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州县图书馆 内容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寨已成为推行“左”倾错误路线的典型。因而，朝阳不可避免地学到了，也执行了一条“左”的错误路线，他们按照大寨的模式，以“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这三条根本经验开路。以扩大阶级斗争的实际行动标榜学大寨学到了根本上。朝阳领导人“左”的指导思想，入木三分地刻划在这样的口号里：“胸怀一个’忠’字，坚持一个'学’字，狠抓一个'用’字，突出一个’斗’字，抓好一个’批'字，牢记一个'苦’字，常思一个’甜’字，掌好一个’权’字，不忘一个’战’字，立足一个’打’字。”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其粮食产量虽然得到了很大增长，但其它各业近似荒废，经济收入长期低下，人们的思想深受禁锢，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不大，全面发展严重失衡。带来的后果波及全县。概括起来“左”的表现主要有：
一、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朝阳大队把“年年斗、天天斗、斗出一个新朝阳”作为一切工作指导思想。
他们认为哪里落后，哪里的工作上不去，定是哪里的阶级敌人没有斗倒的原故，必定要在那里抓几个地、富、反、坏、历史上有问题的人，或者平时言语不慎的一般群众，罗织罪名，大批大斗一顿；对待群众中的一般思想问题，也总是上纲上线，夸大其词，采用批判、斗争手段加以压制。有的农民因病无钱求医，将自食的清油、自产的鸡蛋上市出售，把一个鸡蛋、一斤清油卖给谁，当成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分水岭，时常召开“一个鸡蛋”、“一斤清油”卖给谁的批判会，以表示阶级斗争的深度和彻底性。更有甚者，1976年，已经当了安西县委书记的原朝阳党支部书记，秉承当时甘肃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意旨、推行“以专政的手段办农业”的错误方针,把广大农民推到了被专政的地位,严重歪曲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伤害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
二、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道路。朝阳大队为了“堵住资本主义的路，迈开社会主义的步”，七十年代初就明文规定：“为了逐步消灭私有制残余，在口粮基本满足的情况下，社员家庭不经营自留地，每户只种二分菜地，社员家庭只准养猪和三只以下羊只，不准养驴，不准自购架子车（胶轮平板车），防止有些社员不劳动也能用生产资料挣工分的现象发生”。他们还把互通有无所发生的正常交易也看成是资本主义倾向，如一名大队干部做了几件家俱，用木料给木工支付工资，木工将木料自由卖掉，这就是资本主义倾向，而且是这名干部造成的，责令他在整风会上作了检讨；又如，第八生产队用木料换回一头毛驴，后来，又用这头毛驴换回一匹马，既不分数量、质量，也不论价值如何，糊里糊涂的认定这是坑害别人的资本主义行为，不符合大寨精神。社员极为有限的农副产品或手工产品只准售给国家，如果自由买卖，一旦发现，必当资本主义思想加以批判，造成的后果是堵塞了集贸市场、城乡交流、互通有无的渠道，扼杀了多种经营、家庭副业生存的条件。
三、追求平均主义，大搞平调。按照中央政策精神该队虽然保持了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所有制体制，但队与队之间的平调仍然是比较严重的。首先表现在农业基本建设用工方面，凡各项工程都是大队按生产队劳力比例抽人组建工程队，由大队统一指挥，虽然轮流给各生产队搞建设，但完成的工作量是不平衡的，受益时间是不一致的。有些生产队占便宜，有些生产队吃亏；另夕卜,各生产队的公共积累大量抽调用于大队农机站、电站等基本建设，都从来不核算，不找补，并以改造后进队为名，将富队的生产资料无偿调给贫队，强行缩小贫富差别。再次，秋收大忙季节，提倡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时常从各生产队动员劳力帮助那些收割进度慢的生产队无偿劳动。人与人之间的平调也是比较突出的，如曾经实行过的标准工分、标兵工分，废除了劳动定额，凭印象计工,群众叫它“大概工”，“印象工”；该队在县、公社支持下，在某种程度下存在对外队、外社劳力的剥夺，特别是夏收大忙季节，公社以学朝阳为名，从其它大队抽调大批劳力无偿帮该队割麦。县上通过在朝阳举办各种学习班，把参加朝阳劳动当作一堂主课。全县各社、各队干部基本上都参加过朝阳的学习班，接受过朝阳的劳动教育。
四、坚持“以粮为纲”，砍杀多种经营，经济收入一直处于低水平。该队土地多，可以种植多种经济作物，还有一批手工匠人，可以开展副业生产，但均以“劳力归田”为名将其束缚在单一的粮食生产上。至1977年，全队经济收入仅52万多元，社员分配人均所得只有162.5元，虽比学大寨前的经济水平提高一倍，但农民的生活仍是低标准，与外地农民生活水平相比差距相当大。
五、人为地制造典型，弄虚作假，搞表面化的现象较为突出。
朝阳被树为省、地、县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后，在社会上的名声和影响越来越大，领导对他们的期望和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重，各级业务部门都相继到这个大队来培养各自的典型，给这个队增加了不少负担，干部、群众为了应付额外的任务和没完没了的参观和保住全面先进的虚假形象，在某些方面只好搞些表面形式，弄些虚假样子。如，凡参观团、组来队，便把那些因无钱而衣着不整的小孩集中起来，回避到偏远的角落，为了给参观者一个良好印象，派社员时而将粪从地里推到路边，时而从路边推到地里，在排追肥之前由干部在地里先放好线，社员按两长线的交叉点倒粪，使地里的肥堆横看成线，竖看也成线；进入朝阳的公路，经常派社员割除两边的杂草：类似无效劳动，存在于诸多方面。不仅严重浪费了劳动力，也搞得群众精力疲惫，干部不堪重负，致使干部强迫命令，作风粗暴，动辄骂人、训人，疏远了干群关系。
关于“批林批孔”、“批水浒”、“学习理论问题”方面的所谓先进典型，大都是脱产干部制造出来的。朝阳的干部、群众中文盲、半文盲占相当比例，大多数人不认识字，没看过“水浒”……当上级布置这些任务的时候，由脱产干部把群众编成学习小组，给大家念几篇有关文章，教会几个观点，再由个别社员在会上复述一遍，然后写成文章对外一吹，就成了典型。
历史已经过去了十余年，东湖村已脚踏实地地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粮食生产继续发挥优势，其它各业得到发展，1993年人均经济纯收入达到1517元，比学大寨结束时的1977年增长八倍多，群众生活正在向小康迈进。
一、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朝阳大队把“年年斗、天天斗、斗出一个新朝阳”作为一切工作指导思想。
他们认为哪里落后，哪里的工作上不去，定是哪里的阶级敌人没有斗倒的原故，必定要在那里抓几个地、富、反、坏、历史上有问题的人，或者平时言语不慎的一般群众，罗织罪名，大批大斗一顿；对待群众中的一般思想问题，也总是上纲上线，夸大其词，采用批判、斗争手段加以压制。有的农民因病无钱求医，将自食的清油、自产的鸡蛋上市出售，把一个鸡蛋、一斤清油卖给谁，当成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分水岭，时常召开“一个鸡蛋”、“一斤清油”卖给谁的批判会，以表示阶级斗争的深度和彻底性。更有甚者，1976年，已经当了安西县委书记的原朝阳党支部书记，秉承当时甘肃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意旨、推行“以专政的手段办农业”的错误方针,把广大农民推到了被专政的地位,严重歪曲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伤害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
二、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道路。朝阳大队为了“堵住资本主义的路，迈开社会主义的步”，七十年代初就明文规定：“为了逐步消灭私有制残余，在口粮基本满足的情况下，社员家庭不经营自留地，每户只种二分菜地，社员家庭只准养猪和三只以下羊只，不准养驴，不准自购架子车（胶轮平板车），防止有些社员不劳动也能用生产资料挣工分的现象发生”。他们还把互通有无所发生的正常交易也看成是资本主义倾向，如一名大队干部做了几件家俱，用木料给木工支付工资，木工将木料自由卖掉，这就是资本主义倾向，而且是这名干部造成的，责令他在整风会上作了检讨；又如，第八生产队用木料换回一头毛驴，后来，又用这头毛驴换回一匹马，既不分数量、质量，也不论价值如何，糊里糊涂的认定这是坑害别人的资本主义行为，不符合大寨精神。社员极为有限的农副产品或手工产品只准售给国家，如果自由买卖，一旦发现，必当资本主义思想加以批判，造成的后果是堵塞了集贸市场、城乡交流、互通有无的渠道，扼杀了多种经营、家庭副业生存的条件。
三、追求平均主义，大搞平调。按照中央政策精神该队虽然保持了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所有制体制，但队与队之间的平调仍然是比较严重的。首先表现在农业基本建设用工方面，凡各项工程都是大队按生产队劳力比例抽人组建工程队，由大队统一指挥，虽然轮流给各生产队搞建设，但完成的工作量是不平衡的，受益时间是不一致的。有些生产队占便宜，有些生产队吃亏；另夕卜,各生产队的公共积累大量抽调用于大队农机站、电站等基本建设，都从来不核算，不找补，并以改造后进队为名，将富队的生产资料无偿调给贫队，强行缩小贫富差别。再次，秋收大忙季节，提倡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时常从各生产队动员劳力帮助那些收割进度慢的生产队无偿劳动。人与人之间的平调也是比较突出的，如曾经实行过的标准工分、标兵工分，废除了劳动定额，凭印象计工,群众叫它“大概工”，“印象工”；该队在县、公社支持下，在某种程度下存在对外队、外社劳力的剥夺，特别是夏收大忙季节，公社以学朝阳为名，从其它大队抽调大批劳力无偿帮该队割麦。县上通过在朝阳举办各种学习班，把参加朝阳劳动当作一堂主课。全县各社、各队干部基本上都参加过朝阳的学习班，接受过朝阳的劳动教育。
四、坚持“以粮为纲”，砍杀多种经营，经济收入一直处于低水平。该队土地多，可以种植多种经济作物，还有一批手工匠人，可以开展副业生产，但均以“劳力归田”为名将其束缚在单一的粮食生产上。至1977年，全队经济收入仅52万多元，社员分配人均所得只有162.5元，虽比学大寨前的经济水平提高一倍，但农民的生活仍是低标准，与外地农民生活水平相比差距相当大。
五、人为地制造典型，弄虚作假，搞表面化的现象较为突出。
朝阳被树为省、地、县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后，在社会上的名声和影响越来越大，领导对他们的期望和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重，各级业务部门都相继到这个大队来培养各自的典型，给这个队增加了不少负担，干部、群众为了应付额外的任务和没完没了的参观和保住全面先进的虚假形象，在某些方面只好搞些表面形式，弄些虚假样子。如，凡参观团、组来队，便把那些因无钱而衣着不整的小孩集中起来，回避到偏远的角落，为了给参观者一个良好印象，派社员时而将粪从地里推到路边，时而从路边推到地里，在排追肥之前由干部在地里先放好线，社员按两长线的交叉点倒粪，使地里的肥堆横看成线，竖看也成线；进入朝阳的公路，经常派社员割除两边的杂草：类似无效劳动，存在于诸多方面。不仅严重浪费了劳动力，也搞得群众精力疲惫，干部不堪重负，致使干部强迫命令，作风粗暴，动辄骂人、训人，疏远了干群关系。
关于“批林批孔”、“批水浒”、“学习理论问题”方面的所谓先进典型，大都是脱产干部制造出来的。朝阳的干部、群众中文盲、半文盲占相当比例，大多数人不认识字，没看过“水浒”……当上级布置这些任务的时候，由脱产干部把群众编成学习小组，给大家念几篇有关文章，教会几个观点，再由个别社员在会上复述一遍，然后写成文章对外一吹，就成了典型。
历史已经过去了十余年，东湖村已脚踏实地地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粮食生产继续发挥优势，其它各业得到发展，1993年人均经济纯收入达到1517元，比学大寨结束时的1977年增长八倍多，群众生活正在向小康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