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州县图书馆

安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写实
  付庆增1968年冬至1980年初，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以知识青年为主体，包括城镇无业青年、市民及职工家属为对象的上山下乡运动。这场运动涉及千家万户，牵动各条战线，为广大群众和整个社会所关注，它的经历虽然短暂，但它触动过几代人的心灵，其影响既广阔又深远，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不可忽略的一页。
  安西县是甘肃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重点安置地区之一，从城市到农村，从县到村到户，各行各业，各条战线曾经为之倾注了满腔热忱，做了大量工作，付岀了艰辛劳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上山下乡运动起讫经历毛泽东主席历来倡导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1955年便倡导：“一切可以到农村去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呈现高潮，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口号非常响亮，这年的12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甘肃省会宁县城镇居民王秀兰“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主动要求下乡的事迹，同时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当时的政治准则是毛主席的指示“宣传不过夜，贯彻不走样”。举国上下迅速展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动员运动。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大、中学校，大、中型厂、矿、企业，把这项工作当作中心任务，上下协同来抓。
  1968年9、10月间动员开始，12月达到高潮。工作步骤是： 首先清理寄居城镇的农民临时工、合同工，令其返乡务农，同时动员城镇居民、职工家属下乡安家落户，从事农业生产；对其中的“地富反坏”等所谓的“十种人”，实行强制遣送，勒令下乡接受监督改造。接踵而随的是动员数量多，涉及面广的历届和应届高、初中毕业未曾考上学校的待业学生上山下乡，插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此同时，部分机关干部、职工也被动员到“五七”干校或农林场、站及农村社队劳动锻炼。当年10月，安西县第一批市民、家属下到农村，11月，兰州商校62名学生，本县30名学生奔赴农村，揭开了压缩城镇人口，缓解就业压力，重新配置社会劳动力资源的序幕。
  运动来势汹猛，有关上山下乡的配套政策，至1969年4月，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根据中央精神作出明确规定，下达了 “有关上山下乡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明确了上山下乡的主要对象，提出了安置的形式，制定了安置经费标准，上山下乡人员的吃粮供应办法等七个方面的问题。
  1968年冬，第一批到安西插队的有兰州知青240名，本县知青30名、本县社会青年12名，另有城镇居民和职工家属300历史纪事多名。1969年春，本县下乡的居民和职工家属达254户、1061人, 占应下乡同类人员的71%,被遣送到农村的“十种人”15名，安置上海知青436名。至1969年上半年，安西农村共安置下乡人员1547名，相当于当时农村人口的4%。
  1970年5月，中共中央第26号文件批转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甘肃省、酒泉地区、安西县均相继发出了贯彻中央26号文件精神的通知，使知青下乡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成为各级革委会的一项长期任务，每年动员一次。此后，下乡人数逐年增加，安置任务逐年加重，知青中发生的问题也随之增加。为了做好下乡人员的巩固工作，毛泽东主席以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复信的形式发出指示，中共中央为贯彻落实毛主席指示精神先后发出(73)21号、22号文件，成为当时各级党、政机关指导知青工作的方针，普遍召开各级知青代表会，加强宣传，加强领导，纠正安置工作的缺点，曾经一度达到了巩固下乡成果、继续掀起下乡新高潮的目的。大规模的动员工作持续到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转入低潮。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12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78)74号通知和会议纪要，12月7日国务院发出了 “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对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作了重大调整。1977年8月，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再次召开“部分省、市、自治区上山下乡知青先进代表座谈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李先念、王震、胡耀邦、王任重、余秋里接见了与会代表，发表了重要讲话，澄清了社会上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路线、方针问题, 指出知青下乡今后几年还要坚持，但是，下乡的范围大大缩小，瓜洲文史第3辑下乡政策作了重大调整，至1980年，下乡工作已基本不再动员，原来下乡的知青相继返回城市。
  自1968年冬至1980年的13年间，安西县共安置本县下乡城镇人口1100余人，本县和外地知青5000余人次。1976年插队知青达2917名，是安置人数最多的一年。安西插队青年分别来自柳园、疏勒河铁路单位、辉铜山矿、上海冶金学校、兰州商校、女中、二五子弟学校、一八二子弟学校、兰州市六中、八中、十六中、二十中、二十二中、二十五中、三十七中、东风中学、五里铺中学、科技局中学、团二中、桃树坪中学、兰铁一中、三中、五中、机车厂中学、省建一中、阿干镇中学及兰化公司所属各中学等。
  安置机构沿革安西县是安置知青的重点地区，从运动一开始，全县上下各级领导机构及广大人民群众，便以巨大的政治责任心和满腔热忱迎接这场运动的到来，自动员之日起便成立了各级领导机构：1968年安西县已从各派对立的纷乱状态中成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和革命领导小组，是年十月，由县革命委员会主任挂帅成立了 “安西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领导小组”，归属革委会生产指挥部，生产指挥部下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办理具体业务。1975年，中共安西县委将知青工作置于县委领导之列，是年三月，县委调整充实了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县委书记郭振江任组长，县委副书记赵丹萍、县革委副主任赵正安任副组长，有关单位负责人任委员，共11人组成。当时，全县有六个公社成立了知青安置领导小组，由公社革委会主任任组长，有安置任务历史纪事的大队、生产队都指定了革委会主任或副主任为组长或副组长，具体抓这项工作。1968年冬，安西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成立，张嘉喜任办公室主任，配备工作人员3名。1972年, 党政军实行一元化领导，知青办并入生产指挥部民卫组，民卫组副组长兼任知青办负责人。1975年春，恢复安西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4月，任命王吉功为安置办副主任，6月11日, 任命聂述仁为安置办主任，共有工作人员6名。各公社均有一名知青专干，承办知青安置费的管理及其它事务。
  艰难的巩固工作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不是一朝一夕、几场政治运动便能消除得了的，因此，下乡知青不安心农村便成为先天性的难治病灶。大量知青倒流回城滞留不归，部分下乡对象以种种借口拖延不下，少数人不从事生产，到处流浪，甚至滋事生非, 影响社会秩序。这种情绪虽随着巩固工作的松紧时高时低，但一直存在于运动的全过程，及至1979年春节前后，安西也与全国一样，岀现了一股知青返城风潮。 各级领导机关为做好知青巩固工作，曾付出巨大的努力。
  1969年7月，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第一次作岀“关于做好下乡人员巩固工作的请示报告”，1972年5月13日，甘肃省革委会再此发岀“关于近一步做好上山下乡人员巩固工作的通知”。酒泉地区革委会、安西县革委会于是年6月，相继发出贯彻落实省革委通知精神的通知，把巩固下乡成果当作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成果的重要政治任务，各级机关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大体采用了以下方法：一、自始至终强调做好安置工作1、 调动群众政治热情，做好精神安置。
  在知青入村以前，首先掀起了落实毛主席“……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指示的宣传运动，要求农村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把对下乡人员“再教育”任务当作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一项政治使命担当起来，要以满腔的热情欢迎他们到农村来，发动农民群众为下乡人员腾房让灶、送柴、送醋，派车到公社迎接, 敲锣打鼓欢迎他们进村。要求有安置任务的生产队必须为知青配备“三员”，即政治指导员、生产辅导员、生活管理员，形成一股浓厚的亲情氛围。
  2、重点抓好吃和住，做好物质安置。
  解决下乡人员吃住用的问题是安置工作的前提，也是巩固工作的重要内容。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在动员之时就作了规定，随后，又发了(69)33号通知作了补充规定，上山下乡知青一次性的安置费为人均520元，其中建房费200元，生活费220元，生产工具费18元，家俱用具费24元，医药费6元，学习费4元，差旅费15元，其余30元分别留作地、县知青办机动。上述费用大部分拨给有安置任务的人民公社，由公社知青专干管理。其中的建房费按实安置人数拨给生产队，由生产队负责统一建房，生活费按月拨给知青个人或知青点，其它费用在标准之内凭票报销。城镇居民以户到农村落户的，每人平均补助100元(不包括路费)，一次发给户主，下乡的职工家属一般不发安置费，对其中住房有困难的，采取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原则，即“自筹、群帮、公助”。公助的标准为人均30—70元，由群众评议，由职工所在单位补助。
  历史纪事回外省、外县农村落户的职工家属发给路费。
  对知青的供给，国家只承担下乡的第一年，从第二个分配年度开始，凡下乡人员都与当地农民一样参加生产队分配。但考虑到知青的特殊情况，各级领导反复强调知青的吃粮不能完全实行按劳分配，必须达到略高于所在生产队人均水平，保证他们基本够吃。个别知青农场第一年生产的粮食不能自足，经过批准由国家补助供应。
  修建知青住房是安置工作的重点之一。从1969开始，逐年安排一批。在人均200元的标准内要求为每人建房8平方米，而且必须有厨房和库房。因此，所建房屋普遍为集体居住形式，故称之为知青点。质量为简陋的土木建筑，但较之当地农民住宅仍略胜一筹。到1980年前，安西县共建成185个知青点，遍及全县74%的生产队。共建房1312间、10688平米。投拨建房费52万余元，占知青安置费总金额119.5万余元的44%。
  二、适应知青特点，不断调整安置形式安西县下乡知青的安置形式大体经历了下列三种模式：开初阶段，由于气候条件和财力物力的限制，采用了分散居住，分散劳动，集体伙食、集体学习的过渡形式，1970年以后，随着知青点建设的逐步完成，便逐步实现了集体插队的形式，即集中居住，集体伙食，集体学习，自我管理、分散劳动的形式。这种形式成为安置知青的主要模式；一直保持到运动的最后；后期，为发挥知青的自力精神，相对减少农民的负担，曾提出过兴办知青农场、知青林场的方案，安西于1975年后曾办起过铁路、辉铜山、“五七”三个知青农场，安置知青174名，但其效益均不够理想，因此，这种形式一直没有得到推广。
   增派带队干部，加强对下乡知青的领导和管理1970年4月，国家计委军代表给中央的报告中介绍了江西省给下乡知青派带队干部的经验，各地先后仿效。安西县派带队干部是1973年开始的。根据省革委会的通知精神，带队干部由知青下放单位派出，员额比例为2%,带队干部实行轮换制，原则上是二年轮换一次，他们的任务是协助安置部门教育、管理好本单位下乡的知青。1978年驻安西的带队干部达到39名，是下乡运动过程中带队干部最多的一年。安西县为进一步发挥带队干部的作用，从1974年起逐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1974年10月，中共安西县委任命带队干部孙玉旭、辛玉民等九名同志为所在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其中四人任所在公社革委会委员。1977年11月，中共安西县委批准尤凤祖、郁谨良、倪孝福、郭庆光等九同志任所在公社党委委员，其中七同志兼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带队干部使知青增加了一份亲近感、安全感，增强了巩固工作成效，但没有完全遏制不安定情绪。
  四、 频繁开展思想批判，不断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对下乡知青教育显著地体现了 “文化大革命”的时代特征，全面贯彻了 “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斗批改’开路”的指导方针。
  对知青教育的第一课是反复学习，弄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措施是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事业；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的伟大政治意义。对知青进行前途教育也同样采用大批判开路的手段，即在发动他们“批林批孔”的同时，结合批判自身存在的历史纪事“读书做官论、下乡镀金论、劳动惩罚论”，改造他们的思想意识，鼓励他们当新型农民。曾有不少知青为着这一崇高理想，表示铁心务农，当一辈子农民。
  为了加深政治思想教育的效果，各级领导机关均广泛地、定期地召开先进知青代表会、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传经送宝会等等活动，开展评模创优，树立典型的群众运动，并在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团员、选拔干部。1976年以前，安西县先后召开过两次县级知青代表会，树立了一大批典型。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被选为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兰州女知青单秀；被任命为中共安西县委副书记的兰州女知青赵丹萍；还有多次推辞招干，放弃回城，铁心务农的兰州女知青张淑菊、李永菊。后来，张淑菊被推荐担任了河东公社革委会不脱产的副主任。先后有375名知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115名知青被贫下中农推选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还有一大批知青被推荐担任了民办教师、赤脚医生。
  五、分期安排，稳定人心下乡知青日后如何安排，开头没有明确的规定。1968、1969年来安西插队的知青的安排问题有三种意向，一是上海知青明确其锻炼期为一年；二是兰州商校的知青为长期接受再教育，不列入招工对象；三是其他大批知青没有锻炼期限。当1971年开始在下乡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之时，兰州商校学生为争取安排权益，曾集体上访省委、省革委，闹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国家对下乡知青的安排，在安西县是从1970年开始的。当年，首批安排了400余名上海知青，接着，在其他知青中推荐了少数表现好的知青入学、参军、招工、招干。从此，洞开了下乡知青安排工作的大门。1971年，甘肃省革命委员会通知，凡锻炼在两年以上，没有重大问题的下乡知青，通过四条渠道逐步进行安排。此后，便每年安排一批经过锻炼的知青，每年下放一批应届毕业的学生，形成了上的上，下的下的格局。但是，由于安排人数远远少于下乡人数，有一部分知青不能及时安排，尤其是一部分家庭背境复杂，本人锻炼表现不够好的知青，较长时间得不到安排，且由于少数人对他们的歧视，使这些人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成为一股不安定的潜流，增加了巩固工作的难度。及至1980年，在安西插队的知青通过国家安排或自谋出路，绝大多数返回了城市。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成过去，社会舆论褒贬皆有。有的说ニ“国家花了四个亿，落了四个不满意!”有的说“锻炼造就了一批骨干，有成功的一面”！是耶、非耶，历史自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