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州县图书馆 内容
征战河西亲历记
苟金元口述苟正光整理
2001年春节前夕，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为拍摄电视文献专题片《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委派该片河西篇的编导倪宁、执行编导潘娟芳率摄制组在甘肃省委党史征研处牟慧芬处长的陪同下来到安西。县委安排由我和文物旅游局李春元配合采访有关人员和有关外景地。摄制组先后来到安西县老城、王家屯庄、北大河、红军烈士陵园、白墩子、红柳园、西路军最后一战纪念塔、蘑菇台、肃北大公岔、石包城等地，完成外景摄制后于12月22日下午专程采访流落安西，现仍健在的88岁高龄的老红军一一我的父亲苟金元。
经我们引导，摄制组一行来到居住在县城交通巷104号我父母居住的平房内，二位老人热情大方地接待了来访人员。
摄制组进屋与主人寒喧后即开始工作。架设好灯光录音摄像机后，潘导从包中取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红西路军皮制公文包”，递到老人手中问老人家认识不认识这个包。老人抚摸着包感慨万千地说：“这是我捐赠给县博物馆的包，咋不认识？”中央电视台的潘导询问公文包的来历，老人稍作思考后拿出了一叠前几年写的西路军回忆录，讲述了以往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会宁县城大会师
1936年10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四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甘肃省会宁县胜利会师。历经千辛万苦的指战员们见了面，无不欢欣鼓舞，许多人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10月10日会宁古城西津门城楼上，插上了红旗，刷满了标语，会宁城遍身披彩。一、四方面军在此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师会。一方面军将早已准备好的毛衣、毛袜、毛手套和粮肉蔬菜等慰问品送给了四方面军的同志，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联名发来了贺电。当天红四方面军向毛泽东主席发了电报，报告了四方面军指战员兴奋喜悦的心情。
奉命西进 血战河西
1936年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奉命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由红五军、九军、三十军及总部直属队21000多人组成西路军从靖远虎豹口（今河包口）渡过黄河向河西走廊挺进。当时我在三十军八九师二六七团担任团部文书。临走时一、四方面军指战员们难舍难分，互赠纪念品。和我比较要好的一方面军战士、四川老乡刘玉赠给我公文包一件,我赠给刘玉牛皮面的笔记本一个。战友们告别之后，我们随大部队渡过黄河，走向了浴血奋战艰辛难忘的河西走廊。
1936年10月至1937年3月，在120多天的时间里，部队经过了五、六十次大大小小的战斗。首先是渡河战，还有宗家川战、吴家川战、义金战、一条山战、永登战、大靖战、古浪战、武威战、张掖战、永昌战、丰乐堡战、四十里堡战、山丹城战。在永昌城战斗中还击落了一架敌机。途经的西洞堡、龙首堡、临泽、高台、倪家营子等地均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
11月上旬，红西路军三十军经过景泰县一条山大捷，一路过关斩将，在一条山南锁罕堡、达那牌一线，将马匪骑兵第五师马禄旅600余人包围了起来。敌人惊惶万状，生怕被歼，在我军强大攻势下，被迫接受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为了联合抗日，我军让开大路允许马禄旅撤走。我军胜利向古浪县大靖前进，在大靖南门外给予骚扰的敌军迎头痛击，迫使敌军进城关闭城门不战。我三十军向西挺进，攻占古浪县土门堡，敌马步青工兵营不战而逃。敌马有明营被包围在苏家墩子，全部缴械投降。11月下旬，敌步骑兵总指挥马元海率十一个团的兵力向驻守在武威西四十里堡的我三十军八十八师猛扑过来，经过一天激战，我军大获其胜，向永昌、山丹方向进发。
12月初，我军进入永昌。当我军走到永昌东坝时，天空出现几架敌机，驻守在城东北的马家军以为飞机是给他们送给养来了，连忙放烟火、扯白布进行联络，结果飞机对准这些目标扔下许多炸弹，炸得敌军人仰马翻、死伤无数。我军乘势突击，永昌城里的敌军闻风逃窜，我军胜利占领永昌县城。事后才得知是敌机误炸。
1937年1月红军攻占高台城。红五军驻守高台县城，九军进驻临泽沙河，我三十军和总部及其余部集中在倪家营子一带进行坚守。9月敌军调整兵力抽调步骑兵和民团约2万余人，包围了高台县城和倪家营子。红军战士面对绝对优势的敌人，不怕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的困难，夜以继日地坚守阵地，以一当十、以一当百地和敌军浴血奋战，殊死搏斗。高台城一战，五军几乎全军覆灭。仅倪家营子一战就打了20多天，并在梨园口、牛毛山、马场滩、康隆寺歼灭了大量敌人，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时值隆冬，朔风怒号，河西气温降到了零下二十来度，西路军多数指战员身着单衣，只能用破布、破毯裹身缠脚防寒。饥饿与严寒无情地威胁着将士们。在过黄河的激战中撤退时我军未来得及筹集粮食及补养，加之黄河以西马步芳军队全部配发的是“日本三八枪”，而我们红军是汉阳造的“七九枪”，战斗中缴获的子弹用不上。可以说广大指战员在河西战斗中，在坍塌的破屋里，在露天的战壕里熬过了一个个严寒饥饿的日夜，经历了一场场激烈的血战，部队每天都有一、二百人的伤亡。我三十军八九师师长邵烈坤、政委张文德在梨园口战斗中被俘和牺牲。我所在的二六七团的团长张明伦（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湖北黄安县人，也是在肃南康隆寺被俘杀害的。
从1936年10月到1937年3月120多天的时间里，西路军由渡河前的五军、九军、三十军、总部共21000多人，到肃南县石窝山只剩下3000多人。西路军伤亡惨重，损失巨大。1937年3月11日夜，西路军从临泽县倪家营子三道流沟突围，由梨园口撤入祁连山，14日到达石窝山头，军部在石窝山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兵分三路、二个支队。右支队由王树声同志率领五军、九军残部和总部妇女团1000多人往东行。左支队由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率领三十军和总部机关成员1000多人往西行。陈昌浩、徐向前各带一名警卫员也于当夜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艰辛路程。事后才知道，东行的右支队近一半人战死在牛毛山，另一半被俘，还有部分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只有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等个别人历经艰辛回到延安。西路军左支队整编了队伍，分发了军饷，在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同志的率领下继续西行在祁连山中。
冰天雪地祁连山
海拔4000多米的祁连山，披冰戴雪，逶迤千里，积雪长年不化，真是一个冰雪世界。登上山顶雾气像重重叠叠的云朵在山腰中翻腾着，露出云层的冰峰雪崖挺立在山头。进入谷底，冰坡遍布，山风吹来阴冷彻骨。强劲的寒风裹着积雪沙砾迎面袭来，像利刃割着全身。这儿不但人迹罕至，连飞鸟也极少见到，除了偶然惊起的野牛、野马、野羊外，很少见到其他动物。
西路军左支队1000多人的南方籍战士弹少粮缺，身着单衣在零下35度以下的气温中，翻过重重叠叠的雪峰，走过成百上千的深谷，踏着冰封雪冻的山路由一个蒙古族人作向导向西挺进。
西行的第三天，后面追击的马家军骑兵，在严寒荒凉、沟深雪大的恶劣环境中胆怯了，撤退了。敌人撤后虽无追兵，但当时我红军战士们身没棉衣，脚没鞋子，吃没粮食，在这冰雪世界里随时都有冻死饿死的危险。最困难的要算是伤病员了，伤口溃烂了，出脓流血，没药没绷带。我记得我看见熊厚发师长由于负伤，伤口化脓，两眼下陷，左臂用带子吊在脖子上，衣袖满是血污，无法行军。师长为了不拖累部队前进，坚决要求留下打游击，大家都知道留下就是永别。听说他几天后不幸被捕，押到青海，壮烈牺牲。有一个和我是四川老乡名叫杨英舒的红军小战士，只有17岁，到大公岔山中，因体弱多病，发高烧不退，我们几个轮流背着走了一天多，组织安排到一户蒙古族的毡房里，后来被这户蒙古族人家收养，流落在肃北县。由于饥饿寒冷大部分人体力下降，最初每天能走70里路，后来只能走40里、30里，有时还得互相搀扶着慢慢向前。行军中时常有人昏倒，有很多同志白天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却发现这些在战场上英勇顽强的好战友，脸色骤变，嘴唇发紫，身子冻硬了，永远离开了部队。记得在3月21日深夜，我军的电台和延安取得了联系。中央回电大致意思是： 团结一致，保存力量，沿祁连山西进，能进新疆和蒙古就有希望，中央派人接应，路线由你们自定。翌日清晨中央指示一传达，大大坚定了大家向西挺进的信心。在滴水成冰的祁连山中，我有一条“四川围攻”时的战利品——旧破毛毯，就是这条破毛毯救了我的命。我和战友汪永山同志，白天轮流披着这条毛毯，一次次将冻冰的身体暖和过来，晚上两人共同裹着毛毯睡觉。严寒中毛毯虽然像纸一样薄,但毕竟保住了身上的暖气，抗过了死神的威胁, 保住了性命。
饥饿威胁着我们。在连续的激战撤退中，全军没来得及筹集粮食就进入了祁连山。记得在石窝山分兵时吃了最后一顿黄米糊糊，进入祁连山就再未见到粮食，在极端饥饿中，忍痛宰杀了首长的战马充饥。先将马皮、马的内脏、骨头煮了吃，而后再吃马肉。一匹马供二、三百人维持几天的生命，马越来越少。当时我在二六七团任团部文书，团长动员吃腰带、皮包，我借口公文包还装着公文地图，实际上是舍不得把它吃掉。几次濒临冻饿绝境，偶尔碰上牧人走散了的牛羊，大伙儿高兴地说：“天无绝人之路，地无绝人之水。”靠着这些牛羊肉充饥，剥下的皮中间划开个洞从头上套下裹在身上取暖，就这样顽强地跋涉西进。
说实话，在祁连山的日日夜夜要比翻雪山、过草地更苦更险，不知艰苦上几倍。因为翻雪山一天能翻一座大山；过草地最长的一次走了14天，但都事先筹集了干粮，气候要比祁连山中好多了，还能不时地找到一些牛羊肉、野菜充饥。而祁连山海拔四五千米，终年积雪，茫茫千里无人烟。马匪军曾狂妄断言，红军进入祁连山，不是冻死就是饿死，绝不可能活着出来。而红军穿着遮不住身体的单破衣服，没有粮食，依靠时断时有、少得可怜的一些牛羊肉，在零下三四十度中爬了40多天雪山，躺了40多个冰夜，走了1000多里的冰雪山路。这期间不知道有多少指战员被夺去了生命，将士们克服了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这支严重失利、极端疲惫的部队既战胜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又保持了坚强斗志和完整的战斗组织。这真是一个奇迹，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才能创造出这样的人间奇迹。
休整蘑菇台经过40多天的行军，西路军左支队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过乌兰大坂、跨大雪山、越野马滩，通过硫磺沟、大公岔到达石包城（今肃北县石包城乡）。在石包城稍事休整后，又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4月20日早上天亮时，到达安西县境内的万佛峡（榆林窟）北的蘑菇台子。其时全体将士已是极端饥饿疲劳不堪了。战士们身着破衣羊皮，脚包破布毡块，部队五颜六色的褴褛服装和憔悴的面容使万佛峡主持道人郭元亨惊呆了，他不敢相信眼前这些人已经在冰天雪地里奔波了几十天的时间，竟然还活着出来。使他更为感动的是这支队伍的严明纪律。多少年来，他虽然远离人烟，逃避着人世的侵扰，然而马家散兵的恶行他并不少见。相比之下，他被这支队伍秋毫不犯、遇室不入的纪律深深地感动了。当部队的领导人员向他讲明红军西征为团结抗日，打通国际路线解放贫苦大众时，这位贫苦人家出身的道长更是由衷地钦佩。他忙不迭地为指战员们腾房间安排住处。他把面临河边的一间磨房、两间库房腾给首长作指挥部，又安排在蘑菇台干杂工的张德祖取出了二石四斗小麦和仅有的六斗黄米、三十斤胡麻油、四袋子食盐让部队生火做饭，又宰了两头黄牛、二十只羊供战士们食用。当时二六七团驻守在河南岸的毛柳树丛中，指挥部的首长都住在靠河北岸的3间房中，程世才军长住在磨房的罗仓里。在郭道长的帮助下，西路军左支队的全体将士在几十天的艰苦行军中，第一次吃到了热呼呼的黄米饭和香喷喷的牛羊肉。战士们用榆林河的清流洗涤了进入河西以来积存的污垢和疲劳。清凉的榆林河水，迟来的树木春意，宁静的蘑菇台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部队整休后即将离开时，郭道长牵出几匹马送给了部队的首长。程世才军长对郭道长这种热心帮助红军的精神深表感谢。当随行人员把所用郭道长的粮、油、牛、羊等物列成清单交给程军长时，程军长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语重心长地对郭道长说：“我代表西路红军左支队的全体战士向您表示衷心感谢。不久的将来，中国革命一定胜利。这张清单请您妥为保存，所借粮油牲畜，革命胜利后一定加倍归还。”部队启程后，郭道长一直送他们到“卡房子”（地名）山口前才依依告别。
走出祁连山口 攻打安西县城
1937年4月中旬，程世才、李先念率领西路军左支队，经过了祁连山40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辛险恶征程，经大公岔、石包城、蘑菇台走出祁连山水峡口，一出山口就赶上了玉门关外安西多年罕见的大风。
安西是有名的“风库”，干燥的狂风卷起了戈壁上的沙粒石子，真可谓是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几步之外就看不见人。迎面而来的砂石，直扑得人睁不开眼，喘不过气来。偌大的戈壁没有避风之处，只有梭梭柴、骆驼刺和沙拐枣在狂风中鸣叫挣扎着。指战员们都扒在地上等待。风暴好不容易小了一点，部队在戈壁滩集合。程世才首长点了一下人数，大约还有700多人。部队虽在蘑菇台由郭道长资助了粮油、牛羊肉，作了短暂休整，但在经过了40多天祁连山恶劣环境中的长途跋涉仍觉疲惫不堪。几百人的西路军左支队终于走出风雪茫茫的祁连山而进人平原有人家的地方。兴奋的心情鼓舞着战士们，倍感脚底轻快。战士们迎着风沙、捂着脸快步前进，当天下午就到了踏实城。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土城。城里有十几户人家，城东南角有一座魁星楼，城外东南高台上有一座古庙，城外四周有住户、村庄和田地。部队到齐后，布置了警戒。二六五团住在城东阎家庄，二六八团和军部电台住城内，二六七团住在城外东南高台上的庙里。在这里稍作休整，宣传红军政策、补充干粮，当天在此宿营。总部首长召开了排班干部会议，分析安西敌情，了解路程地形。当时了解到踏实距县城70多里，中间相隔十工山。据侦察了解到的敌情：安西城内只有马匪军一个通讯排30多人。第二天凌晨，我军从踏实出发，组织了先遣队先行，二六五团是前卫，二六八团和二六七团是后卫，顶风冒雨，在泥泞的道路上前进。经过破城子行至十工山头，暂布岗哨设防、少许休息。出十工山口，不时来到了距县城20多里的十工，总部住在刘家庄和马家庄子，各团暂时休息，补充口粮，准备攻城木梯，总部研究攻打安西县城的事宜。
总部攻打安西县城的决心确定之后，部队即向安西县城进发。战士们正在议论时，上级下达攻打安西县城的命令：西路军左支队分两个梯队和先头部队，向安西运动。傍晚部队集结于安西城西南3华里的梧桐树窝和彭家庄一带。安西县城是雍正年间修建的土城，只有南门和西门进出，东城墙有很长一段被流沙掩埋，形成了一个斜坡，北城墙、东城墙外一带是民房。二六八团三营营长赵正洪、指导员周纯麟带领队伍担任东城墙主攻任务，二六七团担任后卫。战士们虽然体力不足，弹药缺少，但是一听要打仗人人都抖起了精神。晚上八、九点钟后续部队加快了步伐，迅速向安西城运动。先头部队与城内的马家军一接火打响，敌人就猛烈地扫射，迫击炮弹一颗颗地打来。此时估计敌人至少有一个旅以上的兵力，不然就不会有这样强大的炮火。事后才知道，原来红军在进攻之前，敌人已经连夜从酒泉调来了几个团的兵力驻守县城。战斗打响后，敌人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冲出城门猛烈反扑，主攻部队则依靠大刀、手榴弹与敌人作战，阻击着敌人的反扑。因为敌众我寡，红军伤亡较大，二六八团政治部主任钟立彬等很多同志在攻打安西城时壮烈牺牲。由于对敌情了解不够，致使红军不少人中弹身亡。整个战场情势相当紧张。将士们虽奋战了一夜，反复了几次都未能攻打下安西县城。
天还未亮，上级传来了命令，要停止攻城，向城西北王家屯庄转移。战士们边打边撤，可是在我们刚撤到王家屯庄的时候，敌人就追了上来。他们欺负红军人少枪弹不多，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战士们只好依靠土墙、土坎、房屋、田埂作掩护，双方激战一天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这天的阻击战是艰苦激烈的，直到黄昏，部队才突出重围，并连夜涉水过疏勒河（当地人称北大河），一口气跑了90里路，来到白墩子天已放亮。白墩子是个很小的村落，沿路只有几间土房，还有一座小庙和一个高高的土堆。我军刚到白墩子就见南面戈壁上烟尘滚滚，马家骑兵随后追来。我军依托自然工事与马家军展开了战斗。马家骑兵见正面进攻不利，遂改由从两侧进攻，双方激战。红军经过激烈奋战和奋力拼搏，终将马家军打退。没想到，红军刚击退这批敌骑兵，另一大批敌骑兵就又追了上来。战士们边打边往北撤，一直到天黑撤到红柳园。
红柳园最后一战
红柳园是从安西进新疆的必经之地，方圆一二里有泉水滋润着的一小片青草地，东西全是戈壁和风化的山头。南北水草边戈壁上生长着丛丛红柳，红柳园因此得名。红军刚到红柳园，马匪军又从东南方追来，部队边打边撤，撤到了东南的几个小山头，红军二六七团占领路北的小山头，二六八团和总部潜伏在路南小山头。敌人集中人力向两个小山头进攻，部队又遭到了马匪的分割包围，战士们守在乱山头上准备和敌人决战拼到底，焚烧了所有文件，砸坏了多余枪机，就地挖战壕、筑工事。当时红军将仅有的子弹每人配发了约15颗。双方又开始了激战。枪声、手榴弹声、敌炮爆炸声、喊杀声震天。一时间，两座小山头周围躺满了断头少臂的敌人尸体。红军子弹很快用光了，一直坚持到天黑，战士们不知道打退了敌人的多少次冲锋。马家军的骑兵反复冲杀，终于冲破了红军两个山头上的防守阵地，双方拼杀之中展开了肉搏战，红军战士抡着枪托、大刀接连砍退了敌人。这时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总部领导带领警卫团骑马冲出包围向西北方向撤去。坚守的红军被冲散了，趁天黑撤向四周的乱山中。
红柳园血战是红军西路军西征最后一战，西路军二十八师参谋长刘雄武、九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在激战中腿部受伤，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总部译电员等百余名指战员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长眠于此。马家兵也伤亡60多人。
流落安西的艰辛红柳园血战以后，红军主力部队突围向新疆方向走去。此时一些走散的人和躲藏在山野的伤病员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在追赶大部队无望，马家军仍在搜捕的情况下，失散人员在戈壁滩上无吃无喝，有的继续西行，有的东返延安，有的流落安西和祁连山中。和我同行的共有3人，都是四川老乡，汪永山是后勤供给处的，冯绍宪与我同在二六七团的团部。在茫茫的大戈壁滩上我们结伴而行。由于冯绍宪脚部受伤较重，两天多时间了还在山里转，在一个有雪水的山石窝里休息了半天，我们不知西去新疆还有多远，决定东去返回延安。又从戈壁滩上向安西方向返回，白天躲藏，晚上远远顺着电话线杆向东南返回。大约两天多来到安西县城西北的北大河边。四月的北大河，河水哗哗，我们找来树枝探明水深有3尺多，3人脱掉衣裤趟水到了南岸。黑暗中极目望去河滩空无一人，尘埃中依稀显出一个低矮的圆土包，我们慢慢地向土包走去，原来是一座破烂砖窑。我们挤进砖窑准备住宿，但又有4天没吃东西了，我说：“就算是今天晚上挨过去，明天咋办？这里不知离县城有多远，有无危险，不如趁黑就近找户人家了解些情况，要些饭吃。”于是我们沿着北大河南岸向西到四工一带。离河约1里的地方有几座低矮的土屋，冯绍宪蹲在草围墙外的拐弯处作掩护，我和汪永山摸进院子，叫开房门，屋里只有一田姓老人和儿媳两人，我们说明来意，老者深表同情，忙招呼说：“面也没有了，只有些黄米给你们做些饭吃。”一会儿一锅黄米饭熟了，我们3人狼吞虎咽吃完一锅饭。然后，我们向老人了解这里的情况，老人说：“这里离县城近，最近马家兵搜查得紧，这里不能久留。”我们听后准备出门赶路，老人拦住我们说：“你们穿这样的衣服出去，人家一看就知道是红军，还不是送上狼嘴的羊。我找几件旧衣服，你们换上，从这里（四工）向南是芨芨草滩，一直走到十工，翻山到踏实或东巴兔最保险。”临走，老人又给我们装了一些黄米，送我们上路。一路上，我们商量是否按老者说法去踏实或者东巴兔。这时，冯绍宪对我说：衣服虽换了，可你背的公文包和你的名字对我们影响太大，西北此地哪有苟姓人家？3人商量从今天开始我就改名王子玉，因又小几岁就叫小王。冯绍宪提出：公文包不如送给老乡或扔掉。此时我说：一件破旧毛毯、一个公文包是陪我出生入死的两件物品，怎能扔掉？我思想上斗争了很长时间，为了安全起见，我将毛毯包在了公文包上急向东去到北大河南岸的破砖窑，用手挖了个大坑将毛毯裹着的公文包掩埋了，以便日后寻找。此时夜已深了，趁天黑我们从四工芨芨草滩向南赶路。一路上躲躲藏藏，直到第2天日将偏西时，我们才来到了十工与九南之间的地方，发现前面有一条公路（通向敦煌），路上不时还有车辆通过。我们不敢过路，在草沟中等日落后越过公路，穿过戈壁飞快进入南截山。天亮了，上了南截山头，向北一看，一片绿洲。我们从截山中间向南走去，从八棱墩山口出山，发现一条河水（今黄水沟）从东向西流，高兴极了，就在河边喝水、洗脸、洗脚，拾柴烧火，用脸盆做黄米饭吃。3人饱吃了一顿黄米饭，休息一会儿，都说肚子疼，后来才知道是黄水沟中的碱水引起的。肚子疼稍有好转后即向踏实方向走去。天黑到破城子西南的风蚀地，此地叫景家窑房。晚上我们宿在景家窑房里。
第二天天亮一看，破城子是沿戈壁滩的一片边远农庄，农户正忙于春种。我们白天不敢出窑房，晚上也不敢找大户人家，就到一边远的小庄户人家要饭。原来这家只有老两口，主人叫景有春，当地人都叫他景鞋匠，也是穷人家。老人连夜做饭，我们吃过饭后，为感谢救命之恩，给了老人一个银元，老人很受感动地说：“现在危险，你们再不要来了，晚上我把饭给你们送去。”在距景家三、四里路的窑房住了大约1个多月。冯绍宪、汪永山执意要回四川，我因家中继母当家，不愿回老家，我们只好挥泪离别了。我在窑房中又住了约1个月，此时已是春末夏初，景有春老人说：“现在看来马家兵不追查了。”我就随老人住到他家帮着干活。又过了1个多月，景老说：“我家情况不好，我把你介绍到新沟几家做工吧。新沟李家家境好一点，种地20多亩”。几天后，我就到新沟李有福家当短工，锄草、犁地。1948年春天，我被踏实旧政府抓去当兵。到乡政府一审查是红军共党，被打了一顿放掉了。直到当年秋天，李家要给旧县政府送公柴。我赶着大轮牛车去县城送柴，晚上住在邱家车马店里，心里老是想着公文包和毛毯，睡不着觉。半夜偷偷跑到北大河边，寻找到破砖窑挖出了公文包和毛毯，抱上它回到店里，第二天返回踏实李家。后来在踏实、桥子一带以货郎担做小买卖为生，并在桥子乡取妻生养儿女。
解放后重见光明
1949年9月28日，安西解放。10月7日安西县人民政府成立。因我在老家上过几年学，区上派我到县上参加旧县政府向新政府移交接管工作。1949年12月分配到桥踏区任民政协理员，1952年担任桥踏区副区长，1954年4月当选为安西县第四届人民代表,1956年调任县供销社主任。1955年国家军事博物馆来2人征集西路军文物，我亲手将毛毯捐给了国家。直到1966年“四清运动”，在四清工作组的动员下，我才将隐姓埋名近30年的名字“王子玉” 正式更名为苟金元，子女们也随之改为苟姓。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这样一位在西征中九死一生的老战士却被以“叛徒”、“逃兵”等罪名揪斗，受尽了磨难，说我在老家是地主成份，要老实交待。我说：“我参加红军是30年代，四川还未解放，不存在成份，也不知道家中是否地主。”造反派说我不好好交待，就连续批斗。我只好向老家当地乡政府写了一封信，后来老家寄来了中农成份的证明，加上中央有不准批斗西路老红军战士的文件，才得以解脱批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了西路军老战士的政策，解决了城市户口，国家按离休干部待遇发给了生活费。今年我已经快90岁了，但至今手腕上还保留着用针墨刺下的西路军的旗徽。原打算将随我出生入死的公文包，留予子孙后代永作纪念，不忘这一段历史。后经再三思考，捐给了安西县博物馆。经国家文物专家鉴定，该公文包被鉴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现陈列在安西博物馆，以教育后人不忘西路军艰辛的革命历程。
在老人讲述的过程中，满屋的人都听得入境入神，久久地沉浸在对那段悲壮历程的回味之中……潘导眼含热泪问：“苟老，参加红军苦不苦，后悔不后悔？”“咋不苦，苦是苦，我们共产党总算胜利了，我是一个出生入死的老党员，决不后悔。”老人说着拿出西路军西行路线图和他50年代初及现在的照片资料，大家一一传看。潘导一行让我父亲背上“公文包”摄像后，告别老人返回县招待所已是凌晨1点多了。第二天摄制组一行又前往星星峡、新疆继续采访。
陈靖将军诗
清平乐•安西
戈壁漫漫，云收雾未散。
红柳园上驱春寒，三个最后一战。
登上猩峡高处，眺望黄河东渡。
了却内战十年，赢得按外征途。
记50年代安西两次安置移民
王曙
安西是甘肃西部的一个边陲小县，东西长185公里，南北宽220公里，面积21482平方公里，其中可耕面积34.39万亩，属中温干旱气候，日照充足，光源丰富，无霜期152天。环境条件较差，风沙大，雨量少，但在50年代水利资源比较丰富。境内有疏勒河、榆林河两条水系，均发源于祁连山，每年靠祁连山雪水融化灌溉农田，年均流量合计2.413亿立方米。另外还有布隆吉、桥子、东湖等地下泉水，是发展农业的理想基础。解放初安西只有29000多人口，大片耕地荒芜，大量水源流于闲滩空地，是一个亟待开发的地区。
（一）
1955年国家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提出大力发展农业，开发西北、东北边远地区，动员城市青年到边疆开荒种地，动员内地农民向边远省区移民。根据中央的部署和各地的实际情况，甘肃省人民政府确定河西地区各县为安置移民的重点地区，先后召开几次民政工作会议，具体落实移民任务。
安西县委、政府为了做好移民安置工作，于1956年初成立了緝移民安置领导小组，县委书记李振堂任组长，县长徐廉身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民政局长张山任主任，组织部部长阎宪源为副主任，公安、教育、粮食、银行等11个单位的领导为领导小组成员，并从上述单位抽调9名同志具体办理移民安置工作。有移民任务的乡也成立了3-5人的领导小组，确定专干，具体负责移民的安置事宜。
1956年2月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大力宣传安置移民的重要性，落实安置移民的具体措施，并确定将河南获嘉县移来的3000名移民安插在环城、九工、头工、踏实、南岔5个乡16个农业合作社。同时还召开五个乡党总支书记、乡长、合作社主任、下乡工作组长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对安置移民工作层层负责，使移民到村后，人人有地种、户户有房住、屋内有火、炕上有席、箱中有面、锅内有饭，组织移民进村后就能投入生产，并要求既做好安置工作，又不耽误农时。移民工作是一件新鲜事，各级领导和群众的积极性很高。从动员到安置很短时间内，5个乡群众腾出住房1313间（按梁算），每3人有一间；调剂土地14355亩（人均4.8亩）、烧柴19400斤、农具1735件，还捐出了清油、食盐、醋、咸菜等生活用品，集体还准备了部分面粉和籽种。
第一批河南移民656户2871人，从1956年3月20日到4月5日15天时间先后来到安西，分别安插到各区乡移民点，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
县移民办公室对随移民来的18名行政干部和13名基层党支部书记、乡长、170名不脱产的干部分别做了对口安置；对随移民来的118名小学生按各自居住地点就近插班学习（3名中学生因农村没有中学就在家自学）；随移民来的82名党员、132名青年团员接转了组织关系，参加当地党团活动；对移民中的铁匠、木匠、泥瓦工根据他们的特长都逐步做到了量才使用。
这次安置工作受到河南和安西各级领导的重视，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和物资准备。6月27日河南获嘉县派出的慰问团来安慰问移民。7月15日至17日县委召开了移民代表会议。但千里搬家万里落户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人员虽然做了安置，但遇到的困难、发生的矛盾接二连三，加之安西气候条件太差，风大沙多, 移民来时正是初春，河南是花开气暖，西北则是初解冰冻，乍暖还寒，移民又缺乏防寒衣被，再加水土不服，疾病接连发生。政府给每个移民的12元安家费根本解决不了他们的实际困难。在来安西不到1年时间光医药费就总共花了381400元，住房补助50万元，大大超过了原来标准。然而移民没有得到巩固，到1957年底就有506户2206人先后返回原籍，留下的只有150户665人。
（二）
1958年，甘肃省又下达指标，让安西县安置河南、上海移民。县委、县政府首先总结吸取1956年安置移民的经验教训，认真做好基层干部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克服为难情绪，纠正部分干部群众认为“移民工作难做，来得多、留得少，花钱买来的不安心”，“河南人不讲理，不干活光闹矛盾”等错误认识，统一各级干部思想认识。二是通过了安西县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十年远景规划，即：10年内安西人口增加到30-40万，耕地面积达到100万亩，分别是1957年的10倍和6倍，用这个宏伟计划鼓舞人心。三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移民委员会(常设机构)，配备专职干部，具体负责安置移民工作。提出“党委负责，统一思想，及早准备，妥善安置”的口号，并确定安置方案。四是针对1956年移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把妥善解决好移民的住房、防寒、防病工作，做为安置工作的重点。
对确定有安置移民任务的乡、社、场、队，移民委员会拨出专款调运木料、加工门窗，乡、社负责土木建筑修筑移民点。头工、瓜州、南岔、四道沟按要求修了移民点，河东乡向老乡借出270间住房，环城乡城关大队除借用部分民房外，在县城渊泉小南街南端又续了60户住房为移民小街。十工农场翻新整修了100间宿舍，踏实农场挖了部分半明半暗的土窑子房住。
1958年4月5日一4月20日，全县9个乡28个农业社安置了河南兰考、东明两地移民1012户5639人，其中：环城乡163户1002人、头工乡115户641人、九工乡103户557人、南岔乡134户749人、踏实乡181户977人、桥子乡36户186人、河东乡95户496人、三道沟乡98户515人、四道沟乡87户516人。同年11月中旬第三批从上海来安移民672户2261人，分别安置在环城乡城关大队和踏实、十工两个农场。
这第二次移民安置工作比1956年扎实，吃饭问题解决得好，河南来的6000余名移民前3个月的吃粮由政府供给。上海移民正赶上全县成立人民公社，集体在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疾病由卫生所免费治疗，重大疾病由移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在县医院记帐就能看病。河南、上海移民来自灾区和沿海地区，政府拨给专款和棉花、布料指标，解决衣被单薄问题。同时，政府花了3万元购置了398件皮大衣，群众又援助了502件皮衣，解决了外出劳力上山下滩防寒之用。
上海移民来安后，除吃饭、看病、小孩入托不要钱外，安置在农村的每人每月发3-5元生活费，在县城、农场的每人每月发20-30元工资，因此他们积极性很高。因为在上海每月挣20-30元钱很不容易，还要吃饭、住房、付水电费，孩子入托、看病样样都要钱。在这里，一切都由政府负担，虽然自然条件比较差，住房有困难，但其它方面比上海要好。
政府为了做好移民工作，先后召开10次移民代表会（县上4次、乡上6次），解决移民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树立一大批扎根安西的先进个人和安置移民的先进集体，促进了移民安置工作。其中，有来自河南的节约粮食先进个人杨自堂。他节约粮食的经验是：“秋七、八月少蒸少烙，十冬腊月经常节约，青黄季节不短吃喝”，当年晾干菜2000多斤，采集部分榆树叶子晾干磨细和面粉一齐吃。他的经验对移民和当地群众都有很大的教育作用。踏实农场是安置移民的先进集体，他们的经验是，对移民要在政治上多加关心，建立学习制度，场部、分场、班组都有政治辅导员，组织他们学政治、学政策、学文化，生活上热心帮助。根据来场上海人的生活习惯，他们用小麦换来大米，用羊肉换来猪肉，改善移民生活。还定期召开移民代表会征求意见，改进工作。由于工作做得比较细致，虽然条件很差，但移民比较安心。不久张掖专区（河西只设一个专区）又将安置在阿克塞安南坝的部分上海移民也迁移到了踏实农场。
（三）
通过3年的移民，安西人口由28000多人增加到42000多人，劳动力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增劳动力5500多名，大大地促进了全县的工农业生产和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
第一，农业方面：新开荒地6100亩，踏实农场（原前进农场）上海移民692名，两年开荒1714亩，1958年底进场，1959年生产粮食38万余斤。河南移民来自植棉区，来安后带来种棉新技术，使用工具也有所改进，锄头代替铲子，侈镰代替弯镰，提高了工效；在植物栽培品种上也有改进，安西过去只种小麦、谷、大豆、青棵，而河南移民带来了玉米、高粱、红薯、花生、丝瓜、萬葫芦、大辣子等产品，增加了很多作物品种，提高了作物产量。
第二，手工业方面也有新的发展。上海移民2300多人中，有各种技术特长的工人就有376人，河南移民6000多人中，泥瓦工、木工就有200多人。当时正值大跃进大办地方工业，这些人就有了用武之地。由上海、河南移民中的建筑人才组建了安西建筑公司。从移民中选调92人组成的能设计、施工的建筑队，1959年当年就完成了92000平方米的修建任务。全县原先只有1个砖瓦场，移民来后在九工、头工、桥湾建起3个砖瓦场。县城渊泉大队由上海移民创办了绢花组，她们用绸缎做的花束，远销兰州、张掖、青海、新疆。新分配到农具厂的上海工人制作6尺车床，增加了加工机具，提高了工效。同时，县城出现了上海理发店、修表店、缝纫店和钉鞋、补锅钉碗等手工业摊铺，大大方便了群众。
第三，文教卫生方面也得到了发展。1957年安西只有1所中学、8所小学。移民来后，新办中学1所，县城新开了高中班，新增小学7所，妥善安置了移民中初中生37名、小学生550名。随移民来的有14名公办教师和18名民办教师，县上又从移民中挑选15名有文化的青年人增加到教师队伍中，其中分配到渊泉小学的二级教师沈韦茹，她的识字教学经验60年代在张掖专区大力推广。随移民来的5名大夫、6名护士、23名卫生员分别分配到县医院和各乡卫生所，同时，上级还为县医院和卫生所增加了医疗设备，调拨了药品，增加了床位等。技术力量的充实和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力地促进了卫生事业的发展。在文化方面，尤其是上海移民中有部分高层次的知识人才，对文化发展大有用处。1959年，四工农场排演的话剧《下放锻炼第一年》和县城排演的快板剧《三钗板》 在全省汇演中,分别获得创作、演出一等奖和三等奖。上海移民组建的建筑工程队1959年春节排演的腰鼓舞上街演出，在安西堪称首例，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
第四，移民的到来改变了当地群众的不良习俗。移民到来后，除与当地群众互教生产经验，也改变了各自的生活习惯。上海人对人有礼貌，讲卫生、爱整洁；河南人比较勤快，会过日子；安西人老实厚道。经过一段共同生活，大家取长补短，互相学习，攀亲结友。特别是与当地青年联姻以后使移民扎根当地的决心更加牢靠。
20世纪50年代安西两次移民工作，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耗费了巨额资金，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没有完全留住这些移民的心。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首先，传统观念影响安置。俗话说，故土难离，寸土难移，外地再好没有家乡好。加之河南灾区移出部分移民，当地政府将多余土地分给农民，并大力支援灾区使其很快渡过了难关，生产生活都有了改观，虽然生活困难些，但自然条件比安西好。
其次，具体问题无法解决。千里之外搬家有诸多不方便之处，当家过日子，各种工具、生活用品少了哪一样都不行。再加两地物价的差异，河南5块钱买到的工具到安西就得8-10元才能买到。借用当地住户的用品，时间短了还可以，时间一长，双方都有难为之处。加之移民们在初来时吃食堂，后来食堂越办越糟，吃不饱肚子，农活又重，这是移民大量返回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对妇女，要求她们和男的干同样的农活，她们受不了就想回去。
第三，地域观念影响人际关系。河南、上海移民尤其是在农村挤占了当地群众的耕地和生产工具（牲畜和大型农具），使当地群众经济收入减少。当地群众也错误的认为，外来的“沙子”压了当地的“土”。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人与移民间的磕碰不断出现，到后来遇到矛盾就吵吵闹闹，河南移民一人与当地社员发生口角，大多数移民集体起哄护短，原先那种团结和睦协作的关系完全被打破。1958年8月发生了三道沟乡山水梁村移民张钦平、马富荣、赵观灯等人组织的移民抵制群众加入公共食堂，殴打基层干部、党团员，阻挠、扰乱移民代表大会，要求县上同意他们迁回河南去等移民闹事事件。后经县委、政府大力宣传移民政策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及运用法律手段打击组织闹事者, 事态得以平息。
从那以后,移民集体闹事的没有了,但随着大跃进的深入进行，自年底至第二年冬，大部分河南移民都先后返回河南，加之1960年的自然灾害，当地群众也因生活无着落，奔走他乡。一场耗资千万元的移民工作也就这样结束了。
诗二首
孟世勇
锁阳城
遥望祁连迎雪山，
沙漫柳隐古城现。
风雕雨刻千秋春，
汉唐遗风今犹存。
梦城桥湾
瀚海大漠古城堡，临河望村自孤傲。
遥想当年康熙梦，筑城戍关边疆兴。
程氏爱财违圣旨，关城改建粮草驿。
怒斩贪官正朝纲，惩腐倡廉美名扬。
北京医疗队在安西
潘启智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亲自安排部署下，国务院根据毛泽东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坚持卫生工作必须面向农村、面向工农兵、面向边疆，为大多数人民服务的方针，从1966年至1978年先后共派往我县北京医疗队10批1000多人次。这些曾受到总理亲切接见或热情欢送的医疗队员，在素有“世界风库”之称、封闭落后的安西大地上以白求恩为榜样，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不怕苦，不怕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调查防治地方病，举办了各种类型学习班，以传帮带形式为全县农村培养了大批的“赤脚医生”（乡村医生）、卫生员、接生员，为部分公社卫生院培养带教了外科、妇产科、眼科、五官科等技术骨干，带出了永远不走的医疗队。他们为保障全县农村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付出的艰辛和做岀的贡献值得我们称颂。他们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热情服务群众的良好形象永远留在了安西人民的心中。
组织形式北京医疗队的队员来自于首都各大医院及医学院校，其中有北京的协和医院、广安门医院、积水潭医院、天坛医院、中国红十字总会、宣武门医院、北京医科大学等医疗卫生部门。来安西的主要领导有解放军北京二五医院院长张炳林教授（卫生部军代表）、卫生部副部长姜慧莲、卫生部药械司司长刘美亭等同志。
北京医疗队在当时的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设有中队，配备3~4人,主要职责是对全县范围内医疗分队之间进行联系协调，人员安排调整，工作情况的督促检查。医疗分队分布在全县九个人民公社。大公社配有十几名，小公社配备七八名。医疗队内有年高资深的内、夕卜、妇、儿科专家，五官科、药学、中医专家教授, 也配备护师及其他种类具有精湛医术的医护人员。在南片踏实，西片南岔、环城，东片三道沟还开展过外科、妇产科、眼科手术服务。
历史使命北京医疗队主要工作任务是贯彻落实毛泽东主席1966年6月26日发表的指示（即“六•二六”指示）精神，使卫生工作面向农村，走出城市医院、走出医药院校,深入农村，与工农结合,为工农服务大力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移风易俗，改造生活环境。一是以加强饮食卫生为主，做好饮水管理、粪便管理，进行改良水井、改良厕所、改良畜圈、改良炉灶、改良环境的“两管五改”工作；二是推广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大力培养“赤脚”医生，做到大队有“赤脚”医生，生产队有卫生员；三是开展地方病调查防治，搞好计划生育工作，引导做好群防群治，防治结合，彻底改变农村的卫生面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
取得的成就
北京医疗队留给安西人民最深刻的印象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热情。在那艰苦的年代，他们远离首都北京，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做到了同吃、同住、同劳动，穿的是带补丁的衣服，下队坐的是驴车或马车，带着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民的关怀和爱护，挨门逐户地调查防治地方病，在安西卫生事业的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全面推广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他们除了送医药上门服务之外，还督促落实推广农村合作医疗站的建立，坚持勤俭办医，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利用新医疗法，并充分采集利用当地土方、土药，自己加工，自己制药。当时，除县制药厂外基本达到了每个公社卫生院都有制药厂（房）土法上马，以中药制成的丸、散、膏、丹，还包括中药制剂注射液，如柴胡、银黄、黄连、板兰根等注射液，并在全县展览、示范，推广应用，为巩固农村合作医疗，解决缺医少药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大力培养“赤脚”医生，以传帮带形式培养带教了大批的医疗技术骨干。采取兴办各种类型的学习培训班、巡回诊疗，开展示范性、教学性手术等方式培训当地医疗人才。其中在县上举办了全县的妇产科及计划生育手术学习班数次，举办了接生员学习班1期（每个大队至少1名学员），并配发了产包。在各公社每年都利用农闲季节举办“赤脚医生”学习班和卫生员学习班。经过多年培训和复训，全县赤脚医生达到了70多名，使他们成为农村卫生战线上的主力军。
在开展手术过程中，他们以精湛的技术、满腔的热情，耐心传授,为部分公社卫生院带教出了外科手术医生、妇产科手术医生、眼科医生近10名。在他们的精心培养和当地医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为安西培养出了不走的“永久”牌医疗队，群众信得过的医疗队。
3、以“两管五改”为内容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改变了群众在卫生方面的陈规陋习。针对广大农村落后的环境和不良的卫生习惯，医疗队广泛宣传普及卫生知识，充分发动群众，经常进行卫生大扫除，教育大家养成良好的家庭和个人卫生习惯。为彻底改变安西农村普遍饮用涝池水（人畜共饮）和庄前屋后随意大小便的不良卫生习惯，医疗队员们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教育说服工作。指导部分村队建造土水塔，为庄户人家打手压水井、改茅厕出主意想办法。挨门逐户落实“楼式”卫生厕所，彻底改变了一些人“刮东风西墙根，刮西风东墙根”乱撒乱尿的恶习，消灭了“步步高”（平圈，有的人畜共用，在粪便上层层垫土）的厕所，在农民群众中普及了卫生常识，使其逐步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为当地群众在此后这些年除害灭病，创造优良的生活生产环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安西吟
李金寿
辉煌榆林佛光艳 浩渺锁阳战云稠
斗换星移乾坤转 儿女江山共风流
过安西
王文英
人道安西瓜果乡 瓜甜果脆杏金黄
我来正是瓜时节 未吃甜瓜嘴也香
游安西
傅宝善
地处丝绸路 安见革命诗
千里访胜迹 安西名不虚
馋饮酒泉酒 又尝瓜州瓜
西域千般好 都是丝路家
人皮鼓流落民间回归安西背景
李春元
人皮鼓、人头碗两件传世文物，清代雍正年间制成，原藏于安西桥湾永宁寺（皇寺）。此物具有地方民族传世文物特色。1990年3月3日，经敦煌研究院专家组鉴定为二级文物。
同治四年（1865）五月，肃州回民头目马文禄伙同陕西回民头目白彦虎，聚众攻陷肃州城，继尔西侵，陷赤金堡（今玉门市赤金镇）、毁安西桥湾城、永宁寺，陷安西州城、瓜州城、踏实城，占榆林窟，住持杨元被害，继任住持李教宽携带传世文物象牙造像逃往金塔避难。造像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方回归榆林窟。那次回民变乱，波及西北各地，大有与清廷抗衡之势。同治帝急召陕甘总督左宗棠率大军历时3年方平息变乱。而永宁寺所藏人皮鼓、人头碗、《泽被无疆》木匾、黄袍马褂、马鞭、马鞍流落民间。
逆回变乱平息后，人皮鼓、人头碗回征安西直隶州。民国年间收藏安西县民众教育馆。1949年9月28日,安西和平解放，10月7日，安西县人民政府成立，两件文物由民国安西县政府末任县长吴文清移交安西县人民政府首任县长傅仁杰，后移交文化馆收藏。1954年8月12日，人皮鼓、人头碗和榆林窟末任住持郭元亨先生慷慨捐献的传世文物象牙造像一并移交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造像于同年10月，在兰州五泉山公园首次展出，人们方见其真容。1958年造像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直至1984年12月，安西县政府复得复制件（北京牙雕厂大师赵德兴“刀马李”复制），于次年5月27日回归。人皮鼓、人头碗于1956年移交甘肃省博物馆，其后便无人知晓。
1959年，西藏上层发生武装叛乱，波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我人民解放军在平息甘南叛乱时，在佛寺庙地下室收缴武器弹药和数件藏传佛教法器，人皮鼓、人头碗以及用人头骨、小腿骨制作的清油灯。从这些实物本身反映出藏族上层统治者利用宗教作掩护残害族民的罪恶事实。为了揭露那次藏族上层发动武装叛乱和野蛮残暴的农奴制度，进行阶级教育，1960年，在甘肃省博物馆举办《阶级教育展览》，展出上述器物，安西移交的人皮鼓、人头碗亦在其中。撤展后展品入库，保管人员更替数任，自此便无人问津。而永宁寺《泽被无疆》木匾流落民间长达122年，直至1987年11月14日，由河东乡文化站站长仲银红协助笔者，冒着大风雪，从上泉村四组农民吴德福处以20元酬劳费征集归馆,1989年10月起连同人皮鼓、人头碗先后在县博物馆、桥湾陈列馆展出至今，而黄袍马褂、马鞭、马鞍等物至今查无下落，不胜遗憾也！1985年2月中旬，笔者由酒泉农垦系统调入县文化馆从事文物考古工作。时任政府县长张世雄、文化馆馆长殷宗仁，即委托笔者赴省文化厅、博物馆查询人皮鼓、人头碗。前后历时四年余，往返省城十余次，期间与文化厅、博物馆领导及工作人员唇舌交错，费尽周折，但均否认有此物。究其原因是，1960年省博物馆举办《阶级教育展览》，撤展后展品入库，保管人员调换数任，安西县移交的人皮鼓、人头碗与缴获甘南州的同类器物混在一起；且馆藏有10余万件文物，无法确认哪件是安西县的，故而否认有此物。前后4年往返于省城，费尽周折竟为如此结局，使笔者茫然，无所适从！幸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书法家乔今同先生指点迷津，手绘原物图形，证实确有此物。期间我二人、殷宗仁馆长书信往来不断，直到1989年5月240,由时任主管全省文物工作的文化厅副厅长（1994年起任省文物局局长）马文治同志批复，着省博物馆馆长初世宾先生派人，在10余万件馆藏文物中排查，历时近4个月，方于同年9月16日回归安西。同年10月1日至5日，为纪念人皮鼓、人头碗回归安西，在县博物馆首次展出，广大观众无不欣慰！不幸于次年2月7日凌晨连同象牙造像复制件被罪犯王建荣、张学明盗窃，后于28日由酒泉地区公安处、安西县公安局会同全县人民侦察破案复得。
传世文物人皮鼓、人头碗、《泽被无疆》木匾、象牙造像失而复得，乃安西人民之大幸也！它们连同汉代长城出土文物，自1992年7月在桥湾文物陈列馆展出至今。10余年来，累积接待中外观众达40万人次，门票收入超过100万元，而今已发展成为反腐倡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安西东大门文明窗口。安西地方受益者众多。但当年若无乔今同先生提供证据，若无马文治、初世宾两位领导以及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历时4个月排查10余万件馆藏文物，则人皮鼓、人头碗绝不可能回归安西，也绝无今日之桥湾“反腐倡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笔。
有道是“饮水思源”。为安西得以回归传世文物人皮鼓、人头碗提供直接依据的乔今同先生如今年逾八旬，在全省文博界德高望重，同仁们都尊称他为“乔老爷”。乔老一世清贫，擅长书法，其笔逸雄健，神彩飞扬。书赠安西县文化馆作品者有之。当年为查询这两件实物，乔老、殷宗仁馆长、笔者3人书信往来不断。为了节俭，乔老先生每次来信的信封，竟以捡来的破旧牛皮纸水泥袋和友人回信废旧信封翻剪糊制而成，并为象牙造像提供大量文献资料。笔者方得以为其建立档案。由这些书信和文献资料，字里行间充分体现了乔今同先生强烈的民族自尊自强精神，保护文物当仁不让的爱国热忱，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严谨的工作作风。笔者身为寻找这两件传世文物的见证人，今撰此文，以承前启后，饮水思源！2003年9月16日
安西县清真寺沿革
张瑞龙
清真寺是阿拉伯语“麦斯吉德”的义译。它是伊斯兰教信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和精神、政治的中心。穆斯林每日的“五番拜”、“主麻拜”、“会礼”等都在清真寺举行。它又是穆斯林交往的场所。他们在这里互致问候，联络感情，交流信息。在法庭和学校没有专设之前，清真寺是法庭裁判所所在地和穆斯林的求知学校。可以说，哪里有穆斯林，哪里就有清真寺。在伊斯兰教国家里，大清真寺一般位于市中心，其他建筑设施都围绕它而展开。
清真寺建筑艺术随着伊斯兰教的形成而发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清真寺建筑反映着时代的、本土的、民族的特色。清真寺建筑构成主要有礼拜殿和水房两部分，还辅以庭院、凹壁、讲坛、宣礼塔、拱顶、券门等。
安西历史上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有清真寺3座，阿訇7人，教徒450人。民国三十一年（1942）9月16日，安西成立了第一个回民组织一一回教教育促进分会，会长由马迎蛟担任。1943年3月10日改组。改组后的促进分会有理事5人，候补理事1人，监事2人，候补监事1人。常务理事由马福田担任，常务监事由马德福担任。1943年5月，安西县城回民富户韩青山在东街发起修建了一座清真寺，占地面积约1680平方米，内有礼拜堂、水房、住房、门房、厕所共计28间；外建房屋30间，供来往客商、乡民住宿，对外营业收入全部用于寺内各项开支。寺内阿訇是韩青山,乡老马成才，并有满拉（学员）数人。1946年至1949年9月，寺内设立回民初级小学,为回民子弟教经识字。到新中国建立前夕，全县伊斯兰教徒269人。
1949年安西解放后，广大穆斯林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指引下，清真寺教务、事务活动有条不紊，信徒安居乐业。清真寺有阿訇马新民、学董马占林、乡老马成才、满拉马振环、马文良、马学礼，马利尔、马海文等10多人。这是安西清真寺的全盛期。1951年2月，县人民政府教育科又扶持在寺内办起回民初级小学，至1955年8月因回民教师杨生林突然病逝而停办。
1958年，因宗教政策上出现偏差，阿訇、学董被抓，满拉流落他乡，寺门关闭，教徒失散，正常的宗教活动中断，清真寺房屋后被改为安西糖厂。1970年起县城陆续搬迁到现址后，清真寺也于1976年随老城其它废旧建筑物一同拆掉。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指引下，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相继得到平反，广大穆斯林群众和教职人员又重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民族宗教政策怀抱中。县城回民马振环、杨万福、马成才、李学录、李生发等人共同要求重建安西清真寺。他们的正当要求得到了县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1980年县上批准在新城巷划地400平方米，县财政划拨资金8000元，修建了小寺一座，内有礼拜堂、水房、生活用房共5间。清真寺建成后，由马成才、马振环临时负责主持教务工作。当时全县只有回民12户，50余人，这座小寺一直维持到1987年。
1987年8月24日，中国环境报社副总编杨兆三（回族,著名画家、书法家，我县《天女献瓜》雕像座题铭与线描画即出自其手），由该报社甘肃记者站记者马晓军（回族）陪同来安西采访时，县政协、县委统战部委派政协常委张文达、穆斯林群众马如林陪同察看了清真寺。看后认为寺太小，太偏僻，设施条件差，过往穆斯林不方便。事后，张文达、马如林等向县上提出了搬迁清真寺的设想和要求，县政协和统战部向县长他维新做了汇报。县政府召集城建局等相关部门又进行了商议，最后确定在县城粮食局车队东侧公路边由南向北70米，东西16米，占地1120平方米作为建寺用地，由张文达、马如林具体负责，筹集资金开工修建。经过3个月的努力，筹措资金16000元，其中地区民族宗教处拨款5000元，旧寺出卖5000元，群众集资6000元，修建礼拜堂70平方米，水房、门房和生活用房7间，总面积为130平方米, 基本满足了当地穆斯林群众节日礼拜和平时礼拜的需要。
1991年3月，由全体穆民选举产生了由7人组成的第一届安西县清真寺管理委员会，马如林当选为寺管会主任，张文达、杨万福、马成才、李学录、李生发为委员，结束了清真寺自1958年以来33年群龙无首的历史。
1992年7月，为走以寺养寺的道路，寺管会决定贷款在清真寺旁修建清真餐厅。与此同时，省林业厅厅长禹贵民路过安西就餐时，马如林汇报了此事。禹回去后，积极筹措资金4.8万元用于清真寺修建清真餐厅。1992年8月开工修建，12月底完工，共修建清真餐厅143平方米及生活用房两间30平方米，做为清真寺的实体。1993年3月开业，以承包的形式由个人经营，承包费用于清真寺日常经费开支。经过5年的努力，还清了所有借款，并积累了一定的资金。
1997年3月，选举产生了由7人组成的第二届安西县清真寺寺管会，马如林当选为主任，李万林任副主任，马德魁、马全良、李学录、杨万福等人（暂缺1名）为委员，聘用马忠治为阿訇。1998年10月经县委统战部同意，改聘马成爱为阿匍并为寺管会成员。
1997年4月，由于外地来安西县落户的回民不断增多，已有的礼拜堂、水房无法满足礼拜需求，寺管会研究将清真寺未用地皮40平方米，转让给安西一汽经销部，并由其无偿改扩建清真寺礼拜堂，经请示政府王生德副县长同意，于5月开工，8月竣工。就此，安西清真寺才有了一个理想的礼拜场所。
1997年5月，由于疏勒河移民开发工程建设中规划新建的安西扎花营基地整体安置了从东乡族自治县迁移来的东乡族2590余人，经省移民办同意，东乡县民宗局批准在扎花营移民基地修建了两座清真寺，一座为扎花1号白壮寺，另一座为扎花2号南大寺。
2002年3月，选举产生了由7人组成的第三届寺管会，马如林任主任，马成爱、马德魁任副主任，马世俊、李学录、潘启俊、马全良为委员，继续聘用马成爱为阿訇。
2002年8月，因安西县城南开发区鸿丰公司和青海民和开发队的伊斯兰教群众离县城较远，参加宗教活动不便，经主管部门审查批准，自筹资金修建了城南1号、城南2号两座简易清真寺。至此，安西县共有清真寺5座。到2002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全县穆斯林群众人数达5167人。全县10个乡镇均有分布，比较集中的在县城、扎花、城南开发区及双塔、七墩等移民基地。
2003年8月11日,为加强全县伊斯兰教和各清真寺的管理，有效地发挥宗教团体的桥梁纽带作用，安西县伊斯兰教协会正式成立，由各寺管会协商产生的40名代表，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马如林、潘启俊、马全良、马成爱、马德魁、马成云、马福宝、李学录、罗海林、黄有龙、韩依布拉等11人组成的安西县伊斯兰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并选举马如林为会长，潘启俊、马全良为副会长。县政协副主席、县委统战部部长王尚明到会祝贺并讲话，从而使安西县伊斯兰教工作走上了正规化、规范化的管理轨道。
玉门关盖将军歌
唐·岑参
盖将军，真丈夫，行年三十执金吾，身长七尺颇有须。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百草枯，南邻犬戎北接胡。将军到来备不虞，五千甲兵胆力粗，军中无事但欢娱。暖室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壹，金铛乱点野驼酥。紫皱金章左右趋，问着即是苍头奴；美人一双闲且都，朱唇翠眉映明眸；清歌一曲世所无，今日喜闻风将雏，可怜绝胜秦罗敷，使军五马漫踟蹰。野草绣窠紫罗襦，红牙镂马对樗蒲；玉盘纤手撒作卢，众中夸道不曾输。枥上昂昂皆骏驹，桃花叱拔价最殊；骑将猎向城南隅，腊日射杀千年狐。我来塞外按边储，为君取醉酒剩沽；醉争酒盏相喧呼，忽忆咸阳旧酒徒。
“康乾盛世”时期的安西
李旭东 王曙
清代安西的开发与军事活动有密切关系，从军事占领、军事农业经济到逐步移民、开发民屯，进一步巩固了西北边防，增强了国家财力，对加速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清军对河西及“安西”的军事占领
安西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县境东西长185公里，南北长220公里，地形地貌特点是东高西低，南北两侧是高山，成为军事上险固的天然屏障；中间为戈壁丘陵与绿洲平原。这里古代曾是丝绸之路南北交汇处，汉、唐、宋、元、明、清诸代一直是我国西北一个极其重要的军事要塞，战略要地。明洪武年间，在吐鲁番回民（即维族人）的进逼下，“关（嘉峪关）西七卫”全部内迁至肃州以东。“正德十一年（1516）徙瓜沙于肃州境内，划关而守”，①明长城亦只修至嘉峪关。嘉靖三年（1524）下令正式关闭了嘉峪关，关外安西、敦煌及西域大片土地孤悬关外，沦为游牧民族部落的牧地和厮杀战场。汉唐时期开发的绿洲，未有稼穡之人，逐渐荒芜，祁连山下安西地境的肖家地古城、锁阳城、破城子、巴州城等30余处古城变为废墟，变得“满目荒凉，已寻找不到古代家家流水，户户垂杨的绿洲面貌”。②清康熙十七年（1678），西域少数民族首领噶尔丹趁清廷“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无暇西顾之机，疯狂地扩充自己的势力，拥兵60余万，攻占了天山南北大片土地，割据了西域及中亚，又北上侵占了蒙古，并虎视眈眈，有南下中原之意。这严重威胁新生不久的满清政权。噶尔丹欲从西域进入中原，必须要通过哈密和安西为入口，康熙要围剿噶尔丹，亦要通过安西才能进入西域。故尔，安西成为二者进出必经要地。康熙立誓收复河西及西域，歼灭噶尔丹，其曾3次亲驾出征，躬亲宁夏前线指挥，指派孙克思、博霁率领西安满兵和甘肃绿旗兵出征嘉峪关，并在嘉峪关至哈密布阵设兵；清廷又命令甘肃提督孙克思为振武将军，朗谈为昭武将军镇守肃州，控制安西。后又从西安补充调兵2000名，前锋兵800名，枪护手1000名于安西。西北用兵，需要雄厚的后勤物资运输，运输粮草弹药又需大量的骆驼、骡子。在清廷的运筹下，大批辎重从嘉峪关内运来，支撑安西等地守军日常所用。当时桥湾还未建造城池，只有一营官兵驻守，为河西联系西域之襟带，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今“安西”与“疏勒”之地名，即与康熙征讨噶尔丹战役有关。苏北海先生云：“至于河西走廊西部的疏勒河，原称籍端水，……。到康熙时，由于在这一地区擒获了叛乱的噶尔丹部属，清廷为表彰统一西域之武功，即引用历史上西域著名的古地一一疏勒为名，称河名为疏勒河”。③此次战役中清军在疏勒河流域擒获噶尔丹3000余名部属。清廷为庆贺、纪念这一重大的军事胜利，将汉唐两个名振寰宇的古地名“安西”、“疏勒”从西域移居到了河西走廊，“安西”、“疏勒”始有其名。可见这次战役在当时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笔者以为，“安西”、“疏勒”之地名从古西域移至河西走廊，从某种程度上说与康熙御批有关。因变更一个地方的地名往往是与历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的。
在康熙大军强大的军事攻势之下，噶尔丹节节败退，从内蒙呼伦贝尔逃往新疆哈密，纠集残余势力负隅顽抗。康熙三十六年(1697)，噶尔丹在哈密服毒自杀，其部众群龙无首，清军终于大获全胜。康熙五十四年(1715)清廷派兵驻防沙州及色尔藤④。“本朝定鼎，西夷向化，瓜沙尽入版图”。⑤康熙五十七年(1718)“番族内附，置靖逆、赤斤二卫”⑥又设安西柳沟卫于汉渊泉县故城(今三道沟镇四道沟村)。
二、清代安西的军事设置及防御策略
康熙皇帝竭尽全力，终于在晚年统一整个中国。在其驾鹤西去后，游牧于新疆一带的部分少数民族部落又蠢蠢欲动，妄图颠覆西北。实力最大的鹰尔丹策零率军6000余人，于雍正八年(1730)正月从乌鲁木齐打到了哈密，有逼进河西及中原之意，安西的局势又一下子吃紧了。雍正皇帝命河南总督田文镜购买3000匹大骡交于川陕总督岳钟琪用于安西前线。岳钟琪请示朝廷后亲自设计督造宽2尺、长5尺的战车，1人推撵，4人保护。5车为1伍，25车为1乘，100车为1队，1000车为1营。行军时车上装载衣粮，驻扎时以车为营。岳钟琪安排好安西防务之后，令总政曹襄力先从安西前线出发赴哈密迎战；又令石云绰为右将断噶尔丹策零归路。为运送兵粮，岳钟琪亲自筹划开挖疏勒河河道，置备小舟船作为交通工具，取得了出奇的效果，为保护安西诸地的安定起了一定作用。大规模战役后，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安西一带的驻军疏于管理，不修武备，以致有战事临阵磨枪，仓促上阵，贻误战机之事时有发生。针对外敌入侵，官兵行动缓慢，清廷进一步加强军队训练，提高战斗力，明确了官兵守护、缉察、训练、传敕、传令、差役等职责，尤其对官兵管理、训练、操演提出了严格要求。通过一段时间的整饬，兵丁训练有素，技艺精湛，阵式整齐，纪律严明，效果良好。权倾满清朝野的重臣年羹尧、岳钟琪、王全臣等曾亲自督阵安西，遇有官兵操演，必亲察阅。当时的阅兵制度一般对各营要求每年实行阅操一次，对各级官员出具详细考语，并将各营官兵情况按优咨造册备案。操演时所用真枪实弹皆由肃州方面提供。
清代在安西布隆吉、桥湾、安西老城、踏实堡、小湾堡、白墩子、红柳园、大泉、马莲井、星星峡、百齐堡诸地各要害部位驻兵，防守严密。雍正年间由于军事需要，驻防官兵进一步兼及农耕，以解决军粮不足。此为古代汉唐绿洲消失之后在新辟绿洲上最早的农事活动，拉开了营造今天30余万亩绿洲的序幕，但其并未是专业性质，而是亦兵亦农。招募新兵事宜，由安西镇臣张嘉翰负责。由于当时安西还未移民，未有兵源，则径向关内肃州诸地征用。即是选派官吏，也是从各地调遣。在桥湾设千总1员，踏实营设都司、把总各1员，柳沟营设都司把总各1员，惠回堡设千总1员，双塔堡设千总1员，百齐堡设把总1员，瓜州营设参将1员。后瓜州营参将缺额，清廷考察甄选了办事谨慎老实的凉州属羌千总赵良辅继任；安西镇标营游击（官职）则调派肃州右营游击邹文麟接替。可见，当时选拔官吏一定程度上是打破地域界限进行的。后来一些千总、把总就在安西行营中挑选。一些老兵成了婚，兵丁家眷往返亦发给一定盘缠。“查安西卫，未有户民，唯有三营余丁，共计九十家，共一百七十六名”。⑦此指结束战事后，安西卫成立之初安西地方驻军人数情况。同时亦表明，由于服役时间长，守卫官兵是可以带家眷的。清初安西地方建制仍沿用明制。雍正十年（1732）为了正规化边防需要，正式经营、经理嘉峪关西至新疆哈密区域事务，设立了安西兵备道、安西厅等统管关西最高级别的军政单位。安西兵备道的最高长官曰按察副使，由早戌进士出身的湖广钟祥人王全臣担任。后成立安西厅，担任过同知的有王玮、杨汝壁、罗名舜、廖英、童嘉模等人。任过安西镇总兵的有孙继宗、宋可进、潘之善等人。安西镇设标中、标左、标右三营。守备下设千总2员，把总4员，每营按马（骑兵）六步（步兵）四布防。安西厅饷银经费为338两，遇闰月加银9两，同知俸银80两，门子（下人）2名，每个支银12两，遇闰月加银1两。侍奉同知的还有轿、伞、扇夫共6名，每年支银36两，遇闰月加银3两。还有皂快（差役）10名，支银60两，遇闰月加银5两，壮丁25名，支银150两。通过百余年的发展，安西诸地的军事制度更加完善严密，军事设置趋于规范化，有效地担负起军事显要位置上的战斗防御作用。成为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取得的最大实绩。
三、清代安西绿洲雏形的形成
（一）清代安西移民
康熙五十四年（1715），清军从河西走廊进兵新疆，安西成为军需民用转输前哨。因为兵丁缺乏生活供给，长途转运十分困难，清命令“各卫新屯地亩应全交与安西镇标营兵丁承领屯种，为伊等恒产，即以收获籽粒供兵丁口粮，如有不敷，照例折给银两”。⑧清代到安西屯田的主要有军籍人员、遣犯、平民及兵丁家属、子女等几种成份。清雍正元年（1723）安西少量兵丁开始垦荒，到雍正六、七两年开地580亩。后来安西守军不断增多，主要分布于安西卫、瓜州营、双塔堡、布隆吉、桥湾、百齐堡、踏实堡、惠回堡、赤斤等地。军队所到之处，除担负战斗、守卫任务之外，还要参与开发屯田、耕种、兴修水利。安西东半县遣送的第一批屯民是：雍正二年（1724）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奏青海善后十三事之一为“请发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军罪当遣者，尽行发往大通河、布隆吉尔垦种”。⑨后经总理事务大臣等会议决定，大通河沿岸令驻军子弟及民人开垦耕种，“惟布隆吉尔距边远，应令遣犯佥妻发往，官给籽种，屯垦三年后起科如例”。⑩五省军罪及家属，全部遣往布隆吉尔，为清代安西遣犯屯田之始。嗣后，雍正十年（1732）十月开始，吐鲁番回民（维吾尔人）在头目额敏和卓率领之下，总计9264人移居安西，为安西第二批移民。乾隆二十一年（1756）其返原籍后，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御史刘宗魏奏请部分遣犯再行发至安西屯垦，“交驻防将军等管辖”乾隆二十八年（1763）,湖北武昌府属马迹岭地方有吴姓大族，“盘踞为匪，怙恶不愎”，清即交安西府属渊泉县收管。乾隆二十六年（1761）,甘肃巡抚明德奏云：“（安西）遣犯甚多，难以安顿”，请求改发辟展乌鲁木齐屯区。故安西部分遣犯又被发至新疆。清代安西遣移人员除回民之外，其它史料没有明确数字，根据新屯地亩等情况推测，大约3万余人。
（二）兴修水利
清代在疏勒河上游修建2条大渠即靖逆东渠和西渠。东渠入玉门，西渠入安西。西渠在三道沟一带又变为双岔，一岔至三道沟、河东乡一带，另一岔至桥湾。从桥湾到小湾、安家窝铺又派生回民南渠、回民北渠、余丁渠3条大渠。回民南渠、回民北渠从小湾、安家窝铺至回民五堡，又开了4条支渠，至瓜州营一带又开了7条支渠。同时，在各段建坝修闸，调控水量，为绿洲灌溉和屯田发展配置了水利资源。
（三）营造城池
雍正四年（1726）,河西局势初定，川陕总督岳钟琪巡边安西、敦煌诸地相度地利，题请改安西卫。乾隆年间，进一步划分工区，集中开发，安西地方的头工、二工、三工、四工、开工、六工、七工、八工、九工、十工就此而产生。从各工区排列的具体顺序而言，从安西老城西的疏勒河流域向东南推进，开工正好在四工与六工之间，而各工皆未有五工之称；“开”，从民间称谓上有对开，五开，即半的意思。十个工区之半正为五，故笔者疑开工即为五工。修建了双塔堡、桥湾堡、柳沟堡、新百齐堡、小湾堡、瓜州堡等20余个城堡。为加强对归化少数民族统治，雍正十年（1732）“安置吐鲁番回民于瓜州”此回民指维吾尔族，其分散于安西城西南东西20余里，南北40余里的流水沉积层地带，清廷官员将已开垦的35000亩土地交其耕种，督令其继续修建庄堡，开垦荒地，种植小麦、青棵、瓜菜等农作物，并发放耕牛、马、乳牛、羊、大锅、刨锄、犁、铁铮、萝、筛、镰刀、水桶、石磨、石磙、绳索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组织其进行农耕生产。疏浚河道，筑大小坝10条，开挖比栉渠、崇墉渠、千仓渠、万箱渠4条支渠。通过回汉民共同努力，安西绿洲面积不断扩大，许多可垦之地，逐渐被开发出来。雍正十二年（1734）统计数字表明，安西有耕地8万亩。今天安西绿洲的总体面貌基本被勾勒出来了。
安西清代筑城30余座，今保留遗迹者有10余座。重要的有清安西柳沟卫城，建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其位于今三道沟镇四道沟村，夯土版筑，平面呈正方形，长宽皆190米，面积3610平方米。开南门，四角有角墩，四面有马面8个，因该地天然水沟居多遍生柳树俗名曰柳沟,该城亦曰柳沟城,即清柳沟卫城。清安西镇城位于今布隆吉乡政府东1公里呈长方形，东西长1090米,南北宽910米，面积约1平方公里。该城建于清雍正元年（1723）。清大湾城位于今安西县城北1.5公里处的大湾，东西874米，南北921米，面积804954平方米。四面均有城门和瓮城。“本朝经理安西，始建于今大湾地方”。城有双重城楼，始建于雍正五年（1727）,告竣于雍正六年（1728）。大湾之安西镇城从布隆吉老城拆用木料抵造20间房。其余则由王全臣预算城池面阔、丈尺、间架、檩数，旧有及新添，拆用木料及所需用石块、砖瓦、灰斤等项逐一开明，一切匠夫按料计工，分发银两，历时一年，修筑而就。桥湾城呈长方形，东西320米，南北122米，面积39040平方米。通高7.5米，四角有角墩，城四面有马面，南北城门外有瓮城，建于雍正十年（1732）。同年，敕建永宁寺于城西北隅，系清廷钦差理藩员郎鄂敏，笔贴式兆禧监造，为西北地区著名的粮仓和督行运行署。当时著名的史地学者沈青崖有诗赞曰：“数雉真成一弹丸，停骖荒服且盘桓，两山对锁东西峡，十水争流上下滩，回鹘犁锄环塞外，廒仓刍粟入云端。从今款贡烽烟靖，襟带清流倚槛看”。清踏实城面积269.2平方米，建于雍正六年（1728）,该城驻清兵100名，每2名给房1间，城内共有房屋200间。双塔堡建于雍正六年（1728）,在布隆吉清城西30里许。其地清人曾描述回路东西，河水湾环，林木葱茜。百齐堡为青墩峡口路通哈密最紧要的隘口，原设把总一员，领兵100名驻守，但因疏勒河水不能流至百齐堡，断流时节驻扎人马常无水可饮，无法扎站，加之清廷在上游移民垦荒，筑坝拦水，逼水进入新瓜州，百齐堡更加干涸，故尔将原百齐堡向东南挪移了20余里，以便瓜州之水能受益百齐堡；在新老百齐之间添设4座墩台，每墩台设兵5名，担负传递军情任务。清六工城位于今南岔乡六工村西南3公里处，长360米，宽280米，面积100800平方米，是清代加固维修了的一座新城，该城旧迹为西汉宜和都尉昆仑障，三国曹魏时期的宜禾都尉府城，清代又重新利用之。清瓜州城位于今瓜州乡政府东500米处，其为建回民五堡时同建的瓜州营，建于雍正十三年 （1735） 。
安西遗存清代城堡，大部分为雍正五年（1727）至十年（1732）所建。清政府专门委派吏部郎中马尔泰、光禄少卿汪隆、临洮知府白讷为总监亲自督造安西、敦煌一带的城堡，下面还有具体监修官吏。留之于今的诗咏，如汪隆写的《城工告成四首》、《双塔堡》、《踏实堡》、《惠回堡》；马尔泰写的《安西杂咏并序》 （四首），沈青崖写的《桥湾城》等，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在瓜州办理各务人员，除王全臣以外，还有安西镇总兵张嘉翰，瓜州营参将卫维康，安西州同知孙翼，知州杨肇熙，安西卫守备王玮等人。尔今，开发这片土地的先民早已作古，修筑的古城池早已失去了原有的防御作用，成为残垣废壁，任人凭吊。其作为开发这块土地300余年的历史见证，让后人更加切实地品味历史，了解祖先，热爱家乡，不失为一部典型的生动教材。
"康乾盛世"是清代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康熙通过大规模的军事占领，把先进的农耕技术及汉文化输入西北，这一块土地在雍正年间得以开发，奠定了安西绿洲的雏形。在乾隆年间进一步发扬光大，不断巩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乾隆之后，清政府腐败无能，对西北管理逐步流于形式，青海回民猎户马文录盘踞青头山，勾结安西惠回堡猎勇举兵攻占肃州，不断向西渗透, 安西、敦煌俱遭战祸。同治十年（1871）春左宗棠大军集结肃州，以百营官兵攻打8个余月，马文录投降，安西诸地才暂得安宁。后又多有外敌入侵，民众苦不堪言。陕西回民白彦虎起事，“甘肃土匪二十万，蔓及延、榆、绥一带” “凶悍殊常” “而玉关内外竟无完土，军民之勤劳涂炭亦极矣”。
安西作为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是历代中央政府联系西域的生命线，清王朝在征服了南方抗清力量之后，历经康熙、雍正、乾隆数朝，连续向西北用兵，先后在乌兰布通、昭莫多等地大败噶尔丹，击败了准噶尔军队，平定西藏叛乱，打击了罗卜藏丹津游牧部落的进攻骚扰，客观上最终改善了少数民族地区闭塞落后面貌，有利于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安西即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逐步发展的。在“康乾盛世”较短的时期内，基本解决了新迁当地大量移民的生活问题，还给作战军队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军事给养。通过300余年的发展、积淀，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无疑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进步，而其基础主要是在“康乾盛世”特殊历史环境条件下奠定的，这是安西地方历史客观存在的事实。
唐瓜州地名沿革考
李春元
唐瓜州（锁阳城），位于今安西县桥子乡南8公里荒漠，总面积87万平方米，城东1公里唐开元寺（元塔尔寺）；南30米东西向大渠，城西北600米有两座44米见方，高10米夯土空心墩；城东北2公里汉转台庄子，4.5公里汉冥安县城；城东8公里冥水，南、北有墓群；东南26公里有东千佛洞、4公里“万人坑”；距东千佛洞4公里还有一40米见方的坑，南8公里有碱泉子石窟；西南16公里为旱峡石窟；东北瓜州一玉门关古道；南瓜州一石包城古道；西北渊泉县一晋昌郡一瓜州一广至县（破城子）古道；城北3公里石头泉子；城周围有烽燧9座。地貌为第四纪全新世黄土沉积风蚀台地间半荒漠红柳沙丘，海拔1358米。总计瓜州城文物、自然保护区386平方公里（重点保护区围栏2平方公里）。分布史前、汉、唐、宋、元、清文物保护单位87处、墓葬2850余座，乃安西境内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文物、自然保护区；同时是我国唯一保存完整的隋唐古城遗址。
唐瓜州几易其名：西汉属冥安县，晋属晋昌郡。隋称常乐郡。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于其地置瓜州晋昌郡，“瓜州”始有其名。明成化中（1465〜1487年），整修旧城安置哈密回民，称“上苦峪城”。又因城周围生长锁阳，当地人每年冬季“三九三”有挖锁阳习俗；又，清人所撰章回小说《薛仁贵征西》：“仁贵兵困锁阳城，命将士挖锁阳以充饥”之说。故又惯称“锁阳城”。
建置沿革：按《隋书。地理志》、《新、旧唐书》、《元和郡县图志》、《重修肃州新志》、《安西县新志》、《安西县志》 记载：本汉冥安县，属敦煌郡，因县界冥水为名。晋改晋昌郡。周武帝（559-578）,省入凉兴郡。隋开皇三年（583）,始建其城，次年,改常乐郡。唐武德四年,置瓜州，属河西道。开元十五年（727），吐蕃陷瓜州，毁其城，贞元时，张守王圭为刺史（后迁任都督）修筑。大历十一年（777）,复陷吐蕃。大中五年（852）,沙州人张义潮以瓜州来归。宋属西夏，夏亡，州废。元至元十四年（1278）, 复立，属沙州路，二十八年（1292）,徙居民于肃州，但名存而已。明永乐二年（1404）,置罕东卫。嘉靖三年（1524）,关闭嘉峪关，关外陷于混乱，瓜州遂为吐鲁蕃回民所有。后，回民回迁，城废至今。1957年3月5日，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列其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8月1日，安西县政府批准成立“锁阳城文物管护站”、“锁阳城草原保护站”。1996年11月20日，列为国务院公布的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阎文儒先生写给李春元的信春兀同志：奉到大笺已两周有余，因忙旧稿送出版社故未能及时作复，请谅之！贵馆中所藏之象牙雕刻在记忆中文物局曾将此照片示余并用之写一篇文章,但余检查于文章目录中无此一文岂予未写耶？盖彼象牙雕像余与夏鼐公到榆林窟时（1944年12月6日，录者注），当地人云有此雕刻品，但入私人手中未能看到。回京时予在故宫博物院中兼职记录，曾见此照片。今详查，余过去所写之作又同并未见有此一文岂未写出耶？今读大笺，知在贵馆如欲知为佛教中何故事约不出《佛传》中或印度集经《贤愚经》中各故事。是否可请专事照像高手将雕刻故事放大寄下以便一览，或可能其中为何故事也！如再写时，由我二人署名写出送《敦煌集刊》发表。
专此致请 大安阎文儒（章）（1985年）8月8日
苟金元口述苟正光整理
2001年春节前夕，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为拍摄电视文献专题片《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委派该片河西篇的编导倪宁、执行编导潘娟芳率摄制组在甘肃省委党史征研处牟慧芬处长的陪同下来到安西。县委安排由我和文物旅游局李春元配合采访有关人员和有关外景地。摄制组先后来到安西县老城、王家屯庄、北大河、红军烈士陵园、白墩子、红柳园、西路军最后一战纪念塔、蘑菇台、肃北大公岔、石包城等地，完成外景摄制后于12月22日下午专程采访流落安西，现仍健在的88岁高龄的老红军一一我的父亲苟金元。
经我们引导，摄制组一行来到居住在县城交通巷104号我父母居住的平房内，二位老人热情大方地接待了来访人员。
摄制组进屋与主人寒喧后即开始工作。架设好灯光录音摄像机后，潘导从包中取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红西路军皮制公文包”，递到老人手中问老人家认识不认识这个包。老人抚摸着包感慨万千地说：“这是我捐赠给县博物馆的包，咋不认识？”中央电视台的潘导询问公文包的来历，老人稍作思考后拿出了一叠前几年写的西路军回忆录，讲述了以往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会宁县城大会师
1936年10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四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甘肃省会宁县胜利会师。历经千辛万苦的指战员们见了面，无不欢欣鼓舞，许多人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10月10日会宁古城西津门城楼上，插上了红旗，刷满了标语，会宁城遍身披彩。一、四方面军在此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师会。一方面军将早已准备好的毛衣、毛袜、毛手套和粮肉蔬菜等慰问品送给了四方面军的同志，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联名发来了贺电。当天红四方面军向毛泽东主席发了电报，报告了四方面军指战员兴奋喜悦的心情。
奉命西进 血战河西
1936年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奉命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由红五军、九军、三十军及总部直属队21000多人组成西路军从靖远虎豹口（今河包口）渡过黄河向河西走廊挺进。当时我在三十军八九师二六七团担任团部文书。临走时一、四方面军指战员们难舍难分，互赠纪念品。和我比较要好的一方面军战士、四川老乡刘玉赠给我公文包一件,我赠给刘玉牛皮面的笔记本一个。战友们告别之后，我们随大部队渡过黄河，走向了浴血奋战艰辛难忘的河西走廊。
1936年10月至1937年3月，在120多天的时间里，部队经过了五、六十次大大小小的战斗。首先是渡河战，还有宗家川战、吴家川战、义金战、一条山战、永登战、大靖战、古浪战、武威战、张掖战、永昌战、丰乐堡战、四十里堡战、山丹城战。在永昌城战斗中还击落了一架敌机。途经的西洞堡、龙首堡、临泽、高台、倪家营子等地均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
11月上旬，红西路军三十军经过景泰县一条山大捷，一路过关斩将，在一条山南锁罕堡、达那牌一线，将马匪骑兵第五师马禄旅600余人包围了起来。敌人惊惶万状，生怕被歼，在我军强大攻势下，被迫接受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为了联合抗日，我军让开大路允许马禄旅撤走。我军胜利向古浪县大靖前进，在大靖南门外给予骚扰的敌军迎头痛击，迫使敌军进城关闭城门不战。我三十军向西挺进，攻占古浪县土门堡，敌马步青工兵营不战而逃。敌马有明营被包围在苏家墩子，全部缴械投降。11月下旬，敌步骑兵总指挥马元海率十一个团的兵力向驻守在武威西四十里堡的我三十军八十八师猛扑过来，经过一天激战，我军大获其胜，向永昌、山丹方向进发。
12月初，我军进入永昌。当我军走到永昌东坝时，天空出现几架敌机，驻守在城东北的马家军以为飞机是给他们送给养来了，连忙放烟火、扯白布进行联络，结果飞机对准这些目标扔下许多炸弹，炸得敌军人仰马翻、死伤无数。我军乘势突击，永昌城里的敌军闻风逃窜，我军胜利占领永昌县城。事后才得知是敌机误炸。
1937年1月红军攻占高台城。红五军驻守高台县城，九军进驻临泽沙河，我三十军和总部及其余部集中在倪家营子一带进行坚守。9月敌军调整兵力抽调步骑兵和民团约2万余人，包围了高台县城和倪家营子。红军战士面对绝对优势的敌人，不怕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的困难，夜以继日地坚守阵地，以一当十、以一当百地和敌军浴血奋战，殊死搏斗。高台城一战，五军几乎全军覆灭。仅倪家营子一战就打了20多天，并在梨园口、牛毛山、马场滩、康隆寺歼灭了大量敌人，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时值隆冬，朔风怒号，河西气温降到了零下二十来度，西路军多数指战员身着单衣，只能用破布、破毯裹身缠脚防寒。饥饿与严寒无情地威胁着将士们。在过黄河的激战中撤退时我军未来得及筹集粮食及补养，加之黄河以西马步芳军队全部配发的是“日本三八枪”，而我们红军是汉阳造的“七九枪”，战斗中缴获的子弹用不上。可以说广大指战员在河西战斗中，在坍塌的破屋里，在露天的战壕里熬过了一个个严寒饥饿的日夜，经历了一场场激烈的血战，部队每天都有一、二百人的伤亡。我三十军八九师师长邵烈坤、政委张文德在梨园口战斗中被俘和牺牲。我所在的二六七团的团长张明伦（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湖北黄安县人，也是在肃南康隆寺被俘杀害的。
从1936年10月到1937年3月120多天的时间里，西路军由渡河前的五军、九军、三十军、总部共21000多人，到肃南县石窝山只剩下3000多人。西路军伤亡惨重，损失巨大。1937年3月11日夜，西路军从临泽县倪家营子三道流沟突围，由梨园口撤入祁连山，14日到达石窝山头，军部在石窝山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兵分三路、二个支队。右支队由王树声同志率领五军、九军残部和总部妇女团1000多人往东行。左支队由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率领三十军和总部机关成员1000多人往西行。陈昌浩、徐向前各带一名警卫员也于当夜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艰辛路程。事后才知道，东行的右支队近一半人战死在牛毛山，另一半被俘，还有部分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只有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等个别人历经艰辛回到延安。西路军左支队整编了队伍，分发了军饷，在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同志的率领下继续西行在祁连山中。
冰天雪地祁连山
海拔4000多米的祁连山，披冰戴雪，逶迤千里，积雪长年不化，真是一个冰雪世界。登上山顶雾气像重重叠叠的云朵在山腰中翻腾着，露出云层的冰峰雪崖挺立在山头。进入谷底，冰坡遍布，山风吹来阴冷彻骨。强劲的寒风裹着积雪沙砾迎面袭来，像利刃割着全身。这儿不但人迹罕至，连飞鸟也极少见到，除了偶然惊起的野牛、野马、野羊外，很少见到其他动物。
西路军左支队1000多人的南方籍战士弹少粮缺，身着单衣在零下35度以下的气温中，翻过重重叠叠的雪峰，走过成百上千的深谷，踏着冰封雪冻的山路由一个蒙古族人作向导向西挺进。
西行的第三天，后面追击的马家军骑兵，在严寒荒凉、沟深雪大的恶劣环境中胆怯了，撤退了。敌人撤后虽无追兵，但当时我红军战士们身没棉衣，脚没鞋子，吃没粮食，在这冰雪世界里随时都有冻死饿死的危险。最困难的要算是伤病员了，伤口溃烂了，出脓流血，没药没绷带。我记得我看见熊厚发师长由于负伤，伤口化脓，两眼下陷，左臂用带子吊在脖子上，衣袖满是血污，无法行军。师长为了不拖累部队前进，坚决要求留下打游击，大家都知道留下就是永别。听说他几天后不幸被捕，押到青海，壮烈牺牲。有一个和我是四川老乡名叫杨英舒的红军小战士，只有17岁，到大公岔山中，因体弱多病，发高烧不退，我们几个轮流背着走了一天多，组织安排到一户蒙古族的毡房里，后来被这户蒙古族人家收养，流落在肃北县。由于饥饿寒冷大部分人体力下降，最初每天能走70里路，后来只能走40里、30里，有时还得互相搀扶着慢慢向前。行军中时常有人昏倒，有很多同志白天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却发现这些在战场上英勇顽强的好战友，脸色骤变，嘴唇发紫，身子冻硬了，永远离开了部队。记得在3月21日深夜，我军的电台和延安取得了联系。中央回电大致意思是： 团结一致，保存力量，沿祁连山西进，能进新疆和蒙古就有希望，中央派人接应，路线由你们自定。翌日清晨中央指示一传达，大大坚定了大家向西挺进的信心。在滴水成冰的祁连山中，我有一条“四川围攻”时的战利品——旧破毛毯，就是这条破毛毯救了我的命。我和战友汪永山同志，白天轮流披着这条毛毯，一次次将冻冰的身体暖和过来，晚上两人共同裹着毛毯睡觉。严寒中毛毯虽然像纸一样薄,但毕竟保住了身上的暖气，抗过了死神的威胁, 保住了性命。
饥饿威胁着我们。在连续的激战撤退中，全军没来得及筹集粮食就进入了祁连山。记得在石窝山分兵时吃了最后一顿黄米糊糊，进入祁连山就再未见到粮食，在极端饥饿中，忍痛宰杀了首长的战马充饥。先将马皮、马的内脏、骨头煮了吃，而后再吃马肉。一匹马供二、三百人维持几天的生命，马越来越少。当时我在二六七团任团部文书，团长动员吃腰带、皮包，我借口公文包还装着公文地图，实际上是舍不得把它吃掉。几次濒临冻饿绝境，偶尔碰上牧人走散了的牛羊，大伙儿高兴地说：“天无绝人之路，地无绝人之水。”靠着这些牛羊肉充饥，剥下的皮中间划开个洞从头上套下裹在身上取暖，就这样顽强地跋涉西进。
说实话，在祁连山的日日夜夜要比翻雪山、过草地更苦更险，不知艰苦上几倍。因为翻雪山一天能翻一座大山；过草地最长的一次走了14天，但都事先筹集了干粮，气候要比祁连山中好多了，还能不时地找到一些牛羊肉、野菜充饥。而祁连山海拔四五千米，终年积雪，茫茫千里无人烟。马匪军曾狂妄断言，红军进入祁连山，不是冻死就是饿死，绝不可能活着出来。而红军穿着遮不住身体的单破衣服，没有粮食，依靠时断时有、少得可怜的一些牛羊肉，在零下三四十度中爬了40多天雪山，躺了40多个冰夜，走了1000多里的冰雪山路。这期间不知道有多少指战员被夺去了生命，将士们克服了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这支严重失利、极端疲惫的部队既战胜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又保持了坚强斗志和完整的战斗组织。这真是一个奇迹，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才能创造出这样的人间奇迹。
休整蘑菇台经过40多天的行军，西路军左支队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过乌兰大坂、跨大雪山、越野马滩，通过硫磺沟、大公岔到达石包城（今肃北县石包城乡）。在石包城稍事休整后，又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4月20日早上天亮时，到达安西县境内的万佛峡（榆林窟）北的蘑菇台子。其时全体将士已是极端饥饿疲劳不堪了。战士们身着破衣羊皮，脚包破布毡块，部队五颜六色的褴褛服装和憔悴的面容使万佛峡主持道人郭元亨惊呆了，他不敢相信眼前这些人已经在冰天雪地里奔波了几十天的时间，竟然还活着出来。使他更为感动的是这支队伍的严明纪律。多少年来，他虽然远离人烟，逃避着人世的侵扰，然而马家散兵的恶行他并不少见。相比之下，他被这支队伍秋毫不犯、遇室不入的纪律深深地感动了。当部队的领导人员向他讲明红军西征为团结抗日，打通国际路线解放贫苦大众时，这位贫苦人家出身的道长更是由衷地钦佩。他忙不迭地为指战员们腾房间安排住处。他把面临河边的一间磨房、两间库房腾给首长作指挥部，又安排在蘑菇台干杂工的张德祖取出了二石四斗小麦和仅有的六斗黄米、三十斤胡麻油、四袋子食盐让部队生火做饭，又宰了两头黄牛、二十只羊供战士们食用。当时二六七团驻守在河南岸的毛柳树丛中，指挥部的首长都住在靠河北岸的3间房中，程世才军长住在磨房的罗仓里。在郭道长的帮助下，西路军左支队的全体将士在几十天的艰苦行军中，第一次吃到了热呼呼的黄米饭和香喷喷的牛羊肉。战士们用榆林河的清流洗涤了进入河西以来积存的污垢和疲劳。清凉的榆林河水，迟来的树木春意，宁静的蘑菇台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部队整休后即将离开时，郭道长牵出几匹马送给了部队的首长。程世才军长对郭道长这种热心帮助红军的精神深表感谢。当随行人员把所用郭道长的粮、油、牛、羊等物列成清单交给程军长时，程军长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语重心长地对郭道长说：“我代表西路红军左支队的全体战士向您表示衷心感谢。不久的将来，中国革命一定胜利。这张清单请您妥为保存，所借粮油牲畜，革命胜利后一定加倍归还。”部队启程后，郭道长一直送他们到“卡房子”（地名）山口前才依依告别。
走出祁连山口 攻打安西县城
1937年4月中旬，程世才、李先念率领西路军左支队，经过了祁连山40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辛险恶征程，经大公岔、石包城、蘑菇台走出祁连山水峡口，一出山口就赶上了玉门关外安西多年罕见的大风。
安西是有名的“风库”，干燥的狂风卷起了戈壁上的沙粒石子，真可谓是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几步之外就看不见人。迎面而来的砂石，直扑得人睁不开眼，喘不过气来。偌大的戈壁没有避风之处，只有梭梭柴、骆驼刺和沙拐枣在狂风中鸣叫挣扎着。指战员们都扒在地上等待。风暴好不容易小了一点，部队在戈壁滩集合。程世才首长点了一下人数，大约还有700多人。部队虽在蘑菇台由郭道长资助了粮油、牛羊肉，作了短暂休整，但在经过了40多天祁连山恶劣环境中的长途跋涉仍觉疲惫不堪。几百人的西路军左支队终于走出风雪茫茫的祁连山而进人平原有人家的地方。兴奋的心情鼓舞着战士们，倍感脚底轻快。战士们迎着风沙、捂着脸快步前进，当天下午就到了踏实城。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土城。城里有十几户人家，城东南角有一座魁星楼，城外东南高台上有一座古庙，城外四周有住户、村庄和田地。部队到齐后，布置了警戒。二六五团住在城东阎家庄，二六八团和军部电台住城内，二六七团住在城外东南高台上的庙里。在这里稍作休整，宣传红军政策、补充干粮，当天在此宿营。总部首长召开了排班干部会议，分析安西敌情，了解路程地形。当时了解到踏实距县城70多里，中间相隔十工山。据侦察了解到的敌情：安西城内只有马匪军一个通讯排30多人。第二天凌晨，我军从踏实出发，组织了先遣队先行，二六五团是前卫，二六八团和二六七团是后卫，顶风冒雨，在泥泞的道路上前进。经过破城子行至十工山头，暂布岗哨设防、少许休息。出十工山口，不时来到了距县城20多里的十工，总部住在刘家庄和马家庄子，各团暂时休息，补充口粮，准备攻城木梯，总部研究攻打安西县城的事宜。
总部攻打安西县城的决心确定之后，部队即向安西县城进发。战士们正在议论时，上级下达攻打安西县城的命令：西路军左支队分两个梯队和先头部队，向安西运动。傍晚部队集结于安西城西南3华里的梧桐树窝和彭家庄一带。安西县城是雍正年间修建的土城，只有南门和西门进出，东城墙有很长一段被流沙掩埋，形成了一个斜坡，北城墙、东城墙外一带是民房。二六八团三营营长赵正洪、指导员周纯麟带领队伍担任东城墙主攻任务，二六七团担任后卫。战士们虽然体力不足，弹药缺少，但是一听要打仗人人都抖起了精神。晚上八、九点钟后续部队加快了步伐，迅速向安西城运动。先头部队与城内的马家军一接火打响，敌人就猛烈地扫射，迫击炮弹一颗颗地打来。此时估计敌人至少有一个旅以上的兵力，不然就不会有这样强大的炮火。事后才知道，原来红军在进攻之前，敌人已经连夜从酒泉调来了几个团的兵力驻守县城。战斗打响后，敌人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冲出城门猛烈反扑，主攻部队则依靠大刀、手榴弹与敌人作战，阻击着敌人的反扑。因为敌众我寡，红军伤亡较大，二六八团政治部主任钟立彬等很多同志在攻打安西城时壮烈牺牲。由于对敌情了解不够，致使红军不少人中弹身亡。整个战场情势相当紧张。将士们虽奋战了一夜，反复了几次都未能攻打下安西县城。
天还未亮，上级传来了命令，要停止攻城，向城西北王家屯庄转移。战士们边打边撤，可是在我们刚撤到王家屯庄的时候，敌人就追了上来。他们欺负红军人少枪弹不多，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战士们只好依靠土墙、土坎、房屋、田埂作掩护，双方激战一天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这天的阻击战是艰苦激烈的，直到黄昏，部队才突出重围，并连夜涉水过疏勒河（当地人称北大河），一口气跑了90里路，来到白墩子天已放亮。白墩子是个很小的村落，沿路只有几间土房，还有一座小庙和一个高高的土堆。我军刚到白墩子就见南面戈壁上烟尘滚滚，马家骑兵随后追来。我军依托自然工事与马家军展开了战斗。马家骑兵见正面进攻不利，遂改由从两侧进攻，双方激战。红军经过激烈奋战和奋力拼搏，终将马家军打退。没想到，红军刚击退这批敌骑兵，另一大批敌骑兵就又追了上来。战士们边打边往北撤，一直到天黑撤到红柳园。
红柳园最后一战
红柳园是从安西进新疆的必经之地，方圆一二里有泉水滋润着的一小片青草地，东西全是戈壁和风化的山头。南北水草边戈壁上生长着丛丛红柳，红柳园因此得名。红军刚到红柳园，马匪军又从东南方追来，部队边打边撤，撤到了东南的几个小山头，红军二六七团占领路北的小山头，二六八团和总部潜伏在路南小山头。敌人集中人力向两个小山头进攻，部队又遭到了马匪的分割包围，战士们守在乱山头上准备和敌人决战拼到底，焚烧了所有文件，砸坏了多余枪机，就地挖战壕、筑工事。当时红军将仅有的子弹每人配发了约15颗。双方又开始了激战。枪声、手榴弹声、敌炮爆炸声、喊杀声震天。一时间，两座小山头周围躺满了断头少臂的敌人尸体。红军子弹很快用光了，一直坚持到天黑，战士们不知道打退了敌人的多少次冲锋。马家军的骑兵反复冲杀，终于冲破了红军两个山头上的防守阵地，双方拼杀之中展开了肉搏战，红军战士抡着枪托、大刀接连砍退了敌人。这时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总部领导带领警卫团骑马冲出包围向西北方向撤去。坚守的红军被冲散了，趁天黑撤向四周的乱山中。
红柳园血战是红军西路军西征最后一战，西路军二十八师参谋长刘雄武、九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在激战中腿部受伤，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总部译电员等百余名指战员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长眠于此。马家兵也伤亡60多人。
流落安西的艰辛红柳园血战以后，红军主力部队突围向新疆方向走去。此时一些走散的人和躲藏在山野的伤病员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在追赶大部队无望，马家军仍在搜捕的情况下，失散人员在戈壁滩上无吃无喝，有的继续西行，有的东返延安，有的流落安西和祁连山中。和我同行的共有3人，都是四川老乡，汪永山是后勤供给处的，冯绍宪与我同在二六七团的团部。在茫茫的大戈壁滩上我们结伴而行。由于冯绍宪脚部受伤较重，两天多时间了还在山里转，在一个有雪水的山石窝里休息了半天，我们不知西去新疆还有多远，决定东去返回延安。又从戈壁滩上向安西方向返回，白天躲藏，晚上远远顺着电话线杆向东南返回。大约两天多来到安西县城西北的北大河边。四月的北大河，河水哗哗，我们找来树枝探明水深有3尺多，3人脱掉衣裤趟水到了南岸。黑暗中极目望去河滩空无一人，尘埃中依稀显出一个低矮的圆土包，我们慢慢地向土包走去，原来是一座破烂砖窑。我们挤进砖窑准备住宿，但又有4天没吃东西了，我说：“就算是今天晚上挨过去，明天咋办？这里不知离县城有多远，有无危险，不如趁黑就近找户人家了解些情况，要些饭吃。”于是我们沿着北大河南岸向西到四工一带。离河约1里的地方有几座低矮的土屋，冯绍宪蹲在草围墙外的拐弯处作掩护，我和汪永山摸进院子，叫开房门，屋里只有一田姓老人和儿媳两人，我们说明来意，老者深表同情，忙招呼说：“面也没有了，只有些黄米给你们做些饭吃。”一会儿一锅黄米饭熟了，我们3人狼吞虎咽吃完一锅饭。然后，我们向老人了解这里的情况，老人说：“这里离县城近，最近马家兵搜查得紧，这里不能久留。”我们听后准备出门赶路，老人拦住我们说：“你们穿这样的衣服出去，人家一看就知道是红军，还不是送上狼嘴的羊。我找几件旧衣服，你们换上，从这里（四工）向南是芨芨草滩，一直走到十工，翻山到踏实或东巴兔最保险。”临走，老人又给我们装了一些黄米，送我们上路。一路上，我们商量是否按老者说法去踏实或者东巴兔。这时，冯绍宪对我说：衣服虽换了，可你背的公文包和你的名字对我们影响太大，西北此地哪有苟姓人家？3人商量从今天开始我就改名王子玉，因又小几岁就叫小王。冯绍宪提出：公文包不如送给老乡或扔掉。此时我说：一件破旧毛毯、一个公文包是陪我出生入死的两件物品，怎能扔掉？我思想上斗争了很长时间，为了安全起见，我将毛毯包在了公文包上急向东去到北大河南岸的破砖窑，用手挖了个大坑将毛毯裹着的公文包掩埋了，以便日后寻找。此时夜已深了，趁天黑我们从四工芨芨草滩向南赶路。一路上躲躲藏藏，直到第2天日将偏西时，我们才来到了十工与九南之间的地方，发现前面有一条公路（通向敦煌），路上不时还有车辆通过。我们不敢过路，在草沟中等日落后越过公路，穿过戈壁飞快进入南截山。天亮了，上了南截山头，向北一看，一片绿洲。我们从截山中间向南走去，从八棱墩山口出山，发现一条河水（今黄水沟）从东向西流，高兴极了，就在河边喝水、洗脸、洗脚，拾柴烧火，用脸盆做黄米饭吃。3人饱吃了一顿黄米饭，休息一会儿，都说肚子疼，后来才知道是黄水沟中的碱水引起的。肚子疼稍有好转后即向踏实方向走去。天黑到破城子西南的风蚀地，此地叫景家窑房。晚上我们宿在景家窑房里。
第二天天亮一看，破城子是沿戈壁滩的一片边远农庄，农户正忙于春种。我们白天不敢出窑房，晚上也不敢找大户人家，就到一边远的小庄户人家要饭。原来这家只有老两口，主人叫景有春，当地人都叫他景鞋匠，也是穷人家。老人连夜做饭，我们吃过饭后，为感谢救命之恩，给了老人一个银元，老人很受感动地说：“现在危险，你们再不要来了，晚上我把饭给你们送去。”在距景家三、四里路的窑房住了大约1个多月。冯绍宪、汪永山执意要回四川，我因家中继母当家，不愿回老家，我们只好挥泪离别了。我在窑房中又住了约1个月，此时已是春末夏初，景有春老人说：“现在看来马家兵不追查了。”我就随老人住到他家帮着干活。又过了1个多月，景老说：“我家情况不好，我把你介绍到新沟几家做工吧。新沟李家家境好一点，种地20多亩”。几天后，我就到新沟李有福家当短工，锄草、犁地。1948年春天，我被踏实旧政府抓去当兵。到乡政府一审查是红军共党，被打了一顿放掉了。直到当年秋天，李家要给旧县政府送公柴。我赶着大轮牛车去县城送柴，晚上住在邱家车马店里，心里老是想着公文包和毛毯，睡不着觉。半夜偷偷跑到北大河边，寻找到破砖窑挖出了公文包和毛毯，抱上它回到店里，第二天返回踏实李家。后来在踏实、桥子一带以货郎担做小买卖为生，并在桥子乡取妻生养儿女。
解放后重见光明
1949年9月28日，安西解放。10月7日安西县人民政府成立。因我在老家上过几年学，区上派我到县上参加旧县政府向新政府移交接管工作。1949年12月分配到桥踏区任民政协理员，1952年担任桥踏区副区长，1954年4月当选为安西县第四届人民代表,1956年调任县供销社主任。1955年国家军事博物馆来2人征集西路军文物，我亲手将毛毯捐给了国家。直到1966年“四清运动”，在四清工作组的动员下，我才将隐姓埋名近30年的名字“王子玉” 正式更名为苟金元，子女们也随之改为苟姓。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这样一位在西征中九死一生的老战士却被以“叛徒”、“逃兵”等罪名揪斗，受尽了磨难，说我在老家是地主成份，要老实交待。我说：“我参加红军是30年代，四川还未解放，不存在成份，也不知道家中是否地主。”造反派说我不好好交待，就连续批斗。我只好向老家当地乡政府写了一封信，后来老家寄来了中农成份的证明，加上中央有不准批斗西路老红军战士的文件，才得以解脱批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了西路军老战士的政策，解决了城市户口，国家按离休干部待遇发给了生活费。今年我已经快90岁了，但至今手腕上还保留着用针墨刺下的西路军的旗徽。原打算将随我出生入死的公文包，留予子孙后代永作纪念，不忘这一段历史。后经再三思考，捐给了安西县博物馆。经国家文物专家鉴定，该公文包被鉴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现陈列在安西博物馆，以教育后人不忘西路军艰辛的革命历程。
在老人讲述的过程中，满屋的人都听得入境入神，久久地沉浸在对那段悲壮历程的回味之中……潘导眼含热泪问：“苟老，参加红军苦不苦，后悔不后悔？”“咋不苦，苦是苦，我们共产党总算胜利了，我是一个出生入死的老党员，决不后悔。”老人说着拿出西路军西行路线图和他50年代初及现在的照片资料，大家一一传看。潘导一行让我父亲背上“公文包”摄像后，告别老人返回县招待所已是凌晨1点多了。第二天摄制组一行又前往星星峡、新疆继续采访。
陈靖将军诗
清平乐•安西
戈壁漫漫，云收雾未散。
红柳园上驱春寒，三个最后一战。
登上猩峡高处，眺望黄河东渡。
了却内战十年，赢得按外征途。
记50年代安西两次安置移民
王曙
安西是甘肃西部的一个边陲小县，东西长185公里，南北宽220公里，面积21482平方公里，其中可耕面积34.39万亩，属中温干旱气候，日照充足，光源丰富，无霜期152天。环境条件较差，风沙大，雨量少，但在50年代水利资源比较丰富。境内有疏勒河、榆林河两条水系，均发源于祁连山，每年靠祁连山雪水融化灌溉农田，年均流量合计2.413亿立方米。另外还有布隆吉、桥子、东湖等地下泉水，是发展农业的理想基础。解放初安西只有29000多人口，大片耕地荒芜，大量水源流于闲滩空地，是一个亟待开发的地区。
（一）
1955年国家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提出大力发展农业，开发西北、东北边远地区，动员城市青年到边疆开荒种地，动员内地农民向边远省区移民。根据中央的部署和各地的实际情况，甘肃省人民政府确定河西地区各县为安置移民的重点地区，先后召开几次民政工作会议，具体落实移民任务。
安西县委、政府为了做好移民安置工作，于1956年初成立了緝移民安置领导小组，县委书记李振堂任组长，县长徐廉身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民政局长张山任主任，组织部部长阎宪源为副主任，公安、教育、粮食、银行等11个单位的领导为领导小组成员，并从上述单位抽调9名同志具体办理移民安置工作。有移民任务的乡也成立了3-5人的领导小组，确定专干，具体负责移民的安置事宜。
1956年2月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大力宣传安置移民的重要性，落实安置移民的具体措施，并确定将河南获嘉县移来的3000名移民安插在环城、九工、头工、踏实、南岔5个乡16个农业合作社。同时还召开五个乡党总支书记、乡长、合作社主任、下乡工作组长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对安置移民工作层层负责，使移民到村后，人人有地种、户户有房住、屋内有火、炕上有席、箱中有面、锅内有饭，组织移民进村后就能投入生产，并要求既做好安置工作，又不耽误农时。移民工作是一件新鲜事，各级领导和群众的积极性很高。从动员到安置很短时间内，5个乡群众腾出住房1313间（按梁算），每3人有一间；调剂土地14355亩（人均4.8亩）、烧柴19400斤、农具1735件，还捐出了清油、食盐、醋、咸菜等生活用品，集体还准备了部分面粉和籽种。
第一批河南移民656户2871人，从1956年3月20日到4月5日15天时间先后来到安西，分别安插到各区乡移民点，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
县移民办公室对随移民来的18名行政干部和13名基层党支部书记、乡长、170名不脱产的干部分别做了对口安置；对随移民来的118名小学生按各自居住地点就近插班学习（3名中学生因农村没有中学就在家自学）；随移民来的82名党员、132名青年团员接转了组织关系，参加当地党团活动；对移民中的铁匠、木匠、泥瓦工根据他们的特长都逐步做到了量才使用。
这次安置工作受到河南和安西各级领导的重视，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和物资准备。6月27日河南获嘉县派出的慰问团来安慰问移民。7月15日至17日县委召开了移民代表会议。但千里搬家万里落户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人员虽然做了安置，但遇到的困难、发生的矛盾接二连三，加之安西气候条件太差，风大沙多, 移民来时正是初春，河南是花开气暖，西北则是初解冰冻，乍暖还寒，移民又缺乏防寒衣被，再加水土不服，疾病接连发生。政府给每个移民的12元安家费根本解决不了他们的实际困难。在来安西不到1年时间光医药费就总共花了381400元，住房补助50万元，大大超过了原来标准。然而移民没有得到巩固，到1957年底就有506户2206人先后返回原籍，留下的只有150户665人。
（二）
1958年，甘肃省又下达指标，让安西县安置河南、上海移民。县委、县政府首先总结吸取1956年安置移民的经验教训，认真做好基层干部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克服为难情绪，纠正部分干部群众认为“移民工作难做，来得多、留得少，花钱买来的不安心”，“河南人不讲理，不干活光闹矛盾”等错误认识，统一各级干部思想认识。二是通过了安西县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十年远景规划，即：10年内安西人口增加到30-40万，耕地面积达到100万亩，分别是1957年的10倍和6倍，用这个宏伟计划鼓舞人心。三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移民委员会(常设机构)，配备专职干部，具体负责安置移民工作。提出“党委负责，统一思想，及早准备，妥善安置”的口号，并确定安置方案。四是针对1956年移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把妥善解决好移民的住房、防寒、防病工作，做为安置工作的重点。
对确定有安置移民任务的乡、社、场、队，移民委员会拨出专款调运木料、加工门窗，乡、社负责土木建筑修筑移民点。头工、瓜州、南岔、四道沟按要求修了移民点，河东乡向老乡借出270间住房，环城乡城关大队除借用部分民房外，在县城渊泉小南街南端又续了60户住房为移民小街。十工农场翻新整修了100间宿舍，踏实农场挖了部分半明半暗的土窑子房住。
1958年4月5日一4月20日，全县9个乡28个农业社安置了河南兰考、东明两地移民1012户5639人，其中：环城乡163户1002人、头工乡115户641人、九工乡103户557人、南岔乡134户749人、踏实乡181户977人、桥子乡36户186人、河东乡95户496人、三道沟乡98户515人、四道沟乡87户516人。同年11月中旬第三批从上海来安移民672户2261人，分别安置在环城乡城关大队和踏实、十工两个农场。
这第二次移民安置工作比1956年扎实，吃饭问题解决得好，河南来的6000余名移民前3个月的吃粮由政府供给。上海移民正赶上全县成立人民公社，集体在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疾病由卫生所免费治疗，重大疾病由移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在县医院记帐就能看病。河南、上海移民来自灾区和沿海地区，政府拨给专款和棉花、布料指标，解决衣被单薄问题。同时，政府花了3万元购置了398件皮大衣，群众又援助了502件皮衣，解决了外出劳力上山下滩防寒之用。
上海移民来安后，除吃饭、看病、小孩入托不要钱外，安置在农村的每人每月发3-5元生活费，在县城、农场的每人每月发20-30元工资，因此他们积极性很高。因为在上海每月挣20-30元钱很不容易，还要吃饭、住房、付水电费，孩子入托、看病样样都要钱。在这里，一切都由政府负担，虽然自然条件比较差，住房有困难，但其它方面比上海要好。
政府为了做好移民工作，先后召开10次移民代表会（县上4次、乡上6次），解决移民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树立一大批扎根安西的先进个人和安置移民的先进集体，促进了移民安置工作。其中，有来自河南的节约粮食先进个人杨自堂。他节约粮食的经验是：“秋七、八月少蒸少烙，十冬腊月经常节约，青黄季节不短吃喝”，当年晾干菜2000多斤，采集部分榆树叶子晾干磨细和面粉一齐吃。他的经验对移民和当地群众都有很大的教育作用。踏实农场是安置移民的先进集体，他们的经验是，对移民要在政治上多加关心，建立学习制度，场部、分场、班组都有政治辅导员，组织他们学政治、学政策、学文化，生活上热心帮助。根据来场上海人的生活习惯，他们用小麦换来大米，用羊肉换来猪肉，改善移民生活。还定期召开移民代表会征求意见，改进工作。由于工作做得比较细致，虽然条件很差，但移民比较安心。不久张掖专区（河西只设一个专区）又将安置在阿克塞安南坝的部分上海移民也迁移到了踏实农场。
（三）
通过3年的移民，安西人口由28000多人增加到42000多人，劳动力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增劳动力5500多名，大大地促进了全县的工农业生产和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
第一，农业方面：新开荒地6100亩，踏实农场（原前进农场）上海移民692名，两年开荒1714亩，1958年底进场，1959年生产粮食38万余斤。河南移民来自植棉区，来安后带来种棉新技术，使用工具也有所改进，锄头代替铲子，侈镰代替弯镰，提高了工效；在植物栽培品种上也有改进，安西过去只种小麦、谷、大豆、青棵，而河南移民带来了玉米、高粱、红薯、花生、丝瓜、萬葫芦、大辣子等产品，增加了很多作物品种，提高了作物产量。
第二，手工业方面也有新的发展。上海移民2300多人中，有各种技术特长的工人就有376人，河南移民6000多人中，泥瓦工、木工就有200多人。当时正值大跃进大办地方工业，这些人就有了用武之地。由上海、河南移民中的建筑人才组建了安西建筑公司。从移民中选调92人组成的能设计、施工的建筑队，1959年当年就完成了92000平方米的修建任务。全县原先只有1个砖瓦场，移民来后在九工、头工、桥湾建起3个砖瓦场。县城渊泉大队由上海移民创办了绢花组，她们用绸缎做的花束，远销兰州、张掖、青海、新疆。新分配到农具厂的上海工人制作6尺车床，增加了加工机具，提高了工效。同时，县城出现了上海理发店、修表店、缝纫店和钉鞋、补锅钉碗等手工业摊铺，大大方便了群众。
第三，文教卫生方面也得到了发展。1957年安西只有1所中学、8所小学。移民来后，新办中学1所，县城新开了高中班，新增小学7所，妥善安置了移民中初中生37名、小学生550名。随移民来的有14名公办教师和18名民办教师，县上又从移民中挑选15名有文化的青年人增加到教师队伍中，其中分配到渊泉小学的二级教师沈韦茹，她的识字教学经验60年代在张掖专区大力推广。随移民来的5名大夫、6名护士、23名卫生员分别分配到县医院和各乡卫生所，同时，上级还为县医院和卫生所增加了医疗设备，调拨了药品，增加了床位等。技术力量的充实和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力地促进了卫生事业的发展。在文化方面，尤其是上海移民中有部分高层次的知识人才，对文化发展大有用处。1959年，四工农场排演的话剧《下放锻炼第一年》和县城排演的快板剧《三钗板》 在全省汇演中,分别获得创作、演出一等奖和三等奖。上海移民组建的建筑工程队1959年春节排演的腰鼓舞上街演出，在安西堪称首例，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
第四，移民的到来改变了当地群众的不良习俗。移民到来后，除与当地群众互教生产经验，也改变了各自的生活习惯。上海人对人有礼貌，讲卫生、爱整洁；河南人比较勤快，会过日子；安西人老实厚道。经过一段共同生活，大家取长补短，互相学习，攀亲结友。特别是与当地青年联姻以后使移民扎根当地的决心更加牢靠。
20世纪50年代安西两次移民工作，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耗费了巨额资金，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没有完全留住这些移民的心。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首先，传统观念影响安置。俗话说，故土难离，寸土难移，外地再好没有家乡好。加之河南灾区移出部分移民，当地政府将多余土地分给农民，并大力支援灾区使其很快渡过了难关，生产生活都有了改观，虽然生活困难些，但自然条件比安西好。
其次，具体问题无法解决。千里之外搬家有诸多不方便之处，当家过日子，各种工具、生活用品少了哪一样都不行。再加两地物价的差异，河南5块钱买到的工具到安西就得8-10元才能买到。借用当地住户的用品，时间短了还可以，时间一长，双方都有难为之处。加之移民们在初来时吃食堂，后来食堂越办越糟，吃不饱肚子，农活又重，这是移民大量返回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对妇女，要求她们和男的干同样的农活，她们受不了就想回去。
第三，地域观念影响人际关系。河南、上海移民尤其是在农村挤占了当地群众的耕地和生产工具（牲畜和大型农具），使当地群众经济收入减少。当地群众也错误的认为，外来的“沙子”压了当地的“土”。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人与移民间的磕碰不断出现，到后来遇到矛盾就吵吵闹闹，河南移民一人与当地社员发生口角，大多数移民集体起哄护短，原先那种团结和睦协作的关系完全被打破。1958年8月发生了三道沟乡山水梁村移民张钦平、马富荣、赵观灯等人组织的移民抵制群众加入公共食堂，殴打基层干部、党团员，阻挠、扰乱移民代表大会，要求县上同意他们迁回河南去等移民闹事事件。后经县委、政府大力宣传移民政策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及运用法律手段打击组织闹事者, 事态得以平息。
从那以后,移民集体闹事的没有了,但随着大跃进的深入进行，自年底至第二年冬，大部分河南移民都先后返回河南，加之1960年的自然灾害，当地群众也因生活无着落，奔走他乡。一场耗资千万元的移民工作也就这样结束了。
诗二首
孟世勇
锁阳城
遥望祁连迎雪山，
沙漫柳隐古城现。
风雕雨刻千秋春，
汉唐遗风今犹存。
梦城桥湾
瀚海大漠古城堡，临河望村自孤傲。
遥想当年康熙梦，筑城戍关边疆兴。
程氏爱财违圣旨，关城改建粮草驿。
怒斩贪官正朝纲，惩腐倡廉美名扬。
北京医疗队在安西
潘启智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亲自安排部署下，国务院根据毛泽东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坚持卫生工作必须面向农村、面向工农兵、面向边疆，为大多数人民服务的方针，从1966年至1978年先后共派往我县北京医疗队10批1000多人次。这些曾受到总理亲切接见或热情欢送的医疗队员，在素有“世界风库”之称、封闭落后的安西大地上以白求恩为榜样，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不怕苦，不怕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调查防治地方病，举办了各种类型学习班，以传帮带形式为全县农村培养了大批的“赤脚医生”（乡村医生）、卫生员、接生员，为部分公社卫生院培养带教了外科、妇产科、眼科、五官科等技术骨干，带出了永远不走的医疗队。他们为保障全县农村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付出的艰辛和做岀的贡献值得我们称颂。他们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热情服务群众的良好形象永远留在了安西人民的心中。
组织形式北京医疗队的队员来自于首都各大医院及医学院校，其中有北京的协和医院、广安门医院、积水潭医院、天坛医院、中国红十字总会、宣武门医院、北京医科大学等医疗卫生部门。来安西的主要领导有解放军北京二五医院院长张炳林教授（卫生部军代表）、卫生部副部长姜慧莲、卫生部药械司司长刘美亭等同志。
北京医疗队在当时的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设有中队，配备3~4人,主要职责是对全县范围内医疗分队之间进行联系协调，人员安排调整，工作情况的督促检查。医疗分队分布在全县九个人民公社。大公社配有十几名，小公社配备七八名。医疗队内有年高资深的内、夕卜、妇、儿科专家，五官科、药学、中医专家教授, 也配备护师及其他种类具有精湛医术的医护人员。在南片踏实，西片南岔、环城，东片三道沟还开展过外科、妇产科、眼科手术服务。
历史使命北京医疗队主要工作任务是贯彻落实毛泽东主席1966年6月26日发表的指示（即“六•二六”指示）精神，使卫生工作面向农村，走出城市医院、走出医药院校,深入农村，与工农结合,为工农服务大力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移风易俗，改造生活环境。一是以加强饮食卫生为主，做好饮水管理、粪便管理，进行改良水井、改良厕所、改良畜圈、改良炉灶、改良环境的“两管五改”工作；二是推广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大力培养“赤脚”医生，做到大队有“赤脚”医生，生产队有卫生员；三是开展地方病调查防治，搞好计划生育工作，引导做好群防群治，防治结合，彻底改变农村的卫生面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
取得的成就
北京医疗队留给安西人民最深刻的印象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热情。在那艰苦的年代，他们远离首都北京，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做到了同吃、同住、同劳动，穿的是带补丁的衣服，下队坐的是驴车或马车，带着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民的关怀和爱护，挨门逐户地调查防治地方病，在安西卫生事业的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全面推广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他们除了送医药上门服务之外，还督促落实推广农村合作医疗站的建立，坚持勤俭办医，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利用新医疗法，并充分采集利用当地土方、土药，自己加工，自己制药。当时，除县制药厂外基本达到了每个公社卫生院都有制药厂（房）土法上马，以中药制成的丸、散、膏、丹，还包括中药制剂注射液，如柴胡、银黄、黄连、板兰根等注射液，并在全县展览、示范，推广应用，为巩固农村合作医疗，解决缺医少药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大力培养“赤脚”医生，以传帮带形式培养带教了大批的医疗技术骨干。采取兴办各种类型的学习培训班、巡回诊疗，开展示范性、教学性手术等方式培训当地医疗人才。其中在县上举办了全县的妇产科及计划生育手术学习班数次，举办了接生员学习班1期（每个大队至少1名学员），并配发了产包。在各公社每年都利用农闲季节举办“赤脚医生”学习班和卫生员学习班。经过多年培训和复训，全县赤脚医生达到了70多名，使他们成为农村卫生战线上的主力军。
在开展手术过程中，他们以精湛的技术、满腔的热情，耐心传授,为部分公社卫生院带教出了外科手术医生、妇产科手术医生、眼科医生近10名。在他们的精心培养和当地医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为安西培养出了不走的“永久”牌医疗队，群众信得过的医疗队。
3、以“两管五改”为内容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改变了群众在卫生方面的陈规陋习。针对广大农村落后的环境和不良的卫生习惯，医疗队广泛宣传普及卫生知识，充分发动群众，经常进行卫生大扫除，教育大家养成良好的家庭和个人卫生习惯。为彻底改变安西农村普遍饮用涝池水（人畜共饮）和庄前屋后随意大小便的不良卫生习惯，医疗队员们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教育说服工作。指导部分村队建造土水塔，为庄户人家打手压水井、改茅厕出主意想办法。挨门逐户落实“楼式”卫生厕所，彻底改变了一些人“刮东风西墙根，刮西风东墙根”乱撒乱尿的恶习，消灭了“步步高”（平圈，有的人畜共用，在粪便上层层垫土）的厕所，在农民群众中普及了卫生常识，使其逐步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为当地群众在此后这些年除害灭病，创造优良的生活生产环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安西吟
李金寿
辉煌榆林佛光艳 浩渺锁阳战云稠
斗换星移乾坤转 儿女江山共风流
过安西
王文英
人道安西瓜果乡 瓜甜果脆杏金黄
我来正是瓜时节 未吃甜瓜嘴也香
游安西
傅宝善
地处丝绸路 安见革命诗
千里访胜迹 安西名不虚
馋饮酒泉酒 又尝瓜州瓜
西域千般好 都是丝路家
人皮鼓流落民间回归安西背景
李春元
人皮鼓、人头碗两件传世文物，清代雍正年间制成，原藏于安西桥湾永宁寺（皇寺）。此物具有地方民族传世文物特色。1990年3月3日，经敦煌研究院专家组鉴定为二级文物。
同治四年（1865）五月，肃州回民头目马文禄伙同陕西回民头目白彦虎，聚众攻陷肃州城，继尔西侵，陷赤金堡（今玉门市赤金镇）、毁安西桥湾城、永宁寺，陷安西州城、瓜州城、踏实城，占榆林窟，住持杨元被害，继任住持李教宽携带传世文物象牙造像逃往金塔避难。造像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方回归榆林窟。那次回民变乱，波及西北各地，大有与清廷抗衡之势。同治帝急召陕甘总督左宗棠率大军历时3年方平息变乱。而永宁寺所藏人皮鼓、人头碗、《泽被无疆》木匾、黄袍马褂、马鞭、马鞍流落民间。
逆回变乱平息后，人皮鼓、人头碗回征安西直隶州。民国年间收藏安西县民众教育馆。1949年9月28日,安西和平解放，10月7日，安西县人民政府成立，两件文物由民国安西县政府末任县长吴文清移交安西县人民政府首任县长傅仁杰，后移交文化馆收藏。1954年8月12日，人皮鼓、人头碗和榆林窟末任住持郭元亨先生慷慨捐献的传世文物象牙造像一并移交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造像于同年10月，在兰州五泉山公园首次展出，人们方见其真容。1958年造像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直至1984年12月，安西县政府复得复制件（北京牙雕厂大师赵德兴“刀马李”复制），于次年5月27日回归。人皮鼓、人头碗于1956年移交甘肃省博物馆，其后便无人知晓。
1959年，西藏上层发生武装叛乱，波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我人民解放军在平息甘南叛乱时，在佛寺庙地下室收缴武器弹药和数件藏传佛教法器，人皮鼓、人头碗以及用人头骨、小腿骨制作的清油灯。从这些实物本身反映出藏族上层统治者利用宗教作掩护残害族民的罪恶事实。为了揭露那次藏族上层发动武装叛乱和野蛮残暴的农奴制度，进行阶级教育，1960年，在甘肃省博物馆举办《阶级教育展览》，展出上述器物，安西移交的人皮鼓、人头碗亦在其中。撤展后展品入库，保管人员更替数任，自此便无人问津。而永宁寺《泽被无疆》木匾流落民间长达122年，直至1987年11月14日，由河东乡文化站站长仲银红协助笔者，冒着大风雪，从上泉村四组农民吴德福处以20元酬劳费征集归馆,1989年10月起连同人皮鼓、人头碗先后在县博物馆、桥湾陈列馆展出至今，而黄袍马褂、马鞭、马鞍等物至今查无下落，不胜遗憾也！1985年2月中旬，笔者由酒泉农垦系统调入县文化馆从事文物考古工作。时任政府县长张世雄、文化馆馆长殷宗仁，即委托笔者赴省文化厅、博物馆查询人皮鼓、人头碗。前后历时四年余，往返省城十余次，期间与文化厅、博物馆领导及工作人员唇舌交错，费尽周折，但均否认有此物。究其原因是，1960年省博物馆举办《阶级教育展览》，撤展后展品入库，保管人员调换数任，安西县移交的人皮鼓、人头碗与缴获甘南州的同类器物混在一起；且馆藏有10余万件文物，无法确认哪件是安西县的，故而否认有此物。前后4年往返于省城，费尽周折竟为如此结局，使笔者茫然，无所适从！幸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书法家乔今同先生指点迷津，手绘原物图形，证实确有此物。期间我二人、殷宗仁馆长书信往来不断，直到1989年5月240,由时任主管全省文物工作的文化厅副厅长（1994年起任省文物局局长）马文治同志批复，着省博物馆馆长初世宾先生派人，在10余万件馆藏文物中排查，历时近4个月，方于同年9月16日回归安西。同年10月1日至5日，为纪念人皮鼓、人头碗回归安西，在县博物馆首次展出，广大观众无不欣慰！不幸于次年2月7日凌晨连同象牙造像复制件被罪犯王建荣、张学明盗窃，后于28日由酒泉地区公安处、安西县公安局会同全县人民侦察破案复得。
传世文物人皮鼓、人头碗、《泽被无疆》木匾、象牙造像失而复得，乃安西人民之大幸也！它们连同汉代长城出土文物，自1992年7月在桥湾文物陈列馆展出至今。10余年来，累积接待中外观众达40万人次，门票收入超过100万元，而今已发展成为反腐倡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安西东大门文明窗口。安西地方受益者众多。但当年若无乔今同先生提供证据，若无马文治、初世宾两位领导以及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历时4个月排查10余万件馆藏文物，则人皮鼓、人头碗绝不可能回归安西，也绝无今日之桥湾“反腐倡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笔。
有道是“饮水思源”。为安西得以回归传世文物人皮鼓、人头碗提供直接依据的乔今同先生如今年逾八旬，在全省文博界德高望重，同仁们都尊称他为“乔老爷”。乔老一世清贫，擅长书法，其笔逸雄健，神彩飞扬。书赠安西县文化馆作品者有之。当年为查询这两件实物，乔老、殷宗仁馆长、笔者3人书信往来不断。为了节俭，乔老先生每次来信的信封，竟以捡来的破旧牛皮纸水泥袋和友人回信废旧信封翻剪糊制而成，并为象牙造像提供大量文献资料。笔者方得以为其建立档案。由这些书信和文献资料，字里行间充分体现了乔今同先生强烈的民族自尊自强精神，保护文物当仁不让的爱国热忱，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严谨的工作作风。笔者身为寻找这两件传世文物的见证人，今撰此文，以承前启后，饮水思源！2003年9月16日
安西县清真寺沿革
张瑞龙
清真寺是阿拉伯语“麦斯吉德”的义译。它是伊斯兰教信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和精神、政治的中心。穆斯林每日的“五番拜”、“主麻拜”、“会礼”等都在清真寺举行。它又是穆斯林交往的场所。他们在这里互致问候，联络感情，交流信息。在法庭和学校没有专设之前，清真寺是法庭裁判所所在地和穆斯林的求知学校。可以说，哪里有穆斯林，哪里就有清真寺。在伊斯兰教国家里，大清真寺一般位于市中心，其他建筑设施都围绕它而展开。
清真寺建筑艺术随着伊斯兰教的形成而发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清真寺建筑反映着时代的、本土的、民族的特色。清真寺建筑构成主要有礼拜殿和水房两部分，还辅以庭院、凹壁、讲坛、宣礼塔、拱顶、券门等。
安西历史上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有清真寺3座，阿訇7人，教徒450人。民国三十一年（1942）9月16日，安西成立了第一个回民组织一一回教教育促进分会，会长由马迎蛟担任。1943年3月10日改组。改组后的促进分会有理事5人，候补理事1人，监事2人，候补监事1人。常务理事由马福田担任，常务监事由马德福担任。1943年5月，安西县城回民富户韩青山在东街发起修建了一座清真寺，占地面积约1680平方米，内有礼拜堂、水房、住房、门房、厕所共计28间；外建房屋30间，供来往客商、乡民住宿，对外营业收入全部用于寺内各项开支。寺内阿訇是韩青山,乡老马成才，并有满拉（学员）数人。1946年至1949年9月，寺内设立回民初级小学,为回民子弟教经识字。到新中国建立前夕，全县伊斯兰教徒269人。
1949年安西解放后，广大穆斯林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指引下，清真寺教务、事务活动有条不紊，信徒安居乐业。清真寺有阿訇马新民、学董马占林、乡老马成才、满拉马振环、马文良、马学礼，马利尔、马海文等10多人。这是安西清真寺的全盛期。1951年2月，县人民政府教育科又扶持在寺内办起回民初级小学，至1955年8月因回民教师杨生林突然病逝而停办。
1958年，因宗教政策上出现偏差，阿訇、学董被抓，满拉流落他乡，寺门关闭，教徒失散，正常的宗教活动中断，清真寺房屋后被改为安西糖厂。1970年起县城陆续搬迁到现址后，清真寺也于1976年随老城其它废旧建筑物一同拆掉。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指引下，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相继得到平反，广大穆斯林群众和教职人员又重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民族宗教政策怀抱中。县城回民马振环、杨万福、马成才、李学录、李生发等人共同要求重建安西清真寺。他们的正当要求得到了县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1980年县上批准在新城巷划地400平方米，县财政划拨资金8000元，修建了小寺一座，内有礼拜堂、水房、生活用房共5间。清真寺建成后，由马成才、马振环临时负责主持教务工作。当时全县只有回民12户，50余人，这座小寺一直维持到1987年。
1987年8月24日，中国环境报社副总编杨兆三（回族,著名画家、书法家，我县《天女献瓜》雕像座题铭与线描画即出自其手），由该报社甘肃记者站记者马晓军（回族）陪同来安西采访时，县政协、县委统战部委派政协常委张文达、穆斯林群众马如林陪同察看了清真寺。看后认为寺太小，太偏僻，设施条件差，过往穆斯林不方便。事后，张文达、马如林等向县上提出了搬迁清真寺的设想和要求，县政协和统战部向县长他维新做了汇报。县政府召集城建局等相关部门又进行了商议，最后确定在县城粮食局车队东侧公路边由南向北70米，东西16米，占地1120平方米作为建寺用地，由张文达、马如林具体负责，筹集资金开工修建。经过3个月的努力，筹措资金16000元，其中地区民族宗教处拨款5000元，旧寺出卖5000元，群众集资6000元，修建礼拜堂70平方米，水房、门房和生活用房7间，总面积为130平方米, 基本满足了当地穆斯林群众节日礼拜和平时礼拜的需要。
1991年3月，由全体穆民选举产生了由7人组成的第一届安西县清真寺管理委员会，马如林当选为寺管会主任，张文达、杨万福、马成才、李学录、李生发为委员，结束了清真寺自1958年以来33年群龙无首的历史。
1992年7月，为走以寺养寺的道路，寺管会决定贷款在清真寺旁修建清真餐厅。与此同时，省林业厅厅长禹贵民路过安西就餐时，马如林汇报了此事。禹回去后，积极筹措资金4.8万元用于清真寺修建清真餐厅。1992年8月开工修建，12月底完工，共修建清真餐厅143平方米及生活用房两间30平方米，做为清真寺的实体。1993年3月开业，以承包的形式由个人经营，承包费用于清真寺日常经费开支。经过5年的努力，还清了所有借款，并积累了一定的资金。
1997年3月，选举产生了由7人组成的第二届安西县清真寺寺管会，马如林当选为主任，李万林任副主任，马德魁、马全良、李学录、杨万福等人（暂缺1名）为委员，聘用马忠治为阿訇。1998年10月经县委统战部同意，改聘马成爱为阿匍并为寺管会成员。
1997年4月，由于外地来安西县落户的回民不断增多，已有的礼拜堂、水房无法满足礼拜需求，寺管会研究将清真寺未用地皮40平方米，转让给安西一汽经销部，并由其无偿改扩建清真寺礼拜堂，经请示政府王生德副县长同意，于5月开工，8月竣工。就此，安西清真寺才有了一个理想的礼拜场所。
1997年5月，由于疏勒河移民开发工程建设中规划新建的安西扎花营基地整体安置了从东乡族自治县迁移来的东乡族2590余人，经省移民办同意，东乡县民宗局批准在扎花营移民基地修建了两座清真寺，一座为扎花1号白壮寺，另一座为扎花2号南大寺。
2002年3月，选举产生了由7人组成的第三届寺管会，马如林任主任，马成爱、马德魁任副主任，马世俊、李学录、潘启俊、马全良为委员，继续聘用马成爱为阿訇。
2002年8月，因安西县城南开发区鸿丰公司和青海民和开发队的伊斯兰教群众离县城较远，参加宗教活动不便，经主管部门审查批准，自筹资金修建了城南1号、城南2号两座简易清真寺。至此，安西县共有清真寺5座。到2002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全县穆斯林群众人数达5167人。全县10个乡镇均有分布，比较集中的在县城、扎花、城南开发区及双塔、七墩等移民基地。
2003年8月11日,为加强全县伊斯兰教和各清真寺的管理，有效地发挥宗教团体的桥梁纽带作用，安西县伊斯兰教协会正式成立，由各寺管会协商产生的40名代表，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马如林、潘启俊、马全良、马成爱、马德魁、马成云、马福宝、李学录、罗海林、黄有龙、韩依布拉等11人组成的安西县伊斯兰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并选举马如林为会长，潘启俊、马全良为副会长。县政协副主席、县委统战部部长王尚明到会祝贺并讲话，从而使安西县伊斯兰教工作走上了正规化、规范化的管理轨道。
玉门关盖将军歌
唐·岑参
盖将军，真丈夫，行年三十执金吾，身长七尺颇有须。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百草枯，南邻犬戎北接胡。将军到来备不虞，五千甲兵胆力粗，军中无事但欢娱。暖室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壹，金铛乱点野驼酥。紫皱金章左右趋，问着即是苍头奴；美人一双闲且都，朱唇翠眉映明眸；清歌一曲世所无，今日喜闻风将雏，可怜绝胜秦罗敷，使军五马漫踟蹰。野草绣窠紫罗襦，红牙镂马对樗蒲；玉盘纤手撒作卢，众中夸道不曾输。枥上昂昂皆骏驹，桃花叱拔价最殊；骑将猎向城南隅，腊日射杀千年狐。我来塞外按边储，为君取醉酒剩沽；醉争酒盏相喧呼，忽忆咸阳旧酒徒。
“康乾盛世”时期的安西
李旭东 王曙
清代安西的开发与军事活动有密切关系，从军事占领、军事农业经济到逐步移民、开发民屯，进一步巩固了西北边防，增强了国家财力，对加速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清军对河西及“安西”的军事占领
安西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县境东西长185公里，南北长220公里，地形地貌特点是东高西低，南北两侧是高山，成为军事上险固的天然屏障；中间为戈壁丘陵与绿洲平原。这里古代曾是丝绸之路南北交汇处，汉、唐、宋、元、明、清诸代一直是我国西北一个极其重要的军事要塞，战略要地。明洪武年间，在吐鲁番回民（即维族人）的进逼下，“关（嘉峪关）西七卫”全部内迁至肃州以东。“正德十一年（1516）徙瓜沙于肃州境内，划关而守”，①明长城亦只修至嘉峪关。嘉靖三年（1524）下令正式关闭了嘉峪关，关外安西、敦煌及西域大片土地孤悬关外，沦为游牧民族部落的牧地和厮杀战场。汉唐时期开发的绿洲，未有稼穡之人，逐渐荒芜，祁连山下安西地境的肖家地古城、锁阳城、破城子、巴州城等30余处古城变为废墟，变得“满目荒凉，已寻找不到古代家家流水，户户垂杨的绿洲面貌”。②清康熙十七年（1678），西域少数民族首领噶尔丹趁清廷“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无暇西顾之机，疯狂地扩充自己的势力，拥兵60余万，攻占了天山南北大片土地，割据了西域及中亚，又北上侵占了蒙古，并虎视眈眈，有南下中原之意。这严重威胁新生不久的满清政权。噶尔丹欲从西域进入中原，必须要通过哈密和安西为入口，康熙要围剿噶尔丹，亦要通过安西才能进入西域。故尔，安西成为二者进出必经要地。康熙立誓收复河西及西域，歼灭噶尔丹，其曾3次亲驾出征，躬亲宁夏前线指挥，指派孙克思、博霁率领西安满兵和甘肃绿旗兵出征嘉峪关，并在嘉峪关至哈密布阵设兵；清廷又命令甘肃提督孙克思为振武将军，朗谈为昭武将军镇守肃州，控制安西。后又从西安补充调兵2000名，前锋兵800名，枪护手1000名于安西。西北用兵，需要雄厚的后勤物资运输，运输粮草弹药又需大量的骆驼、骡子。在清廷的运筹下，大批辎重从嘉峪关内运来，支撑安西等地守军日常所用。当时桥湾还未建造城池，只有一营官兵驻守，为河西联系西域之襟带，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今“安西”与“疏勒”之地名，即与康熙征讨噶尔丹战役有关。苏北海先生云：“至于河西走廊西部的疏勒河，原称籍端水，……。到康熙时，由于在这一地区擒获了叛乱的噶尔丹部属，清廷为表彰统一西域之武功，即引用历史上西域著名的古地一一疏勒为名，称河名为疏勒河”。③此次战役中清军在疏勒河流域擒获噶尔丹3000余名部属。清廷为庆贺、纪念这一重大的军事胜利，将汉唐两个名振寰宇的古地名“安西”、“疏勒”从西域移居到了河西走廊，“安西”、“疏勒”始有其名。可见这次战役在当时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笔者以为，“安西”、“疏勒”之地名从古西域移至河西走廊，从某种程度上说与康熙御批有关。因变更一个地方的地名往往是与历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的。
在康熙大军强大的军事攻势之下，噶尔丹节节败退，从内蒙呼伦贝尔逃往新疆哈密，纠集残余势力负隅顽抗。康熙三十六年(1697)，噶尔丹在哈密服毒自杀，其部众群龙无首，清军终于大获全胜。康熙五十四年(1715)清廷派兵驻防沙州及色尔藤④。“本朝定鼎，西夷向化，瓜沙尽入版图”。⑤康熙五十七年(1718)“番族内附，置靖逆、赤斤二卫”⑥又设安西柳沟卫于汉渊泉县故城(今三道沟镇四道沟村)。
二、清代安西的军事设置及防御策略
康熙皇帝竭尽全力，终于在晚年统一整个中国。在其驾鹤西去后，游牧于新疆一带的部分少数民族部落又蠢蠢欲动，妄图颠覆西北。实力最大的鹰尔丹策零率军6000余人，于雍正八年(1730)正月从乌鲁木齐打到了哈密，有逼进河西及中原之意，安西的局势又一下子吃紧了。雍正皇帝命河南总督田文镜购买3000匹大骡交于川陕总督岳钟琪用于安西前线。岳钟琪请示朝廷后亲自设计督造宽2尺、长5尺的战车，1人推撵，4人保护。5车为1伍，25车为1乘，100车为1队，1000车为1营。行军时车上装载衣粮，驻扎时以车为营。岳钟琪安排好安西防务之后，令总政曹襄力先从安西前线出发赴哈密迎战；又令石云绰为右将断噶尔丹策零归路。为运送兵粮，岳钟琪亲自筹划开挖疏勒河河道，置备小舟船作为交通工具，取得了出奇的效果，为保护安西诸地的安定起了一定作用。大规模战役后，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安西一带的驻军疏于管理，不修武备，以致有战事临阵磨枪，仓促上阵，贻误战机之事时有发生。针对外敌入侵，官兵行动缓慢，清廷进一步加强军队训练，提高战斗力，明确了官兵守护、缉察、训练、传敕、传令、差役等职责，尤其对官兵管理、训练、操演提出了严格要求。通过一段时间的整饬，兵丁训练有素，技艺精湛，阵式整齐，纪律严明，效果良好。权倾满清朝野的重臣年羹尧、岳钟琪、王全臣等曾亲自督阵安西，遇有官兵操演，必亲察阅。当时的阅兵制度一般对各营要求每年实行阅操一次，对各级官员出具详细考语，并将各营官兵情况按优咨造册备案。操演时所用真枪实弹皆由肃州方面提供。
清代在安西布隆吉、桥湾、安西老城、踏实堡、小湾堡、白墩子、红柳园、大泉、马莲井、星星峡、百齐堡诸地各要害部位驻兵，防守严密。雍正年间由于军事需要，驻防官兵进一步兼及农耕，以解决军粮不足。此为古代汉唐绿洲消失之后在新辟绿洲上最早的农事活动，拉开了营造今天30余万亩绿洲的序幕，但其并未是专业性质，而是亦兵亦农。招募新兵事宜，由安西镇臣张嘉翰负责。由于当时安西还未移民，未有兵源，则径向关内肃州诸地征用。即是选派官吏，也是从各地调遣。在桥湾设千总1员，踏实营设都司、把总各1员，柳沟营设都司把总各1员，惠回堡设千总1员，双塔堡设千总1员，百齐堡设把总1员，瓜州营设参将1员。后瓜州营参将缺额，清廷考察甄选了办事谨慎老实的凉州属羌千总赵良辅继任；安西镇标营游击（官职）则调派肃州右营游击邹文麟接替。可见，当时选拔官吏一定程度上是打破地域界限进行的。后来一些千总、把总就在安西行营中挑选。一些老兵成了婚，兵丁家眷往返亦发给一定盘缠。“查安西卫，未有户民，唯有三营余丁，共计九十家，共一百七十六名”。⑦此指结束战事后，安西卫成立之初安西地方驻军人数情况。同时亦表明，由于服役时间长，守卫官兵是可以带家眷的。清初安西地方建制仍沿用明制。雍正十年（1732）为了正规化边防需要，正式经营、经理嘉峪关西至新疆哈密区域事务，设立了安西兵备道、安西厅等统管关西最高级别的军政单位。安西兵备道的最高长官曰按察副使，由早戌进士出身的湖广钟祥人王全臣担任。后成立安西厅，担任过同知的有王玮、杨汝壁、罗名舜、廖英、童嘉模等人。任过安西镇总兵的有孙继宗、宋可进、潘之善等人。安西镇设标中、标左、标右三营。守备下设千总2员，把总4员，每营按马（骑兵）六步（步兵）四布防。安西厅饷银经费为338两，遇闰月加银9两，同知俸银80两，门子（下人）2名，每个支银12两，遇闰月加银1两。侍奉同知的还有轿、伞、扇夫共6名，每年支银36两，遇闰月加银3两。还有皂快（差役）10名，支银60两，遇闰月加银5两，壮丁25名，支银150两。通过百余年的发展，安西诸地的军事制度更加完善严密，军事设置趋于规范化，有效地担负起军事显要位置上的战斗防御作用。成为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取得的最大实绩。
三、清代安西绿洲雏形的形成
（一）清代安西移民
康熙五十四年（1715），清军从河西走廊进兵新疆，安西成为军需民用转输前哨。因为兵丁缺乏生活供给，长途转运十分困难，清命令“各卫新屯地亩应全交与安西镇标营兵丁承领屯种，为伊等恒产，即以收获籽粒供兵丁口粮，如有不敷，照例折给银两”。⑧清代到安西屯田的主要有军籍人员、遣犯、平民及兵丁家属、子女等几种成份。清雍正元年（1723）安西少量兵丁开始垦荒，到雍正六、七两年开地580亩。后来安西守军不断增多，主要分布于安西卫、瓜州营、双塔堡、布隆吉、桥湾、百齐堡、踏实堡、惠回堡、赤斤等地。军队所到之处，除担负战斗、守卫任务之外，还要参与开发屯田、耕种、兴修水利。安西东半县遣送的第一批屯民是：雍正二年（1724）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奏青海善后十三事之一为“请发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军罪当遣者，尽行发往大通河、布隆吉尔垦种”。⑨后经总理事务大臣等会议决定，大通河沿岸令驻军子弟及民人开垦耕种，“惟布隆吉尔距边远，应令遣犯佥妻发往，官给籽种，屯垦三年后起科如例”。⑩五省军罪及家属，全部遣往布隆吉尔，为清代安西遣犯屯田之始。嗣后，雍正十年（1732）十月开始，吐鲁番回民（维吾尔人）在头目额敏和卓率领之下，总计9264人移居安西，为安西第二批移民。乾隆二十一年（1756）其返原籍后，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御史刘宗魏奏请部分遣犯再行发至安西屯垦，“交驻防将军等管辖”乾隆二十八年（1763）,湖北武昌府属马迹岭地方有吴姓大族，“盘踞为匪，怙恶不愎”，清即交安西府属渊泉县收管。乾隆二十六年（1761）,甘肃巡抚明德奏云：“（安西）遣犯甚多，难以安顿”，请求改发辟展乌鲁木齐屯区。故安西部分遣犯又被发至新疆。清代安西遣移人员除回民之外，其它史料没有明确数字，根据新屯地亩等情况推测，大约3万余人。
（二）兴修水利
清代在疏勒河上游修建2条大渠即靖逆东渠和西渠。东渠入玉门，西渠入安西。西渠在三道沟一带又变为双岔，一岔至三道沟、河东乡一带，另一岔至桥湾。从桥湾到小湾、安家窝铺又派生回民南渠、回民北渠、余丁渠3条大渠。回民南渠、回民北渠从小湾、安家窝铺至回民五堡，又开了4条支渠，至瓜州营一带又开了7条支渠。同时，在各段建坝修闸，调控水量，为绿洲灌溉和屯田发展配置了水利资源。
（三）营造城池
雍正四年（1726）,河西局势初定，川陕总督岳钟琪巡边安西、敦煌诸地相度地利，题请改安西卫。乾隆年间，进一步划分工区，集中开发，安西地方的头工、二工、三工、四工、开工、六工、七工、八工、九工、十工就此而产生。从各工区排列的具体顺序而言，从安西老城西的疏勒河流域向东南推进，开工正好在四工与六工之间，而各工皆未有五工之称；“开”，从民间称谓上有对开，五开，即半的意思。十个工区之半正为五，故笔者疑开工即为五工。修建了双塔堡、桥湾堡、柳沟堡、新百齐堡、小湾堡、瓜州堡等20余个城堡。为加强对归化少数民族统治，雍正十年（1732）“安置吐鲁番回民于瓜州”此回民指维吾尔族，其分散于安西城西南东西20余里，南北40余里的流水沉积层地带，清廷官员将已开垦的35000亩土地交其耕种，督令其继续修建庄堡，开垦荒地，种植小麦、青棵、瓜菜等农作物，并发放耕牛、马、乳牛、羊、大锅、刨锄、犁、铁铮、萝、筛、镰刀、水桶、石磨、石磙、绳索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组织其进行农耕生产。疏浚河道，筑大小坝10条，开挖比栉渠、崇墉渠、千仓渠、万箱渠4条支渠。通过回汉民共同努力，安西绿洲面积不断扩大，许多可垦之地，逐渐被开发出来。雍正十二年（1734）统计数字表明，安西有耕地8万亩。今天安西绿洲的总体面貌基本被勾勒出来了。
安西清代筑城30余座，今保留遗迹者有10余座。重要的有清安西柳沟卫城，建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其位于今三道沟镇四道沟村，夯土版筑，平面呈正方形，长宽皆190米，面积3610平方米。开南门，四角有角墩，四面有马面8个，因该地天然水沟居多遍生柳树俗名曰柳沟,该城亦曰柳沟城,即清柳沟卫城。清安西镇城位于今布隆吉乡政府东1公里呈长方形，东西长1090米,南北宽910米，面积约1平方公里。该城建于清雍正元年（1723）。清大湾城位于今安西县城北1.5公里处的大湾，东西874米，南北921米，面积804954平方米。四面均有城门和瓮城。“本朝经理安西，始建于今大湾地方”。城有双重城楼，始建于雍正五年（1727）,告竣于雍正六年（1728）。大湾之安西镇城从布隆吉老城拆用木料抵造20间房。其余则由王全臣预算城池面阔、丈尺、间架、檩数，旧有及新添，拆用木料及所需用石块、砖瓦、灰斤等项逐一开明，一切匠夫按料计工，分发银两，历时一年，修筑而就。桥湾城呈长方形，东西320米，南北122米，面积39040平方米。通高7.5米，四角有角墩，城四面有马面，南北城门外有瓮城，建于雍正十年（1732）。同年，敕建永宁寺于城西北隅，系清廷钦差理藩员郎鄂敏，笔贴式兆禧监造，为西北地区著名的粮仓和督行运行署。当时著名的史地学者沈青崖有诗赞曰：“数雉真成一弹丸，停骖荒服且盘桓，两山对锁东西峡，十水争流上下滩，回鹘犁锄环塞外，廒仓刍粟入云端。从今款贡烽烟靖，襟带清流倚槛看”。清踏实城面积269.2平方米，建于雍正六年（1728）,该城驻清兵100名，每2名给房1间，城内共有房屋200间。双塔堡建于雍正六年（1728）,在布隆吉清城西30里许。其地清人曾描述回路东西，河水湾环，林木葱茜。百齐堡为青墩峡口路通哈密最紧要的隘口，原设把总一员，领兵100名驻守，但因疏勒河水不能流至百齐堡，断流时节驻扎人马常无水可饮，无法扎站，加之清廷在上游移民垦荒，筑坝拦水，逼水进入新瓜州，百齐堡更加干涸，故尔将原百齐堡向东南挪移了20余里，以便瓜州之水能受益百齐堡；在新老百齐之间添设4座墩台，每墩台设兵5名，担负传递军情任务。清六工城位于今南岔乡六工村西南3公里处，长360米，宽280米，面积100800平方米，是清代加固维修了的一座新城，该城旧迹为西汉宜和都尉昆仑障，三国曹魏时期的宜禾都尉府城，清代又重新利用之。清瓜州城位于今瓜州乡政府东500米处，其为建回民五堡时同建的瓜州营，建于雍正十三年 （1735） 。
安西遗存清代城堡，大部分为雍正五年（1727）至十年（1732）所建。清政府专门委派吏部郎中马尔泰、光禄少卿汪隆、临洮知府白讷为总监亲自督造安西、敦煌一带的城堡，下面还有具体监修官吏。留之于今的诗咏，如汪隆写的《城工告成四首》、《双塔堡》、《踏实堡》、《惠回堡》；马尔泰写的《安西杂咏并序》 （四首），沈青崖写的《桥湾城》等，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在瓜州办理各务人员，除王全臣以外，还有安西镇总兵张嘉翰，瓜州营参将卫维康，安西州同知孙翼，知州杨肇熙，安西卫守备王玮等人。尔今，开发这片土地的先民早已作古，修筑的古城池早已失去了原有的防御作用，成为残垣废壁，任人凭吊。其作为开发这块土地300余年的历史见证，让后人更加切实地品味历史，了解祖先，热爱家乡，不失为一部典型的生动教材。
"康乾盛世"是清代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康熙通过大规模的军事占领，把先进的农耕技术及汉文化输入西北，这一块土地在雍正年间得以开发，奠定了安西绿洲的雏形。在乾隆年间进一步发扬光大，不断巩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乾隆之后，清政府腐败无能，对西北管理逐步流于形式，青海回民猎户马文录盘踞青头山，勾结安西惠回堡猎勇举兵攻占肃州，不断向西渗透, 安西、敦煌俱遭战祸。同治十年（1871）春左宗棠大军集结肃州，以百营官兵攻打8个余月，马文录投降，安西诸地才暂得安宁。后又多有外敌入侵，民众苦不堪言。陕西回民白彦虎起事，“甘肃土匪二十万，蔓及延、榆、绥一带” “凶悍殊常” “而玉关内外竟无完土，军民之勤劳涂炭亦极矣”。
安西作为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是历代中央政府联系西域的生命线，清王朝在征服了南方抗清力量之后，历经康熙、雍正、乾隆数朝，连续向西北用兵，先后在乌兰布通、昭莫多等地大败噶尔丹，击败了准噶尔军队，平定西藏叛乱，打击了罗卜藏丹津游牧部落的进攻骚扰，客观上最终改善了少数民族地区闭塞落后面貌，有利于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安西即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逐步发展的。在“康乾盛世”较短的时期内，基本解决了新迁当地大量移民的生活问题，还给作战军队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军事给养。通过300余年的发展、积淀，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无疑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进步，而其基础主要是在“康乾盛世”特殊历史环境条件下奠定的，这是安西地方历史客观存在的事实。
唐瓜州地名沿革考
李春元
唐瓜州（锁阳城），位于今安西县桥子乡南8公里荒漠，总面积87万平方米，城东1公里唐开元寺（元塔尔寺）；南30米东西向大渠，城西北600米有两座44米见方，高10米夯土空心墩；城东北2公里汉转台庄子，4.5公里汉冥安县城；城东8公里冥水，南、北有墓群；东南26公里有东千佛洞、4公里“万人坑”；距东千佛洞4公里还有一40米见方的坑，南8公里有碱泉子石窟；西南16公里为旱峡石窟；东北瓜州一玉门关古道；南瓜州一石包城古道；西北渊泉县一晋昌郡一瓜州一广至县（破城子）古道；城北3公里石头泉子；城周围有烽燧9座。地貌为第四纪全新世黄土沉积风蚀台地间半荒漠红柳沙丘，海拔1358米。总计瓜州城文物、自然保护区386平方公里（重点保护区围栏2平方公里）。分布史前、汉、唐、宋、元、清文物保护单位87处、墓葬2850余座，乃安西境内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文物、自然保护区；同时是我国唯一保存完整的隋唐古城遗址。
唐瓜州几易其名：西汉属冥安县，晋属晋昌郡。隋称常乐郡。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于其地置瓜州晋昌郡，“瓜州”始有其名。明成化中（1465〜1487年），整修旧城安置哈密回民，称“上苦峪城”。又因城周围生长锁阳，当地人每年冬季“三九三”有挖锁阳习俗；又，清人所撰章回小说《薛仁贵征西》：“仁贵兵困锁阳城，命将士挖锁阳以充饥”之说。故又惯称“锁阳城”。
建置沿革：按《隋书。地理志》、《新、旧唐书》、《元和郡县图志》、《重修肃州新志》、《安西县新志》、《安西县志》 记载：本汉冥安县，属敦煌郡，因县界冥水为名。晋改晋昌郡。周武帝（559-578）,省入凉兴郡。隋开皇三年（583）,始建其城，次年,改常乐郡。唐武德四年,置瓜州，属河西道。开元十五年（727），吐蕃陷瓜州，毁其城，贞元时，张守王圭为刺史（后迁任都督）修筑。大历十一年（777）,复陷吐蕃。大中五年（852）,沙州人张义潮以瓜州来归。宋属西夏，夏亡，州废。元至元十四年（1278）, 复立，属沙州路，二十八年（1292）,徙居民于肃州，但名存而已。明永乐二年（1404）,置罕东卫。嘉靖三年（1524）,关闭嘉峪关，关外陷于混乱，瓜州遂为吐鲁蕃回民所有。后，回民回迁，城废至今。1957年3月5日，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列其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8月1日，安西县政府批准成立“锁阳城文物管护站”、“锁阳城草原保护站”。1996年11月20日，列为国务院公布的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阎文儒先生写给李春元的信春兀同志：奉到大笺已两周有余，因忙旧稿送出版社故未能及时作复，请谅之！贵馆中所藏之象牙雕刻在记忆中文物局曾将此照片示余并用之写一篇文章,但余检查于文章目录中无此一文岂予未写耶？盖彼象牙雕像余与夏鼐公到榆林窟时（1944年12月6日，录者注），当地人云有此雕刻品，但入私人手中未能看到。回京时予在故宫博物院中兼职记录，曾见此照片。今详查，余过去所写之作又同并未见有此一文岂未写出耶？今读大笺，知在贵馆如欲知为佛教中何故事约不出《佛传》中或印度集经《贤愚经》中各故事。是否可请专事照像高手将雕刻故事放大寄下以便一览，或可能其中为何故事也！如再写时，由我二人署名写出送《敦煌集刊》发表。
专此致请 大安阎文儒（章）（1985年）8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