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州县图书馆 内容
安西是个农业县，农业大跃进首当其冲。1957年秋、冬，在全县农村广泛地开展了 “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辩论，在县级机关完成了反“右派”斗争；在南岔乡八工村进行了反粮食瞒产试点。是年10月，县委召开了第56次扩大会议，宣传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反对右倾保守思想，这些政治运动，为嗣后的“大跃进”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1957年秋、冬和1958年4、5月间掀起的两次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高潮，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1957年夺得了农业丰收，1958年的庄稼长势良好，干部群众对今后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对随后开展的“大跃进”比较容易接受。1957年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40条正式公布，发出了农业“大跃进”动员令。中共甘肃省委为贯彻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号召全省“苦战三年，基本改变甘肃面貌，奋斗六年，实现四十条”；中共张掖地委（当时辖安西县）也相继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以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开路，提岀“十年指标一年完成，三年过河，五年跨江”（粮食亩产三年、五年分别达到500斤、800斤，又叫过黄河、跨长江），把大跃进的炉火烧得彤红，压力加至顶点。县委、县政府根据上级的安排部署，多次召开各种类型的会议，研讨开展“大跃进”的方法和措施，反复修改农业生产计划。1957年12月，县政府第二届二次会议通过的1958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农业生产计划便开始偏离规律、超越现实。如：农作物种植面积在1957年17万余亩的基础上，到1962年增加到100万亩，其中，粮食作物面积增长3倍多，棉花面积增长50倍；到1967年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万亩, 其中，粮、棉面积较1962年再翻一番。“三五”末的粮食亩产达到850斤（熟地），总产达到6亿斤，棉花亩产达到150斤，总产达到1.25亿斤。1958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之后，高指标、大任务更加漫无边际。“大跃进”期间，安西县提出的指标是：粮食亩产5000斤，七天修一座水库，一天办几个工厂，五天放一个“卫星”，一年扫除青壮年文盲，两年达到高小程度，三年达到初中水平，土地普遍深翻，一般达到30公分左右，半数达到50公分以上，1米以上者要占种植面积的2%。在“只要敢想敢干，什么都能实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抹掉帽子冲破天，一脚踢倒祁连山”等口号的鼓励下，发生过不少离奇的事情。如有的公社为大搞广种多收，竟然不管是草甸或砾石，用马车装满谷子，车的四角坐着四个人向河滩撒播谷种，自然连苗也不见；有的公社组织大量人力给柳树嫁接水果，落了个劳民伤财；突击修建的某些水利工程，现修现垮，劳而无功。类此问题，多有发生，但在狂热情绪驱使下，短期内未曾使人们的头脑冷静下来，反而认为是前进中不可避免的，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不足为戒。基层干部在反右倾高压之下，不得不说“白话”，搞浮夸，虽然“卫星”没有内地放得高，但亩产洋芋数万斤，亩产小麦数千斤，放倒一堵旧墙，堆积一堆沙土，便吹虚放出了积肥“卫星”等等荒唐事例亦屡见不鲜。
缥缈设想，高大指标，在中国农村当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条件下也都是很难实现的，有些可能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也难以达到。30多年后的1994年，安西县的种植面积因为水资源和劳力资源的制约，仍然只有20余万亩，距200万亩有八九倍之差；粮、棉亩产至90年代中期才达到或略超过原“三五”末的设想，但离5000斤还相差甚远。粮食总产才实现了6亿斤的1/5左右;棉花总产只达到1.25亿斤的1/8。农民的经济收入，那时基本不被重视，1958年人均仅179.14元（张掖专区统计资料）,1959年、1960年连续下降，1961年取消供给制，实行劳、肥比例分配，人均纯收入仅43.83元，劳均116.13元，户均222.49元（安西县1961年人民公社分配年报）。
在1957年和1958年的两次农业生产高潮中，深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适应大生产发展需要，某些方面制约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于是便出现了大办“人民公社”高潮，借“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组织形式改变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其历史背景是：“大跃进”催生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助长了“大跃进”！1958年9月20日,县委根据中央和甘肃省委的决议精神，发出“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指示”，要求在9月25日前，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先搭架子，后处理具体问题，其速度之急迫，老百姓没有深入研讨和了解的时间。但是，安西农民秉性淳朴,尽管有各种顾虑,仍高度相信党指引的道路不会走错,因此按照县委的统一规划，5天之内便将36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五爱”（原环城乡）、“桥湾”（今三道沟镇、河东乡、布隆吉乡）、“祁连”（今锁阳城镇）三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100%。“人民公社”实行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实行公社所有制，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实行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的领导体制；大办地方工业，大办公共食堂，大办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将农民的房屋、树木、自留地、小家畜、家禽，以至自留地种植的蔬菜，统统收归集体，采取“一平、二调、三收款”的方式，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
“人民公社是天堂，大跃进是桥梁”这是当时流行在安西的一种信仰，认为到1963年便可以过上共产主义生活了。县委农村工作部拟定的1959年至1962年农民人均消费标准是：粮食600斤、肉200斤、蛋720个、蔬菜720斤、瓜果360斤、食油24斤、糖24斤、奶360斤、酒6斤、棉衣1套、单衣2套、衬衣2件、棉被1/4条、褥子1/4条、床单1/2条、皮帽1/2顶、皮衣1/5件、皮手套1/2双；1959年农村实现沼气化，实行公费医疗；1960年每户拥有1辆自行车。1959年实施的农民工资标准为九级，每月一级为5元，九级为1元，级差0.5元。
不现实的理想，一闪而过。首先是1958年的好庄稼由于大跃进和“共产风”的影响，没有如数收获，浪费很大，当年冬季，农民的吃粮就显得紧张。其次，为了掩饰虚假的好形势，在农村开展反粮食瞒产,又伤害了一批基层干部。此后两年生产更不景气，陷入三年困难局面。1960年下半年，各级党委、政府发岀紧急指示一一千方百计安排好人民生活，抢救人命。即使是抢救人命时期,全县农民日均吃粮仅0.5至0.6斤，人体虚弱，疾病蔓延，出现了人口外流和饥饿死亡等非正常景象。
1957年秋、冬和1958年4、5月间掀起的两次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高潮，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1957年夺得了农业丰收，1958年的庄稼长势良好，干部群众对今后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对随后开展的“大跃进”比较容易接受。1957年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40条正式公布，发出了农业“大跃进”动员令。中共甘肃省委为贯彻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号召全省“苦战三年，基本改变甘肃面貌，奋斗六年，实现四十条”；中共张掖地委（当时辖安西县）也相继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以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开路，提岀“十年指标一年完成，三年过河，五年跨江”（粮食亩产三年、五年分别达到500斤、800斤，又叫过黄河、跨长江），把大跃进的炉火烧得彤红，压力加至顶点。县委、县政府根据上级的安排部署，多次召开各种类型的会议，研讨开展“大跃进”的方法和措施，反复修改农业生产计划。1957年12月，县政府第二届二次会议通过的1958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农业生产计划便开始偏离规律、超越现实。如：农作物种植面积在1957年17万余亩的基础上，到1962年增加到100万亩，其中，粮食作物面积增长3倍多，棉花面积增长50倍；到1967年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万亩, 其中，粮、棉面积较1962年再翻一番。“三五”末的粮食亩产达到850斤（熟地），总产达到6亿斤，棉花亩产达到150斤，总产达到1.25亿斤。1958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之后，高指标、大任务更加漫无边际。“大跃进”期间，安西县提出的指标是：粮食亩产5000斤，七天修一座水库，一天办几个工厂，五天放一个“卫星”，一年扫除青壮年文盲，两年达到高小程度，三年达到初中水平，土地普遍深翻，一般达到30公分左右，半数达到50公分以上，1米以上者要占种植面积的2%。在“只要敢想敢干，什么都能实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抹掉帽子冲破天，一脚踢倒祁连山”等口号的鼓励下，发生过不少离奇的事情。如有的公社为大搞广种多收，竟然不管是草甸或砾石，用马车装满谷子，车的四角坐着四个人向河滩撒播谷种，自然连苗也不见；有的公社组织大量人力给柳树嫁接水果，落了个劳民伤财；突击修建的某些水利工程，现修现垮，劳而无功。类此问题，多有发生，但在狂热情绪驱使下，短期内未曾使人们的头脑冷静下来，反而认为是前进中不可避免的，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不足为戒。基层干部在反右倾高压之下，不得不说“白话”，搞浮夸，虽然“卫星”没有内地放得高，但亩产洋芋数万斤，亩产小麦数千斤，放倒一堵旧墙，堆积一堆沙土，便吹虚放出了积肥“卫星”等等荒唐事例亦屡见不鲜。
缥缈设想，高大指标，在中国农村当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条件下也都是很难实现的，有些可能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也难以达到。30多年后的1994年，安西县的种植面积因为水资源和劳力资源的制约，仍然只有20余万亩，距200万亩有八九倍之差；粮、棉亩产至90年代中期才达到或略超过原“三五”末的设想，但离5000斤还相差甚远。粮食总产才实现了6亿斤的1/5左右;棉花总产只达到1.25亿斤的1/8。农民的经济收入，那时基本不被重视，1958年人均仅179.14元（张掖专区统计资料）,1959年、1960年连续下降，1961年取消供给制，实行劳、肥比例分配，人均纯收入仅43.83元，劳均116.13元，户均222.49元（安西县1961年人民公社分配年报）。
在1957年和1958年的两次农业生产高潮中，深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适应大生产发展需要，某些方面制约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于是便出现了大办“人民公社”高潮，借“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组织形式改变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其历史背景是：“大跃进”催生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助长了“大跃进”！1958年9月20日,县委根据中央和甘肃省委的决议精神，发出“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指示”，要求在9月25日前，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先搭架子，后处理具体问题，其速度之急迫，老百姓没有深入研讨和了解的时间。但是，安西农民秉性淳朴,尽管有各种顾虑,仍高度相信党指引的道路不会走错,因此按照县委的统一规划，5天之内便将36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五爱”（原环城乡）、“桥湾”（今三道沟镇、河东乡、布隆吉乡）、“祁连”（今锁阳城镇）三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100%。“人民公社”实行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实行公社所有制，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实行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的领导体制；大办地方工业，大办公共食堂，大办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将农民的房屋、树木、自留地、小家畜、家禽，以至自留地种植的蔬菜，统统收归集体，采取“一平、二调、三收款”的方式，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
“人民公社是天堂，大跃进是桥梁”这是当时流行在安西的一种信仰，认为到1963年便可以过上共产主义生活了。县委农村工作部拟定的1959年至1962年农民人均消费标准是：粮食600斤、肉200斤、蛋720个、蔬菜720斤、瓜果360斤、食油24斤、糖24斤、奶360斤、酒6斤、棉衣1套、单衣2套、衬衣2件、棉被1/4条、褥子1/4条、床单1/2条、皮帽1/2顶、皮衣1/5件、皮手套1/2双；1959年农村实现沼气化，实行公费医疗；1960年每户拥有1辆自行车。1959年实施的农民工资标准为九级，每月一级为5元，九级为1元，级差0.5元。
不现实的理想，一闪而过。首先是1958年的好庄稼由于大跃进和“共产风”的影响，没有如数收获，浪费很大，当年冬季，农民的吃粮就显得紧张。其次，为了掩饰虚假的好形势，在农村开展反粮食瞒产,又伤害了一批基层干部。此后两年生产更不景气，陷入三年困难局面。1960年下半年，各级党委、政府发岀紧急指示一一千方百计安排好人民生活，抢救人命。即使是抢救人命时期,全县农民日均吃粮仅0.5至0.6斤，人体虚弱，疾病蔓延，出现了人口外流和饥饿死亡等非正常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