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内容
成徽两康战役胜利红二方面军占领徽县城
杨继奎 胡志洲
1936年9月1日，红二方面军主力集结哈达铺，六军抵礼县城外，总指挥部于7日在哈达铺研究制定了东出陇南的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计划，次日下达了《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我方面军决乘甘陕敌人分兵据城的弱点，透过其封锁线打击成县、徽县、两当、凤县、略阳、康县之敌而袭取之”“预定徽县为全方面军临时后方地域”。
9月11日战，役行动开始，红二方面军形成左、中、右三路纵队直逼上述地区。17日，四师袭占成县城，六军进入徽县境內；18日，六军十六师、十七师进入两当城，十八师奔袭徽县城；19日，四师及总指挥部进驻徽县城，六师克康县威逼略阳，后北进徽县；20日，十六、十七师攻凤县未克，随后返两当开展地方工作。至此，红二方面军仅以十天时间，行程七百余里，攻占了成徽两康4座县城和陕西略阳、凤县部分地区，胜利地完成了成徽两康战役计划。
为了在这一地区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红二方面军各部队大力开展宣传发动群众、建政扩红等地方工作，相继成立了县、区、乡、镇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抗日游击队、回民自治委员会和区域性的抗日反蒋委员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成徽两康就是这种段段转移的第四阶段，仍以建设根据地来补充自己，完善自己”。“陇南阶段是红二方面军长征史上与贵州石（阡）镇（远）黄（平）、黔（西）大（定）毕（节）相比，同样有着重要地位的阶段，它在红二方面军的战争史上写下了十分光辉的一页”。①
红二方面军长征前后很长一段时间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张国焘一度以红军总部的名义与红二、六军团联系，因此，红二、六军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一无所知。直到甘孜会师以后，才同中央取得联系，确定北上。红二方面军在徽县期间与中央通讯联络频繁，形成过许多电文，现原文存放在中革博物馆的有在徽县发布的《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就组成军委主席团的人数，中央提出每个方面军2人，共6人组成，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致电中央，以中央及一方面军毛、周、彭、王和四方面军朱、张等6人组成，二方面军人员不参加。1936年9月21日，中央给二、四方面军的电文称：“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同意任、贺、关、刘四同志的意见，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毛、彭、王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三同志一起工作。”
红军三大主力长征的两年时间里，极少有在一个区域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的县境內休整活动二十余天，且足迹遍及全县所有城乡的机会。仅红二方面军长征一年时间，行程两万余里，沿途如果不打仗、不休整，平均每日要行军五六十里，何况沿途有敌人重兵围追堵截，进行了大小数百战，攻破了敌人十二个纵队，二三百个团的包围、追剿，橫扫湘、黔、滇、川、甘，翻越人迹罕至的雪山，穿过茫茫水草地，占领过四十余座县城，扩大红军不下一万五千人。可见在一个地区停留数十天的可能性很小。红二方面军1936年9月17日进入徽县境內，10月7日离境，在徽县境内休整活动21天。贺龙、任弼时等率总指挥部和总部保卫队驻旧城天主教堂内；政治部驻城內北街福音堂內，关向应、甘泗淇等住此办公；供给部驻北街“林盛长”药房，被服厂驻昊家巷一片。各部队均分散依建制或驻城郊，或驻乡镇、农村。其间，部队广泛开展了各种地方工作，活动范围广大，遍及全县所有乡镇，这在红军长征史上是少有的。另外，总指挥部单独驻在城外，政治部、供应部、卫生部等分住城内，也是长征史上不多见的。据重走长征路的几位老将军考证，像在徽县这样司、政、后单独分散驻扎，在红二方面军的长征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与当时徽县的环境、物质生活状况以及部队状况、军情都是分不开的，其目的在于广泛发动群众，建政扩红，休整部队，建立革命根据地。
红二方面军自长征以来，一路斩关夺隘、长途跋涉，特别是雪山草地的艰苦行军，使部队蒙受巨大损失。仅草地行军一月，就损失达数千人，许多同志口里含着野草，就倒在草地的泥沼中。“刚出了草地，头发、胡子都长得老长，穿的衣服更是各色各样：有的穿着长袍，有的穿着短裤，有的穿着兽皮背心，很多同志穿的衣服上还东一块、西一块的打着补丁。”到徽县时，虽说是方面军建制，据考证总兵力不足万人，另有老同志回忆，当时兵力仅有六七千人之多。为了解决红军将士的生活需要，保证部队作战和休整，觉醒的徽县人民群众积极行动，配合红军筹粮筹款，拥军扩红。据不完全统计，全县用多种形式，筹集粮食五十多万斤，白银六千余两，银元数万枚，棉布三万余尺，衣物两千多件（套），猪羊各二百多头，大烟土二百三十多两等。对募捐和筹措来的物资，除部分散发给极度贫困的穷人以救燃眉之急外，大部分留作军用。同时又购买了大量的棉布、棉花、针线等，由红军被服厂和当地裁缝赶制过冬军服，动员群众赶做鞋袜，使全军上下在很短时间换上了新装。崭新的鞋帽和衣服“颜色虽然灰、蓝、黑不同，但样式统一，帽子上还缀了一颗布做的红五角星”，“这套衣服穿起来确实增添了不少威仪，群众看了竖起大拇指称赞”，一些刚从徽县正式入伍的新战士也穿上了新装。捐献的大量药品器械，使红军伤病员得到了较为充足的治疗。红六师十八团政委、红二方面军的独臂将军余秋里，就是拖着断臂走过雪山草地来到徽县，在徽县用剃头刀、钢锯条做的截肢手术。在徽县休整的二十多天，不仅使红军指战员恢复了体质，补充了物资，更换了着装，使部队面貌为之一新，还为部队补充了七百多名新战士，壮大了红军队伍。这七百多名徽县人民的优秀儿女，随红军长征离开徽县，除个别掉队、失踪、牺牲以外，大都经历了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中，他们转战各地，历尽艰辛，为国捐躯的不计其数，许多人都没有留下姓名和籍贯。少数幸存者，有的转业外地，成为社会主义各条建设战线上的骨干；有的则功成告退，复员回乡。默默地为改变家乡面貌贡献余生。徽县休整为红二方面军加了“油”，补卜了粮，输了“血”，为走完长征的最后阶段，争取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红二方面军长征在徽县虽然只有短暂的21天，但它却唤醒了徽县人民，播下了革命火种.揭开了徽县历史的新篇章。红军北上以后，徽县一批受红军感染的有识之士或从军，或求学深造，不断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寻找革命真理，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两年后，青年教师吴治国于1938年初秋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找到党组织，同年底在徽县建立了第一个党小组，次年春建立徽县县委。其后的十余年间，县委严格执行党在白区的各项方针政策，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党组织的发展工作、统战工作、武装斗争及其他各项活动，并把党的组织发展到邻近的成县、两当、康县和陕西的略阳，为上述地区配合迎接解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使徽县成为陇南地下党的活动中心。截止1949年底，徽县共发展党员2193名，占甘肃省地下党员总数的七分之一，占陇南地区9县地下党总数近一半多。在十多年的艰苦岁月中，徽县地下党与反动势力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先后有数十人被捕，18人在敌人屠刀下壮烈牺牲，为徽县的解放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地下党的斗争，实质上就是红军长征在徽县进行的革命活动的继续。地下党组织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也正是红军长征奠定的，红军长征在徽县开展的革命斗争孕育了徽县地下党组织的诞生和发展。建国后的五十多年间，徽县人民仍以红军长征精神为榜样，在红军长征精神鼓舞下奋进，日新月异地改变着地区面貌。
（作者杨继奎、胡志洲曾先后担任中共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主任，现为中共徽县委办公室退休干部）
红二方面军长征在徽县及其历史地位
杨继奎
1936年9月17日至10月7日，长征中的红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等人的率领下，在徽县境內活动休整21天。红军给徽县人民带来了生存的希望和翻身求解放的革命曙光，徽县人民为支援红军继续北上，胜利走完长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红二方面军长征在徽县，在举世震惊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特别是在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世代徽县人民怀念和汲取的精神财富。
第一，红二方面军长征在徽县，使以徽县为中心的陇南阶段成为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四个重要阶段之一。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和它的初创一样，在当时全国的同类革命斗争中是独具特色的：一开始就有准备，经过了反复慎密的思考、分析和研究，从思想教育、组织调整、物资筹措、军事训练等各方面都做了充分准备，是有计划的战略转移；在长征途中又采取段段转移的方式，即在转移中建立革命根据地，迸而休整、补充自己；在战斗中又指挥的特别灵活，因此越战越强。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地区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经过辗转苦战，一路新关夺隘，1936年7月2日，红二、六军团抵达西康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奉中共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肖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下辖第二军、第六军和第三十二军，计1万3千余人。
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电示两方面军：趁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涨和国民党内部矛盾加深的有利时机，迅速北上甘南，同红一方面军一起，共同创建西北抗日根据地。7月11日，二、四方面军结伴北上，通过数百里荒无人烟的水草地，向哈达铺前进。8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冬季以前一、二、四方面军行动方针的意见》指出：“二方面军速向陕甘交界出动，首先插出王均防线之后占领凤县、宝鸡、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再与王均作战。”同时指出：“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中，以二方面军向东行动为最重要，它不但是冬季红军向西北行动的必要步骤，而且是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之间不久就将举行的双方负责人谈判上也属必要。9月1日，红二方面军主力集结哈达铺，六军抵礼县城外。总指挥部于7日在哈达铺研究制定了东出陇南的“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计划，次日下达了《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
我方面军决乘甘陕敌人分兵据城的弱点，透过其封锁线打击成县、徽县、两当、凤县、略阳、康县之敌而袭取之”。“预定徽县为全方面军临时后方地域。”9月11日战役行动开始，红二方面军成左、中、右三路纵队直逼上述地区。17日，四师袭占成县城，六军进入徽县境內；18日，六军16师、17师进入两当城，18师奔袭徽县；19日，四师及总指挥部进驻徽县城，六师克康县威逼略阳，后北进徽县；20日，16、17师攻凤县未克，随后返两当开展地方工作。至此，红二方面军仅以10天时间，行程700余里，攻占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4座县城和陕西略阳、风县部分地区，胜利地完成了“成徽两康”战役计划。
为了在这一地区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红二方面军各部队大力开展宣传发动群众，建政扩红等地方工作，相继成立了县、区、乡（镇）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抗日游击队、回民自治委员会和区域性的抗日反蒋委员会。湖南桑植红二方面军长征纪念馆筹备组在与笔者通信中写道：“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和它的初创一样，在全国当时的同类革命斗争中是独树一帜的”；“成徽两康就是这种段段转移的第四段，仍以建设根据地来补充自己，完善自己”。信中明确指出：“陇南阶段是红二方面军长征史上与贵州石（阡）镇（远）黄（平）；黔（西）大（定）毕（节）；南北盘江阶段同样有着重要地位的阶段，它在红二方面军的战争史上下了十分光辉的一页”。
第二，红二方面军长征在徽县时促成军委主席团的成立，使红二方面军为巩固中央领导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电讯中断，红二方面军在与四方面军会师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一度由张国焘以红军总部的名义，与之联系。因此，红二方面军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一无所知，直到甘孜会师以后，才恢复同中央联系。确定二、四方面军结伴北上，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计划以后，中央就有组成军委主席团，统一指挥红军的意图。但由于四方面军的特殊情况，中央不便直接提出，即与二方面军研究议定：由二方面军向中央提出方案，再以中央决定的方式形成事实。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宋毅军同志在考察征集任弼时长征在徽县的情况时讲，红二方面军在徽县期间，与中央通讯联络频繁，形成过许多电文，如在徽县发布的存放在中革博物馆的《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等。据生活在徽县天主教堂附近的老人们回忆，当年住在天主教堂的红军，每天有不少人出出进进，房子上架着不少像早些时电视天线一样的东西。中央原计划每个方面军2人，共6人组成军委主席团，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的行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致电中央：以中央及一方面军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样）和四方面军朱（德）、张（国焘）等6人组成，二方面军不参加人员为宜。1936年9月21日，中央给二、四方面军的电文称：“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同意任、贺、关、刘四同志的意见，以六人组成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毛、彭、王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昌浩）三同志一起工作。”
第三，红二方面军长征在徽县，在整个红军长征历程中是独具特色的。
红军三大主力长征的两年多时间里，极少有在一个区域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的县境內休整活动20余天，且足迹遍及全县所有城乡的机会。红二方面军长征一年时间，行程2万余里，沿途不要打仗、体整，平均每日要行军五、六十里。何况沿途有敌人重兵围追堵截，进行了大小数百战，攻破了敌人十二个纵队、二、三百个团的包围、追剿，横扫湘、黔、滇、川、甘，翻越人迹罕至的雪山，穿过茫茫水草地，占领过四十余座县城，扩大红军不下1万5千余人，可见在一个县境内停留数十天的不多。红二方面军于1936年9月17日进入徽县境内，10月7日离境，在徽县境内21天。贺龙、任弼时等率总指挥部和总部保卫队驻城外天主教堂內；政治部驻城內北街福音堂内，关向应、甘泗淇等住此办公；供给部驻北街“林盛长”药房，被服厂驻昊家巷一片；各部队依建制或驻城郊或驻乡镇、农村。其间，部队广泛开展了各种地方工作，活动范围广大，遍及全县所有乡镇，这也在红军长征史上是少有的。另外，总指挥部单独驻在城外，政治部、供应部、卫生部等分住城內，也属长征史上不多见。曾与重走长征路的几位老将军考证，像在徽县这样司、政、后单独分散驻扎，在红二方面军的长征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与当时徽县的环境、物质生活条件以及部队状况、军情等都是分不开的，其目的在于广泛发动群众，建政扩红，休整部队，建立根据地，补充、完善自己。
第四，徽县为红二方面军走完长征的最后艰苦历程，争取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进而转入新的阶段创造了重要条件。
红二方面军自长征以来，一路斩关夺隘，长途跋涉，特别是雪山草地的艰苦行军，部队蒙受了巨大损失，仅草地行军一月，就损失数千人，许多同志口里含着野草，就倒在草地的泥沼中。“刚出了草地，头发、胡子都长得老长，穿的衣服更是各色各样：有的穿着长袍，有的穿着短裤，有的穿着兽皮背心，很多同志穿的衣服上还东一块、西一块的打着补丁。”（严汊万《忆长征中在陇南山区休整》）到徽县时，虽说是方面军建制，据考证总兵力不足万人，另有老同志回忆仅六、七千人之说。为了解决红军将士的生活需要，保证部队作战和休整，觉醒的徽县广大回汉群众，积极配合红军筹粮筹款、建政扩红。据不完全统计，全县用多种形式，筹集粮食50多万斤，白银6千余两，银元数万枚，棉布3万余尺，衣物两千多件（套），猪羊各200多头，大烟土230多两等。对募捐和筹措的物资，除少量散发给极度贫困的穷人以救燃眉外，大部分留作军用。同时还购买了大量的棉布、棉花、针线等，由红军被服厂和当地裁缝赶制过冬军服，动员群众赶做鞋袜，使全军上下在很短时间换上了新装。崭新的鞋帽和衣服的“颜色虽然灰、蓝、黑不同，但样式统一，帽子上还缀了一颗布做的红五角星”“这套衣服穿起来确实增添了不少威仪，群众看了竖起大拇指称赞”。就是刚从徽县正式入伍的新战士也换上了新装。捐献的大量药品器械，使红军伤病员得到了较为充足的治疗。红六师十八团政委、红二方面军的几位独臂将军之一的余秋里，就是拖着断臂走过雪山草地来到徽县，在徽县用极其简单的器具做的截肢手术。徽县休整的20多天，不仅红军指战员恢复了体质，补充了物资，换发了着装，部队面貌为之一新，还为部队补充了730多名新战士（又有1000多人之说），壮大了红军队伍。重走长征路、第一个把三个方面军长征路线连起来走的红军老作家陈靖，站在贺龙旧居遗址前动情地说：徽县休整为红二方面军加了“油”，补了粮，输了“血，”为走完长征的最后阶段，争取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他挥笔留下了自己的感慨：“成徽两康功成，贺任关刘贺庆。三军并肩聚会宁，难忘徽县深情。”他把历史与现实拉近，写下了重走长征路书简——《二神在这里较量》，向世人介绍和宣传徽县，抒发自已半个世纪中两次长征到徽县的情怀。
第五，红军长征在徽县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徽县各族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红二方面军长征在徽县虽然只有短暂的21天，但它唤醒了徽县人民，播下了革命火种，揭开了徽县历史的新篇章。红军北上以后，徽县一批受红军感染的有识志士，或从军，或求学深造，日渐接触、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理论，积极寻找党的组织，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两年后，陇南第一个党小组在徽县建立，次年春建立徽县县委。其后距解放的十余年间，党组织严格执行党在白区的各项方针政策，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党的组织发展工作、统战工作、武装斗争及其它各项活动，并把党的组织发展到邻近的成县、两当康县和陕西的略阳，为上述地区的配合迎接解放发挥了积极作用，徽县成为陇南地下党的活动中心。到1949年12月4日徽县解放，县境内共发展党员2193名，占甘肃省地下党员总数的七分之一，占陇南9县地下党员总数近一半。10多年的艰苦岁月，徽县地下党与反动势力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先后有数十人被捕，18人在敌人屠刀下壮烈牺性，其中有4人载入《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徽县地下党的斗争，实质上就是红军长征在徽县进行革命活动的继续，徽县地下党组织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也正是红军长征奠定的。
红军长征在徽县已经成为历史，但人们丝毫没有淡忘辉煌的历史。徽县人民没有忘记当年的红军，长征到过徽县的红军老战士也没有忘记徽县人民。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周龙于1985年9月19日来到徽县，这是他跟随贺龙长征到徽县的日子，“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怀念贺龙元帅和已故的几位老首长，回访徽县人民，我特地从青海赶到这里，故地重游”；红军老将军黄新廷、杨秀山，红军老作家陈靖等重走长征路先后来到徽县；1995年7月31日，中央电视台军事部《再说长征》摄制组拍摄“今天的长征老人及他们坎坷传奇的命运”也专程来到徽县，帶来了热情的问候，留下了深沉的思考和美好的祝愿。徽县人民也在深切怀念红军，传颂着红军的业绩，继承红军的传统，致力建设自己的家园。
红军长征为世代徽县人民留下了可供汲取的精神财富，勤劳朴实的徽县人民将永远以红军为榜样，在红军长征精神鼓舞下，坚持科学发展观，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扩大开放，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加快发展，为建设富庶徽县、生态徽县、和谐徽县而努力奋斗。红军长征精神永远在徽县这片热土上发扬光大。
（作者曾任徽县党史办主任）
陇南地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刘利君
陇南地区是通陕人川的咽喉要道，因气候湿润，物产丰富，民风纯朴，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长达14年之久的全面侵华战争。这场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毀灭性的灾难。面对民族危亡，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寇侵略”的伟大号召指引下，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作为全国抗战大后方之一的陇南地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
历史选择了陇南，陇南也为历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不但是“到陕北去”的战略决策地，而且是长征中红军将士的加油站，还是为红军队伍补充有生力量的兵源地，也是数百名流落红军战士的栖身地，更是《回民地区守则》的诞生地，同时，也是抗日精英的摇篮。
一、“到陕北去”的战略决策地——最终确定了红军长征的落脚地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脫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决定实行战略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但是，到底要在什么地方建立新的根据地？落脚点究竟在哪里？却是一波三折，几经变化，最终，才将落脚地定在了陕北。
按长征前最初制定的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西进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沿粤贛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由于连续苦战，中央红军由8万余人锐减5万余人，剩余3万余人。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为了避免进入国民党设下的包围圈，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向中央政治局建议，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立即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并根据变化的情况，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准备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和配合，在成都西南或者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遵义会议后，由于国民党军加强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指战员书》，强调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同时提出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的原则。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建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有实现的可能。应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沙江，摆脫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6月中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两河口召开会议，提出以运动战迅速攻打松潘胡宗南部，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钍。6月28日，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5000余人后，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毛泽东得知情况后，中央政治局于9月9日夜立即在巴西召开会议，10日凌晨急率第一、第三军继续北上。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迭部县藏族村寨俄界召开。大家一致同意中央已经采取的措施和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即经过甘东北和陕北，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创建根据地，以便打通国际路线，获得援助的方针。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攻占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于9月20日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的小镇哈达铺。
9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等从先头部队进入哈达铺时在当地邮政代办所和红军侦察连在军阀鲁大昌的一个少校军官的行李中缴获的几份旧报纸（《大公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西安报》、《山西日报》）上，通过对报纸中披露的各种消息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他们获得了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陕甘红军和根据地还存在的准确消息。毛泽东、洛甫、博古翻读着这些旧报纸，真是喜出望外，精神为之一振，这对于经过千山万水，最终从险境中冲出来的这支七、八千人的队伍来说，其欣喜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9月22日上午，在毛泽东和张闻天住地，中央领导开会商议，决定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前进。当天下午，在哈达铺关帝庙内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和红军整编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同志们，今天是9月22日，再过几天是阳历10月。自从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这本身是个伟大的胜利！”然后他诙谐地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毛泽东在批判了张国焘分裂主义，分析了革命形势后，号召说：“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进阵地！”毛泽东的讲话，使全体与会人员受到极大鼓舞，情不自禁地一致高呼：“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到陕北根据地去！”①
自从红军长征开始，中央一直想找到一个落脚点，创立新的根据地，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未能实现。现在，通过国民党的报纸，得知在陕北仍然保存着一块区域广大的红色根据地和人数众多的红军、游击队。很自然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都一致同意把长征的落腳点放在陕北，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红军长征的目的地才真正定了下来。
党中央、毛泽东在哈达铺决定把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红军长征到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又一次伟大转折，这一伟大转折对推动全国民族抗日运动高潮的到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长征途中的加油站——为红军队伍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红军三大主力从开始长征以来，一路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加之经常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部队减员很大，特别是经过雪山草地的艰苦行军，使部队蒙受了巨大消耗，红军战士大多数面黄肌瘦，衣衫不整。进入陇南后，为了解决红军指战员的生活需要，保证部队作战和休整，红军广泛发动群众，通过各种形式，开展了筹集粮秣物质的工作。
一是没收土豪劣绅、恶霸地主的粮食、财物，如在成县打击土豪劣绅50多户，收缴粮食40余石，白洋5000余元、肥猪60头、骡马多匹以及衣物用品1000余件；在徽县收缴粮食50多万斤、猪羊200多头、白银6000两，布匹30000余尺、衣物2000多件、大烟土230多两；两当仅西关、香泉、刘坪、显龙四乡，农会就收缴粮食100余石，白洋2000多元，大烟400多两。这些粮物，除供应部队外，还分给了贫苦人家一部分。
二是向无恶迹的富余户筹借。红军在康县巩集村时，吃了地主李瑞云家12石粮食、1头猪，在云台用了马玉生家2石粮、3头猪，都如数开了借条。
三是动员群众捐献。各地群众有送粮送面的，有送猪送羊的，有的背来了柴草、蔬菜，有的搬来了炊具、桌凳。徽县伏镇索罗村钱家庄的富户钱志，主动献粮5石折合约4000斤；蔡家庄的财主杨清良，挖开密藏多年的银窖，送交白银5000两，受到红军的表扬。一些工商业者还组织“抗日乐捐”，捐献了一批布匹、棉花，针线和药品，赶制成衣服、鞋袜，解决了红军指战员的冬衣困难，当红军要照价付款时，这些人都拒绝不收，有的还表示说：“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你们不把日本侵略者打跑，我们的生意也做不成。我们既自愿捐募，就不要钱了。”
四是购买。对贫苦群众的东西，红军坚持用现金购买或用实物交换，绝不侵占群众的利益。康县巩集贫苦农民靳毕成的母亲给红军送了一背斗豆角，红军离村时，按价把钱放在了靳家灶头上；长坝农民王玉生为红军带了路，红军也给他付了报酬。在武都冯坪，红军吃了孙有财家的1头猪，便送去了8斗包谷；用了卯世玉家的几捆柴禾，也在灶前放下了一堆碗豆；拿了孟尚玉几家人地里的莲花菜，都把粮食堆放在地边；王菊仓给住在家里的一位红军干部送了把烟叶，红军也给付了铜板；白路窑贫苦农民刘永财的母亲为红军缝补了衣服，红军也给送去饭菜作为酬谢。
据不完全统计，陇南地区仅粮食支援就达100余万斤。在陇南人民的大力支持和捐助下，几万名红军指战员得到很好的休整，体力得到极大的恢复，衣食住行都有了较大改善，为他们走完了最后的长征路，继续北上抗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长征路上重要的兵源补充地——为红军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
红军第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因病、因伤、因战减员很大，当他们转战千里，经过长途跋涉，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走出雪山、草地，于1935年至1936年先后到达陇南地区时，红军人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其中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减员至约7000余人，二方面军由1.7万人减至约1.4万余人，四方面军由8万余人减至约4万余人。
为了补充红军部队在万里转战及过雪山草地中造成的严重减员，红军在陇南城乡开展了大规模的扩军活动。广大贫苦人民在红军的教育影响下，认识到红军是穷苦人民自已的队伍，要翻身解放，只有参加红军，拿起武器，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因此，各地青年积极报名应征，有的一家就有几人报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5年9月到1936年10月，红军在陇南共培养了2000多名共产党员和苏维埃干部，有5000多名优秀青年参加了红军。其中，岷县（包括宕昌）和成县各编了一个新兵团。岷、宕地区的3000多名游击队员全部参加了红军，仅哈达、树布沟两村就有300多人加入了红军；红二方面军在成、徽、两、康地区，扩充了2000多人，仅徽县就去了730多人，两当县有80多人参加了红军。据相关资料记载，他们中的一部分随红四方面军西征河西，一部分随红二方面军北上陕北，中途除少数人员失散外，其余均长征北上，历尽艰辛，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他们有的战死沙场，有的转业外地，有的失散他乡，有的先后辗转回家务农，为建设家乡贡献力量；有的被党组织从延安派回家乡开展地下斗争，成为地方党组织的骨干力量，为陇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中不少人的姓名、生平、下落均无从考证。
四、《回民地区守则》的诞生地——为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积累了经验
红军长征时有四支队伍（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先后经过陇南地区，经历过数次战役，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尤其是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红军将士和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中央军委在这里颁布了著名的《回民地区守则》，建立了少数民族自治组织，很多少数民族子弟加入红军，成立了专门的少数民族队伍，有些青年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中国革命贡献了青春和热血。
1935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后，把搞好民族团结、做好民族宗教工作放在与军事政治活动同等重要的位置来抓。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到清真寺和当地回民群众亲切交谈，问寒问暖，同阿訇促膝交谈，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在充分了解了回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和宗教信仰后，中革军委及时制定了我党最早的关于回民的民族宗教政策——《回民地区守则》。这个守则条目很多，也很细，除了规定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任意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外，还规定不得在回民住家杀猪和吃猪肉。徐国珍将军在《长征路上筹粮》中说：“各部队都进行了民族政策的教育，要求大家尊重回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做饭时不准用大肉油，不准用自己的水桶到回民井里打水，不准进清真寺，清真寺门口由我派人站哨。红军指战员都自觉遵守上级的规定，没有违犯纪律的。这样，就得到了群众的拥护。红军每到一地，就受到群众的欢迎。”
《回民地区守则》用“不准”“不得”“三大禁条、四大注意”等禁令性词语来要求和约束部队，既有“军令”的威严，又有政策法规的宣传，起到了“保护回民信仰自由”和“宣传红军民族平等的主张”的重大作用。《回民地区守则》的制定和红军将士不折不扣的模范遵守，赢得了当地回族及其他民族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大力支持。很快，红军就和各族群众亲如一家。由于得到了给养和休整，中央红军在哈达铺顺利完成了整编。
红二方面军在陇南休整活动期间，更是把民族团结摆在尤为突出的位置。在徽县驻扎期间，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回民自治委员会，回民自治委员会下设四个区域性的抗日反蒋委员会，各个委员会在回民自治委员会和红军指挥部的指导下，负责召集老乡开会，巡逻放哨，维持社会治安，张贴标语传单，联系组织民众，宣传政治、时事、抗日反蒋主张，活动非常活跃。
红军在徽县期间对少数民族尤为关怀，非常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在清真寺的照壁上写着“保护回民的清真寺”“红军不住清真寺，保护回民，不打回民的土豪”“打倒压迫回民的贪官”“红军联合回民抗日反蒋”等口号、标语。红军在回民中撒下了种子，培养了干部，而且与当地回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红军长征时期，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特殊的历史任务，使党的民族工作有别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而具有鲜明的特色。长征时期，党采取多种方式方法卓有成效地开展民族工作，不仅赢得了少数民族人民的信任，使长征取得重大胜利，而且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并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和中国民族工作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仅初步地解决了民族问题，而且积累了一些民族工作的经验，为党后来的民族工作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五、流落红军的栖身地——为红军伤病员和流落红军是供了有力的庇护
据调查了解，在红军第一、二、四三个方面军长征过程中，共有159位外地籍红军战士因病、因伤或因战失散掉队，后流落到了陇南地区，被当地群众收留，他们中有的给人过继当了儿子，有的招了上门女婿，有的替人放牛放羊或者打零工，最后定居在了陇南这一片热土，从此，陇南地区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陇南人民张开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他们，并给予他们最大程度的关爱和保护。
红二方面军的一支部队在礼县关院峡里受到鲁大昌部属李和义的阻击，两名战土牺牲，多人负伤。其中一个营长伤势较重，露宿在一处石崖下，群众发现后，偷着送给麦草、洋芋、酸梨等，半月后伤愈离去。
红二方面军十六师政委晏福生在礼县龙池村战斗中身负重伤，藏进村中一户穷苦人家的地窖里，躲过了敌人搜查。这家老乡一看是受伤的红军，便开门把晏福生扶进了屋，给他包扎伤口，做饭，搭地铺，安排在家过夜。晏福生在这户老乡家里休养了一天两夜，最后老乡用毛驴把他送到红河镇去追赶大部队。
两当县太阳寺贫苦农民王普的母亲，不顾个人安危，把一名被地主民团紧紧追捕的受伤红军女战士隐藏在家里，躲过了敌人的搜查，在王大娘的精心护理下，这位女战士很快伤愈，安全返回了部队。
成县强坝村贫苦农民强维祥、強克祥，将身负重伤的二名红军战士隐藏在家里，伤愈后又秘密地送出境外。
红二方面军一部在成县店村驻扎时，红军战士冯维秀晚上去查哨时迷失了方向，走到伏镇官厅，被冯世祥等人夺去枪支并要活埋，村上的冯彩平老人好言劝告，收冯维秀当了儿子，后一直定居徽县伏家镇官厅村。
湖南籍红军战士向义和随红二方面军长征来到徽县，走到榆树乡火站峡里时，因为脚受伤走不动了，就流落到火站村，和当地一名妇女组成了家庭，后搬迁到了高桥乡木芦村定居，1946年南下支队战士祝庆江等人返回延安途中掉队流落高桥时，向义和还给予了救助。1949年10月至11月间，国民党90军溃逃时，将向义和裹挟到了四川，后无音讯。
贵州籍红军战士杨兴荣，随红二方面军长征时在成县五龙山战斗中负伤，部队撤离时，被寄养在成县店村镇大寨村一户姓李的人家里，因有人告发而被捕，在天水关押三个多月后释放。于1937年2月流落到太白乡一户姓杨的人家中放牛、务农。后给杨映祥之女杨翠连招赘为婿，定居徽县太白村。先后担任徐沟乡民兵中队长、农会主任、徐沟乡乡长、太白大队大队长、太白公社专业队队长、护林员等职。
四川籍红军战士陈光继，随红二方面军二军第六师，经武都、康县、略阳的白水江一线进入徽县，因年幼、体弱多病被当时在徽县县城居住的四川同乡陈氏家族的陈高氏收为养孙。后在永宁泰伯村陈家庄园务农，解放后，一直担任泰伯一社社长二十余年。
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下，上百名红军伤病员安全脫险，有的重返部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再立新功；有的回到原籍，在家乡继续传播革命火种；有的留在了陇南，为陇南的解放和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们中，有一部分加入了陇南地下党，在当地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与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陇南解放后，他们又在各自的岗位上无私奉献，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陇南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
六、抗日精英的摇篮——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培养了中坚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三省，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群众纷纷要求抗日。陇南一批有志青年也纷纷走出家门，或弃笔从戎，或从政为官，或求学深造，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在四川成都市成城中学读书的武都籍学生杨陇人在《惊心报》上发表文章，宣传抗日救国，并积极参加了进步组织“成都学生出川抗日义勇军”。他1934年返回故里在武都贡院小学任教，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发起成立了“武都青年抗战团”，组织宣传队、歌咏队、抗战剧团，用喊口号、讲演、歌咏、话剧、标语、壁报、漫画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积极开展抗战宣传活动，号召民众团结起来，打倒日寇保卫祖国。
1937年冬，在兰州读书的武都青年学生李茂春、陈子恪等组织寒假返回家乡的同学，成立“抗日救亡宣传队”，利用假期，组织学校师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后来，又成立了武都防护团，积极宣传防空常识，发警报，疏散居民、学生，维护秩序，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1938年，北平大学农学院农经系毕业的成县籍进步知识分子、抗日民族先锋队队员卜宪基，担任成县师范教导主任后，首先在进步师生中发展了一批抗日民族先锋队员。后又成立了“成县师范抗日救亡宣传队”，先后排练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狂欢之夜》；歌剧《渔光曲》《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热血歌》《保卫黄河》《铁蹄下的歌女》等20多个宣传抗日救亡的文艺节目，深入到城镇乡村进行宣传演出。同时还创办了抗日小报——《芦沟桥》，并将其定为成县师范校刊，內容主要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一些重大新闻及抗日救亡宣传队在各地开展宣传活动的情况，均登在显赫位置，如“平型关大捷”“台儿庄会战”等重大事件，都以“号外”形式刊登，以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精神。
礼县的进步教师在国民政府的倡导下，成立了战区中小学教师甘肃服务团礼县分团，有教师20多人参加，开办民众夜校1所，他们组织宣传小组上街宣传抗日救亡，教唱抗战歌曲。西和县地方青年组成“青年话剧社”“文化服务社”，在城乡演唱抗日歌曲，激励人们的爱国热情。
在西安杨虎成部任少校参谋的徽县籍军官山炯堂返回家乡，担任了伏镇小学校长，采取陶行知的办学方式，振兴地方教育，受到国民党政府官吏的歧视排挤，山遂产生对国民党的不满。在胡宗南骑兵团任排长的徽县籍青年吴治国因对国民党派系之间的互相倾轧、腐败作风非常厌恶，于是愤然弃职回乡，应山炯堂聘请去伏镇小学任教。二人经常互谈政治见解，萌发倾向共产党的思想和抗日的主张。1938年夏，国民党兰州西北轮训练团轮训各地学校校长。时任徽县北街小学校长的吴治国、两当县东街小学校长的苏河，奉令到兰受训。到兰州后，他们找到了陈永寿，陈带领他们到八路军驻兰办事处，见到了伍修权，伍又让他俩与万良才联系。同年11月，轮训结束前夕，经罗云鹏、万良才介绍，昊治国、苏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轮训结束，昊、苏受甘工委指派，返县发展党组织，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昊治国回徽县后，将在兰州入党情况告知山炯堂、王锐青、周少珊并介绍他们3人入党，旋即成立中共徽县地下党（也是陇南地区）第一个党小组，吴治国负责党小组工作。1939年初，甘工委先后派魏子义、高健君来徽县协助指导工作，成立了北街小学党支部（昊治国任书记）和伏家镇小学党支部（山炯堂任书记）。次年春建立了徽县县委，其后的十余年间，徽县县委严格执行党在白区的各项方针政策，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武装斗争、精干隐蔽等地下活动，还把党的组织发展到邻近的武都、两当、成县、康县、礼县、西和及陕西略阳等地。并于1949年2月成立了陇南工委，共建立县工委4个，区工委6个，总支44个，支部370多个，发展党员4834名，占甘肃全省地下党员总数的近三分之一。他们还建立了地方武装，有游击队员800多人，长短枪730余支。陇南地下党在十多年的革命历程中，努力发展壮大党员队伍，积极发展敌后武装，巧妙开展对敌斗争，深入宣传发动群众，在困难和斗争中发展，在牺牲和胜利中前进，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和陇南的全面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写下了光辉的历史篇章。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有数万陇南热血青年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辞亲人、别故土，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保家卫国的疆场，作出了重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陇南九县参加抗日的壮士约有50000多人。其中，仅在艰苦卓绝的中条山战役中牺牲的陇南籍官兵就达四、五百人；礼县出征抗日壮士计15000余人，将近全县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仅有十多万人口的西和县，自1937年7月7日起至1944年12月底止，历年出征军人已达7000人以上；成县共出征抗日壮士9345人，至1943年9月，在各抗日战场阵亡的成县籍官兵已达146人。
综上所述，陇南地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研究历史，审读历史，就是为了更好地去记住历史，从历史的洪流中去汲取精华，来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实践，真正地走好我们今天的长征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中共黴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主任）
关于徽县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状况的调研报告
刘利君 辛晓云
红色文化资源作为承载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艰苦卓绝的斗争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的重要载体，无论在哪个阶段都蕴涵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展现了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反映了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誓死捍卫国家和民族尊严的英雄气慨。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是对全体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加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培养共产主义高尚情操的鲜活教材。通过对红色遗址遗迹的全方位展示，可以再现和还原以前的红色革命历史场景，将史料转化为教材、现场转化为课堂，让干部群众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启迪求实创新的思路，激发跨越发展的热情。
我县红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加强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加强对党员干部和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都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我县红色文化资源的现状
徽县位于陕甘川三省交界处，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徽县人民的勤劳、勇敢、善良和包容，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红色文化资源，这是全县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我县的红色文化资源主要由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遗址遗迹构成。据调查摸底，我县尚存的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红色文化遗址共11处，其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7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3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处。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革命遗址
1、红二方面军长征在徽县总指挥部旧址（现先农街天主教堂）
1936年9月，由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发动了“成徽两康”战役，从9月18日开始，分三路纵队先后进驻徽县。在徽县休整、活动的21天时间里，他们广泛传播革命真理，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打土豪，分浮财，建立苏维埃政府，播撒革命火种，唤醒民众团结起来反蒋抗日，并开展了一系列扩红建政活动和体育运动，与徽县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留下了许多红色革命遗址遗迹。红二方面军进驻徽县后，将先农街天主教堂作为总指挥部，在此指挥了有名的五龙山阻击战，并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在此发布了《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作出了继续北上、经天水宝鸡间北渡渭河、进军陕北的决定。
2、贺龙、任弼时在徽县居住旧址（先农街天主教堂北厢房）
红二方面军进驻徽县后，全军12000多名将士釆取化整为零的方式分驻在县城及水阳、永宁、银杏、伏镇、栗川、江洛、泥阳等乡镇的各个村庄，足迹遍布全县各乡镇，待其他将士全部安置妥当后，贺龙总指挥因一贯仇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所以决定率总指挥部和总部保卫队住进旧城天主教堂，贺龙总指挥和任弼时政委住北厢房，直至大部队全面撤离徽县。
3、徽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旧址（现文庙大成殿院内）
1936年9月21日至23日，红二方面军随军剧团在文庙大成殿院內搭台唱戏三天，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参加红军，组织抗日游击队，成立苏维埃政府。并在此召开群众大会，贺龙同志亲自到会讲话，主持成立了徽县苏维埃政府，推举回族青年马克仁为县长，办公地点设在旧县政府。并组建了县城工-农抗日游击大队。
4、徽县东关清真寺（贺龙总指挥曾在此宣讲民族宗教政策）
红二方面军进驻徽县后，贺龙总指挥要求全体将士一定要严格遵守《回民守则》，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切实保护回民利益，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广大回民也大力支持红军的工作，积极参加了一系列扩红建政和抗日反蒋活动。红军还在东关清真寺院内召开了回族群众大会，由贺龙总指挥到会并宣讲了民族政策，同时，还给东关、东河等抗日反蒋委员会赠送了大、小座钟和其它物品。
5、“八.一六”江洛战斗遗址（江洛镇雷神堡及店儿沟口）
1936年农历八月十六，红二方面军一营士兵驻扎江洛镇休整，约中午一时许，一名红军战士正在中街水渠子处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主张，被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开枪打死，其余战士立即通知了正在下街头休息的大部队。此时，东、西、北三面枪声大作，红军部队遭敌包围。鉴于敌众我寡，红军将士拼死杀开一条血路，向县城方向的店儿沟撤退，并用两挺机枪把守了店儿沟口佛儿崖南北两个山头，掩护着一营红军及妇女老幼撤至游龙的光山、马湾一带，并在游龙、马湾住宿一夜后转移至县城。
6、庆寿村烧锅院（银杏树镇庆寿村大商店）
红二方面军某部进驻银杏乡庆寿村时，因受国民党的蒙骗和反宣传，村子里的人全部逃走了，只有烧锅院“王掌柜”的姨太太因即将临产、行动不便而未出逃，且恰逢难产，母子生命垂危，红军营长蔡久立即安排卫生员接生并及时抢救，才使该妇女顺利产下一女婴，王掌柜的姨太太就给红军借了一些粮食，红军走的时还打了欠条。该故事在当地至今传为佳话。
7、小峡口的红军墓（银杏树镇峡门村）
1936年10月初，红二方面军大部队离开徽县时，有三位伤病员掉队，其中一人流落到银杏乡胡台村，给一户姓张的村民当了儿子；另外两名战士在追赶大部队时，因当地财主杨生堂对红军发动群众分了他家的粮食和财产心怀仇恨，遂勾结四名歹徒，将两位红军伤病员骗至小峡口万人坟处用锄头打死。解放后，县法院判处杨生堂有期徒刑五年，并强制凶手修建了红军墓。
（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红色革命遗址
1、昊治国同志故居（徽县城关镇樊塄村向沟）
1938年11月，徽县北街小学校长吴治国在兰州参加轮训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接受甘工委指示，返回徽县发展党员，开展地下活动，成立了中共徽县（也是陇南地区）第一个地下党组织——北街小学党小组，开创了徽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河，昊治国把自己的家作为地下党主要的活动地点，带领地下党组织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
2、烂柴湾山洞遗址（徽县栗川镇龙洞村）
1949年11月，徽县解放前夕，地下党组织在红川、栗川、伏镇一带通过张贴标语等形式开展迎接解放大军的宣传活动，不幸遭到国民党90军的追剿，致使包括成县工委书记茹素在内的7名地下党员被围困在栗川乡龙洞村的烂柴湾山洞，经过近4小时的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茹素等3名同志壮烈牺牲，还有3名同志身负重伤，1名同志侥幸逃脱，国民党军队还把在附近活动的3名地下党员和52名当地群众抓捕，造成了震惊陇南地区的“龙王洞事件”。
3、庙坪村革命烈士纪念碑（柳林镇庙坪村）
1946年8月，“南下支队”第四大队在徐国贤队长的率领下北返延安时途经徽县柳林镇，有2名战士因病掉队，其中1名病愈归队，另1名战士被当地反动势力杀害于庙坪村。解放后，4名凶手被惩处，同时给死难战士立碑纪念，后柳林镇党委、政府对纪念碑进行了重修。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红色革命遺址
徽县革命烈士暨死难劳动人民纪念塔（昊山公园）
徽县解放后，为了纪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积极争取民主与自由而无辜牺牲的共产党员和死难群众，中共徽县委于1951年6月5日召开了徽县各族各界镇压反革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关于为纪念死难烈士和死难劳动人民在吴山立碑的决议，当月即告建成。命名为徽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烈士暨死难劳动人民纪念塔，后于1998年对纪念塔重修，2010年又在该塔北侧新修了徽县昊山革命烈士纪念碑。
二、我县在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所做的工作
近年来，我县在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一是完成了徽成两康战役纪念馆筹建及布展工作。为了纪念“成徽两康”战役的历史功绩，弘扬和传承长征精神，我县于2011年开始筹建“徽成两康战役”纪念馆，布展面积350平方米，展馆由长征概述、二方面军长征到陇南、成徽两康战役、扩红建政、移师北上、陇原星火红色记忆等六个单元组成。展馆被省委宣传部和市委宣传部分别确定为“甘肃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陇南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3年5月被列为甘肃省博物馆协会红色纪念馆专业委员会理事单位。二是全面开展了革命遗址遗迹普查工作。2014年，我县根据省、市安排，对全县各类红色遗址遗迹进行了全面普查，采集了相关资料，完善了有关信息，并就涉及革命遗址遗迹的管护和开发利用方面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三是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每年清明节、建党节等重大节日前夕，我县都要组织相关单位业务骨干给前往“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吴山烈士陵园缅怀先烈的机关干部、企业职工-和学校师生开展红色文化的宣讲，从而提升红色文化资源服务社会的功能。四是狠抓了红色资源文化成果的转化。我县在认真研究地方党史的基础上，先后编辑和出版了一些红色文化书籍，如《红军长征在徽县》《徽县地下党》《红色岁月》（记中国共产党徽县早期党组织创建人昊治国同志）《徽县历届党代会资料汇编》等丛书，并启动了《红军长征在徽县》（修订本）、《徽县党史大事记（1998-2015年）》《中国共产党徽县历史》（第一卷）的编撰工作。从2015年开始，由县政协文史委、县委宣传部、徽成两康战役纪念馆和党史办联合筹办了《红二方面军长征大型图片展——永远的丰碑》，并于2016年10月底在金源广场隆重展出。本次活动全面概括了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真正达到了让红色文化薪火相传、广大干部群众接受教育的目的。五是开辟了党史宣传新天地。我县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开辟宣传阵地，大力开展了党史宣传工作。①在徽县党建网上了开设了《党史天地》栏目，涉及徽县党史、党史动态、党史人物、党史书屋、史海博览、红色遗址以及理论学习等七大块，基本涵盖了徽县党史发展的全过程。通过不定期地上传动态信息，使广大干部群众对徽县党史有了全面的认识，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②积极创建“村史馆”和“企业展馆”。2015年以来，伏家镇、柳林镇和甘肃金徽矿业公司郭家沟铅锌矿在县党史办协助下，先后在伏镇村、贺店村、柳林镇庙坪创建了三个村史馆，在金徽矿业公司展厅创建了地方党史栏目，积极推动红色文化进村进社、进企业，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进一步丰富了红色文化的内涵。
三、红色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有效管理和维护，部分遗址遗迹瀕临灭失。
我县有4处红色革命遗址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被列为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是除了文庙大成殿得到较好的维修保护，吴山烈士纪念碑、柳林镇庙坪村革命烈士纪念碑先后重修外，其余遗址普遍缺乏有效的维修和管护。如红二方面军指挥部旧址中贺龙、任弼时旧居已成危房，面临损毁；“龙王洞事件”遗址由于地处深山、交通不便、且无任何标识标志，使前去参观者无法寻觅；徽县地下党创建人昊治国旧居因年久失修，濒临倒塌；县城北街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后勤部两处旧址已在城市拆迁过程中拆除；小峡口的红军墓也已是杂草丛生，使墓址难以辨认；银杏树镇庆寿村的烧锅院也在前些年建成了商店，没有了当年的痕迹。
（二）思想认识不到位，保护开发意识不强。
相关单位在红色遗址遗迹保护上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没有真正认识到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性，也没有厘清红色文化资源与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的关系，没有把此项工作提升到应有的高度。二是开发保护责任不到位。红色遗址遗迹所在的乡镇、村以及县上有关主管部门，没有较好地执行《文物保护法》属地管理的职责，使其基本处于“三无”（即无意识、无职责、无资金投入）状态。
（三）管理机制不健全，保护责任不明确。
我县涉及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单位很多，如宣传部门、政协文史委、县文体局、旅游局、党史办及徽成两康战役纪念馆等单位，但是在工作职能上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具体抓，责任不明确，经费无保障，难以有效整合资源，形成开发合力。
（四）宣传手段乏力，推介效果欠佳。
在对外宣传徽县红色文化资源方面，没有下大功夫去充分进行挖掘，没有形成长效机制，也没有充分运用现代化的宣传媒介，仅仅依赖“徽成两康战役纪念馆”的展厅和党史办出版的几本书籍，没有构建报刊、电视、网络等新媒体全方位宣传的格局，使红色文化资源没有充分得到宣传和推介，在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大。
四、对今后加强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的建议
一是建议把红色文化宣讲作为加強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课。充分利用县内红色文化资源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培训，让全县党员干部都能够真正了解徽县的红色文化历史，从而激发干部活力，在全县范围内形成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这也是提高党员干部素质的有效途径。
二是建议尽快对濒临灭失的红色遗址加大投资力度进行维修保护。应责成相关部门尽快编制《徽县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规划》，并将红色遗址保护经费列入财政预算，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每年安排一定的资金进行维修和保护，还红色文化遗址本来的面目。
三是建议明确红色文化资源管理机构。要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确定专门的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单位，真正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尽快开展各项保护工作，避免相关单位推诿扯皮、多头管理的现象。
四是建议将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与旅游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在三滩风景名胜区、青泥岭旅游景区、国家4A级景区金徽酒业工业园等景点，结合当地红色文化资源，精心打造独具我县特色的红色文化品牌，提升旅游产业的内涵和品位，使之发展成为我县新的经济增长点。
（作者：刘利君系中共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主任；辛晓云现任政协黴县委员会提案委主任，曾任中共黴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副主任）
“成徽两康战役”始末及其意义
张泓
成徽两康战役是红二方面军于1936年9月途经陇南地区时发动的一场战役，它是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的一次重要战役。在这场战役中，红军十天之内连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四座县城，同时控制了西和、礼县和天水、略阳等地的广大乡村，迅速打开了一个新的战略区域。这场战役虽然过去已经70年了，但现在重溫这段历史，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1935年11月，继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之后，仍战斗在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红六、二军团，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由湖南桑植一带出发开始长征。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和跋涉，于1936年6月3日和7月1日分别抵达当时西康省甘孜地区，7月2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肖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二军、第六军、第三十二军。第二军为原红二军团，下辖四、六两个师。第六军为原第六军团，下辖十六、十七、十八师和模范师，模范师下无团的建制。第三十二军下辖九十四、九十六两个师。红二方面军共计一万三千余人。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电示两方面军：迅速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一起，共同创建西北抗日根据地，进一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7月11日，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从甘孜出发，跟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穿过数百里草地，向当时陇南地区的岷县哈达铺挺进。
当时中央红军在陕北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已经实际处于停战状态。在甘肃的国民党蒋系部队有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12个团，驻守定西、陇西、武山一线：王均的第三军12个团，驻兵天水、秦安、甘谷、武都；鲁大昌的新编十四师布防在岷州、洮州、西固地区。甘肃敌军兵力分散，形势对红军较为有利。据此，党中央制定了战略计划：“一方面军从陇东西出，南下占领海原、固原、定西地区、截断西（安）一一一兰（州）公路要道；四方面军从哈达铺北上，占领岷县、通渭、漳县、武山，两路合击，消灭毛炳文部；二方面军从哈达铺东出，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和陕西省的略阳、风县，再向宝鸡伸展，牵制胡宗南军队，策应一、四方面军消灭毛炳文部，夹击王均部，在陇南建立临时根据地，然后三个方面军会师，合力消灭胡宗南部队，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迫蒋妥协，合作抗日。”计划中特別指出：“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中、以二方面军向东行动为最重要。”
9月1日，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出草地抵达甘肃省礼县，二军和三十二军在哈达铺集结。为了贯彻党中央指示，9月7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哈达铺研究制定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计划，并决定将第二军五师改编为第三十二军的九十六师。8日，总指挥部第六军军长陈伯均、政委王震、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指挥肖克、副政委关向应共同签署了《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
1.我方面军决乘甘陕敌人分兵据城的弱点，透过封锁线打击成县、徽县、两当、风县、略阳、康县之敌而袭取之。建立临时根据地意义在：甲.准备制蒋贼援军于甘肃境以东地区，以便与一、四方面军合击之。乙.在敌人封锁线后方资源地活动便利。丙.呼应广西行动，号召组织群众抗日反蒋，开展游击战争（首先派一部队向宝鸡游击）。
丁.配合一、四方面军行动，求得三个方面军会合。
戊.扩大红军征集资财
2.战役的军队的区分及其任务
甲.第六师为右纵队，拟于九月十二日集中西固，十六日进据武都通成县公路上佛耳岩地段要点，向武都敌人佯动并扼止其回援成县，俟中纵队袭取成县时即北取康县、略阳。
乙.第二军主力及三十二军为中纵队，拟于十一日全部由荔川经闾井、洮坪西北附近石峡关进，期于十八日袭取成县、徽县。
丙.第六军为左纵队，拟于十一日全部由马坞镇经盐关镇北、天水镇（非城）、高桥，期于十八日袭取两当，跟袭风县，该纵队开始行动时应伪装攻取天水模样。
3.各纵队在此战役应：
甲.采取袭击敌人方式，避免公开攻坚。
乙.便衣队在前侦察敌情，封锁消息，查明路线
丙.拆毀预定战场的碉堡。
4.预定徽县为全方面军临时后方地域。
5.我们率同中央纵队行进。
6.这战役任务期于九月底完成。
7.这是（个）计划，应参酌发展的情况而以命令实现之。
《命令》下达后，红二方面军克服重重困难，各部队迅速行动起来，做好各项战斗准备。9月11日，红二方面军开始了成徽两康战役行动。左路纵队六军，在军长陈伯均、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率领下，沿礼县的崖城、红河、罗家堡、天水娘娘坝、徽县高桥一线，向两当疾进。17日进入徽县境内，经过高桥乡的高桥村、水泉坝，夜宿榆树乡苟店、麻庄。18日凌晨在徽县柳林镇韩湾村兵分两路，十八师南下永宁镇，十六、十七师东进直抵两当县。黎明前，前卫部队50多人悄悄到达两当城下。当时两当城內仅有保安队、警察队90多人。前卫部队爬上城墙，敌人哨兵尚未发觉即被生擒。预先潜入城内的八名战士，打开城门，红军立即进入城內，迅速占领了东、南、北三座城门。城里敌军尚在梦中就被红军俘虏了，县长朱志和逾墙逃跑。红军缴获敌人枪支60多支、子弹40箱、手榴弹340箱、军衣300多套。顺利占领两当县城。
十八师由韩湾南下奔袭徽县城，击溃县保安队。国民党徽县县长赵宝箴偕政府官员及保安队等闻风而逃。18日下午6时，十八师进入徽县城，获取国民党军队服装百余套。
中路纵队二军四师十二团和三十二军，经过西和县、礼县部分乡镇。15日向成县挺进，当晚在姚河、姚堡、卢山、二郎、梁集、兴庄、横岭等村宿营。四师十二团沿丰坪梁直插隍城，阻击西和城内敌军，掩护主力部队向成县进军。16日，红军经青羊峡抵达石峡，先头部队进入成县纸坊。四师十团在纸坊稍事休息后，又连夜向成县城挺进。17日凌晨，红十团冒着绵绵秋雨，抬着攻城用具，开始攻城。成县城依山傍河，城墙坚固。城内驻有国民党王钧部三十五混成旅一个辎重营和保安队五六百人，装备齐全，防守严密。凌晨3时许，战斗打响。红十团团长王友才、政委陈绍由指挥部队，三营担任主攻任务。七连六班副班长邹法清带领数名战士，从庄稼地里悄悄爬到西南城下，搭起云梯登上城墙，活捉了敌人哨兵，并炸毁敌人碉堡，打开城门，主力部队乘势一拥而进。城內敌军从梦中惊醒，猝不及防，乱成一团，仓皇向城西北角逃去。
敌人逃跑时，街道上散落了许多钞票、银元、衣物、粮食和枪支弹药，红军战士忙于拣拾这些东西，给了敌人以喘息机会。敌军退至上城，凭借有利地形向红军反扑。就在这时，红十二团赶到，配合十团消灭敌军。经过激烈战斗，负隅顽抗的敌军被击溃了，红军发起冲锋，胜利玫克成县城。这次战斗红军击溃王均部一个团，缴步枪三千余支。二方面军总指挥部随即进驻成县城，贺龙总指挥驻城内天主堂。总参谋长刘伯承也随三十二军进驻成县，住在城郊支旗乡支旗村张式咏家，于中秋节前与汪荣华在此举行了婚礼。
三十二军继续在成县活动。总指挥部率领四师和军直机关，于18日离开成县城，经过成县红川镇、下店子进入徽县栗亭、石柱一带，19日进驻徽县城。先前到达的十八师此时已经占领徽县城。贺龙、任弼时等率总指挥部和总部保卫队驻徽县旧城天主堂內；政治部驻县城北街福音堂，关向应、甘泗淇等驻此办公；供给部驻北街“林盛长”药房；被服厂驻城北昊家巷一片地方。四师驻县城四周杨坝、西寺、东关、山神庙等处十师在总指挥部进城以后，又回师抵徽县城东30多华里的永宁镇，驻永街、罗河、岳王村一带。22日，四师师长卢冬生率部北返徽县伏家镇，驻扎该镇和索罗、刘家庄、李家庄、张家庄、刘家楞等村一带，并开展群众工作。
右路纵队二军六师仅千余人，在师长贺炳炎、政委廖汊生率领下，12日自宕昌出发后，一路艰苦行军，沿礼县白河、桥头、肖良、三峪、西河、大桥一线，出击康县。经过武都境内，进入康县的望子关、长坝、巩集、大堡、寺台等地，兵临康县城下。19日傍晚，六师先头连抵达县政府所在地云台。当时政府官员早已闻风而逃。城内仅有少量保安队防守。红军一阵射击，冲过河滩包围了东南城门。城內守敌弃城逃跑，红军占领康县城。另一部分红军从崖湾沿太石河到蔚家河口，翻越媳妇溜，经武都冯家坪和西和大桥一线进入康县。十七团驻县城活动，主力迅速东进，威逼陕西略阳。21日，十六、十八团向东经康县大南峪、窑坪、木瓜园、七里碥、邓子园一线至陕西略阳白水江镇。尔后，十六、十八团挥师东来，廖汉生率十八团沿嘉陵江北上。23日进入徽县境内，驻县城南二十余里的周咀、苏沟、楸木林一带村庄。后贺炳炎率十六团从陕西略阳，经过白水江、徽县大河店到城西15里处的石柱，驻沙咀子、罗家河、李家河等地。至此，红二方面军除六军主力和三十二军以及六师十七团，在两当、成县和康县等地活动外，全部进驻徽县。徽县成为这次战役的中心。红二方面军在徽县活动21天，指挥部一直设在徽县。这期间，部队进行了休整、补充兵员、补给军需，宣传革命，反霸济贫，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扩大红军队伍等活动。
红二方面军进驻徽县后，9月底，敌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部分兵朝成徽两康一带逼近。王均部追至成县。27日，王均部三十五混成旅追袭红军，被驻守在县城西边大川坝、王窑一带的三十二军击退，当场击毙敌团长朱怀。敌人凭借飞机、大炮向红军阵地疯狂轰炸，红军被迫撤离。
在成县小川孟家崖一带，三十二军与敌又发生激战。在战斗中，红军撤退到城西拋沙镇的五龙山。此时红二军四师十二团、六师十八团从徽县伏家镇一带赶来增援，与三十二军一道对敌实施包围。五龙山位于成县城西十二华里处，三面有山环围，地形复杂，便于隐蔽，红军各部队分别扎营在周围山岭和村庄，准备在这里阻击敌军。9月28日，敌军进至拋沙后，发现红军意图。急忙抢占五龙山西边的牛斜山，与红军对峙。午后，战斗全面打响，敌人用五门大炮和两架飞机向红军阵地猛轰，并偷渡山下的拋沙河向东边六师十八团的阵地新堡山猛攻。红军多次打退敌人进攻，战斗十分激烈。在紧急时刻，四师十二团政委杨秀山率一营兵力迂回到敌人侧后，与三十二军配合，前后夹击，敌人退回牛斜山。
经过一天多的激烈战斗，红军歼敌数百人，胜利地完成了钳制敌人，掩护主力集结的任务。五龙山战斗中红军伤亡也很严重。29日凌晨，部队奉命撤出战斗。四师、六师仍原路返回徽县，与大部队会合。接着，三十二军亦放弃成县，撤至徽县泥阳镇和寇家庄、文家庄、阎家沟门以及徽县江洛镇一带。10月1日，在江洛镇与敌战斗一小时许。后经游龙川、伏家镇到达县城北罗家庄、银杏、马庄、庆寿、峡门一带村庄。
成徽两康战役展开以后，敌人迅速集结军队，朝徽县一带逼近。红军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形势严峻。由于张国焘违背西北局岷州会议决定，坚持西进，阻止红四方面军北上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铺地区，与红一方面军汇合，消灭胡宗南部队的战略计划，导致胡宗南部趁机进入宝鸡、天水一带，同毛炳文部靠拢，使红军不仅丧失战机，而且处于不利形势。根据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10月3日发布的《基本命令》，决定六军为右路，总指挥部及二军、三十二军为左路，撤离成、徽、两、康地区。北渡渭河，经天水、礼县、秦安、甘谷、武山一带，向通渭转移。留在康县活动的二军六师十七团，未来得及撤离，被敌包围，弹尽粮绝，大部牺牲。右路军于10月4日夜晚开始转移。经徽县韩家湾、麻庄、高桥、天水李子园、舒家坝、大门镇和礼县罗家堡、红河一线至固城。5日，在天水娘娘坝遭到敌人包围，突围中十六师师长张辉牺牲。在礼县罗家堡激战中，十六师政委晏福生身负重伤。左路军于5日从徽县城、伏家镇等地出发，经过徽县银杏树、峡门、榆树、高桥、新店、麻沿河、天水汪川礼县盐关、红河等乡村，于10月8日在礼县固城与右路军会合。
成徽两康战役，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在甘肃陇南及周边地区的反动势力，消灭了一定数量的敌人，并钳制了国民党部分军队，实现了作为全方面军临时后方地域的战略目标，减轻了陕北根据地的压力。
建立了临时根据地。这次战役展开的四县，气候暖和，物产丰富，具有良好的生存条件。特别是在徽县的二十余天时间，使长期处于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之中的红军得到休整，恢复体力，补给军需。还吸收了一批青年加入红军，扩大了红军队伍，是继哈达铺之后的又一个长征加油站。
建立了地方红色政权，用事实戳穿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和红军的造谣诬蔑。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启发了当地广大群众的革命觉悟，传播了革命道理，为后来陇南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红二方面军在陇南一带的活动。特别是成、徽、两、康战役的展开，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军事声威，进一步推动了正在掀起的抗日浪潮，策应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制定的逼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成徽两康战役中，红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他们英勇顽强的大无畏精神，是留给陇南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永远激励着陇南广大干部群众，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发奋图强，努力改变陇南的落后面貌，建设富裕发达、和谐美好的新陇南。
（作者系徽县县志办公室主任）
红二方面军长征在徽县的作用及影响
蒋微滴
徽县是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的重点地区之一，在红军长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36年9月17日至10月7日，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在徽县境内活动达21天，粉碎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唤醒了民众，播下了革命火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军事组织和群众团体组织，休整了部队，扩大了红军队伍，揭开了徽县历史的新篇章，它给黑暗中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和翻身求解放的革命曙光，产生的作用巨大，影响和意义广泛而深远，是值得徽县人民世世代代怀念和铭记的光辉历史篇章。
一、红军长征在徽县的作用
为了完成党中央提出的战斗任务，红二方面军遵照中央的战略部署，积极行动，开展战前动员，筹措粮食草料，整理装备，制定行动计划，发动了以徽县为中心的“成、徽、两、康”战役，轰轰烈烈开展了许多革命活动，为胜利到达陕北，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红军长征在徽县发动了群众，开展了苏维埃运动，建立了政权，使徽县城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红二方面军于1936年9月17日进入徽县境内后，了解到汊回群众因受国民党“共产党共产共妻”、“红军杀人放火，洗回灭教”等反动宣传后，为了晓示群众，安定民心，开展了一系列政治宣传活动。刚一进城，便在街上醒目地贴出了署名为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的《中国抗日红军司令部布告》，利用集日和召开群众大会，以演戏、讲演、教唱歌曲等多种形式，启发群众，向群众反复说明：红军战士都是穷苦人出身，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为穷苦人打天下求解放的军队，是穷人自己的队伍；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讲解社会贫富不均的根源；声明红军的纪律，号召各行各界安居乐业；在人民群众中反复宣讲民族政策，强调回汉团结，严格要求部队在回民居住地区模范执行纪律，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在回民聚居的东关、东河一带，书写张贴了尊重回民、团结回民、保护清真寺的标语，公开向群众阐明红军不歧视少数民族，中华民族一律平等的立场。深入群众对他们进行民族政策教育，与群众亲切交谈，和睦相处，用生动多样的形式宣讲体恤民情的爱民行动，深深感化和影响着多年来深受兵匪相扰欺压之苦的回族群众，从而激发了人们的革命热情，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用言行举止打动了群众，人们纷纷主动为红军筹粮筹款，送菜送面，带路送信，为红军留宿，徽县城乡到处是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闹革命的动人场面，军民关系沉浸在和谐融治的气氛之中。红军因势利导，在普遍宣传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积极帮助群众建立地方革命政权，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9月21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县城召开群众大会，贺龙亲自到会讲话，主持成立了徽县苏维埃政府，推举回族青年马克仁为县长，并组建了工农抗日游击大队，对成立的游击队配发了部分枪支，并指派专人组织训练。随后又相继建立了徽县苏维埃政府、伏镇区苏维埃政府等3个县乡苏维埃政权组织，徽县工农抗日游击大队等4个县乡军事组织，徽县回民自治委员会等5个群众团体组织，在徽县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革命活动，革命气氛空前高涨。
2、红二方面军长征在徽县时促成中央军委主席团的成立，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为巩固中央领导起了重要作用。红二方面军长征前后很长一段时间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一度张国焘以红军总部的名义，与红二、六军团联系。因此，红二、六军团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一无所知。直到甘孜会师以后，才同中央取得联系。确定北上、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计划以后，中央就有组成军委主席团、统一指挥红军的意图，但鉴于四方面军的情况，中央不便直接提出，即与二方面军研究议定、由二方面军向中央提出方案，再由中央同意决定的方式形成事实。红二方面军在徽县期间，与中央通讯联络频繁、形成过许多电文。在徽县发布的《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就组成军委主席的人数、中央提出每个方面军2人，共6人组成，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致电中央，以中央及一方面军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和四方面军朱（德）、张（国焘）等6人组成，二方面军不参加人员。1936年9月21日，中央给二、四方面军的电文称：“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同意任、贺、关、刘四同志的意见，以六人组成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毛、彭、王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昌浩）三同志一起工-作”。
3、红二方面军长征在徽县得到了休整，为红二方面军加了“油”、补了粮、输了“血”，为走完长征的最后阶段，争取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阶级斗争的教育点燃了革命烈火，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纯朴勤劳的徽县人民以极大的热情，节衣缩食，给红军以真诚的援助，为红军筹集了大批军需物资：粮食7万多公斤，各种布料3万余尺，衣物2000余套，白银6000余两，猪羊300余头，所捐物资除少量资助贫困百姓外，大部分留作军用，使经过长途跋涉后又跨雪山草地、身体极度疲惫的红军将士得到休养补充，体力得到恢复，部队面貌为之一新。同时，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当红军的高潮在全县形成。红军驻扎徽县休整期间，青年入伍者约计700余人（又一说法1000余人）。驻各乡镇的未向县城集中，随总部行动的新兵集结于县城，编为一个大队，在县城西门外广场整训三日，除搞军事训练外，还配合以体育活动，不仅消除了大家紧张疑虑的情结，而且增添了新鲜感和坚定跟红军闹革命的信心。各部在对新兵进行整训以后，即整编随军北上。沿途行军作战，除部分人失散掉队回家外，大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授朝战争，为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4、红二方面军长征在徽县唤醒了群众，播下了火种，揭开了徽县历史的新篇章。红二方面军在徽县时，足迹踏遍徽县的山山水水，他们每到一处，便深入群众，帮助当地群众收割庄稼、劈柴挑水、修房补院，并组织部队修桥补路、挖泉淘井；他们还访贫问苦，给群众送医治病，声明红军的纪律，宣讲民族政策；红二方面军还通过张贴布告、标语、口号等形式，把革命道理宣传到田间地头、群众家中，把革命火种播撒在了广大劳苦大众的心里，使革命精神深深扎根于群众，为后来开展一系列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红军北上后，反动势力又卷土重来，对参加过苏维埃政府和游击队活动的人员大肆搜捕，使蓬勃发展的苏维埃运动暂时处于低潮，但红军撒下的革命种子却深深地植根在人民心中，红军为国为民的事迹依然久久地在人民中间广泛传颂。徽县人民觉醒了：只有颂扬红军、歌唱红军，走红军指引的革命道路，团结起来革命，翻身求解放，才是人民的迫切要求。红军走后，人们没有被反动势力吓倒，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失散红军和受红军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积极寻找共产党和红军，在徽县筹建共产党的组织，继续进行红军在徽县开展的革命斗争。两年后，青年教师昊治国于1938年初秋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找到党组织，同年底在徽县建立了党的第一个支部。从此，徽县的历史进入了新的革命时期。
二、红二方面军长征在徽县的深远影响
红军在徽县的革命活动，对广大劳苦群众和有志青年教育很深，大家第一次真正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认识到了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冲破黑暗走上革命救国的道路，积极寻找共产党组织，继续开展革命活动。红军长征在徽县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徽县各族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1、红军长征在徽县为陇南地下党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红军长征在徽县虽然只有21天，但他们粉碎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以体恤爱民的实际行动让人民群众正确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他们深入群众中，为劳苦大众谋利益，与群众打成一片，建立了很坚实的群众基础。通过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等轰轰烈烈的苏维埃运动，让革命火种深深扎根于群众，觉醒的民众憎恶黑暗，向往光明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建立了徽县第一个党支部。在随后的艰苦岁月中，徽县地下党与反动势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为徽县的解放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而地下党的斗争，实质上是红军长征时的苏维埃运动的继续，地下党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也是红军长征时奠定的。
2、红军长征在徽县开展的革命斗争孕育了徽县地下党组织的诞生和成长。红军长征在徽县境內活动，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斗争，重点斗争恶霸地主20余户，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群众组织12个。这些革命活动的开展，都为以后党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条件，为党组织的诞生打下了基础。徽县地下党组织成立后，继续广泛深入开展革命活动，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每一个时期的任务、斗争策略与本县的实际相结合，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党组织的发展工作、统战工作、武装斗争以及各项活动。至1949年12月4日徽县全境解放，在全县城乡以及社会各阶层中发展党员2193人，占陇南地区地下党员总数的二分之一，并经过艰苦的工作组建了一百余人的武装游击队，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和通讯联络点，有力地打击了敌伪反动势力，配合了解放徽县的斗争。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多，还建立起县工委领导下的六个区工委，并将党的组织发展到成县、两当、康县以及陕西的略阳县，徽县成为地下党的活动中心。徽县地下党正是在红军长征在徽县进行的革命活动的基础上成长壮大起来的。
红军离开徽县已整整70年了，但徽县人民仍深切怀念红军，缅怀红军的业绩，继承红军的光荣传统，建设着自己的家园。今天，在全国上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告慰当年曾经在徽县战斗过的老前辈和革命先烈的英灵，建国后的50多年间，徽县人民仍以红军长征精神为榜样，徽县大地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工业、农业、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全县上下到处一片安定团结、文明和谐的景象，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阔步前进。
（作者曾任中共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副主任）
杨继奎 胡志洲
1936年9月1日，红二方面军主力集结哈达铺，六军抵礼县城外，总指挥部于7日在哈达铺研究制定了东出陇南的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计划，次日下达了《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我方面军决乘甘陕敌人分兵据城的弱点，透过其封锁线打击成县、徽县、两当、凤县、略阳、康县之敌而袭取之”“预定徽县为全方面军临时后方地域”。
9月11日战，役行动开始，红二方面军形成左、中、右三路纵队直逼上述地区。17日，四师袭占成县城，六军进入徽县境內；18日，六军十六师、十七师进入两当城，十八师奔袭徽县城；19日，四师及总指挥部进驻徽县城，六师克康县威逼略阳，后北进徽县；20日，十六、十七师攻凤县未克，随后返两当开展地方工作。至此，红二方面军仅以十天时间，行程七百余里，攻占了成徽两康4座县城和陕西略阳、凤县部分地区，胜利地完成了成徽两康战役计划。
为了在这一地区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红二方面军各部队大力开展宣传发动群众、建政扩红等地方工作，相继成立了县、区、乡、镇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抗日游击队、回民自治委员会和区域性的抗日反蒋委员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成徽两康就是这种段段转移的第四阶段，仍以建设根据地来补充自己，完善自己”。“陇南阶段是红二方面军长征史上与贵州石（阡）镇（远）黄（平）、黔（西）大（定）毕（节）相比，同样有着重要地位的阶段，它在红二方面军的战争史上写下了十分光辉的一页”。①
红二方面军长征前后很长一段时间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张国焘一度以红军总部的名义与红二、六军团联系，因此，红二、六军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一无所知。直到甘孜会师以后，才同中央取得联系，确定北上。红二方面军在徽县期间与中央通讯联络频繁，形成过许多电文，现原文存放在中革博物馆的有在徽县发布的《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就组成军委主席团的人数，中央提出每个方面军2人，共6人组成，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致电中央，以中央及一方面军毛、周、彭、王和四方面军朱、张等6人组成，二方面军人员不参加。1936年9月21日，中央给二、四方面军的电文称：“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同意任、贺、关、刘四同志的意见，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毛、彭、王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三同志一起工作。”
红军三大主力长征的两年时间里，极少有在一个区域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的县境內休整活动二十余天，且足迹遍及全县所有城乡的机会。仅红二方面军长征一年时间，行程两万余里，沿途如果不打仗、不休整，平均每日要行军五六十里，何况沿途有敌人重兵围追堵截，进行了大小数百战，攻破了敌人十二个纵队，二三百个团的包围、追剿，橫扫湘、黔、滇、川、甘，翻越人迹罕至的雪山，穿过茫茫水草地，占领过四十余座县城，扩大红军不下一万五千人。可见在一个地区停留数十天的可能性很小。红二方面军1936年9月17日进入徽县境內，10月7日离境，在徽县境内休整活动21天。贺龙、任弼时等率总指挥部和总部保卫队驻旧城天主教堂内；政治部驻城內北街福音堂內，关向应、甘泗淇等住此办公；供给部驻北街“林盛长”药房，被服厂驻昊家巷一片。各部队均分散依建制或驻城郊，或驻乡镇、农村。其间，部队广泛开展了各种地方工作，活动范围广大，遍及全县所有乡镇，这在红军长征史上是少有的。另外，总指挥部单独驻在城外，政治部、供应部、卫生部等分住城内，也是长征史上不多见的。据重走长征路的几位老将军考证，像在徽县这样司、政、后单独分散驻扎，在红二方面军的长征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与当时徽县的环境、物质生活状况以及部队状况、军情都是分不开的，其目的在于广泛发动群众，建政扩红，休整部队，建立革命根据地。
红二方面军自长征以来，一路斩关夺隘、长途跋涉，特别是雪山草地的艰苦行军，使部队蒙受巨大损失。仅草地行军一月，就损失达数千人，许多同志口里含着野草，就倒在草地的泥沼中。“刚出了草地，头发、胡子都长得老长，穿的衣服更是各色各样：有的穿着长袍，有的穿着短裤，有的穿着兽皮背心，很多同志穿的衣服上还东一块、西一块的打着补丁。”到徽县时，虽说是方面军建制，据考证总兵力不足万人，另有老同志回忆，当时兵力仅有六七千人之多。为了解决红军将士的生活需要，保证部队作战和休整，觉醒的徽县人民群众积极行动，配合红军筹粮筹款，拥军扩红。据不完全统计，全县用多种形式，筹集粮食五十多万斤，白银六千余两，银元数万枚，棉布三万余尺，衣物两千多件（套），猪羊各二百多头，大烟土二百三十多两等。对募捐和筹措来的物资，除部分散发给极度贫困的穷人以救燃眉之急外，大部分留作军用。同时又购买了大量的棉布、棉花、针线等，由红军被服厂和当地裁缝赶制过冬军服，动员群众赶做鞋袜，使全军上下在很短时间换上了新装。崭新的鞋帽和衣服“颜色虽然灰、蓝、黑不同，但样式统一，帽子上还缀了一颗布做的红五角星”，“这套衣服穿起来确实增添了不少威仪，群众看了竖起大拇指称赞”，一些刚从徽县正式入伍的新战士也穿上了新装。捐献的大量药品器械，使红军伤病员得到了较为充足的治疗。红六师十八团政委、红二方面军的独臂将军余秋里，就是拖着断臂走过雪山草地来到徽县，在徽县用剃头刀、钢锯条做的截肢手术。在徽县休整的二十多天，不仅使红军指战员恢复了体质，补充了物资，更换了着装，使部队面貌为之一新，还为部队补充了七百多名新战士，壮大了红军队伍。这七百多名徽县人民的优秀儿女，随红军长征离开徽县，除个别掉队、失踪、牺牲以外，大都经历了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中，他们转战各地，历尽艰辛，为国捐躯的不计其数，许多人都没有留下姓名和籍贯。少数幸存者，有的转业外地，成为社会主义各条建设战线上的骨干；有的则功成告退，复员回乡。默默地为改变家乡面貌贡献余生。徽县休整为红二方面军加了“油”，补卜了粮，输了“血”，为走完长征的最后阶段，争取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红二方面军长征在徽县虽然只有短暂的21天，但它却唤醒了徽县人民，播下了革命火种.揭开了徽县历史的新篇章。红军北上以后，徽县一批受红军感染的有识之士或从军，或求学深造，不断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寻找革命真理，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两年后，青年教师吴治国于1938年初秋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找到党组织，同年底在徽县建立了第一个党小组，次年春建立徽县县委。其后的十余年间，县委严格执行党在白区的各项方针政策，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党组织的发展工作、统战工作、武装斗争及其他各项活动，并把党的组织发展到邻近的成县、两当、康县和陕西的略阳，为上述地区配合迎接解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使徽县成为陇南地下党的活动中心。截止1949年底，徽县共发展党员2193名，占甘肃省地下党员总数的七分之一，占陇南地区9县地下党总数近一半多。在十多年的艰苦岁月中，徽县地下党与反动势力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先后有数十人被捕，18人在敌人屠刀下壮烈牺牲，为徽县的解放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地下党的斗争，实质上就是红军长征在徽县进行的革命活动的继续。地下党组织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也正是红军长征奠定的，红军长征在徽县开展的革命斗争孕育了徽县地下党组织的诞生和发展。建国后的五十多年间，徽县人民仍以红军长征精神为榜样，在红军长征精神鼓舞下奋进，日新月异地改变着地区面貌。
（作者杨继奎、胡志洲曾先后担任中共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主任，现为中共徽县委办公室退休干部）
红二方面军长征在徽县及其历史地位
杨继奎
1936年9月17日至10月7日，长征中的红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等人的率领下，在徽县境內活动休整21天。红军给徽县人民带来了生存的希望和翻身求解放的革命曙光，徽县人民为支援红军继续北上，胜利走完长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红二方面军长征在徽县，在举世震惊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特别是在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世代徽县人民怀念和汲取的精神财富。
第一，红二方面军长征在徽县，使以徽县为中心的陇南阶段成为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四个重要阶段之一。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和它的初创一样，在当时全国的同类革命斗争中是独具特色的：一开始就有准备，经过了反复慎密的思考、分析和研究，从思想教育、组织调整、物资筹措、军事训练等各方面都做了充分准备，是有计划的战略转移；在长征途中又采取段段转移的方式，即在转移中建立革命根据地，迸而休整、补充自己；在战斗中又指挥的特别灵活，因此越战越强。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地区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经过辗转苦战，一路新关夺隘，1936年7月2日，红二、六军团抵达西康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奉中共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肖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下辖第二军、第六军和第三十二军，计1万3千余人。
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电示两方面军：趁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涨和国民党内部矛盾加深的有利时机，迅速北上甘南，同红一方面军一起，共同创建西北抗日根据地。7月11日，二、四方面军结伴北上，通过数百里荒无人烟的水草地，向哈达铺前进。8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冬季以前一、二、四方面军行动方针的意见》指出：“二方面军速向陕甘交界出动，首先插出王均防线之后占领凤县、宝鸡、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再与王均作战。”同时指出：“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中，以二方面军向东行动为最重要，它不但是冬季红军向西北行动的必要步骤，而且是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之间不久就将举行的双方负责人谈判上也属必要。9月1日，红二方面军主力集结哈达铺，六军抵礼县城外。总指挥部于7日在哈达铺研究制定了东出陇南的“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计划，次日下达了《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
我方面军决乘甘陕敌人分兵据城的弱点，透过其封锁线打击成县、徽县、两当、凤县、略阳、康县之敌而袭取之”。“预定徽县为全方面军临时后方地域。”9月11日战役行动开始，红二方面军成左、中、右三路纵队直逼上述地区。17日，四师袭占成县城，六军进入徽县境內；18日，六军16师、17师进入两当城，18师奔袭徽县；19日，四师及总指挥部进驻徽县城，六师克康县威逼略阳，后北进徽县；20日，16、17师攻凤县未克，随后返两当开展地方工作。至此，红二方面军仅以10天时间，行程700余里，攻占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4座县城和陕西略阳、风县部分地区，胜利地完成了“成徽两康”战役计划。
为了在这一地区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红二方面军各部队大力开展宣传发动群众，建政扩红等地方工作，相继成立了县、区、乡（镇）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抗日游击队、回民自治委员会和区域性的抗日反蒋委员会。湖南桑植红二方面军长征纪念馆筹备组在与笔者通信中写道：“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和它的初创一样，在全国当时的同类革命斗争中是独树一帜的”；“成徽两康就是这种段段转移的第四段，仍以建设根据地来补充自己，完善自己”。信中明确指出：“陇南阶段是红二方面军长征史上与贵州石（阡）镇（远）黄（平）；黔（西）大（定）毕（节）；南北盘江阶段同样有着重要地位的阶段，它在红二方面军的战争史上下了十分光辉的一页”。
第二，红二方面军长征在徽县时促成军委主席团的成立，使红二方面军为巩固中央领导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电讯中断，红二方面军在与四方面军会师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一度由张国焘以红军总部的名义，与之联系。因此，红二方面军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一无所知，直到甘孜会师以后，才恢复同中央联系。确定二、四方面军结伴北上，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计划以后，中央就有组成军委主席团，统一指挥红军的意图。但由于四方面军的特殊情况，中央不便直接提出，即与二方面军研究议定：由二方面军向中央提出方案，再以中央决定的方式形成事实。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宋毅军同志在考察征集任弼时长征在徽县的情况时讲，红二方面军在徽县期间，与中央通讯联络频繁，形成过许多电文，如在徽县发布的存放在中革博物馆的《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等。据生活在徽县天主教堂附近的老人们回忆，当年住在天主教堂的红军，每天有不少人出出进进，房子上架着不少像早些时电视天线一样的东西。中央原计划每个方面军2人，共6人组成军委主席团，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的行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致电中央：以中央及一方面军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样）和四方面军朱（德）、张（国焘）等6人组成，二方面军不参加人员为宜。1936年9月21日，中央给二、四方面军的电文称：“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同意任、贺、关、刘四同志的意见，以六人组成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毛、彭、王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昌浩）三同志一起工作。”
第三，红二方面军长征在徽县，在整个红军长征历程中是独具特色的。
红军三大主力长征的两年多时间里，极少有在一个区域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的县境內休整活动20余天，且足迹遍及全县所有城乡的机会。红二方面军长征一年时间，行程2万余里，沿途不要打仗、体整，平均每日要行军五、六十里。何况沿途有敌人重兵围追堵截，进行了大小数百战，攻破了敌人十二个纵队、二、三百个团的包围、追剿，横扫湘、黔、滇、川、甘，翻越人迹罕至的雪山，穿过茫茫水草地，占领过四十余座县城，扩大红军不下1万5千余人，可见在一个县境内停留数十天的不多。红二方面军于1936年9月17日进入徽县境内，10月7日离境，在徽县境内21天。贺龙、任弼时等率总指挥部和总部保卫队驻城外天主教堂內；政治部驻城內北街福音堂内，关向应、甘泗淇等住此办公；供给部驻北街“林盛长”药房，被服厂驻昊家巷一片；各部队依建制或驻城郊或驻乡镇、农村。其间，部队广泛开展了各种地方工作，活动范围广大，遍及全县所有乡镇，这也在红军长征史上是少有的。另外，总指挥部单独驻在城外，政治部、供应部、卫生部等分住城內，也属长征史上不多见。曾与重走长征路的几位老将军考证，像在徽县这样司、政、后单独分散驻扎，在红二方面军的长征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与当时徽县的环境、物质生活条件以及部队状况、军情等都是分不开的，其目的在于广泛发动群众，建政扩红，休整部队，建立根据地，补充、完善自己。
第四，徽县为红二方面军走完长征的最后艰苦历程，争取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进而转入新的阶段创造了重要条件。
红二方面军自长征以来，一路斩关夺隘，长途跋涉，特别是雪山草地的艰苦行军，部队蒙受了巨大损失，仅草地行军一月，就损失数千人，许多同志口里含着野草，就倒在草地的泥沼中。“刚出了草地，头发、胡子都长得老长，穿的衣服更是各色各样：有的穿着长袍，有的穿着短裤，有的穿着兽皮背心，很多同志穿的衣服上还东一块、西一块的打着补丁。”（严汊万《忆长征中在陇南山区休整》）到徽县时，虽说是方面军建制，据考证总兵力不足万人，另有老同志回忆仅六、七千人之说。为了解决红军将士的生活需要，保证部队作战和休整，觉醒的徽县广大回汉群众，积极配合红军筹粮筹款、建政扩红。据不完全统计，全县用多种形式，筹集粮食50多万斤，白银6千余两，银元数万枚，棉布3万余尺，衣物两千多件（套），猪羊各200多头，大烟土230多两等。对募捐和筹措的物资，除少量散发给极度贫困的穷人以救燃眉外，大部分留作军用。同时还购买了大量的棉布、棉花、针线等，由红军被服厂和当地裁缝赶制过冬军服，动员群众赶做鞋袜，使全军上下在很短时间换上了新装。崭新的鞋帽和衣服的“颜色虽然灰、蓝、黑不同，但样式统一，帽子上还缀了一颗布做的红五角星”“这套衣服穿起来确实增添了不少威仪，群众看了竖起大拇指称赞”。就是刚从徽县正式入伍的新战士也换上了新装。捐献的大量药品器械，使红军伤病员得到了较为充足的治疗。红六师十八团政委、红二方面军的几位独臂将军之一的余秋里，就是拖着断臂走过雪山草地来到徽县，在徽县用极其简单的器具做的截肢手术。徽县休整的20多天，不仅红军指战员恢复了体质，补充了物资，换发了着装，部队面貌为之一新，还为部队补充了730多名新战士（又有1000多人之说），壮大了红军队伍。重走长征路、第一个把三个方面军长征路线连起来走的红军老作家陈靖，站在贺龙旧居遗址前动情地说：徽县休整为红二方面军加了“油”，补了粮，输了“血，”为走完长征的最后阶段，争取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他挥笔留下了自己的感慨：“成徽两康功成，贺任关刘贺庆。三军并肩聚会宁，难忘徽县深情。”他把历史与现实拉近，写下了重走长征路书简——《二神在这里较量》，向世人介绍和宣传徽县，抒发自已半个世纪中两次长征到徽县的情怀。
第五，红军长征在徽县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徽县各族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红二方面军长征在徽县虽然只有短暂的21天，但它唤醒了徽县人民，播下了革命火种，揭开了徽县历史的新篇章。红军北上以后，徽县一批受红军感染的有识志士，或从军，或求学深造，日渐接触、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理论，积极寻找党的组织，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两年后，陇南第一个党小组在徽县建立，次年春建立徽县县委。其后距解放的十余年间，党组织严格执行党在白区的各项方针政策，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党的组织发展工作、统战工作、武装斗争及其它各项活动，并把党的组织发展到邻近的成县、两当康县和陕西的略阳，为上述地区的配合迎接解放发挥了积极作用，徽县成为陇南地下党的活动中心。到1949年12月4日徽县解放，县境内共发展党员2193名，占甘肃省地下党员总数的七分之一，占陇南9县地下党员总数近一半。10多年的艰苦岁月，徽县地下党与反动势力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先后有数十人被捕，18人在敌人屠刀下壮烈牺性，其中有4人载入《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徽县地下党的斗争，实质上就是红军长征在徽县进行革命活动的继续，徽县地下党组织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也正是红军长征奠定的。
红军长征在徽县已经成为历史，但人们丝毫没有淡忘辉煌的历史。徽县人民没有忘记当年的红军，长征到过徽县的红军老战士也没有忘记徽县人民。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周龙于1985年9月19日来到徽县，这是他跟随贺龙长征到徽县的日子，“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怀念贺龙元帅和已故的几位老首长，回访徽县人民，我特地从青海赶到这里，故地重游”；红军老将军黄新廷、杨秀山，红军老作家陈靖等重走长征路先后来到徽县；1995年7月31日，中央电视台军事部《再说长征》摄制组拍摄“今天的长征老人及他们坎坷传奇的命运”也专程来到徽县，帶来了热情的问候，留下了深沉的思考和美好的祝愿。徽县人民也在深切怀念红军，传颂着红军的业绩，继承红军的传统，致力建设自己的家园。
红军长征为世代徽县人民留下了可供汲取的精神财富，勤劳朴实的徽县人民将永远以红军为榜样，在红军长征精神鼓舞下，坚持科学发展观，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扩大开放，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加快发展，为建设富庶徽县、生态徽县、和谐徽县而努力奋斗。红军长征精神永远在徽县这片热土上发扬光大。
（作者曾任徽县党史办主任）
陇南地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刘利君
陇南地区是通陕人川的咽喉要道，因气候湿润，物产丰富，民风纯朴，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长达14年之久的全面侵华战争。这场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毀灭性的灾难。面对民族危亡，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寇侵略”的伟大号召指引下，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作为全国抗战大后方之一的陇南地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
历史选择了陇南，陇南也为历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不但是“到陕北去”的战略决策地，而且是长征中红军将士的加油站，还是为红军队伍补充有生力量的兵源地，也是数百名流落红军战士的栖身地，更是《回民地区守则》的诞生地，同时，也是抗日精英的摇篮。
一、“到陕北去”的战略决策地——最终确定了红军长征的落脚地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脫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决定实行战略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但是，到底要在什么地方建立新的根据地？落脚点究竟在哪里？却是一波三折，几经变化，最终，才将落脚地定在了陕北。
按长征前最初制定的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西进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沿粤贛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由于连续苦战，中央红军由8万余人锐减5万余人，剩余3万余人。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为了避免进入国民党设下的包围圈，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向中央政治局建议，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立即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并根据变化的情况，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准备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和配合，在成都西南或者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遵义会议后，由于国民党军加强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指战员书》，强调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同时提出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的原则。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建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有实现的可能。应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沙江，摆脫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6月中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两河口召开会议，提出以运动战迅速攻打松潘胡宗南部，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钍。6月28日，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5000余人后，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毛泽东得知情况后，中央政治局于9月9日夜立即在巴西召开会议，10日凌晨急率第一、第三军继续北上。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迭部县藏族村寨俄界召开。大家一致同意中央已经采取的措施和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即经过甘东北和陕北，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创建根据地，以便打通国际路线，获得援助的方针。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攻占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于9月20日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的小镇哈达铺。
9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等从先头部队进入哈达铺时在当地邮政代办所和红军侦察连在军阀鲁大昌的一个少校军官的行李中缴获的几份旧报纸（《大公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西安报》、《山西日报》）上，通过对报纸中披露的各种消息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他们获得了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陕甘红军和根据地还存在的准确消息。毛泽东、洛甫、博古翻读着这些旧报纸，真是喜出望外，精神为之一振，这对于经过千山万水，最终从险境中冲出来的这支七、八千人的队伍来说，其欣喜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9月22日上午，在毛泽东和张闻天住地，中央领导开会商议，决定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前进。当天下午，在哈达铺关帝庙内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和红军整编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同志们，今天是9月22日，再过几天是阳历10月。自从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这本身是个伟大的胜利！”然后他诙谐地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毛泽东在批判了张国焘分裂主义，分析了革命形势后，号召说：“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进阵地！”毛泽东的讲话，使全体与会人员受到极大鼓舞，情不自禁地一致高呼：“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到陕北根据地去！”①
自从红军长征开始，中央一直想找到一个落脚点，创立新的根据地，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未能实现。现在，通过国民党的报纸，得知在陕北仍然保存着一块区域广大的红色根据地和人数众多的红军、游击队。很自然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都一致同意把长征的落腳点放在陕北，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红军长征的目的地才真正定了下来。
党中央、毛泽东在哈达铺决定把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红军长征到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又一次伟大转折，这一伟大转折对推动全国民族抗日运动高潮的到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长征途中的加油站——为红军队伍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红军三大主力从开始长征以来，一路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加之经常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部队减员很大，特别是经过雪山草地的艰苦行军，使部队蒙受了巨大消耗，红军战士大多数面黄肌瘦，衣衫不整。进入陇南后，为了解决红军指战员的生活需要，保证部队作战和休整，红军广泛发动群众，通过各种形式，开展了筹集粮秣物质的工作。
一是没收土豪劣绅、恶霸地主的粮食、财物，如在成县打击土豪劣绅50多户，收缴粮食40余石，白洋5000余元、肥猪60头、骡马多匹以及衣物用品1000余件；在徽县收缴粮食50多万斤、猪羊200多头、白银6000两，布匹30000余尺、衣物2000多件、大烟土230多两；两当仅西关、香泉、刘坪、显龙四乡，农会就收缴粮食100余石，白洋2000多元，大烟400多两。这些粮物，除供应部队外，还分给了贫苦人家一部分。
二是向无恶迹的富余户筹借。红军在康县巩集村时，吃了地主李瑞云家12石粮食、1头猪，在云台用了马玉生家2石粮、3头猪，都如数开了借条。
三是动员群众捐献。各地群众有送粮送面的，有送猪送羊的，有的背来了柴草、蔬菜，有的搬来了炊具、桌凳。徽县伏镇索罗村钱家庄的富户钱志，主动献粮5石折合约4000斤；蔡家庄的财主杨清良，挖开密藏多年的银窖，送交白银5000两，受到红军的表扬。一些工商业者还组织“抗日乐捐”，捐献了一批布匹、棉花，针线和药品，赶制成衣服、鞋袜，解决了红军指战员的冬衣困难，当红军要照价付款时，这些人都拒绝不收，有的还表示说：“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你们不把日本侵略者打跑，我们的生意也做不成。我们既自愿捐募，就不要钱了。”
四是购买。对贫苦群众的东西，红军坚持用现金购买或用实物交换，绝不侵占群众的利益。康县巩集贫苦农民靳毕成的母亲给红军送了一背斗豆角，红军离村时，按价把钱放在了靳家灶头上；长坝农民王玉生为红军带了路，红军也给他付了报酬。在武都冯坪，红军吃了孙有财家的1头猪，便送去了8斗包谷；用了卯世玉家的几捆柴禾，也在灶前放下了一堆碗豆；拿了孟尚玉几家人地里的莲花菜，都把粮食堆放在地边；王菊仓给住在家里的一位红军干部送了把烟叶，红军也给付了铜板；白路窑贫苦农民刘永财的母亲为红军缝补了衣服，红军也给送去饭菜作为酬谢。
据不完全统计，陇南地区仅粮食支援就达100余万斤。在陇南人民的大力支持和捐助下，几万名红军指战员得到很好的休整，体力得到极大的恢复，衣食住行都有了较大改善，为他们走完了最后的长征路，继续北上抗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长征路上重要的兵源补充地——为红军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
红军第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因病、因伤、因战减员很大，当他们转战千里，经过长途跋涉，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走出雪山、草地，于1935年至1936年先后到达陇南地区时，红军人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其中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减员至约7000余人，二方面军由1.7万人减至约1.4万余人，四方面军由8万余人减至约4万余人。
为了补充红军部队在万里转战及过雪山草地中造成的严重减员，红军在陇南城乡开展了大规模的扩军活动。广大贫苦人民在红军的教育影响下，认识到红军是穷苦人民自已的队伍，要翻身解放，只有参加红军，拿起武器，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因此，各地青年积极报名应征，有的一家就有几人报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5年9月到1936年10月，红军在陇南共培养了2000多名共产党员和苏维埃干部，有5000多名优秀青年参加了红军。其中，岷县（包括宕昌）和成县各编了一个新兵团。岷、宕地区的3000多名游击队员全部参加了红军，仅哈达、树布沟两村就有300多人加入了红军；红二方面军在成、徽、两、康地区，扩充了2000多人，仅徽县就去了730多人，两当县有80多人参加了红军。据相关资料记载，他们中的一部分随红四方面军西征河西，一部分随红二方面军北上陕北，中途除少数人员失散外，其余均长征北上，历尽艰辛，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他们有的战死沙场，有的转业外地，有的失散他乡，有的先后辗转回家务农，为建设家乡贡献力量；有的被党组织从延安派回家乡开展地下斗争，成为地方党组织的骨干力量，为陇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中不少人的姓名、生平、下落均无从考证。
四、《回民地区守则》的诞生地——为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积累了经验
红军长征时有四支队伍（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先后经过陇南地区，经历过数次战役，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尤其是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红军将士和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中央军委在这里颁布了著名的《回民地区守则》，建立了少数民族自治组织，很多少数民族子弟加入红军，成立了专门的少数民族队伍，有些青年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中国革命贡献了青春和热血。
1935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后，把搞好民族团结、做好民族宗教工作放在与军事政治活动同等重要的位置来抓。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到清真寺和当地回民群众亲切交谈，问寒问暖，同阿訇促膝交谈，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在充分了解了回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和宗教信仰后，中革军委及时制定了我党最早的关于回民的民族宗教政策——《回民地区守则》。这个守则条目很多，也很细，除了规定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任意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外，还规定不得在回民住家杀猪和吃猪肉。徐国珍将军在《长征路上筹粮》中说：“各部队都进行了民族政策的教育，要求大家尊重回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做饭时不准用大肉油，不准用自己的水桶到回民井里打水，不准进清真寺，清真寺门口由我派人站哨。红军指战员都自觉遵守上级的规定，没有违犯纪律的。这样，就得到了群众的拥护。红军每到一地，就受到群众的欢迎。”
《回民地区守则》用“不准”“不得”“三大禁条、四大注意”等禁令性词语来要求和约束部队，既有“军令”的威严，又有政策法规的宣传，起到了“保护回民信仰自由”和“宣传红军民族平等的主张”的重大作用。《回民地区守则》的制定和红军将士不折不扣的模范遵守，赢得了当地回族及其他民族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大力支持。很快，红军就和各族群众亲如一家。由于得到了给养和休整，中央红军在哈达铺顺利完成了整编。
红二方面军在陇南休整活动期间，更是把民族团结摆在尤为突出的位置。在徽县驻扎期间，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回民自治委员会，回民自治委员会下设四个区域性的抗日反蒋委员会，各个委员会在回民自治委员会和红军指挥部的指导下，负责召集老乡开会，巡逻放哨，维持社会治安，张贴标语传单，联系组织民众，宣传政治、时事、抗日反蒋主张，活动非常活跃。
红军在徽县期间对少数民族尤为关怀，非常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在清真寺的照壁上写着“保护回民的清真寺”“红军不住清真寺，保护回民，不打回民的土豪”“打倒压迫回民的贪官”“红军联合回民抗日反蒋”等口号、标语。红军在回民中撒下了种子，培养了干部，而且与当地回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红军长征时期，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特殊的历史任务，使党的民族工作有别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而具有鲜明的特色。长征时期，党采取多种方式方法卓有成效地开展民族工作，不仅赢得了少数民族人民的信任，使长征取得重大胜利，而且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并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和中国民族工作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仅初步地解决了民族问题，而且积累了一些民族工作的经验，为党后来的民族工作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五、流落红军的栖身地——为红军伤病员和流落红军是供了有力的庇护
据调查了解，在红军第一、二、四三个方面军长征过程中，共有159位外地籍红军战士因病、因伤或因战失散掉队，后流落到了陇南地区，被当地群众收留，他们中有的给人过继当了儿子，有的招了上门女婿，有的替人放牛放羊或者打零工，最后定居在了陇南这一片热土，从此，陇南地区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陇南人民张开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他们，并给予他们最大程度的关爱和保护。
红二方面军的一支部队在礼县关院峡里受到鲁大昌部属李和义的阻击，两名战土牺牲，多人负伤。其中一个营长伤势较重，露宿在一处石崖下，群众发现后，偷着送给麦草、洋芋、酸梨等，半月后伤愈离去。
红二方面军十六师政委晏福生在礼县龙池村战斗中身负重伤，藏进村中一户穷苦人家的地窖里，躲过了敌人搜查。这家老乡一看是受伤的红军，便开门把晏福生扶进了屋，给他包扎伤口，做饭，搭地铺，安排在家过夜。晏福生在这户老乡家里休养了一天两夜，最后老乡用毛驴把他送到红河镇去追赶大部队。
两当县太阳寺贫苦农民王普的母亲，不顾个人安危，把一名被地主民团紧紧追捕的受伤红军女战士隐藏在家里，躲过了敌人的搜查，在王大娘的精心护理下，这位女战士很快伤愈，安全返回了部队。
成县强坝村贫苦农民强维祥、強克祥，将身负重伤的二名红军战士隐藏在家里，伤愈后又秘密地送出境外。
红二方面军一部在成县店村驻扎时，红军战士冯维秀晚上去查哨时迷失了方向，走到伏镇官厅，被冯世祥等人夺去枪支并要活埋，村上的冯彩平老人好言劝告，收冯维秀当了儿子，后一直定居徽县伏家镇官厅村。
湖南籍红军战士向义和随红二方面军长征来到徽县，走到榆树乡火站峡里时，因为脚受伤走不动了，就流落到火站村，和当地一名妇女组成了家庭，后搬迁到了高桥乡木芦村定居，1946年南下支队战士祝庆江等人返回延安途中掉队流落高桥时，向义和还给予了救助。1949年10月至11月间，国民党90军溃逃时，将向义和裹挟到了四川，后无音讯。
贵州籍红军战士杨兴荣，随红二方面军长征时在成县五龙山战斗中负伤，部队撤离时，被寄养在成县店村镇大寨村一户姓李的人家里，因有人告发而被捕，在天水关押三个多月后释放。于1937年2月流落到太白乡一户姓杨的人家中放牛、务农。后给杨映祥之女杨翠连招赘为婿，定居徽县太白村。先后担任徐沟乡民兵中队长、农会主任、徐沟乡乡长、太白大队大队长、太白公社专业队队长、护林员等职。
四川籍红军战士陈光继，随红二方面军二军第六师，经武都、康县、略阳的白水江一线进入徽县，因年幼、体弱多病被当时在徽县县城居住的四川同乡陈氏家族的陈高氏收为养孙。后在永宁泰伯村陈家庄园务农，解放后，一直担任泰伯一社社长二十余年。
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下，上百名红军伤病员安全脫险，有的重返部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再立新功；有的回到原籍，在家乡继续传播革命火种；有的留在了陇南，为陇南的解放和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们中，有一部分加入了陇南地下党，在当地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与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陇南解放后，他们又在各自的岗位上无私奉献，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陇南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
六、抗日精英的摇篮——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培养了中坚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三省，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群众纷纷要求抗日。陇南一批有志青年也纷纷走出家门，或弃笔从戎，或从政为官，或求学深造，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在四川成都市成城中学读书的武都籍学生杨陇人在《惊心报》上发表文章，宣传抗日救国，并积极参加了进步组织“成都学生出川抗日义勇军”。他1934年返回故里在武都贡院小学任教，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发起成立了“武都青年抗战团”，组织宣传队、歌咏队、抗战剧团，用喊口号、讲演、歌咏、话剧、标语、壁报、漫画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积极开展抗战宣传活动，号召民众团结起来，打倒日寇保卫祖国。
1937年冬，在兰州读书的武都青年学生李茂春、陈子恪等组织寒假返回家乡的同学，成立“抗日救亡宣传队”，利用假期，组织学校师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后来，又成立了武都防护团，积极宣传防空常识，发警报，疏散居民、学生，维护秩序，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1938年，北平大学农学院农经系毕业的成县籍进步知识分子、抗日民族先锋队队员卜宪基，担任成县师范教导主任后，首先在进步师生中发展了一批抗日民族先锋队员。后又成立了“成县师范抗日救亡宣传队”，先后排练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狂欢之夜》；歌剧《渔光曲》《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热血歌》《保卫黄河》《铁蹄下的歌女》等20多个宣传抗日救亡的文艺节目，深入到城镇乡村进行宣传演出。同时还创办了抗日小报——《芦沟桥》，并将其定为成县师范校刊，內容主要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一些重大新闻及抗日救亡宣传队在各地开展宣传活动的情况，均登在显赫位置，如“平型关大捷”“台儿庄会战”等重大事件，都以“号外”形式刊登，以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精神。
礼县的进步教师在国民政府的倡导下，成立了战区中小学教师甘肃服务团礼县分团，有教师20多人参加，开办民众夜校1所，他们组织宣传小组上街宣传抗日救亡，教唱抗战歌曲。西和县地方青年组成“青年话剧社”“文化服务社”，在城乡演唱抗日歌曲，激励人们的爱国热情。
在西安杨虎成部任少校参谋的徽县籍军官山炯堂返回家乡，担任了伏镇小学校长，采取陶行知的办学方式，振兴地方教育，受到国民党政府官吏的歧视排挤，山遂产生对国民党的不满。在胡宗南骑兵团任排长的徽县籍青年吴治国因对国民党派系之间的互相倾轧、腐败作风非常厌恶，于是愤然弃职回乡，应山炯堂聘请去伏镇小学任教。二人经常互谈政治见解，萌发倾向共产党的思想和抗日的主张。1938年夏，国民党兰州西北轮训练团轮训各地学校校长。时任徽县北街小学校长的吴治国、两当县东街小学校长的苏河，奉令到兰受训。到兰州后，他们找到了陈永寿，陈带领他们到八路军驻兰办事处，见到了伍修权，伍又让他俩与万良才联系。同年11月，轮训结束前夕，经罗云鹏、万良才介绍，昊治国、苏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轮训结束，昊、苏受甘工委指派，返县发展党组织，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昊治国回徽县后，将在兰州入党情况告知山炯堂、王锐青、周少珊并介绍他们3人入党，旋即成立中共徽县地下党（也是陇南地区）第一个党小组，吴治国负责党小组工作。1939年初，甘工委先后派魏子义、高健君来徽县协助指导工作，成立了北街小学党支部（昊治国任书记）和伏家镇小学党支部（山炯堂任书记）。次年春建立了徽县县委，其后的十余年间，徽县县委严格执行党在白区的各项方针政策，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武装斗争、精干隐蔽等地下活动，还把党的组织发展到邻近的武都、两当、成县、康县、礼县、西和及陕西略阳等地。并于1949年2月成立了陇南工委，共建立县工委4个，区工委6个，总支44个，支部370多个，发展党员4834名，占甘肃全省地下党员总数的近三分之一。他们还建立了地方武装，有游击队员800多人，长短枪730余支。陇南地下党在十多年的革命历程中，努力发展壮大党员队伍，积极发展敌后武装，巧妙开展对敌斗争，深入宣传发动群众，在困难和斗争中发展，在牺牲和胜利中前进，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和陇南的全面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写下了光辉的历史篇章。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有数万陇南热血青年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辞亲人、别故土，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保家卫国的疆场，作出了重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陇南九县参加抗日的壮士约有50000多人。其中，仅在艰苦卓绝的中条山战役中牺牲的陇南籍官兵就达四、五百人；礼县出征抗日壮士计15000余人，将近全县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仅有十多万人口的西和县，自1937年7月7日起至1944年12月底止，历年出征军人已达7000人以上；成县共出征抗日壮士9345人，至1943年9月，在各抗日战场阵亡的成县籍官兵已达146人。
综上所述，陇南地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研究历史，审读历史，就是为了更好地去记住历史，从历史的洪流中去汲取精华，来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实践，真正地走好我们今天的长征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中共黴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主任）
关于徽县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状况的调研报告
刘利君 辛晓云
红色文化资源作为承载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艰苦卓绝的斗争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的重要载体，无论在哪个阶段都蕴涵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展现了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反映了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誓死捍卫国家和民族尊严的英雄气慨。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是对全体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加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培养共产主义高尚情操的鲜活教材。通过对红色遗址遗迹的全方位展示，可以再现和还原以前的红色革命历史场景，将史料转化为教材、现场转化为课堂，让干部群众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启迪求实创新的思路，激发跨越发展的热情。
我县红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加强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加强对党员干部和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都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我县红色文化资源的现状
徽县位于陕甘川三省交界处，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徽县人民的勤劳、勇敢、善良和包容，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红色文化资源，这是全县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我县的红色文化资源主要由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遗址遗迹构成。据调查摸底，我县尚存的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红色文化遗址共11处，其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7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3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处。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革命遗址
1、红二方面军长征在徽县总指挥部旧址（现先农街天主教堂）
1936年9月，由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发动了“成徽两康”战役，从9月18日开始，分三路纵队先后进驻徽县。在徽县休整、活动的21天时间里，他们广泛传播革命真理，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打土豪，分浮财，建立苏维埃政府，播撒革命火种，唤醒民众团结起来反蒋抗日，并开展了一系列扩红建政活动和体育运动，与徽县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留下了许多红色革命遗址遗迹。红二方面军进驻徽县后，将先农街天主教堂作为总指挥部，在此指挥了有名的五龙山阻击战，并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在此发布了《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作出了继续北上、经天水宝鸡间北渡渭河、进军陕北的决定。
2、贺龙、任弼时在徽县居住旧址（先农街天主教堂北厢房）
红二方面军进驻徽县后，全军12000多名将士釆取化整为零的方式分驻在县城及水阳、永宁、银杏、伏镇、栗川、江洛、泥阳等乡镇的各个村庄，足迹遍布全县各乡镇，待其他将士全部安置妥当后，贺龙总指挥因一贯仇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所以决定率总指挥部和总部保卫队住进旧城天主教堂，贺龙总指挥和任弼时政委住北厢房，直至大部队全面撤离徽县。
3、徽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旧址（现文庙大成殿院内）
1936年9月21日至23日，红二方面军随军剧团在文庙大成殿院內搭台唱戏三天，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参加红军，组织抗日游击队，成立苏维埃政府。并在此召开群众大会，贺龙同志亲自到会讲话，主持成立了徽县苏维埃政府，推举回族青年马克仁为县长，办公地点设在旧县政府。并组建了县城工-农抗日游击大队。
4、徽县东关清真寺（贺龙总指挥曾在此宣讲民族宗教政策）
红二方面军进驻徽县后，贺龙总指挥要求全体将士一定要严格遵守《回民守则》，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切实保护回民利益，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广大回民也大力支持红军的工作，积极参加了一系列扩红建政和抗日反蒋活动。红军还在东关清真寺院内召开了回族群众大会，由贺龙总指挥到会并宣讲了民族政策，同时，还给东关、东河等抗日反蒋委员会赠送了大、小座钟和其它物品。
5、“八.一六”江洛战斗遗址（江洛镇雷神堡及店儿沟口）
1936年农历八月十六，红二方面军一营士兵驻扎江洛镇休整，约中午一时许，一名红军战士正在中街水渠子处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主张，被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开枪打死，其余战士立即通知了正在下街头休息的大部队。此时，东、西、北三面枪声大作，红军部队遭敌包围。鉴于敌众我寡，红军将士拼死杀开一条血路，向县城方向的店儿沟撤退，并用两挺机枪把守了店儿沟口佛儿崖南北两个山头，掩护着一营红军及妇女老幼撤至游龙的光山、马湾一带，并在游龙、马湾住宿一夜后转移至县城。
6、庆寿村烧锅院（银杏树镇庆寿村大商店）
红二方面军某部进驻银杏乡庆寿村时，因受国民党的蒙骗和反宣传，村子里的人全部逃走了，只有烧锅院“王掌柜”的姨太太因即将临产、行动不便而未出逃，且恰逢难产，母子生命垂危，红军营长蔡久立即安排卫生员接生并及时抢救，才使该妇女顺利产下一女婴，王掌柜的姨太太就给红军借了一些粮食，红军走的时还打了欠条。该故事在当地至今传为佳话。
7、小峡口的红军墓（银杏树镇峡门村）
1936年10月初，红二方面军大部队离开徽县时，有三位伤病员掉队，其中一人流落到银杏乡胡台村，给一户姓张的村民当了儿子；另外两名战士在追赶大部队时，因当地财主杨生堂对红军发动群众分了他家的粮食和财产心怀仇恨，遂勾结四名歹徒，将两位红军伤病员骗至小峡口万人坟处用锄头打死。解放后，县法院判处杨生堂有期徒刑五年，并强制凶手修建了红军墓。
（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红色革命遗址
1、昊治国同志故居（徽县城关镇樊塄村向沟）
1938年11月，徽县北街小学校长吴治国在兰州参加轮训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接受甘工委指示，返回徽县发展党员，开展地下活动，成立了中共徽县（也是陇南地区）第一个地下党组织——北街小学党小组，开创了徽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河，昊治国把自己的家作为地下党主要的活动地点，带领地下党组织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
2、烂柴湾山洞遗址（徽县栗川镇龙洞村）
1949年11月，徽县解放前夕，地下党组织在红川、栗川、伏镇一带通过张贴标语等形式开展迎接解放大军的宣传活动，不幸遭到国民党90军的追剿，致使包括成县工委书记茹素在内的7名地下党员被围困在栗川乡龙洞村的烂柴湾山洞，经过近4小时的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茹素等3名同志壮烈牺牲，还有3名同志身负重伤，1名同志侥幸逃脱，国民党军队还把在附近活动的3名地下党员和52名当地群众抓捕，造成了震惊陇南地区的“龙王洞事件”。
3、庙坪村革命烈士纪念碑（柳林镇庙坪村）
1946年8月，“南下支队”第四大队在徐国贤队长的率领下北返延安时途经徽县柳林镇，有2名战士因病掉队，其中1名病愈归队，另1名战士被当地反动势力杀害于庙坪村。解放后，4名凶手被惩处，同时给死难战士立碑纪念，后柳林镇党委、政府对纪念碑进行了重修。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红色革命遺址
徽县革命烈士暨死难劳动人民纪念塔（昊山公园）
徽县解放后，为了纪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积极争取民主与自由而无辜牺牲的共产党员和死难群众，中共徽县委于1951年6月5日召开了徽县各族各界镇压反革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关于为纪念死难烈士和死难劳动人民在吴山立碑的决议，当月即告建成。命名为徽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烈士暨死难劳动人民纪念塔，后于1998年对纪念塔重修，2010年又在该塔北侧新修了徽县昊山革命烈士纪念碑。
二、我县在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所做的工作
近年来，我县在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一是完成了徽成两康战役纪念馆筹建及布展工作。为了纪念“成徽两康”战役的历史功绩，弘扬和传承长征精神，我县于2011年开始筹建“徽成两康战役”纪念馆，布展面积350平方米，展馆由长征概述、二方面军长征到陇南、成徽两康战役、扩红建政、移师北上、陇原星火红色记忆等六个单元组成。展馆被省委宣传部和市委宣传部分别确定为“甘肃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陇南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3年5月被列为甘肃省博物馆协会红色纪念馆专业委员会理事单位。二是全面开展了革命遗址遗迹普查工作。2014年，我县根据省、市安排，对全县各类红色遗址遗迹进行了全面普查，采集了相关资料，完善了有关信息，并就涉及革命遗址遗迹的管护和开发利用方面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三是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每年清明节、建党节等重大节日前夕，我县都要组织相关单位业务骨干给前往“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吴山烈士陵园缅怀先烈的机关干部、企业职工-和学校师生开展红色文化的宣讲，从而提升红色文化资源服务社会的功能。四是狠抓了红色资源文化成果的转化。我县在认真研究地方党史的基础上，先后编辑和出版了一些红色文化书籍，如《红军长征在徽县》《徽县地下党》《红色岁月》（记中国共产党徽县早期党组织创建人昊治国同志）《徽县历届党代会资料汇编》等丛书，并启动了《红军长征在徽县》（修订本）、《徽县党史大事记（1998-2015年）》《中国共产党徽县历史》（第一卷）的编撰工作。从2015年开始，由县政协文史委、县委宣传部、徽成两康战役纪念馆和党史办联合筹办了《红二方面军长征大型图片展——永远的丰碑》，并于2016年10月底在金源广场隆重展出。本次活动全面概括了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真正达到了让红色文化薪火相传、广大干部群众接受教育的目的。五是开辟了党史宣传新天地。我县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开辟宣传阵地，大力开展了党史宣传工作。①在徽县党建网上了开设了《党史天地》栏目，涉及徽县党史、党史动态、党史人物、党史书屋、史海博览、红色遗址以及理论学习等七大块，基本涵盖了徽县党史发展的全过程。通过不定期地上传动态信息，使广大干部群众对徽县党史有了全面的认识，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②积极创建“村史馆”和“企业展馆”。2015年以来，伏家镇、柳林镇和甘肃金徽矿业公司郭家沟铅锌矿在县党史办协助下，先后在伏镇村、贺店村、柳林镇庙坪创建了三个村史馆，在金徽矿业公司展厅创建了地方党史栏目，积极推动红色文化进村进社、进企业，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进一步丰富了红色文化的内涵。
三、红色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有效管理和维护，部分遗址遗迹瀕临灭失。
我县有4处红色革命遗址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被列为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是除了文庙大成殿得到较好的维修保护，吴山烈士纪念碑、柳林镇庙坪村革命烈士纪念碑先后重修外，其余遗址普遍缺乏有效的维修和管护。如红二方面军指挥部旧址中贺龙、任弼时旧居已成危房，面临损毁；“龙王洞事件”遗址由于地处深山、交通不便、且无任何标识标志，使前去参观者无法寻觅；徽县地下党创建人昊治国旧居因年久失修，濒临倒塌；县城北街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后勤部两处旧址已在城市拆迁过程中拆除；小峡口的红军墓也已是杂草丛生，使墓址难以辨认；银杏树镇庆寿村的烧锅院也在前些年建成了商店，没有了当年的痕迹。
（二）思想认识不到位，保护开发意识不强。
相关单位在红色遗址遗迹保护上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没有真正认识到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性，也没有厘清红色文化资源与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的关系，没有把此项工作提升到应有的高度。二是开发保护责任不到位。红色遗址遗迹所在的乡镇、村以及县上有关主管部门，没有较好地执行《文物保护法》属地管理的职责，使其基本处于“三无”（即无意识、无职责、无资金投入）状态。
（三）管理机制不健全，保护责任不明确。
我县涉及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单位很多，如宣传部门、政协文史委、县文体局、旅游局、党史办及徽成两康战役纪念馆等单位，但是在工作职能上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具体抓，责任不明确，经费无保障，难以有效整合资源，形成开发合力。
（四）宣传手段乏力，推介效果欠佳。
在对外宣传徽县红色文化资源方面，没有下大功夫去充分进行挖掘，没有形成长效机制，也没有充分运用现代化的宣传媒介，仅仅依赖“徽成两康战役纪念馆”的展厅和党史办出版的几本书籍，没有构建报刊、电视、网络等新媒体全方位宣传的格局，使红色文化资源没有充分得到宣传和推介，在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大。
四、对今后加强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的建议
一是建议把红色文化宣讲作为加強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课。充分利用县内红色文化资源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培训，让全县党员干部都能够真正了解徽县的红色文化历史，从而激发干部活力，在全县范围内形成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这也是提高党员干部素质的有效途径。
二是建议尽快对濒临灭失的红色遗址加大投资力度进行维修保护。应责成相关部门尽快编制《徽县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规划》，并将红色遗址保护经费列入财政预算，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每年安排一定的资金进行维修和保护，还红色文化遗址本来的面目。
三是建议明确红色文化资源管理机构。要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确定专门的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单位，真正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尽快开展各项保护工作，避免相关单位推诿扯皮、多头管理的现象。
四是建议将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与旅游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在三滩风景名胜区、青泥岭旅游景区、国家4A级景区金徽酒业工业园等景点，结合当地红色文化资源，精心打造独具我县特色的红色文化品牌，提升旅游产业的内涵和品位，使之发展成为我县新的经济增长点。
（作者：刘利君系中共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主任；辛晓云现任政协黴县委员会提案委主任，曾任中共黴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副主任）
“成徽两康战役”始末及其意义
张泓
成徽两康战役是红二方面军于1936年9月途经陇南地区时发动的一场战役，它是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的一次重要战役。在这场战役中，红军十天之内连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四座县城，同时控制了西和、礼县和天水、略阳等地的广大乡村，迅速打开了一个新的战略区域。这场战役虽然过去已经70年了，但现在重溫这段历史，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1935年11月，继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之后，仍战斗在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红六、二军团，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由湖南桑植一带出发开始长征。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和跋涉，于1936年6月3日和7月1日分别抵达当时西康省甘孜地区，7月2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肖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二军、第六军、第三十二军。第二军为原红二军团，下辖四、六两个师。第六军为原第六军团，下辖十六、十七、十八师和模范师，模范师下无团的建制。第三十二军下辖九十四、九十六两个师。红二方面军共计一万三千余人。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电示两方面军：迅速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一起，共同创建西北抗日根据地，进一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7月11日，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从甘孜出发，跟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穿过数百里草地，向当时陇南地区的岷县哈达铺挺进。
当时中央红军在陕北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已经实际处于停战状态。在甘肃的国民党蒋系部队有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12个团，驻守定西、陇西、武山一线：王均的第三军12个团，驻兵天水、秦安、甘谷、武都；鲁大昌的新编十四师布防在岷州、洮州、西固地区。甘肃敌军兵力分散，形势对红军较为有利。据此，党中央制定了战略计划：“一方面军从陇东西出，南下占领海原、固原、定西地区、截断西（安）一一一兰（州）公路要道；四方面军从哈达铺北上，占领岷县、通渭、漳县、武山，两路合击，消灭毛炳文部；二方面军从哈达铺东出，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和陕西省的略阳、风县，再向宝鸡伸展，牵制胡宗南军队，策应一、四方面军消灭毛炳文部，夹击王均部，在陇南建立临时根据地，然后三个方面军会师，合力消灭胡宗南部队，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迫蒋妥协，合作抗日。”计划中特別指出：“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中、以二方面军向东行动为最重要。”
9月1日，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出草地抵达甘肃省礼县，二军和三十二军在哈达铺集结。为了贯彻党中央指示，9月7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哈达铺研究制定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计划，并决定将第二军五师改编为第三十二军的九十六师。8日，总指挥部第六军军长陈伯均、政委王震、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指挥肖克、副政委关向应共同签署了《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
1.我方面军决乘甘陕敌人分兵据城的弱点，透过封锁线打击成县、徽县、两当、风县、略阳、康县之敌而袭取之。建立临时根据地意义在：甲.准备制蒋贼援军于甘肃境以东地区，以便与一、四方面军合击之。乙.在敌人封锁线后方资源地活动便利。丙.呼应广西行动，号召组织群众抗日反蒋，开展游击战争（首先派一部队向宝鸡游击）。
丁.配合一、四方面军行动，求得三个方面军会合。
戊.扩大红军征集资财
2.战役的军队的区分及其任务
甲.第六师为右纵队，拟于九月十二日集中西固，十六日进据武都通成县公路上佛耳岩地段要点，向武都敌人佯动并扼止其回援成县，俟中纵队袭取成县时即北取康县、略阳。
乙.第二军主力及三十二军为中纵队，拟于十一日全部由荔川经闾井、洮坪西北附近石峡关进，期于十八日袭取成县、徽县。
丙.第六军为左纵队，拟于十一日全部由马坞镇经盐关镇北、天水镇（非城）、高桥，期于十八日袭取两当，跟袭风县，该纵队开始行动时应伪装攻取天水模样。
3.各纵队在此战役应：
甲.采取袭击敌人方式，避免公开攻坚。
乙.便衣队在前侦察敌情，封锁消息，查明路线
丙.拆毀预定战场的碉堡。
4.预定徽县为全方面军临时后方地域。
5.我们率同中央纵队行进。
6.这战役任务期于九月底完成。
7.这是（个）计划，应参酌发展的情况而以命令实现之。
《命令》下达后，红二方面军克服重重困难，各部队迅速行动起来，做好各项战斗准备。9月11日，红二方面军开始了成徽两康战役行动。左路纵队六军，在军长陈伯均、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率领下，沿礼县的崖城、红河、罗家堡、天水娘娘坝、徽县高桥一线，向两当疾进。17日进入徽县境内，经过高桥乡的高桥村、水泉坝，夜宿榆树乡苟店、麻庄。18日凌晨在徽县柳林镇韩湾村兵分两路，十八师南下永宁镇，十六、十七师东进直抵两当县。黎明前，前卫部队50多人悄悄到达两当城下。当时两当城內仅有保安队、警察队90多人。前卫部队爬上城墙，敌人哨兵尚未发觉即被生擒。预先潜入城内的八名战士，打开城门，红军立即进入城內，迅速占领了东、南、北三座城门。城里敌军尚在梦中就被红军俘虏了，县长朱志和逾墙逃跑。红军缴获敌人枪支60多支、子弹40箱、手榴弹340箱、军衣300多套。顺利占领两当县城。
十八师由韩湾南下奔袭徽县城，击溃县保安队。国民党徽县县长赵宝箴偕政府官员及保安队等闻风而逃。18日下午6时，十八师进入徽县城，获取国民党军队服装百余套。
中路纵队二军四师十二团和三十二军，经过西和县、礼县部分乡镇。15日向成县挺进，当晚在姚河、姚堡、卢山、二郎、梁集、兴庄、横岭等村宿营。四师十二团沿丰坪梁直插隍城，阻击西和城内敌军，掩护主力部队向成县进军。16日，红军经青羊峡抵达石峡，先头部队进入成县纸坊。四师十团在纸坊稍事休息后，又连夜向成县城挺进。17日凌晨，红十团冒着绵绵秋雨，抬着攻城用具，开始攻城。成县城依山傍河，城墙坚固。城内驻有国民党王钧部三十五混成旅一个辎重营和保安队五六百人，装备齐全，防守严密。凌晨3时许，战斗打响。红十团团长王友才、政委陈绍由指挥部队，三营担任主攻任务。七连六班副班长邹法清带领数名战士，从庄稼地里悄悄爬到西南城下，搭起云梯登上城墙，活捉了敌人哨兵，并炸毁敌人碉堡，打开城门，主力部队乘势一拥而进。城內敌军从梦中惊醒，猝不及防，乱成一团，仓皇向城西北角逃去。
敌人逃跑时，街道上散落了许多钞票、银元、衣物、粮食和枪支弹药，红军战士忙于拣拾这些东西，给了敌人以喘息机会。敌军退至上城，凭借有利地形向红军反扑。就在这时，红十二团赶到，配合十团消灭敌军。经过激烈战斗，负隅顽抗的敌军被击溃了，红军发起冲锋，胜利玫克成县城。这次战斗红军击溃王均部一个团，缴步枪三千余支。二方面军总指挥部随即进驻成县城，贺龙总指挥驻城内天主堂。总参谋长刘伯承也随三十二军进驻成县，住在城郊支旗乡支旗村张式咏家，于中秋节前与汪荣华在此举行了婚礼。
三十二军继续在成县活动。总指挥部率领四师和军直机关，于18日离开成县城，经过成县红川镇、下店子进入徽县栗亭、石柱一带，19日进驻徽县城。先前到达的十八师此时已经占领徽县城。贺龙、任弼时等率总指挥部和总部保卫队驻徽县旧城天主堂內；政治部驻县城北街福音堂，关向应、甘泗淇等驻此办公；供给部驻北街“林盛长”药房；被服厂驻城北昊家巷一片地方。四师驻县城四周杨坝、西寺、东关、山神庙等处十师在总指挥部进城以后，又回师抵徽县城东30多华里的永宁镇，驻永街、罗河、岳王村一带。22日，四师师长卢冬生率部北返徽县伏家镇，驻扎该镇和索罗、刘家庄、李家庄、张家庄、刘家楞等村一带，并开展群众工作。
右路纵队二军六师仅千余人，在师长贺炳炎、政委廖汊生率领下，12日自宕昌出发后，一路艰苦行军，沿礼县白河、桥头、肖良、三峪、西河、大桥一线，出击康县。经过武都境内，进入康县的望子关、长坝、巩集、大堡、寺台等地，兵临康县城下。19日傍晚，六师先头连抵达县政府所在地云台。当时政府官员早已闻风而逃。城内仅有少量保安队防守。红军一阵射击，冲过河滩包围了东南城门。城內守敌弃城逃跑，红军占领康县城。另一部分红军从崖湾沿太石河到蔚家河口，翻越媳妇溜，经武都冯家坪和西和大桥一线进入康县。十七团驻县城活动，主力迅速东进，威逼陕西略阳。21日，十六、十八团向东经康县大南峪、窑坪、木瓜园、七里碥、邓子园一线至陕西略阳白水江镇。尔后，十六、十八团挥师东来，廖汉生率十八团沿嘉陵江北上。23日进入徽县境内，驻县城南二十余里的周咀、苏沟、楸木林一带村庄。后贺炳炎率十六团从陕西略阳，经过白水江、徽县大河店到城西15里处的石柱，驻沙咀子、罗家河、李家河等地。至此，红二方面军除六军主力和三十二军以及六师十七团，在两当、成县和康县等地活动外，全部进驻徽县。徽县成为这次战役的中心。红二方面军在徽县活动21天，指挥部一直设在徽县。这期间，部队进行了休整、补充兵员、补给军需，宣传革命，反霸济贫，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扩大红军队伍等活动。
红二方面军进驻徽县后，9月底，敌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部分兵朝成徽两康一带逼近。王均部追至成县。27日，王均部三十五混成旅追袭红军，被驻守在县城西边大川坝、王窑一带的三十二军击退，当场击毙敌团长朱怀。敌人凭借飞机、大炮向红军阵地疯狂轰炸，红军被迫撤离。
在成县小川孟家崖一带，三十二军与敌又发生激战。在战斗中，红军撤退到城西拋沙镇的五龙山。此时红二军四师十二团、六师十八团从徽县伏家镇一带赶来增援，与三十二军一道对敌实施包围。五龙山位于成县城西十二华里处，三面有山环围，地形复杂，便于隐蔽，红军各部队分别扎营在周围山岭和村庄，准备在这里阻击敌军。9月28日，敌军进至拋沙后，发现红军意图。急忙抢占五龙山西边的牛斜山，与红军对峙。午后，战斗全面打响，敌人用五门大炮和两架飞机向红军阵地猛轰，并偷渡山下的拋沙河向东边六师十八团的阵地新堡山猛攻。红军多次打退敌人进攻，战斗十分激烈。在紧急时刻，四师十二团政委杨秀山率一营兵力迂回到敌人侧后，与三十二军配合，前后夹击，敌人退回牛斜山。
经过一天多的激烈战斗，红军歼敌数百人，胜利地完成了钳制敌人，掩护主力集结的任务。五龙山战斗中红军伤亡也很严重。29日凌晨，部队奉命撤出战斗。四师、六师仍原路返回徽县，与大部队会合。接着，三十二军亦放弃成县，撤至徽县泥阳镇和寇家庄、文家庄、阎家沟门以及徽县江洛镇一带。10月1日，在江洛镇与敌战斗一小时许。后经游龙川、伏家镇到达县城北罗家庄、银杏、马庄、庆寿、峡门一带村庄。
成徽两康战役展开以后，敌人迅速集结军队，朝徽县一带逼近。红军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形势严峻。由于张国焘违背西北局岷州会议决定，坚持西进，阻止红四方面军北上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铺地区，与红一方面军汇合，消灭胡宗南部队的战略计划，导致胡宗南部趁机进入宝鸡、天水一带，同毛炳文部靠拢，使红军不仅丧失战机，而且处于不利形势。根据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10月3日发布的《基本命令》，决定六军为右路，总指挥部及二军、三十二军为左路，撤离成、徽、两、康地区。北渡渭河，经天水、礼县、秦安、甘谷、武山一带，向通渭转移。留在康县活动的二军六师十七团，未来得及撤离，被敌包围，弹尽粮绝，大部牺牲。右路军于10月4日夜晚开始转移。经徽县韩家湾、麻庄、高桥、天水李子园、舒家坝、大门镇和礼县罗家堡、红河一线至固城。5日，在天水娘娘坝遭到敌人包围，突围中十六师师长张辉牺牲。在礼县罗家堡激战中，十六师政委晏福生身负重伤。左路军于5日从徽县城、伏家镇等地出发，经过徽县银杏树、峡门、榆树、高桥、新店、麻沿河、天水汪川礼县盐关、红河等乡村，于10月8日在礼县固城与右路军会合。
成徽两康战役，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在甘肃陇南及周边地区的反动势力，消灭了一定数量的敌人，并钳制了国民党部分军队，实现了作为全方面军临时后方地域的战略目标，减轻了陕北根据地的压力。
建立了临时根据地。这次战役展开的四县，气候暖和，物产丰富，具有良好的生存条件。特别是在徽县的二十余天时间，使长期处于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之中的红军得到休整，恢复体力，补给军需。还吸收了一批青年加入红军，扩大了红军队伍，是继哈达铺之后的又一个长征加油站。
建立了地方红色政权，用事实戳穿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和红军的造谣诬蔑。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启发了当地广大群众的革命觉悟，传播了革命道理，为后来陇南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红二方面军在陇南一带的活动。特别是成、徽、两、康战役的展开，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军事声威，进一步推动了正在掀起的抗日浪潮，策应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制定的逼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成徽两康战役中，红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他们英勇顽强的大无畏精神，是留给陇南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永远激励着陇南广大干部群众，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发奋图强，努力改变陇南的落后面貌，建设富裕发达、和谐美好的新陇南。
（作者系徽县县志办公室主任）
红二方面军长征在徽县的作用及影响
蒋微滴
徽县是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的重点地区之一，在红军长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36年9月17日至10月7日，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在徽县境内活动达21天，粉碎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唤醒了民众，播下了革命火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军事组织和群众团体组织，休整了部队，扩大了红军队伍，揭开了徽县历史的新篇章，它给黑暗中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和翻身求解放的革命曙光，产生的作用巨大，影响和意义广泛而深远，是值得徽县人民世世代代怀念和铭记的光辉历史篇章。
一、红军长征在徽县的作用
为了完成党中央提出的战斗任务，红二方面军遵照中央的战略部署，积极行动，开展战前动员，筹措粮食草料，整理装备，制定行动计划，发动了以徽县为中心的“成、徽、两、康”战役，轰轰烈烈开展了许多革命活动，为胜利到达陕北，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红军长征在徽县发动了群众，开展了苏维埃运动，建立了政权，使徽县城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红二方面军于1936年9月17日进入徽县境内后，了解到汊回群众因受国民党“共产党共产共妻”、“红军杀人放火，洗回灭教”等反动宣传后，为了晓示群众，安定民心，开展了一系列政治宣传活动。刚一进城，便在街上醒目地贴出了署名为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的《中国抗日红军司令部布告》，利用集日和召开群众大会，以演戏、讲演、教唱歌曲等多种形式，启发群众，向群众反复说明：红军战士都是穷苦人出身，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为穷苦人打天下求解放的军队，是穷人自己的队伍；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讲解社会贫富不均的根源；声明红军的纪律，号召各行各界安居乐业；在人民群众中反复宣讲民族政策，强调回汉团结，严格要求部队在回民居住地区模范执行纪律，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在回民聚居的东关、东河一带，书写张贴了尊重回民、团结回民、保护清真寺的标语，公开向群众阐明红军不歧视少数民族，中华民族一律平等的立场。深入群众对他们进行民族政策教育，与群众亲切交谈，和睦相处，用生动多样的形式宣讲体恤民情的爱民行动，深深感化和影响着多年来深受兵匪相扰欺压之苦的回族群众，从而激发了人们的革命热情，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用言行举止打动了群众，人们纷纷主动为红军筹粮筹款，送菜送面，带路送信，为红军留宿，徽县城乡到处是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闹革命的动人场面，军民关系沉浸在和谐融治的气氛之中。红军因势利导，在普遍宣传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积极帮助群众建立地方革命政权，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9月21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县城召开群众大会，贺龙亲自到会讲话，主持成立了徽县苏维埃政府，推举回族青年马克仁为县长，并组建了工农抗日游击大队，对成立的游击队配发了部分枪支，并指派专人组织训练。随后又相继建立了徽县苏维埃政府、伏镇区苏维埃政府等3个县乡苏维埃政权组织，徽县工农抗日游击大队等4个县乡军事组织，徽县回民自治委员会等5个群众团体组织，在徽县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革命活动，革命气氛空前高涨。
2、红二方面军长征在徽县时促成中央军委主席团的成立，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为巩固中央领导起了重要作用。红二方面军长征前后很长一段时间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一度张国焘以红军总部的名义，与红二、六军团联系。因此，红二、六军团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一无所知。直到甘孜会师以后，才同中央取得联系。确定北上、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计划以后，中央就有组成军委主席团、统一指挥红军的意图，但鉴于四方面军的情况，中央不便直接提出，即与二方面军研究议定、由二方面军向中央提出方案，再由中央同意决定的方式形成事实。红二方面军在徽县期间，与中央通讯联络频繁、形成过许多电文。在徽县发布的《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就组成军委主席的人数、中央提出每个方面军2人，共6人组成，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致电中央，以中央及一方面军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和四方面军朱（德）、张（国焘）等6人组成，二方面军不参加人员。1936年9月21日，中央给二、四方面军的电文称：“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同意任、贺、关、刘四同志的意见，以六人组成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毛、彭、王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昌浩）三同志一起工-作”。
3、红二方面军长征在徽县得到了休整，为红二方面军加了“油”、补了粮、输了“血”，为走完长征的最后阶段，争取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阶级斗争的教育点燃了革命烈火，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纯朴勤劳的徽县人民以极大的热情，节衣缩食，给红军以真诚的援助，为红军筹集了大批军需物资：粮食7万多公斤，各种布料3万余尺，衣物2000余套，白银6000余两，猪羊300余头，所捐物资除少量资助贫困百姓外，大部分留作军用，使经过长途跋涉后又跨雪山草地、身体极度疲惫的红军将士得到休养补充，体力得到恢复，部队面貌为之一新。同时，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当红军的高潮在全县形成。红军驻扎徽县休整期间，青年入伍者约计700余人（又一说法1000余人）。驻各乡镇的未向县城集中，随总部行动的新兵集结于县城，编为一个大队，在县城西门外广场整训三日，除搞军事训练外，还配合以体育活动，不仅消除了大家紧张疑虑的情结，而且增添了新鲜感和坚定跟红军闹革命的信心。各部在对新兵进行整训以后，即整编随军北上。沿途行军作战，除部分人失散掉队回家外，大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授朝战争，为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4、红二方面军长征在徽县唤醒了群众，播下了火种，揭开了徽县历史的新篇章。红二方面军在徽县时，足迹踏遍徽县的山山水水，他们每到一处，便深入群众，帮助当地群众收割庄稼、劈柴挑水、修房补院，并组织部队修桥补路、挖泉淘井；他们还访贫问苦，给群众送医治病，声明红军的纪律，宣讲民族政策；红二方面军还通过张贴布告、标语、口号等形式，把革命道理宣传到田间地头、群众家中，把革命火种播撒在了广大劳苦大众的心里，使革命精神深深扎根于群众，为后来开展一系列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红军北上后，反动势力又卷土重来，对参加过苏维埃政府和游击队活动的人员大肆搜捕，使蓬勃发展的苏维埃运动暂时处于低潮，但红军撒下的革命种子却深深地植根在人民心中，红军为国为民的事迹依然久久地在人民中间广泛传颂。徽县人民觉醒了：只有颂扬红军、歌唱红军，走红军指引的革命道路，团结起来革命，翻身求解放，才是人民的迫切要求。红军走后，人们没有被反动势力吓倒，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失散红军和受红军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积极寻找共产党和红军，在徽县筹建共产党的组织，继续进行红军在徽县开展的革命斗争。两年后，青年教师昊治国于1938年初秋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找到党组织，同年底在徽县建立了党的第一个支部。从此，徽县的历史进入了新的革命时期。
二、红二方面军长征在徽县的深远影响
红军在徽县的革命活动，对广大劳苦群众和有志青年教育很深，大家第一次真正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认识到了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冲破黑暗走上革命救国的道路，积极寻找共产党组织，继续开展革命活动。红军长征在徽县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徽县各族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1、红军长征在徽县为陇南地下党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红军长征在徽县虽然只有21天，但他们粉碎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以体恤爱民的实际行动让人民群众正确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他们深入群众中，为劳苦大众谋利益，与群众打成一片，建立了很坚实的群众基础。通过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等轰轰烈烈的苏维埃运动，让革命火种深深扎根于群众，觉醒的民众憎恶黑暗，向往光明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建立了徽县第一个党支部。在随后的艰苦岁月中，徽县地下党与反动势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为徽县的解放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而地下党的斗争，实质上是红军长征时的苏维埃运动的继续，地下党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也是红军长征时奠定的。
2、红军长征在徽县开展的革命斗争孕育了徽县地下党组织的诞生和成长。红军长征在徽县境內活动，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斗争，重点斗争恶霸地主20余户，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群众组织12个。这些革命活动的开展，都为以后党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条件，为党组织的诞生打下了基础。徽县地下党组织成立后，继续广泛深入开展革命活动，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每一个时期的任务、斗争策略与本县的实际相结合，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党组织的发展工作、统战工作、武装斗争以及各项活动。至1949年12月4日徽县全境解放，在全县城乡以及社会各阶层中发展党员2193人，占陇南地区地下党员总数的二分之一，并经过艰苦的工作组建了一百余人的武装游击队，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和通讯联络点，有力地打击了敌伪反动势力，配合了解放徽县的斗争。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多，还建立起县工委领导下的六个区工委，并将党的组织发展到成县、两当、康县以及陕西的略阳县，徽县成为地下党的活动中心。徽县地下党正是在红军长征在徽县进行的革命活动的基础上成长壮大起来的。
红军离开徽县已整整70年了，但徽县人民仍深切怀念红军，缅怀红军的业绩，继承红军的光荣传统，建设着自己的家园。今天，在全国上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告慰当年曾经在徽县战斗过的老前辈和革命先烈的英灵，建国后的50多年间，徽县人民仍以红军长征精神为榜样，徽县大地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工业、农业、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全县上下到处一片安定团结、文明和谐的景象，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阔步前进。
（作者曾任中共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副主任）
附注
①引自湖南桑植红二方面军长征纪念馆筹备组在与作者通信中的一段话。
①摘录自杨成武《忆长征·哈达铺整编》，载自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陇南历史》第一卷2016年9月第一版，第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