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州县图书馆 内容
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不是一朝一夕、几场政治运动便能消除得了的，因此，下乡知青不安心农村便成为先天性的难治病灶。大量知青倒流回城滞留不归，部分下乡对象以种种借口拖延不下，少数人不从事生产，到处流浪，甚至滋事生非,影响社会秩序。这种情绪虽随着巩固工作的松紧时高时低，但一直存在于运动的全过程，及至1979年春节前后，安西也与全国一样，岀现了一股知青返城风潮。
各级领导机关为做好知青巩固工作，曾付出巨大的努力。
1969年7月，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第一次作岀“关于做好下乡人员巩固工作的请示报告”，1972年5月13日，甘肃省革委会再此发岀“关于近一步做好上山下乡人员巩固工作的通知”。酒泉地区革委会、安西县革委会于是年6月，相继发出贯彻落实省革委通知精神的通知，把巩固下乡成果当作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成果的重要政治任务，各级机关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大体采用了以下方法：一、自始至终强调做好安置工作1、调动群众政治热情，做好精神安置。
在知青入村以前，首先掀起了落实毛主席“……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指示的宣传运动，要求农村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把对下乡人员“再教育”任务当作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一项政治使命担当起来，要以满腔的热情欢迎他们到农村来，发动农民群众为下乡人员腾房让灶、送柴、送醋，派车到公社迎接,敲锣打鼓欢迎他们进村。要求有安置任务的生产队必须为知青配备“三员”，即政治指导员、生产辅导员、生活管理员，形成一股浓厚的亲情氛围。
2、重点抓好吃和住，做好物质安置。
解决下乡人员吃住用的问题是安置工作的前提，也是巩固工作的重要内容。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在动员之时就作了规定，随后，又发了(69)33号通知作了补充规定，上山下乡知青一次性的安置费为人均520元，其中建房费200元，生活费220元，生产工具费18元，家俱用具费24元，医药费6元，学习费4元，差旅费15元，其余30元分别留作地、县知青办机动。上述费用大部分拨给有安置任务的人民公社，由公社知青专干管理。其中的建房费按实安置人数拨给生产队，由生产队负责统一建房，生活费按月拨给知青个人或知青点，其它费用在标准之内凭票报销。城镇居民以户到农村落户的，每人平均补助100元(不包括路费)，一次发给户主，下乡的职工家属一般不发安置费，对其中住房有困难的，采取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原则，即“自筹、群帮、公助”。
公助的标准为人均30—70元，由群众评议，由职工所在单位补助。
回外省、外县农村落户的职工家属发给路费。
对知青的供给，国家只承担下乡的第一年，从第二个分配年度开始，凡下乡人员都与当地农民一样参加生产队分配。但考虑到知青的特殊情况，各级领导反复强调知青的吃粮不能完全实行按劳分配，必须达到略高于所在生产队人均水平，保证他们基本够吃。个别知青农场第一年生产的粮食不能自足，经过批准由国家补助供应。
修建知青住房是安置工作的重点之一。从1969开始，逐年安排一批。在人均200元的标准内要求为每人建房8平方米，而且必须有厨房和库房。因此，所建房屋普遍为集体居住形式，故称之为知青点。质量为简陋的土木建筑，但较之当地农民住宅仍略胜一筹。到1980年前，安西县共建成185个知青点，遍及全县74%的生产队。共建房1312间、10688平米。投拨建房费52万余元，占知青安置费总金额119.5万余元的44%。
二、适应知青特点，不断调整安置形式安西县下乡知青的安置形式大体经历了下列三种模式：开初阶段，由于气候条件和财力物力的限制，采用了分散居住，分散劳动，集体伙食、集体学习的过渡形式，1970年以后，随着知青点建设的逐步完成，便逐步实现了集体插队的形式，即集中居住，集体伙食，集体学习，自我管理、分散劳动的形式。这种形式成为安置知青的主要模式；一直保持到运动的最后；后期，为发挥知青的自力精神，相对减少农民的负担，曾提出过兴办知青农场、知青林场的方案，安西于1975年后曾办起过铁路、辉铜山、“五七”三个知青农场，安置知青174名，但其效益均不够理想，因此，这种形式一直没有得到推广。
三、增派带队干部，加强对下乡知青的领导和管理1970年4月，国家计委军代表给中央的报告中介绍了江西省给下乡知青派带队干部的经验，各地先后仿效。安西县派带队干部是1973年开始的。根据省革委会的通知精神，带队干部由知青下放单位派出，员额比例为2%,带队干部实行轮换制，原则上是二年轮换一次，他们的任务是协助安置部门教育、管理好本单位下乡的知青。1978年驻安西的带队干部达到39名，是下乡运动过程中带队干部最多的一年。安西县为进一步发挥带队干部的作用，从1974年起逐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1974年10月，中共安西县委任命带队干部孙玉旭、辛玉民等九名同志为所在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其中四人任所在公社革委会委员。1977年11月，中共安西县委批准尤凤祖、郁谨良、倪孝福、郭庆光等九同志任所在公社党委委员，其中七同志兼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带队干部使知青增加了一份亲近感、安全感，增强了巩固工作成效，但没有完全遏制不安定情绪。
四、频繁开展思想批判，不断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对下乡知青教育显著地体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代特征，全面贯彻了 “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斗批改’开路”的指导方针。
对知青教育的第一课是反复学习，弄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措施是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事业；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的伟大政治意义。对知青进行前途教育也同样采用大批判开路的的伟大政治意义。对知青进行前途教育也同样采用大批判开路的手段，即在发动他们“批林批孔”的同时，结合批判自身存在的“读书做官论、下乡镀金论、劳动惩罚论”，改造他们的思想意识，鼓励他们当新型农民。曾有不少知青为着这一崇高理想，表示铁心务农，当一辈子农民。
为了加深政治思想教育的效果，各级领导机关均广泛地、定期地召开先进知青代表会、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传经送宝会等等活动，开展评模创优，树立典型的群众运动，并在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团员、选拔干部。1976年以前，安西县先后召开过两次县级知青代表会，树立了一大批典型。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被选为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兰州女知青单秀；被任命为中共安西县委副书记的兰州女知青赵丹萍；还有多次推辞招干，放弃回城，铁心务农的兰州女知青张淑菊、李永菊。后来，张淑菊被推荐担任了河东公社革委会不脱产的副主任。先后有375名知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115名知青被贫下中农推选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还有一大批知青被推荐担任了民办教师、赤脚医生。
五、分期安排，稳定人心下乡知青日后如何安排，开头没有明确的规定。1968、1969年来安西插队的知青的安排问题有三种意向，一是上海知青明确其锻炼期为一年；二是兰州商校的知青为长期接受再教育，不列入招工对象；三是其他大批知青没有锻炼期限。当1971年开始在下乡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之时，兰州商校学生为争取安排权益，曾集体上访省委、省革委，闹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国家对下乡知青的安排，在安西县是从1970年开始的。当年，首批安排了400余名上海知青，接着，在其他知青中推荐了少数表现好的知青入学、参军、招工、招干。从此，洞开了下乡知青安排工作的大门。1971年，甘肃省革命委员会通知，凡锻炼在两年以上，没有重大问题的下乡知青，通过四条渠道逐步进行安排。此后，便每年安排一批经过锻炼的知青，每年下放一批应届毕业的学生，形成了上的上，下的下的格局。但是，由于安排人数远远少于下乡人数，有一部分知青不能及时安排，尤其是一部分家庭背境复杂，本人锻炼表现不够好的知青，较长时间得不到安排，且由于少数人对他们的歧视，使这些人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成为一股不安定的潜流，增加了巩固工作的难度。及至1980年，在安西插队的知青通过国家安排或自谋出路，绝大多数返回了城市。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成过去，社会舆论褒贬皆有。有的说ニ“国家花了四个亿，落了四个不满意!”有的说“锻炼造就了一批骨干，有成功的一面”！是耶、非耶，历史自有公论。
各级领导机关为做好知青巩固工作，曾付出巨大的努力。
1969年7月，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第一次作岀“关于做好下乡人员巩固工作的请示报告”，1972年5月13日，甘肃省革委会再此发岀“关于近一步做好上山下乡人员巩固工作的通知”。酒泉地区革委会、安西县革委会于是年6月，相继发出贯彻落实省革委通知精神的通知，把巩固下乡成果当作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成果的重要政治任务，各级机关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大体采用了以下方法：一、自始至终强调做好安置工作1、调动群众政治热情，做好精神安置。
在知青入村以前，首先掀起了落实毛主席“……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指示的宣传运动，要求农村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把对下乡人员“再教育”任务当作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一项政治使命担当起来，要以满腔的热情欢迎他们到农村来，发动农民群众为下乡人员腾房让灶、送柴、送醋，派车到公社迎接,敲锣打鼓欢迎他们进村。要求有安置任务的生产队必须为知青配备“三员”，即政治指导员、生产辅导员、生活管理员，形成一股浓厚的亲情氛围。
2、重点抓好吃和住，做好物质安置。
解决下乡人员吃住用的问题是安置工作的前提，也是巩固工作的重要内容。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在动员之时就作了规定，随后，又发了(69)33号通知作了补充规定，上山下乡知青一次性的安置费为人均520元，其中建房费200元，生活费220元，生产工具费18元，家俱用具费24元，医药费6元，学习费4元，差旅费15元，其余30元分别留作地、县知青办机动。上述费用大部分拨给有安置任务的人民公社，由公社知青专干管理。其中的建房费按实安置人数拨给生产队，由生产队负责统一建房，生活费按月拨给知青个人或知青点，其它费用在标准之内凭票报销。城镇居民以户到农村落户的，每人平均补助100元(不包括路费)，一次发给户主，下乡的职工家属一般不发安置费，对其中住房有困难的，采取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原则，即“自筹、群帮、公助”。
公助的标准为人均30—70元，由群众评议，由职工所在单位补助。
回外省、外县农村落户的职工家属发给路费。
对知青的供给，国家只承担下乡的第一年，从第二个分配年度开始，凡下乡人员都与当地农民一样参加生产队分配。但考虑到知青的特殊情况，各级领导反复强调知青的吃粮不能完全实行按劳分配，必须达到略高于所在生产队人均水平，保证他们基本够吃。个别知青农场第一年生产的粮食不能自足，经过批准由国家补助供应。
修建知青住房是安置工作的重点之一。从1969开始，逐年安排一批。在人均200元的标准内要求为每人建房8平方米，而且必须有厨房和库房。因此，所建房屋普遍为集体居住形式，故称之为知青点。质量为简陋的土木建筑，但较之当地农民住宅仍略胜一筹。到1980年前，安西县共建成185个知青点，遍及全县74%的生产队。共建房1312间、10688平米。投拨建房费52万余元，占知青安置费总金额119.5万余元的44%。
二、适应知青特点，不断调整安置形式安西县下乡知青的安置形式大体经历了下列三种模式：开初阶段，由于气候条件和财力物力的限制，采用了分散居住，分散劳动，集体伙食、集体学习的过渡形式，1970年以后，随着知青点建设的逐步完成，便逐步实现了集体插队的形式，即集中居住，集体伙食，集体学习，自我管理、分散劳动的形式。这种形式成为安置知青的主要模式；一直保持到运动的最后；后期，为发挥知青的自力精神，相对减少农民的负担，曾提出过兴办知青农场、知青林场的方案，安西于1975年后曾办起过铁路、辉铜山、“五七”三个知青农场，安置知青174名，但其效益均不够理想，因此，这种形式一直没有得到推广。
三、增派带队干部，加强对下乡知青的领导和管理1970年4月，国家计委军代表给中央的报告中介绍了江西省给下乡知青派带队干部的经验，各地先后仿效。安西县派带队干部是1973年开始的。根据省革委会的通知精神，带队干部由知青下放单位派出，员额比例为2%,带队干部实行轮换制，原则上是二年轮换一次，他们的任务是协助安置部门教育、管理好本单位下乡的知青。1978年驻安西的带队干部达到39名，是下乡运动过程中带队干部最多的一年。安西县为进一步发挥带队干部的作用，从1974年起逐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1974年10月，中共安西县委任命带队干部孙玉旭、辛玉民等九名同志为所在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其中四人任所在公社革委会委员。1977年11月，中共安西县委批准尤凤祖、郁谨良、倪孝福、郭庆光等九同志任所在公社党委委员，其中七同志兼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带队干部使知青增加了一份亲近感、安全感，增强了巩固工作成效，但没有完全遏制不安定情绪。
四、频繁开展思想批判，不断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对下乡知青教育显著地体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代特征，全面贯彻了 “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斗批改’开路”的指导方针。
对知青教育的第一课是反复学习，弄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措施是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事业；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的伟大政治意义。对知青进行前途教育也同样采用大批判开路的的伟大政治意义。对知青进行前途教育也同样采用大批判开路的手段，即在发动他们“批林批孔”的同时，结合批判自身存在的“读书做官论、下乡镀金论、劳动惩罚论”，改造他们的思想意识，鼓励他们当新型农民。曾有不少知青为着这一崇高理想，表示铁心务农，当一辈子农民。
为了加深政治思想教育的效果，各级领导机关均广泛地、定期地召开先进知青代表会、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传经送宝会等等活动，开展评模创优，树立典型的群众运动，并在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团员、选拔干部。1976年以前，安西县先后召开过两次县级知青代表会，树立了一大批典型。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被选为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兰州女知青单秀；被任命为中共安西县委副书记的兰州女知青赵丹萍；还有多次推辞招干，放弃回城，铁心务农的兰州女知青张淑菊、李永菊。后来，张淑菊被推荐担任了河东公社革委会不脱产的副主任。先后有375名知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115名知青被贫下中农推选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还有一大批知青被推荐担任了民办教师、赤脚医生。
五、分期安排，稳定人心下乡知青日后如何安排，开头没有明确的规定。1968、1969年来安西插队的知青的安排问题有三种意向，一是上海知青明确其锻炼期为一年；二是兰州商校的知青为长期接受再教育，不列入招工对象；三是其他大批知青没有锻炼期限。当1971年开始在下乡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之时，兰州商校学生为争取安排权益，曾集体上访省委、省革委，闹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国家对下乡知青的安排，在安西县是从1970年开始的。当年，首批安排了400余名上海知青，接着，在其他知青中推荐了少数表现好的知青入学、参军、招工、招干。从此，洞开了下乡知青安排工作的大门。1971年，甘肃省革命委员会通知，凡锻炼在两年以上，没有重大问题的下乡知青，通过四条渠道逐步进行安排。此后，便每年安排一批经过锻炼的知青，每年下放一批应届毕业的学生，形成了上的上，下的下的格局。但是，由于安排人数远远少于下乡人数，有一部分知青不能及时安排，尤其是一部分家庭背境复杂，本人锻炼表现不够好的知青，较长时间得不到安排，且由于少数人对他们的歧视，使这些人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成为一股不安定的潜流，增加了巩固工作的难度。及至1980年，在安西插队的知青通过国家安排或自谋出路，绝大多数返回了城市。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成过去，社会舆论褒贬皆有。有的说ニ“国家花了四个亿，落了四个不满意!”有的说“锻炼造就了一批骨干，有成功的一面”！是耶、非耶，历史自有公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