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 元代的酿酒
一、元代时宝井堡已享有酒乡的盛名。元代至元五年（1268年），官府再修嘉陵江水路，逾激流险滩，增修阁道、桥梁，方便了漕运，在栗亭天河恢复了祭河大典。金徽酒通向陕、川、贵、滇更加便捷，并通过徽县境内的茶马古道，与丝绸之路连接，销往宁、青、西藏、新疆。秦州人把金徽酒称为家乡酒。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十二月，官府免巩昌等地田租税赋，徽州在列。由于免税政策的实施，加之蒸馏技术日益成熟，徽酒产量明显提高。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永昌寺徽州高僧张惠印被崇尚佛教的文宗召至京师，授光禄大夫，赐银印，赐法号“真慧国师”，掌管天下僧籍，并大修永昌寺。永昌寺成为佛教圣地，各地香客纷至沓来，宝井堡名酒之乡美誉随之远扬。
二、武思信天河祭河神。古河池江河纵横，自古就有敬江神、河神之习俗。隋朝萧瑀把公祭河神地点选定在宝井堡天河之畔、海眼神泉处。《徽郡志》记载：“元武思信，陇西人，以都总帅提兵陕西，户口蠲赋纳粮输之鱼关，转漕宝峰以给军食。诸将待哺嗷嗷，船粮未达。己卯，总府承朝旨，以河流湍悍，漕运险，四命思信督夫匠疏导嘉陵江上流滩险，以便漕运，逾七旬而毕。继承命就督夫匠治行军运粮陆路，自武兴而上，修一百八渡险路，经秋涉冬，计之八万有奇。修悬崖阁道三千六百余间，桥梁六十四所，避水患三百余渡。自是漕运流通，行人不苦，粮道不绝，宝峰遂固，蜀道即长驱而入矣。”嘉陵江水路疏通工程结束后，武思信在宝井堡天河之畔举行了盛大的祭河神大典。河池至蜀的水路畅通后，大大加速了河池酿酒业的发展。
第二节 明代徽县酿酒业的规模化发展
明代是中国酿酒业空前发展的时期。明代的各类酒宴上盛行行令饮酒，总结推广酿酒技术和酒文化知识的书籍也逐渐增多。这一时期也是徽县酿酒发展的重要阶段，并出现了几个显著的变化。
一，生产方式的转变。洪武十年（1376年），徽州降州为县，并将两当县并入徽县。不久，徽县又升为州，两当亦复县，隶徽州。在虞关设巡检司，于高桥置高桥关。徽县通过白水路、茶马古道连接巴蜀、关中和丝绸之路，来往官旅、商旅甚多，新的酿酒技术和工艺很快传入徽县。外销酒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徽县境内的酿酒业出现了规模化发展趋势。李氏后人的万盛魁作坊，年产白酒达十多吨。明崇祯年间，徽县又出现一个老作坊宽裕成，年产量近十二吨。
二，储酒器具的变化。明代以前，徽县的酿酒作坊一直用坛、罐、笼等储存器具。李氏酒坊甚至更早。明代随着酿酒业的规模化发展，酒的储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就出现了专门制作酒笼、酒海的新兴行业。据《徽县工业志》记载，缫纸是徽县的传统手工业，有四百多年的历史。缫纸的主要原料是枸树皮、竹子、大麻，大多产于北部山区的高桥、榆树、麻沿、江洛、柳林等乡镇的部分山村，产品有高黑纸、高令纸、改连纸等，以高桥乡生产的高黑纸最为有名。高黑缫纸是糊制酒笼、酒海不可缺少的材料。
据徽县档案馆馆藏文献记载，酒海的制作始于李氏酒坊，在唐宋已开始试制。先选用槐木做成木柜，形成酒海的壳，再用动物血和荞面以及富含蛋白质的胶质状物质，配以高黑纸糊其内壁。糊的层数根据酒海大小而定，少则三十多层，多则百层以上。酒海制作工艺非常复杂，而且周期长，一层干透，才能糊第二层，否则容易形成包浆，出现渗漏。明代的酒海做工非常考究，木柜上有浮雕，有字号，酒海上的铜锁也有生产作坊的名称，这说明明代的酒坊很注重品牌。至今，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仍然保存着明代的酒海，其数量之多、年代之久在国内都是唯一的。金徽酒养酒馆现存万历年间徽县“万盛魁”老作坊使用的酒海，最大的一具可储酒3.3吨，其余具分别储酒3吨和2.9吨。
徽县酒海制作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酒海外部结构已发生变化，有了角铁、钢筋等物，代替了原来的牛皮绳和榫铆，其内胆粘糊物也和明代李氏酒坊的酒海不同。
三，管理模式的变化。规模化生产也促进了作坊管理模式的多样化。像老作坊万盛魁，本身就是酿酒世家，也精通经营，因此只招收普通工匠。有的作坊主人有资金实力，但不懂酿酒或经营，就只能请懂酿酒和懂经营的工匠能人从事生产和经营。这就是徽县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职业经理人，体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剥离。
四，酿酒技术的变化。明代徽县的酿酒技术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更注重筑酒窖。首先是选择宜于微生物繁殖的地方，其次是对窖池的深度、宽度、长度逐步进行统一。二是在老作坊普遍采用蒸馏技术，对窖池的发酵时间进行规范，开始有了专业的酿造匠。酿造匠不但要熟悉酿酒的每道工艺，而且要能分等摘酒，区分酒之优劣。到明代晚期，李氏的“万盛魁”又恢复为“李家酒坊”，在这样的老作坊，有专门品酒的工匠负责酒的勾兑调制，有史料记载，徽县的筑酒窖技术和酿酒技术在明代时已由略阳驻军传至巴蜀之地。
一、元代时宝井堡已享有酒乡的盛名。元代至元五年（1268年），官府再修嘉陵江水路，逾激流险滩，增修阁道、桥梁，方便了漕运，在栗亭天河恢复了祭河大典。金徽酒通向陕、川、贵、滇更加便捷，并通过徽县境内的茶马古道，与丝绸之路连接，销往宁、青、西藏、新疆。秦州人把金徽酒称为家乡酒。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十二月，官府免巩昌等地田租税赋，徽州在列。由于免税政策的实施，加之蒸馏技术日益成熟，徽酒产量明显提高。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永昌寺徽州高僧张惠印被崇尚佛教的文宗召至京师，授光禄大夫，赐银印，赐法号“真慧国师”，掌管天下僧籍，并大修永昌寺。永昌寺成为佛教圣地，各地香客纷至沓来，宝井堡名酒之乡美誉随之远扬。
二、武思信天河祭河神。古河池江河纵横，自古就有敬江神、河神之习俗。隋朝萧瑀把公祭河神地点选定在宝井堡天河之畔、海眼神泉处。《徽郡志》记载：“元武思信，陇西人，以都总帅提兵陕西，户口蠲赋纳粮输之鱼关，转漕宝峰以给军食。诸将待哺嗷嗷，船粮未达。己卯，总府承朝旨，以河流湍悍，漕运险，四命思信督夫匠疏导嘉陵江上流滩险，以便漕运，逾七旬而毕。继承命就督夫匠治行军运粮陆路，自武兴而上，修一百八渡险路，经秋涉冬，计之八万有奇。修悬崖阁道三千六百余间，桥梁六十四所，避水患三百余渡。自是漕运流通，行人不苦，粮道不绝，宝峰遂固，蜀道即长驱而入矣。”嘉陵江水路疏通工程结束后，武思信在宝井堡天河之畔举行了盛大的祭河神大典。河池至蜀的水路畅通后，大大加速了河池酿酒业的发展。
第二节 明代徽县酿酒业的规模化发展
明代是中国酿酒业空前发展的时期。明代的各类酒宴上盛行行令饮酒，总结推广酿酒技术和酒文化知识的书籍也逐渐增多。这一时期也是徽县酿酒发展的重要阶段，并出现了几个显著的变化。
一，生产方式的转变。洪武十年（1376年），徽州降州为县，并将两当县并入徽县。不久，徽县又升为州，两当亦复县，隶徽州。在虞关设巡检司，于高桥置高桥关。徽县通过白水路、茶马古道连接巴蜀、关中和丝绸之路，来往官旅、商旅甚多，新的酿酒技术和工艺很快传入徽县。外销酒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徽县境内的酿酒业出现了规模化发展趋势。李氏后人的万盛魁作坊，年产白酒达十多吨。明崇祯年间，徽县又出现一个老作坊宽裕成，年产量近十二吨。
二，储酒器具的变化。明代以前，徽县的酿酒作坊一直用坛、罐、笼等储存器具。李氏酒坊甚至更早。明代随着酿酒业的规模化发展，酒的储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就出现了专门制作酒笼、酒海的新兴行业。据《徽县工业志》记载，缫纸是徽县的传统手工业，有四百多年的历史。缫纸的主要原料是枸树皮、竹子、大麻，大多产于北部山区的高桥、榆树、麻沿、江洛、柳林等乡镇的部分山村，产品有高黑纸、高令纸、改连纸等，以高桥乡生产的高黑纸最为有名。高黑缫纸是糊制酒笼、酒海不可缺少的材料。
据徽县档案馆馆藏文献记载，酒海的制作始于李氏酒坊，在唐宋已开始试制。先选用槐木做成木柜，形成酒海的壳，再用动物血和荞面以及富含蛋白质的胶质状物质，配以高黑纸糊其内壁。糊的层数根据酒海大小而定，少则三十多层，多则百层以上。酒海制作工艺非常复杂，而且周期长，一层干透，才能糊第二层，否则容易形成包浆，出现渗漏。明代的酒海做工非常考究，木柜上有浮雕，有字号，酒海上的铜锁也有生产作坊的名称，这说明明代的酒坊很注重品牌。至今，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仍然保存着明代的酒海，其数量之多、年代之久在国内都是唯一的。金徽酒养酒馆现存万历年间徽县“万盛魁”老作坊使用的酒海，最大的一具可储酒3.3吨，其余具分别储酒3吨和2.9吨。
徽县酒海制作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酒海外部结构已发生变化，有了角铁、钢筋等物，代替了原来的牛皮绳和榫铆，其内胆粘糊物也和明代李氏酒坊的酒海不同。
三，管理模式的变化。规模化生产也促进了作坊管理模式的多样化。像老作坊万盛魁，本身就是酿酒世家，也精通经营，因此只招收普通工匠。有的作坊主人有资金实力，但不懂酿酒或经营，就只能请懂酿酒和懂经营的工匠能人从事生产和经营。这就是徽县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职业经理人，体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剥离。
四，酿酒技术的变化。明代徽县的酿酒技术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更注重筑酒窖。首先是选择宜于微生物繁殖的地方，其次是对窖池的深度、宽度、长度逐步进行统一。二是在老作坊普遍采用蒸馏技术，对窖池的发酵时间进行规范，开始有了专业的酿造匠。酿造匠不但要熟悉酿酒的每道工艺，而且要能分等摘酒，区分酒之优劣。到明代晚期，李氏的“万盛魁”又恢复为“李家酒坊”，在这样的老作坊，有专门品酒的工匠负责酒的勾兑调制，有史料记载，徽县的筑酒窖技术和酿酒技术在明代时已由略阳驻军传至巴蜀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