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州县图书馆 内容
红色记忆1930年至1933年4月，马仲英部窜扰在河西一带。当时，共产党员李翰园（甘肃临夏人，曾任教黄埔军校）以马的同乡关系，向马仲英宣传共产主义，秘密协商打通国际路线，力图用共产党的政策改造其军队，争取进军新疆,并将他早在北京认识的共产党员张雅韶（1925年入党，曾在马鸿逵部教导团任政治教官）、吴应琪（教导团军事教官，毕业于苏联基辅军官学校）介绍给马仲英。1932年，在杨虎城将军的帮助下，原肃州警备司令马仲英部正式取得国民党新编三十六师的番号，驻军酒泉地区。共产党员张雅韶被任命为总顾问兼秘书长，共产党员吴应琪任参谋长，共产党员杨波清任政训处主任。他们协助马仲英改造、扩充部队，招贤纳士，淘汰杂芜，整饬军纪。先后又聘请共产党员邬逸民（曾在兰州做地下工作，水泉堡兵变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秘书长）、共产党员李罕言、苏继善、李维屏、刘经甫在三十六师任职。这些共产党员渗入马仲英的指挥机关，使共产党的影响力逐步扩大，军队素质不断提高。针对马仲英只注重军事的问题，他们大力宣传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强调政治比军事更重要，提出了“振兴、建设河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等进步口号，并召开民众大会，打通电，撒传单，在地区所辖的酒泉、金昌、高台、鼎新、安西、敦煌、玉门七个县深有影响，给长期受封建统治压迫和马步芳等军阀的反动舆论宣传压制的酒泉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瓜州人民也由此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和熏陶，投入到全国反帝反封建革命浪潮当中。马仲英的部队也增添了进步的色彩，社会舆论一度出现“马仲英赤化”的说法。天津《益世报》曾以头号标题刊登消息认为：“此举揭开了阳关古道的沉闷。”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地方组织不能公开存在和活动的特殊情况下，中共甘肃工委及其所属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加强了保密工作。1928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张一悟（甘肃榆中人，甘肃省第一个共产党员）根据党的指示参加了重新组建陕西省委的工作，并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临时常委。省委地下党员刘志丹、谢子长等人根据中共“八七”会议精神，积极准备渭华起义。中共陕西省委派张一悟等一批干部前往华县，以加强渭华党团组织的骨干力量。1928年5月“渭华起义”爆发，参加起义的共产党员刘子健，后因地下组织暴露，被迫辗转河西，经共产党员、时任国民党安西县公安局局长艾德森推荐，于1934年4月担任中蒙边境马鬃山卡长，利用职业掩护党员身份，便于隐蔽在群众中开展工作。刘子健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疾苦，向群众阐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目的和意义，宣传党的政策、主张，为瓜州人民指明了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路。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还组织群众开展了反对贪官污吏、高利贷剥削的斗争。抗战爆发后，刘子健于1937年8月离开瓜州,返回陕西。
（孔祥迪整理）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为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决定由中共代表团派人回国。从苏联回国，有东北、新疆、内蒙古三条路线。当时，东北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此路不通；从新疆到内地，路途太远，且封建军阀割据；只有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入境，路程较近，但也要穿过浩瀚的沙漠，闯过层层关卡。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张浩同志立场坚定、勇敢机智、对敌斗争经验丰富，而且为国内同志所熟悉和信任，在党内有一定声望，便决定派他回国执行这一任务。
张浩回国前，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把“七大”主要文件精神和共产国际的指示铭记在心。经过一番准备，他装扮成一个小商人，取道蒙古回国，于1935年月下旬到达陕北定边。不久，又赶到瓦窑堡，向党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恢复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之间中断了一年多的联系。随后，阎红彦、刘长胜也受共产国际派遣相继到达陕北。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通讯联系，未能马上得到恢复。中共中央为了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政局与党的情况，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于1936年初开始准备派人去共产国际。
1936年二三月间，中国共产党同东北军之间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为了创造有利条件，1936年4月9曰, 周恩来、李克农代表中共中央与张学良、王以哲进行秘密会谈，在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等方面达成初步协定。其中联合苏联的具体内容是，双方派代表赴苏联,东北军代表取道欧洲，中共代表由东北军负责护送到新疆去苏联，并由张学良派人联络盛世才，使其不要留难。周恩来回到延安瓦窑堡后，立即召开军政会议，决定派邓发代表中共中央偕张学良派赴新疆的代表到迪化（今乌鲁木齐），然后转赴苏联。4月13日，周恩来将这一决定电告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彭徳怀征求意见。4月20日，毛泽东、彭徳怀回电说“邓发同志去苏联以快些动身在夏天到达取得结果为好”，回电还提出，邓发到共产国际后应要求“把李徳调回去”。
4月21日,周恩来致电王以哲说：“杨鼎华（邓发化名）急待赴新，可否不经过中央军防地而经兰州及甘肃之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直赴新疆。”张学良对此表现出极大热情,亲自到兰州民政厅为邓发办好护照，还写信、打电报给盛世才，商办此事。1936年6月，邓发化名杨鼎华，从瓦窑堡到西安，和张学良取得了联系，携带张学良为其所办的甘肃省民政厅查灾专员的护照，于1936年6月12日离开西安乘飞机到达兰州，从兰州转乘汽车前往河西“査灾”，经过凉州，于6月27日到达甘州。此后到9月上旬的两个多月中，中共中央与邓发失去了联系。为了查明邓发下落,8月24日，洛甫致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说:“邓发6月27日从甘州来信，彼乘汽车以五天时间从兰州至甘州，行程一千三百里。尔后既无消息，甘州至哈密路更难走，以时间计算早应到莫斯科，如尚未到新疆，恐在途中失事，请査问新疆方面。”9月8日，洛甫又致电王明说:“邓发已出玉门关（指当时的玉门县，今玉门镇）到了安西（今瓜州），尔后又转到敦煌，从敦煌来电称不能前进，查敦煌到哈密千余里无人烟,请你交涉是否可以由哈密派汽车去接，或寄入新疆的护照给他。如不可能，我们即令他回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到报告后即复电中共中央，派滕代远到新疆去接邓发。当时，由于国民党政府新疆省主席兼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禁止内地与新疆联系，派兵把守由甘入新要隘星星峡,没有盛世才亲自签署的护照不得入疆。邓发原打算从敦煌进疆，但了解到敦煌与新疆之间除无水无店的大戈壁外，并无公路通行，只好结束在敦煌的“查灾”，返回瓜州，想办法从瓜州搭乘汽车过星星峡进疆。但到瓜州后不幸身染重病，不能成行。他一面寻医问病，抓紧治疗，一面通过瓜州电报局和西安中共中央驻东北军代表刘鼎联系，转告中共中央。西安的刘鼎于1936年9月19日给中共中央发电，告知邓发要求返回。中共中央9月21日复电刘鼎，指示“即电杨鼎华令其回西安”。但为了完成党交给的重大使命，邓发并没有返回，他求医治病，在治病期间，向瓜州人民群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共抗日主张，激发和鼓舞瓜州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号召人民群众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积极投身到革命浪潮中去。
病况稍有好转后,他便在无护照的情况下，想尽办法，克服困难，寻机进疆。为了能顺利进疆，他有意识地在瓜州结识了一个将要赴疆演出的戏班子。他干各种杂活脚勤手快,很快取得了戏班子老板的信任。10月16日,邓发跟着戏班子踏上了入疆的旅途。在瓜州、敦煌留居的48天日子里，他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在瓜州、敦煌的大地上。在入疆途中，邓发心里装着“一定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的坚强信念，以惊人的毅力，冒着飞沙走石，迎着戈壁滩上的刺骨寒风，干着最重的杂活，吃着冻硬的干粮，喝着用梭梭柴煨火消融的冰水,克服了种种困难，一步步地向新疆前进，于11月上旬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又几经周折，设法同苏联领事馆取得了联系。1936年12月1日，终于到达苏联莫斯科，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特殊使命。
（姜荣治秦安平）西路军在瓜州境内的战斗1936年11月12日，红西路军开始向河西进发，西征途中先后在景泰、五佛寺、一条山、古浪、永昌、山丹、高台、临泽、倪家营子、梨园口、康隆寺、石窝山等地，受到马步芳部队约10万余人的围追堵截，经过5个月的连续血战，最终失败。3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肃南石窝山召开紧急会议，为了分散打游击，决定将所有人编为三个支队：把三十军剩下的千把人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和李天焕率领向西突围；第九军剩下的三百多步兵和一百多骑兵编为右支队，由王树声、朱良才带领向东突围；其余人员就地坚持打游击。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等同志率领西路军左支队千余名指战员，进入海拔5000多米冰封雪冻的祁连山，虽然已摆脱了敌人，但遇到的困难异常艰难，同志们衣着单薄，没有粮食和盐巴，在这极其恶劣的环境下，经过43天的艰苦行程，于1937年4月16日终于从肃北石包城跨出祁连山，沿着榆林河进入今瓜州境内。1937年4月23日，左支队在蒙古族向导诺尔布藏木的引领下，来到今瓜州境内的蘑菇台，得到郭元亨先生的救济和帮助，作了短暂的休整，这时的左支队尚剩850人。到踏实村后，受到当群众的热情支援。4月24日上午，红军由踏实出发，过破城子村、八棱墩，出十工山口，来到十工村。总部住刘家庄子和马家庄子，各连队就地休息。为了取得给养，尽快进疆，经研究决定攻打安西城，负责军事指挥的李先念下达了绑梯子、准备战斗的命令。
安西县城一战24日傍晩，左支队组成两个梯队，向安西城运动，集结于安西县城西南三华里的梧桐树窝和彭家庄子一带（今瓜州县园艺场、县委所在地附近）。安西县城是用板土筑成的，除南门和西门外，东城墙和北城墙有彳艮长一段被流沙掩埋，特别是东段城墙夕卜围天长日久被风沙吹成一个斜坡。先头部队与守城敌军接上火，顿时枪声大作，一梯队还未接近西门,敌人便开炮，紧接着机枪吐着火舌，压得攻城队伍抬不起头来。城墙上，马家队伍用皮鞭抽打着强拉来守城的青壮年居民，逼迫敲锣、呐喊给他们助威。二梯队的战士在积沙涌满的斜坡上向东城墙进攻，几次刚艰难地爬到城墙附近，就被敌人强烈的炮火压了下来。担任主攻的三十军二六八团三营在营长赵正洪、教导员周纯麟的指挥下连续又发起几次攻城冲锋，但终因守城敌军火力太猛，攻城不下。在强烈炮火的掩护下，敌人分成几队，冲出城门，强烈反扑。至此，红军才知情况已发生变化，敌增援部队已据守安西城中。面对强敌，李先念和程世才交换意见后，立即命令停止攻城，匍甸沙丘以作掩体，就地驻守，并决定在二六八团三营的掩护下，部队向城西南五营村王家屯庄、康家楼庄一带转移。部队撤离县城外围，退居五营村王家屯庄，占据中心位置后，把两个梯队分别摆在康家楼庄和西桥头张、胡、柳三姓的庄子上。工委在王家屯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天明后在附近筹集粮食，天黑后摆脱敌人，抢时间向新疆前进。当地群众见红军对人态度和蔼，纪律严明，不欺负百姓，自愿捐助了很多小麦，妇女儿童帮助红军炒麦子、煮饭。
王家屯庄战斗25日天麻亮，城内马家队伍傍依梧桐树林、深沟和起伏的沙丘，向左支队驻地发起猛烈的进攻，红军依靠土围墙阻击敌人，战士们用大刀、手榴弹连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战斗中，左支队二六八团政治处主任钟立彬光荣牺牲。4月25日晚，在总部的统一部署下，由二六八团断后，迅疾向四工方向撤离，由当地农民田中兴、张德录、马立元引领涉过了疏勒河，插到了甘新公路。
白墩子战斗26日凌晨，西路军左西路军用过的电台支队来到安西县城西北方由甘入新的要隘白墩子。部队抓紧生火做饭，结果水还未烧开，后面戈壁上烟尘滚滚，马步芳的步骑兵又接踵而来。程世才军长和李先念政委命令全军撤到白墩子外围,依托自然形成的灰褐色沙岭，构筑简易工事，对敌骑兵展开猛烈射击。敌人发现正面攻不动，便从两翼包抄过来。程世才跨上黄马，握起“快慢机”手枪指挥战斗。他的6名警卫员也将驳壳枪上了膛投入战斗。敌人潮水般地涌了上来，遇到一阵猛烈射击后，又潮水般地退了下去。这时，左边又有200余骑兵冲了上来，前面的一支黑马队已奔到30米之内，程世才指挥6支快慢机照着迎面扑来的敌骑兵又是一阵狂扫。趁敌骑老红军赵明祥士们永垂不朽/李先念题词自相践踏、队形紊乱、惊慌失措时，战士们扔过去的手榴弹又在敌群中爆炸了。随着战士们的喊杀声，敌人丢下几十具人马尸首，拨转马头狼狈逃去。利用两路敌人被击退的空隙，程世才与李先念率领部队迅速向西北方向转移。
血战红柳园以保存实力、西进新疆为目的的左支队，在处于敌强我弱、濒于险境的危急中，节节阻击，且战且退，天快黑时转移到距白墩子50里的红柳园子。红柳园子虽小，却是西进新疆得必经之地。一场恶战便在这里开始。眼看着尾追之敌节节进逼，形势异常严峻，如不给敌人以重创，便很难甩脱敌人，为此，左支队首长毅然决定，利用沙丘作掩体阻击敌人，坚持到天黑以后，向戈壁深处转移。顿时，沙丘上下烟尘滚滚，喊杀声、手榴弹爆炸声、战刀撞击声震撼大漠上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红军战士的子弹快打光了，仅有的一些手榴弹也投进了敌群，火力渐渐减弱，马部骑兵冲破红军防线，把一、二支队分割开来。程世才看到情况危急，立即组织还有子弹的战士向敌人反冲击，并命令饶子健同志带领一个连在侧沙包上组织排子枪射击，战士们弹无虚发地向敌人射去复仇的子弹。二六八团三营副营长带着九连在前面拼杀时，机枪被敌人夺去，他们用大刀砍死了十多个敌人后，又把机枪夺了回来。就这样，红军指战员击退了敌骑多次冲锋，起伏的沙滩上身尚下了断头缺臂的敌尸。击毙马部骑兵100余名，敌五九五团二营营长马如良等数名军官也被击毙。这时，敌人又改变了进攻方式，纠集大批骑兵和步兵向红军阵地反复冲杀。红军后围部队在饶子健的率领下，掩护总部首长和其他同志向西北方向转移。后围部队被马部骑兵冲散，按照总部指定的方向进入戈壁，沿着甘新公路加快步伐向西北方向转移。西路军西征中的最后一战结束了。在这次战斗中，左支队100余名指战员长眠戈壁滩上，其中主要有：团长刘雄武、总部译电组长陈茂生等。4月底，左支队400余人分批冲出重围，分别沿甘新公路、戈壁沙滩行进，历尽饥饿、干渴、严寒、风沙的熬煎，终于陆续到达位于甘新交接处的星星峡，受到与中共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兼边防督办盛世才、新疆边务处驻星星峡办事分处主任王效典的欢迎和接待，在中一九八四年红色记忆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迎接下转赴迪化（今乌鲁木齐），从而结束了悲壮的西征。
西路军左支队在安西战斗中，牺牲了100多名战士，因许多战士生平不详，不再记述，只介绍以下几位的简况。
钟立彬（?1937年4月），江西高安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5军团政治部青年科科长，红5军第13师37团政治处主任，西路军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曾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后随中央红军长征。1936年，随西路军浴血奋战河西走廊。1937年4月23日，进入今瓜州境内。1937年4月25日天麻亮，马家队伍向左支队驻地（王家屯庄）发起猛烈的进攻,战斗中，268团政治处主任钟立彬和参谋长饶子健、3营教导员周纯麟安排好阻击敌人的部署后，隐蔽在一条壕沟里观察敌情。钟立彬一面观察前方敌人的动向，一面与9连连长、指导员研究阻击敌人的方法。突然，敌人的两发重机枪子弹分别打中了钟立彬同志的左胸和头部，他脸色苍白，鲜血很快从上衣里渗了出来，嘴唇翕动了几下，似乎有什么话要说，但又说不出来，慢慢地闭上了眼睛。钟立彬的遗体被安葬在胡家庄子后墙边的田地里,因年代久远，已找不到埋葬地。
刘雄武（1904年一1937年），男，中共党员，原名刘照魁，云南宣威人。1930年在江西吉安随罗炳辉率部起义参加红军。长征时任红9军团一个师的参长，后红9军团取消师的番号，刘雄武改任团长。1936年夏，红军北上之后，刘雄武由9军调30军任89师参谋长，进入祁连山后改任团长，在红柳园坚守沙丘阵地，掩护总部撤退时光荣牺牲，时年30岁。
陈茂生，生年不详，江西省永新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后担任总部译电组组长，工作认真负责，严守岗位,在红柳园阻击战中不幸牺牲。
陈智才，湖南人，西路军红30军89师政治部主任，在红柳园战斗中牺牲。
朱显桃，1912年生，安徽霍邱县人。在红30军任团长，在安西战斗中牺牲。
鲁嘉焱，1911年生，湖北红安县人。红30军89师267团政治处主任、88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在安西战斗中牺牲。
钟正义，西路军电台台长，在红柳园战斗中牺牲。
（孔祥迪整理）2001年春节前夕，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为拍摄电视文献专题片《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委派该片河西篇的编导倪宁、执行编导潘娟芳率摄制组来到安西（今瓜州）。摄制组先后到安西县老城、王家屯庄、北大河、红军烈士陵园、白墩子、红柳园、西路军最后一战纪念塔、蘑菇台、肃北大公岔、石包城等地完成外景摄制，于12月22曰下午专程采访流落流落瓜州的西路军战士苟金元安西的88岁高龄的老红军苟金元。
苟金元，男，汉族，1916年2月出生于四川省阆中县，高小文化程度。1933年4月参加革命，在30军89师267团1营1连担任过职务。1936年10月随西路红军渡河西征，转战河西走廊。1937年4月，在安西（今瓜州）红柳园战斗中，队伍被打散，苟金元流落瓜州。
流落安西的艰辛西路军红柳园血战以后，主力部队突围向新疆方向走去。此时一些走散的人和躲藏在山野的伤病员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在追赶大部队无望，马家军仍在搜捕的情况下，失散人员在戈壁滩上无吃无喝，有的继续西行，有的东返延安，有的流落安西和祁连山中。和苟金元同行的还有二人，都是四川老乡，一名叫汪永山，是后勤供给处的，一名叫冯绍宪，同在二六七团的团部。他们在茫茫的大戈壁滩上结伴而行。由于冯绍宪脚部受伤较重，两天多时间了还在山里转，在一个有雪水的山石窝里休息了半天。他们不知西去疆还有多远，决定向东返回延安。他们白天躲藏，晚上远远顺着电话线杆朝东南方向走。大约两天多来到安西县城西北的北大河边。四月的北大河，河水哗哗，他们找来树枝探明水深有三尺多，三人脱掉衣裤趟水到了南岸。黑暗中极目望去河滩空无一人，尘埃中依稀显出一个低矮的圆土包。他们慢慢地向土包走去，原来是一座破烂砖窑。他们挤进砖窑准备住宿，已经有四天没吃东西了，苟金元说：“就算是今天晚上挨过去，明天咋办？这里不知离县城有多远，有无危险，不如趁黑就近找户人家了解些情况，要些饭吃。”于是三人沿着北大河南岸向西到四工一带。离河约一里的地方有几座低矮的土屋，冯绍宪蹲在草围墙外的拐弯处作掩护，苟金元和汪永山摸进院子，叫开房门，屋里只有一田姓老人和儿媳两人。他们说明来意，老者深表同情，忙招呼说：“面也没有了，只有些黄米给你们做些饭吃。”一会儿，一锅黄米饭熟了，三人狼吞虎咽地吃完一锅饭。然后，他们向老人了解这里的情况。老人说：“这里离县城近，最近马家兵搜査得紧，不能久留。”他们听后准备出门赶路，老人拦住说：“你们穿这样的衣服出去，人家一看就知道是红军，还不是送上狼嘴的羊。我找几件旧衣服，你们换上。从这里（四工）向南是芨芨草滩,一直走到十红军包工，翻山到踏实或东巴兔最保险。”临走，老人又给他们装了一些黄米，送他们上路。一路上，他们商量是否按老者说法去踏实或者东巴兔。这时，冯绍宪对苟金元说:“衣服虽换了，可你背的公文包和你的名字对我们影响太大，西北此地哪有苟姓人家？”三人商量从今天开始苟金元就改名王子玉，因又小几岁就叫小王。冯绍宪提出：“公文包不如送给老乡或扔掉。”此时苟金元说:“一件破旧毛毯、一个公文包是陪我出生入死的两件物品，怎能扔掉?”苟金元思想上斗争了很长时间，为了安全起见，他将毛毯包在了公文包上急向东去到北大河南岸的破砖窑，用手挖了个大坑将毛毯裹着的公文包掩埋了，以便日后寻找。此时夜已深了，三人趁天黑从四工芨芨草滩向南赶路。一路上躲躲藏藏，直到第二天日将偏西时,他们才来到十工与九南之间的地方，发现前面有一条公路（通向敦煌），路上不时还有车辆通过。他们不敢过路，在草沟中等日落后越过公路，穿过戈壁飞快进入南截山。天亮了，上了南截山头，向北一看，一片绿洲。他们从截山中间向南走去，从八棱墩山口出山，发现一条河水（今黄水沟）从东向西流，高兴极了，就在河边喝水、洗脸、洗脚,拾柴烧火,用脸盆做黄米饭吃。三人饱吃了一顿黄米饭,休息一会儿，都说肚子疼，后来才知道是黄水沟中的碱水引起的。肚子疼稍有好转后即向踏实方向走去。天黑到破城子西南的风蚀地,此地叫景家窑房。晚上他们三人宿在景家窑房里。
第二天天亮一看,破城子是沿戈壁滩的一片边远农庄，农户正忙于春种。他们白天不敢出窑房,晚上也不敢找大户人家，就到一边远的小庄户人家要饭。原来这家只有老两口，主人叫景有春，当地人都叫他景鞋匠,也是穷人家。老人连夜做饭,他们吃过饭后，为感谢救命之恩，给了老人一个银元。老人很受感动地说:“现在危险,你们再不要来了，晚上我把饭给你们送去。”在距景家三四里路的窑房住了大约一个多月后，冯绍宪、汪永山执意要回四川，苟金元因家中继母当家，不愿回老家，他们只好挥泪分别了。苟金元在窑房中又住了约一个月，此时已是春末夏初，景有春老人说：“现在看来马家兵不追査了。”苟金元就随老人住到他家帮着干活。又过了一个多月，景老说：“我家情况不好，我把你介绍到新沟几家做工吧。新沟李家家境好一点，种地20多亩。”几天后，苟金元就到新沟李有福家当短工，锄草、犁地。1948年春天，苟金元被踏实旧政府的人抓去当兵。到乡政府一审査是红军，被打了一顿放掉了。当年秋天，李家要给旧县政府送公柴。苟金元赶着大轮牛车去县城送柴，晚上住在邱家车马店里，心里老是想着公文包和毛毯，睡不着觉。半夜偷偷跑到北大河边，寻找到破砖窑挖出了公文包和毛毯，抱上回到店里，第二天返回踏实李家。后来在踏实、桥子一带以货郎担做小买卖为生，并在桥子乡娶妻生养儿女。
新中国成立后重见光明1949年9月28日，安西解放。10月7日，安西县人民政府成立。因苟金元在老家上过几年学，区上派他到县上参加旧县政府向新政府移交接管工作。1949年12月，被分配到桥踏区任民政协理员。1952车担任桥踏区副区长。1954年4月，当选为安西县第四届人民代表。1956年，调任县供销社主任。1955年，国家军事博物馆来二人征集西路军文物，苟金元亲手将毛毯捐给了国家。直到1966年“四清运动”时，在四清工作组的动员下，苟金元才将隐姓埋名18年的名字“王子玉”复名为苟金元，子女们也随之改为苟姓。“文化大革命”中，苟金元这样一位在西征中九死一生的老战士却被以“叛徒”、“逃兵”等罪名揪斗，受尽了磨难，说苟金元在老家是地主成分，要老实交代。苟金元说：“我参加红军是30年代，四川还未解放，不存在成分，也不知道家中是不是地主。”造反派说苟金元不好好交代，就连续批斗。苟金元只好向老家所在的乡政府写了一封信，后来老家寄来了中农成分的I正明，加上中央有不准批斗西路军老红军战士的文件，才得以解脱批斗。中共十 —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了西路军老战士的政策，解决了城市户口，国家按离休干部待遇发给了生活费。苟金元原打算将随他出生入死的公文包，留予子孙后代永作纪念，不忘这一段历史。后经再三思考，捐给了瓜州县博物馆。经国家文物专家鉴定，该公文包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现陈列在瓜州博物馆，以教育后人不忘西路军艰辛的革命历程。
（苟金元口述苟正光整理）郭元亨支援红军郭元亨，原名郭永科，甘肃省高台县南华村人。生于1896年1月21日。岀身贫寒，自幼给人打短工、拉长工。1927年为了逃避抓兵，逃奔玉门、安西（今瓜州），以后又到万佛峡，被住持道士马荣贵收为徒弟。马荣贵去世后，郭元亨继任万佛峡住持道士。新中国成立后，郭元亨被聘任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文物保管员，他精心地管护着全国重点文物单位---榆林窟。并被选为原安西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县人民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委员。
的折磨面前对象牙佛一事始终守口如瓶，拿出积藏多年的3两6钱黄金打发走了马匪军。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50年将用生命保护的象牙佛交给了安西县人民政府。
西路军军长给榆林窟道士打借条郭元亨请胡琏代笔写信寻找程世才1937年4月22日，西路军左支队千余名红军将士在政委李先念、军长程世才等人的率领下，转战43天，终于走出了白雪茫茫的祁连山来到榆林窟。榆林窟住持道士郭元亨见这支队伍兵困马乏，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却纪律严明，既不抢劫财物也不损害壁画佛像,还以礼待人，使饱受兵匪之害的郭元亨非常感动。郭元亨虽仅靠庙产薄田度日，在不富裕的情况下,倾其所有,将2石4斗（约500公斤）小麦、100公斤面粉、6斗（约120公斤）黄米、15公斤胡麻油、20只羊、1头骡子、1匹马赠送给西路军，雪中送炭，解了西路军的燃眉之急。程世才给部队讲话时说:“这老道很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翌日晨，部队离开蘑菇台时，程世才给郭元亨写了收到支援粮食、牲畜的证明一张，并代表左支队全体指战员向郭元享表示谢意,又说:“将来不管我在不在，只要有这条子，是一定能找到革命队伍的，那时，大家总会帮助你的。”西路军走后，马家军进山搜捕流散红军，却意外地得到了红军写给郭元亨的借条，这成了郭元亨“私通共党”的罪证。马家军撕毁了借条，并用马鞭把郭元亨打得皮开肉绽，用沾满清油的香表点燃烧伤他的背部和右臂，严刑逼供，令其交出象牙佛。郭元亨在非人1957年，郭元亨因献出宝物象牙佛和资助西路红军有功被推选为甘肃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委员。但郭元亨资助西路军一事却因物证（借条）遗失，当地一些人说这是郭元亨杜撰编造谎言欺骗共产党和政府，目的是欺骗荣誉。郭元亨想，要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只有找到程军长作个证明，才能消除人们的误解。但事隔二十多年，当年的程军长现在在哪里，加之自己又不识字，要找到他难上加难，真让郭元亨耿耿于怀，愁肠百结。
1960年10月，省民委通知全省佛教、道教界人士赴北京开会，郭元亨也属参会人士。县长姜维玉考虑郭元亨从未出过远门和不识字等因素，就派年方二十出头的电影放映员胡琏一同前往。由于胡琏过去曾多次在安西南片东巴兔一带放电影，郭元亨曾被下放东巴兔大队劳动时，每逢有电影总骑着自己的灰毛驴前来观看，所以彼此也相熟。胡琏接受任务之后,领着郭元亨到安西汽车站买了班车票,坐到峡东火车站下车后，又买了两张卧铺票一同前往兰州。一上车，郭元亨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向胡琏道出自己的苦衷。说他当年资助红西路军一事，因程世才军长给他的收条遗失，无法证明，一直想找到程世才澄清此事，又说他认识莫高窟的常书鸿，常经常去北京，可能知道程世才，听说常在兰州艺术学院当院长，到了兰州请胡琏带他一同前去打问。两人到了兰州，先去段家滩兰州艺术学院找常书鸿院长，正好碰上常书鸿晚饭后在大门口散步，常书鸿说他不知道程世才这个人。二人又到省话剧团找有过一面之交的团长程士荣，程士荣即当时有名的剧本《祁连山的回声》的作者，1959年他在写剧本时来到安西寻找采访素材，县上派胡琏陪同。在准备到肃北石包城采访的半路上，因洪水冲垮公路不能前行，小吉普车就绕道到了榆林窟。郭元亨挽着袖子，亲自做了一顿咸菜、油泼辣子拌拉条子招待。有了这一段交情，程士荣对郭元亨要求办的事非常重视，特介绍二人去见原甘肃省文化局局长铁军，请他给予帮助。铁军说：“听说程世才是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又听说是中央军委装甲兵司令部副司令员，我想你们写上三封信就很有可能找到程世才。第一封写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程世才收，第二封信写中央军委装甲兵司令部程世才副司令员收，第三封信写中央军委程世才中将收。”两人告辞了铁军，来到兰州饭店报到，那里已有不少先到的僧道。胡琏护送任务完成后即将西返时，郭元亨郑重委托其代笔给程世才写信说明原委，并请分别发往铁军所说的那三个地方，胡琏欣然接受。10月3日，胡琏回到安西后，晚上在老城红旗剧院大礼堂边的电影站宿舍中给程世才写信，几经修改，同一封信抄了三遍最后发往铁军说的三个地方。当时发一封挂号信2角钱，发三封挂号信一共花了6角钱。
2004年6月17日，笔者在安西县渊泉镇怡园小区胡琏住宅拜访他时，年逾七旬的胡琏先生早已从老龄委退休.他常年坚持练习书法，书架上摆放着《寿世保元》《陈修园医术七十二种》《新注四书白话解说》等古典线装书籍几百本。我想当年郭元亨请胡琏这样一个文化人代笔也是一种意想不到的缘分。胡琏先生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他代郭元亨写信的前因后果，经笔者提议，他经过反复回忆写出了那封信的全部内容交给笔者。信的内容是：程司令员:您好，近来身体健康，工作一程世才题词红色记忆定很繁忙吧！解放后,我们这里也和全国一样，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彳艮大的改善和提高。您是否还记得万佛峡蘑菇台的道士郭元亨老先生，他现在身体、生活都很好，政府每月补助一些生活费，而且还被选为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用生命保护国宝象牙佛，解放后交给了国家，为万佛峡的文物保护作出了很大贡献。
我是安西县电影放映站的放映员，郭元亨老先生请我代笔给您写信，主要是请程司令员回忆一下二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也就是1937年4月的一天，西路军经过甘肃安西县万佛峡蘑菇台休整时，郭元亨先生当时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亳无犯，与国民党军队迥然不同，感到非常敬佩，又看到红军指战员衣着破烂，缺吃少穿，生活给养非常困难。在此情况下，郭元亨老先生将自己积蓄多年的粮食和米面油盐以及牛羊马匹赠送给红军，部队离开蘑菇台时程军长打了收条，后来由于马匪逼问、搜查，保管不慎将收条遗失。解放后郭元亨老先生向当地群众和领导讲述此事，但人们不相信，说老汉给红军送东西是假的，想捞点好处，是别有用心。在某次运动中还将老汉批斗一顿，老汉感到非常冤枉。我想如果真有此事，请您为郭元亨作个简单的证明是否可以。
最后代表郭元亨老先生向司令员问好，并祝司令员身体健康。
此致胡琏1961年10月3曰程世才将军写的两封回信1961年12月中旬，郭元亨先生和安西县人民委员会分别收到两封北京的来信。一封信收信地址是“甘肃省安西装甲兵司令部给郭元亨和安西县委的信郭元亨县电影放映站胡琏转交”，收信人是“郭元亨先生收”。另一封信收信地址是“甘肃省安西县”，收信者为“人民委员会收”，信件是毛笔手写体。两封信发信地址皆为毛笔隶书印刷体“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治部”，信封都为竖行排版。根据信件内容判断，写给郭元亨本人的信件为程世才将军亲笔所书，写给安西县人民委员会的信件和两个信封为装甲兵司令部文秘人员书写。两封信的具体内容分别为：郭元亨老先生：您61年10月3日由胡琏代笔写给我的信收阅。谢谢您在20多年前红军路过万佛峡那种困难情况下对革命的帮助。
信中谈解放后生活有了提高，而您被选为省人民代表和省政协委员，能为人民做些事情那很好。
关于37年4月间红军路过万佛峡时您帮助粮食和牲畜问题确属事实，我也写信给安西县，特告。
最后，今后如有机会去西北，一定前往拜访。
祝身体健康程世才1961年12月8日安西县人民委员会：我们接到贵县祁连公社万佛峡道士郭元亨老先生给我部副司令员程世才同志的一封信，要求证明红军路过该地时，他曾赠送粮食、牲畜等物。经程世才同志回忆，确有此事。在革命艰苦的岁月里，郭元亨老先生帮助了红军，实为可贵。除程世才同志直接给郭老先生复信外，特致函你们，作为证明。
此致敬礼装甲兵政治部（印）1961年12月8日北京的来信在当地传开了，郭元亨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县委、政府从生活上多方照顾他，他被聘为榆林窟文物保护员，每月在踏实乡政府领取工资。1976年7月18日，郭元亨在踏实乡因病与世长辞，享年80岁。郭元亨先生的墓在锁阳城镇农丰村7组东南700米处的戈壁滩上。
（李旭东）庞德祥、庞中义父子营救西路红军失散入员1937年4月25日夜，红西路军左支队领导人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等同志在王家屯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当晚立即突围，并决定委派三十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王大奎率李树觉、吴得起、陈科祥、樊明俊、李文华等十多名红军组成小分队在此阻击敌人，掩护部队西进。李先念、程世才指示王大奎：“你们的主要任务是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西进，等大部队过红柳园后，再设法转移上星星峡找部队，如果形势恶劣，暂时不能进疆，你们便可留在安西，就地隐蔽，开展地下工作，坚持斗争。”夜半时分，西路军左支队大部队人员突围，过四工，涉过疏勒河，直奔白墩子。天亮后，王大奎估计大部队已快到白墩子，便带领阻击部队向四工方向转移。围在庄外的敌人天亮后发现庄内一片静寂，才爬起来慢慢缩小包围圈，节节进逼，到眼前一看庄内红军早已不知去向。刘呈德听到报告后,急忙率领骑兵向白墩子方向追去。
王大奎等向西北方向转移到四工，发现大多数同志轻重不同地负伤，这时，他们注意到远处大车道上尘土飞扬，敌步骑兵千余人正向西北方向运动。为了保存力量，根据首长临行前的指示，王大奎决定，在安西农村隐蔽养伤，依靠群众开展地下斗争，待形势稍有好转时转赴新疆。
几天后，他们刚在四工站稳脚跟，马匪搜捕西路军失散人员就开始了，而且风声愈来愈紧，五营村、中沟村、四工村,每天都有三五成群的马匪挨门逐户搜索。王大奎通过了了解觉得十工山远离县城,山大沟深,便于隐蔽藏匿，于是转移到了截山庙和岌岌泉子一带。当时,南山岌岌泉子和老寺兔只有二三户人家，截山庙也只住有俞姓道士一人。王大奎等11名红军战士在这里受到俞道士和其他两户贫苦群众的接济，隐蔽了十多天。粮食越来越紧张，更使他们着急的是伤病员的伤口化脓、发炎，却没有医药调治。鉴于这种情况，经过商议决定王家奎亲自带领李树觉、吴得其二同志化装出山活动，寻找新的落脚地点。他们出山后，在十工、九南一带活动,从贫苦群众中了解到，前一个时期马家队伍搜捕很紧，流落红军已有一百多名被马匪捕去，解往肃州，近来稍有缓和，只有三三两两的马匪军十日半月在乡下搜捕一次,在当地群众营救和掩护下，极少被马匪捕去，有些就在附近群众家隐蔽帮工。他们通过群众的帮助，找到了六工的湖北老乡庞德祥，庞德祥听了王大奎的介绍后，同情他们的境况，慷慨应承让来他家隐蔽养伤。这天夜晚，王大奎等3人赶往截山庙，把了解到的情况向同志们讲了一遍,大家乘夜深人静之际，向俞道士告别，来到六工庞德祥家中。为了防止万一，王大奎和庞德祥商量后，留李树觉等5人一面在庞家养伤，一面帮工，其余6人由庞德祥做工作安排在附近可靠农民家中，不定期的由王大奎同志召集开会,他们在这里住了将近一月多一直平安无恙。
1937年7月的一天早上，突然从城里来了十多名马匪骑兵,有两名直接闯到庞德祥家，一进门就碰到了庞德祥的儿子庞中义，喝问道：“尕娃,你老子在家没有?”庞中义答道:“在上房呢。”其中有一个马匪兵一脚把门踢开骂道：“日奶奶的，人家说你屋里养着几个共产党,你赶快交出来，再不交出来，把你的狗皮扒掉呢。”庞德祥一听吃了一惊，暗想，这伙匪军是有目标来的，如果不将他们打发走，正在屋里隐藏的红军李树觉、吴得其、樊明俊、陈科祥、李文化五个同志就有被捕的危险。他灵机一动,满脸赔笑,上前拱手说：“长官辛苦了，请坐下喝茶，有话慢慢说。”接着他又说:“左坊右邻谁不知道我庞徳祥吃饭防噎，走路防跌，还敢把红军留在家中，我还害怕戴顶红帽子哩！不信，你们一同到保公所去问一下，保长要说我家有红军，我就跟你们蹲班房子去。”接着，他连声说：“咱们一起去问一问。”到保公所后，马匪班长就叫把庞徳祥吊到房梁上严刑拷打，要他交出红军岁的庞中义见此情景飞奔回家，把李树觉等5人送出门隐蔽到谷地里。保公所内，马家队伍继续拷打庞徳祥，马匪班长大骂道：“你不把老共产交出来，今天非把你的皮剥掉不可。”区长谢殿青、保长马兴海也上来替庞德祥说情，并让庞德祥拿出一些钱来给他们。庞答应后，马匪军才将庞徳祥放下来。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庞徳祥守口如瓶，掩护了红军。为了使红军脱险，他从家中拿来8块银元、半脸盆大烟送给马匪，马匪军在保公所酒足饭饱后才扬长而去。
马匪军走后，庞徳祥让儿子庞中义搀扶着回到家中。李树觉、吴得其、樊明俊、陈科祥、李文化看到庞徳祥老人为了掩护他们被打得遍体鳞伤，泪水夺眶而出。天麻黑，王大奎来到庞徳祥家，对庞徳祥说：“为了我们，你老受委屈了。” 庞徳祥老人说：“只要你们都平安，我心里就踏实了。”从这以后，他们便白天住在庞家，晚上集中到石家庄坑坝窝里开会。过了几天，李树觉对庞徳祥说:“我们再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了，负伤的同志伤口都好了，再待下去老百姓就受连累了，过几天后我们就上新疆找部队去。"第二天，庞徳祥替他们找了两个人去疏勒河看洪水大小，大约在旧历七月十七日，庞徳祥老人为王大奎、李树觉、昊得其、樊明俊、李文化、安徽老张、潘麻子等10名人准备了干粮、面粉，并缝制干粮袋7条，买了几瓶擦枪用的双喜老牌生化油，连夜送他们过下四工上了新疆。他们走的时候，陈科祥因去西湖、敦煌等地打短工，未能一起成行，其后返安留在庞徳祥家帮工达2年之久。后来，陈科祥又在庞徳祥帮助下，在安西城内当学徒学理发。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陈科祥回到四川老家旺仓县。
（孔祥迪整理）红西路军左支队从安西（今瓜州）县王家屯庄突围后的一天淸早，中沟村13岁的小姑娘张淑珍路过张徳录庄子附近的小南沟，突然发现大茅柳墩子下有一个人在呻吟。
她吓了一跳，急忙跑回家对妈妈说：“小南沟茅柳墩下躺若一个人，呻吟得怪厉害的，看样子是个红军。”她妈一听赶紧用手堵住她的嘴说：“丫头，小声点，刚才马家队伍把你爹和你哥抓到王张淑珍母女营救红军伤病员红色记忆家屯庄井里捞枪去了。我看见几个马家军刚才又进了柳家，说是搜査红军呢，说不定还来咱家捜査呢，让马家队伍听见，那还了得。”她又说：“珍珍（张淑珍的小名），你去看一下柳家来的马家队伍还在不在。”张淑珍答应着就出门向柳家跑去。不一会儿张淑珍跑回来对妈说：“马家队伍从柳家出来朝西走啦。” 张大妈说：“走，咱们上地顺便看看去。” 张淑珍母女俩来到小南沟茅柳墩下一看，一个约有十八九岁的小红军躺在茅柳墩下，脸色苍白，两眼紧闭，黄豆大的汗珠从头上往下掉，不时地发出低微的呻吟。右腿打伤部位包扎着破布，已被鲜血渗透，沙地上留着一片血迹。见此情景，张大妈忙对珍珍说：“你回去把咱家的剪刀取来，再拿上净棉花，端上一碗盐水，要快！”张淑珍把这些东西取来后，张大妈让女儿站在沟顶放哨，她很快用剪刀将已被血水浸得粘在一起的布剪开，用棉花蘸着盐水擦伤口。然后她又从自己的破前襟上撕下一块布将小战士的右腿包扎起来。这位小战士挣扎着要坐起来，张大妈心疼地说：“孩子，快躺下，伤口刚包好，不要乱动。”她告诉这位红军战士，她家就住在附近，今早马家队伍在这里搜捕红军，老伴和儿子都让抓去当伕，让他暂时在这沟里养伤，每天早晚让她的女儿珍珍送饭。晩上，她又让女儿给这位红军送来一张羊皮和一件破棉袍给他铺盖。就在这茅柳墩下，这位红军小战士由张淑珍母女早晚送饭看护，隐蔽养伤十余天，可以拄上木棍走路了。这时，马家队伍搜査流落红军的风声逐渐小了。
一天晚上,张淑珍和她哥张希圣把这个红军接到家中养息。一个月后，这位红军战士的伤基本痊愈，他一面帮助张家干点零活，一面暗中托人打听其他战友的下落。六月的一天，他从一些帮工的口中打听到六工也住有几个失散的红军，于是决定去六工联系。临走时，他握着张大妈和张大哥的手说：“我姓杜，四川人，在王家屯庄奉命掩护大部队转移而受伤失散，是你们全家救了我，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说完他和张希圣一家挥泪而别，背着张大妈做的干粮向西南方向走了。
（孔祥迪整理）瓜州抗日救亡运动建立安西空军四十五站和陆军招待所1937年8月21日，苏联与中国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接着，苏联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表示，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决不坐视”，随后派军事顾问和航空志愿队先后来华，并在财力、物力上对中国政府给予援助。国际援华物资由新疆经河西走廊运往内地，甘新公路成了重要军事运输线，由于安西（今瓜州）坐落在兰新公路的中点，是必停站点之一，因此，被选定为兰新交通线上空运和陆运的中转站。苏联航空志愿队来华直接参加对日作战，提供的大批抗战急需军用物资和几百架飞机都是从苏联国际交通线上运送的。1937年，欧亚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降落在新城戈壁上，对周围地形地貌进行了勘察，选准了废城南边广袤的土地修建机场，委派安西县政府建设科负责施工。1937年秋季破土动工，安西群众户均一夫，义务建场。老百姓为神圣的抗日使命，箪食壶浆，自备工具，赶着牛马驴车，恪尽忠诚，即使在严寒冬季也不停工，第二年春天交付使用。机场控制面积10余平方公里，实际使用面积约2平方公里，东西长2000余米,南北宽千余米，一次可停落小型战斗机七八十架。机场设施十分简陋，既无指挥塔台,也无电子信号，既无跑道，也无机库，指挥着陆的手段是由场兵在地面铺设红色丁字布;加油全靠人力操作，由场兵将油桶抬至机旁，用简单机械把油桶升高，通过管道自流注入；启动飞机就以前像汽车司机用摇把启动汽车一样，只不过执摇把的是一台专用启动车，用一个摇把将启动车引擎与飞机螺施桨连接起来，发动汽车带动飞机。由于安西多大风，飞机停稳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场兵在机身四周拧上粗大的钢制地脚螺钉，用麻绳将飞机拴固，否则大风会把飞机刮走。
这个机场自1938年启用后，苏联援华飞机分批从此东飞，每批十几架或30架，最多的一次达60多架，除特殊气候之外，一般只在此处加油、就餐。抗日期间，围绕机场所设置的配套服务机构有：1.空军四十五站（群众叫航空站，初建时叫欧亚公司）。下辖一个场兵中队属军事建制，几任站长多为中校军衔，有工作人员10余人，场兵40余人。2.空军招待所。是接待苏联援华人员的专设机构，内设接待部和西餐部，在旧城设立办事处。3.气象台、电台。是为机场进行技术服务的机构。4.警卫连。1941年前后，国民党飞机也不时从兰州飞来这里修整、训练，但数量不多。与此同时，为兰新公路服务的“西北公路招待处安西招待所”在抗战爆发后征为军用，易名为“战地服务团安西招待所（俗称陆军招待所）”，成立于1937年，专事接待运送战略物资的苏联汽车司助人员。1937年至1942年间，每十天或半月通过一批汽车，每批约有一个营的人员，有汽车四五十辆，从伊犁出发时便电报通知安西站，接运工作比较繁忙。1942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变化，统治新疆的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后，国民党中统加强了这条线路的控制，向安西派驻了宪兵队，并由中统特务上校郑康率特工10余人进驻安西，设立检査站和专用电台，对这条运输线的干扰加剧，苏联物资基本停运，再无苏联援华汽车通过，机场也逐渐冷落。1945年抗日胜利后.便不再停落飞机，机构相继裁撤。
（付庆增）建立安西联络点,支援抗日战争1941年2月，中共党员王实先受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派来兰州，开辟从延安经甘肃、新船到莫斯科第三国际秘密交通线的。一年多时间里，王实先骑自行车从兰州出发到玉门，沿途联系掩护身份较妥、地位较髙的地方爱国进步人士，宣传党的抗日政策，秘密建立党的组织和联络点。至1943年6月，建立了兰州一酒泉一安西线，王实先负责联络，指出当前党的工作，以团结力量，坚持抗战，努力生产，严防敌特为中心，一切工作由他单线联系部署。当时安西电报局有一名地下党员，他积极配合王实先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传播进步思想，努力扩大人民力量,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容，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反抗国民党顽固派的黑暗统治，广泛搜集各种情报，秘密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孔祥迪）安西县立简易师范进步学潮1947年5月，在中共领导下，在全国人民争生存的浪潮中，学生界继“抗暴”运动之后，又发动了震撼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由于国民党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的不断加深，教育危机也日趋严重。当时，教育经费奇缺,教育制度腐败，国民党党棍治校，进步教师遭受迫害，特务横行，思想言论无自由，生活无保障，许多学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45年9月，安西（今瓜州）建成“安西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校长孙彦彬来安西前在敦煌中学任教时便从事进步活动，曾编排一出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独幕话剧，在县城演出，引起巨大反响。他来安西后，积极办学，在短时期内把简易师范学校办得颇有声色。在取得学生的信任后，孙彦彬便以课堂为场所，向学生宣传进步思想和革命道理。学生被他的讲课所吸引，潜移默化，受到感染，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后来县政府对孙彦彬加强了监视，他难以立足,离开了安西。1946年暑假之后，第二学期开学,三青团安西县书记王怀祖为开展三青团工作便利起见，插足学校，当上了生物课教师，他学识浅薄，阴阳怪气，引起学生不满，与此同时,他将国民党、三青团的那一套法西斯统治手段带到学校，对学生动辄便骂,伸手便打,学生恨透了他。为了强化对学校的统治，县政府委派王怀祖担任校长。1947年10月，王怀祖任校长的消息传来，同学们义愤填膺，孙彦彬校长播下的火种在同学们心中熊熊燃烧着，大家联合起来召开了驱赶反动校长王怀祖的准备会,讨论如何同反动校方斗争。17日，安西县简易师范学校学生发起了以驱逐反动校长、三青团安西县书记王怀祖为目的的进步学潮，学生痛打了王怀祖，怒斥了反动当局。与此同时，简易师范广大师生纷纷罢教罢课,学生自治会专门组织小组与县政府谈判，强烈要求释放王学信、赵精芙等人。社会各界进步人士与四乡群众，非常同情学生的遭遇，积极进行救援。经过激烈的谈判，县政府允诺了一切条件，释放了王学信、赵精芙等人，并答应另派校长、补发学粮。简师师生见目的已达到，在坚持罢课一个多月以后陆续返回学校复课。不久，县政府背信弃义，露出凶恶本质，让王怀祖走马上任，并对学校实行武装管制。学生的斗争被迫转入地下。
轰轰烈烈的简易师范进步学潮，打击了国民党、三青团在学校的势力，锻炼、鼓舞了广大学生的斗志，提高了安西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政治觉悟，使安西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朽本质，为迎接安西解放在思想上作了准备。
（姜荣治、秦安平）瓜州和平解放1949年8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徳怀司令员的率领下，一举攻克西北军事重镇兰州，打开了解放大西北的大门，捣毁了蒋、马反动势力的据点，奠定了解放大西北的基础。兰州战役结束后,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防守甘肃景泰、靖远的国民党第91军、第120军沿河西走廊向张掖、玉门方向撤退。为了尽快完成解放大西北的任务，第一野战军在第19兵团实施宁夏战役的同时，决心以位于甘肃兰州的第二兵团第3军、第4军、第6军和位于" 西宁的第一兵团第2军，兵分三路进军河西，追歼西逃的国民党军。8月31曰，第一野战军发布了进军河西作战命令:第一兵团2军自青海西宁挥师北上,越过祁连山向张掖进击；第二兵团沿兰（州）新（船）公路及其右侧西进，直取武威、酒泉。同时，兰州战役的胜利也使在此之前曾一度持动摇、观望态度的国民党将领从战争中看到了人心向背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趋势，坚定了他们加入人民革命阵营、完成西北解放大业的信心。紧接着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新疆警备总部司令兼河西警备司令陶峙岳派员与我军谈判，准备起义，迎接解放军和平解放新疆。9月24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河西总、部、第八补给区、第91军、第120军残部于酒泉宣布起义。25日，驻安西（今瓜州）的国民党新疆警备总部警备团接到陶峙岳电令，团长毛熙舆率领全团官兵在安西宣布起义。河西战役共歼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河西警备总部、第91军、第120军、第8补给区等共3个军13个师及地方部队约4万余人，其中投诚起义3.5万人，解放县城16座。
1949年9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2军12团进驻安西，安西宣告解放，国民党安西县政府县长吴文清率县政府、自卫队、保安队、警察队投诚。由3军8师卫生部副政委贾悦西任队长、8师政治部协理员傅仁杰任副队长共20余人组成的地方工作队，随先头部队2军12团团长刘亚民和康焉吾带领70余名战士组成的起义整编工作队，进驻安西后，按照和平起义时双方谈判条约，刘亚民和康焉吾带领整编工作队进驻陶峙岳驻安西的警备团。整编工作队广泛宣传中共政策，讲解全国形势，稳定起义官兵情绪，并正式宣布原陶峙岳驻安西警备团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6军独立师4团，配备了中共方面的政委、政治部主任、后勤处长和各连指导员。由于原警备团团长毛熙舆的态度明朗，弃暗投明，部队整编工作三天就圆满结束了。地方政权的组建也比较顺利，贾悦西带领地方接收工作队接管安西县政府和自卫队、自卫营，着手筹建安西县党政组织。9月30日，国民党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代理主席丁宜中带领各厅处、局长及随行人员21人，以及满载重要物资、档案的30余辆大小汽车，在由哈密返回酒泉的途中，在安西红柳园向中共入疆先头部队投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安西老百姓无不欢欣鼓舞，于当日下午,与解放军地方工作队和投诚起义官兵共同举行了庆祝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加速了安西中共政权建设的步伐。10月2日，地方接受工作队正式宣布贾悦西任中共安西县委书记，傅仁杰任县长，冯佐朝任组织部长，李澎涛任宣传部长，徐宏任财政科长，刘富祥任县委秘书，张维库任武装部部长,还有十几名同志分别担任各区区委书记和区长。随着中共安西县党政领导班子的建立，大家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国民党政府县长吴文清带领13名工作人员，向新的人民政府移交了一切财产、粮食档案和少量的金银、鸦片烟等，移交工作于10月6日结束。10月7日，中共安西县委、安西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办公。从这一天起，安西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封建割据、军阀称霸、百姓涂炭的黑暗时代彻底结束了，开始了新的生活。
（孔祥迪整理）1949年10月，王震将军率领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安西（今瓜州）县城正是酒泉至哈密途中的重要驿站,是进入新疆的东大门，行军打仗，辎重过往，多要在这里休整，接应支前显得十分重要。
地方接收工作队贾悦西一行和解放军先遣联络薛益科长进城后,积极宣传党的政策，组织相关人员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共同纲领》《组织法》及《约法八章》，散发传单扩大宣传，同时在军管会领导下成立了支前委员会，下设组织股、宣传股、后勤股;并组织欢庆社火队，教青少年学生唱新歌曲、排演歌剧。各中小学的师生们纷纷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张贴“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解放全中国”等大幅标语。
刚刚获得解放的安西民众,饱含着对人民子弟兵无限崇敬的心情,在大进军的日日夜夜里，家家户户烧开水、送瓜州人民支援人民解放军进新疆开水、烙大饼、送干粮、腾房舍、筹粮草。在刚刚成立的县人民政府领导下，经过宣传动员，贯彻有借有还的政策后，向一些较富裕户借粮16万余斤，并征集了部分柴草，保证过往部队之需。县城十多家磨坊户，一时昼夜磨声隆隆，不停地生产面粉，主妇们踊跃支前，领面粉，烙大饼，每天都有一二千斤的大饼成筐成袋地送往支前供应站。有一度开始忙不过来，过境部队在这里化整为零，安排在百姓家买饭就餐，让他们住进暖和的房间。部队住进百姓家后，战士们模范地遵守着行军纪律，安西师范的青年学生被良好的军容风纪所感召，不少同学积极报名参军，跟随部队上了新疆，将毕生献给了为国戍边、屯垦建设事业。
数百辆汽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向前方疾驶，驮若炮弹的骡运队昼夜兼程，军营里、战车上到处贴满着“向新疆进军、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彩色标语，人民战士“挺进、挺进、向西北、向西南、向新疆的平原上大进军”的嘹亮歌声震撼云霄，“打到新疆去，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口号声此起彼伏。支前工作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保证了进疆部队的顺利过境。
（孔评迪整理）
（孔祥迪整理）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为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决定由中共代表团派人回国。从苏联回国，有东北、新疆、内蒙古三条路线。当时，东北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此路不通；从新疆到内地，路途太远，且封建军阀割据；只有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入境，路程较近，但也要穿过浩瀚的沙漠，闯过层层关卡。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张浩同志立场坚定、勇敢机智、对敌斗争经验丰富，而且为国内同志所熟悉和信任，在党内有一定声望，便决定派他回国执行这一任务。
张浩回国前，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把“七大”主要文件精神和共产国际的指示铭记在心。经过一番准备，他装扮成一个小商人，取道蒙古回国，于1935年月下旬到达陕北定边。不久，又赶到瓦窑堡，向党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恢复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之间中断了一年多的联系。随后，阎红彦、刘长胜也受共产国际派遣相继到达陕北。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通讯联系，未能马上得到恢复。中共中央为了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政局与党的情况，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于1936年初开始准备派人去共产国际。
1936年二三月间，中国共产党同东北军之间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为了创造有利条件，1936年4月9曰, 周恩来、李克农代表中共中央与张学良、王以哲进行秘密会谈，在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等方面达成初步协定。其中联合苏联的具体内容是，双方派代表赴苏联,东北军代表取道欧洲，中共代表由东北军负责护送到新疆去苏联，并由张学良派人联络盛世才，使其不要留难。周恩来回到延安瓦窑堡后，立即召开军政会议，决定派邓发代表中共中央偕张学良派赴新疆的代表到迪化（今乌鲁木齐），然后转赴苏联。4月13日，周恩来将这一决定电告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彭徳怀征求意见。4月20日，毛泽东、彭徳怀回电说“邓发同志去苏联以快些动身在夏天到达取得结果为好”，回电还提出，邓发到共产国际后应要求“把李徳调回去”。
4月21日,周恩来致电王以哲说：“杨鼎华（邓发化名）急待赴新，可否不经过中央军防地而经兰州及甘肃之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直赴新疆。”张学良对此表现出极大热情,亲自到兰州民政厅为邓发办好护照，还写信、打电报给盛世才，商办此事。1936年6月，邓发化名杨鼎华，从瓦窑堡到西安，和张学良取得了联系，携带张学良为其所办的甘肃省民政厅查灾专员的护照，于1936年6月12日离开西安乘飞机到达兰州，从兰州转乘汽车前往河西“査灾”，经过凉州，于6月27日到达甘州。此后到9月上旬的两个多月中，中共中央与邓发失去了联系。为了查明邓发下落,8月24日，洛甫致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说:“邓发6月27日从甘州来信，彼乘汽车以五天时间从兰州至甘州，行程一千三百里。尔后既无消息，甘州至哈密路更难走，以时间计算早应到莫斯科，如尚未到新疆，恐在途中失事，请査问新疆方面。”9月8日，洛甫又致电王明说:“邓发已出玉门关（指当时的玉门县，今玉门镇）到了安西（今瓜州），尔后又转到敦煌，从敦煌来电称不能前进，查敦煌到哈密千余里无人烟,请你交涉是否可以由哈密派汽车去接，或寄入新疆的护照给他。如不可能，我们即令他回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到报告后即复电中共中央，派滕代远到新疆去接邓发。当时，由于国民党政府新疆省主席兼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禁止内地与新疆联系，派兵把守由甘入新要隘星星峡,没有盛世才亲自签署的护照不得入疆。邓发原打算从敦煌进疆，但了解到敦煌与新疆之间除无水无店的大戈壁外，并无公路通行，只好结束在敦煌的“查灾”，返回瓜州，想办法从瓜州搭乘汽车过星星峡进疆。但到瓜州后不幸身染重病，不能成行。他一面寻医问病，抓紧治疗，一面通过瓜州电报局和西安中共中央驻东北军代表刘鼎联系，转告中共中央。西安的刘鼎于1936年9月19日给中共中央发电，告知邓发要求返回。中共中央9月21日复电刘鼎，指示“即电杨鼎华令其回西安”。但为了完成党交给的重大使命，邓发并没有返回，他求医治病，在治病期间，向瓜州人民群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共抗日主张，激发和鼓舞瓜州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号召人民群众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积极投身到革命浪潮中去。
病况稍有好转后,他便在无护照的情况下，想尽办法，克服困难，寻机进疆。为了能顺利进疆，他有意识地在瓜州结识了一个将要赴疆演出的戏班子。他干各种杂活脚勤手快,很快取得了戏班子老板的信任。10月16日,邓发跟着戏班子踏上了入疆的旅途。在瓜州、敦煌留居的48天日子里，他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在瓜州、敦煌的大地上。在入疆途中，邓发心里装着“一定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的坚强信念，以惊人的毅力，冒着飞沙走石，迎着戈壁滩上的刺骨寒风，干着最重的杂活，吃着冻硬的干粮，喝着用梭梭柴煨火消融的冰水,克服了种种困难，一步步地向新疆前进，于11月上旬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又几经周折，设法同苏联领事馆取得了联系。1936年12月1日，终于到达苏联莫斯科，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特殊使命。
（姜荣治秦安平）西路军在瓜州境内的战斗1936年11月12日，红西路军开始向河西进发，西征途中先后在景泰、五佛寺、一条山、古浪、永昌、山丹、高台、临泽、倪家营子、梨园口、康隆寺、石窝山等地，受到马步芳部队约10万余人的围追堵截，经过5个月的连续血战，最终失败。3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肃南石窝山召开紧急会议，为了分散打游击，决定将所有人编为三个支队：把三十军剩下的千把人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和李天焕率领向西突围；第九军剩下的三百多步兵和一百多骑兵编为右支队，由王树声、朱良才带领向东突围；其余人员就地坚持打游击。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等同志率领西路军左支队千余名指战员，进入海拔5000多米冰封雪冻的祁连山，虽然已摆脱了敌人，但遇到的困难异常艰难，同志们衣着单薄，没有粮食和盐巴，在这极其恶劣的环境下，经过43天的艰苦行程，于1937年4月16日终于从肃北石包城跨出祁连山，沿着榆林河进入今瓜州境内。1937年4月23日，左支队在蒙古族向导诺尔布藏木的引领下，来到今瓜州境内的蘑菇台，得到郭元亨先生的救济和帮助，作了短暂的休整，这时的左支队尚剩850人。到踏实村后，受到当群众的热情支援。4月24日上午，红军由踏实出发，过破城子村、八棱墩，出十工山口，来到十工村。总部住刘家庄子和马家庄子，各连队就地休息。为了取得给养，尽快进疆，经研究决定攻打安西城，负责军事指挥的李先念下达了绑梯子、准备战斗的命令。
安西县城一战24日傍晩，左支队组成两个梯队，向安西城运动，集结于安西县城西南三华里的梧桐树窝和彭家庄子一带（今瓜州县园艺场、县委所在地附近）。安西县城是用板土筑成的，除南门和西门外，东城墙和北城墙有彳艮长一段被流沙掩埋，特别是东段城墙夕卜围天长日久被风沙吹成一个斜坡。先头部队与守城敌军接上火，顿时枪声大作，一梯队还未接近西门,敌人便开炮，紧接着机枪吐着火舌，压得攻城队伍抬不起头来。城墙上，马家队伍用皮鞭抽打着强拉来守城的青壮年居民，逼迫敲锣、呐喊给他们助威。二梯队的战士在积沙涌满的斜坡上向东城墙进攻，几次刚艰难地爬到城墙附近，就被敌人强烈的炮火压了下来。担任主攻的三十军二六八团三营在营长赵正洪、教导员周纯麟的指挥下连续又发起几次攻城冲锋，但终因守城敌军火力太猛，攻城不下。在强烈炮火的掩护下，敌人分成几队，冲出城门，强烈反扑。至此，红军才知情况已发生变化，敌增援部队已据守安西城中。面对强敌，李先念和程世才交换意见后，立即命令停止攻城，匍甸沙丘以作掩体，就地驻守，并决定在二六八团三营的掩护下，部队向城西南五营村王家屯庄、康家楼庄一带转移。部队撤离县城外围，退居五营村王家屯庄，占据中心位置后，把两个梯队分别摆在康家楼庄和西桥头张、胡、柳三姓的庄子上。工委在王家屯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天明后在附近筹集粮食，天黑后摆脱敌人，抢时间向新疆前进。当地群众见红军对人态度和蔼，纪律严明，不欺负百姓，自愿捐助了很多小麦，妇女儿童帮助红军炒麦子、煮饭。
王家屯庄战斗25日天麻亮，城内马家队伍傍依梧桐树林、深沟和起伏的沙丘，向左支队驻地发起猛烈的进攻，红军依靠土围墙阻击敌人，战士们用大刀、手榴弹连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战斗中，左支队二六八团政治处主任钟立彬光荣牺牲。4月25日晚，在总部的统一部署下，由二六八团断后，迅疾向四工方向撤离，由当地农民田中兴、张德录、马立元引领涉过了疏勒河，插到了甘新公路。
白墩子战斗26日凌晨，西路军左西路军用过的电台支队来到安西县城西北方由甘入新的要隘白墩子。部队抓紧生火做饭，结果水还未烧开，后面戈壁上烟尘滚滚，马步芳的步骑兵又接踵而来。程世才军长和李先念政委命令全军撤到白墩子外围,依托自然形成的灰褐色沙岭，构筑简易工事，对敌骑兵展开猛烈射击。敌人发现正面攻不动，便从两翼包抄过来。程世才跨上黄马，握起“快慢机”手枪指挥战斗。他的6名警卫员也将驳壳枪上了膛投入战斗。敌人潮水般地涌了上来，遇到一阵猛烈射击后，又潮水般地退了下去。这时，左边又有200余骑兵冲了上来，前面的一支黑马队已奔到30米之内，程世才指挥6支快慢机照着迎面扑来的敌骑兵又是一阵狂扫。趁敌骑老红军赵明祥士们永垂不朽/李先念题词自相践踏、队形紊乱、惊慌失措时，战士们扔过去的手榴弹又在敌群中爆炸了。随着战士们的喊杀声，敌人丢下几十具人马尸首，拨转马头狼狈逃去。利用两路敌人被击退的空隙，程世才与李先念率领部队迅速向西北方向转移。
血战红柳园以保存实力、西进新疆为目的的左支队，在处于敌强我弱、濒于险境的危急中，节节阻击，且战且退，天快黑时转移到距白墩子50里的红柳园子。红柳园子虽小，却是西进新疆得必经之地。一场恶战便在这里开始。眼看着尾追之敌节节进逼，形势异常严峻，如不给敌人以重创，便很难甩脱敌人，为此，左支队首长毅然决定，利用沙丘作掩体阻击敌人，坚持到天黑以后，向戈壁深处转移。顿时，沙丘上下烟尘滚滚，喊杀声、手榴弹爆炸声、战刀撞击声震撼大漠上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红军战士的子弹快打光了，仅有的一些手榴弹也投进了敌群，火力渐渐减弱，马部骑兵冲破红军防线，把一、二支队分割开来。程世才看到情况危急，立即组织还有子弹的战士向敌人反冲击，并命令饶子健同志带领一个连在侧沙包上组织排子枪射击，战士们弹无虚发地向敌人射去复仇的子弹。二六八团三营副营长带着九连在前面拼杀时，机枪被敌人夺去，他们用大刀砍死了十多个敌人后，又把机枪夺了回来。就这样，红军指战员击退了敌骑多次冲锋，起伏的沙滩上身尚下了断头缺臂的敌尸。击毙马部骑兵100余名，敌五九五团二营营长马如良等数名军官也被击毙。这时，敌人又改变了进攻方式，纠集大批骑兵和步兵向红军阵地反复冲杀。红军后围部队在饶子健的率领下，掩护总部首长和其他同志向西北方向转移。后围部队被马部骑兵冲散，按照总部指定的方向进入戈壁，沿着甘新公路加快步伐向西北方向转移。西路军西征中的最后一战结束了。在这次战斗中，左支队100余名指战员长眠戈壁滩上，其中主要有：团长刘雄武、总部译电组长陈茂生等。4月底，左支队400余人分批冲出重围，分别沿甘新公路、戈壁沙滩行进，历尽饥饿、干渴、严寒、风沙的熬煎，终于陆续到达位于甘新交接处的星星峡，受到与中共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兼边防督办盛世才、新疆边务处驻星星峡办事分处主任王效典的欢迎和接待，在中一九八四年红色记忆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迎接下转赴迪化（今乌鲁木齐），从而结束了悲壮的西征。
西路军左支队在安西战斗中，牺牲了100多名战士，因许多战士生平不详，不再记述，只介绍以下几位的简况。
钟立彬（?1937年4月），江西高安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5军团政治部青年科科长，红5军第13师37团政治处主任，西路军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曾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后随中央红军长征。1936年，随西路军浴血奋战河西走廊。1937年4月23日，进入今瓜州境内。1937年4月25日天麻亮，马家队伍向左支队驻地（王家屯庄）发起猛烈的进攻,战斗中，268团政治处主任钟立彬和参谋长饶子健、3营教导员周纯麟安排好阻击敌人的部署后，隐蔽在一条壕沟里观察敌情。钟立彬一面观察前方敌人的动向，一面与9连连长、指导员研究阻击敌人的方法。突然，敌人的两发重机枪子弹分别打中了钟立彬同志的左胸和头部，他脸色苍白，鲜血很快从上衣里渗了出来，嘴唇翕动了几下，似乎有什么话要说，但又说不出来，慢慢地闭上了眼睛。钟立彬的遗体被安葬在胡家庄子后墙边的田地里,因年代久远，已找不到埋葬地。
刘雄武（1904年一1937年），男，中共党员，原名刘照魁，云南宣威人。1930年在江西吉安随罗炳辉率部起义参加红军。长征时任红9军团一个师的参长，后红9军团取消师的番号，刘雄武改任团长。1936年夏，红军北上之后，刘雄武由9军调30军任89师参谋长，进入祁连山后改任团长，在红柳园坚守沙丘阵地，掩护总部撤退时光荣牺牲，时年30岁。
陈茂生，生年不详，江西省永新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后担任总部译电组组长，工作认真负责，严守岗位,在红柳园阻击战中不幸牺牲。
陈智才，湖南人，西路军红30军89师政治部主任，在红柳园战斗中牺牲。
朱显桃，1912年生，安徽霍邱县人。在红30军任团长，在安西战斗中牺牲。
鲁嘉焱，1911年生，湖北红安县人。红30军89师267团政治处主任、88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在安西战斗中牺牲。
钟正义，西路军电台台长，在红柳园战斗中牺牲。
（孔祥迪整理）2001年春节前夕，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为拍摄电视文献专题片《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委派该片河西篇的编导倪宁、执行编导潘娟芳率摄制组来到安西（今瓜州）。摄制组先后到安西县老城、王家屯庄、北大河、红军烈士陵园、白墩子、红柳园、西路军最后一战纪念塔、蘑菇台、肃北大公岔、石包城等地完成外景摄制，于12月22曰下午专程采访流落流落瓜州的西路军战士苟金元安西的88岁高龄的老红军苟金元。
苟金元，男，汉族，1916年2月出生于四川省阆中县，高小文化程度。1933年4月参加革命，在30军89师267团1营1连担任过职务。1936年10月随西路红军渡河西征，转战河西走廊。1937年4月，在安西（今瓜州）红柳园战斗中，队伍被打散，苟金元流落瓜州。
流落安西的艰辛西路军红柳园血战以后，主力部队突围向新疆方向走去。此时一些走散的人和躲藏在山野的伤病员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在追赶大部队无望，马家军仍在搜捕的情况下，失散人员在戈壁滩上无吃无喝，有的继续西行，有的东返延安，有的流落安西和祁连山中。和苟金元同行的还有二人，都是四川老乡，一名叫汪永山，是后勤供给处的，一名叫冯绍宪，同在二六七团的团部。他们在茫茫的大戈壁滩上结伴而行。由于冯绍宪脚部受伤较重，两天多时间了还在山里转，在一个有雪水的山石窝里休息了半天。他们不知西去疆还有多远，决定向东返回延安。他们白天躲藏，晚上远远顺着电话线杆朝东南方向走。大约两天多来到安西县城西北的北大河边。四月的北大河，河水哗哗，他们找来树枝探明水深有三尺多，三人脱掉衣裤趟水到了南岸。黑暗中极目望去河滩空无一人，尘埃中依稀显出一个低矮的圆土包。他们慢慢地向土包走去，原来是一座破烂砖窑。他们挤进砖窑准备住宿，已经有四天没吃东西了，苟金元说：“就算是今天晚上挨过去，明天咋办？这里不知离县城有多远，有无危险，不如趁黑就近找户人家了解些情况，要些饭吃。”于是三人沿着北大河南岸向西到四工一带。离河约一里的地方有几座低矮的土屋，冯绍宪蹲在草围墙外的拐弯处作掩护，苟金元和汪永山摸进院子，叫开房门，屋里只有一田姓老人和儿媳两人。他们说明来意，老者深表同情，忙招呼说：“面也没有了，只有些黄米给你们做些饭吃。”一会儿，一锅黄米饭熟了，三人狼吞虎咽地吃完一锅饭。然后，他们向老人了解这里的情况。老人说：“这里离县城近，最近马家兵搜査得紧，不能久留。”他们听后准备出门赶路，老人拦住说：“你们穿这样的衣服出去，人家一看就知道是红军，还不是送上狼嘴的羊。我找几件旧衣服，你们换上。从这里（四工）向南是芨芨草滩,一直走到十红军包工，翻山到踏实或东巴兔最保险。”临走，老人又给他们装了一些黄米，送他们上路。一路上，他们商量是否按老者说法去踏实或者东巴兔。这时，冯绍宪对苟金元说:“衣服虽换了，可你背的公文包和你的名字对我们影响太大，西北此地哪有苟姓人家？”三人商量从今天开始苟金元就改名王子玉，因又小几岁就叫小王。冯绍宪提出：“公文包不如送给老乡或扔掉。”此时苟金元说:“一件破旧毛毯、一个公文包是陪我出生入死的两件物品，怎能扔掉?”苟金元思想上斗争了很长时间，为了安全起见，他将毛毯包在了公文包上急向东去到北大河南岸的破砖窑，用手挖了个大坑将毛毯裹着的公文包掩埋了，以便日后寻找。此时夜已深了，三人趁天黑从四工芨芨草滩向南赶路。一路上躲躲藏藏，直到第二天日将偏西时,他们才来到十工与九南之间的地方，发现前面有一条公路（通向敦煌），路上不时还有车辆通过。他们不敢过路，在草沟中等日落后越过公路，穿过戈壁飞快进入南截山。天亮了，上了南截山头，向北一看，一片绿洲。他们从截山中间向南走去，从八棱墩山口出山，发现一条河水（今黄水沟）从东向西流，高兴极了，就在河边喝水、洗脸、洗脚,拾柴烧火,用脸盆做黄米饭吃。三人饱吃了一顿黄米饭,休息一会儿，都说肚子疼，后来才知道是黄水沟中的碱水引起的。肚子疼稍有好转后即向踏实方向走去。天黑到破城子西南的风蚀地,此地叫景家窑房。晚上他们三人宿在景家窑房里。
第二天天亮一看,破城子是沿戈壁滩的一片边远农庄，农户正忙于春种。他们白天不敢出窑房,晚上也不敢找大户人家，就到一边远的小庄户人家要饭。原来这家只有老两口，主人叫景有春，当地人都叫他景鞋匠,也是穷人家。老人连夜做饭,他们吃过饭后，为感谢救命之恩，给了老人一个银元。老人很受感动地说:“现在危险,你们再不要来了，晚上我把饭给你们送去。”在距景家三四里路的窑房住了大约一个多月后，冯绍宪、汪永山执意要回四川，苟金元因家中继母当家，不愿回老家，他们只好挥泪分别了。苟金元在窑房中又住了约一个月，此时已是春末夏初，景有春老人说：“现在看来马家兵不追査了。”苟金元就随老人住到他家帮着干活。又过了一个多月，景老说：“我家情况不好，我把你介绍到新沟几家做工吧。新沟李家家境好一点，种地20多亩。”几天后，苟金元就到新沟李有福家当短工，锄草、犁地。1948年春天，苟金元被踏实旧政府的人抓去当兵。到乡政府一审査是红军，被打了一顿放掉了。当年秋天，李家要给旧县政府送公柴。苟金元赶着大轮牛车去县城送柴，晚上住在邱家车马店里，心里老是想着公文包和毛毯，睡不着觉。半夜偷偷跑到北大河边，寻找到破砖窑挖出了公文包和毛毯，抱上回到店里，第二天返回踏实李家。后来在踏实、桥子一带以货郎担做小买卖为生，并在桥子乡娶妻生养儿女。
新中国成立后重见光明1949年9月28日，安西解放。10月7日，安西县人民政府成立。因苟金元在老家上过几年学，区上派他到县上参加旧县政府向新政府移交接管工作。1949年12月，被分配到桥踏区任民政协理员。1952车担任桥踏区副区长。1954年4月，当选为安西县第四届人民代表。1956年，调任县供销社主任。1955年，国家军事博物馆来二人征集西路军文物，苟金元亲手将毛毯捐给了国家。直到1966年“四清运动”时，在四清工作组的动员下，苟金元才将隐姓埋名18年的名字“王子玉”复名为苟金元，子女们也随之改为苟姓。“文化大革命”中，苟金元这样一位在西征中九死一生的老战士却被以“叛徒”、“逃兵”等罪名揪斗，受尽了磨难，说苟金元在老家是地主成分，要老实交代。苟金元说：“我参加红军是30年代，四川还未解放，不存在成分，也不知道家中是不是地主。”造反派说苟金元不好好交代，就连续批斗。苟金元只好向老家所在的乡政府写了一封信，后来老家寄来了中农成分的I正明，加上中央有不准批斗西路军老红军战士的文件，才得以解脱批斗。中共十 —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了西路军老战士的政策，解决了城市户口，国家按离休干部待遇发给了生活费。苟金元原打算将随他出生入死的公文包，留予子孙后代永作纪念，不忘这一段历史。后经再三思考，捐给了瓜州县博物馆。经国家文物专家鉴定，该公文包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现陈列在瓜州博物馆，以教育后人不忘西路军艰辛的革命历程。
（苟金元口述苟正光整理）郭元亨支援红军郭元亨，原名郭永科，甘肃省高台县南华村人。生于1896年1月21日。岀身贫寒，自幼给人打短工、拉长工。1927年为了逃避抓兵，逃奔玉门、安西（今瓜州），以后又到万佛峡，被住持道士马荣贵收为徒弟。马荣贵去世后，郭元亨继任万佛峡住持道士。新中国成立后，郭元亨被聘任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文物保管员，他精心地管护着全国重点文物单位---榆林窟。并被选为原安西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县人民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委员。
的折磨面前对象牙佛一事始终守口如瓶，拿出积藏多年的3两6钱黄金打发走了马匪军。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50年将用生命保护的象牙佛交给了安西县人民政府。
西路军军长给榆林窟道士打借条郭元亨请胡琏代笔写信寻找程世才1937年4月22日，西路军左支队千余名红军将士在政委李先念、军长程世才等人的率领下，转战43天，终于走出了白雪茫茫的祁连山来到榆林窟。榆林窟住持道士郭元亨见这支队伍兵困马乏，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却纪律严明，既不抢劫财物也不损害壁画佛像,还以礼待人，使饱受兵匪之害的郭元亨非常感动。郭元亨虽仅靠庙产薄田度日，在不富裕的情况下,倾其所有,将2石4斗（约500公斤）小麦、100公斤面粉、6斗（约120公斤）黄米、15公斤胡麻油、20只羊、1头骡子、1匹马赠送给西路军，雪中送炭，解了西路军的燃眉之急。程世才给部队讲话时说:“这老道很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翌日晨，部队离开蘑菇台时，程世才给郭元亨写了收到支援粮食、牲畜的证明一张，并代表左支队全体指战员向郭元享表示谢意,又说:“将来不管我在不在，只要有这条子，是一定能找到革命队伍的，那时，大家总会帮助你的。”西路军走后，马家军进山搜捕流散红军，却意外地得到了红军写给郭元亨的借条，这成了郭元亨“私通共党”的罪证。马家军撕毁了借条，并用马鞭把郭元亨打得皮开肉绽，用沾满清油的香表点燃烧伤他的背部和右臂，严刑逼供，令其交出象牙佛。郭元亨在非人1957年，郭元亨因献出宝物象牙佛和资助西路红军有功被推选为甘肃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委员。但郭元亨资助西路军一事却因物证（借条）遗失，当地一些人说这是郭元亨杜撰编造谎言欺骗共产党和政府，目的是欺骗荣誉。郭元亨想，要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只有找到程军长作个证明，才能消除人们的误解。但事隔二十多年，当年的程军长现在在哪里，加之自己又不识字，要找到他难上加难，真让郭元亨耿耿于怀，愁肠百结。
1960年10月，省民委通知全省佛教、道教界人士赴北京开会，郭元亨也属参会人士。县长姜维玉考虑郭元亨从未出过远门和不识字等因素，就派年方二十出头的电影放映员胡琏一同前往。由于胡琏过去曾多次在安西南片东巴兔一带放电影，郭元亨曾被下放东巴兔大队劳动时，每逢有电影总骑着自己的灰毛驴前来观看，所以彼此也相熟。胡琏接受任务之后,领着郭元亨到安西汽车站买了班车票,坐到峡东火车站下车后，又买了两张卧铺票一同前往兰州。一上车，郭元亨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向胡琏道出自己的苦衷。说他当年资助红西路军一事，因程世才军长给他的收条遗失，无法证明，一直想找到程世才澄清此事，又说他认识莫高窟的常书鸿，常经常去北京，可能知道程世才，听说常在兰州艺术学院当院长，到了兰州请胡琏带他一同前去打问。两人到了兰州，先去段家滩兰州艺术学院找常书鸿院长，正好碰上常书鸿晚饭后在大门口散步，常书鸿说他不知道程世才这个人。二人又到省话剧团找有过一面之交的团长程士荣，程士荣即当时有名的剧本《祁连山的回声》的作者，1959年他在写剧本时来到安西寻找采访素材，县上派胡琏陪同。在准备到肃北石包城采访的半路上，因洪水冲垮公路不能前行，小吉普车就绕道到了榆林窟。郭元亨挽着袖子，亲自做了一顿咸菜、油泼辣子拌拉条子招待。有了这一段交情，程士荣对郭元亨要求办的事非常重视，特介绍二人去见原甘肃省文化局局长铁军，请他给予帮助。铁军说：“听说程世才是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又听说是中央军委装甲兵司令部副司令员，我想你们写上三封信就很有可能找到程世才。第一封写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程世才收，第二封信写中央军委装甲兵司令部程世才副司令员收，第三封信写中央军委程世才中将收。”两人告辞了铁军，来到兰州饭店报到，那里已有不少先到的僧道。胡琏护送任务完成后即将西返时，郭元亨郑重委托其代笔给程世才写信说明原委，并请分别发往铁军所说的那三个地方，胡琏欣然接受。10月3日，胡琏回到安西后，晚上在老城红旗剧院大礼堂边的电影站宿舍中给程世才写信，几经修改，同一封信抄了三遍最后发往铁军说的三个地方。当时发一封挂号信2角钱，发三封挂号信一共花了6角钱。
2004年6月17日，笔者在安西县渊泉镇怡园小区胡琏住宅拜访他时，年逾七旬的胡琏先生早已从老龄委退休.他常年坚持练习书法，书架上摆放着《寿世保元》《陈修园医术七十二种》《新注四书白话解说》等古典线装书籍几百本。我想当年郭元亨请胡琏这样一个文化人代笔也是一种意想不到的缘分。胡琏先生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他代郭元亨写信的前因后果，经笔者提议，他经过反复回忆写出了那封信的全部内容交给笔者。信的内容是：程司令员:您好，近来身体健康，工作一程世才题词红色记忆定很繁忙吧！解放后,我们这里也和全国一样，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彳艮大的改善和提高。您是否还记得万佛峡蘑菇台的道士郭元亨老先生，他现在身体、生活都很好，政府每月补助一些生活费，而且还被选为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用生命保护国宝象牙佛，解放后交给了国家，为万佛峡的文物保护作出了很大贡献。
我是安西县电影放映站的放映员，郭元亨老先生请我代笔给您写信，主要是请程司令员回忆一下二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也就是1937年4月的一天，西路军经过甘肃安西县万佛峡蘑菇台休整时，郭元亨先生当时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亳无犯，与国民党军队迥然不同，感到非常敬佩，又看到红军指战员衣着破烂，缺吃少穿，生活给养非常困难。在此情况下，郭元亨老先生将自己积蓄多年的粮食和米面油盐以及牛羊马匹赠送给红军，部队离开蘑菇台时程军长打了收条，后来由于马匪逼问、搜查，保管不慎将收条遗失。解放后郭元亨老先生向当地群众和领导讲述此事，但人们不相信，说老汉给红军送东西是假的，想捞点好处，是别有用心。在某次运动中还将老汉批斗一顿，老汉感到非常冤枉。我想如果真有此事，请您为郭元亨作个简单的证明是否可以。
最后代表郭元亨老先生向司令员问好，并祝司令员身体健康。
此致胡琏1961年10月3曰程世才将军写的两封回信1961年12月中旬，郭元亨先生和安西县人民委员会分别收到两封北京的来信。一封信收信地址是“甘肃省安西装甲兵司令部给郭元亨和安西县委的信郭元亨县电影放映站胡琏转交”，收信人是“郭元亨先生收”。另一封信收信地址是“甘肃省安西县”，收信者为“人民委员会收”，信件是毛笔手写体。两封信发信地址皆为毛笔隶书印刷体“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治部”，信封都为竖行排版。根据信件内容判断，写给郭元亨本人的信件为程世才将军亲笔所书，写给安西县人民委员会的信件和两个信封为装甲兵司令部文秘人员书写。两封信的具体内容分别为：郭元亨老先生：您61年10月3日由胡琏代笔写给我的信收阅。谢谢您在20多年前红军路过万佛峡那种困难情况下对革命的帮助。
信中谈解放后生活有了提高，而您被选为省人民代表和省政协委员，能为人民做些事情那很好。
关于37年4月间红军路过万佛峡时您帮助粮食和牲畜问题确属事实，我也写信给安西县，特告。
最后，今后如有机会去西北，一定前往拜访。
祝身体健康程世才1961年12月8日安西县人民委员会：我们接到贵县祁连公社万佛峡道士郭元亨老先生给我部副司令员程世才同志的一封信，要求证明红军路过该地时，他曾赠送粮食、牲畜等物。经程世才同志回忆，确有此事。在革命艰苦的岁月里，郭元亨老先生帮助了红军，实为可贵。除程世才同志直接给郭老先生复信外，特致函你们，作为证明。
此致敬礼装甲兵政治部（印）1961年12月8日北京的来信在当地传开了，郭元亨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县委、政府从生活上多方照顾他，他被聘为榆林窟文物保护员，每月在踏实乡政府领取工资。1976年7月18日，郭元亨在踏实乡因病与世长辞，享年80岁。郭元亨先生的墓在锁阳城镇农丰村7组东南700米处的戈壁滩上。
（李旭东）庞德祥、庞中义父子营救西路红军失散入员1937年4月25日夜，红西路军左支队领导人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等同志在王家屯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当晚立即突围，并决定委派三十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王大奎率李树觉、吴得起、陈科祥、樊明俊、李文华等十多名红军组成小分队在此阻击敌人，掩护部队西进。李先念、程世才指示王大奎：“你们的主要任务是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西进，等大部队过红柳园后，再设法转移上星星峡找部队，如果形势恶劣，暂时不能进疆，你们便可留在安西，就地隐蔽，开展地下工作，坚持斗争。”夜半时分，西路军左支队大部队人员突围，过四工，涉过疏勒河，直奔白墩子。天亮后，王大奎估计大部队已快到白墩子，便带领阻击部队向四工方向转移。围在庄外的敌人天亮后发现庄内一片静寂，才爬起来慢慢缩小包围圈，节节进逼，到眼前一看庄内红军早已不知去向。刘呈德听到报告后,急忙率领骑兵向白墩子方向追去。
王大奎等向西北方向转移到四工，发现大多数同志轻重不同地负伤，这时，他们注意到远处大车道上尘土飞扬，敌步骑兵千余人正向西北方向运动。为了保存力量，根据首长临行前的指示，王大奎决定，在安西农村隐蔽养伤，依靠群众开展地下斗争，待形势稍有好转时转赴新疆。
几天后，他们刚在四工站稳脚跟，马匪搜捕西路军失散人员就开始了，而且风声愈来愈紧，五营村、中沟村、四工村,每天都有三五成群的马匪挨门逐户搜索。王大奎通过了了解觉得十工山远离县城,山大沟深,便于隐蔽藏匿，于是转移到了截山庙和岌岌泉子一带。当时,南山岌岌泉子和老寺兔只有二三户人家，截山庙也只住有俞姓道士一人。王大奎等11名红军战士在这里受到俞道士和其他两户贫苦群众的接济，隐蔽了十多天。粮食越来越紧张，更使他们着急的是伤病员的伤口化脓、发炎，却没有医药调治。鉴于这种情况，经过商议决定王家奎亲自带领李树觉、吴得其二同志化装出山活动，寻找新的落脚地点。他们出山后，在十工、九南一带活动,从贫苦群众中了解到，前一个时期马家队伍搜捕很紧，流落红军已有一百多名被马匪捕去，解往肃州，近来稍有缓和，只有三三两两的马匪军十日半月在乡下搜捕一次,在当地群众营救和掩护下，极少被马匪捕去，有些就在附近群众家隐蔽帮工。他们通过群众的帮助，找到了六工的湖北老乡庞德祥，庞德祥听了王大奎的介绍后，同情他们的境况，慷慨应承让来他家隐蔽养伤。这天夜晚，王大奎等3人赶往截山庙，把了解到的情况向同志们讲了一遍,大家乘夜深人静之际，向俞道士告别，来到六工庞德祥家中。为了防止万一，王大奎和庞德祥商量后，留李树觉等5人一面在庞家养伤，一面帮工，其余6人由庞德祥做工作安排在附近可靠农民家中，不定期的由王大奎同志召集开会,他们在这里住了将近一月多一直平安无恙。
1937年7月的一天早上，突然从城里来了十多名马匪骑兵,有两名直接闯到庞德祥家，一进门就碰到了庞德祥的儿子庞中义，喝问道：“尕娃,你老子在家没有?”庞中义答道:“在上房呢。”其中有一个马匪兵一脚把门踢开骂道：“日奶奶的，人家说你屋里养着几个共产党,你赶快交出来，再不交出来，把你的狗皮扒掉呢。”庞德祥一听吃了一惊，暗想，这伙匪军是有目标来的，如果不将他们打发走，正在屋里隐藏的红军李树觉、吴得其、樊明俊、陈科祥、李文化五个同志就有被捕的危险。他灵机一动,满脸赔笑,上前拱手说：“长官辛苦了，请坐下喝茶，有话慢慢说。”接着他又说:“左坊右邻谁不知道我庞徳祥吃饭防噎，走路防跌，还敢把红军留在家中，我还害怕戴顶红帽子哩！不信，你们一同到保公所去问一下，保长要说我家有红军，我就跟你们蹲班房子去。”接着，他连声说：“咱们一起去问一问。”到保公所后，马匪班长就叫把庞徳祥吊到房梁上严刑拷打，要他交出红军岁的庞中义见此情景飞奔回家，把李树觉等5人送出门隐蔽到谷地里。保公所内，马家队伍继续拷打庞徳祥，马匪班长大骂道：“你不把老共产交出来，今天非把你的皮剥掉不可。”区长谢殿青、保长马兴海也上来替庞德祥说情，并让庞德祥拿出一些钱来给他们。庞答应后，马匪军才将庞徳祥放下来。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庞徳祥守口如瓶，掩护了红军。为了使红军脱险，他从家中拿来8块银元、半脸盆大烟送给马匪，马匪军在保公所酒足饭饱后才扬长而去。
马匪军走后，庞徳祥让儿子庞中义搀扶着回到家中。李树觉、吴得其、樊明俊、陈科祥、李文化看到庞徳祥老人为了掩护他们被打得遍体鳞伤，泪水夺眶而出。天麻黑，王大奎来到庞徳祥家，对庞徳祥说：“为了我们，你老受委屈了。” 庞徳祥老人说：“只要你们都平安，我心里就踏实了。”从这以后，他们便白天住在庞家，晚上集中到石家庄坑坝窝里开会。过了几天，李树觉对庞徳祥说:“我们再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了，负伤的同志伤口都好了，再待下去老百姓就受连累了，过几天后我们就上新疆找部队去。"第二天，庞徳祥替他们找了两个人去疏勒河看洪水大小，大约在旧历七月十七日，庞徳祥老人为王大奎、李树觉、昊得其、樊明俊、李文化、安徽老张、潘麻子等10名人准备了干粮、面粉，并缝制干粮袋7条，买了几瓶擦枪用的双喜老牌生化油，连夜送他们过下四工上了新疆。他们走的时候，陈科祥因去西湖、敦煌等地打短工，未能一起成行，其后返安留在庞徳祥家帮工达2年之久。后来，陈科祥又在庞徳祥帮助下，在安西城内当学徒学理发。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陈科祥回到四川老家旺仓县。
（孔祥迪整理）红西路军左支队从安西（今瓜州）县王家屯庄突围后的一天淸早，中沟村13岁的小姑娘张淑珍路过张徳录庄子附近的小南沟，突然发现大茅柳墩子下有一个人在呻吟。
她吓了一跳，急忙跑回家对妈妈说：“小南沟茅柳墩下躺若一个人，呻吟得怪厉害的，看样子是个红军。”她妈一听赶紧用手堵住她的嘴说：“丫头，小声点，刚才马家队伍把你爹和你哥抓到王张淑珍母女营救红军伤病员红色记忆家屯庄井里捞枪去了。我看见几个马家军刚才又进了柳家，说是搜査红军呢，说不定还来咱家捜査呢，让马家队伍听见，那还了得。”她又说：“珍珍（张淑珍的小名），你去看一下柳家来的马家队伍还在不在。”张淑珍答应着就出门向柳家跑去。不一会儿张淑珍跑回来对妈说：“马家队伍从柳家出来朝西走啦。” 张大妈说：“走，咱们上地顺便看看去。” 张淑珍母女俩来到小南沟茅柳墩下一看，一个约有十八九岁的小红军躺在茅柳墩下，脸色苍白，两眼紧闭，黄豆大的汗珠从头上往下掉，不时地发出低微的呻吟。右腿打伤部位包扎着破布，已被鲜血渗透，沙地上留着一片血迹。见此情景，张大妈忙对珍珍说：“你回去把咱家的剪刀取来，再拿上净棉花，端上一碗盐水，要快！”张淑珍把这些东西取来后，张大妈让女儿站在沟顶放哨，她很快用剪刀将已被血水浸得粘在一起的布剪开，用棉花蘸着盐水擦伤口。然后她又从自己的破前襟上撕下一块布将小战士的右腿包扎起来。这位小战士挣扎着要坐起来，张大妈心疼地说：“孩子，快躺下，伤口刚包好，不要乱动。”她告诉这位红军战士，她家就住在附近，今早马家队伍在这里搜捕红军，老伴和儿子都让抓去当伕，让他暂时在这沟里养伤，每天早晚让她的女儿珍珍送饭。晩上，她又让女儿给这位红军送来一张羊皮和一件破棉袍给他铺盖。就在这茅柳墩下，这位红军小战士由张淑珍母女早晚送饭看护，隐蔽养伤十余天，可以拄上木棍走路了。这时，马家队伍搜査流落红军的风声逐渐小了。
一天晚上,张淑珍和她哥张希圣把这个红军接到家中养息。一个月后，这位红军战士的伤基本痊愈，他一面帮助张家干点零活，一面暗中托人打听其他战友的下落。六月的一天，他从一些帮工的口中打听到六工也住有几个失散的红军，于是决定去六工联系。临走时，他握着张大妈和张大哥的手说：“我姓杜，四川人，在王家屯庄奉命掩护大部队转移而受伤失散，是你们全家救了我，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说完他和张希圣一家挥泪而别，背着张大妈做的干粮向西南方向走了。
（孔祥迪整理）瓜州抗日救亡运动建立安西空军四十五站和陆军招待所1937年8月21日，苏联与中国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接着，苏联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表示，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决不坐视”，随后派军事顾问和航空志愿队先后来华，并在财力、物力上对中国政府给予援助。国际援华物资由新疆经河西走廊运往内地，甘新公路成了重要军事运输线，由于安西（今瓜州）坐落在兰新公路的中点，是必停站点之一，因此，被选定为兰新交通线上空运和陆运的中转站。苏联航空志愿队来华直接参加对日作战，提供的大批抗战急需军用物资和几百架飞机都是从苏联国际交通线上运送的。1937年，欧亚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降落在新城戈壁上，对周围地形地貌进行了勘察，选准了废城南边广袤的土地修建机场，委派安西县政府建设科负责施工。1937年秋季破土动工，安西群众户均一夫，义务建场。老百姓为神圣的抗日使命，箪食壶浆，自备工具，赶着牛马驴车，恪尽忠诚，即使在严寒冬季也不停工，第二年春天交付使用。机场控制面积10余平方公里，实际使用面积约2平方公里，东西长2000余米,南北宽千余米，一次可停落小型战斗机七八十架。机场设施十分简陋，既无指挥塔台,也无电子信号，既无跑道，也无机库，指挥着陆的手段是由场兵在地面铺设红色丁字布;加油全靠人力操作，由场兵将油桶抬至机旁，用简单机械把油桶升高，通过管道自流注入；启动飞机就以前像汽车司机用摇把启动汽车一样，只不过执摇把的是一台专用启动车，用一个摇把将启动车引擎与飞机螺施桨连接起来，发动汽车带动飞机。由于安西多大风，飞机停稳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场兵在机身四周拧上粗大的钢制地脚螺钉，用麻绳将飞机拴固，否则大风会把飞机刮走。
这个机场自1938年启用后，苏联援华飞机分批从此东飞，每批十几架或30架，最多的一次达60多架，除特殊气候之外，一般只在此处加油、就餐。抗日期间，围绕机场所设置的配套服务机构有：1.空军四十五站（群众叫航空站，初建时叫欧亚公司）。下辖一个场兵中队属军事建制，几任站长多为中校军衔，有工作人员10余人，场兵40余人。2.空军招待所。是接待苏联援华人员的专设机构，内设接待部和西餐部，在旧城设立办事处。3.气象台、电台。是为机场进行技术服务的机构。4.警卫连。1941年前后，国民党飞机也不时从兰州飞来这里修整、训练，但数量不多。与此同时，为兰新公路服务的“西北公路招待处安西招待所”在抗战爆发后征为军用，易名为“战地服务团安西招待所（俗称陆军招待所）”，成立于1937年，专事接待运送战略物资的苏联汽车司助人员。1937年至1942年间，每十天或半月通过一批汽车，每批约有一个营的人员，有汽车四五十辆，从伊犁出发时便电报通知安西站，接运工作比较繁忙。1942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变化，统治新疆的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后，国民党中统加强了这条线路的控制，向安西派驻了宪兵队，并由中统特务上校郑康率特工10余人进驻安西，设立检査站和专用电台，对这条运输线的干扰加剧，苏联物资基本停运，再无苏联援华汽车通过，机场也逐渐冷落。1945年抗日胜利后.便不再停落飞机，机构相继裁撤。
（付庆增）建立安西联络点,支援抗日战争1941年2月，中共党员王实先受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派来兰州，开辟从延安经甘肃、新船到莫斯科第三国际秘密交通线的。一年多时间里，王实先骑自行车从兰州出发到玉门，沿途联系掩护身份较妥、地位较髙的地方爱国进步人士，宣传党的抗日政策，秘密建立党的组织和联络点。至1943年6月，建立了兰州一酒泉一安西线，王实先负责联络，指出当前党的工作，以团结力量，坚持抗战，努力生产，严防敌特为中心，一切工作由他单线联系部署。当时安西电报局有一名地下党员，他积极配合王实先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传播进步思想，努力扩大人民力量,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容，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反抗国民党顽固派的黑暗统治，广泛搜集各种情报，秘密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孔祥迪）安西县立简易师范进步学潮1947年5月，在中共领导下，在全国人民争生存的浪潮中，学生界继“抗暴”运动之后，又发动了震撼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由于国民党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的不断加深，教育危机也日趋严重。当时，教育经费奇缺,教育制度腐败，国民党党棍治校，进步教师遭受迫害，特务横行，思想言论无自由，生活无保障，许多学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45年9月，安西（今瓜州）建成“安西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校长孙彦彬来安西前在敦煌中学任教时便从事进步活动，曾编排一出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独幕话剧，在县城演出，引起巨大反响。他来安西后，积极办学，在短时期内把简易师范学校办得颇有声色。在取得学生的信任后，孙彦彬便以课堂为场所，向学生宣传进步思想和革命道理。学生被他的讲课所吸引，潜移默化，受到感染，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后来县政府对孙彦彬加强了监视，他难以立足,离开了安西。1946年暑假之后，第二学期开学,三青团安西县书记王怀祖为开展三青团工作便利起见，插足学校，当上了生物课教师，他学识浅薄，阴阳怪气，引起学生不满，与此同时,他将国民党、三青团的那一套法西斯统治手段带到学校，对学生动辄便骂,伸手便打,学生恨透了他。为了强化对学校的统治，县政府委派王怀祖担任校长。1947年10月，王怀祖任校长的消息传来，同学们义愤填膺，孙彦彬校长播下的火种在同学们心中熊熊燃烧着，大家联合起来召开了驱赶反动校长王怀祖的准备会,讨论如何同反动校方斗争。17日，安西县简易师范学校学生发起了以驱逐反动校长、三青团安西县书记王怀祖为目的的进步学潮，学生痛打了王怀祖，怒斥了反动当局。与此同时，简易师范广大师生纷纷罢教罢课,学生自治会专门组织小组与县政府谈判，强烈要求释放王学信、赵精芙等人。社会各界进步人士与四乡群众，非常同情学生的遭遇，积极进行救援。经过激烈的谈判，县政府允诺了一切条件，释放了王学信、赵精芙等人，并答应另派校长、补发学粮。简师师生见目的已达到，在坚持罢课一个多月以后陆续返回学校复课。不久，县政府背信弃义，露出凶恶本质，让王怀祖走马上任，并对学校实行武装管制。学生的斗争被迫转入地下。
轰轰烈烈的简易师范进步学潮，打击了国民党、三青团在学校的势力，锻炼、鼓舞了广大学生的斗志，提高了安西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政治觉悟，使安西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朽本质，为迎接安西解放在思想上作了准备。
（姜荣治、秦安平）瓜州和平解放1949年8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徳怀司令员的率领下，一举攻克西北军事重镇兰州，打开了解放大西北的大门，捣毁了蒋、马反动势力的据点，奠定了解放大西北的基础。兰州战役结束后,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防守甘肃景泰、靖远的国民党第91军、第120军沿河西走廊向张掖、玉门方向撤退。为了尽快完成解放大西北的任务，第一野战军在第19兵团实施宁夏战役的同时，决心以位于甘肃兰州的第二兵团第3军、第4军、第6军和位于" 西宁的第一兵团第2军，兵分三路进军河西，追歼西逃的国民党军。8月31曰，第一野战军发布了进军河西作战命令:第一兵团2军自青海西宁挥师北上,越过祁连山向张掖进击；第二兵团沿兰（州）新（船）公路及其右侧西进，直取武威、酒泉。同时，兰州战役的胜利也使在此之前曾一度持动摇、观望态度的国民党将领从战争中看到了人心向背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趋势，坚定了他们加入人民革命阵营、完成西北解放大业的信心。紧接着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新疆警备总部司令兼河西警备司令陶峙岳派员与我军谈判，准备起义，迎接解放军和平解放新疆。9月24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河西总、部、第八补给区、第91军、第120军残部于酒泉宣布起义。25日，驻安西（今瓜州）的国民党新疆警备总部警备团接到陶峙岳电令，团长毛熙舆率领全团官兵在安西宣布起义。河西战役共歼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河西警备总部、第91军、第120军、第8补给区等共3个军13个师及地方部队约4万余人，其中投诚起义3.5万人，解放县城16座。
1949年9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2军12团进驻安西，安西宣告解放，国民党安西县政府县长吴文清率县政府、自卫队、保安队、警察队投诚。由3军8师卫生部副政委贾悦西任队长、8师政治部协理员傅仁杰任副队长共20余人组成的地方工作队，随先头部队2军12团团长刘亚民和康焉吾带领70余名战士组成的起义整编工作队，进驻安西后，按照和平起义时双方谈判条约，刘亚民和康焉吾带领整编工作队进驻陶峙岳驻安西的警备团。整编工作队广泛宣传中共政策，讲解全国形势，稳定起义官兵情绪，并正式宣布原陶峙岳驻安西警备团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6军独立师4团，配备了中共方面的政委、政治部主任、后勤处长和各连指导员。由于原警备团团长毛熙舆的态度明朗，弃暗投明，部队整编工作三天就圆满结束了。地方政权的组建也比较顺利，贾悦西带领地方接收工作队接管安西县政府和自卫队、自卫营，着手筹建安西县党政组织。9月30日，国民党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代理主席丁宜中带领各厅处、局长及随行人员21人，以及满载重要物资、档案的30余辆大小汽车，在由哈密返回酒泉的途中，在安西红柳园向中共入疆先头部队投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安西老百姓无不欢欣鼓舞，于当日下午,与解放军地方工作队和投诚起义官兵共同举行了庆祝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加速了安西中共政权建设的步伐。10月2日，地方接受工作队正式宣布贾悦西任中共安西县委书记，傅仁杰任县长，冯佐朝任组织部长，李澎涛任宣传部长，徐宏任财政科长，刘富祥任县委秘书，张维库任武装部部长,还有十几名同志分别担任各区区委书记和区长。随着中共安西县党政领导班子的建立，大家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国民党政府县长吴文清带领13名工作人员，向新的人民政府移交了一切财产、粮食档案和少量的金银、鸦片烟等，移交工作于10月6日结束。10月7日，中共安西县委、安西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办公。从这一天起，安西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封建割据、军阀称霸、百姓涂炭的黑暗时代彻底结束了，开始了新的生活。
（孔祥迪整理）1949年10月，王震将军率领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安西（今瓜州）县城正是酒泉至哈密途中的重要驿站,是进入新疆的东大门，行军打仗，辎重过往，多要在这里休整，接应支前显得十分重要。
地方接收工作队贾悦西一行和解放军先遣联络薛益科长进城后,积极宣传党的政策，组织相关人员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共同纲领》《组织法》及《约法八章》，散发传单扩大宣传，同时在军管会领导下成立了支前委员会，下设组织股、宣传股、后勤股;并组织欢庆社火队，教青少年学生唱新歌曲、排演歌剧。各中小学的师生们纷纷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张贴“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解放全中国”等大幅标语。
刚刚获得解放的安西民众,饱含着对人民子弟兵无限崇敬的心情,在大进军的日日夜夜里，家家户户烧开水、送瓜州人民支援人民解放军进新疆开水、烙大饼、送干粮、腾房舍、筹粮草。在刚刚成立的县人民政府领导下，经过宣传动员，贯彻有借有还的政策后，向一些较富裕户借粮16万余斤，并征集了部分柴草，保证过往部队之需。县城十多家磨坊户，一时昼夜磨声隆隆，不停地生产面粉，主妇们踊跃支前，领面粉，烙大饼，每天都有一二千斤的大饼成筐成袋地送往支前供应站。有一度开始忙不过来，过境部队在这里化整为零，安排在百姓家买饭就餐，让他们住进暖和的房间。部队住进百姓家后，战士们模范地遵守着行军纪律，安西师范的青年学生被良好的军容风纪所感召，不少同学积极报名参军，跟随部队上了新疆，将毕生献给了为国戍边、屯垦建设事业。
数百辆汽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向前方疾驶，驮若炮弹的骡运队昼夜兼程，军营里、战车上到处贴满着“向新疆进军、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彩色标语，人民战士“挺进、挺进、向西北、向西南、向新疆的平原上大进军”的嘹亮歌声震撼云霄，“打到新疆去，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口号声此起彼伏。支前工作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保证了进疆部队的顺利过境。
（孔评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