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州县图书馆 内容
2001年春节前夕，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为拍摄电视文献专题片《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委派该片河西篇的编导倪宁、执行编导潘娟芳率摄制组在甘肃省委党史征研处牟慧芬处长的陪同下来到安西。县委安排由我和文物旅游局李春元配合采访有关人员和有关外景地。摄制组先后来到安西县老城、王家屯庄、北大河、红军烈士陵园、白墩子、红柳园、西路军最后一战纪念塔、蘑菇台、肃北大公岔、石包城等地，完成外景摄制后于12月22日下午专程采访流落安西，现仍健在的88岁高龄的老红军一一我的父亲苟金元。
经我们引导，摄制组一行来到居住在县城交通巷104号我父母居住的平房内，二位老人热情大方地接待了来访人员。
摄制组进屋与主人寒喧后即开始工作。架设好灯光录音摄像机后，潘导从包中取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红西路军皮制公文包”，递到老人手中问老人家认识不认识这个包。老人抚摸着包感慨万千地说：“这是我捐赠给县博物馆的包，咋不认识？”中央电视台的潘导询问公文包的来历，老人稍作思考后拿出了一叠前几年写的西路军回忆录，讲述了以往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会宁县城大会师
1936年10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四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甘肃省会宁县胜利会师。历经千辛万苦的指战员们见了面，无不欢欣鼓舞，许多人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10月10日会宁古城西津门城楼上，插上了红旗，刷满了标语，会宁城遍身披彩。一、四方面军在此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师会。一方面军将早已准备好的毛衣、毛袜、毛手套和粮肉蔬菜等慰问品送给了四方面军的同志，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联名发来了贺电。当天红四方面军向毛泽东主席发了电报，报告了四方面军指战员兴奋喜悦的心情。
奉命西进 血战河西
1936年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奉命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由红五军、九军、三十军及总部直属队21000多人组成西路军从靖远虎豹口（今河包口）渡过黄河向河西走廊挺进。当时我在三十军八九师二六七团担任团部文书。临走时一、四方面军指战员们难舍难分，互赠纪念品。和我比较要好的一方面军战士、四川老乡刘玉赠给我公文包一件,我赠给刘玉牛皮面的笔记本一个。战友们告别之后，我们随大部队渡过黄河，走向了浴血奋战艰辛难忘的河西走廊。
1936年10月至1937年3月，在120多天的时间里，部队经过了五、六十次大大小小的战斗。首先是渡河战，还有宗家川战、吴家川战、义金战、一条山战、永登战、大靖战、古浪战、武威战、张掖战、永昌战、丰乐堡战、四十里堡战、山丹城战。在永昌城战斗中还击落了一架敌机。途经的西洞堡、龙首堡、临泽、高台、倪家营子等地均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
11月上旬，红西路军三十军经过景泰县一条山大捷，一路过关斩将，在一条山南锁罕堡、达那牌一线，将马匪骑兵第五师马禄旅600余人包围了起来。敌人惊惶万状，生怕被歼，在我军强大攻势下，被迫接受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为了联合抗日，我军让开大路允许马禄旅撤走。我军胜利向古浪县大靖前进，在大靖南门外给予骚扰的敌军迎头痛击，迫使敌军进城关闭城门不战。我三十军向西挺进，攻占古浪县土门堡，敌马步青工兵营不战而逃。敌马有明营被包围在苏家墩子，全部缴械投降。11月下旬，敌步骑兵总指挥马元海率十一个团的兵力向驻守在武威西四十里堡的我三十军八十八师猛扑过来，经过一天激战，我军大获其胜，向永昌、山丹方向进发。
12月初，我军进入永昌。当我军走到永昌东坝时，天空出现几架敌机，驻守在城东北的马家军以为飞机是给他们送给养来了，连忙放烟火、扯白布进行联络，结果飞机对准这些目标扔下许多炸弹，炸得敌军人仰马翻、死伤无数。我军乘势突击，永昌城里的敌军闻风逃窜，我军胜利占领永昌县城。事后才得知是敌机误炸。
1937年1月红军攻占高台城。红五军驻守高台县城，九军进驻临泽沙河，我三十军和总部及其余部集中在倪家营子一带进行坚守。9月敌军调整兵力抽调步骑兵和民团约2万余人，包围了高台县城和倪家营子。红军战士面对绝对优势的敌人，不怕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的困难，夜以继日地坚守阵地，以一当十、以一当百地和敌军浴血奋战，殊死搏斗。高台城一战，五军几乎全军覆灭。仅倪家营子一战就打了20多天，并在梨园口、牛毛山、马场滩、康隆寺歼灭了大量敌人，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时值隆冬，朔风怒号，河西气温降到了零下二十来度，西路军多数指战员身着单衣，只能用破布、破毯裹身缠脚防寒。饥饿与严寒无情地威胁着将士们。在过黄河的激战中撤退时我军未来得及筹集粮食及补养，加之黄河以西马步芳军队全部配发的是“日本三八枪”，而我们红军是汉阳造的“七九枪”，战斗中缴获的子弹用不上。可以说广大指战员在河西战斗中，在坍塌的破屋里，在露天的战壕里熬过了一个个严寒饥饿的日夜，经历了一场场激烈的血战，部队每天都有一、二百人的伤亡。我三十军八九师师长邵烈坤、政委张文德在梨园口战斗中被俘和牺牲。我所在的二六七团的团长张明伦（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湖北黄安县人，也是在肃南康隆寺被俘杀害的。
从1936年10月到1937年3月120多天的时间里，西路军由渡河前的五军、九军、三十军、总部共21000多人，到肃南县石窝山只剩下3000多人。西路军伤亡惨重，损失巨大。1937年3月11日夜，西路军从临泽县倪家营子三道流沟突围，由梨园口撤入祁连山，14日到达石窝山头，军部在石窝山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兵分三路、二个支队。右支队由王树声同志率领五军、九军残部和总部妇女团1000多人往东行。左支队由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率领三十军和总部机关成员1000多人往西行。陈昌浩、徐向前各带一名警卫员也于当夜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艰辛路程。事后才知道，东行的右支队近一半人战死在牛毛山，另一半被俘，还有部分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只有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等个别人历经艰辛回到延安。西路军左支队整编了队伍，分发了军饷，在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同志的率领下继续西行在祁连山中。
冰天雪地祁连山
海拔4000多米的祁连山，披冰戴雪，逶迤千里，积雪长年不化，真是一个冰雪世界。登上山顶雾气像重重叠叠的云朵在山腰中翻腾着，露出云层的冰峰雪崖挺立在山头。进入谷底，冰坡遍布，山风吹来阴冷彻骨。强劲的寒风裹着积雪沙砾迎面袭来，像利刃割着全身。这儿不但人迹罕至，连飞鸟也极少见到，除了偶然惊起的野牛、野马、野羊外，很少见到其他动物。
西路军左支队1000多人的南方籍战士弹少粮缺，身着单衣在零下35度以下的气温中，翻过重重叠叠的雪峰，走过成百上千的深谷，踏着冰封雪冻的山路由一个蒙古族人作向导向西挺进。
西行的第三天，后面追击的马家军骑兵，在严寒荒凉、沟深雪大的恶劣环境中胆怯了，撤退了。敌人撤后虽无追兵，但当时我红军战士们身没棉衣，脚没鞋子，吃没粮食，在这冰雪世界里随时都有冻死饿死的危险。最困难的要算是伤病员了，伤口溃烂了，出脓流血，没药没绷带。我记得我看见熊厚发师长由于负伤，伤口化脓，两眼下陷，左臂用带子吊在脖子上，衣袖满是血污，无法行军。师长为了不拖累部队前进，坚决要求留下打游击，大家都知道留下就是永别。听说他几天后不幸被捕，押到青海，壮烈牺牲。有一个和我是四川老乡名叫杨英舒的红军小战士，只有17岁，到大公岔山中，因体弱多病，发高烧不退，我们几个轮流背着走了一天多，组织安排到一户蒙古族的毡房里，后来被这户蒙古族人家收养，流落在肃北县。由于饥饿寒冷大部分人体力下降，最初每天能走70里路，后来只能走40里、30里，有时还得互相搀扶着慢慢向前。行军中时常有人昏倒，有很多同志白天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却发现这些在战场上英勇顽强的好战友，脸色骤变，嘴唇发紫，身子冻硬了，永远离开了部队。记得在3月21日深夜，我军的电台和延安取得了联系。中央回电大致意思是： 团结一致，保存力量，沿祁连山西进，能进新疆和蒙古就有希望，中央派人接应，路线由你们自定。翌日清晨中央指示一传达，大大坚定了大家向西挺进的信心。在滴水成冰的祁连山中，我有一条“四川围攻”时的战利品——旧破毛毯，就是这条破毛毯救了我的命。我和战友汪永山同志，白天轮流披着这条毛毯，一次次将冻冰的身体暖和过来，晚上两人共同裹着毛毯睡觉。严寒中毛毯虽然像纸一样薄,但毕竟保住了身上的暖气，抗过了死神的威胁, 保住了性命。
饥饿威胁着我们。在连续的激战撤退中，全军没来得及筹集粮食就进入了祁连山。记得在石窝山分兵时吃了最后一顿黄米糊糊，进入祁连山就再未见到粮食，在极端饥饿中，忍痛宰杀了首长的战马充饥。先将马皮、马的内脏、骨头煮了吃，而后再吃马肉。一匹马供二、三百人维持几天的生命，马越来越少。当时我在二六七团任团部文书，团长动员吃腰带、皮包，我借口公文包还装着公文地图，实际上是舍不得把它吃掉。几次濒临冻饿绝境，偶尔碰上牧人走散了的牛羊，大伙儿高兴地说：“天无绝人之路，地无绝人之水。”靠着这些牛羊肉充饥，剥下的皮中间划开个洞从头上套下裹在身上取暖，就这样顽强地跋涉西进。
说实话，在祁连山的日日夜夜要比翻雪山、过草地更苦更险，不知艰苦上几倍。因为翻雪山一天能翻一座大山；过草地最长的一次走了14天，但都事先筹集了干粮，气候要比祁连山中好多了，还能不时地找到一些牛羊肉、野菜充饥。而祁连山海拔四五千米，终年积雪，茫茫千里无人烟。马匪军曾狂妄断言，红军进入祁连山，不是冻死就是饿死，绝不可能活着出来。而红军穿着遮不住身体的单破衣服，没有粮食，依靠时断时有、少得可怜的一些牛羊肉，在零下三四十度中爬了40多天雪山，躺了40多个冰夜，走了1000多里的冰雪山路。这期间不知道有多少指战员被夺去了生命，将士们克服了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这支严重失利、极端疲惫的部队既战胜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又保持了坚强斗志和完整的战斗组织。这真是一个奇迹，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才能创造出这样的人间奇迹。
休整蘑菇台经过40多天的行军，西路军左支队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过乌兰大坂、跨大雪山、越野马滩，通过硫磺沟、大公岔到达石包城（今肃北县石包城乡）。在石包城稍事休整后，又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4月20日早上天亮时，到达安西县境内的万佛峡（榆林窟）北的蘑菇台子。其时全体将士已是极端饥饿疲劳不堪了。战士们身着破衣羊皮，脚包破布毡块，部队五颜六色的褴褛服装和憔悴的面容使万佛峡主持道人郭元亨惊呆了，他不敢相信眼前这些人已经在冰天雪地里奔波了几十天的时间，竟然还活着出来。使他更为感动的是这支队伍的严明纪律。多少年来，他虽然远离人烟，逃避着人世的侵扰，然而马家散兵的恶行他并不少见。相比之下，他被这支队伍秋毫不犯、遇室不入的纪律深深地感动了。当部队的领导人员向他讲明红军西征为团结抗日，打通国际路线解放贫苦大众时，这位贫苦人家出身的道长更是由衷地钦佩。他忙不迭地为指战员们腾房间安排住处。他把面临河边的一间磨房、两间库房腾给首长作指挥部，又安排在蘑菇台干杂工的张德祖取出了二石四斗小麦和仅有的六斗黄米、三十斤胡麻油、四袋子食盐让部队生火做饭，又宰了两头黄牛、二十只羊供战士们食用。当时二六七团驻守在河南岸的毛柳树丛中，指挥部的首长都住在靠河北岸的3间房中，程世才军长住在磨房的罗仓里。在郭道长的帮助下，西路军左支队的全体将士在几十天的艰苦行军中，第一次吃到了热呼呼的黄米饭和香喷喷的牛羊肉。战士们用榆林河的清流洗涤了进入河西以来积存的污垢和疲劳。清凉的榆林河水，迟来的树木春意，宁静的蘑菇台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部队整休后即将离开时，郭道长牵出几匹马送给了部队的首长。程世才军长对郭道长这种热心帮助红军的精神深表感谢。当随行人员把所用郭道长的粮、油、牛、羊等物列成清单交给程军长时，程军长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语重心长地对郭道长说：“我代表西路红军左支队的全体战士向您表示衷心感谢。不久的将来，中国革命一定胜利。这张清单请您妥为保存，所借粮油牲畜，革命胜利后一定加倍归还。”部队启程后，郭道长一直送他们到“卡房子”（地名）山口前才依依告别。
走出祁连山口 攻打安西县城
1937年4月中旬，程世才、李先念率领西路军左支队，经过了祁连山40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辛险恶征程，经大公岔、石包城、蘑菇台走出祁连山水峡口，一出山口就赶上了玉门关外安西多年罕见的大风。
安西是有名的“风库”，干燥的狂风卷起了戈壁上的沙粒石子，真可谓是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几步之外就看不见人。迎面而来的砂石，直扑得人睁不开眼，喘不过气来。偌大的戈壁没有避风之处，只有梭梭柴、骆驼刺和沙拐枣在狂风中鸣叫挣扎着。指战员们都扒在地上等待。风暴好不容易小了一点，部队在戈壁滩集合。程世才首长点了一下人数，大约还有700多人。部队虽在蘑菇台由郭道长资助了粮油、牛羊肉，作了短暂休整，但在经过了40多天祁连山恶劣环境中的长途跋涉仍觉疲惫不堪。几百人的西路军左支队终于走出风雪茫茫的祁连山而进人平原有人家的地方。兴奋的心情鼓舞着战士们，倍感脚底轻快。战士们迎着风沙、捂着脸快步前进，当天下午就到了踏实城。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土城。城里有十几户人家，城东南角有一座魁星楼，城外东南高台上有一座古庙，城外四周有住户、村庄和田地。部队到齐后，布置了警戒。二六五团住在城东阎家庄，二六八团和军部电台住城内，二六七团住在城外东南高台上的庙里。在这里稍作休整，宣传红军政策、补充干粮，当天在此宿营。总部首长召开了排班干部会议，分析安西敌情，了解路程地形。当时了解到踏实距县城70多里，中间相隔十工山。据侦察了解到的敌情：安西城内只有马匪军一个通讯排30多人。第二天凌晨，我军从踏实出发，组织了先遣队先行，二六五团是前卫，二六八团和二六七团是后卫，顶风冒雨，在泥泞的道路上前进。经过破城子行至十工山头，暂布岗哨设防、少许休息。出十工山口，不时来到了距县城20多里的十工，总部住在刘家庄和马家庄子，各团暂时休息，补充口粮，准备攻城木梯，总部研究攻打安西县城的事宜。
总部攻打安西县城的决心确定之后，部队即向安西县城进发。战士们正在议论时，上级下达攻打安西县城的命令：西路军左支队分两个梯队和先头部队，向安西运动。傍晚部队集结于安西城西南3华里的梧桐树窝和彭家庄一带。安西县城是雍正年间修建的土城，只有南门和西门进出，东城墙有很长一段被流沙掩埋，形成了一个斜坡，北城墙、东城墙外一带是民房。二六八团三营营长赵正洪、指导员周纯麟带领队伍担任东城墙主攻任务，二六七团担任后卫。战士们虽然体力不足，弹药缺少，但是一听要打仗人人都抖起了精神。晚上八、九点钟后续部队加快了步伐，迅速向安西城运动。先头部队与城内的马家军一接火打响，敌人就猛烈地扫射，迫击炮弹一颗颗地打来。此时估计敌人至少有一个旅以上的兵力，不然就不会有这样强大的炮火。事后才知道，原来红军在进攻之前，敌人已经连夜从酒泉调来了几个团的兵力驻守县城。战斗打响后，敌人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冲出城门猛烈反扑，主攻部队则依靠大刀、手榴弹与敌人作战，阻击着敌人的反扑。因为敌众我寡，红军伤亡较大，二六八团政治部主任钟立彬等很多同志在攻打安西城时壮烈牺牲。由于对敌情了解不够，致使红军不少人中弹身亡。整个战场情势相当紧张。将士们虽奋战了一夜，反复了几次都未能攻打下安西县城。
天还未亮，上级传来了命令，要停止攻城，向城西北王家屯庄转移。战士们边打边撤，可是在我们刚撤到王家屯庄的时候，敌人就追了上来。他们欺负红军人少枪弹不多，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战士们只好依靠土墙、土坎、房屋、田埂作掩护，双方激战一天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这天的阻击战是艰苦激烈的，直到黄昏，部队才突出重围，并连夜涉水过疏勒河（当地人称北大河），一口气跑了90里路，来到白墩子天已放亮。白墩子是个很小的村落，沿路只有几间土房，还有一座小庙和一个高高的土堆。我军刚到白墩子就见南面戈壁上烟尘滚滚，马家骑兵随后追来。我军依托自然工事与马家军展开了战斗。马家骑兵见正面进攻不利，遂改由从两侧进攻，双方激战。红军经过激烈奋战和奋力拼搏，终将马家军打退。没想到，红军刚击退这批敌骑兵，另一大批敌骑兵就又追了上来。战士们边打边往北撤，一直到天黑撤到红柳园。
红柳园最后一战
红柳园是从安西进新疆的必经之地，方圆一二里有泉水滋润着的一小片青草地，东西全是戈壁和风化的山头。南北水草边戈壁上生长着丛丛红柳，红柳园因此得名。红军刚到红柳园，马匪军又从东南方追来，部队边打边撤，撤到了东南的几个小山头，红军二六七团占领路北的小山头，二六八团和总部潜伏在路南小山头。敌人集中人力向两个小山头进攻，部队又遭到了马匪的分割包围，战士们守在乱山头上准备和敌人决战拼到底，焚烧了所有文件，砸坏了多余枪机，就地挖战壕、筑工事。当时红军将仅有的子弹每人配发了约15颗。双方又开始了激战。枪声、手榴弹声、敌炮爆炸声、喊杀声震天。一时间，两座小山头周围躺满了断头少臂的敌人尸体。红军子弹很快用光了，一直坚持到天黑，战士们不知道打退了敌人的多少次冲锋。马家军的骑兵反复冲杀，终于冲破了红军两个山头上的防守阵地，双方拼杀之中展开了肉搏战，红军战士抡着枪托、大刀接连砍退了敌人。这时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总部领导带领警卫团骑马冲出包围向西北方向撤去。坚守的红军被冲散了，趁天黑撤向四周的乱山中。
红柳园血战是红军西路军西征最后一战，西路军二十八师参谋长刘雄武、九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在激战中腿部受伤，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总部译电员等百余名指战员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长眠于此。马家兵也伤亡60多人。
流落安西的艰辛红柳园血战以后，红军主力部队突围向新疆方向走去。此时一些走散的人和躲藏在山野的伤病员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在追赶大部队无望，马家军仍在搜捕的情况下，失散人员在戈壁滩上无吃无喝，有的继续西行，有的东返延安，有的流落安西和祁连山中。和我同行的共有3人，都是四川老乡，汪永山是后勤供给处的，冯绍宪与我同在二六七团的团部。在茫茫的大戈壁滩上我们结伴而行。由于冯绍宪脚部受伤较重，两天多时间了还在山里转，在一个有雪水的山石窝里休息了半天，我们不知西去新疆还有多远，决定东去返回延安。又从戈壁滩上向安西方向返回，白天躲藏，晚上远远顺着电话线杆向东南返回。大约两天多来到安西县城西北的北大河边。四月的北大河，河水哗哗，我们找来树枝探明水深有3尺多，3人脱掉衣裤趟水到了南岸。黑暗中极目望去河滩空无一人，尘埃中依稀显出一个低矮的圆土包，我们慢慢地向土包走去，原来是一座破烂砖窑。我们挤进砖窑准备住宿，但又有4天没吃东西了，我说：“就算是今天晚上挨过去，明天咋办？这里不知离县城有多远，有无危险，不如趁黑就近找户人家了解些情况，要些饭吃。”于是我们沿着北大河南岸向西到四工一带。离河约1里的地方有几座低矮的土屋，冯绍宪蹲在草围墙外的拐弯处作掩护，我和汪永山摸进院子，叫开房门，屋里只有一田姓老人和儿媳两人，我们说明来意，老者深表同情，忙招呼说：“面也没有了，只有些黄米给你们做些饭吃。”一会儿一锅黄米饭熟了，我们3人狼吞虎咽吃完一锅饭。然后，我们向老人了解这里的情况，老人说：“这里离县城近，最近马家兵搜查得紧，这里不能久留。”我们听后准备出门赶路，老人拦住我们说：“你们穿这样的衣服出去，人家一看就知道是红军，还不是送上狼嘴的羊。我找几件旧衣服，你们换上，从这里（四工）向南是芨芨草滩，一直走到十工，翻山到踏实或东巴兔最保险。”临走，老人又给我们装了一些黄米，送我们上路。一路上，我们商量是否按老者说法去踏实或者东巴兔。这时，冯绍宪对我说：衣服虽换了，可你背的公文包和你的名字对我们影响太大，西北此地哪有苟姓人家？3人商量从今天开始我就改名王子玉，因又小几岁就叫小王。冯绍宪提出：公文包不如送给老乡或扔掉。此时我说：一件破旧毛毯、一个公文包是陪我出生入死的两件物品，怎能扔掉？我思想上斗争了很长时间，为了安全起见，我将毛毯包在了公文包上急向东去到北大河南岸的破砖窑，用手挖了个大坑将毛毯裹着的公文包掩埋了，以便日后寻找。此时夜已深了，趁天黑我们从四工芨芨草滩向南赶路。一路上躲躲藏藏，直到第2天日将偏西时，我们才来到了十工与九南之间的地方，发现前面有一条公路（通向敦煌），路上不时还有车辆通过。我们不敢过路，在草沟中等日落后越过公路，穿过戈壁飞快进入南截山。天亮了，上了南截山头，向北一看，一片绿洲。我们从截山中间向南走去，从八棱墩山口出山，发现一条河水（今黄水沟）从东向西流，高兴极了，就在河边喝水、洗脸、洗脚，拾柴烧火，用脸盆做黄米饭吃。3人饱吃了一顿黄米饭，休息一会儿，都说肚子疼，后来才知道是黄水沟中的碱水引起的。肚子疼稍有好转后即向踏实方向走去。天黑到破城子西南的风蚀地，此地叫景家窑房。晚上我们宿在景家窑房里。
第二天天亮一看，破城子是沿戈壁滩的一片边远农庄，农户正忙于春种。我们白天不敢出窑房，晚上也不敢找大户人家，就到一边远的小庄户人家要饭。原来这家只有老两口，主人叫景有春，当地人都叫他景鞋匠，也是穷人家。老人连夜做饭，我们吃过饭后，为感谢救命之恩，给了老人一个银元，老人很受感动地说：“现在危险，你们再不要来了，晚上我把饭给你们送去。”在距景家三、四里路的窑房住了大约1个多月。冯绍宪、汪永山执意要回四川，我因家中继母当家，不愿回老家，我们只好挥泪离别了。我在窑房中又住了约1个月，此时已是春末夏初，景有春老人说：“现在看来马家兵不追查了。”我就随老人住到他家帮着干活。又过了1个多月，景老说：“我家情况不好，我把你介绍到新沟几家做工吧。新沟李家家境好一点，种地20多亩”。几天后，我就到新沟李有福家当短工，锄草、犁地。1948年春天，我被踏实旧政府抓去当兵。到乡政府一审查是红军共党，被打了一顿放掉了。直到当年秋天，李家要给旧县政府送公柴。我赶着大轮牛车去县城送柴，晚上住在邱家车马店里，心里老是想着公文包和毛毯，睡不着觉。半夜偷偷跑到北大河边，寻找到破砖窑挖出了公文包和毛毯，抱上它回到店里，第二天返回踏实李家。后来在踏实、桥子一带以货郎担做小买卖为生，并在桥子乡取妻生养儿女。
解放后重见光明
1949年9月28日，安西解放。10月7日安西县人民政府成立。因我在老家上过几年学，区上派我到县上参加旧县政府向新政府移交接管工作。1949年12月分配到桥踏区任民政协理员，1952年担任桥踏区副区长，1954年4月当选为安西县第四届人民代表,1956年调任县供销社主任。1955年国家军事博物馆来2人征集西路军文物，我亲手将毛毯捐给了国家。直到1966年“四清运动”，在四清工作组的动员下，我才将隐姓埋名近30年的名字“王子玉” 正式更名为苟金元，子女们也随之改为苟姓。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这样一位在西征中九死一生的老战士却被以“叛徒”、“逃兵”等罪名揪斗，受尽了磨难，说我在老家是地主成份，要老实交待。我说：“我参加红军是30年代，四川还未解放，不存在成份，也不知道家中是否地主。”造反派说我不好好交待，就连续批斗。我只好向老家当地乡政府写了一封信，后来老家寄来了中农成份的证明，加上中央有不准批斗西路老红军战士的文件，才得以解脱批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了西路军老战士的政策，解决了城市户口，国家按离休干部待遇发给了生活费。今年我已经快90岁了，但至今手腕上还保留着用针墨刺下的西路军的旗徽。原打算将随我出生入死的公文包，留予子孙后代永作纪念，不忘这一段历史。后经再三思考，捐给了安西县博物馆。经国家文物专家鉴定，该公文包被鉴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现陈列在安西博物馆，以教育后人不忘西路军艰辛的革命历程。
在老人讲述的过程中，满屋的人都听得入境入神，久久地沉浸在对那段悲壮历程的回味之中……潘导眼含热泪问：“苟老，参加红军苦不苦，后悔不后悔？”“咋不苦，苦是苦，我们共产党总算胜利了，我是一个出生入死的老党员，决不后悔。”老人说着拿出西路军西行路线图和他50年代初及现在的照片资料，大家一一传看。潘导一行让我父亲背上“公文包”摄像后，告别老人返回县招待所已是凌晨1点多了。第二天摄制组一行又前往星星峡、新疆继续采访。
陈靖将军诗
清平乐•安西
戈壁漫漫，云收雾未散。
红柳园上驱春寒，三个最后一战。
登上猩峡高处，眺望黄河东渡。
了却内战十年，赢得按外征途。
经我们引导，摄制组一行来到居住在县城交通巷104号我父母居住的平房内，二位老人热情大方地接待了来访人员。
摄制组进屋与主人寒喧后即开始工作。架设好灯光录音摄像机后，潘导从包中取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红西路军皮制公文包”，递到老人手中问老人家认识不认识这个包。老人抚摸着包感慨万千地说：“这是我捐赠给县博物馆的包，咋不认识？”中央电视台的潘导询问公文包的来历，老人稍作思考后拿出了一叠前几年写的西路军回忆录，讲述了以往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会宁县城大会师
1936年10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四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甘肃省会宁县胜利会师。历经千辛万苦的指战员们见了面，无不欢欣鼓舞，许多人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10月10日会宁古城西津门城楼上，插上了红旗，刷满了标语，会宁城遍身披彩。一、四方面军在此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师会。一方面军将早已准备好的毛衣、毛袜、毛手套和粮肉蔬菜等慰问品送给了四方面军的同志，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联名发来了贺电。当天红四方面军向毛泽东主席发了电报，报告了四方面军指战员兴奋喜悦的心情。
奉命西进 血战河西
1936年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奉命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由红五军、九军、三十军及总部直属队21000多人组成西路军从靖远虎豹口（今河包口）渡过黄河向河西走廊挺进。当时我在三十军八九师二六七团担任团部文书。临走时一、四方面军指战员们难舍难分，互赠纪念品。和我比较要好的一方面军战士、四川老乡刘玉赠给我公文包一件,我赠给刘玉牛皮面的笔记本一个。战友们告别之后，我们随大部队渡过黄河，走向了浴血奋战艰辛难忘的河西走廊。
1936年10月至1937年3月，在120多天的时间里，部队经过了五、六十次大大小小的战斗。首先是渡河战，还有宗家川战、吴家川战、义金战、一条山战、永登战、大靖战、古浪战、武威战、张掖战、永昌战、丰乐堡战、四十里堡战、山丹城战。在永昌城战斗中还击落了一架敌机。途经的西洞堡、龙首堡、临泽、高台、倪家营子等地均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
11月上旬，红西路军三十军经过景泰县一条山大捷，一路过关斩将，在一条山南锁罕堡、达那牌一线，将马匪骑兵第五师马禄旅600余人包围了起来。敌人惊惶万状，生怕被歼，在我军强大攻势下，被迫接受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为了联合抗日，我军让开大路允许马禄旅撤走。我军胜利向古浪县大靖前进，在大靖南门外给予骚扰的敌军迎头痛击，迫使敌军进城关闭城门不战。我三十军向西挺进，攻占古浪县土门堡，敌马步青工兵营不战而逃。敌马有明营被包围在苏家墩子，全部缴械投降。11月下旬，敌步骑兵总指挥马元海率十一个团的兵力向驻守在武威西四十里堡的我三十军八十八师猛扑过来，经过一天激战，我军大获其胜，向永昌、山丹方向进发。
12月初，我军进入永昌。当我军走到永昌东坝时，天空出现几架敌机，驻守在城东北的马家军以为飞机是给他们送给养来了，连忙放烟火、扯白布进行联络，结果飞机对准这些目标扔下许多炸弹，炸得敌军人仰马翻、死伤无数。我军乘势突击，永昌城里的敌军闻风逃窜，我军胜利占领永昌县城。事后才得知是敌机误炸。
1937年1月红军攻占高台城。红五军驻守高台县城，九军进驻临泽沙河，我三十军和总部及其余部集中在倪家营子一带进行坚守。9月敌军调整兵力抽调步骑兵和民团约2万余人，包围了高台县城和倪家营子。红军战士面对绝对优势的敌人，不怕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的困难，夜以继日地坚守阵地，以一当十、以一当百地和敌军浴血奋战，殊死搏斗。高台城一战，五军几乎全军覆灭。仅倪家营子一战就打了20多天，并在梨园口、牛毛山、马场滩、康隆寺歼灭了大量敌人，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时值隆冬，朔风怒号，河西气温降到了零下二十来度，西路军多数指战员身着单衣，只能用破布、破毯裹身缠脚防寒。饥饿与严寒无情地威胁着将士们。在过黄河的激战中撤退时我军未来得及筹集粮食及补养，加之黄河以西马步芳军队全部配发的是“日本三八枪”，而我们红军是汉阳造的“七九枪”，战斗中缴获的子弹用不上。可以说广大指战员在河西战斗中，在坍塌的破屋里，在露天的战壕里熬过了一个个严寒饥饿的日夜，经历了一场场激烈的血战，部队每天都有一、二百人的伤亡。我三十军八九师师长邵烈坤、政委张文德在梨园口战斗中被俘和牺牲。我所在的二六七团的团长张明伦（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湖北黄安县人，也是在肃南康隆寺被俘杀害的。
从1936年10月到1937年3月120多天的时间里，西路军由渡河前的五军、九军、三十军、总部共21000多人，到肃南县石窝山只剩下3000多人。西路军伤亡惨重，损失巨大。1937年3月11日夜，西路军从临泽县倪家营子三道流沟突围，由梨园口撤入祁连山，14日到达石窝山头，军部在石窝山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兵分三路、二个支队。右支队由王树声同志率领五军、九军残部和总部妇女团1000多人往东行。左支队由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率领三十军和总部机关成员1000多人往西行。陈昌浩、徐向前各带一名警卫员也于当夜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艰辛路程。事后才知道，东行的右支队近一半人战死在牛毛山，另一半被俘，还有部分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只有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等个别人历经艰辛回到延安。西路军左支队整编了队伍，分发了军饷，在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同志的率领下继续西行在祁连山中。
冰天雪地祁连山
海拔4000多米的祁连山，披冰戴雪，逶迤千里，积雪长年不化，真是一个冰雪世界。登上山顶雾气像重重叠叠的云朵在山腰中翻腾着，露出云层的冰峰雪崖挺立在山头。进入谷底，冰坡遍布，山风吹来阴冷彻骨。强劲的寒风裹着积雪沙砾迎面袭来，像利刃割着全身。这儿不但人迹罕至，连飞鸟也极少见到，除了偶然惊起的野牛、野马、野羊外，很少见到其他动物。
西路军左支队1000多人的南方籍战士弹少粮缺，身着单衣在零下35度以下的气温中，翻过重重叠叠的雪峰，走过成百上千的深谷，踏着冰封雪冻的山路由一个蒙古族人作向导向西挺进。
西行的第三天，后面追击的马家军骑兵，在严寒荒凉、沟深雪大的恶劣环境中胆怯了，撤退了。敌人撤后虽无追兵，但当时我红军战士们身没棉衣，脚没鞋子，吃没粮食，在这冰雪世界里随时都有冻死饿死的危险。最困难的要算是伤病员了，伤口溃烂了，出脓流血，没药没绷带。我记得我看见熊厚发师长由于负伤，伤口化脓，两眼下陷，左臂用带子吊在脖子上，衣袖满是血污，无法行军。师长为了不拖累部队前进，坚决要求留下打游击，大家都知道留下就是永别。听说他几天后不幸被捕，押到青海，壮烈牺牲。有一个和我是四川老乡名叫杨英舒的红军小战士，只有17岁，到大公岔山中，因体弱多病，发高烧不退，我们几个轮流背着走了一天多，组织安排到一户蒙古族的毡房里，后来被这户蒙古族人家收养，流落在肃北县。由于饥饿寒冷大部分人体力下降，最初每天能走70里路，后来只能走40里、30里，有时还得互相搀扶着慢慢向前。行军中时常有人昏倒，有很多同志白天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却发现这些在战场上英勇顽强的好战友，脸色骤变，嘴唇发紫，身子冻硬了，永远离开了部队。记得在3月21日深夜，我军的电台和延安取得了联系。中央回电大致意思是： 团结一致，保存力量，沿祁连山西进，能进新疆和蒙古就有希望，中央派人接应，路线由你们自定。翌日清晨中央指示一传达，大大坚定了大家向西挺进的信心。在滴水成冰的祁连山中，我有一条“四川围攻”时的战利品——旧破毛毯，就是这条破毛毯救了我的命。我和战友汪永山同志，白天轮流披着这条毛毯，一次次将冻冰的身体暖和过来，晚上两人共同裹着毛毯睡觉。严寒中毛毯虽然像纸一样薄,但毕竟保住了身上的暖气，抗过了死神的威胁, 保住了性命。
饥饿威胁着我们。在连续的激战撤退中，全军没来得及筹集粮食就进入了祁连山。记得在石窝山分兵时吃了最后一顿黄米糊糊，进入祁连山就再未见到粮食，在极端饥饿中，忍痛宰杀了首长的战马充饥。先将马皮、马的内脏、骨头煮了吃，而后再吃马肉。一匹马供二、三百人维持几天的生命，马越来越少。当时我在二六七团任团部文书，团长动员吃腰带、皮包，我借口公文包还装着公文地图，实际上是舍不得把它吃掉。几次濒临冻饿绝境，偶尔碰上牧人走散了的牛羊，大伙儿高兴地说：“天无绝人之路，地无绝人之水。”靠着这些牛羊肉充饥，剥下的皮中间划开个洞从头上套下裹在身上取暖，就这样顽强地跋涉西进。
说实话，在祁连山的日日夜夜要比翻雪山、过草地更苦更险，不知艰苦上几倍。因为翻雪山一天能翻一座大山；过草地最长的一次走了14天，但都事先筹集了干粮，气候要比祁连山中好多了，还能不时地找到一些牛羊肉、野菜充饥。而祁连山海拔四五千米，终年积雪，茫茫千里无人烟。马匪军曾狂妄断言，红军进入祁连山，不是冻死就是饿死，绝不可能活着出来。而红军穿着遮不住身体的单破衣服，没有粮食，依靠时断时有、少得可怜的一些牛羊肉，在零下三四十度中爬了40多天雪山，躺了40多个冰夜，走了1000多里的冰雪山路。这期间不知道有多少指战员被夺去了生命，将士们克服了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这支严重失利、极端疲惫的部队既战胜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又保持了坚强斗志和完整的战斗组织。这真是一个奇迹，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才能创造出这样的人间奇迹。
休整蘑菇台经过40多天的行军，西路军左支队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过乌兰大坂、跨大雪山、越野马滩，通过硫磺沟、大公岔到达石包城（今肃北县石包城乡）。在石包城稍事休整后，又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4月20日早上天亮时，到达安西县境内的万佛峡（榆林窟）北的蘑菇台子。其时全体将士已是极端饥饿疲劳不堪了。战士们身着破衣羊皮，脚包破布毡块，部队五颜六色的褴褛服装和憔悴的面容使万佛峡主持道人郭元亨惊呆了，他不敢相信眼前这些人已经在冰天雪地里奔波了几十天的时间，竟然还活着出来。使他更为感动的是这支队伍的严明纪律。多少年来，他虽然远离人烟，逃避着人世的侵扰，然而马家散兵的恶行他并不少见。相比之下，他被这支队伍秋毫不犯、遇室不入的纪律深深地感动了。当部队的领导人员向他讲明红军西征为团结抗日，打通国际路线解放贫苦大众时，这位贫苦人家出身的道长更是由衷地钦佩。他忙不迭地为指战员们腾房间安排住处。他把面临河边的一间磨房、两间库房腾给首长作指挥部，又安排在蘑菇台干杂工的张德祖取出了二石四斗小麦和仅有的六斗黄米、三十斤胡麻油、四袋子食盐让部队生火做饭，又宰了两头黄牛、二十只羊供战士们食用。当时二六七团驻守在河南岸的毛柳树丛中，指挥部的首长都住在靠河北岸的3间房中，程世才军长住在磨房的罗仓里。在郭道长的帮助下，西路军左支队的全体将士在几十天的艰苦行军中，第一次吃到了热呼呼的黄米饭和香喷喷的牛羊肉。战士们用榆林河的清流洗涤了进入河西以来积存的污垢和疲劳。清凉的榆林河水，迟来的树木春意，宁静的蘑菇台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部队整休后即将离开时，郭道长牵出几匹马送给了部队的首长。程世才军长对郭道长这种热心帮助红军的精神深表感谢。当随行人员把所用郭道长的粮、油、牛、羊等物列成清单交给程军长时，程军长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语重心长地对郭道长说：“我代表西路红军左支队的全体战士向您表示衷心感谢。不久的将来，中国革命一定胜利。这张清单请您妥为保存，所借粮油牲畜，革命胜利后一定加倍归还。”部队启程后，郭道长一直送他们到“卡房子”（地名）山口前才依依告别。
走出祁连山口 攻打安西县城
1937年4月中旬，程世才、李先念率领西路军左支队，经过了祁连山40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辛险恶征程，经大公岔、石包城、蘑菇台走出祁连山水峡口，一出山口就赶上了玉门关外安西多年罕见的大风。
安西是有名的“风库”，干燥的狂风卷起了戈壁上的沙粒石子，真可谓是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几步之外就看不见人。迎面而来的砂石，直扑得人睁不开眼，喘不过气来。偌大的戈壁没有避风之处，只有梭梭柴、骆驼刺和沙拐枣在狂风中鸣叫挣扎着。指战员们都扒在地上等待。风暴好不容易小了一点，部队在戈壁滩集合。程世才首长点了一下人数，大约还有700多人。部队虽在蘑菇台由郭道长资助了粮油、牛羊肉，作了短暂休整，但在经过了40多天祁连山恶劣环境中的长途跋涉仍觉疲惫不堪。几百人的西路军左支队终于走出风雪茫茫的祁连山而进人平原有人家的地方。兴奋的心情鼓舞着战士们，倍感脚底轻快。战士们迎着风沙、捂着脸快步前进，当天下午就到了踏实城。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土城。城里有十几户人家，城东南角有一座魁星楼，城外东南高台上有一座古庙，城外四周有住户、村庄和田地。部队到齐后，布置了警戒。二六五团住在城东阎家庄，二六八团和军部电台住城内，二六七团住在城外东南高台上的庙里。在这里稍作休整，宣传红军政策、补充干粮，当天在此宿营。总部首长召开了排班干部会议，分析安西敌情，了解路程地形。当时了解到踏实距县城70多里，中间相隔十工山。据侦察了解到的敌情：安西城内只有马匪军一个通讯排30多人。第二天凌晨，我军从踏实出发，组织了先遣队先行，二六五团是前卫，二六八团和二六七团是后卫，顶风冒雨，在泥泞的道路上前进。经过破城子行至十工山头，暂布岗哨设防、少许休息。出十工山口，不时来到了距县城20多里的十工，总部住在刘家庄和马家庄子，各团暂时休息，补充口粮，准备攻城木梯，总部研究攻打安西县城的事宜。
总部攻打安西县城的决心确定之后，部队即向安西县城进发。战士们正在议论时，上级下达攻打安西县城的命令：西路军左支队分两个梯队和先头部队，向安西运动。傍晚部队集结于安西城西南3华里的梧桐树窝和彭家庄一带。安西县城是雍正年间修建的土城，只有南门和西门进出，东城墙有很长一段被流沙掩埋，形成了一个斜坡，北城墙、东城墙外一带是民房。二六八团三营营长赵正洪、指导员周纯麟带领队伍担任东城墙主攻任务，二六七团担任后卫。战士们虽然体力不足，弹药缺少，但是一听要打仗人人都抖起了精神。晚上八、九点钟后续部队加快了步伐，迅速向安西城运动。先头部队与城内的马家军一接火打响，敌人就猛烈地扫射，迫击炮弹一颗颗地打来。此时估计敌人至少有一个旅以上的兵力，不然就不会有这样强大的炮火。事后才知道，原来红军在进攻之前，敌人已经连夜从酒泉调来了几个团的兵力驻守县城。战斗打响后，敌人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冲出城门猛烈反扑，主攻部队则依靠大刀、手榴弹与敌人作战，阻击着敌人的反扑。因为敌众我寡，红军伤亡较大，二六八团政治部主任钟立彬等很多同志在攻打安西城时壮烈牺牲。由于对敌情了解不够，致使红军不少人中弹身亡。整个战场情势相当紧张。将士们虽奋战了一夜，反复了几次都未能攻打下安西县城。
天还未亮，上级传来了命令，要停止攻城，向城西北王家屯庄转移。战士们边打边撤，可是在我们刚撤到王家屯庄的时候，敌人就追了上来。他们欺负红军人少枪弹不多，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战士们只好依靠土墙、土坎、房屋、田埂作掩护，双方激战一天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这天的阻击战是艰苦激烈的，直到黄昏，部队才突出重围，并连夜涉水过疏勒河（当地人称北大河），一口气跑了90里路，来到白墩子天已放亮。白墩子是个很小的村落，沿路只有几间土房，还有一座小庙和一个高高的土堆。我军刚到白墩子就见南面戈壁上烟尘滚滚，马家骑兵随后追来。我军依托自然工事与马家军展开了战斗。马家骑兵见正面进攻不利，遂改由从两侧进攻，双方激战。红军经过激烈奋战和奋力拼搏，终将马家军打退。没想到，红军刚击退这批敌骑兵，另一大批敌骑兵就又追了上来。战士们边打边往北撤，一直到天黑撤到红柳园。
红柳园最后一战
红柳园是从安西进新疆的必经之地，方圆一二里有泉水滋润着的一小片青草地，东西全是戈壁和风化的山头。南北水草边戈壁上生长着丛丛红柳，红柳园因此得名。红军刚到红柳园，马匪军又从东南方追来，部队边打边撤，撤到了东南的几个小山头，红军二六七团占领路北的小山头，二六八团和总部潜伏在路南小山头。敌人集中人力向两个小山头进攻，部队又遭到了马匪的分割包围，战士们守在乱山头上准备和敌人决战拼到底，焚烧了所有文件，砸坏了多余枪机，就地挖战壕、筑工事。当时红军将仅有的子弹每人配发了约15颗。双方又开始了激战。枪声、手榴弹声、敌炮爆炸声、喊杀声震天。一时间，两座小山头周围躺满了断头少臂的敌人尸体。红军子弹很快用光了，一直坚持到天黑，战士们不知道打退了敌人的多少次冲锋。马家军的骑兵反复冲杀，终于冲破了红军两个山头上的防守阵地，双方拼杀之中展开了肉搏战，红军战士抡着枪托、大刀接连砍退了敌人。这时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总部领导带领警卫团骑马冲出包围向西北方向撤去。坚守的红军被冲散了，趁天黑撤向四周的乱山中。
红柳园血战是红军西路军西征最后一战，西路军二十八师参谋长刘雄武、九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在激战中腿部受伤，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总部译电员等百余名指战员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长眠于此。马家兵也伤亡60多人。
流落安西的艰辛红柳园血战以后，红军主力部队突围向新疆方向走去。此时一些走散的人和躲藏在山野的伤病员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在追赶大部队无望，马家军仍在搜捕的情况下，失散人员在戈壁滩上无吃无喝，有的继续西行，有的东返延安，有的流落安西和祁连山中。和我同行的共有3人，都是四川老乡，汪永山是后勤供给处的，冯绍宪与我同在二六七团的团部。在茫茫的大戈壁滩上我们结伴而行。由于冯绍宪脚部受伤较重，两天多时间了还在山里转，在一个有雪水的山石窝里休息了半天，我们不知西去新疆还有多远，决定东去返回延安。又从戈壁滩上向安西方向返回，白天躲藏，晚上远远顺着电话线杆向东南返回。大约两天多来到安西县城西北的北大河边。四月的北大河，河水哗哗，我们找来树枝探明水深有3尺多，3人脱掉衣裤趟水到了南岸。黑暗中极目望去河滩空无一人，尘埃中依稀显出一个低矮的圆土包，我们慢慢地向土包走去，原来是一座破烂砖窑。我们挤进砖窑准备住宿，但又有4天没吃东西了，我说：“就算是今天晚上挨过去，明天咋办？这里不知离县城有多远，有无危险，不如趁黑就近找户人家了解些情况，要些饭吃。”于是我们沿着北大河南岸向西到四工一带。离河约1里的地方有几座低矮的土屋，冯绍宪蹲在草围墙外的拐弯处作掩护，我和汪永山摸进院子，叫开房门，屋里只有一田姓老人和儿媳两人，我们说明来意，老者深表同情，忙招呼说：“面也没有了，只有些黄米给你们做些饭吃。”一会儿一锅黄米饭熟了，我们3人狼吞虎咽吃完一锅饭。然后，我们向老人了解这里的情况，老人说：“这里离县城近，最近马家兵搜查得紧，这里不能久留。”我们听后准备出门赶路，老人拦住我们说：“你们穿这样的衣服出去，人家一看就知道是红军，还不是送上狼嘴的羊。我找几件旧衣服，你们换上，从这里（四工）向南是芨芨草滩，一直走到十工，翻山到踏实或东巴兔最保险。”临走，老人又给我们装了一些黄米，送我们上路。一路上，我们商量是否按老者说法去踏实或者东巴兔。这时，冯绍宪对我说：衣服虽换了，可你背的公文包和你的名字对我们影响太大，西北此地哪有苟姓人家？3人商量从今天开始我就改名王子玉，因又小几岁就叫小王。冯绍宪提出：公文包不如送给老乡或扔掉。此时我说：一件破旧毛毯、一个公文包是陪我出生入死的两件物品，怎能扔掉？我思想上斗争了很长时间，为了安全起见，我将毛毯包在了公文包上急向东去到北大河南岸的破砖窑，用手挖了个大坑将毛毯裹着的公文包掩埋了，以便日后寻找。此时夜已深了，趁天黑我们从四工芨芨草滩向南赶路。一路上躲躲藏藏，直到第2天日将偏西时，我们才来到了十工与九南之间的地方，发现前面有一条公路（通向敦煌），路上不时还有车辆通过。我们不敢过路，在草沟中等日落后越过公路，穿过戈壁飞快进入南截山。天亮了，上了南截山头，向北一看，一片绿洲。我们从截山中间向南走去，从八棱墩山口出山，发现一条河水（今黄水沟）从东向西流，高兴极了，就在河边喝水、洗脸、洗脚，拾柴烧火，用脸盆做黄米饭吃。3人饱吃了一顿黄米饭，休息一会儿，都说肚子疼，后来才知道是黄水沟中的碱水引起的。肚子疼稍有好转后即向踏实方向走去。天黑到破城子西南的风蚀地，此地叫景家窑房。晚上我们宿在景家窑房里。
第二天天亮一看，破城子是沿戈壁滩的一片边远农庄，农户正忙于春种。我们白天不敢出窑房，晚上也不敢找大户人家，就到一边远的小庄户人家要饭。原来这家只有老两口，主人叫景有春，当地人都叫他景鞋匠，也是穷人家。老人连夜做饭，我们吃过饭后，为感谢救命之恩，给了老人一个银元，老人很受感动地说：“现在危险，你们再不要来了，晚上我把饭给你们送去。”在距景家三、四里路的窑房住了大约1个多月。冯绍宪、汪永山执意要回四川，我因家中继母当家，不愿回老家，我们只好挥泪离别了。我在窑房中又住了约1个月，此时已是春末夏初，景有春老人说：“现在看来马家兵不追查了。”我就随老人住到他家帮着干活。又过了1个多月，景老说：“我家情况不好，我把你介绍到新沟几家做工吧。新沟李家家境好一点，种地20多亩”。几天后，我就到新沟李有福家当短工，锄草、犁地。1948年春天，我被踏实旧政府抓去当兵。到乡政府一审查是红军共党，被打了一顿放掉了。直到当年秋天，李家要给旧县政府送公柴。我赶着大轮牛车去县城送柴，晚上住在邱家车马店里，心里老是想着公文包和毛毯，睡不着觉。半夜偷偷跑到北大河边，寻找到破砖窑挖出了公文包和毛毯，抱上它回到店里，第二天返回踏实李家。后来在踏实、桥子一带以货郎担做小买卖为生，并在桥子乡取妻生养儿女。
解放后重见光明
1949年9月28日，安西解放。10月7日安西县人民政府成立。因我在老家上过几年学，区上派我到县上参加旧县政府向新政府移交接管工作。1949年12月分配到桥踏区任民政协理员，1952年担任桥踏区副区长，1954年4月当选为安西县第四届人民代表,1956年调任县供销社主任。1955年国家军事博物馆来2人征集西路军文物，我亲手将毛毯捐给了国家。直到1966年“四清运动”，在四清工作组的动员下，我才将隐姓埋名近30年的名字“王子玉” 正式更名为苟金元，子女们也随之改为苟姓。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这样一位在西征中九死一生的老战士却被以“叛徒”、“逃兵”等罪名揪斗，受尽了磨难，说我在老家是地主成份，要老实交待。我说：“我参加红军是30年代，四川还未解放，不存在成份，也不知道家中是否地主。”造反派说我不好好交待，就连续批斗。我只好向老家当地乡政府写了一封信，后来老家寄来了中农成份的证明，加上中央有不准批斗西路老红军战士的文件，才得以解脱批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了西路军老战士的政策，解决了城市户口，国家按离休干部待遇发给了生活费。今年我已经快90岁了，但至今手腕上还保留着用针墨刺下的西路军的旗徽。原打算将随我出生入死的公文包，留予子孙后代永作纪念，不忘这一段历史。后经再三思考，捐给了安西县博物馆。经国家文物专家鉴定，该公文包被鉴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现陈列在安西博物馆，以教育后人不忘西路军艰辛的革命历程。
在老人讲述的过程中，满屋的人都听得入境入神，久久地沉浸在对那段悲壮历程的回味之中……潘导眼含热泪问：“苟老，参加红军苦不苦，后悔不后悔？”“咋不苦，苦是苦，我们共产党总算胜利了，我是一个出生入死的老党员，决不后悔。”老人说着拿出西路军西行路线图和他50年代初及现在的照片资料，大家一一传看。潘导一行让我父亲背上“公文包”摄像后，告别老人返回县招待所已是凌晨1点多了。第二天摄制组一行又前往星星峡、新疆继续采访。
陈靖将军诗
清平乐•安西
戈壁漫漫，云收雾未散。
红柳园上驱春寒，三个最后一战。
登上猩峡高处，眺望黄河东渡。
了却内战十年，赢得按外征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