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内容
余秋里将军在徽县作截肢手术①
……1936年3月12日，我十八团正按着军团的部署向镇雄方向前进，忽然接到贺总指挥的命令，要我们火速前进到得章坝，截击正在经得章坝②前往镇雄的万耀煌纵队。我团赶到干沟梁子，看到敌军正沿山坡由西向东开进，恰好经过我们的脚下。我们乘其不备，猛烈开火，指战员呐喊着冲向沟底，消灭了正在行进中的一部分敌军，剩下的敌军有的在沟底顽抗，有的挣扎着爬上了对面的山坡。为了消灭被围困在沟底的敌人，我团成本兴团长站起来看地形，选择进攻路线。这时我看到对面山坡上的敌人正准备向我方射击，我急忙站起来用左臂把成团长拉倒，嘴里喊了一声“危险”，话音未落，敌人一排子弹射来，击中了我的左臂，简单包扎以后，继续战斗，消灭了沟底的敌人。在给敌人严重杀伤以后，总指挥部命令我军撤出战斗。为了掩护我军转移，必须要消灭对面山坡上的一股敌人。我和成团长带领部队迂回到对面山坡上，占领了大半个山包，缴了十几支驳壳枪和几挺机枪，就在我们即将占领全部山头时，敌人一梭子机枪子弹打了过来，打在我已负伤的左臂上。当时我一看，打断的骨头白茬已穿出皮肉，有两根筋露在外面，微微颤动。当时好像有些麻木了。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也没有多想，继续指挥战斗。一直坚持到天黑，部队安全转移。当时在我团的六师政委廖汊生看我伤势很重，让同志们用担架把我送到师卫生部，经简单包扎后即随部队转移。在这次战斗中负伤的还有十七团参谋长张秀龙，他的腿部负了伤，是与我同时被用担架送到师卫生部的。
事后我了解到，这次战斗，红四师、红六师把正在行进中的万耀煌纵队拦腰截断，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乱作一团，四处溃散，万耀煌在溃乱中只身脫逃。这次战斗俘敌200余人，毙伤敌营连以下官兵120余人，缴获重机枪7挺，长短枪数百支，弹药300余挑。在战斗中，总指挥部发现敌军不断向得章坝方向增援，我军南迸的道路已被阻断，立即命令部队撤出战斗，争取了主动。得章坝战斗后，我离开了红十八团。总指挥部任命红四师副政委杨秀山同志为十八团政治委员。
我被抬到卫生部以后，疼痛难忍，开始意识到伤势的严重。我动动左手的手指，只有一个能动，其余四指全然没有知觉。经过战争的同志都知道，不怕骨折肉绽，只怕打断神经。那个疼痛，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有人喊我一声，或用手指动我一下，我都感到伤口疼痛。我不敢张嘴说话，吃东西只能慢嚼慢咽，稍一不慎，伤口就钻心似地疼。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不是打仗，就是急行军，根本没有时间治疗伤口，更不用说动手术了。
我负伤后，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委、关向应副政委都非常关心，为我准备了一副担架，给我弄到了一件皮衣，还有一块油布。皮衣可以御寒，油布可以遮雨，这两样东西可是解决了大问题。
得章坝战斗后，一天深夜，我军从郭汝栋、樊嵩甫两个纵队之间秘密穿过，突出了重围，直趋滇东攻占了宣威，3月底到达盘县。在这里，我们听到传达，红二、六军团决定渡过金沙江，与主力红军会师。事后我们才知道，红二、六军团与党中央的联系已经中断。与二、六军团保持联系的是四方面军的电台，要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的电报是朱德总司令和当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签署的。
4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到达金沙江上游的石鼓渡口，从25日起开始渡江。渡江前，总指挥部派人给我送来一床鸭绒被。当时我的伤口已经发炎，正在发高烧。我是被同志们抬到船上，在同志们的保护下渡过金沙江的。
渡过金沙江后，开始进入康藏地区。这时摆脫了十几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部队开始在中甸地区的格罗湾休整。有一天，贺总指挥、任政委来看我，问了我的伤情后，对卫生部的同志说，我们要在这里休整一些日子，你们可以为余秋里同志把伤口好好治一治。卫生部的同志说，过金沙江时，医疗器械全掉在江里了。弼时同志很惋惜地说，又失掉了一次治疗的机会。
5月1日，我们翻越5300米的哈巴雪山，到达中甸县城。在中甸，我参加了连以上干部会议。会议明确提出，红军当前的任务，是要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过雪山、草地北上，与一、四方面军会合，创建西北根据地。
5月5日，红二军团从中甸出发向甘孜前进，共翻越了3座大雪山。过雪山时，气候变化很大，在山下天气还比较暖和，一上山气溫骤然下降，狂风卷着积雪扑面而来，越往上走空气越稀薄，连喘气都很困难，再加上饥寒交迫，不少同志都倒在了雪山上，有的同志实在走不动了，坐下想休息一会儿，一坐下去，就再没有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管怎么累，总是咬着牙走下去。同志们要抬我，我坚决不同意，同时鼓励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能坐下来休息。有时山顶上暴风雪袭来，我们几个人就用那块油布挡一挡。就是这样，终于翻过了3座雪山，于7月1日到达甘孜。在甘孜，我们受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他们为我们腾出了房子，筹集了大量粮食、牛羊、衣物，使我们深受感动。
7月2日，在甘孜举行了庆祝二、四方面军会师的盛大联欢会。朱总司令在会上发表了讲话。我这是第一次见到总司令，他朴实、慈祥，像一位忠厚的长者。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朱总司令还说：“中央去年帶着一方面军胜利地通过草地，到达了抗日前哨阵地——陕甘地区。现在，陕甘边根据地巩固、扩大了，红军也壮大了。”我们原来以为，到甘孜就是和中央会师的，这时才知道，党中央已经到了陕甘地区，建立了新的根据地，我们听了很受鼓舞。
在甘孜，我们陆续听到了一些张国焘和中央闹分裂的消息。不久，张国焘开始把手伸向了二方面军。张国焘为了煽动二方面军指战员反对党中央，他给二、六军团团以上干部送来了《干部必读》等小册子，我们翻了一下，大部分是张国焘的讲话，恶毒攻击党中央、毛主席北上抗日的英明决策。我和张秀龙看了，非常气愤。我提出要去找任弼时、贺龙同志反映这个问题。但是，很快师里就派人把这些小冊子收回了。事后知道是关向应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通知各师收回上交的。张国焘反对党中央的阴谋活动，由于遭到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的坚决抵制而未能得逞，最后不得不同意与二方面军一起北上。
在甘孜，我们住在一个喇嘛庙里，卫生员看到我身体很虚弱，不知道从哪里搞了两斤腊肉，要做给我和张秀龙吃，我坚决不同意，小卫生员很不高兴。我就耐心地给他说：“这里是藏区，我们吃了群众的腊肉，不仅违犯了群众纪律，而且也违犯了党的少数民族政策，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啊！”卫生员听了就高兴地把腊肉送回去了。在离开甘孜前夕，四师师长卢冬生同志来看我，问了我的伤势，还带来了一些食品，有青稞、糖、辣椒、酥油、牛肉等，充分体现了革命同志之间的情谊。
7月5日，中央军委颁布了组织红二方面军的命令。任命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原四方面军的三十二军也划归为二方面军建制。
7月中旬，红二方面军离开甘孜北上，开始进入草地，举目望去，荒野一片，不见村庄，没有人烟，部队终日行进在荒凉的大草原上。这里地处高原，空气稀薄，天气多变，忽而晴空万里，忽而阴云密布。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乏粮食。过草地前，给我们每个人准备了一份干粮，但数量有限，卢冬生同志虽给了我一些食品，但几天也就吃完了。以后只好挖野菜、找牛羊皮来充饥。偶尔在水里捉到一条鱼，或者在草地上捉到一只田鼠，就是最好吃的东西了。我记得有一次行军时，和红三十二军走在一起，罗炳辉军长不知用什么方法捉到几只田鼠，他请我吃了一顿田鼠肉。在我的印象里，那是最好吃的一顿美味佳肴了。在当时的情况下，饥饿死亡，时刻在威胁着每一个人。为了活下去，凡是能吃的东西都吃了。有一次，战士找到一面破鼓，把鼓面割下来用水煮着吃，又硬、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是，也要硬着头皮一口一口往下吞。不但自己吃，还要动员别人吃。过草地还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要通过一大段泥沼地带。有的地方表面看上去是草地，下面却是泥潭，一旦不慎陷进去就会越陷越深，以至泥水没顶。在通过这一地段时，同志们都给我让路，把好走的路指给我。有时同志们看我实在太累了，就要用担架抬我，我坚决不同意。大家身体都很虚弱，自己走路都很困难，我怎么能让同志们抬我呢？
我负伤不久，伤口就开始发炎腐烂，疼得厉害。当时没有止痛药，为了止痛，有时就把受伤的左臂伸到冷水里泡一泡。伤口怕太阳晒，一晒就火辣辣地疼，行军时我就尽量找有阴凉的地方走。过草地时没有阴凉，我准备了一把水壶和两条毛巾，水壶里装满了水，疼痛难忍时，就用凉水浇在伤口上，然后用湿毛巾敷在受伤的左臂上。湿毛巾我自已一只手不能拧，都是张秀龙同志帮我洗净、拧干，再敷在我的伤口上。
过草地时，有一段时间没有换药。过了噶曲河，医生来检查伤口，打开纱布一看，伤口已经腐烂生蛆，医生用镊子将蛆一个一个地夹出来，用盐水清洗了伤口。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艰苦行军，终于走出了草地。9月初，红二军团到达哈达铺。我们又看到了村落，看到了人群，看到了牛羊，看到了勃勃生机，看到了希望，从内心充满了喜悅之情。
9月中旬，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发起了甘南战役，先后攻占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四座县城，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革命政权。当时，我们六师驻在徽县。
甘南战役后的一天，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委、关向应副政委来看我。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弼时同志一直随四方面军行动，是在甘南战役时回到二方面军的。
贺、任、关首长问了我的伤口情况。当时我的左手已干燥、发黑、左臂红肿、身体消瘦。贺总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看来左手是保不住了，而且疼痛难忍，我要求把左手锯掉。贺总说，方才我们和红二方面军卫生部长侯友诚同志谈了话。侯部长说，左手是保不住了，做了，可以减少痛苦，防止感染；如果不做，感染后发高烧，就很危险，想做也不行了。卫生部的同志还说，这种手术他们做过，比较有把握，不会有危险。任弼时同志接着说：“手既然没法保留，手术又有把握，那就下决心做吧！”贺总回过身去对在旁边的侯友诚同志说：“在甘南战役中，我们从毛炳文的部队中，缴获了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材，你们需要什么器材和药品，开个单子给我，我回去马上通知二军团、六军团、九军团，找到后给你们送来。”很快二军团、六军团、九军团分别送来了麻醉药品、缝合针线、止血钳、洗伤口的双氧水。最后还缺少动手术的锯子，卫生部的同志从县城一家钟表店找到一把钢锯条，从修械所找到一把锯弓，截肢手术所需的器械和药品总算齐备了。
手术是在一个小城镇①的居民家中进行的。屋内到处是灰土和烟尘。卫生部的同志从二方面军供给部领了一些白布，做了一顶帐子。侯部长告诉我，他做这次手术压力很大，因为贺龙、任弼时同志一再追问对手术有无把握。因此，在简陋的条件下，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为了消毒，把医疗器械先用稻草灰擦洗一遍，然后从包子铺借来蒸笼，把器械和帐子进行蒸煮。
手术是在9月20日上午进行的。手术前，侯友诚同志给我讲手术的程序和注意事项。我说：“你们大胆做吧，没问题。”他又说，要全身麻醉。我说，既然交给你们做，就一切都交给你们全权处理。打上麻药以后，很快我就迷迷糊糊睡着了。醒来时，觉得头有些晕眩，我习惯地用右手去摸左手，空荡荡的，我才知道手术已经完成。事后，卫生部的同志告诉我，我醒来时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一觉睡得真香啊！”我算了一下，从3月12日得章坝战斗负伤，到9月20日做手术，拖着一只断臂度过了192日日夜夜，这漫长的日子，不是躺在病床上，而是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走了两万里，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手术后，为了给我增加营养，总指挥部派人送来了罐头，卫生部的同志买了一些鸡蛋。一天，贺总指挥、任政委来看我，看到手术很成功，他们非常高兴。贺总对侯部长说：“你们的手术做得不错，我奖给你们卫生部两匹马。，候部长高兴地说：“谢谢贺总，有了马驮药箱、驮伤员，我们就好办了。”
手术几天后，我就开始下床行走，身体逐渐康复。开始时伤口还有些疼痛，侯部长想给我打止痛针，但被我拒绝了。因为还有些同志要做手术，他们更需要止痛药。
10月初，红二方面军撤出成、徽、两、康地区。我即随部队向北进军。10月22日，在甘肃会宁东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红二方面军胜利完成了历时一年，转战湘、黔、滇、康、川、甘、青、陕八省，行程两万余里的长征。
长征后，有的同志曾经问我，在负重伤的情况下，是什么力量支持你拖着伤残的身体走过这两万里的？我想，主要是两个因素：
一是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友爱。红军广大指战员都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是建立在共同革命理想上的战斗集体，同志间充满了阶级友爱之情。我负伤后，上自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委、关向应副政委，下至广大指战员，都对我表示了无微不至的关怀。长征中，几乎天天都处于行军作战状态中，地上有敌军围追堵截，天上有敌机轰炸。敌机轰炸时，同志们总是找个安全的地方，把我掩护起来。爬雪山、过草地，同志们总是把好走的路让给我；找到的粮食、挖到的野菜、草根，尽量先让我吃。同志间的阶级友爱之情，帮助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增强了我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二是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我是通过参加农民暴动参加红军的。从那一天起，我就认定共产党和红军是为了全国广大工农群众求解放的。以后通过学习，进一步认识到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是为了实现全阶级全民族的翻身解放，建设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项最光荣、最伟大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不论经过任何艰难困苦，革命终究会胜利。在长征中，每当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总是和同志们互相鼓励：一定要坚持下去，只要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出草地，去参加抗日。正是理想和信念的力量，鼓舞我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经过艰苦的磨炼，更进一步坚定了我的革命信念，锻炼了我的革命意志。经过长征，我更加坚信，任何艰难困苦都阻挡不了有坚定信念的共产党人……
红二方面军长征历程（摘录）①
左齐②
1934年8月，红六军团撤出湘赣苏区，十月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师，合编为红二方面军③。1935年11月开始长征，第二年10月到达西北地区，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这期间，我先后在红六军团保卫部和红十六师工作过。这支光荣的部队在贺龙、任弼时同志领导下，转战南北，经过无数次战斗，歼灭了大量的敌人，播下了革命火种，壮大了革命力量，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写下了惊天动地的诗篇。
甘肃南部地区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红军进入这个地区后，虽有反动藏骑兵袭扰，但只要集中兵力打几个胜仗，创建甘南根据地是完全有可能的。
9月1日，六军攻礼县未克，在城北混板铺宿营；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二军先头部队到哈达铺。3日，六军在礼县城东旧城休息。敌机掩护西和县敌军约一个团增援礼县，我部队夜行转移到额园里。5日、6日，六军在岩湾休整；指挥部、二军、三十二军全部到达哈达铺。7日、8日，六军仍在岩湾休整；六师到宕昌。
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乘陕甘之敌分散的弱点，分三个纵队前进，打击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略阳之敌，袭取以上县城，建立临时根据地。
二军六师为右路纵队，于9月10日由宕昌出发，向康县、略阳前进；二军四师和总指挥部及三十二军为中路纵队，于11日向两当、凤县前进，同时宣布二军五师归三十二军编制，番号为九十六师。12日，六军到达商河镇；中路纵队达洮平。13日，六军经海坝到余家海陶。15日，六军经寻（辛）家底到平南川；四师十二团袭西和县未克。16日夜，六军经娘娘坝、李子园时，前卫消灭敌一个连；敌先占娘娘坝，对我进行反击，我十六师师长张辉同志牺牲。17日，六军经高桥、百杨村、水泉沟、狗（苟）家店到徽县之麻家庄；四师占成县，击溃敌王钧部一个团，缴俘人枪数百。18日，六军经韩家湾占两当县城，守城地主武装及伪县政府人员全部被我俘虏。19日，六军攻凤县县城未克，在县城附近桑园宿营；六师占康县后即向略阳前进，总指挥部和四师占徽县。20日撤凤县之围，退到双石铺。21日到24日，六军于双石铺分出部分人员，在两当地区开辟地方工作，收集资财，扩大红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政策。25日，六军经杨家店、两当县城到永宁镇，准备打击由武都向成县进攻之敌；总指挥部和四师在徽县休整；三十二军在成县及其附近；六师在康县。26日，六军到徽县，27日到永宁镇；28日回师两当县城。27至28日，四师一部及三十二军于成县以西之大船坝与敌王钧部第三军十二师激战。
由于张国焘向西逃跑，破坏了整个战略部署，使我军不能集中兵力截敌一路以打破敌人的进攻，不能在围城打援中大量歼灭敌人，敌人趁机集中兵力固守城池。再则，我军刚过草地，身体虚弱，武器弹药没有得到补充，不宜继续苦战。于是，红二方面军遵照中央10月2日电示，开始向渭水以北转移。
10月4日，六军放弃两当县城到高桥；三十二军到高桥以南；六师十七团来不及集中，在康县被敌隔断。6日，六军经舒家坝、大湾里、达山镇到杨家湾；总指挥部、二军和三十二军到达娘娘坝。7日，六军行军百里，经天水、罗家堡、余家海头坝达横河镇。沿途敌人不断袭扰，经罗家堡时，敌人在敌机的配合下向我进攻，我十六师抗击不力，盐关镇敌人出扰，军直模范师在敌火力下冲出，十六师政委晏福生同志负重伤。此次战斗之所以失利，主要是侦察警戒疏忽，部队在通过敌封锁线西兰公路时，十六师、军部夹在敌人中间宿营。敌人发起进攻时，我军有些单位尚未吃饭，仓促应战。我十六师卫生队及所有后勤人员均投入战斗，多数牺牲；敌机轰炸，骡马行李大部丢弃。8日，六军至固城之路华沟。9日经甘谷县、武山县间渡渭水。10日在杨家庄集结，11日经雪家坪、王家山、杜家井达礼辛镇，沿途遭敌机空袭五、六次；总指挥部、二军、三十二军到榆盘镇及其附近之毛家店集结。12日，六军经老爷岭到尚河镇。13日经李家店、马河店到峡口、昊家村（离通渭东南约十里）一线，准备通过敌封锁线兰西公路。为隔断我军与中央红军会合，蒋介石布置胡宗南主力和马步芳反动军队十余万人沿西兰公路、渭水南北堵截我军。我军避实就虚，迂回作战。这时，东北军的几个骑兵前来送信与我军接洽，将敌人布置情况和为我军留下的通道告诉了我们，当晚我六军团急行军通过了敌封锁线。
15日至17日，六军经四嘴镇到青家驿；总指挥部和二军到谷头岔、侯家川一线。18日达老君铺，红一方面军派五团一部前来迎接我军。19日，六军在老君铺集合十六师、十八师、模范师全部及十七师连以上于部欢迎红五团代表，并请红五团政委报告陕北苏区情况。20日，六军仍在老君铺休整。21日，总指挥部、二军达滥泥河；三十二军达旧营。22日，六军到公阳镇；总指挥部和二军到将台堡与红一师会师。23日，六军到兴隆镇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会师，受到一师直属队列队欢迎，同日下午召开联欢大会，总指挥部和二军在将台堡召开了干部会议听聂洪钧同志报告。各军的领导同志到总指挥部开会。24日，六军在兴隆镇休整，准备战斗。十七、十八师方向发现敌人，战斗约半小时，将敌击退。25日，与一方面军会合，但情况仍然紧迫，为配合一、四方面军消灭来犯之敌，红二方面军继续向北行动，总指挥部转移到硝河城、穆家营一线；四师到袁家河之线；六军到硝河城，遭敌机两次空袭。26日，六军在硝河城休息。27日，六军经穆家营到拦船几塘、川儿湾之线；三十二军在袁家河与敌胡宗南一师接触；二军四师到曹家洼遇敌何柱国骑兵阻击。28日，六军经水头沟到冯家庄；总指挥部到杨明堡；四师到股列堡与敌何柱国骑兵继续战斗。29日，二方面军拟向东北前进，经曹家洼通过敌海原县与黑城镇之间的封锁线，前卫四师在曹家洼、股列堡冲破敌封锁线，后又被敌占领；我方面军改向西北行进，总指挥部和二军六师到仁井子及其附近；六军经杨明堡、鸭儿湾、达相桐川；三十二军于杨明堡西南之红羊坊与敌胡宗南第一师接触后，到干盐池堡和古西安州之间。全天我军纵队两翼和后尾与敌不断接触，敌机狂轰滥炸，随二方面军行动的刘伯承同志被炸伤。30日，六军团经七百户、二百户到昊家庄；总指挥部和二军六师到小河子、陈家湾之线；三十二军九十六师到吴家原、马家后庄。31日，六军经古西安州、陈家湾到麻春堡。
11月1日，总指挥部和六师到何家堡；六军到东家堡子。2日，六军拟到关桥堡，因该地驻有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故改向海家湾。3日，六军由海家湾到双河堡，我十六师驻何连湾；总指挥部在何家堡召开干部会议，听朱德总司令传达党中央关于集中一、二、四方面军消灭胡宗南主力的战斗动员报告。4日，进行战斗布置，我二方面军为预备队，总指挥部和六师移到双河堡及其附近；六军到上马营后又回下马营。5日在驻地作战斗准备。6日，六军经双河堡到套脑、杨家湾之线集结。7日，六军到田子塘；总指挥部和二军仍在双河堡及其附近；三十二军在双河堡、海家湾之线。全军均在现地隐蔽集结备战。8日，敌胡宗南不敢向北急进，同时集结主力，构筑工事。因此，我军即转移新的地区以寻找战机。六军经老虎沟、罗家要险、羊家要险，到牛龙川（我游击区）。9日，六军在马家店、双结打。10日到蔡家坟、新庄子之线。11日在原地备战。12日，六军到达豫旺堡（苏区）。13日，我六军本来在豫旺堡休整，因东北军要经过豫旺堡，我们为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故让出豫旺堡，移到王家园、毛居士井。14日在原地待命。15日，六军一部经环县新营湾到水钵，一部到三郎殿。17日在，原地备战。18日，因胡敌继续东进，我军为配合一、四方面军消灭该敌，一部到曲子镇，一部到新集子一线备战。20日总指挥部、二军、三十二军在洪德及其附近，六军一部在刘溪、新集子一线，备战。21日至22日，我二方面军配合一、四方面军、陕北红军的一军团、十五军团、四军和三十一军于环县山城堡歼灭胡宗南主力一个师，大获全胜。这次战斗，是红军长征的最后一战，它显示了红军是任何反动力量也不可摧毀的！
红二方面军胜利到达西北。我三路红军跨过千山万水，终于胜利会师了，我党我军从此走向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1979年9月）
陇南凯歌①
杨秀山②
1936年9月初，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最后一个梯队——第二方面军，通过甘南的腊子口，翻过岷山山脉到达哈达铺地区。从雪山草地走出来的红军战士，来到这样的好地方，真象是到了天堂。方面军总指挥部在哈达铺驻下不久，我听说总指挥部要派一些干部到红军学校学习，心里想，长征快要结束了，能去学习一下倒是个机会。一天，我去哈达铺开会，顺便到了总指挥部，探听关于派人学习的事，一进指挥部，看见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和贺龙同志谈话，一、四方面军在草地分兵时，刘伯承同志就和朱德总司令随四方面军行动。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就听说刘伯承同志随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行动，但我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刘总参谋长和贺老总向我问了部队情况后，我就向他们提出，能不能去红军学校学习。
“啊？！”贺老总听了觉得很突然，他笑咪咪地说：
“学习当然好哟，可你这个团政委的工作谁来接替？部队刚刚走出草地，要恢复体力，要休整，还要准备打仗，我看……”说着转过头去望着刘伯承同志，象是征求他的意见。“
是啊，当前还是工作要紧。”刘伯承同志不紧不慢地说。他态度和蔼，语气亲切。
两位首长你一言、我一语地谈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当时我们部队的任务确实繁重。经过十个多月艰苦转战，历尽千辛万苦，走出了草地，部队减员很大。由于饥饿和疲劳，战士们的体力很差。这时，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围追堵截我们，妄图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西北。中央军委指示，红二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是：东出甘南和陕西省西南部，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和宝鸡地区，从右路拖住胡宗南的尾巴，配合一、四方面军进行静（宁）会（宁）战役的计划。
贺龙同志说：“目前，我们要利用这个时机，搞好部队生活，恢复体力。还要就地发动群众打土豪，补卜充新战士，扩大部队。”
刘伯承同志又说：“是这样，以后还有学习的机会，还是先把部队整顿好。”
听了贺老总和刘总参谋长的一番话，我不再要求去学习了，便连忙返回团部。不几天，我们第四师就接到了经礼县、西和县境內占领成县的作战任务。
9月16日，我们师由小川镇出发，拂晓前直抵成县。守敌是王钧部队的一个营和部分反动武装，他们依托城防工事顽抗，先头部队十团首先到达东南门，突破了敌人的城防工事，很快把县城的主要街道占领了。敌人退到城西北角的制高点，负隅顽抗。十团组织了几次攻击，均未奏效，最后只好退到南门和东门。上午10时，我们十二团接到师部命令，协助十团夺回失去的阵地。团里领导研究由我带领三营从东门进攻敌人。
队伍沿着城北向东门前进，虽然不断遇到敌人的猛烈阻击，但都被我们打垮了。部队来到东门，我请十团的同志介绍情况并看了地形，前边街道都是石板铺的路面，两边房屋的墙壁参差不齐。敌人少数兵力向我们射击，大部分隐蔽在街道两侧房墙的背后。我们的机枪和步枪无法杀伤隐蔽在房墙后的敌人。
怎么对付藏在死角的敌人呢？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我们的子弹要是能拐弯就好了。”这句话提醒了我，我当即把三营的机枪集中起来，命令机枪射手集中火力打街道上的石板。射手们理解了，立即把机枪对准石板逐段向前猛烈扫射。顿时，暴雨般的子弹打向石板路，无数的小石片飞溅起来。那些隐蔽在墙后死角的敌人，被这些小石片打得头破血流，狼狈逃窜。我们的战士趁机发起冲锋，沿街道两侧从这个房屋死角跃进到另一个房屋死角，很快就把敌人赶到了城西北角的老地方，大部分街道又被我们占领了。
下午五点钟左右，枪声还稀稀落落地响着。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同志向我们团的阵地走来，他们迈着有力的步子，谈笑风声，镇定自若，对头顶上“呜呜”飞过的子弹毫不在意。任弼时同志还背着一支小口径步枪。
我边走边向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报告战斗的经过。
方面军首长听说我们用机枪打石板路，一梭机枪子弹几乎抵得上一发迫击炮弹，就停下来，观察腳下马蜂窝似的石板，又看看街两侧房门、墙壁上大小不一的弹痕。贺龙同志高兴地说：“这个打法好，是条很好的经验。”并问这个办法是怎么想出来的？我告诉贺老总，在湖北板园战斗中，我站在一块石头上用望远镜观察敌情，突然敌人射来的一颗子弹，打中了我前脚跟下的石头，我的小腿一下中了7块石片，伤了七处，是那次战斗的经验教训启发了我。贺龙同志听了，连声说好。
方面军首长察看了居民的房子，看到街道两旁的民房破坏不大，很满意。并再三叮嘱我们，严守群众纪律，保护群众财产。
第二天，方面军指挥部搬到了城里。团长黄新廷和我到指挥部受领新任务。
贺龙同志向我们交待：把清扫成县残敌的任务移交给兄弟部队，你们团去攻占徽县，要在明天拂晓前攻克县城，然后就地分兵发动群众。他特别强调，占领徽县后，任务是筹款，一定要注意遵守群众纪律。
当天下午，部队经过简短的动员就出发了。第二天凌晨3点钟左右，到达了徽县县城西南面一个村子里。我们准备了云梯，正要去攻城，侦察员报告，徽县已被红六军团占领了。红六军团看我们来了，就按照总部的部署，向两当县开去。方面军指挥部和四师指挥部随后进驻徽县城。
成、徽地区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但是，群众长期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对红军不了解，不敢和我们接近，工作很难开展。我们根据方面军首长的指示，干部带领工作队，分头到各村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每到一地，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召开群众大会，用各种办法揭露国民党压迫人民的罪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我们还采取了一个老办法，请贫苦农民吃饭。那时候请吃饭很简单，用地主家的粮食做一大锅饭，杀上地主家一口猪，烧一大锅菜，请老百姓自带碗筷来吃。当地虽比较富裕，那是富裕了地主，受苦、吃不饱的群众还很多。穷苦人家听说红军请吃饭，男女老少带上碗筷走来，我们的炊事员一边给群众端饭，一边做宣传工作。听了我们的宣传，吃完饭，有的穷苦农民当场就悄悄向我们反映情况，有的还自告奋勇给我们领路去打土豪，打了土豪，我们又把衣服、粮食分给群众，这样接近我们的群众更多了，有的要求当红军，有的主动给我们送情报，告诉我们哪家地主最坏、最富、钱最多，这就使我们打土豪的目标更准了。群众发动起来后，我们除了招收了不少新战士外，还组织起一百多人的地方游击队。后来又动员他们编到我们团当了红军。
短短的十几天里，我们团发动群众，筹了很多款。长征一路，同志们的衣服都破了，又到了该换装的季节，我们就利用筹来的款买了一些布，在群众帮助下做衣服，每人还自已动手打草鞋，每个战士都有了新衣服、新草鞋。一件件新装，针针线线都凝聚着人民群众对红军战士的深情厚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我们吃饭、穿衣、行军、打仗和兵员的补充都有了保障。出草地时，我们一个团只有七八百人，而这时已扩大到一千多人了。
贺龙同志很关心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经常亲自找团的干部汇报情况。每次问得很详细，很具体，还常常到部队驻地去看看战士吃的怎样，住的怎样，对伤病员更是关怀备至。有一天我到指挥部去，贺龙同志正在看一本杂志，见了我就说：
“最近你们团工作很有成绩，但是也要批评你们。”
我看贺老总今天说话不像往常一样带着笑容，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贺老总接着说，“你们对伤员关心不够。你们团长、政委铺上都有棉絮，负伤的三营长、七连长床上怎么没有啊？”原来，有一天他和关政委到我们团看了我和团长的铺，又看了在我们前面院子的伤员的住处，发现了我们床上铺了一条棉絮，而伤员的床上却没有。贺老总这种深入群众、一丝不苟和严格要求的作风，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的话，也使我很惭愧。回来后，我立即把床上的棉絮抽出来，又找了一条，亲自送给三营长和七连长。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我们团得到了补充，战士的体力也有所恢复，整个队伍的面貌焕然一新。但是，由于张国焘破坏了中央静（宁）、会（宁）战役的计划，使整个战局发生了不利于我的重大变化。9月27日，敌王钧第三军，沿着我们的来路，由西向东，经小川镇向成县进犯。我们四师奉方面军指挥部的命令，开往成县和小川镇之间，协同红三十二军歼灭进犯的敌人。不料我们还未到达，红三十二军已和敌人打响，敌先我占领有利地形，在这种情况下，方面军首长确定二军团四师和六师各一部，要赶往成县城外的西北地区设伏。
我们十二团埋伏地点，是在一座有庙的小山头及其附近地区，左前面是六师十八团的阵地。在我们阵地南面有一个村子，村子西边有一条小河向南流去。团指挥部就设在山上的庙里，我们从山顶放眼望去，远近群山的树木和山坡上的高粱地连成一片，郁郁葱葱。一小块、一小块金黄色的稻田，点缀在绿海之中，一派北国江南的风光。我们这些初到这里的南方人，不禁触景生情，想起了鱼米之乡的湖北洪湖老家，战斗情绪更加高昂。
午后，敌人出现了，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向我们打炮，好像是进行火力侦察。不一会儿，我们的阵地就被浓烟和飞起的黄土笼罩了。由于隐蔽得好，敌人的炮火没伤着我们一根毫毛，烟雾和尘土随风向西南飘去，正好迷住了敌人，反而给我们创造了调整兵力的机会。敌人没有发现我们，把攻击目标转到十八团埋伏的阵地，其后面正好暴露在我团的正面。黄新廷同志说，用个把营出击打它一下。于是我带领二营顺着山沟偷偷地摸到敌人的侧后。一阵密集的子弹从敌人侧后打过去，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慌慌张张，乱挤乱窜，真象一群捅散了的马蜂。在我们团和十八团的夹击下，敌人只好仓惶地夺路逃命。我们乘胜追击，一口气把敌人赶过小河的西岸。
战斗结束后，部队往回撤，同志们又渴又饿又累。这时正好通过一个果树园，果子挂满树枝，举手可摘；满地都是熟了的水果，低头可拣。可是战士们谁也没有动树上的果子，也没有踩坏地上的一个果子。我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只看见果园地上留下许多深深的草鞋脚印。我们的战士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做到自觉遵守群众纪律，这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也是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一个法宝。
正当我们返回时，有人喊了一声：“敌人回来了！”我一看，增援的敌人和退却的敌人合成一路，大约有一千多人，向我们反扑过来。地形对我们很不利。我在指挥部队撤回原阵地时负了伤。在我身边的二营营长蔡久同志迅速背起我通过一块高粱地，回到我们团阵地的一个小山包上。
子弹打中了我的臀部，并穿透了挎在我身上的皮包，把我皮包里的文件和两本书打透了。一本是刘伯承同志翻译的《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一本是在湖南时，当时的师政委方理铭同志送给我的《列宁主义概论》。这两本书是我最宝贵的财产，它给了我不少智慧和力量，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这次和我一起“负了伤”。
当时，五连连长刘林同志和几个战士绑了一副担架，把我抬到成县东关一户群众家里，因为流血过多，特别渴，嗓子象要冒烟一样，这家老乡连忙给我烧了开水，我喝了水，觉得好多了。深夜时，贺龙和关向应同志来了。在昏暗的灯光下，贺龙、关向应同志俯下身来抚摸我。他们见我因流血过多，脸色苍白，心里很不好受，给了我许多安慰，要我安心治疗，并嘱咐身边的同志好好照顾我。六师政委廖汊生同志也来了，听见廖汉生同志向贺龙和关向应同志报告说：这次战斗异常激烈，打死打伤了不少敌人……我们伤亡也不小，许多同志牺牲了……
贺龙和关向应同志说：敌人力量处于优势，又占领了有利地形，这一仗不好再打下去了。为了争取主动，需要转移，寻找新的机会消灭敌人。
第二天一早，我离开了成县，由五、六个老乡轮流抬着我走在高低不平的小路上，我听见担架前面的同志和后面的同志不断地互相打招呼：“慢一点”、“轻一点，”生怕我受到震动，增加痛苦。一路上，这些亲切的感人肺腑的言语，不绝于耳。
岁月流逝，往事如烟。但是我永远也忘不了在陇南的那些日子，忘不了在那里牺牲的战友和同志，忘不了全力支援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
奔袭成县①
向汉生②
1936年7月1日，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奉命改编为红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的领导下，历尽艰辛，克服重重困难，于8月下旬走出雪山草地，进入甘肃境内。9月初，总直机关到达哈达铺。此时，红四方面军正在进行洮岷西战役。为了相互策应，迅速打开局面，红二方面军根据中央指示发动了成徽两康战役。
成县、徽县及两当、康县地处甘陕交界，是陇南比较富足的地方，国民党部队常到那里招兵筹粮。这一带地处南北秦岭之间，盆地、丘陵与山地相连，地形比较复杂，是开展武装游击战争的好地方。据侦察获悉，成县城内驻有一个营和一个保安团，约五、六百人，装备比较齐全。军团首长命令红四师为前卫，长途奔袭，攻占成县。
红四师接受任务后，来不及休整，就开始急行军，向成县进发。红十团为师的前卫，9月12日早上从吴家窖子出发，经过四天的行程，半夜时分赶到纸坊镇。这是一个偏僻安静的村庄，村里的群众都已入睡，红军战士不去惊动附近的老百姓，就在村子外面的野地里悄悄地休息下来，大家把随身带的熟土豆拿出来充饥。红四师路过西和礼县时，看到山区群众生活很苦，加上红军任务紧迫，没有条件准备干粮，就是这土豆也煮得半生不熟，硬棒棒的，连一点盐巴都没有。但是，这在当时已经是满意的食品了，红军指战员一个个吃得又香又甜。
纸坊镇离成县还有60多里，中间隔着一座大山，红四师要在拂晓前接近县城，不能长时间停留，只在那里小憩一下，整理好武器装具，便踏上了曲曲折折的山间小道。当时陇南正是多雨季节，秋雨连绵，战士们冒雨行进，日夜兼程，雨水和汗水流在一起。红四师要翻越的那座老爷山是个黄土岭，经雨一淋，如漆如胶，又滑又粘，实在难走，许多同志摔了一跤又一跤，滚得泥蛋一样。还有一些同志出发时抬了一些电线杆子，是准备到成县攻城时做梯子用的，这些笨重的东西更给行军增加了困难。
拂晓前，红四师前卫部队赶到了预定地点。成县城北面依山，南面临河，只有东西两面是开阔的平地，要攻占县城，从东北门和西南门进攻较为有利。师首长命令红十团攻取西南门，红十二团攻取东北门，然后向纵深发展，歼灭该城守敌。
红十团团长王友才、政委朱绍田命令三营担任全团的主攻和前卫。城西南一带全是平川地，当时庄稼已经收了，没有什么障碍物，部队接近城下比较困难。于是决定，由七连副班长邹法清同志带领几个战士，先把绑好的梯子抬到城下，部队以田里的成捆的秫秸作掩护，匍匐、跳跃前进，隐蔽接近城下。红军战士个个动作敏捷，行动迅速，静悄悄地摸爬到城墙跟前，整理好装具，立即组织攻城。正在往城墙上架梯子的时候，七连通信员小牛不小心绊倒了，惊动了城上的敌人哨兵。敌哨兵急忙拉枪栓，喊口令，敌班长也慌慌张张地从碉堡里走出来，打着手电筒朝下面晃了几晃，城墙上长满了野草和荊棘，红军战士紧贴在墙跟下，一声不响，敌班长没有发现什么，把哨兵骂了几句，又钻进碉堡里去了，红军战士乘此机会迅速登城，我和六班的一名战士猛扑上去，把敌人哨兵捉住，低声说：“不许喊叫，喊就打死你！”敌哨兵一面缴枪，一而掏钱，战战兢兢地要求饶命。我对他说：“不要你的钱，你领我们到碉堡跟前，唤你们班长开城门！”敌哨兵说：“那可使不得，我们班长不会给你们开门的，让他知道了，定要开机关枪的，倒不如扔进几颗手榴弹，”……我们见敌哨兵态度还算老实，此话说的也有些道理，就让他带路来到碉堡跟前。碉堡里的敌人正在睡觉，两颗手榴弹丢进去，炸得敌人昏头转向，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赶紧出来缴枪投降。
七连六班占领了西南城门上的据点之后，迅速抢占城墙上的有利地形。城內的敌人正在昏睡，被手榴弹的爆炸声惊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忙起床，操枪荷弹，一片混乱。此时，六班战士大开城门，红十团三营一涌而进，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打了约一个小时，敌人的主力一部分被消灭，一部分残敌退到西北城角进行顽抗。
敌人败退时，在街道上扔下不少钞票、银元、衣物、枪弹等，意在让红军战士拣东西去，以便他们很快逃命。红四师刚刚走出雪山草地，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补充，这些钱、衣服和枪弹正是当时所急需的东西，又加上部队的思想纪律没有及时整顿，有些战士就只顾拣东西，放松了向败退的敌人追击。担任攻打东北门任务的红十二团迷路未能按时赶到，败退到城西北角的敌人，重新调整了战斗队形，依据有利的地势，居高临下，向红十团发起反冲击。在这紧急的关头，红十团参谋长尹光炳同志从指挥所赶到现场，抓住七连和八连，亲自组织指挥，把反扑的敌人打退。接着，一营和二营的部队也投入了战斗。红十团赶到后，合围聚歼了这股敌人。
战斗结束后，红四师部队在成县稍事休息，第二天即随方面军总指挥部经红川向徽县进发。红三十二军奉命留驻成县，开展群众工作。
攻打成县，是红四师走出草地以后的第一仗。红军指战员不怕疲劳，长途奔袭，攻占成县城，达到了出奇制胜的目的。成徽两康战役首战告捷，不仅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同时，对于扩大红军的影响，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都起了较大的作用，提高了徽成一带广大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认识。人民群众除了在物资上大力支援红军外，有1000多人参加了红军队伍，同时还建立了地方民主政权，成立了2000多人的工农游击队，壮大了革命的力量，在党和红军的教育与影响下，徽县、成县一带的广大群众为中国革命斗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陇上江南喜逢春①
——忆长征中在陇南山区休整
严汉万②
长征的路上，前有敌军堵截，后有敌人追击，枪炮轰鸣，雷雨交加，部队往往白天打仗，夜晚赶路，饥餐野果，渴饮渍水，艰苦之状，可想而知。“困难再大咱不怕，只把困难踩脚下。”我红军宣传员用这样的快板书鼓舞部队。
1936年中秋时节，我们二方面军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越过雪山，跨出草地，进入甘肃的徽、成、两当、康县地区。到达这里后，部队奉命进行休整。
我们驻下后的第一件重大任务，就是联系和发动群众。但是，当地的群众，因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鲁大昌的糟害，见了荷枪扛炮的人，就吓得魂飞魄散。而且，我们刚出了草地，头发、胡子都长得老长，穿的衣服更是各色各样：有的穿着长袍，有的穿着短裤，有的穿着兽皮背心，很多同志穿的衣服上，还东一块、西一块地打着补丁。敌人趁机宣传说：这就是“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的“共匪”。群众听了更加恐惧，一个个逃得无影无踪。
在长征的路上，只要碰见一个村庄或几户人家，不由人心上热热乎乎的；没有群众就觉着寸步难行，一切都很渺茫，我们多么需要群众啊！但群众还不了解我们，怎么办？
面对这种情况，贺龙总指挥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和大家共同商量解决的办法。这次会议十分活跃，是长征路上少有的一次情绪高昂的会议。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最后，贺总指挥总结，他慈祥而幽默地说：“几个月来，我们很少见到群众，今天见到了，而且很多，但就是不和我们在一起。”说着他哈哈大笑起来，又吸了一口烟继续说：“这是什么缘故？是因为群众还不认识我们。我们要叫群众认识我们，熟悉我们，热爱我们，我们要在这方面拿出本领来！”接着，贺龙总指挥便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他说：“咱们还唱咱们的拿手好戏吧，这出戏的名字就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是，根椐当前的实际情况，只有这点还不够，还要有新的约法三章：第一，群众不回来，部队不能进他们的家；第二，有些人跑的时候，把家里的门窗没关好，要替他们看着门，不要让小偷进去偷东西；第三，庄子内外要打扫得干干净净；第四，不能赶鸡打狗，要让它们安安宁宁；第五，要到山间和林畔向看不见的对象讲话，宣传抗日，宣传革命的道理。”贺总最后说：“我们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先进思想、组织性和纪律性把农民群众争取回来，提高他们的觉悟水平。”贺老总的讲话使到会的同志豁然开朗，觉着有了主心骨，思想也安定下来了。
正当部队按贺总的指示展开活动的时候，甘肃地下党指示陇南党组织派专人协助部队工作。那时地下党不能公开，活动很困难，但他们还是通过各种途径和办法，向部队介绍了当地风俗民情，帮助部队把逃到外边的人一个一个找回来，并组织群众慰问部队。
徽、成、两当、康县地区，山青水秀，鸟语花香，气候宜人，足可和江南的自然条件相媲美。我们初到时，对这样的环境既喜欢又迷惑：喜欢的是好像回到了家乡；迷惑的是北方还有这样好的地方？感到有些费解了。刚好群众送来了慰问的大米，一个同志看到大米不禁失惊地问道：“啊，这里是北方还是南方？”好象不相信自己走的方向了。
“北方哟，那个子南方哩。”一个四川同志接着话茬儿说，“将来革命胜利了，北方、南方都会有大米吃的哟！”
有了群众，我们就象久旱逢甘霖的禾苗一样，一定能把根深深扎进抚养我们的泥土里。
初期，部队每天除保证必要警戒任务外，年老、体弱的同志给老乡担水、垫圈、喂牲口、打扫卫生和照顾伤员，其余同志全部参加田间劳动。劳动对经过长征的红军来说，当然是不成问题的，当时正是秋收大忙季节，为了很快把秋收搞完以便进行其它工作，政治部还给每个单位规定了劳动任务，组织田间劳动竞赛。我们政治部有一个叫刘德斌的政治干事，在执行这次劳动任务中表现得最突出。他每天砍一亩多谷子，还能背着送到打谷场上，从而被评为政治部的劳动标兵。
部队的劳动积极性及吃苦性使许多老乡不可理解，特别是刘德斌等同志的吃苦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乡亲父老。他们纷纷议论，有的说：“历来都是民养兵，兵不害民就算顶呱呱了，从没有见过当兵的还给老百姓种地。”有的说：“这个军队和其他军队不一样，他们不光能下苦，做起活来也很內行。”有的人用怀疑的口气打问一些同志的身世和家中情况。我们借这个机会，就把自己的经历和参加革命的道理讲了个详细。当群众知道红军同志的身世和痛苦遭遇和他们类似时，就倍感亲切。
参加劳动是联系群众的最好方法。在劳动中，每个人都结识了自己的知心朋友，国民党那种所谓“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的反动宣传，群众再也不相信了。相反，对红军宣传反压迫、反剥削以及抗日救国的道理，逐渐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一些思想先进的分子，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将造成的民族灾难深感忧虑，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內战和对日妥协投降政策十分愤慨。
在群众觉悟空前提高的基础上，我们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随后又扩充了部队。贺总指示：一支孤立无援的部队，闯入敌占区，一切工作方法，都不能一如既往，死搬硬套，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情况，这次的减租减息，只把当时租种田里收下的新粮按二五比例减租，分给了佃户；把地富家里屯积的多余粮全部没收，没收的粮食大部分作为军需，少部分以军队名义还了初到时借吃的债务，于是这样作的结果收效很好，群众更加拥护我们。
吃的问题解决了，穿和医药问题采取向工商界募捐的办法。工商界向我们捐献了不少布匹、棉花、针线和医药。捐献的医药留下给伤病员治病，布匹、棉花、针线分给群众和缝纫社为部队做军装。过了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崭新的鞋、帽、衣服都做成了，衣服的颜色虽然灰、蓝、黑不同，但样式统一，帽子上还缀了一颗布做的红五角呢。俗话说“人是衣裳、马是鞍。”这套衣服穿起来确实增添了不少的威仪，群众看了竖起大拇指称赞。
工商业界在募捐中尽了力。以后我们发现有些本薄利微的工商业者募捐后，继续经营受到了影响，我们就把仅存的一点白洋、铜元拿出来给他们付款。然而，他们却很明大义地说：“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土，我们的生意也做不成。今天既愿募捐，就不要钱，要钱就不募捐。”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前一段工作，经过军民的共同努力，都顺利地按预定计划完成。至此，不少有志的青年要求参军。我们虽然是一个方面军，但长征的路上损失了五分之四还多，实际上只剩下2000多人了。此时，仍四面受敌，正感兵员缺乏，扩兵自然是十分必要的。有人要求参军，可见时机已到，方面军司令部指示各师立即组织扩军工作团，分赴农村迸行扩兵。任务是一个保征一个班，一个区征一个连，一个县征一个团。我当时任十八师政治部的民运科长，就成了当然的扩兵工作团长，我们的工作团驻在江洛镇的冯智清家里。
冯家是赤贫户，老两口生了3男2女，老大、老二已结婚，大媳妇还生了个小宝宝。全家十口人，就靠老汉和3个儿子拉长工维持生活，十分艰苦。且不说别的，单说3岁的小宝宝，秋已凉了，他还是掂着个大肚子跑出跑进；饿了就一个人到地里去拾洋芋吃，全身像个泥人儿一样；他见了人不说话，也不抬头，晚间趴在炕上不枕不盖就睡着了，妈妈回来把仅有的一件破衣服脱下来，盖在他的身上，这便是他一天到晚最甜蜜的时刻。
智清的三个娃娃都要求参军，老汉也向我们苦苦哀求，说：“让娃娃跟上你们去吧，留在屋里也活不成，出去碰碰，混好了，为国献力，也有一碗饱饭哩。”以后，我们经过许多次劝说，只让三娃子一个参了军。象冯智清这样的人家，是我们扩兵的基本力量，虽然不叫他们全部参军，却叫他们到亲戚朋友家去串联，动员其他人当兵。利用骨干串联，是当时扩兵的一个普遍方法。十天左右的时间，用这种方法，在徽、成、康、两当等县，共招了新兵近3000名扩充了军队，改变了局面。
扩兵工作结束后，我们一方面对新兵进行训练，一方面安排军属。在没有建立起红色政权的白色恐怖区安排军属的工作是比较复杂的：首先，这些人家大都是吃了早上没晚上的贫苦农民，要对他们实行救济，如冯智清家，我们就给救济了二斗包米和四五升糜谷，另外还给了几个白洋和一串铜元；第二，部队走了后，不能让这些人家被国民党迫害，要对他们采取保护措施，如有的要作适当转移，有的要请地下党组织和地方武装注意他们的安全；第三，这些人家将是部队走后地下党组织和地方武装活动的据点，要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教育，使他们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
秋风瑟瑟，早晚已有寒意，一天早晨，起床不大会儿，师政治部的通讯员通知我说：“饭后到城隍庙里开会。”城隍庙位于江洛镇对面的山脚下，庙堂很宽阔，方面军司令部就驻在里面。“司令部召开会议，一定很重要。”我这样想着，很快吃了一碗包谷洋芋粥，急步向城隍庙走去，进去一看，各师团以上干部都到了，大家济济一堂，又说又笑，很愉快，正在这时，贺总指挥和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进来了，说笑声随之而止，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贺总招招手，示意坐下。
那时开会不拘形式，入到齐就随便讲开了。贺总说：“我们住在这里，‘老朋友，始终不安心，天天准备送行，咱们也要自觉啊，自己走吧。”贺老总说话很幽默，他几句把大家逗乐了。接着他才象下达命令似地讲了部队的出发时间、集合地点、行军路线、联络办法等详细情况。贺总说完后，甘主任接着说：“部队出发前，要把伤员安排好，把执行纪律的情况普遍检查一次。”甘主任讲了安置伤员和检查纪律的重要意义后，特别强调了安置伤员工作的艰巨性。
当天晚上我们就开始按会议精神分头进行安置伤员和检查纪律。在工作中，我们深深体会到特别是安置伤员的任务艰巨、重大。当伤员同志知道部队要走，需要他们转移到离公路、城镇较远的偏僻山区继续休养的消息后，个个泣不成声，他们坚决要求“宁愿跟上部队死，不愿留下继续生！”我的一个老战友石子真拉着我的手说：“老严啊，我知心的同志，我一分钟也不能离开党，不能离开部队，请你报告首长把我带上，那怕我向前爬，决不给部队添麻烦，即使出去死了，也心满意足，含笑九泉。”他一边说，一边哭。面对这种情况，我的心怎能不难受呢，不由得眼泪夺眶而出，久久说不出话来。难呀！难！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只有把仇恨记在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的账上，以实际行动消灭更多的敌人，为老战友分忧解愁。接待伤员的乡亲，在这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他们一致表示：“伤员就是亲人，要以自己的生命保护伤员的安全，决不叫他们吃亏。”对这些家庭我们都一一给了粮食和药品。
部队离开的问题，特别是走的时间是一个机密，没有告诉群众。群众多聪明呀！见我们又是安置伤员，又是征求意见，就猜到了八九分。谁知刚招收的新兵，对保密的利害还没有体会，把消息传出去了。部队刚集合，群众就围上来了，有的提着洋芋，有的提着鸡蛋，有的拿着饼子，一个个眼泪汪汪地往战士手里塞。冯大娘可怜巴巴的，不知什么时候存下两个鸡蛋，也拿来向我袋里装。我请她留下给小宝宝吃，她哭泣着说：“嗳！好娃哩，穷家富路，家里再穷，总不能让上路的人饿着肚子，再说你们出去还要打黑狗子哩！”部队走开了，群众把一切的感情都汇合成这样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万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打倒反动派！”“红军万岁！”口号声此起彼落，回响在陇南的群山之中。
再见吧，革命的人民，你们是有功劳的，你们的功绩，将永远记在历史的功劳簿上！
在行军的路上，我回顾一个多月前，红二方面军连续转战，没有机会休养生息的景况，对照现在的新变化，真有从严寒而沉寂的黑夜，走向了阳光普照的春天的感觉。从失掉了革命根据地被迫长征，到这次顺利的休整过程说明，成败的关键在于正确的政策，以及有无依靠和发动群众的决心。
行军速度很快，两个多星期左右我们赶到会宁，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了！
故地重游访徽县
——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周龙同志谈话整理①
（1985年9月19日于徽县武装部）
49年前的今天——1936年9月19日，我跟随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长征到了徽县，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怀念贺龙元帅和已故的几位老首长，回访徽县人民，我特地从青海赶到这里，故地重游。
1936年8月，我们红二方面军走过了雪山草地，经历了千辛万苦，部队减员很大，人人疲惫不堪，9月初到了哈达铺，接受党中央的指示，执行战略任务，到陇南山区的徽、成、两、康阻击和牵制胡宗南敌军，建立临时根据地，宣传抗日，休整部队。这里虽是山区，但气候溫和，物产丰富，人民勤劳，我们在驻扎期间，补充了兵员和物资，还建立了一些基层政权组织，徽县人民对红军支援很大。以后由于敌情的变化，二方面军奉命向渭河以北转移，10月4日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徽县城，在徽县只住了将近20天时间。虽然时间短暂，但对住过的地方至今还记忆犹新，当时二方面军总指挥部驻在南门外的天主堂我是指挥部的保卫队臂员，和指挥部住在一起。我今天去看了下住的地方，有些房舍已经变易，但基本面目还能看清。指挥部在天主堂的后院，保卫队住在前面，当时的教堂（现中学图书馆）就是指挥部的会议室，贺龙同志就住在左侧的一个房子里。我记得中间院子里有一块花园，都是大砖砌成的，还有两棵大棕树。花园、棕树现在都没有了，这是很好的革命文物，要加以保护，以教育后代。
我原籍湖北荊州，1934年参加红军，先给贺龙当警卫员。1936年7月在甘孜和四方面军会师后，我被编入二方面军指挥部保卫队，1936年9月从哈达铺向陇南来时，保卫队跟二军团的六师随关向应政委，经过武都、康县之间到了康县，再由康县到略阳，过白水江进入徽县，六师住在城东面的一个镇子上，保卫队和关政委到了徽县城，就是49年前的今天到徽县的，我在徽县住了一夜，又去成县支援五龙山战斗，战斗后仍回徽县驻扎。
从参加红军到抗日战争，我跟随贺老总多年，他平时对同志要求很严，但在生活上对同志很关心，也特别注意民族政策，但对外国人却很蔑视，他把外国人叫洋鬼子，每到一地他都住天主堂，而对国内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特别注意。当我们进入甘肃时，贺老总就对我们讲：甘肃是一个多民族的地方，一定要遵守民族政策，不能住他们的寺院、清真寺，在回民家里不准吃大肉。所以，我们到徽县后都很遵守民族政策，没有住回民的清真寺。贺老总很关心同志，如刘伯承和汪荣华二同志的结婚就是贺老总和关向应保的媒，是在哈达铺一次吃饭时提起的，在成县结婚的。抗日战争期间的1941年，在华北战场上，日本鬼子的子弹打穿了我的口腔，生命很危险，连棺板都给我做好了。贺老总在百忙中来看望我，一次再次地叮咛医护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我的伤终于治好了。伤好后，贺老总又来看望我，他很有风趣地说：“周龙同志，你打仗有经验，对死也有了经验，你是死了又活过来的人，今后打仗你要抬棺上阵，如果你死不了，就把棺板送给日本鬼子。”就在这次贺总送我一张照片，我保存了好多年，我复制了几张，今日送给你们徽县党史办一张，作为纪念。
关于你们要向我了解的几个问题，就我知道的情况谈一下，也不一定准确，因为当时我在总指挥部保卫队，对各师的情况只知道大概，细情不甚了解。
1、二方面军的建制和主要领导人。二、六军团在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后，组成了红二方面军，总指挥为贺龙，其他领导人有任弼时、关向应、甘泗淇、肖克、李达，刘伯承也随二方面军行动。二军团有四、六两个师，军团领导由方面军领导兼任，四师的师长为卢冬生，政委是李井泉，冼恒汉为参谋长；六师的师长是贺炳炎，政委为廖汊生，参谋长可能是刘型；六军团的军长为肖克，政委是王震，下面有四个小师，实际是四个团。三十二军的军长兼政委是罗炳辉，谭友林可能是参谋长，（这点记不清，谭友林现在兰州军区）。下属有九十四、九十六两个师。另外总指挥部直属单位有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队、侦察连、剧团、红校等。
2、从哈达铺出发向徽县行军的路线。分左、中、右三路向徽、成、两、康进军，三个纵队都到过徽县。六军团为左路，经礼县、天水县到徽县、两当；二军团的四师和三十二军及方面军直属机关为中路，经礼县、西和到成县，攻克成县后留三十二军于成县，总指挥部率四师和直属单位到徽县，后三十二军也由成县撤至徽县地区；二军团的六师为右路，经武都到康县后，留十七团于康县，十六、十八两个团经陕西略阳到徽县。10月5日，各路红军集结，分两路从徽县地区出发，向渭河以北转移。
3、在徽县驻扎期间的活动。宣传抗日，扩充红军，组织训练游击队，建立基层政权，大约在徽县扩红人数有1000左右，后在行军中大部分掉队了。在县上和有的区、乡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在回族中成立了抗日反蒋委员会。
4、作战情况。红军进入徽、成、两、康后，每到一县都和各县的保安团有些小战斗，比较大的战役就是在成县五龙山和国民党的王钧部队打了一仗，这个战役是以三十二军为主，四师、六师配合打的，战后三十二军撤到了徽县。
你们提到在江洛镇打仗时，红军牺牲一人和在县城时被敌机炸死一名女战士的问题，这个事情可能是有的，但我不知道牺牲的是谁？江洛镇打仗如果时间在10月1日，那就是三十二军撤出成县后和尾追之敌打的，这个事情看现在兰州军区的谭友林知道情况吗？在县城炸死一名女战士的事，当时军队上女的不少，不知是谁，那时候贺老总的爱人蹇先任，肖克的爱人蹇先佛，刘伯承的爱人汪荣华，甘泗淇的爱人李贞都到过徽县，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外甥四痞子都到过徽县，看他们知道吗？
今天就谈这些，还有什么事情你们可以写信给我。
廖汉生回忆①
（一）
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共同北上。当时，军事任务的分工是：东面的歼敌任务由二方面军承担；西面和后面的歼敌任务由四方面军承担。
过草地之后，二方面军总指挥部驻哈达铺，六师驻在离哈达铺二十五华里路的脚力铺，部队开始休整，二方面军分三路纵队开始战役行动：六军团攻占两当、凤县；总指部率三十二军和四师攻占成县、徽县；六师攻占康县、略阳。
关向应政委指挥六师占据康县以后，为发动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师部决定政治部主任刘型率十七团留驻康县活动，我同贺炳炎师长率十六、十八团向略阳进军了。
在向略阳进军途中，东面（成县）的敌情发生了变化，六师未能按原计划去占领略阳，而是到了白水江镇。我于白水江住了一夜，第二天就率十八团经徽县赶到成县，配合三十二军和四师与敌人打了一仗。贺炳炎率十六团在白水江镇呆了几天，开展了苏维埃活动，师政治部副主任戴文彬、师参谋长常德善同志协助了师部工作。
成县战斗方面，由于敌人来的快，我们没有完全消灭敌人，二方面军就放弃了成、徽、两、康地区，奉命移师北上了。
留驻康县的十七团，在成县战斗中被敌隔断。我们派师参谋长常德善带几名战士去康县寻找，结果没有下落。据说十七团在突围中部队失散，刘型同志牺牲。这是一个大损失，方面军及六师领导都万分痛惜。
以上是六师经康县和略阳的基本情况。
（二）
六师各团领导人姓名及其它一些情况：
十六团团长：赖星云（1984年病故）
政委：汤成功
十七团团长：蔡炳贵（突围中失散，下落不明）
政委：段云武（突围中失散，下落不明）
营长：李家夫（已离休在湖北江陵干休所）
营长：万富成（部队失散后辗转返家）
十八团团长：成本兴（后改名成钧，原空军副司今）
团政委：周盛宏（成县战斗中牺牲）
贺炳炎于1960年7月1日病故；
戴文彬于1984年在长沙病故。
廖汉生同志致康县县志办的信①
康县县志办公室：
一、经康县的红军领导有红二方面军副政委关向应，六师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卢冬生系四师师长他不在此。
二、六师出草地之后住腳力铺，是经武都、西和间到康县的，后由康县开往白水江到徽县，该师十七团，由师政治部主任刘型率领留康县，后在强敌压境时突围。
三、我们师主力只停留一、二天就离开了，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是留在该地的部队做的，我不知情况。四、线索现提不出来，因留康县的部队已被敌人隔断。
致
敬礼
廖汉生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成钧回忆②
我们红军翻过雪山、草地，在驻地哈达铺进行了休整。为执行中央战略计划，二方面军准备攻打甘肃南部和陕西南部的几个县，以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这样也就从战略上配合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作战。
为此，二方面军分成三个纵队：二军六师为右纵队，于1936年的9月12日向康县、略阳前进；总指挥部率二军四师及三十二军为中纵队，9月11日向成县、徽县前进；六军为左纵队，9月11日向两当、凤县前进。
当时，六师先攻康县，歼灭和俘虏了部分敌人。我们团（十八团）占领康县（白马关）后，又继续向略阳进军。在略阳的〓口打了个小胜仗。这时，国民党王钧部进攻成县，我们团奉调火速支援，就从〓口赶到白水江。在白水江住宿了一夜，就开往成县去了。
蔡炳贵任团长的十七团，在康县（白马关）受到损失。
高诗德回忆①
红军六师长征经过康县的有十六、十七、十八三个团：政委是廖汉生，师长贺炳炎，我是十六团俱乐部主任，我们在康县没停，只在城里吃了一顿面条，就走了，一、二天后到了白水江镇，师部在康县停没停记不起了。当时三个团，连师部最少有2000人（根据是长征结束，双十二事变后，我们在陕西庄力镇整编时，一个团尚有五个连，连团部共六百多人）。我们从白水江移师徽县，没有打仗。在徽县住了两天后又奉命去成县打仗，由于张国焘的破坏，我们被迫撤离成县。六师离开康（县）时，留下了十七团，并留下师部特派员（是六军团派来的，政策水平很好，个子大，记得形象，但记不清名字）。
我们从成县撤离时，十七团没跟上，以后一直没有下落，据说师部特派员牺牲，该团失去掌舵人。至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三位首长始终随指挥部行动，他们没有去康县。
红二方面军在徽成县的情况①
……一九三四年十月，六军团与贺龙同志率领的部队在贵州印江会合后，决定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我被任命为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的总务处长（相当于秘书长），我还先后两次担任过红六军团的供给部长。我们这支部队离开湘贛后，用了两年多时间，历尽千难万险，到达了甘南的徽县、成县一带，在弼时同志主持的二方面军党委会上，恢复了我的党籍，并决定我当六军团的统战部长。一次，弼时同志在路上碰到了我，对我说：“现在你做统战工作，衣服要穿的整齐一点嘛，好好工作，你是能做出成果的。”寥寥数语，令我倍感亲切。
忆长征中的艰苦岁月②
陈振国③
我的家乡江西省永新县，在土地革命时期是湘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地区之一，家乡的男女老少都组织了起来，我从小就参加儿童团，为大人们送信、站岗、放哨。到十四五岁，就参加了少年先锋团。先锋团和部队一样的编制，平时操练军事，战时还参加作战，每天都很紧张。一九三二年
二月，我们先锋团的一百多人参加了主力红军；我编在十七师五十一团（后属六军团）。当时我只十六岁，记得军长是肖克，政委是王震，我们的团长是郭鹏，任弼时是湘赣苏区省委书记，余秋里同志还是任弼时的警卫员。后来，蒋介石对苏区发动大规模反革命围剿，湘贛革命根据地只剩下永新一个县了，情况相当紧张。
一九三四年七月底，红六军团奉党中央的命令，撤离根据地，八千多人从永新出发，星夜突破国民党匪军的封锁线，进入湖南南部，八月一日，在桂东寨前圩誓师西征。西征途中，我军在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援下，摧毀了敌人的无数碉堡，迅速地通过郴县、耒阳、桂阳，攻占了新田，然后进军零陵，准备从蔡家阜至略江之间抢渡湘江，向二军团活动地区前进。国民党匪帮怕我与二军团会合，急忙调湖南、广东、广西数省的军队赶到湘江沿岸围堵。我军遂放弃强渡湘江的计划，突然折向东南，攀越阳明山，跳出了四倍于我的敌人包围圈，顺利地通过了宁远、嘉禾、蓝山等县。九月，经江华，渡过了蒲水。这时，国民党匪军又大批地赶来，我军决定给以狠狠打击。在湖南、广西边境的永安关，击溃敌人三个师之后，接着又在湖南、贵州边境组织了新厂战役，击溃敌一个纵队，使敌人再不敢尾追我们，我军从容地通过了贵州的绵屏、黎平、剑河、三穗、台拱等地，十月迸至施秉、黄平、余庄、庸安一带。正当我军向石阡前进时，蒋介石又集中了十倍于我的兵力，进行围追堵截，我军被分割包围，部队被打散，情况十分危急。当时我是通讯排长，跟郭鹏团长在深山老林里钻了好几个星期，二军团和当地的党组织得到情况后，才派人把我们走散的人员找回来。
十月上旬，红二、六军团在贵州东北的松桃石良场胜利会师，组成了红二方面军。当时，二军团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肃反扩大化非常严重，党员、政治干部被杀害的很多，有文化、有本事的人都被认为是改组派，受到审查，连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也被杀害了，搞得部队人心惶惶，许多人再也不愿当干部，识字的也装成文盲，有的甚至连党员都不承认了，离开部队逃走的也不少。所以，当时二军团干部很缺乏。同时，六军团也严重减员，亟需进行休整。二、六军团会合后，部队统一整编，从六军调了许多人到二军团担任干部，我就是那时调到二军团的，先在四师十一团，后又到十二团当指导员。经过整编，部队士气大振，接连打了好几个胜仗，很快扭转了形势。记得在永顺县龙家寨一带，一次伏击战，就消灭了敌人两个旅，击溃了一个旅，缴获了大批枪枝弹药，敌旅参谋长被活捉，外号叫周矮子的敌旅长也差点被我们俘虏。在湖南中堡一帶，消灭了敌人三个团，活捉了敌人的纵队司令张振汉。在桑植陈家河一带全歼了敌五十八师一七二旅，击毙了敌旅长李延岭，解放了湖南的永顺、大庸、桑植、慈利、桃源、津市、石门等城镇，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部队迅速发展到了两万多人。
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迅速发展，使蒋介石大为震惊，急忙调集大批兵力向我军进行大规模围剿，形势对我极为不利。为了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部队决定北上转移。一九三六年四月，部队从石鼓、巨甸一线胜利突破金沙江，摆脱了敌人的重重封锁，六月，在甘孜一带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之后，由于张国焘与党中央闹分裂，仗着四方面军人多，武器装备好，看不起一方面军，也看不起我们，反对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要红军听从他的指挥。开始他提出要红军南下，后来又要红军西进。贺龙、任弼时等二方面军的领导同志，很快识破了张国焘分裂红军、反对党中央的面目，坚决支持朱德同志拥护中央北上的路线，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当时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听说贺龙同志指着张国焘大骂：“你张国焘是老共产党员，我贺龙过去是个军阀，现在我是共产党员了，而你成了新军阀，你比老军阀还落后。”经过激烈的斗争，张国焘被迫下达了北上抗日的命令。
七月初，部队先后从甘孜地区出发，向甘南前进。沿途是荒无人烟的水草地，吃粮是个最大的问题。我们二方面军是全军的后卫，遇到的困难就更多。开始的几天，还能分到二、三两青稞，后来一粒粮也见不到了，全靠野菜、草根充饥，就是野菜也没有多的，因为前面的部队早吃光了。人在困境中什么办法也能想出来，不知是谁想出了烧皮带吃的办法。我们便把皮带、皮包、草鞋上的皮绳都解下来烧着吃，这样也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除了吃的困难外，还有寒冷的问题。草地的气候非常恶劣，不是刮风，就是雨雪、冰雹，很少有晴朗的日子。那时，我们刚从南方过来，都是穿的单衣、短裤。白天，我们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腿，顶着风雪，在随时都有可能陷迸去的沼泽地前进；夜晚，又忍受着饥饿，蹲在一起，背靠着背，肩挨着肩，用相互的体温抵抗着严寒。那滋味，现在的人们是很难想象得出的；饥饿、寒冷，使指战员们体力一天比一天削弱，减员十分严重，有的走着走着，倒下去就停止了呼吸，每晚宿营，都有不少同志再也不能起来了。体力差点的人和十五六岁的娃娃，是很难活着走出草地的。我所在的十二团三营九连，一百多人，走出草地的只有二十多人。茫茫水草地，不知吞噬了我们多少好同志！这些同志为了跟随党中央毛主席北上抗日，口里含着野菜、草根，身上穿着单衣、短裤，就那样牺牲在了草地上。我们今天的幸福，真是来得不容易啊！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跋涉，我们终于走出了水草地，大约在九月初，到达了哈达铺。当时哈达铺比较繁荣，东西很多也比较便宜，群众待我们也很热情。两个多月的草地生活，见不到群众，吃不上粮食，现在一下子来到这样好的地方，我们简直高兴坏了。部队一住下来，就买猪买鸡，改善伙食，大家美美的吃了几顿。因吃得太多，身体接受不了，有人拉肚子，个别同志还因胃被胀坏而死亡。因此，总部马上下令定时定量，并不准私自在市场买东西吃，卫生员和干部们还向大家解释肠胃久饿后，不能猛吃猛喝的道理。我们在哈达铺休整了三四天，总指挥部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发布了组织“成徽两康战役”的作战命令。部队分三个纵队向陕甘交界地区前进，我们四师、三十二军和总指挥部为中路，经过礼县、西和境內，向成县、徽县前进。当时我在师政治部当组织干事，到成县时，县城已经攻打下来了。成县的部队是十团，一天就占领了县城。但敌人又逃到上城顽抗，红军在城內，敌人在上城，这样相持过了一二天后的晚上，敌人突围出城逃走，把我们的一个团参谋长和政治部走任抓走了，直到西安事变后，这两个同志才被放回来。还牺牲了一名团长，名字记不清了，好象是姓贺。我们在成县住了几天，就到了徽县，住在徽县县城。这一带条件好了，我们都制做了新衣，虽然衣服颜色不一，有的是黑的，有的是蓝的，还有的是花的，反正买到什么穿什么，看上去真是五花八门，但部队总算有了冬衣，比起过雪山、草地时破烂不堪的单衣短裤，要神气得多了。那时我还做了个蓝布夹被，我参加红军后第一次才有了被子，因此十分珍惜，一直使用到解放。
长征途中，除了打仗，还要向群众作宣传，组织建政，扩大红军。那时群众被官匪残害怕了，认为红军也和国民党匪帮一样，加之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说：“红军是红头发、绿眼睛”，要“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老百姓听了更加害怕，一听到红军要来，就躲了起来。所以，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就是开会，写标语，向群众宣传红军的宗旨和革命道理，并帮助他们干活，以解除对我们的恐惧心理。再就是组织群众建立苏维埃政府，成县、徽县都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还成立不少区乡政府，依靠他们为部队筹集粮草、经费，动员青年参加红军。筹集的办法：一是打土豪地主，没收他们的粮食、财物，或对其罚款。没收的粮食、财物，除了用于部队外，一部分还分给了穷苦人家；二是借。向送交了粮食、财物的人家开具证明、借条，讲明以此为据，以后归还。三是动员商户、富裕群众捐献。扩红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沿途都搞，因为部队随时都有减员。在徽县，就组织了几百人的回民游击队，我们撤离时这些人都跟上部队走了。解放后我在武威工作时，在天祝遇到几个流落红军，他们就是那时参加红军的。
在徽县住了半月左右，我们就撤走了，记得是出西门，朝西北方向走的，当时情况很紧，卢冬生师长和其他首长一路都督促我们赶快走。沿途经过的具体地方记不清了，我只记得过了渭河，当时河水有齐腰深，我们手拉着手，互相搀扶着蹚过去的。渭河两岸的梨很多，我们经过时老乡拉住我们让我们吃，我们都谢绝了。过渭河后，经过通渭、华家岭，到会宁就与一、四方面军会师了，至此，红军长征就胜利结束了。三军会师后，我们就到了环县，然后到晋西北，开赴到抗日第一线。
这就是我参加长征的简单经过。五十年来，当年的艰苦情景，一直铭记在我的脑海里，牺牲战友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眼前。我常想，在那艰难困苦的年代里，是什么力量激励着我们去战斗，去牺牲？是对党、对祖国人民的忠诚和热爱，是对革命必胜，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的坚定信心。有了这种坚定的革命信念，就具有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困难再大压不倒，流血牺牲吓不倒！今天，我国人民在党中央带领下，正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进，学习和发扬当年红军的革命精神，是很有教益的。
红军长征过徽县
——湖南籍红军战士侯清芝①谈话整理
我是1935年参加红军的，长征时我全家8口人，随二方面军从湖南出发进行长征的。我爱人刘大梅，小妹侯幺妹在路过雪山草地时先后牺牲；父亲侯德成，在1936年成县的五龙山战役中身负重伤，不幸牺牲，1960年徽成县人民政府在成县立碑纪念；我母亲及四弟长征到延安后，于西安事变之后，要求回到湖南老家；另有小弟，经成县时，年尚八岁，因父亡当时遗留此地，现在成县，因其养父姓何，现名何役。
我长征时在二军团五师十三团一营一连，五师的师长是贺炳炎，其余的我记不清了。我父母、爱人和妹等都编在总部宣传队，因为当时能参加战斗的人员都编在战斗部队，不能参加战斗的编在总部，我父亲识几个字，一路上提个灰桶，每到一地就写标语等。长征到成县，我们和四川上去的国民党军队王钧部打了一仗，战斗打的相当激烈，双方死伤很大，
①侯清芝：生于1912年7月，湖南省大庸县人，1935年11月随红二方面军参加了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侯清芝回到湖南老家先后任人武部大队长、湖南省军区副参谋长，1987年4月病故。
我父亲就是在那次战斗中牺牲的。战前总部宣传队的女同志有20多个，等战斗结束时仅剩几个了。当时我担任排长我们连队上前线的干部有十个，最后只剩我一个人了，我们十三团只剩四个连队了。当时二方面军我记得在徽成县都住的有，我们在成县住了几天，由成县到徽县，而后向陕西方向撤走了，没在徽县住。成县的五龙山战役，是我们二方面军长征中比较大的两大战役之一。
回忆长征在徽县
李林①
1936年8月至9月份，正值秋收时节，我们到的徽县。我是二军团（红二军）四师十团一营一连的卫生员，师长是卢冬生、团长刘开绪（湖南桑植入），二、六军团在哈达铺会师以后，是一路走的，首先攻克成县，然后解放的徽县，相隔一、半夭时间。成县打的比较厉害，我们这个师连夜形成了对成县的包围，我们团是从东门摸进去的，赶鸡叫时我们摸到了城墙跟前，敌人发现，首先向我们开的枪，我们遂进行了还击，我当时是爬梯子进城的，因为我们连队是团的前卫。四师十一团是从西门攻进城的。攻开成县以后，我们没有休整，随即又向徽县开进。赶到徽县，没有打仗，就进驻了县城。四师在县城住了一夜，当晚在徽县的正街里打了一家资本家的土豪，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查封过一些罐头烟，一盒五十支，每个班都分到一些，土豪的住址和姓名我记不清了，因为我们是战斗部队，城里住的部队太多，第二天我们就撤走了。记得是出西门，沿河上，约二三十里路远的地方，这个地方比较平坦、开阔，我们四师就住在那里。
在徽县，我们主要是休整，扩红。军部我记得当时住在县城，其余部队大都住在城关，比较分散，具体的分布，我不知道。我们在徽县发动群我1934年16岁时参加红军，长征到徽县时18岁，今年67岁，建国以后任党委书记、队长、州局副局长、冶金局副局长，后任大庸县副县长，主管工交、民政，直至退休。时间久了，许多都记不清楚了。
1985年6月3日
红军在徽县的活动片断
（根据胡进才1985年4月24日谈话整理）
我今年72岁了，系四川省绵阳人。1936年秋在哈达铺参加红军，到徽县时我为通讯班长。我所在的部队是二军四师十团，师长是卢冬生，外号叫跛子，团长是黄新廷。我们从哈达铺出发，经过理川镇到了成县，攻下成县城后，四师和指挥部到了徽县，我们团驻扎在城西北约二十多里的一个镇子上，以后又到徽县的东关、东河，那里是回民，我们遵守回民的风俗习惯，向回民宣传政策，在回民中组织了抗日反蒋委员会和回民自治委员会。在徽县驻扎了十几天，扩充红军战士约一个营，这仅是我们四师的，其他的我不清楚。
我们四师攻克成县后，就和总指挥部到了徽县，留在成县两个师，这两个师是由四方面军拨到二军团的，他们以后在成县又打了一仗，也撤到徽县来了。我们离开徽县时是经过高桥、新店、麻沿上去的。当时我因参军时间不长，部队的领导我都不知道，又因时间太长了，大部分的事都忘记了，只能谈这一点情况，供你们参考就是了。
我的一点回忆
穆玉林
1936年，我在高桥木芦川给人家放羊，古历八月间，红军从徽县上来，到了木芦川，动员我参加红军，我就参加了。当晚红军在木芦川住了一夜，第二天从高桥出发，经过新店、麻沿到苏城，又到礼县的宽川子，晚上通过盐关的。当时，晚上行军不准抽烟，不能打手电筒，不许说话，悄悄地走。走了几天，到了海原住了几天，住在海原的北山上。这一段生活非常艰苦，找不到吃的，我们就打土豪搞些吃的，搞来的羊都煮的半生不熟的吃了，有时就炒着吃原粮，吃生洋芋，有时没一点办法了，就烧着吃羊骨头。后来到了陕北就好的多了，我在抗大七分校上了三年学，校长是彭绍辉。毕业后我任排长，以后又任副连长。1940年在雁门关的黑石头沟与日本军队打了一仗，我们坚守了3天，打了八个多小时，这一仗我们打胜了，受到团部的表扬。以后又在虎北村、羊坊口与日本军打了两仗。
解放战争开始后，我被调到后勤部门做后勤工作。1945年5月间，在陕西长武打马步芳的骑兵时，一个战士不幸负伤，我和西安的一个叫彭龙恩的抬着担架跑了四十里路。以后把马步芳的军队追到固关，将十四旅全部歼灭，我们又到了兰州。1951年将我调到陆军医院，以后又到宝鸡，就从宝鸡转业，回到了徽县，先在城关镇搞武装工作，后调到公安局。
1936年，我参加红军时是二方面军，军长是贺龙，政委是关向应，政治部主任是甘泗淇，参谋长是周士第。我所在的部队是六师十八团二营三连，十八团团长是成本兴，参谋长是李文清，六师的政委是廖汉生。
回忆当年当红军
王滋树
1936年9月份，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徽县时，我参加了红军。当时过八月十五中秋节，走时我父亲给了我一块月饼，吃了月饼以后走的，这一点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家住栗川乡下店子街上，走时我记得我们徽县参军的（主要有栗川、李家河一带的），组成了一个游击大队，指定由成县的一个稍懂军事的人（姓名我记不清了），担任队长，在县上集中的第二天就随红军大队开走了。经过银杏、峡门，一两天到盐关，在盐关开了个会以后，我们就打散分到老兵连，我当时分到二军团六师十六团二连，师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到老兵连以后，我们即由盐关通过往天水的公路，在甘谷过兰天公路，向会宁方向进发，为防止敌人，还派部队警戒天水方向。
从徽县出来没多几天，我们在山城堡和敌人打了一仗，战斗中，我缴获了敌人一枝枪，受到组织嘉奖，宣布我火线入党，由于当时的确切日子谁也记不准，连宣布我火线入党的连指导员也记不准，后经组织多方考证推算，确定我的入伍时间为1936年9月7日，入党时间为1936年10月1日。
我们从徽县出来那个游击队，大都是栗川、李家河这一片的人，直到盐关都没人掉队走散。因为我参军时一字不识，参军后在徽县没久住，时间不长就开走了，又加之多是晚上行军，故不甚了解详情。
李家山跟前，李家河对面的普陀，有个叫李洮林的，1936年跟我们一起随红军走的，1958年转业到广州华纱布公司，任保卫科长，前几年我曾托人打听，未见，听说调到洛阳煤炭公司了，我出差洛阳时顺便查找，还找到洛阳市委组织部，都未找见，说根本未见此人。
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参加过多次战斗，身体数次负伤并立功受奖多次。先后担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长，解放后先后任河南省郑州市供电局党委书记、郑州市省木器厂党委书记，开封化肥厂办公室副主任（副处级），1985年离休时享受正厅级待遇。
我的回忆
徐兴文
1934年9月我在湖南省石门县和平乡参加了红军，1936年9月由西和进攻成县。当时我是二军四师十团通讯员，团长叫刘开绪，师长姓李，攻下成县住了三天，然后进攻徽县，经红川，一天到徽县。我调四师供给部，住在北门外，住了六、七天，我因伤寒病坐担架到高家坪高桂兰家住下，部队由银杏硖门经过榆树走天水方向了。病好后，我赶红军到高桥未赶上，住到徐沟。
1946年9月“南下支队”经麻庄情况：我在徐沟听说来了红军，我去麻庄打听，部队已过，只留下一个伤员，我在一个庵房里找到了他，名叫徐明，问了情况，他说他是王震部队的，到麻庄因病掉队（湖南常德人），是从严坪、两当、韩湾过来到麻庄的，南下支队有一百多人，在两当一个地方打了一仗，到麻庄黑了住了一夜，由高桥方向走了。
……1936年3月12日，我十八团正按着军团的部署向镇雄方向前进，忽然接到贺总指挥的命令，要我们火速前进到得章坝，截击正在经得章坝②前往镇雄的万耀煌纵队。我团赶到干沟梁子，看到敌军正沿山坡由西向东开进，恰好经过我们的脚下。我们乘其不备，猛烈开火，指战员呐喊着冲向沟底，消灭了正在行进中的一部分敌军，剩下的敌军有的在沟底顽抗，有的挣扎着爬上了对面的山坡。为了消灭被围困在沟底的敌人，我团成本兴团长站起来看地形，选择进攻路线。这时我看到对面山坡上的敌人正准备向我方射击，我急忙站起来用左臂把成团长拉倒，嘴里喊了一声“危险”，话音未落，敌人一排子弹射来，击中了我的左臂，简单包扎以后，继续战斗，消灭了沟底的敌人。在给敌人严重杀伤以后，总指挥部命令我军撤出战斗。为了掩护我军转移，必须要消灭对面山坡上的一股敌人。我和成团长带领部队迂回到对面山坡上，占领了大半个山包，缴了十几支驳壳枪和几挺机枪，就在我们即将占领全部山头时，敌人一梭子机枪子弹打了过来，打在我已负伤的左臂上。当时我一看，打断的骨头白茬已穿出皮肉，有两根筋露在外面，微微颤动。当时好像有些麻木了。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也没有多想，继续指挥战斗。一直坚持到天黑，部队安全转移。当时在我团的六师政委廖汊生看我伤势很重，让同志们用担架把我送到师卫生部，经简单包扎后即随部队转移。在这次战斗中负伤的还有十七团参谋长张秀龙，他的腿部负了伤，是与我同时被用担架送到师卫生部的。
事后我了解到，这次战斗，红四师、红六师把正在行进中的万耀煌纵队拦腰截断，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乱作一团，四处溃散，万耀煌在溃乱中只身脫逃。这次战斗俘敌200余人，毙伤敌营连以下官兵120余人，缴获重机枪7挺，长短枪数百支，弹药300余挑。在战斗中，总指挥部发现敌军不断向得章坝方向增援，我军南迸的道路已被阻断，立即命令部队撤出战斗，争取了主动。得章坝战斗后，我离开了红十八团。总指挥部任命红四师副政委杨秀山同志为十八团政治委员。
我被抬到卫生部以后，疼痛难忍，开始意识到伤势的严重。我动动左手的手指，只有一个能动，其余四指全然没有知觉。经过战争的同志都知道，不怕骨折肉绽，只怕打断神经。那个疼痛，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有人喊我一声，或用手指动我一下，我都感到伤口疼痛。我不敢张嘴说话，吃东西只能慢嚼慢咽，稍一不慎，伤口就钻心似地疼。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不是打仗，就是急行军，根本没有时间治疗伤口，更不用说动手术了。
我负伤后，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委、关向应副政委都非常关心，为我准备了一副担架，给我弄到了一件皮衣，还有一块油布。皮衣可以御寒，油布可以遮雨，这两样东西可是解决了大问题。
得章坝战斗后，一天深夜，我军从郭汝栋、樊嵩甫两个纵队之间秘密穿过，突出了重围，直趋滇东攻占了宣威，3月底到达盘县。在这里，我们听到传达，红二、六军团决定渡过金沙江，与主力红军会师。事后我们才知道，红二、六军团与党中央的联系已经中断。与二、六军团保持联系的是四方面军的电台，要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的电报是朱德总司令和当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签署的。
4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到达金沙江上游的石鼓渡口，从25日起开始渡江。渡江前，总指挥部派人给我送来一床鸭绒被。当时我的伤口已经发炎，正在发高烧。我是被同志们抬到船上，在同志们的保护下渡过金沙江的。
渡过金沙江后，开始进入康藏地区。这时摆脫了十几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部队开始在中甸地区的格罗湾休整。有一天，贺总指挥、任政委来看我，问了我的伤情后，对卫生部的同志说，我们要在这里休整一些日子，你们可以为余秋里同志把伤口好好治一治。卫生部的同志说，过金沙江时，医疗器械全掉在江里了。弼时同志很惋惜地说，又失掉了一次治疗的机会。
5月1日，我们翻越5300米的哈巴雪山，到达中甸县城。在中甸，我参加了连以上干部会议。会议明确提出，红军当前的任务，是要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过雪山、草地北上，与一、四方面军会合，创建西北根据地。
5月5日，红二军团从中甸出发向甘孜前进，共翻越了3座大雪山。过雪山时，气候变化很大，在山下天气还比较暖和，一上山气溫骤然下降，狂风卷着积雪扑面而来，越往上走空气越稀薄，连喘气都很困难，再加上饥寒交迫，不少同志都倒在了雪山上，有的同志实在走不动了，坐下想休息一会儿，一坐下去，就再没有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管怎么累，总是咬着牙走下去。同志们要抬我，我坚决不同意，同时鼓励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能坐下来休息。有时山顶上暴风雪袭来，我们几个人就用那块油布挡一挡。就是这样，终于翻过了3座雪山，于7月1日到达甘孜。在甘孜，我们受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他们为我们腾出了房子，筹集了大量粮食、牛羊、衣物，使我们深受感动。
7月2日，在甘孜举行了庆祝二、四方面军会师的盛大联欢会。朱总司令在会上发表了讲话。我这是第一次见到总司令，他朴实、慈祥，像一位忠厚的长者。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朱总司令还说：“中央去年帶着一方面军胜利地通过草地，到达了抗日前哨阵地——陕甘地区。现在，陕甘边根据地巩固、扩大了，红军也壮大了。”我们原来以为，到甘孜就是和中央会师的，这时才知道，党中央已经到了陕甘地区，建立了新的根据地，我们听了很受鼓舞。
在甘孜，我们陆续听到了一些张国焘和中央闹分裂的消息。不久，张国焘开始把手伸向了二方面军。张国焘为了煽动二方面军指战员反对党中央，他给二、六军团团以上干部送来了《干部必读》等小册子，我们翻了一下，大部分是张国焘的讲话，恶毒攻击党中央、毛主席北上抗日的英明决策。我和张秀龙看了，非常气愤。我提出要去找任弼时、贺龙同志反映这个问题。但是，很快师里就派人把这些小冊子收回了。事后知道是关向应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通知各师收回上交的。张国焘反对党中央的阴谋活动，由于遭到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的坚决抵制而未能得逞，最后不得不同意与二方面军一起北上。
在甘孜，我们住在一个喇嘛庙里，卫生员看到我身体很虚弱，不知道从哪里搞了两斤腊肉，要做给我和张秀龙吃，我坚决不同意，小卫生员很不高兴。我就耐心地给他说：“这里是藏区，我们吃了群众的腊肉，不仅违犯了群众纪律，而且也违犯了党的少数民族政策，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啊！”卫生员听了就高兴地把腊肉送回去了。在离开甘孜前夕，四师师长卢冬生同志来看我，问了我的伤势，还带来了一些食品，有青稞、糖、辣椒、酥油、牛肉等，充分体现了革命同志之间的情谊。
7月5日，中央军委颁布了组织红二方面军的命令。任命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原四方面军的三十二军也划归为二方面军建制。
7月中旬，红二方面军离开甘孜北上，开始进入草地，举目望去，荒野一片，不见村庄，没有人烟，部队终日行进在荒凉的大草原上。这里地处高原，空气稀薄，天气多变，忽而晴空万里，忽而阴云密布。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乏粮食。过草地前，给我们每个人准备了一份干粮，但数量有限，卢冬生同志虽给了我一些食品，但几天也就吃完了。以后只好挖野菜、找牛羊皮来充饥。偶尔在水里捉到一条鱼，或者在草地上捉到一只田鼠，就是最好吃的东西了。我记得有一次行军时，和红三十二军走在一起，罗炳辉军长不知用什么方法捉到几只田鼠，他请我吃了一顿田鼠肉。在我的印象里，那是最好吃的一顿美味佳肴了。在当时的情况下，饥饿死亡，时刻在威胁着每一个人。为了活下去，凡是能吃的东西都吃了。有一次，战士找到一面破鼓，把鼓面割下来用水煮着吃，又硬、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是，也要硬着头皮一口一口往下吞。不但自己吃，还要动员别人吃。过草地还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要通过一大段泥沼地带。有的地方表面看上去是草地，下面却是泥潭，一旦不慎陷进去就会越陷越深，以至泥水没顶。在通过这一地段时，同志们都给我让路，把好走的路指给我。有时同志们看我实在太累了，就要用担架抬我，我坚决不同意。大家身体都很虚弱，自己走路都很困难，我怎么能让同志们抬我呢？
我负伤不久，伤口就开始发炎腐烂，疼得厉害。当时没有止痛药，为了止痛，有时就把受伤的左臂伸到冷水里泡一泡。伤口怕太阳晒，一晒就火辣辣地疼，行军时我就尽量找有阴凉的地方走。过草地时没有阴凉，我准备了一把水壶和两条毛巾，水壶里装满了水，疼痛难忍时，就用凉水浇在伤口上，然后用湿毛巾敷在受伤的左臂上。湿毛巾我自已一只手不能拧，都是张秀龙同志帮我洗净、拧干，再敷在我的伤口上。
过草地时，有一段时间没有换药。过了噶曲河，医生来检查伤口，打开纱布一看，伤口已经腐烂生蛆，医生用镊子将蛆一个一个地夹出来，用盐水清洗了伤口。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艰苦行军，终于走出了草地。9月初，红二军团到达哈达铺。我们又看到了村落，看到了人群，看到了牛羊，看到了勃勃生机，看到了希望，从内心充满了喜悅之情。
9月中旬，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发起了甘南战役，先后攻占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四座县城，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革命政权。当时，我们六师驻在徽县。
甘南战役后的一天，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委、关向应副政委来看我。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弼时同志一直随四方面军行动，是在甘南战役时回到二方面军的。
贺、任、关首长问了我的伤口情况。当时我的左手已干燥、发黑、左臂红肿、身体消瘦。贺总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看来左手是保不住了，而且疼痛难忍，我要求把左手锯掉。贺总说，方才我们和红二方面军卫生部长侯友诚同志谈了话。侯部长说，左手是保不住了，做了，可以减少痛苦，防止感染；如果不做，感染后发高烧，就很危险，想做也不行了。卫生部的同志还说，这种手术他们做过，比较有把握，不会有危险。任弼时同志接着说：“手既然没法保留，手术又有把握，那就下决心做吧！”贺总回过身去对在旁边的侯友诚同志说：“在甘南战役中，我们从毛炳文的部队中，缴获了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材，你们需要什么器材和药品，开个单子给我，我回去马上通知二军团、六军团、九军团，找到后给你们送来。”很快二军团、六军团、九军团分别送来了麻醉药品、缝合针线、止血钳、洗伤口的双氧水。最后还缺少动手术的锯子，卫生部的同志从县城一家钟表店找到一把钢锯条，从修械所找到一把锯弓，截肢手术所需的器械和药品总算齐备了。
手术是在一个小城镇①的居民家中进行的。屋内到处是灰土和烟尘。卫生部的同志从二方面军供给部领了一些白布，做了一顶帐子。侯部长告诉我，他做这次手术压力很大，因为贺龙、任弼时同志一再追问对手术有无把握。因此，在简陋的条件下，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为了消毒，把医疗器械先用稻草灰擦洗一遍，然后从包子铺借来蒸笼，把器械和帐子进行蒸煮。
手术是在9月20日上午进行的。手术前，侯友诚同志给我讲手术的程序和注意事项。我说：“你们大胆做吧，没问题。”他又说，要全身麻醉。我说，既然交给你们做，就一切都交给你们全权处理。打上麻药以后，很快我就迷迷糊糊睡着了。醒来时，觉得头有些晕眩，我习惯地用右手去摸左手，空荡荡的，我才知道手术已经完成。事后，卫生部的同志告诉我，我醒来时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一觉睡得真香啊！”我算了一下，从3月12日得章坝战斗负伤，到9月20日做手术，拖着一只断臂度过了192日日夜夜，这漫长的日子，不是躺在病床上，而是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走了两万里，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手术后，为了给我增加营养，总指挥部派人送来了罐头，卫生部的同志买了一些鸡蛋。一天，贺总指挥、任政委来看我，看到手术很成功，他们非常高兴。贺总对侯部长说：“你们的手术做得不错，我奖给你们卫生部两匹马。，候部长高兴地说：“谢谢贺总，有了马驮药箱、驮伤员，我们就好办了。”
手术几天后，我就开始下床行走，身体逐渐康复。开始时伤口还有些疼痛，侯部长想给我打止痛针，但被我拒绝了。因为还有些同志要做手术，他们更需要止痛药。
10月初，红二方面军撤出成、徽、两、康地区。我即随部队向北进军。10月22日，在甘肃会宁东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红二方面军胜利完成了历时一年，转战湘、黔、滇、康、川、甘、青、陕八省，行程两万余里的长征。
长征后，有的同志曾经问我，在负重伤的情况下，是什么力量支持你拖着伤残的身体走过这两万里的？我想，主要是两个因素：
一是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友爱。红军广大指战员都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是建立在共同革命理想上的战斗集体，同志间充满了阶级友爱之情。我负伤后，上自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委、关向应副政委，下至广大指战员，都对我表示了无微不至的关怀。长征中，几乎天天都处于行军作战状态中，地上有敌军围追堵截，天上有敌机轰炸。敌机轰炸时，同志们总是找个安全的地方，把我掩护起来。爬雪山、过草地，同志们总是把好走的路让给我；找到的粮食、挖到的野菜、草根，尽量先让我吃。同志间的阶级友爱之情，帮助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增强了我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二是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我是通过参加农民暴动参加红军的。从那一天起，我就认定共产党和红军是为了全国广大工农群众求解放的。以后通过学习，进一步认识到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是为了实现全阶级全民族的翻身解放，建设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项最光荣、最伟大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不论经过任何艰难困苦，革命终究会胜利。在长征中，每当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总是和同志们互相鼓励：一定要坚持下去，只要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出草地，去参加抗日。正是理想和信念的力量，鼓舞我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经过艰苦的磨炼，更进一步坚定了我的革命信念，锻炼了我的革命意志。经过长征，我更加坚信，任何艰难困苦都阻挡不了有坚定信念的共产党人……
红二方面军长征历程（摘录）①
左齐②
1934年8月，红六军团撤出湘赣苏区，十月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师，合编为红二方面军③。1935年11月开始长征，第二年10月到达西北地区，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这期间，我先后在红六军团保卫部和红十六师工作过。这支光荣的部队在贺龙、任弼时同志领导下，转战南北，经过无数次战斗，歼灭了大量的敌人，播下了革命火种，壮大了革命力量，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写下了惊天动地的诗篇。
甘肃南部地区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红军进入这个地区后，虽有反动藏骑兵袭扰，但只要集中兵力打几个胜仗，创建甘南根据地是完全有可能的。
9月1日，六军攻礼县未克，在城北混板铺宿营；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二军先头部队到哈达铺。3日，六军在礼县城东旧城休息。敌机掩护西和县敌军约一个团增援礼县，我部队夜行转移到额园里。5日、6日，六军在岩湾休整；指挥部、二军、三十二军全部到达哈达铺。7日、8日，六军仍在岩湾休整；六师到宕昌。
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乘陕甘之敌分散的弱点，分三个纵队前进，打击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略阳之敌，袭取以上县城，建立临时根据地。
二军六师为右路纵队，于9月10日由宕昌出发，向康县、略阳前进；二军四师和总指挥部及三十二军为中路纵队，于11日向两当、凤县前进，同时宣布二军五师归三十二军编制，番号为九十六师。12日，六军到达商河镇；中路纵队达洮平。13日，六军经海坝到余家海陶。15日，六军经寻（辛）家底到平南川；四师十二团袭西和县未克。16日夜，六军经娘娘坝、李子园时，前卫消灭敌一个连；敌先占娘娘坝，对我进行反击，我十六师师长张辉同志牺牲。17日，六军经高桥、百杨村、水泉沟、狗（苟）家店到徽县之麻家庄；四师占成县，击溃敌王钧部一个团，缴俘人枪数百。18日，六军经韩家湾占两当县城，守城地主武装及伪县政府人员全部被我俘虏。19日，六军攻凤县县城未克，在县城附近桑园宿营；六师占康县后即向略阳前进，总指挥部和四师占徽县。20日撤凤县之围，退到双石铺。21日到24日，六军于双石铺分出部分人员，在两当地区开辟地方工作，收集资财，扩大红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政策。25日，六军经杨家店、两当县城到永宁镇，准备打击由武都向成县进攻之敌；总指挥部和四师在徽县休整；三十二军在成县及其附近；六师在康县。26日，六军到徽县，27日到永宁镇；28日回师两当县城。27至28日，四师一部及三十二军于成县以西之大船坝与敌王钧部第三军十二师激战。
由于张国焘向西逃跑，破坏了整个战略部署，使我军不能集中兵力截敌一路以打破敌人的进攻，不能在围城打援中大量歼灭敌人，敌人趁机集中兵力固守城池。再则，我军刚过草地，身体虚弱，武器弹药没有得到补充，不宜继续苦战。于是，红二方面军遵照中央10月2日电示，开始向渭水以北转移。
10月4日，六军放弃两当县城到高桥；三十二军到高桥以南；六师十七团来不及集中，在康县被敌隔断。6日，六军经舒家坝、大湾里、达山镇到杨家湾；总指挥部、二军和三十二军到达娘娘坝。7日，六军行军百里，经天水、罗家堡、余家海头坝达横河镇。沿途敌人不断袭扰，经罗家堡时，敌人在敌机的配合下向我进攻，我十六师抗击不力，盐关镇敌人出扰，军直模范师在敌火力下冲出，十六师政委晏福生同志负重伤。此次战斗之所以失利，主要是侦察警戒疏忽，部队在通过敌封锁线西兰公路时，十六师、军部夹在敌人中间宿营。敌人发起进攻时，我军有些单位尚未吃饭，仓促应战。我十六师卫生队及所有后勤人员均投入战斗，多数牺牲；敌机轰炸，骡马行李大部丢弃。8日，六军至固城之路华沟。9日经甘谷县、武山县间渡渭水。10日在杨家庄集结，11日经雪家坪、王家山、杜家井达礼辛镇，沿途遭敌机空袭五、六次；总指挥部、二军、三十二军到榆盘镇及其附近之毛家店集结。12日，六军经老爷岭到尚河镇。13日经李家店、马河店到峡口、昊家村（离通渭东南约十里）一线，准备通过敌封锁线兰西公路。为隔断我军与中央红军会合，蒋介石布置胡宗南主力和马步芳反动军队十余万人沿西兰公路、渭水南北堵截我军。我军避实就虚，迂回作战。这时，东北军的几个骑兵前来送信与我军接洽，将敌人布置情况和为我军留下的通道告诉了我们，当晚我六军团急行军通过了敌封锁线。
15日至17日，六军经四嘴镇到青家驿；总指挥部和二军到谷头岔、侯家川一线。18日达老君铺，红一方面军派五团一部前来迎接我军。19日，六军在老君铺集合十六师、十八师、模范师全部及十七师连以上于部欢迎红五团代表，并请红五团政委报告陕北苏区情况。20日，六军仍在老君铺休整。21日，总指挥部、二军达滥泥河；三十二军达旧营。22日，六军到公阳镇；总指挥部和二军到将台堡与红一师会师。23日，六军到兴隆镇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会师，受到一师直属队列队欢迎，同日下午召开联欢大会，总指挥部和二军在将台堡召开了干部会议听聂洪钧同志报告。各军的领导同志到总指挥部开会。24日，六军在兴隆镇休整，准备战斗。十七、十八师方向发现敌人，战斗约半小时，将敌击退。25日，与一方面军会合，但情况仍然紧迫，为配合一、四方面军消灭来犯之敌，红二方面军继续向北行动，总指挥部转移到硝河城、穆家营一线；四师到袁家河之线；六军到硝河城，遭敌机两次空袭。26日，六军在硝河城休息。27日，六军经穆家营到拦船几塘、川儿湾之线；三十二军在袁家河与敌胡宗南一师接触；二军四师到曹家洼遇敌何柱国骑兵阻击。28日，六军经水头沟到冯家庄；总指挥部到杨明堡；四师到股列堡与敌何柱国骑兵继续战斗。29日，二方面军拟向东北前进，经曹家洼通过敌海原县与黑城镇之间的封锁线，前卫四师在曹家洼、股列堡冲破敌封锁线，后又被敌占领；我方面军改向西北行进，总指挥部和二军六师到仁井子及其附近；六军经杨明堡、鸭儿湾、达相桐川；三十二军于杨明堡西南之红羊坊与敌胡宗南第一师接触后，到干盐池堡和古西安州之间。全天我军纵队两翼和后尾与敌不断接触，敌机狂轰滥炸，随二方面军行动的刘伯承同志被炸伤。30日，六军团经七百户、二百户到昊家庄；总指挥部和二军六师到小河子、陈家湾之线；三十二军九十六师到吴家原、马家后庄。31日，六军经古西安州、陈家湾到麻春堡。
11月1日，总指挥部和六师到何家堡；六军到东家堡子。2日，六军拟到关桥堡，因该地驻有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故改向海家湾。3日，六军由海家湾到双河堡，我十六师驻何连湾；总指挥部在何家堡召开干部会议，听朱德总司令传达党中央关于集中一、二、四方面军消灭胡宗南主力的战斗动员报告。4日，进行战斗布置，我二方面军为预备队，总指挥部和六师移到双河堡及其附近；六军到上马营后又回下马营。5日在驻地作战斗准备。6日，六军经双河堡到套脑、杨家湾之线集结。7日，六军到田子塘；总指挥部和二军仍在双河堡及其附近；三十二军在双河堡、海家湾之线。全军均在现地隐蔽集结备战。8日，敌胡宗南不敢向北急进，同时集结主力，构筑工事。因此，我军即转移新的地区以寻找战机。六军经老虎沟、罗家要险、羊家要险，到牛龙川（我游击区）。9日，六军在马家店、双结打。10日到蔡家坟、新庄子之线。11日在原地备战。12日，六军到达豫旺堡（苏区）。13日，我六军本来在豫旺堡休整，因东北军要经过豫旺堡，我们为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故让出豫旺堡，移到王家园、毛居士井。14日在原地待命。15日，六军一部经环县新营湾到水钵，一部到三郎殿。17日在，原地备战。18日，因胡敌继续东进，我军为配合一、四方面军消灭该敌，一部到曲子镇，一部到新集子一线备战。20日总指挥部、二军、三十二军在洪德及其附近，六军一部在刘溪、新集子一线，备战。21日至22日，我二方面军配合一、四方面军、陕北红军的一军团、十五军团、四军和三十一军于环县山城堡歼灭胡宗南主力一个师，大获全胜。这次战斗，是红军长征的最后一战，它显示了红军是任何反动力量也不可摧毀的！
红二方面军胜利到达西北。我三路红军跨过千山万水，终于胜利会师了，我党我军从此走向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1979年9月）
陇南凯歌①
杨秀山②
1936年9月初，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最后一个梯队——第二方面军，通过甘南的腊子口，翻过岷山山脉到达哈达铺地区。从雪山草地走出来的红军战士，来到这样的好地方，真象是到了天堂。方面军总指挥部在哈达铺驻下不久，我听说总指挥部要派一些干部到红军学校学习，心里想，长征快要结束了，能去学习一下倒是个机会。一天，我去哈达铺开会，顺便到了总指挥部，探听关于派人学习的事，一进指挥部，看见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和贺龙同志谈话，一、四方面军在草地分兵时，刘伯承同志就和朱德总司令随四方面军行动。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就听说刘伯承同志随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行动，但我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刘总参谋长和贺老总向我问了部队情况后，我就向他们提出，能不能去红军学校学习。
“啊？！”贺老总听了觉得很突然，他笑咪咪地说：
“学习当然好哟，可你这个团政委的工作谁来接替？部队刚刚走出草地，要恢复体力，要休整，还要准备打仗，我看……”说着转过头去望着刘伯承同志，象是征求他的意见。“
是啊，当前还是工作要紧。”刘伯承同志不紧不慢地说。他态度和蔼，语气亲切。
两位首长你一言、我一语地谈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当时我们部队的任务确实繁重。经过十个多月艰苦转战，历尽千辛万苦，走出了草地，部队减员很大。由于饥饿和疲劳，战士们的体力很差。这时，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围追堵截我们，妄图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西北。中央军委指示，红二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是：东出甘南和陕西省西南部，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和宝鸡地区，从右路拖住胡宗南的尾巴，配合一、四方面军进行静（宁）会（宁）战役的计划。
贺龙同志说：“目前，我们要利用这个时机，搞好部队生活，恢复体力。还要就地发动群众打土豪，补卜充新战士，扩大部队。”
刘伯承同志又说：“是这样，以后还有学习的机会，还是先把部队整顿好。”
听了贺老总和刘总参谋长的一番话，我不再要求去学习了，便连忙返回团部。不几天，我们第四师就接到了经礼县、西和县境內占领成县的作战任务。
9月16日，我们师由小川镇出发，拂晓前直抵成县。守敌是王钧部队的一个营和部分反动武装，他们依托城防工事顽抗，先头部队十团首先到达东南门，突破了敌人的城防工事，很快把县城的主要街道占领了。敌人退到城西北角的制高点，负隅顽抗。十团组织了几次攻击，均未奏效，最后只好退到南门和东门。上午10时，我们十二团接到师部命令，协助十团夺回失去的阵地。团里领导研究由我带领三营从东门进攻敌人。
队伍沿着城北向东门前进，虽然不断遇到敌人的猛烈阻击，但都被我们打垮了。部队来到东门，我请十团的同志介绍情况并看了地形，前边街道都是石板铺的路面，两边房屋的墙壁参差不齐。敌人少数兵力向我们射击，大部分隐蔽在街道两侧房墙的背后。我们的机枪和步枪无法杀伤隐蔽在房墙后的敌人。
怎么对付藏在死角的敌人呢？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我们的子弹要是能拐弯就好了。”这句话提醒了我，我当即把三营的机枪集中起来，命令机枪射手集中火力打街道上的石板。射手们理解了，立即把机枪对准石板逐段向前猛烈扫射。顿时，暴雨般的子弹打向石板路，无数的小石片飞溅起来。那些隐蔽在墙后死角的敌人，被这些小石片打得头破血流，狼狈逃窜。我们的战士趁机发起冲锋，沿街道两侧从这个房屋死角跃进到另一个房屋死角，很快就把敌人赶到了城西北角的老地方，大部分街道又被我们占领了。
下午五点钟左右，枪声还稀稀落落地响着。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同志向我们团的阵地走来，他们迈着有力的步子，谈笑风声，镇定自若，对头顶上“呜呜”飞过的子弹毫不在意。任弼时同志还背着一支小口径步枪。
我边走边向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报告战斗的经过。
方面军首长听说我们用机枪打石板路，一梭机枪子弹几乎抵得上一发迫击炮弹，就停下来，观察腳下马蜂窝似的石板，又看看街两侧房门、墙壁上大小不一的弹痕。贺龙同志高兴地说：“这个打法好，是条很好的经验。”并问这个办法是怎么想出来的？我告诉贺老总，在湖北板园战斗中，我站在一块石头上用望远镜观察敌情，突然敌人射来的一颗子弹，打中了我前脚跟下的石头，我的小腿一下中了7块石片，伤了七处，是那次战斗的经验教训启发了我。贺龙同志听了，连声说好。
方面军首长察看了居民的房子，看到街道两旁的民房破坏不大，很满意。并再三叮嘱我们，严守群众纪律，保护群众财产。
第二天，方面军指挥部搬到了城里。团长黄新廷和我到指挥部受领新任务。
贺龙同志向我们交待：把清扫成县残敌的任务移交给兄弟部队，你们团去攻占徽县，要在明天拂晓前攻克县城，然后就地分兵发动群众。他特别强调，占领徽县后，任务是筹款，一定要注意遵守群众纪律。
当天下午，部队经过简短的动员就出发了。第二天凌晨3点钟左右，到达了徽县县城西南面一个村子里。我们准备了云梯，正要去攻城，侦察员报告，徽县已被红六军团占领了。红六军团看我们来了，就按照总部的部署，向两当县开去。方面军指挥部和四师指挥部随后进驻徽县城。
成、徽地区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但是，群众长期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对红军不了解，不敢和我们接近，工作很难开展。我们根据方面军首长的指示，干部带领工作队，分头到各村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每到一地，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召开群众大会，用各种办法揭露国民党压迫人民的罪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我们还采取了一个老办法，请贫苦农民吃饭。那时候请吃饭很简单，用地主家的粮食做一大锅饭，杀上地主家一口猪，烧一大锅菜，请老百姓自带碗筷来吃。当地虽比较富裕，那是富裕了地主，受苦、吃不饱的群众还很多。穷苦人家听说红军请吃饭，男女老少带上碗筷走来，我们的炊事员一边给群众端饭，一边做宣传工作。听了我们的宣传，吃完饭，有的穷苦农民当场就悄悄向我们反映情况，有的还自告奋勇给我们领路去打土豪，打了土豪，我们又把衣服、粮食分给群众，这样接近我们的群众更多了，有的要求当红军，有的主动给我们送情报，告诉我们哪家地主最坏、最富、钱最多，这就使我们打土豪的目标更准了。群众发动起来后，我们除了招收了不少新战士外，还组织起一百多人的地方游击队。后来又动员他们编到我们团当了红军。
短短的十几天里，我们团发动群众，筹了很多款。长征一路，同志们的衣服都破了，又到了该换装的季节，我们就利用筹来的款买了一些布，在群众帮助下做衣服，每人还自已动手打草鞋，每个战士都有了新衣服、新草鞋。一件件新装，针针线线都凝聚着人民群众对红军战士的深情厚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我们吃饭、穿衣、行军、打仗和兵员的补充都有了保障。出草地时，我们一个团只有七八百人，而这时已扩大到一千多人了。
贺龙同志很关心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经常亲自找团的干部汇报情况。每次问得很详细，很具体，还常常到部队驻地去看看战士吃的怎样，住的怎样，对伤病员更是关怀备至。有一天我到指挥部去，贺龙同志正在看一本杂志，见了我就说：
“最近你们团工作很有成绩，但是也要批评你们。”
我看贺老总今天说话不像往常一样带着笑容，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贺老总接着说，“你们对伤员关心不够。你们团长、政委铺上都有棉絮，负伤的三营长、七连长床上怎么没有啊？”原来，有一天他和关政委到我们团看了我和团长的铺，又看了在我们前面院子的伤员的住处，发现了我们床上铺了一条棉絮，而伤员的床上却没有。贺老总这种深入群众、一丝不苟和严格要求的作风，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的话，也使我很惭愧。回来后，我立即把床上的棉絮抽出来，又找了一条，亲自送给三营长和七连长。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我们团得到了补充，战士的体力也有所恢复，整个队伍的面貌焕然一新。但是，由于张国焘破坏了中央静（宁）、会（宁）战役的计划，使整个战局发生了不利于我的重大变化。9月27日，敌王钧第三军，沿着我们的来路，由西向东，经小川镇向成县进犯。我们四师奉方面军指挥部的命令，开往成县和小川镇之间，协同红三十二军歼灭进犯的敌人。不料我们还未到达，红三十二军已和敌人打响，敌先我占领有利地形，在这种情况下，方面军首长确定二军团四师和六师各一部，要赶往成县城外的西北地区设伏。
我们十二团埋伏地点，是在一座有庙的小山头及其附近地区，左前面是六师十八团的阵地。在我们阵地南面有一个村子，村子西边有一条小河向南流去。团指挥部就设在山上的庙里，我们从山顶放眼望去，远近群山的树木和山坡上的高粱地连成一片，郁郁葱葱。一小块、一小块金黄色的稻田，点缀在绿海之中，一派北国江南的风光。我们这些初到这里的南方人，不禁触景生情，想起了鱼米之乡的湖北洪湖老家，战斗情绪更加高昂。
午后，敌人出现了，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向我们打炮，好像是进行火力侦察。不一会儿，我们的阵地就被浓烟和飞起的黄土笼罩了。由于隐蔽得好，敌人的炮火没伤着我们一根毫毛，烟雾和尘土随风向西南飘去，正好迷住了敌人，反而给我们创造了调整兵力的机会。敌人没有发现我们，把攻击目标转到十八团埋伏的阵地，其后面正好暴露在我团的正面。黄新廷同志说，用个把营出击打它一下。于是我带领二营顺着山沟偷偷地摸到敌人的侧后。一阵密集的子弹从敌人侧后打过去，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慌慌张张，乱挤乱窜，真象一群捅散了的马蜂。在我们团和十八团的夹击下，敌人只好仓惶地夺路逃命。我们乘胜追击，一口气把敌人赶过小河的西岸。
战斗结束后，部队往回撤，同志们又渴又饿又累。这时正好通过一个果树园，果子挂满树枝，举手可摘；满地都是熟了的水果，低头可拣。可是战士们谁也没有动树上的果子，也没有踩坏地上的一个果子。我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只看见果园地上留下许多深深的草鞋脚印。我们的战士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做到自觉遵守群众纪律，这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也是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一个法宝。
正当我们返回时，有人喊了一声：“敌人回来了！”我一看，增援的敌人和退却的敌人合成一路，大约有一千多人，向我们反扑过来。地形对我们很不利。我在指挥部队撤回原阵地时负了伤。在我身边的二营营长蔡久同志迅速背起我通过一块高粱地，回到我们团阵地的一个小山包上。
子弹打中了我的臀部，并穿透了挎在我身上的皮包，把我皮包里的文件和两本书打透了。一本是刘伯承同志翻译的《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一本是在湖南时，当时的师政委方理铭同志送给我的《列宁主义概论》。这两本书是我最宝贵的财产，它给了我不少智慧和力量，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这次和我一起“负了伤”。
当时，五连连长刘林同志和几个战士绑了一副担架，把我抬到成县东关一户群众家里，因为流血过多，特别渴，嗓子象要冒烟一样，这家老乡连忙给我烧了开水，我喝了水，觉得好多了。深夜时，贺龙和关向应同志来了。在昏暗的灯光下，贺龙、关向应同志俯下身来抚摸我。他们见我因流血过多，脸色苍白，心里很不好受，给了我许多安慰，要我安心治疗，并嘱咐身边的同志好好照顾我。六师政委廖汊生同志也来了，听见廖汉生同志向贺龙和关向应同志报告说：这次战斗异常激烈，打死打伤了不少敌人……我们伤亡也不小，许多同志牺牲了……
贺龙和关向应同志说：敌人力量处于优势，又占领了有利地形，这一仗不好再打下去了。为了争取主动，需要转移，寻找新的机会消灭敌人。
第二天一早，我离开了成县，由五、六个老乡轮流抬着我走在高低不平的小路上，我听见担架前面的同志和后面的同志不断地互相打招呼：“慢一点”、“轻一点，”生怕我受到震动，增加痛苦。一路上，这些亲切的感人肺腑的言语，不绝于耳。
岁月流逝，往事如烟。但是我永远也忘不了在陇南的那些日子，忘不了在那里牺牲的战友和同志，忘不了全力支援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
奔袭成县①
向汉生②
1936年7月1日，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奉命改编为红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的领导下，历尽艰辛，克服重重困难，于8月下旬走出雪山草地，进入甘肃境内。9月初，总直机关到达哈达铺。此时，红四方面军正在进行洮岷西战役。为了相互策应，迅速打开局面，红二方面军根据中央指示发动了成徽两康战役。
成县、徽县及两当、康县地处甘陕交界，是陇南比较富足的地方，国民党部队常到那里招兵筹粮。这一带地处南北秦岭之间，盆地、丘陵与山地相连，地形比较复杂，是开展武装游击战争的好地方。据侦察获悉，成县城内驻有一个营和一个保安团，约五、六百人，装备比较齐全。军团首长命令红四师为前卫，长途奔袭，攻占成县。
红四师接受任务后，来不及休整，就开始急行军，向成县进发。红十团为师的前卫，9月12日早上从吴家窖子出发，经过四天的行程，半夜时分赶到纸坊镇。这是一个偏僻安静的村庄，村里的群众都已入睡，红军战士不去惊动附近的老百姓，就在村子外面的野地里悄悄地休息下来，大家把随身带的熟土豆拿出来充饥。红四师路过西和礼县时，看到山区群众生活很苦，加上红军任务紧迫，没有条件准备干粮，就是这土豆也煮得半生不熟，硬棒棒的，连一点盐巴都没有。但是，这在当时已经是满意的食品了，红军指战员一个个吃得又香又甜。
纸坊镇离成县还有60多里，中间隔着一座大山，红四师要在拂晓前接近县城，不能长时间停留，只在那里小憩一下，整理好武器装具，便踏上了曲曲折折的山间小道。当时陇南正是多雨季节，秋雨连绵，战士们冒雨行进，日夜兼程，雨水和汗水流在一起。红四师要翻越的那座老爷山是个黄土岭，经雨一淋，如漆如胶，又滑又粘，实在难走，许多同志摔了一跤又一跤，滚得泥蛋一样。还有一些同志出发时抬了一些电线杆子，是准备到成县攻城时做梯子用的，这些笨重的东西更给行军增加了困难。
拂晓前，红四师前卫部队赶到了预定地点。成县城北面依山，南面临河，只有东西两面是开阔的平地，要攻占县城，从东北门和西南门进攻较为有利。师首长命令红十团攻取西南门，红十二团攻取东北门，然后向纵深发展，歼灭该城守敌。
红十团团长王友才、政委朱绍田命令三营担任全团的主攻和前卫。城西南一带全是平川地，当时庄稼已经收了，没有什么障碍物，部队接近城下比较困难。于是决定，由七连副班长邹法清同志带领几个战士，先把绑好的梯子抬到城下，部队以田里的成捆的秫秸作掩护，匍匐、跳跃前进，隐蔽接近城下。红军战士个个动作敏捷，行动迅速，静悄悄地摸爬到城墙跟前，整理好装具，立即组织攻城。正在往城墙上架梯子的时候，七连通信员小牛不小心绊倒了，惊动了城上的敌人哨兵。敌哨兵急忙拉枪栓，喊口令，敌班长也慌慌张张地从碉堡里走出来，打着手电筒朝下面晃了几晃，城墙上长满了野草和荊棘，红军战士紧贴在墙跟下，一声不响，敌班长没有发现什么，把哨兵骂了几句，又钻进碉堡里去了，红军战士乘此机会迅速登城，我和六班的一名战士猛扑上去，把敌人哨兵捉住，低声说：“不许喊叫，喊就打死你！”敌哨兵一面缴枪，一而掏钱，战战兢兢地要求饶命。我对他说：“不要你的钱，你领我们到碉堡跟前，唤你们班长开城门！”敌哨兵说：“那可使不得，我们班长不会给你们开门的，让他知道了，定要开机关枪的，倒不如扔进几颗手榴弹，”……我们见敌哨兵态度还算老实，此话说的也有些道理，就让他带路来到碉堡跟前。碉堡里的敌人正在睡觉，两颗手榴弹丢进去，炸得敌人昏头转向，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赶紧出来缴枪投降。
七连六班占领了西南城门上的据点之后，迅速抢占城墙上的有利地形。城內的敌人正在昏睡，被手榴弹的爆炸声惊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忙起床，操枪荷弹，一片混乱。此时，六班战士大开城门，红十团三营一涌而进，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打了约一个小时，敌人的主力一部分被消灭，一部分残敌退到西北城角进行顽抗。
敌人败退时，在街道上扔下不少钞票、银元、衣物、枪弹等，意在让红军战士拣东西去，以便他们很快逃命。红四师刚刚走出雪山草地，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补充，这些钱、衣服和枪弹正是当时所急需的东西，又加上部队的思想纪律没有及时整顿，有些战士就只顾拣东西，放松了向败退的敌人追击。担任攻打东北门任务的红十二团迷路未能按时赶到，败退到城西北角的敌人，重新调整了战斗队形，依据有利的地势，居高临下，向红十团发起反冲击。在这紧急的关头，红十团参谋长尹光炳同志从指挥所赶到现场，抓住七连和八连，亲自组织指挥，把反扑的敌人打退。接着，一营和二营的部队也投入了战斗。红十团赶到后，合围聚歼了这股敌人。
战斗结束后，红四师部队在成县稍事休息，第二天即随方面军总指挥部经红川向徽县进发。红三十二军奉命留驻成县，开展群众工作。
攻打成县，是红四师走出草地以后的第一仗。红军指战员不怕疲劳，长途奔袭，攻占成县城，达到了出奇制胜的目的。成徽两康战役首战告捷，不仅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同时，对于扩大红军的影响，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都起了较大的作用，提高了徽成一带广大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认识。人民群众除了在物资上大力支援红军外，有1000多人参加了红军队伍，同时还建立了地方民主政权，成立了2000多人的工农游击队，壮大了革命的力量，在党和红军的教育与影响下，徽县、成县一带的广大群众为中国革命斗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陇上江南喜逢春①
——忆长征中在陇南山区休整
严汉万②
长征的路上，前有敌军堵截，后有敌人追击，枪炮轰鸣，雷雨交加，部队往往白天打仗，夜晚赶路，饥餐野果，渴饮渍水，艰苦之状，可想而知。“困难再大咱不怕，只把困难踩脚下。”我红军宣传员用这样的快板书鼓舞部队。
1936年中秋时节，我们二方面军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越过雪山，跨出草地，进入甘肃的徽、成、两当、康县地区。到达这里后，部队奉命进行休整。
我们驻下后的第一件重大任务，就是联系和发动群众。但是，当地的群众，因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鲁大昌的糟害，见了荷枪扛炮的人，就吓得魂飞魄散。而且，我们刚出了草地，头发、胡子都长得老长，穿的衣服更是各色各样：有的穿着长袍，有的穿着短裤，有的穿着兽皮背心，很多同志穿的衣服上，还东一块、西一块地打着补丁。敌人趁机宣传说：这就是“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的“共匪”。群众听了更加恐惧，一个个逃得无影无踪。
在长征的路上，只要碰见一个村庄或几户人家，不由人心上热热乎乎的；没有群众就觉着寸步难行，一切都很渺茫，我们多么需要群众啊！但群众还不了解我们，怎么办？
面对这种情况，贺龙总指挥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和大家共同商量解决的办法。这次会议十分活跃，是长征路上少有的一次情绪高昂的会议。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最后，贺总指挥总结，他慈祥而幽默地说：“几个月来，我们很少见到群众，今天见到了，而且很多，但就是不和我们在一起。”说着他哈哈大笑起来，又吸了一口烟继续说：“这是什么缘故？是因为群众还不认识我们。我们要叫群众认识我们，熟悉我们，热爱我们，我们要在这方面拿出本领来！”接着，贺龙总指挥便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他说：“咱们还唱咱们的拿手好戏吧，这出戏的名字就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是，根椐当前的实际情况，只有这点还不够，还要有新的约法三章：第一，群众不回来，部队不能进他们的家；第二，有些人跑的时候，把家里的门窗没关好，要替他们看着门，不要让小偷进去偷东西；第三，庄子内外要打扫得干干净净；第四，不能赶鸡打狗，要让它们安安宁宁；第五，要到山间和林畔向看不见的对象讲话，宣传抗日，宣传革命的道理。”贺总最后说：“我们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先进思想、组织性和纪律性把农民群众争取回来，提高他们的觉悟水平。”贺老总的讲话使到会的同志豁然开朗，觉着有了主心骨，思想也安定下来了。
正当部队按贺总的指示展开活动的时候，甘肃地下党指示陇南党组织派专人协助部队工作。那时地下党不能公开，活动很困难，但他们还是通过各种途径和办法，向部队介绍了当地风俗民情，帮助部队把逃到外边的人一个一个找回来，并组织群众慰问部队。
徽、成、两当、康县地区，山青水秀，鸟语花香，气候宜人，足可和江南的自然条件相媲美。我们初到时，对这样的环境既喜欢又迷惑：喜欢的是好像回到了家乡；迷惑的是北方还有这样好的地方？感到有些费解了。刚好群众送来了慰问的大米，一个同志看到大米不禁失惊地问道：“啊，这里是北方还是南方？”好象不相信自己走的方向了。
“北方哟，那个子南方哩。”一个四川同志接着话茬儿说，“将来革命胜利了，北方、南方都会有大米吃的哟！”
有了群众，我们就象久旱逢甘霖的禾苗一样，一定能把根深深扎进抚养我们的泥土里。
初期，部队每天除保证必要警戒任务外，年老、体弱的同志给老乡担水、垫圈、喂牲口、打扫卫生和照顾伤员，其余同志全部参加田间劳动。劳动对经过长征的红军来说，当然是不成问题的，当时正是秋收大忙季节，为了很快把秋收搞完以便进行其它工作，政治部还给每个单位规定了劳动任务，组织田间劳动竞赛。我们政治部有一个叫刘德斌的政治干事，在执行这次劳动任务中表现得最突出。他每天砍一亩多谷子，还能背着送到打谷场上，从而被评为政治部的劳动标兵。
部队的劳动积极性及吃苦性使许多老乡不可理解，特别是刘德斌等同志的吃苦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乡亲父老。他们纷纷议论，有的说：“历来都是民养兵，兵不害民就算顶呱呱了，从没有见过当兵的还给老百姓种地。”有的说：“这个军队和其他军队不一样，他们不光能下苦，做起活来也很內行。”有的人用怀疑的口气打问一些同志的身世和家中情况。我们借这个机会，就把自己的经历和参加革命的道理讲了个详细。当群众知道红军同志的身世和痛苦遭遇和他们类似时，就倍感亲切。
参加劳动是联系群众的最好方法。在劳动中，每个人都结识了自己的知心朋友，国民党那种所谓“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的反动宣传，群众再也不相信了。相反，对红军宣传反压迫、反剥削以及抗日救国的道理，逐渐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一些思想先进的分子，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将造成的民族灾难深感忧虑，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內战和对日妥协投降政策十分愤慨。
在群众觉悟空前提高的基础上，我们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随后又扩充了部队。贺总指示：一支孤立无援的部队，闯入敌占区，一切工作方法，都不能一如既往，死搬硬套，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情况，这次的减租减息，只把当时租种田里收下的新粮按二五比例减租，分给了佃户；把地富家里屯积的多余粮全部没收，没收的粮食大部分作为军需，少部分以军队名义还了初到时借吃的债务，于是这样作的结果收效很好，群众更加拥护我们。
吃的问题解决了，穿和医药问题采取向工商界募捐的办法。工商界向我们捐献了不少布匹、棉花、针线和医药。捐献的医药留下给伤病员治病，布匹、棉花、针线分给群众和缝纫社为部队做军装。过了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崭新的鞋、帽、衣服都做成了，衣服的颜色虽然灰、蓝、黑不同，但样式统一，帽子上还缀了一颗布做的红五角呢。俗话说“人是衣裳、马是鞍。”这套衣服穿起来确实增添了不少的威仪，群众看了竖起大拇指称赞。
工商业界在募捐中尽了力。以后我们发现有些本薄利微的工商业者募捐后，继续经营受到了影响，我们就把仅存的一点白洋、铜元拿出来给他们付款。然而，他们却很明大义地说：“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土，我们的生意也做不成。今天既愿募捐，就不要钱，要钱就不募捐。”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前一段工作，经过军民的共同努力，都顺利地按预定计划完成。至此，不少有志的青年要求参军。我们虽然是一个方面军，但长征的路上损失了五分之四还多，实际上只剩下2000多人了。此时，仍四面受敌，正感兵员缺乏，扩兵自然是十分必要的。有人要求参军，可见时机已到，方面军司令部指示各师立即组织扩军工作团，分赴农村迸行扩兵。任务是一个保征一个班，一个区征一个连，一个县征一个团。我当时任十八师政治部的民运科长，就成了当然的扩兵工作团长，我们的工作团驻在江洛镇的冯智清家里。
冯家是赤贫户，老两口生了3男2女，老大、老二已结婚，大媳妇还生了个小宝宝。全家十口人，就靠老汉和3个儿子拉长工维持生活，十分艰苦。且不说别的，单说3岁的小宝宝，秋已凉了，他还是掂着个大肚子跑出跑进；饿了就一个人到地里去拾洋芋吃，全身像个泥人儿一样；他见了人不说话，也不抬头，晚间趴在炕上不枕不盖就睡着了，妈妈回来把仅有的一件破衣服脱下来，盖在他的身上，这便是他一天到晚最甜蜜的时刻。
智清的三个娃娃都要求参军，老汉也向我们苦苦哀求，说：“让娃娃跟上你们去吧，留在屋里也活不成，出去碰碰，混好了，为国献力，也有一碗饱饭哩。”以后，我们经过许多次劝说，只让三娃子一个参了军。象冯智清这样的人家，是我们扩兵的基本力量，虽然不叫他们全部参军，却叫他们到亲戚朋友家去串联，动员其他人当兵。利用骨干串联，是当时扩兵的一个普遍方法。十天左右的时间，用这种方法，在徽、成、康、两当等县，共招了新兵近3000名扩充了军队，改变了局面。
扩兵工作结束后，我们一方面对新兵进行训练，一方面安排军属。在没有建立起红色政权的白色恐怖区安排军属的工作是比较复杂的：首先，这些人家大都是吃了早上没晚上的贫苦农民，要对他们实行救济，如冯智清家，我们就给救济了二斗包米和四五升糜谷，另外还给了几个白洋和一串铜元；第二，部队走了后，不能让这些人家被国民党迫害，要对他们采取保护措施，如有的要作适当转移，有的要请地下党组织和地方武装注意他们的安全；第三，这些人家将是部队走后地下党组织和地方武装活动的据点，要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教育，使他们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
秋风瑟瑟，早晚已有寒意，一天早晨，起床不大会儿，师政治部的通讯员通知我说：“饭后到城隍庙里开会。”城隍庙位于江洛镇对面的山脚下，庙堂很宽阔，方面军司令部就驻在里面。“司令部召开会议，一定很重要。”我这样想着，很快吃了一碗包谷洋芋粥，急步向城隍庙走去，进去一看，各师团以上干部都到了，大家济济一堂，又说又笑，很愉快，正在这时，贺总指挥和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进来了，说笑声随之而止，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贺总招招手，示意坐下。
那时开会不拘形式，入到齐就随便讲开了。贺总说：“我们住在这里，‘老朋友，始终不安心，天天准备送行，咱们也要自觉啊，自己走吧。”贺老总说话很幽默，他几句把大家逗乐了。接着他才象下达命令似地讲了部队的出发时间、集合地点、行军路线、联络办法等详细情况。贺总说完后，甘主任接着说：“部队出发前，要把伤员安排好，把执行纪律的情况普遍检查一次。”甘主任讲了安置伤员和检查纪律的重要意义后，特别强调了安置伤员工作的艰巨性。
当天晚上我们就开始按会议精神分头进行安置伤员和检查纪律。在工作中，我们深深体会到特别是安置伤员的任务艰巨、重大。当伤员同志知道部队要走，需要他们转移到离公路、城镇较远的偏僻山区继续休养的消息后，个个泣不成声，他们坚决要求“宁愿跟上部队死，不愿留下继续生！”我的一个老战友石子真拉着我的手说：“老严啊，我知心的同志，我一分钟也不能离开党，不能离开部队，请你报告首长把我带上，那怕我向前爬，决不给部队添麻烦，即使出去死了，也心满意足，含笑九泉。”他一边说，一边哭。面对这种情况，我的心怎能不难受呢，不由得眼泪夺眶而出，久久说不出话来。难呀！难！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只有把仇恨记在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的账上，以实际行动消灭更多的敌人，为老战友分忧解愁。接待伤员的乡亲，在这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他们一致表示：“伤员就是亲人，要以自己的生命保护伤员的安全，决不叫他们吃亏。”对这些家庭我们都一一给了粮食和药品。
部队离开的问题，特别是走的时间是一个机密，没有告诉群众。群众多聪明呀！见我们又是安置伤员，又是征求意见，就猜到了八九分。谁知刚招收的新兵，对保密的利害还没有体会，把消息传出去了。部队刚集合，群众就围上来了，有的提着洋芋，有的提着鸡蛋，有的拿着饼子，一个个眼泪汪汪地往战士手里塞。冯大娘可怜巴巴的，不知什么时候存下两个鸡蛋，也拿来向我袋里装。我请她留下给小宝宝吃，她哭泣着说：“嗳！好娃哩，穷家富路，家里再穷，总不能让上路的人饿着肚子，再说你们出去还要打黑狗子哩！”部队走开了，群众把一切的感情都汇合成这样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万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打倒反动派！”“红军万岁！”口号声此起彼落，回响在陇南的群山之中。
再见吧，革命的人民，你们是有功劳的，你们的功绩，将永远记在历史的功劳簿上！
在行军的路上，我回顾一个多月前，红二方面军连续转战，没有机会休养生息的景况，对照现在的新变化，真有从严寒而沉寂的黑夜，走向了阳光普照的春天的感觉。从失掉了革命根据地被迫长征，到这次顺利的休整过程说明，成败的关键在于正确的政策，以及有无依靠和发动群众的决心。
行军速度很快，两个多星期左右我们赶到会宁，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了！
故地重游访徽县
——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周龙同志谈话整理①
（1985年9月19日于徽县武装部）
49年前的今天——1936年9月19日，我跟随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长征到了徽县，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怀念贺龙元帅和已故的几位老首长，回访徽县人民，我特地从青海赶到这里，故地重游。
1936年8月，我们红二方面军走过了雪山草地，经历了千辛万苦，部队减员很大，人人疲惫不堪，9月初到了哈达铺，接受党中央的指示，执行战略任务，到陇南山区的徽、成、两、康阻击和牵制胡宗南敌军，建立临时根据地，宣传抗日，休整部队。这里虽是山区，但气候溫和，物产丰富，人民勤劳，我们在驻扎期间，补充了兵员和物资，还建立了一些基层政权组织，徽县人民对红军支援很大。以后由于敌情的变化，二方面军奉命向渭河以北转移，10月4日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徽县城，在徽县只住了将近20天时间。虽然时间短暂，但对住过的地方至今还记忆犹新，当时二方面军总指挥部驻在南门外的天主堂我是指挥部的保卫队臂员，和指挥部住在一起。我今天去看了下住的地方，有些房舍已经变易，但基本面目还能看清。指挥部在天主堂的后院，保卫队住在前面，当时的教堂（现中学图书馆）就是指挥部的会议室，贺龙同志就住在左侧的一个房子里。我记得中间院子里有一块花园，都是大砖砌成的，还有两棵大棕树。花园、棕树现在都没有了，这是很好的革命文物，要加以保护，以教育后代。
我原籍湖北荊州，1934年参加红军，先给贺龙当警卫员。1936年7月在甘孜和四方面军会师后，我被编入二方面军指挥部保卫队，1936年9月从哈达铺向陇南来时，保卫队跟二军团的六师随关向应政委，经过武都、康县之间到了康县，再由康县到略阳，过白水江进入徽县，六师住在城东面的一个镇子上，保卫队和关政委到了徽县城，就是49年前的今天到徽县的，我在徽县住了一夜，又去成县支援五龙山战斗，战斗后仍回徽县驻扎。
从参加红军到抗日战争，我跟随贺老总多年，他平时对同志要求很严，但在生活上对同志很关心，也特别注意民族政策，但对外国人却很蔑视，他把外国人叫洋鬼子，每到一地他都住天主堂，而对国内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特别注意。当我们进入甘肃时，贺老总就对我们讲：甘肃是一个多民族的地方，一定要遵守民族政策，不能住他们的寺院、清真寺，在回民家里不准吃大肉。所以，我们到徽县后都很遵守民族政策，没有住回民的清真寺。贺老总很关心同志，如刘伯承和汪荣华二同志的结婚就是贺老总和关向应保的媒，是在哈达铺一次吃饭时提起的，在成县结婚的。抗日战争期间的1941年，在华北战场上，日本鬼子的子弹打穿了我的口腔，生命很危险，连棺板都给我做好了。贺老总在百忙中来看望我，一次再次地叮咛医护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我的伤终于治好了。伤好后，贺老总又来看望我，他很有风趣地说：“周龙同志，你打仗有经验，对死也有了经验，你是死了又活过来的人，今后打仗你要抬棺上阵，如果你死不了，就把棺板送给日本鬼子。”就在这次贺总送我一张照片，我保存了好多年，我复制了几张，今日送给你们徽县党史办一张，作为纪念。
关于你们要向我了解的几个问题，就我知道的情况谈一下，也不一定准确，因为当时我在总指挥部保卫队，对各师的情况只知道大概，细情不甚了解。
1、二方面军的建制和主要领导人。二、六军团在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后，组成了红二方面军，总指挥为贺龙，其他领导人有任弼时、关向应、甘泗淇、肖克、李达，刘伯承也随二方面军行动。二军团有四、六两个师，军团领导由方面军领导兼任，四师的师长为卢冬生，政委是李井泉，冼恒汉为参谋长；六师的师长是贺炳炎，政委为廖汊生，参谋长可能是刘型；六军团的军长为肖克，政委是王震，下面有四个小师，实际是四个团。三十二军的军长兼政委是罗炳辉，谭友林可能是参谋长，（这点记不清，谭友林现在兰州军区）。下属有九十四、九十六两个师。另外总指挥部直属单位有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队、侦察连、剧团、红校等。
2、从哈达铺出发向徽县行军的路线。分左、中、右三路向徽、成、两、康进军，三个纵队都到过徽县。六军团为左路，经礼县、天水县到徽县、两当；二军团的四师和三十二军及方面军直属机关为中路，经礼县、西和到成县，攻克成县后留三十二军于成县，总指挥部率四师和直属单位到徽县，后三十二军也由成县撤至徽县地区；二军团的六师为右路，经武都到康县后，留十七团于康县，十六、十八两个团经陕西略阳到徽县。10月5日，各路红军集结，分两路从徽县地区出发，向渭河以北转移。
3、在徽县驻扎期间的活动。宣传抗日，扩充红军，组织训练游击队，建立基层政权，大约在徽县扩红人数有1000左右，后在行军中大部分掉队了。在县上和有的区、乡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在回族中成立了抗日反蒋委员会。
4、作战情况。红军进入徽、成、两、康后，每到一县都和各县的保安团有些小战斗，比较大的战役就是在成县五龙山和国民党的王钧部队打了一仗，这个战役是以三十二军为主，四师、六师配合打的，战后三十二军撤到了徽县。
你们提到在江洛镇打仗时，红军牺牲一人和在县城时被敌机炸死一名女战士的问题，这个事情可能是有的，但我不知道牺牲的是谁？江洛镇打仗如果时间在10月1日，那就是三十二军撤出成县后和尾追之敌打的，这个事情看现在兰州军区的谭友林知道情况吗？在县城炸死一名女战士的事，当时军队上女的不少，不知是谁，那时候贺老总的爱人蹇先任，肖克的爱人蹇先佛，刘伯承的爱人汪荣华，甘泗淇的爱人李贞都到过徽县，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外甥四痞子都到过徽县，看他们知道吗？
今天就谈这些，还有什么事情你们可以写信给我。
廖汉生回忆①
（一）
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共同北上。当时，军事任务的分工是：东面的歼敌任务由二方面军承担；西面和后面的歼敌任务由四方面军承担。
过草地之后，二方面军总指挥部驻哈达铺，六师驻在离哈达铺二十五华里路的脚力铺，部队开始休整，二方面军分三路纵队开始战役行动：六军团攻占两当、凤县；总指部率三十二军和四师攻占成县、徽县；六师攻占康县、略阳。
关向应政委指挥六师占据康县以后，为发动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师部决定政治部主任刘型率十七团留驻康县活动，我同贺炳炎师长率十六、十八团向略阳进军了。
在向略阳进军途中，东面（成县）的敌情发生了变化，六师未能按原计划去占领略阳，而是到了白水江镇。我于白水江住了一夜，第二天就率十八团经徽县赶到成县，配合三十二军和四师与敌人打了一仗。贺炳炎率十六团在白水江镇呆了几天，开展了苏维埃活动，师政治部副主任戴文彬、师参谋长常德善同志协助了师部工作。
成县战斗方面，由于敌人来的快，我们没有完全消灭敌人，二方面军就放弃了成、徽、两、康地区，奉命移师北上了。
留驻康县的十七团，在成县战斗中被敌隔断。我们派师参谋长常德善带几名战士去康县寻找，结果没有下落。据说十七团在突围中部队失散，刘型同志牺牲。这是一个大损失，方面军及六师领导都万分痛惜。
以上是六师经康县和略阳的基本情况。
（二）
六师各团领导人姓名及其它一些情况：
十六团团长：赖星云（1984年病故）
政委：汤成功
十七团团长：蔡炳贵（突围中失散，下落不明）
政委：段云武（突围中失散，下落不明）
营长：李家夫（已离休在湖北江陵干休所）
营长：万富成（部队失散后辗转返家）
十八团团长：成本兴（后改名成钧，原空军副司今）
团政委：周盛宏（成县战斗中牺牲）
贺炳炎于1960年7月1日病故；
戴文彬于1984年在长沙病故。
廖汉生同志致康县县志办的信①
康县县志办公室：
一、经康县的红军领导有红二方面军副政委关向应，六师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卢冬生系四师师长他不在此。
二、六师出草地之后住腳力铺，是经武都、西和间到康县的，后由康县开往白水江到徽县，该师十七团，由师政治部主任刘型率领留康县，后在强敌压境时突围。
三、我们师主力只停留一、二天就离开了，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是留在该地的部队做的，我不知情况。四、线索现提不出来，因留康县的部队已被敌人隔断。
致
敬礼
廖汉生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成钧回忆②
我们红军翻过雪山、草地，在驻地哈达铺进行了休整。为执行中央战略计划，二方面军准备攻打甘肃南部和陕西南部的几个县，以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这样也就从战略上配合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作战。
为此，二方面军分成三个纵队：二军六师为右纵队，于1936年的9月12日向康县、略阳前进；总指挥部率二军四师及三十二军为中纵队，9月11日向成县、徽县前进；六军为左纵队，9月11日向两当、凤县前进。
当时，六师先攻康县，歼灭和俘虏了部分敌人。我们团（十八团）占领康县（白马关）后，又继续向略阳进军。在略阳的〓口打了个小胜仗。这时，国民党王钧部进攻成县，我们团奉调火速支援，就从〓口赶到白水江。在白水江住宿了一夜，就开往成县去了。
蔡炳贵任团长的十七团，在康县（白马关）受到损失。
高诗德回忆①
红军六师长征经过康县的有十六、十七、十八三个团：政委是廖汉生，师长贺炳炎，我是十六团俱乐部主任，我们在康县没停，只在城里吃了一顿面条，就走了，一、二天后到了白水江镇，师部在康县停没停记不起了。当时三个团，连师部最少有2000人（根据是长征结束，双十二事变后，我们在陕西庄力镇整编时，一个团尚有五个连，连团部共六百多人）。我们从白水江移师徽县，没有打仗。在徽县住了两天后又奉命去成县打仗，由于张国焘的破坏，我们被迫撤离成县。六师离开康（县）时，留下了十七团，并留下师部特派员（是六军团派来的，政策水平很好，个子大，记得形象，但记不清名字）。
我们从成县撤离时，十七团没跟上，以后一直没有下落，据说师部特派员牺牲，该团失去掌舵人。至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三位首长始终随指挥部行动，他们没有去康县。
红二方面军在徽成县的情况①
……一九三四年十月，六军团与贺龙同志率领的部队在贵州印江会合后，决定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我被任命为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的总务处长（相当于秘书长），我还先后两次担任过红六军团的供给部长。我们这支部队离开湘贛后，用了两年多时间，历尽千难万险，到达了甘南的徽县、成县一带，在弼时同志主持的二方面军党委会上，恢复了我的党籍，并决定我当六军团的统战部长。一次，弼时同志在路上碰到了我，对我说：“现在你做统战工作，衣服要穿的整齐一点嘛，好好工作，你是能做出成果的。”寥寥数语，令我倍感亲切。
忆长征中的艰苦岁月②
陈振国③
我的家乡江西省永新县，在土地革命时期是湘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地区之一，家乡的男女老少都组织了起来，我从小就参加儿童团，为大人们送信、站岗、放哨。到十四五岁，就参加了少年先锋团。先锋团和部队一样的编制，平时操练军事，战时还参加作战，每天都很紧张。一九三二年
二月，我们先锋团的一百多人参加了主力红军；我编在十七师五十一团（后属六军团）。当时我只十六岁，记得军长是肖克，政委是王震，我们的团长是郭鹏，任弼时是湘赣苏区省委书记，余秋里同志还是任弼时的警卫员。后来，蒋介石对苏区发动大规模反革命围剿，湘贛革命根据地只剩下永新一个县了，情况相当紧张。
一九三四年七月底，红六军团奉党中央的命令，撤离根据地，八千多人从永新出发，星夜突破国民党匪军的封锁线，进入湖南南部，八月一日，在桂东寨前圩誓师西征。西征途中，我军在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援下，摧毀了敌人的无数碉堡，迅速地通过郴县、耒阳、桂阳，攻占了新田，然后进军零陵，准备从蔡家阜至略江之间抢渡湘江，向二军团活动地区前进。国民党匪帮怕我与二军团会合，急忙调湖南、广东、广西数省的军队赶到湘江沿岸围堵。我军遂放弃强渡湘江的计划，突然折向东南，攀越阳明山，跳出了四倍于我的敌人包围圈，顺利地通过了宁远、嘉禾、蓝山等县。九月，经江华，渡过了蒲水。这时，国民党匪军又大批地赶来，我军决定给以狠狠打击。在湖南、广西边境的永安关，击溃敌人三个师之后，接着又在湖南、贵州边境组织了新厂战役，击溃敌一个纵队，使敌人再不敢尾追我们，我军从容地通过了贵州的绵屏、黎平、剑河、三穗、台拱等地，十月迸至施秉、黄平、余庄、庸安一带。正当我军向石阡前进时，蒋介石又集中了十倍于我的兵力，进行围追堵截，我军被分割包围，部队被打散，情况十分危急。当时我是通讯排长，跟郭鹏团长在深山老林里钻了好几个星期，二军团和当地的党组织得到情况后，才派人把我们走散的人员找回来。
十月上旬，红二、六军团在贵州东北的松桃石良场胜利会师，组成了红二方面军。当时，二军团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肃反扩大化非常严重，党员、政治干部被杀害的很多，有文化、有本事的人都被认为是改组派，受到审查，连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也被杀害了，搞得部队人心惶惶，许多人再也不愿当干部，识字的也装成文盲，有的甚至连党员都不承认了，离开部队逃走的也不少。所以，当时二军团干部很缺乏。同时，六军团也严重减员，亟需进行休整。二、六军团会合后，部队统一整编，从六军调了许多人到二军团担任干部，我就是那时调到二军团的，先在四师十一团，后又到十二团当指导员。经过整编，部队士气大振，接连打了好几个胜仗，很快扭转了形势。记得在永顺县龙家寨一带，一次伏击战，就消灭了敌人两个旅，击溃了一个旅，缴获了大批枪枝弹药，敌旅参谋长被活捉，外号叫周矮子的敌旅长也差点被我们俘虏。在湖南中堡一帶，消灭了敌人三个团，活捉了敌人的纵队司令张振汉。在桑植陈家河一带全歼了敌五十八师一七二旅，击毙了敌旅长李延岭，解放了湖南的永顺、大庸、桑植、慈利、桃源、津市、石门等城镇，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部队迅速发展到了两万多人。
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迅速发展，使蒋介石大为震惊，急忙调集大批兵力向我军进行大规模围剿，形势对我极为不利。为了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部队决定北上转移。一九三六年四月，部队从石鼓、巨甸一线胜利突破金沙江，摆脱了敌人的重重封锁，六月，在甘孜一带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之后，由于张国焘与党中央闹分裂，仗着四方面军人多，武器装备好，看不起一方面军，也看不起我们，反对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要红军听从他的指挥。开始他提出要红军南下，后来又要红军西进。贺龙、任弼时等二方面军的领导同志，很快识破了张国焘分裂红军、反对党中央的面目，坚决支持朱德同志拥护中央北上的路线，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当时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听说贺龙同志指着张国焘大骂：“你张国焘是老共产党员，我贺龙过去是个军阀，现在我是共产党员了，而你成了新军阀，你比老军阀还落后。”经过激烈的斗争，张国焘被迫下达了北上抗日的命令。
七月初，部队先后从甘孜地区出发，向甘南前进。沿途是荒无人烟的水草地，吃粮是个最大的问题。我们二方面军是全军的后卫，遇到的困难就更多。开始的几天，还能分到二、三两青稞，后来一粒粮也见不到了，全靠野菜、草根充饥，就是野菜也没有多的，因为前面的部队早吃光了。人在困境中什么办法也能想出来，不知是谁想出了烧皮带吃的办法。我们便把皮带、皮包、草鞋上的皮绳都解下来烧着吃，这样也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除了吃的困难外，还有寒冷的问题。草地的气候非常恶劣，不是刮风，就是雨雪、冰雹，很少有晴朗的日子。那时，我们刚从南方过来，都是穿的单衣、短裤。白天，我们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腿，顶着风雪，在随时都有可能陷迸去的沼泽地前进；夜晚，又忍受着饥饿，蹲在一起，背靠着背，肩挨着肩，用相互的体温抵抗着严寒。那滋味，现在的人们是很难想象得出的；饥饿、寒冷，使指战员们体力一天比一天削弱，减员十分严重，有的走着走着，倒下去就停止了呼吸，每晚宿营，都有不少同志再也不能起来了。体力差点的人和十五六岁的娃娃，是很难活着走出草地的。我所在的十二团三营九连，一百多人，走出草地的只有二十多人。茫茫水草地，不知吞噬了我们多少好同志！这些同志为了跟随党中央毛主席北上抗日，口里含着野菜、草根，身上穿着单衣、短裤，就那样牺牲在了草地上。我们今天的幸福，真是来得不容易啊！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跋涉，我们终于走出了水草地，大约在九月初，到达了哈达铺。当时哈达铺比较繁荣，东西很多也比较便宜，群众待我们也很热情。两个多月的草地生活，见不到群众，吃不上粮食，现在一下子来到这样好的地方，我们简直高兴坏了。部队一住下来，就买猪买鸡，改善伙食，大家美美的吃了几顿。因吃得太多，身体接受不了，有人拉肚子，个别同志还因胃被胀坏而死亡。因此，总部马上下令定时定量，并不准私自在市场买东西吃，卫生员和干部们还向大家解释肠胃久饿后，不能猛吃猛喝的道理。我们在哈达铺休整了三四天，总指挥部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发布了组织“成徽两康战役”的作战命令。部队分三个纵队向陕甘交界地区前进，我们四师、三十二军和总指挥部为中路，经过礼县、西和境內，向成县、徽县前进。当时我在师政治部当组织干事，到成县时，县城已经攻打下来了。成县的部队是十团，一天就占领了县城。但敌人又逃到上城顽抗，红军在城內，敌人在上城，这样相持过了一二天后的晚上，敌人突围出城逃走，把我们的一个团参谋长和政治部走任抓走了，直到西安事变后，这两个同志才被放回来。还牺牲了一名团长，名字记不清了，好象是姓贺。我们在成县住了几天，就到了徽县，住在徽县县城。这一带条件好了，我们都制做了新衣，虽然衣服颜色不一，有的是黑的，有的是蓝的，还有的是花的，反正买到什么穿什么，看上去真是五花八门，但部队总算有了冬衣，比起过雪山、草地时破烂不堪的单衣短裤，要神气得多了。那时我还做了个蓝布夹被，我参加红军后第一次才有了被子，因此十分珍惜，一直使用到解放。
长征途中，除了打仗，还要向群众作宣传，组织建政，扩大红军。那时群众被官匪残害怕了，认为红军也和国民党匪帮一样，加之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说：“红军是红头发、绿眼睛”，要“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老百姓听了更加害怕，一听到红军要来，就躲了起来。所以，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就是开会，写标语，向群众宣传红军的宗旨和革命道理，并帮助他们干活，以解除对我们的恐惧心理。再就是组织群众建立苏维埃政府，成县、徽县都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还成立不少区乡政府，依靠他们为部队筹集粮草、经费，动员青年参加红军。筹集的办法：一是打土豪地主，没收他们的粮食、财物，或对其罚款。没收的粮食、财物，除了用于部队外，一部分还分给了穷苦人家；二是借。向送交了粮食、财物的人家开具证明、借条，讲明以此为据，以后归还。三是动员商户、富裕群众捐献。扩红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沿途都搞，因为部队随时都有减员。在徽县，就组织了几百人的回民游击队，我们撤离时这些人都跟上部队走了。解放后我在武威工作时，在天祝遇到几个流落红军，他们就是那时参加红军的。
在徽县住了半月左右，我们就撤走了，记得是出西门，朝西北方向走的，当时情况很紧，卢冬生师长和其他首长一路都督促我们赶快走。沿途经过的具体地方记不清了，我只记得过了渭河，当时河水有齐腰深，我们手拉着手，互相搀扶着蹚过去的。渭河两岸的梨很多，我们经过时老乡拉住我们让我们吃，我们都谢绝了。过渭河后，经过通渭、华家岭，到会宁就与一、四方面军会师了，至此，红军长征就胜利结束了。三军会师后，我们就到了环县，然后到晋西北，开赴到抗日第一线。
这就是我参加长征的简单经过。五十年来，当年的艰苦情景，一直铭记在我的脑海里，牺牲战友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眼前。我常想，在那艰难困苦的年代里，是什么力量激励着我们去战斗，去牺牲？是对党、对祖国人民的忠诚和热爱，是对革命必胜，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的坚定信心。有了这种坚定的革命信念，就具有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困难再大压不倒，流血牺牲吓不倒！今天，我国人民在党中央带领下，正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进，学习和发扬当年红军的革命精神，是很有教益的。
红军长征过徽县
——湖南籍红军战士侯清芝①谈话整理
我是1935年参加红军的，长征时我全家8口人，随二方面军从湖南出发进行长征的。我爱人刘大梅，小妹侯幺妹在路过雪山草地时先后牺牲；父亲侯德成，在1936年成县的五龙山战役中身负重伤，不幸牺牲，1960年徽成县人民政府在成县立碑纪念；我母亲及四弟长征到延安后，于西安事变之后，要求回到湖南老家；另有小弟，经成县时，年尚八岁，因父亡当时遗留此地，现在成县，因其养父姓何，现名何役。
我长征时在二军团五师十三团一营一连，五师的师长是贺炳炎，其余的我记不清了。我父母、爱人和妹等都编在总部宣传队，因为当时能参加战斗的人员都编在战斗部队，不能参加战斗的编在总部，我父亲识几个字，一路上提个灰桶，每到一地就写标语等。长征到成县，我们和四川上去的国民党军队王钧部打了一仗，战斗打的相当激烈，双方死伤很大，
①侯清芝：生于1912年7月，湖南省大庸县人，1935年11月随红二方面军参加了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侯清芝回到湖南老家先后任人武部大队长、湖南省军区副参谋长，1987年4月病故。
我父亲就是在那次战斗中牺牲的。战前总部宣传队的女同志有20多个，等战斗结束时仅剩几个了。当时我担任排长我们连队上前线的干部有十个，最后只剩我一个人了，我们十三团只剩四个连队了。当时二方面军我记得在徽成县都住的有，我们在成县住了几天，由成县到徽县，而后向陕西方向撤走了，没在徽县住。成县的五龙山战役，是我们二方面军长征中比较大的两大战役之一。
回忆长征在徽县
李林①
1936年8月至9月份，正值秋收时节，我们到的徽县。我是二军团（红二军）四师十团一营一连的卫生员，师长是卢冬生、团长刘开绪（湖南桑植入），二、六军团在哈达铺会师以后，是一路走的，首先攻克成县，然后解放的徽县，相隔一、半夭时间。成县打的比较厉害，我们这个师连夜形成了对成县的包围，我们团是从东门摸进去的，赶鸡叫时我们摸到了城墙跟前，敌人发现，首先向我们开的枪，我们遂进行了还击，我当时是爬梯子进城的，因为我们连队是团的前卫。四师十一团是从西门攻进城的。攻开成县以后，我们没有休整，随即又向徽县开进。赶到徽县，没有打仗，就进驻了县城。四师在县城住了一夜，当晚在徽县的正街里打了一家资本家的土豪，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查封过一些罐头烟，一盒五十支，每个班都分到一些，土豪的住址和姓名我记不清了，因为我们是战斗部队，城里住的部队太多，第二天我们就撤走了。记得是出西门，沿河上，约二三十里路远的地方，这个地方比较平坦、开阔，我们四师就住在那里。
在徽县，我们主要是休整，扩红。军部我记得当时住在县城，其余部队大都住在城关，比较分散，具体的分布，我不知道。我们在徽县发动群我1934年16岁时参加红军，长征到徽县时18岁，今年67岁，建国以后任党委书记、队长、州局副局长、冶金局副局长，后任大庸县副县长，主管工交、民政，直至退休。时间久了，许多都记不清楚了。
1985年6月3日
红军在徽县的活动片断
（根据胡进才1985年4月24日谈话整理）
我今年72岁了，系四川省绵阳人。1936年秋在哈达铺参加红军，到徽县时我为通讯班长。我所在的部队是二军四师十团，师长是卢冬生，外号叫跛子，团长是黄新廷。我们从哈达铺出发，经过理川镇到了成县，攻下成县城后，四师和指挥部到了徽县，我们团驻扎在城西北约二十多里的一个镇子上，以后又到徽县的东关、东河，那里是回民，我们遵守回民的风俗习惯，向回民宣传政策，在回民中组织了抗日反蒋委员会和回民自治委员会。在徽县驻扎了十几天，扩充红军战士约一个营，这仅是我们四师的，其他的我不清楚。
我们四师攻克成县后，就和总指挥部到了徽县，留在成县两个师，这两个师是由四方面军拨到二军团的，他们以后在成县又打了一仗，也撤到徽县来了。我们离开徽县时是经过高桥、新店、麻沿上去的。当时我因参军时间不长，部队的领导我都不知道，又因时间太长了，大部分的事都忘记了，只能谈这一点情况，供你们参考就是了。
我的一点回忆
穆玉林
1936年，我在高桥木芦川给人家放羊，古历八月间，红军从徽县上来，到了木芦川，动员我参加红军，我就参加了。当晚红军在木芦川住了一夜，第二天从高桥出发，经过新店、麻沿到苏城，又到礼县的宽川子，晚上通过盐关的。当时，晚上行军不准抽烟，不能打手电筒，不许说话，悄悄地走。走了几天，到了海原住了几天，住在海原的北山上。这一段生活非常艰苦，找不到吃的，我们就打土豪搞些吃的，搞来的羊都煮的半生不熟的吃了，有时就炒着吃原粮，吃生洋芋，有时没一点办法了，就烧着吃羊骨头。后来到了陕北就好的多了，我在抗大七分校上了三年学，校长是彭绍辉。毕业后我任排长，以后又任副连长。1940年在雁门关的黑石头沟与日本军队打了一仗，我们坚守了3天，打了八个多小时，这一仗我们打胜了，受到团部的表扬。以后又在虎北村、羊坊口与日本军打了两仗。
解放战争开始后，我被调到后勤部门做后勤工作。1945年5月间，在陕西长武打马步芳的骑兵时，一个战士不幸负伤，我和西安的一个叫彭龙恩的抬着担架跑了四十里路。以后把马步芳的军队追到固关，将十四旅全部歼灭，我们又到了兰州。1951年将我调到陆军医院，以后又到宝鸡，就从宝鸡转业，回到了徽县，先在城关镇搞武装工作，后调到公安局。
1936年，我参加红军时是二方面军，军长是贺龙，政委是关向应，政治部主任是甘泗淇，参谋长是周士第。我所在的部队是六师十八团二营三连，十八团团长是成本兴，参谋长是李文清，六师的政委是廖汉生。
回忆当年当红军
王滋树
1936年9月份，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徽县时，我参加了红军。当时过八月十五中秋节，走时我父亲给了我一块月饼，吃了月饼以后走的，这一点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家住栗川乡下店子街上，走时我记得我们徽县参军的（主要有栗川、李家河一带的），组成了一个游击大队，指定由成县的一个稍懂军事的人（姓名我记不清了），担任队长，在县上集中的第二天就随红军大队开走了。经过银杏、峡门，一两天到盐关，在盐关开了个会以后，我们就打散分到老兵连，我当时分到二军团六师十六团二连，师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到老兵连以后，我们即由盐关通过往天水的公路，在甘谷过兰天公路，向会宁方向进发，为防止敌人，还派部队警戒天水方向。
从徽县出来没多几天，我们在山城堡和敌人打了一仗，战斗中，我缴获了敌人一枝枪，受到组织嘉奖，宣布我火线入党，由于当时的确切日子谁也记不准，连宣布我火线入党的连指导员也记不准，后经组织多方考证推算，确定我的入伍时间为1936年9月7日，入党时间为1936年10月1日。
我们从徽县出来那个游击队，大都是栗川、李家河这一片的人，直到盐关都没人掉队走散。因为我参军时一字不识，参军后在徽县没久住，时间不长就开走了，又加之多是晚上行军，故不甚了解详情。
李家山跟前，李家河对面的普陀，有个叫李洮林的，1936年跟我们一起随红军走的，1958年转业到广州华纱布公司，任保卫科长，前几年我曾托人打听，未见，听说调到洛阳煤炭公司了，我出差洛阳时顺便查找，还找到洛阳市委组织部，都未找见，说根本未见此人。
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参加过多次战斗，身体数次负伤并立功受奖多次。先后担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长，解放后先后任河南省郑州市供电局党委书记、郑州市省木器厂党委书记，开封化肥厂办公室副主任（副处级），1985年离休时享受正厅级待遇。
我的回忆
徐兴文
1934年9月我在湖南省石门县和平乡参加了红军，1936年9月由西和进攻成县。当时我是二军四师十团通讯员，团长叫刘开绪，师长姓李，攻下成县住了三天，然后进攻徽县，经红川，一天到徽县。我调四师供给部，住在北门外，住了六、七天，我因伤寒病坐担架到高家坪高桂兰家住下，部队由银杏硖门经过榆树走天水方向了。病好后，我赶红军到高桥未赶上，住到徐沟。
1946年9月“南下支队”经麻庄情况：我在徐沟听说来了红军，我去麻庄打听，部队已过，只留下一个伤员，我在一个庵房里找到了他，名叫徐明，问了情况，他说他是王震部队的，到麻庄因病掉队（湖南常德人），是从严坪、两当、韩湾过来到麻庄的，南下支队有一百多人，在两当一个地方打了一仗，到麻庄黑了住了一夜，由高桥方向走了。
附注
①摘自余秋里著《余秋里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42-52页。题目为编者所加。余秋里在红军长征时曾任二军十八师政委。
②原贵州省威宁县则章坝，现为毕节市赫章县哲庄坝。
①应为徽县银杏树镇银杏村
①摘自左齐：《雄关漫道一记红二方面军长征历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2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1-101页。
②左齐在长征时曾任红六军团17师49团政治部宣传队队长。
③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于1936年7月在甘孜会师后，红二、六军团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①摘录自李海文主编：《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之《陇南凯歌》（杨秀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杨秀山：原名杨木森，男，汊族，湖北洪湖人，1914年8月出生，湖北省沔阳县（今属洪湖市）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长征时曾任二军四师第十二团政委。建国后曾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等职，1955年授中将军衔。他是六届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七届和十二届代表，1985年选为中顾委委员。
①摘录自王廷钰主编：《铁流汇陇原》之《奔袭成县》（向汉生），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②向汉生：生于1919年，湖北省慈利县人，1935年参加革命，在长征时曾任红二方面军二军四师十团三营七连班长，抗战时期历任参谋、营长、团长，参加平型关大战，对日作战数百次，屡立战功。1965年，任平凉军分区司令员。1969年，任武都军分区司令员，1972年7月因车祸殉职。
①摘录自王廷钰主编：《铁流汇陇原》之《陇上江南喜逢春》（严汊万），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②严汊万：生于1909年，江西宜春人，时任红二方面军六军十八师政治部民运科长，解放后曾任甘肃省粮食局局长等职。
①廖汊生，湖南省桑植县人，土家族，生于1911年，1929年参加革命，曾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第四师、六师政治委员。解放后，先后任青海省军区政治委员和中共青海省委书记，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军事学院院长、北京军区、南京军区、沈阳军区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2006年10月病逝。
①摘录自中共康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康县党史资料汇编》，1989年版（内部资料），第35页。
②成钧：原名成本兴，生于1911年6月，湖北石首人。红军长征时任六师十八团团长，解放后历任第十兵团副司令员、华东防空部队司令员、中央军委防空部队副司令员兼华北防空部队司令员、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中央军委防空副司令员、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技术部部长、空军党委副书记。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8月病逝。本文摘录自中共康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康县党史资料汇编》，1989年版（内部资料），第36-37页。
①摘录自中共康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康县党史资料汇编》，1989年版（内部资料），第38页。高诗德：生于1913年，洪湖市峰口镇人。1931年8月参加红军，长征时任红二方面军二军六师十六团俱乐部主任。解放后历任新彊生产建设兵团一兵团卫生部政治委员、西北军区军械部政治处主任、副部长、兰州军区军械处处长、兰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59年晋升大校军衔。1995年授予少将军衔。2004年11月在兰州病逝。
①摘录自杨瑞广、张学新著《任弼时年谱（1904-1950）》之《往事与怀念》（张启龙），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47-256页。张启龙（1900-1987）曾用名张复生、佐平。1900年4月出生，湖南浏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大革命时期任中共湖南浏阳永和区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参与组织工农武装，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1935年11月参加长征。1946年1月起任中共吉辽省委、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书记，1949年5月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1977年12月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1978年12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56年9月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84年3月起享受中央国家机关正部长级待遇。1987年6月3日在上海逝世。
②摘录自中共陇南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红军长征在陇南》，1988年版，（内部资料）第168-173页。
③陈振国：生于1917年，江西永新县人。1932年9月参加红军，解放后历任武都专区专员、中共武都地委副书记兼专员、武都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人大副主任等职，已逝。
①侯清芝：生于1912年7月，湖南省大庸县人，1935年11月随红二方面军参加了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侯清芝回到湖南老家先后任人武部大队长、湖南省军区副参谋长，1987年4月病故。
①李林：湖南省大庸县人，红军长征时曾任卫生员，抗战期间在延安当通讯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