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州县图书馆

邓发经安西赴共产国际姜荣治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后，党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为了汇报中国政局和党的情况，党中央决定派人前往莫斯科，尽快建立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并委托周恩来具体安排实施此事。
  为了创造有利条件，1936年4月9日，周恩来、李克农代表中共中央在延安与张学良、王以哲进行秘密会谈，在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等方面达成初步协定，并决定派代表赴苏联。东北军的代表取道欧洲，中共代表由东北军负责护送，经河西走廊、新疆去苏联，并由张学良派人联络盛世才，使其不要留难。
  4月13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彭德怀同意后，决定派邓发为中共中央代表，经河西走廊到迪化，然后赴苏。
  6月，邓发代名杨鼎华，离开瓦窑堡，携带张学良为其准备的“甘肃省民政厅查灾专员”的护照，乘飞机由西安到兰州，转乘汽车前往河西“查灾”。27日到达张掖。以后的两个多月中，他与党中央的联系突然中断了。为了查明邓发的下落，8月24日，洛莆致电王明（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邓发6月27日从甘州来信，“彼乘汽车已5天时间，从兰州至甘州，行程1300里”，此后即无消息，……恐在途中失事，请查问新疆方面。
  9月8日，洛莆又致电王明，报告了邓发的下落：“邓发已岀玉门关（即现在的玉门镇）到了安西，后又转到敦煌，从敦煌来电称不能前进。查敦煌到哈密千余里无人烟，请你交涉是否可由哈密派车去接，或寄入新疆的护照给他。如不可能,我们即令他回来”0原来邓发走到安西后，打算从敦煌进疆，后来了解到敦煌与新疆之间除无水无店的大戈壁外，并无公路通行，只好结束在敦煌的“查灾”，返回安西准备搭汽车过星星峡进疆。到安西后，他染上了重病，不能行走，加上新疆省主席盛世才禁止新疆与内地联系，从星星峡出入，必须持盛世才亲自签署的护照方可。
  邓发没有料到进入新疆会如此困难，但深知自己所肩负使命的重要性。他在安西求医治病，想尽办法，寻机进疆。为此，他有意结识了一个将要赴疆演出的戏班子。凭着勤快的手脚，干各种杂活的熟练手艺，取得了戏班子老板的信任。老板允许他随班子进疆。
  10月16日，邓发跟着戏班子的骆驼队离开了安西，走上了“穷八站、富八站、不穷不富又八站”的戈壁沙漠。他以惊人的毅力，冒着飞沙走石和高温酷暑，干着最重的杂活，吃着硬得象石块一样的干粮，喝着少得可怜的一点水，克服着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向新疆前进。11月上旬，邓发终于到达了迪化，后又几经周折，他才与苏联领事馆取得联系。11月12日，王明致电党中央：“邓发已到迪化，我们已开始组织接到此地来的一切办法”。
  1936年12月1日，邓发作为党中央从陆路经河西走廊赴苏的第一位代表，到达莫斯科，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使命。郭元亨传略姜荣治陈竞立郭元亨先生原名郭永科，1896年11月21日出生在甘肃省高台县南华村的一个农民家里。11岁开始给本村郭永顺放牧，1911年后，给高台县的薛发元和教场边子的张八旦拉长工，并学会了织土布，艰难地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躲避抓兵，郭元亨先生在1927年8月15日只身逃离家门，辗转玉门赤金堡乞讨，流浪帮工，暂谋生计。同年9月又逃奔到安西县踏实做短工。在旧中国，军阀割据一方，抓兵是司空见惯的。一天，学生李金五对郭元亨说：“一两天就来抓你的兵”。郭元亨听到这个消息后，束手无策, 他想向西奔，上新疆过不去；往回走，再回高台麻烦更多。为了虎口逃生，便冒着刺骨的寒风，过卡房子山，向祁连山深处逃奔。在投宿万佛峡古刹时，和住持道士马荣贵邂逅相遇。马荣贵听完郭元亨身世的叙述，非常同情郭的遭遇，马荣贵道长说：“现今，到处兵荒马乱，生灵涂炭，百姓苦不堪言，从今后你就当我的徒弟吧!”郭元亨被马荣贵收为徒弟后，便成为佛门的虔诚信徒，每日黎明即起，打扫殿台，念颂经文，接待专程来谒的香客，还同其他几位师兄师弟帮助师父经营万佛峡和蘑菇台的一百多亩耕地,深为师父马荣贵所喜爱。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一桩事渐渐引起他的注意。那就是他随师父马荣贵在大佛殿敬佛烧香时，发现师父每次烧完香后，总是久久站在弥勒佛塑像前，望着盘距在弥勒佛左右的泥塑彩龙的嘴而出神。天长日久，他终于发现了这里面神奇的秘密。原来，龙嘴里藏着一尊稀世之宝——象牙佛。师父马荣贵看到这件事再也瞒不住他了，便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小心地取出象牙佛，对这个虔诚的门徒讲述了关于这尊象牙佛曲折动人的故事：象牙佛在世上只有两尊，是由一根象牙分两段雕琢而成，一尊据说存放在国外，这一尊是由象牙牙稍雕琢，很早以前就传到了万佛峡。明朝嘉靖年间，安西、敦煌一带被吐鲁番侵占，户民逃奔嘉峪关内，僧道四散，榆林窟的庙宇被流沙淹没，洞窟成了晒禽伏狐之所，数百年间，香火灭绝，人迹罕至。清朝嘉庆年间，有一云游道人吴根栋云游到这里，见寺庙破败不堪，便立誓振兴。他四处奔走化缘，存集钱粮，清除积沙。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掘出了埋在洞窟一个角落里的用黄绸缎包裹，用藏人哈达包扎的象牙佛。这一发现使他欣喜万分，立刻鸣钟召集当地香工道士和本地乡民，把这尊象牙佛恭敬地在榆林窟供奉起来。从那之后，榆林窟香火大盛。吴根栋道士把人们奉献的牛羊放在蘑菇台牧放，并引榆林河水在河北岸辟良田四百亩，建寺院，盖房屋，植树种田。吴根栋在辞世前将象牙佛传给他的弟子，由此开始了住持道士代代移交象牙佛的惯例。
  到了清朝同治年间，社会动乱，战争又起，象牙佛由一个原在万佛峡出家的道人带到了金塔，被一个有钱有势名叫梁贡的财主存放。梁贡的女婿常来往于盐池湾一带的蒙族地区做买卖，他见蒙古人信佛，顺便提及了老丈人家存有象牙佛的事，这消息传到万佛峡的主持道士严教荣耳中后，内心激动之情难以言表，这尊榆林窟世代相传的珍宝终于有了下落了。他亲自驾起马车，于光绪三十年冬天由踏实起程，奔往金塔，当走到酒泉城门外时，恰巧遇上了带走象牙佛的道人。经过详细追问，证实确在金塔梁贡家中。经过很多曲折，打了半年官司，花费了不少乡民的钱财，才总算把象牙佛请回了万佛峡。
  师父讲完这段故事后，特别叮嘱郭元亨：“这尊象牙佛早年就传到了万佛峡，是稀世珍宝，我过世后，你要把它好好保藏起来。世界不太平，千万不能往外拿啊……!”这话竟成了师父的遗嘱。不久师父在因事去昌马的途中，遭受乱兵惊吓而死，郭元亨便把象牙佛小心翼翼地埋藏在蘑菇台附近的卡房子山上，从此，他成了这尊珍宝唯一的知情者和保护者。
  这尊象牙佛高不过18厘米，宽8.7厘米，但内刻佛祖经变图象数百个。人物雕刻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外形对合，是一骑象的普贤，手持宝塔，袒胸赤足，头发呈波纹状，象背鞍踏俱全，装饰美观。从雕像人物相貌、服饰看，属于印度风格，由此推断，可能是唐代僧人从印度携归的。不少国际国内文物工作者、历史学家、鉴赏家们在参观后不约而同地发出啧啧的赞美声。它为我们伟大而古老的文明祖国增添了绚丽的光辉。然而，善良的人们可曾想到，这尊象牙佛曾经引起过多少风波？经过多少曲折复杂的斗争，才回到了人民的手里，珍藏这件珍贵历史文物的郭元亨先生又经过了多少艰难险阻，惊怕与痛苦呢？民国29年（1940年）夏季的一天万佛峡谷突然来了一帮马家队伍，除了刁抢财物外，硬逼郭元亨交出象牙佛。面对这帮豺狼能说些什么呢？他只有很简单的两句话：“没有听说过这件事，也没有看见过什么象牙佛”。这帮家伙恼怒得发疯了，一个小头目害怕回去给主子交不了差，就命令部下挖地搜寻。圣洁的佛门寺院，祖国文物宝地成了匪兵们肆虐、毒打无辜，抢夺珍宝的地方。在机关用尽还是得不到象牙佛的情况下，这帮匪兵把郭元亨带到了酒泉。马家队伍驻酒泉的头目见软的不行，就施加酷刑，直到把郭元亨的左臂打成残废，遍体鳞伤，但郭元亨仍是那两句话：“没有听说过这件事，也没有见过什么象牙佛。”抗过了马家队伍的淫威与酷刑，又碰上了金钱和优裕待遇的诱惑。他从酒泉回来不久，名画家、敦煌文物所的张大千先生来榆林窟临摹壁画，大千先生酷爱文物珍品，听到郭藏有一珍贵象牙佛的信息后,愿出两千块银元购买，并说:“我回四川把你也带去, 在那里给安顿一个好地方，何必一个人呆在这荒凉的山里面，人活一世孤苦伶仃有啥意思……。”郭元亨恭而敬之地答道:“没有呀!要是有的话，我也不受马家队伍的酷刑拷打了”。机智地婉辞了张大千先生，紧接着又来了国民党的大员于右任，那是民国30年 （1941年）的秋天，于右任在参观榆林窟后带了一个薛秘书向他打听象牙佛的事。面对国民党中央监察院长，这一位举足轻重的元老派人物，郭婉和地对他们说：“听说过象牙佛的事，就是没有见过象牙佛”。又问了些与象牙佛无关的问题。问他什么时候出家的，师父又是什么时候死的等等，最后断定：“按照出家人的规矩, 不到3年不能按出家人对待，你出家投师不到3年师父就过世了，因此你当然不能见到象牙佛”。
  1947年伪安西县的参议员刘永宽却处心积虑地想搞到象牙佛，准备派人抓郭元亨。踏实村货郎刘宗汉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给郭通了口信，让他尽快设法躲避。郭元亨内心极度不安，在彳旁徨无措之中突然想到安西县有个知名人士叫高攀贵，这人平时为人比较正直，又是刘永宽的老师，只有请他出面从中周旋，也许能控制住刘的邪念。经过高攀贵给刘写信说情，才免了这场灾难。
  珍贵文物一一象牙佛保存下来了。
  1937年4月23日，西路军左支队千余红军在李先念、程世才等同志的率领下，取道石包城、蘑菇台西进新疆。在大队人马未出山以前，就有部分先遣侦察员到了蘑菇台。他们和气地给郭元亨讲，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求解放的……。他们所讲的道理句句在理，郭元亨越听越爱听，越觉得符合自己的心意。几十年来受压迫的酸痛、悲惨的遭遇一幕幕回绕在他的脑际。使他把红军的奋斗目标和自己的希冀无形中连在了一起。在大队人马继而赶到蘑菇台休整时，郭慷慨地给红军捐赠小麦2石4斗、面粉200百余斤、黄米6斗、胡麻油30斤、硝盐4口袋、羊20只、骡子1头、马1匹。程世才同志在给部队讲话时说道：“这老道很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第二天临离开时，程世才军长给郭元亨打了一个收条，对郭说：“我代表西路军左支队全体指战员向您表示感谢，不久的将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一定胜利，这张便条请您妥为保存，所借粮食、牲畜，革命胜利后如数归还。将来不管我在不在，只要有这张条子，是一定能找到革命队伍的，那时，大家总会帮助你的。”红军走后，马家队伍进山搜捕流落掉队的红军战士，风闻郭元亨给红军援助了粮食、牲畜，他们便将郭元亨抓起来搜查，从身上搜出了程军长给他打的便条。当即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恶狠狠地骂道：“你竟敢私通共产军，你不想活啦？”说着便命令手下把郭七手八脚地捆了起来。这伙匪徒不但用马鞭抽打郭元亨，而且还惨无人道地把衣服扒掉把清油泼在身上烧他的下身。……直至把郭整死又用凉水喷活。那个军官模样的人给他手下一个士兵递了个眼色。这个家伙问郭“有潢的’和’白的’没有？赶快拿出来, 我们瞒哄上边把你放了保你这尕老汉一命。”面对这伙贪婪成性，杀人如麻的匪徒，郭元亨再能说些什么呢？他拖着带伤的身体，忍着剧烈的疼痛。咬紧牙关到房内从地下挖出了多年的全部积蓄三两六钱黄金，一百块银元，交给了他们。心底纯朴善良的郭元亨满以为他们见了钱后，会把他视为珍宝，留作纪念的便条还给他。谁知，这伙不近人性的坏蛋收了钱后，当着他的面把那张条子撕得粉碎，并大声喝骂道：“你还想要条子等共产军回来！今天算是便宜你了!”说着一拥而上又把郭元亨拳打脚踢了一顿，带着抢来的财物扬长而去。郭元亨为此气得失声痛哭，大病一场。
  1949年9月28日，郭元亨所向往的太平盛世终于来了。当年的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安西。建农会、组政权，清匪反霸，样样政策都合人心愿，新的生活叩击着他的心扉。1950年春天，郭元亨满怀兴奋的心情，毅然走出万佛峡谷，把他珍藏象牙佛的经历详细地报告给新生的红色政权踏实区人民政府，他高兴地说：“现在到真正的好世道了，我才能把这东西拿出来。”他受到了省人民政府的奖励。从此，这件稀世珍品有了更为可靠的归宿。
  郭元亨成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文物保管员，精心地管护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榆林窟，并被选为安西县人民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委员。多次赴兰州、北京参观、参加会议。更为可敬的是在榆林窟担任保管员成为难得的国家干部以后，他还经常参加劳动，维修洞窟，耕田种地。3年困难时期，他主动要求不吃供应粮，在蘑菇台自产自食，并向国家交售了部分自产余粮。
  1961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治部和程世才副司令员分别给县人民委员会和郭元亨老先生来信。赞扬他“在革命艰苦的岁月里，帮助了红军”，这种高尚的情操“实为可贵。”
  1976年7月18日，郭元亨老先生因病与世长辞，终年80岁。他那不畏强暴，保护象牙佛，热情支援红军，坚持斗争的动人事迹, 在安西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