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又称《吴玠墓志铭》《吴玠墓碑》。南宋绍兴九年（1139）胡世将撰文，今存徽县吴山（图1）。碑纵296厘米，横158厘米，厚31厘米。篆额“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9字列3行位于正上方（图2），纵55厘米，横48厘米，字径16厘米；墓志铭文（图3）约35行，满行约70字，字径2厘米。两侧各有3行铭文剥落严重，已不可辨识。张维《陇右金石录》卷四载：“此碑今多剥泐，其尚存者高五尺，广约二尺，有文二十一行，行五十余字。以碑文考之，盖每行为七十字，其下则磨灭矣。”①现据新拓墨本，参考张伯魁《徽县志》②及《陇右金石录》释录如下。
  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 [一]（篆额）
  绍兴九年春三月，开府仪同三司吴公以寝疾，奏乞谢事。天子恻然忧之，命四川安抚制置使成都守臣世将，访善医治疾，又驰国医往视。公以六月己巳薨于军，享年四十有七。七月遗表闻，上震悼辍朝二日。赠公少师，凡恤典，悉加厚。其弟磷与诸孤，奉丧归葬于德顺军水洛城北原先茔之次。十一月，上念公之己葬，诏有司赐钱三十万，擢磷继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以慰恤其家，恩义备矣。盖自天下用兵，乘舆省康吴，会公以偏师起西鄙，奋孤忠抑大难，保川陕共百十六州，以重上流之势。屏翰王室，屹如长城。方敌国深侵，叛臣僭窃，道路阻绝，公未尝得一见天子。独其精忠上达，圣主明见万里之外，[二]谓公可属大事，当方面，凡[三]军事不从中御，而[四]赏罚付之不疑，以卒成却敌固圉 [五]之功者，惟天子之明，而公之忠也。既葬 [六]，诸孤以行状请铭，谨序而铭之。
  惟吴氏出泰伯之后，以国为姓。至[七]季札避位，其子孙家鲁卫之间，厥后散处四方。虽[八]谱牒遗佚，遂[九]不可尽考，而起守西河，芮国长沙。汉封广平，皆本德义。尚忠勇，为世良将。而公天挺英奇，崛起于数百千 [一〇]载之后，赫然功名，与之相望迹，其流风余烈，盖有自焉。公之曾祖讳谦[一]，赠太子少保[一二]；妣李氏，永宁郡夫人。祖讳遂[一三]，赠太子太傅[一四]妣齐氏，普宁[一五]郡夫人。考讳扆，赠少保，妣刘氏，嘉，国夫人。自少保而上，世居德顺之陇干。以公贵，追荣三世。
  公讳玠，字晋卿。少沉毅，有志节，善骑射，知兵法[一六]，读书能通大义。未冠，以良家子隶泾原军。政和中，夏人犯边，力战有功，补进义副尉，稍擢队将。从讨浙西贼方腊，破其众，擒酋长一人。及击破河北群盗，累功转忠训郎，权泾原第十一将[一七]。夏人攻怀德军，公以百余骑突击追北，斩首级百四十有六。转秉义郎，擢本路第十二副将，自是威名益震。建炎二年，金人内侵已三载矣。春[一八]，渡河出大散[一九]关，略秦雍，所过城邑辄下。自巩州至凤翔，陇右都护张严邀战失利，敌势愈张，谋趋泾州。大将曲端拒守[二〇]麻务镇，命公为前锋。公进据青溪岭逆击，大破之。敌始有惮公意。转武义郎、权泾原路兵马都监、兼知德顺军。冬，以本道兵[二一]复华州。师入，命将士无杀略，居民按堵，转武功大夫、忠州刺史。三年冬，剧贼[二二]史斌寇兴凤，据长安，谋为不轨。公击斩[二三]之，转右武大夫。四年春，擢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金人谋取环、庆，大将娄室以众数万[二四]，至麻亭， [二五]公与战[二六]于彭店原 [二七]，士殊死斗，杀伤过当[二八]，敌惧引去 [二九]。而曲端劾 [三〇 ]公违节度，坐降武显大夫，罢总管，论者不平。未几，复故官，职 [三一]秦凤路马步军副总管、知凤翔府，兼权永兴军路经略安抚司[三二]公事。进复长安，转右武大夫、忠州防御使宣抚[三三]处置司。将合五路兵，与金人决战。公谓宜各守要害，以待其还[三四]。秋九月，师次富平，都统制会诸将议战，公又曰：“兵以利动，今地势不利，何以战？宜据高阜，先为不可胜者。”众曰：“我师数倍，又前临苇泽[三五]，非敌骑所宜。”不听，既而敌骤至，囊土逾泽[三六]，以薄吾营，军遂大恐溃[三七]，五路悉陷，巴蜀大震。公独整众保散关之东曰[三八]和尚原，积粟缮兵[三九]，列栅其上。或谓公：“宜屯汉中，以安[四〇]巴蜀。”公曰：“敌不破我，不敢进[四一。坚壁重兵以临之，彼惧吾蹑其后，保蜀之道也。”明年改元绍兴，春三月，敌将[四二]没立果率锐兵犯我。期必取而后进，公击败之。真拜[四三]忠州防御使，兼帅泾原。夏五月，没立复会别将[四四]乌鲁折合[四五]众数[四六]万，使大将由阶成[四七]出散关先至，公与之战三日，大败而去。没立方攻[四八]箭筈关，公复遣麾下击退[四九]，卒不得[五〇]与二将合。转明州观察使。丁嘉国忧起复，寻兼[五一]陕西诸路都统制。敌自破契丹以来，狃于[五二]常胜，至每与公战辄北不胜。其愤，冬十月，元帅[五三]四太子者会诸道兵十余万，造浮梁跨渭水[五四]，自宝鸡连营三十里，又垒石为城，夹涧水与官军相拒[五五]。公指授诸将，选劲弓弩号驻队，番休迭射，矢发如雨，贼稍却，则以奇兵旁击，如是者三日。
  度其困且走，则为覆[五六]于神岔，以待其归，覆发[五七]，敌众大乱，俘其[五八]将羊哥孛堇及其酋领三百余人，甲士八百[五九]六十人。尸填坑谷者[六〇]二十余里，获铠仗数万计[六一]，拜镇西军[六二]节度使。二年，兼宣抚陕西[六三]处置使司都统制，节制兴、文、龙州。敌久窥蜀，必欲以奇取之。三年春，裒[六四]其兵，又尽发五路叛卒，声言东去，反自[六五]商於出汉阴，捣梁、洋。金州失守，公亟率麾下倍道疾驰，且调兵利、阆，既至，适与敌遇，使人以黄甘 [六六]遗其帅撒离喝，敌惊 [六七]曰：“吴公来何速邪？”遂大战饶凤关。凡六日，敌 [六八]皆败，杀伤不可胜计。撒离喝怒斩其千户孛堇数人，以死犯关，出公 [六九]后，公遂 [七〇]结阵趋西县，或曰： “蜀危矣！ ”公曰： “敌去国远斗，而死伤大半，吾方全师以制其极[七一]，蜀何忧邪[七二]？”月余，敌果退。加检校少保，充利州路阶、成、凤州节度制置使。四年二月，敌复大入，犯仙人关。公豫为垒关[七三]曰“胜金平”[七四]，严兵以待。敌据阜战，且攻垒，公命将士更射，又出锐兵击其左右，战五日，皆捷，敌复遁去。上闻之嘉叹，赐以亲扎曰：“朕恨不抚卿背也。”是役也，敌决意入蜀，自其元帅以下皆尽室[七五]以来。又以刘豫腹心为四川招抚使。既不得志，度公终不可幸胜，则还据凤翔，授甲士屯田，为久留计，自是不复轻动矣。夏四月，徙镇定[七六]国，除川陕[七七]宣抚副使。秋七月，录仙人关功，进检校少师，奉宁保静军节度使。五年春，攻下秦州。六年，兼营田大使，徙镇保宁靖远军[七八]。公与敌对垒且十载，常患远饷劳民，屡汰冗员，节浮费，岁益屯田至十万斛[七九]。又调戍兵，命梁、洋守将治褒城废堰，灌溉民田，复业者数万家。朝廷嘉之，每降玺书褒谕[八〇]。七年冬，敌废[八一]刘豫且益兵[八二]众以为疑，公策其将去。九年春，和议成，上以其功高，复赐亲札进开府仪同三司[八三]，迁四川宣抚使。遣内侍赍诰以赐[八四]，而公已病甚，扶掖听命。自以赏过其劳，固辞。优诏不许。时失地[八五]既复，方依绥附[八六]，而疾不可为矣。天..其岁[八七]□□终始保蜀，付之安全，若有所待，以是蜀人尤悲而思之。[八八]公娶张氏，故侍中耆之后，[八九]封永宁郡夫人。子男五人[九〇]：拱，右武郎；扶、撝，皆承奉郎；扩、德尚幼。女四人..公能乐善，每观史，前事可师者，必书而识之左右。用兵本孙吴，而能知其变。务远大，不求近效，故能保其必胜。御下严而有恩，视卒之休戚如己，而同其甘苦，故人乐为之用。既贵，而自奉之约，不逾平时。至推以予士不少吝，故家无资而至，无宅而居。呜呼，虽古名将何加焉！[九]
  对照拓本与释文，张伯魁《徽县志》是以原石释录，但辨字不详；张维《陇右金石录》首尾较完整，并言“俱依拓本改定”，然误录及增改者颇多，笔者怀疑张维录文时曾参考过明庭杰《吴武安公功绩记》 ①（以下简称 “功绩记”）等史籍。现以原刻校释如下。（详见下表）
  《吴玠墓志铭》由胡世将撰文于绍兴九年（1139）。胡世将（1085—1142），字承公，常州晋陵（今江苏武进）人。徽宗崇宁五年（1106）进士，曾任尚书右司员外郎、兵部侍郎。以枢密直学士出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时金兵大举进攻关中，长安陷落，胡世将调动吴玠、吴磷等人出击，屡挫金兵，使“分屯之军，得全师而返”，对保卫西北边陲功绩卓著。绍兴九年（1139），吴玠卒，以世将为宝文阁学士、宣抚川陕。①绍兴十年，为杨政母撰《宋故感义郡太夫人程氏墓志铭并序》，其职衔为 “宝文阁学士、左朝请大夫、川陕宣抚副使兼营田使晋陵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 ”。
  《吴玠墓志铭》遗留于徽县，清嘉庆十三年（1808），知徽县张伯魁于钟楼山访得，时碑临崖欲坠，遂命工前移，并筑围墙保护。碑阴有《张伯魁纪事诗》（图4）叙其始末。
  大清嘉庆十三年秋，知县张伯魁（浙江海盐人）因修县志访考遗迹，得碑于钟楼山。读其文，宋吴忠烈墓志碑也。临崖将坠，伯魁虔心默祷，亟令石工前移四十步，筑围墙、立墓门以识之。敬赋五言二首记于碑阴：
  独立高原上，岿然见一碑。阴风号鬼卒，暮雨隐神旗。迟我西来日，怜公北伐时。累朝颁爵赏，枉自数功奇。
  六百年前墓，艰难百战身。弟兄溥旧泽，南北倚孤臣。哀角秋声乱，奇兵地势屯。宣扬惭德薄，五字欲通神。
  《吴玠墓志铭》载，吴玠丧后归葬于德顺军水洛城，而徽县也曾有吴玠墓。张维先生认为，本欲归葬故里，而因战事变故而寄葬河池：
  《碑》言“归葬水洛”，今墓与《碑》皆在徽县者，盖玠卒于绍兴九年六月，是年三月和议初成，金人归陕西京西之地，水洛新返，道邱可归，故初议必葬故乡，列之行状。至八月金人以挞懒主和杀之。世将与磷数言：“金人必逾盟，宜先为备。”明年四月，金人已大举入寇，则玠之寄葬河池盖不得已。而《静宁志》乃因袭碑文，以为玠墓即在水洛，似未考其时世也。 ②
  张维所谓《碑》者，即《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所谓墓者，抑或清嘉庆十三年（1808）秋张伯魁“立墓门”者。绍兴九年（1139）秋，战事紧张，镌刻较晚的墓志铭因体量太大，未能移归吴玠故里而寄放河池，当在情理之中。明嘉靖郭从道《徽郡志》卷一《舆地志·古迹》载“宋忠烈吴公生祠、宋宣抚安公生祠，俱在仙人关”③，而不言吴玠墓。张伯魁《徽县志》云：“吴忠烈墓，在钟楼山，久远失传，今访考得其墓碑，碑临崖将坠，知县张命石工前移四十步，盖亭以识之。”①由此可见，张伯魁误将墓志作墓碑，因地立墓门而建吴玠空墓。《吴玠墓志铭》言：绍兴九年春三月，吴公寝疾；六月己巳薨于军，享年四十有七。七月，上闻遗表，辍朝二日，赠公少师。“其弟吴磷与诸孤，奉丧归葬于德顺军水洛城北原先茔”。十一月，上念公之已葬，诏有司赐钱三十万，慰恤其家。很显然，墓志铭撰于绍兴九年十一月之后，是时，吴玠安葬水洛已成事实。据明庭杰《功绩记》其归葬时间在“九月丙申”。并非张维所言“寄葬河池”。王烜《静宁州志》卷八《杂集·陵墓》载：“宋封安定郡公、赠少师、谥武安、追封涪王吴玠墓并赠太傅、四川宣抚使、新安郡王、追赠太师、信王吴磷墓，俱在水洛北二十里陇原。”②特别是陆游《老学庵笔记》明确记载吴玠葬于德顺陇干：
  吴武安玠葬德顺军陇干县。今虽隔在虏境，松楸甚盛，岁时祀享不辍，虏不敢问也。玠谥“武安”，而梁、益间有庙，赐额曰“忠烈”。故西人至今但谓之“吴忠烈 ”云。③
  关于吴玠擒杀史斌时间。《吴玠墓志铭》《宋史·吴玠传》皆作“（建炎）三年冬”。《三朝北盟会编》谓：建炎二年四月，“史斌据长安，吴玠擒斌”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则记为建炎二年十一月。《系年要录》注云：“吴玠杀史斌。赵牲之《遗史》系之今年四月；明庭杰《功绩记》系三年冬，战青溪岭、复华州之后，而云金人内侵已三年矣。其实二年冬也。王伦撰《玠碑》，分此三年为二年。案：三年九月，长安已陷。而伦《碑》乃云：三年冬，剧贼史斌据长安，谋为不轨，实在误矣。其实占青溪岭在今年（建炎二年）之夏。复华州、擒史斌在今年之冬，但华州以十一月收。 ”⑤
  张伯魁《徽县志》与张维《陇右金石录》录文皆谓吴玠“男五人：拱右武郎，扶、撝皆承奉郎，扩、揔尚幼”。此将吴扩、吴揔作为吴玠子，误甚。明庭杰《功绩记》云玠有：“三子，拱，右武郎，扶、撝为文官，承奉郎。”⑥《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六所引《林泉野记》所载亦同。又王曮《吴武顺王磷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云吴扩、吴揔为吴磷子。⑦今墓志泐损，未知是撰文之误，还是摘录之误。
  张维先生还对《吴玠墓志铭》与《宋史·吴玠传》作过详细对比：
  碑文叙事多与《宋史》玠传相合。盖《碑》与《传》俱依行状而为之者。惟建炎二年“兼知德顺军”，《传》作“怀德军”；迁忠州刺史，《传》在“三年冬”。四年，“罢总管”下《传》复有“知怀德军”句，则碑前作“德顺”疑为抄误。《传》省“兼权永兴安抚公事”，“进复长安”事又不载。绍兴元年三月击败没立，兼帅泾原，而神岔之役，《传》称“兀术中流矢仅以身免”，不载俘获事物，月余敌退下。《传》有“遣兵邀敌武休关，击其后军。”而《碑》无之。仙人关战后，《传》作“授玠川陕宣抚副使。四月，复凤、秦、陇三州。”七月，“拜检校少师、奉宁保定军节度使，磷自防御使升定国军承宣使”， 与《碑》俱异，而《高宗本纪》俱与《传》同，惟“保定 ”作 “保静 ”，微有差误。 ①
  王曾瑜先生《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云：
  自绍兴元年至四年三月，川陕战场是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甚至是唯一战场。吴玠军近乎独立地支撑南宋半壁江山，在此期间的抗金战功是独一无二的..其战功和声威最初尚在岳飞之上..在南宋初的抗金名将中，吴玠的军事成就仅次于岳飞，而在他人之上。 ②
  纵观吴玠的一生，尽管他飞扬跋扈、排挤同僚，然而作为一名优秀将领，尤擅巧用地形组织具体战役，他身上依然洋溢着许多闪光点。《宋史·吴玠传》称他：
  善读史，凡往事可师者，录置座右，积久，墙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孙、吴，务远略，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胜。御下严而有恩，虚心询受，虽身为大将，卒伍至下者得以情达，故士兵为之死。选用将佐，视劳能为高下先后，不以亲故、权贵挠之。 ③
  关于吴玠的死因，《吴玠传》称： “晚节颇多嗜欲，使人渔色于成都；喜饵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 ”陶喻之《吴玠死因辨诬》认为吴玠并非 “死于挟妓与吸毒，而是死于腑脏寄生虫病 ”④。
  吴氏家族世居陇右，三世为将，威震西蜀。吴曦叛宋，吴氏家族遂身败名裂。从吴玠到吴磷、再到吴挺、吴曦，整个吴氏家族兵柄世传，称雄四川几近八十年，给南宋历史造成了深远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在《吴玠墓志铭》碑阳正中有浅重刻“宋故将军吴玠之墓”8字楷书（字径15厘米），覆压5行墓志铭文，致使近百余字人为残泐。据知情人士讲，这是 1934年胡宗南部第一旅旅长李铁军所为。
  （作者系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

①张维：《陇右金石录》，载《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 2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79年版，第16057—16059页。 ②（清）张伯魁：《徽县志》，载《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五六二号），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6年版，第506—517页。 图1 吴玠墓志铭碑亭 ①（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12），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 ①（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 1975年版，第 11511、11413、11414页。 ②张维：《陇右金石录》，载《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 2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79年版，第 16057—16059页。 ③（明）孟鹏年修，郭从道纂：《徽郡志》，载《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 ·第三二九号），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0年版，第 21页。 ①（清）张伯魁：《徽县志》，载《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五六二号），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6年版，第506—517页。 ②（清）王烜：《静宁州志》，载《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三三三号），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0年版，第427页。 ③（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载《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 1979年年版，第66页。 ④（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第850页。 ⑤（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 1956年版，第371页。 ⑥（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 12），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9年版。 ⑦（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 14），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9年版。 ①张维：《陇右金石录》，载《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 2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79年版，第 16057—16059页。 ②王曾瑜：《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西南师范学院学报》 1983年第 2期。 ③（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 1975年版，第 11511、11413、11414页。 ④陶喻之：《吴玠死因辨诬》，《汉中师范学院学报》 2000年第 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