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州县图书馆 内容
民国时期安西商业及税收拾遗
李旭东
1935年7月，投身中国新闻事业的南京《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以该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从成都出发，开始了他著名的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旅行。其历时10个月，行程四千余里，西到安西、敦煌，北至包头，足迹遍布川、陕、青、甘、内蒙等广大地区，其后用饱蘸爱国之心的笔墨向全世界广大读者公开报道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全国乃至世界上引起了很大轰动，对于人们正确的认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对国民党统治的西北地区政治黑暗、人民疾苦、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作了淋漓尽致的披露。他途径安西时，对当时安西商业和税收进行简约地描绘，从某一侧面反映了民国时期安西商业及税收情况，成为今天人们了解民国时期安西社会经济的宝贵资料，也可以说是民国时期安西商业、税收的一个缩影。
三道沟的商业
三道沟为嘉峪关外第一大镇，在当时比安西县城、玉门县城还要繁华一些。其行政建制为乡，乡长由一山西大商人充任，其集官商于一身，在当地为一言九鼎的人物，很有名望。三道沟除山西商人之外，维族商人比重较大。维族人喜欢用布包裹头颅，汉人们叫他们“缠头”，又因他们多半信奉“回教”，故又名“缠回”。对经商的维族人又叫“缠商”。缠商们赶着骆驼、毛驴队，穿越沙漠戈壁，走东串西，互通有无，生意收获也比较可观。汉人的印象里，缠商“东西运送，他们性情忠厚驯善，身体壮实的青年男子和少女，颇富欧洲人的美丽”①。元人马祖常有诗记关外商业情景説：“波斯老贾渡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不过现在的缠商，主要的不是贩卖新疆南路的玉石，同时也不到中国来换“桑麻”，这与“波斯老贾” 略有不同罢了②。张掖以东，他们势力不大，酒泉东门几乎主要是他们的商业。这一群体为三道沟商人的主要成份。“缠商”除从新疆输入一些葡萄干、杏干等土特产外，还把从苏联交换的各种布匹在街面上叫买。因苏联布匹价廉质坚，故深受三道沟一带一般消费者的青睐，布匹生意甚为红火。
三道沟北接马鬃山，还经常有马鬃山来的蒙古人摆摊设点，进行交易。马鬃山界于甘肃、新疆、外蒙之间，呈西北东南走向，绵延几百里，因山不高而歧分杂岀，犹如马之鬃毛之形，故曰“马鬃山” 。山中原聚居五六百家蒙民，由于外蒙古独立之后，经常派人入山，屠杀该山之民，发生武装冲突，该山之民大都逃亡他处，剩余的只有几十家了，以游牧为生。该地由一张姓汉人，以团总的名义管束他们，所以到三道沟经商既有马鬃山逃出的蒙古人，也有从青海过来的蒙古人,他们主要做皮毛生意,汉人们称之为“鞑子”。由于受民族歧视，在三道沟“鞑子”往往吃亏，贸易尚欠公平。
三道沟的民间借贷
三道沟虽经商生意很好，但许多人非常穷，“穷到了水平线以下，赤光光的一无所有”③。由于地处偏僻的西北，高利贷在这里还不很流行。但这里已有了早期的借贷行为，有些富人经营放帐生意。那些一无所有的穷人，只顾眼前，也不管将来能不能还上，“只有要他的’命’，才是唯一的还债方法”④，故放帐者只好作罢，自认倒霉。
县政府的烟土生意和税收“安西为疏勒河流域，惟水利未能尽其利，民生之痛苦与政治之黑暗，为黑暗的河西第一等黑暗地方”⑤。这里绅士与地方官吏互相勾结，鱼肉乡民，如某一绅士既为县政府科长，又兼教育局长和中学校长，县长兼县党部委员，办一切政事的目的都为了捞钱，人民苦不堪言⑥。范长江遇到两位到县城提“拨款”的军队副官，闻知安西全年收入不到二万元，而这一次提款的数额则是二万四千元,那么其它拨款空缺从何而来，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原来当地驻军要向县政府收一种名为“官土”的税，县政府派定安西全县700余户每家若干两大烟土，但不要“烟”而要“现款”。因当时县政府规定收取烟价比市场价高出二、三倍，按照这个要求收取款项后，再拿出一部分钱按市场价收购“烟土”，交付军队，剩余的现款则落入县府。举手之劳，赚到了丰厚的利润，县政府乐此不疲，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⑦。当时税收科目繁多，当区长的要收运动费，打官司要特定的状子费，练壮丁，只要有钱就可以免役。新疆是中国的地方，新疆人来甘肃贸易，还要在百货税之上上一次“关税”。范长江在一家农民的墙上看到了贴满交过派款的收条，这些收条既没有图章，又没有日期，可都是农民的血汗。收取的正式派款、临时派款应有尽有⑧。
一个名曰“两江代电”的笑话
范长江在安西县城，听到不久前安西出了一个“两江代电”的笑话⑨。有一天县商会会长突然被不明所以地关押到县府里。会长追问为什么要关押我，答曰因“欠款未交”。会长说我什么款瓜州文史第4辑都交清了，也不欠什么。县政府的人说你还欠一个“两江代电”的款子。后来才搞明白是这么回事，省府曾有两个“江”日（三日）电报，提到调某种款项，商会早有钱存于县府，可以顶替收费，不料县府主办者事后忘却，追查时，见商会未交“两江代电”款，即气势汹汹地把商会会长拘来，说明原委后，才放了会长，闹了个大笑话。这一事件从另一侧面说明，县府收费名目繁多，真有拖欠者，既是有名望之人，亦要施以严刑峻罚。
（本文根据范长江《中国西北角》和其它一些资料有关内容加工整理而成）
减字木兰花・西风岭
陈靖
两万铁军，长征未了又长征。
河西走廊，寒风凛烈屡建功。
使命飘忽，朝令夕改总反复。
挫败祁连，兵家胜败何讳言。
不退不进，酿成一字长蛇阵。
徘徊紧跟，凡事唯上教训深。
恶战喋血，孤军苦斗达六月。
内战十年，最后一枪红柳园。
安西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过
付庆增
按照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总体方针和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提出的要求，安西县于1951年开始对私营商业、手工业执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开展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涌起，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改造的进程，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锣鼓鞭炮声中，安西县仅用了两个月时间，于1956年1月21日至3月25日完成了对私营商业、手工业的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将其经过记述如后。
（一）
安西县地处古“丝绸之路”要冲，商贸活动历史久远，但最早的记载是19世纪前期在瓜州出现的第一家座商一晋泰庄，清光绪年间改名晋泰统，故民间流传着“先有晋泰统后有安西城”之说(无考)。民国年间，安西逐渐开发，人口日臻繁衍，商业、手工业逐渐发展。1935年元月便成立了商会，1942年11月改组时有会员60人，1943年4月成立工业总工业会，会员15人，其下，相继组织了各类同业会。商会所辖的有：1943年4月1日成立的杂货、摊贩、油行、医药四个同业工会，会员141人；工业会所辖的有1942年12月30日成立的驼运业，1943年3月成立的屠宰、铁工、面粉、皮革业，1943年4月19日成立的木工业6个同业工会，会员196人。1943年全县有商贾30余家，其中县城20余家，三道沟乡8家，瓜州堡1家，南工堡1家，双隆乡1家，桥踏乡1家。同年夏季3户大贾联合成立安西县煤炭产销合作社，开发本县芦草沟、红口子煤炭资源。1944年甘肃省府下令改为安敦煤炭合作有限公司，由安敦两县联合经营。1947年因贮量少、煤质差而关闭。解放前夕，时局混乱，匪盗四起、横征暴敛，物价脱缰，民生凋蔽，生意萧条，安西的工商户有的破产，有的歇业，有的转业，有的出逃，从商职员已不足百人，专业手工业者仅余28户56人。安西城内虽有骡马、斗行（粮食）、柴、菜四市，除柴、菜两市略有交易外，其它两市集日无期，有时长期无集，形同虚设。年人均购买力不足10元（合新人民币）,手工业年产值仅14500余元。这期间商业规模虽小，但品类较全，有日杂土产、日用百货、针织布匹、副食品、中药材、肉食、煤炭及饭馆、理发、照相和当铺；手工业有铁、木、鞋、毡、缝纫、皮革、弹花、银铜冶炼等工匠；加工业有酿酒、榨油、磨粉及制砖等行业，也有旧社会的毒瘤一一烟馆（鸦片）和妓院。
解放前，安西工商界有两个特点，一是外地人多，二是农工商兼营的多。
1、外地人多。主要是安西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水草丰茂，当地居民绝大多数从事农牧业，投资商业的较少，市场对外地人敞开；其次安西是西通新疆，南往敦煌、青海、西藏的交通要道，往来人员多，驻扎军队多，山西、陕西的行商及国民党军队的退伍、流落人员看中了这个商埠。他们受内地文化的影响，见多识广，经营有方，由行商而座商，逐步垄断了批发业务，在安西站稳了脚根。
2、农工商兼营多。主要是安西市场小，工商发展前景有限，而土地多，又好经营，向土地投资和在农村办作坊，能开辟新的财源。特别是当地商人，不少原本就是地主、富农，他们农商兼营，聚敛财富，如大商号晋兴协、和顺同等。为数不多的几户小商贩中也有几户在农村兼营土地；城镇手工业者为多一条生计，有部分人兼营土地；至于农村工匠，他们以农为本，以艺为辅，农忙种地，农闲流动打工。
解放前的安西是西北边陲的一个落后角落，日用生活必需品均需从内地调入，商贾们适应时势，将当地的皮毛、甘草、小米驮运到数千里外的张掖、兰州、绥远、包头等地换回群众必需的工业产品。个别大商户则利用当时尚不发达的公路交通从上海等大城市进货，贸易网西达哈密、南及敦煌，东到内地数省。他们通过物资交流沟通了城乡关系，引进了内地的科技文化知识，对发展安西经济，活跃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有一定的历史贡献。
(二)
1949年9月安西解放后，当地的私营工商业经历了自由发展, 利用、限制，初级改造和高级改造四个过程。
1949年和1950年新政权的工作中心是减租反霸，剿匪肃特，建立人民政权、安定民心、恢复生产、休养生息，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暂无暇顾及，放开自由经营。私营工商业在党的有关保护政策鼓舞下，随着社会逐步安定，农牧业生产逐步恢复的良机而复苏。业者人心安定，顺汛扬帆。在业的大展所长，放手经营，歇业的纷纷开门重操旧业；还有一批新人新手跻身工商界。1950年全县从事手工业的113户136人，从事商业的176户224人，总共289户，380人，较解放前增加189户，210余人。销售额有较大幅度增长，其中，手工业产值1949年为1.45万元，1950年达到1.815万元。当时，市面繁荣，生意兴隆，一片升平气象！1951至1955年，政权巩固，社会稳定，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便列入党政机关的工作日程,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逐步发展。采取的具体步骤是：1、建立管理机构,加强领导,逐步把私营工商业纳入计划管理。1951年7月，县人民政府设立工商科，曾更名工商局，后又改称工商科，孙跃忠为负责人，负责全县工商企业开、歇业的审理登记，经营活动的计划统计，人员的思想教育及工商网点的协调布局等工作。
1951年6月15日成立安西县工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由13人组成。经过两年筹备，于1953年8月17日会员代表会通过，正式成立了安西县工商联合会，选举执行委员17名，狄仙洲任主任委员，任思温、刘裕明任副主任委员。同时成立了由5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工商联成立后，分行业组建了7个同业工会，1个同业委员会，2个同业小组，1个集镇工商小组，健全了自我教育的群众性组织。工商联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配合工商科担负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从业人员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对工商活动进行业务指导。
2、坚持团结、斗争原则，贯彻利用、限制、改造方针。安西私营工商业者只有为数不多的小资本家，绝大多数为小业主，所以，除个别潜藏匪特分子之外，都属团结、改造对象。在1951至1952年之间重点是抓他们的思想改造，在扶持发展的同时，初步贯彻限制改造方针。
思想改造方面：首先是转变他们的立场观点，组织他们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共同纲领，以及减租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现行政策，教育他们认清形势，认清出路，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两年内，根据全国的统一行动，在他们之中开展了 “三反五反”运动和“为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的爱国主义教育。安西“五反”自1952年3月开始，历时两个来月，这是一场爱国守法的普及性教育，通过自我检查和检举揭发，使他们认清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合法经营。这次运动斗争比较激烈，曾以偷税漏税、违法经营、扰乱市场罪逮捕了刘子春、张守斌等4人，后根据中央关于在小城市只搞“五反”教育的精神对其中2人从轻处理，教育释放。为抗美抗朝捐献的号召得到了安西工商界的热烈响应，大商小户踊跃捐款，全县工商界共捐资5000多元（新币）。这两次运动既是具体的爱国守法教育，也是对思想意识的改造和限制。
体制改造方面：1951至1952年正当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安西工商领域的国营成份才破土发芽，私营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具有相当的作用，因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政策比较和缓。具体做法：一是建立登记审批制度。由工商科对全县私营工商业进行注册登记，办理营业证，把工商业统一管理起来，克服了以往开、歇业放任自流的无政府状态；二是发展国营企业，为领导市场建立经济基础。1951年3月酒泉地区贸易公司派驻安西一个贸易工作组，由赵希姚负责，职工3人，1952年发展到11人。1952年夏季将1949年11月组建的军民合作社发展为安西县供销合作社，军民合作社的负责人任思温任县供销社主任。国营和合作社商品零售额的比重从1950年的零起步,1951年达到13.15%,1952年达到44.62%,基本上控制了市场；三是在经营管理方面，施行一些初步的限制措施。首先实行统一发货票制度，制定物价管理政策，通过工商行政登记适当限制经营范围。其次，广泛宣传守法经营基本原则，如：不准投机倒把，不准囤积居奇，不准哄抬物价，不准克扣群众，不准掺杂使假，不准偷税漏税等等，逐步改造私营工商业者唯利是图的阶级本性，引导他们走到守法经营的轨道上来。
但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医治战争创伤的任务相当繁重。因此，扶持发展私营工商业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安西县按照党的政策，这两年在利用限制改造的前提下采取各种措施扶持他们发展。如银行给予优惠贷款，国家税收给予照顾——只收一道工商税，政府鼓励并帮助他们到外地进货，举办全县物资交易会，动员四乡农民进城参加交易活动。集日期间，工商科每日统计各户营业额，以便针对性地采取促进措施。因而，私营商业零售额从1951至1954年都是增长趋势，1951年为25.1462万元,1952年为37.3149万元，增长48.39%,1953年为52.6207万元,•增长41%,1954年为54.8773万元，增长4.29%；手工业产值1951年为1.9168万元，较上年增长5.6%；1952年为4.1919万元，增长118.6%,1953年为7.0867万元，增长69%；1954年为7.72万元，增长8.9%,其中合作0.7万元，私营7.02万元，私营产值较上年下降1.1%。
3、政治形势的发展，促进了私改工作的进程。1953至1955年，国家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粮食、棉布相继实行了统购统销，农业实行了初级阶段的合作化，国营经济成分逐渐提高，以致占领市场，促使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伐加快。安西县与全国一样，在这三年内私改工作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例如：粮食经营问题，1952年统购统销之前，安西县城有40余家磨坊，他们购、加、销一条龙，控制了粮食市场。粮食统购统销之后，剥夺了他们的粮食经营权，他们的唯一出路是代国家加工，赚取加工费。1954年末实存磨坊34户，资金1.35万元，比1953年减少11户，资金减少9700余元；1958年安西面粉厂建成投产之后，机械生产代替了石磨，原来的磨粉业便自行消失；与粮食业相似，1950年经营棉布的商贩有61户，资金6000元，1951年25户，资金2.13万元，1952年24户，资金2.07万元，统购统销后的1954年末仅余6户，资金7300元。而且全部变成经销单位。这期间，安西农业合作化发展较快，至1955年70%以上的农民参加了互相组和初级社，有部分职工和农民在城市和农村供销社入股投资，农民和供销社的经济和心理联系日趋紧密，从而，基本上刈断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城乡联系，缩短了他们的经营渠道，其处境日趋窘困。1953年县供销合作社相继组建了5个农村供销社，8个分销店；同年11月又成立安西县贸易公司；1954年9月成立安西县花纱布公司。国营和集体资本基本占领了城乡商流渠道中的批发阵地，控制了零售市场，使国营和合作社营的零售额比重年年大幅度上升，由1951年的13.15%±升到1955年的87.56%；而私营商户的零售额不仅比重下降，其绝对金额也从1954年的54.87万元跌至1955年的26.26万元。1955年一季度，私营工商业零售额仅占社会零售额的9.3%,使部分私营业者生活发生困难，国家在这个时候适当调整政策，放宽了限制力度，国合企业提高了经销差率，提高了代销手续费，并让出122种畅销商品，允许私商经营，初步缓解了矛盾。但私营业主思想波动，感到茫然，等待改造。
于是，从1953年开始，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私改工作逐步向深入发展,继对粮食、棉布和私营批发业的彻底改造之后,1954年在全县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总路线、宪法和爱国守法教育，对市场进行统一管理，对商户严格经营范围，对中小企业进行改组合并，开始初级和中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试点。在城乡商户中试行代销、经销、挂牌和合作等形式。1954年农村合作经济的经销零售额已占农村零售总额的43%,1955年上半年城区小商小贩的改造试点取得成效，组织了1个经营小组，1个合作小组，有6户与供销社挂钩，服从供销社管理，挂经销户牌子；2户国药店实行了公私合营，下半年成立了2个百货业合作小组；对手工业积极引导他们走合作化道路。1954年出现第一个合作小组，当年创产值7000元；1955年分铁、木、缝纫等行业建立4个合作小组，除半农半工者外，专业手工业者的70%以上已组织起来。
为了迎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的到来，安西县于1955年10月19日至26日对城乡私营商户进行了普查，成立了以代县长徐廉身为组长，由工商科、粮食科、税局、供销社和省上工作人员11人组成的普查小组，共普查登记了城市商业45户46人，资金3.483万元，饮食业25户34人，资金0.9562万元，农村商业12户15人，资金2.6409万元；饮食业8户16人，资金0.6521万元；合作小组1个5人，资金0.4914万元。普查登记资本比原自报资本多2.21万元，长出33.7%,普查登记1955年上半年营业额8.29万元，比原自报高1.83万元，长出22%。这次普查既整顿了市场，整顿了税收，也为1956年全面改造时清产核资打下了基础。
（三）
1955年11月，党中央召开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工作会议。会议精神传达后，安西县同全国形势一样，敲锣打鼓，掀起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县委、县政府根据省、地委的安排，在党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指导下，于1956年1月21日开始至3月23日完成了对全县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面改造。
1、改造结果：①私营商业计108户，133人（内雇员7人），拥有流动资金6.7659万元，固定资产1.6785万元，合计8.4444万元，其中，改造79户，100人（内雇员7人）,拥有流动资金5.83万元，固定资产1.5345万元，合计7.3645万元，分别占私营商业实有户数、人数和资金总数（下同）的73%、75%和87.2%O改造形式有公私合营7户10人（含2个国药店），流动资金2.7893万元，固定资产0.6714万元，合计3.4607万元，合计1181万元，分别占私营商业总数的6.5%、7.5%和41%；组建合作商店2个，20户21人，合作小组7个45户61人，共有流动资金2.3678万元，固定资产0.7603万元，分别占私营商业总数的60%、61.65%和36.9%挂牌经销的6户7人，流动资金0.5688万元，固定资产0.0472万元，合计0.616万元，分别占私营商业总数的5.56%、5.26%和7.3%；过渡为供销社附设机构的（照像业）1户1人，流动资金0.1141万元，固定资产0.0556万元，合计0.1697万元，分别占私营商业总数的0.9%、2.75%和2%；另有12户13人由于资本小，行业独僻，经批准允许继续自营，他们有流动资金0.3796万元，固定资产0.0587万元，共0.4383万元，分别占私营商业总数的11%、10%和5.2%。此外，有17户20人,合计资本0.6416万元，由于资本少、经营困难，而且农村尚有家业，动员他们弃商归农，转入农业社，分别占私营商业总数的15.7%、15%和7.6%。
②1955年未实有铁、木、皮革、制鞋、缝纫、油坊、弹花、毡匠、石匠等手工业者284户291人，拥有流动资金0.9217万元，固定资产1.4241万元，共计2.3458万元。这次共改造88户94人，流动资金0.2343万元，固定资产0.896万元，合计1.1303万元，分别占手工业总数的31%、32.3%和48.2%。改造形式：组建铁、木、缝纫合作社3个，56户60人，资本合计0.5552万元，分别占手工业总数的19.7%、20.6%和23.67%；成立合作小组4个19户21人，资本共计0.6651万元，分别占手工业总数的6.7%、7.2%和28.4%;另有植物油加工作坊13户13人，改造时归属不十分明确，根据当时情况由供销社接管经营的3户，由供销社加工订货的5户，由农业社加工订货的4户，转入农业社的1户。此外，191户192人系以农为主以工为辅的手工艺人，改造中均转入农业社，由农业社组织搞副业生产。这部分人的两项资金共1.2139万元，分别占手工业总数的67%、66%和51.75%。
由于要求私改的愿望迫切，行动积极，县委、县政府顺应民意，只好先批准搭架后研讨实质性问题。框架搭好之后，安西工商界人士欢天喜地、张贴对联、燃放鞭炮、互相道贺，并于3月28日举行了游行庆祝大会，附近农民到会祝贺，县委常委段子敬在大会上致贺词，并接受私商代表呈送的喜报，有8名私营工商业者在会上作了表态发言。
2、改造步骤：私改是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由县委、县政府直接领导，抽调县委财贸部、县供销社、工商科、税务局、粮食科、银行、工商联和有关乡政府的13名干部组成私改工作组，成立了5人评审小组，按照国合分工、专业分工，各负其责：农村工商业由供销社负责，摊贩、饮食业由粮食科负责，国药业由卫生科负责，手工业由工商科负责。当改造条件成熟之后由5人小组审议后报县人民委员会批准。整个工作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用7至10天，集中主要力量，深入宣传党的私改政策，掌握思想动态，解除思想顾虑。1956年元月21日，县人民委员会召开工商界动员会，由李殿华县长在会上作动员报告，讲解党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和具体政策，号召私营工商业者认清前途解除顾虑，踊跃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然后，工作组分头召开行业会、家属会、重点对象会等，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动员。由于安西工商业规模小，工作比较深入，因此，阻力不大，绝大多数积极性甚高，纷纷递交申请书，有的多次申请。全县工商界96%的业主递交了申请书。但这是一场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各种思想活动在所难免，大体有三种表现：一是积极拥护，迫切要求的人，其中有的是思想进步，认识明确，真心拥护党的改造政策，属于主动型；二是经营艰难，感到私营前途暗淡，希望通过改造谋求岀路，属被动型的，他们徘徊犹豫，观望等待，其中，有的是资本较多，经营顺利，利润优厚，生活富裕，害怕改造之后降低收入，影响生活但迫于形势，抱着“走着看，看着走”的态度，既怕合营，又怕贻误时机；有的年老体弱，劳动力少，家庭负担重，怕合营后按劳分配，维持不了家计。第三种是行奸使巧、态度消极的。这种人只有个别商业大户和少数落后私商，他们说：“总路线是蘸水的麻绳，渐渐紧，比’五反’还厉害”，“反正是个完蛋，不如吃光喝光”，采取只销货不进货，抽逃资金, 隐瞒资本，挥霍浪费等手段，消极对抗，抱着熬过一天算一天的态度。
第二阶段，用7至10天清产核资，明确经济关系。这项工作关系到共同的切身利益，人人都很关心。为了达到公平合理，接近实际的目的，首先分行分业成立了清产核资评议委员会，然后采取业主自报、自评，组织公议的办法进行。对隐形财产，如货币资金主要凭自报公议；对显形财产，如商品和固定资产，则通过盘点清核。盘点时，先由货主分畅销、滞销和残次品分档整理。然后由清产核资组成员盘点造册登记，按原始进货发票划价。无原始发票的商品以当时市价为依据作价，残次品按残次程度削价20%-40%。固定资产按各店组的经济基础和需要与否，有的作价入股，有的租赁或借用，不需要的允许其所有者自行处理。
清产核资完成之后，根据市场情况，合理布局网点，合并店面, 集中商品，变分散经营为联合经营。
第三阶段，组建班子，订立章程，确定分配原则，拓展业务。框架建起之后，紧接着酝酿各社、店、组的领导班子。在清产核资完成之后，便召开成员会，民主选举社、店、组的正副主任，组长和会计。成立社、店常务委员会，使各个机构正常运转起来。随后，在领导班子的组织领导之下，边营业边讨论章程，订立制度，确定分配原则。安西各社（店）章程大体依据外地范例，结合本地实际增删修订而成。分配，包括个人工资和利润分配。个人工资开头实行工资分制，死分活算，不久便改成固定工资。根据所负责任，技术强弱和工作表现确定，主任月工资55元，其他人员月工资35元至50元，利润分配：50%至65%补充流动资金，10%为福利金，5%为奖励金，股金分红不超过20%；手工业的分配原则是公积金30%,福利金5%,奖励金5%,其余60%按劳分配。
公私合营的私人股金，实行定息，年利率为5%。
改造完成之后，就业人员思想轻松，情绪高旺，积极开拓业务，他们继续发扬了私营工商业礼貌待客，热情服务，早开门、晚关门,不计钟点的优点，又发挥了灵活经营的特点，通过组织批准扩展业务，将本店组的人员、商品扩散到农村、铁路或公路沿线。1956年增设网点9处，当年商业零售额中合作店组达到254.2万元，比1955年增加69.4万余元，增长37.5%,占全县商业零售额的79.3%,工业产值1956年为44.13万元，比1955年增加30.33万元，增长2倍多。
3、开展复查，巩固私改成果：为了调适私改后发生的各种关系，巩固私改成果，由县委财贸部牵头，组织复查工作组，于1956年7月25日至8月12日按照省商业局长会议精神,对私改工作进行复查,解决了内部不团结, 管理不善，帐目混乱，短款严重，生活困难，资金困难，统一核算与分散经营间的矛盾，以及清产核资中以实物和金银顶替股金计算股息不合理、企业合营后职工福利等10个方面的问题。
（四）
1956年至1973年之间，私改工作又经历了多次演变。1958年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推动下，安西的国家资本主义形态向国有形态过渡，当年过渡为国营企业的单位有： 百货业合作商店2个22人，资金6.3137万元；公私合营药店2个6人，资金1.6275万元；照相业3个8人，资金0.2292万元；蔬菜合作小组1个9人，资金0.3538万元；合作饭店3个14人，资金1.08万元；清真合作饭店2个8人，资金0.274万元；旅社1个2人，资金0.02万元；理发合作小组2个20人，资金0.172万元。至此，除刻章、补鞋、修自行车及肩挑叫卖的少数个体户之外，均实行了国有化。
1961年为克服自然灾害和工作失误带来的损失，中央调整了经济工作政策，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中央发布了“关于商业问题的决定”，允许在一定的范围内发展商品经济，由此，自由市场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安西县决定，把原合并到国营企业的部分私商和其资金抽出来，恢复合作商店。由于合作商店刻苦经营，逐步发展壮大，在柳园建立了分店，生意景气，一直顺利经营到1972年。是年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合作商店被当成重点打击对象，给他们戴上资产阶级黑窝点的帽子，不少人被打成贪污分子。最终以行政命令封门停业，问题大的人集中交待问题，一般的组织开荒办农场或分散安排到国营单位。1973年，落实政策，为他们平反，让他们继续经营，但谁也不愿意继续干下去，这部分人后来又逐渐返回国营企业，资金由商业局管理。随着时日迁移，这些人中有的年老退休，有的迁返老家，私人资本逐年返还给本人。从此，原有的私人资本主义已成为历史的过去。
帐蓬车站——峡东
王曙
峡东，位于甘肃河西走廊西端、马鬃山西部峡口以东，故称峡东。北距安西县城57公里。峡口是千万年流水切割出的山口，形似喇叭，因而得名。在兰新线通过峡口之前，这里人迹罕至，只有山洪爆发时，才能听到咆哮如雷、似千军万马奔腾的呼啸声，大水过后复又静寂沉睡，连飞鸟走兽也难得一见。其周围黑石星罗棋布，远眺好像一片林木布满山岗，又像一群野牛野羊在寻找食物。只有在那低洼的石缝坡谷中一些生命力极强的小草迎风挺立，偶尔有些黄羊来此觅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提出开发大西北，确定“交通先行，基础配套，集中布局，逐步推进”的建设方针。国家把交通建设做为头等大事来抓，陇海路、天兰路、兰新路列为国家重点建设工程。1950年5月中央下达16号文件，对兰新铁路的建设做了具体部署。在修建天兰路的同时，兰新铁路的草测工作同时进行。1952年9月，天兰路通车，伟大领袖毛主席题词：“庆祝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国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挤出资金，从全国各地抽调大批铁路员工，投入兰新线的修建。
铁路员工以主人翁的态度、饱满的热情、旺盛的干劲，使兰新铁路快速向西推进，这才使沉睡了万年的荒山峡谷有了炊烟，有了生机。
1952年兰新铁路由兰州铁路勘测设计总队完成了初测工作。
1954年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修建兰州贯通至乌鲁木齐至苏联阿拉木图亚洲大陆大动脉的协议。为加快铁路建设，两国协议规定： 中国境内铁路由中国修筑，苏联在技术上给予指导，苏联境内由苏联完成，同时对整个兰新线又进行航测。兰新线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快速向前推进。1956年7月，铺轨到安西境内的三道沟，同年年底铺轨到峡东，并开通了玉门到峡东的临时客货营运业务。此后，由于铁道部集中修建兰州到白银铁路，兰新线暂停向西铺轨。峡东火车站就成为兰新线最西端的一个临时客货站。
铁路是交通运输的大动脉，铁路通经济兴，铁路修到哪里，哪里的经济就繁荣。峡东火车站临时开通客货运营后，使过去一个没有人烟的山沟一下成为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四省区的物资集散地，随后开通了全国运营业务。由于我们国家修筑铁路采用“先通后备”的筑路原则，铁路修筑首先保证铺轨通车，然后再搞配套设施。因而，峡东站业务量较大，但车站仍只是个临时搭起的工棚，候车室、调度室全是简易的木头房和临时搭的帐蓬。
峡东车站开始营运后，这个山沟一下便热闹起来。首先，是西北四省区的物资部门在峡东建立了各自的转运站，即：新疆商业厅转运站、南疆转运站、青海石油勘探局器材总库、青海公路管理局格尔木转运站、甘肃粮食厅转运站、xx汽车兵团、兰州兵站等省级单位10多家。其次，因铁路铺轨暂缓向西进展，物资调剂、公务、电务、机务、筑路工程处等单位约七、八千人居住在峡东。再次，是为铁路服务的地方单位如银行、邮电、商业、粮食、公安、税务、卫生等部门相应建立起办事机构，一个兴旺的小集镇便应运而生。
安西县人民委员会为了配合铁路建筑和峡东车站的运营，于1957年初委派贺文枝、刘保国两同志筹备成立峡东办事处。同年4月峡东办事处成立了中共峡东支部委员会，由崔映海（公安局驻峡东户籍员）、魏育华（银行职员）、田浦（邮电所负责人）任支部委员，崔映海任书记。办事处的业务是管理当地驻峡东各单位，协调解决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各省区和铁路之间的关系，维护社会治安，管理户籍。同年年底县人民委员会正式任命马成科为峡东办事处主任。
各省区驻峡东的单位和转运站都没有固定的住房，一律仿效铁路单位住工棚或帐蓬。大批物资在山沟里堆放，盖上蓬布，周围拉上铁丝网就是一个大货场。整个峡东，只有安西峡东办事处有3间土坯房的一个院落，公安、税务也挤在其中。火车站候车室是一个能容纳八、九百人的大帐蓬，还有能住百人的帐蓬旅社和食堂。
峡东火车站开通客运后，一批服务单位相继来此做生意，既有国营百货商店、国营食堂也有个体饭馆冯殿玉食堂（由桥湾搬来）、刘茂才食堂、白尽中清真食堂等八九家，还有马应龙理发店、郭希象照相馆、缝纫社等一些服务网点。此外,一批小商小贩,卖茶、卖水的也从玉门东站向西延伸到峡东。
由车站至国营食堂之间，因人车熙攘而踏出了一条300余米长、3米多宽的平坦大道，两旁半明半暗的地窝一个接着一个，这些大都是经商的，从事各种服务业的。这也许是世界上最粗陋、最独特的街市，但它每天接待的宾客不下千人，甚至数千人，因此招来了远近各地的客商。新疆的、西藏的、甘肃其它地县的商贩常在街上叫卖哈密瓜、葡萄干、藏货、进口钟表和各种食品。河南豫剧、河北评书、山东杂耍、河南猴戏、说书的、卖唱的也常来。其热闹场面超过了当年的安西县城。
峡东火车站开通全国客货运业务以后，人流和物资集散量大增。为了货畅其流,甘肃省交通厅决定修建两条公路配合铁路运营, 这就是安峡公路和峡红公路。
安峡公路：峡东到安西北大桥与兰新线1080公里处接连，全长52.8公里，主要运送青海、新疆、西藏三省区的物资。由甘肃省公路局负责测量设计施工，全部投资6.8万元，按五级公路标准，路宽8.5米、砂石厚0.05米，预计石方10.64万立方，采集砂砾1.64万立方。工程由甘肃省公路局第三工程队抽调技术员3人、管理员5人，养路工200人，雇民工100人承担。此路在青藏公路管理局和青海石油勘测局的支援下于1957年8月20日开工，11月2日完工。公路修通后沟通了青海、西藏与铁路的联系，缩短了行车里程，提高了运输效益，受到了青藏公路管理局、青海石油勘探局和酒泉运输公司等受益单位的好评。
峡红公路：由峡东车站到红柳园与312线接连，全长40公里。峡红公路的测量施工由安峡公路工程处全权负责修筑。共投资6万元，由青藏公路管理局承担2.5万元、青海石油勘探局承担1.5万元、甘肃省交通厅承担2.5万元。该工程是9月20日开工，11月30日竣工。峡红公路修建后沟通了兰新公路与甘新公路的联系，使峡东车站下站进疆物资不再绕道安西，缩短了80多公里的运程。这条公路在1957年铁路暂停向西铺轨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7年11月开通了玉门峡东客货临时运营以后，峡东火车站就成为镶嵌在兰新铁路线上的一颗明珠。虽然，它只有简陋的候车室和供临时调度使用的木头房，但全体铁路员工以满腔的革命热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态度，接送来自全国各地参加边疆建设、开发西北石油资源的大军及进军西藏的解放军及其物资供应，在使青藏、新疆的农副产品及矿产品与全国各地的工业品东进西运的物资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峡东火车站从1957年临时运营到1962年迁往柳园只有短暂的六、七年时间，但它受到了全国各地旅客的称赞，受到了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四省区物资部门的好评。峡东火车站1959年在西北四省区（兰州、成都、西安、乌鲁木齐）铁路检查评比中，评为红旗单位，1960年又被评为红旗车站。真是车站虽小，却留下了四面八方人的足迹，设备虽然简陋,但温暖了千百万旅客的心。
安西县峡东办事处在组织搞好社会治安、管好户籍、做好粮食物资供应为过往旅客服务的同时，积极协调好铁路和四省区驻峡东各单位的关系，为铁路建设奉献了自己的力量，也为后来柳园建镇打好了基础。
1983年全国各地的一批文人墨客重游丝绸之路，甘肃省文史馆长张思温老人以“峡东”为题，留诗一首：
峡东
春风有客到天涯，三十年前忆别家。
今日柳园成小市，峡东不复再停车。
安西县国营食品加工厂史话
邢来林
安西县国营食品加工厂是我县全民所有制商办工业企业，其前身是1953年11月30日成立的安西县贸易公司食品加工组，地居老县城渊泉街116号，占地1万平方米，只有职工6人。起初用铁锅土灶以土法熬制甜糖稀和加工谷米糖。1957年成立食品加工厂，刘景祥任厂长，添置了案板、面盆、烤盘、炉子，开始生产方块饼干。1957年10月划归服务局。1958年又添置大缸30口，开始生产食用醋和酱油。生产工艺与民间的加工生产无区别，煮料时用柴草做燃料，利用太阳能量蒸发水份晒成成品。1965年11月划归食品肉食商店。
1972年食品加工厂职工自己动手，改造了糕点烤箱，一面进购半成品，一面出产成品，使糕点制作一次成功，不但改变了工人生产时烟熏火燎的状况，减轻了劳动强度，而且节约了耗煤，使每百斤成品耗煤由原来80公斤下降为60公斤，节约25%,同时使产品的色泽改观，糕点的疏松度有所提高。同年食品加工厂由老城搬迁到新城，修建了土木结构的厂房600平方米，原料库131平方米，成品库273平方米，职工宿舍80平方米，办公室16平方米，固定资产达3.9万元。
1979年12月食品厂又划归县糖烟酒公司，职工9人，企业固定资产3.9万元，自有流动资金1万元，银行贷款1.6万元，完成产值11.46万元，完成产品销售收入16.18万元，实现利润1.6万元，当年上缴利税1.49万元。
1983年3月20日，该厂从县糖烟酒公司分离出来，挂牌安西县食品加工厂，成为经济独立的企业，隶属商业局管理，徐忠岭任厂长，高秀芝任党支部书记，职工增至19人。当年以2.4万元购置红外线电烤箱2台，为生产黄豆酱油以1600元购置榨油机1台，日产黄豆油1吨。完成工业产值8.11万元，产量达到35.64万斤，完成产品销售9.44万元，实现利润1.08万元，上缴利税0.22万元。
1984年正值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厂里提出“进了食品厂的门，就是食品厂的人”的口号，激励职工爱厂敬业，采取选派技术工人到外地进行对口参观学习和请外地技术人员进厂现场技术指导、口授身传等方法，培训生产技术骨干，提高了职工技术素质，改进了生产工艺，不断开发新的糕点产品，空心果、桃酥、江米条、蛋糕、面包等上市畅销，受到好评。同年4月，厂里从省、地、县企业多方筹措资金62万元，进行更新改造。改建食醋、酱油生产酿造车间593平方米，其中发酵池16个114平方米，糕点车间728平方米；建成钢筋水泥砖混结构成品仓库和锅炉房2481平方米。此后，厂里又先后投资23万元，建成职工住宅楼796平方米，其他用房、办公室、职工食堂、杂物储藏室、值班室等建筑达3016平方米，车间内有汽暖和起重半机械化装置；又购置价值8000元红外线电烤箱1台，万能糕点机两台；购置价值2万元冷饮设备一套，日产800瓶饮料，酿造车间年生产能力达到900吨。其中：可生产酱油500吨，食醋400吨。
1985年，职工达到37名，固定资产增至91.4万元，企业自有资金1.4万元，银行贷款54万元（其中基建借款46万元，商流和原材料贷款8万元）。由于生产设施的更新，实现了半机械化作业和电传动,把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进一步解放了出来，从操作规程、工艺流程到产品产量，都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和提高，宽敞明亮的新厂房、供暖干净卫生、温控适宜；新工艺使产品投料准确、色泽鲜亮、质量稳定、式样新颖，花色品种増加到50余种，产量大幅度提高。1985年生产糕点99吨（其中蛋糕34吨，素点心15吨，包馅点心16吨，盒饼干6吨，面包3吨，其他糕点25吨）,较1981年的35吨增加了1.57倍；生产酱油135吨，较1981年的85吨增加了50吨;生产食醋209吨,较1981年的125吨增加了84吨。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彻底改变了在安西群众中流传的“酱油不咸醋不酸，糕点像个耐火砖”的形象。完成产值25.6万元，较1984年的9.3万元，增长近2.7倍；产品销售额43.65万元,较1984年的16.03万元,翻了1.35番；实现利润5.5万元，较1984年的1.6万元，翻了近2番，达到了产值、销售额、利润翻番先进企业标准，受到省、地商业厅、处的表彰奖励。
1989年12月，厂领导班子调整，王宗山任厂长，徐忠岭任党支部书记（1991年张伟任党支部书记）。至1990年底，有职工39人，固定资产79万元，完成产值38」万元，完成产品销售55万元，实现利润5.2万元，上交利税3.36万元。至1997年12月20日，食品加工厂有职工46人，内设糕点车间、酿造车间和工贸商场等3个生产经营单位，初步形成了批发、零售的综合经营, 全厂实行分级核算，统一管理。
随着商业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食品加工厂申请产权制度改革。经县委、县政府组成企业改革工作组，对其资产进行清查评估，清产核资，食品加工厂资产总额359.15万元，其中：固定资产193.59万元，负债274.28万元，资产负债率77%。当年完成销售额173.84万元，实现利润0.1万元。经县政府批准实施改制，整体买断国家职工身份,整体统筹养老、整体安置职工，整体承担债务，零资产转让，一步改造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一一安西县 鑫隆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公司法》规定，组织合作股东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董事会3人，监事会2人。主持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议，选出了王宗山任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董事应邀参加，选出了成多惠任监事会主席。召开第一届股东大会，讨论通过了董事长王宗山聘任袁红英、王敏为副经理，健全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还讨论通过了《安西县鑫隆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通过了验资，在工商局重新登记注册，更换营业执照。于1998年8月28日正式挂牌运行，健康顺利地完成了县食品加工厂的改制工作。
游安西黑水桥东坝湖
范振绪
平沙满目尽荒田，蓦地湖光到眼前。
溪上牛羊桥畔草，水面鸥鹭镜中天。
新芦次第初留影，老柳槎桠不计年。
谁道边陬无乐土，结庐于此亦超然。
昔日桥子草原
孟世勇
泉溪河湖随处见，草茂水清鸟戏天。
风吹草低牛羊显，牧童打逗自悠闲。
今昔桥子东坝
孟世勇
泥土红桥筑高坝，浪推风扶柳自爬。
碧水涟漪目无边，鸟飞鱼跃夕阳酵。
沙沉泥淤堤自矮，泉涸流短湖无奈。
春蓄如池夏日枯，农夫忧愁仰天叹。
建国初期的安西运输业
付东华 张彦明
据石志堂口述和《工交志》整理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由县工商业联合会出面，将安西从事长途运输的几家私人驼队组织起来，成立了驼运组，它就是后来安西汽车运输公司的前身。
1953年5月，以驼运组为主，成立了安西县群众运输管理站，除驼运组有17人130峰骆驼以外，另有驴车组和搬运组17人，12头毛驴和12辆架子车。当年驼运组主要是担负着全县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必需物资的转运任务。主要途经敦煌至青海大柴沟运盐或途经酒泉一张掖一宁夏一古浪一包头一带运送包括柴、米、油、盐、煤等日用品和皮毛、中草药等土特产品及部分生产资料。9月份驼队赶往宁夏雅布赖盐池（现属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旗），将盐驮往古浪火车站（当时铁路向西只修到古浪），直到次年二月骆驼春乏时才回到安西。
驼运队生活是很艰苦的。一般情况下骆驼来回都不会有空着的时候。驼队每天走80里左右的路，每小时约行10里路，拉驼人只能徒步随驼前行。每只骆驼额定载重320斤，除此之外还要捎上拉驼人的帐蓬、铺盖、锅碗、面粉、干粮和咸菜。茫茫戈壁，漫漫路途，只有叮咚的驼铃声伴着驼夫的脚步，偶有人吼几嗓子秦腔或哼几声小调，消解跋涉途中的乏困。驼队要逐水草而歇，有时晚上两、三点钟才能走到有水草或有驿站的地方，方才卸驼驮安营扎寨，支锅做饭。那时候很少能吃上蔬菜，只能因陋就简吃上顿“驴肚带”拉条子就辣子咸菜。若遇大风天气，骆驼挤成堆不再前行，就只能啃点干馍；有时连下大雨买不到柴，连开水都烧不上，馍馍也难下咽；每逢下大雪，驼队需歇息时，拉驼人就用各人所带的扫把、刨耙等工具清扫驼卧之处和卸货的摊位。驼运路上，拉驼人轮流放养骆驼，天不亮就赶驼到有草的滩上牧驼，草多草好时牧驼时间短一点，到中午2点左右即可打驮上路；草差时骆驼一时吃不饱就得拖到3点左右才出发。这样，每只骆驼从安西驮8斗麦子路过敦煌到大柴沟大约需二十六、七天，期间若遇恶劣天气还会耽搁几天。
1957年至1958年，群运站先后或改或升为群众运输合作社即初级社和高级社，其中，驼运组规模最大的1955-1956年是把全县各农业合作社的骆驼集中在县上搞专业运输，大约有300多峰，有跑长途的，也有在县内跑短途的。到1958年9月各区乡成立人民公社时，各生产队的骆驼又让回去了。到1959年底，驼运队仍有210峰驼27人，驴车组仍为12辆架子车，12头驴，12个人，搬运组由原来的5人增加到28人。
1959年，驼运队负责人石志堂得知酒泉有2辆骆驼皮车，拉运效率较高，便与队员张有兴到酒泉学习取经5天，回来后，照样子制做了5辆，成立了驼车队，开创了安西运输业由驮运到拉运的历史。随后，推广到全县各公社，后来，又引进了马皮车，使全队的运输效率大大提高。
1960年2月在群运站的基础上，成立了国营安西县运输大队，出售了300多峰骆驼，购买了3辆汽车，组建了汽车队，另有驼车队和搬运队，职工已达80人。仅驼运队就有45人，骆驼135峰，骆驼皮车13辆，驴车8辆，马皮车3辆，架子车16辆，搬运工也达到了35人（主要在峡东和柳园火车站）。此间，国家基建任务重，特别是修公路、修水库、修干渠等，驼车、马车、驴车一齐上，活计很多。地质探测、勘测队也不少，常来联系驼运事宜，每只租出的驼一天可挣2元钱，这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数目。至此，我县的运输业逐步由土到洋，由完全靠人力、畜力运输为主转向依靠半机械化、机械化为主，当年共完成货运量985吨，周转量102650吨/公里，实现利润59395元，留利7400元。
三年自然灾害严重的60年代初，全国各地国营单位大搞精兵简政，压缩城镇人口，支援农业一线。一开始因运输站一直在盈余，人员也没精简下放。可是到了1963年大搞政治运动，不是开会就是学习，人员工资照发，大约两个月后，人员就养不住了，一些人因为不愿参与“运动”或因为看不到希望相继离去，站上不得不将一部分骆驼和驼车陆续卖给肃北蒙古族人，剩下的钱买了两辆美国达道吉汽车和一辆国产跃进汽车，与皮车一起主要从小宛南山给双塔水库干渠工程拉运石砂。后来衬砌的干渠离山近了，汽车、皮车渐渐被人力架子车替代。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类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畜力运输车逐渐减少，至1968年运输站有了6辆汽车。两年后，站上设在柳园的搬运队划归柳园镇管理，同时移交了所有畜力车、人力车。至此，历经风霜，为安西建设做出了贡献的驼运队随即退出了历史舞台。
西江月·安敦铁路
孟世勇
荒漠沉睡千年，
风吹雨打尽眠。
今日开工铁路建，隆隆机声一片；
烈日当空似火，
沙扬石飞如烟。
筑路工人笑饮苦，蜿蜒彩虹即现。
安西县国营百货公司始末
邢来林
安西县国营百货公司初建于1956年5月27日，冠名为“中国百货公司甘肃省安西县公司”，隶属于中国百货甘肃省酒泉分公司。有职工18人，陆光亭任经理。公司主营百货，兼营五金、交电、化工等批零业务，批发属三级建制（中央批发为一级，省、地批发为二级，县级批发为三级）。拥有固定资产2.5万元，企业自有资金17.1万元，完成商品销售总额为82.2万元，其中完成零售额为15.5万元，1957年7月并入贸易公司（成立于1953年11月）,1958年兀月商业局成立后隶属于商业局（是在并入服务局、百货公司、贸易公司组成的政企合一机构），李善治任局长并兼任县百货公司党支部书记。1958年至1961年在水利大军指挥部（安敦公路8公里处）设门市部1处；1962年除县城以外曾在峡东车站、花牛山矿、辉铜矿设零售门市部；1963年在柳园设零售商店，后开展批发业务。1965年6月19日公司从商业局划出，仍成立中国百货公司安西县公司，再次隶属中国百货公司甘肃省酒泉分公司，条条管理。刘林海任经理，苏登仁任副经理。1966年元月，第二次并入县商业局。1969年柳园商店从县百货公司划出，独立经营。1972年县财粮贸局分设三局，商业局成为行政管理部门。同年9月县百货公司从商业局划出，成为独立核算的企业。由王奇任公司革委会主任、经理、党支部书记，权万春任革委会副主任、副经理。1972年公司在马鬃山设立零售商店兼营皮毛购销。后因马鬃山移交肃北县，该店随之移交马鬃山乡。时年公司有职工37人，固定资产11.4万元，企业自有资金31.9万元，银行贷款149.3万元，全部流动资产142.1万元。完成商品销售211.6万元，当年亏损0.05万元，当年完成新城修建仓库1236平方米，投资3.62万元，其中：酒泉地区商业局拨款3万元，企业自筹0.62万元。公司修建大什字零售门点6个，完成了新城搬迁任务。1983年公司职工58人，设一个批发部，13个零售门点，设有财务股、物价股和业务股。实施批发、零售分别单独核算，公司统一管理。公司固定资产46万元,企业自有资金21.9万元,银行贷款103万元, 全部商品销售总额为455.3万元。其中：调给各基层供销社90.6万元，支付银行利息5.1万元，上缴税金5.8万元，实现利润10万元，上缴县财政利润5.5万元。
从1981年起国家开始实施商品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有计划地放开小商品管理，至1983年从中央到地方先后3次共计放开690个品种的价格。1984年7月14日，由商业部管理的39种计划商品减为26种，即：食糖、名酒、元钉、镀锌铁丝、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化肥、农药、名牌自行车、名牌缝纫机、废钢铁和棉布、涤棉布、中长纤维布、呢绒、铁锅、铁碗、火柴、洗衣粉、胶鞋、普通灯泡、名牌电视机、硫磺块、农用塑料薄膜。计划内的收购、分配和调拨指标，由各级商业行政部门逐级下达批发公司执行，计划外和非计划商品由各批发公司实行合同购销，自由购销。县百货公司在改革大潮下，对零售门点13个柜组，实行划小核算单位，以柜组为单位承包，按照国家所有、柜组实物负责人牵头，自行组合人员，集体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超任务者奖、欠任务者罚的管理方式，调动了零售职工的积极性。1984年公司职工56人，固定资产44.2万元，企业自有资金22.9万元，银行贷款75.7万元，全部流动资金100.7万元。完成商品购进264.8万元，完成商品销售431.5万元，其中调拨给基层供销社81.5万元，完成零售额131万元，支付银行利息6万元，上缴税金4.7万元，实现利润9.7万元，向县财政上缴利润5.3万元。
1988年以来企业经营决策失误，先是“1988年9月至1989年2月，公司贷款70万元从广东珠海和安徽合肥两次购进价值63.7万元的商品中，有问题商品高达38.1万元，占购进商品的60%,而这部分商品经县质检和工商部门验证，近30万元的商品属假冒伪劣商品①”。后是“公司1988年至1989年先后在柳园和酒泉两地投入资金43.18万元，增设了经销部，酒泉经销部从1989年4月成立到1990年9月截止，共经营一年零五个月，公司投入资金22万元，最后收回残损商品9.15万元，亏损9.72万元，短库5.89万元，违纪资金和有问题商品资金高达38.86万元，有投入无收益，以赔9.72万元而告终②。”“柳园经销部从1988年成立到1991年5月，经营三年时间，前后换了两届承包人，公司投放资金15.84万元，以亏损12.2万元而被迫停业③”。“自1993年6月以来，由于前年度债务无法偿还，债权单位来人来车依法以库存商品抵债112万元，已将适销和基本适销的商品全部抵顶了债务，剩下库存商品34.64万元，全部为积压滞销、质次、伪劣、过期、报废等有问题的商品，不能变为现金，公司经营瘫痪，停业长达一年之久④”。“经1994年9月县审计事务所审计验证，截止1994年8月底，公司累计负债256.55万元。公司资产总值67.8万元，其中帐面固定资产原值33.27万元，库存有问题商品34.64万元，应收帐款总额52/77万元，公司有支出无收入，已经到了难以继续维持，寸步难行的地步⑤”。公司迫不得已于1994年10月23日向县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破产。经县人民法院1995年6月20日（1995）安民破字第02-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安西县百货公司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共负债4925658元，而资产只有4343868.06元，资不抵债58万元，确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裁定宣告破产。”从此国营企业百货公司退出了历史舞台。
县百货公司破产后，县政府为了安置破产企业职工和离退休人员，于1995年8月份成立了安西县五交化公司，陈兴录任经理，将破产企业的职工和离退休人员进行了移交。五交化公司成立后采取抽资租赁经营。然而抽资收费较为困难，企业难以维持，于1997年12月公司申请改制，在企业职工整体买断国营职工身份一次性安置外，将离退休人员14名移交县社保局负担供养后，企业解体。
安西县百货公司旧址（1972-1995年）
安西十工棉花试验站——记河西走廊唯一最早的棉花科研单位
金作华
1956年4月11日，中央决定把安西划为新棉区。与此同时，中央棉花研究所和甘肃省农业厅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决定在河西建一所能承担试验研究及推广双重任务的棉花试验站，尽快地解决河西地区棉花生产上存在的品种老劣、技术落后、管理粗放、产量较低的现状。当时，在河西走廊，种棉花较多的是安西县和民勤县，而且安西气候条件又比较复杂，在此建站可更好地指导河西的棉花生产。按照实施方案，于当年4月从原甘肃省农业试验总场（省农科院前身），抽调王者民、金作华、方端弟3名农业技术员，在有良好生产条件的安西十工农场选点建站，开展调查研究和田间试验，抓好建站的起步工作。此举得到了安西县委和十工农场党委的大力支持与配合，抽调民工，配备会计，协同抓好房屋修建和土地开发等建站工作。当年完成房屋修建20余间，购回骡马等大牲畜共7头，羊50余只，生产农具、试验药械、生活用品一应齐全，高速度的建起了河西走廊唯一的最早的棉花科研单位一一安西十工棉花试验站。
该站是中央棉花研究所的一个分支单位，它隶属于棉花研究所直接领导与管理，从而所需经费，按预算计划全额支付，器材设备尽力满足，技术骨干优先配备。1957年调张掖地区植棉局长闫钦德到站任党支部书记，并从酒泉、民勤调技术干部俩人充实技术队伍；到下半年，又从棉花研究所内抽调行政干部3人、中高级职称专业技术骨干3人、后勤和技术工人4人，健全了站党支部和行政领导班子，加强了组织领导。同时还送来配套齐全的一台履带铁牛拖拉机和大批供试验所需的药品器材。保证了各项试验的顺利进行。为了加强科研力量，1958年初，中棉所派来具有大专文凭的专业技术人员10名，到年底又派来河南籍水利支边青年10人。当年全站职工已达80余人，耕种着100亩土地，有专业科技人员16人，其中具有中高级技术职称的专业人员5名。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建成了班子健全、设施齐备、根基扎实、技术力量强、推广与科研配套，完全能担负起河西棉花生产科研和推广任务的较强的科研单位。
安西十工棉花试验站在边建站、边工作、边发展的思想指导下，狠抓起步工程，细化部署安排和研究方法。首先面向生产，大兴调查研究，把工作扎根于群众之中，探索问题，总结方法，内外结合，开展试验，筛选成果，提供生产。根据调查和试验的初步成果，把更换品种作为提高生产水平的首要措施。1956年，由政府调进苏联棉种C -3173,淘汰了当地种植多年的老低劣杂棉种——黑籽棉，还引进苏联棉种611J （波）。这两个棉种经设点示范，同样具有较高的丰产特性和早熟性，品质好，深受群众欢迎，播种面积迅速扩大，产量品质均有提高。亩产增加近1倍。
在全面推广C -3173、611J（波）之后，站上继续寻求增产途径, 再挖增产潜力，于1957年又引进苏联棉种KK -1543,参加比较鉴定。1958年，仅安西县植棉面积21600亩，平均亩产皮棉46斤，总产达100万斤，与推广前的1955年相比，面积增加近10倍。三年研究的结果，KK -1543又比611J更为优良。该品种的最大特点是铃大，衣分高，比C -3173铃重增加1.9克，衣分提高2.5%，从而籽棉增长7.3%,皮棉增长17.4%,纤维长度和生育期两品种相似。1960年开展大面积示范，1961年推广，1965年普及，接替了 C -3173。当时在解决粮食问题的主导思想支配下，棉花面积有所压缩，播种面积落至低谷，全县棉花面积仅留4400亩，而平均亩产皮棉却由1964年的49斤提高到82斤，净增33斤，增长67.35%。是年环城公社1024亩棉花平均亩产达到119斤，获得大丰收。时任公社副书记的王生俊同志，以全公社亩产皮棉过百斤先进集体代表身份出席了于1966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五次棉花工作会议，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1966年全县平均亩产提高到88斤，环城乡示范点418亩示范田，平均亩产皮棉140斤；北沟1、2队120亩示范田平均亩产高达162斤，其中有55亩皮棉亩产达171斤，试种的1.96亩沙田棉花，亩产皮棉达242斤，创当时棉花最咼水平。
该站由于直属中棉所领导，财力、物力、技术都比较优越宽松。为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作用,一起步就注重抓好短期性的调种、换种，同时，大力开展中长期性的增产技术措施的研究，引进品种、栽培、生化、生理等多方面的单因子及复因子田间试验，成效尚可。
（一）棉花早熟品种的选育。河西气候对棉花生长来说，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日照充足，棉花生长季节雨量少，温度高。缺点是棉花生长季节短，后期温度下降快，霜冻早，常致害。这种气候特点，制约着河西棉花的发展。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培育早熟品种，研究促进早熟的配套栽培技术，使棉花能在夏季温度较高的条件下得以满足其生理要求，快长早发早现蕾，而获得良好的产量。该站从1956年建站开始就固定专人专项参与全国不同棉区品种区域性比较鉴定，从1957年开始搞新品种的培育工作，利用引进不同棉区早熟抗病的品种，田间选择优良的单株，引进品种间杂交等方法，试图培育出适合河西地区种植的地方新品种，解决过渡时期的棉花品种或调种花费高、难度大的问题。采取人征函调方式，先在全国中早熟棉区征得棉花原始材料200余个，1956-1958年，在当地农民棉田和站内试验田块，于棉花盛絮期按照株型紧凑、发育健壮、结铃多、铃大、无病害、现早熟特性的棉株进行留株选留，编号入座，单株脱粒。仅1957年选株416株，经1958年田间观察和室内考种分析，生育期在108-111天之间，纤维长度达28mm以上，衣分达36%以上，有希望培育出新的地方品种的材料仅有10个；外引的原始材料中，除引自新疆棉区的材料外，其余从全国其它棉区征集的材料绝大多数表现出抗逆性差和晚熟的特性，不宜培育出新的地方品种。
（二）棉花栽培技术的研究。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1、棉花播种期的研究。棉花的适期播种是争取早出苗、免霜冻、茁壮生长、争得高产和优质的重要措施。尤其在生育期较短的河西，它更有重要的意义。从而在抓品种的同时开展了同品种不同播期的试验。经1956-1957两年的田间试验结果，在安西特定的气候条件下较为适宜的播种期是4月25日到5月5日。条件好的年份可提前到4月20日。近年来由于地膜技术的应用，播种期已提前10天左右。
2、棉花灌溉制度试验。水是棉花生长的命脉，河西地区气候干燥，棉花生长期雨量少，蒸发大，生长需水全靠灌水来解决。1957年起和安西灌溉试验站合作，开展了棉花灌溉制度的研究。几年的试验，探索出当地棉花的需水规律是：以全生长期所需水量为100%,它在苗期所需水量为12.2%,蕾期为14.7%,花期为46.1%,絮期为27.0%,棉花从出苗到收花大致为120天左右，需水总量约279.87方/亩，每生产一斤籽棉约需水1057.3斤。试验结果说明，在河西适当地增加灌水定额并相应地增加灌水次数，对增产是有好处的。
3、棉花田间种植密度试验。通过几年棉花田间不同种植密度8000、10000、13000、15000、20000、25000、30000株的比较试验，表现了一致的结果：在肥力适中的条件下，每亩棉株密度应以10000-11000株较为适宜，肥力较差的地块可适当的增加到13000-15000株。
4、棉花的整枝技术和施肥问题的研究。通过田间试验，提出了适应当时环境的棉花脱裤腿、打油条、打顶尖、打群尖、打老叶五大整枝技术和氮、磷配合，重施底肥，提早追肥，控制后期旺长的施肥方法，对增产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5、开展棉花生长速度、发育阶段、蕾铃脱落，抗逆性和从不同地区引种等生理生态的研究。通过几年的工作，整理总结提出了深耕倒茬，氮磷配合，重施底肥，推广良种，适期早播，合理密植，适期追肥，按需灌水，加强整枝，注意防虫等一整套棉花栽培管理技术措施。推动大田生产，增产效果明显，有些可行措施至今沿用于棉花生产。
河西走廊棉花试验站，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对河西走廊棉花生产，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做了大量的调查与研究工作，提出了可行的棉花栽培和管理技术，促使当地棉花生产经久不衰。而在1964年，在国民经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实行“条条为主，条块结合”的计划体制过程中，奉上级命令，该站被搬迁到河南安阳白璧地区，大多科研人员陆续随迁，收归中央棉花研究所。而在安西十工棉花试验站进行的各项研究工作，未能继承下来，一些将要拿出的科研新成果，半途而废，实为可惜。但它对当地棉花生产问题的研究和技术措施的应用，对促进棉花增产的事实是鲜为人知，不可磨灭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党中央提出“科技兴国”，促进农业生产良性发展的今天，回过头来再看当时河西走廊安西十工棉花试验站10年来的工作，是值得深思和回味的。
作于2001年3月190作者简介：金作华，男，汉族，1935年出生，甘肃榆中人。1952年8月兰州农校毕业后分配到省农业试验总场工作，1956年起在安西长期从事农业科技推广工作，80年代以来，多次受到省部级表彰，1992年获得高级农艺师任职资格。1995年退休，2002年11月病逝。
疏勒河酒业创业发展纪实
冯怀英
闻名遐迩的疏勒河酒，自1965年建厂生产，至今酒香已飘醉了39个春秋。
疏勒河酒，为甘肃省国有小宛农场所产，酒厂位置在312国道3206公里向南0.5公里处，南靠疏勒河古河道岸。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固定资产200多万元，员工近百人，年生产能力500吨以上。
疏勒河酒业是农场办工业之一。还有农机具修造、面粉加工、榨油、酱油、醋、豆腐的制作等，是为了在60年代那样一个特定的艰苦条件和环境中，最大限度地自力更生，解决处理好农场内部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疏勒河酒的始生产，由自给型逐步发展壮大，发展成为商品型工业的格局。其创业发展经历了小作坊开业，工艺大转折，全方位进步等不同阶段。至今，生产销售形成梯次占位： 低档的有“瓜州醇”、“疏勒河特曲”（精特，简特）、“世纪春”、“疏勒河天生桥”、“疏勒河贡酒”、“八喜缘酒”；中档次有“西域神酒”、“锁阳保健酒”、“象佛玉液”、“锁阳春酒” “八喜来酒”、“锁阳雄天酒”、“传世象佛酒”；高档次有“象佛御酒”等10数个品牌。疏勒河酒业公司被酒泉市人民政府、安西县政府授予“重合同，守信用”先进企业。1988年以后，疏勒河品牌系列酒多次被甘肃省人民政府、省轻纺工业厅授予“优质产品奖”、“全省白酒行业质量进步奖”，酒厂被授“甘肃省二级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授予“绿色食品产品宣传奖”，中华酒文化研究会授予“全国酒行业优秀企业”、“全国酒行业明星企业”称号。2000年3月，国际精品批发中心将疏勒河酒纳入了精品批发系列。疏勒河品牌系列浓香型酒随着时代发展，技术质量不断进步提高，持续受到古瓜州人民的厚爱以及国内外部分市场消费者的亲睐。
小作坊开业 酒香小宛
共和国成立后，50年代建立起来的农场，位于安西县城东35公里处。远离城镇，地处荒漠戈壁。60年代，根据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一师（新疆编制十师）的指示精神，响应毛泽东主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自给自足，自已动手解决军垦战士（农场老职工、复转军人、知识青年）及其家属的生活。团（当时编为十一师第二团）后勤处下设一个加工厂，处长任培田、党总支书记蒋秀敏。加工厂包括木工、酱油、醋、面粉、榨油等生产，由任处长代管，以满足人们的生活所需。加工厂地点在团部南路拐弯处，即90年代硫化碱厂所在地。1965年初，为扩大丰富加工厂服务项目，团部选派厚道好学的青年常学俊（甘肃张掖人，一生酿酒，2000年故去）去陇南徽县金徽酒厂学习酿造白酒技术。回团后，与下放干部钱往升一起，购置简单器具，在加工厂西头两间房内修了4个小窖，按金徽酒的生产工艺，用其带回的金徽厂酒米曲，拌和粮粉、稻壳蒸后入窖发酵，发酵后蒸锅出酒，于当年底生产出了非酱香、非浓香、又不是清香的兼香型白酒。此酒质量不高，味杂，量很小，但在计划经济时期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环境中，能喝上自己生产的白酒（青棵酒0.6元/斤）,人们如获至宝，如饮琼浆，皆奔相传告。加工厂领导及常学俊也因做出成绩，受到了团里的表彰。
从1965年至1981年初，小宛白酒，一直以小作坊方式在原建窖处生产。后期规模略有扩大，产量增加，为大桶装散酒，无商标，不装瓶，除主要满足内部消费外，也有少量向外馈销。70年代末期，加工厂厂长王世昌（甘肃武都人，王震359旅老战士，从新疆兵团调来）负责生产。由于社会需求的增加，团领导决定扩大白酒生产，以增加收入，满足团场内外对小宛白酒的需求。由王世昌、程远超等组织人力，在疏勒河北岸，路西边干燥的戈壁滩上选址，建起新厂房，新建发酵池8个，于1981年将白酒加工业从原地搬到了新的生产厂地。仍使用兼香型白酒的老工艺（原粮主要以高梁、玉米为主），生产工人及管理人员共8人，手工作坊式生产操作，设备十分简陋，盛酒容器为大坛、大缸、木桶等，缺乏检验设备，以酿出的原酒调制装瓶，大多60度以上，还有62度者。最早的瓶装白酒，名为“小宛白酒”，简易标贴。1980年又改为红麦穗图案标，注册为“疏勒河”，年产量3-4吨。小宛酒，香飘17年以后，工艺基本成熟。随着社会的变革，酒厂一步步在王世昌、程远超、常学俊的管理与操作中发展壮大。岁月流入1982年，酒厂又扩建发酵酒池17个，年生产白酒可达30-40吨。生产产品名为“疏勒河大曲酒”。1984年，厂长王世昌离休，由程远超接任厂长，搞白酒酿调技术的除常学俊外，又增加了任贵军。与此同时，由甘肃省农垦局支持，以低息贷款10数万元，建起了第四酿酒车间。1985年，二工房建成启用后，原有发酵池改为地下贮酒海，增加了36个发酵池。窖池仍用青砖启基，尔后用土、水、已酸菌泥制作，无过分复杂的工艺要求。
从1965年至1985年20年的时间里，小宛白酒酿造业从小到大，发酵池从4个增加为36个，产量从几千斤增加为50吨左右，包装从散酒改为瓶装,消费群体由内部逐步走向外部，一步步走来，历尽了创业的艰辛，但仍然没有走上工艺规范的白酒生产之路。
工艺大提升 倪氏功高
在小宛疏勒河酒业的发展历史中，甘肃省轻工业厅副主任、酿酒高级工程师倪儒敬先生功不可没。1986年初，倪工进入小宛酒厂，同时进厂的还有张健丽女士（搞分析检验）。与酒厂的技术人员及工人合作，首先从新疆鄯善购进葡萄原汁，生产勾兑出了葡萄酒，起名为“双喜红葡萄酒”。此后用3年时间，进行了酿酒工艺的改进换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颁发的浓香型白酒标准，在一、三车间改造工艺，彻底改造原有发酵池，重新制窖，用土、水、已酸菌、苹果、大米曲粉、酒尾酒等为原料，混合发酵一月左右，制泥做窖；尔后重新投以高粱、小麦、大米、豌豆、玉米等五粮为原料发酵、出酒，从而使原兼香型白酒，一改而为标准的浓香型白酒。调酒用水（包括酿酒用水）采用140米地下砂滤优质水，酿酒工艺出现了质的飞跃。3年间，倪、张二人虽大多不住在酒厂，搞流动性技术传授指导，包括制曲、发酵、蒸酒、储酒、勾兑等技术，却使小宛酒厂的生产管理、白酒品质提高了一个档次。倪工等技术人员在浓香型白酒的成熟成型中融入了大量的心血与汗水。
伴着国家改革开放搞活的春风，社会经济文化、消费气候出现了大变化。小宛酒厂改进生产出的浓香型白酒，调制勾兑为54度“月牙泉特曲”、60度“月牙泉大曲”酒投放市场，先后在安西、柳园、敦煌、阿克塞、酒泉、玉门等地批发销售，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年产销量60吨左右，时而岀现供不应求的局面。1989—1991年，54度“月牙泉特曲”被甘肃省人民政府、省轻工业厅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质量进步奖”、“优秀产品奖”。1992年，连续使用了6年的“月牙泉”品牌，被上海一家公司抢先冠名注册，因而小宛酒厂不得不惋惜地停止其使用，而冠名注册启用了已经使用着的“疏勒河”品牌。“月牙泉特曲”酒改名为“疏勒河特曲”，并研究改进了质量，下调酒度为45度，走向了市场。
全方位进步 应变市场
小宛酒厂的建设与发展，在改革的浪潮中走入了20世纪90年代，白酒业的生产与管理，由市场化的运作逐步替代和摆脱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桎梏。1993年，小宛酒厂为了改善形象，由常学俊设计图样，修了一座坐西向东的大门，由杨明立（原在小宛农场工作，后调酒泉）题写了“国营小宛酒厂”六个大字，横排嵌在大门顶中央。
1992年前后，酒厂探索前进，开发生产了一种名为“小香槟”的橘子汽水饮料。近两年中，产销量大约10吨左右。“橘子小香槟”市场反馈较好，在酒泉地区内评为二等奖，并发奖证表彰。后又开发生产了生啤酒，由于设备简陋，技术水平不高，产品上市后，很快就停止了生产。
1994年，酒厂与加工厂合并，名为小宛加工厂，由阚国勇担任厂长，生产“疏勒河特曲”酒（分精、简装），由张长军负责成品酒的勾兑技术。1994年，安西县旅游局与小宛酒厂合作，研究开发当地锁阳城驰名中草药资源一一锁阳，并配以其它名贵药材，生产出38度“锁阳保健酒”。经检验分析，内含蛋白质、脂类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维生素C、B和硒等成分及其它微量元素, 其中氨基酸达17种之多。
1995年8月，省农垦总公司调整了小宛农场的领导班子，王永宏（白银市人）场长，面对酒厂在整个农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审慎地启用了为人朴实寡言的止东金义人程远超担任了小宛酒厂的厂长。1999年10月，程荣获了甘肃省劳动模范称号。后被省轻工厅聘为二届、三届评酒员，四届特邀评酒员。
1996年，由于国家经济气候增温，安西等区域棉花热销，促使城乡消费者购买欲望及消费水平大大提高，加上农场的支持和酒厂人积极因素的发挥，小宛酒厂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原有的品牌已不能满足市场消费群体的需求，依据白酒消费的低度化趋势，研发了38度“疏勒河贡酒”（红标字为山丹博物馆王馆长手笔）。走向市场后，由于其清醇甘洌、入口绵甜的品质，一炮打响，连续3年走红，客户上门拉酒，经常岀现断货现象。还有喝红了的“疏勒河特曲”，在小宛酒厂的白酒品牌上创造了历史之最。当时年生产销售白酒约150吨以上，上交税利100万元左右。1997年，酒厂以双轮底发酵、贮藏8年以上的优质酒，调制生产了48度“象佛御液”，为小宛酒厂历史上品质最好，价位最高（市场价120元/500ml以上）之产品，这种被消费者誉为“陇上五粮液” 的“黑罐子”酒，为特殊群体及馈赠亲朋者所亲睐。
1998年至1999年，鉴于当时白酒热销的趋势，农场投资140多万元，扩建酿酒新工房1511平方米，建发酵池108个（完善54个），投入了生产，增添了先进的光谱仪等检测和灌装设备，增加了贮酒器。1999年9月，又开发了43度“世纪春”酒。不管市场如何变化，企业在营销理念上始终坚持“纯粮酿造品质”不变，以好品质证明一切。由于产品极度热销，一些钻营商也地下造假抢利，一度鱼目混珠，使消费者得“鱼目”而上当，部分疏勒河酒的“饮士”们渐次疏远了疏勒河酒。加上酒厂机制欠活，竞争手段、实力差,人们消费观念多样化的转变等一系列内在因素，酒厂的产销出现了暂时性降温，管理者们在“降温”中才长梦初醒，在朦胧状态中初步意识到乐中“忘忧”所面临的市场危机。
2000年，酒厂面对现实，调整经营思维，调查分析市场，制定品牌梯次战略，一面打质量牌，坚持以纯粮酒始终回报社会，以精品赢得市场；一面创新品牌，打文化牌，实现商品与文化结合的力量效应。由褚永泽（农场工业开发部部长）等配合酒厂，开发了中档次的43度“西域神酒”、45度“象佛玉液”，低档次的41度“瓜州醇”酒。2000年下半年，按照省农垦总公司的文件精神，小宛酒厂实行了改制试点，定名为“疏勒河酒业公司”，董事长刘健（小宛农场副场长，兼任），总经理武小东。由于国有资产的处置困难等因素，改制基本上处于“搁浅”状态，运作如旧，国有计划经济文明根植于人们头脑中的观念象梦魇一样纠缠难去……。2001年10月，根据市场的需求，又开发了42度“疏勒河天生桥”酒（酒盒上文字由酒泉文联副主席，《阳关》刊物主编刘士超先生所书）、5斤装疏勒河特曲酒。2002年，由刘健负责，熊小黄任副经理，张长军为调酒师，并由冯怀英参与，集体研究，对应市场，于10月中旬开发上市了“八喜来酒”，在地方上热销。11月220,酒厂参加“首届西部酒品展示会”，“象佛玉液酒”、“八喜来酒”、“天生桥酒”、“锁阳酒”等疏勒河系列酒亮相兰州，甘肃省酿酒工业协会专家组给予了专注亲睐，张昌祺、杨世英、孙立伟、韩志平、魏汉儒品评后鉴定认为：“小宛酒厂疏勒河系列白酒清亮透明，窖香浓郁、绵顺协调，味醇厚，具有甘肃纯粮酒特有的风格”，“小宛酒厂生产的38度锁阳酒，呈琥珀色，具有色泽、酒香、药香协调，味绵而醇厚，是锁阳酒特有的滋味，风格明显。”崔正华副省长指示要加大特色酒的宣传，在《甘肃经济日报》头版发布了专家组对小宛酒厂疏勒河系列酒的评定意见。2003年，酒厂又开发了“传世象佛酒”、八喜系列“八喜缘酒”、地方特产“锁阳雄天酒”（冯怀英书写）。新产品的开发，初步稳住了市场销售及效益的下滑趋势，加之在敦煌、安西、玉门设立了酒业公司直销处，在阿克塞、柳园、三道沟设立了代理销售点，又得到安西县地方党政领导及政府、社会各界的厚爱与支持，疏勒河酒业再一次出现了可喜的希望与市场回暖趋势。
好酒疏勒河，朋友把手握。“疏勒河”人一贯坚持“以人为本、以诚信为本、以质量为本”的原则和“好品质证明一切”的理念与消费者握手。已经香飘了39年醇香甘洌的疏勒河酒，将会象千古西流并以此为荣的疏勒河一样,永远飘印香醉在人们的心中…… 疏勒河酒业的永远追求——醇真的，就是最好的！2002年3月31日
安西民间个体运输业发展简述
高玉凤
解放前，由于安西地处偏远，经济落后，民间运输也极为落后。长途运输主要靠骆驼往返于包头、兰州、张掖等地驼运农产品和皮货等土特产品，交换布匹、日用小商品及药材等物品；而短途则多以毛驴、大牯辘牛车马车为运输工具，往返于城乡或田间地头。人们走亲访友很不方便。县境内民间的物资交流主要由挑着货郎担的小商贩来进行。1935年汽车在甘新公路的岀现，对加速民间物资交流起了积极作用，然而当地人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仍以驼运、驴马车或手提肩扛、步行运送为主要方式，维持着简单的再生产和贫困的日常生活。
解放后，作为经济发展桥梁的民间运输业，开始了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转变，特别是兰新铁路逐渐向西延伸的过程中，我县境内疏勒河火车站、河东、桥湾、峡东、柳园等20个火车站的相继建成，以各车站为中心的上下站物资搬运装卸业务随之繁忙起来。起初，为谋个人生计，一些人自找活干，双方结算了事。后来沿途附近的农村社队也搞起了搬运、装卸副业，一些农民农闲在外挣钱，农忙回家干农活。有时货主找不到装卸搬运人员，站台货物堆积为患，而地方上受极左思潮影响，又把以工养农、以副养农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严重地影响着货运计划的完成。60-70年代，柳园火车站作为西北四省物资集散地，每年上下站物资50万吨以上，需装卸工300-500人，而农忙季节搞搬运的社队，又须抽回劳力，集中人力春种夏收，乃至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进入80年代，我县交通运政统筹规划，按照市场需求全县以柳园火车站为主组建了12个搬运装卸队，分片包干协调配合，使搬运装卸市场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迎来了 “旱码头” 新的起点和生机，年装卸量100多万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民间运输业也乘风兴起，迅速发展。1983年，交通部《关于改进公路运输管理的通知》提出：公路运输坚持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实行多家经营，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允许城乡个人或联户购置机动车辆，从事公路运输。在这种宽松的政策环境下，西湖乡农民徐正华第一个带头购买了一辆“嘎斯”货车跑起了运输。到年底，由个人购买的载货汽车达31辆，大多为5吨 “解放”和“嘎斯”车型；由个人购买的以铁牛55型、“东方红”28型为主的大型拖拉机就有194台。至1985年底，全县从事公路运输的汽车共265辆，“东风”车型随之出现，全县拥有大中型拖拉机356台，个体业户就有340台，占95.5%；共有小型拖拉机1669台，其中个体户有1658台，占99.34%,基本达到货畅其流，通行便利。
90年代初，由于运输业受市场影响，加之车辆老化和矿产品滞销等原因，致使个体货运市场出现萧条局面，直接参与营运的车辆仅有64辆，减少了76%,直接搞运输的拖拉机降至120台，减少了30%o1993年，借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强劲东风，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思想，运输市场实行多家办一家管，允许各种经济成份的社会力量参与经营，各种方式协调发展的原则，打破了行业封闭、部门单一营运的经营格局。当年11月班线客运开放后，渊泉镇居民张祖武第一个购进12座面包车参与营运，“招手停”即在我县出现，并很快发展到15户；1995年4月由原粮食企业停薪留职人员秦树生购买了第一辆小型出租汽车——“天津大发”，安西街头第一次岀现了“的士”。
随着1998年6月县汽车运输公司由国营改制为民营性质的企业后，个体运输业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高峰期。全县个体货运汽车回升到270辆，班线客运车，由1985年仅运输公司的9辆增加到59辆，出租客车68辆，彻底打破了国营垄断独家经营的局面；大型拖拉机回升到297台，总共拥有业户694户。1999年7月，酒泉私营老板刘小平，投资30多万元购进7辆中型客车，从事安西县城城市公共交通运营，填补了我县城（郊）区无公交的空白。
跨入21世纪，为达到道路运输安全、快捷、舒适的基本要求，提高运输营运质量，车辆更新步伐进一步加快。货运以“康明斯” 为主导车型；大吨位、双层卧铺客车相继投入市场，很好地解决了群众乘车难的问题。
止2002年，我县拥有个体运输经营业户1077户，其中货运业716户，班线客运49户，出租客运185户，出租摩托车116户，公交1户12辆。全县共拥有车辆1085辆，车辆类型繁多。货运有微型、轻型、普通型、专用危险化学品罐装车、冷藏车、牵引车、重型车、全挂、半挂、自卸车、大吨位运输车、装载机；客运有小轿车、微型面的、旅行车、小客、中客、大客车、双层卧铺空调大巴，大中小均有，高中低档俱全，覆盖全县乡镇村组；货运通达全国各地。
为提高运输业竞争力，将运输生产力由“量”的增长转到“质”的提高上，解决经营主体多，规模小，力量分散，抗风险能力弱的问题，由运管所牵头在个体客运出租经营业户自愿的基础上，采取车辆融资参股的形式，吸收社会分散车辆178辆，组建了运通、畅通、顺通3个民营出租汽车公司，不仅优化了车辆结构，提高了服务质量，也大大增强了风险抵御能力。
2003年6月，县城文化馆对面，由闲居在家的张金春为酒泉平达托运部代办托运成立了安西第一家取（发）货处，可将客户从全国各地运来的货物卸收、保管到取走，也可承运发往各地的货物。至此，我县客运可跨区域经营，专线旅游包车可通达省外，实现了人便于行，货畅其流。针对企业强不起来，个体客运大不起来的问题，县运输公司在做强做大上下功夫，打破所有制界限，以资产为纽带，通过联合、资产重组，于同年7月，正式成立了安西县汽车客运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融资个体客运班线车辆42辆，使企业由原来的四级提升到三级,真正达到了资质提升，市场做大。 它标志着我县民营个体客货运输业已迈向规范化、专业化、集团化的方向。
相传，西王母宴请周穆王，举办蟠桃盛会，派两仙女前往西域采瓜，返回途径安西地界时，两仙女被人间美景陶醉，在天空追逐嬉戏，几个蜜瓜不慎撒落，瓜破籽落，从此安西大地蜜瓜遍地，变为“瓜州”。
李旭东
1935年7月，投身中国新闻事业的南京《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以该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从成都出发，开始了他著名的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旅行。其历时10个月，行程四千余里，西到安西、敦煌，北至包头，足迹遍布川、陕、青、甘、内蒙等广大地区，其后用饱蘸爱国之心的笔墨向全世界广大读者公开报道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全国乃至世界上引起了很大轰动，对于人们正确的认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对国民党统治的西北地区政治黑暗、人民疾苦、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作了淋漓尽致的披露。他途径安西时，对当时安西商业和税收进行简约地描绘，从某一侧面反映了民国时期安西商业及税收情况，成为今天人们了解民国时期安西社会经济的宝贵资料，也可以说是民国时期安西商业、税收的一个缩影。
三道沟的商业
三道沟为嘉峪关外第一大镇，在当时比安西县城、玉门县城还要繁华一些。其行政建制为乡，乡长由一山西大商人充任，其集官商于一身，在当地为一言九鼎的人物，很有名望。三道沟除山西商人之外，维族商人比重较大。维族人喜欢用布包裹头颅，汉人们叫他们“缠头”，又因他们多半信奉“回教”，故又名“缠回”。对经商的维族人又叫“缠商”。缠商们赶着骆驼、毛驴队，穿越沙漠戈壁，走东串西，互通有无，生意收获也比较可观。汉人的印象里，缠商“东西运送，他们性情忠厚驯善，身体壮实的青年男子和少女，颇富欧洲人的美丽”①。元人马祖常有诗记关外商业情景説：“波斯老贾渡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不过现在的缠商，主要的不是贩卖新疆南路的玉石，同时也不到中国来换“桑麻”，这与“波斯老贾” 略有不同罢了②。张掖以东，他们势力不大，酒泉东门几乎主要是他们的商业。这一群体为三道沟商人的主要成份。“缠商”除从新疆输入一些葡萄干、杏干等土特产外，还把从苏联交换的各种布匹在街面上叫买。因苏联布匹价廉质坚，故深受三道沟一带一般消费者的青睐，布匹生意甚为红火。
三道沟北接马鬃山，还经常有马鬃山来的蒙古人摆摊设点，进行交易。马鬃山界于甘肃、新疆、外蒙之间，呈西北东南走向，绵延几百里，因山不高而歧分杂岀，犹如马之鬃毛之形，故曰“马鬃山” 。山中原聚居五六百家蒙民，由于外蒙古独立之后，经常派人入山，屠杀该山之民，发生武装冲突，该山之民大都逃亡他处，剩余的只有几十家了，以游牧为生。该地由一张姓汉人，以团总的名义管束他们，所以到三道沟经商既有马鬃山逃出的蒙古人，也有从青海过来的蒙古人,他们主要做皮毛生意,汉人们称之为“鞑子”。由于受民族歧视，在三道沟“鞑子”往往吃亏，贸易尚欠公平。
三道沟的民间借贷
三道沟虽经商生意很好，但许多人非常穷，“穷到了水平线以下，赤光光的一无所有”③。由于地处偏僻的西北，高利贷在这里还不很流行。但这里已有了早期的借贷行为，有些富人经营放帐生意。那些一无所有的穷人，只顾眼前，也不管将来能不能还上，“只有要他的’命’，才是唯一的还债方法”④，故放帐者只好作罢，自认倒霉。
县政府的烟土生意和税收“安西为疏勒河流域，惟水利未能尽其利，民生之痛苦与政治之黑暗，为黑暗的河西第一等黑暗地方”⑤。这里绅士与地方官吏互相勾结，鱼肉乡民，如某一绅士既为县政府科长，又兼教育局长和中学校长，县长兼县党部委员，办一切政事的目的都为了捞钱，人民苦不堪言⑥。范长江遇到两位到县城提“拨款”的军队副官，闻知安西全年收入不到二万元，而这一次提款的数额则是二万四千元,那么其它拨款空缺从何而来，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原来当地驻军要向县政府收一种名为“官土”的税，县政府派定安西全县700余户每家若干两大烟土，但不要“烟”而要“现款”。因当时县政府规定收取烟价比市场价高出二、三倍，按照这个要求收取款项后，再拿出一部分钱按市场价收购“烟土”，交付军队，剩余的现款则落入县府。举手之劳，赚到了丰厚的利润，县政府乐此不疲，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⑦。当时税收科目繁多，当区长的要收运动费，打官司要特定的状子费，练壮丁，只要有钱就可以免役。新疆是中国的地方，新疆人来甘肃贸易，还要在百货税之上上一次“关税”。范长江在一家农民的墙上看到了贴满交过派款的收条，这些收条既没有图章，又没有日期，可都是农民的血汗。收取的正式派款、临时派款应有尽有⑧。
一个名曰“两江代电”的笑话
范长江在安西县城，听到不久前安西出了一个“两江代电”的笑话⑨。有一天县商会会长突然被不明所以地关押到县府里。会长追问为什么要关押我，答曰因“欠款未交”。会长说我什么款瓜州文史第4辑都交清了，也不欠什么。县政府的人说你还欠一个“两江代电”的款子。后来才搞明白是这么回事，省府曾有两个“江”日（三日）电报，提到调某种款项，商会早有钱存于县府，可以顶替收费，不料县府主办者事后忘却，追查时，见商会未交“两江代电”款，即气势汹汹地把商会会长拘来，说明原委后，才放了会长，闹了个大笑话。这一事件从另一侧面说明，县府收费名目繁多，真有拖欠者，既是有名望之人，亦要施以严刑峻罚。
（本文根据范长江《中国西北角》和其它一些资料有关内容加工整理而成）
减字木兰花・西风岭
陈靖
两万铁军，长征未了又长征。
河西走廊，寒风凛烈屡建功。
使命飘忽，朝令夕改总反复。
挫败祁连，兵家胜败何讳言。
不退不进，酿成一字长蛇阵。
徘徊紧跟，凡事唯上教训深。
恶战喋血，孤军苦斗达六月。
内战十年，最后一枪红柳园。
安西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过
付庆增
按照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总体方针和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提出的要求，安西县于1951年开始对私营商业、手工业执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开展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涌起，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改造的进程，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锣鼓鞭炮声中，安西县仅用了两个月时间，于1956年1月21日至3月25日完成了对私营商业、手工业的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将其经过记述如后。
（一）
安西县地处古“丝绸之路”要冲，商贸活动历史久远，但最早的记载是19世纪前期在瓜州出现的第一家座商一晋泰庄，清光绪年间改名晋泰统，故民间流传着“先有晋泰统后有安西城”之说(无考)。民国年间，安西逐渐开发，人口日臻繁衍，商业、手工业逐渐发展。1935年元月便成立了商会，1942年11月改组时有会员60人，1943年4月成立工业总工业会，会员15人，其下，相继组织了各类同业会。商会所辖的有：1943年4月1日成立的杂货、摊贩、油行、医药四个同业工会，会员141人；工业会所辖的有1942年12月30日成立的驼运业，1943年3月成立的屠宰、铁工、面粉、皮革业，1943年4月19日成立的木工业6个同业工会，会员196人。1943年全县有商贾30余家，其中县城20余家，三道沟乡8家，瓜州堡1家，南工堡1家，双隆乡1家，桥踏乡1家。同年夏季3户大贾联合成立安西县煤炭产销合作社，开发本县芦草沟、红口子煤炭资源。1944年甘肃省府下令改为安敦煤炭合作有限公司，由安敦两县联合经营。1947年因贮量少、煤质差而关闭。解放前夕，时局混乱，匪盗四起、横征暴敛，物价脱缰，民生凋蔽，生意萧条，安西的工商户有的破产，有的歇业，有的转业，有的出逃，从商职员已不足百人，专业手工业者仅余28户56人。安西城内虽有骡马、斗行（粮食）、柴、菜四市，除柴、菜两市略有交易外，其它两市集日无期，有时长期无集，形同虚设。年人均购买力不足10元（合新人民币）,手工业年产值仅14500余元。这期间商业规模虽小，但品类较全，有日杂土产、日用百货、针织布匹、副食品、中药材、肉食、煤炭及饭馆、理发、照相和当铺；手工业有铁、木、鞋、毡、缝纫、皮革、弹花、银铜冶炼等工匠；加工业有酿酒、榨油、磨粉及制砖等行业，也有旧社会的毒瘤一一烟馆（鸦片）和妓院。
解放前，安西工商界有两个特点，一是外地人多，二是农工商兼营的多。
1、外地人多。主要是安西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水草丰茂，当地居民绝大多数从事农牧业，投资商业的较少，市场对外地人敞开；其次安西是西通新疆，南往敦煌、青海、西藏的交通要道，往来人员多，驻扎军队多，山西、陕西的行商及国民党军队的退伍、流落人员看中了这个商埠。他们受内地文化的影响，见多识广，经营有方，由行商而座商，逐步垄断了批发业务，在安西站稳了脚根。
2、农工商兼营多。主要是安西市场小，工商发展前景有限，而土地多，又好经营，向土地投资和在农村办作坊，能开辟新的财源。特别是当地商人，不少原本就是地主、富农，他们农商兼营，聚敛财富，如大商号晋兴协、和顺同等。为数不多的几户小商贩中也有几户在农村兼营土地；城镇手工业者为多一条生计，有部分人兼营土地；至于农村工匠，他们以农为本，以艺为辅，农忙种地，农闲流动打工。
解放前的安西是西北边陲的一个落后角落，日用生活必需品均需从内地调入，商贾们适应时势，将当地的皮毛、甘草、小米驮运到数千里外的张掖、兰州、绥远、包头等地换回群众必需的工业产品。个别大商户则利用当时尚不发达的公路交通从上海等大城市进货，贸易网西达哈密、南及敦煌，东到内地数省。他们通过物资交流沟通了城乡关系，引进了内地的科技文化知识，对发展安西经济，活跃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有一定的历史贡献。
(二)
1949年9月安西解放后，当地的私营工商业经历了自由发展, 利用、限制，初级改造和高级改造四个过程。
1949年和1950年新政权的工作中心是减租反霸，剿匪肃特，建立人民政权、安定民心、恢复生产、休养生息，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暂无暇顾及，放开自由经营。私营工商业在党的有关保护政策鼓舞下，随着社会逐步安定，农牧业生产逐步恢复的良机而复苏。业者人心安定，顺汛扬帆。在业的大展所长，放手经营，歇业的纷纷开门重操旧业；还有一批新人新手跻身工商界。1950年全县从事手工业的113户136人，从事商业的176户224人，总共289户，380人，较解放前增加189户，210余人。销售额有较大幅度增长，其中，手工业产值1949年为1.45万元，1950年达到1.815万元。当时，市面繁荣，生意兴隆，一片升平气象！1951至1955年，政权巩固，社会稳定，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便列入党政机关的工作日程,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逐步发展。采取的具体步骤是：1、建立管理机构,加强领导,逐步把私营工商业纳入计划管理。1951年7月，县人民政府设立工商科，曾更名工商局，后又改称工商科，孙跃忠为负责人，负责全县工商企业开、歇业的审理登记，经营活动的计划统计，人员的思想教育及工商网点的协调布局等工作。
1951年6月15日成立安西县工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由13人组成。经过两年筹备，于1953年8月17日会员代表会通过，正式成立了安西县工商联合会，选举执行委员17名，狄仙洲任主任委员，任思温、刘裕明任副主任委员。同时成立了由5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工商联成立后，分行业组建了7个同业工会，1个同业委员会，2个同业小组，1个集镇工商小组，健全了自我教育的群众性组织。工商联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配合工商科担负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从业人员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对工商活动进行业务指导。
2、坚持团结、斗争原则，贯彻利用、限制、改造方针。安西私营工商业者只有为数不多的小资本家，绝大多数为小业主，所以，除个别潜藏匪特分子之外，都属团结、改造对象。在1951至1952年之间重点是抓他们的思想改造，在扶持发展的同时，初步贯彻限制改造方针。
思想改造方面：首先是转变他们的立场观点，组织他们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共同纲领，以及减租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现行政策，教育他们认清形势，认清出路，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两年内，根据全国的统一行动，在他们之中开展了 “三反五反”运动和“为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的爱国主义教育。安西“五反”自1952年3月开始，历时两个来月，这是一场爱国守法的普及性教育，通过自我检查和检举揭发，使他们认清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合法经营。这次运动斗争比较激烈，曾以偷税漏税、违法经营、扰乱市场罪逮捕了刘子春、张守斌等4人，后根据中央关于在小城市只搞“五反”教育的精神对其中2人从轻处理，教育释放。为抗美抗朝捐献的号召得到了安西工商界的热烈响应，大商小户踊跃捐款，全县工商界共捐资5000多元（新币）。这两次运动既是具体的爱国守法教育，也是对思想意识的改造和限制。
体制改造方面：1951至1952年正当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安西工商领域的国营成份才破土发芽，私营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具有相当的作用，因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政策比较和缓。具体做法：一是建立登记审批制度。由工商科对全县私营工商业进行注册登记，办理营业证，把工商业统一管理起来，克服了以往开、歇业放任自流的无政府状态；二是发展国营企业，为领导市场建立经济基础。1951年3月酒泉地区贸易公司派驻安西一个贸易工作组，由赵希姚负责，职工3人，1952年发展到11人。1952年夏季将1949年11月组建的军民合作社发展为安西县供销合作社，军民合作社的负责人任思温任县供销社主任。国营和合作社商品零售额的比重从1950年的零起步,1951年达到13.15%,1952年达到44.62%,基本上控制了市场；三是在经营管理方面，施行一些初步的限制措施。首先实行统一发货票制度，制定物价管理政策，通过工商行政登记适当限制经营范围。其次，广泛宣传守法经营基本原则，如：不准投机倒把，不准囤积居奇，不准哄抬物价，不准克扣群众，不准掺杂使假，不准偷税漏税等等，逐步改造私营工商业者唯利是图的阶级本性，引导他们走到守法经营的轨道上来。
但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医治战争创伤的任务相当繁重。因此，扶持发展私营工商业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安西县按照党的政策，这两年在利用限制改造的前提下采取各种措施扶持他们发展。如银行给予优惠贷款，国家税收给予照顾——只收一道工商税，政府鼓励并帮助他们到外地进货，举办全县物资交易会，动员四乡农民进城参加交易活动。集日期间，工商科每日统计各户营业额，以便针对性地采取促进措施。因而，私营商业零售额从1951至1954年都是增长趋势，1951年为25.1462万元,1952年为37.3149万元，增长48.39%,1953年为52.6207万元,•增长41%,1954年为54.8773万元，增长4.29%；手工业产值1951年为1.9168万元，较上年增长5.6%；1952年为4.1919万元，增长118.6%,1953年为7.0867万元，增长69%；1954年为7.72万元，增长8.9%,其中合作0.7万元，私营7.02万元，私营产值较上年下降1.1%。
3、政治形势的发展，促进了私改工作的进程。1953至1955年，国家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粮食、棉布相继实行了统购统销，农业实行了初级阶段的合作化，国营经济成分逐渐提高，以致占领市场，促使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伐加快。安西县与全国一样，在这三年内私改工作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例如：粮食经营问题，1952年统购统销之前，安西县城有40余家磨坊，他们购、加、销一条龙，控制了粮食市场。粮食统购统销之后，剥夺了他们的粮食经营权，他们的唯一出路是代国家加工，赚取加工费。1954年末实存磨坊34户，资金1.35万元，比1953年减少11户，资金减少9700余元；1958年安西面粉厂建成投产之后，机械生产代替了石磨，原来的磨粉业便自行消失；与粮食业相似，1950年经营棉布的商贩有61户，资金6000元，1951年25户，资金2.13万元，1952年24户，资金2.07万元，统购统销后的1954年末仅余6户，资金7300元。而且全部变成经销单位。这期间，安西农业合作化发展较快，至1955年70%以上的农民参加了互相组和初级社，有部分职工和农民在城市和农村供销社入股投资，农民和供销社的经济和心理联系日趋紧密，从而，基本上刈断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城乡联系，缩短了他们的经营渠道，其处境日趋窘困。1953年县供销合作社相继组建了5个农村供销社，8个分销店；同年11月又成立安西县贸易公司；1954年9月成立安西县花纱布公司。国营和集体资本基本占领了城乡商流渠道中的批发阵地，控制了零售市场，使国营和合作社营的零售额比重年年大幅度上升，由1951年的13.15%±升到1955年的87.56%；而私营商户的零售额不仅比重下降，其绝对金额也从1954年的54.87万元跌至1955年的26.26万元。1955年一季度，私营工商业零售额仅占社会零售额的9.3%,使部分私营业者生活发生困难，国家在这个时候适当调整政策，放宽了限制力度，国合企业提高了经销差率，提高了代销手续费，并让出122种畅销商品，允许私商经营，初步缓解了矛盾。但私营业主思想波动，感到茫然，等待改造。
于是，从1953年开始，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私改工作逐步向深入发展,继对粮食、棉布和私营批发业的彻底改造之后,1954年在全县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总路线、宪法和爱国守法教育，对市场进行统一管理，对商户严格经营范围，对中小企业进行改组合并，开始初级和中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试点。在城乡商户中试行代销、经销、挂牌和合作等形式。1954年农村合作经济的经销零售额已占农村零售总额的43%,1955年上半年城区小商小贩的改造试点取得成效，组织了1个经营小组，1个合作小组，有6户与供销社挂钩，服从供销社管理，挂经销户牌子；2户国药店实行了公私合营，下半年成立了2个百货业合作小组；对手工业积极引导他们走合作化道路。1954年出现第一个合作小组，当年创产值7000元；1955年分铁、木、缝纫等行业建立4个合作小组，除半农半工者外，专业手工业者的70%以上已组织起来。
为了迎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的到来，安西县于1955年10月19日至26日对城乡私营商户进行了普查，成立了以代县长徐廉身为组长，由工商科、粮食科、税局、供销社和省上工作人员11人组成的普查小组，共普查登记了城市商业45户46人，资金3.483万元，饮食业25户34人，资金0.9562万元，农村商业12户15人，资金2.6409万元；饮食业8户16人，资金0.6521万元；合作小组1个5人，资金0.4914万元。普查登记资本比原自报资本多2.21万元，长出33.7%,普查登记1955年上半年营业额8.29万元，比原自报高1.83万元，长出22%。这次普查既整顿了市场，整顿了税收，也为1956年全面改造时清产核资打下了基础。
（三）
1955年11月，党中央召开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工作会议。会议精神传达后，安西县同全国形势一样，敲锣打鼓，掀起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县委、县政府根据省、地委的安排，在党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指导下，于1956年1月21日开始至3月23日完成了对全县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面改造。
1、改造结果：①私营商业计108户，133人（内雇员7人），拥有流动资金6.7659万元，固定资产1.6785万元，合计8.4444万元，其中，改造79户，100人（内雇员7人）,拥有流动资金5.83万元，固定资产1.5345万元，合计7.3645万元，分别占私营商业实有户数、人数和资金总数（下同）的73%、75%和87.2%O改造形式有公私合营7户10人（含2个国药店），流动资金2.7893万元，固定资产0.6714万元，合计3.4607万元，合计1181万元，分别占私营商业总数的6.5%、7.5%和41%；组建合作商店2个，20户21人，合作小组7个45户61人，共有流动资金2.3678万元，固定资产0.7603万元，分别占私营商业总数的60%、61.65%和36.9%挂牌经销的6户7人，流动资金0.5688万元，固定资产0.0472万元，合计0.616万元，分别占私营商业总数的5.56%、5.26%和7.3%；过渡为供销社附设机构的（照像业）1户1人，流动资金0.1141万元，固定资产0.0556万元，合计0.1697万元，分别占私营商业总数的0.9%、2.75%和2%；另有12户13人由于资本小，行业独僻，经批准允许继续自营，他们有流动资金0.3796万元，固定资产0.0587万元，共0.4383万元，分别占私营商业总数的11%、10%和5.2%。此外，有17户20人,合计资本0.6416万元，由于资本少、经营困难，而且农村尚有家业，动员他们弃商归农，转入农业社，分别占私营商业总数的15.7%、15%和7.6%。
②1955年未实有铁、木、皮革、制鞋、缝纫、油坊、弹花、毡匠、石匠等手工业者284户291人，拥有流动资金0.9217万元，固定资产1.4241万元，共计2.3458万元。这次共改造88户94人，流动资金0.2343万元，固定资产0.896万元，合计1.1303万元，分别占手工业总数的31%、32.3%和48.2%。改造形式：组建铁、木、缝纫合作社3个，56户60人，资本合计0.5552万元，分别占手工业总数的19.7%、20.6%和23.67%；成立合作小组4个19户21人，资本共计0.6651万元，分别占手工业总数的6.7%、7.2%和28.4%;另有植物油加工作坊13户13人，改造时归属不十分明确，根据当时情况由供销社接管经营的3户，由供销社加工订货的5户，由农业社加工订货的4户，转入农业社的1户。此外，191户192人系以农为主以工为辅的手工艺人，改造中均转入农业社，由农业社组织搞副业生产。这部分人的两项资金共1.2139万元，分别占手工业总数的67%、66%和51.75%。
由于要求私改的愿望迫切，行动积极，县委、县政府顺应民意，只好先批准搭架后研讨实质性问题。框架搭好之后，安西工商界人士欢天喜地、张贴对联、燃放鞭炮、互相道贺，并于3月28日举行了游行庆祝大会，附近农民到会祝贺，县委常委段子敬在大会上致贺词，并接受私商代表呈送的喜报，有8名私营工商业者在会上作了表态发言。
2、改造步骤：私改是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由县委、县政府直接领导，抽调县委财贸部、县供销社、工商科、税务局、粮食科、银行、工商联和有关乡政府的13名干部组成私改工作组，成立了5人评审小组，按照国合分工、专业分工，各负其责：农村工商业由供销社负责，摊贩、饮食业由粮食科负责，国药业由卫生科负责，手工业由工商科负责。当改造条件成熟之后由5人小组审议后报县人民委员会批准。整个工作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用7至10天，集中主要力量，深入宣传党的私改政策，掌握思想动态，解除思想顾虑。1956年元月21日，县人民委员会召开工商界动员会，由李殿华县长在会上作动员报告，讲解党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和具体政策，号召私营工商业者认清前途解除顾虑，踊跃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然后，工作组分头召开行业会、家属会、重点对象会等，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动员。由于安西工商业规模小，工作比较深入，因此，阻力不大，绝大多数积极性甚高，纷纷递交申请书，有的多次申请。全县工商界96%的业主递交了申请书。但这是一场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各种思想活动在所难免，大体有三种表现：一是积极拥护，迫切要求的人，其中有的是思想进步，认识明确，真心拥护党的改造政策，属于主动型；二是经营艰难，感到私营前途暗淡，希望通过改造谋求岀路，属被动型的，他们徘徊犹豫，观望等待，其中，有的是资本较多，经营顺利，利润优厚，生活富裕，害怕改造之后降低收入，影响生活但迫于形势，抱着“走着看，看着走”的态度，既怕合营，又怕贻误时机；有的年老体弱，劳动力少，家庭负担重，怕合营后按劳分配，维持不了家计。第三种是行奸使巧、态度消极的。这种人只有个别商业大户和少数落后私商，他们说：“总路线是蘸水的麻绳，渐渐紧，比’五反’还厉害”，“反正是个完蛋，不如吃光喝光”，采取只销货不进货，抽逃资金, 隐瞒资本，挥霍浪费等手段，消极对抗，抱着熬过一天算一天的态度。
第二阶段，用7至10天清产核资，明确经济关系。这项工作关系到共同的切身利益，人人都很关心。为了达到公平合理，接近实际的目的，首先分行分业成立了清产核资评议委员会，然后采取业主自报、自评，组织公议的办法进行。对隐形财产，如货币资金主要凭自报公议；对显形财产，如商品和固定资产，则通过盘点清核。盘点时，先由货主分畅销、滞销和残次品分档整理。然后由清产核资组成员盘点造册登记，按原始进货发票划价。无原始发票的商品以当时市价为依据作价，残次品按残次程度削价20%-40%。固定资产按各店组的经济基础和需要与否，有的作价入股，有的租赁或借用，不需要的允许其所有者自行处理。
清产核资完成之后，根据市场情况，合理布局网点，合并店面, 集中商品，变分散经营为联合经营。
第三阶段，组建班子，订立章程，确定分配原则，拓展业务。框架建起之后，紧接着酝酿各社、店、组的领导班子。在清产核资完成之后，便召开成员会，民主选举社、店、组的正副主任，组长和会计。成立社、店常务委员会，使各个机构正常运转起来。随后，在领导班子的组织领导之下，边营业边讨论章程，订立制度，确定分配原则。安西各社（店）章程大体依据外地范例，结合本地实际增删修订而成。分配，包括个人工资和利润分配。个人工资开头实行工资分制，死分活算，不久便改成固定工资。根据所负责任，技术强弱和工作表现确定，主任月工资55元，其他人员月工资35元至50元，利润分配：50%至65%补充流动资金，10%为福利金，5%为奖励金，股金分红不超过20%；手工业的分配原则是公积金30%,福利金5%,奖励金5%,其余60%按劳分配。
公私合营的私人股金，实行定息，年利率为5%。
改造完成之后，就业人员思想轻松，情绪高旺，积极开拓业务，他们继续发扬了私营工商业礼貌待客，热情服务，早开门、晚关门,不计钟点的优点，又发挥了灵活经营的特点，通过组织批准扩展业务，将本店组的人员、商品扩散到农村、铁路或公路沿线。1956年增设网点9处，当年商业零售额中合作店组达到254.2万元，比1955年增加69.4万余元，增长37.5%,占全县商业零售额的79.3%,工业产值1956年为44.13万元，比1955年增加30.33万元，增长2倍多。
3、开展复查，巩固私改成果：为了调适私改后发生的各种关系，巩固私改成果，由县委财贸部牵头，组织复查工作组，于1956年7月25日至8月12日按照省商业局长会议精神,对私改工作进行复查,解决了内部不团结, 管理不善，帐目混乱，短款严重，生活困难，资金困难，统一核算与分散经营间的矛盾，以及清产核资中以实物和金银顶替股金计算股息不合理、企业合营后职工福利等10个方面的问题。
（四）
1956年至1973年之间，私改工作又经历了多次演变。1958年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推动下，安西的国家资本主义形态向国有形态过渡，当年过渡为国营企业的单位有： 百货业合作商店2个22人，资金6.3137万元；公私合营药店2个6人，资金1.6275万元；照相业3个8人，资金0.2292万元；蔬菜合作小组1个9人，资金0.3538万元；合作饭店3个14人，资金1.08万元；清真合作饭店2个8人，资金0.274万元；旅社1个2人，资金0.02万元；理发合作小组2个20人，资金0.172万元。至此，除刻章、补鞋、修自行车及肩挑叫卖的少数个体户之外，均实行了国有化。
1961年为克服自然灾害和工作失误带来的损失，中央调整了经济工作政策，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中央发布了“关于商业问题的决定”，允许在一定的范围内发展商品经济，由此，自由市场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安西县决定，把原合并到国营企业的部分私商和其资金抽出来，恢复合作商店。由于合作商店刻苦经营，逐步发展壮大，在柳园建立了分店，生意景气，一直顺利经营到1972年。是年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合作商店被当成重点打击对象，给他们戴上资产阶级黑窝点的帽子，不少人被打成贪污分子。最终以行政命令封门停业，问题大的人集中交待问题，一般的组织开荒办农场或分散安排到国营单位。1973年，落实政策，为他们平反，让他们继续经营，但谁也不愿意继续干下去，这部分人后来又逐渐返回国营企业，资金由商业局管理。随着时日迁移，这些人中有的年老退休，有的迁返老家，私人资本逐年返还给本人。从此，原有的私人资本主义已成为历史的过去。
帐蓬车站——峡东
王曙
峡东，位于甘肃河西走廊西端、马鬃山西部峡口以东，故称峡东。北距安西县城57公里。峡口是千万年流水切割出的山口，形似喇叭，因而得名。在兰新线通过峡口之前，这里人迹罕至，只有山洪爆发时，才能听到咆哮如雷、似千军万马奔腾的呼啸声，大水过后复又静寂沉睡，连飞鸟走兽也难得一见。其周围黑石星罗棋布，远眺好像一片林木布满山岗，又像一群野牛野羊在寻找食物。只有在那低洼的石缝坡谷中一些生命力极强的小草迎风挺立，偶尔有些黄羊来此觅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提出开发大西北，确定“交通先行，基础配套，集中布局，逐步推进”的建设方针。国家把交通建设做为头等大事来抓，陇海路、天兰路、兰新路列为国家重点建设工程。1950年5月中央下达16号文件，对兰新铁路的建设做了具体部署。在修建天兰路的同时，兰新铁路的草测工作同时进行。1952年9月，天兰路通车，伟大领袖毛主席题词：“庆祝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国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挤出资金，从全国各地抽调大批铁路员工，投入兰新线的修建。
铁路员工以主人翁的态度、饱满的热情、旺盛的干劲，使兰新铁路快速向西推进，这才使沉睡了万年的荒山峡谷有了炊烟，有了生机。
1952年兰新铁路由兰州铁路勘测设计总队完成了初测工作。
1954年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修建兰州贯通至乌鲁木齐至苏联阿拉木图亚洲大陆大动脉的协议。为加快铁路建设，两国协议规定： 中国境内铁路由中国修筑，苏联在技术上给予指导，苏联境内由苏联完成，同时对整个兰新线又进行航测。兰新线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快速向前推进。1956年7月，铺轨到安西境内的三道沟，同年年底铺轨到峡东，并开通了玉门到峡东的临时客货营运业务。此后，由于铁道部集中修建兰州到白银铁路，兰新线暂停向西铺轨。峡东火车站就成为兰新线最西端的一个临时客货站。
铁路是交通运输的大动脉，铁路通经济兴，铁路修到哪里，哪里的经济就繁荣。峡东火车站临时开通客货运营后，使过去一个没有人烟的山沟一下成为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四省区的物资集散地，随后开通了全国运营业务。由于我们国家修筑铁路采用“先通后备”的筑路原则，铁路修筑首先保证铺轨通车，然后再搞配套设施。因而，峡东站业务量较大，但车站仍只是个临时搭起的工棚，候车室、调度室全是简易的木头房和临时搭的帐蓬。
峡东车站开始营运后，这个山沟一下便热闹起来。首先，是西北四省区的物资部门在峡东建立了各自的转运站，即：新疆商业厅转运站、南疆转运站、青海石油勘探局器材总库、青海公路管理局格尔木转运站、甘肃粮食厅转运站、xx汽车兵团、兰州兵站等省级单位10多家。其次，因铁路铺轨暂缓向西进展，物资调剂、公务、电务、机务、筑路工程处等单位约七、八千人居住在峡东。再次，是为铁路服务的地方单位如银行、邮电、商业、粮食、公安、税务、卫生等部门相应建立起办事机构，一个兴旺的小集镇便应运而生。
安西县人民委员会为了配合铁路建筑和峡东车站的运营，于1957年初委派贺文枝、刘保国两同志筹备成立峡东办事处。同年4月峡东办事处成立了中共峡东支部委员会，由崔映海（公安局驻峡东户籍员）、魏育华（银行职员）、田浦（邮电所负责人）任支部委员，崔映海任书记。办事处的业务是管理当地驻峡东各单位，协调解决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各省区和铁路之间的关系，维护社会治安，管理户籍。同年年底县人民委员会正式任命马成科为峡东办事处主任。
各省区驻峡东的单位和转运站都没有固定的住房，一律仿效铁路单位住工棚或帐蓬。大批物资在山沟里堆放，盖上蓬布，周围拉上铁丝网就是一个大货场。整个峡东，只有安西峡东办事处有3间土坯房的一个院落，公安、税务也挤在其中。火车站候车室是一个能容纳八、九百人的大帐蓬，还有能住百人的帐蓬旅社和食堂。
峡东火车站开通客运后，一批服务单位相继来此做生意，既有国营百货商店、国营食堂也有个体饭馆冯殿玉食堂（由桥湾搬来）、刘茂才食堂、白尽中清真食堂等八九家，还有马应龙理发店、郭希象照相馆、缝纫社等一些服务网点。此外,一批小商小贩,卖茶、卖水的也从玉门东站向西延伸到峡东。
由车站至国营食堂之间，因人车熙攘而踏出了一条300余米长、3米多宽的平坦大道，两旁半明半暗的地窝一个接着一个，这些大都是经商的，从事各种服务业的。这也许是世界上最粗陋、最独特的街市，但它每天接待的宾客不下千人，甚至数千人，因此招来了远近各地的客商。新疆的、西藏的、甘肃其它地县的商贩常在街上叫卖哈密瓜、葡萄干、藏货、进口钟表和各种食品。河南豫剧、河北评书、山东杂耍、河南猴戏、说书的、卖唱的也常来。其热闹场面超过了当年的安西县城。
峡东火车站开通全国客货运业务以后，人流和物资集散量大增。为了货畅其流,甘肃省交通厅决定修建两条公路配合铁路运营, 这就是安峡公路和峡红公路。
安峡公路：峡东到安西北大桥与兰新线1080公里处接连，全长52.8公里，主要运送青海、新疆、西藏三省区的物资。由甘肃省公路局负责测量设计施工，全部投资6.8万元，按五级公路标准，路宽8.5米、砂石厚0.05米，预计石方10.64万立方，采集砂砾1.64万立方。工程由甘肃省公路局第三工程队抽调技术员3人、管理员5人，养路工200人，雇民工100人承担。此路在青藏公路管理局和青海石油勘测局的支援下于1957年8月20日开工，11月2日完工。公路修通后沟通了青海、西藏与铁路的联系，缩短了行车里程，提高了运输效益，受到了青藏公路管理局、青海石油勘探局和酒泉运输公司等受益单位的好评。
峡红公路：由峡东车站到红柳园与312线接连，全长40公里。峡红公路的测量施工由安峡公路工程处全权负责修筑。共投资6万元，由青藏公路管理局承担2.5万元、青海石油勘探局承担1.5万元、甘肃省交通厅承担2.5万元。该工程是9月20日开工，11月30日竣工。峡红公路修建后沟通了兰新公路与甘新公路的联系，使峡东车站下站进疆物资不再绕道安西，缩短了80多公里的运程。这条公路在1957年铁路暂停向西铺轨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7年11月开通了玉门峡东客货临时运营以后，峡东火车站就成为镶嵌在兰新铁路线上的一颗明珠。虽然，它只有简陋的候车室和供临时调度使用的木头房，但全体铁路员工以满腔的革命热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态度，接送来自全国各地参加边疆建设、开发西北石油资源的大军及进军西藏的解放军及其物资供应，在使青藏、新疆的农副产品及矿产品与全国各地的工业品东进西运的物资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峡东火车站从1957年临时运营到1962年迁往柳园只有短暂的六、七年时间，但它受到了全国各地旅客的称赞，受到了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四省区物资部门的好评。峡东火车站1959年在西北四省区（兰州、成都、西安、乌鲁木齐）铁路检查评比中，评为红旗单位，1960年又被评为红旗车站。真是车站虽小，却留下了四面八方人的足迹，设备虽然简陋,但温暖了千百万旅客的心。
安西县峡东办事处在组织搞好社会治安、管好户籍、做好粮食物资供应为过往旅客服务的同时，积极协调好铁路和四省区驻峡东各单位的关系，为铁路建设奉献了自己的力量，也为后来柳园建镇打好了基础。
1983年全国各地的一批文人墨客重游丝绸之路，甘肃省文史馆长张思温老人以“峡东”为题，留诗一首：
峡东
春风有客到天涯，三十年前忆别家。
今日柳园成小市，峡东不复再停车。
安西县国营食品加工厂史话
邢来林
安西县国营食品加工厂是我县全民所有制商办工业企业，其前身是1953年11月30日成立的安西县贸易公司食品加工组，地居老县城渊泉街116号，占地1万平方米，只有职工6人。起初用铁锅土灶以土法熬制甜糖稀和加工谷米糖。1957年成立食品加工厂，刘景祥任厂长，添置了案板、面盆、烤盘、炉子，开始生产方块饼干。1957年10月划归服务局。1958年又添置大缸30口，开始生产食用醋和酱油。生产工艺与民间的加工生产无区别，煮料时用柴草做燃料，利用太阳能量蒸发水份晒成成品。1965年11月划归食品肉食商店。
1972年食品加工厂职工自己动手，改造了糕点烤箱，一面进购半成品，一面出产成品，使糕点制作一次成功，不但改变了工人生产时烟熏火燎的状况，减轻了劳动强度，而且节约了耗煤，使每百斤成品耗煤由原来80公斤下降为60公斤，节约25%,同时使产品的色泽改观，糕点的疏松度有所提高。同年食品加工厂由老城搬迁到新城，修建了土木结构的厂房600平方米，原料库131平方米，成品库273平方米，职工宿舍80平方米，办公室16平方米，固定资产达3.9万元。
1979年12月食品厂又划归县糖烟酒公司，职工9人，企业固定资产3.9万元，自有流动资金1万元，银行贷款1.6万元，完成产值11.46万元，完成产品销售收入16.18万元，实现利润1.6万元，当年上缴利税1.49万元。
1983年3月20日，该厂从县糖烟酒公司分离出来，挂牌安西县食品加工厂，成为经济独立的企业，隶属商业局管理，徐忠岭任厂长，高秀芝任党支部书记，职工增至19人。当年以2.4万元购置红外线电烤箱2台，为生产黄豆酱油以1600元购置榨油机1台，日产黄豆油1吨。完成工业产值8.11万元，产量达到35.64万斤，完成产品销售9.44万元，实现利润1.08万元，上缴利税0.22万元。
1984年正值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厂里提出“进了食品厂的门，就是食品厂的人”的口号，激励职工爱厂敬业，采取选派技术工人到外地进行对口参观学习和请外地技术人员进厂现场技术指导、口授身传等方法，培训生产技术骨干，提高了职工技术素质，改进了生产工艺，不断开发新的糕点产品，空心果、桃酥、江米条、蛋糕、面包等上市畅销，受到好评。同年4月，厂里从省、地、县企业多方筹措资金62万元，进行更新改造。改建食醋、酱油生产酿造车间593平方米，其中发酵池16个114平方米，糕点车间728平方米；建成钢筋水泥砖混结构成品仓库和锅炉房2481平方米。此后，厂里又先后投资23万元，建成职工住宅楼796平方米，其他用房、办公室、职工食堂、杂物储藏室、值班室等建筑达3016平方米，车间内有汽暖和起重半机械化装置；又购置价值8000元红外线电烤箱1台，万能糕点机两台；购置价值2万元冷饮设备一套，日产800瓶饮料，酿造车间年生产能力达到900吨。其中：可生产酱油500吨，食醋400吨。
1985年，职工达到37名，固定资产增至91.4万元，企业自有资金1.4万元，银行贷款54万元（其中基建借款46万元，商流和原材料贷款8万元）。由于生产设施的更新，实现了半机械化作业和电传动,把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进一步解放了出来，从操作规程、工艺流程到产品产量，都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和提高，宽敞明亮的新厂房、供暖干净卫生、温控适宜；新工艺使产品投料准确、色泽鲜亮、质量稳定、式样新颖，花色品种増加到50余种，产量大幅度提高。1985年生产糕点99吨（其中蛋糕34吨，素点心15吨，包馅点心16吨，盒饼干6吨，面包3吨，其他糕点25吨）,较1981年的35吨增加了1.57倍；生产酱油135吨，较1981年的85吨增加了50吨;生产食醋209吨,较1981年的125吨增加了84吨。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彻底改变了在安西群众中流传的“酱油不咸醋不酸，糕点像个耐火砖”的形象。完成产值25.6万元，较1984年的9.3万元，增长近2.7倍；产品销售额43.65万元,较1984年的16.03万元,翻了1.35番；实现利润5.5万元，较1984年的1.6万元，翻了近2番，达到了产值、销售额、利润翻番先进企业标准，受到省、地商业厅、处的表彰奖励。
1989年12月，厂领导班子调整，王宗山任厂长，徐忠岭任党支部书记（1991年张伟任党支部书记）。至1990年底，有职工39人，固定资产79万元，完成产值38」万元，完成产品销售55万元，实现利润5.2万元，上交利税3.36万元。至1997年12月20日，食品加工厂有职工46人，内设糕点车间、酿造车间和工贸商场等3个生产经营单位，初步形成了批发、零售的综合经营, 全厂实行分级核算，统一管理。
随着商业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食品加工厂申请产权制度改革。经县委、县政府组成企业改革工作组，对其资产进行清查评估，清产核资，食品加工厂资产总额359.15万元，其中：固定资产193.59万元，负债274.28万元，资产负债率77%。当年完成销售额173.84万元，实现利润0.1万元。经县政府批准实施改制，整体买断国家职工身份,整体统筹养老、整体安置职工，整体承担债务，零资产转让，一步改造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一一安西县 鑫隆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公司法》规定，组织合作股东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董事会3人，监事会2人。主持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议，选出了王宗山任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董事应邀参加，选出了成多惠任监事会主席。召开第一届股东大会，讨论通过了董事长王宗山聘任袁红英、王敏为副经理，健全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还讨论通过了《安西县鑫隆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通过了验资，在工商局重新登记注册，更换营业执照。于1998年8月28日正式挂牌运行，健康顺利地完成了县食品加工厂的改制工作。
游安西黑水桥东坝湖
范振绪
平沙满目尽荒田，蓦地湖光到眼前。
溪上牛羊桥畔草，水面鸥鹭镜中天。
新芦次第初留影，老柳槎桠不计年。
谁道边陬无乐土，结庐于此亦超然。
昔日桥子草原
孟世勇
泉溪河湖随处见，草茂水清鸟戏天。
风吹草低牛羊显，牧童打逗自悠闲。
今昔桥子东坝
孟世勇
泥土红桥筑高坝，浪推风扶柳自爬。
碧水涟漪目无边，鸟飞鱼跃夕阳酵。
沙沉泥淤堤自矮，泉涸流短湖无奈。
春蓄如池夏日枯，农夫忧愁仰天叹。
建国初期的安西运输业
付东华 张彦明
据石志堂口述和《工交志》整理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由县工商业联合会出面，将安西从事长途运输的几家私人驼队组织起来，成立了驼运组，它就是后来安西汽车运输公司的前身。
1953年5月，以驼运组为主，成立了安西县群众运输管理站，除驼运组有17人130峰骆驼以外，另有驴车组和搬运组17人，12头毛驴和12辆架子车。当年驼运组主要是担负着全县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必需物资的转运任务。主要途经敦煌至青海大柴沟运盐或途经酒泉一张掖一宁夏一古浪一包头一带运送包括柴、米、油、盐、煤等日用品和皮毛、中草药等土特产品及部分生产资料。9月份驼队赶往宁夏雅布赖盐池（现属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旗），将盐驮往古浪火车站（当时铁路向西只修到古浪），直到次年二月骆驼春乏时才回到安西。
驼运队生活是很艰苦的。一般情况下骆驼来回都不会有空着的时候。驼队每天走80里左右的路，每小时约行10里路，拉驼人只能徒步随驼前行。每只骆驼额定载重320斤，除此之外还要捎上拉驼人的帐蓬、铺盖、锅碗、面粉、干粮和咸菜。茫茫戈壁，漫漫路途，只有叮咚的驼铃声伴着驼夫的脚步，偶有人吼几嗓子秦腔或哼几声小调，消解跋涉途中的乏困。驼队要逐水草而歇，有时晚上两、三点钟才能走到有水草或有驿站的地方，方才卸驼驮安营扎寨，支锅做饭。那时候很少能吃上蔬菜，只能因陋就简吃上顿“驴肚带”拉条子就辣子咸菜。若遇大风天气，骆驼挤成堆不再前行，就只能啃点干馍；有时连下大雨买不到柴，连开水都烧不上，馍馍也难下咽；每逢下大雪，驼队需歇息时，拉驼人就用各人所带的扫把、刨耙等工具清扫驼卧之处和卸货的摊位。驼运路上，拉驼人轮流放养骆驼，天不亮就赶驼到有草的滩上牧驼，草多草好时牧驼时间短一点，到中午2点左右即可打驮上路；草差时骆驼一时吃不饱就得拖到3点左右才出发。这样，每只骆驼从安西驮8斗麦子路过敦煌到大柴沟大约需二十六、七天，期间若遇恶劣天气还会耽搁几天。
1957年至1958年，群运站先后或改或升为群众运输合作社即初级社和高级社，其中，驼运组规模最大的1955-1956年是把全县各农业合作社的骆驼集中在县上搞专业运输，大约有300多峰，有跑长途的，也有在县内跑短途的。到1958年9月各区乡成立人民公社时，各生产队的骆驼又让回去了。到1959年底，驼运队仍有210峰驼27人，驴车组仍为12辆架子车，12头驴，12个人，搬运组由原来的5人增加到28人。
1959年，驼运队负责人石志堂得知酒泉有2辆骆驼皮车，拉运效率较高，便与队员张有兴到酒泉学习取经5天，回来后，照样子制做了5辆，成立了驼车队，开创了安西运输业由驮运到拉运的历史。随后，推广到全县各公社，后来，又引进了马皮车，使全队的运输效率大大提高。
1960年2月在群运站的基础上，成立了国营安西县运输大队，出售了300多峰骆驼，购买了3辆汽车，组建了汽车队，另有驼车队和搬运队，职工已达80人。仅驼运队就有45人，骆驼135峰，骆驼皮车13辆，驴车8辆，马皮车3辆，架子车16辆，搬运工也达到了35人（主要在峡东和柳园火车站）。此间，国家基建任务重，特别是修公路、修水库、修干渠等，驼车、马车、驴车一齐上，活计很多。地质探测、勘测队也不少，常来联系驼运事宜，每只租出的驼一天可挣2元钱，这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数目。至此，我县的运输业逐步由土到洋，由完全靠人力、畜力运输为主转向依靠半机械化、机械化为主，当年共完成货运量985吨，周转量102650吨/公里，实现利润59395元，留利7400元。
三年自然灾害严重的60年代初，全国各地国营单位大搞精兵简政，压缩城镇人口，支援农业一线。一开始因运输站一直在盈余，人员也没精简下放。可是到了1963年大搞政治运动，不是开会就是学习，人员工资照发，大约两个月后，人员就养不住了，一些人因为不愿参与“运动”或因为看不到希望相继离去，站上不得不将一部分骆驼和驼车陆续卖给肃北蒙古族人，剩下的钱买了两辆美国达道吉汽车和一辆国产跃进汽车，与皮车一起主要从小宛南山给双塔水库干渠工程拉运石砂。后来衬砌的干渠离山近了，汽车、皮车渐渐被人力架子车替代。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类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畜力运输车逐渐减少，至1968年运输站有了6辆汽车。两年后，站上设在柳园的搬运队划归柳园镇管理，同时移交了所有畜力车、人力车。至此，历经风霜，为安西建设做出了贡献的驼运队随即退出了历史舞台。
西江月·安敦铁路
孟世勇
荒漠沉睡千年，
风吹雨打尽眠。
今日开工铁路建，隆隆机声一片；
烈日当空似火，
沙扬石飞如烟。
筑路工人笑饮苦，蜿蜒彩虹即现。
安西县国营百货公司始末
邢来林
安西县国营百货公司初建于1956年5月27日，冠名为“中国百货公司甘肃省安西县公司”，隶属于中国百货甘肃省酒泉分公司。有职工18人，陆光亭任经理。公司主营百货，兼营五金、交电、化工等批零业务，批发属三级建制（中央批发为一级，省、地批发为二级，县级批发为三级）。拥有固定资产2.5万元，企业自有资金17.1万元，完成商品销售总额为82.2万元，其中完成零售额为15.5万元，1957年7月并入贸易公司（成立于1953年11月）,1958年兀月商业局成立后隶属于商业局（是在并入服务局、百货公司、贸易公司组成的政企合一机构），李善治任局长并兼任县百货公司党支部书记。1958年至1961年在水利大军指挥部（安敦公路8公里处）设门市部1处；1962年除县城以外曾在峡东车站、花牛山矿、辉铜矿设零售门市部；1963年在柳园设零售商店，后开展批发业务。1965年6月19日公司从商业局划出，仍成立中国百货公司安西县公司，再次隶属中国百货公司甘肃省酒泉分公司，条条管理。刘林海任经理，苏登仁任副经理。1966年元月，第二次并入县商业局。1969年柳园商店从县百货公司划出，独立经营。1972年县财粮贸局分设三局，商业局成为行政管理部门。同年9月县百货公司从商业局划出，成为独立核算的企业。由王奇任公司革委会主任、经理、党支部书记，权万春任革委会副主任、副经理。1972年公司在马鬃山设立零售商店兼营皮毛购销。后因马鬃山移交肃北县，该店随之移交马鬃山乡。时年公司有职工37人，固定资产11.4万元，企业自有资金31.9万元，银行贷款149.3万元，全部流动资产142.1万元。完成商品销售211.6万元，当年亏损0.05万元，当年完成新城修建仓库1236平方米，投资3.62万元，其中：酒泉地区商业局拨款3万元，企业自筹0.62万元。公司修建大什字零售门点6个，完成了新城搬迁任务。1983年公司职工58人，设一个批发部，13个零售门点，设有财务股、物价股和业务股。实施批发、零售分别单独核算，公司统一管理。公司固定资产46万元,企业自有资金21.9万元,银行贷款103万元, 全部商品销售总额为455.3万元。其中：调给各基层供销社90.6万元，支付银行利息5.1万元，上缴税金5.8万元，实现利润10万元，上缴县财政利润5.5万元。
从1981年起国家开始实施商品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有计划地放开小商品管理，至1983年从中央到地方先后3次共计放开690个品种的价格。1984年7月14日，由商业部管理的39种计划商品减为26种，即：食糖、名酒、元钉、镀锌铁丝、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化肥、农药、名牌自行车、名牌缝纫机、废钢铁和棉布、涤棉布、中长纤维布、呢绒、铁锅、铁碗、火柴、洗衣粉、胶鞋、普通灯泡、名牌电视机、硫磺块、农用塑料薄膜。计划内的收购、分配和调拨指标，由各级商业行政部门逐级下达批发公司执行，计划外和非计划商品由各批发公司实行合同购销，自由购销。县百货公司在改革大潮下，对零售门点13个柜组，实行划小核算单位，以柜组为单位承包，按照国家所有、柜组实物负责人牵头，自行组合人员，集体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超任务者奖、欠任务者罚的管理方式，调动了零售职工的积极性。1984年公司职工56人，固定资产44.2万元，企业自有资金22.9万元，银行贷款75.7万元，全部流动资金100.7万元。完成商品购进264.8万元，完成商品销售431.5万元，其中调拨给基层供销社81.5万元，完成零售额131万元，支付银行利息6万元，上缴税金4.7万元，实现利润9.7万元，向县财政上缴利润5.3万元。
1988年以来企业经营决策失误，先是“1988年9月至1989年2月，公司贷款70万元从广东珠海和安徽合肥两次购进价值63.7万元的商品中，有问题商品高达38.1万元，占购进商品的60%,而这部分商品经县质检和工商部门验证，近30万元的商品属假冒伪劣商品①”。后是“公司1988年至1989年先后在柳园和酒泉两地投入资金43.18万元，增设了经销部，酒泉经销部从1989年4月成立到1990年9月截止，共经营一年零五个月，公司投入资金22万元，最后收回残损商品9.15万元，亏损9.72万元，短库5.89万元，违纪资金和有问题商品资金高达38.86万元，有投入无收益，以赔9.72万元而告终②。”“柳园经销部从1988年成立到1991年5月，经营三年时间，前后换了两届承包人，公司投放资金15.84万元，以亏损12.2万元而被迫停业③”。“自1993年6月以来，由于前年度债务无法偿还，债权单位来人来车依法以库存商品抵债112万元，已将适销和基本适销的商品全部抵顶了债务，剩下库存商品34.64万元，全部为积压滞销、质次、伪劣、过期、报废等有问题的商品，不能变为现金，公司经营瘫痪，停业长达一年之久④”。“经1994年9月县审计事务所审计验证，截止1994年8月底，公司累计负债256.55万元。公司资产总值67.8万元，其中帐面固定资产原值33.27万元，库存有问题商品34.64万元，应收帐款总额52/77万元，公司有支出无收入，已经到了难以继续维持，寸步难行的地步⑤”。公司迫不得已于1994年10月23日向县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破产。经县人民法院1995年6月20日（1995）安民破字第02-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安西县百货公司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共负债4925658元，而资产只有4343868.06元，资不抵债58万元，确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裁定宣告破产。”从此国营企业百货公司退出了历史舞台。
县百货公司破产后，县政府为了安置破产企业职工和离退休人员，于1995年8月份成立了安西县五交化公司，陈兴录任经理，将破产企业的职工和离退休人员进行了移交。五交化公司成立后采取抽资租赁经营。然而抽资收费较为困难，企业难以维持，于1997年12月公司申请改制，在企业职工整体买断国营职工身份一次性安置外，将离退休人员14名移交县社保局负担供养后，企业解体。
安西县百货公司旧址（1972-1995年）
安西十工棉花试验站——记河西走廊唯一最早的棉花科研单位
金作华
1956年4月11日，中央决定把安西划为新棉区。与此同时，中央棉花研究所和甘肃省农业厅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决定在河西建一所能承担试验研究及推广双重任务的棉花试验站，尽快地解决河西地区棉花生产上存在的品种老劣、技术落后、管理粗放、产量较低的现状。当时，在河西走廊，种棉花较多的是安西县和民勤县，而且安西气候条件又比较复杂，在此建站可更好地指导河西的棉花生产。按照实施方案，于当年4月从原甘肃省农业试验总场（省农科院前身），抽调王者民、金作华、方端弟3名农业技术员，在有良好生产条件的安西十工农场选点建站，开展调查研究和田间试验，抓好建站的起步工作。此举得到了安西县委和十工农场党委的大力支持与配合，抽调民工，配备会计，协同抓好房屋修建和土地开发等建站工作。当年完成房屋修建20余间，购回骡马等大牲畜共7头，羊50余只，生产农具、试验药械、生活用品一应齐全，高速度的建起了河西走廊唯一的最早的棉花科研单位一一安西十工棉花试验站。
该站是中央棉花研究所的一个分支单位，它隶属于棉花研究所直接领导与管理，从而所需经费，按预算计划全额支付，器材设备尽力满足，技术骨干优先配备。1957年调张掖地区植棉局长闫钦德到站任党支部书记，并从酒泉、民勤调技术干部俩人充实技术队伍；到下半年，又从棉花研究所内抽调行政干部3人、中高级职称专业技术骨干3人、后勤和技术工人4人，健全了站党支部和行政领导班子，加强了组织领导。同时还送来配套齐全的一台履带铁牛拖拉机和大批供试验所需的药品器材。保证了各项试验的顺利进行。为了加强科研力量，1958年初，中棉所派来具有大专文凭的专业技术人员10名，到年底又派来河南籍水利支边青年10人。当年全站职工已达80余人，耕种着100亩土地，有专业科技人员16人，其中具有中高级技术职称的专业人员5名。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建成了班子健全、设施齐备、根基扎实、技术力量强、推广与科研配套，完全能担负起河西棉花生产科研和推广任务的较强的科研单位。
安西十工棉花试验站在边建站、边工作、边发展的思想指导下，狠抓起步工程，细化部署安排和研究方法。首先面向生产，大兴调查研究，把工作扎根于群众之中，探索问题，总结方法，内外结合，开展试验，筛选成果，提供生产。根据调查和试验的初步成果，把更换品种作为提高生产水平的首要措施。1956年，由政府调进苏联棉种C -3173,淘汰了当地种植多年的老低劣杂棉种——黑籽棉，还引进苏联棉种611J （波）。这两个棉种经设点示范，同样具有较高的丰产特性和早熟性，品质好，深受群众欢迎，播种面积迅速扩大，产量品质均有提高。亩产增加近1倍。
在全面推广C -3173、611J（波）之后，站上继续寻求增产途径, 再挖增产潜力，于1957年又引进苏联棉种KK -1543,参加比较鉴定。1958年，仅安西县植棉面积21600亩，平均亩产皮棉46斤，总产达100万斤，与推广前的1955年相比，面积增加近10倍。三年研究的结果，KK -1543又比611J更为优良。该品种的最大特点是铃大，衣分高，比C -3173铃重增加1.9克，衣分提高2.5%，从而籽棉增长7.3%,皮棉增长17.4%,纤维长度和生育期两品种相似。1960年开展大面积示范，1961年推广，1965年普及，接替了 C -3173。当时在解决粮食问题的主导思想支配下，棉花面积有所压缩，播种面积落至低谷，全县棉花面积仅留4400亩，而平均亩产皮棉却由1964年的49斤提高到82斤，净增33斤，增长67.35%。是年环城公社1024亩棉花平均亩产达到119斤，获得大丰收。时任公社副书记的王生俊同志，以全公社亩产皮棉过百斤先进集体代表身份出席了于1966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五次棉花工作会议，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1966年全县平均亩产提高到88斤，环城乡示范点418亩示范田，平均亩产皮棉140斤；北沟1、2队120亩示范田平均亩产高达162斤，其中有55亩皮棉亩产达171斤，试种的1.96亩沙田棉花，亩产皮棉达242斤，创当时棉花最咼水平。
该站由于直属中棉所领导，财力、物力、技术都比较优越宽松。为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作用,一起步就注重抓好短期性的调种、换种，同时，大力开展中长期性的增产技术措施的研究，引进品种、栽培、生化、生理等多方面的单因子及复因子田间试验，成效尚可。
（一）棉花早熟品种的选育。河西气候对棉花生长来说，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日照充足，棉花生长季节雨量少，温度高。缺点是棉花生长季节短，后期温度下降快，霜冻早，常致害。这种气候特点，制约着河西棉花的发展。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培育早熟品种，研究促进早熟的配套栽培技术，使棉花能在夏季温度较高的条件下得以满足其生理要求，快长早发早现蕾，而获得良好的产量。该站从1956年建站开始就固定专人专项参与全国不同棉区品种区域性比较鉴定，从1957年开始搞新品种的培育工作，利用引进不同棉区早熟抗病的品种，田间选择优良的单株，引进品种间杂交等方法，试图培育出适合河西地区种植的地方新品种，解决过渡时期的棉花品种或调种花费高、难度大的问题。采取人征函调方式，先在全国中早熟棉区征得棉花原始材料200余个，1956-1958年，在当地农民棉田和站内试验田块，于棉花盛絮期按照株型紧凑、发育健壮、结铃多、铃大、无病害、现早熟特性的棉株进行留株选留，编号入座，单株脱粒。仅1957年选株416株，经1958年田间观察和室内考种分析，生育期在108-111天之间，纤维长度达28mm以上，衣分达36%以上，有希望培育出新的地方品种的材料仅有10个；外引的原始材料中，除引自新疆棉区的材料外，其余从全国其它棉区征集的材料绝大多数表现出抗逆性差和晚熟的特性，不宜培育出新的地方品种。
（二）棉花栽培技术的研究。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1、棉花播种期的研究。棉花的适期播种是争取早出苗、免霜冻、茁壮生长、争得高产和优质的重要措施。尤其在生育期较短的河西，它更有重要的意义。从而在抓品种的同时开展了同品种不同播期的试验。经1956-1957两年的田间试验结果，在安西特定的气候条件下较为适宜的播种期是4月25日到5月5日。条件好的年份可提前到4月20日。近年来由于地膜技术的应用，播种期已提前10天左右。
2、棉花灌溉制度试验。水是棉花生长的命脉，河西地区气候干燥，棉花生长期雨量少，蒸发大，生长需水全靠灌水来解决。1957年起和安西灌溉试验站合作，开展了棉花灌溉制度的研究。几年的试验，探索出当地棉花的需水规律是：以全生长期所需水量为100%,它在苗期所需水量为12.2%,蕾期为14.7%,花期为46.1%,絮期为27.0%,棉花从出苗到收花大致为120天左右，需水总量约279.87方/亩，每生产一斤籽棉约需水1057.3斤。试验结果说明，在河西适当地增加灌水定额并相应地增加灌水次数，对增产是有好处的。
3、棉花田间种植密度试验。通过几年棉花田间不同种植密度8000、10000、13000、15000、20000、25000、30000株的比较试验，表现了一致的结果：在肥力适中的条件下，每亩棉株密度应以10000-11000株较为适宜，肥力较差的地块可适当的增加到13000-15000株。
4、棉花的整枝技术和施肥问题的研究。通过田间试验，提出了适应当时环境的棉花脱裤腿、打油条、打顶尖、打群尖、打老叶五大整枝技术和氮、磷配合，重施底肥，提早追肥，控制后期旺长的施肥方法，对增产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5、开展棉花生长速度、发育阶段、蕾铃脱落，抗逆性和从不同地区引种等生理生态的研究。通过几年的工作，整理总结提出了深耕倒茬，氮磷配合，重施底肥，推广良种，适期早播，合理密植，适期追肥，按需灌水，加强整枝，注意防虫等一整套棉花栽培管理技术措施。推动大田生产，增产效果明显，有些可行措施至今沿用于棉花生产。
河西走廊棉花试验站，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对河西走廊棉花生产，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做了大量的调查与研究工作，提出了可行的棉花栽培和管理技术，促使当地棉花生产经久不衰。而在1964年，在国民经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实行“条条为主，条块结合”的计划体制过程中，奉上级命令，该站被搬迁到河南安阳白璧地区，大多科研人员陆续随迁，收归中央棉花研究所。而在安西十工棉花试验站进行的各项研究工作，未能继承下来，一些将要拿出的科研新成果，半途而废，实为可惜。但它对当地棉花生产问题的研究和技术措施的应用，对促进棉花增产的事实是鲜为人知，不可磨灭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党中央提出“科技兴国”，促进农业生产良性发展的今天，回过头来再看当时河西走廊安西十工棉花试验站10年来的工作，是值得深思和回味的。
作于2001年3月190作者简介：金作华，男，汉族，1935年出生，甘肃榆中人。1952年8月兰州农校毕业后分配到省农业试验总场工作，1956年起在安西长期从事农业科技推广工作，80年代以来，多次受到省部级表彰，1992年获得高级农艺师任职资格。1995年退休，2002年11月病逝。
疏勒河酒业创业发展纪实
冯怀英
闻名遐迩的疏勒河酒，自1965年建厂生产，至今酒香已飘醉了39个春秋。
疏勒河酒，为甘肃省国有小宛农场所产，酒厂位置在312国道3206公里向南0.5公里处，南靠疏勒河古河道岸。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固定资产200多万元，员工近百人，年生产能力500吨以上。
疏勒河酒业是农场办工业之一。还有农机具修造、面粉加工、榨油、酱油、醋、豆腐的制作等，是为了在60年代那样一个特定的艰苦条件和环境中，最大限度地自力更生，解决处理好农场内部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疏勒河酒的始生产，由自给型逐步发展壮大，发展成为商品型工业的格局。其创业发展经历了小作坊开业，工艺大转折，全方位进步等不同阶段。至今，生产销售形成梯次占位： 低档的有“瓜州醇”、“疏勒河特曲”（精特，简特）、“世纪春”、“疏勒河天生桥”、“疏勒河贡酒”、“八喜缘酒”；中档次有“西域神酒”、“锁阳保健酒”、“象佛玉液”、“锁阳春酒” “八喜来酒”、“锁阳雄天酒”、“传世象佛酒”；高档次有“象佛御酒”等10数个品牌。疏勒河酒业公司被酒泉市人民政府、安西县政府授予“重合同，守信用”先进企业。1988年以后，疏勒河品牌系列酒多次被甘肃省人民政府、省轻纺工业厅授予“优质产品奖”、“全省白酒行业质量进步奖”，酒厂被授“甘肃省二级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授予“绿色食品产品宣传奖”，中华酒文化研究会授予“全国酒行业优秀企业”、“全国酒行业明星企业”称号。2000年3月，国际精品批发中心将疏勒河酒纳入了精品批发系列。疏勒河品牌系列浓香型酒随着时代发展，技术质量不断进步提高，持续受到古瓜州人民的厚爱以及国内外部分市场消费者的亲睐。
小作坊开业 酒香小宛
共和国成立后，50年代建立起来的农场，位于安西县城东35公里处。远离城镇，地处荒漠戈壁。60年代，根据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一师（新疆编制十师）的指示精神，响应毛泽东主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自给自足，自已动手解决军垦战士（农场老职工、复转军人、知识青年）及其家属的生活。团（当时编为十一师第二团）后勤处下设一个加工厂，处长任培田、党总支书记蒋秀敏。加工厂包括木工、酱油、醋、面粉、榨油等生产，由任处长代管，以满足人们的生活所需。加工厂地点在团部南路拐弯处，即90年代硫化碱厂所在地。1965年初，为扩大丰富加工厂服务项目，团部选派厚道好学的青年常学俊（甘肃张掖人，一生酿酒，2000年故去）去陇南徽县金徽酒厂学习酿造白酒技术。回团后，与下放干部钱往升一起，购置简单器具，在加工厂西头两间房内修了4个小窖，按金徽酒的生产工艺，用其带回的金徽厂酒米曲，拌和粮粉、稻壳蒸后入窖发酵，发酵后蒸锅出酒，于当年底生产出了非酱香、非浓香、又不是清香的兼香型白酒。此酒质量不高，味杂，量很小，但在计划经济时期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环境中，能喝上自己生产的白酒（青棵酒0.6元/斤）,人们如获至宝，如饮琼浆，皆奔相传告。加工厂领导及常学俊也因做出成绩，受到了团里的表彰。
从1965年至1981年初，小宛白酒，一直以小作坊方式在原建窖处生产。后期规模略有扩大，产量增加，为大桶装散酒，无商标，不装瓶，除主要满足内部消费外，也有少量向外馈销。70年代末期，加工厂厂长王世昌（甘肃武都人，王震359旅老战士，从新疆兵团调来）负责生产。由于社会需求的增加，团领导决定扩大白酒生产，以增加收入，满足团场内外对小宛白酒的需求。由王世昌、程远超等组织人力，在疏勒河北岸，路西边干燥的戈壁滩上选址，建起新厂房，新建发酵池8个，于1981年将白酒加工业从原地搬到了新的生产厂地。仍使用兼香型白酒的老工艺（原粮主要以高梁、玉米为主），生产工人及管理人员共8人，手工作坊式生产操作，设备十分简陋，盛酒容器为大坛、大缸、木桶等，缺乏检验设备，以酿出的原酒调制装瓶，大多60度以上，还有62度者。最早的瓶装白酒，名为“小宛白酒”，简易标贴。1980年又改为红麦穗图案标，注册为“疏勒河”，年产量3-4吨。小宛酒，香飘17年以后，工艺基本成熟。随着社会的变革，酒厂一步步在王世昌、程远超、常学俊的管理与操作中发展壮大。岁月流入1982年，酒厂又扩建发酵酒池17个，年生产白酒可达30-40吨。生产产品名为“疏勒河大曲酒”。1984年，厂长王世昌离休，由程远超接任厂长，搞白酒酿调技术的除常学俊外，又增加了任贵军。与此同时，由甘肃省农垦局支持，以低息贷款10数万元，建起了第四酿酒车间。1985年，二工房建成启用后，原有发酵池改为地下贮酒海，增加了36个发酵池。窖池仍用青砖启基，尔后用土、水、已酸菌泥制作，无过分复杂的工艺要求。
从1965年至1985年20年的时间里，小宛白酒酿造业从小到大，发酵池从4个增加为36个，产量从几千斤增加为50吨左右，包装从散酒改为瓶装,消费群体由内部逐步走向外部，一步步走来，历尽了创业的艰辛，但仍然没有走上工艺规范的白酒生产之路。
工艺大提升 倪氏功高
在小宛疏勒河酒业的发展历史中，甘肃省轻工业厅副主任、酿酒高级工程师倪儒敬先生功不可没。1986年初，倪工进入小宛酒厂，同时进厂的还有张健丽女士（搞分析检验）。与酒厂的技术人员及工人合作，首先从新疆鄯善购进葡萄原汁，生产勾兑出了葡萄酒，起名为“双喜红葡萄酒”。此后用3年时间，进行了酿酒工艺的改进换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颁发的浓香型白酒标准，在一、三车间改造工艺，彻底改造原有发酵池，重新制窖，用土、水、已酸菌、苹果、大米曲粉、酒尾酒等为原料，混合发酵一月左右，制泥做窖；尔后重新投以高粱、小麦、大米、豌豆、玉米等五粮为原料发酵、出酒，从而使原兼香型白酒，一改而为标准的浓香型白酒。调酒用水（包括酿酒用水）采用140米地下砂滤优质水，酿酒工艺出现了质的飞跃。3年间，倪、张二人虽大多不住在酒厂，搞流动性技术传授指导，包括制曲、发酵、蒸酒、储酒、勾兑等技术，却使小宛酒厂的生产管理、白酒品质提高了一个档次。倪工等技术人员在浓香型白酒的成熟成型中融入了大量的心血与汗水。
伴着国家改革开放搞活的春风，社会经济文化、消费气候出现了大变化。小宛酒厂改进生产出的浓香型白酒，调制勾兑为54度“月牙泉特曲”、60度“月牙泉大曲”酒投放市场，先后在安西、柳园、敦煌、阿克塞、酒泉、玉门等地批发销售，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年产销量60吨左右，时而岀现供不应求的局面。1989—1991年，54度“月牙泉特曲”被甘肃省人民政府、省轻工业厅评为“甘肃省优质产品”、“质量进步奖”、“优秀产品奖”。1992年，连续使用了6年的“月牙泉”品牌，被上海一家公司抢先冠名注册，因而小宛酒厂不得不惋惜地停止其使用，而冠名注册启用了已经使用着的“疏勒河”品牌。“月牙泉特曲”酒改名为“疏勒河特曲”，并研究改进了质量，下调酒度为45度，走向了市场。
全方位进步 应变市场
小宛酒厂的建设与发展，在改革的浪潮中走入了20世纪90年代，白酒业的生产与管理，由市场化的运作逐步替代和摆脱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桎梏。1993年，小宛酒厂为了改善形象，由常学俊设计图样，修了一座坐西向东的大门，由杨明立（原在小宛农场工作，后调酒泉）题写了“国营小宛酒厂”六个大字，横排嵌在大门顶中央。
1992年前后，酒厂探索前进，开发生产了一种名为“小香槟”的橘子汽水饮料。近两年中，产销量大约10吨左右。“橘子小香槟”市场反馈较好，在酒泉地区内评为二等奖，并发奖证表彰。后又开发生产了生啤酒，由于设备简陋，技术水平不高，产品上市后，很快就停止了生产。
1994年，酒厂与加工厂合并，名为小宛加工厂，由阚国勇担任厂长，生产“疏勒河特曲”酒（分精、简装），由张长军负责成品酒的勾兑技术。1994年，安西县旅游局与小宛酒厂合作，研究开发当地锁阳城驰名中草药资源一一锁阳，并配以其它名贵药材，生产出38度“锁阳保健酒”。经检验分析，内含蛋白质、脂类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维生素C、B和硒等成分及其它微量元素, 其中氨基酸达17种之多。
1995年8月，省农垦总公司调整了小宛农场的领导班子，王永宏（白银市人）场长，面对酒厂在整个农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审慎地启用了为人朴实寡言的止东金义人程远超担任了小宛酒厂的厂长。1999年10月，程荣获了甘肃省劳动模范称号。后被省轻工厅聘为二届、三届评酒员，四届特邀评酒员。
1996年，由于国家经济气候增温，安西等区域棉花热销，促使城乡消费者购买欲望及消费水平大大提高，加上农场的支持和酒厂人积极因素的发挥，小宛酒厂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原有的品牌已不能满足市场消费群体的需求，依据白酒消费的低度化趋势，研发了38度“疏勒河贡酒”（红标字为山丹博物馆王馆长手笔）。走向市场后，由于其清醇甘洌、入口绵甜的品质，一炮打响，连续3年走红，客户上门拉酒，经常岀现断货现象。还有喝红了的“疏勒河特曲”，在小宛酒厂的白酒品牌上创造了历史之最。当时年生产销售白酒约150吨以上，上交税利100万元左右。1997年，酒厂以双轮底发酵、贮藏8年以上的优质酒，调制生产了48度“象佛御液”，为小宛酒厂历史上品质最好，价位最高（市场价120元/500ml以上）之产品，这种被消费者誉为“陇上五粮液” 的“黑罐子”酒，为特殊群体及馈赠亲朋者所亲睐。
1998年至1999年，鉴于当时白酒热销的趋势，农场投资140多万元，扩建酿酒新工房1511平方米，建发酵池108个（完善54个），投入了生产，增添了先进的光谱仪等检测和灌装设备，增加了贮酒器。1999年9月，又开发了43度“世纪春”酒。不管市场如何变化，企业在营销理念上始终坚持“纯粮酿造品质”不变，以好品质证明一切。由于产品极度热销，一些钻营商也地下造假抢利，一度鱼目混珠，使消费者得“鱼目”而上当，部分疏勒河酒的“饮士”们渐次疏远了疏勒河酒。加上酒厂机制欠活，竞争手段、实力差,人们消费观念多样化的转变等一系列内在因素，酒厂的产销出现了暂时性降温，管理者们在“降温”中才长梦初醒，在朦胧状态中初步意识到乐中“忘忧”所面临的市场危机。
2000年，酒厂面对现实，调整经营思维，调查分析市场，制定品牌梯次战略，一面打质量牌，坚持以纯粮酒始终回报社会，以精品赢得市场；一面创新品牌，打文化牌，实现商品与文化结合的力量效应。由褚永泽（农场工业开发部部长）等配合酒厂，开发了中档次的43度“西域神酒”、45度“象佛玉液”，低档次的41度“瓜州醇”酒。2000年下半年，按照省农垦总公司的文件精神，小宛酒厂实行了改制试点，定名为“疏勒河酒业公司”，董事长刘健（小宛农场副场长，兼任），总经理武小东。由于国有资产的处置困难等因素，改制基本上处于“搁浅”状态，运作如旧，国有计划经济文明根植于人们头脑中的观念象梦魇一样纠缠难去……。2001年10月，根据市场的需求，又开发了42度“疏勒河天生桥”酒（酒盒上文字由酒泉文联副主席，《阳关》刊物主编刘士超先生所书）、5斤装疏勒河特曲酒。2002年，由刘健负责，熊小黄任副经理，张长军为调酒师，并由冯怀英参与，集体研究，对应市场，于10月中旬开发上市了“八喜来酒”，在地方上热销。11月220,酒厂参加“首届西部酒品展示会”，“象佛玉液酒”、“八喜来酒”、“天生桥酒”、“锁阳酒”等疏勒河系列酒亮相兰州，甘肃省酿酒工业协会专家组给予了专注亲睐，张昌祺、杨世英、孙立伟、韩志平、魏汉儒品评后鉴定认为：“小宛酒厂疏勒河系列白酒清亮透明，窖香浓郁、绵顺协调，味醇厚，具有甘肃纯粮酒特有的风格”，“小宛酒厂生产的38度锁阳酒，呈琥珀色，具有色泽、酒香、药香协调，味绵而醇厚，是锁阳酒特有的滋味，风格明显。”崔正华副省长指示要加大特色酒的宣传，在《甘肃经济日报》头版发布了专家组对小宛酒厂疏勒河系列酒的评定意见。2003年，酒厂又开发了“传世象佛酒”、八喜系列“八喜缘酒”、地方特产“锁阳雄天酒”（冯怀英书写）。新产品的开发，初步稳住了市场销售及效益的下滑趋势，加之在敦煌、安西、玉门设立了酒业公司直销处，在阿克塞、柳园、三道沟设立了代理销售点，又得到安西县地方党政领导及政府、社会各界的厚爱与支持，疏勒河酒业再一次出现了可喜的希望与市场回暖趋势。
好酒疏勒河，朋友把手握。“疏勒河”人一贯坚持“以人为本、以诚信为本、以质量为本”的原则和“好品质证明一切”的理念与消费者握手。已经香飘了39年醇香甘洌的疏勒河酒，将会象千古西流并以此为荣的疏勒河一样,永远飘印香醉在人们的心中…… 疏勒河酒业的永远追求——醇真的，就是最好的！2002年3月31日
安西民间个体运输业发展简述
高玉凤
解放前，由于安西地处偏远，经济落后，民间运输也极为落后。长途运输主要靠骆驼往返于包头、兰州、张掖等地驼运农产品和皮货等土特产品，交换布匹、日用小商品及药材等物品；而短途则多以毛驴、大牯辘牛车马车为运输工具，往返于城乡或田间地头。人们走亲访友很不方便。县境内民间的物资交流主要由挑着货郎担的小商贩来进行。1935年汽车在甘新公路的岀现，对加速民间物资交流起了积极作用，然而当地人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仍以驼运、驴马车或手提肩扛、步行运送为主要方式，维持着简单的再生产和贫困的日常生活。
解放后，作为经济发展桥梁的民间运输业，开始了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转变，特别是兰新铁路逐渐向西延伸的过程中，我县境内疏勒河火车站、河东、桥湾、峡东、柳园等20个火车站的相继建成，以各车站为中心的上下站物资搬运装卸业务随之繁忙起来。起初，为谋个人生计，一些人自找活干，双方结算了事。后来沿途附近的农村社队也搞起了搬运、装卸副业，一些农民农闲在外挣钱，农忙回家干农活。有时货主找不到装卸搬运人员，站台货物堆积为患，而地方上受极左思潮影响，又把以工养农、以副养农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严重地影响着货运计划的完成。60-70年代，柳园火车站作为西北四省物资集散地，每年上下站物资50万吨以上，需装卸工300-500人，而农忙季节搞搬运的社队，又须抽回劳力，集中人力春种夏收，乃至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进入80年代，我县交通运政统筹规划，按照市场需求全县以柳园火车站为主组建了12个搬运装卸队，分片包干协调配合，使搬运装卸市场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迎来了 “旱码头” 新的起点和生机，年装卸量100多万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民间运输业也乘风兴起，迅速发展。1983年，交通部《关于改进公路运输管理的通知》提出：公路运输坚持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实行多家经营，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允许城乡个人或联户购置机动车辆，从事公路运输。在这种宽松的政策环境下，西湖乡农民徐正华第一个带头购买了一辆“嘎斯”货车跑起了运输。到年底，由个人购买的载货汽车达31辆，大多为5吨 “解放”和“嘎斯”车型；由个人购买的以铁牛55型、“东方红”28型为主的大型拖拉机就有194台。至1985年底，全县从事公路运输的汽车共265辆，“东风”车型随之出现，全县拥有大中型拖拉机356台，个体业户就有340台，占95.5%；共有小型拖拉机1669台，其中个体户有1658台，占99.34%,基本达到货畅其流，通行便利。
90年代初，由于运输业受市场影响，加之车辆老化和矿产品滞销等原因，致使个体货运市场出现萧条局面，直接参与营运的车辆仅有64辆，减少了76%,直接搞运输的拖拉机降至120台，减少了30%o1993年，借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强劲东风，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思想，运输市场实行多家办一家管，允许各种经济成份的社会力量参与经营，各种方式协调发展的原则，打破了行业封闭、部门单一营运的经营格局。当年11月班线客运开放后，渊泉镇居民张祖武第一个购进12座面包车参与营运，“招手停”即在我县出现，并很快发展到15户；1995年4月由原粮食企业停薪留职人员秦树生购买了第一辆小型出租汽车——“天津大发”，安西街头第一次岀现了“的士”。
随着1998年6月县汽车运输公司由国营改制为民营性质的企业后，个体运输业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高峰期。全县个体货运汽车回升到270辆，班线客运车，由1985年仅运输公司的9辆增加到59辆，出租客车68辆，彻底打破了国营垄断独家经营的局面；大型拖拉机回升到297台，总共拥有业户694户。1999年7月，酒泉私营老板刘小平，投资30多万元购进7辆中型客车，从事安西县城城市公共交通运营，填补了我县城（郊）区无公交的空白。
跨入21世纪，为达到道路运输安全、快捷、舒适的基本要求，提高运输营运质量，车辆更新步伐进一步加快。货运以“康明斯” 为主导车型；大吨位、双层卧铺客车相继投入市场，很好地解决了群众乘车难的问题。
止2002年，我县拥有个体运输经营业户1077户，其中货运业716户，班线客运49户，出租客运185户，出租摩托车116户，公交1户12辆。全县共拥有车辆1085辆，车辆类型繁多。货运有微型、轻型、普通型、专用危险化学品罐装车、冷藏车、牵引车、重型车、全挂、半挂、自卸车、大吨位运输车、装载机；客运有小轿车、微型面的、旅行车、小客、中客、大客车、双层卧铺空调大巴，大中小均有，高中低档俱全，覆盖全县乡镇村组；货运通达全国各地。
为提高运输业竞争力，将运输生产力由“量”的增长转到“质”的提高上，解决经营主体多，规模小，力量分散，抗风险能力弱的问题，由运管所牵头在个体客运出租经营业户自愿的基础上，采取车辆融资参股的形式，吸收社会分散车辆178辆，组建了运通、畅通、顺通3个民营出租汽车公司，不仅优化了车辆结构，提高了服务质量，也大大增强了风险抵御能力。
2003年6月，县城文化馆对面，由闲居在家的张金春为酒泉平达托运部代办托运成立了安西第一家取（发）货处，可将客户从全国各地运来的货物卸收、保管到取走，也可承运发往各地的货物。至此，我县客运可跨区域经营，专线旅游包车可通达省外，实现了人便于行，货畅其流。针对企业强不起来，个体客运大不起来的问题，县运输公司在做强做大上下功夫，打破所有制界限，以资产为纽带，通过联合、资产重组，于同年7月，正式成立了安西县汽车客运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融资个体客运班线车辆42辆，使企业由原来的四级提升到三级,真正达到了资质提升，市场做大。 它标志着我县民营个体客货运输业已迈向规范化、专业化、集团化的方向。
相传，西王母宴请周穆王，举办蟠桃盛会，派两仙女前往西域采瓜，返回途径安西地界时，两仙女被人间美景陶醉，在天空追逐嬉戏，几个蜜瓜不慎撒落，瓜破籽落，从此安西大地蜜瓜遍地，变为“瓜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