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州县图书馆

付庆增
  农业大跃进
  安西是个农业县，农业大跃进首当其冲。1957年秋、冬，在全县农村广泛地开展了“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辩论，在县级机关完成了反“右派”斗争；在南岔乡八工村进行了反粮食瞒产试点。是年10月，县委召开了第56次扩大会议，宣传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反对右倾保守思想，这些政治运动，为嗣后的“大跃进”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1957年秋、冬和1958年4、5月间掀起的两次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高潮，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1957年夺得了农业丰收，1958年的庄稼长势良好，干部群众对今后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对随后开展的“大跃进”比较容易接受。1957年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40条正式公布，发出了农业“大跃进”动员令。中共甘肃省委为贯彻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号召全省“苦战三年，基本改变甘肃面貌，奋斗六年，实现四十条”；中共张掖地委（当时辖安西县）也相继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以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开路，提岀“十年指标一年完成，三年过河，五年跨江”（粮食亩产三年、五年分别达到500斤、800斤，又叫过黄河、跨长江），把大跃进的炉火烧得彤红，压力加至顶点。县委、县政府根据上级的安排部署，多次召开各种类型的会议，研讨开展“大跃进”的方法和措施，反复修改农业生产计划。1957年12月，县政府第二届二次会议通过的1958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农业生产计划便开始偏离规律、超越现实。如：农作物种植面积在1957年17万余亩的基础上，到1962年增加到100万亩，其中，粮食作物面积增长3倍多，棉花面积增长50倍；到1967年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万亩,其中，粮、棉面积较1962年再翻一番。“三五”末的粮食亩产达到850斤（熟地），总产达到6亿斤，棉花亩产达到150斤，总产达到1.25亿斤。1958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之后，高指标、大任务更加漫无边际。“大跃进”期间，安西县提出的指标是：粮食亩产5000斤，七天修一座水库，一天办几个工厂，五天放一个“卫星”，一年扫除青壮年文盲，两年达到高小程度，三年达到初中水平，土地普遍深翻，一般达到30公分左右，半数达到50公分以上，1米以上者要占种植面积的2%。在“只要敢想敢干，什么都能实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抹掉帽子冲破天，一脚踢倒祁连山”等口号的鼓励下，发生过不少离奇的事情。如有的公社为大搞广种多收，竟然不管是草甸或砾石，用马车装满谷子，车的四角坐着四个人向河滩撒播谷种，自然连苗也不见；有的公社组织大量人力给柳树嫁接水果，落了个劳民伤财；突击修建的某些水利工程，现修现垮，劳而无功。类此问题，多有发生，但在狂热情绪驱使下，短期内未曾使人们的头脑冷静下来，反而认为是前进中不可避免的，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不足为戒。基层干部在反右倾高压之下，不得不说“白话”，搞浮夸，虽然 “卫星”没有内地放得高，但亩产洋芋数万斤，亩产小麦数千斤，放倒一堵旧墙，堆积一堆沙土，便吹虚放出了积肥“卫星”等等荒唐事例亦屡见不鲜。
  缥缈设想，高大指标，在中国农村当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条件下也都是很难实现的，有些可能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也难以达到。30多年后的1994年，安西县的种植面积因为水资源和劳力资源的制约，仍然只有20余万亩，距200万亩有八九倍之差；粮、棉亩产至90年代中期才达到或略超过原“三五” 末的设想，但离5000斤还相差甚远。粮食总产才实现了6亿斤的1/5左右;棉花总产只达到1.25亿斤的1/8。农民的经济收入，那时基本不被重视，1958年人均仅179.14元（张掖专区统计资料）,1959年、1960年连续下降，1961年取消供给制，实行劳、肥比例分配，人均纯收入仅43.83元，劳均116.13元，户均222.49元（安西县1961年人民公社分配年报）。
  在1957年和1958年的两次农业生产高潮中，深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适应大生产发展需要，某些方面制约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于是便出现了大办“人民公社”高潮，借“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组织形式改变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其历史背景是：“大跃进”催生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助长了“大跃进”！1958年9月20日,县委根据中央和甘肃省委的决议精神，发出“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指示”，要求在9月25日前，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先搭架子，后处理具体问题，其速度之急迫，老百姓没有深入研讨和了解的时间。但是，安西农民秉性淳朴,尽管有各种顾虑,仍高度相信党指引的道路不会走错，因此按照县委的统一规划，5天之内便将36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五爱”（原环城乡）、“桥湾”（今三道沟镇、河东乡、布隆吉乡）、“祁连”（今锁阳城镇）三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100%。“人民公社”实行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实行公社所有制，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实行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的领导体制；大办地方工业，大办公共食堂，大办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将农民的房屋、树木、自留地、小家畜、家禽，以至自留地种植的蔬菜，统统收归集体，采取“一平、二调、三收款”的方式，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
  “人民公社是天堂，大跃进是桥梁”这是当时流行在安西的一种信仰，认为到1963年便可以过上共产主义生活了。县委农村工作部拟定的1959年至1962年农民人均消费标准是：粮食600斤、肉200斤、蛋720个、蔬菜720斤、瓜果360斤、食油24斤、糖24斤、奶360斤、酒6斤、棉衣1套、单衣2套、衬衣2件、棉被1/4条、褥子1/4条、床单1/2条、皮帽1/2顶、皮衣1/5件、皮手套1/2双；1959年农村实现沼气化，实行公费医疗；1960年每户拥有1辆自行车。1959年实施的农民工资标准为九级，每月一级为5元，九级为1元，级差0.5元。
  不现实的理想，一闪而过。首先是1958年的好庄稼由于大跃进和“共产风”的影响，没有如数收获，浪费很大，当年冬季，农民的吃粮就显得紧张。其次，为了掩饰虚假的好形势，在农村开展反粮食瞒产,又伤害了一批基层干部。此后两年生产更不景气，陷入三年困难局面。1960年下半年，各级党委、政府发岀紧急指示一一千方百计安排好人民生活，抢救人命。即使是抢救人命时期,全县农民日均吃粮仅0.5至0.6斤，人体虚弱，疾病蔓延，出现了人口外流和饥饿死亡等非正常景象。
  工业大跃进—、大炼钢铁工业以钢为“纲”，是工业大跃进的战略重点。故大炼钢铁便应运而岀。
  中央为确保1958年全国完成1070万吨钢铁生产任务，号召“全党全民大办钢铁”，提出“中小结合以小为主，土洋结合以土为主” 的指导方针。全国各地，一个大搞群众运动、大搞小、土、群的炼铁高潮很快兴起。
  1958年9月，张掖地委传达了中央大炼钢铁的决定，分给安西县的任务是在1958年12月完成600吨生铁任务，争取完成800吨。10月，又追加600吨，共计1200吨，一斤不能少，一日不能拖。县委于1958年9月14日召开会议进行部署，同时成立了以县委书记李振堂任总指挥，县长姜维玉、副书记赵国贤任副总指挥，有11人组成的安西县钢铁生产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出版了《钢铁尖兵》、《煤炭尖兵》两份小报，给城关炼铁1958年安西城关炼铁现场大队、大泉炼铁厂架设了广播，加强政治宣传工作。县委规定，大炼钢铁期间，各级党、政组织的工作原则是“政治挂帅，书记一马当先，苦战一百天，为完成钢铁任务拼命干”，“一切为钢铁让路，一切服从钢铁生产”。因此，指挥部的权力很大，所辖部门必须做到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车给车、要钱给钱、绝对服从；对外省驻安单位和过往空放车辆，借协作为名，大量调用他们的运输工具和有关物资，而且.大多是无偿的。炼铁组织建制分为三个系统：（一） 冶炼系统：建立四个基地。
  1、 大泉炼铁厂。由李善智、田策、张峰、李玉昆任正副指挥, 投入劳力200多人，完成生铁315吨。
  2、城关炼铁大队。由阎宪源、朱绪棋任正副指挥，投入五爱公社农民、渊泉镇市民及县级机关职工400余人，高峰期达700余人，完成生铁551吨、钢186.796吨。
  3、三道沟炼铁大队。由白世斌、蒲万海任正副指挥，投入桥湾公社农民300余人，完成生铁262.72吨、钢20吨。
  4、十工炼铁点。吴玉璋（十工农场书记、县委委员）、李学福（十工农场场长）任正副指挥，投入小宛、十工、跃进、青山子、四工、踏实农场农工及小宛大队农民300余人，完成生铁70吨。
  5、 九墩湾炼铁点。是10月任务增加后新设的点，指标纳入城关大队。
  （二） 供料系统：
  1、 共投放777人。
  2、 开辟铁矿石开采点三处：即八一山、玉石山、大泉铁矿。
  3、 开发煤焦生产点三处：即红口子、巴儿峡、芦草沟煤矿。不足部分由牛圈子、旱峡煤矿补充。
  （三）运输系统：由于矿点距炼铁基地运距最短的40公里，多数超过100公里, 而且都在深山、大漠，没有正规道路，任务十分繁重。粗略计算，仅矿石、煤焦的货运量为4220余吨，加耐火材料、后勤物资，总量超过60万吨/公里。那时，安西县的运输部门只有两辆旧汽车,任务全靠马车、骆驼和毛驴车承担。10月，掀起“淮海战役式攻坚战”后，运输形势紧迫，指挥部除向各公社加调车辆外，又调县辖机关、厂矿、国营农场及驻安的西藏、青海转运单位的汽车41辆，进行突击，但仍然不能满足。指挥部发布告示，在北大桥、红柳园、大泉、峡东、桥湾、十工、南岔设点，拦截过往空放车辆,捎运炼铁物资。明文宣布：凡不服从的司助人员，可押送公安机关处置。对参与运输的司助人员，无偿管吃、管住，开给证明，给支援了车辆的外省、市、县驻安单位，回报猪59头、羊202只,以表感谢。据统计资料记载，17个支援单位（县属4个）完成的货运量359959吨/公里，占总运量的一半多。
  全县投入大炼钢铁人数，高峰期达2295人，其中，县级干部3人、科级31人、机关职工233人、农民1432人、农工295人、市民及其他258人；投入的骡、马、驼车185辆、汽车41辆、骆驼194峰、毛驴1680头。
  上述2000多人的炼铁大军中，无一人懂得炼铁技术。为了解决入门问题，同时派出两批人员外出学习。一批到182地质队学采矿、捡矿，一批到山丹学习建土炉、小高炉和冶炼技术。经过短期学习便回来担任技术员、技工。他们真是敢想敢干，把安西的炼铁工作闹得红红火火。但结果不堪设想，炼出的1200吨生铁,基本上是无用烧结铁。运动过程中发生伤亡事故6起，死4人、伤16人，损坏的车辆和牲畜不少。
  为了准时完成炼铁任务,钢铁指挥部发出收购废旧钢、铁通知,要求“斤两必购”、“各个角落都要找到、搜到”，有寸丁不留之意。农民的吃饭锅、铜铁器皿都当作废品上交，连门上的铁镣吊也不放过，机关、厂矿也不例外。那206吨钢就是这样完成的。后来，公共食堂散伙后，农民家庭普遍无锅做饭，小器皿奇缺。
  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奋斗，付岀了巨大的财力、物力，至1958年12月20日,以完成生铁1200吨、钢206吨的战果宣布告捷，召开了1300余人的庆功大会，宣告大炼钢铁胜利结束。
  二、大办地方工业大办地方工业的决策，出台略早。人民公社的成立，又给它插上了翅膀。大跃进开始时，县政府提出的计划是，三年内开矿26处、办厂87个，积极改革农具，实现农用车辆滚珠轴承化；大力发展化肥、菌肥，大办电力和农副产品加工工业，使工业产值在三年期末赶上农业产值水平。通过反右倾，1959年修订三年计划：其中，1959年的基本建设投资达到739万元，比上年增长7.7倍，其中，国家投资419万元，占57%、专区投资250万元，占34%、县自筹60万元、公社自筹10万元。共上16个重点项目，其中，冶金工业3个、轻工业3个。至1961年，建综合加工厂2个，生产万能拖拉机150台；建电站88个；开采各种矿19处，其中黄金矿6处，年产黄金1000两；建氮肥、菌肥、骨肥厂3处，年产氮、菌、骨肥61万吨，另外，还有水泥、砖瓦、植物油、面粉、奶粉、造纸等各种厂数百个。
  实际效果如何？据县委1958年12月20日关于工业生产总结称：1958年全县共建各种厂矿1340个，经过整顿后保留1283个,其中县办20个、公社办1263个，建成骨干厂11个，共投入人力4751人（大部分是农民），产值763.71万元。主要产品有生铁1200吨、钢206吨、铅锌矿石5000吨、铁矿石20029吨、铜矿石1631吨、原煤2354吨、焦炭739吨。另据资料记载,至1960年末，全县工业产值达到6300万元，略超当年农业产值。
  此外，实现滚珠轴承化被列为工业大跃进的重要内容，全县3700辆木轮大车，要求在1958年底，后拖迟至1959年元月末，全部安装上滚珠轴承。这个任务，基本落空。其原因：一是市面上滚珠轴承供应紧张，限制了工改进程；二是木轮大车的结构基本不适应安装滚珠轴承，勉强安上的338辆也不理想，很快恢复了旧貌；三是县上不能生产滚珠轴承。后来，修造厂试生产的产品，其质量很差。由此，这一计划可谓胎死腹中。
  总的说来，工业大跃进比较实在，成绩也较明显，如颇具规模的双塔水库竣工、榆林河水库破土动工、拖修厂和农具厂（安西修造厂的前身）建成，花牛山铅锌矿（花牛山集团公司的前身）投入生产。同期建成投产的还有轧花厂、食品加工厂等一批企业。
  算账清理大跃进不只损伤了元气，也伤害了民心。中央采取措施，调整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先后出台几项重大举措，挽救局面：1、开展“全民算账”运动，补偿群众损失。
  1959年4月11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毛主席指示和麻城经验，部署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的清理工作。5月31日至6月15日，又召开了全县活动分子大会，贯彻中央郑州会议精神，进一步推动“全民算账”运动。强调“全民算账”不只是清理经济手续问题，更重要的是清理政治、政策和阶级立场问题。宁可经济上退些钱，也不能让群众和我们党的关系受到影响，通过钱和物的交换，换回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第一步，清理大炼钢铁的账务。主要是清理农村和农民的平调。制定的赔偿标准是：车、畜只给折旧费，木轮大车0.15元/日、胶轮大车0.6元/日；骡马，草12斤/日；牛，草15斤/日、料1斤/日;驴，草6斤/日、无料。其所以不付工资，文件陈述的理由是：“因为全民大炼钢铁，人人有责，是每个人必尽的义务，不付工资也合理”，所以，此次清理退赔款仅103584.65元。至1961年彻底退赔时，又补充赔偿111782.73元。
  与大炼钢铁同时清退的还有粮食部门应付未付的加工费1872.47元；商业部门收购农副产品、废旧金属压级压价差额10568.91元；银行从集体扣回的社员贷款及暂不应收回的贷款35650元，不合理税收180.01元。
  以上五项共计151856.14元。
  第二步，清理“一平、二调”共产风。这次清理未触及到问题的根基，所以，边清边刮，树欲静而风不止。此次清理的成果： 公社平调生产队粮食、现金、耕畜折价68682元；生产队平调社员粮食、农具、牲畜、木料、蔬菜等折价121846.87元。
  以上两步共清理出的问题合计为515732.76元，全县农民户均71.14元,当期兑现230366.67元。
  对照上述退赔原则，县委的规定是：粮食、小木料、蔬菜价款退给社员个人，牲畜、农具折价归社，作为公有化股份基金，记在个人名下。因此，退赔是不彻底的。
  第三步，复查“算账”。县委于I960年下半年开始，对“全民算账”运动进行复查，于11月3日写出“关于’平调’问题的初步检查报告”。报告指出：“我县大部分地区对’平调’纠正不彻底，算账中遗留的问题拖延至今未兑现，或前面兑现，后而又刮’共产风’……”。此次，检查清算未予兑现的问题有：平调土地37.66亩、牛4头、骡马3匹、驴4头、劳力110个、粮食1250市斤、现金11488元、房屋235间、家具248件、各种车6辆、木料422根、席子17张、大锅1口、案板2块、蒸笼1合；算账后新发生的问题有:县以上平调的土地105亩、现金117200元，公社平调的牛24头、骡马7匹、驴12头、骆驼2峰、牛车20辆、各种农具32件、家具3件、木料252根、柴草1500市斤、粮食6006市斤、土块307000个、肥料50车、缝纫机2台、麻袋30条；生产队之间平调的土块10万个；生产队平调社员木料1028根、肥料2700车（牛车）、小麦300市斤、自留地1.7亩。此次检查清算有所深入，退赔兑现做得较好，但仍欠彻底•“共产风”纠而不止，新问题仍然时有发生。
  第四步，彻底退赔。1961年，中央发布（61）432号“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中共甘肃省委下达了贯彻中央规定的十条政策，中共安西县委下定“破产还债，不惜赔光”的决心，提出在1961年5月底退赔完毕。6月14日清算完毕，并写出总结报告，报告称：自人民公社成立之日起，至此次清理开始之日止，全县共清岀各种’平调’价值1071.237元，其中，现金301.126元，至6月18日，退赔兑现893.907元，占问题总数的83.4%,支付现金665.006元,剩余出据期票（包括补贴钢铁款），退还实物46275件。
  2、调整人民公社体制，还农民经济小自由。
  为消除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和“五化”及“共产风”带来的负面影响，曾经数次调整人民公社的体制和制度，调适农民的情绪，以求巩固人民公社。
  1958年12月，县委发出整顿人民公社指示，采取“大辩论”、“反右倾”、“插红旗、拔白旗”等手段进行整顿，效果适得其反。在不断的挫折和失败面前，1959年调整政策，放宽小自由，对生产队实行“三包一奖”，在体现多劳多得方面，迈岀了小小的一步。当年7月，恢复自留地4031.4亩，退还社员634口猪、羊7830只、驴8490头、鸡3121只、兔49只、木料965根、房屋380间、零星树木24471棵、小农具1201件、家具4787件，付给私人投肥价款16251元。自此，农民经济上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利。
  为了调整干群关系，整顿各级组织，1959年7月开展“干部队伍”整风，当时称之为“干部下楼”。需要下楼的小队以上干部1240名，占干部总数72.1%,其中，问题比较严重的1000人、属经济问题的850人、属思想问题的150人，涉及经济24474元。通过检讨、退赔，都得到解脱。
  在三年困难时期，对人民公社制度相继进行调整：1960年抢救人命开始，不再强求“五化” ；1961年把大公社划为小公社，将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实行按劳、肥比例分配，被称之为社会主义阵地的“公共食堂”也宣布解散。
  “大跃进”是一场灾难性风暴，党中央已作出历史结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