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州县图书馆

政协甘肃省瓜州县委员会
  主 编：孟世勇
  副 主编：潘玉梅 吉万祥 高建军
  编 辑：刘岱 王曙 姬飞 王献书 张斌 王兴才 张瑛 李旭东 李春兀 付庆增 瓜州文史第三辑政协甘肃省瓜州县委员会编
  目录
  安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写实......................付庆增（1）
  亲历手记参加中印边境西段自卫反击作战回忆片段.......................李国栋（11） 我的知青生活片断小忆...........................刘守成（17）
  人物春秋草圣张芝........................李春元（28）
  盖勋传略........................鲁希圣（31）
  林则徐在安西轶事安西一次强风沙尘暴纪实吴双运（68）
  回顾安西百年文物考古史 ——（1900—2000）贺安西博物馆成立十周年.........................李春元（106） 大唐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途经瓜州史迹梗概.........................李旭东（117） 安西古地名衍变汇考......................李旭东（120）
  ★历史纪事★安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写实付庆增1968年冬至1980年初，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以知识青年为主体，包括城镇无业青年、市民及职工家属为对象的上山下乡运动。这场运动涉及千家万户，牵动各条战线，为广大群众和整个社会所关注，它的经历虽然短暂，但它触动过几代人的心灵，其影响既广阔又深远，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不可忽略的一页。
  安西县是甘肃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重点安置地区之一，从城市到农村，从县到村到户，各行各业，各条战线曾经为之倾注了满腔热忱，做了大量工作，付岀了艰辛劳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上山下乡运动起讫经历毛泽东主席历来倡导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1955年便倡导：“一切可以到农村去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呈现高潮，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口号非常响亮，这年的12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甘肃省•1•瓜州文史第3辑会宁县城镇居民王秀兰“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主动要求下乡的事迹，同时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当时的政治准则是毛主席的指示“宣传不过夜，贯彻不走样”。举国上下迅速展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动员运动。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大、中学校，大、中型厂、矿、企业，把这项工作当作中心任务，上下协同来抓。
  1968年9、10月间动员开始，12月达到高潮。工作步骤是： 首先清理寄居城镇的农民临时工、合同工，令其返乡务农，同时动员城镇居民、职工家属下乡安家落户，从事农业生产；对其中的“地富反坏”等所谓的“十种人”，实行强制遣送，勒令下乡接受监督改造。接踵而随的是动员数量多，涉及面广的历届和应届高、初中毕业未曾考上学校的待业学生上山下乡，插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此同时，部分机关干部、职工也被动员到“五七”干校或农林场、站及农村社队劳动锻炼。当年10月，安西县第一批市民、家属下到农村，11月，兰州商校62名学生，本县30名学生奔赴农村，揭开了压缩城镇人口，缓解就业压力，重新配置社会劳动力资源的序幕。
  运动来势汹猛，有关上山下乡的配套政策，至1969年4月，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根据中央精神作出明确规定，下达了“有关上山下乡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明确了上山下乡的主要对象，提出了安置的形式，制定了安置经费标准，上山下乡人员的吃粮供应办法等七个方面的问题。
  1968年冬，第一批到安西插队的有兰州知青240名，本县知青30名、本县社会青年12名，另有城镇居民和职工家属300•2•历史纪事多名。1969年春，本县下乡的居民和职工家属达254户、1061人,占应下乡同类人员的71%,被遣送到农村的“十种人”15名，安置上海知青436名。至1969年上半年，安西农村共安置下乡人员1547名，相当于当时农村人口的4%。
  1970年5月，中共中央第26号文件批转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甘肃省、酒泉地区、安西县均相继发出了贯彻中央26号文件精神的通知，使知青下乡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成为各级革委会的一项长期任务，每年动员一次。此后，下乡人数逐年增加，安置任务逐年加重，知青中发生的问题也随之增加。为了做好下乡人员的巩固工作，毛泽东主席以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复信的形式发出指示，中共中央为贯彻落实毛主席指示精神先后发出(73)21号、22号文件，成为当时各级党、政机关指导知青工作的方针，普遍召开各级知青代表会，加强宣传，加强领导，纠正安置工作的缺点，曾经一度达到了巩固下乡成果、继续掀起下乡新高潮的目的。大规模的动员工作持续到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转入低潮。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12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78)74号通知和会议纪要，12月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对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作了重大调整。1977年8月，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再次召开“部分省、市、自治区上山下乡知青先进代表座谈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李先念、王震、胡耀邦、王任重、余秋里接见了与会代表，发表了重要讲话，澄清了社会上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路线、方针问题,指出知青下乡今后几年还要坚持，但是，下乡的范围大大缩小，•3•瓜洲文史第3辑下乡政策作了重大调整，至1980年，下乡工作已基本不再动员，原来下乡的知青相继返回城市。
  自1968年冬至1980年的13年间，安西县共安置本县下乡城镇人口1100余人，本县和外地知青5000余人次。1976年插队知青达2917名，是安置人数最多的一年。安西插队青年分别来自柳园、疏勒河铁路单位、辉铜山矿、上海冶金学校、兰州商校、女中、二五子弟学校、一八二子弟学校、兰州市六中、八中、十六中、二十中、二十二中、二十五中、三十七中、东风中学、五里铺中学、科技局中学、团二中、桃树坪中学、兰铁一中、三中、五中、机车厂中学、省建一中、阿干镇中学及兰化公司所属各中学等。
  安置机构沿革安西县是安置知青的重点地区，从运动一开始，全县上下各级领导机构及广大人民群众，便以巨大的政治责任心和满腔热忱迎接这场运动的到来，自动员之日起便成立了各级领导机构：1968年安西县已从各派对立的纷乱状态中成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和革命领导小组，是年十月，由县革命委员会主任挂帅成立了 “安西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领导小组”，归属革委会生产指挥部，生产指挥部下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办理具体业务。1975年，中共安西县委将知青工作置于县委领导之列，是年三月，县委调整充实了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县委书记郭振江任组长，县委副书记赵丹萍、县革委副主任赵正安任副组长，有关单位负责人任委员，共11人组成。当时，全县有六个公社成立了知青安置领导小组，由公社革委会主任任组长，有安置任务•4•历史纪事的大队、生产队都指定了革委会主任或副主任为组长或副组长，具体抓这项工作。1968年冬，安西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成立，张嘉喜任办公室主任，配备工作人员3名。1972年, 党政军实行一元化领导，知青办并入生产指挥部民卫组，民卫组副组长兼任知青办负责人。1975年春，恢复安西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4月，任命王吉功为安置办副主任，6月11日, 任命聂述仁为安置办主任，共有工作人员6名。各公社均有一名知青专干，承办知青安置费的管理及其它事务。
  艰难的巩固工作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不是一朝一夕、几场政治运动便能消除得了的，因此，下乡知青不安心农村便成为先天性的难治病灶。大量知青倒流回城滞留不归，部分下乡对象以种种借口拖延不下，少数人不从事生产，到处流浪，甚至滋事生非, 影响社会秩序。这种情绪虽随着巩固工作的松紧时高时低，但一直存在于运动的全过程，及至1979年春节前后，安西也与全国一样，岀现了一股知青返城风潮。 各级领导机关为做好知青巩固工作，曾付出巨大的努力。
  1969年7月，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第一次作岀“关于做好下乡人员巩固工作的请示报告”，1972年5月13日，甘肃省革委会再此发岀“关于近一步做好上山下乡人员巩固工作的通知”。酒泉地区革委会、安西县革委会于是年6月，相继发出贯彻落实省革委通知精神的通知，把巩固下乡成果当作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成果的重要政治任务，各级机关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付出了艰辛•5•瓜州文史第3辑的劳动，大体采用了以下方法：一、自始至终强调做好安置工作1、 调动群众政治热情，做好精神安置。
  在知青入村以前，首先掀起了落实毛主席“……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指示的宣传运动，要求农村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把对下乡人员“再教育”任务当作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一项政治使命担当起来，要以满腔的热情欢迎他们到农村来，发动农民群众为下乡人员腾房让灶、送柴、送醋，派车到公社迎接, 敲锣打鼓欢迎他们进村。要求有安置任务的生产队必须为知青配备“三员”，即政治指导员、生产辅导员、生活管理员，形成一股浓厚的亲情氛围。
  2、 重点抓好吃和住，做好物质安置。
  解决下乡人员吃住用的问题是安置工作的前提，也是巩固工作的重要内容。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在动员之时就作了规定，随后，又发了 (69)33号通知作了补充规定，上山下乡知青一次性的安置费为人均520元，其中建房费200元，生活费220元，生产工具费18元，家俱用具费24元，医药费6元，学习费4元，差旅费15元，其余30元分别留作地、县知青办机动。上述费用大部分拨给有安置任务的人民公社，由公社知青专干管理。其中的建房费按实安置人数拨给生产队，由生产队负责统一建房，生活费按月拨给知青个人或知青点，其它费用在标准之内凭票报销。城镇居民以户到农村落户的，每人平均补助100元(不包括路费)，一次发给户主，下乡的职工家属一般不发安置费，对其中住房有困难的，采取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原则，即“自筹、群帮、公助”。公助的标准为人均30—70元，由群众评议，由职工所在单位补助。
  •6・历史纪事回外省、外县农村落户的职工家属发给路费。
  对知青的供给，国家只承担下乡的第一年，从第二个分配年度开始，凡下乡人员都与当地农民一样参加生产队分配。但考虑到知青的特殊情况，各级领导反复强调知青的吃粮不能完全实行按劳分配，必须达到略高于所在生产队人均水平，保证他们基本够吃。个别知青农场第一年生产的粮食不能自足，经过批准由国家补助供应。
  修建知青住房是安置工作的重点之一。从1969开始，逐年安排一批。在人均200元的标准内要求为每人建房8平方米，而且必须有厨房和库房。因此，所建房屋普遍为集体居住形式，故称之为知青点。质量为简陋的土木建筑，但较之当地农民住宅仍略胜一筹。到1980年前，安西县共建成185个知青点，遍及全县74%的生产队。共建房1312间、10688平米。投拨建房费52万余元，占知青安置费总金额119.5万余元的44%。
  二、适应知青特点，不断调整安置形式安西县下乡知青的安置形式大体经历了下列三种模式：开初阶段，由于气候条件和财力物力的限制，采用了分散居住，分散劳动，集体伙食、集体学习的过渡形式，1970年以后，随着知青点建设的逐步完成，便逐步实现了集体插队的形式，即集中居住，集体伙食，集体学习，自我管理、分散劳动的形式。这种形式成为安置知青的主要模式；一直保持到运动的最后；后期，为发挥知青的自力精神，相对减少农民的负担，曾提出过兴办知青农场、知青林场的方案，安西于1975年后曾办起过铁路、辉铜山、“五七”三个知青农场，安置知青174名，但其效益均不够理想，因此，这种形式一直没有得到推广。
  •7•瓜州文史第3辑三、 增派带队干部，加强对下乡知青的领导和管理1970年4月，国家计委军代表给中央的报告中介绍了江西省给下乡知青派带队干部的经验，各地先后仿效。安西县派带队干部是1973年开始的。根据省革委会的通知精神，带队干部由知青下放单位派出，员额比例为2%,带队干部实行轮换制，原则上是二年轮换一次，他们的任务是协助安置部门教育、管理好本单位下乡的知青。1978年驻安西的带队干部达到39名，是下乡运动过程中带队干部最多的一年。安西县为进一步发挥带队干部的作用，从1974年起逐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1974年10月，中共安西县委任命带队干部孙玉旭、辛玉民等九名同志为所在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其中四人任所在公社革委会委员。1977年11月，中共安西县委批准尤凤祖、郁谨良、倪孝福、郭庆光等九同志任所在公社党委委员，其中七同志兼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带队干部使知青增加了一份亲近感、安全感，增强了巩固工作成效，但没有完全遏制不安定情绪。
  四、 频繁开展思想批判，不断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对下乡知青教育显著地体现了 “文化大革命”的时代特征，全面贯彻了 “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斗批改’开路”的指导方针。
  对知青教育的第一课是反复学习，弄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措施是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事业；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的伟大政治意义。对知青进行前途教育也同样采用大批判开路的手段，即在发动他们“批林批孔”的同时，结合批判自身存在的•8•历史纪事“读书做官论、下乡镀金论、劳动惩罚论”，改造他们的思想意识，鼓励他们当新型农民。曾有不少知青为着这一崇高理想，表示铁心务农，当一辈子农民。
  为了加深政治思想教育的效果，各级领导机关均广泛地、定期地召开先进知青代表会、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传经送宝会等等活动，开展评模创优，树立典型的群众运动，并在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团员、选拔干部。1976年以前，安西县先后召开过两次县级知青代表会，树立了一大批典型。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被选为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兰州女知青单秀；被任命为中共安西县委副书记的兰州女知青赵丹萍；还有多次推辞招干，放弃回城，铁心务农的兰州女知青张淑菊、李永菊。后来，张淑菊被推荐担任了河东公社革委会不脱产的副主任。先后有375名知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115名知青被贫下中农推选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还有一大批知青被推荐担任了民办教师、赤脚医生。
  五、分期安排，稳定人心下乡知青日后如何安排，开头没有明确的规定。1968、1969年来安西插队的知青的安排问题有三种意向，一是上海知青明确其锻炼期为一年；二是兰州商校的知青为长期接受再教育，不列入招工对象；三是其他大批知青没有锻炼期限。当1971年开始在下乡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之时，兰州商校学生为争取安排权益，曾集体上访省委、省革委，闹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国家对下乡知青的安排，在安西县是从1970年开始的。当年，首批安排了400余名上海知青，接着，在其他知青中推荐了少数表现好的知青入学、参军、招工、招干。从此，洞开了下乡•9•瓜州文史第3辑知青安排工作的大门。1971年，甘肃省革命委员会通知，凡锻炼在两年以上，没有重大问题的下乡知青，通过四条渠道逐步进行安排。此后，便每年安排一批经过锻炼的知青，每年下放一批应届毕业的学生，形成了上的上，下的下的格局。但是，由于安排人数远远少于下乡人数，有一部分知青不能及时安排，尤其是一部分家庭背境复杂，本人锻炼表现不够好的知青，较长时间得不到安排，且由于少数人对他们的歧视，使这些人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成为一股不安定的潜流，增加了巩固工作的难度。及至1980年，在安西插队的知青通过国家安排或自谋出路，绝大多数返回了城市。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成过去，社会舆论褒贬皆有。有的说ニ“国家花了四个亿，落了四个不满意!”有的说“锻炼造就了一批骨干，有成功的一面”！是耶、非耶，历史自有公论。
  •10•亲历手记参加中印边境西段自卫反击作战回忆片段李国栋时间易逝，转眼间我参加中印边境西段自卫反击作战的事，已时过三十多年。
  1962年，由于我国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废止援助合同、撤走专家，国民经济步入困境。当时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反华逆流，印度反动派贪得无厌，借此机会偷偷地蚕食我国边境国土，还在我国边境上修筑了飞机场，设置了五、六个侵略据点。他们的飞机几乎是每天都来侵犯我国领空、还用帝国主义给他们装备的大炮不时地向我国境内进行挑衅性射击……把我国政府的劝告、警告，照会一概当成耳旁风，置若罔闻。党中央、中央军委及时发出了自卫反击的命令，给印度侵略者以应得的惩罚。
  那时候，我在边防部队某部炮二连当班长，这年冬季我们部队受命参加反击作战。一天，指挥部命令我们连趁黑夜去占领印军入侵阵地前沿的火炮发射阵地，并要求赶在天亮以前隐蔽在阵地上，并构筑工事，配合步兵把这里的印军入侵据点扫除掉。薄云遮月，夜色朦胧，我们的炮车一辆尾随一辆，沿着雪山环绕行.11.瓜州文史第3辑进在高原湖畔。灭灯、减速、行驶前进。戈壁寂静、寒气袭人，这时，战友们只有一个信念，为祖国立功的时候到了，要勇敢作战, 打岀国威，打出军威，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重托。
  车队渐渐地离开了？菖？菖湖畔，又驶进了一条宽约50多米的XX河。冰流滚滚，我们的炮车偏偏又陷在了冰块撞击的激流里。时间就是胜利！战友们心急如焚，赶忙跳下战车，抢着在齐腰深的冰流里把炮车上的物资弹药搬下，又一件件、一箱箱来回涉渡六七次送上彼岸。之后，战友们竭尽全力把炮车推过河去。没有一个畏缩，没有一人掉队。当炮车穿过两道铁丝网，进入印军火力区后，为了不让炮车马达声惊动侵略者，大伙提前下车推炮车前进。在一片高原少有的河谷平川开阔地段，我们把火炮发射阵地选在了距印军入侵点约3000米的地方，连夜构筑隐蔽工事，准备战斗。说实在话，在这白雪皑皑的高原峡谷构筑工事确实困难很大，十字镐刨在冻土上，只是点点白痕，再加上寒风呼啸，其艰苦和困难程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困难吓不倒英雄的炮兵，同志们脱掉皮大衣、棉衣，挥臂大干。战友黄广林拿着12磅的大铁锤，连抡50锤不歇气，别人去换他，他说：“别看它硬，可硬不过我的意志!”全班人干得汗流浃背，十字镐，铁锹溅起的碎冰块掉进脖子里都化成了水，流入脊背和汗水溶集在一起，一阵寒风过后，透心凉。在这种情况下，少挖一锹土，战友们就会少出些汗。我一面干一面在寻思着，如果挖一个半圆形的助锄坑不更省事吗？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大家，战友们都觉得这个想法行，这样前方1800的正面任何地方出现目标都一样可以射击，既不误时, 又不误事。于是大伙按我的想法干起来，进度明显加快了。紧张忙碌了一夜，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构筑工事任务。这时东方发白，•12•亲历手记严寒中的朝霞透过沉沉地迷雾显出了一抹红光，冉冉升起的太阳照耀着？菖？菖湖畔。我举目远望，这里的山川湖泊，在朝霞的辉映下，更加雄伟壮丽！就在这片秀美神圣的中华土地上，印军的入侵据点沿着山岭、山角，一个挨着一个，活象一座座坟堆‘ 交通壕曲曲弯弯，横七竖八；座座地堡暗碉的发射孔，像无数的兽眼对着我们，这是印度反动派煞费苦心，经营了几年的罪证。看到这些，我们的心里燃起了仇恨的怒火，恨不得马上给他个迎头痛击，和侵略者算算这笔账。
  在隐蔽体内，我们静静地等待着……忽然，两颗信号弹腾空而起，这是自卫反击战打响的信号，是火炮开始射击的命令！我兴奋地喊：“战友们，快！为祖国立功的时候到了 ！准备射击!” 接着又从电话里听到排长传来的口令“放!”霎时间，山谷怒吼，阵地沸腾，几门野炮的炮身全部跳动着，一发发炮弹划破长空飞向侵略军阵地。我拿起望远镜环视，炮弹落处一翻一个黑洞，随着爆炸的火光，印军入侵点上的木板、钢板、岩石、尸体，腾空翻飞,有一个入侵印军的暗堡里机枪刚一吼叫，一群炮弹砸了上去, 碉堡立刻开了花。步兵们欢呼起来，电话机里传来了首长的表扬： “打得好!” “打得好!”当我高兴地放下望远镜，刚要长出一口气, “轰轰轰” 一连串的炮弹落在了我炮位阵地的左侧。这时电话里又传来了指导员的声音：“同志们，印度侵略军用美国大炮向我们射击了，给我狠狠地回击!”接着传来的是连长的命令：“全连注意，方向？菖？菖？菖，标尺？菖？菖？菖，装填!”我急忙帮射手曹正球迅速转动炮口，校正瞄准精度，将一发炮弹装进了炮膛，当连长“全连，放!” 一声令下，炮火骤起，整个阵地地动山摇，硝烟弥漫。突然，指导员匆匆从后方向我班跑来，从他的眼•13•瓜州文史第3辑神中我已猜测到一定是又发生了什么新情况，我急忙问：“抬导员, 又有什么新任务？我们班保证完成!”指导员抿了一下干裂的嘴蔣, 激动地说：“好！印度侵略军想仗着优势的炮火来挽救他们失败的命运，我们的二炮（二班）、三炮（三班）、四炮（四班）因射向限制不能发射，现在情况又不允许变换阵地，只有靠你们班单炮担负压制入侵印军炮火的任务，同志们，能不能顶得住？”“坚决完成任务! ”全班战士不约而同地齐声回答。“同志们, 你们是‘四好班’，英雄班，要经得起这恶战的考验，我马上组织全连支援你们。”说罢,・指导员转身而去，消失在烟雾之中。
  我们班是一门炮，印军是四门炮，口径大过我们三分之一。论武器这的确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恶仗。但是，面对这场恶仗，全班同志毫无惧色，满怀信心誓夺最后的胜利。
  高原上的气候真是变幻莫测，偏偏在这节骨眼上，老天爷又刮起了弥天漫地的大风雪，天连地，地连天，战地茫茫一片敌人一排排炮弹向我阵地倾泻过来，像要把我方阵地翻个个似的。冒着敌人的炮火和弥天大风雪，战友们怒火满胸膛，火力更猛烈。
  “四发急射!”，“八发急射!”、“二十四发急射! ”命令一个接着一个，炮弹象疾风骤雨射向印军阵地，把千仇万恨全都集中到炮弹上了！弹丸出口，火光四射，炮口喷出的气体与火药残渣不停地扑打在战友们的脸上；印军发来炮弹掀起的冰雪、砂石也不时地袭击着我们。整个阵地浓烟笼罩，战友们满脸满身全是乌黑，活象刚从煤窑里爬岀来似的。尽管如此，全班战士那一双双眼睛充满着愤怒，士气更加旺盛，行动更加迅速，火力发射更加猛烈。战友李发玉不顾印军炮火袭击，从这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满头大汗地搬来了一箱箱炮弹；战友吴正国有严重的高山反应，加•14•上行军晕车，一天了没吃下饭，这阵儿他却背着百余斤重的炮弹箱，跌跌撞撞地从烟雾中钻来。就在此时此刻，突然我们的工事前垒的掩体麻袋被炮火冲击波摧进了炮床，眼看就要影响射击了，战友闫学文、周俊卿二人，一个箭步闯过去，像提小鸡似地提起一百多斤重的麻袋抛出炮床外。就在这时，“轰”又一声巨响，一颗印军炮弹在我炮位前不远的地方爆炸了，冲击气流险些把他们推倒。“忽”的一声，一块弹片从我头顶飞过，落在了炮架后边的一堆药筒上，我顺手去摸头，军帽早被打掉了，却抓起了一把焦头发。曹正球的手套被火药气体给烤焦了，手掌已磨破鲜血外流，但他仍在继续装填，准备射击。此刻我趁机又仔细检查了火炮，完好无损，却发现由于射击速度太快，绿色的炮身已变成了黑色，炮口部位也烧成了暗红色。我向脚下一看，真惊奇，昨夜用十字镐还挖不动的一个冻土堆，现在全消失了，白生生的草根变成了焦柴禾，助锄坑周围的冻土，也全被炮口喷击的火焰烧化了，冒着白气。
  顽固的入侵印军既不撤出，又不投降，还在一次次地向我阵地射击，妄图作最后挣扎。“印军不撤出就彻底摧毁它！”首长发出了口令，战友们义愤填膺，哪管头顶弹片飞舞，个个拼命反击。火炮声此起彼落，轰隆、轰隆连成一片，周围的烟柱如林。此时此刻已分不清哪是我们的炮弹发射声，哪是印军炮弹炸裂声。加上寒风呼啸，雪花飞扬，炮弹片交织如雨，地动山摇，我们这些初次参加战斗的战士第一次尝试到了战争的残酷滋味。
  浴血激战二、三小时后，火炮声不响了，四周的烟火逐渐消散着。我举目环视，那雪山银峰，戈壁川谷依旧巍然屹立，那？菖？ 菖湖水仍旧涌起层层波涛在阳光下烁烁闪耀。当时我们还有点莫•15•瓜州文史第3辑名其妙，这是为什么？倾刻间电话又响了，传来了首长的口令：“印军的榴弹炮已撤出阵地，遗下被击坏的牵引车2辆，榴弹炮掩体一个，命令你班火炮停击待命，接受新的任务”全班欣喜若狂。随即我发出口令：“全班炮后集合!”这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全都成了黑泥人，上阵前穿上的新棉服，这会儿已全沾满着泥土硝烟，还有大大小小的火烧洞，只有那一双双炯炯发光的眼睛和一张张经战火烤红了的笑脸，在阳光下分外喜悦、分外鲜明。
  雪压青松翠，风吹红旗鲜。这次战斗我炮一班取得了两发炮弹击中印军目标、七发炮弹摧毁印军阵地、迫使入侵印军撤出阵地的战绩，上级为我炮一班记了集体三等功，我自己荣立二等功。当指导员和连长走来向我们祝贺时，指导员大声地说：“同志们，今天是你们当兵历史上难忘的日子，要永远记住它，这是走向成功道路上的第一步”。我和指导员的目光相遇了，一种从来未曾有过的激情撞击着我的心房，我真正领会到了中国军人的人生价值。
  注：李国栋，共产党员，安西县踏实乡人，军人出身，1970年转业，曾先后任河东乡武装部部长、党委副书记、书记、革委会主任、县乡镇企业局局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政府常务副县长、县政协四届委员会主席等职。1958年入伍，任7978部队25分队野炮二连ー班班长、副排长、排长、副连长、连长、指导员。在部队曾立过四次功，受过四次奖，被评为“五好”战士，“好党员”。1962年在中印边境西段自卫反击作战中，英勇善战，指挥出色，荣立二等功。他所领导的炮一班也荣立集体三等功。他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的英勇事迹，以《烈火炼纯钢》为题，载入新疆军区政治部编辑出版的《保卫祖国西陲边防的伟大战士》一书。
  •16•亲历手记我的知青生活片断小忆刘守成公元1974年初夏的一天，一批兰州高中毕业生，告别城市、学校、老师，告别了生养他们的父母，坐上了西去的列车，踏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征程，走进社会这个大熔炉，去广阔天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一代青年人的思想。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我那年不足19岁，正是血气方刚、充满幻想、活蹦乱跳、浑身散发着青春朝气的年纪。离开城市，登上列车，我们全然不顾父母眼中饱含热泪的目光，好似无事一般，同学校领导和家长们挥手相别。
  火车汽笛拉响，列车在欢快的乐曲中缓缓起步。“再见!再见!” 声逐渐消失，车箱中一片喧闹。这时，在车箱的一角中不知是谁发出了唏唏的抽泣声，引起几位女生的嘤嘤哭泣，车箱内顿时哭声一片。毕竟还是一群十七八岁的学生，刚刚还是晴空万里，转眼间便阴雨连绵，带队的教师和随送的家长代表不免也神情黯淡，不住地安慰着那些哭泣的学生。不知又是谁高声提议，“让我们•17•瓜州文史第3辑唱支歌吧!”立即有人吹响了随身携带的口琴。“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歌声渐渐盖住了哭声，那几个哭得很厉害的女生还没抹去眼角的泪水便也加入了唱歌人的队伍中，歌声像热浪，一浪高过一浪，歌声伴随着车轮锵锵声远去。
  列车西行了一天一夜，先是到达塞外边关嘉峪关车站。我们以为到达了目的地，高兴地提起行李蜂拥着下了火车。这时带队老师说：“同学们先下车，但这不是目的地，我们还要转车西行。” 同学们随着老师来到一处公寓,据说等很久才能换乘另一列火车。由于是候车，大家也不敢远离车站，只是在车站附近转悠。有几个胆大的男同学提议到远处去玩玩，但人生地不熟，没能去成。
  下午5时许，我们全体又乘上了一列西去的火车。这天，车箱中的喧闹声显然没有第一天那么火爆，大家不时问老师还有多远，老师耐心地说“快啦，快啦”安慰着大家。夜幕降临了，兴奋了一天的同学们渐渐闭上了眼睛，东倒西歪地在座椅上进入了梦乡。不知谁在喃喃细语“再见，妈妈!”噢，他原来是在说梦话。
  第二天，天刚亮，醒来的同学们不住地向车窗外张望，眼前没了房屋、村庄，只是一片望不到边的茫茫戈壁，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只知是上山下乡去很远的农村。
  不九，火车停在了一个叫桥湾的小站上。老师催促着同学们下车，大家还不知所措，没有人抢着下车，这么荒凉的一个小车站，难道我们就是到这个地方？这时，车站下面响起一片锣鼓声、欢迎声，使我们精神为之一振。原来是欢迎我们的人群。在车站进行了短暂的欢迎仪式后，我们一同来的60多位同学被热情的人们 “抢”上了一辆辆披红挂彩的马车。马车还真多，俨然一个小马车队。
  •18•亲历手记在“叮当”的马铃声和“笃笃”的马蹄声中，马车转过了几道山弯，越过了一条不太深的小河，同学们眼前顿时豁然开朗，被前方一片片绿油油的农田，整齐的林带所吸引。两天来，还没见到这么美丽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ー安西县布隆吉公社。据说，布隆吉这个词蒙语意为“水草茂盛的地方”，难怪这么美丽。
  我们被马车拉到了离火车站30多里远的一个叫潘家庄的地方，这天是1974年6月20日。
  从地图上看，安西县离兰州一千多公里，在河西走廊最西端，我们所在的布隆吉是一个半农半牧的公社，除种植小麦、玉米蚕豆等农作物外，此地还有大片的草场，成群的牛羊，更有那祖祖辈辈生长在这里的纯朴的农民。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农业耕种条件，农田、林带、渠道、乡间道路、天然草滩更是一望无边。这里没有城市的高楼大厦，更没有城市车水马龙般的喧闹，有的是蓝蓝的天空，悠悠的白云，“哞咩”的牛羊欢叫声和鸡犬的鸣叫声。同城市相比，天空在这里蓝了许多，土地广阔了许多，农舍宁静了许多。这就是我对安西县农村的第一印象。
  我们7男4女11名知青被分在布隆吉公社潘家庄大队第二生产队。这个队有20来户人家，一百多口人。当时的生活条件很苦，居住的是土木结构的居民点，ー家挨ー家的小院落，三、四间不高的土坯房。我们当时住在生产队的两间库房内，我和另外两名同学住在队长家一间临街的小房子内，一铺土坑，一张旧木桌，两把旧木凳，房内还算干净整洁。房主人热情大方，男主人叫李•19•瓜州文史第3辑登富，女主人叫方桂兰，两个男孩，大的不到10岁，小的还在跚跚学步，是一个较和谐的家庭。没过多久，生产队给我们修了一院住房，一排座北朝南五间房子，每间房内两铺小炕，一张没刷油漆的三屉新木桌和两把新木凳。这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和全部家当。
  当时生产队十分关心我们这些城里娃娃们的生活，不但新修了住房，还专门选派了一位大婶为我们做饭，每天记9分工。这位大婶十分勤快辛劳，每天为两顿饭忙得满头大汗。一到开饭时是一天最热闹的时刻，锅碗瓢盆声，同学们的笑语声融为一体。不论什么饭大家都吃得特别香。每到此时，大婶总是笑眯眯地瞅着我们吃饭，一天的辛劳化作了慈祥的微笑。大婶为我们做饭大概半年多时间，我们不能再增加生产队的负担，最后决定由我们自己学习做饭，每天也记9分工。这下可热闹了，以往在家帮助母亲做过点家务或者有点做饭基础的还好说，有个别同学纯粹没有做过家务事，学习做饭便成了我们面向生活的第一件事。学和面，学烧火，一切从头学起。好在当时饭食十分简单，不是一大锅汤面条，就是每人一大碗干面条，或是两个大馒头，蔬菜很少，但能保证大家吃饱肚子，这种生活在七十年代就很不错了。听在兰州以东或以南插队的同学说吃不饱肚子是常事。甘肃农村本来就很贫穷，当时还有不少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一想起这，我们反而觉得十分庆幸和骄傲，因为我们当时基本没有饿肚子。
  才到农村，不会劳动，社员见我们干活的样子常常发笑，但还是耐心地手把手地教我们。记得第一次干活，队长十分照顾我•20•亲历手记们，派我们随几位妇女去村边不远的羊圈起粪推粪。原以为干这种活很脏，都不愿去。但到现场一看，并非想象中的那种粪，而是在羊圈里一层层加土，直到一定厚度后便用镢头将羊群踏实的 “粪”刨开，再装在架子车里推到圈外酥散的“粪”堆上，这便是上好的农家肥。农谚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在那很少使用化肥的年代，这种土粪肥确实不失为一种很好的肥料，它为保证农作物丰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样我们就甩开膀子干起来。才开始干农活，不会合理分配气力，猛干一阵子，后劲跟不上, 那几位妇女反复说“慢慢干，慢慢干”，看着我们单薄的身体和不惜力气的样子都很心痛，不时给我们递水，让我们擦汗，我们也顾不了这些，反倒越干越欢。我们男学生干热了总爱脱掉外衣，穿件小背心赤着胳膊，这时总有热心的大娘大婶或老农关心地劝我们说：“娃娃，穿上上衣，要不会晒脱皮的”。我们反倒纳闷，那么热的天气，年轻妇女总是头裹围巾，脸戴口罩，包了个严严实实，反说这样不热。后来才明白，这种方式不乏为河西农村妇女的一种防晒、防寒、防风吹的好方法。
  劳动一天下来，个个都累得腰酸腿疼，但很少有人叫苦。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得从这一天开始。好在我们都很年轻，晚上一觉醒来，头天的疲劳顿觉消失，新的一天又精神饱满。这样我们初步闯过了劳动的第一关。
  夏收开始了。我印象很深的是收割小麦。天不亮，队长就挨门喊我们起床。由于劳累，个个都想多睡一会，清晨的瞌睡最宝贵, 都不想起床，这样就遭来队长的大声呵斥，我们不情愿地起床随队长上地。到了地头，队长便一个个地把我们分散指派到社员中间，跟着学习割麦。头几天，我们割得很少，而且不是割破手指•21•瓜州文史第3辑便是割破自己脚上的胶鞋,很是狼狈。社员们也不愿意带我们割麦, 这样反倒耽误他们的事。由于当时没有承包制，一块地只要大伙儿割完都能记上工分，因此也不太计较我们。我们小伙子还有点力气，便让我们学捆麦子。没几天，满手被“葽子”勒岀了血泡, 胳膊肘和膝盖磨得通红，非常结实的劳动布工作服（父母们发的） 不几日便在胳膊肘处和膝盖处磨破了，不得不打上厚厚的补丁。
  就这样，一个夏天下来，我们不仅学会了割麦子、捆麦子，还会了转捆子、码垛子、套车吆喝牲口等农活，甚至有的还学会了打场、扬场这种老农才会干的细活。农民们赞许说：“这些娃娃是好样的!”得到贫下中农的赞扬不容易，我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更坚定了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信心。
  一到冬天，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天寒地冻、寒风凛冽，谁都不愿出门。冬季农活少，一天日子短，在屋子里的时间多。在外干活较集中，就是推粪、翻粪，为来年准备农家肥。再就是集中平田整地，到滩上去拾牛粪等。上滩拾粪要起得很早，天不亮就出门，一挂马车或牛车，三、四个人，拾得快些下午早早就回来了，拾得慢些赶太阳落山也能拾满一大车，大概那么一、两方粪, 大家也记同样的工分。一个冬季仅仅拾粪还不行，经大队研究成立了一个以知青为主（这时三个队都有知青），由大队民兵连长刘治富负责的平田整地专业队。所谓专业队，也就是知青多点，农活单一点，不再分散。白天地里干活，晚上排练文艺节目，这样正好发挥了这些城市学生的特长。这批知青中，吹拉弹唱跳，编导演各路人才都有。一说演节目，可乐坏了他们，短短十几天时间里，就排练出一台像模像样的文艺节目来，不但在本大队演出，还参加了公社的汇演和县上的文艺汇演，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22•由于我们的节目出色，我们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很多人都没有回兰州过年，而是同贫下中农共度春节，我们的节目还被离我们30里开外的双塔大队请去演了几场。一个春节下来，我们同农民的感情更加贴近了，农民也更喜爱我们这些城市娃娃。
  初春，是当时农村最忙的一个季节。“一年之际在于春”，说明春季对农村的重要性。我记起拉工备耕这个农活，天还很黑，三星还在头顶上，我便同一个“车夫”去套皮车拉粪上地。拉一趟粪从装车到卸车，根据地段远近一趟下来远的40来分钟，近的十几分钟，往往装满一车，一坐到车上就睡着了，那些草木粪经过一个冬天的发酵，装上车热气腾腾，睡在上面很“舒服”。久而久之，我从那时起便落下个腰疼病，老农说是在潮粪堆上“潮” 出的病。当然，我并没有在意，这点困难算什么！春播一开始，大地复苏，春暖柳叶开，到处一派春机盎然。人和动植物经过一个漫长冬季的磨熬，这下都舒展了筋骨，活蹦乱跳。按老农的话说“蹦子跳得格外高”。春播的农活很多，要求的技艺也很高，套车耕地，拉耙搂地，掌搂点播，这些不是我们随便就能学会的。深感遗憾的是，那些活我除了能套头老牛歪歪扭扭犁几条沟外，很多农活都没有学会。一个春天下来，土地播下了种子，更播下了农民们的希望，也播下了我们这些知青的美好愿望。
  四有几件事使我特别难忘。
  一件是74年7月份的一天。天刚黑下来没多久，大约10点多钟，我们知青点的人吃过晚饭，大家有说有笑，有的在下棋聊天,•23•瓜蝌夂史第3辑有的在清洗一天的疲劳，有的则在灯下写着什么，这是个难得的休闲时刻。这时，突听门外脚步急促，一个人连喊带跑向队长家急速奔去，只听“队长！不好啦，南边的水坝跑水啦”。这个消息不一会便传遍全队家家户户。报警声就是命令，容不得我们犹豫，大家不约而同随着人流向大坝跑去。队长边跑边喊“背上麦草, 拿上椽子”。我们也来不及拿什么东西，只是一个劲地跑，天黑路又不好，高一脚低一脚奋力向大坝跑去。大坝离居民点大概三、四里地，我们先到的几个知青气喘嘘嘘，跑到坝上一看，由于下雨发洪水，把大坝拉开了一个2米多的口子，大水咆哮着卷着浊泥带着柴草向低处冲去。怎么办，眼看着集体财产就要毁于一旦，我们几个会水的知青先后“扑通”地跳进水中，用身体去堵缺口。这时后面赶上来的人群有的向我们扔出了大绳，有的递过来椽子麦草什么的，队长指挥着在缺口处打木桩，压椽子，塞麦草。人多力量大，大约半个来小时的功夫便堵住了水口子，我们被从水中拉上来时已筋疲力尽，一个个倒在了坝上。我们的身上、腿上、脚上到处划出了一道道血口子，我脚上的鞋也不知什么时候丢了一只。看到集体财产安然无恙，大家总算松了口气。我们的行动，给贫下中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自己也经受了一次较大的考验。
  第二件事发生在1975年5月的一天。副队长李珍领着4个女社员5个男女知青，乘坐两辆皮车去河坝湾上拔蒿子。蒿子是很好的草木肥，壅在地里作物生长得特别茂盛。到了河坝，我们认真地拔起了蒿子，手上磨起了血泡也全然不顾，只是一个劲的拔。几个时辰下来，便拔了满满两大车蒿子，大家兴高采烈地坐在高高的蒿子车上，唱着歌儿踏上了归途。皮车正顺着河坝弯弯曲曲•24•亲历手记的小路行进时，一辆皮车陷进了河坝的软泥中，大家急忙跳下车帮助推车，但是车越陷越深，半个车轮陷进了泥沙中，连掌辕的辕马也陷进不能自拔。我们使劲喊着号子，肩扛头顶手推都无济于事，三匹马也失去它们应有的战斗力，只是喘着粗气昂着头嗷嗷直叫。就在人困马乏之际，只见车夫手拿镰刀猛敲车辕上的铁环, 不知是人来了精神还是马受了惊吓，辕马长啸一声，忽”的从泥浆中站立起来，把陷在泥中的车拖了岀来。也就在这一霎那间，由于辕马猛然发力，致使马车尾部猛向左一摆，把后面推车的两个人甩了个趔趄，而我正手抱肩扛车辕条，车尾部向左摆时，车辕向右猛摆，我顿时两脚离地身体悬空被挂在车辕上。不知谁喊了一声“危险”！车辕又猛然向左摆回来，我便象一只猴子似的被远远抛在5米开外。马车终于拉了出来，我却被重重地摔在地上很久没能爬起来。这时大家围过来，问这问那，我从地上爬起来，还好，没有伤着什么地方，仅仅是让大家惊吓了一场。有人对正在发愣的副队长说：“好险呀，如果把知青给压了，就有你的好看啦!”副队长确实吓坏了，好一会才回过神来。我从大家的语言中感悟到贫下中农对知识青年是何等的爱护。
  当然，知青生活远不止这些。我们有过许多欢乐和喜悦，但也有过彷徨和沮丧，更有几件不太光彩的事情。一个时期个别好动的知青总是喜欢走村串点互相串联玩耍，这就难免引一些事端来，如打个架，闹个恶作剧什么的。较有影响的当数1975年“3.8” 事件。（“事件”是笔者个人看法）当时正值春耕大忙季节，公社为召开“三干会”放了一场电影。当时能看场电影就是最大的文化享受了，那场面人多得比什么都热闹。这期间潘家庄一队有个叫杨金山的知青和布隆吉的两名知青不知什么原因打起架来，顿•25•瓜州文史第3辑时秩序大乱，一时由三人打架发展到十几人打群架。为了制止这个小“骚乱”，当时一位在场的领导说了句“你们的民兵是干什么的？请把秩序维持一下!”只听几声哨响，出来一队民兵，把闹得最凶的两位布隆吉知青给“请” 了出去，并且关在了房子里。两位知青并不示弱，没多久便从门上的小窗中爬出跑掉。第二天春耕动员大会正在召开，领导的动员报告没作多久，这时场外一阵骚动，来了十几名手持棍棒、砖块的知青，大喊“昨晚谁捆了我们知青，站出来! ”话音未落只见一阵小砖头碎石块向会场人群中袭来，会场象开了锅的粥沸腾起来。由于事发突然，来势凶猛，人们还不知所措，也没有人上前制止，大会主持人只好宣布散会来解决问题。知青的理由是昨晚民兵捆打了他们，他们要找那些人算账，当时的公社领导采取了忍让的态度，没有与这些知青计较, 而是好言相劝，尽量避免事态的扩大，并作岀让步，安排他们吃饭，然后用一辆解放牌卡车把这些知青一一送回去。一段时间，这些参与闹事的知青很不冷静，时不时聚众打架闹事，使许多社员群众闻知青色变，避而远之。这件事，由于没有认真追究责任，个别知青难以把握自己，事态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在群众中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因而疏远了知青同社员群众的关系，一时助长了一些知青的不良习气。
  五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也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它既造就了一批先进青年，同时也给历史留下了一道痕迹。为了响应毛主席“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伟大号召，成千上万的城市学生满怀•26•亲历手记一腔热血，离开城市，离开父母，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在农村边疆广阔的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开辟了城市学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广阔课堂。他们有的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故事，而更多的却象夜空一闪即逝的流星，没有留下更多的闪光点。
  回想往事，感慨万千。两年多的知青生活在人生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它却是极其珍贵的。这段生活结束后，我的人生又经历了招工、参军、入党、提干，由一个普通青年学生成长为国家干部，并逐步走上了领导岗位。我在安西一 “蹴”就是二十五个春秋。安西接受了我，我也爱上了安西，就像一棵树苗，在安西扎了根，为建设安西做岀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回眸人生，我是无悔的。两年多的知青生活为我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我走向社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留恋这段生活，更感谢安西的土地培育了我。我且以两年多的平凡经历来诉说一段不完整的故事，以引起人们对那个年代的回忆。
  •27•瓜州文史第3辑草圣张芝李春元提起东汉书法家张芝，安西人老幼皆知。他继汉隶开创行、草书法，笔逸雄健，神采飞扬，被世人尊称“中国书法鼻祖”、“草圣”，当之无愧。
  张芝岀生于东汉灵帝时代（公元168-189）。祖籍敦煌郡渊泉县人（今安西县三道沟镇四道沟村）。“渊泉县地多泉水，故以为名”（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渊泉县》）常言说的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汉代渊泉县地灵人杰，自然养育了一代书法家张芝、张昶兄弟。
  张芝祖父“张惇，官至汉阳太守；其父张奂，官至武威太守”（后调任敦煌太守），《后汉书•张芝传》；其弟张昶，兄弟俩互勉互敬，切磋砥励。其祖父、父亲为官数十年，清正廉明，又好书法，这自然熏陶着张芝、张昶兄弟，使他俩成为一代著名书法家。
  张芝自幼聪慧好学，尤其对书法悟性很高。他的少年时代是在渊泉县度过的。与弟张昶在父亲严格的教诲下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儒学，又尊崔（瑷）、杜（操）之法，勤学苦练。先从传统的实用文字汉隶字体练起，由浅入深，尔后集秦篆汉隶字体之长，“转•28•人物春秋精其妙”，首创了行、草字体，其“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所及通于隔行”（唐张怀瑾《书断》）, 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闻名遐迩。
  张芝的老家渊泉县城南门外的一条宽阔而清亮的河水（今疏勒河支流四道沟）自东南向西北流淌，河两岸大树参天，城周围一片田园风光，这就为这两位书法才子习文练字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为了让两个儿子习文练字，张奂命石匠在河边用石板刻石桌、石凳、墨池。兄弟俩起早贪黑，习文弄墨不止，家里的纸用完了，就用衣帛来写，墨池里的水换了一池又一池，苦练成癖，一举成名。这便留下了 “张芝洗墨池”古迹。可惜由于历史上疏勒河支流频繁改道，及至清康熙五十七年（1719）,在汉渊泉县城遗址内建置安西柳沟卫时，渊泉县城南墙已塌入河底，“张芝洗墨池”也不见踪迹。
  张芝兄弟书法成名后，正值东汉王朝即将没落之时。董卓专权，看中张芝才气名声，企图笼络他为自己篡夺东汉王朝政权效力，任张芝为敦煌太守。张芝看穿了董卓的野心，坚决不从。董卓差人赏赐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他拒不接受，将差官拒之门外，表现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清高气节。
  张芝卒后不久，三国归晋（265—420）。西晋（265—317）,诞生了一代书法家王羲之、献之父子，对汉魏书迹，唯推钟（繇）、张（芝） 两家，认为“其余不足观也”。而王氏父子的草书，亦沿学张芝行、草章法，一举成名“书圣”。可惜张芝、张昶兄弟出生乱世中，再者时代久远，所留墨迹历代散失甚多,传到现今的真迹几乎不见。今天我们看到张氏兄弟的墨宝，是甘肃省博物馆珍藏的北宋淳化年间《淳化阁帖》（安西县博物馆藏印件）。张惇、张奂、张芝、•29•瓜州文史第3辑张昶祖孙三代在中国古代史上颇有名望。草圣张芝的粋神，后辈应继承发扬。张芝故里一一汉渊泉县城遗址，安西县人民政府已于1989年8月29日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注：此文原载《丝绸之路》1998年第4期第51页。此次重改，内容略有增删。
  •30•人物春秋盖勋传略鲁希圣东汉时期，有位不畏权奸、为官清廉的安西籍官员，他的名字叫盖勋。
  盖勋，字圆固，广至（今安西踏实）人，生于仕宦世家，初举孝廉，任汉阳（治所在今甘肃省甘谷县东南）长史。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羌人进攻陇右，凉州刺史左昌率兵镇压。盖勋坚持规劝，左昌大怒，将其调守汉阳。同年，盖勋在一次与羌人的作战中负了伤，由于他为官清廉，羌人很尊重他，并说：“盖勋史贤人, 汝曹杀之者为负天”。便把他送回汉阳，后经凉州刺史杨雍上表推荐任汉阳太守。当时，汉阳发生了灾荒，饿殍遍地，灾民成群。盖勋发粮救济饥民，率先拿出自家的粮食，发动大家捐粮，救活饥民数千人。因他爱民如子，后授为讨虏校尉。汉灵帝召见了他，不久又加升为京兆尹。他任京兆尹时，不为权势所唬，严惩宦官的事被传为佳话。因汉灵帝重用宦官中常待，致使宫庭宦官为非作歹，十分凶残。长安令杨党，仗其父中常侍之势欺人，贪赃枉法，无恶不作，掠夺家产千百万。盖勋知之，书其罪状，决心铲除这个恶霸。当时朝庭内外许多官员都俱怕杨党，其中与盖勋要•31•瓜州文史第3辑好的官员劝他不要冒这个险，但盖勋不为所动，还是惩治了杨党，并把其父也治了罪。盖勋严惩横行不法权贵，威震京师，从而进一步得到灵帝的信任，每遇军国密事都要召他商议。
  灵帝死后，少帝即位。万人痛唾的董卓率兵至洛阳，废少帝，立献帝，专断朝政。后来挟献帝西迁长安，自任太师。盖勋听之十分痛恶，蔑视董卓，视其粪土，称其为“小丑”。董卓虽对盖勋恨之入骨，却不得不征盖勋为议郎。当时朝庭公卿以下，对董卓无不阿谀奉承，唯有盖勋与之针锋相对，一些立场站到盖勋这边的官员都为他捏把汗。是时，朝庭的司录校尉空缺，董卓借机把盖勋调离新京师，让盖勋做了越骑校尉，很快又任命他为颖川太守。盖勋尚未到职，董卓又把他调回京师，从此盖勋一直不得意, 抱撼而死，逝年51岁。
  •32•人物春秋林则徐在安西轶事李旭东林则徐(1785—1850年)字少穆，又字元抚，福建侯官人，1839年被清廷任命钦差大臣赴两广查禁鸦片，虎门销烟，声名千古，、写下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抗击外国侵略者光辉的一页‘后遭清廷投降派穆彰阿、琦善谗言诬陷，被昏庸的道光皇帝革职查办，遣往新疆伊犁。1842年〜月11日从长安出发，他一路上乘坐马车与车夫住驿站，宿陋室，迎朔风，披星月，马不停蹄，于1842年10月8日来到酒泉改修马车后，继续西行，在嘉峪关写《出嘉峪关感赋》四首咏志诗，又途经双井子、红山子、火烧沟、赤金，于15日来到清安西州境内。
  “林则徐所乘的马车车厢长5尺，宽3尺，车离地面高3尺，车厢至车篷顶部4尺五寸。左右车轮离车厢边】尺”①。经头道沟、千店子，到达三道沟。在此停歇时，在镇子上吃了一顿便饭，特别品尝了小型街市上卖的腌蘑菇，味道鲜美，连连称赞。随记：“此处交安西州界。村内颇有市肆，卖腌蘑菇，味可(好)”②。林则徐边走边了解沿途山川风物、民俗人情，日行有记。“闻安西州境有十道沟，皆通雪山水利，故有田万顷，居民数百家”③。又走•33•瓜州文史第3辑了四十五里到达七道沟，“有旅店数家，因就店中为粥而食” 。过了八道沟，走了四十五里到达布隆吉，其“为雍正年间曾驻大兵之地，有土城，今驻都司，带兵一百名。土城内行馆白杨两株，甚茂”⑤。又走了二十里到达双塔堡，“有堡城，驻千总，兵一百名，颇有田亩，旅店数家，在此为食而行”⑥。当林则徐乘坐木轮马车来到安西小宛时，被此处田土腴润、森林葱秀、溪流漫洄的戈壁绿洲田园景色所吸引。这里“居民数百家。惟途甚不平，则车马经由者多也” 。时早就倾慕林则徐的村中私塾先生王正学得悉林则徐遭谪过此，随到客栈拜见。并在家中摆置了酒席，请林则徐赴宴。酒菜齐备，宾主入席，纵情抒怀，谈论国事、家事、天下之事，甚为投机。酒酣耳热之机，两人言谈更是慷慨激昂。王正学的秉正直率使林则徐非常感激，并视其为塞外一知己。此与在被罢官遣谪之途，一路上向沿途官吏请示禀报，多遭恶目谩词凌辱形成鲜明对比。王正学也成为林则徐在安西影响最深、唯一提到姓名的朋友。正如其离开小宛所记日记之言：“村中有王正学者入泮⑧，是日设樽宴客，因与小谈，亦口外一雅事也”⑨。
  10月11日，林则徐在安西州城（今安西老城）内住了一夜，继续西行十五里到地窝铺，住户仅有一家，又行二十里到大梁，住户也有一家。再西行十五里到石窑子，“有土屋两家，饭罢又行”⑩。又走了 “三十里至白墩子，时已更余（半夜）矣” 。路标九十里路程,林则徐感到非常漫长，正如土人（当地人）所说：“实有一百二十七里。自安西（州）以西，路皆沙磧，往往数十里无水草，碎沙之下有石底，车行戛戛有声夜在车中宿” 。好在西边红柳园、小泉、大泉这些汉唐早已开辟的丝绸之路北道地段上的古驿站，仍有可供人马歇息的简易旅店。有时到前不巴村后不着店.34.人物春秋之处，只有在车上住宿。尽管道路崎岖不平，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林则徐一路上了解山川风物，风土人情，每日笔耕不辍，或详或略, 将每日见闻记录在册。其记述独山子山色紫黑，红柳园有居民十家，有庙名叫太清宫比较宽敞，在此休憩秣马借宿一夜。地窝铺西二十里处见“东南一带山石多白色，旷野乱石亦往往白如明矶，捡数在掌，颇可玩。闻土中掘出者为佳” 。马莲井有金矿，此处 “多挖矿淘金之人” 。15日，到达安西的最后一站星星峡。其“向为宿站，仅大小两店，借隔邻土屋吃饭，夜在车中宿。此地于山峡, 阴气森然，居民仅九家。闻峡之西有魑魅，自建关帝庙，邪魔渐遁”。。出子星星峡，进入新疆哈密地界。
  林则徐从安西三道沟至星星峡共走了8天8站600余里路程，是其在河西走廊最难行的一段。所述行住里程，经由山川道里、酬酢往还等甚为详尽，经百余年沧桑巨变，其记述景物大多不复存在，故尔成为今人为解其时安西地理历史的重要文献。
  三年后，林则徐被清廷重新起用，衣锦还朝时，仍顺原路自西而东返还赴命上任。
  尔今，爱国民族英雄林则徐溘然长逝150年，其在安西之轶闻，鲜为人知，只有窥瞧林则徐西行日记《荷戈纪程》才露其端倪，使安西后世子孙永远怀念与安西历史有缘的伟人林则徐。
  注：】、笔者根据林则徐日记中记载的唐代尺寸换算为现代尺寸。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klmno《古西行记》选注《荷戈纪程》，清林则徐撰。第448页、449页、450页。⑧入泮：古代官学前有半圆形水池，名泮水。学校即称为泮官。明清沿用此制，以考入府、州、县学之生员为“入泮”。
  •35•瓜州文史第3辑清代进士——谢登科李春元在安西县三道镇山水梁村谢家坟茔，安葬着一位清代进士，他的名字叫谢登科。
  谢登科，祖居安西直隶州三道沟山水梁村，生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7年）卒于道光二十四年（1845年）五月，享年68岁。谢登科自幼聪明好学，尤善古文、儒学、行、楷、隶、篆、草书法, 笔逸雄健，神采飞扬，文章娟美，未中进士已远近闻名。由于坚实的古文、儒学、书法功底，为他青年得志、步入仕途奠定了基础。按照当时的科举选贤制度，谢登科顺利通过了院试、乡试、会试三道难关，名列前茅。于嘉庆三年（1798年）四月，启程赴京赶考，历时3月余到达京城参加殿试，以优异的成绩考中进士甲科第103名。
  元、明、清时期，凡考中进士以上学位者，朝廷为其刻石立碑留名，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鼓励天下的有识之士发奋学习，考取功名，为国效力，同时显示皇恩浩荡之意。
  为考证谢登科考中进士确凿证据，为其立传，1994年3月下旬至6月上旬，笔者两赴国家文物局公务期间，专程考察北京国•36•人物春秋子监，见元、明、清三朝进士碑林立，共计198块刻51624名进士, 谢进士碑上有名。元、明、清《进士名录》记：“谢登科，甘肃安西州人，嘉庆三年甲科进士第一O三名”。
  考中进士，决定了谢登科一生的仕途，官封四川省铜梁县知县。他连家都顾不上回，便即刻启程走马上任，正赶上铜梁县连年饥荒，民不聊生。谢登科上任后，着意查访民情，关心百姓疾苦, 调集粮谷赈济饥民。并亲临现场查看水情，带领百姓治理水患，由官府统管水利，上下游分水公平；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自救；严惩贪官污吏，恶霸地主；拿出朝廷发给的奉禄救苦济贫，深得民心。三年后，调任永宁县知县。在永宁县为官数十年，励精图治，造福地方，百姓安居乐业。谢登科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生活清贫，深受百姓爱戴，当地百姓尊称其为谢青天。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谢进士在任病逝，当地百姓将其灵柩用牛车运送原籍，又将当地生长的松柏树连根挖下，用稻草绳绕根洇水，翻山越岭历时三月余运抵安西州。知州率众官员及居民迎接灵柩，于其故乡山水梁建造坟茔安葬。坟茔占地6.5亩，栽植苍松翠柏，立主碑、神道碑、墓碑三通，历代百姓称其为谢家坟茔。谢进士灵柩归故里安葬后，历代州府官员每年清明节前往坟地祭奠这位清官。清道光、咸丰时，将其名载入《安西州志》。
  1929年2月，民国安西县政府县长曹馥（字菊，湖南省衡山县人，法学士），将谢登科名纂入《甘肃省通志•安西县采访录》。1945年，载入《安西县新志》。1967年“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谢进士墓地毁其貌，三通石碑砸毁两通，残存“神道碑”。
  1987年11月13日,笔者冒着大风雪专程前往山水梁村调查时发现“神道碑”在一组村民胡民亮家后院，已断为两截，但尚•37•瓜州文史第3辑可拼合。系沙岩碑,莲花纹碑座,碑身高1.95米，宽0.7米，厚0.18米, 碑额正中阴刻“大清”，两边刻二龙戏珠及圈枝莲花纹，碑身阴刻“赦封文林朗四川永宁县知县和卿谢翁神道碑，道光二十四年岁次申辰夏五月立”。现此碑藏于安西县博物馆。谢进士坟茔，于1989年8月29日，被列为近代名人墓，后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责成谢登科第七世孙谢生文保护。1991年4至5月，笔者参与甘肃省文化厅文物处主持编写《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将近代名人墓--谢登科墓编入，记文物顺序号：309,分类号：B26号。1992年12月，载入《安西县志》，后载入《安西县文物志》。以此来表达人们对谢登科进士的怀念。
  •38•人物春秋为开发石油做出贡献的安西人——杨志钰王曙杨志钰，原名杨志英(1936—1994),系甘肃省安西县人。1949年10月参军，1954年复员，同年在石油战线上参加工作，在青海石油勘探局、勘探大队任钻井队司钻，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调松辽石油勘探局，参加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勘探开发会战。他领导的3252钻井队曾被中央燃化部命名为“铁人” 式英雄钻井队，他本人被评为“铁人”式钻井队长，属部级劳动模范，是中共“十大”代表，山东省第六届政协委员，山东省工会七届委员会委员。杨志钰同志的一生是为我国石油勘探开发无私奉献的一生。
  杨志钰，1936年出生在安西县南岔乡一个贫农家庭，父亲杨富荣，膝下三子，老大杨志金，老二杨志钰，老三杨志英(即杨志钰)。1949年9月28日，安西解放了，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政治上翻了身，年仅14岁的杨志英就要求报名参军，因年岁太小没有批准，他又以二哥杨志钰的名字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此杨家同时出现了二个杨志钰。
  1960年，在祖国最困难的时候，石油战线的干部、技术工人努力为祖国寻找石油。干过地质工司钻的杨志钰同志奉命从青海•39•瓜州文史第3辑来到松辽石油勘探司，参加了开发大庆油田的会战。杨志钰同志和成千上万的石油工人、技术人员，来到祖国的黑龙江，他们脚踏茫茫荒原，头顶蓝蓝青天，吃着窝窝头，住着“干打垒”，靠着工人阶级的智慧和劳动者的双手，在大油田艰苦奋战。在大庆会战的四个年头里，杨志钰由司钻提升为3252钻井队的副队长、队长。为开发大庆油田做岀了自己的贡献。
  1964年党中央提出，用大庆会战经验，再建几个大庆式的油田。杨志钰和他领导的3252钻井队的全体同志由大庆转战山东，在923厂参加了山东石油的开发大会战。1966年，在全油田第一个取得突破钻井年进尺五万米的成绩，受到石油部的奖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杨志钰同志带领的3252钻井队经受住了社会各种压力，他在工人中响亮地提出：我们钻井工人，就是要多打井，快打井，打好井！这就是我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行动。他的这些教诲极大激发了全体职工打井的积极性。1970年经过全队的努力实现了月进尺万米的成绩。他们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操作方式，合理调配劳力和发挥机械设备的潜力，总结岀整体移动井架的成套经验。1972年首创了班进尺1062.57米,月进尺15782米, 年进尺14万米的奇迹，轰动整个油田，受到石油部的嘉奖。3252钻井队的全体同志在成绩面前不骄傲，认真总结经验，取长补短，继续努力，到1973年12月22日17时，3252钻井队年进尺攀上15万米的高峰，实现了 “铁人”王进喜生前提出的“班上千、月上万，一年打上15万”的奋斗目标。
  3252钻井队一年实现钻井进尺15万米。相当于17座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是旧中国四十二年石油钻井进尺总和的两倍多。1973年全队共打井105口，人均1.08口。井身合格率99%,井•40•人物春秋固质量合格率98%,钻井成本比计划成本降低了4.4%,创造了月十二开十二完，月交十口 “三一”优质井，班进尺1717.78米的最高纪录。1974年，油田钻井队转入打深井，又是3252钻井队，第一个突破了深井进尺2万米的大关。后来又创出了深井进尺29130米的记录。这是杨志钰已由队长提升为胜利油田党委副书记、副总指挥，主抓钻井工程。
  杨志钰同志担任3252钻井队长12年，共打井352口，累计进尺602797米，先后105次刷新了油田32项钻井纪录。他取得成绩以后，在1966年光荣地出席了国庆观礼，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
  杨志钰同志和3252英雄钻井队，确实是一支“铁人”式的英雄队伍。他们的英雄业绩在我国石油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杨志钰当了领导以后，除了开会，他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基层。当他参加“十大”会议回来后，就直奔井场，正遇上井场搬家，他亲自带头，硬是靠人工完成了井架整体移场搬家任务。钻井工人评价杨志钰：当工人是一个冲锋陷阵的优秀钻工，基层当干部是“铁人”式的好干部，当了指挥还是一个不卸套拉车的“老黄牛”。1982年组织考虑他工作的需要和子女多的实际困难，按高级干部标准给他分了一套120平方米的独门独院的小楼房，他就是不去住，并提出一线钻井工有许多大龄人，因没房子结不了婚，而领导干部却住进小洋楼，眼里有没有群众。当时正赶上石油部检查组来油田检查工作，对杨志钰同志当领导后不忘基层工人的高贵品质给了极高地评价，同时他也深受基层工人的爱戴。
  1990年杨志钰同志患直肠癌，经长期治疗无效于1994年8月病故于胜利油田医院。享年只有58岁。
  •41•瓜州文史第3辑“风库”第一果园和徐劳模郭卫东建国初，安西人吃桃杏需从敦煌用毛驴驮。为使广大群众吃上本县自己生产的水果，生在安西、长在安西的中沟村农民徐留富, 于1951年开始建立安西县第一个果园。
  安西素有“风库”之称。解放前，境内林木稀少，农区内沙丘星罗棋布。大风吹袭，流沙填水渠、埋农田，压庄稼。春季大风刮走农田的表土、肥料和籽种，需返种补种多次；夏季干热风使庄稼青秕落粒，小麦亩产只有百斤左右。由于受风沙危害，人民生活十分贫苦。新中国成立后，县委政府就把风沙防治当作保障农业丰收、改善人民生存环境、改变“风库”面貌的头等大事，积极带领全县人民打沙坝、插风墙、设沙障、压沙丘、大搞植树造林。
  饱受风沙之苦的徐留富，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在和大伙一道搞好各项治沙工作的同时，大胆设想和谋划在自家土地上建立果园的项目。他敢想敢干，想了就干。当时，还没有实行农业合作化，也无农业机械，他带领全家人起早贪黑、肩挑车推平整沙圪挞，凭着坚定的决心和辛勤的劳动，在起伏不平的沙丘群中，完全靠人工，开辟岀5亩园地，在周围栽上杨柳树作防护林，从敦煌用毛驴驮回种子自己育苗，定植桃杏树200多株。建园后，•42•人物春秋认真浇水施肥，中耕除草、防治病虫、修剪整形，1955年开始结果。当他第一次把桃子拉到街头时，令人十分惊奇，很多人不相信安西竟能种出果子来，转眼工夫，果子就销售一空。在当年的安西，风大沙多，种粮已是十分艰难，能长出桃子来，实在是个新鲜事。1957年，产果子1万多斤，在每斤桃子价格不到一角钱的情况下, 曾收入1000多元。徐留富栽种果树的实践证明，安西不但能种果树，而且能高产。
  徐留富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栽种果树，取得成功，为安西发展果树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在他的影响带动下，乡亲们有了栽种果树的积极性，参观求教的人络绎不绝，他热情地向乡亲们传授技术，无偿赠送果苗，指导乡亲们栽果树，由此安西的果树逐年增多，徐留富也因此受到各级组织的表彰奖励。先后选为省、地、县劳动模范，多次出席省、地林业会议，1958年去西安参加西北五省林业劳模会。先后获得奖章12枚，以及衣服、锄头、步犁等奖品。远近群众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徐劳模”。1958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曾来安西为第一果园拍摄了新闻纪录片，放映后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至今那喜摘丰收果实的镜头在老ー代人心中仍留着深刻印象。
  农业合作化时期，徐荣模所建立的第一果园虽归集体所有，但仍由他家管理，依靠集体的力量,果园面积也由5亩扩大到20亩, 并相继引进苹果、梨、枣等树种,成为中沟村最大、品种最多的果园。
  1967年，徐劳模去世，果园从此由中沟村收回集体经营。徐劳模虽与世长辞了，他创办的“风库”第一果园也与安西大地上如火如荼的农业现代化建设进程紧紧连在了一起。他那敢想敢干、艰苦奋斗、热爱林果、助人为乐的精神和为安西林果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将永远为我们学习和怀念。
  •43•瓜州文史第3辑拖拉机声在安西响起尹自杰戴生平50年代初，拖拉机首次岀现在了安西的土地上。经过不断的发展，至1998年全县已有农用拖拉机6000多辆。然而，在拖拉机刚刚出现在安西田野上的那段时期，安西人民激动和喜悦的情景，现在仍然不时显现在人们心中。
  解放初，安西县农民耕作仍采用二牛抬杠、人拉肩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方式。农民们在田间地头休息时，闲谈中总有许多人对未来的生产有这样那样的描述，尤其是谈到“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的前景时更是兴奋不已。兴奋之际，也有许多人发问： 这样的年代啥时候能到来？1954年，国家给十工国营农场分配了4台拖拉机。在拖拉机作业过程中，县上多次组织干部、学生和农民进行参观。安西农民第一次兴奋地听到拖拉机声，看到了 “耕地不用牛”的现实。然而，最让农民兴奋的是安西有了拖拉机站。那是1957年，由于临泽多数乡村，地块面积小，高低不平，且田间地头枣树多，不适宜机械化作业，发挥不出机械化应有的作用。而安西人少地多，土地既连片又平坦，适宜机械化作业。鉴于此种情况，当年4月•44•经济纵横省农业厅和张掖专区、临泽机站分别派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工作组来到安西进行实地考察后，决定将甘肃省直接管理的临泽拖拉机站西迁安西，更名为“甘肃省安西拖拉机站”，人、财、物仍由省上直接管理。10月23日搬迁工作正式开始，尹自杰、王建州、雒华庭、马积鼎等31名技术人员由王建州带领开着6台轮式拖拉机，载着291件办公用具，从临泽出发，经3天奔波，于10月25日全部抵达安西，在环城乡北沟村二组安营扎寨。机站设在这里的一座四合院中，正式挂牌为“甘肃省安西县拖拉机站”，张嘉喜任站长。
  安西有了拖拉机站，拖拉机的隆隆声第一次回响在农民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空，为人们带来了欢笑。全县干部、群众欢天喜地，奔走相告，前往观看拖拉机的人成群结队，络绎不绝。每次拖拉机下乡进行作业，村民男男女女，大人小孩总跟着看，拖拉机到地的西边，人们就跟到西边，拖拉机到地的东边，人们就跟到东边, 人们总是看不够，久久不肯离去。
  这些拖拉机当年完成耕地面积】万多亩，充分展示了机械作业的长处，把农业发展纲要中宣传的耕地不用牛的计划展现在安西的田野上，揭开了安西农业生产发展史上机械化耕作的崭新一页。
  •45•瓜州文史第3辑安西最早的发电厂张常祥刘岱五十年代中期，安西境内还没有通上电,也没有县办电力工业, 城乡居民晚间照明仍用清油灯、煤油灯。然而，这时的人们对电的重要作用已有了解，都盼望着安西能有一个发电厂，把电通到自己家中，结束用清油灯、煤油灯照明的生活。
  人们的盼望很快有了结果，1958年8月，在大办地方工业的推动下，玉门石油管理局机械厂支援了一台6108型40KW的柴油发电机，并派专车运至安西县城，随机还派来了四位装配调试师傅。事先，县上从有关单位抽调了五名装配调试工作人员（魏富生、王华、葛义仁、蔡得孙和张常祥）。在玉门石油管理局机械厂四位师傅的指导帮助下，开始了卸车，移机，安装，调试工作。当时没有吊车和专用工具，就用木头支、木杠撬、人拉，把柴油发电机从汽车上卸下，移进安装在县上事先选定的机房——老城东南街娘娘庙内。试机发电取得成功，庙门上挂起了 “安西县发电厂” 的牌子。县上任命魏富生为厂长，并正式明确王华等4名同志为该厂工人。这个发电厂的建成，揭开了安西电力工业的首页。
  同年，为了庆祝十月一日国庆节，县上要求发电厂“务于10・46・经济纵横月】日前将一切送电准备工作尽快完成，保证国庆节前让县城居民用上电灯” 。按照县上的要求，发电厂职工在厂长魏富生带领下, 加班加点，连续作战，加紧施工，白天栽杆架线，晚上守机通电，架一段线，送一段电，到9月28日基本上实现了县城通电，使县城居民过上了第一个灯光亮丽的国庆节。发电厂建成后，因柴油发电机功率小，县上决定主要保证县城党政机关，医院手术和早晚广播的工作用电，以及保证夜间12点以前的县城居民照明用电。
  1961年发电厂与县农具厂合并，更名为“安西县农具厂”，发电厂为其中一个车间。1966年农具厂撤销，以发电车间为基础成立了安西县供电站。1972年，随着安西县城的搬迁和总体规划的实施，供电站搬往新城的现址。1985年更名为安西县电力公司。至此安西县电力工业已有了迅猛发展，变柴油发电为水力发电，由小电网供电并入国家大电网供电。到九十年代初期，全县城乡居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等全面实现了电气化。
  •47•瓜州文史第3辑记政协安西县第一届委员会潘玉梅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统ー战线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工作对象中，有相当数量的非党知识分子干部，原工商业者、少数民族、宗教界爱国人 ±,去台人员家属、亲友、归侨侨眷，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等，分布在县市。我们党要加强同他们的团结和合作，很有必要在县市一级设立政协组织，把他们中间有合适条件的，有代表性的人士，吸收到统一战线组织中来，以利于开拓统战工作的新局面，以利于团结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利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为此，1984年元月，中共安西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县（市） 和市辖区设立政协问题的通知》及甘肃省委组织部、统战部《关于各自治州、市、各县（市）和市辖区设立政协问题的几点意见》 的精神，研究确定设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安西县委员会”。并于1984年元月22日以安党发（1984）第15号文件，发出了《关于设立县政协问题的通知》。通知中提出了政协安西县委员会委员安排对象和原则；委员安排名额和党内外比例；政协•48•往事回眸的筹备问题和委员提名协商办法等。为加强对筹备工作的领导，随即确定由张学礼、张世雄、安明哲、李志民、张斌、蔡鸿飞、俞存惠、张巨湘、张文达等九名同志组成筹备委员会，并有张学礼任主任，张世雄、安明哲、李志民、张斌任副主任。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在政协筹备委员会直接领导下，政协安西县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人选由各党派、人民团体，各有关部门协商推荐后经县政协筹备委员会协商通过，报县委常委会审查同意，由李志民、沈韦茹等50人组成。他们分布于41个单位和部门，代表了17个界别和方面。委员人选的平均年龄为45.2岁。全体委员中，大学文化程度的11人，占22%；中专和高中文化程度的18人，占36%；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21人，占42%。委员中中共党员人数占34%,非中共人士占66%,符合上级关于中共党员不超过委员总数的40%、党外人士不低于委员总数的60%的要求，体现了大团结、大统一、囊括一切的精神。1984年3月9日，中共安西县委办公室发出了《关于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安西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通知拟定政协安西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984年3月25日召开。随即，成立了政协安西县首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组织机构，即组织组、秘书组、会务组，分别由蔡鸿飞、李福海、王曙任组长。
  1984年3月25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安西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县文化馆东大厅按期召开。会议除政协委员人选外，还邀请了县政府、县人大办公室负责同志，知识分子代表伊富年、李敬、陈素兰（女）、史一乔，地区民委成员马振环，离退休干部聂清林、赵有年、张效贵、郭春林、魏玉华参加，会•49•瓜州文史第3辑期3天。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有五项，一是听取和审议大会主席团关于政协安西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今后工作的报告；二是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以及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三是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安西县第一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四是通过政协安西县第一届委员会提案审查委员会提案审查报告；五是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安西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这次会议由安广文、沈韦茹（女）、张学礼、张作成、张斌、张巨湘、张文达、李志民、李开云、俞存惠、殷宗仁、饶武岳、薛如璇等十三名同志组成大会主席团，由俞存惠任秘书长, 王敦生、文智任副秘书长。由李志民、张斌、王敦生、文智、张文达五名同志组成提案委员会。会议由县委统战部部长、主席团成员俞存惠致开幕词，县委书记张学礼代表中共安西县委讲了话，李志民作了题为《同心同德、团结奋斗，为开创我县人民政协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的报告。报告对县政协今后工作讲了七点意见一、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二、协助有关部门大力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建设事业；三、重视和加强知识分子工作，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四、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各项统战政策，发挥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五、协助中国共产党搞好整党，积极参加清除精神污染工作；六、从实际出发，运用适当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加强各方面的团结；七、发扬人民政协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搞好县政协自身的思想、组织建设。
  在这次会议上，选举张学礼为政协安西县第一届委员会主席 （兼），李志民为副主席。选举张学礼、李志民、张斌、张作成、•50•往事回眸俞存惠、饶武岳、张巨湘、张文达、安广文、殷宗仁、沈韦茹（女） 等11人为政协安西县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51•瓜州文史第3辑朝阳学大寨回顾付庆增安西县三道沟镇东湖村，1968年冬天正式决定“学大寨”起, 同时易名叫“朝阳”大队（1978年恢复原名）。“朝阳”这个美丽而又赋于重要政治含义的名称，伴随这个大队开创了一段艰苦创业而又卓有成效的光辉历史。朝阳学大寨的整个历程像一条光彩夺目的飘带，飘带上点缀着各级领导机关授予的许多星星。九年间获得省、地、县和有关业务部门的奖状、锦旗40多幅，1972年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号召“东学大坪，西学朝阳”，县革委会随之作出决定：“远学大寨，近学朝阳，干部学习张玉明，全县学习朝阳人”！并把推广朝阳经验列为全县的重要政治任务。1977年, 安西县委、县人民政府命名朝阳为“大寨式”大队。朝阳名声远扬, 参观者络绎不绝，现场会频频而至。省级领导张忠、冼恒汉等，英国、日本的国际友人，河西走廊各县、市的部分领导、群众代表都莅临朝阳参观、学习。安西县各公社、大队的干部和群众代表以及党政机关的职工代表更是频繁前往朝阳学习、取经，分批参加县上在该大队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接受培训，武装头脑。粗略估计，朝阳接待过的参观、学习、培训人员不下万•52•☆往事回眸☆ 余人次，最多的一次有400多人，为搞好接待，县上特拨款3万元帮助该队新建了一个接待站。
  朝阳学大寨的九年(1969—1977),正是“文化大革命”鼎盛时期，因此不可回避地执行了一条“左”的错误路线，自然而然地滋生了政治方面的“左”倾后遗症。但是，该队自始至终坚定地发展农业生产的方向基本未被动摇，几年来，坚持开展农业基础建设，努力提高粮食产量，相应地改善村容村貌，使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逐步得到改善，其成绩是显著的，作为农业生产方面的先进典型，至今为人们所认同，为社会所肯定。
  穷困潦倒的东湖东湖村，位于安西县东端，东临玉门，北濒戈壁，因东西北三面环疏勒河及其支流，故土壤渍涝碱潮，有一首民谣是这样描述的：“东湖滩，火连圈，冬天白茫茫，春天水汪汪，夏天苗发黄, 秋收几斗粮”。解放前夕，该村数十余平方公里的面积中，星星点点散布着4100多块、4200余亩耕地(包括弃耕地)，碱滩错落，放眼望去，只见几株沙枣树；全村814口人中有280人拉长工、打短工，35人要饭逃荒，22人卖儿卖女，81人背井离乡，39人被迫丧命。解放后，生产有所发展，群众生活得到改善。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给该村带来了沉重灾难，400多人外流或死亡，全村仅余600多人。1968年以前，生产条件改善相当缓慢，这一年，全大队平均粮食亩产仅95.5公斤，总产39.672万公斤，人均产粮只有392公斤，农民当年吃粮156公斤，平均劳动日值0.457元，许多农民辛劳一年，连低标准口粮钱都没赚够，成为超支户，欠着集体的债。
  •53•瓜州文史第3辑冉冉上升的朝阳朝阳自1968年冬开始学大寨以后，集体生产，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好，变化一年比一年大，好像冉冉升起的朝阳，逐步夺目生辉。
  1968年冬季，朝阳大队的几名干部先后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学习，深深地为大寨人大干苦干、艰苦创业、坚忍不拔、改造山河、夺得粮食丰收的自力更生精神和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所鼓舞。回队后，发动干部、群众总结1964年学大寨以来不上路的重要教训，按照大寨的模式，采取重大改革措施，重新掀起“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1970年，中共中央召开了 “北农会议”，1975年和1976年召开了第一次、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省、地、县为贯彻中央会议精神，相继召开了各级学大寨动员会，誓师会，并发布了一系列学大寨的决议、指示和有关政策。推动了朝阳学大寨运动持久、深入发展。三千多个日日夜夜，朝阳人没松过气，没歇过劲，年年提岀新计划，年年一个新目标，不间断地向大自然宣战，昔日被称为“疮疤田”的穷东湖，由此而一日比一日变得秀丽、俊俏，一日比一日变得宽余、殷实。朝阳前进的轨迹上，醒目地镶嵌着如下数据：一、农业基础建设1966—1968年，学大寨前三年。
  维修支渠1条，斗渠5条，农渠21条，长20公里。
  一般平整耕地2000亩。
  1969年，集中力量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夺得了粮食和经济好收成，第一年学大寨，群众尝到了甜头，鼓舞了士气，于是，一鼓作气地连续干了六年,六年辛劳,六年丰收。
  •54•往事回眸1969年至1974年几项主要成果是：1、 水利建设1969年，改造斗渠7条，农渠9条，长19.5公里，加高加固小型水库2座；1970年，用水泥、草皮衬砌大小渠道10条，长16公里；1971年，继续集中力量兴修水利。三年累计新修、改造衬砌各级渠道71条，长84.5公里，全大队渠系基本配套成龙。
  2、 道路建设1970年开始农村公路和田间道路建设。当年完成主干道和主要田间道6条、14公里，1971年，新修的各级道路累计达到44条、335公里，至1974年，实现了道路配套。共计修筑各级道路52条、37公里。
  3、 林业建设1970年开始突击造林，当年，四旁植树63万株，人均570株；1971年新造和更新、补种，全大队保活树木累计有65万株。
  1972年至1974年，重点营造成片林、编织绿色屏障。三年间营造防风林带49条20公里，新建大队林场一处，成片造林1005亩, 具有一定规模的林地达1856亩，实现了农田林网化。
  4、 住房建设1971年开始改善居住条件，一年修了七个队的居民点，80%的社员搬进了新房，1972年贯彻“先治坡，后治窝”的方针，停止建房两年。1974年腾出手来，建成了两个队的居民点。全大队住宅建设全面完成，共修土木结构房屋728间，家家有了新居。
  5、 农田基本建设农田基本建设是学大寨的核心内容，朝阳大队始终把它列为每年的建设重点，由大队统一组建工程队，分年规划，集中突击。
  •55•瓜州文史第3辑从1969年至1975年，始终坚持未曾放松过。1969年，用一个冬天便建成高标准条田2288亩；1970年，新增1100亩，同年改造荒滩碱窝，新辟良田637亩。1971年，条田累计达到4580亩。1974年，计划内耕地全部条田化，条田面积达到5972亩，田间中心的盐碱荒滩全部改造为耕地，此时的条田面积已超过原有耕地1700亩。
  六年间，仅平田整地动土82万多立方，用于农田基建的工日达65.05万个，每个劳动力每年平均投入281个工日，加上正常的农业生产等投工，每劳年均工作在400天以上，其超出部分均是通过加班加点和辅助劳力去完成的。
  二、农业生产成就七十年代，农业生产贯彻“以粮为纲”方针，衡量“学大寨” 成就的重点是看粮食产量。因此，朝阳的主要目标是集中精力增产粮食。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三年上“纲要”，五年“过黄河”，人均交售商品粮超千斤。其历史是如此记载的：1、 粮食总产1968年39.672万公斤,1969年68.7万公斤,1970年96.663万公斤，1971年123.404万公斤，1974年157.9万公斤，六年增长398%。
  2、 给国家交售商品粮1968年12.736万公斤，人均127公斤；1969年15.9638万公斤，人均147公斤；1970年31.4131万公斤，人均297公斤；1971年50.0527万公斤，人均446公斤；1974年82.5万公斤，人均715公斤（1973年超过千斤），六年增长547.77%.3、 农民人均口粮•56•☆往事回眸☆1968年126公斤，1969年147公斤，1970年249公斤，1974年315公斤。
  4、平均劳动日值1968年0.457元,1969年0.75元,1970年0.77元，1971年1.06元，1974年0.86元。
  三、农业机械化建设朝阳于1970年开始农业机械化建设，依靠本队公共积累，加上省、地各级奖励，农业机械化速度与周边比较，发展较快。
  1972年，大队拖拉机站拥有铁牛55型拖拉机2台、手扶拖拉机2台、柴油机4台72马力、脱粒机4台、粉碎机3台、扬场机1台、电动机5台20千瓦、小钢磨2台。这年，还与兄弟大队联合动工兴建184千瓦水电站，农机固定资产为7.3万元，户均278元。
  1974年，大队机站拥有解放牌汽车1辆、东方红75推土机2台、铁牛55型拖拉机2台、工农11型手扶拖拉机2台、脱粒机4台、粉碎机7台、电动机12台、柴油机3台、扬场机1台。水电站已于上年建成供电，农机机电等设备总值达32万余元。
  截止1974年，朝阳大队已初具新农村雏型。群众形象的说法是“条田连片树成网,渠道配套路四通，田野机声隆,新屋点电灯”。这时，田间作业的60%、群众生活中的粮油加工已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六年艰辛创业，朝阳大队所实现的各项指标，多数达到或者超过甘肃省委、省政府1975年提岀的“’大寨式’社队经济方面的十条要求”。女口：粮食亩产已提前过“黄河”，人均产粮1200多公斤，超过“要求”标准350公斤，人均交售商品粮达到了“要求”•57•瓜州文史第3辑标准的300%。农田基本建设、养猪、植树，人均生产总值均达到 “要求”指标，唯机械化程度略有差距。但是，朝阳人没有踌躇满志，没有歇肩停步，他们提出了更高的目标：1977年要实现五化（新变化、机械化、林网化、条田化、水利化），粮食总产达到200万公斤，经济收入60万元。全队男女老少继续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仍然保持着：一股很大的干劲，以建设稳产高产的高标准农田为重点，综合平衡进行农业基础建设，至1977年，全大队范围内，除周边荒滩之外，所有盐碱滩涝洼等处全部改造成为条田，耕地中的碱窟窝、漏沙坑全部改造成为良田。全大队形成了六十余挡平整的条田，面积为6700余亩，与1968年比较，耕地面积增加了2500多亩。由于灾害等多种原因，1977年粮食减产，总产实现156.3888万公斤，给国家交售商品粮75.66万公斤，人均仍然超千斤，经济总收入实现52.469万元。对照省委制定的标准，以及朝阳人长期大干苦干的精神，这年5月，中共安西县委、安西县人民政府授予该大队“大寨式大队”称号，迈上了学大寨的第一级台阶。
  创业路上的辉煌朝阳人在他们的土地上绣出了壮丽的图画，前进的路上铺满了鲜花，得到众多的荣誉。1968年冬天，中共安西县委、县人民政府在该大队召开“学大寨”工作会议，首次树立该大队为“学大寨”先进集体，九年间先后受到县级、地级、省级及有关业务部门表彰奖励二十多次。奖励面涉及农林建设、粮食生产，养猪积肥、科学试验、路线教育、批林批孔、学习理论问题、党团建设、妇女、民兵、知青工作等方面。1970年被评为甘肃省“农业学大•58-☆往事回眸☆ 寨”先进单位，奖励铁牛55型拖拉机1台、拖斗2节、尿素50吨；1977年再次获省委、省政府的奖励，奖励解放牌汽车1辆，东方红75型推土机1台和一批农机具。
  新闻媒介也着力宣传过朝阳的先进事迹。《甘肃日报》1972—1974年多次刊登朝阳学大寨的报道和文章。如1972年9月24日以《为革命种田的人们》为题，并配发评论“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干劲”，系统地报道了该队群众改天换地的冲天干劲；1972年11月22日报道了该队《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 用副标题开宗明义地（介绍安西县朝阳大队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事迹）;1973年8月10日刊登甘肃省革委会政治部、组织部合写的文章。《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配发评论 “教育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介绍了朝阳党支部和共产党员在“学大寨”运动中的核心堡垒作用；1973年9月24日刊登《穷东湖变成了新朝阳的历史是我们贫下中农创造的》，报导了朝阳党支部带领群众批林批孔的情况；1973年9月27日在《甘报》发表了《朝阳在前进》一文，综合报道了该队五年“学大寨” 的变化。另外，朝阳党支部及支部书记张玉明在省、地、县各级会议上的发言，以及朝阳“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传经送宝的活动情况也屡见报端。
  历史创造者的群雕火车跑得快，全靠头来带。朝阳大队的领导班子是“学大寨” 的带头人。他们是这样起步的：1968年冬，大队党支部书记从大寨学习回来的路上便沉浸在思考之中，思考四年学大寨不上路的根源，终于，他从毛主席“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制度……”•59•瓜州文史第3辑的教导，从大寨大队“变化从这里开始”的经验介绍中得到启示,确认要上路必须首先解决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问题。从1969年开始，党支部决议取消干部工分定额补贴制度，改以往“转队指挥为定队劳动”的领导方式。从此，全体大队干部身体力行，白天专心参加劳动，晚上带着问题研究工作，既做到了手不离“四把”，即：“春天不离犁把，夏天不离锄把，秋天不离镰把，冬天不离铣把”，又做到了深入实际，具体领导。以1972年为例，大队6名半脱产干部全年平均劳动317天，支书张玉明做了329天，全体大队干部当年的误工补贴仅占全大队工分总数的千分之二点四。就张玉明来说，虽然后来犯了错误，但朝阳的成绩，他的核心和表率作用是不可抹灭的。1971年，他分工抓落后的四生产队，春天的一个晚上，他正在大队开会，听到，该队犁地社员说：地太硬犁不动，有畏难情绪。散会之后已是午夜，他没回家，直奔四队饲养场套牛下地，专挑硬地犁，一直犁到天亮，吃了早饭再套一对牛犁到中午，下午又换一对牛犁到天黑，共犁九亩地，深度达到七寸以上，由于他亲自带头干，事事作榜样，调动了全队社员的干劲。四队当年粮食增产10万多公斤，比上年翻一番多。有一年隆冬的一个晚上，大雪纷飞，天亮，雪深盈尺，平田大军都站在家门口观望，看今天是否岀工？可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瘦削的身影在田野上挥镐大干，大家不约而同地拽镐扛锨飞奔工地，发现那个带头的人正是张玉明，群情为之激奋，一句奋发人心的口号便呼之而起：“雪下三尺深，不在家中蹲，男女老少齐上阵，平田整地争英雄”！ 一次，张玉明从公社开会回来途中，由于疲劳过度摔下马背，两腿肿胀如碗口粗大，不能行走，可他既不住院，也不呆在家里，把病床支在大队办公室，充分利用养病的时间轮・60・往事回眸番做人的思想工作，还常常请来社员用担架把他抬往基建工地，到现场指导部署工作。人称老参谋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胡生寿，已临花甲之年，也照样“睛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手上老茧不褪皮”！充分发挥他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积极出谋划策，亲自抓点试验，使朝阳大队粮食连年增产，得到了群众的崇敬。上行而下效，全大队各级干部形成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干实事、讲贡献之风。如生产队长顾彦青，1970年把他从最富的第八队调到由于穷而被解散又重新组建的第一队当队长，困难之大，个人收入损失之多，不言自明，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二话没说，举家搬迁, 老婆埋怨，他动员老母讲家史忆苦思甜，说服教育，在一队扎下了根，一年摘掉了该队的落后帽子。因此，群众称赞干部是“对敌斗争的，铁拳头，，战天斗地的，硬骨头’，带领大家前进的'火车头’” 。
  朝阳的共产党员在“学大寨”运动中，个个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以苦为荣，公而忘私。全队60多名共产党员一致认为，没有党员的思想革命化，就没有广大群众的思想革命化。没有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没有广大群众一心为公、忘我劳动的共产主义风格。没有党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就没有广大群众吃大苦、耐大劳的作风。他们言行一致，身体力行。如共产党员张绪存从较富的第六队调到落后的第五队当队长，他做到了有令便行。只讲贡献，不讲条件，一切交给党安排。六队副队长马克莱，浑号“暮气疙瘩”，在“学大寨”运动中一改常态，一人干着两人的活，晚上浇水，五更犁地，卸牛扬场，操着全队的心，群众改名叫他“管得宽”。1972年在水电站建设工地上，他为抢救集体财产与洪水搏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61•瓜州文史第3辑1972年上级号召大养其猪，朝阳调了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进猪场，当年，全大队人均养猪达到0.76口，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三倍。如第一生产队女党员杨玉秀，进猪场后视场如家，视猪如子，用自己的奶喂缺奶仔猪，一年间把猪场饲养量从十几头发展到120头。两个人养猪近百头，全凭手工劳动，其工作量是非常沉重的，她无怨无悔地坚持喂猪好多年。在青年突击队中、干部家属中均有一批共产党员起着中坚作用。
  朝阳的共青团员，男女青年是“学大寨”运动中突击队。他们中有68名女青年自动组织成“刘胡兰”、“向秀丽”、“立新功”、“永红”等战斗小组（后改为民兵班），以英雄模范为榜样，冲锋陷阵在农业生产的各个战线，修渠修路、平田整地、春耕夏收、抢险救灾，她们无不充当主力，每年加班加点，通宵突击不下几十个昼夜。后来，朝阳人通宵突击成了普遍行为，由此，派生出了朝阳人的一句共同铭言：“干了太阳干月亮，干了星光干灯光!”1973年，在抗大旱淘泉大军中有不少年轻姑娘，由于成天泡在水里，许多人患了各种疾病，领导让撤回或者休息，而她们的回答是：“宁可死在战场上，不愿躺在病床上”！刘胡兰班班长王淑兰，年仅十七岁，一次连人带车掉到水渠里，危急关头她想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不要淹死了集体的牛，挣扎爬起来急忙把牛头拉出水面，使人畜均获抢救。每年寒冬，总有部分女青年请缨远征积肥，深入大草滩，住在窝棚里，在那滴水成冰、寒风刺骨的环境里，坚持在辽阔的旷野拾粪，一干就是三四十天，连过春节也不回家。手冻肿了、脚冻裂了也不后退。每当困难关头，朝阳人总会喊出自我激励的口号，积肥姑娘的口号是“天冷冷不过我们的决心，地冻冻不掉我们的干劲，天冷地冻正好锤炼我们的革命意志”。
  •62•☆往事回眸★ 这些姑娘年年岀满勤，即使当新娘的那一天也要出半天工。朝阳的小伙子以民兵建制充当攻坚突击队，他们把攻“碉堡”、挑重担当作义不容辞的任务。他们在水电站建设中做出了卓越的成绩，开创了安西县大队办电的首例。其中，基干民兵吴万春在塌方即将发生的时候，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危险揽给自己，连推带搡将别人推岀险区，自己却葬身于塌方之下。
  占朝阳总劳力18.5%的72名干部家属也做出了可喜的奉献。开头她们普遍存在优越感，权力观，重活不干，远活不干，低工分活不干，还说当干部吃亏：“跑的路多，吃的苦多，挨的骂多”。对干部工作不支持，拉后腿，成为学大寨运动中的一股阻力。大队党支部为调动这部分人的积极性，首先在支书家住的第八生产队举办干属学习班，发动该队12名干属组织起来投入生产，支持丈夫工作。然后动员他们在全大队举办的十五期干属学习班上现身说法，教育全体干属为建设大寨式大队做奉献。由于得力的思想教育，干属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了以往的印象，由“拖油瓶变成了好后勤”。副支书姬万寿爱人张秀兰第一个喊出“男人拉车我推车，风吹浪打不卸车，一直拉到共产主义”的口号！很快，这句口号变成了全体干属的誓言。她们也像年轻姑娘一样，组织“永忠” “卫东”等学习小组，与丈夫比翼双飞于朝阳大地。她们都保持了高定额的出勤率，人均年出工300天以上。一队干属马月花, 原来浑名叫“事非罐子，二队长”，后来主动要求到猪场当饲养员，不怕脏累，认真负责，一年内使猪场存栏数由13头增加到80多头。一个40多岁的妇女，承担几个人的工作量，一直扎扎实实干了六个年头。
  做人的思想工作，调动人的精神因素，是朝阳大队精神变物•63•瓜州文史第3辑质的一条成功经验。虽然某些方式有不妥之处，但主流仍不失时代意义。
  “左”倾造成的失衡“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寨已成为推行“左”倾错误路线的典型。因而，朝阳不可避免地学到了，也执行了一条“左”的错误路线，他们按照大寨的模式，以“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这三条根本经验开路。以扩大阶级斗争的实际行动标榜学大寨学到了根本上。朝阳领导人“左”的指导思想，入木三分地刻划在这样的口号里：“胸怀一个’忠’字，坚持一个 '学’字，狠抓一个'用’字，突出一个’斗’字，抓好一个’批' 字，牢记一个'苦’字，常思一个’甜’字，掌好一个’权’字，不忘一个’战’字，立足一个’打’字。”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其粮食产量虽然得到了很大增长，但其它各业近似荒废，经济收入长期低下，人们的思想深受禁锢，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不大，全面发展严重失衡。带来的后果波及全县。概括起来“左”的表现主要有：一、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朝阳大队把“年年斗、天天斗、斗出一个新朝阳”作为一切工作指导思想。他们认为哪里落后，哪里的工作上不去，定是哪里的阶级敌人没有斗倒的原故，必定要在那里抓几个地、富、反、坏、历史上有问题的人，或者平时言语不慎的一般群众，罗织罪名，大批大斗一顿；对待群众中的一般思想问题，也总是上纲上线，夸大其词，采用批判、斗争手段加以压制。有的农民因病无钱求医，将自食的清油、自产的鸡蛋上市出售，把一个鸡蛋、一斤清油卖给谁，•64•往事回眸当成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分水岭，时常召开“一个鸡蛋”、“一斤清油”卖给谁的批判会，以表示阶级斗争的深度和彻底性。更有甚者，1976年，已经当了安西县委书记的原朝阳党支部书记，秉承当时甘肃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意旨、推行“以专政的手段办农业”的错误方针,把广大农民推到了被专政的地位, 严重歪曲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伤害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
  二、 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道路。朝阳大队为了 “堵住资本主义的路，迈开社会主义的步”，七十年代初就明文规定：“为了逐步消灭私有制残余，在口粮基本满足的情况下，社员家庭不经营自留地，每户只种二分菜地，社员家庭只准养猪和三只以下羊只，不准养驴，不准自购架子车（胶轮平板车），防止有些社员不劳动也能用生产资料挣工分的现象发生”。他们还把互通有无所发生的正常交易也看成是资本主义倾向，如一名大队干部做了几件家俱，用木料给木工支付工资，木工将木料自由卖掉，这就是资本主义倾向，而且是这名干部造成的，责令他在整风会上作了检讨；又如，第八生产队用木料换回一头毛驴，后来，又用这头毛驴换回一匹马，既不分数量、质量，也不论价值如何，糊里糊涂的认定这是坑害别人的资本主义行为，不符合大寨精神。社员极为有限的农副产品或手工产品只准售给国家，如果自由买卖，一旦发现，必当资本主义思想加以批判，造成的后果是堵塞了集贸市场、城乡交流、互通有无的渠道，扼杀了多种经营、家庭副业生存的条件。
  三、 追求平均主义，大搞平调。按照中央政策精神该队虽然保持了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所有制体制，但队与队之间的平调仍然是比较严重的。首先表现在农业基本建设用工方面，凡各项•65•瓜州文史第3辑工程都是大队按生产队劳力比例抽人组建工程队，由大队统一指挥，虽然轮流给各生产队搞建设，但完成的工作量是不平衡的，受益时间是不一致的。有些生产队占便宜，有些生产队吃亏；另夕卜, 各生产队的公共积累大量抽调用于大队农机站、电站等基本建设，都从来不核算，不找补，并以改造后进队为名，将富队的生产资料无偿调给贫队，强行缩小贫富差别。再次，秋收大忙季节，提倡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时常从各生产队动员劳力帮助那些收割进度慢的生产队无偿劳动。人与人之间的平调也是比较突出的，如曾经实行过的标准工分、标兵工分，废除了劳动定额，凭印象计工, 群众叫它“大概工”，“印象工”；该队在县、公社支持下，在某种程度下存在对外队、外社劳力的剥夺，特别是夏收大忙季节，公社以学朝阳为名，从其它大队抽调大批劳力无偿帮该队割麦。县上通过在朝阳举办各种学习班，把参加朝阳劳动当作一堂主课。全县各社、各队干部基本上都参加过朝阳的学习班，接受过朝阳的劳动教育。
  四、 坚持“以粮为纲”，砍杀多种经营，经济收入一直处于低水平。该队土地多，可以种植多种经济作物，还有一批手工匠人，可以开展副业生产，但均以“劳力归田”为名将其束缚在单一的粮食生产上。至1977年，全队经济收入仅52万多元，社员分配人均所得只有162.5元，虽比学大寨前的经济水平提高一倍，但农民的生活仍是低标准，与外地农民生活水平相比差距相当大。
  五、 人为地制造典型，弄虚作假，搞表面化的现象较为突出。朝阳被树为省、地、县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后，在社会上的名声和影响越来越大，领导对他们的期望和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重，各级业务部门都相继到这个大队来培养各自的典型，给这个队增加•66・往事回眸了不少负担，干部、群众为了应付额外的任务和没完没了的参观和保住全面先进的虚假形象，在某些方面只好搞些表面形式，弄些虚假样子。如，凡参观团、组来队，便把那些因无钱而衣着不整的小孩集中起来，回避到偏远的角落，为了给参观者一个良好印象，派社员时而将粪从地里推到路边，时而从路边推到地里，在排追肥之前由干部在地里先放好线，社员按两长线的交叉点倒粪，使地里的肥堆横看成线，竖看也成线；进入朝阳的公路，经常派社员割除两边的杂草：类似无效劳动，存在于诸多方面。不仅严重浪费了劳动力，也搞得群众精力疲惫，干部不堪重负，致使干部强迫命令，作风粗暴，动辄骂人、训人，疏远了干群关系。关于“批林批孔”、“批水浒”、“学习理论问题”方面的所谓先进典型，大都是脱产干部制造出来的。朝阳的干部、群众中文盲、半文盲占相当比例，大多数人不认识字，没看过“水浒”…… 当上级布置这些任务的时候，由脱产干部把群众编成学习小组，给大家念几篇有关文章，教会几个观点，再由个别社员在会上复述一遍，然后写成文章对外一吹，就成了典型。
  历史已经过去了十余年，东湖村已脚踏实地地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粮食生产继续发挥优势，其它各业得到发展，1993年人均经济纯收入达到1517元，比学大寨结束时的1977年增长八倍多，群众生活正在向小康迈进。
  ・67・瓜州文史第3辑安西一次强风沙尘暴纪实吴双运安西历来多风沙，但每年从五月份到十月份大自然赐给安西的总是天高云淡，风和日丽，独有1986年5月出现了例外，老天给安西大地带来了一场“浩劫性”的强风暴和强沙暴。
  这次强风暴和强沙暴是历史上罕见的。从5月18日0时34分到20日凌晨3时15分，强风暴持续了38小时41分。开始7级东风，19日早晨6时达到10级，下午3时增到12级，风速达35.8米/秒。风沙交夹，黄沙铺天盖地。强沙尘暴持续17小时16分，能见度零米持续5个小时。据安西气象资料记载，这次强风暴和强沙暴是继1938年那次强风暴强沙暴以来60年间最大的一次强风暴和强沙暴。
  这次强风暴和强沙暴，对我县工农业生产造成破坏和损失是十分严重和巨大的，有些方面是毁灭性的。根据当时统计资料，全县22.3万亩粮食作物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其中毁灭性的3.03万亩，重灾的1.88万亩；14万亩小麦叶面被土覆盖，叶片被吹干；7896亩玉米和7463亩蚕豆只能保苗一半；1.285万亩棉花有85%的棉苗全部吹干，有的连根带地皮被刮走一层；2.7万亩西瓜、白•68•☆往事回眸☆ 兰瓜、籽瓜有50%的苗全部吹干死亡；丢失大牲畜140头匹、羊659只；决堤坝2座，跑水10万立方米；被沙尘暴压埋毁坏渠道29.4公里；毁坏农电线路24.5公里；发生火灾3起，烧毁农民房屋3间；刮倒民房15.7间、畜圈150个、围墙384米，刮掉煤炭2000吨、芒硝1.5万吨；迫使县城停水停电，交通中断，工厂停产, 商店关门，学校停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2000余万元。
  造成此次强风暴和强沙暴的原因，从当时气象记录及高空天气圈和地面天气图上看主要有两点：一是新疆西北部有强冷空气侵入到蒙古国，强冷高压在蒙古国继续增强并有冷空气作补充，使冷高压中心继续增强；二是相应地面图上，新疆南部有热低压继续加深东移。安西地区恰好处于冷暖气团之间，随着气压梯度差加大，使得安西风速猛然加大，并继续加大，加之地形狭管作用, 致使强风暴和强沙暴发生。
  从气象动力学的角度看。整个河西地势是东高西低，安西处于低谷，加之南北两山屏障，形成狭窄河谷地带，东风在安西形成狭管效应，导致风速猛然加大，继续加大；另一点是当时高空700百帕和500百帕图上，高空风速很大，由于动量下传的作用，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叠加到气压梯度力上，使气压梯度力增大，导致强风暴和强沙暴的产生，并继续加大。
  西伯利亚冷空气入侵我县的路径主要有三条：一是北方路径，主要中心位置在蒙古国东部，对我县影响较弱；二是西方路径，冷空气中心位置在昆仑山和阿尔金山一带，主要头部对我县影响也比较弱；三是西北方路径，冷空气主力中心位置经过我县地域，其影响最大。此次冷空气正是从西北方向直接东南下来，并因地势发生迥流，形成了东风强风暴和强沙暴。
  ・69・瓜州文史第3辑张大千在安西看到的海市蜃楼李旭东1943年5月，著名画家张大千携妻、子、弟子数人，到敦煌朝圣，在莫高窟、榆林窟面壁作画两年结束东归时，在安西县城（今安西老城）东面的戈壁瀚海中，看到美丽无比的海市蜃楼。
  时值天明气晴，汽车在一望无际的大戈壁上奔驰。张大千一行坐在汽车上，忽见远处有一片漫无边际的汪洋大海，与天相连。海水时静时动，又见到一排排大树从明镜般的水面上徐徐升起，大树的倒影清晰的叠印在水面上，色呈青黛。张大千看到这意想不到的奇妙景致，心情非常激动。初开始以为是真的湖泊、沼泽和森林，人们想让汽车开过去看一下，忽然，所看到的“湖泊”、“森林”犹如电影剪辑镜头一样消失了。在天地相连处的海水之上一片迷幻雾气中，继之出现了一个硕大的城市，楼台亭阁、高山、金字塔等美丽的景物，在五光十色的光柱中又交互变幻出工厂、田野、车水马龙的街道，所有的景物若隐若现，在掩映的奇光异彩中美丽无比。汽车早已停下，随行的人都欢呼雀跃，张大千指着这变幻莫测的景致对大家说：“这就是书上所说的海市蜃楼，是由于不同密度的大气层对于光线的折射作用形成的一种幻景”。
  •70•往事回眸霎时，所见到的一切景物消逝了。
  夏日午时，在北陌荒原、酷署灼热、股股旋风拔地而起，旋入高空,经久不散,构成别具一格的沙漠奇观。远眺荒漠，涛涛海水, 波状似鱼鳞，时而波浪滚滚，汹涌澎湃；时而如秋水静波，泛起层层涟漪；时而树木葱茏；时而涌岀天上街市。这一切在画家眼里, 俨然是一幅幅古代城市、园林图画。张大千是著名的画家、诗人、旅行家，走南闯北，大吉岭上观日出，东海雾中看仙山，但在沙漠中观此奇景还是第一次。触景生情，画家感慨万端。这千年万世，时空一体的变幻手法，深深的烙印在他的心中。从中国到外国，从东方到西方，画家见到的各种胜景，在头脑中升华，犹如河西走廊戈壁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不断涌现，激发他创作的灵感，在摩耶精舍拼命作画，以化腐朽为神奇的妙手慧眼与大自然的幻景相通。画布上一片郁绿，云雾氤氲，山岚飘渺，气象万千，画岀了无数具有高度想象力的作品，令人叹为观止。
  今天河西走廊的戈壁上仍常能看到当年张大千等人所见的阳焰幻景，它的旅游价值尚有待于进一步开发。
  （此篇根据张大千、张大千之子张心智的部分记述整理）•71•瓜州文史第3辑《安西报》创刊记王曙《安西报》是中共安西县委机关报。是1956年春县委根据农业互助合作社由初级社向高级社发展需要创办的。办报的宗旨主要是：宣传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认真贯彻落实农业纲要的要求，加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展。用事实向农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激发农民的社会主义劳动热情，掀起农业生产高潮、文化高潮。并宣传国内外时事（新闻），介绍科技发展成果，开阔广大干部群众的眼界，牢固树立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思想。
  为了办好这份报，县委成立了《安西报》编辑委员会，主编由县委书记李振堂担任，副主编由宣传部部长刘铭、农业合作部部长马骥英二名同志担任，编辑是张巨湘，委员会由有关单位党员领导和理论水平较高、有一定写作能力的干部共计15人组成。办报过程中具体工作由张巨湘负责，誉写刻版由王晖担任，后又配备一名印刷工人。1957年元月，以调来转业军人付庆增为专职记者。编委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讨论研究确定宣传重点以及有关方针、政策的解释，并审议通过版面设计。
  为了更进一步办好党报，发挥党报的宣传作用，报社聘请了•72•文教史踪三十多名通讯员，并要求各农业合作社也要配备1一3名通讯员。对报社聘请的骨干通讯员，要求每月三至五篇文章见报。凡是被采用的稿件，每季度都要评发奖金（稿费）。对重要稿件刊登与否, 都给作者以书面回答，鼓励其投稿积极性。另外县委还要求下乡蹲点。搞中心工作的干部，每月也要向报社投稿一至二份。编委会结合当前中心工作还向有关业务单位特约稿件。如：春耕生产开始就由农技推广站撰写介绍小麦棉花栽培技术的文章，农村信用合作社扩大股份就由银行负责撰写有关信用社性质、任务、入股分红的具体办法等文章。
  报社编委会还向通讯员提供不同时期的报导提纲，定期不定期的向通讯员介绍新闻报导等方面的写作知识，不断提高通讯员稿件质量。报社内部也建立了报刊差错登记制度，每期刊出后就报纸存在的差错，如错别字、语法错误等都记录在册。此外，在环城中沟农业社建立了读报小组，每期出刊后就由该社读报员免费领报纸向群众宣读，征求读者对报纸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将意见反馈报社，使之更正或改进。
  《安西报》于1956年5月】日创刊，报名以“毛体”西安报反转为安西报。该报每周一期，至1957年6月共出刊47期。报纸为四开油印版，每份报价二分五厘，每月壹角，由当地邮局发行。同年7月21日第十三期由油印刻版改发石版印刷，到9月份报纸纸张由油光纸改为新闻报纸，报价提高为每份三分，每月一角二分。同时报纸应用了彩色套版、胶版照片等先进的印刷技术。1957年6月，因党的整风运动开始，报纸停刊。
  《安西报》从创刊到结束，虽然只有一年时间，但它在社会上留下了较深影响。宣传内容丰富，有专题讲座，有经验介绍，•73•瓜州文史第3辑有党的生活，有文艺演唱、眉户小曲，有批评建议，有政策解释，有新闻综述，有科技知识，还有漫画民间验方等等，五花八门，编排形式生动活泼。当时农民群众反映说：《安西报》说的是我们的心里话，读起来爱听，介绍的种植经验一试就灵。《安西报》 始终不渝的坚持县委确定的办报宗旨，充分发挥工作人员和广大通讯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顺利地完成了党的宣传、教育任务，受到了张掖地委宣传部的通报表扬。
  •74•文教史踪安西红旗剧团始末何全优李旭东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期，安西大地上曾活跃着一支秦腔专业剧团，他们极大地丰富了那个年代安西人民的文化生活，后来剧团虽被撤并，但直到现在，老一辈安西人仍惦念着他们。
  1958年8月1日，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即省政府）,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和为人民服务” 的方针，决定将“兰州文化社”的28名演职人员下放安西县，组建秦腔剧团，归安西县管理。县上接到通知后立即派文教科科长赵怀玺，雇用了一辆大卡车前往兰州，于8月10日连人带戏箱接到了安西县城。
  对这些文艺人员的到来，县委、县人委及有关部门非常热情，8月11日在人委的会议室，举行了欢迎会，县委、县人委的领导和县直各部门的负责人岀席了会议。县委书记李振堂致欢迎词，他充分肯定了下放来安西的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省委、省人委的号召,离别繁华的省会兰州,千里迢迢来到甘肃最西端、“世界风库” 安西县，为活跃安西人民的文化生活无私奉献的精神。并代表县•75•瓜州文史第3辑委、县人委及全县人民对来我县的文艺工作者表示热烈的欢迎。他希望大家既来之则安之，克服困难，扎根安西，为安西的文艺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县长姜维玉扼要地介绍了安西的地理历史、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等情况。接着艺人们争先恐后地畅谈感想，纷纷表示绝不辜负省委、省人委及安西县各级领导和安西人民的期望，克服困难，为安西的文艺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会后，县委、县人委在县招待所设宴招待了他们。
  为了顺利地开展工作，县委常委会讨论，以兰州来的演职人员为基础，组建了剧团，并将剧团命名为安西县红旗剧团。派地方干部骆俊发为剧团团长，负责全盘工作和行政工作；并任命从兰州来的李寿平、魏牡丹（女）为副团长，负责业务工作。同时确定演职人员工资由县财政供给，设备购置费也由县财政核拨。随后, 民政科又派了两名地方干部分别担任会计和伙食管理员。
  兰州下放来的这批文艺工作者，人虽然少，但很精干，文艺造诣很深，生、旦、净、丑俱全，有些演员在兰州市的观众中很有声誉。如魏牡丹，善演青衣，是兰州秦腔新秀，出席过省妇代会、省文艺系统群英会，是剧团的骨干演员；吴德玉,兰州人，旦角，善演男扮女妆角色，是兰州文化社耿志义的嫡传艺徒，唱做俱佳，眼能传神，跌扑特技，颇具兰州地方特色；周正俗，须生，是原兰州“紫娃班”化俗社科班生，他演戏台架好，角色塑造逼真，在兰州的观众中很有威望；高庆乐，须生，演技较好，他出演《徐策跑城》中的徐策,在城楼上碎步快跑,甩水袖和沙帽翅，步履矫健, 动作优美，满脸春风，把人物内心喜悦的情感，表现得活灵活现，给人以艺术和美的享受；刘兴平，须生，魏牡丹的丈夫，演戏逼真, 拿手戏是扮演关公，武打有功，面部表情好，眼睛一睁，大刀一挥,•76•☆文教史踪★ 真有一副武将的风度；李景魁，大净，善演花脸，扮演包公闻名，一出场就有一种扶正除邪的震慑之感，唱腔苍劲而有韵味，吐词清楚，深受观众喜爱；还有小生李寿平、刘永乐，丑角薜兴乐、吕长乐等等。他们都是主要演员，受过专门的训练，演技尚佳，给安西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剧团成立后，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演出场地，当时暂用县委大礼堂。1959年3月。县委、县人委研究确定修建剧院。工程于4月开工，8月竣工，为砖土木结构。主体工程和附属建设（含800个长条板椅），县财政共拨款108949.38元。剧院座落在县城南大街中段马路西侧，座西向东。南与邮电局相靠，北与银行家属院相连，东西与居民区相邻。剧院还一场多用，不演戏时放电影，县上召开职工大会多数在剧院。
  当时，由于群众文化生活比较单一，安西群众看电影的时间不长，且影片少，群众看剧团演出成为群众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剧团在县城一般一个星期演一两场，逢年过节连续演几场，800个座位无虚席，节日期间还有不少人站着看戏。冬天演戏，台下不生炉子,群众穿着皮袄、毡筒，津津有味地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一般一场戏演出时间都在3个小时左右），从头看到尾，很少中途退场。到天气转暖的“五一”节前后，剧团下乡巡回演出，一个公社（即现在的乡）演出3到5天，一天两场，白天、晚上各一场。一年大体下乡演出两次，上半年是“五一”节前后，下半年是国庆节前后。农村演戏都在土台子上，台下看戏的群众坐砖头、土块或木头，还有的席地而坐。因处于大集体时代，干部和群众对看戏非常重视，早晨组织社员干活，中午社员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公社看戏，吃过晚饭接着看戏。公社为演员专门起伙做饭，演员•77•瓜州文史第3辑每人每天交伙食费6角，县上补助6角,一般吃的是馒头、大锅菜, 菜里也有少量的肉，最好的饭算是臊子面，按当时的生活水平还算不错。
  红旗剧团演出的传统剧目，主要有《岳飞》、《黄河阵》、《游西湖》、《阎惜姣》、《疯公主》、《盘门》、《因果鉴》、《白玉楼》、《铡美案》、《潞安州》、《起解》、《徐策跑城》、《走雪》、《探窑》、《五典坡》、《回荆州》、《辕门斩子》等几十个剧目除此之外还排演《民江会战》、《忘本回头》等现代戏。1959年8月剧团参加张掖专区（河西只设置一个专区）戏剧汇演，他们演出的《岳飞》，被评为集体三等奖，魏牡丹、周正俗获优秀演员个人奖。1962年参加省戏剧汇演时，副团长李寿平创编的 《忘本回头》获演出奖。
  剧团归县委宣传部管理，县委书记李振堂、县长姜维玉非常关心剧团工作，他们晩上有空时常去剧院看戏，并经常深入演员宿舍，问寒问暖，了解他们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当时，多数老演员子女多，而且就业的少，他们每年回兰州探亲，都要从团里借一部分公款，年年积累，有的竟达到欠公款200元以上，演员共借公款8000余元，虽然发工资时也逐步扣回了一些，但到了1960年经济困难时期，已无法再扣回。县上领导了解到此情况后，决定给予照顾，并派宣传部副部长何全优同志召集剧团全体演职人员讨论，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由借款人自报能归还多少，群众民主评议减免多少。这样大部分欠款被减免，共减免6000多元, 只归还了2000多元。对县上领导的关怀，演职人员非常感激，纷纷表示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来报答领导的关怀。
  1960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为了抢救人命，经中央协调，•78•☆文教史踪★甘肃省从新疆调粮。1961年4月甘肃省委通知，河西各县的剧团去新疆慰问演岀，时间为4月至11月。安西红旗剧团接受了这一政治任务后赴新疆乌苏县慰问演出。由于剧团演技出色，乌苏县有将剧团留下来的意思，11月份原定演出结束时间已到，剧团未能按期返回，县上便派宣传部何全优同志赶赴新疆接回剧团。何全优到乌苏县后，向当地领导说明了来意，乌苏县领导含蓄地流露出商议将剧团长期留下的意见。我方人员如实地介绍了安西以前没有专业的演出团体，这个剧团是甘肃省委、省人委支援我们，从兰州下放下来的，并且大多数演员的家属子女都在兰州，如果留在新疆工作，离家更远，多有不便。经过说明和交换意见，乌苏县欢送剧团离开了新疆，1961年12月3日剧团全体人马乘火车返回了安西县。
  红旗剧团回到安西后继续演出。到1962年9月，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克服经济困难，贯彻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 实行精简机构、压缩人员。酒泉地委决定，将酒泉剧团与玉门剧团合并，命名为酒泉地区秦腔剧团一队，团址在酒泉；安西红旗剧团与敦煌剧团合并，命名为酒泉地区秦腔剧团二队，团址在敦煌。安西红旗剧团在调整中精减了个别演职人员，大多数归并到了地区二队。这样调整后，安西红旗剧团被撤并。
  安西红旗剧团1958年成立，到1962年撤并，在我县演出了5年，时间虽然短暂，但其扎根基层，不怕困难，坚持排练演出，为城乡群众送去了绝佳的精神食粮，在安西大地上播下了秦腔的种子，在那一代人的心中留下了永久的怀念，在安西的文化史上也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79•瓜州文史第3辑安西第二人民医院始末安广文在安西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史上，曾有过安西县第二人民医院谱写的篇章。
  六十年代末，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中和中蒙边境增派兵力，对我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为配合边境军事行动，中央从北京市向甘肃省派出了9支医疗队，因安西县距中蒙边境较近，被确定为派驻医疗队县之一。
  1969年12月，以北京市第一传染病医院人员为主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了位于安西县河东乡的白银公司辉铜矿农场（现腰站子辉铜村），全队共28人，队长是女共产党员董继生护士，指导员是共产党员胡海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员是在文革前毕业于大中专医学院校的，有着丰富的医疗、护理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有的医护人员外语水平比较高，如内科医师马曾、护士长闫冰茹都能阅读英文版小说和专业书籍。他们每人配发了一个军用急救包，一条军用毛毯，一条褥子，一个干粮袋等军用品。随队迁来的医疗办公用品装满了7节火车皮，有医疗器械、药品、办公桌椅、住院床铺被单等，医院所用物品一应俱全。当地驻军5385、5386•80•文教史踪部分官兵将其从火车上卸下后，由部队和河东公社拖拉机站的车辆从河东火车站运送到农场医疗队驻地。其中主要有大、中、小型医疗设备，如200毫安X光机，心电图机，超声波诊断仪，高频电刀、电冰箱、恒温箱、显微镜，各科手术器械及辅助科室各种仪器，中、西药品等。医疗队利用这些设备、器械和当时辉铜矿农场有限的房屋开展门诊及住院治疗业务。为应付突发事件，他们还经常在夜间紧急集合，在野外进行战地救护、打靶等军事演习。当时群众称其为“北京医院”，又因该医疗队是为了备战，所以又称“战备医院”。该院由当时的县革委会直接领导。
  1970年下半年，上级拨款在河东公社（河东乡政府）西侧路北正式为医疗队修建医院。1971年7月医院正式落成，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为土木建筑平房结构。在医疗队刚迁入新修建的医院尚未正式开诊时，突然接到县武装部的紧急通知，要求该院立即组织人员，携带医疗设备乘坐县上派去的卡车前往安西县城抢救“八一事件”受伤人员。由于该院医护人员素质较高，医疗设备器械较为先进、全面，在“八一事件”伤员抢救中他们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新建的医院经过划分科室、人员分工、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和工作制度后，很快正式开业。设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中医科及各种临床及生化检验室等。当时在酒泉地区范围内能够进行生化检验的医院只有该院和嘉峪关酒钢医院。1972年，安西县革委会正式发文将该医院命名为“安西县第二人民医院”，王士鳌任院长兼支部书记，胡海峰任副院长，董继生任团支部书记，党、政、工、团工作直属县上领导，当时该医院除继续担负战备任务外，主要为河东、布隆吉、三道沟、玉门、柳河各人民公社及辉铜矿农场、铁路沿线人民群众的医疗、防疫、保•81•瓜州文史第3辑健及张掖卫校的实习生指导工作服务。医院以优质的服务和高超的医术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好评，就诊者络绎不绝，就连哈密、马鬃山等外地病人也慕名前来就医。这一时期，医院各类ェ作人员也发展到了30多人。
  1974年原院长退休，由路生云任院长兼支部书记，安广文任副院长，医院的各项工作更加规范，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景象。1979年10月医院邀请县上有关部门和河东公社各单位领导参加，举行了建院10周年纪念活动。在座谈会上，大家充分肯定了北京医疗队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从京城来到大西北执行战备任务的无私无畏精神。充分肯定了他们来安西十年为安西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为解除人民群众的疾苦，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所做出的贡献。也充分赞誉了医疗队工作人员克服种种困难，舍家弃小来到安西默默无闻，为安西人民所做出的无私奉献。医疗队工作人员畅谈了他们来安西十年得到各级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支持、教育，及与其所结下的深厚情谊。
  此后不久由于世界局势的变化，中苏关系日趋缓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粉碎“四人帮”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逐步得到落实，为解决北京医护人员个人的实际困难，（他们来时，粮户关系及家人都留在北京），上级决定让他们返京回原单位工作，随之安西县第二人民医院也将被撤消。1980年10月下旬，由当时的县卫生局长张效贵等同志来医院召开全院职工大会，宣布了县政府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撤消安西第二人民医院的决定。原医院工作人员原则上返回原单位工作，部分大、中型医疗设备器件转交酒泉地区医院和县医院使用，部分仍留该医院使用。从10月底到11月份，北京医疗队的工作人员陆续全部返回了北京，本地•82•文教史踪先后调往该院的人员，经县卫生局调整安排，一部分返回原单位工作，一部分留在该院并重新组建了河东卫生院。至此，安西县第二人民医院的历史宣告结束。
  •83•瓜州文史第3辑清代安西寺庙楼阁概况王曙安西上古为瓜州，汉唐时期极为兴盛。清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收复嘉峪关以西后，河西走廊始有安西之地名。先后置厅、卫、兵备道、府、直隶州等。民国二年废州府之制，改置安西县相延至今。
  安西城堡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设置于布隆吉尔（今布隆吉乡），后经清廷批准迁往大湾地，杜尔柏津废城附近。新建一城堡为安西同知。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9年），因城堡内泛碱，房屋倒塌，又在城南二里外新修一城，南北置城门，瓮城、城楼、角楼俱全。后因城内缺水，南门多火灾，于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立安西直隶州后，又迁返旧址。①安西城堡始建于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次年竣工，城周长六里七分。东、西、南、北四城门，四个瓮城。城门和瓮城各建四个城楼与角楼，城墙每面有六个敌楼。城呈正方形制，城内有四条大街，中央有一水井，井上有钟鼓楼。城内古建重叠、寺庙相望、景观宏伟，是关外一大重镇。
  自古，瓜、沙二洲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隘，也是中西文化交流•84•古史拾零的要地。特别是西方佛教文化的输入，宗教文化二千余年盛而不衰。据敦煌研究院李正宇先生关于《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 一文介绍，在汉唐以前，瓜沙地区有祠庙、寺观八十余处，其中包括闻名于世的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这些大规模的石窟、寺庙集中地反映唐宋时期瓜沙地区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发展。
  自古到今，民间信仰是各民族流行的多神信仰，它的内容十分丰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古相延，历久不衰。因而各地造神、修庙代代相传。笔者曾担任过一段安西县文化局长，在全区文物普查中，对县境内一些重点寺庙作过粗略调查。退休后又走访了近百名安西老人，查阅了许多相关资料，现就清代以来，到1949年解放为止，安西存在寺庙楼阁作以简记。
  安西清代时，先后置厅、卫、兵备道、州、府等，地域、辖区城堡多有变迁。现在我所追记的范围，只能是从民国年间确定的安西地界为限。全县寺庙有名寺观、庙宇、洞窟；县城庙宇楼阁；乡村寺庙三个方面分别记述榆林窟：在距县城南75公里处的榆林河谷中。也叫上洞子，俗称万佛峡。是我国六大石窟之一，是敦煌艺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敦煌莫高窟称姊妹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它开凿于北魏（公元386—534年），历经唐、五代、宋、西夏、元、清代，至今1600多年。现有洞窟43个，壁画5640多平方米，彩塑272身。它的壁画题材内容和艺术手法、建窟形制都与莫高窟有相似的地方，但它又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其主要内容是以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为主体的群体彩绘艺术。这些洞窟历经上述•85•瓜州文史第3辑各朝代的开凿，彩绘相继扩大。自明朝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边防退出，嘉峪关外瓜沙二州遂废，关外洞窟同时也荒芜。到了清代自康熙五十四年收复瓜沙二州后在清统治的260多年中进行了大规模的补修和新劈洞窟。据敦煌研究院研究后认定：清代新开窟洞六个，即：第】、7、8、9、11、37窟和未编窟号的虚皇阁。重绘洞窟三个，即：第23、37、40窟。新塑了30个洞窟的彩塑佛像，补塑了7个洞窟佛像，尤其是第6窟，窟容东西宽12米，南北长15米、顶高25米，唐塑弥勒大佛一尊（身高23米，是最大洞窟），后经时间推移，水患多次冲击（窟内曾进水淹没2米多深） 部分壁画脱落，洞窟被沙掩埋，寺庙荒芜。到清雍正初年榆林窟第15窟有最早的一条题记，说明这个时期榆林窟内已有僧有住持、香客往来,特别是乾隆年间喇嘛吴根栋到榆林窟后看到宝窟破败，立誓振兴，四处奔走募捐钱粮，补修洞窟，在清理洞窟积沙中发现了象牙造像一尊，一时传为真佛出世，吉兆天成，一下使寺庙香火旺盛②。在嘉庆、道光50多年中，榆林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维修东千佛洞第6窟匾文记载来看，“……至嘉道年间，安置主持、供养香火、举经理会首李兴隆、李宗文、王广梧监修理葺之余绘塑重新、全身金美、妙相焕如……”。6窟大佛是唐代所作, 过去历代也修补过，唯有这次较为彻底，佛身全部帖金，新塑文殊、普贤、大肚弥勒三尊。并完成了所有窟前建筑，如塔、楼、房舍、窟檐修建，并新凿洞窟八个（其中有一个未凿成，造成六名香客压死在该洞）并在33个洞窟内新塑彩像一百多尊。这期间完成工作量之大，耗费资金之多，都是惊人的（那时安西只有一万余人）。
  再从修补后的壁画和新塑的百余身佛像来看，有佛教信仰的一佛二弟子、三佛四菩萨、六臂观音、十八罗汉、八大金刚，也•86•☆古史拾零☆ 有反映道教的太上老君、太公封神、玉皇大帝、四大天王、十帝阎君、药王骑虎、金童玉女等，由过去单一的佛像，引入到佛道二教共存于一窟的融合艺术。它的修补利用为中华民族艺术留下了宝贵财富。
  水峡口千佛洞：俗称下洞子（上洞子为榆林窟），也叫小千佛洞。位于榆林窟水峡口河谷两岸崖壁上，现有洞窟13个。从壁画内容绘画技巧来看，北魏、唐、五代、西夏、元、清等时代多与榆林窟内容相同，多次重复覆盖，其中西岸6个洞窟系清代开凿。覆斗顶、穹窿顶各3窟，泥塑11身，西端两窟门楣，用草泥制匾彩绘与其他洞窟造型不同，符合县志记载：“踏实小千佛洞始建于乾隆15年，光绪20年修补”。1970年踏实乡修水库时，破坏极为严重。现属榆林窟保护管理范围的窟点之一。
  东千佛洞：又名接引寺，在桥子乡东南35公里处的长山子古河谷沿岸。现有洞窟23个，它创建于西夏，有壁画468平方米，彩塑56身。据安西县志记载：接引寺“修造于雍正十三年，光绪二十年补修”。又据敦煌研究院张柏元先生1988年5月对《东千佛洞调查简记》一文介绍，东千佛洞是西夏和西夏以后开凿的一个以表现密宗内容为主的佛教石寺窟。其中“一窟、八窟认定为清代洞窟，其主要依据壁画一一山水、花鸟、人物，因这种壁画在莫高窟和榆林窟内均有出现，而绘画技巧、色彩相同塑像有佛、弟子、菩萨，造型粗糙，比例失调，色彩大红大绿，形象也是佛像神象化”。县文化馆1985年4月调查时挖岀“八仙”拐杖一根, 经鉴定也属清代作品。又从三大本香客捐赠银两账本来看，洞窟属西夏挖凿无疑，但清代进行了大规模修补和加固，尤其是清末民初，香火兴旺，每年过往人等之多，募捐银两数额也大。是清•87•瓜州文史第3辑末民初佛家活动的重大寺庙之一。1996年11月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旱峡石窟：位于踏实乡南18公里的旱峡口。只有两个洞窟，文物普查时认定为北魏开凿，后经勘察从脱落壁画多次重复出现断定，唐、五代、西夏都有重修。因洞窟高出地面76米，没有进洞通道，只在洞下65米处有脚窝可以攀登进洞，壁画、塑像多处损坏。虽只有两个洞窟，题记就有26条之多，有汉文、西夏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等，为研究洞窟提供了宝贵依据。其中汉文提记有3条，属清代，南窟西壁合缝处行书刻定：“乾隆五十七年五月十五日立安西州”。北壁左边行书刻定：“嘉庆十三年”，“咸丰十五年三月五日”，余字不清。此洞虽没有发现清代壁画和塑像，从题记来看清代也有宗教佛事活动。
  塔尔寺：在锁阳城东北700米处，唐叫开元寺，清代民间因塔而名曰“塔尔寺”。塔基及寺庙遗迹，均为夯土板筑，约占地17600多平方米，是佛家胜地。大寺有南山门、东西殿，中间为一大塔，后面有九座小塔。唐玄奘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赴西印度取经，途经瓜州（今锁阳城，节度使独孤达、州史李昌盛情款待和庇护，并邀请玄奘到开元寺、阿育王寺讲经说法，昔日盛况今惟留残迹。
  阿育王寺：当地叫佛爷墩。在踏实乡破城子村四队走榆林窟旧路边。据榆林窟第16窟现存题记：阿育王寺，《择门赐紫僧惠聪，俗姓张主持榆林窟窟记》一文来看，在宋神宗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就有不少僧人来榆林窟进行佛事活动后，5名僧人以张姓惠聪和尚起草书写榆林洞窟题记。该寺清代后期修补过，现只留有两个土塔。
  •88•古史拾零永宁寺：民间叫皇寺。在桥湾城西北250米处，寺庙面积6000多平方米，三个大院两个四合院。敕建于雍正十二年，由钦差理藩员外郎鄂侮、笔铁式兆禧监造，内塑佛像幢招幡僧20名。⑤同治年间回变烧毁，光绪年间有喇嘛募捐修补。皇寺有大喇嘛1名，小喇嘛12名，由国库每年支付香火、衣食饷银三百二十八两。截止民国年间饷银裁减，僧人以化缘为生。
  桥湾城内庙宇：城隍庙，东有岳庙，南有孤魂庙，西有张飞庙, 城南过河有地母庙，解放前张道士住庙，解放后拆除。
  截山庙：清雍正十三年修，光绪二十年修补。位于南岔乡南十五里的截山子上，山上有大小庙宇殿堂36座。是佛、道混合庙宇，即住有道士，也住有和尚，其中藏金楼修在山顶，规模较大，与对面15里的南岔堡子北城墙修的圣贤庙在同一垂直线上。清光绪安西拔贡张顺章赋诗一首：“梵王宫殿布金沙，佛子袈裟映晚霞, 过客偶来瞻仰谒，云空昼现落天花”。记录了当时寺庙的壮观景象。
  无量大庙：在布隆吉城内西城墙边。雍正元年，布隆吉为安西镇城所在地。庙地基高14米，占地30平方米，大庙座西向东，大殿宏伟壮观，由数层台阶攀登而上，台下厢房、戏台俱全。庙内有一长明灯，昼夜通明，每年燃清油五、六百斤，均是过往驮队、信徒捐赠施舍的。夜晚在三四十里外就能看到一道亮光直通天，（因庙内有天窗），可给过路行人、车辆、驮队指明方向，该庙解放后倒塌。
  观星台：在桥湾城北300米处，台基90平方米，台高4米，修有庙宇。据酒泉考古队认定是清代修建，现只留有台基遗址。
  王母宫：在榆林窟西5公里处的蘑菇台子。庙宇东西宽9米，南北长11米，三间大殿歇山顶建筑，由低向高，最高处5.7米。
  •89•瓜州文史第3辑清光绪年间又修一老君庙，此处有地、有水，是前往榆林窟求仙拜佛香客必经之地，也是榆林窟僧道的生活基地，自种自吃，至今还有一个磨房。
  魁星楼：在踏实城堡南一里处，是三层土木建筑的楼阁。解放后倒塌。在楼阁四周还有四座庙：财神庙、龙王庙、关帝庙、地藏庙，城内还有煞神庙（内为粮仓。1944年阎文儒先生调查时发现墙上还贴有同治三年安西直隶州知州为纳粮不得掺青稞杂粮的告示）。⑦周围五座庙与魁星楼交相辉映，也颇为壮观。踏实城堡始建于雍正六年（守备公署），该庙宇是以后修造。⑧道德楼：在今桥子乡政府院内，是我县唯一保存较好的楼阁，它始建于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系歇山顶二层楼阁式建筑，现虽然壁画脱落，其他保存原样。近年政府拨款维修加固。嘉庆、道光年间榆林窟香火大盛，桥踏一带百姓大兴土木，修庙造神，也在楼的四周修有相互照应的四座庙宇：财神庙、龙王庙、河神庙、娘娘庙。而今这几座庙宇早已倒塌，该楼阁系县级文物保护单位。⑨白虎庙：民间叫白虎关，在安西至柳园公路边的白墩子。据史料记载：白虎关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是通往西域北路的必经之地。传说大唐贞观十二年……朝庭派尉迟敬德、侯君集率兵四十五万，西征高昌，路经白虎关，在关帝庙休整。名将薛仁贵兵败瓜州，退守白虎关，为国捐躯。（传说薛为白虎星，大将犯了地名必死）。后人修庙祭祀，清代修补过。⑩油神庙：在甘新公路马莲井西30里膏油桩，因过往大车都要往桩上膏油，再者此地出售膏车油而得此名，后人修庙纪念油神。
  山神庙：在十工——小宛的南山上，是只有一个殿堂的小庙，•90•☆古史拾零☆因年久失修早已没有印迹。
  马王庙、关帝庙：均在安西与马鬃山的边境地界，何时修建无考，但民国年间岀版的安西地图却以地名标在版图本上。
  南工大庙：在今南岔乡七工村，属于七工、八工、九工、十工、六工各村庙宇，是全县乡村大庙之首。庙院为四合大院，东南西北各殿供奉牛王、马王、田公、田母、龙王、土地、山神、娘娘，各神俱全。庙外有四根数丈高的卫杆，庙前有戏台，庙院外东侧修有财神庙、火神庙。民国年间庙会香火兴旺，很是热闹，该庙在解放后倒塌。
  北龙王庙：在距县城10公里的甘新公路北大桥西拐弯处。据史料记载：乾隆二十年派大军西征准噶尔，师出此地。当地甘泉涌出数十处，在此敕建庙宇封助胜照灵龙神、赐神功广济匾额，春秋至祭。光绪十五年又重新修补。解放前曾被西北公路运输局占用，1937年抗日战争期间改为战地服务团招待所，也叫陆军招待所，专门接待运送战略物资的苏联汽车司助人员，解放后拆除。
  寄古寺：与会馆庙一墙之隔，在三道沟小街东头，是一帮外地商贾筹款修建。在庙后购买一片作为坟地，凡过路商贾人员亡故, 暂时寄存于寺后坟地，等亡主来人可将棺木迁回原籍。寺庙有专人管理，是社会福利性寺庙。解放后拆除开荒种地。
  关帝庙：在甘新公路（老路）红柳园处。此处是通往新疆的重要驿站之一，民国年间当地住有居民，有商店、旅社、食堂为过往行人服务。因而百姓朝祖祭先，在此祭祀。
  龙王庙（龙口坝）：属安西环城、瓜州、南岔三乡庙宇。每年春秋均有庙会。
  以上共计石窟4处，寺庙39座。均为地方有影响的寺庙。除•91•瓜州文史第3辑四处石窟、二处古寺，其它均是清代、嘉庆、道光、光绪和民国年间修的庙宇。
  安西县老都城及附近寺庙（含现在环城乡）：城隍庙：在安西县城内西大街，为四合院，东西有殿堂、厢房三十余间，正北为前殿，祭典之用；中殿为正殿，并排坐着三位城隍座像，中间高于左、右二像一个台阶。当时安西同知辖玉门、敦煌二地，因而左右为敦煌、玉门城隍，低于安西城隍爷；后殿为城隍寝宫。据县志城隍庙碑文记载，城隍庙始建于雍正五年，与县城同时修建，只有行宫没有神像。乾隆七年，百姓捐资修建庙堂、厅殿、厢房、戏台、塑像，一次完工。后于同治年间回民事变烧毁，光绪五年又重新修建。解放前曾为兵营，后由安西简易师范学校占用，其中东厢房由卫生院占用。1956年修建学校时拆除。
  武庙（关帝庙）：在县城内东大街，始建于清雍正五年由吏部马公尔秦督造安西城镇堡时严疆初癖庙宇，光绪十三年重修•民国16年（公元1927年）吴庭章兵变烧毁后又重新修建。解放初为兵役占用，1966年改为阶级教育馆，1976年老城搬迁拆除。
  关岳庙：在县城内东大街，关帝庙西侧，（原教场西）。雍正十年修建。民国七年设立高等小学，民国二十二年改为第一完全小学后倒塌。
  孔庙（也叫文庙）：在西大街，何时修建无考。光绪初年烧毁, 光绪十三年汉中进士姚定基任安西直隶州知府，主持修复。姚自己带头捐款，发动安、敦、玉三县百姓捐款，完工后改设安西书院。
  •92•☆古史拾零★解放初为安西渊泉小学。
  文昌宫（文昌祠）：在西大街，光绪九年修建。1945年创办的安西简易师范曾设在此宫，后于1956年修县中学时拆除。
  老君庙：在县城西南角，始建于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同治年间烧毁，光绪五年重修，后佛教会所占，1942年安西县佛教协会在此处创办智光小学。
  三官楼：紧靠老君庙。
  观音阁：在老君庙东侧，建于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解放前已毁，现只有遗址。
  火神庙：在老君庙东南面，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修建，后又在附近修建财神庙。以上五庙解放后，为面粉厂占用，1954年拆除。
  真武宫：建于雍正八年。
  子母宫（娘娘庙）：建于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光绪三十年补修，在县城西南角。真武宫和子母宫为东、西对面庙宇，开北大门。院内建有对面戏台，民国年间常有会馆和商行举办庙会，请两个戏班子，同时演出，名曰对台戏。附近还有菩萨庙，解放后为地方粮仓。
  灯盏楼：在县城钟鼓楼西南边，每年举办灯会。据传某年正月十五灯会时着火烧毁，又一说抗日战争期间因有碍交通，整顿市容时拆除，后一种说法比较可信。
  风神庙：在县城东南角，座西北面向东南的一座斜庙。据县志风神庙记，安西在沙漠荒僻之处，气候与内地不同，时有飞沙扬砾，发屋掘树，黄土赤色昼夜不分……。请朝庭敕建风神庙…… 因朝庭财力不足,修庙暂缓，于乾隆十二年在城隍庙西边建殿三楹,•93•瓜州文史第3辑供奉风神，后于光绪十一年在城东南修风神庙，每年设坛祭奠。
  雷祖台：在县城东北角，咸丰十年修建。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改为军营，1944年建立回民香光小学，解放前夕香光小学又改为回民小学，迁到清真寺内。雷祖台倒塌。
  北斗宫：在雷祖台东北500米处，解放前曾被作为军粮仓库使用。
  清真寺：县城东头道巷尾，何时修建无考，是回民集会寺院，1960年改建糖厂，1976年拆迁。
  法幢寺：1946年安西佛教协会选融照法师为理事，在东大街修大殿，两个厢房。解放后改为女子小学。
  南三官庙、北三官庙、马王庙、土地祠（民国十六年改为教育科）：以上寺庙均是县城各巷道的小庙。
  药王庙：县城东门外二里处，始建于清光绪十年。
  地藏庙：在东门外，与药王庙并排，修建于清光绪十五年，并修有戏台，附近还有孤魂台，再往东南有羊头庙，解放后拆除。
  沙神庙：县城东15里的石岗墩，是只有三间房屋的小庙。
  先农坛：县城南门外东南方向约3里处，何时修建无考，解放时只有一土墩。据雍正传记载，雍正四年（公元1728年），皇帝下旨，各地官员都要在清明与百姓破土耕地，设坛祭奠，要求各地修建先农坛，仿效皇帝带头敬天劝民，勤奋耕种，以示朝廷对农业的重视。
  西龙王庙：县城西门外3里处，光绪五年修。左侧修有风云雷雨坛庙，后面为娘娘庙、龙王庙。龙王庙和风云雷雨坛庙，解放前为西龙王庙小学。在娘娘庙，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有大型庙会，一般唱戏五至七天。1954年拆除。
  •94•☆古史拾零☆另外还有四工小庙、西小庙子。
  安西县城内外有庙宇、寺观、楼阁共计67座。据民国十六年安西县长曹馥在《甘肃通志•安西县采访录》中记载，当时城内除城门楼阁、敌楼、角楼、鼓楼以外只有先农坛、文庙、老君庙、真武宫、城隍庙等35座，其余26座，则无疑是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以后修建的了。
  安西农村庙宇，民国年间安西辖区内的地方，区、乡、村为范围记述。
  安西各乡庙宇的特点，一般均为四合院，一庙多殿，供奉多神, 而且是一保有一个庙。个人在田间地头修的山神、土地庙均不在统计数之内。
  三道沟：（曾设过靖逆卫，解放前为安西商务第一大镇）。小街某镇上有娘娘庙、老君庙、龙王庙、三官庙、无量庙、西沟小庙。
  山水梁：山水梁大庙、羊头庙、腰二湾庙、戈壁庙。
  北滩：羊庙子。
  四道沟（清柳沟卫）：龙王庙、菩萨庙、娘娘庙、河神庙、接引寺、河西小庙。
  东湖：虫王庙、东湖大庙。
  河东乡：五道沟大庙（龙王殿、娘娘殿）、五道沟小庙。
  六道沟：老爷庙。
  五泉：五泉赵家小庙。
  七道沟：大庙（龙王庙、圣先庙、娘娘庙）。
  布隆吉（清安西同知府）：城隍庙、老爷庙、龙王庙。
  •95•瓜州文史第3辑九道沟：娘娘庙。
  双塔堡（清驻军千总府）东龙王庙、西龙王庙，堡子内有五座庙一排，地王、圣先马王、牛王庙（实际五个大殿）o1944年12月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西北科学考察考古组向达、夏鼐、闫文儒考察时双塔只有龙王庙、关帝庙、昭忠祠、兔葫芦龙王庙。
  潘家庄：龙王庙。
  小宛：龙王庙、魁星楼、老爷庙、财神庙、观音庙、土地庙。瓜州乡：无量庙、圣先庙、孤仙庙（城内有娘娘庙）。
  南岔乡：六工老爷庙、七工小庙子、八工大庙（内有龙王殿）、娘娘庙。九工老疙瘩庙（内有龙王、药王、土地、山神四庙组成）。十工老君庙、南岔大庙、老寺兔庙、开工大庙。
  踏实乡（前已记述）：破城子孤仙庙、龙王庙、菩萨庙。
  桥子乡：北桥子大庙（也叫龙王庙）。
  马圈：马王庙。
  东巴兔乡：圣先庙（内有九圣宫、龙王、马王、财神），建于民国十四年，庙门有匾文记述，1972年踏实修乡政府拆除。龙王庙（三队）。
  西湖乡：柴坝庙、老圈庙（也叫陆家庙）。
  以上各乡庙宇57座（不包括前单独介绍的寺庙）。安西农村寺庙除龙王庙外，其他庙宇都在解放前和解放后作为各乡村学校，特别是解放后普及小学教育时，绝大多数乡村都把学校建在寺庙，后来修学校时也就在原地址拆庙、修学校。
  安西自清代到民国末年（公元1949年），约三百年间（解放初全县只有26000人口），全县建有163座寺庙、楼阁。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庙宇？这个问题只能由宗教历史学者能够讲清楚。我们•96•古史拾零只能说庙宇是中国历史，也是各民族多神信仰的习俗的延续。其文化内涵丰富，源远流长，古今掺杂，既有原始的巫教，又有人为的儒、道、佛诸教的延续发展。这些教派的思想，在广大百姓的身上无不打上他们的烙印。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的鬼神论，是民间人民群众信仰的核心内容”。历代统治者都利用宗教作为统治人们的工具。所以说民间修庙造神有很深的历史根源和一定的社会背景。
  第一，清朝统治中国260多年。自康熙五十七年，朝庭平息噶尔丹和阿古柏的叛乱，收复失地，调整城池，招募兵丁，加强防务，移民垦荒，减轻赋税，让民修养生息。据《重修肃州新志》 和《甘肃通志•安西县采访录》记载，雍正年间从关内向安西、敦煌移民二千多户，七千多人。又从新疆移来回民万余人，加之兵丁也垦荒种地，仅安西环城、瓜州、南岔耕地八万余亩。官府帮助百姓解决住房、生产工具、耕牛、籽种。兵备道王全臣带领兵丁挖沟、修坝、引水灌溉，对新开荒地不开科征粮。并于雍正五年、七年、九年三次减免关外百姓应交纳的粮草和一切赋税。短时间内使明朝荒芜了多年的关外瓜沙二州之地迅速恢复、繁荣。经济的发展，为百姓修庙造神奠定了基础。
  第二，清朝满族原属女真族，其信仰古代的巫教——萨满教。后因政治原因，为巩固其统治，多与蒙族有婚联关系，又信仰蒙民的佛教。自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满州称帝为大金，其子皇太极即位，沈阳改为大清，到入关后第一位皇帝顺治建都北京，采纳降臣洪承畴、范文程的谏言：得民心者得天下，朝廷摄政王多尔衮就按汉民习俗厚葬了明朝皇帝崇祯，保护明陵，并亲自赴孔庙祭孔尊儒，重用汉民知识分子。为有功绩因公殉职的知识分•97•瓜州文史第3辑子树碑建庙。另外，满清历代皇帝都尊重民间汉民信仰的各教派。入关后的首位皇帝顺治就让太监吴良浦代替自己出家当和尚，自己也有法名叫“行痴”。民间有“顺治出家当和尚，康熙五上五台山寻父”的传说，雍正皇帝在未称帝前常与柏林寺僧人往来，也指派年轻人替代自己出家，并亲自筹建京师大觉寺，招揽佛事，翻印佛家经典，撰写佛学著作，自号“园明居士”和“破尘居士”。他们信仰佛教，但不排除其他宗教，并提倡三教合一，任其存在和发展。他认为三教同源，“世其儒、道、佛三教各有所宗，究之三道之用虽殊，而其体则一，以儒治世，以佛养心，以道养身，三教无异旨，无非归于善”。因此促使了过去各教派对立相争的局面有所缓和，还出现了相互合作的局面。榆林窟内清代洞窟多有佛道各自信仰的偶像，出现在同一洞窟，形成了后来研究历史的人们认定为佛道融一的新的佛道文化体系。雍正十二年敕建永宁寺，并将住寺喇嘛定为官府文职人员编制发给饷银，香火衣被等费用。官府视修庙宇和衙署同等重要，为百姓兴起了修庙塑神的高潮。
  第三，庙宇、寺院是宗教文化的产物，但也代表民间百姓的信仰，也是自古以来文化艺术传承的载体。据刘锡诚教授等人联合编写的《中国民间神象》一书介绍，中国民间信仰的神象有288位之多，从天上到地下，从农业到百业，从人间到地狱，无处不有神灵。这些神灵在各教派的大力宣染下，给老百姓编绘出一幅幅信仰的偶像。这就形成了修庙造神，自古至今辈辈相传的传统。百姓中各行各业都有自己崇拜的偶像，农民敬奉龙王、商人敬奉财神、木匠、铁匠敬奉老君……。在靠神灵之说解释自然现象的年代，百姓都要为心中崇拜的偶像、敬畏的神灵修庙建殿，•98•☆古史拾零☆ 供以香火，以求神灵保佑赐福。各宗教派别为显示自己的威望也争取信徒修庙。总之，百姓供佛养神的需求推动了造神修庙活动。
  第四，寺庙是民间百姓集会、开展文化交流活动的场地。民国年间管理基层群众组织虽有乡、保、甲、牌等制度，但庙会则是乡民百姓集会之地。因而每保（相当现在村）都有自己的大庙。管理庙会的会首，一般推选地方绅士（有文化、有见解、有威信的知识分子）、乡爷（村上长辈）老五组成。他们除筹办庙会以外还对地方公益事业进行组织领导。并兼有调解处理民间纠纷和维护乡规民约的作用。百姓有事有上大庙去处理之说。一般庙会都要唱大戏，请道士、和尚设坛祭祖，规模较大。附近百姓都要去赶庙会走亲访友、敬香拜佛，同时也是文化、娱乐、物资交流的大好时机。在封建社会青年男女见面的机会很少，民间有灯台影戏, 求偶成婚之说（女青年配带绣球、香带，男青年如相中，男青年乘女方不注意将绣球夺来，然后打听姓名上门求婚）。由于庙宇多方面的作用，老百姓也就愿意出钱、出力，修庙造神。再加一保有一个庙，而且互相攀比，张村大庙三个殿，李村就要修一个大庙五个殿；李村修了龙王庙，张村再修一个菩萨庙。因而庙越修越多，神越塑越大。
  以上几条是我认为庙宇之多的历史背景和部分原因，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环境和信神拜佛之风代代传衍，历代统治者都把宗教作为统治人们的工具加以利用。由于当时文化比较落后，科学不够发达，宗教、迷信和民俗文化相互杂揉，故尔，百姓很难明辨其真谛。
  现在，我们只有把清代安西百姓造神修庙的活动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分析，才能破译清代安西寺庙楼阁兴盛之•99•瓜州文史第3緝因。
  备注：① 《甘肃通志安西采访录》（曹馥）② 胡开儒先生著《安西榆林窟》一书⑤ 《安西县志四册》《甘肃通志安西釆访》⑥ 《安西县志第四册》⑦ 《安西文史资料》4期（油印本）⑧ 《安西县志四册》⑨ 《安西文史》第一辑⑩ 李并成、李春元《瓜沙史地研究》一书k《安西县志四册》I《甘肃通志--安西县采访录》m《甘肃通志——安西县采访录》n《安西县志》o《安西县志21号卷》p《安西县志》q《安西文史资料》第四期（油印本）•100•☆古史拾零☆锁阳故城（解说词）李宏伟锁阳城，对于许多中外考古学家和史地学家来说，早已成为一个非常迷人的地方。
  这座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故城，在我国西部边陲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一页。据有关史料记载以及专家考证，锁阳城原名苦峪城，最初为汉代冥安县治所，晋改属晋昌郡，隋代则改为常乐县，并在城东20步设立玉门关，至唐代锁阳城是瓜州郡治所，达到鼎盛时期。今安西、玉门、哈密等地均在其治辖内，总人口1200户。西夏时为瓜州西平监军司，元代仍为瓜州，明代称为苦峪城，设立罕东卫、元末明初汉人内迁，这里成为游牧民族的活动区，明代初年逐渐废弃。
  这里同中国历史许多地方的兴衰一样，随着中原五朝的兴盛而繁荣，随着历史的暗淡而荒凉。自从养育了这里数千年之久的冥水改道，东流之后，这里数百年间人迹罕至，成为河西走廊的荒原。这座故城，是我国保存最为完好的汉唐故城，周围的军事防御系统和烽燧报警系统也成为我国独一无二的典型范本，锁阳城及其周围的农业灌溉系统及古垦区，也成为我国古丝绸之路最•101-瓜州文史第3辑为完备的标本之ー。
  锁阳城的东西两翼，西至踏实乡农丰村，东至长沙岭以东近几十公里的狭长地带，分布着近五十万亩的古垦区，由于疏勒河的改道，这里变成了风蚀地带和沙漠化地带。古代的守城将士，当时站在城头可以听到城外农田水沟旁儿童们嬉水的欢笑声。汉唐时期的田园风光，在千年之后，变得如此冷漠和荒凉。正如那位在安西生活过的著名诗人林染所深深感叹的那样：“大地因开垦而充满了辛酸”！这片土地最直观的反映了历史苍桑的巨大变化，这里的地形、地貌，是中国西部苍海桑田沙漠化演进过程中最典型的活标本，也是中国西部最具特色的自然景观。
  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的足迹都曾经抚摩过这片土地。唐贞观元年，高僧玄奘去西印度取经曾路过这里，停留一月有余，在这讲经说法，收徒买马，打探西行路程。是瓜州州吏李昌撕毁朝廷捉拿玄奘的牒文，在深秋的一个寒夜里，送玄奘上路，玄奘由此西去，完成了他的不朽业绩。
  唐开元年间，吐蕃以数万之众攻陷瓜州，节度使王君奂被吐蕃伏兵所杀，城毁民逃，满目疮痍。新任瓜州刺史张守珪，在如血的残阳中率领将士和残留的民众重整旗鼓，重新修筑被吐蕃毁坏的城墙。不料，吐蕃大军再度汹涌而至，张守珪沉着冷静，在城头大摆酒筵与部下开怀畅饮，吐蕃将帅看到如此情形，怀疑城中早有准备，不敢攻城，传令急速撤军以免误中埋伏，张守珪即刻纵兵追击，吐蕃大败而远逃。
  今天，我们在这座故城的残破城墙的断面上，还可以看到历代修补夯筑的痕迹。
  •102•☆古史拾零☆余秋雨先生曾说过：“我留居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
  锁阳城，就是一个封存着中国西部千年之迷的丰厚之地。这里的每一块砖石下面，每一瓣陶片的颗粒中，都隐藏着一段动人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只属于每一位感悟者的心灵和记忆。锁阳城作为城市而得名，同样与一则神奇的传说有关。民间相传，唐初, 唐王李世民和名将薛仁贵进征西域，被哈密国元帅苏宝童大军围困此城，在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情况下，薛仁贵以城区内外的锁阳充饥，一直坚持到程咬金搬来救兵解围之时，为子纪念锁阳解救三军将士一事，遂将该城改名为锁阳城。直到今天，当地还有“三九三、挖锁阳”的习俗。在冰天雪地的三九寒冬，人们挖寻的不仅仅是锁阳本身。
  据有关医学典籍记载：锁阳作为中药材具有补肾、壮阳益精、润燥的功效。其生长条件极为特殊，为当年生寄生植物。如今，安西县旅游部门已开发推出“锁阳酒”、“锁阳茶”、“锁阳精”、“锁阳干”等多种系列产品，进入市场后，得到广大消费者的一致好评。目前，安西县的锁阳系列产品已成为安西人馈赠亲友的最佳礼品。许多来锁阳城观光旅游的客人，也以能喝到锁阳酒、品尝锁阳茶而倍感不枉此行。
  历史的积淀物如沙石般的冷漠，也如风沙切割过的城墙般严峻。我们很难想象它曾经拥有过的辉煌。
  距锁阳城东一公里许的塔尔寺，有人推测，唐代为开元寺。这里作为历史上官吏和百姓的朝拜敬畏之地，据说是“虔诚许愿，莫不灵验”。如今，遭到毁坏的寺院大塔仍然留守在这里，我们•103•瓜州文史第3辑从这座高达15米的土塔，可以想象这处寺院曾经有过的兴盛和光彩。
  在锁阳城到处都可以看到小山一样的灰炭堆积物，小山一样的沙丘是在怎样的历史火光中熄灭了最后一缕热情？是在怎样的历史风雨中飘落在大地的怀抱中？这茂密的色彩斑澜的一处处红柳，向人们展示着生命的昂扬和洒脱，但在这些红柳的根部，紧紧缠绕着的不知是多少古代将士的白骨。这些白骨，曾经是春闺梦里人，是白发慈母的命根，在猎猎朔风中，在飘散的烟尘里,他们的热血渗入大地母亲的怀抱。如今化作一簇簇沙丘上含笑的红柳，在这海涛般起伏的红柳丛中，到处都弥漫着古代将士的忠魂，他们曾经长久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故城长在，他们的英魂长在。
  这里不仅是一处独立的历史名胜区，更是一处综合的自然风景区，这里汇集了古城址、古寺院、古墓葬、古河道、古垦区等多种文化内涵，相沿历史潮流近两千年，是我国西部古代政治、军事、农业等社会活动遗留下来的最为完好的典型标本，具有重要的史地研究价值和广阔的开发前景。在这里，可以找到最典型的中国西部特色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祁连雪峰险峻，大漠落日的壮美，雅丹地貌的奇绝，沙丘红柳的风韵，那隐藏在这里的锁阳，更加神奇不凡。许多游览过锁阳城的中外游客无不赞叹。纵观西部胜景，像这样把古文化遗存和自然景观结合得如此完美的旅游胜地，在河西，在甘肃也实为罕见。
  历代各族人民的力量垒建了它，风沙的刀斧把古城的墙体雕刻成了形态各异的巨形动物。任何一个文化人,甚至一个史地学家、考古学家、建筑学家到了这里，无不发现和感悟到：自己以往认•104•古史拾零识领域里的某种不足和局限。到目前为止，有关该城的真正的历史文化面貌，将随着锁阳城厚重的历史书页翻动逐渐昭示天下。
  历史是浩瀚的长河，历史是恢弘的大海，历史是静穆的高山。您想感悟这种历史的氛围吗？请到锁阳城来吧！1997年1月•105•瓜州文史第3辑回顾安西百年文物考古史(1900—2000)贺安西县博物馆成立十周年李春元2000年4月9日，是安西县博物馆成立10周年的日子，笔者作为该馆创始人之一，心潮起伏，浮想联翩。百年来，安西文物考古工作的历史发展过程，有耻辱、有艰辛、有欣慰、有荣幸。
  安西地处甘肃河西走廊西端，东邻玉门，南北连肃北，西邻敦煌、新疆，地域辽阔(总面积24182平方公里)，文物古迹众多, 是酒泉地区文物分布最多的县份之一。
  1900—1916年,英籍匈牙利人奥利尔•斯坦因(M.A.STEIN1862—1943),先后三次深入中国西部腹地，“探险”新疆罗布泊以东，甘肃省的敦煌、安西、玉门、酒泉、金塔、居延河流域的汉代长城烽燧遗址；安西汉广至县(破城子)，唐瓜州(锁阳城)，榆林窟；勘测锁阳城南山山脉地理，第四纪冰川地质。除此以外，还“探险”新疆楼兰、米兰、尼雅、丹丹乌里克遗址、吐鲁番高昌城遗址、阿斯塔那墓地、唐北庭都护府城址，以及宁夏、内蒙古额济纳旗镇的西夏至元代的黑城遗址等①。稍后不久，1907年10月—1911年9月，法国人伯希和(PAUIPELLIOT,1875—1945).美国人华•106•☆古史拾零☆ 尔纳、日本人吉川小一朗等先后在安西“探险”榆林窟、下洞子 （小千佛洞）、东千佛洞（接引寺）、以及沿途故城遗址。但斯氏等人的所谓“探险”，主要目的是劫掠这些地区地下埋藏的珍贵文物，不能称之为正式考古调查。斯氏等人的劫掠行为，使中国西部地区古代文明蒙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安西正式的文物考古，应从20年代中期前民国中央研究院有计划的派遣专家调查算起，至本世纪末，其大致经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25—1949年9月）：1925年，民国中央研究院派遣陈万里，赴西北地区，其中作历史地理、考古调查，安西汉唐故城遗址、榆林窟为重点进行调查，陈氏著《西行日记》并考证榆林窟藏传世文物象牙造像乃唐朝佛教雕刻品，开安西文物考古之先河。1926年，民国安西县政府县长曹馥②，在极为困难的背景下主持境内汉、唐故城遗址、唐开元寺（元塔尔寺）、阿育王寺（舍利塔）、榆林窟、下洞子、东千佛洞调查。并首次为榆林窟编号40个，下洞子编号3个，东千佛洞编号6个③，并著书立说④，为安西地方文物考古，历史地理调查奠定了基础。1941年10月一1943年5月，于右任，张大千和甘肃省教育厅厅长范振绪等调查了榆林窟、莫高窟，张氏为榆林窟编号38个，并临摹了今编唐25窟的壁画，在兰州首次展出后，世人方知榆林窟佛教艺术的风采。同年，中央研究院西北科学考察团赴西北地区进行科学考察。中央研究院历史考古组向达、夏鼐、阎文儒等，于次年12月6日一13日，调查安西西湖汉代长城烽燧遗址、西汉宜禾都尉昆仑障（六工城）、广至县城、踏实魏晋墓群四个墩子大墓⑤、锁阳城、双塔唐玉门关、榆林窟、下洞子、清安西州城、踏实城、百齐堡城。向达一行于12月中旬抵玉门、•107•瓜州文史第3辑嘉峪关、酒泉、高台、临泽等地调查。上述诸公调查所获资料，在新中国成立后，配合西北地区，开展考古调查发掘，特别是对安西境内遗存的众多汉唐至清代政区故城遗址，汉长城烽燧遗址、墓葬群、石窟寺等方位确定、年代断定、历史地理沿革、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史研究，以及此后1972-1988年6月进行的四次全县文物普查，1990年10—12月对踏实墓群1号大墓发掘等重大考古项目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二阶段（1949年10月一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前）:这一时期，安西文物考古工作尚处在起步阶段。1949年9月28日安西和平解放，不久安西县文化馆接管前民国安西县民众教育馆所经管的几处野外文物和为数极少的馆藏文物，并指派郭元亨先生⑥保护榆林窟。1953年3月—1957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副所长段文杰带领史苇湘、霍熙亮、关友惠、李复、杨同乐、孙纪元、孙儒僴、何鄂、万庚育、李承仙、李琪琼、欧阳琳等美术工作者，系统调查榆林窟、下洞子。完成洞窟测绘和部分洞窟整修、壁画补修、榆林窟唐25窟壁画临摹、洞窟编号，并完成《安西榆林窟勘察报告》、《敦煌艺术宝库•榆林窟》的编写。为以后文物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
  1954—1958年，为配合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兰新铁路修建，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队长岳邦湖的带领下,对铁路沿线遗存的文物，以及汉长城烽燧遗址、榆林窟、东千佛洞等进行重点调查，并获得重要资料，申报为省政府公布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或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文革”运动结束后不久开展的大规模文物普查，为编写《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省分册》 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108•☆古史拾零☆第三阶段（1966年5月一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期）：这10年间，受“文革”运动的影响，全国各地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工作基本中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榆林窟17窟、唐25窟甬道壁画、其余各窟宋、元、清彩塑造像、下洞子北窟唐窟壁画、中心柱佛龛彩塑造像、南崖各窟清代彩塑造像、东千佛洞26身彩塑造像遭到严重破坏。清道光六年（公元1827年）重修的第3、4、7、8、9窟窟檐被拆除，导致雨雪水流入洞窟，严重侵蚀西夏、元、清壁画，损失惨重（1987年8月一1991年8月已整修加固）。西汉敦煌郡所属渊泉县城、广至县城、长城烽燧遗址、清安西镇城、直隶州城、桥子道德楼、南截山崇善寺等，均遭到严重破坏。清雍正年间，锁阳城东北唐开元寺（元塔尔寺）出土“唐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纪功碑”，锁阳城岀土唐“沙州督都之印”，清同治元年（1862）,敦煌观察使者常钧书“安西定风碑”等具有很高历史考古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金石文物遗失，至今查无下落。民间收藏的大量传世珍贵文物被当作“四旧”批判，破坏损失不计其数。1972年，酒泉地区成立文物普查队，对全区进行文物普查, 中断6年之久的安西文物保护工作在全区文物普查工作推动下才有了新的转机。
  第四阶段（1976年10月一1990年8月）：“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后，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在全国各地迅速恢复。1976年8月，榆林窟保护员郭元亨逝世后，安西县革命委员会、敦煌文物研究所十分重视该窟保护工作,经双方协商, 由研究所代为管理（后正式接管），在副所长（现敦煌研究院院长） 樊锦诗主持下，成立榆林窟文物保护管理所，指派胡开儒（1940-2002）等加强保护工作。1978年一1987年十年间，文物工作者胡•109•瓜州文史第3辑开儒以惊人的毅力，战胜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阴冷昏暗的洞窟内顽强拼搏，逐窟勘测记录窟形、壁画、彩塑造像、历代名人题记、近现代国内外专家学者考察事宜记录等，撰成17万字的《安西榆林窟》（包括下洞子、东千佛洞）墨本手稿（1997年5月新疆大学岀版社出版），并对西夏3窟窟壁前台清代彩塑六臂观音、十八罗汉、龙虎造像等进行搬迁，在空窟内复原，使窟壁下沿28幅精美的西夏壁画重现风采。这时期，也对东千佛洞进行了调查。1982年10月14日、1988年11月1日，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常书鸿、院长段文杰相继调查东千佛洞，对洞窟的整修加固及残破壁画彩塑造像的修补进行了科学论证。常书鸿二次编窟号9个（见各窟内墨书汉文题记，1991年8月，笔者主持勘测整修洞窟时，补编南崖上层西夏残窟为10号窟）。
  这一时期，中日合拍《敦煌壁画•榆林窟》五卷（1979年）、吴礽骧《两关以东的丝绸之路）（1980年）和《汉代的敦煌郡》（1982年）、张伯元《东千佛洞调查研究记》（1983年）、刘兴义《安西锁阳城考察记》和《关于 <禹贡>雍州黑水踪迹的探讨——敦煌郡古河道钩沉》（1984年）、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下）.安西南湖与双塔堡考察记》（1986年）、孙修身《唐代瓜州晋昌郡治及其有关问题考》（1986年）、王北辰《唐朝瓜州历史地理若干问题考）（1990年）、李水城《三下河西——河西史前文化发掘调查记》（1990年） 等专著相继问世，对安西文物考古尤其是石窟寺保护研究起了指导性的作用。
  1984年，安西县文化馆抽岀1人专司文物工作，在经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对已公布的5处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新发现的文物点进行测绘，馆藏文物分别建立了档案。并因陋就简•110•古史拾零举办了首次文物展览。1985年2月成立文物股，组织了第二次全县文物普查，8月25日，县政府发布《关于保护历史文物的通告》，11月300,公布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0处。以法律形式将这些文物永久保存了下来。
  1986年6月中旬、1987年3月下旬，省、地、县文物普查工作会议相继召开，会议要求各地用3年时间完成全省文物普查任务，这是国家“八五”计划中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工程。1987年4月上旬，安西县文物普查队成立（队长王化民，副队长张淳、李春元），进行第四次全县文物普查，次年6月结束。普查队员们风餐露宿，踏遍荒山秃岭，荒漠戈壁，行程两万多公里，新发现文物240处，复查原公布的国家、省、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0处，采集标本768件,征集流失文物217件，有火烧沟、骗马文化类型彩陶、黑砂陶器、石器、青铜器、骨器、料珠等，汉、唐、元、宋、明、清陶器、钱币、汉唐丝绸、纱、麻、棉布、残片、汉简等18类，282种。普查之后又陆续征集1439件。东千佛洞历经数百年风雨剥蚀和人为破坏，整个石窟群面临倒塌的威胁，普查队于1987年9—10月整修安装了窟门，消除了隐患。并对第2、5、7号西夏洞窟的壁画精品进行了首次临摹。在清理南崖2号泥梵塔窟时发现30多件珍贵的西夏文、蒙古文、藏文、汉文经卷残页、佛像图、西夏木版画，以及清代木刻版式历书、天象图等。在整修洞窟和壁画临摹时，对洞窟开凿岩性、地质年代、形制进行系统勘测，洞窟开创、成画、重层时代、艺术风格特征等，进行认真分析研究, 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编著成的《东千佛洞勘察整修总录》，首次为该窟建立了完整的技术档案。并于1991年5月，编入《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馆藏文物业于1989年8月分类、登账、•111•瓜州文史第3辑上架。
  文物普查结束后，又对本世纪初至1998年间，国内外专家学者所进行的学术活动，中央和地方政府，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博物馆所采取的一系列文物保护措施进行全面总结，撰写了《安西文物考古年表》(1900—1998,2008年〜月编入李春元《瓜州文物考古总录》)。
  通过四次全县文物普查，基本查明安西境内文物分布底数、时代、文化内涵。史前文化鹰窝村、兔葫芦、五道沟遗址的重大发现，起了证史和补史作用，将《左传》记载安西人类活动史由春秋时代上推至距今43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汉唐古城、汉长城烽燧遗址、窑址、规模宏大的农田水利设施网系、交通干线遗迹、古墓群的发现，对解决考古工作中遇到的许多疑难问题，为研究河西地区民族起源与发展、民族文化起源与发展、传播，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河西地区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的关系、史前文化与历史文化的编年问题、安西地方史沿革以及古气候、古环境变迁诸学术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为进行广泛的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众多的直观教材。
  1988年4月9日，安西县博物馆成立，标志着安西文物考古工作走向新的开端。1989年8月、1990年8月，县政府公布第二和第三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10处。1990年5—8月，省、地、县相继召开文物普查总结表彰大会，对此次全省文物普查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各级政府和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都制定了 “八五”文物考古工作计划。这一时期所进行的各项工作，是博物馆文物考古事业的快速发展时期。
  第五阶段(1991—2000)：•112•古史拾零博物馆成立后，工作人员由原来的2人增至9人，田野调查、馆藏文物管理、陈列展览、石窟寺壁画临摹专业人才聚集一馆，各种规章制度基本健全，管理体制基本形成。为加快“八五”、“九五”时期文物保护与考古事业发展，1990年10月—1993年6月，博物馆对踏实魏晋墓群】号大墓、小宛魏晋墓群、五道沟汉墓群进行抢救发掘，保证了双塔水库南干渠改建工程、兰新铁路复线的施工，同时获得大批文物和记录资料，丰富了馆藏品。1991年4月—1995年10月，省文物局组织的长城考察队在敦煌研究院、安西县博物馆的紧密配合下，对甘新界敦煌以东至玉门花海以西580公里汉代长城烽燧遗址及其沿途其它文物进行系统勘察，获得第一手资料。查明长城走向和烽燧分布位置、沿途汉唐政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分布区系，为1997年《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修订稿和此后即将编纂的《甘肃省文物志》，各县市《文物志》补充了新的资料；核对、校正了当年斯坦因编长城烽燧号的谬误。1991年5月一1994年7月，设立锁阳城、桥湾汉长城、双塔唐玉门关、白墩子文物保护站，以博物馆为中心，形成野外文物、馆藏文物保护网络。
  弘扬民族文化，振兴民族自尊自强精神，始终是博物馆的工作宗旨。在国家文物局，省文化厅、文物局、安西县政府鼎力资助下，博物馆大楼于1993年4月破土兴建。次年9月竣工，占地面积5400平方米，建筑面积1750平方米，主体结构形制集中体现了唐瓜州（锁阳城）雄伟壮观的建筑风格，是一座永久性纪念建筑物，集历史革命文物，人文地志、民俗风情、自然资源标本陈列于一体的综合性地方博物馆。1995年12月，中共酒泉地委列本馆为全区重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7年7月1日，为庆祝中•113•瓜州文史第3辑国共产党成立76周年，迎接香港回归祖国，博物馆举办了《安西文物展》。1991一1996年，在国家文物局，省文物局大力支持下, 敦煌研究院主持全面整修榆林窟，并协助整修东千佛洞。采取维修壁画和残损彩塑造像，清洗烟釉，详细勘测记录，拍摄录像等一系列保护措施。1996年11月，国务院公布锁阳城、东千佛洞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7年6月，对历史上被盗的踏实墓群魏晋2号大墓进行了抢救发掘。出土高达8米墓门照壁，镶嵌64块彩绘形态各异的耕获、牛马车、鹦鹉等精美图案的画像砖，三层条砖干砌拱卷门覆斗顶、麦草泥抹墓壁、条砖铺地，前后室形制结构墓室，后室四具厚重棺木内墓主人尸体身着精美的丝绸衣服，棺盖上覆盖着朱红底丝帛、白色篆书字体的帛书等具有重要考古艺术价值的文物精品。深刻揭示了东汉、魏晋时期敦煌郡、晋昌郡地区政治、经济（纺织手工业）、文化发展状况以及墓葬制度状况。十工山北麓农业开发区东汉砖室的抢救清理，首次岀土铜鞍马，填补了以往随葬品灰陶器居多而无铜器的空白。世纪之交。按照国家“九五” 至2010年远景规划，疏勒河流域的安西、玉门被列为重点农业开发区。开发区工程巨大，占地面积1.8万平方公里，区内遗址文物达186处，包括史前文化遗址、汉唐故城、汉长城烽燧遗址，汉、唐、宋、元墓葬群及其农田水利设施、交通干道、驿站遗址。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锁阳城，是整个农业开发区内的特大遗址保护区，总面积386平方公里，该城始建于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是中国古代史唐瓜州断代史标志，同时也是我国唯一保存完整的隋唐故城，在中国及至世界考古、历史地理学方面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内外三道城墙雄伟坚固，总面积87万平方•114-☆古史拾零☆ 米。城周围文物分布众多，达81处。其中史前文化遗址2处、汉唐故城遗址8处，烽燧22处，汉、唐、宋、元窑址16处，房址8处，墓群6处（墓葬2200座），农田水利设施遗址6处，占地245平方公里，《汉书•地理志》敦煌郡冥安县条记“冥水”古道6处26公里，唐、宋、元佛寺庙、塔古建筑4处，石窟寺3处（东千佛洞、碱泉子石窟、旱峡石窟）等，具有极高的历史考古价值。通过各种保护措施，杜绝了人畜践踏城墙，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1992年8月1日又成立了锁阳城文物、草原保护站。10月1日，县政府发布《关于加强锁阳城保护工作的通知》，明确划定了围栏以内为中心保护区，围栏以外386平方公里为一般保护区，这样, 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了以锁阳城为中心的特大文化遗址和生态环境区。
  存史资政。世纪之交，回顾安西近百年来的文物考古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文物考古史，在成功的同时也走了许多弯路。深深感到只有在上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才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只有在人民的支持下,考古工作才能顺利开展, 相信在如此生动丰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安西县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成果，为祖国的繁荣做出贡献。
  注释：① 参见《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安西南山山脉中的探检》（1927年英文版，1936年向达译中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
  ② 曹馥，字菊泉，湖南省衡山县人，法学士，其生平事迹参见1945年纂《安西县新志》、1992年纂《安西县志》。
  ③ 参见曹馥1929年2月手书墨本《甘肃省通志•安西县采访录》。
  •115•瓜州文史第3辑④ 参见曹馥1929年2月手书墨本《甘肃省通志•安西县釆访录》。
  ⑤ 参见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下）安西南湖与双塔堡考察记》（《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四期）。
  ⑥ 郭元亨，字永科。其生平事迹参见李春元《郭元亨先生传略》（《阳关》1992年第一期）o•116•☆古史拾零☆大唐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途经瓜州史迹梗概李旭东玄奘是河南偃师县人氏。自幼敏慧超群。在佛教兴盛的隋末即受过“具足戒”，成为名扬关、蜀、荆、楚的“佛门千里驹” 而大受欢迎。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其冲破朝廷禁令，从长安秘密西行，经过秦州、兰州，在凉州僧人慧威法师及弟子慧林、道整的帮助下，庆幸逃脱了凉州都督李大亮的缉拿，来到了瓜州。
  瓜州为岀越国境的重要关口，比沿途任何地方都难以通过。玄奘在打探路途时，不料被瓜州府兵丁捉住去见刺史独孤达和州史李昌。原来二位皆非常和善开明，对佛经颇有研究。他们对玄奘舍命西行很支持，当着玄奘之面当场撕毁朝廷“宜严候捉”① 玄奘的传送牒文，私下放其西行。玄奘在瓜州府附近找到一名叫石磐陀的年轻胡人作向导，胡人只愿意送至玉门关。有人告诉玄奘，瓜州府不远处唐玉门关边有葫芦河，上宽下狭，水洄波急，深不可测。此是西行的必经之地；出关有五座烽火台，每座上皆有兵丁把守，每座烽台之间相距百里，中途无有水草，只有烽台下才有。过了五烽，便是天无飞鸟、地无走兽、狂飕乍起、沙尘蔽天的八百里莫贺延磧。打听好这些情况，玄奘“与少胡夜发，•117•瓜州文史第3辑三更许到”②葫芦河一带，“斩木为桥，布草填沙，驰马而过”③。过了一丈许阔的河，玄奘松了一口气，与胡人暂作休息。天近拂晓，石磐陀突然手持短刀变得蹑手蹑脚起来。玄奘知其有了歹心，直视胡人，胡人双膝跪地说，我们肯定不能通过五烽，要是被捉，我等性命休矣，还是回去为好。玄奘不为所动，叫石磐陀回去，胡人还是不走，恳求玄奘，要是玄奘被捉，如供出了其姓名，王法森严，其妻小皆要受到株连。玄奘发誓，即是被捉，亦不连累他人，胡人悻悻而去。浩瀚起伏的戈壁大漠，风云突变，弥漫天际, 风声怒吼，黄沙翻滚，走了八十多里，玄奘见到白墩子就在面前。
  其惟恐被守卫士兵发现，在暗处乘天黑取水偷越，正当其用皮囊盛水时，忽一支箭从头顶飘忽而过，又一支箭险些击中膝盖。玄奘知道已被发现，赶忙大喊，我是长安来的和尚，烽台上的守兵即带其去见校尉王祥。王祥亦是一虔诚信佛之人，对其肃然起敬，留住一夜，第二天拂晓赠送了干粮、水等物，送了十里，并指点玄奘说，不要经过第三烽，可从第四烽经过，第四烽校尉叫王伯陇，为其侄，他会帮忙。玄奘按其所指，次日凌晨见到王伯陇。王伯陇又送其干粮、马料、水，并告诫他第五烽台校尉性情粗暴，恐有意外，应抄别道越过，至野马泉取水。平沙浩浩，一望无际，玄奘孑然一身,靠逝者的白骨和驼马粪便作为路标,在沙漠里行走。沙漠的气候瞬息万变，一幅幅“沙漠幻景”不时组成各种鬼怪状，引起玄奘阵阵恐惧。因迷失方向，未寻到野马泉，不小心又打翻了皮囊，珍贵的水连一滴也未剩下，玄奘非常懊恼，但又不能违背当初到身毒（印度）决不向东后退一步之立誓。黑夜天上繁星点点，地上燃烧着一堆堆磷火。玄奘口干舌燥，一直走了四天五夜，人马皆不能动弹，一齐卧于沙石中。夜半清风徐来，人马逐渐复苏，•118•☆古史拾零☆ 又走了几里，忽见前面有葱绿之色，马突然发疯狂奔，在草地深处有一汪清泉救了命。
  玄奘自进入瓜州（安西）境继续西行受到了独孤达、李昌、王祥、王伯陇的大力帮助，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经过九死一生，终于到达西域一百一十国，获得佛教“大乘天”和“解脱天”之最高荣誉，带回经、律、论、藏五百二十夹，共六百五十七部及部分舍利。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玄奘在于阗向唐太宗写一表文，拜托商队带往长安。太宗阅后亲笔写了敕文：“敕于阗等道，使诸国关师（玄奘），人力鞍乘，应不少乏。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鄯善于沮沫迎接。（玄奘）速来与朕相见。④”于是玄奘从丝绸之路南道进入敦煌，又经过安西，返回长安。
  这一段历史，玄奘亦永志未忘，常述讲给弟子们听。后人编辑撰写的《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故三藏法师行状》中对安西这一段行程的记述，皆是玄奘回长安后他人根据其有关记述整理成文的。
  注释：①②③（3）《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19-瓜州文史第3辑安西古地名衍变汇考李旭东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的安西县，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与玉门、敦煌、新疆、青海、内蒙古相接壤的特殊关系，历史上曾是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地段之一，对华夏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作出过不同寻常的贡献。饱经四千多年历史风雨的沧桑变迁，今安西地区仍保留大量的古代及前代各个历史时期的地名，虽年代久远，其仍为各时期社会历史发展衍变的产物。其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这一地区历史风貌，闪烁着各民族人民开发戈壁绿洲的伟大创举。其每一个地名的命名，皆有独特的时代背景，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信息，对今天安西绿洲的开发乃至经济发展、文化建设仍有诸多裨益。
  早在四千余年前，安西所在的河西走廊及祁连山地历史舞台上轮番演出的民族有羌、氐、塞种、乌孙、月氏、匈奴、突厥、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至今，一些古地名中仍能看到他们活动的影子。
  “祁连山”即为匈奴语“天山”之意，谓山之极高，与天相接。此名与匈奴在此富裕的经济活动区域休养生息有很大关系。
  “布隆吉尔”为蒙古语，意为“泉水出头川”，“露头泉水众多”，•120•古史拾零在今布隆吉乡一带。这里农业灌溉条件优越，还被誉为“银池”。
  “兔葫芦”有关专家认为与历史上吐火罗人曾居于此有关，为“吐火罗”之转音。
  “东巴兔”清代以前叫“奔巴兔”，为蒙古语。元代此地有“上达儿兔”、“下达儿兔”之名，其皆与当地兔子多有关。
  “瓜州”上古始有其名，是因该地产美瓜而得名。
  公元前111年前，西汉政府在河西走廊据两关，列四郡，大规模地移民屯戍，安西始得正式大规模地开发，并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前哨基地。丝绸之路的开辟，安西不可避免地同巩固国家政权、维护民族统一、加强中西交往等国家大事相联系，一直是古代政治斗争复杂、军事斗争频发地区。这一时期留下了大量的地理名称。今安西境内留存有汉武帝下令修筑长城遗迹143公里。长城之外的烽燧亦有一百余处。其正如古之“十里一亭，五里一燧”的记载。此“亭、燧”，后人皆以“墩”冠名。这些遗迹许多地段已剥蚀破坏殆尽，有的只有烽墩残立。疏勒河沿岸及长城沿线与“墩、堡”相关的地名如：长城堡、望太邑、长城北、墩子南、九墩湾、三墩湾、营盘墩、月牙墩、龙岗、十二墩、唐墩、墩墩山，豁落墩、望火堡、石岗墩、八龙墩、驴丘墩、奔马兔墩、碱墩、五个墩等，其多为汉唐遗迹名称的传衍，明清亦一直沿用。如今这些名称的实用意义早已废弃，部分连遗址亦无处寻觅，而更多的虽仍呼旧名，但今已完全改变了当时军事防御性质，变成了县、乡、村某个区域及方位之名。尽管如此，它们的名称能传衍至今，其皆为戎马疆场的历史见证。
  明代嘉靖三年(1529)封闭嘉峪关，关外瓜州诸地皆成为异域。清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大获全胜。因在今安西一带曾取得过重•121•瓜州文史第3辑大的军事胜利，1723年前后，为安定嘉峪关西至新哈密这一区域, 曾先后成立“安西卫”、“安西厅”、“安西直隶州”。在此历史背景下，河西走廊“安西”始有其名。这一区域清人认为是在古雍州之西，所以安定古雍州之西是今“安西”的第二个基本涵意。借古喻今，古今结合，二者相得益彰，“安西”这意明矣。后来安西行政区域逐渐缩小，变为今之安西境域。所以“安西”非安定西域之意。“疏勒”亦因清军曾在今布隆吉一带疏勒河沿岸擒获了噶尔丹三千军马，为表彰、纪念这一重大的军事胜利，即引用了历史上西域的古地名“疏勒”，疏勒河始有其名，西域一带的旧名虽废，变为“新疆”，为“新辟疆圉”、“新辟疆域”之意。
  清渐次收复河西走廊之后，即从甘肃56州县及新疆部分地区移民实边，大兴水利，开发屯田，由政府统一安排、组织，在疏勒河流域平原地带，大约每隔2公里为一工区，整齐排列，修建庄堡。安西的“工”、“堡”、“屯庄”大多为此一时期产生的，其反映了这一时期大规模的移民迹象。如头工、开工、二工、三工、四工、五工、六工、七工、八工、九工、十工。新疆吐鲁番一带的回民慕化归附，被清廷分化瓦解，迁居安西，一面自食，一面为当地驻军提供给养。清组织回民进行农耕生产，修建庄堡，按回民部落人数多寡安置于头堡、二堡、三堡、四堡、五堡，采用军政合一的管理方式。因这些维族民众与回族人一同信仰伊斯兰教，当地安西人统称其为回民，其新修建的五座庄堡称其为回民五堡，其名一直沿用至今。清代还修建了踏实堡、柳沟堡、双塔堡、桥湾堡、新百旗堡、小宛堡、瓜州堡等安置移民。此一时期大片田地开发出来了，绿洲农业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清至民国，一些大家族产业兴旺，经过几百年的休养生息，•122•古史拾零富户田庄逐步发展起来了，以富户大姓姓氏命名的庄园很多，如王家屯庄、徐家屯庄、刘家屯庄。桥子乡吴家沙窝之名起源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89）,当时在新疆巴里坤镇标左营武信骑尉吴正、吴大用父子一行57人在返回老家陕西三原县途经安西桥子时，由于在疆低价购买的骡马牛羊死亡过半无法返回原籍，即将剩余银两在桥子乡东地带买地建庄，其居民至今大多为吴氏后裔，故安西人曰其为“吴家沙窝”，数百年未改。还有一些明、清、民国在地方扩充武装以驻军所在地命名的地名如：黄花营、扎花营等。元代后期疏勒河改道北移，汉以后各代开发的古河道沿岸50余万亩农田基本废弃。今安西23万余亩土地基本皆为清代至今300余年间开发岀来的。故安西疏勒河流域的地名以明、清、民国命名的居多。
  在戈壁沙漠地带，有水就会有绿色，就能种庄稼，蓄养牛羊，人才能生存。故有“本地，水是人血脉”之说①。安西与水有关的地名很多,有反映自然泉、泽、湖的，亦有反映人工修缮水利工程者, 其皆体现了历史上人们珍爱水、利用水的情况。西汉破羌将辛武贤曾动用15000余人的大军，整修水利工程，开挖疏通疏勒河，汇聚各支流，声势浩大。唐代沙州刺史李无亏（其祖上为皇帝新赐长城县开国子）主持建造了流跨瓜沙二州苦水（今芦草沟）河之上的巨型拦水坝，百姓蒙受其恩，谓此坝为“长城堰”。锁阳城东塔尔寺下曾发现半截唐碑，记述唐瓜、沙节度使张议潮、曹议金大兴屯垦，兴修水利，上言“荷锸如云，百忆京坻“②之语，元代甘肃行省修安西境内的阿合潭、曲尤濠，引水渡舟，运送兵粮，可谓一壮举。清川陕总督兼甘肃巡抚岳钟琪，陕西西安粮盐道沈青崖两次大修水利，使安西引水进入高潮。绿洲农业，唯灌溉是赖,•123•瓜州文史第3辑水利工程历来著先。如今桥子乡之“桥子”即缘于东汉“冥水”。冥水民间又叫黑水，改道前流经今锁阳城、桥子乡一带。因该水中有黑色沙粒，目睹水色呈微黑之状。古时其地河水盛大，人不能涉足而过，在两岸架通一桥名曰“黑水桥” 。清至民国省略了“黑水”二字，俗名“桥子”，沿用至今。
  渊泉镇、渊泉街之称皆源于汉代安西布隆吉乡一带建敦煌郡渊泉县。汉开发此地，见水域宽广，泉津交错，深不可测，故曰渊泉。即为与地下水相通，深不可测的深泉之意。如今，该地有些地方仍然泉泽众多，湖水明净鱼虾可见，野鸭水鸟成群。故而安西保留下来与泉、湖、沟、坝、井相关的地名比较多。泉有白虎泉、芨芨泉、三个泉、泉北、泉南、红旗泉、锅底坑子泉、塔儿泉、金泉、清水泉、营盘泉、磨盘泉、沙泉、五泉、五个泉、上泉、大泉、小泉、拐弯泉、碱泉子、布泉、黄龙泉、东涧泉、月泉子、天生泉、乱泉子、白泥泉等。“湖”有东园湖、西园湖、条湖、小草湖、大月牙湖、小月牙湖、火烧湖、东湖、西湖、刺窝湖、尚家湖、南湖、布鲁湖、南志湖、南太湖、乱泉湖、银湖、雁脖子湖等。沟有红柳沟、进头沟、北干沟、三道沟、四道沟、五道沟、六道沟、七道沟、八道沟、九道沟、十道沟、营水沟、柳沟、若水沟、南干沟、新沟、龙小泉沟、槽子沟、教场沟、徐家沟等。
  “井”有土墩井、蔡家井、黑山井、毛井、红山井、大头羊井、双井子、六角井、马莲井等。桥子乡的“东坝”、“南坝”、“祁家坝”是清乾隆年间为聚集地下泉水，当地民户用红柳、白刺等柴草及沙土一层一层筑就的一所柴坝。由于每年柴坝自然下陷，历代民户每年冬季农闲水小时必须修筑加高柴坝半米左右，使其保持原有的高度，各家皆要参与，利用至今不废，基名亦传衍至•124•古史拾零今。在安西保存下来的与“坝”有关的还有龙口坝、上龙口坝等。历史上由于河流改道及游牧民族毁田驻牧等掠夺式经营，滥伐、滥牧、滥垦造成水源涵养破坏，绿洲防护林失去作用，致使地下水位下降减少、沼泽湖泊萎缩、干涸，风沙肆虐。从这些古地名中，仍能看到昔日水源富足的景象。
  清代及民国时安西各乡镇及其它区域定名保存下来的比较多。如今三道沟镇之名取源于其位于疏勒河十个道沟的第三个道沟。河东是其位于疏勒河中游之东。南岔是疏勒河流向南部祁连山下一支岔。西湖是疏勒河下游地带积水成湖。踏实是大至的转音。大通假为广，即与广大同意。大至即为广至，为汉敦煌郡广至县，正为今踏实一带。桥湾是因清代在疏勒河转弯处建一桥在环湾处曰桥湾。双塔因清在该处派重兵防守，曾建两大塔而言。锁阳城只因古城内外盛产锁阳。对于山脉的命名，大多以山的形状、颜色、地理位置等命名。如山子、乱石山、小宛南山、长山子、十工山、截山、火焰山、马鬃山、花牛山、尖山子等。山口有上口子、下口子、岳家口子、瓜州口子、牛口子、马尔口子、亦马口子、黑山口子等。山形似人之耳曰耳朵山。形似马之鬃毛曰马鬃山。形似巨形花牛（白色岩脉绕山,如花牛身躯之斑纹）曰花牛山。由山岩含铁如似明镜曰镜铁山。山丘如和尚之首曰和尚山。站于山谷大喊未有回音曰哑巴山。总之其命名惟妙惟肖。
  对石窟之命名亦有一番情趣。榆林窟因石窟所在地的河谷之中遍生榆林而得名。东千佛洞是其位于榆林窟、锁阳城之东而言。下洞子是其在榆林窟之北，榆林河下游而定名。旱峡石窟是因该峡中干旱无水建有洞窟而起名。碱泉子石窟是因该石窟附近有一泉水微含碱之缘由而名。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庙宇有社稷坛、沙神庙、•125•瓜州文史第3辑先王庙、龙王庙、关帝庙、昭忠祠、老圈庙、道德楼、白虎庙等。另外还有一些与历代忠臣孝子、节妇烈女、名人雅士有关的碑碣、营垒、台榭、邮亭亦有一些，但基本上失传。还有一些普遍称谓的地名如柳园是因该地红柳成林。蘑菇山是该台地夏秋遍生蘑菇。马莲井是该地长有马能食之莲草并有井水可饮。九南、九北是在九工的南北而言。九上、九下是在九道沟的上下所说。安西还有一些解放后命名的地名如环城、农丰、中渠、红卫、红岩、向阳等。
  对于安西的有关地名，很多同志都很关心，其来源是什么。如1966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召开的第五次全国棉花生产会议期间询问安西代表王生俊：“你们公社为什么叫环城公社？”王答曰： “因为我们公社在安西县城周围”。王所言的县城当即今安西老城, 亦即清代安西直隶州城。今观该城其周围的农村，不正是环绕老城一周吗!1971年，周总理在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询问十工道班代表张富贵，“为什么叫十工”。惜张富贵文化水平太低，未能作答。李先念副总理虽长征途经十工，但对其含意亦并未能详尽了解，其给周总理解释亦未尽其意。总之，这些地名与古代及前代安西军事设施、丝绸之路交通路线、屯垦移民兴修水利、历史人物、植被变迁、水系盛衰等关系密切，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历史文化意义。撰写本文志在抛砖引玉，把安西当地地名学作为文史研究的一个方面，使之受到重视，为社会发展服务。
  注释：①敦煌遗书S5894卷《渠规残卷》②《西域水道记》•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