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州县图书馆

忆安西扫盲工作的初期活动张希才“从前是字整人，今天要人整字，几十年的大老粗，今天要把身翻”。歌声唱出了翻身农民对学习文化的渴望。“提高人民文化水平，迎接经济建设高潮”，召唤着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新时期的到来。安西的扫盲工作始起于1950年冬季，以农村、街道兴办的冬学为主要形式。翻身农民利用农事冬闲，每天用两个小时来冬学学文化、学唱歌、学读报、学政策，真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从1951年开始一些条件较好的村庄冬学，相继转为民校。青壮年农民不仅在冬闲时学文化，而且在农事活动的业余时间，都能坚持学习。读报组、宣传员每个村都有，而且活动经常。这期间文化教师都是乡村就地选聘，以能者为师，政治课教师多为驻村的县区工作组员担任，也为义务任教。
  1952年，随着全国扫盲工作形势的变化，兴起推行祁建华速成识字法高潮。9月初，县教育科调派张世杰、马成基、赵殿才、杨梓、张希才五人参加了由酒泉专员公署教育科举办的《速成识字教学法教育培训班》，同期县文化馆长王晖也到兰州学习。省文化局也部署了文化馆配合扫盲事宜。10月，县上成立了以县长张义阁任主任，刘铭（县委宣传部长）、赵怀玺（县教育科长）任副主任的“安西县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业务由县教育科负责。在科内增配了1名扫盲干部张希才。扫盲委员会还配了3名专职教师，他们是张世杰、马成基、殷树毫。当年扫盲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抓好速成识字实验班，推动冬学民校的普及。经会议研究决定，在五个区各办一所速成识字实验班，县上先开办一班作为指导试点。教材统一采用《工农业余教育速成识字生字课本》和《农民识字课本》第一、二册，学习期限3至4个月。县中心实验班由县长张义阁亲自挂帅任班主任，县教育科会计王举荣担任辅导员，文化教员由张希才担任，于10月上旬开学上课。教室先在一区小学，后迁入县文化馆内，有学员30人。五个区的实验班先后在10月下旬开学上课，共有学员161人。具体人员配备：一区实验班负责人王晖（县文化馆长）和龚长才（区文教助理员），文化教员陈吴山（文化馆干部），辅导员彭彦（文化馆会计）；二区班负责人张明癒（区文教助理员），文化教员张世杰、辅导员后调入秦殿甲担任；三区班负责人为中心小学校长吴朝伕，区文教助理员张宝礼具体配合。文化教员马成基，辅导员后调入李玉才担任；四区班负责人李选（区文教助理员），文化教员赵殿才，辅导员先后调入张柏成、李长生担任；五区班负责人为中心小学校长张富，区文教助理员李朝英具体配合，文化教员杨梓，辅导员殷树毫。刚开始师资力量不足，酒泉专署教育科从酒泉县教师中抽调秦殿甲、李玉才、张柏成、李长生四人充实。至此县上扫盲专职人员已达10人，加上被固定配做扫盲工作的区文教干部，县文化馆干部9人，共计19名。学习中期，县教育科还将分配来我县的小学教师罗文光、岳致富安排在县城两个实验班做了一段时间的协助工作。整个速成识字实验班工作在各级领导重视、各学区教师的支持和全体扫盲专职人员的辛勤施教下，历经了拼音学习、突击生字学习、阅读写字、写话、总复习和巩固五个阶段，圆满完成教学计划，考试合格，先后在1953年2月中旬结业。后接专署教育科通知，因部分地方学习出现夹生、回生现象，要求各实验班再进行一段补课。经县扫盲委员会按脱盲标准验收合格者，再发给脱盲证书。县城两个班合并进行复习，农村四个班在春耕后又组织了复课学习，每天坚持两个小时。2个月后验收达标，发了证书。当时拟定的脱盲标准是：1、 识1300个常用字（错字不超过5%）;2、 拼音:给50个字注音（错误不超过5%）;3、 阅读500字的课文,时间不超过5—6分钟，错误不超过2%—3%；4、 听写：常用句、词50个，短课文200字左右，错别字不超过5%—6%；5、 写话：写200—300字的短文或书信，基本通顺能表达其意，错别字不超过5%—6%.这一阶段扫盲工作的特点：一是来势快、声势大（舆论宣传遍及城乡）；二是领导重视。县、区、乡三级领导亲自过问，有时还深入检查听课，征询学员意见，专署教育科长林树山还来县检查并派出扫盲专干赵作荣深入我县农村班进行督察；三是农民学习劲头高。夫妻学、兄弟赛、姑嫂姐妹争模范，“玻、坡、摸、佛” 书声朗朗；四是扫除文盲效果好。六个实验班脱盲考试达标都在95%以上。一些学习优异者，结业后吸收充实了职工队伍。有一部分在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担任记工员、会计员，有的担任•165•瓜州文史第1辑农村社、队干部，为农村培养了一批实用人才，为我县农业建设做出了贡献。
  1953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扫除文盲工作必需整顿》的社论后, 我们认真组织全体扫盲人员学习、领会精神，总结经验教训。坚定扫盲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紧密结合农村实际，走群众路线；灵活多样的办好农民业余教育。同时县扫盲专职人员还参加了酒泉专署教育科办的全区扫盲人员学习会。加深认识整顿的必要性，坚定信心，群策群力，搞好扫盲工作。这时原调来我县的秦殿甲、李玉才、张柏成、李长生调回酒泉另行分配。在余缺调整时又将高台县扫盲教师郑文明调入安西。此时县上保持扫盲专干1人，教师4人。
  1953年冬到1954年随着农村形势发生的变化，互助合作蓬勃发展。省教育厅在兰州五泉山举办了全省工农教育干部学习会，张希才、马成基、张世杰3人参加学习。返县后，重新拟定了开办民校、识字班的规划，不再搞高度集中。除偏远村庄外，争取乡乡有常年民校，村村设冬学。县扫盲员蹲点跑面，巡回辅导，着重解决“年年上冬学，年年第一册”教学质量不高的问题。当年秋末集中了民校教师较稳定的，四道沟杨世森、东湖张光跃、三道沟许生辉、六道沟李万德、踏实新沟村段子怀、桥子马生蛟、九南崔汝峥、三工石国龙、九北高松林等10名教师在县城学习一周，集中辅导了当年民校教材。依托这些骨干，推进冬学民校教学质量的提高。有的片还试建起不定期的组织文化课教师学习交流制度，学习《扫盲通讯》。在八工村、中沟农业初级社和县城还办了3所民校示范高小班，探讨农业合作办学和扫盲后再提高的途径。为了稳住民校义务教师队伍，巩固民校，1953—1954两•166•★文教史踪★年县上还开展了评选工农业余模范教师的活动。李万德、段子怀、许生辉、马生蛟、杨世森等同志多次被评为“安西县工农业余教育模范教师”。县上颁发了铜质奖章和纪念品，并评奖了一些优秀学员，发了奖状、纪念品。不少乡对冬学、民校教师误工给予减免义务工补偿，有力地促进了扫盲工作深入持久地开展，此可谓安西扫盲工作的鼎盛时期。
  •167•瓜州文史第1辑安西女子学校概况王曙民国14年（公元1925年）贡生出身的安西知事陈萱，顺应历史朝流的发展，积极倡办起安西第一所女子初级小学。当时全县有2万多人口，居住在县城的只有1000多人。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 在校读书的学生中没有一个女学生。当时想聘请一名受专门训练的女教师，也是十分困难。经社会多方推荐，聘请了县城柳贡爷之女柳瑾担任女子学校教员。教室设在县衙中山堂会议室，当时也称中山女子学校。学生是由知事和社会人士一同发动民众送女孩子入学读书。她们是:殷淑贞、李发茂、王银贵、张淑芳、张菊秋、杨文淑等10余人。由于教员刘瑾没有受过专业培训，是靠父亲在家辅导自学的，所以女校课程设置也就只开设了国文、修身二门课。国文学习《三字经》、《百家姓》等，以识字为主。修身课除每周星期一男女学生集中到县衙中山堂，利用升旗仪式由县衙知事宣讲三民主义、自由、平等、博爱，提倡新生活等内容外，更多的时间是以学习《女儿经》，背诵“女儿经、细心听、早早起、岀闺门、烧茶汤、敬双亲、父母骂、没吱声、见人来、就转身……” 等修身之道。学校只办了一年多，到民国16年（公元1927年）肃•168•★文教史踪★州驻防军吴廷璋兵变，县衙被占，学校也就自行解散。同年县衙改为县府，新上任的县长曹馥，也是一名有政绩的地方官员。他任职后，说服地方人士，将失学的女学生又动员到县城孔庙小学读书，男女合班授课。到民国31年（公元1942年）正值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全国的抗日爱国宣传已深入到祖国的四面八方，民众的爱国思想、民族意识，都大大提高，男女平等之呼声之盛。歧视女性受到舆论指责，这时学校已有70多名女生，占在校学生总数的46.2%。后任县长鲁玉生主张男女分校，恢复安西女子学校。此时，校址选设在老君庙三官楼，首任校长谢富国，教员杨春和、吴昌。到民国35年（公元1946年）校长为王曜，又新增了一名女教师王淑芳（敦煌人），当年有首届高小毕业生：狄中秀、李秀莲、金淑贞、张青秀、黄月英、李玉莲、桂香等10余人。次年，又调任校长殷树毫，新增加教师何玉莲（女，青海湟中县人，毕业于师范专科学校，能歌善舞，特长于音乐、美术）。何任教后女子学校的文艺活动比较活跃，受到社会上的好评。1949年秋学校又调任校长段延岭，聘任教员高树滋、王泽民、张希才、吴昌等4人。当年女校还招收了家在学校附近的七、八名男生。设三个复式班，一个单班，共六个年级，学生近百人。同年9月28日安西解放，10月7日新旧政府交接完毕，教育科长王中录宣布女子学校和渊泉小学（孔庙小学）合并为第一完全小学。校长由教员选举苏兴荣担任，教师由县教育科统一调配9人组成。两校合并后，女生锐减，到1950年春季开学，只有10余名女学生到校。分析原因，主要是当时群众对共产党政策不了解，封建思想严重，趁合并的空子，不让女孩出门读书，更不让与男孩同堂就读。1951年县妇联会牵头，向县委、县政府建议，男女学校分开，培养更多的女性人才。
  •169•瓜州文史第1辑当年三月，政府派县教育科干部陈百川负责筹办安西县女子学校。校址选设在县城东门口原佛教协会的庙宇中，并动员第一完小就读女生归属女校。县妇联还从街道民众识字班中选了一部分学龄女孩进女校读书。5月，校长赵存瀛、教员王淑芳（女）、赵凯军、高登寿、王明德到任，按照全日制小学教学大纲正式授课。此时女学生已恢复到60多名，学校走上了正轨。1954年，因女生增加, 校舍狭窄，教室不足，县文教科提请县政府同意后，又将女子学校并入安西县第一完小，学校名称为：“安西县一区小学校”。
  •170•★文教史踪★忆解放初安西干部文化班张希才经过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化高潮蓬勃兴起。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按语中批示：“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开始进行……。这是个严重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1955年中共酒泉地委（后并入张掖地委）根据这一批示, 决定安西开办一所“干部文化班”。负责关外三县（安西、敦煌、玉门）县、区、乡干部中的文盲半文盲的轮训脱盲和再提高工作，迅速改善农村干部文化素质。
  干部文化班，归属地委组织部统一领导,安西县委组织部代管。师资按照地委组织部指示，在三县党员教师中抽调，班委会由安西县委组织部长俞万祥任主任，安西县文教科干部张希才任副主任。抽调教师4人：汪金（安西）、梁万选（玉门）、王培华、徐生枝（敦煌），建立了党、团支部。校址设在距安西县城约一公里的原苏联援华转运站营房内（借用）。课桌凳由学校开班经费购置一部分，向安西县各机关单位借用一部分。开班经费第一期地委组织部拨款5000元。学习、办公、烤火、医疗等费均由学员所在单•171•瓜州文史第1辑位按标准转学校统一使用，工资由原单位按月汇寄本人。入校学员由各县组织部选派。学习教材为甘肃省编印的职工文化教育课本。扫盲班与提高班内容有别，学习期限每期为7个月。
  首届干部文化班于1955年6月上旬开课，参加学员98人，分两班教学。这些工农干部面临新的革命任务，深感没有文化的苦处,对学文化要求十分迫切，能充分利用一切空余时间苦学苦练。学校安排每天8小时,而他们实学不下10小时。教学方法不断改进, 吸取了人民解放军祁建华教学经验，结合成人教育特点，采用集中、速成、紧密联系实际，学用一致，认、读、写、用结合，由浅入深, 分段实施。学习中尽量采用适应成人的多种多样的方式，以提高教学效果。如个人之间“一帮一”、“结对子”，各小组之间“擂台赛”，班组之间“流动红旗赛”等。整个校舍环境中醒目地张贴着“向文化进军不掉队，争优胜!” “学好文化为家乡人民争光荣!” “立志做有文化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人民勤务员”等大幅标语。活动场所都有针对性地张贴实物字卡，见物识字，帮助记忆。生活纪律上学习人民军队的好作风，早出操，晚点名，唱歌、跳舞、篮球竞赛等，人人参加，师生一致，保证了教学计划的顺利实施。首届培训的学员于1956年元月底经考核合格，准予结业, 分赴原单位工作。由于他们在文化上迈进了一步，给工作增添了活力，不少同志被提拔到部局级岗位。有4名女同志分别任安、敦、玉县妇联主任。一批女乡长，女支书脱颖而出。他们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发挥了才干，贡献了力量，谱写了光荣的历史。
  安西干部文化班历时两年半，先后共办4期，培训干部308人, 其中有副区级干部14人，县企事业职工80多人，其余全为乡长、•172•★文教史踪★乡支部书记。党员干部占80%以上，妇女干部共有40多人1958年“大跃进”全面开始，大办农业，大炼钢铁，人员紧张。张掖地委组织部决定:干部文化班停办，脱盲人员再提高工作列入职工业余教育计划。于是该班于1958年元月下旬停办。财产调往张掖地委党校，教师返原县另行分配。安西干部文化班为关外三县农村政权建设与巩固，培养了一批人才，功不可没，特予记叙。
  •173•瓜州文史第1辑安西部分学校概况补遗张希才王曙安西林业学校，也称北干沟林校，属中专性质，是1958年由甘肃省林业局拨款创建的。校址设在安西北干沟机械化林场内。教室、师生宿舍全是新建，活动场地宽敞，教学设备齐全。办学宗旨是为培养具有实践经验又掌握林业科技知识的中等林业人才, 学制两年。课程开设除普通中学语文、数学、化学、植物学外，专业课程主要是造林育苗、森林保护、采伐利用等。教材都有正式课本或讲议稿。上级派来的教师有郭普（注）、吴茂森、张永康、吴智胜、张国忠，都是具有大、中专文化程度的林业技术人员，校长由机械化林场场长郑林兼任。首期学生是从张掖大专区范围招集来的，有张掖、临泽、酒泉、敦煌、玉门、安西的高小毕业生和部分初中肄业生共60人。一开始编为一个教学班，于同年5月开学。开学典礼那天，笔者跟随中共安西县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长俞万祥等去参加了仪式。亲眼目睹林校师生的办学精神，听取了教学计划的安排。经过半年的学习，将一部分学业成绩赶不上的学生转为林场工人。留下的41名学生，继续学习。由于该校与林场、治沙站三单位设在一起，因此治沙站的几名林业专业工•174•★文教史踪★程人员也常受聘给林校学生做专业课辅导员O教学方法灵活多样，现场作业与课堂讨论分析结合，学生在学中干、干中学、教学相长, 效果很好。如林地勘测、林地平整、土壤分析、育苗采种、杆插、植树机使用、病虫害测报与防治，都是现场教学，学生听起来有骨头有肉，容易理解，记得牢靠。加之，林校学生伙食实行供给制, 统一开灶就餐，学校还给学生发了一套兰色布质校服。学生学习情绪高，教师工作安心，校长又是一位作风正派，治场治校有方的领导者。因而，建校两年时间，很快在林场建设开发、造林治沙、教学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引起省、地和国家林业部门的关注与嘉奖。场长兼校长郑林于1960年被提拔为安西县副县长。同年年底，首届毕业学生41人分赴各县国营林场或社办林场工作。如赵世杰在安西林场，梁继红在酒泉果园林场，丁桂兰在敦煌乡办林场，还有一些分配到农垦系统。他们是全区首批社办林场的骨干，为全区的林业发展做出了贡献。由于1960年国家经济出现暂时困难，这个学校也于1961年初停办。
  回民学校，系初级小学。始建于1946年，校址设在安西县城东大街清真寺院内，有回族学生十八九人，初任学校负责人张兴铭（回族），由教师黄某某（回）具体进行教学工作。开学后很长一段时间无正式课本，学生以学习经文为主，汉字为辅。至1948年初国民党马步芳接任西北军政长官职务后，回族教育促进会派来一位姓赵的教育长（回族，名不详），聘请当时在安西女子学校任教颇有声誉的女教师何玉莲和另一名辛氏出任教师。此时学校也易名为香光小学，校址迁到东大街雷祖台，在教室内挂起了马步芳肖像。课程设置除经文外，还有正式课本，如国语、算术、唱歌。学生统一着装，全是上面发来的米黄色咔叽布料童子军装•175•瓜州文史第1辑校服，短袖短裤、船形小帽，夕卜出开会训练，列队整齐，颇招人羡慕。就读学生，很快达30多人，全为回民子弟。在这期间就读的学生如今在安西的有陈富海（当时班级学生骨干）、杨万福、白进中等。1949年9月临近解放时，赵、辛、何一起离开安西，学校随之自行解散。解放后，随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1951年2月由县人民政府教育科又扶持办起这所初小。学生十八九人，校址仍设在清真寺院内。隶属县教育科管辖，定名为“安西县回民初级小学”，调派胡建荣任教师，此时，学校经费、教师工资均由县教育科统一按标准拨发。课程设置早半天由胡老师教初级小学统一教材，如语文、数学等，晚半天由清真寺韩青山阿訇教授经文。由于胡任教后以身作则，亲自率领学生粉刷教室、修补校舍、认真备课、精心讲授，学校走上正轨。学业期满的还考入渊泉小学高小班接轨就读，很快赢得回民群众的欢迎。1952年学生增至近30人，教学质量经县教育科考核合格。1954年胡调任瓜州中心学校校长，接任教师杨生林（初师毕业）继续施教，学校学习风气良好。1955年暑期小学教师集中县上学习，杨教师突然发病逝世，回民学校自行停课，就读学生由县委统战部、政府教育科动员转入渊泉小学插班接读，从此，回民小学再未开办。
  智光初级小学，即安西县佛都会私立小学。随着佛学信仰在安西的鼎盛，至1946年，安西县佛教会信徒已发展到300多人。由“法幢寺”住持法师融照（俗名殷建毫）倡议办起了信众子弟小学，定名“私立智光小学”。教室设在寺院平房内，当年招收佛教信徒子女50多名免费入学读书，聘请段子瑞任教师。课程以国语、识字、写字为主。至1949年安西解放前夕，由于寺僧生活无着，佛教私立学校无力接济，旧政府教育科于同年7月又派了安•176•★文教史踪★ 西简师首届毕业学生王自兴接任教师。此时该校课程设置与县属其它初小相同，王的月工资为7.5斗小麦，统一由县教育科拨发，就读学生34人，分两个班复式教学。由于这所小学原是佛家子弟学校，社会上看法各异，许多人认为是培养小和尚之地，有的家长也不愿意送孩子到教会办的学校学习。1951年春智光小学停办, 学生转入渊泉小学。
  附注：郭普老师是1935年毕业于兰州农校高级林科，后又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专科。解放前后一直从事林业科技和农业教育工作。是甘肃省颇有名望的治沙专家。曾兼任省林学会顾问，省植物学会名誉理事、省政协委员、中国地理学会沙漠分会常务理事，林业研究员等职，1993年逝世。
  •177•瓜州文史第1辑榆林窟近代名人涉足记事考胡开儒榆林窟历经千余年之历史，过去只是安西名胜和宗教圣地为当地信徒所名知。它的学术价值为世人所重视和采撷，只是近百年间事。
  最早对榆林窟登临观光的学者为清乾隆五年督建沙洲城垣、官暑、兵房及三堡的马尔泰。马尔泰为一代名士，且好古，在敦煌多年，对莫高窟颇为熟识。后来他还远道巡察了榆林窟、石包城，写下了吟咏石包城的诗章。
  清道光10年任敦煌知县的苏履吉，先于道光6—9年，曾任安西知州三载。苏公对文学、古迹多有留心，安西三载，对地方风俗、人物、山川、治所无不留心、稽考。对榆林窟古迹曾多次登临。苏公《敦煌县志》地理形胜中所记药泉一款，谓“饮之可愈百病”者, 正是源于石包城、流经榆林窟前之榆林河水也。
  光绪25年，敦煌藏经洞发现后，引起西方“学者”的极大垂涎, 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桔瑞超、大谷光瑞、吉川小一郎及美国的华尔纳、俄国的鄂登堡，先后都到敦煌窃取了大量古文书及经卷、塑、画。这些珍贵的文物使这些欧美“学者”获得了•178•☆文教史踪☆ 极高的声誉。也使敦煌古迹在世界上产生了空前的声望和影响。敦煌艺术的身价一涨百倍。作为和敦煌莫高窟同一艺术价值的榆林窟艺术，自然也引起外国"学者”的涉足。光绪33年（公元1907年）, 斯坦因和他的秘书蒋资生于敦煌窃书之后，于5月21日来到榆林窟, 并在第10窟的通道南壁上，由他的汗文师爷蒋资生用刀刻留了一则题记：“大清光绪卅三年五月廿一日，湖南乡阴县蒋资生与英国总理教育大臣司代诺当暮游历到此”。从而使我们确定了他居心叵测的榆林窟之行的事实。
  敦煌卷子的大量流失，方引起清政府的重视。敦煌卷子运到北京后，相继出现了研究敦煌文物的专家，如罗振玉、王国维、刘师培、刘复、陈垣、陈寅恪、郑振铎等。1930年，学者陈寅恪首先提出了 “敦煌学”之名。一个敦煌研究的风潮逐渐兴起，也意味着榆林窟的即将开发。1941年，画家张大千听到敦煌莫高窟壁画富冠绝世，由成都乘飞机到兰州，约同靖远名士范振绪同到敦煌，五月同游榆林窟。25窟的精美杰作，使它留连忘返，深深激起他的艺术激情。返回成都后，凭着深刻的印象，背临了一副“戏拟榆林窟唐人壁画”。范振绪在该画上题跋道：“此大千与余游榆林窟后，见窟中唐隋画，意背临之作。神情与壁画颇肖，足徵早入唐贤三昧，近世无其匹矣。”榆林窟古朴的风貌，陶醉了诗人和艺术家，面对奔流的榆林河，诗人、画家席地坐于河边洁净的盘石上提壶对饮，谈天说地，道古论今，夸谈祗数，缅怀古人，十分投契。于这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际，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绝艺得观，于心愿而无憾。画家激情振奋，一首情景交融的诗章脱口而出： 《榆林窟纪行》摩挲洞窟纪循行，散尽天花佛有情；•179•瓜州文史第1辑晏坐小桥听流水，乱山回首夕阳明。
  范老一朝进士，岂敢落后。榆林之行、戈壁风情，眼界顿开。柽柳，荒村，雪景，山月无一不触发诗人情怀。蘑菇台之情幽，榆林窟之壮丽，自然造化之美，人工镌凿之雄，无不令人赞叹，禅机萌发，居身这域外仙山，缁流乐土之间，尘世无拘，劳虑悉除之感，令人心神豁然，胸次荡涤，诗人挥臂拈豪，于蘑菇台大殿彩壁大题写到：民国辛巳五月，陪张大千访安西榆林窟古迹道中三首：（一）安西风力劲，逐日是飞沙。为访峡中寺，同乘塞外车。雪泥千里印，山月一钩斜。极目荒郊景，柽红独着花。
  （二）杨柳青青水一湾，尘心涤尽便开颜。我今欲问旗亭客，谁道春风不度关。
  --夜宿毛竹台（三）毛竹何年始筑台，芦芽独自送青来。雁衔凤巢不须问，自有幽人费剪裁。
  ——禹勤再笔为了壮大临绘敦煌壁画人员的队伍，同年7月，张大千离敦煌去青海塔尔寺聘请昂吉等5名喇嘛画匠协助工作。10月大千率众到榆林窟先画了第25、16窟部分壁画。大千的安西之行，得到了安西地方政府的有力支持。地方除派车辆部队协助转运物资和•180•★文教史踪★保卫护送外，并责成领近乡村组织人员支援慰问。东巴兔小学的教师刘曰清，奉乡公所指令，领着21名小学生，从20多华里外赶来看望大千，他们向大千赠送了耗牛肉及鸡蛋之类的慰问品，大千非常高兴，亲自带领师生们到窟内参观临摹工作并讲解了部分壁画故事。当孩子们第一次在洞内见到临摹照明用的电灯时，大家惊奇极了，这也是榆林窟历史上有了电灯的最早年月。大千让孩子们在窟上吃了饭，并对大家讲了话，用“十室之邑，必有中信，三人同行，必有我师”的教诲勉励了这些来自穷山僻壤的小学生们。临行，大千给这些小朋友们回赠了当时并不多见的洋糖之类，大家非常高兴地回到蘑菇台住下，第二天返回了东巴兔。
  1943年5月，大千再次率儿子张心智、门人萧建初、刘力上，旧友谢稚柳，弟子李复及4名画工，再上榆林窟，共作画19幅，准备在兰展出。谢稚柳先生在兰州期间写了榆林窟及水峡口石窟的壁画内容总录，大千先生为29个洞窟编了窟号。5月20日，他们别了榆林窟返回敦煌。8月，敦煌及榆林窟壁画在兰州展岀，后又在四川成都及各地相继展出，使大家得以初见敦煌壁画之面目。学者陈垣评论说：“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国宝一般，其成绩固以超岀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为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境界”。通过对敦煌壁画的反复临摹，使他的人物绘画进入创新的最高阶段。1957年他被纽约世界美术学会誉为“当代第一大画家”，并授予他金质奖章。他的作品在美、法、日本、巴西、阿根廷相继展出，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和爱好。1983年4月，大千去世于台北市双溪“摩耶精舍”。
  1941年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到西北去视察，顺•181•瓜州文史第1辑便参观了莫高窟。从敦煌返回途经安西时，听到了榆林窟的情况，遂不畏路途偏远，执意前往观看。于老是国民党政界中留足安西的唯一最高官员，对安西地方政府震动不小。安西县政府调遣大批驻防部队及踏实乡公社保安队沿途护送。汽车到今水库山前，淤沙难行，遂乘马登涉蘑菇台。县政府早有消息报告郭元亨（道人），郭元亨准备了茶点之类，翘首以待。于老至蘑菇台稍事休息，看见蘑菇台的木轮大车和古代高车族（西部古代少数民族）的木轮大车颇似，不禁触动他嗜古之幽情，想从蘑菇台乘大车到榆林窟。陪同县长等人急忙将车辆铺陈起来，从蘑菇台到榆林窟10华里路, 大车沿河在戈壁滩上颠颠簸簸缓缓前行。于老并不怕苦，他兴致勃勃地坐在高车之上，谈笑风生，沿途观望榆林河对岸被千年雨水切割的峭壁深壑，微微感叹。
  榆林河峡岸红柳丛生，梧桐高古，其实正是中秋之际，桐叶红遍峡谷，煞是好看。到了窟区，于老见峡内峭壁屹立，窟室栉比，非常惊奇，及至看到窟内唐画的丰姿神韵，更使他不可思议。大佛一座，高可倚山，金碧辉映，他深为祁连山上丰富的文化宝藏所感动。在郭元亨的小窟洞里休息时，一边听郭道讲述这里僧道人员屡遭土匪屠杀，毁楼焚经的惨痛故事，一边沉思于国事的艰涩中。莫高窟、榆林窟偌大规模，千年古迹，竟至今任意荒废，无人问津。价值连城的历史遗物，或失于他人之手，或毁于无知之中，这损失太大了。他从榆林窟的荒僻萧条景象和僧道人众性命无期的难局中，深感国家急需安定，塞外百姓急需安乐，国家文化宝藏更急需拯救、开发、研究和保护。返回重庆后，即刻发表了 “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的文章。广泛向各界陈述敦煌艺术的珍贵、丰富和在学术上的重要价值。再次呼吁有关部门设立.182.★文教史踪★专门管理、研究机构。在于老和大千的反复呼吁下，终于1943年由国民党教育部聘请高一涵、常书鸿、郑通和、窦景春等人组成筹备委员会，由常书鸿负责，选录人才，于1944年成立了 “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先生任所长。
  于老回重庆后，时常回忆起他的塞外之行，安西榆林窟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和美好的回忆，写下了四首回忆诗作：（一）激水狂风互作声，高岩入夜倍分明。
  三危山下榆林窟，写我高车访画行。
  （二）隋人墨迹唐人画，宋抹元涂覆几层。
  不解高僧何处去，独留道士守残灯。
  （三）层层佛画多完好，种种遗闻不忍听。
  五步内亡两道士，十年前毁一楼经。
  （四）红柳萧疏映夕阳，梧桐秋老叶儿黄。水增丽色如图画，山比髯翁似老苍。
  1942年春天，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的摄影记者罗奇梅夫妇，在敦煌居住一年之久，拍摄了大量的敦煌壁画和部分外景后，又来到榆林窟，拍摄了窟内壁画15张，外景12张。罗氏先后在敦煌、安西拍壁画、塑像、外景2600余张。1968年，罗氏接受洛克菲勒三世基金的援助，移居普林斯顿并将全部壁画底板加以整理，复印成册，收藏于普林斯顿大学资料室。1968年秋被日本秋山光和所见，1970年秋山光和用所获特别研究补助金，以东京大学文•183•瓜州文史第1辑学部名义，将这批照片买了去，全部由文化交流研究机关保存整理。罗氏照片由于拍摄较早和细致，无疑对日本人的敦煌研究（包括榆林窟）带来极大方便。
  1944年，由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教育部、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组成的“西北史地考察团”，到敦煌实地考察。考古学家向达到安西榆林窟初次调查。在他的“西征小记”中写下了“榆林小记一文”。日记中说：“民国33年5月初，复游榆林窟，摩挲残践，九逾旬日，神游艺苑，心与古含。边塞行役之苦，尘世损伤之劳，不复关情。平生之乐，无逾于此也”。他又在榆林窟小记中写到：“榆林窟即在水峡口南30里，自水峡口沿河谷南行,20里蘑菇台子，复南10里即榆林窟。踏实河发源南山，蜿蜒北流, 石窟位于河谷两岸，东西相距不及100公尺，峭壁矗立，有若削成。石窟错落点缀于两岸壁间，河水为石峡所束，奔腾而出，砰磅訇磕, 其声若雷。春夏之际，两岸红柳掩映，杂花蒙茸，诚塞外之仙境、缁流之乐土，莫高窟所不逮也”。榆林窟地处边远，为人所不知。以先生的身份能为榆林窟留如此深情公正的溢美之词，托先生的口福，榆林窟将会以绝世超人的艺术风彩，博得更多高贤大哲的青睐。这将引导更多的寻幽探圣者，来观光这一为“莫高窟所不逮” 的“塞外仙境，缁流乐土”。
  1944年，沈阳博物馆馆长闫文儒，继西北史地考察团对莫高窟、阳关、玉门关的考察之后。复到安西，其时正是隆冬之日，先生骑马跋涉数日，几于冻伤双脚。到蘑菇台后，因榆林窟僧人为躲避土匪的袭击，皆于蘑菇台栖身。先生只能每日奔波于榆林窟和蘑菇台之间，每天早出晚归，白天紧张工作，搞完了整个石窟调查。抄录了光绪31年赴金塔请象牙佛匾额全文。写出了 “榆•184•★文教史踪★ 林窟勘察报告” 一篇。同年李浴亦来榆林窟作了调查，写出了 “榆林窟佛教艺术调查” 一文，于1946年在兰州七里河整理归档。1947年岭南派画家，现广东美术学院院长黎雄才先生同尹纪田、张开仪游览了榆林窟。
  1953年至1957年间，敦煌文物研究所艺术工作者，往返于榆林窟3次。第一次在所长常书鸿带领下，由段文杰、史韦湘、霍熙亮、关友惠、李复、杨同乐等参加，到榆林窟进行首次资料调查和整理工作，写出了《榆林窟勘查报告》一文，编排了41个洞窟号码。
  第二次是1956年4月，由段文杰先生率领临摹人员携带大量临摹工具，前往榆林窟临摹第25窟壁画，当时安西的榆林窟并无大道，十几辆牛车装载着笨重的画具、行李包裹及生活用品，一路风餐露宿、颠簸前进。由安西到十工一站，从十工到破城子一站，由破城子到水峡口又一站。今天我们乘汽车只需走一个多钟头的路程，他们整整走了三天。其工作人员全是由南方初到西北的文弱书生，还有五位女同志：李承仙、万庚育、李琪琼、欧阳琳、何鄂。戈壁的山风，吹裂了她们细嫩的面庞，他们时而徒步前行，时而点燃戈壁上的大丛柴禾，聊以取暖。水峡口露宿的夜晚，野狼的嗥叫声，使她们毛骨悚然，无法入睡。到榆林窟后，主持道人郭元亨热情地迎接了这批稀客，为她们打扫房间。当时这里并无现成房屋，一行十几人，大家一起住在北端的大洞子里，这种洞冬暖夏凉，颇具天趣，乍然居身于此，别有情味。
  临摹工作开始了，北壁“弥勒变”由史韦湘、霍熙亮先生及李承仙、欧阳琳、李琪琼承绘。南壁“观无量寿经变”由段文杰、冯仲年、李复、关友惠先生及万庚育承绘。唐人的绝世杰作，在•185•瓜州文史第1辑这些丹青妙手的复制下复活了。孙纪元先生和何鄂同志完成了榆林窟的模型制作，孙濡涧先生进行了洞窟测量。各项工作在常书鸿先生的主持下，紧张地进行着。
  荒凉的山谷尽管偏僻，艺术家的生活还是调剂得丰富多样。紧张的工作之余，他们在黝黑的洞窟里欢声歌唱。汽油发电机工田福林师傅的夫人刘瑞芳是北京演唱京腔和河北梆子的能手，是她在那儿没电影、电视、收音机的年代里，用歌喉给这座寂静的山谷带来欢乐。郭元亨先生时时奔走在距榆林窟最近的东巴兔山村，给大家购鸡、蛋、肥猪、羊等。厨师是一位河南籍师傅，他每日变换着饭食花样，给大家调剂伙食。这一工作持续了半年之后, 直到国庆节前夕，大家方回到敦煌。
  第三次临摹是1957年，艺术家们在塑有涅磐大象的睡佛殿里大鸣大放，畅谈国事，善意的提出各种建议。
  1961年，北大副教授宿白至榆林窟作了壁画方面的调查和研究。
  1979年9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一行三十余人参观了榆林窟，人们无不对25窟的精美杰作惊叹叫绝。参观之余，大家纷纷在窟前画外景，记录榆林窟的古拙风貌。邵宇先生为窟上的儿童画了写生像。最后大家共同聚集在郭元亨住过的大洞子内午餐。艺术家们谈笑风生,述说参观感想,并且追忆大千先生在榆林窟的活动。中国榆林窟,历史上第一次荟萃了中国美术界的群贤高士。第二年, 吴作人先生又专程寻访了榆林窟圣迹。
  从1980年起，榆林窟进入了一个为世人初识面目的历史阶段。至1986年底，先后涉足榆林窟的各大美术院校及美术研究单位有: 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院、西安美院、西北师院艺术系、鲁艺、•186•★文教史琮★浙江美院、江苏国画院，西安市工艺美术研究所、轻工部工艺美术公司、西安玉雕厂、甘肃工艺美术厂的代表。各地的学府由： 北大、清华、人民大学、郑州大学、兰大、内蒙师大、甘肃师大、武汉大学的代表。来榆林窟采访或参观的全国各地电台、电视台有: 宁夏电视台、解放军政治部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甘肃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代表。全国各家报社及杂志社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旅游报、甘肃日报、新华社、文物出版社、中外妇女杂志社的代表。其它主要单位有：国家文物局保护研究所、甘肃省旅游局、上海旅游局、中央地震局、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中国社会科学院，甘肃、内蒙古歌舞团的代表。来窟参观的各级领导人有：文化部高占祥副部长、文化部文物局沈竹局长、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副书记刘冰、省政府副省长黄正清、侯宗宾、刘恕等。省委宣传部宋静存部长、省文化局霍仰山局长。文物处钟圣祖处长、王勤苔处长、新华社团内部张万舒主任、国家环保局李云敖局长。1949年以后第一个涉足榆林窟的外国人是武汉大学美籍学生诺杨、杨纳。第一个涉足榆林窟的侨胞为美籍华人藩杰梅女士。
  这些捷足先登的各院校学府的广大师生，无不对榆林窟艺术价值作了广泛的宣传。来窟参观的各级领导人,无不对这里的开发、保护予以热情的关注。我们相信，在新的形势下、在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榆林窟的宣传和保护工作将历史性的跨入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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