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一般来说，宋代重要大臣去世后，会留下行状、墓志、神道碑等私家传记，以及《日历》附传、《实录》附传、《国史》等官方传记。赵翼指出：
  元修《宋史》，度宗以前多本之宋朝国史，而宋国史又多据各家事状碑铭编缀成篇，故是非有不可尽信者。..盖宋人之家传、表志、行状以及言行录、笔谈、遗事之类，流传于世者甚多，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自必扬其善而讳其恶，遇有功处辄迁就以分其美，有罪则隐约其词以避之。宋时修国史者即据以立传，元人修史又不暇参互考证，而悉仍其旧，毋怪乎是非失当也。 ①
  不少个案研究都佐证了赵翼的这一观点。②不过，有关宋人传记的研究仍有较大的空间，新近一些研究开始关注同一人物不同传记之间的差异及其成因，将宋人传记研究从传统的史源考辨转向文本史研究③，并试图“在《国史》《宋史》列传与其他人物传记之间构建起多元、动态、立体的文本史关系，从而全面考察宋代列传人物形象的演变以及本朝纪传体政治史的书写问题”④。不过要实现这一研究目标，还需要积累更多的个案研究。
  吴玠是南宋初期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之一，宋元时期至少有十二种吴玠传记，分别为行状、墓志、神道碑、《吴武安公功绩记》、《吴玠传志补遗》、《林泉野记·吴玠传》、《宋名臣言行录别集·吴玠》、《宋南渡十将传·吴玠传》、《日历》附传、《实录》附传、《国史》本传、《宋史》本传，其中现存的有七种。⑤本文试对宋元时期不同吴玠传记的写作背景、各传之间的承袭关系以及异同之处做一初步的考察，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
  —、行状与墓志
  宋代重要大臣去世后，最早形成的传记一般是行状。行状通常由死者的亲朋好友或门 生故吏撰写，为墓志、神道碑以及官方传记的撰写提供依据。吴玠的行状（以下简称《行状》）应当是最早形成的吴玠传记，尽管今已亡佚，但张发在《吴武安功绩记序》中记载：“方其（吴玠）薨也，其长子未冠，而二季尤幼。胡宣抚为行状，不询其子，使二旧吏立供。为之墓志又据行状而言，是以如是之不详。”①根据张发的记载，可知《行状》与吴玠墓志的区别应当不会太大。“胡宣抚”即胡世将，绍兴八年（1138）以枢密直学士出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绍兴九年（1139）吴玠卒后权四川宣抚使，吴玠墓志亦为其所撰。
  吴玠墓志全称《开府仪同三司赠少师吴玠墓志》（以下简称《墓志》），乾隆《甘肃通志》卷48录有全文。值得注意的是，《三朝北盟会编》曾引用“中书舍人王纶为公（吴玠）墓铭”，并留下了相当篇幅的引文。《全宋文》的整理者以此为据，将其收入《全宋文》。②王纶曾为吴玠撰写神道碑，《名臣碑传琬琰集》中收有全文，题为《吴武安公玠神道碑》（以下简称《神道碑》），署名为“中书舍人王纶”。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亦称王纶所撰乃“碑”而非墓志。④《三朝北盟会编》所载“墓铭”与《名臣碑传琬琰集》所载《神道碑》的区别较大，而与乾隆《甘肃通志》所载《墓志》大致相同。笔者猜测，徐梦莘可能混淆了《墓志》与《神道碑》的作者，《三朝北盟会编》所引实乃胡世将所撰《墓志》。不过，《三朝北盟会编》所引《墓志》与乾隆《甘肃通志》所载《墓志》仍有一些区别。除了一些文字的细微差别之外，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最后一段内容乃后者所无：
  公用兵本孙、吴而能知其变，务远大，不求近效，故能保其必胜。御下严而有恩，视士卒之休戚如己而同其甘苦，故人乐为之死。其任将佐等，功赏断以公论，无亲故权势之徇，故麾下诸将多以功显。既贵，而自奉之约，不逾平时。至推解以予士，则不少吝，故家无余赀，至无宅以居。呜呼，虽古名将，何以加诸！后胡世将为川陕宣抚使，公弟吴磷适在军中，一日从容问公所以战，则曰：“磷与先兄束发从军，屡战西戎，不过一进却之闲，胜负决矣。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胜之之道，非屡与之遇者，莫能尽知。然其要在用所长、去所短而已。盖金人之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而中国之士卒不若金人之坚忍。尽吾长技，洞中重甲，数百步外则彼固不能及我；据其形便，更出锐卒，与之为无穷以挫其坚忍之势，则我固有以制彼。至于决机两阵之间，变化如神，默运乎心术之微，则磷有不能言。”以是知公之深于兵也。（绍兴）十年，诏立庙于仙人关，赐额曰“忠烈”，谥公武安。 ⑤
  墓志常有“石本”与“集本”之区别，徐梦莘所见应该是“集本”，且引用时可能有删节，而地方志录文的依据应该是“石本”，因此两种墓志之间存在差异实属正常。《三朝北盟会编》所引《墓志》记载“（绍兴）十年，诏立庙于仙人关，赐额曰 ‘忠烈 ’，谥公武安 ”，如果此句并非后来所增加，那么《墓志》的完成时间已是绍兴十年（ 1140）正月之后。 ①
  尽管张发批评胡世将为吴玠撰写的《行状》和《墓志》“如是之不详”，但是《行状》以及《墓志》实际上已为后来的吴玠传记奠定了基本框架。《墓志》与《吴武安公功绩记》《宋史·吴玠传》等更晚吴玠传记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对仙人关战役仅有寥寥数笔（仅有55字），而后两者对仙人关战役作了非常详细的描写（《吴武安公功绩记》有近600字，《宋史·吴玠传》也有近400字）。仙人关战役是吴玠最主要的战绩之一，《墓志》却对此一笔带过，张发的批评可能主要是针对这一点。
  二、《吴武安公功绩记》与神道碑
  《吴武安公功绩记》（以下简称《功绩记》）为明庭杰所撰，全文见于《名臣碑传琬琰集》。明庭杰，字俊民，金堂人，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年代为高宗、孝宗朝，曾任彭山主簿。 ②有关《功绩记》的来龙去脉，明庭杰自述曰：
  庭杰与显谟冯康国元通，太学同舍最久。前此元通自东南还蜀，庭杰偶相际集，盘礡浃旬，出圣上亲笔付元通诏吴侯云：“朕以卿提大军独当一面，道路辽远，奏报难尽曲折。昨遣范直方至卿所计议，终恐迹疏，不能详悉。冯康国每在朕前屡陈卿忠义体国，卿亦素知康国之为人，因其之官，遣与卿相见。应关陕事宜、规画措置、财用匮乏、量度节省及讲究屯田，以便籴买之类，已丁宁康国与卿面议，想卿必能体朕至意。每有所处，可一一开具奏来。付吴玠。”庭杰伏读再四，方知圣天子灼见元通、吴侯果相知之深也。迩者元通抵少城总茶马，吴侯已薨。元通邀予相聚累日，语及吴侯云亡，因出其在宣司日记吴侯功迹，甚详，令庭杰为之记。 ③
  冯康国，字元通，绍兴十年（1140）四月任“都大主管川陕茶马公事，主管川司”④。明庭杰称“迩者元通抵少城总茶马，吴侯已薨。元通邀予相聚累日，语及吴侯云亡，因出其在宣司日记吴侯功迹，甚详，令庭杰为之记”，则可知《功绩记》作于绍兴十年（1140）四月之后。此外还有一处细节值得注意 ——《功绩记》称张浚为“张和公”。张浚于绍兴十二年（1142）十一月封和国公⑤，如果“张和公”并非后来所改的话，那么《功绩记》的最终完稿时间已是这年的十一月之后，而这时冯康国已经去世。 ⑥
  《功绩记》是宋元时期最长的吴玠传记，约有 5200字。相较之下，《墓志》仅有 2300余字。根据明廷杰的自述，《功绩记》取材自冯康国 “在宣司日记吴侯功绩”。对比《功绩记》与《墓志》，可以发现两者的一些文本具有相似之处。换言之，《功绩记》的部分文本与胡世将所撰《行状》《墓志》存在共同的文本祖先，甚至不能排除明庭杰曾直接参考过《行状》或《墓志》的可能性。但是《功绩记》的部分细节与《墓志》存在差异，如《功绩记》载 “功转忠训郎，权泾原第十一正将。夏人攻怀德军，以百余骑突击追北，斩首百四十有六， 转秉义郎，擢本路第十二副将”《墓志》载“累功转忠训郎，权泾原第十将。夏人攻怀德军，公以百余骑突击追北，斩首级，百四十有六，转秉义郎，擢本路第二副将”；《功绩记》载“建炎三年，金人内侵已三载矣”《墓志》载“建炎二年，金人内侵已三载矣”；《功绩记》载吴玠有三子，分别为拱、扶、撝，，《墓志》则载吴玠有五子，分别为拱、扶、■、扩、揔。①此外，与《墓志》相比，《功绩记》还增加了不少新内容：（1）张浚没有采纳吴玠、曲端的意见；（2）吴玠转明州观察使诰词的录文；（3）吴玠兼陕西诸路都统制诰词的录文；（4）吴玠拜镇西军节度使诰词的录文；（5）撒离喝与吴玠的书信往来内容；（6）仙人关战役的详细记录以及高宗赐吴玠亲札的全文；（7）关师古只身降金，吴玠兼并其军队。总而言之，《功绩记》是一个在参考原有传记基础上增添了不少材料的文本。
  值得注意的是，张发《吴武安公功绩记序引》中有一段1300字左右的传记体裁文字。根据张发的说法，此段文字是由明庭杰口述而由张发执笔记录的。②对比《功绩记》，可以看出《功绩记》是在这段文字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这段文字最后说“（绍兴）五年春，侯向天水出奇兵，下秦州。余（指明庭杰）辞幕府他往矣，其后不知何如也”③，而《功绩记》是一篇相当完整的传记。笔者猜测，这段口述文字可能相当于《功绩记》的草稿或大纲，明庭杰在搜集了其他材料之后才最终完成了5200字左右的《功绩记》。不过，这段文字也有少量内容没有出现在《功绩记》中，如：“兀术攻兴州仙人关，侯与兀术相见，兀术曰： ‘公若降，当以百里美地赠。 ’王曰： ‘已事朝廷，安有二心。 ” ④
  吴玠神道碑全称《吴武安公玠神道碑》（以下简称《神道碑》），作者王纶，《名臣碑传琬琰集》收有全文。《宋史·王纶传》载：“（绍兴）二十六年，试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迁工部侍郎，仍兼直院。撰吴玠神道碑，称上旨，赐宸翰褒宠。”⑤就笔者管见所及，这是现存史籍中唯一一条有关王纶撰写《神道碑》的记载，因此很难猜测其背后的原因。《神道碑》是一篇简短传记，全文仅约1300字。对比《神道碑》《功绩记》以及其他吴玠传记，可以发现《神道碑》取材自《功绩记》，可以说是《功绩记》的删节版。令人疑惑的是，《神道碑》完全没有提及仙人关战役，不知是传抄刻印过程中有所脱漏还是另有原因。
  三、《林泉野记 ·吴玠传》
  《林泉野记》，撰者不详，现已亡佚。就笔者管见所及，目前学界对《林泉野记》关注不多，唯汪圣铎、陈朝阳《〈宋史全文〉插引史论文献研究》一文指出“从诸书征引的《林泉野记》的文字内容看，其所记述的多是南宋初期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重要史事，作者应与宋高宗及当时重要大臣有较密切的联系”，并提出《林泉野记》与《中兴姓氏录》可能为同一人所撰。⑥不过，《〈宋史全文〉插引史论文献研究》一文对《林泉野记》并没有展开更进深入的研究，仅称“然而令人始料不及、令人困惑的是，在有关的几种重要目录书中，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等中，都未见此书的踪迹。使我们无法知道此书的概貌、成书时间、卷数等基本情况”①。根据《三朝北盟会编》等史籍中保留下来的佚文，大致可以推测《林泉野记》是一部纪传体性质的野史，传主基本上都是钦宗、高宗朝的重要文臣武将，成书年代很可能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之间。 ②
  《林泉野记·吴玠传》因被《三朝北盟会编》引用而幸运地保存了下来，不过目前无法确定《三朝北盟会编》引用时是否有所删节。现存的《林泉野记·吴玠传》并不长，不到400字，兹移录于下：
  吴玠，字晋卿，德顺军人，沉勇知书，少隶曲端为将。张浚宣抚川陕，用为都统制。绍兴元年十月，金人陷凤翔府宝鸡县至和尚原，玠遣弟磷及统制雷仲，三战皆败之，又败之神岔峪口。自是累三十余阵皆克，擒万户雅格（羊哥）贝勒，尼堪（粘罕）婿也，及博啰（不路）孛堇二十余人，乌珠（兀术）中箭而遁，蜀土赖之，以功加镇西军节度使。浚还朝，留玠守川口。四年，乌珠（兀术）欲入寇，刘豫弟益方知长安，密使告玠为备。二月，果犯兴州仙人关。乌珠（兀术）使谓玠曰：“赵氏衰，[不]可扶持，公来，当择善地百里而王之。”玠曰：“业已事赵氏，不敢有二。”于是，克期与敌战，大败，自后每遇辄胜。都统郭振为乌珠（兀术）所袭败，玠日与鏖战，郭振亦复攻之，敌又败。四月，再败敌于凤州，几获乌珠（兀术）。复秦、凤、陇州，降签军七万。玠对垒，常乘肩舆作乐。[除]四川陕西宣抚处置副使，使进检校少保、奉宁保静军节度使。五年，以所统为行营后护军。六年，检校少保、静难军节度使，[军]于兴州。九年，议和，改宣抚使，仍开府仪同三司。六月，以疾薨，年四十七岁，赐钱三十万，弟磷加开府仪同，主其军。三子：拱、德、撝。部曲（阳）[杨]政、田晟、姚仲、王彦、雷仲，皆名将。③
  此传记有一些内容是之前的传记中所未见的，如“刘豫弟益方知长安，密使告玠为备”“都统郭振为乌珠（兀术）所袭败，玠日与鏖战，郭振亦复攻之，敌又败”“降签军七万”“常乘肩舆作乐”等。除了《吴玠传》以外，《林泉野记》中的其他传记与他书所载也常常有不一致之处。总之，《林泉野记》可视为一种独创性传记文本。
  四、《吴玠传志补遗》
  《吴玠传志补遗》作者为张同，原文已佚，因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引用而留下两条佚文，兹移录于下：
  金帅萨里干（撒离喝）最好释氏，僧午长老者，最所尊礼，至得与其妻妾杂坐饮食。而仙人关尼某，少畜于是僧，忠烈于是置尼私第，日以施利厚给。已而使尼手书，言忠烈所以待己意，惟汝可报，及密许高爵，且啖以金。午喜诺，吾牒之往者，皆馆于方丈，往来不绝，萨里干（撒离喝）不疑也。于是金人情伪凡至密之事，吾得举之。 ④
  刘子羽自汉中西遁，谓忠烈曰：“今汉中失守，公不若与子羽同至阆州，调兵以出， 破之未晚。 ”忠烈不从，则又日以羽书邀促，约入共兵。 ①
  此传既名之为 “补遗 ”，其所载自然多是原有吴玠传记所遗漏之事。
  张同，生平事迹不详。而张发《吴武安功绩记序》载：
  方其（吴玠）薨也，其长子未冠，而二季尤幼。胡宣抚为行状，不询其子，使二旧吏立供。为之墓志又据行状而言，是以如是之不详。乾道乙酉，予既作补遗，志其大者凡数十事，以遗其少子参议，且类宸翰、诏命、碑镂为一集，目之曰《保蜀忠勤录》，庶备国史异时采择，因使蜀士大夫知本末，而后之为大将者有所矜式。 ②
  根据张发自述，他也曾为吴玠传记作补遗。张发生平事迹亦不详，不知与张同是否一人。
  五、宋官修史书吴玠传记、《宋南渡十将传 ·吴玠传》与《宋史 ·吴玠传》
  宋代官修史书中的吴玠传记包括《日历》附传、《实录》附传以及《国史》正传。此外，《宋史·吴玠传》与宋代官修史书中的吴玠传记存在承袭关系，《宋南渡十将传·吴玠传》与官修史书可能也有一定的关联，因此一并述之。
  《高宗日历》于绍兴元年（1131）诏修，淳熙三年（1176）完成。《高宗实录》于淳熙十五年（1188）诏修，庆元三年（1197）进书，其后接续修撰，嘉泰二年（1202）才全部完成。《国史》纂修的情况则更加复杂，《高宗正史》于嘉泰二年诏修，《孝宗实录》《光宗实录》完成后则开始纂修高、孝、光《三朝正史》，但是进展极为缓慢。绍定四年（1231），高、孝、宁、光《中兴四朝帝纪》开始纂修，至淳祐二年（1242）成书。《中兴四朝志传》于淳十一年（1251）开始诏修，宝祐二年（1254）、宝祐五年（1257）有两次进呈，景定元年（1260）高、孝、光三朝史事的撰写似已基本完成。③《宋南渡十将传》收有十篇南宋前期武将的传记，除了吴玠以外，其他九将的传记可能就是其《国史》正传，④唯独吴玠的传记十分简略，应该不是其《国史》正传，这为还原宋官修史书吴玠传记增加了很大的困难。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主要以《高宗日历》为依据修成。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可以发现不少《宋史·吴玠传》的平行文本，且其中有一部分为《墓志》《功绩记》所无。囿于篇幅限制，此不详述。这样看来，《高宗日历》与《宋史·吴玠传》有着相对接近的文本亲缘关系，《宋史·吴玠传》至少可以部分反映宋代官修史书中吴玠传记的原来面貌。当然，宋代官修史书中的吴玠传记应该也参考过《行状》《墓志》《功绩记》等较早完成的吴玠传记。当《墓志》与《功绩记》在一些细节上出现差异时，《宋史·吴玠传》主要采用了《墓志》的说法。与《墓志》《功绩记》相比《宋史·吴玠传》添加了一些描写张浚赏识吴玠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均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高宗日历》应该亦有 载。张浚力主抗金，曾长期遭到秦桧等人的排挤，而《高宗日历》“初年者多为秦桧改弃，专政以后纪录尤不足信”①，秦桧死后曾重加修撰，因此此类内容可能是后来所加。
  令人困惑的是《宋南渡十将传·吴玠传》，此传十分简略，仅有500余字，且是未完成之稿。考虑到卒于孝宗朝的虞允文都已有《国史》正传，那么卒于高宗朝的吴玠理应有《国史》正传。不过高斯得于咸淳八年（1272）仍称“今高、孝、光、宁诸臣当立传者人数犹未定，杂糅疏漏，绝无伦次 ”②，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宋南渡十将传·吴玠传》是一篇简略的未竟稿。
  六、《宋名臣言行录别集 ·吴玠》
  《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乃李幼武所编撰，成书于理宗年间，体裁与朱熹《宋名臣言行录》类似，即先简要地记录名臣的宦历，随后摘录各种文献中所记载的名臣言行。《宋名臣言行录别集·吴玠》所载吴玠事迹大致可分为25个段落，分别为：（1）少沉毅尚气节，未冠立大功；（2）青溪岭大破金军，又复华州；（3）张浚与之语，大悦，以之凤翔，时兵火之余，劳来安集，民赖以生；（4）斩溃卒，军中股栗；（5）张浚问策曲端、吴玠，一以为迁，一以为怯，不用其言；（6）师次富平，不听其意见；（7）退守和尚原，或谓屯汉中以守蜀，不听；（8）关师古只身降金，并其众；（9）没立等攻箭筈关，退之；（10）神坌溪设伏，几获兀术；（11）大战饶凤关；（12）撒离喝诱降，复书拒之；（13）兀术欲入川，刘益密告之；（14）兀术劝降，拒之；（15）每战乘肩舆，动鼓乐殊无惧色；（16）大战仙人关，高宗赐亲札；（17）素不为威仪，除宣抚副使，简易如故，常负手步出与军士立语；（18）金军还据凤翔，不敢轻动；（19）关师古只身降金，并其众③；（ 20）向天水出奇兵，下秦州；（21）与金人对垒交战逾十年，常以一当百；（22）屡汰冗员官，节浮费，岁屯田；（23）调戍兵，命梁、洋守将治褒城废堰；（24）胡世将闻其所以制胜者；（25）诏立庙仙人关，其中大部分取材自《功绩记》 [（2）（ 5）（ 6）（ 7）（ 8）（ 9）（ 10）（ 11）（ 12）（16）（ 18）（ 19）（ 20）（ 21）（ 22）（ 23）（ 24）]，还有少部分可能取材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3）（ 4）（ 17）]等其他史籍。

①（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割记校证》卷23《宋史各传回护处》，中华书局 2013年版，第 500—501页。 ②如赵铁寒的《由〈宋史 ·李纲传〉论信史之难》，《大陆杂志》第 8卷第 11期；周藤吉之的《宋朝国史の編纂と國史列停 —〈宋史〉との關聯に於いて》原载《駿台史學》第9辑，1958年，收入氏著《宋代史研究》，东洋文库，1969年；严文儒的《〈宋史·宗泽传〉取材考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年第 3期：等等。 ③如[美]蔡涵墨（CharlesHartman）的《〈宋史·蔡京传〉的文本史》，张筱梅译，收入氏著《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中华书局 2016年版等。 ④吴铮强：《〈宋史·寇准传〉史源的文本体系研究 ——兼论宋代的本朝史叙述》，未刊稿。 ⑤分别为墓志、神道碑、《吴武安公功绩记》、《林泉野记·吴玠传》、《宋名臣言行录别集·吴玠》、《宋南渡十将传·吴玠传》、《宋史》本传。此外，《吴玠传志补遗》因被他书引用而留下了部分佚文。 ①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 195，《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5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第 79页。 ②（宋）王纶：《吴玠墓志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 4377，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98册，第 129—132页。 ③（宋）王纶：《吴武安公玠神道碑》，杜大珪编《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12，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元明递修本。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名臣碑传琬琰之集》无此文，《全宋文》亦未收此文。 ④（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建炎二年十一月己酉条注，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71页；同书卷44，绍兴元年五月乙巳条注，第 799页。 ⑤《三朝北盟会编》卷 195，第 352册，第 78页。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34绍兴十年正月甲午条载： “诏作忠烈庙于仙人关，以祠吴玠。”第 2148页。 ②参见张发的《吴武安公功绩记序引》，《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12。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名臣碑传琬琰之集》无此文，《全宋文》亦未收此文。 ③明廷杰《功绩记》，《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 12。 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35，绍兴十年四月癸丑条，第 2161页。 ⑤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47，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己丑条，第 2363页。 ⑥冯康国卒于绍兴十二年三月。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44绍兴十二年三月辛酉条，第2318页。 ①以上分别参见明廷杰的《功绩记》，《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12；胡世将的《开府仪同三司赠少师吴玠墓志》，《全宋文》卷3827，第175册，第120页、第122页。 ②张发：《吴武安公功绩记序引》，《新刊名臣碑传琬之集》上卷12。 ③同上。 ④同上。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372《王纶传》，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 11535页。 ⑥汪圣铎、陈朝阳：《〈宋史全文〉插引史论文献研究》，见姜锡东主编的《宋史研究论丛》第23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96—497页。 ①汪圣铎、陈朝阳：《〈宋史全文〉插引史论文献研究》，第496页。 ②《林泉野记》称高宗为“今上”（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44引《林泉野记》，第350册，第363页），而其所收人物最晚卒于绍兴二十七年。 ③《三朝北盟会编》卷 196，第 352册，第 87页。 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63，绍兴三年二月辛卯条注，第 1069页。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63，绍兴三年二月己亥条注，第 1072页。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 195，第 352册，第 79页。 ③参见蔡崇榜的《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的 1993年版，第45—47页、第 105—107页、第 138—144页。 ④笔者的看法与邓广铭的看法有所不同，参见邓广铭的《〈宋史〉岳飞、张宪、牛皋、杨再兴传考辨》，原载《复旦学报》复刊第 3期， 1947年，收入氏著《邓广铭全集》第8卷《宋代人物史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笔者猜测，前四将的传记（即《宋南渡四将传》）为章颖所撰，后来被《国史》采纳，而韩世忠、张俊、虞允文、张子盖、张宗颜五人的传记则是《宋南渡十将传》的编者抄录自《国史》。 ①（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94《经籍考二十一·史·起居注》引《中兴艺文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 2011年版，第5640页。 ②（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卷2《十月二十三日进故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2册，第34页。 ③（ 19）所载与（8）所载为同一事，但文字内容并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