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随着旅游业和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以“市场开放、客源互送、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为原则的区域合作，已经成为旅游界的共识。陇南地处中国地理几何中心，是大西北通往大西南的交通孔道，这种 “秦陇锁钥，巴蜀咽喉 ”——扼甘陕川三省要冲的战略位置，使陇南文化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多元化特征。
  2014年3月，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中指出，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核心区域包括7个省（区）的11个市（州、地区），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位列其中，陇南市为核心区域直接辐射的区域之一。陇南厚重的历史沉积、多样的民俗民风、良好的自然风光，富集的文化资源与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在地理空间上存在交叉覆盖。
  2018年7月18日上午，中国大蜀道旅游联盟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在剑门关景区召开。来自蜀道沿线川陕甘渝四省八个地市的旅游主管部门，剑门关景区、陕西法门寺景区等 11家景区的相关人士，共百余人参加了会议。是以大蜀道为品牌的第一个旅游行业性组织。
  大蜀道旅游联盟给予中国大西北文化旅游一个战略性的思考，仅仅蜀道还是不够的，应将蜀道、藏羌彝走廊以及茶马古道等廊道文化囊括其中，形成跨时空、跨地域的立体式的文化旅游网络。
  陇南东邻陕西省宝鸡、汉中，南连四川省广元、阿坝，西靠甘南，北接天水市、定西市，成为南北丝绸之路枢纽地带。境内 “藏羌彝文化走廊 ”“陇蜀古道”“茶马古道”等廊道交错分布，相互依托。廊道境内氐、羌、汉、藏及其他各民族，在攻伐消长中互相影响、互相融合，形成了多元的、多民族和合共生的文化景观。氐羌藏彝汉文化的大融合，秦陇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大交汇；使得以廊道建设开发为线索，发展文化旅游成为陇南经济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陇南市城市总体规划》指出，到2030年，要将陇南建设成为连接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三省交界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和现代绿色产业基地，融合甘陕川元素的特色城市，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宜居宜游宜商的美丽家园。
  陇南北接天水，与西域道即大丝道起点之西安相衔接，地处秦巴山区、毗邻川陕的陇南正是南北丝绸之路的交汇地带。蜀道、茶马古道、藏羌彝走廊以及陇南红色文化遗产廊 道在这个区域聚集，形成了四通八达的立体廊道网络。
  “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和新的开放政策的提出，不仅使“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与“一带一路”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线路的融合发展有了新的契合点，更为传承和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丝绸之路精神，推动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区域全面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扩大开放的空间和创新发展的新维度和新背景。
  一、多民族和合共生的 “廊道”
  古羌人是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是华夏民族的远祖之一，在华夏民族的形成中有着特殊的作用。从黄河上游、渭河上游乃至河西玉门等地发掘出的卡约、寺洼、辛店、安国、火烧沟等文化遗存来看，甘肃、青海的黄湟地区、岷山地区、天水、武都等地区都是古羌氐民族的主要发源地之一。甘青地区氐羌人的青铜文化在南下到岷江上游、大渡河、雅砻江和金沙江上游后，仍不断南移，到达了滇西北和滇西，对当地青铜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①因而，北起天山南麓，黄土高原，向南经青藏高原至四川盆地、泯江、嘉陵江、汉江上游直到云贵高原的广大地域中都有古羌戎的分布。
  汉代出现的“蜀身毒道”即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以成都为起点，印度和中东为终点的、漫长的陆地国际贸易通道。自成都始，经雅安、芦山、西昌、盐源、攀枝花到云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保山、腾冲，从德宏出境；进入缅甸、泰国，最后到达印度和中东。 ②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位于中国西部腹心，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民族南来北往、繁衍迁徙和沟通交流的重要廊道。如果说藏彝走廊是一条沟通南北丝绸之路的国际走廊③，那么地处陕甘川毗邻区的陇南则为这条走廊的枢纽地带。
  齐家文化东至渭水河流域，南至甘南、陇南、白龙江领域，西至青海湟水流域，延及绵绵千里河西走廊，北接宁夏及阿拉善左旗，这一区域正好处在氐羌文化发展的轨道上。寺洼文化是中国西北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主要分布在兰州以东的甘肃省境内，并扩及陕西省千水、泾水流域。
  2004年五方联合考古队在西汉水上游东起天水市天水乡、西至礼县江口乡大约 60千米的西汉水两岸，发现包含有寺洼文化的遗址 25处。 ④寺洼文化由齐家文化发展而来，齐家文化在西部河徨直至河西走廊东部发展出卡约文化，而卡约文化是古羌人的遗存。⑤齐家文化衰落以后，甘青地区先后发展起来几支兼营农业和畜牧业，或者以游牧为主要经济形式的青铜文化，如规模小、地域性很强的卡约文化和寺洼文化。⑥寺洼文化，卡约文化和寺洼文化的族属是羌人，寺洼文化遍布兰州以东的甘肃中部、东部和南部。朱圉山是甘谷和礼县之间的界山，也是长江与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分水岭。毛家坪遗址位于渭河南岸支流小南河与干流交汇处，沿小南河往南，翻过分水岭，再沿永坪河南下可直达大堡子山。 ⑦从发掘情况看，甘谷毛家坪以夹砂红褐陶为特征的“B组遗存”、西和拦桥文化遗址与寺洼文化之间存在着联系。①西和拦桥文化遗址采集的遗物既有马家窑类型的陶片，也有寺洼文化的陶器。该遗址在秦人南下、北上的必经之路上，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西汉水流域，周秦文化遗址和寺洼文化遗址的分布呈现一定规律：前者主要分布在大河流域的平坦孤地上，后者主要分布在离河岸较远的黄土梁峁山区。②前者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宜于农耕，后者则属冲切沟壑劣区，僻远贫瘠，不利农耕；陇南武都、文县、宕昌等地的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离河谷较远的山上，且以狩猎和放牧为生，这是民族间冲突与融合必然的结果。从考古发掘的资料和先秦史籍的记载看，羌应当起源于陕甘一带。秦汉时期，羌、氐民族活动的区域大体上在今甘肃、青海以及川西等地的广袤地区。③由此看来，陇南境内的齐家文化、寺洼文化、安国类型等与羌、氐民族以及早期秦人的迁徙有着密切的关联。
  我国上古时代最早的几件青铜器都发现于甘肃，陇南的青铜器形制特征反映了秦人早起的历史和氐羌在先秦时代的活动轨迹。从 “商亚父鼎 ”铭文到“羊侯永用”剑，再到“归义王金印”。直至东晋、南北朝时期，古氐羌民族在陇南境内先后建立仇池、宕昌、武都、武兴、阴平5个割据政权，史称“陇南五国”。绵延近300年的氏羌五政权，对陇南历史和陇南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留下了众多的历史和文化遗迹。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羌氐族系同其他民族一样，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以其传统文化为基础，根据需要吸收、消化外来文化，促进了自身发展，这是民族发展的必然规律。西藏昌都地区的卡若文化与甘肃、青海地区的古羌人文化遗存马家窑文化等有相似之处，由此可以说：西南地区的藏族、彝族、白族、纳西族、哈尼族等都是原居住在甘肃、青海一带的古代氐羌人南迁后形成的民族。古代羌人南迁至西藏地区，并融合了当地的土著民族，于7世纪后逐步形成藏族的先民 ——吐蕃人。
  唐宝应元年（762），吐蕃攻占陇南。咸通年间，唐收复武州，更名阶州，咸通七年（866）收复成州。北宋熙宁六年（1073）大将王韶打败吐蕃，收复陇南，吐蕃据有陇南前后共311年。吐蕃的东向发展与融合，促进了藏，族自身的最终形成，加速了藏族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吐蕃政权崩溃后，其本土爆发王室后裔之间争夺王权的内乱，原吐蕃东部疆域的大量吐蕃军队及随军奴部无力返回吐蕃本土，史载其“无所归，共相啸合数千人，以‘媪末’自号，居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间”④。从黄湟谷地、河西走廊到洮河流域，再到西汉水、白龙江流域，直至川西高原，氐羌民族的南迁之路奠定了“南方丝绸之路”的基础，对后来我国河西陇右等地区的民族布局以及陇南历史和陇南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氐羌族系在迁徙、发展的过程当中，多民族和合共生已成为必然。特别是民间文化，在融合当地民俗习惯的同时，形成了各自鲜明的区域性特征，而且这种特征随着迁徙线路而变迁。甘肃的陇南、甘南、临夏地区，历史上是南下四川、陕西，或者西进青海、西藏地区的必经的中间地带。贯穿于甘、陕、川崇山峻岭之间的 “藏羌彝文化走廊 ”“陇蜀古道 ”“茶 马古道 ”是氐羌藏彝汉等民族大融合的大通道。
  从礼县秦早期文化遗址到西和仇池古国，再到宕昌藏族羌族文化，直至文县白马藏族文化、阴平古国文化。沿着氐羌南迁的廊道，在行走中便可以了解陇南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民族民间文化。
  陇南东接陕西，南通四川，扼甘陕川三省要冲，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入川，都以这里为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历史话剧，遗留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陇南红色文化资源不仅承载着丰厚的革命历史、生动的革命事迹，还给我们留下了一大批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优良的革命传统。这些精神是推进陇南跨越发展、富民兴陇战略的重要动力。
  将陇南红色文化旅游、历史民俗旅游、生态体验旅游、养生度假旅游结合起来，通过不同的形式满足旅游者不同的消费需求，延长旅游产业的相关链条。打破狭隘的地域保护观念，陕甘川三省联合，打造以弘扬“地域文化”为主题的旅游综合工程与产业集群，积极实施大景区规划建设，实现旅游文化的产业化，是发展陇南经济和文化的必由之路。
  二、文化资源富集的 “廊道”
  陇南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民间文化。陇蜀古道、藏羌彝民族走廊、茶马古道，这些不同时期层垒、叠加甚至重合的廊道，成为陇南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命脉。
  （一）藏羌彝民族走廊
  民族走廊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这条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众多的历史与文化的沉淀。
  1978年9月，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全国政协民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藏彝走廊”概念。旨在以走廊为线索，深入了解各民族特点，对各民族进行识别判定。走廊内藏、羌、彝等众多民族彼此存在许多共有或近似的文化因素，反映出彼此之间应存在内在的文化联系。①李星星认为：藏彝走廊的地理坐标大体在97°～105°E、25°～35°N之间，直线距离南北长约1200千米，东西宽约750千米。②而洮河、小岷江及西汉水流域，则是在这个区域的中心地带。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核心区域位于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等七省（区）交汇处。而陕甘川毗邻区域的宝鸡市、汉中市，陇南市、绵阳市，为上述核心区域直接辐射的区域。陇南是中原中央政权与西北少数民族接触交往的前哨阵地，氐族、羌族、汉族及先后进入陇南的其他各民族，互相影响，互相融合，共同创造了陇南灿烂的古代文化。 2014年3月3日，文化部、财政部关于印发《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的通知。《规划》是一部针对西部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产业的纲领性指导文件，也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区域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指出，要把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作为重大项目纳入中央财政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范围；建立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重点项目库，加强对重点项目宣传推介、招商引资、交易合作等方面服务。陇南境内，氐羌族系遗留的民族民间文化十分丰富，具有代表性的有：秦早期文化、仇池古国文化、白马藏族文化、宕昌藏族羌族文化、武都坪垭藏族文化特别是仇池古国文化、白马藏族文化以及宕昌藏族羌族文化更具古氐羌人的风貌。
  从天水、定西以及甘南南下沿着两江一水（嘉陵江、白龙江以及西汉水）行走，可以形成数条链接藏羌彝旅游的文化长廊。
  （1）青海 —甘南（或定西）—宕昌 —武都 —文县 —平武
  （2）天水（或定西）—礼县 —西和 —成县 —武都 —文县 —九寨
  （3）宝鸡 —两当 —徽县 —成县 —武都 —文县 —碧口
  整体而言，这条线路形成一个历史与现实交织的两江一水流域陇蜀文化路网与廊道，有广阔的历史视阈和开拓发展空间。①沿着文化的演进轨迹行走的旅游，才是文化旅游。这里的三条路线，都是沿着藏羌彝文化走廊而展开，这种流淌着文化的旅游才是活态的文化旅游，才能将域内的文化活态的传承与保护下来。
  （二）蜀道与陇蜀古道
  蜀道是两千多年前秦蜀先民开凿的自陕西关中起步，翻秦岭、越巴山、过广元、穿剑门，绵延两千多里直抵成都的千秋古道。“蜀道”之名始见《史记》，涉时在于汉初。就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实际周秦时期就有蜀道可通，具体所指即有陇蜀道。陇南在古蜀道即后来的茶马古道上。②乐府旧题《蜀道难》系列源流演变及所写蜀道之难，就包括陇蜀道题旨。③广义上的蜀道，包括全国各地通往古代蜀地的道路以及蜀地范围内的道路，而狭义的蜀道是指翻秦岭过巴山、连接陕西西安和四川成都的道路。如果说“丝绸之路”联系了中国与中亚、西亚，那么蜀道就把当时的都城长安与“南方丝绸之路”与南亚次大陆联系在一起了。甘肃的阴平道是从先秦至隋唐时代向中心王朝及中原地区供给丝绸的重要通道，是丝绸之路东起点的重要末梢神经与血管。也是早期氐羌南北交通的通道，也是西北与西南交通的关隘。④蜀道跨越3000年历史、是承接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连接南北丝绸之路、过渡中国南北地理生态的重要通道，也是保存至今人类最早的大型交通遗址之一。
  绵延千年的蜀道是一条神秘的文化荟萃之路，也是一条神妙的心灵家园开拓之路。她打通了巴蜀边地与中央王朝的沟通和交流。为了开凿蜀道所拥有的前赴后继、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 “蜀道精神 ”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2018年5月，由广元旅发委与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制作了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大蜀道》开播，《大蜀道》分三集，分别为人道、神道、天道。《大蜀道》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以新的视角、新的维度，重新讲述蜀道历史，讲好蜀道故事，旨在让蜀道文化活在当下，走向世界。2019年5月18日，蜀道文化旅游联盟年会暨中国“关隘文化”大讲堂活动在广元剑阁隆重举行。会上，大蜀道沿线市州一致通过了《2019大蜀道沿线城市文旅经济协同发展行动宣言》。按照宣言，大蜀道沿线城市成都市、德阳市、绵阳市、南充市、广元市、巴中市、达州市、汉中市、宝鸡市、西安市、陇南市等地将共同搭建文化旅游发展平台；共同建立文化旅游集散体系；共同打造大蜀道精品旅游线路；共同开展大蜀道文化旅游宣传，共促区域平稳、健康发展；共同促进大蜀道旅游人才交流合；共同推动大蜀道沿线 文化旅游扶贫，共同打造标杆平台。陇南市作为蜀道沿线的城市，参加了本次会议。 ①
  “栈阁北来连陇蜀”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蜀道交通绕不开陇南。早在1995年，陇南政协副主席高天佑提出：“作为中国大陆腹地且自古为陕、甘、川、青四省交汇之地的陇南（广义概念包括今陇南地区、甘南州和天水市）..是介乎西北与西南文化、经济与交通的孔道和南北丝绸之路的又一座桥梁。”也就是除陕西境内著名的子午道、褒斜道、傥骆道、故道等北段蜀道即秦蜀古道外，还有由嘉陵道、祁山道、沓中阴平道和洮岷迭潘道等四条古道组成的陇蜀古道。《史记·项羽本纪》有载：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②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故而 “蜀道 ”之名，始于汉初，具体所指即有陇蜀道。 ③
  2017年2月25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华以《丝路传情：作为文化线路的丝绸之路》为题，亮相成博举行讲座。讲座中，孙华强调：“蜀道还有若干通往丝绸之路甘肃段点的支线，这就包括了阴平道、歧山道（应为祁山道）、景谷道等。”中国与中亚、西亚以至南亚、欧洲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交流是以西安为中心进行的。但东西交流中的丝绸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蜀地。所以古代陇南实处于丝绸之路与蜀陇道的交叉点。 ④
  陕甘川区域山水相依、地缘相近、文脉相通。离开陇南谈蜀道是不完整的和不系统的。无论从历史上还是文化上，蜀道与陇南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陇蜀古道文化之蜀道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保护好陇蜀古道的历史遗迹，就是保存好中华民族的历史之根，保留好一个珍贵的历史文化基因库，这是陇南乃至陕甘川毗邻区文化旅游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茶马古道
  南方丝绸之路不只是一条运输丝绸的商贸通道。据唐代僧人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来自川、滇的糖、布、线、粉丝等生活日用品被运输出去，而来自康藏及周边地区的马匹、皮毛、藏金、藏红花、麝香、贝母、鹿茸、虫草等也随着这条路来到川、滇等地。⑤这种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良马与云南、四川和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日用器皿交换，形成“茶马互市”。茶马古道即源于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即蜀道发展至唐宋时期，主要以茶马贸易为主。茶马古道分陕甘、陕康藏、滇藏大概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海岸。
  茶马古道不只是一条道路，而是一个庞大的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更是历史上中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文化、民族与宗教等交流的大舞台。
  陇南为川、陕经甘肃进入青、藏和中原的必经孔道，是将陕、川、滇、藏、桂、黔等地区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枢纽地带。沿线留下了众多遗迹，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结合线路上优美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围绕茶马古道，结合自然与历史文化资源，实施产业开发，对陇南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陇南茶马古道主要有三条：一是从陇南到甘南、天水的茶马通道（经康县、宕昌、武都、西和县境段）；二是甘肃入四川的古道 ——阴平古道、“西固古道”（经舟曲、文县境段）；三是甘肃入陕西、四川的古道（经徽县、成县、两当县境段）。每条古道又根据碑刻、古地名、古村镇、古栈道、寺庙、摩崖题记等分不同线路，这些线路相互交错，构成了错综复杂的陇南茶马古道网络。①茶马古道如同纵横交织的网，上面串连着无数文化因子。②
  这些文化的因子，才是旅游者最感兴趣的地方，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得以有效传承的关键所在。云南大学木霁弘教授和周重村研究员认为： “茶马古道有四个方面的横式意义：一是茶马古道是当今世界上地势最高的贸易通道。二是茶马古道从来都是民族融合与和谐之道，它见证着中国乃至亚洲的各民族之间千百年来因茶而缔结的血肉情感。三是茶马古道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它为人类寻找永恒的家园提供了许多实证。四是茶马古道是佛教东传之路，是世界文明的主要通道，在茶马古道上，多元文化开始融合。 ”
  总之，茶马古道作为一条古代人类商贸活动的文化通道，始终伴随着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而不断延续和发展着。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古老的文明通道，商贸通道，也是汉族与藏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团结的纽带。茶马古道“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是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也是民俗文化丰富的宝地 ”。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 “廊道”
  廊道文化的旅游价值体现在民族性、考古性、遗产性、承传性等四个方面。陕甘川毗邻区虽然旅游资源富集，但因跨省份、跨行政区域以及利益协调机制的阻碍，严重制约着区域旅游业的协同发展，整合川陕甘结合部旅游资源，建立完善旅游合作机制，树立统一的旅游品牌形象，统筹开发重大旅游项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③
  陇南市甘肃唯一的长江流域，境内高山、河谷、丘陵、盆地交错，气候垂直分布，地域差异明显。陇南属秦岭南坡山地、岷山东端山底和大坝山西缘山地的交汇处，在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四川盆地之间，是物产丰富、山川绮丽之地。近年来，陇南借助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民族文化优势，先后开发了白马藏族文化风情旅游、康县乡村、宕昌官鹅沟羌藏文化风情旅游等。
  遗产廊道是人类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并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典范，是自然与人文共生的标本。古道雄姿、人文山水交相辉映，构成了廊道特有的神韵。巍峨耸立的雪山峡谷、浩荡奔腾的大江长河、牛羊成群的高山草甸，金碧辉煌的寺庙、苍凉雄奇的城堡、灿若群星的帐篷、风格独具的民居，绚丽多彩的民间服饰、古朴独特的民俗。这些丰富性、原始性、独特性、垄断性和差异性的世界级旅游资源，成为旅游者寻求心灵慰藉的天堂乐土和探寻民族渊源的文化符号 ——大自然赋予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白水江自然保护区白马藏族奇异的风俗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游人；大河坝风景区的 古羌族后裔居住着春秋战国时期“板屋”特色的房子，他们至今仍保留着古羌族时代的生活习俗，其民族风情和民族文化颇耐人寻味。陇南旅游资源丰富多样、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交相辉映。自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向南经过四川西部、西藏东部、云南西部以及缅甸北部、印度东北部这一狭长地带，诸多江河的分布为古代民族向南迁徙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条立体的、多重的网络廊道，将南北丝绸之路紧紧的联结起来，形成了一条民族文化旅游的立体网络。
  藏羌彝走廊、蜀道、茶马古道在时间上有延续性、在空间上有重叠性。
  廊道文化具有时间上的连接点，各廊道之间的兴废与氐羌族系、与经济贸易以及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紧密联系，也与伏羲女娲传说、陇南境内史前文化遗址、秦早期文化、乞巧民俗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文化旅游必须有文化的连续性，也就是既要让游客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的新鲜感，也要让游客有穷神观化的好奇心。
  也就是说，文化旅游线路，应该是一条活态的、有机的线路。近年来，许多旅游景点往往编造一些所谓的 “故事 ”、打造一批 “民族风情 ”来吸引人，博取人们好奇的眼光。殊不知，这种对外地经验的借鉴（挪移），是不可取的。即使是同一个民族的文化也随着不同的地域风情而变迁，这种变迁就是本地的文化符号。文化的旅游，必须具有历史的真实成分，任何脱离了历史的杜撰（文化）都是不可取的。
  陇南文化旅游要尽现陇南山水、文化、民俗的独特魅力。让每一个自然的景点都有文化底蕴。例如成县西狭颂风景区与廉吏文化，与氐羌历史以及交通文化；西和乞巧风情与秦早期文化，官鹅沟自然风光与藏羌文化，礼县西垂陵园、祁山武侯祠与秦早期文化、三国文化的特征，康县阳坝梅园沟、白马关与茶马贸易文化，徽县三滩、两当云屏与棚民（移民）文化。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在旅游项目开发建设的全过程，要深入挖掘地域性文化，按照历史的真实性进行文化包装、增加文化内涵、提高文化品位，把文化贯穿到设计、建设、管理、营销、服务的始终。
  广元旅发委与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制作了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大蜀道》通过人道、神道、天道三部分，将宏观意义上的蜀道文化完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这也为陇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建设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
  树立大旅游、大协作理念，坚持“区域合作、名牌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加强与周边四川、陕西两省的广元、巴中、绵阳、阿坝、汉中、宝鸡，以及我省的天水、甘南、定西等市州的旅游区域合作，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线路互建、客源互送、宣传互动、信息互通。通过加强区域合作，激活陕甘川毗邻区“廊道”文化建设的活态因子，促进旅游产业竟相发展，实现共赢。
  结语
  旅游首先是文化的旅游。近年来，乡村文化旅游方兴未艾： “看农家景、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做农家活、享农家乐 ”，就是没有 “知农家史 ”，自然景观或民俗景观背后的历史轨迹和文化内涵很少提及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文化附加值不高，创意不到位，没有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与关注。就陇南文化旅游而言，必须借助于 “廊道文化 ”，在文化旅游发展平台搭建、文化旅游集散体系建立、蜀道精品文化旅游线路建设、文化旅游宣传、文化旅游监管协调机制、旅游人才交流合作、文化旅游扶贫等方面开展青海、陕西、四川四省协同合作。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指出：合理利用地方和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在与产业和市场的结合中实现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承和保护，培育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产业品牌；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加快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实现文化富民；推进文化与生态、旅游的融合发展，把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建设成为世界级文化旅游目的地；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区域经济支柱性产业，为西部和民族地区的振兴繁荣提供强大动力，这也是陇南文旅发展的目标所在。
  如果沿陇南南下，通过这条廊道，可以将文化旅游线路延伸到四川省绵阳市、乐山市、雅安市、攀枝花市，贵州省六盘水市，云南省丽江市、大理白族自治州，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那曲地区。
  大蜀道沿线成都市、德阳市、绵阳、南充市、广元市、达州市、汉中市、宝鸡市、西安市、陇南市等11个城市共同签署了《2019大蜀道沿线城市文化旅游经济协同发展行动宣言》，达成 “共同搭建文化旅游发展平台，共同建立文化旅游集散体系，共同打造大蜀道精品文化旅游线路 ”等7个方面的共识。关隘文化专家，蜀道沿线市县区、东西部扶贫协作市嘉宾以及名关代表齐聚在此，为打造大蜀道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献言献策。 “市场互联、宣传互动、线路互通、客源共享、信息互递 ”是陕甘川三省旅游联合开发的最佳思路。
  以大蜀道旅游品牌资源为依托，建立“大旅游、大产业、大市场、大合作、大发展”的战略布局，遵循“资源共享、市场共建、品牌共创、利益共沾”的合作原则，整合以大蜀道为线路、中西部联盟地区旅游要素资源，实现抱团取暖、合作共赢、创新发展，建立中国中西部地区旅游行业的“宣传、交流、合作、扶贫、发展”五大标杆平台，共同实现优质旅游发展。
  舍弃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观念，挖掘整体的文化内涵。任何文化都不是孤立的、突兀的树立起来的，都有其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文化的渊源，切不可圈囿于狭隘的地方观念，搞所谓的“唯一性”。以廊道建设开发为线索，以大蜀道旅游品牌资源为依托，建立“大旅游、大产业、大市场、大合作、大发展 ”的战略布局，发展文化旅游成为陇南经济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让文化的血脉流通，才是地域文化旅游发展的必由之路。

①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丝绸之路陕甘川毗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及其生态保护研究”（编号17BGL213）； 201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氐羌遗韵：陕甘川毗邻区域民族民间美术文化研究”（ 14YJA760016）阶段性成果。 ①段丽波、龚卿：《中国西南氐羌民族溯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②吴建国《以世界文化遗产的视角看南方丝绸之路——谈南方丝路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问题》，《中华文化论》 2008年S2期。 ③齐健：《藏彝走廊沟通中国南北丝绸之路》，《西部时报》 2009年12月4日第9版。 ④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 2008年版，第4页。 ⑤俞伟超：《古代口西戎 ”和“羌”胡，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参见青海考古学会编印的《青海考古学会会刊》 1980年内刊本，第1期。 ⑥刘光华主编，祝中熹著：《甘肃通史·先秦卷》，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219页。 ⑦梁云：《秦文化重要遗址甘谷毛家坪》，《大众考古》 2013年第 5期。 ①赵化成：《甘肃东部秦和羌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考古类型学的理论和实践》，文物出版社 1989年版。 ②同上。 ③武沐：《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秦西汉卷》，民族出版社 2009年版，第96页。 ④《新唐书》卷216《吐蕃传》。 ①徐学书：《 “藏羌彝走廊”相关概念的提出及其范畴界定》，《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 7期。 ②李星星：《藏彝走廊的范围和交通道》，《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7年第 4期。 ①蒲向明：《从文献书写“陇蜀叙事 ”到现实意义“陇蜀之城 ”》，《档案》 2019年第 2期。 ②赵逵夫：《陇南金石校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版，第11页。 ③蒲向明：《〈蜀道难〉源流与陇蜀道题旨探讨》，《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 6期。 ④高烽主：《如今蜀道变通途 ——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公路）建设纪实》，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①大蜀道沿线城市文旅经济协同发展行动宣言发布，中国网 http:/ / travel. china.com. cn/txt/ 2019-05/ 20/ content_74803998. html. ②（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 1965年版，第 224页。 ③蒲向明：《〈蜀道难〉源流与陇蜀道题旨探讨》，《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 6期。 ④赵逵夫：《蜀道变迁与陇南交通》，《兰州交通大学学报》 2017年第 5期。 ⑤杜韵红：《西南商道的嬗变：从南方丝绸之路到茶马古道》，《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年 5月 31日第 B03版。 ①北茶马古道研究会主编：《中国茶马古道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1年版。 ②余粮才：《陇南茶马古道文化产业开发探析》，《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17年第 6期。 ③窦文章：《新常态下川陕甘区域旅游合作研究》，《中国旅游报》 2015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