，送到一农户家养伤，那家女人心细，侍候的也周到，算是把他的命救下来。随后张大千和于右任来榆林窟时，也都打问过象牙佛，但都被他搪塞过去了，张大千曾许诺如果他交出象牙佛，给他两千大洋，并送他到四川峨眉山去修行。他故意装傻说可惜我没这个福份。为了象牙佛的安全，他将象牙佛藏到卡房子山上一个小洞子里，直到解放以后才交给了人民政府，从此，他再也不用为它提心吊胆了。1956年正在兰州上学的我，曾有幸在五泉山的文物展厅里见到这一珍贵文物,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安西这个地方，为我毕业以后主动申请来安西工作埋下了伏笔，更没想到会把一生都奉献到了这里。上世纪八十年代，副县长裴传哲从北京请回象牙佛的复制品，也曾交给我保管过几天。复制品在展岀时发生被盗之后，因为我正负责筹建安西戈壁荒漠自然保护区，经常去北京，又受县博物馆张淳馆长之托，借去北京岀差之便，请北京象牙雕刻传人李万顺先生，依原样又复制了两件供展出。
一天晚上闲聊中，郭元亨忽然问我知不知道程世才这个人，而我正好不久前读过程世才写的《悲壮的历程》和李天焕写的《气壮山河》两本书。我说知道，他是装甲部队司令，你认识他？他拿起手中的旱烟袋狠狠吸了一口，才慢悠悠的给我讲述了也许是他永生难以忘怀的一段往事：“那还是民国二十六年春，红军从山里出来，一个个披头散发，胡子拉茬，穿的更是破衣烂衫，有的裹着被单，有的披着野羊皮，好多人都光着脚片子，那天我正在蘑菇台子和伙计们整地，他们来到我面前说他们是红军，让我不要害怕，其中一个也就二十来岁的尕小伙说他叫程世才，旁边一个说这是我们的军长。程军长说他们在祁连山里转了四十多天，没有粮食了，问我能不能借点粮食给他们？我说岀家人慈悲为怀，贵军有难，贫道理当帮助。便拿出了仅有的两石四斗小麦、六斗黄米、二百余斤面粉、三十斤胡麻油，四口袋硝盐、二十只羊、两头牛。晚上程军长和几个军官就挤在磨房里睡，部队在蘑菇台只住了一天，说是要上新疆。红军走的时候，我又将一匹马、一•47•头骡子送给他们，并送他们到了卡房子山，红军走之前，程军长给我打了一个收条，说：’你把这个收条收好，以后我们胜利了，不管我在不在，我们的人都会认这个账并好好感谢你的’。”听到这里，我既感动又兴奋，就问他，程军长打的收条还在吗？他长叹了一口气说：“当时我不要，程军长一定要我收下，我也没当回事，随手放到房梁上吊的馍馍筐里，谁知紧跟着马家队伍过来了，他们搜了一阵没搜出个啥就走了。可没想到有两个人又蜇回来一顿乱翻，从馍馍筐里搜岀那张条子，二话不说就把我绑起来, 对我说：’像你这样，送到县上，免不了是个死罪。我们都不想吃这碗饭了，你给凑个回家的盘缠我们把你放了，咋样？’我把金客子寄放的二两沙金和几块大洋给了他们，才把我放了，他们临走把收条也烧了，说后面还有他们的大部队，条子再让他们查出来，可就没他俩这么好说话。现在，人们都不相信我帮过红军，我想给程军长写封信，可我没文化，你能不能帮我写封信，我不要政府还这个账，让程军长证明一下有这个事就行了”。听了这些，我不由得对他肃然起敬。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只是我当时是被派出来采野粮的，没有带纸和笔。我答应他到县城帮他写这封信，可是我没能帮上。2月17日（农历正月初三），郭元亨用他的毛驴驮着我的被褥送我下了山。回到县上不久，我便请假回了安徽老家看望父母。后来县电影队队长胡琏帮他给程世才写了信，程世才也及时给他和县政府回了信。1962年，我调到县办桥子国营牧场工作。有一天，郭元亨拿着县政府的条子来场里买羊，这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我们俩都非常兴奋，在我的办公室里聊了好久才分手。
郭元亨先生于1976年以八十高龄仙逝，我和他虽然相处只有十多天时间，但他的音容笑貌始终清晰印在我脑海里。
我给于佑仁和张治中献花张维孝1943年3月下旬，我在安西县国民第一中心小学三年级读书。三月下旬，教务主任段延龄、高树滋，班主任陈世杰，少年儿童队指导员张锡财，校长苏兴荣，总务主任吴昌，开会传达县政府教育科长张履泰、督学辛志成、张博渊的决定，为“儿童节” 排练准备。那时“儿童节”是4月4日，会议决定由三年级挑选二十名表现好的学生在吴昌老师处登记并统一领取童子军服装以及军棍。每天我们认真排练，竖队变横队，横队组合，插队变花样, 要求步伐一致，精神振奋，口号响亮。
四月某一天的上午，我们整队出发朝西门外安西到敦煌的公路边一个丁字路口站好，前头是政府官员，接着是学校老师队伍，我紧跟着吴昌老师站着，这是事先定好的。大约过了近一个钟头，北大桥方向开来了几辆车，大人个子高，把我们挡住看不见，我们又不敢乱跑，一直认真站着，不一会吴昌老师拉着我上前一步，把他手上的两把花交给我说，拿好走到那位穿灰长袍的老爷爷前抱花举手敬礼。我照着做了，老爷爷长着白胡子，和蔼可亲，他摸摸胡子，笑眯眯地接过花，还摸了摸我的脸蛋，边上一位军人•49•长官模样的，他穿着米黄色军装，个子很高，人不胖，很精神也很威武，我把花举到他胸前，他接过花拍了拍我的头没说话，我举手敬礼返回队伍。还没回过神来只听前边大人拍手欢送，接着车队经试验场过彭家桥向南开走了。回校后，我们向吴昌老师交了童子军服军棍，回到教室才议论长短，又过了一段时间才从大人那里听到，我给献花的白胡子老爷爷叫于右任，边上的英武军官叫张治中，于右任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而张治中时任国民政府西北行政长官，均为国民政府要员，他们是由迪化经安西去敦煌考察的。
水有源树有根，我的根在瓜州。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直到2009年，儿子用公休假满足了我的心愿，陪我和老伴及儿媳一行六人到瓜州，到瓜州倍感亲切，感觉到瓜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温居元救护红军战土脱险苟正光温生和1937年4月的一天，夜色朦胧，一股股逼人的寒风呼呼刮着, 整个踏实乡破城子村静悄悄的，只听到最远处的温家庄子有狗的叫声，院主人温居元坐在院内北房里土炕上,火盆里生些柴火取暖, 家里其他人都已睡着了。
忽然听到隐隐的敲门声，温居元虽是50多岁的老人了，但腿脚还挺利索的，急忙上前去开门，并问：“是谁呀？干什么呀？ ” 仔细一听是个四川口音的年轻人，接着又问：“你们是什么人？ ” 那人又说：“我们是，过路的，不是坏人，不拿你们的财物，只是想要点水喝，要点东西吃，我们已经饿了好多天了。”听着听着, 心软了，温居元与老伴信奉佛教，心想佛经上说，要普渡众生，慈悲为怀，这些人既然是好人，他们讨饭吃，为何不救救他们呢！ 就随即回屋里拿了4个干馍馍，从门里递给了这几个要饭的人，打发他们快快离开，到别处去讨要吧，温居元就回到屋里入睡了。到第二天夜里这几个人又来到门前喊着要饭吃，当问清情况后，才知道他们是红军战士，从祁连山出来，已经是人困马乏，个个疲惫不堪，大部队已上新疆了，他们因身体虚弱跟不上部队，流落下来，无处可归，因这儿便于躲避，比较偏远，出门便可进入芦苇湖，不易被发现。打算在这里待下去，保个性命，可以给庄户人家干活，求生计，他们对温居元叫：“老爹、老爸只要救活了我们，日后一定涌泉相报，不忘救命的恩情。”最近红军大队离开后的这几天，乡、保、甲各级人员到处搜查流落的红军战士，并通知老百姓如果发现后一定要上报保、甲长及乡公所，如果谁家窝藏了红军，就要受到国法处罚。温居元想想既然是佛家善人，救人性命要紧，行善积德，是为人本分所在，老人暗想救救这些遇难之人吧，不救他们，如果被马家军及国民党乡、保、甲长们发现了，必死无疑。就将两个红军战士带到庄子北边芦苇繁密的大莿墩里，让他们躲藏着，叮咛他们白天绝不要走动，千万别让放牧人或者砍柴人发现。就这样开始每晚由儿子温彦录给红军战士小罗（罗代安）、小刘（刘俭发）两人送饭、送馍馍、送茶水，从不间断，刚来用餐不适，他们个个胃痛拉肚子，温居元夫人温聂氏就熬甘草水及姜汤、芦汤送给他们喝，效果很好，没几天就治愈了。时间过得真快，不觉50多天了，这几位红军小伙子身体都恢复起来了。有一天，天刮黄风，温居元悄悄地带着剃头刀，提些洗头水，到湖滩大荊墩里，为他们理去了长长的头发。他们高兴的跳蹦子，要求岀来干活儿，温居元不答应，怕惹出麻烦，让他们在湖滩上帮着放牛、放羊，在耕地上挖沟、打坝，并让他们装哑巴，遇到陌生人不讲话或者装逃荒要饭的难民，温居元一直还是默默地给他们送吃送喝的，但每次送饭用的器具都是一件不留的原拿回来，以防备被坏人发现后抓到蛛丝马迹，顺腾寻瓜惹出乱子。就连红军战士盖身的被子，也是用了一条骆驼毛编制的旧物（咱家不养驼）。虽然暗中保护红军，但温家大小老少都提心吊胆，怕惹出麻烦，担当不起。日复一日，不觉已到了炎夏，乡、保、甲再也不管外来人的情况了，温居元答应他们出来干活，让小罗（罗代安）到磨坊里推磨磨面，有毛驴拉磨，一天能磨100多斤面粉，成天待在磨坊里外人见不到，偶尔遇到外人，就装哑巴，只摇头，不说话。小刘（刘俭发）赶着一群牛，在滩里放牧，都是天亮即岀，日落而归，脸庞晒得乌黑，谁也没发现是流落的小红军。就这样过了两、三个月，红军战士小罗、小刘也习惯了，人缘也密切了，把温家当做他们自己的家，吃吃喝喝，说说笑笑，无拘无束。温家的老人们把他们当亲生儿子百般关心呵护，亲密无间。有一天，温居元对小罗、小刘说：“你们已是成人，应该娶妻独立生活了，我不愿让你们离开我家，但人生的过程就这样。” 我让人帮着你们张罗婚事，中渠王家几个姑娘都贤惠，你们到他家过吧。就这样他们都娶了妻，各自成家，务农为生。1949年家乡解放了，他们找到了人民政府，政府先后都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工作都干的很出色，他们都始终不忘救了命的温家人，工作闲余，经常到温家玩玩，住上一两天，像是嫁出去的姑娘回娘家似的，平时同温彦录称兄道弟，领着温家的小孩子抓野鸡、野兔、游庙宇（破城子庙）爬城墙，走东串西玩的不亦乐乎，他们到温家吃喝都不受拘束，自己动手端饭倒水，说说笑笑，十分开心。今天温居元的孙子温生和回想此事，还浮现在眼前，真是记忆犹新，这批当年的小红军战士，在瓜州都生活了几十年，大半生都奉献给了瓜州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