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州县图书馆 内容
人物春秋『草圣』张芝张芝，字伯英，号有道，东汉时期人，生年不详，卒于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后汉书》言其父亲张奂是敦煌酒泉人。后人说到张芝的籍贯，有的说是敦煌人，有的说是酒泉人。据清代训诂学大师钱大昕考证，张芝为东汉敦煌郡渊泉县人，敦煌酒泉之说是当时记载人的笔误。此后，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发展，这一说法逐步得到社会各界的承认和接受。《敦煌学大辞典》等权威辞书也正本清源，将张芝籍贯定为敦煌渊泉县（今瓜州县）。
张芝出身于豪门显族，有家学渊源，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爷爷张惇曾任汉阳（治所在今甘肃甘谷县东南）太守，父亲张奂幼时游学三辅，成人后历任匈奴中郎将、武威太守、大司农等职，屡建奇勋，战绩卓著，后因得罪权贵解甲归田，于是设馆收徒传授儒学，有门生千人。张芝及弟张昶自孩提时代起，就拒染纨线之气，谨听教诲，广泛涉猎各类大家名作，汲取传统文化养料，尤其对书法产生浓厚的兴趣。由于当时缺乏纸张，张芝就在衣物绸缎上习字，先练字，后漂洗。家门前的一池浅水因长期洗练字用的衣帛和笔，变成一池子黑水，后人称之为“墨池”。敦煌遗书《敦煌廿咏》中就有一首盛赞张芝的诗《墨池咏》。据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张芝墨池故址在今敦煌市旧县城东北1里处。
中国文字从甲骨文到小篆，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终而成熟于秦,西汉正式产生了隶书,同时也产生了草书，但草书行笔较为迟缓且仍遗存隶书味道，字字独立的旧章草已不能满足人们快速书写的需要。张芝在潜心研习篆、隶、章草等书体的基础上，脱去章草的旧习，省去章草点划波磔，从当时民间及章草大师杜度、崔瑗、崔寔那里汲取了许多草书精华，独创“一笔飞白”的大草，使草书从隶草的旧窠中脱胎而出。从此，张芝塑像人物春秋乱，年久失传。其现存于世的作品主要收人宋人刻印的《淳化阁帖》，内有《冠军帖》《终年帖》《今欲归帖》《二月八日帖》《秋凉帖》，共38行260字，是绝无仅有的张芝墨迹珍品。综观五帖，通篇虚实关系体现非常好，点画处与引带处有明显不同，点画萦绕以曲线为主，偶然出现的直线起到强其体势的作用，整体行气练畅，气脉贯通，气息古雅，笔法严谨。
清康熙年间，武威凉庄道张芝书法中国草书书法进入了一个无拘无束、汪洋恣肆的崭新境界，从而使书法家的艺术个性得到自由发展。
张芝的草书在当时朝野产生了很大影响，被后世推崇为“草圣”。后世的书法家和书法评论家如王羲之、唐太宗、欧阳询、张怀谨、孙过庭、袁昂等人都十分推崇张芝的书法，盛赞他的书法岀神入化，众妙皆备，境界高超，无与伦比。王羲之说：“我近来研究各位名家的书法，钟繇、张芝确实超群绝伦。其余的不值得观赏。”他又说：“张芝精研熟练，临池学书，把池水都能染黑了，如果我也像他那样下工夫刻苦学习，未必能赶上他。”孙过庭在《书谱》中说，在汉魏时期，钟繇和张芝擅长书法，达到了卓绝的地步。
张芝多年潜心研究书法理论，把心得体会写成《笔心论》五篇，由于兵荒马署内井中曾掘得张芝手书刻成的一块石碣，上刻“澄华井"三字并有铭文，此很可能是张芝在其父张奂于武威任职期间所书。这一发现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嘉庆时武威知名学者张澍在《闲居杂居》诗中有记述，书画大家张美如有文谈及此事。这块书法石碣被清代一位离任贪官据为己有，后下落不明。
（李旭东）汉阳太守盖勋盖勋，字元固，祖居敦煌郡广至县（今瓜州原踏实乡破城子）生于东汉灵帝刘宏建宁年间。盖勋自幼聪慧，而且爱好习武。成才后，深受官府器重，推荐为汉阳（治所在今甘肃甘谷东南）长史，任职后十分重视人才选拔使用，深得民心。
东汉末年，地方势力活动猖獗，青海、宁夏一带羌人争雄叛乱，护羌校尉夏育被困。盖勋闻知，与各州郡合兵解围，因孤军深入,地理不熟，反被羌兵打败，士兵伤亡惨重。盖勋被俘，但坚强不屈，羌兵将他绑在柱字上,准备斩首，他怒斥道：“我堂堂汉将，岂怕你们作乱匪帮？”羌兵钦佩盖勋的英勇气概，不忍加害,便派十余名士兵送他回汉阳。汉阳刺史十分器重盖勋，后启奏朝廷任他为汉阳太守。盖勋到任后，十分关心民众疾苦，时常到农村察访民情，深受民众爱戴。他决心励精图治，做个清官。当时，汉阳一带发生灾荒，盖勋心急如焚，他召集各县官员商议调集粮米赈济饥民，并令屯粮富户出粮救民。后董卓专权，欲图拉拢盖勋。盖勋十分厌恶董卓为人，写信骂他是小丑。董卓虽然对盖勋恨之入骨，却不得不征他为议郎。当时，朝廷百官无不对董卓阿谀奉承，唯有盖勋长揖争礼，一些好心的朝官，都为他捏一把汗，但他却毫不在意。董卓为显示自己的宽容大度，没有加害盖勋，可是也始终不重用他。从此，盖勋一直不得意，51岁时便去世了。死前嘱咐家人“勿受董卓赙赠”。死后葬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
盖勋一生为人刚直，清正廉洁，爱民如子。如今，当地百姓仍在传颂他的事迹。
（李春元李长缨）清正廉明的谢逬士登科，祖居瓜州三道沟镇山水梁村，生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7年），卒于道光二十四年（1845年），享年68岁。谢登科自幼聪慧好学，善古文,通儒学，习行、楷、篆、隶、草各体书法，笔力雄健。未中进士，已远近闻名。坚实的古文、儒学、书法功底，为步入仕途奠定了基础。谢登科顺利通过乡试和会试，名列前茅,于嘉庆三年（1798年）四月启程赴京参加殿试，历时三月方到达京城，后以优异成绩考中进士甲科第一O三名。
考中进士，青年得志，决定了谢登科一生仕途。他被朝廷任命为四川省铜梁县知县，连家都顾不上回，便即刻走马上任。谢登科上任之时，正赶上铜梁县连年饥荒，田地荒芜；灌渠上下游分水不公，造成农民为水争斗，闹岀人命案；地主盘剥，无人过问，民不聊生。谢登科上任后，着意察访民情，关心百姓疾苦，调集粮谷赈济饥民，并亲临现场査看水情，带领百姓治理水患，并由官府统管水利，上下游均匀分水，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严惩恶霸地主，拒收送礼, 并拿出朝廷发给自己的俸禄扶贫救苦，深得民心。上任三年，因谢登科治理铜梁县有方，深得朝廷赏识。后调任永宁县知县。在永宁县为官数十年，仍坚持励精图治，造福地方。永宁县地境少有盗案发生，知县乡官无案可办，衙役们无事差遣，只好自谋生路。谢登科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生活清贫，深受百姓爱戴。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五月临终时，家人竟无钱为其置办棺木。当地百姓流着眼泪为其置办棺木入殓，并用牛车拉运灵柩，又将当地生长的松柏树连根挖下，用稻草绳包根，一同运抵安西州（今瓜州），历时三个多月。安西知州率众官员及百姓迎接灵柩，于其故乡山水梁村安葬。坟茔占地6.5亩，栽植苍松翠柏，立碑三通。从此，瓜州老幼皆知 “山水梁谢家坟。”历代县府官员每年清明节前往祭奠这位清官。
清道光、光绪时，谢登科的名字被载入《安西县志》。1945年被载入民国《安西县新志》。1967年，“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当地群众毁其坟，将三通碑砸毁两通，只残存神道碑，系砂岩碑，莲花纹石座，碑身高1.95米，宽0.7米，厚0.18米，碑额正中阴刻“大清”，两边刻二龙戏珠，碑身阴刻“敕封文林郎四川永宁县知县和卿谢翁神道碑，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岁次甲辰夏五月立”。1987年11月13日，安西（今瓜州）县文物普査队测绘坟茔，正式列其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将残碑运回县博物馆保存。1989年8月29日,安西县政府将其墓列为近代名人墓，责成谢登科七世孙谢生文保护。1991年，谢登科墓被编入《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省分卷》。1992年，被载入《安西县志》。
（李春元李长缨）常钧与安西瓜州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祁连山与马鬃山南北对峙之喇叭口地带，气候干燥多风。风起时飞沙走石，曰月无光，毁农田，拔大树，揭房盖，历代瓜州人民深受其害。清代至民国，今瓜州东部有风沙口37处，瓜州县城东墙及城门曾几次被流沙掩埋。由于多风之地理环境，披世人喻为“世界风库”。
清乾隆七年（1742年）,已莅事安西观察副使三年的常钧，有感于安西（今瓜州）“四时多风，风紧则春夏作冷，风狂则昼夜怒号，甚至五七日十余曰不息。沙碛路迷，行人阻绝，间有人马飘忽不知其处者”，“又有红风，俱从西北来，如推心倒海，顷刻昏暗，举目无覩，白昼燃灯，风之为历甚矣！”于这年秋始建风神庙于城西，并撰写了《安西新建风神庙碑记》，祈求神灵“亦能扶佑边方，布和行惠，不失时节，永无凌厉暴疾之虞，将养物成功”。然而，庙、碑虽立，狂风黄沙依旧肆虐猖獗。新中国成立以前，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无风满地沙,有风不见家。小风填沟渠，大风埋了家。沙丘压良田，流沙埋庄园。小麦种三遍，只收二三斗。拉着妻儿去逃荒，饿死隔壁喂老鸹。”1935年末，著名记者范长江来河西采访，惊叹安西“民生之痛苦与政治之黑暗，为黑暗的河西之第一等黑暗的地方。民间村落十之五六已无人烟，农民逃亡者曰渐增多”。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治瓜州风害,于1953年成立防风治沙委员会。共产党和政府领导全县人民防风治沙，将东部37处风沙口，植树种草,并用麦草、芦苇、罗布麻栽植网格沙障，使风沙口锐减为7处。今天，瓜州全境除戈壁外，凡有水处，已成条田、林带,耕地面积增至50万亩，粮丰草茂，瓜果飘香，牛羊肥壮，人民安居乐业，城乡一片繁荣景象。
新世纪以来，瓜州风电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作为酒泉千万千瓦特级大型风电场主战场的瓜州县，即将成为甘肃风电产业的中心和世界“风电之都”。肆虐了数千年的风害已成为宝贵的清洁和可再生能源。
（李春元李长缨）与吴氏家族乾隆圣旨瓜州县桥子乡北桥子村第六村民小组（即吴家沙窝）吴氏家族第九世孙吴天祥、吴天勤兄弟（已故）曾保存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圣旨两件（后因种种原因，此两件圣旨现已遗失）。其质地为暗黄色织锦，绣织暗纹二龙戏珠图案，纹理精细。均长194.6厘米，左面墨书满文，右面楷书汉文，书体苍劲挺拔，工整严谨。圣旨详细列述了吴正、吴大用父子在新疆巴里坤镇供职期间的功绩。两件圣旨汉文原文（满文略）如下：其一：奉天承运，皇帝制曰：爪牙奋勇，营屯资杆，御之劳纶；施恩部曲叨宠荣之典。尔巴里坤镇标左营把总吴大用小心尽职，协力奉公，分总帅徒训练，常遵纪律，夙娴骑射驱驰，克佐干城。兹以覃恩，授尔为武信骑尉，锡之敕命于溥雨之洪波遍沾。军吏豉声之壮志勉效式行。
制曰：第府疏勋武臣之茂绩寝门制业阐贤勋之徽音。尔巴里坤镇标左营把总吴大用之妻侯氏，毓质名闻，作嫔右族，撷频来藻夙彰宜室之风，说礼敦诗，具见同心之雅。兹以覃恩，封尔为孺人。于锡宠章于闺闱向常流荷，嘉奖于丝纶，芳赤交永。
乾隆五十年正月初一日吴大用其二：奉夭承运，皇帝制曰:宠绥国爵，式嘉阀阅之劳，蔚超门风，用表庭周之训。尔吴正乃巴里坤镇标左营把总吴大用之父，义方启后，效似光前，积善在躬，树良型，于躬治克家。有子拓令绪于韬铃。兹以覃恩，赠尔为武信骑尉。锡之敕命于，锡策府之徽章，承恩吴大用墓泽荷天家之麻命，永贲泉墟。
制曰:怙恃同恩，人子勤恩于将母赴桓著绩，王朝锡类以荣亲。尔刘氏乃巴里坤镇标左营把总吴大用之母，七诫娴明，三迁勤笃，令仪不忒；早流衍王禹之声，慈教育有诚，果见千成之器。兹以覃恩，赠尔为孺人。于锡龙纶而焕釆，用答劬荣被勉，服以承麻，永龙泉壤。
乾隆五十年正月初一日吴大用汉文左下方盖乾隆皇帝御玺朱印。这两件文物是考证吴氏家族族源及当时瓜州政治、经济状况的重要文献。
吴正、吴大用，原籍陕西省三原县吴家台，望族。清乾隆年间（1736年一1795年），吴大用任新疆巴里坤镇标左营把总，其父吴正、母刘氏、妻侯氏随迁巴里坤镇。吴大用屯垦戍边，练兵有方，保卫边疆功绩卓著。吴正教子有方，建树良风，为当地百姓称颂。为表示朝廷对吴氏家族的恩泽，乾隆皇帝于五十年（1785年）正月初一日封吴大用为“武信骑尉”，追赠吴正为“武信骑尉”" 封其母刘氏、妻侯氏为“孺人"。
后吴大用任职期满，回归故里，颐养天年。因见新疆牲畜比内地便宜，便购得牛羊骡马一群回迁。但新疆至陕西路途遥远，多荒漠戈壁，干旱无水，人迹绝少，旅途极为艰辛；且牲畜水土不服，途经瓜州，已死亡过半。吴氏父子见此情状，不觉忧虑：东去陕西，还有两千余里之遥，不得回归故里，牲畜将死光，且家眷也疲惫不堪，一路之上又多匪盗，恐难保性命。与其半途送命，倒不如就地安家,省去许多麻烦。遂前往安西州府衙门商议购地建庄，安家落户。经安西州府衙门批准，双方书立契约，由吴氏出银1500两，在桥子乡东北10公里的杨家小坝给其划地落户，即今北桥子村六组吴家沙窝。该村东至长沙岭，南至刺窝泉，西至印油泉，北至乱泉湖，总面积10平方公里。之后,吴氏在村西南250米处建庄构屋，设祠堂，堂前竖铁桅杆。祠堂毁于民国。因庄园四周被红柳沙丘环抱，北面傍依苇塘，地理环境得天独厚，且只有吴氏家族在此居住，故当地人惯称“吴家沙窝”。
吴氏家族自乾隆末在此定居，开垦荒地，耕种粮食，从事农业生产，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民国至今，凡200余年，繁衍11代，第九世长孙吴天成、次天兴、三天顺、四天祥、五天勤、六侯选（幼年过继侯家，随侯姓，曾任瓜州县文教局局长）兄弟6人。现全村共12户57人，11户为吴氏家族分支，计53人，1户祁姓，计4人。
吴氏家:族墓地在村东500米处的苇塘南侧，占地1000平方米，由东向西排列墓葬20座。1987年6月23日，安西（今瓜州）县文物普査队调査测量。1989年8月29曰，安西县政府公布其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列为近代名人墓。
（李春元李长缨）曹馥县长二三事曹馥，字菊泉，湖南省衡山县人，生卒年不详。自幼聪慧好学，十年寒窗, 攻读法学学士学位。1926年至1928年任民国安西县县长。在任期间，功绩卓著，主要有四：一、带领全县人民防风治沙，植树造林，发展生产，休养生息。当时，安西城东风沙逆害，城东墙城门被流沙掩埋，曹馥县长十分着急，便动员全县人民搬运沙丘、封沙、育林，广栽沙障，奋战一年果见成效。现安敦公路彭家桥路原彭家桥路面段两侧留有当年曹馥县长带领城乡居民栽植的杨、柳、沙枣大树493株（路东186株，路西307株）,乃今瓜州一景。
二、成立“义库”，赈济饥民。为防备荒年，安抚百姓，曹馥县长断然决定在县城及各保（乡）建立“义库”。将收缴的部分公粮入库，并动员各保富户，将多余的粮食按价收归“义库”，待荒年时以赈济饥民，并分发籽种，鼓励广大农民生产自救。收归“义库”的粮食期限春借秋还，但只还本粮，不计利息。此举深得民心，他被安西的百姓们誉为“曹青天”。
三、兴办学校，利国利民。当时，安西经济文化落后。为扭转这一局面，曹馥县长一面鼓励农民生产自救，发展经济，一面动员有志之士前来本地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不久，在县城办起安西完小、安西县简易中学，各保（乡）也办起了小学，家庭困难的孩子上学免缴人物春秋学费；他还抽出时间到学校看望师生，并给学生们讲爱国爱民的道理和孙中山先生民生、民权、民主三大政策，广大师生和家长很受鼓舞。
四、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当仁不让。安西历史悠久，地上地下的文物古迹众多。曹馥县长在任3年，十分关心文物保护。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在交通条件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骑着马，背上水壶干粮，带领通信员艰苦跋涉，调査山川地理和古迹文物，用蝇头小楷写成76000余字的调査记录，即《安西县采访录》。其中详细记录了瓜州历史、地理、人文、地志、疆域、艺文、金石文物分布、风土人情、物产、文化教育等。1945年，安西县政府根据曹馥县长所写原本，修纂《安西县新志》，流传至今。曹县长墨书《安西县采访录》，原本现珍藏于甘肃省图书馆。曹馥本人功绩1945年被载入民国《安西县新志》,1992年被载入《安西县志》。
（李春元李长缨）释融照法师1942年，融照在张掖呼门寺受依道法师剃度出家为僧。同年，在张掖大法幢寺受比丘戒。出家后，长期从事宗教活动。1944年，在四川庆因宣传佛教普度众生经典，被民国地方政府监祭9个月，每日诵《金刚经》20余遍，后时常在寺院闭关潜修佛学。
1944年至1945年，正当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将要取得最后胜利的阶段，融照积极参加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酒泉分团，为支援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捐献钱款购买飞机，捐献羊皮制作军大衣，并在《海潮音》《佛化新闻》《狮子吼月刊》等佛教报刊参与发起倡议，号召全国佛教人士捐款购买飞机，支援抗日战争。
1945年，安西县佛教会成立，融照任理事长，主持该会宗教活动。1947年，安西佛教会东迁酒泉，他在酒泉佛教会主持宗教活动。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抗美援朝，保卫祖国，1952年4月29日至5月1日，融照在酒泉参加了游行示威活动。后在酒泉县统战部、酒泉县抗美援朝委员会领导下，融照、裴善哉组织教徒们学习时事政治和前线战争报导，并被推选为酒泉县抗美援朝委员会委员，从事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直至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1953年至1956年，实行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破除迷信运动，酒泉宗教组织解散，宗教活动停止。1956年,酒泉工商联合会成立，融照在该会工作。1957年，酒泉佛教协会恢复，融照主持该会宗教活动。同年，甘肃省佛教协会释融照，原名殷建亳，原籍甘肃省瓜州县，生于1916年8月24日。1923年至1933年，融照在安西读完小学、中学。从此潜心研究老子和孔子的著作，后又研究佛教，造诣颇深。成立，融照当选为理事，此后继续主持酒泉佛教协会工作。
1964年至1966年4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时期、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时期，宗教组织解散，宗教活动停止，融照仍在酒泉县工商联合会工作。1968年3月至1971年12月，下放酒泉“五七”干校学习、劳动改造，每天向组织书写“坦白交代”的材料，并坚持写日记。
1978年8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宗教政策，融照仍主持酒泉县佛教协会工作。1980年，出席甘肃省佛教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常务理事。同年元月，出席中国佛教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理事。1981年，出席政协酒泉市第三届一次会议，当选为委员。1984年春，在甘肃省政府、酒泉市政府、统战部、宗教局支持下，创建法幢寺，任方丈。1983年至1993年，连任甘肃省佛教协会第四、五届副会长。1984年元月至1993年元月，连任政协酒泉市第四、五、六、七届常委。
1985年9月，融照得知辽宁省辽阳市遭受洪水灾害后，向当地人民政府捐献人民币300元。1986年5月，他得知酒泉市金佛寺乡遭受洪水灾害，将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200元现金和300斤粮票捐献给灾区人民群众。1987年6月，金昌市遭受特大洪水灾害，他得知后捐献现金300元，粮票180斤。同年6月，向中国佛教协会捐助200元，援助香港天坛大佛造像。10月，向酒泉市佛教协会修建法幢寺大雄殿捐款1000元。
融照长期从事宗教活动，坚持学习经文、写心得笔记。从1930年开始写日记，直到1994年患病。民国时期的日记是用毛笔写的，笔力苍劲挺拔。内容包括佛学、天文、地理、随想、文字韵母等。新中国成立后直至逝世前的笔记一律用钢笔书写，字迹严整规范。内容有党和政府重要文件择录、宗教组织建立、宗教派系历史沿革、宗教活动、个人起居生活等。其日记多达30余万字。1991年至1993年2月，他先后编写《张掖大法寺依心道法师生平传略》《酒泉宗教组织概况》等宗教文史资料，被甘肃省佛教协会采纳,拟编入《甘肃省佛教志》。
1993年元月，融照出席政协甘肃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常委，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出席全省政协会议。后继任第六届常委。
1994年12月，他身感不适，住院治疗。次年元月中旬病情加重，自知不久于人世，出院返回法幢寺静养。2月19日零时30分去世，终年80岁。融照治丧委员会于2月24日上午10时举行遗体告别仪式，11时举行封龛仪式，25日凌晨1时进行火化，上午8时至10时举行盛大佛事活动。
酒泉法幢寺众僧人，遵照融照法师生前遗嘱，在酒泉北大河北岸购地5000平方米修建寺院、佛塔，另在文殊山石窟、融照故乡等地修建佛塔，安放骨灰。
（李春元李长缨）在常瓜州昆常昆，1913年出生于陕西韩城一个普通农家。初中毕业后曾在家乡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奔赴延安。1952年10月，任中共安西（今瓜州）县委书记。他在瓜州工作两年半，当地群众称他“我们的好书记”，也有人喻他“常菩萨”、“常青天”、“黑包公”。翻身不久的瓜州人民对他的颂扬之声经久不绝。
瓜州风大沙狂，闻名遐迩，人称“世界风库”。安西老城东南沙丘连绵起伏，沙坡与城墙齐高，登城不用爬梯。1953年春，常昆带领机关干部移沙填土，植树造林。后来，人们称这些林为“常昆林”。常昆对那些滥伐林木、破坏植被者亳不留情，轻者罚工罚款，加倍补栽，重者撤职査办，因此，被称为“黑脸包公”。他带领干部群众植树，全县倾室空户，人人出动，家家种树。劳动中，许多职工的鞋底蹬断了，铁锨磨秃了，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无人请假。不少农户在一二年之内便完成了 “户均五年种树一千” 的目标。全县造林数量、保活效率、封滩育草、治沙成果都创造了历史新水平；上交统购粮年年增加，1954年超过500万公斤，由缺粮县变为余粮县。
常昆一年有一半以上时间深入农村访贫问苦，与农民拉家常，凡庄稼丰歉、牛羊盛衰、家庭疾苦、群众纠葛、耕作改革、国家大无所不谈。在农家黑油油的房间里，灰蒙蒙的土炕上，铺上马搭便睡，睡得安然;端来小米饭便吃, 吃得香甜。不少家庭缺衣少被，非常困难。一次，常昆在开工村看到一个十几岁女孩没穿裤子，便到她家中，发现该家缺吃少穿，主妇还卧病在床，无钱医治，他深感愧疚，把仅带的5元钱送其看病。后来在上泉村又看到一群孩子精着屁股，他回去发动干部募捐，解了燃眉之急。常昆指挥生产，坚持事必躬亲,亲自调査地上粪堆多少和树木成活比例，对此了如指掌。回到县上也总是利用傍晚时间去附近农户家拉家常，到田头看庄稼，解决具体问题。
常昆对干部既爱护备至又严格要求，年终召开三级干部会，通过对全县干部进行总考评，表彰先进，批评后进，处分违纪干部，融洽了干群间关系，受到了群众的高度赞苦。在原则面前他敢于碰硬，有两位劳动模范对统购有抵触，多次教育无效，他毅然提议撤销了他们的劳模称号。待两位劳模终于醒悟，改正了错误后，常昆又发动群众评议，分别将他们树为劳动模范和林业模范，其中一位叫徐柳福的林业劳模临终时还念念不忘常书记对他的教育。
当时疏勒河、榆林河水利调节设施少而简陋，且年久失修，灌溉采用旧时“乡乡配水，村村分流，小水慢灌，细水长流”的制度，渗漏、蒸发浪费十分惊人，利用效率仅30%左右，旱灾时有发生。常昆骑马来到水源头、各大渠系、支斗农毛渠、各个塘坝亲自调査水情和设施现状，了解水利历史和灾害规律，步量渠道的长度，察看渠体的功能，了解流量、流速、控灌区间及作物配置等基本情况，废黜旧水规，彻底改变村村分流、沟沟有水的状况，并水合沟，把水集管起来，排定程序，给各乡分期配水。1953年，全县共整修渠道230.5公里,合并渠道2.5公里，新开渠道9道，修理塘坝45处，水闸、亮水、澄槽等建筑物96处，掏泉9000多眼，采取截弯取直，拓宽补豁、清淤疏导等办法整治旧渠385条。
常昆生活作风非常简朴，经常上大灶。在棉布实行统购政策内部传达的第二天，常昆的妻子想买2斤棉花，常昆不给钱也不准买。县委招待贵客，剩下半盒烟他也招呼通讯员妥当保管，下次再用。他下乡在农村三分之二的时间吃住农家，农民吃什么他吃什么。那时糜谷多，黄米饭就咸菜是家常便饭。他穿的供给制服装往往是补丁摞补丁，在陇东穿过的一件衬衣已经补了42个疤，还带来瓜州连续穿用。1987年，常昆最后一次重返瓜州，当时社会经济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但他还穿着粘胶布衬衣，而且领子上仍有三个补丁。1989年辞世前，他的二子一女仍在老家陕西工厂当工人。
（李旭东整理）
张芝出身于豪门显族，有家学渊源，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爷爷张惇曾任汉阳（治所在今甘肃甘谷县东南）太守，父亲张奂幼时游学三辅，成人后历任匈奴中郎将、武威太守、大司农等职，屡建奇勋，战绩卓著，后因得罪权贵解甲归田，于是设馆收徒传授儒学，有门生千人。张芝及弟张昶自孩提时代起，就拒染纨线之气，谨听教诲，广泛涉猎各类大家名作，汲取传统文化养料，尤其对书法产生浓厚的兴趣。由于当时缺乏纸张，张芝就在衣物绸缎上习字，先练字，后漂洗。家门前的一池浅水因长期洗练字用的衣帛和笔，变成一池子黑水，后人称之为“墨池”。敦煌遗书《敦煌廿咏》中就有一首盛赞张芝的诗《墨池咏》。据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张芝墨池故址在今敦煌市旧县城东北1里处。
中国文字从甲骨文到小篆，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终而成熟于秦,西汉正式产生了隶书,同时也产生了草书，但草书行笔较为迟缓且仍遗存隶书味道，字字独立的旧章草已不能满足人们快速书写的需要。张芝在潜心研习篆、隶、章草等书体的基础上，脱去章草的旧习，省去章草点划波磔，从当时民间及章草大师杜度、崔瑗、崔寔那里汲取了许多草书精华，独创“一笔飞白”的大草，使草书从隶草的旧窠中脱胎而出。从此，张芝塑像人物春秋乱，年久失传。其现存于世的作品主要收人宋人刻印的《淳化阁帖》，内有《冠军帖》《终年帖》《今欲归帖》《二月八日帖》《秋凉帖》，共38行260字，是绝无仅有的张芝墨迹珍品。综观五帖，通篇虚实关系体现非常好，点画处与引带处有明显不同，点画萦绕以曲线为主，偶然出现的直线起到强其体势的作用，整体行气练畅，气脉贯通，气息古雅，笔法严谨。
清康熙年间，武威凉庄道张芝书法中国草书书法进入了一个无拘无束、汪洋恣肆的崭新境界，从而使书法家的艺术个性得到自由发展。
张芝的草书在当时朝野产生了很大影响，被后世推崇为“草圣”。后世的书法家和书法评论家如王羲之、唐太宗、欧阳询、张怀谨、孙过庭、袁昂等人都十分推崇张芝的书法，盛赞他的书法岀神入化，众妙皆备，境界高超，无与伦比。王羲之说：“我近来研究各位名家的书法，钟繇、张芝确实超群绝伦。其余的不值得观赏。”他又说：“张芝精研熟练，临池学书，把池水都能染黑了，如果我也像他那样下工夫刻苦学习，未必能赶上他。”孙过庭在《书谱》中说，在汉魏时期，钟繇和张芝擅长书法，达到了卓绝的地步。
张芝多年潜心研究书法理论，把心得体会写成《笔心论》五篇，由于兵荒马署内井中曾掘得张芝手书刻成的一块石碣，上刻“澄华井"三字并有铭文，此很可能是张芝在其父张奂于武威任职期间所书。这一发现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嘉庆时武威知名学者张澍在《闲居杂居》诗中有记述，书画大家张美如有文谈及此事。这块书法石碣被清代一位离任贪官据为己有，后下落不明。
（李旭东）汉阳太守盖勋盖勋，字元固，祖居敦煌郡广至县（今瓜州原踏实乡破城子）生于东汉灵帝刘宏建宁年间。盖勋自幼聪慧，而且爱好习武。成才后，深受官府器重，推荐为汉阳（治所在今甘肃甘谷东南）长史，任职后十分重视人才选拔使用，深得民心。
东汉末年，地方势力活动猖獗，青海、宁夏一带羌人争雄叛乱，护羌校尉夏育被困。盖勋闻知，与各州郡合兵解围，因孤军深入,地理不熟，反被羌兵打败，士兵伤亡惨重。盖勋被俘，但坚强不屈，羌兵将他绑在柱字上,准备斩首，他怒斥道：“我堂堂汉将，岂怕你们作乱匪帮？”羌兵钦佩盖勋的英勇气概，不忍加害,便派十余名士兵送他回汉阳。汉阳刺史十分器重盖勋，后启奏朝廷任他为汉阳太守。盖勋到任后，十分关心民众疾苦，时常到农村察访民情，深受民众爱戴。他决心励精图治，做个清官。当时，汉阳一带发生灾荒，盖勋心急如焚，他召集各县官员商议调集粮米赈济饥民，并令屯粮富户出粮救民。后董卓专权，欲图拉拢盖勋。盖勋十分厌恶董卓为人，写信骂他是小丑。董卓虽然对盖勋恨之入骨，却不得不征他为议郎。当时，朝廷百官无不对董卓阿谀奉承，唯有盖勋长揖争礼，一些好心的朝官，都为他捏一把汗，但他却毫不在意。董卓为显示自己的宽容大度，没有加害盖勋，可是也始终不重用他。从此，盖勋一直不得意，51岁时便去世了。死前嘱咐家人“勿受董卓赙赠”。死后葬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
盖勋一生为人刚直，清正廉洁，爱民如子。如今，当地百姓仍在传颂他的事迹。
（李春元李长缨）清正廉明的谢逬士登科，祖居瓜州三道沟镇山水梁村，生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7年），卒于道光二十四年（1845年），享年68岁。谢登科自幼聪慧好学，善古文,通儒学，习行、楷、篆、隶、草各体书法，笔力雄健。未中进士，已远近闻名。坚实的古文、儒学、书法功底，为步入仕途奠定了基础。谢登科顺利通过乡试和会试，名列前茅,于嘉庆三年（1798年）四月启程赴京参加殿试，历时三月方到达京城，后以优异成绩考中进士甲科第一O三名。
考中进士，青年得志，决定了谢登科一生仕途。他被朝廷任命为四川省铜梁县知县，连家都顾不上回，便即刻走马上任。谢登科上任之时，正赶上铜梁县连年饥荒，田地荒芜；灌渠上下游分水不公，造成农民为水争斗，闹岀人命案；地主盘剥，无人过问，民不聊生。谢登科上任后，着意察访民情，关心百姓疾苦，调集粮谷赈济饥民，并亲临现场査看水情，带领百姓治理水患，并由官府统管水利，上下游均匀分水，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严惩恶霸地主，拒收送礼, 并拿出朝廷发给自己的俸禄扶贫救苦，深得民心。上任三年，因谢登科治理铜梁县有方，深得朝廷赏识。后调任永宁县知县。在永宁县为官数十年，仍坚持励精图治，造福地方。永宁县地境少有盗案发生，知县乡官无案可办，衙役们无事差遣，只好自谋生路。谢登科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生活清贫，深受百姓爱戴。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五月临终时，家人竟无钱为其置办棺木。当地百姓流着眼泪为其置办棺木入殓，并用牛车拉运灵柩，又将当地生长的松柏树连根挖下，用稻草绳包根，一同运抵安西州（今瓜州），历时三个多月。安西知州率众官员及百姓迎接灵柩，于其故乡山水梁村安葬。坟茔占地6.5亩，栽植苍松翠柏，立碑三通。从此，瓜州老幼皆知 “山水梁谢家坟。”历代县府官员每年清明节前往祭奠这位清官。
清道光、光绪时，谢登科的名字被载入《安西县志》。1945年被载入民国《安西县新志》。1967年，“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当地群众毁其坟，将三通碑砸毁两通，只残存神道碑，系砂岩碑，莲花纹石座，碑身高1.95米，宽0.7米，厚0.18米，碑额正中阴刻“大清”，两边刻二龙戏珠，碑身阴刻“敕封文林郎四川永宁县知县和卿谢翁神道碑，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岁次甲辰夏五月立”。1987年11月13日，安西（今瓜州）县文物普査队测绘坟茔，正式列其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将残碑运回县博物馆保存。1989年8月29日,安西县政府将其墓列为近代名人墓，责成谢登科七世孙谢生文保护。1991年，谢登科墓被编入《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省分卷》。1992年，被载入《安西县志》。
（李春元李长缨）常钧与安西瓜州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祁连山与马鬃山南北对峙之喇叭口地带，气候干燥多风。风起时飞沙走石，曰月无光，毁农田，拔大树，揭房盖，历代瓜州人民深受其害。清代至民国，今瓜州东部有风沙口37处，瓜州县城东墙及城门曾几次被流沙掩埋。由于多风之地理环境，披世人喻为“世界风库”。
清乾隆七年（1742年）,已莅事安西观察副使三年的常钧，有感于安西（今瓜州）“四时多风，风紧则春夏作冷，风狂则昼夜怒号，甚至五七日十余曰不息。沙碛路迷，行人阻绝，间有人马飘忽不知其处者”，“又有红风，俱从西北来，如推心倒海，顷刻昏暗，举目无覩，白昼燃灯，风之为历甚矣！”于这年秋始建风神庙于城西，并撰写了《安西新建风神庙碑记》，祈求神灵“亦能扶佑边方，布和行惠，不失时节，永无凌厉暴疾之虞，将养物成功”。然而，庙、碑虽立，狂风黄沙依旧肆虐猖獗。新中国成立以前，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无风满地沙,有风不见家。小风填沟渠，大风埋了家。沙丘压良田，流沙埋庄园。小麦种三遍，只收二三斗。拉着妻儿去逃荒，饿死隔壁喂老鸹。”1935年末，著名记者范长江来河西采访，惊叹安西“民生之痛苦与政治之黑暗，为黑暗的河西之第一等黑暗的地方。民间村落十之五六已无人烟，农民逃亡者曰渐增多”。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治瓜州风害,于1953年成立防风治沙委员会。共产党和政府领导全县人民防风治沙，将东部37处风沙口，植树种草,并用麦草、芦苇、罗布麻栽植网格沙障，使风沙口锐减为7处。今天，瓜州全境除戈壁外，凡有水处，已成条田、林带,耕地面积增至50万亩，粮丰草茂，瓜果飘香，牛羊肥壮，人民安居乐业，城乡一片繁荣景象。
新世纪以来，瓜州风电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作为酒泉千万千瓦特级大型风电场主战场的瓜州县，即将成为甘肃风电产业的中心和世界“风电之都”。肆虐了数千年的风害已成为宝贵的清洁和可再生能源。
（李春元李长缨）与吴氏家族乾隆圣旨瓜州县桥子乡北桥子村第六村民小组（即吴家沙窝）吴氏家族第九世孙吴天祥、吴天勤兄弟（已故）曾保存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圣旨两件（后因种种原因，此两件圣旨现已遗失）。其质地为暗黄色织锦，绣织暗纹二龙戏珠图案，纹理精细。均长194.6厘米，左面墨书满文，右面楷书汉文，书体苍劲挺拔，工整严谨。圣旨详细列述了吴正、吴大用父子在新疆巴里坤镇供职期间的功绩。两件圣旨汉文原文（满文略）如下：其一：奉天承运，皇帝制曰：爪牙奋勇，营屯资杆，御之劳纶；施恩部曲叨宠荣之典。尔巴里坤镇标左营把总吴大用小心尽职，协力奉公，分总帅徒训练，常遵纪律，夙娴骑射驱驰，克佐干城。兹以覃恩，授尔为武信骑尉，锡之敕命于溥雨之洪波遍沾。军吏豉声之壮志勉效式行。
制曰：第府疏勋武臣之茂绩寝门制业阐贤勋之徽音。尔巴里坤镇标左营把总吴大用之妻侯氏，毓质名闻，作嫔右族，撷频来藻夙彰宜室之风，说礼敦诗，具见同心之雅。兹以覃恩，封尔为孺人。于锡宠章于闺闱向常流荷，嘉奖于丝纶，芳赤交永。
乾隆五十年正月初一日吴大用其二：奉夭承运，皇帝制曰:宠绥国爵，式嘉阀阅之劳，蔚超门风，用表庭周之训。尔吴正乃巴里坤镇标左营把总吴大用之父，义方启后，效似光前，积善在躬，树良型，于躬治克家。有子拓令绪于韬铃。兹以覃恩，赠尔为武信骑尉。锡之敕命于，锡策府之徽章，承恩吴大用墓泽荷天家之麻命，永贲泉墟。
制曰:怙恃同恩，人子勤恩于将母赴桓著绩，王朝锡类以荣亲。尔刘氏乃巴里坤镇标左营把总吴大用之母，七诫娴明，三迁勤笃，令仪不忒；早流衍王禹之声，慈教育有诚，果见千成之器。兹以覃恩，赠尔为孺人。于锡龙纶而焕釆，用答劬荣被勉，服以承麻，永龙泉壤。
乾隆五十年正月初一日吴大用汉文左下方盖乾隆皇帝御玺朱印。这两件文物是考证吴氏家族族源及当时瓜州政治、经济状况的重要文献。
吴正、吴大用，原籍陕西省三原县吴家台，望族。清乾隆年间（1736年一1795年），吴大用任新疆巴里坤镇标左营把总，其父吴正、母刘氏、妻侯氏随迁巴里坤镇。吴大用屯垦戍边，练兵有方，保卫边疆功绩卓著。吴正教子有方，建树良风，为当地百姓称颂。为表示朝廷对吴氏家族的恩泽，乾隆皇帝于五十年（1785年）正月初一日封吴大用为“武信骑尉”，追赠吴正为“武信骑尉”" 封其母刘氏、妻侯氏为“孺人"。
后吴大用任职期满，回归故里，颐养天年。因见新疆牲畜比内地便宜，便购得牛羊骡马一群回迁。但新疆至陕西路途遥远，多荒漠戈壁，干旱无水，人迹绝少，旅途极为艰辛；且牲畜水土不服，途经瓜州，已死亡过半。吴氏父子见此情状，不觉忧虑：东去陕西，还有两千余里之遥，不得回归故里，牲畜将死光，且家眷也疲惫不堪，一路之上又多匪盗，恐难保性命。与其半途送命，倒不如就地安家,省去许多麻烦。遂前往安西州府衙门商议购地建庄，安家落户。经安西州府衙门批准，双方书立契约，由吴氏出银1500两，在桥子乡东北10公里的杨家小坝给其划地落户，即今北桥子村六组吴家沙窝。该村东至长沙岭，南至刺窝泉，西至印油泉，北至乱泉湖，总面积10平方公里。之后,吴氏在村西南250米处建庄构屋，设祠堂，堂前竖铁桅杆。祠堂毁于民国。因庄园四周被红柳沙丘环抱，北面傍依苇塘，地理环境得天独厚，且只有吴氏家族在此居住，故当地人惯称“吴家沙窝”。
吴氏家族自乾隆末在此定居，开垦荒地，耕种粮食，从事农业生产，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民国至今，凡200余年，繁衍11代，第九世长孙吴天成、次天兴、三天顺、四天祥、五天勤、六侯选（幼年过继侯家，随侯姓，曾任瓜州县文教局局长）兄弟6人。现全村共12户57人，11户为吴氏家族分支，计53人，1户祁姓，计4人。
吴氏家:族墓地在村东500米处的苇塘南侧，占地1000平方米，由东向西排列墓葬20座。1987年6月23日，安西（今瓜州）县文物普査队调査测量。1989年8月29曰，安西县政府公布其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列为近代名人墓。
（李春元李长缨）曹馥县长二三事曹馥，字菊泉，湖南省衡山县人，生卒年不详。自幼聪慧好学，十年寒窗, 攻读法学学士学位。1926年至1928年任民国安西县县长。在任期间，功绩卓著，主要有四：一、带领全县人民防风治沙，植树造林，发展生产，休养生息。当时，安西城东风沙逆害，城东墙城门被流沙掩埋，曹馥县长十分着急，便动员全县人民搬运沙丘、封沙、育林，广栽沙障，奋战一年果见成效。现安敦公路彭家桥路原彭家桥路面段两侧留有当年曹馥县长带领城乡居民栽植的杨、柳、沙枣大树493株（路东186株，路西307株）,乃今瓜州一景。
二、成立“义库”，赈济饥民。为防备荒年，安抚百姓，曹馥县长断然决定在县城及各保（乡）建立“义库”。将收缴的部分公粮入库，并动员各保富户，将多余的粮食按价收归“义库”，待荒年时以赈济饥民，并分发籽种，鼓励广大农民生产自救。收归“义库”的粮食期限春借秋还，但只还本粮，不计利息。此举深得民心，他被安西的百姓们誉为“曹青天”。
三、兴办学校，利国利民。当时，安西经济文化落后。为扭转这一局面，曹馥县长一面鼓励农民生产自救，发展经济，一面动员有志之士前来本地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不久，在县城办起安西完小、安西县简易中学，各保（乡）也办起了小学，家庭困难的孩子上学免缴人物春秋学费；他还抽出时间到学校看望师生，并给学生们讲爱国爱民的道理和孙中山先生民生、民权、民主三大政策，广大师生和家长很受鼓舞。
四、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当仁不让。安西历史悠久，地上地下的文物古迹众多。曹馥县长在任3年，十分关心文物保护。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在交通条件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骑着马，背上水壶干粮，带领通信员艰苦跋涉，调査山川地理和古迹文物，用蝇头小楷写成76000余字的调査记录，即《安西县采访录》。其中详细记录了瓜州历史、地理、人文、地志、疆域、艺文、金石文物分布、风土人情、物产、文化教育等。1945年，安西县政府根据曹馥县长所写原本，修纂《安西县新志》，流传至今。曹县长墨书《安西县采访录》，原本现珍藏于甘肃省图书馆。曹馥本人功绩1945年被载入民国《安西县新志》,1992年被载入《安西县志》。
（李春元李长缨）释融照法师1942年，融照在张掖呼门寺受依道法师剃度出家为僧。同年，在张掖大法幢寺受比丘戒。出家后，长期从事宗教活动。1944年，在四川庆因宣传佛教普度众生经典，被民国地方政府监祭9个月，每日诵《金刚经》20余遍，后时常在寺院闭关潜修佛学。
1944年至1945年，正当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将要取得最后胜利的阶段，融照积极参加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酒泉分团，为支援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捐献钱款购买飞机，捐献羊皮制作军大衣，并在《海潮音》《佛化新闻》《狮子吼月刊》等佛教报刊参与发起倡议，号召全国佛教人士捐款购买飞机，支援抗日战争。
1945年，安西县佛教会成立，融照任理事长，主持该会宗教活动。1947年，安西佛教会东迁酒泉，他在酒泉佛教会主持宗教活动。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抗美援朝，保卫祖国，1952年4月29日至5月1日，融照在酒泉参加了游行示威活动。后在酒泉县统战部、酒泉县抗美援朝委员会领导下，融照、裴善哉组织教徒们学习时事政治和前线战争报导，并被推选为酒泉县抗美援朝委员会委员，从事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直至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1953年至1956年，实行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破除迷信运动，酒泉宗教组织解散，宗教活动停止。1956年,酒泉工商联合会成立，融照在该会工作。1957年，酒泉佛教协会恢复，融照主持该会宗教活动。同年，甘肃省佛教协会释融照，原名殷建亳，原籍甘肃省瓜州县，生于1916年8月24日。1923年至1933年，融照在安西读完小学、中学。从此潜心研究老子和孔子的著作，后又研究佛教，造诣颇深。成立，融照当选为理事，此后继续主持酒泉佛教协会工作。
1964年至1966年4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时期、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时期，宗教组织解散，宗教活动停止，融照仍在酒泉县工商联合会工作。1968年3月至1971年12月，下放酒泉“五七”干校学习、劳动改造，每天向组织书写“坦白交代”的材料，并坚持写日记。
1978年8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宗教政策，融照仍主持酒泉县佛教协会工作。1980年，出席甘肃省佛教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常务理事。同年元月，出席中国佛教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理事。1981年，出席政协酒泉市第三届一次会议，当选为委员。1984年春，在甘肃省政府、酒泉市政府、统战部、宗教局支持下，创建法幢寺，任方丈。1983年至1993年，连任甘肃省佛教协会第四、五届副会长。1984年元月至1993年元月，连任政协酒泉市第四、五、六、七届常委。
1985年9月，融照得知辽宁省辽阳市遭受洪水灾害后，向当地人民政府捐献人民币300元。1986年5月，他得知酒泉市金佛寺乡遭受洪水灾害，将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200元现金和300斤粮票捐献给灾区人民群众。1987年6月，金昌市遭受特大洪水灾害，他得知后捐献现金300元，粮票180斤。同年6月，向中国佛教协会捐助200元，援助香港天坛大佛造像。10月，向酒泉市佛教协会修建法幢寺大雄殿捐款1000元。
融照长期从事宗教活动，坚持学习经文、写心得笔记。从1930年开始写日记，直到1994年患病。民国时期的日记是用毛笔写的，笔力苍劲挺拔。内容包括佛学、天文、地理、随想、文字韵母等。新中国成立后直至逝世前的笔记一律用钢笔书写，字迹严整规范。内容有党和政府重要文件择录、宗教组织建立、宗教派系历史沿革、宗教活动、个人起居生活等。其日记多达30余万字。1991年至1993年2月，他先后编写《张掖大法寺依心道法师生平传略》《酒泉宗教组织概况》等宗教文史资料，被甘肃省佛教协会采纳,拟编入《甘肃省佛教志》。
1993年元月，融照出席政协甘肃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常委，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出席全省政协会议。后继任第六届常委。
1994年12月，他身感不适，住院治疗。次年元月中旬病情加重，自知不久于人世，出院返回法幢寺静养。2月19日零时30分去世，终年80岁。融照治丧委员会于2月24日上午10时举行遗体告别仪式，11时举行封龛仪式，25日凌晨1时进行火化，上午8时至10时举行盛大佛事活动。
酒泉法幢寺众僧人，遵照融照法师生前遗嘱，在酒泉北大河北岸购地5000平方米修建寺院、佛塔，另在文殊山石窟、融照故乡等地修建佛塔，安放骨灰。
（李春元李长缨）在常瓜州昆常昆，1913年出生于陕西韩城一个普通农家。初中毕业后曾在家乡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奔赴延安。1952年10月，任中共安西（今瓜州）县委书记。他在瓜州工作两年半，当地群众称他“我们的好书记”，也有人喻他“常菩萨”、“常青天”、“黑包公”。翻身不久的瓜州人民对他的颂扬之声经久不绝。
瓜州风大沙狂，闻名遐迩，人称“世界风库”。安西老城东南沙丘连绵起伏，沙坡与城墙齐高，登城不用爬梯。1953年春，常昆带领机关干部移沙填土，植树造林。后来，人们称这些林为“常昆林”。常昆对那些滥伐林木、破坏植被者亳不留情，轻者罚工罚款，加倍补栽，重者撤职査办，因此，被称为“黑脸包公”。他带领干部群众植树，全县倾室空户，人人出动，家家种树。劳动中，许多职工的鞋底蹬断了，铁锨磨秃了，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无人请假。不少农户在一二年之内便完成了 “户均五年种树一千” 的目标。全县造林数量、保活效率、封滩育草、治沙成果都创造了历史新水平；上交统购粮年年增加，1954年超过500万公斤，由缺粮县变为余粮县。
常昆一年有一半以上时间深入农村访贫问苦，与农民拉家常，凡庄稼丰歉、牛羊盛衰、家庭疾苦、群众纠葛、耕作改革、国家大无所不谈。在农家黑油油的房间里，灰蒙蒙的土炕上，铺上马搭便睡，睡得安然;端来小米饭便吃, 吃得香甜。不少家庭缺衣少被，非常困难。一次，常昆在开工村看到一个十几岁女孩没穿裤子，便到她家中，发现该家缺吃少穿，主妇还卧病在床，无钱医治，他深感愧疚，把仅带的5元钱送其看病。后来在上泉村又看到一群孩子精着屁股，他回去发动干部募捐，解了燃眉之急。常昆指挥生产，坚持事必躬亲,亲自调査地上粪堆多少和树木成活比例，对此了如指掌。回到县上也总是利用傍晚时间去附近农户家拉家常，到田头看庄稼，解决具体问题。
常昆对干部既爱护备至又严格要求，年终召开三级干部会，通过对全县干部进行总考评，表彰先进，批评后进，处分违纪干部，融洽了干群间关系，受到了群众的高度赞苦。在原则面前他敢于碰硬，有两位劳动模范对统购有抵触，多次教育无效，他毅然提议撤销了他们的劳模称号。待两位劳模终于醒悟，改正了错误后，常昆又发动群众评议，分别将他们树为劳动模范和林业模范，其中一位叫徐柳福的林业劳模临终时还念念不忘常书记对他的教育。
当时疏勒河、榆林河水利调节设施少而简陋，且年久失修，灌溉采用旧时“乡乡配水，村村分流，小水慢灌，细水长流”的制度，渗漏、蒸发浪费十分惊人，利用效率仅30%左右，旱灾时有发生。常昆骑马来到水源头、各大渠系、支斗农毛渠、各个塘坝亲自调査水情和设施现状，了解水利历史和灾害规律，步量渠道的长度，察看渠体的功能，了解流量、流速、控灌区间及作物配置等基本情况，废黜旧水规，彻底改变村村分流、沟沟有水的状况，并水合沟，把水集管起来，排定程序，给各乡分期配水。1953年，全县共整修渠道230.5公里,合并渠道2.5公里，新开渠道9道，修理塘坝45处，水闸、亮水、澄槽等建筑物96处，掏泉9000多眼，采取截弯取直，拓宽补豁、清淤疏导等办法整治旧渠385条。
常昆生活作风非常简朴，经常上大灶。在棉布实行统购政策内部传达的第二天，常昆的妻子想买2斤棉花，常昆不给钱也不准买。县委招待贵客，剩下半盒烟他也招呼通讯员妥当保管，下次再用。他下乡在农村三分之二的时间吃住农家，农民吃什么他吃什么。那时糜谷多，黄米饭就咸菜是家常便饭。他穿的供给制服装往往是补丁摞补丁，在陇东穿过的一件衬衣已经补了42个疤，还带来瓜州连续穿用。1987年，常昆最后一次重返瓜州，当时社会经济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但他还穿着粘胶布衬衣，而且领子上仍有三个补丁。1989年辞世前，他的二子一女仍在老家陕西工厂当工人。
（李旭东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