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长征的路上，前有敌军堵截，后有敌人追击，枪炮轰鸣，雷雨交加，部队往往白天打仗，夜晚赶路，饥餐野果，渴饮渍水，艰苦之状，可想而知。“困难再大咱不怕，只把困难踩脚下。”我红军宣传员用这样的快板书鼓舞部队。
  1936年中秋时节，我们二方面军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越过雪山，跨出草地，进入甘肃的徽、成、两当、康县地区。到达这里后，部队奉命进行休整。
  我们驻下后的第一件重大任务，就是联系和发动群众。但是，当地的群众，因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鲁大昌的糟害，见了荷枪扛炮的人，就吓得魂飞魄散。而且，我们刚出了草地，头发、胡子都长得老长，穿的衣服更是各色各样：有的穿着长袍，有的穿着短裤，有的穿着兽皮背心，很多同志穿的衣服上，还东一块、西一块地打着补丁。敌人趁机宣传说：这就是“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的“共匪”。群众听了更加恐惧，一个个逃得无影无踪。
  在长征的路上，只要碰见一个村庄或几户人家，不由人心上热热乎乎的；没有群众就觉着寸步难行，一切都很渺茫，我们多么需要群众啊！但群众还不了解我们，怎么办？
  面对这种情况，贺龙总指挥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和大家共同商量解决的办法。这次会议十分活跃，是长征路上少有的一次情绪高昂的会议。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最后，贺总指挥总结，他慈祥而幽默地说：“几个月来，我们很少见到群众，今天见到了，而且很多，但就是不和我们在一起。”说着他哈哈大笑起来，又吸了一口烟继续说：“这是什么缘故？是因为群众还不认识我们。我们要叫群众认识我们，熟悉我们，热爱我们，我们要在这方面拿出本领来！”接着，贺龙总指挥便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他说：“咱们还唱咱们的拿手好戏吧，这出戏的名字就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是，根椐当前的实际情况，只有这点还不够，还要有新的约法三章：第一，群众不回来，部队不能进他们的家；第二，有些人跑的时候，把家里的门窗没关好，要替他们看着门，不要让小偷进去偷东西；第三，庄子内外要打扫得干干净净；第四，不能赶鸡打狗，要让它们安安宁宁；第五，要到山间和林畔向看不见的对象讲话，宣传抗日，宣传革命的道理。”贺总最后说：“我们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先进思想、组织性和纪律性把农民群众争取回来，提高他们的觉悟水平。”贺老总的讲话使到会的同志豁然开朗，觉着有了主心骨，思想也安定下来了。
  正当部队按贺总的指示展开活动的时候，甘肃地下党指示陇南党组织派专人协助部队工作。那时地下党不能公开，活动很困难，但他们还是通过各种途径和办法，向部队介绍了当地风俗民情，帮助部队把逃到外边的人一个一个找回来，并组织群众慰问部队。
  徽、成、两当、康县地区，山青水秀，鸟语花香，气候宜人，足可和江南的自然条件相媲美。我们初到时，对这样的环境既喜欢又迷惑：喜欢的是好像回到了家乡；迷惑的是北方还有这样好的地方？感到有些费解了。刚好群众送来了慰问的大米，一个同志看到大米不禁失惊地问道：“啊，这里是北方还是南方？”好象不相信自己走的方向了。
  “北方哟，那个子南方哩。”一个四川同志接着话茬儿说，“将来革命胜利了，北方、南方都会有大米吃的哟！”
  有了群众，我们就象久旱逢甘霖的禾苗一样，一定能把根深深扎进抚养我们的泥土里。
  初期，部队每天除保证必要警戒任务外，年老、体弱的同志给老乡担水、垫圈、喂牲口、打扫卫生和照顾伤员，其余同志全部参加田间劳动。劳动对经过长征的红军来说，当然是不成问题的，当时正是秋收大忙季节，为了很快把秋收搞完以便进行其它工作，政治部还给每个单位规定了劳动任务，组织田间劳动竞赛。我们政治部有一个叫刘德斌的政治干事，在执行这次劳动任务中表现得最突出。他每天砍一亩多谷子，还能背着送到打谷场上，从而被评为政治部的劳动标兵。
  部队的劳动积极性及吃苦性使许多老乡不可理解，特别是刘德斌等同志的吃苦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乡亲父老。他们纷纷议论，有的说：“历来都是民养兵，兵不害民就算顶呱呱了，从没有见过当兵的还给老百姓种地。”有的说：“这个军队和其他军队不一样，他们不光能下苦，做起活来也很內行。”有的人用怀疑的口气打问一些同志的身世和家中情况。我们借这个机会，就把自己的经历和参加革命的道理讲了个详细。当群众知道红军同志的身世和痛苦遭遇和他们类似时，就倍感亲切。
  参加劳动是联系群众的最好方法。在劳动中，每个人都结识了自己的知心朋友，国民党那种所谓“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的反动宣传，群众再也不相信了。相反，对红军宣传反压迫、反剥削以及抗日救国的道理，逐渐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一些思想先进的分子，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将造成的民族灾难深感忧虑，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內战和对日妥协投降政策十分愤慨。
  在群众觉悟空前提高的基础上，我们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随后又扩充了部队。贺总指示：一支孤立无援的部队，闯入敌占区，一切工作方法，都不能一如既往，死搬硬套，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情况，这次的减租减息，只把当时租种田里收下的新粮按二五比例减租，分给了佃户；把地富家里屯积的多余粮全部没收，没收的粮食大部分作为军需，少部分以军队名义还了初到时借吃的债务，于是这样作的结果收效很好，群众更加拥护我们。
  吃的问题解决了，穿和医药问题采取向工商界募捐的办法。工商界向我们捐献了不少布匹、棉花、针线和医药。捐献的医药留下给伤病员治病，布匹、棉花、针线分给群众和缝纫社为部队做军装。过了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崭新的鞋、帽、衣服都做成了，衣服的颜色虽然灰、蓝、黑不同，但样式统一，帽子上还缀了一颗布做的红五角呢。俗话说“人是衣裳、马是鞍。”这套衣服穿起来确实增添了不少的威仪，群众看了竖起大拇指称赞。
  工商业界在募捐中尽了力。以后我们发现有些本薄利微的工商业者募捐后，继续经营受到了影响，我们就把仅存的一点白洋、铜元拿出来给他们付款。然而，他们却很明大义地说：“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土，我们的生意也做不成。今天既愿募捐，就不要钱，要钱就不募捐。”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前一段工作，经过军民的共同努力，都顺利地按预定计划完成。至此，不少有志的青年要求参军。我们虽然是一个方面军，但长征的路上损失了五分之四还多，实际上只剩下2000多人了。此时，仍四面受敌，正感兵员缺乏，扩兵自然是十分必要的。有人要求参军，可见时机已到，方面军司令部指示各师立即组织扩军工作团，分赴农村迸行扩兵。任务是一个保征一个班，一个区征一个连，一个县征一个团。我当时任十八师政治部的民运科长，就成了当然的扩兵工作团长，我们的工作团驻在江洛镇的冯智清家里。
  冯家是赤贫户，老两口生了3男2女，老大、老二已结婚，大媳妇还生了个小宝宝。全家十口人，就靠老汉和3个儿子拉长工维持生活，十分艰苦。且不说别的，单说3岁的小宝宝，秋已凉了，他还是掂着个大肚子跑出跑进；饿了就一个人到地里去拾洋芋吃，全身像个泥人儿一样；他见了人不说话，也不抬头，晚间趴在炕上不枕不盖就睡着了，妈妈回来把仅有的一件破衣服脱下来，盖在他的身上，这便是他一天到晚最甜蜜的时刻。
  智清的三个娃娃都要求参军，老汉也向我们苦苦哀求，说：“让娃娃跟上你们去吧，留在屋里也活不成，出去碰碰，混好了，为国献力，也有一碗饱饭哩。”以后，我们经过许多次劝说，只让三娃子一个参了军。象冯智清这样的人家，是我们扩兵的基本力量，虽然不叫他们全部参军，却叫他们到亲戚朋友家去串联，动员其他人当兵。利用骨干串联，是当时扩兵的一个普遍方法。十天左右的时间，用这种方法，在徽、成、康、两当等县，共招了新兵近3000名扩充了军队，改变了局面。
  扩兵工作结束后，我们一方面对新兵进行训练，一方面安排军属。在没有建立起红色政权的白色恐怖区安排军属的工作是比较复杂的：首先，这些人家大都是吃了早上没晚上的贫苦农民，要对他们实行救济，如冯智清家，我们就给救济了二斗包米和四五升糜谷，另外还给了几个白洋和一串铜元；第二，部队走了后，不能让这些人家被国民党迫害，要对他们采取保护措施，如有的要作适当转移，有的要请地下党组织和地方武装注意他们的安全；第三，这些人家将是部队走后地下党组织和地方武装活动的据点，要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教育，使他们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
  秋风瑟瑟，早晚已有寒意，一天早晨，起床不大会儿，师政治部的通讯员通知我说：“饭后到城隍庙里开会。”城隍庙位于江洛镇对面的山脚下，庙堂很宽阔，方面军司令部就驻在里面。“司令部召开会议，一定很重要。”我这样想着，很快吃了一碗包谷洋芋粥，急步向城隍庙走去，进去一看，各师团以上干部都到了，大家济济一堂，又说又笑，很愉快，正在这时，贺总指挥和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进来了，说笑声随之而止，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贺总招招手，示意坐下。
  那时开会不拘形式，入到齐就随便讲开了。贺总说：“我们住在这里，‘老朋友，始终不安心，天天准备送行，咱们也要自觉啊，自己走吧。”贺老总说话很幽默，他几句把大家逗乐了。接着他才象下达命令似地讲了部队的出发时间、集合地点、行军路线、联络办法等详细情况。贺总说完后，甘主任接着说：“部队出发前，要把伤员安排好，把执行纪律的情况普遍检查一次。”甘主任讲了安置伤员和检查纪律的重要意义后，特别强调了安置伤员工作的艰巨性。
  当天晚上我们就开始按会议精神分头进行安置伤员和检查纪律。在工作中，我们深深体会到特别是安置伤员的任务艰巨、重大。当伤员同志知道部队要走，需要他们转移到离公路、城镇较远的偏僻山区继续休养的消息后，个个泣不成声，他们坚决要求“宁愿跟上部队死，不愿留下继续生！”我的一个老战友石子真拉着我的手说：“老严啊，我知心的同志，我一分钟也不能离开党，不能离开部队，请你报告首长把我带上，那怕我向前爬，决不给部队添麻烦，即使出去死了，也心满意足，含笑九泉。”他一边说，一边哭。面对这种情况，我的心怎能不难受呢，不由得眼泪夺眶而出，久久说不出话来。难呀！难！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只有把仇恨记在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的账上，以实际行动消灭更多的敌人，为老战友分忧解愁。接待伤员的乡亲，在这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他们一致表示：“伤员就是亲人，要以自己的生命保护伤员的安全，决不叫他们吃亏。”对这些家庭我们都一一给了粮食和药品。
  部队离开的问题，特别是走的时间是一个机密，没有告诉群众。群众多聪明呀！见我们又是安置伤员，又是征求意见，就猜到了八九分。谁知刚招收的新兵，对保密的利害还没有体会，把消息传出去了。部队刚集合，群众就围上来了，有的提着洋芋，有的提着鸡蛋，有的拿着饼子，一个个眼泪汪汪地往战士手里塞。冯大娘可怜巴巴的，不知什么时候存下两个鸡蛋，也拿来向我袋里装。我请她留下给小宝宝吃，她哭泣着说：“嗳！好娃哩，穷家富路，家里再穷，总不能让上路的人饿着肚子，再说你们出去还要打黑狗子哩！”部队走开了，群众把一切的感情都汇合成这样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万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打倒反动派！”“红军万岁！”口号声此起彼落，回响在陇南的群山之中。
  再见吧，革命的人民，你们是有功劳的，你们的功绩，将永远记在历史的功劳簿上！
  在行军的路上，我回顾一个多月前，红二方面军连续转战，没有机会休养生息的景况，对照现在的新变化，真有从严寒而沉寂的黑夜，走向了阳光普照的春天的感觉。从失掉了革命根据地被迫长征，到这次顺利的休整过程说明，成败的关键在于正确的政策，以及有无依靠和发动群众的决心。
  行军速度很快，两个多星期左右我们赶到会宁，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