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陇南地区是通陕人川的咽喉要道，因气候湿润，物产丰富，民风纯朴，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长达14年之久的全面侵华战争。这场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毀灭性的灾难。面对民族危亡，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寇侵略”的伟大号召指引下，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作为全国抗战大后方之一的陇南地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
  历史选择了陇南，陇南也为历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不但是“到陕北去”的战略决策地，而且是长征中红军将士的加油站，还是为红军队伍补充有生力量的兵源地，也是数百名流落红军战士的栖身地，更是《回民地区守则》的诞生地，同时，也是抗日精英的摇篮。
  一、“到陕北去”的战略决策地——最终确定了红军长征的落脚地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脫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决定实行战略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但是，到底要在什么地方建立新的根据地？落脚点究竟在哪里？却是一波三折，几经变化，最终，才将落脚地定在了陕北。
  按长征前最初制定的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西进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沿粤贛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由于连续苦战，中央红军由8万余人锐减5万余人，剩余3万余人。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为了避免进入国民党设下的包围圈，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向中央政治局建议，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立即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并根据变化的情况，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准备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和配合，在成都西南或者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遵义会议后，由于国民党军加强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指战员书》，强调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同时提出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的原则。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建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有实现的可能。应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沙江，摆脫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6月中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两河口召开会议，提出以运动战迅速攻打松潘胡宗南部，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钍。6月28日，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5000余人后，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毛泽东得知情况后，中央政治局于9月9日夜立即在巴西召开会议，10日凌晨急率第一、第三军继续北上。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迭部县藏族村寨俄界召开。大家一致同意中央已经采取的措施和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即经过甘东北和陕北，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创建根据地，以便打通国际路线，获得援助的方针。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攻占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于9月20日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的小镇哈达铺。
  9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等从先头部队进入哈达铺时在当地邮政代办所和红军侦察连在军阀鲁大昌的一个少校军官的行李中缴获的几份旧报纸（《大公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西安报》、《山西日报》）上，通过对报纸中披露的各种消息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他们获得了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陕甘红军和根据地还存在的准确消息。毛泽东、洛甫、博古翻读着这些旧报纸，真是喜出望外，精神为之一振，这对于经过千山万水，最终从险境中冲出来的这支七、八千人的队伍来说，其欣喜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9月22日上午，在毛泽东和张闻天住地，中央领导开会商议，决定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前进。当天下午，在哈达铺关帝庙内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和红军整编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同志们，今天是9月22日，再过几天是阳历10月。自从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这本身是个伟大的胜利！”然后他诙谐地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毛泽东在批判了张国焘分裂主义，分析了革命形势后，号召说：“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进阵地！”毛泽东的讲话，使全体与会人员受到极大鼓舞，情不自禁地一致高呼：“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到陕北根据地去！”①
  自从红军长征开始，中央一直想找到一个落脚点，创立新的根据地，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未能实现。现在，通过国民党的报纸，得知在陕北仍然保存着一块区域广大的红色根据地和人数众多的红军、游击队。很自然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都一致同意把长征的落腳点放在陕北，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红军长征的目的地才真正定了下来。
  党中央、毛泽东在哈达铺决定把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红军长征到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又一次伟大转折，这一伟大转折对推动全国民族抗日运动高潮的到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长征途中的加油站——为红军队伍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红军三大主力从开始长征以来，一路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加之经常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部队减员很大，特别是经过雪山草地的艰苦行军，使部队蒙受了巨大消耗，红军战士大多数面黄肌瘦，衣衫不整。进入陇南后，为了解决红军指战员的生活需要，保证部队作战和休整，红军广泛发动群众，通过各种形式，开展了筹集粮秣物质的工作。
  一是没收土豪劣绅、恶霸地主的粮食、财物，如在成县打击土豪劣绅50多户，收缴粮食40余石，白洋5000余元、肥猪60头、骡马多匹以及衣物用品1000余件；在徽县收缴粮食50多万斤、猪羊200多头、白银6000两，布匹30000余尺、衣物2000多件、大烟土230多两；两当仅西关、香泉、刘坪、显龙四乡，农会就收缴粮食100余石，白洋2000多元，大烟400多两。这些粮物，除供应部队外，还分给了贫苦人家一部分。
  二是向无恶迹的富余户筹借。红军在康县巩集村时，吃了地主李瑞云家12石粮食、1头猪，在云台用了马玉生家2石粮、3头猪，都如数开了借条。
  三是动员群众捐献。各地群众有送粮送面的，有送猪送羊的，有的背来了柴草、蔬菜，有的搬来了炊具、桌凳。徽县伏镇索罗村钱家庄的富户钱志，主动献粮5石折合约4000斤；蔡家庄的财主杨清良，挖开密藏多年的银窖，送交白银5000两，受到红军的表扬。一些工商业者还组织“抗日乐捐”，捐献了一批布匹、棉花，针线和药品，赶制成衣服、鞋袜，解决了红军指战员的冬衣困难，当红军要照价付款时，这些人都拒绝不收，有的还表示说：“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你们不把日本侵略者打跑，我们的生意也做不成。我们既自愿捐募，就不要钱了。”
  四是购买。对贫苦群众的东西，红军坚持用现金购买或用实物交换，绝不侵占群众的利益。康县巩集贫苦农民靳毕成的母亲给红军送了一背斗豆角，红军离村时，按价把钱放在了靳家灶头上；长坝农民王玉生为红军带了路，红军也给他付了报酬。在武都冯坪，红军吃了孙有财家的1头猪，便送去了8斗包谷；用了卯世玉家的几捆柴禾，也在灶前放下了一堆碗豆；拿了孟尚玉几家人地里的莲花菜，都把粮食堆放在地边；王菊仓给住在家里的一位红军干部送了把烟叶，红军也给付了铜板；白路窑贫苦农民刘永财的母亲为红军缝补了衣服，红军也给送去饭菜作为酬谢。
  据不完全统计，陇南地区仅粮食支援就达100余万斤。在陇南人民的大力支持和捐助下，几万名红军指战员得到很好的休整，体力得到极大的恢复，衣食住行都有了较大改善，为他们走完了最后的长征路，继续北上抗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长征路上重要的兵源补充地——为红军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
  红军第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因病、因伤、因战减员很大，当他们转战千里，经过长途跋涉，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走出雪山、草地，于1935年至1936年先后到达陇南地区时，红军人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其中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减员至约7000余人，二方面军由1.7万人减至约1.4万余人，四方面军由8万余人减至约4万余人。
  为了补充红军部队在万里转战及过雪山草地中造成的严重减员，红军在陇南城乡开展了大规模的扩军活动。广大贫苦人民在红军的教育影响下，认识到红军是穷苦人民自已的队伍，要翻身解放，只有参加红军，拿起武器，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因此，各地青年积极报名应征，有的一家就有几人报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5年9月到1936年10月，红军在陇南共培养了2000多名共产党员和苏维埃干部，有5000多名优秀青年参加了红军。其中，岷县（包括宕昌）和成县各编了一个新兵团。岷、宕地区的3000多名游击队员全部参加了红军，仅哈达、树布沟两村就有300多人加入了红军；红二方面军在成、徽、两、康地区，扩充了2000多人，仅徽县就去了730多人，两当县有80多人参加了红军。据相关资料记载，他们中的一部分随红四方面军西征河西，一部分随红二方面军北上陕北，中途除少数人员失散外，其余均长征北上，历尽艰辛，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他们有的战死沙场，有的转业外地，有的失散他乡，有的先后辗转回家务农，为建设家乡贡献力量；有的被党组织从延安派回家乡开展地下斗争，成为地方党组织的骨干力量，为陇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中不少人的姓名、生平、下落均无从考证。
  四、《回民地区守则》的诞生地——为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积累了经验
  红军长征时有四支队伍（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先后经过陇南地区，经历过数次战役，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尤其是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红军将士和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中央军委在这里颁布了著名的《回民地区守则》，建立了少数民族自治组织，很多少数民族子弟加入红军，成立了专门的少数民族队伍，有些青年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中国革命贡献了青春和热血。
  1935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后，把搞好民族团结、做好民族宗教工作放在与军事政治活动同等重要的位置来抓。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到清真寺和当地回民群众亲切交谈，问寒问暖，同阿訇促膝交谈，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在充分了解了回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和宗教信仰后，中革军委及时制定了我党最早的关于回民的民族宗教政策——《回民地区守则》。这个守则条目很多，也很细，除了规定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任意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外，还规定不得在回民住家杀猪和吃猪肉。徐国珍将军在《长征路上筹粮》中说：“各部队都进行了民族政策的教育，要求大家尊重回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做饭时不准用大肉油，不准用自己的水桶到回民井里打水，不准进清真寺，清真寺门口由我派人站哨。红军指战员都自觉遵守上级的规定，没有违犯纪律的。这样，就得到了群众的拥护。红军每到一地，就受到群众的欢迎。”
  《回民地区守则》用“不准”“不得”“三大禁条、四大注意”等禁令性词语来要求和约束部队，既有“军令”的威严，又有政策法规的宣传，起到了“保护回民信仰自由”和“宣传红军民族平等的主张”的重大作用。《回民地区守则》的制定和红军将士不折不扣的模范遵守，赢得了当地回族及其他民族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大力支持。很快，红军就和各族群众亲如一家。由于得到了给养和休整，中央红军在哈达铺顺利完成了整编。
  红二方面军在陇南休整活动期间，更是把民族团结摆在尤为突出的位置。在徽县驻扎期间，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回民自治委员会，回民自治委员会下设四个区域性的抗日反蒋委员会，各个委员会在回民自治委员会和红军指挥部的指导下，负责召集老乡开会，巡逻放哨，维持社会治安，张贴标语传单，联系组织民众，宣传政治、时事、抗日反蒋主张，活动非常活跃。
  红军在徽县期间对少数民族尤为关怀，非常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在清真寺的照壁上写着“保护回民的清真寺”“红军不住清真寺，保护回民，不打回民的土豪”“打倒压迫回民的贪官”“红军联合回民抗日反蒋”等口号、标语。红军在回民中撒下了种子，培养了干部，而且与当地回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红军长征时期，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特殊的历史任务，使党的民族工作有别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而具有鲜明的特色。长征时期，党采取多种方式方法卓有成效地开展民族工作，不仅赢得了少数民族人民的信任，使长征取得重大胜利，而且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并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和中国民族工作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仅初步地解决了民族问题，而且积累了一些民族工作的经验，为党后来的民族工作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五、流落红军的栖身地——为红军伤病员和流落红军是供了有力的庇护
  据调查了解，在红军第一、二、四三个方面军长征过程中，共有159位外地籍红军战士因病、因伤或因战失散掉队，后流落到了陇南地区，被当地群众收留，他们中有的给人过继当了儿子，有的招了上门女婿，有的替人放牛放羊或者打零工，最后定居在了陇南这一片热土，从此，陇南地区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陇南人民张开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他们，并给予他们最大程度的关爱和保护。
  红二方面军的一支部队在礼县关院峡里受到鲁大昌部属李和义的阻击，两名战土牺牲，多人负伤。其中一个营长伤势较重，露宿在一处石崖下，群众发现后，偷着送给麦草、洋芋、酸梨等，半月后伤愈离去。
  红二方面军十六师政委晏福生在礼县龙池村战斗中身负重伤，藏进村中一户穷苦人家的地窖里，躲过了敌人搜查。这家老乡一看是受伤的红军，便开门把晏福生扶进了屋，给他包扎伤口，做饭，搭地铺，安排在家过夜。晏福生在这户老乡家里休养了一天两夜，最后老乡用毛驴把他送到红河镇去追赶大部队。
  两当县太阳寺贫苦农民王普的母亲，不顾个人安危，把一名被地主民团紧紧追捕的受伤红军女战士隐藏在家里，躲过了敌人的搜查，在王大娘的精心护理下，这位女战士很快伤愈，安全返回了部队。
  成县强坝村贫苦农民强维祥、強克祥，将身负重伤的二名红军战士隐藏在家里，伤愈后又秘密地送出境外。
  红二方面军一部在成县店村驻扎时，红军战士冯维秀晚上去查哨时迷失了方向，走到伏镇官厅，被冯世祥等人夺去枪支并要活埋，村上的冯彩平老人好言劝告，收冯维秀当了儿子，后一直定居徽县伏家镇官厅村。
  湖南籍红军战士向义和随红二方面军长征来到徽县，走到榆树乡火站峡里时，因为脚受伤走不动了，就流落到火站村，和当地一名妇女组成了家庭，后搬迁到了高桥乡木芦村定居，1946年南下支队战士祝庆江等人返回延安途中掉队流落高桥时，向义和还给予了救助。1949年10月至11月间，国民党90军溃逃时，将向义和裹挟到了四川，后无音讯。
  贵州籍红军战士杨兴荣，随红二方面军长征时在成县五龙山战斗中负伤，部队撤离时，被寄养在成县店村镇大寨村一户姓李的人家里，因有人告发而被捕，在天水关押三个多月后释放。于1937年2月流落到太白乡一户姓杨的人家中放牛、务农。后给杨映祥之女杨翠连招赘为婿，定居徽县太白村。先后担任徐沟乡民兵中队长、农会主任、徐沟乡乡长、太白大队大队长、太白公社专业队队长、护林员等职。
  四川籍红军战士陈光继，随红二方面军二军第六师，经武都、康县、略阳的白水江一线进入徽县，因年幼、体弱多病被当时在徽县县城居住的四川同乡陈氏家族的陈高氏收为养孙。后在永宁泰伯村陈家庄园务农，解放后，一直担任泰伯一社社长二十余年。
  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下，上百名红军伤病员安全脫险，有的重返部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再立新功；有的回到原籍，在家乡继续传播革命火种；有的留在了陇南，为陇南的解放和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们中，有一部分加入了陇南地下党，在当地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与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陇南解放后，他们又在各自的岗位上无私奉献，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陇南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
  六、抗日精英的摇篮——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培养了中坚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三省，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群众纷纷要求抗日。陇南一批有志青年也纷纷走出家门，或弃笔从戎，或从政为官，或求学深造，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在四川成都市成城中学读书的武都籍学生杨陇人在《惊心报》上发表文章，宣传抗日救国，并积极参加了进步组织“成都学生出川抗日义勇军”。他1934年返回故里在武都贡院小学任教，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发起成立了“武都青年抗战团”，组织宣传队、歌咏队、抗战剧团，用喊口号、讲演、歌咏、话剧、标语、壁报、漫画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积极开展抗战宣传活动，号召民众团结起来，打倒日寇保卫祖国。
  1937年冬，在兰州读书的武都青年学生李茂春、陈子恪等组织寒假返回家乡的同学，成立“抗日救亡宣传队”，利用假期，组织学校师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后来，又成立了武都防护团，积极宣传防空常识，发警报，疏散居民、学生，维护秩序，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1938年，北平大学农学院农经系毕业的成县籍进步知识分子、抗日民族先锋队队员卜宪基，担任成县师范教导主任后，首先在进步师生中发展了一批抗日民族先锋队员。后又成立了“成县师范抗日救亡宣传队”，先后排练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狂欢之夜》；歌剧《渔光曲》《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热血歌》《保卫黄河》《铁蹄下的歌女》等20多个宣传抗日救亡的文艺节目，深入到城镇乡村进行宣传演出。同时还创办了抗日小报——《芦沟桥》，并将其定为成县师范校刊，內容主要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一些重大新闻及抗日救亡宣传队在各地开展宣传活动的情况，均登在显赫位置，如“平型关大捷”“台儿庄会战”等重大事件，都以“号外”形式刊登，以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精神。
  礼县的进步教师在国民政府的倡导下，成立了战区中小学教师甘肃服务团礼县分团，有教师20多人参加，开办民众夜校1所，他们组织宣传小组上街宣传抗日救亡，教唱抗战歌曲。西和县地方青年组成“青年话剧社”“文化服务社”，在城乡演唱抗日歌曲，激励人们的爱国热情。
  在西安杨虎成部任少校参谋的徽县籍军官山炯堂返回家乡，担任了伏镇小学校长，采取陶行知的办学方式，振兴地方教育，受到国民党政府官吏的歧视排挤，山遂产生对国民党的不满。在胡宗南骑兵团任排长的徽县籍青年吴治国因对国民党派系之间的互相倾轧、腐败作风非常厌恶，于是愤然弃职回乡，应山炯堂聘请去伏镇小学任教。二人经常互谈政治见解，萌发倾向共产党的思想和抗日的主张。1938年夏，国民党兰州西北轮训练团轮训各地学校校长。时任徽县北街小学校长的吴治国、两当县东街小学校长的苏河，奉令到兰受训。到兰州后，他们找到了陈永寿，陈带领他们到八路军驻兰办事处，见到了伍修权，伍又让他俩与万良才联系。同年11月，轮训结束前夕，经罗云鹏、万良才介绍，昊治国、苏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轮训结束，昊、苏受甘工委指派，返县发展党组织，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昊治国回徽县后，将在兰州入党情况告知山炯堂、王锐青、周少珊并介绍他们3人入党，旋即成立中共徽县地下党（也是陇南地区）第一个党小组，吴治国负责党小组工作。1939年初，甘工委先后派魏子义、高健君来徽县协助指导工作，成立了北街小学党支部（昊治国任书记）和伏家镇小学党支部（山炯堂任书记）。次年春建立了徽县县委，其后的十余年间，徽县县委严格执行党在白区的各项方针政策，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武装斗争、精干隐蔽等地下活动，还把党的组织发展到邻近的武都、两当、成县、康县、礼县、西和及陕西略阳等地。并于1949年2月成立了陇南工委，共建立县工委4个，区工委6个，总支44个，支部370多个，发展党员4834名，占甘肃全省地下党员总数的近三分之一。他们还建立了地方武装，有游击队员800多人，长短枪730余支。陇南地下党在十多年的革命历程中，努力发展壮大党员队伍，积极发展敌后武装，巧妙开展对敌斗争，深入宣传发动群众，在困难和斗争中发展，在牺牲和胜利中前进，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和陇南的全面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写下了光辉的历史篇章。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有数万陇南热血青年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辞亲人、别故土，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保家卫国的疆场，作出了重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陇南九县参加抗日的壮士约有50000多人。其中，仅在艰苦卓绝的中条山战役中牺牲的陇南籍官兵就达四、五百人；礼县出征抗日壮士计15000余人，将近全县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仅有十多万人口的西和县，自1937年7月7日起至1944年12月底止，历年出征军人已达7000人以上；成县共出征抗日壮士9345人，至1943年9月，在各抗日战场阵亡的成县籍官兵已达146人。
  综上所述，陇南地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研究历史，审读历史，就是为了更好地去记住历史，从历史的洪流中去汲取精华，来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实践，真正地走好我们今天的长征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中共黴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