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我的母亲郑清芝，生于1913年，四川省通江县人，原是一名中国工农红军女战士。她于1931年在原籍参加红军，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先后任班长、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等职，1937年随西路军西征时在高台县作战中被打散，1938年流落定居徽县。她生前经常回忆起那段艰苦的岁月，给我们讲当年红军长征的亲身经历。她的回忆每次听起来都是那么的扣人心弦，催人泪下，让我终生难以忘怀。现将我母亲的回忆简要整理如下：
  1932年，红军入川时，十三岁的我还是充满稚气的少女，被八角帽上那颗红星深深吸引着，为了劳苦大众，为了翻身得解放，我毅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上三过草地，两越雪山，多少姐妹都倒下了，我幸运地活下来了，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孔，一腔腔爱国的热血，还有一次次生离死别的情景，即使在多年之后回忆起来，依然清晰可见，就好像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一样。
  1935年，我随红四方面军从家乡四川省通江县出发，冲破敌人前堵后追及重重包围，经过爬雪山，过草地，穿越人烟稀少的藏族地区，沿着崎岖的山路，攀悬崖，过栈道，穿密林，渡急流，风餐露宿，经历了千辛万苦。出了腊子口，行军中时常见到道旁有同志无故倒地就死去了，那时的红军干部战士骨瘦如柴。加之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由于吃够了远离中央和雪山草地反复行军的苦头，渴望早日与中央红军会合，实现党和军队的统一指挥，早日走上抗日前线，保家卫国。大概是一九三五年九月（应为1936年9月），奉命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胜利到达哈达铺，为了迅速恢复红军体力，政治部提出了“要大家吃得好”的口号，每个连队战士的每顿饭有三荤两素，经过在哈达铺十多天的休养补给，战士体力得到恢复，精神振奋，战斗力大大提高。在长征途中，由于我能吃苦，思想好，表现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给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当过警卫员，后任班长、排长、连指导员等职。
  经过艰难跋涉，终于在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二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的同时，在原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基础上，经过简单体检，一千三百多名长征女战士组成了妇女先锋团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西征。这些女战士和男战士一样，留短发，打绑腿，每人一杆枪，几颗手榴弹，一切按正规化武装部队装备，下辖三个营，共九个连，我被编到二营三连任指导员。妇女先锋团奉命向靖远县的黄河岸边出发，两、三天后乘羊皮筏子渡过黄河，随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行动，配合红第五、第九、第三十军，同阻截的国民党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部血战。大概是1937年1月，总供给部和妇女先锋团的战士们被敌人包围在临泽城內。妇女团的女战士全部到守城第一线参战，有武器的用武器，没有武器的就用石头，战斗十分激烈，白天不断地击退敌人的进攻，晚上又忙着加固城墙。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城外堆满了敌人的尸体，地上洒满了同志们的鲜血。此次战斗有四百多名女战士壮烈牺牲，我也在这次战斗中身负重伤。
  由于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山丹、古浪一再失利，原来分散到各军的女战士又集中到一起，白天运送弹药、粮食，抢救伤病员；晚上站岗放哨，担任警戒。1937年3月份西路军余部从梨园口进入祁连山。由于弹尽粮绝，失去战斗力。为了利用特种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分力量之目的，我们奉命采取了“轻装”和“变化不测的战术”的作法，妇女先锋团幸存的数百名女战士，只能就地分散自谋生路了！失掉了主力部队的依托，离开了集体，失掉了武器，这些在冰天雪地中顽强挣扎的女战士，即使再有本事，也难免被冻死、饿死……
  讲到这里，母亲流泪了，她说：“我们的命苦啊！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九死一生的红军女战士，又遇到了这种欲哭无泪、求救无门的境地。”
  母亲从战争年代到建国以后，一直保持着红军的本色，对党的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战斗中临危不惧，失散后顽强不屈。建国前后积极迎接解放，投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解放初期还在四川老家任过区妇女主任。
  当初西路军的失败和他们的失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他（她）们有的曾战斗到只剩下最后一颗子弹，有的是上级命令他们“各寻生路”的，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将他（她）们一一营救收容归队，才使他（她）们长期流落他乡，备受煎熬。“文革”后西路军流落人员一律被称作“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老战士，”党和政府提高了他（她）们的生活待遇及住房条件，医药费也全部由政府报销。
  母亲生前给我讲：“我是红军老战士，党和政府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你们是红军的后代，要热爱党，忠于党的事业，我死后在我的墓碑上刻个（红五星）。”在生离死别的时候，我才真正懂得浓缩了母亲一生的那颗“红五星”真正的含义，她用她的一生来阐释着对“红五星”的无限热爱。她忠于红军终于党，至死亦然！
  二〇一七年六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