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南宋抗金将领吴玠死因再探
| 内容出处： | 《南宋经略陇蜀与吴玠吴磷史事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291820020220001005 |
| 颗粒名称： | 南宋抗金将领吴玠死因再探 |
| 其他题名： | 也谈史料举证与解析兼答顾吉辰、王智勇两先生 |
| 分类号： | K245 |
| 页数： | 38 |
| 页码： | 209-246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各种史料记载的南宋抗金将领吴玠年岁不及半百，离奇死亡的原因及吴玠死因问题的探讨。 |
| 关键词： | 南宋 吴玠 死因 |
内容
引论
就南宋抗金将领吴玠（1093—1139）年岁不及半百，竟然离奇暴病而亡的去世原因，元代丞相脱脱（1314—1356）主持修撰的南宋正史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列传第一百二十五《吴玠传》，和之后明代中期史学家柯维骐（1497—1574）著《宋史新编》卷一百三十一、列传第七十三《吴玠传》，以及明代学者邵经邦（生卒年不详）的《弘简录》卷一百二十二、宋三之九《功臣》，明佚名《韬略世法存》新编八十六朝名将卷三《南宋》，明末礼部尚书钱士升（1574—1652）撰《南宋书》卷十六、列传第九《吴玠、吴磷、刘光世》，都相继沿用《宋史·吴玠传》的口径统一为：
晚节颇多嗜欲，使人渔色于成都。喜饵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然玠晚颇荒淫，磷多丧败..
又，南宋通故实，有史才的史学家李心传（1167—1244）著南宋重要历史大事记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二十九：绍兴九年六月，和清代学者毕沅（1730—1797）著《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二、宋纪一百二十二，清代陇右籍学者李铭汉（1809—1891）撰《续通鉴纪事本末》卷六十《吴玠、吴磷保蜀》，就吴玠突发疾病莫名其妙亡故的死因，也连续持同样观点道：
然玠晚节嗜色，多蓄子女，饵金石，以故得咯血病而死..
显然由于以上诸多有关南宋历史的正统史传，特别是蜀籍著名史学家李心传记录高宗一朝编年体史事的权威史书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率先提出了吴玠晚节亏欠的相关说辞，所以，元、明、清历代史学家在编撰《宋史·吴玠传》等史书过程中形成的惯性思维和相同观念，基本上可以说都是在未经严格求证前提之下，直接接受李心传这一不见标明史源出处的裁决，或者多多少少是间接为李心传该学术倾向所左右的结果。①也因此，举凡牵涉吴玠之死表述的所有史学论著，几乎概莫能外以不无轻藐的口吻做如下鉴定：贪图女色，荒淫无度，节操不保，是吴玠死于非命最根本和唯一的缘由，除此而外仿佛别无其他理由选项可循。
这一传统史学结论甚至几成难翻铁案，抵今影响深远，博得持久响应；尤其专业史学工作者，大多遵循、坚持这一既定史学主张。譬如四川大学王智勇的专著《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①，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倩描的另一部专著《吴家将 ——吴玠吴磷吴挺吴曦合传》②，在笔涉吴玠不幸离世的文字处理时，均无一例外地征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宋史·吴玠传》的论断。
笔者在就吴玠之死问题的探索与思考过程中，于惋叹之余颇感事发蹊跷，久久无法释怀。于是从南宋同修国史，淳熙十三年（1186）为翰林学士，上《四朝国史》而学识博洽，论述弘富的知名学者洪迈（1123—1202）笔录，保留大量揭示南宋鲜活现实社会生态的时事掌故 ——《夷坚初庚志·吴少师》入手，钩沉发掘，提炼剥离出两则疑似跟重新审视吴玠奇异死亡谜团密切相关联的重大追踪线索，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吴玠死因辩诬》一文③提出了与上述所有史学著述截然相反的不同见解，即认为有关吴玠死于渔色等判断，严重，缺乏充分史实依据而结案过于草率武断。至于该错误评判之所以形成，应当归咎于人们误将吴玠戎马倥偬时期偶然感染寄生虫疾病这一桩既发病突然，又不乏雷同性的病理征候，彻底等同于《夷坚志》中另一则叙述不良子弟嫖娼宿妓引发的相同症状而张冠李戴，误合为一使然。
而且，实际上关于这一理性分析的缘起，也非笔者发明首创，纯属《夷坚志》有言剖析在先；洪迈对《夷坚支戊志》卷三《卫承务子》故事作的最后按语，正是按照分别治愈同病但不同起因、场合的吴玠与卫承务之子的两位主治医师张锐与刘大用的神奇医术，归纳得出了同类合并的正确意见：“予顷记张锐治吴少师事④，绝相似云。右四事皆刘大用说。”笔者就此，深感洪迈果断研判言之成理而所见略同，遂加以援引举证。因为这至少是一条替吴玠死于非命而近乎冤假错案，予以复查检视的重要例证和关键途径，它比建立在缺失基本案情报告和具体事实陈述基础之上，相当于信口将吴玠节操一笔抹杀酿成的有罪推定更为令人信服。尽管这一要害证词看似出自常遭人腹诽，被误解乃至于全盘否定为志怪小说家言的洪迈《夷坚志》里。
可问题是《吴少师》和《卫承务子》内容十分平实朴素，可谓平铺直叙，实话实说，并无荒诞不经的志怪言论；而且这两则口述文本的叙事对象都史（实）有其人，存在可追溯查究机制。而恰恰相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其互为经纬的南宋历史研究资料长编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却毫无片言只字道及吴玠好色的实质性案例，仅以“多蓄子女”最多“使人渔色于成都”为辞。如此简单粗糙甚至粗暴而死无对证，查无实据，居然一言，蔽之吴玠沉湎女色，明显定性不够严谨而有失偏颇，令人难以苟同。
讵料笔者质疑吴玠之死历史陈见的拙稿发表之后，顿时间一石激起千层浪，招致宋代古籍文献整理学界的持续辩难。先是，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宋史研究专家顾吉辰于拙稿刊发一年后，在2001年第3期《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刊登了《也谈吴玠死因》的商榷论文①，论点果然还是以笔者采信的《夷坚志》系属于子不语怪力乱神志怪小说集而不足以凭信为辞；继而又从版本角度怀疑归属今本《夷坚志》补卷第十八的《吴少师》出自宋本《夷坚志》的可靠性。多年以后的2007年，《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专著作者、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王智勇，又在前身为汉中师范学院的《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发表了《从吴玠死因之争谈史料的发掘与解读》一文②，锋芒直指拙稿，其基本和主要观点，同样批驳拙论出于维护个人就吴玠并非死于纵欲性侵的误判，从而对洪迈《夷坚志》相关载录作了过度与不当的曲解。总之，顾、王均不认可笔者推翻强加给吴玠盖棺论定的种种不实之词。
恕笔者愚钝，就王先生的诘问原本并不知情；故而11年前的2008年秋，在赴重庆西南大学出席“巴蜀文献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29届年会 ”时，仅提交了间接针对顾吉辰先生而撰写的商讨文章 ——《岂惟擅文豪端足堪史补 ——南宋洪迈〈夷坚志〉口述历史玠值笺证：以川陕吴玠抗金兵团为例》一文，两年后刊登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主办的《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9辑上。③直到近些年，才偶尔获悉2007年王先生的以上批评。原以为《历史文献研究》间拙稿，已足以答复王先生的疑惑，不必另行撰文辩驳而过于纠缠。
唯鉴于2019年适值与岳飞齐名的西北抗金英雄吴玠黯然倒在仙人关抗金前线整八百八十周年；而其抗金活动的主战场之一 ——古河池（今甘肃徽县）暨仙人关，特别是吴玠衣冠冢所在地甘肃徽县政府部门（政协甘肃省徽县委员会），拟联袂天水师范学院和陇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共同举办纪念“吴玠、吴磷及仙人关战役”学术研讨会，笔者受邀与会，一时间面临命题作文安排。因感近年来就吴玠之死问题的跟进，不无传世文献，尤其出土文物新材料陆续被发现，也确实有必要旧话新提，以引发学术界同道就此议题的再关注乃至再争鸣，深入唤起大家共同探讨解题和结题的学术兴趣；理应以论文形式，正式正面回应以上顾、王两先生以往对我就此话题的书面质询。于是，笔者不揣浅陋，再度提笔为文，希望就吴玠之死这一重大学术公案，能够藉重此番学术讨论会契机，进一步摆事实、讲道理，最终形成一个明晰、完善而能为学界同道普遍接受与承认的研究成果与学术共识，这就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初衷与期待。
一、《夷坚初庚志 ·吴少师》暨历代医书载吴玠感染寄生虫病原委关于吴玠病因与痛苦表情程度暨难以形容肢体语言的描述，最初始见于今本《夷坚志》补卷第十八《吴少师》：吴少师在关外④，尝得疾，数月间肌肉消瘦，饮食下咽少时，腹中如万虫攒攻，且痒且痛，皆以为痨瘵也。有张锐者，名医，时在成都，吴遣驿召之。既至切脉，戒云：“明旦且忍饥，勿啖一物，俟锐来为之计。”旦而往，天方剧署，白请选一健卒趋往十里外行路中黄土取一盆来。令厨人旋治面，时将干，乃得食。才放箸，取土者适至，于是温酒二升，投土搅于内，出药百粒，进饮之。觉肠胃掣痛，几不堪忍，急登溷，锐先密使别坎一穴，掖吴登之，暴下如注，秽恶斗许，有蚂蟥千余，宛转蟠结，其半已死矣。吴亦惫甚，扶憩榻上，移时进粥一器，三日平复。始忆去年正以夏夜出师，中途燥渴，命候兵持马孟取水。甫入口，似有物，未及吐，已入喉矣，自此遂得疾。锐曰：“虫入人肝脾，势须孳生；常日遇食时，则聚丹田间，吮咂精血，即散游四肢。苟知杀之而不能扫尽，亦无益也，故先请枵腹以诱之。此虫喜酒，又久不得土味，乘饥毕集，故一药而空之耳。”吴大喜，厚赐金帛而送之归。张外舅说。
较《夷坚志》作者洪迈年轻的南宋名医张杲（约1149—1227）《医说》①卷五《误吞水蛭》，是确认援自《夷坚初庚志》②而稍有文字变动，并且内容更为完备的另一个重要版本：吴少师在关外，尝得疾，数月间肌肉消瘦，每日饮食下咽少时，腹如万虫攒攻，且痒且痛，皆以为劳瘵也。张锐是时在成都，吴遣驿招致。锐到兴元，既切脉云：明日早且忍饥，勿啖一物，俟锐来为之计。旦而天方剧署，白请选一健卒趋往十里外，取行路黄土一银孟，而令厨人旋治面，将午乃得食。才放箸，取土适至，于是温酒一升，投土搅其内，出药百粒，进于吴饮之。觉肠胃掣痛，几不能忍，急登溷，锐密使别坎一穴，便掖吴以行。须臾暴下如倾，秽恶斗许，有蚂蟥千余，宛转盘结，其半已困。久，吴亦惫甚，扶憩竹榻上，移时方飡粥一器，三日而平。始信去年正以夏夜出师，中途渴躁，命候兵持马孟挹涧水。甫入口，似有物焉，未暇吐之，则径入喉矣，自此遂得病。锐曰：虫入人肝脾里，势须滋生；常日遇食时，则聚丹田间，吮咂精血，饱则散处四肢，苟惟知杀而不扫尽，故无益也，锐以是请公，枵腹以诱之。此虫喜酒，又久不得土味，乘饥毕集，故一药能洗空之耳。吴大喜，厚赂以金帛，送之归。
又，元代皖南池州养生学家李鹏飞（1222—？）《三元延寿参赞书》卷四，亦就以上《夷坚志·吴少师》作摘要载：水蛭干者，冬月猪脂煎，令黄乃堪用。腹有子，去之。此物极难死，火炙经年，得水犹活。石蛭，头尖腹大，不可药用；误用，令人目中生烟不已，渐致枯损，不可不辨。有吴少师，得疾数月，肉瘦，食下咽，腹中如万虫攒刺，且痒痛，皆以为劳。张蜕取黄土，温酒调服，下马蝗千余。云皆因去年出师，饮涧水，似有物入口，径入喉，自此得疾。夫虫入肝脾，势须滋生。食时则聚丹田间，吮咂精血；饱则散处四散，久则杀人，不可不知。
除了上述宋元医家而外，像明代皖南新安医学家汪瓘（字民莹）的《名医类案》卷七《误吞水蛭、蜈蚣》；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1518—1593）编著集我国16世纪前药学大成的著名药学著作《本草纲目》卷七《黄土·拾遗·发明》；明代晚期福建文坛代表人物谢肇淛（1567—1624）编著的明代博物学代表著作《五杂俎》卷五《人部》一③；明末政治家，早曾因母病习医，后因朝政腐败而称病辞归，重新精研病理学的王肯堂（约1552—1638）历时十一年编著《证治准绳》卷十八《虫》；明末思想家、科学家、“四公子 ”之一方以智（1611—1671）编著百科全书式著作《物理小识》卷二《地类》“张锐以黄土下吴少师之虫疾。”清代医学家吴仪洛（1704—1766）编著《本草从新》卷十五《黄土·燥湿解》；清末学者、书画家徐士銮（1833—1915）编纂的医话著作《医方丛话》卷三①，等等明清医书，或全文转载，或择要选刊，先后对选自《夷坚志》的《吴少师》与《卫承务子》这两则真人实事传染寄生虫病遗闻，以典型医案形式密集发布，以提高人们，特别是乡村从医人员应对突患该棘手疑难杂症的应急诊断水平与处置治愈能力。
换言之，针对类似“吴少师”病患的诊治手段与方法，大抵从南宋中期起，就已然成为古代医疗史上一桩相当有代表性的医学示范病例，和简便易学，“土”到病除的非处方经典医术了；只不过作为患者的“吴少师”究竟是身为兄长的吴玠，还是吴玠的胞弟吴磷一直不曾被人细究、深究，甚至往往忽略不计，不为人瞩目。因为一般人们普遍理解的“吴少师”多被指认为吴玠，这几乎是人尽皆知而达成广泛学术共识的不争事实。譬如何卓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10月版《夷坚志》第四册《人名索引》，就将《吴少师》中主角视作吴玠②，笔者感觉编者学术识见正确，虽然索引编者《例言》坦陈：《夷坚志》为志怪小说，涉及的人物极为复杂，既有见于正史的达官贵人，宿儒名士，亦有不见经传的平民小吏，妇人孺子，甚至还有子虚乌有之类的传说人物，且洪迈在协作中，很多人物都称其字号、封号或官职，没有写出姓名。为方便读者，编者根据有关史传典籍，尽力做了一些考证工作，但限于《夷坚志》本身的体例以及编者的学力，难免会有错误或不妥之处..③
二、《夷坚初庚志 ·吴少师》主人公系吴玠说求证然而《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作者王智勇先生却不同意笔者提出“吴少师”即系吴玠的划分，而执意辩解表示“吴少师”也可能，并且更有可能为吴磷，这自然使得原本替吴玠之死原因作的简明扼要推敲，又变得节外生枝，疑云密布且复杂而充满变数起来。
按吴玠史传记载，“吴少师”是朝廷所赠尊称，所谓绍兴四年“七月录仙人关功，拜检校少师”④；而在吴磷同样为朝廷封功，所谓“十二年入觐，拜检校少师，阶、成、岷、凤四州经略使，赐汉中田五十顷”⑤。那么《夷坚初庚志·吴少师》中的主人翁到底是吴玠还是吴磷？一时间上升为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眉目不清的关键结点所在。而如若“吴少师”结果被证明与吴玠无关，笔者原先相关诠释自然势必不攻自破而土崩瓦解，吴玠殒命问题的讨论，也将重新遵从、回归宋元以来正统史传本来的结语原点而变得徒劳无益，毫无意义可言。
笔者作为被提问对象，就此理所当然无从回避，要做出明朗回复答辩以取信于人。而若进一步较真认证“吴少师”的本来面目到底是吴玠还是吴磷，妙手回春，治病救人的神医张锐，和最先向洪迈口述《吴少师》故事而被辑入《夷坚志》中的“张外舅”这两者生平很值得索隐查实，因为廓清彼此履历，对区分 “吴少师 ”的真实入选至关重要。
（一）替吴玠起死回生的名医张锐其人其事据考察：张锐字子刚，本河南郑州人。官成州团练使，以医知名。政和中（1111—1117），有慕容彦逢母病，死将就木，锐视之曰未死，遂取药医之，病果愈而不死。绍兴中（1131—1162）流落蜀中，著有《鸡峰方》。就此，洪迈《夷坚初乙志》卷十《张锐医》披露生动①；清陆心源（1834—1894）辑撰《宋史翼》卷三八列传第三八《方技》二，综合《夷坚志》等史料有传记：成州团练使张锐，字子刚，以医知名，居郑州。政和中，蔡鲁公之孙妇有娠，及期而病，国医皆以为阳证伤寒，惧胎之堕，不敢投凉剂，鲁公密信邀锐来，锐曰：儿处胞十月将生矣，何药之能败，如常法与药，且使倍服半日，儿生病亦失去。明日妇大泄不止，而喉痹不入食，众医交指其疵，且曰：二疾如冰炭，又产蓐甫尔，虽扁鹊复生，无活理也。锐曰：无庸忧，将使即日愈，取药数十粒，使吞之，咽喉即平，泄亦止，逮满月，鲁公开宴，自诸子诸孙及女妇甥婿，合六十人，请锐为客，公亲酌酒为寿曰：君之术通神，吾不敢知，敢问一药而治两疾，何也？锐曰：此于经无所载，特以意处之，向者所用，乃附子，理中圆裹，以紫雪耳，方喉闭不通，非至寒药不为用，既已下咽，则消释无余，其得至腹中者，附子力也，故一服而两疾愈。公大加叹异，尽敛席上金匕箸遗之，慕容彦逢为起居舍人时，母夫人病，亦召锐于郑，至则死矣，时方暑，锐欲入视慕容，不忍意，其欲求钱，乃曰：道路之费，当悉奉偿，不烦入也。锐曰：伤寒法有死一昼夜复生者，何惜一视，不得已延入，锐揭面帛注视，呼仵匠语之曰：若尝见夏月死者面色赤乎？曰：无口开乎？曰：无。然则汗不出而蹶耳，不死也。无亟殓，趋出取药，命以水二升，煮其半灌病者，戒曰：善守之至夜半，大泻则活矣。锐舍于外馆，夜半，时守病者觉有声勃勃然，遗矢已满席，出秽恶物斗余，一家尽喜，敲门呼锐，锐应曰：吾今日体困不能起，然亦不必起，明日方可进药也。天且明，径命驾归郑。慕容诣其室，但留平胃散一贴而已，母服之数日良愈，盖锐忿求钱之疑，故不告而去，绍兴中入蜀。王秬叔坚问之曰：公之术，古所谓十全者，几是欤？曰：未也。仅能七八耳。吾长子病诊脉察色，皆为热极，命煮承气汤，欲饮之，且饮复疑，至于再三，将遂饮，有如掣吾肘者，姑持杯以待，儿忽发颤悸，覆绵衾，至四五，始稍定，汗下如洗，明日而脱然，使吾药入口，则死矣。安得为造妙？世之庸医，学方书未知万一，自以为足，吁！可惧哉！王秬叔坚说。
不仅如此，作为晚清古籍版本收藏家的陆心源，还珍藏有张锐《鸡峰普济方》的宋版残本。其《仪顾堂集》卷十九《宋板〈鸡峰普济方〉跋》曰：《鸡峰普济方》三十卷，缺卷二、卷三、卷六、卷八凡四卷。每叶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前缀行大题之下题；“冯翊贾兼重校定”七字，相传以为张锐著。前后无序、跋，目录亦只存十叶，莫能明也。晁、陈二家②，及《文献通考》，皆不著录。惟张杲《医说》引其说颇多，皆与今本合。锐仕履不多见。《夷坚志》称锐字子刚，成州团练使，以医知名，居于郑州。政和中，蔡鲁公之孙妇有娠，及期而病，邀锐治之，一服而愈。至绍兴中，流落入蜀。又，《书录解题》载：太医局教授张锐，撰《鸡峰备急方》，绍兴三年（1133）为序。
耐人寻味的是，张锐将医方冠以“鸡峰”，或与其设身处地任职成州团练使的经历有关。因为成州治所西南十五公里的鸡峰山，素称“陇右小峨眉”，为甘陕川三边佛教名山。而成州跟吴玠抗金川陕宣抚司治所河池县（即今甘肃徽县），及其东南入蜀孔道要隘嘉陵江仙人关同处陇南，两地山势相连，相去不远。吴玠患病后敦请张锐北上诊疗，当与张锐的成州行医生涯有一定的关系。以目睹吴玠抗金活动见证人身份撰写《吴武安玠功绩记》的“宣抚司荐士”明庭杰（生卒事迹不详）曾经这么记述：“侯已病..九年春三月，侯以疾革，乞解事，天子恻然忧之，命成都守胡世将（1085—1142，四川安抚制置使，继吴玠宣抚川陕）访蜀善医者治其疾，又驰国医往视，未至，而侯以六月己巳薨于军，享年四十七。”①总之，张锐早年成州从医活动与医方以“鸡峰”命名，以及吴玠重病后千里迢迢把他从成都召回与金兵对垒的仙人关前沿阵地医治，绝对不只是个偶然巧合，应当跟他早年在成州因医术高明而声名远扬、播于人口、遂慕名征召有因果关系，这一鲜明态势想必明眼人端倪可察。
（二）《夷坚初庚志 ·吴少师》口述者张渊道其人其事至于《吴少师》口述者“张外舅”其人其事也扑朔迷离，发人萌生跟踪查证兴趣，因为有关其仕历情形，同样《宋史》无传。不过，一番深入搜索探察，其真实身份逐渐浮现水面被打捞。“张外舅 ”实非别人，而是洪迈岳丈、兵部侍郎张渊道。②参照已知洪迈生父洪晧（1088—1155）与生母沈氏（1089—1138），以及迈兄洪适（1117—1184）、嫂沈氏（1121—1181）生卒年③，预估洪迈岳丈张渊道年岁与洪晧相当略小。洪迈《夷坚志》和著名掌故笔记《容斋随笔》中的多则逸闻发布源头，都明确出自南宋初年转战南北而阅历丰富的张渊道；并且有关他的大致仕途过往，现在也唯有借重《容斋随笔》和《夷坚志》方可一一盘点梳理。譬如《容斋随笔》卷十三《国朝会要》的“建炎三年（1129），外舅张渊道为太常博士”；《容斋续笔》卷第一《李卫公帖》的“张渊道为广西帅”；《容斋四笔》卷第四《两道出师》的“绍兴七年（1137），淮西大帅刘少师罢湖北，岳少保以母忧去，累辞起复之命，朝廷以兵部尚书吕安老、侍郎张渊道分使两部。已而正除宣抚，遂掌其军。岳在九江，忧兵柄一失，不容再得，亟兼程至鄂，有旨复故任，而召渊道为枢密都承旨，安老在庐遭变，言者论罢张魏公（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1097—1164），渊道亦继坐斥。隆兴中，北虏再动兵，张公为督帅，遣李显忠、邵宏渊攻符离失利而退，一府皆贬秩..”云云；《夷坚初甲志》卷十三《范友妻》的“张渊道，绍兴五年（1135）为右司郎官，兵士范友居于门侧..范友，本黄河埽岸兵士，因张郎中入西川”；同卷《马简冤报》的“秦州人马简..兵罢后，从张渊道侍郎为仆，张公为桂林守”；《夷坚初乙志》卷十三《九华天仙》的“绍兴九年（1139），张渊道侍郎家居无锡县南禅寺 ”；同上卷十六《海中红旗》的“赵丞相（鼎，1085—1147）居朱崖时，桂林帅遣使臣往致酒米之馈。..时外舅张渊道为帅云。张子思说得之于使臣，外舅不知也” ①等等，皆然。
尤其由《夷坚初乙志》卷五《张女对冥事》掌故，足可确信张渊道乃洪迈岳丈无疑。
妻父张渊道，自兵部侍郎奉祠，寓居无锡县南禅寺。次女已嫁梁元明来归宁。绍兴己未（九年，1139）正月七日，因游惠山寺..凭案立问曰：张相公在陕西杀赵哲[环庆（今甘肃庆阳）帅，以“擅离所部，哲军将校，望见尘起惊遁，而诸军亦退舍”②遂为张浚杀。]，汝父为参议官，预其事否？女欲言，不知恐累父。答云：初不预谋，，亦曾谏，不见听。（阎）王曰：谏而不听，何不去？答曰：尝求一郡，不得请。王顾左右，令诣司供状，方对答时，望西庑一人侧听而笑，东庑亦有一人，皆状貌堂堂，既诣曹，曹吏指曰：笑者乃赵哲，其东则曲端（1091—1131，字正甫，善治军，长于兵略，刚愎自用，恃才难制，树敌甚多，与吴玠争功，被张浚错杀）也。吏以下，皆长一丈，戴铁幞头，着褐布袍，具笔札，令女为状，且曰：当追长子，以其不慧，故免。盖渊道长子通，自幼多病，不解事..而且这则口述史事背景还关乎吴玠川陕抗金时期的确发生过的几桩真实案底。因此，张渊道讲述，洪迈记录在案的今本《夷坚志》补卷第十八《吴少师》内容，能够信以为真系身为参议官或兵部侍郎的张渊道绍兴九年正月，以复员军人或退伍老兵身份回无锡前，在吴玠军营截获其病发、治病的第一手可信情报。即便他当年不是吴玠病发、诊断全过程唯一旁观见证人，至少也是最早获悉和对外传播吴玠病情以及医疗、治愈内幕的消息灵通人士。而清佚名《异闻总录》卷一谓“绍兴十年（1140），张渊道提举秦蜀茶马，自淮颍之官”云云，似乎更加证实了张渊道在吴玠死后一年，又在转业离休岗位被重新起用，远赴川陕一带任茶马官的宦游行迹③，这跟他后来再度出任广西帅，为被贬斥客死崖州的抗金主战派赵鼎馈赠食物等轶事的发生时间也先后衔接。而且张渊道善待赵鼎言行，仿佛还影响到洪迈后来坚决保荐赵鼎为配飨高宗庙庭候选者之一。①换言之，张渊道作为吴玠去世前后川陕军政事务的亲历者，其言谈回忆绝不该等闲视之而置之不理；哪怕他未曾亲自将有关事实笔录在册，而是由其女婿洪迈当了他的口述代言和代笔人。
有必要提请注意的是，如前所述，《吴少师》医案曾为南宋徽州名医张杲《医说》卷五，和明代徽州医学家汪瓘《名医类案》卷七《误吞水蛭蜈蚣》二书，共同注明引自已佚而非今本补卷第十八的《夷坚初庚志》。按照洪迈正式开笔撰写《夷坚初志》是在吴玠死后三年的绍兴十二年（1142），庚志编成于淳熙十六年（1189），南宋赵与时（1175—1231）《宾退录》卷八引《夷坚志》各志序提要记可证：庚志谓：假守当涂（太平州），地偏少事，济南吕义卿、洛阳吴斗南，适以旧闻寄，似度可半编帙，于是楫为庚志。初甲志之成历十八年，自乙至巳，或七年或五六年，今不过数阅月，闲之为助如此。然平生居闲之日多，岂不趣成书，亦欠此巨编相传益（异）耳！值得关注的是，洪迈出知皖南当涂恰巧发生在淳熙十五年（1188）九月十七日，廿八日到任；而其外放原因，很可能肇起于四月间议高宗配飨，力主以吕颐浩（1971—1139）、赵鼎、韩世忠（1089—1151）和张俊（1086—1154）四人为宜，而与早年受学于吴玠上司张浚，反对吕颐浩配享庙祀的南宋文坛四大家之一杨万里（11271206）提议张浚产生冲突：“上谓大臣曰：‘杨万里乃谓洪迈专与私，迈虽是轻举，万里未免浮薄。’..于是，二人闻，皆乞补外。后十六日，诏洪迈以见官正奉大夫知镇江府。”③九月被旨再迁太平州有关。遂于闲暇编撰《夷坚初庚志》时，因感及由己举荐配飨赵鼎其人居功至伟，从而联想到岳丈张渊道为桂林帅时跟赵鼎的相关掌故④，又回顾张渊道曾口述《吴少师》故事，吴玠在军中得病、医治秘闻，就这样通过洪迈原先跟张渊道的访谈存录，终于原原本本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张渊道其他口述轶闻多见于《夷坚志》的甲、乙志，而乙志编于乾清二年（1166），也许一定程度上跟张渊道病逝，洪迈追怀轸念而做相关也未可知。
（三）雷同《夷坚初庚志·吴少师》病例但病因、患病场所迥异的《卫承务子》医案辩证据上鉴别鉴证，《夷坚初庚志·吴少师》故事主角为吴玠而非吴磷选项精准无误，此有曾入吴玠军营在先，重新入蜀为官于后的洪迈岳父张渊道亲口出具证明，和替吴玠起死回生的神医张锐医术疗效双重担保。至于跟《吴少师》掌故足以互为考据而发生在皖南的另一例相同医案，则是《夷坚支戊志》卷第三著录的《卫承务子》，它相当于一则洪迈替吴玠开具具有极其正面印象和发挥关键作用的辩护证词：宁国人卫承务者，家素富。惟一子年少，好狎游。忽得疾，羸瘦如削，众以为瘵。治疗三年，愈甚无益。适刘大用过县，邀使视之。切其脉，亦谓瘵证。凡下药月余，略不效。问其致疾之因，久乃肯言曰：“尝以六月间饮娼家，与娼喧争，迨醉，不复登榻，独困卧黑桌上。少醒而渴，求水不可得。其前有菖蒲盆，水极清洁，举而饮之，自是疾作。”刘默喜，密遣仆掘田涧淤泥，以水沃濯，取清汁两盏，置几上，令随意而饮。卫子素厌苦其疾，不以秽为嫌，一饮而尽。俄肠胃间攻转搅入，久之始定。继投以宣药百粒，随即洞泄，下水蛭六十余枚，便觉胸抱豁然。刘曰：“此盖盆中所误吞也。蛭入人腹，藉膏血滋养，蓄育种类。每黏着五藏，牢不可脱。然久去污渠，思所嗜，非以此物致之，不能集也。”卫子虽去其疾，然尫劣无力，别施药补理，至八十日乃平复。予顷记张锐治吴少师事，绝相似云。右四事皆刘大用说。
从洪迈“予顷记张锐治吴少师事，绝相似云。右四事皆刘大用说”的陈述不难发现，《吴少师》故事著录在先，而《卫承务子》故事编排于后。按《吴少师》所在的《夷坚初庚志》完成于淳熙十六年（1189），而《夷坚支戊志》序作于庆元二年（1196），果然早于后者七年，时间先后关系正常。只不过游走各地行医的乡村医师刘大用，是因风闻洪迈《夷坚志·吴少师》故事，还是因读其同行名医张杲同样脱稿于淳熙十六年的《医说》初稿卷五《误吞水蛭》，才活学活用，当场效法临床经验丰富的前辈名医张锐而对卫承务之子施行了同等医术使其起死回生？鉴于《卫承务子》没有确切发生年月，今已无从把握事发准确纪年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大抵已问世于淳熙十六年的《夷坚初庚志·吴少师》，势必对张杲同年编著的《医说》卷五收录《吴少师》，之后增补《卫承务子》等共三则《误吞水蛭》医术以收获与启发，这不仅仅是时间和地点①上的巧合、接近而已。
最不应被轻视的是，由于《卫承务子》暴露的是地方纨绔子弟嫖娼宿妓丑闻；而且洪迈特地强调“予顷记张锐治吴少师事，绝相似云”。如果只承认《卫承务子》为实而不理会《吴少师》本事起因二致，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两者等量代换，对号入座，自然很容易让人产生吴少师也曾涉足风月场所，纵情声色犬马，形迹万分可疑的联翩浮想。特别是南宋抗金大将岳飞嫡孙岳珂（1183—1234）编著《岳鄂王行实编年》卷下，和他完成于南宋嘉定十一年（1218）的岳飞传记资料汇编《金佗稡编》卷九《行实编年》六尊称的“吴少师 ”确系吴玠无疑，况且有吴玠打算替离婚失偶的岳飞介绍侍妾的段子。
（岳飞）奉身俭薄，不二■，居家惟御布素，服食器用，取足而已；不求华巧，旁无姬妾。蜀帅吴玠，素服先臣用兵，欲以子女交欢。尝得名妹，饰以金珠、宝玉，资奁巨万，遣使遗先臣，次汉阳，使者先以书至，先臣览之不乐，即报书厚遣使者，而归其女。诸将或请曰，公方图关陕，何不留此以结好？先臣曰，吴少师于飞，厚矣。然国耻未雪，主上宵旰不宁，岂大将安乐时耶？玠见女归，益服其盛德。
这在很大程度上强烈加深加重了人们对吴玠生活作风不够检点的不良负面印象，释放出他曾经放纵情欲而胡作非为的错误信号，乃至于更进一步把他推向跟卫承务子同流合污，混为一谈的罪孽深渊而积重难返了。可问题是，起底岳珂对岳飞正面形象的表彰也未尽公允，其间同样充满着虚伪溢美之词而疑点重重，十分令人生疑；就此议案，已有公论。①
三、“吴少师”系指吴玠说别证辨识
由上多维度反复考证甄辨“吴少师”真实面目，可以毫不迟疑地辨识“吴少师”必定吴玠可知。在此，笔者拟再提供多重既往不曾为人留意的“吴少师 ”史料作为辅助补充证据。
1.证据之一。南宋初年福建浦城人，表字子楚，晚号韩青老农而移居浙江富阳的何薳（1077—1145）笔记《春渚纪闻》卷九《记研》之《油松烟相半则经久》，该史料确定绍兴初年仙人关守将“吴少师”正是吴玠而非吴磷。元代苏州博雅好古陆友（字友仁，号研北生）《墨史》卷下《宋》同。
近世所用浦大韶墨，盖油烟墨也。后见续仲永言：绍兴初，同中贵郑几仁抚谕少师吴玠于仙人关，回舟自涪陵来，大韶儒服手刺，就船来谒..
2.证据之二。南宋洪迈《夷坚初甲志》卷十七《姚仲四鬼》，系史有其人路彬②谈论吴玠军中大败金兵于仙人关战役的主将姚仲（生卒年不详）③逸闻，因而其中语涉 “少师 ”自 然为吴玠显而易见。
姚仲始为吴玠军大将，尝与敌人战小衄，吴欲诛之。仲曰：“以裨将四人，引军先退，故败。”吴召四将，斩之而释仲。后数岁，仲领兵宿山驿，见四无首人，皆长二尺许，揖于庭曰：“我辈败事当死，然公不言，则可全；今皆死，故来索命。”仲曰：“向者奔北，我自应以军法行诛，既屈意相贷，而少师见责；我若不自明，则代汝曹死矣。”四人曰：“当时之退，但择一人先遁者，足以塞责，何至是？”仲无以对。四鬼渐喧勃欲上，忽有白须老人，出于地，亦长二尺余，诘之曰：“汝等败军，伏法乃其分，安得复诉？”叱去之，应声而没，老人亦不见。人以是知仲之必贵。又十年，以节度使都统兴元军。路彬质夫说。
3.证据之三。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河北巨鹿人魏齐贤编纂《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十八《贺》，编录建炎二年（1128）蜀籍校书郎毛敏（生卒年不详）①《贺吴少师易节启》曰：王者之兵，本仁义，方恢辟国之功；天下之将，通神明，允赖扦城之略。折遐冲于万里，注睿想于九重；治兵方积于朔庭，求士每开于东阁。虽绛侯之得，剧孟已坐致于敌情；而许愿之谒，赵奢犹愿言于军事。爰自樃枪之彗孛，荐经薄海之沸腾；率毡裘挽弓之民，胁潢池弄兵之子。荐为蛇豕，既攘秦地于神皋；未取鲸鲵，敢睨蜀都之沃壤。仇雠密迩，疆场多虞。长戟劲弓，难保山河之固；靡衣偷食，但期朝夕之安。远贻当宁之忧，每重登坛之举；听鼓鼙而思将帅之任，赐弓矢以专征伐之威。爰得伟人，以付全蜀。岷梁境土，坐收奠枕之安；卫霍功名，仅陪扶毂之役。究观古昔，孰与等夷？恭惟某官，赋性沉雄，挺资果毅。隐若敌国，典刑肃着于家声；贤于长城，方略力扶于帝室。任既隆于分阃，志犹切于请缨。纶巾屯渭上之师，绣帽识山西之将。采诗书礼乐，而成其利；有智信廉勇，而出以仁。仰遵神武不杀之威，尽得上兵伐谋之道。囊兜戟纛，肃中权后劲之仪；鼓铎镯铙，致布令陈辞之用。凶渠震慑，群丑追奔。细柳营屯，但听亚夫之令；曲梁行陈，孰干魏绛之刑。思属风云，威加草木。廓清氛祲，何止勒燕然之铭；宣畅威灵，固将继营平之颂。申信赏于山河之誓，参休声于金石之和。不日而成，惟天所授。某衰迟，末路冗散。下寮虽从齐鲁之师，儒颇慕秦梁之节。义金闺通，籍簉怀铅，抱椠之流，油幕充员。无飞章驰檄之效，久积依刘之愿，遂谐御李之荣，寔获我心云：胡不喜洗心涤虑，倘陪铃下之簪裾；颂德歌功，愿备囊中之翰墨。
此启虽未署年款，也未确认主人公“吴少师”名字；但另据《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录用毛敏三十余篇文章相关时地人事②，尤其是卷五十六《迭幅》之《上丞相小简》“某政和二年（1112），尘忝名第，沉沦州县，粗知奉法循理”，卷五十八《迭幅》之《上林内翰小简》“某政和二年，忝冒名第，建炎（1127—1130）中，误蒙收召，簉迹文馆，遭维扬之变，垂翅北归，赖清庙乐育之仁”云云，透露毛敏主要活动时期正是北南宋交替之际。而鉴于其时南宋王朝正倚重吴玠为首西北抗金主力，抵御金兵突破入蜀防线长驱西南所以，毛敏此文是为贺绍兴元年（1131）吴玠大破金将和开国功臣完颜宗弼（兀术，?—1148）来犯十万骑而擢镇西军节度使，尤其绍兴四年录仙人关战功而官封少帅的可能性居其大半。
4.证据之四。南宋因崇敬岳飞而别号翠 ①的武学生、嘉定年间（1208—1224）武科第一人华岳（?—1221）著《翠微南征录》卷六《挽吴夫人》诗云：“鸾骖不是厌尘凡，王母瑶池促驾还。家在两三千里外，人生一十六年间。好随神女游舒水，难伴文君归蜀山。试向仙源问消息，桃花零落水潺潺。”自注：“夫人，少师孙女，居蜀，适王氏，卒年十六，藏于舒仙姑之山。”就此华岳笔下少师孙女 “吴夫人 ”祖父其人实亦不难识别。
首先，已知吴磷有男十二，唯五子吴挺最为知名，其他各子知名度有限，情况不明；而吴挺有子五人，并无女儿见载；换言之，吴磷可能并无孙女。更为重要的是，吴挺次子，也即吴磷嫡孙吴曦（1162—1207）于开禧三年（1207）阴谋发动投降金兵出任伪蜀王拟引敌入蜀叛乱。叛逆遭平定后，“族属悉合诛戮。..除曦妻男并决重杖处死外..亲兄弟有宜人除名勒停。应吴磷位下子孙，并移徙出蜀，分往湖广诸郡居住。吴玠位下子孙，与免连坐，通主吴磷坟庙祭祀”。“五月二日，权四川宣抚使安丙言：逆臣吴曦，罪当赤族，丙以吴氏三世为将，其族甚大，吴玠下诸房，素与吴挺父子，不相往来。虽吴磷下诸子，其间亦有与吴曦绝迹不相交者。若依法一概诛戮，惧有伤圣天子好生之德，恭承诏免。其吴曦一门，附于逆党者，并加诛戮，其余胁从置而不问，今具列吴曦一门当行诛斩，其他异居族人，当与原免者，各具姓名如后。一吴曦二子，已斩首号令；一吴睨，系曦之堂弟，受曦伪命，为侍中兼司农卿；一吴柄，系曦之父挺同胞兄弟；一吴晓，系曦同母弟，曦僭号之后，除集英殿修撰，知兴元府，充利州东路安抚使；一吴晫，系曦之亲弟；已上六人，并已斩首号令，其他婢妾等，已分送诸军，嫁与军兵去讫。一吴玠委系勋臣，其诸孙与兵曦不协。..庶吴磷子孙免沟壑之患。”②可见吴磷纵有孙女，华岳在世时想必已无资格居留蜀中③。而且咀嚼华岳《翠微北征录》卷一《利害》，卷六《将帅小数八·反泄》④涉及吴氏家族遣词造句，几预示着以万言《开禧元年（1205）四月二十七日上皇帝书》⑤和七言律诗《上韩平原》《和戎，自注：时有函首请成之议》⑥痛斥、讽喻权臣韩侂胄（1152—1207）兴师树威，对金轻启兵衅⑦的他，注定势难跟依附韩侂胄作威作福的吴曦家族有任何交集往来。
而吴玠三子中除拱、扶外，三子■①颇受当年以忤秦桧出牵累通判建州，遂请祠家居累年，桧死还朝，正直敢言，甚有政声，多革弊事而得罪权贵的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的汪应辰（1119—1176）②器重，其《文定集》卷六《荐吴■札子》曰：臣伏见右朝散郎、直敷文阁添差、四川制置司参议官吴■，质性厚重，表里诚实，虽生于将门，而更历艰苦，被服俭素，人情物态，曲折通晓，谨守绳墨，安于淡泊，言不轻发，发必有常，有勉励趋赴事功之意。虽任将作监丞，既而累历外任，皆未能究其所长。其父玠，精忠义勇，效死百战，以保全蜀，既没几三十年，蜀人庙祀之，如一日所有。■今任添差参议官已满，伏望圣慈，特除■蜀中合入厘务差遣，既以慰蜀人甘棠之思，而■亦得试用其才，稍自见于职业，必能奉法循理，仰称使令，亦使将家子孙，有所激劝取进止。
据此辨析，华岳诗及少师孙女吴夫人为吴玠三字吴■之女可能性最大，也就是说华岳笔底的吴夫人，很可能是他敬仰跟岳飞并称抗金将领的 “吴少师”吴玠孙女③，尽管吴■子女详情无考；但绝无可能是当年受吴曦投敌罪名牵连而声名狼藉的吴磷孙女，何况吴磷是否有孙女还两说而语焉不详。
综上所述，足见关于“吴少师”这一称谓的使用认证，在南宋抗金早期公认为是吴玠而绝无冠以吴磷者，因为为兄的吴玠声望影响明显大于为弟的吴磷。对于这一基本常识，有诸多当时文献能够从不同视角提供学术支撑。即使一时有难分伯仲，辨认不清情况，只需结合文本具体语境，也能最终水落石出而不致犯难无从下手破案辨识。
四、郑刚中《与楼枢密》书札中 “吴少师”为吴磷说释疑当然，既然有专家怀疑吴玠死后南宋初期与金源交涉地界而据理力争的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1088—1154）《北山集》卷二十《与楼枢宻》提及的 “吴少师 ”系吴磷，在此也有必要就此议题的复杂经过加以论证解答而解惑释疑。尺牍曰：某顿首再拜，四川连关外大稔，营田所入，及二十余万斛，鱼关合江上下，廪廥皆满，水运之弊，亦十去五六，今秋，又与吴少师于兴赵之外、马岭④之间，修筑营田，大寨军民，安乐之来，岁科敷于所减，百八十万缗，外当更裁损近。又约到北官，定洮岷界马路，并无妨阻，应分画事，一切了毕苐。某自贱累到此，幼累翻病，豚犬新妇，六月末妊，子中胃反而死。又老身疾病，比旧遽衰，黾勉从事，其亦何聊？俟及两考，从君相丐祠宫之禄，未知得遂否尔？此书札涉及的“楼枢密”，疑似早年依附蔡京，绍兴九年兼侍读，旋以签书枢密院事至东京检视宫室，复奉命宣谕陕西而颇自尊大，以好货失将士心的楼炤（1088—1160）①；因而本处道及“吴少师”料非吴玠的确可以商量，因为郑刚中接任西北军事行政长官时，吴玠业已出师未战而身先死了。为此，《宋史·郑刚中传》说得非常明白：金归侵疆，桧遣刚中为宣谕司参谋官；及还，除礼部侍郎。复遣刚中为川、陕宣谕使，谕诸将罢兵，寻充陕西分画地界使。金使乌陵赞谟入境，欲尽取阶、成、岷、凤、秦、商六州，刚中力争不从。又欲姑取商、秦，于大散关立界，刚中又坚不从。继除川、陕宣抚副使。兀术遣人力求和尚原，刚中恐败和好，以和尚原自绍兴四年后不系吴玠地分，于是割秦、商之半，弃和尚原以与金。朝廷命刚中去“陕”字。为四川宣抚副使。刚中治蜀，颇有方略。宣抚司旧在绵、阆间，及胡世将代吴玠，就居河池，馈饷不继。刚中奏：利州在潭毒关内，与兴、洋诸关声援相接，乞移司利州。
不过，设若望文生义，不做具体分析，把郑刚中尺牍中“吴少师”断为吴玠似乎也说得通而不为过。因为南宋景定四年（1263）黎靖德（生卒年不详）②编排，咸淳六年（1270）刊布的《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一本朝五《中兴至今人物》上援用主张北伐抗金的著名思想家朱熹（1130—1200）回忆有道是：（金）兀术用事，又欲背约。是时命娄（即楼）照签书密院，为宣抚，辟郑亨仲（即郑刚中）又一人，记不全为属，至蜀，见吴玠。玠曰：“某有一策。昔失陕西五路，最为要害。今虏人以河南归我，而陕西在其中，可谓失策，徐必悔悟。今不若移近蜀之兵，进而据之，则犹庶几。稍迟，则不及事矣。”楼云：“此策固善，但某不敢专，须奏朝廷。”亨仲因力赞之，即草奏。③据此语录，楼炤与郑刚中仿佛在抵达吴玠军中后跟他有所接触并且还曾相互对话，郑刚中甚至竭力赞赏并接受了吴玠的作战建议，当即草拟奏文，故而以上其致楼炤信函指称“吴少师”为吴玠也完全名正言顺，毋庸再行纠缠辟谣了。然而对照郑刚中在《北山集》卷十三《西征道里记》的原序，完备铺叙远赴西北时间显示，他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跟吴玠晤谈并互为赏识。
绍兴己未（九年，1139，上以陕西初复，命签书枢密楼公，谕以朝廷安辑混贷之意，某以秘书少监，被旨参谋。是役也，审择将帅，屯隶军马，经画用度，询访疾苦，振恤隐孤，表扬忠义，公皆推行如上意，故其本末次序，属吏不敢私录，至于所过道里，则集而记之，虽搜览不能周尽，而耳目所及，亦可以验遗踪，而知往古。与夫兵火凋落之后，人事兴衰，物情向背，时有可得而窥者。以其年四月二十二日，舟出北关，六月二十四日，至永兴。七月十三日，进至凤翔。①越三十七日，府告无事，公率官吏以归，水陆凡六十驿，往来七千二百里，本计七千一百九十里。..所谓陈仓者，自是入大散关、河池。自注：河池在汉为故道。为西蜀之吭，敌之攻蜀也。吴玠既败走之，道迷不能出，粮且尽，垂军待毙，赵立为画归路，乃得脱。其后，立又为先驱道之，敌再入，而玠少却。十四日至，八月十九日行，府皆治事凤翔，新鄜延路经略使郭浩，熙河路经略使杨政，秦凤路经略使吴磷，四川都转运使陈远猷以下，各禀议分职而退。②二十日行，府遵旧路归，次舍道理如故..另据《北山集》卷二十《荅柴倅元章》中郑刚中自我袒露登临仙人关前线经过，也充满了九死一生，任重道远的使命感，同时又不难推知其时吴玠业已牺牲快三年了：某再拜，辛酉（绍兴十一年，1141）出使，道上一病濒死。壬戌（绍兴十二年，1142）二月，与北官会议渭河上。三月，胡资政（指胡世将）物故。五月被旨留帅，自是与东南远矣。始至之日，带甲者十万，仰口待哺而廪廥无储粟，四川久输之民气销力，尽喘喘将绝，念无以救之。于是亟买数千牛，率将士尽耕汉中之田，年来岁得粟近三十万斛，覆实虚冒，裁节用度，岁为蜀人捐减，亦五百万缗，疆场安静，劲兵精卒，敛而不用，诚可藏拙。第疾病增进，志力凋落，祠宫之恳日至，堂庙引首，望之不置也。万一得遂，乘峡江未起之时，笑谢军民而出，径卧山中，亦无甚愧，因书辄为知友言之。
因此，实事求是地讲，按照郑刚中《西征道里记》确凿记载，他绍兴九年西行恐怕刚迈入关中门户到达凤翔府之前，吴玠正好于不久之前在仙人关前线撒手人寰而彼此失之交臂，吴、楼、郑三人非但根本未曾谋面，吴玠更不存在向他们面授机宜的可能，换言之，郑、吴会显系约半个世纪后朱熹等误记误传语录。由此《北山集》卷二十《与楼枢宻》有称“今秋，又与吴少师于兴赵之外，马岭之间，修筑营田 ”云云的 “吴少师”，自是指吴磷而非吴玠可知。并且郑刚中明确提及他绍兴九年七月十四日到凤翔府，八月十九日原路返回之前，驻守抗金前线的原吴玠部将郭浩、杨政、吴磷等分别来见，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当时吴玠已死，吴磷接替兄长吴玠肩负起西北抗金使命了。
关于郑刚中为什么会称吴磷为 “吴少师 ”，南宋学者王柏（1197—1274）《鲁斋集》卷十三《书郑北山祭吴忠烈庙文》，透露了些许其中的奥秘与玄机：以书生驭宿将，危事也。岂虚言足以服其心哉？每读北山郑公吴庙之诔，使人跃如凛乎。壮哉！辞也。默成先生所谓至矣远哉！犹有余味。然不有英气鼓舞，于灌荐之表警戒，岂能竦然于称赞之中乎？鸣呼！子房妙于机，策士也；孔明精于才，自用也，惟裴晋公谓处置得宜者近之。后一百三十年里，下士王某伤今思古，为之长太息，书于崖碑之后。
由此可知，郑刚中上任之初曾作《祭吴忠烈庙文》，内容很可能正是其《北山集》卷十四的《宣抚谒庙祭文》：吾民奉牲牢祀神以求福，输贡赋养，吏以求治，神与吏同，惠民者也。某愚且陋，天子之命，帅所谓拊循士卒，垦辟土田，固边鄙以牧此方者，非曰能之，窃有意焉，视事之初，瞻谒祠下，并告区区之心，惟神鉴之，尚飨。
身为书生的郑刚中与吴玠生前并无交流，应该更多是充满了敬畏。但上述所谓“宿将”此刻分明是指吴磷而非吴玠；作为旁观者，王柏显然看出了郑刚中指挥吴玠手下那些边帅，宿将心有余而力不足。事实上，从《宋史·郑刚中》本传有关“都统每入谒，必庭参然后就座。吴磷升检校少师来谢，语阍吏，乞讲钧敌之礼。刚中曰：‘少师①虽尊，犹都统制耳，傥变常礼，是废军容。’行礼如故”的追述辨别语意，郑刚中对于当年吴磷过于讲究名分的这一 “吴少师”尊称，很有些不以为然的贬义，乃至某种意义上还有虽自身力所不逮但犹持保留意见和负面印象可知。另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七绍兴十二年十月载：刚中欲移屯一军，都统制杨政不从，刚中呼政语曰：“宣抚欲移军，而都统制不肯，刚中虽书生，不畏死也！ ”声色俱厉，政即日听命。
这一记录也反映出当年川陕军中宿将对接受身为书生的郑刚中调遣，普遍流露出颇为轻视与不满情绪，从而时不时在官衔名分或指挥权上制造摩擦事端，以令郑刚中深感棘手难堪并无法驾驭掌控。在抗金军政上层冷战频发的这般复杂人事安排局势底下，鉴于吴磷也确实继其兄吴玠后于“（绍兴）十二年入觐拜检校少师”②，于是郑刚中迫不得已，也就顺水推舟，将吴磷尊称为“吴少师”而息事宁人，不扩大彼此矛盾以求太平了。这或许就是吴磷被以“吴少师”相称的来龙去脉，据此也足以把握与考鉴本无纪年的郑刚中《与楼枢密》书札的撰写时间当界定在绍兴十二年，当年吴玠已死三年，此 “吴少师 ”冠名自与他无关了。
同样，《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三十五援引绍兴十年五月辛卯，有秦凤路经略使孙渥（生卒年不详）③跟吴磷的一番对话，也可见这位 “吴家小帅 ”在其兄长吴玠去世后不久，于军中 “勇而锐 ”，急欲树立威信，毕现狂妄骄横不可一世的悍将姿态。
诏以镇江府所藉郦琼水陆田四十三顷赐李显忠，四川宣抚副使胡世将，自河池遣泾原经略使田晟，以兵三千人迎敌。始金人之渡河也，利路经略使杨政尚在巩州，永兴经略使郭浩尚在鄜延，环庆经略使范综尚在金州，而主管鄜延经略司公事王彦亦未至，其地惟熙河经略使兼宣抚司参谋官孙渥，右护军都统制兼秦凤经略使吴磷，随世将在河池。世将仓皇召诸帅议出师，政晟先至渥进曰：“河池平地无险阻，敌骑已迫凤翔，自大散关疾驱，一二日可至帐下。顷吴公宣抚，偶阅兵至河池，几为敌擒，其事不远，愿公去此治兵仙人原，原虽去河池才五六十里，而杀金平、家计寨，天险足恃，元戎身处危地，而欲号令将帅，使用命赴敌，渥不识也。”都统制吴磷抗声言曰：“和尚原、杀金平之战，方磷兄弟出万死破敌，时承宣在何许？今出此懦语沮军，可斩也！右护军强半隔限在陕西，未易呼集，敌来日夜思战，今闻宣抚舍河池去保山寨，失战士心，磷请以百口保破敌！”世将壮之，指所坐帐曰：“世将誓死于此矣！”官属韩诏等进曰：“渥寔失言，不宜居幕下。”遂先遣晟还泾原，渥赴熙河。渥恐惧汗落，单马趋出，顾谓世将所亲曰：“渥为公忠谋，乃反得罪；吴家小帅勇而锐，未见其胜之道也，他日无忘渥言。”①总之，堪称唯一例外把吴磷称为“吴少师”的证言本末，其实有以上微妙的时事背景，并非如同广大将官和前线百姓发自肺腑地尊敬吴玠那么充满保家卫国的真诚期待与热切希望，在郑刚中笔底不无流露出无奈敷衍的选择，就此明眼入一望而知。所以，对于这一 “吴少师”称谓的由来，必须认清其背后的是非曲直，绝不能一叶障目，简单孤立地看问题。行文至此，悬想就持“吴少师”也可能为吴磷说者而言，实际上无非是一例孤掌难鸣的孤证，因为认同“吴少师”实属吴玠说已然占了绝大多数。然而就此明白无误的倾向性论据，有关专家居然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对“吴少师”名号究竟该不该授予吴玠始终无法决断裁判；却又固执己见，以偏概全，强词夺理，委实让人有首鼠两端，狐疑再四的自寻烦恼感觉。
五、王之望论吴磷 “辄苦脏腑”疑似《夷坚庚志 ·吴少师》说辩诚然，绍兴年间总领四川财赋王之望（?—1170）《汉滨集》卷八《论吴磷多病乞吴拱自襄阳归蜀朝札》，提及吴磷晚年患有跟吴玠十分近似而痛不欲生的肠胃病，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十四引述几同。这也许既有吴氏兄弟共同的疾病遗传家族史因素，想必也是彼此先后军务繁忙操劳而同病征兆的反映。所谓：..吴磷日夜措画，以图攻取，事未可期，而其人平时多病，日饵丹砂数十百粒，比暴露之久，时复发作。前欲遣姚仲出秦州，而身自攻关，辄苦脏腑。脏腑稍安，又苦肾肠之疾，每疾剧时，亦颇危殆，今月十五日，下仙人原，还兴州医治。却留姚仲在原上，弹压兵马，强敌对垒，人心危惧，四川事势，可为寒心。蜀人前此，恃以为安者，以其侄吴拱在此，缓急有赖。吴拱移襄阳，渠每以失助为忧，今疾如此，岂可不预为之所?..不过，王之望笔下吴磷“辄苦脏腑”，跟取材于《夷坚志·吴少师》的南宋名医张杲《医说》卷五《误吞水蛭》“每日饮食下咽少时，腹如万虫攒攻，且痒且痛”之症虽相吻合，但相关专家言下之意此系《夷坚志·吴少师》主人公并非吴玠而是吴磷的铁证则不尽然。关于《夷坚志·吴少师》应指吴玠，绝非吴磷具体论述考辨见前，恕不赘复。这里拟作补充的是，当初抗金前线物资匮乏，生活条件艰苦，环境异常险恶，远超乎后人想象；身临西北战场体验出师部队生活的郑刚中《西征道里记》，曾描述前方战士饮食饮水生态之不易道：将家云：出战糗粮，干不可食，嚼糜半掬，则津液便生，余物皆不咽。士卒用小布袋置马上，遇水取袋渍润之尤美。
更为难得的是，继吴玠、郑刚中之后于乾道八年（1172）涉足汉中抗金第一线参赞戎机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1125—1210）《剑南诗稿》中，也不乏描绘北伐作战部队星夜开拔，战斗间隙风餐露宿的艰辛作息状况。这些诗文虽然出自事后追忆和文学艺术加工，但无疑又都是跟吴玠感染寄生虫病的真实严酷环境相匹配的。真所谓：
六月署方剧，喘汗不支持。逃之顾无术，惟望树影移。或谓当读书，或劝把酒卮；或夸作字好，萧然却炎曦。或欲溪上钩，或思竹间棋，亦有出下策，买簟倾家赀。赤脚蹋层冰，此计又绝痴。我独谓不然，愿子少置思。方今诏书下，淮汴方出师，黄旗立辕门，羽檄昼夜驰。大将先擐甲，三军随指挥，行伍未尽食，大将不言饥。渴不先饮水，骤不先告疲。吾侪独安居，茂林荫茅茨。脱巾濯寒泉，卧起从其私。于此尚畏热，鬼神其可欺。坐客皆谓然，索纸遂成诗。便觉窗几间。飒飒清风吹。①总之，种种迹象都表明，纵然吴磷肠胃腑脏呈现的病灶，跟《夷坚志·吴少师》复述的基本雷同，也碍难证明主人翁必然是吴磷而非吴玠；因为《吴少师》掌故口述者张渊道多接触和追述的是吴玠军营中事，几无一例事关吴磷。最为关键的，是与《吴少师》故事极易混淆的《卫承务子》洪迈按语提供了强有力的反证，即正因为将卫承务子劣迹等同于吴玠，因而才对公众产生了吴玠“好色门”般误导。相反，正史、野史既无吴磷贪恋女色，也无张锐为吴磷特地到兴州看病并以土方排泄寄生虫佚史，这就对唯独跟吴玠误合卫承务子的纵欲行为，和张锐替吴玠治病基本事实作了彻底切割。换言之，哪怕吴玠、吴磷兄弟俩肠胃病症完全一致，吴磷的病因也非寄生虫病。否则，弟兄代换而强作解读，岂不形同改写历史，进而把图谋不轨渔色脏水又追加覆盖到吴磷身上不成？这种偷换概念的移花接木式置换举措自与史实严重不符，更难以令人信服。因此，综合考究正史、野史诸多史料得出的最终定论应该是：《吴少师》故事主角只可能是吴玠而非吴磷，这一逻辑关系事实上并不难求证核实。也因此，有关专家申辩留给笔者的印象，不但没有正当理由而大胆假设有余，小心论证不足；并且还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应该就是他在吴玠之死辩论上犯下客观上失察，而主观上勇于揣测臆断却论据严重不足，结案模棱依旧的失误所在。
六、吴玠积劳染疾并发症亡始末长篇研讨至此，问题业已相当清楚了，从吴玠患病、医疗到死亡的先后关系，诚如南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十二收录吴玠军中见证人明庭杰《吴武安玠功绩记》阐述的那样：绍兴七、八年，“上以侯功高，赐亲札，进开府仪同三司，四川宣抚使，而侯已病，自以赏过功，固辞优诏，不许。九年春三月，侯以疾革乞解事，天子恻然忧之。命成都守胡世将，访蜀善医者，治其疾，又驰国医往视。未至，而侯以六月己巳，薨于军，享年四十七。己亥，遗表闻上，震悼辍视朝，特赠少师。九月丙申，其弟磷奉丧，葬于德顺军水洛城。”南宋中书舍人王纶《吴武安公玠神道碑》亦载略同：绍兴九年夏六月己巳，武安王吴玠薨。己亥，有遗表奏闻，上悼之，辍视朝二日谓辅臣曰：前此玠以疾革闻，朕甚患之，遣成都守，访善医者治之。恐不瘳，亟驰以，国医视之，何竟至之不起耶？..上以王功高，赐亲扎进开府仪同三司，四川宣抚使，而王已病，自以赏过功固辞，优诏不许。九年春，疾革，夏六月薨，享年四十有七，终于官。子三，长拱，右武郎；次扶、■，皆文官。王抚士卒，同甘苦，至军政则斩刈不一贷，故人人效死，及第功赏，则断以公论，无请托之私，性乐善，每观史传，有可师者，必书之座右，日诵七书，其用兵本孙吴，而能穷其变化，虽功高贵显，而居常极俭约，至推以予士，则略无少吝，其殁也，家无余赀，至无宅以居，战西戎不过进退之间，决胜负虚则击实则避，坚忍持久，故葬之日，士卒流涕，百姓俱哀，皆感王之忠义，道王之盛德，莫不爱戴而思慕焉。①换言之，是宋高宗令成都守将胡世将访得“蜀善医者”、早先在成州一带以医术出名的张锐北上河池替吴玠治病；病情一度因张锐运用民间土方而对症下药，内脏寄生虫通过腹泻被大致清空而疗效初现，转危为安，虚弱病体有所缓解好转。《夷坚志·吴少师》表述的正是洪迈岳父张渊道亲眼所见或事后耳闻的吴玠病入膏肓第一阶段突发症状。不久过后，原先平复的吴玠浑身并发症再起且愈演愈烈，不治之症凶险，病情迅速急转直下而药石不济，沉疴难起，以致最终无可挽救，一命呜呼。一代英雄没有壮烈牺牲在抗金疆场，却将生命断送于小虫豸口腹之中，这委实是人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一世豪杰的人生悲剧。也难怪熟悉吴玠为人的明庭杰、冯康国都为此深表意外和惋惜。
而《宋史·吴玠传》史实分明取材于明庭杰《吴武安玠功绩记》：
九年，金人请和，帝以玠功高，授特进开府仪同三司，迁四川宣抚使，陕西、阶、成等州，皆听节制。遣内侍奉亲札以赐，至则玠病已甚，扶掖听命。帝闻而忧之，命守臣就蜀求善医，且饬国工驰视，未至，玠卒于仙人关，年四十七，赠少师..由此似乎也解决了上述就洪迈岳父张渊道重新复出的时间困惑。根据《夷坚初乙志》卷五《张女对冥事》有关张渊道退伍在无锡，游历寺院时间为绍兴九年正月；而吴玠三月得病是为第一阶段，六月一命归阴乃第二阶段综合解析，则张渊道被委以重任，再度走马上任到川陕任茶马官时间，很可能在同年三到六月间。正因为他以当事目击证人或洞悉川陕军中事务消息灵通人士身份，悉心搜集吴玠病发、诊断和初步治愈全过程详尽信息，从而才有之后淳熙十六年洪迈回忆其口述《夷坚志 ·吴少师》的正式发布。
七、洪迈《夷坚志》史料价值考验最后，拟再度重申洪迈《夷坚志》的历史文献价值，探讨口述史料究竟该不该被承认和能不能被引用议案。
（一）古今学者印象中的《夷坚志》应当认识到，关于《夷坚志》的历史文献性质及其重要性，事实上早为史上诸多前辈学人所首肯、采纳，譬如自南宋中期名医张杲（约1149—1227）《医说》①卷五《误吞水蛭》起，宋、元、明、清历朝医书②，就业已将《夷坚志》记录发生在抗金大将吴玠和浪荡子卫承务子身上两起病患表象十分相像，但患病成因、场所却迥然有异的典型医案，跟南宋民间神医张锐和刘大用分别施行简便易学而颇见神奇功效，堪称 “土”到病除，死而复生的“土方”，作为向同行传授立竿见影治病救人民间秘方大力推介，广而告之。换言之，《夷坚志》中民间医学的菁华部分，早曾被中国传统医学界有识之士予以吸纳汲取而加以保护传承，这其中恰好包涵南宋抗金将领吴玠的病史与医嘱治疗偏方，相当地具有代表性与实用性。据此也进一步证实《夷坚志》是一部至少涵盖部分可以信赖成分的南宋文史杂著，将它完全归属志怪小说另册的做法既不科学也不足取。
再譬如与《夷坚志》作者洪迈为友的南宋名臣、诗人王十朋（1112—1171）《梅溪先生后集》卷第八《二月朔日同嘉叟蕴之访景卢别墅用郡圃栽花韵即席唱和》诗有云：“野处名园境界赊，夷坚愽物似张华。自注：景卢作《夷坚志》..”同为洪迈朋友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读《夷坚志》后随感诗又有云：“岂惟堪史补，端足擅文豪。..陋儒那得议，汝辈亦徒劳。”③他们都对作为同时同侪洪迈著录反映发生在本朝民间或交游圈内传奇野史的《夷坚志》表示十分地欣赏。王十朋进而把《夷坚志》比作西晋政治、文学、藏书家张华（232—300）编撰的中国古代第一部博物学著作 ——《博物志》而相提并论；而陆游不光肯定了《夷坚志》拾遗补阙的史学意义，更赞赏《夷坚志》充满着浓郁的文学艺术特色。
假如说王十朋和陆游均为洪迈好友，难免于交际应酬中流露出酬答溢美之词的话，清代著名学者阮元（1764—1849）对《夷坚志》的评价则相对地中肯、持正，其《揅经室外集》卷三曰：（《夷坚志》）每卷之下，注明若干事，每事亦必注明某人所说，以著其非妄。书中神怪荒诞之谈，居其大半；然而遗文轶事可资考镜者，亦往往杂出于其间。
更值得重视的是，现当代不少致力于宋代文史研究学者，也并没有因为存在忌讳、质疑和忽视《夷坚志》史料功能现象，就彻底否决《夷坚志》相关数据是出自洪迈努力把它视为正史辅佐参考的有益尝试。据不完全统计，于宋史用功最深，贡献亦最多的台湾知名学者王德毅先生编撰《洪迈年谱》时，在实际运用《夷坚志》口述文献数量上就达十多处之夥；其中很多是把《夷坚志》直接作为第一手材料加以吸收征集的；而且巧合的是，他引证的第一则相关史事，恰好是从吴玠去世的绍兴九年开始的。①而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先生，在其《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第八章《从〈酉阳杂俎〉到〈夷坚志〉》第一节《文人案头文学和南方习俗投影》中更指出：《夷坚志》成书于六十年之间，采取有闻即录的方法，一续再续，..更为内在的，是《夷坚志》讲究以史笔写异闻，笔墨简劲质实而难免拘谨。洪迈以学问文章受知于南宋孝宗皇帝，曾三度抄录《资治通鉴》，供职史馆后，又撰有《四朝国史》恭呈皇览，这种身份趣味使他即便敷叙奇闻怪事，也放不下君子式矜持的架子。②他认为洪迈撰著《夷坚志》带着理性或者说史学家的辩证思维头脑，因而内容有一定的可取性。原《文学遗产》杂志副主编张白山先生《危楼散墨·读〈夷坚志〉札记》，也提到《夷坚志》“虽以写鬼神出名，却也写了宋代作家、诗人的轶事和遗文。..托梦是假，谈（问题）是真的，洪迈是宋人，谈宋人事总是比后人所谈较为可靠”③。同样倾向于摒弃《夷坚志》中梦魇般的志怪虚幻成分，洪迈转载当事人诉求或旁观者陈情背后，还是具有某些真实性与部分可信度的。对于洪迈笔记评论最为精辟的要数鲁迅先生，其《中国小说史略·宋之志怪及传奇文》这样点评：洪迈幼而强记，博极群书，然从二兄试博学宏词科独被黜，年五十始中第，为敕令所删定官。父皓曾忤秦桧，憾并及迈。..迈在朝敢于谠言，又广见洽闻，多所著述，考订辨证，并越常流，而《夷坚志》则为晚年遣兴之书。
如果说鲁迅这番品评正是针对洪迈这部笔记掌故而言的话，那么说明他也是非常认同《夷坚志》雅俗共赏，“并越常流 ”的识见与本事的。
（二）《夷坚志》采编取舍标准的洪迈自我评述其实，宋代笔记史料创编极其发达，阅历丰富的文人墨客大多撰述过跟自己人生旅程相关而长短不一，亦庄亦谐，涉猎面极广的随感笔录，譬如陆游的《家世旧闻》《老学庵笔记》皆然；洪迈除《夷坚志》外，就还曾撰著过被列为宋代最有学术价值三大笔记之一的《容斋随笔》。尽管《夷坚志》因“非必出于当世贤卿大夫，盖寒人、野僧、山客、道士、瞽巫、俚妇、下隶、走卒，凡以异闻至，亦欣欣然受之”，向被后世视为描写离奇荒唐故事而遭贴上志怪小说标签打入冷宫不受待见，哪怕有若干史学养料，乃至重大史实突破，亦往往被轻描淡写地排斥在作为正统、主流史料以外另眼相待。
但是作为史学家出身的洪迈，实际上非常明白口述史料的真实性意义和保鲜（险）度重要性意味着被世人承认与否；他对作为原始素材的选择处置谨慎得当，有一整套完备的验证步骤和验收程序，并非拉到篮里便是菜。所谓：“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者。”“每闻客语，登辄纪录，或在酒间不暇，则以翼旦追书之，仍亟示其人，必使始末无差戾乃止。既所闻不失亡，而信可传。”纵然出现“告者过”或“听焉不审”情况，即“删削是正”，或“摭其数端以证异”；“实为可议”者，就“约略表说其下”，提示告诫“读者曲而畅之，勿以辞害意可也”，千万勿要信以为真。至于有人腾笑其确信度，诚如洪迈自我辩白的：“若太史公之说，吾请即子之言而印焉。彼记秦穆公、赵简子，不神奇乎？长陵神君、圯下黄石，不荒怪乎？书荆轲事证侍医夏无且，书留侯容貌证画工；侍医、画工，与前所谓寒人、巫隶何以异？善学太史公，宜未有如吾者。”所以，洪迈《夷坚志》采编转述故事实则都言明来源出处；即使道听途说，只要口述者信誓旦旦，愿接受采访而同意笔录文字，他都加以收录汇编，并——写明依据归属。这一务实认真态度，增添、提高了故事的可信度与真实感，以此杜绝了信口开河与不守信用。今本《夷坚志》最后附录《人名索引》中，就不乏是跟洪迈同时代的现实中人，有的还是他的至爱亲朋。尤其是像作为回顾吴玠死因重要证据的《夷坚初庚志·吴少师》口述对象的“张外舅”，其实就非别人，而正是洪迈的岳丈、兵部侍郎张渊道。①由于在场人以当事人、见证人或旁观者等多重身份现身说事，极大提升了故事的征信度，也避免了把自己和口述者双双置于诚信缺失风险漩涡中去的情况发生。事实证明这一方法行之有效，包括陆游《老学庵笔记》等不少同时期人笔记，就都直接或间接运用过这套办法，落实保护好信息源作为以正视听的关键砝码。像洪迈稍后习知历朝史实及典章制度的王明清（约1127—？）鉴于南渡后史料散亡，因采集逸闻遗献成《挥麈录》二十卷，所记颇为翔实而多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高宗实录》所援用②，就如同效仿《夷坚志》体例，特别明确相关内容是为某人亲自口授而非向壁虚构，凭空而来。
总之，《夷坚志》虽然被归为古代志怪小说，但其中相当部分轶事正如清代学者阮元所说可资考镜，是经得起史实检验、推敲或验证的；至少应该允许针对不同故事内容，严格区分不同性质而有所甄别对待取舍，绝不该不分青红皂白，自以为一无是处予以全盘否定，这显然不是严肃地对待学问的科学态度。
（三）《夷坚支庚志》卷第六《潘统制妾》与出土吴玠部将彭杲墓志暗合印证应该说，《夷坚志》的史料价值到底是否经得起历史审核，是包括笔者在内大多史学工作者共同关心的学术话题；而笔者也一直在试图寻求破解这一学术命题和难题的途径与渠道，近年总算有了些许回报，并且这一史证作用恰巧充分体现在事关解码吴玠兵团部将潘璋的一则佚史中。《夷坚支庚志》卷第六《潘统制妾》曰：兴元统制潘璋，在临安时买一妾，携入汉中。为人妩媚柔和，举家怜爱。两岁后得疾，若怀孕者。始数日不食，渐至一月枵腹。经十旬，忽产一男子。越三月复然，又四月亦如之。是岁连举三子，闻见者莫不以为异。自是饮食疏数不齐，似有所凭附。预说其家祸福，往往多中。遂白主公主母，乞一净室学道，勿以事相关，昼夜掩户。或穴隙窥之，但趺坐诵经。璋尝排闼强造其处，则四壁环列皆佛书内典，至有天竺及外国所刊板籍。诘所从来，曰：“天女见与。”淳熙辛丑（1181），兵帅彭果（显然“彭杲”之误）选璋部西军赴殿岩，因剡荐其材。妾请从行。璋辞以法不许。舟次果州津溉，谒郡守还，马上望一女子沙上持诵，即之，乃妾也。骇其何自而来，曰：“思君之极，不觉魂飞。”璋亦喜，载与俱东。至鄂渚，其表弟秦奎干办戎幕，来相访。未至，妾已先知，曰：“秦都干至矣。”秦向者固已知之，是日觉其精爽比旧微为耸露，问璋曰：“兄本买妾，闻却遇仙。”璋备言其状，令取一小尊酒与秦饮。所贮才三升，各举十觞，而尚存其半。怪而叩之，曰：“近来学得一戏剧术，不足道也。”明日，秦邀到官舍，语次，及西州风物，曰：“兄留行都，正是春暮，必可饱食玉津樱桃。”妾曰：“此亦不难致，愿假一合往取。”合子至，布气数口，以手帕缄封，授老兵，使持往舟中，且祝勿擅启。少顷而回，樱桃溢合。宾主饫尝，遍及姨州，唯一乳媪及小鬟不得食。曰：“渠不应飨此。”璋问秦：“建溪新茶已到未？”曰：“未有。”妾曰：“我揖能致之。”即于假山侧拈块土置掌内，揉碎嘘呵，付外碾细瀹之。即于假山畔尝，真奇品也。妾每出，必以虎子自随。俄暂起，曳窗屏蔽障。既退，媪鬟视其旋溺，香如麝脐，而色清洁，举而共饮之，妾在坐笑曰：“两人无良，窃饮吾溺。然亦何伤，不过费我几日工夫耳。”后至都城，璋登岸而返，失妾所在。方疑挠之际，一翁一妪来省女，璋无以对。执诣厢官，送于府，奏劾之。坐辄带妇人从军停官责本队自效。彭果（杲）以举官不当削秩。鄱阳吴溱，从妇翁胡德藻官于鄂，见秦生，目击其事。已而遇璋于庐州逆旅，访得本末甚详。又三年，溱往渝川，逢利路州钤辖吴汉英于夔府，因及璋踪，云：“妾生子皆俊慧，能读书。妾今在父母家，无恙。”令人高兴与振奋的是，近30年前陕西汉中洋县出土的吴玠部将彭杲墓志，正好以文献与文物双重证据为凭，清晰还原了《夷坚志》证史、补史作用的可靠性与权威性。1991年12月14日，陕南洋县北纸坊乡石山梁村发现并出土的南宋抗金将领彭杲（1126—1191）墓碑——《宋故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致仕彭公事实碑》①载：（淳熙）九年，（彭杲）应诏，举所部武勇，以左军统制潘璋充选。后一岁，璋坐小法免，以举累降两官。寿王（宋孝宗）雅知公，姑以明法。寻以公久劳外服，军政修明，加吉州刺史，函复元官。继遣使赐，宸翰褒美，并赐金器、香茶。①事实已经很明了了，彭杲墓志表述跟《夷坚志》陈述有关潘璋携眷入伍获罪连带彭杲原因完全吻合；并且洪迈复述故事性强而宛若呈现时空穿越感，足以弥补彭杲墓碑的局限性和隐晦真相，极大扩展了碑文内容的外延。更为重要的是，洪迈还特地刊布了有关《潘统制妾》传闻的出处，以此表明文本既源于局内证人譬如史有其人的利州路钤辖吴汉英②更出自当事者亲口传授。正因洪迈对目击者回忆作了初步把关以示信赖，故而他敢于将掌，握的相关掌故纳入《夷坚志》中聊备一格。我们说科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必须是建立在真实基础之上的话，传统口述的致命弱点常常是口头传说在流传过程中，或者历史工作者在记录某种口述史料的经历中，容易出现拷贝走样的失真情况，从而有损作为主体的历史科学性。③然而通过上述就洪迈《夷坚志》口述历史价值的反复核验，结果再次充分证明《夷坚志》关于川陕吴玠抗金兵团人物故事的鲜活演绎，具有跟历史文献同等重要的参考作用。而这发生在八百多年前史学家洪迈身上尤为难能可贵，因为他那种如当代口述史所倡导的闻录必予复议核查的先见之明与超前意识，显系具备良好史学家素养的严谨求实学风使然。
（四）记录在案的抗金将领儿女私情与以权谋色事例从以上《夷坚志》讲述和彭杲墓志揭示部将潘璋挟妾归队行为说明，儿女情长实属人类社会中两性互动交际的一种正常行为，不论承平时期还是战争年代，都是人之常情与正常心理、生理需要；尤其血气方刚的青年战士，旷日持久的艰苦军营生活带来的势必是性生理和性心理上的痛苦与煎熬。而一旦从军情紧张，随时可能牺牲生命的抗金前线，涉足来到歌舞升平，美女如云，充满声色犬马环境而暖风熏得游人醉的偏安国都临安或成都这样的花花世界，自然目迷五色，身体和心理上形同获得了极大的松弛与释放。因此，荣获军功的潘璋从杭城买妾回汉中抗金前线，无疑属于当年抗金部队成员婚姻生活状况的真实反映，今人绝对没有理由和必要就此对八百年前的抗金士气产生怀疑以至于求全责备，更不可戴上有色眼镜，任意扣上好色消沉帽子。实际上，不仅仅潘璋，随吴玠转战各地，于和尚原、仙人关战役屡获功勋，吴玠死后的绍兴十一年（1141）再度会战仙人原，生擒金源万户将的汉中守将杨政（1098—1157，和接任四川宣抚副使而治蜀有方的郑刚中（1088—1154），都曾经有过类似不可告人的生活作风 “情”节与案底。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尽管正史反复强调吴玠以权谋色，甚至把作案地点都定位在了成都，《宋史》本传综述更深挖根源般近乎深恶痛绝地提起公诉道：“然玠晚颇荒淫，磷多丧败，岂狃于常胜，骄心侈欤！抑三世为将，酿成逆曦之变，覆其宗祀，盖有由焉。”可是就普通读者好奇关注的身为抗金英雄吴玠，究竟腐化堕落到什么不可言状程度⑤和难以启齿话题，正统史传却几乎异口同声在吊足了读者胃口之后又集体戛然而止统一失声了，始终列举不出哪怕如《夷坚志·卫承务子》般言之有据的斑斑劣迹或重磅猛料。换言之，似有动向却实无动态披露。如此不负责任的指证指斥，自然严重违背了以事实为根据的取证、举证法则而形同于诬告与陷害了。所以，从根本上看，吴玠死于纵情声色就是一个事出有因而查无实据的彻头彻尾伪命题。
与此截然相反的是，有关郑刚中和杨政沉湎姿色事例虽然从未见诸正史而不着一笔，但并不表明他们私底下就不曾尽得风流而快活过了。南宋绍兴年间侨寓隐居钱塘清波门的周辉（1126—1198）《清波杂志》卷八就有这么一番记录：郑刚中之镇蜀地，眷妓阎玉。忽民间遗火，延烧所居富春坊。①郑于火中获一旗，上有改东坡《海棠》诗云：“火星飞上富春坊，天恣风流此夜狂。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郑一见曰：“必道山公子也。”此记直击郑刚中蜀中风流韵事早为人所晓而播于人口，他火中依红偎翠狼狈出逃所得旗帜，很可能就出自同道间戏弄恶作剧而已。至于《宋史》卷三百六十九、列传第一百二十八《刘光世传》，贬责南宋 “中兴四将 ”之一刘光世（1089—1142）“律身不严，驭军无法，不肯为国任事..与时浮沉..方之韩（世忠）、岳（飞）远矣”云云，以及南宋杜大珪（生卒年不详）《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五十五朱熹（1130—1200）撰《张忠献公浚行状》，列举数落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1097—1164）绍兴七年（1137）“归自江上，奏刘光世握兵数万，无复纪律，沉酣酒色，不恤国事，语以恢复，意气怫然，宜赐罢斥，以警将率 ”云云，恐怕跟吴玠被污蔑一样，并属抗金阵营内部同室操戈，互相贬责倾轧而并无实证。
不过，吴玠另一员部将杨政，尽管正史言之凿凿其驻守汉中十八年，修堰筑堤，颇便于民而官至御前诸君都统制，加太尉。然而就是这么一位一向被树为俨然抗金英雄的正派形象，在《夷坚支乙志》卷第八《杨政姬妾》中，却分明是一介大搞权色交易又玩弄女性，乃至残酷冷血无情而杀人如麻的衣冠禽兽般恶魔形象；其迫害虐待女性的兽行，简直根本不能跟潘璋对爱情的珍惜忠贞等量齐观了：杨政在绍兴间为秦中名将，威声与二吴埒，官至太尉。然资性惨忍，嗜杀人。帅兴元日，招幕僚宴会，李叔永中席起更衣，虞兵持烛，导往溷所，经历曲折，殆如永巷，望两壁间隐隐若人形影，谓为绘画，近视之，不见笔踪，又无面目相貌，凡二三十躯。疑不晓，扣虞兵，兵旁睨前后，知无来者，低语曰：“相公姬妾数十人，皆有乐艺，但少不称意，必杖杀之，面剥其皮，自手至足，钉于此壁上，直俟干硬，方举而掷诸水，此其皮迹也。”叔永悚然而出。杨最宠一姬，蒙专房之爱，晚年抱病，困卧不能兴，于人事一切弗问，独拳拳此姬，常使侍于侧，忽语之曰：“吾病势汫漉如此，决不复全生，我倾心吐胆只在汝身上，今将奈何？”是时气息仅属，语言大半不可晓。姬泣曰：“相公且强进药饵，脱若不起，愿相从往黄泉下。”杨大喜，索酒与姬，各饮一杯。姬返室沉吟，深悔前言之失，阴谋伏窜。杨奄奄且绝，瞑目，所亲大将诮之曰：“相公平生杀人如掐蚁虱，真大丈夫汉。今日运命将终，乃流连顾恋，一何无刚肠胆决也！”杨称姬名曰：“只候他先死，吾便去。”大将解其意，使绐语姬云：“相公唤予。”呼一壮士持骨索伏于榻后，姬至，立套其颈，少时而殂。陈尸于地，杨即气绝。
如何看待《杨政姬妾》上演的这桩跟正史褒奖杨政政迹严重不符，几乎让人难以置信而耸人听闻的惊悚恐怖剧情，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认为：曾经声称“无意于纂述人事及称人之恶”的《夷坚志》，竟在《支乙卷第八》“杨政姬妾”（此条与史载杨政事迹不符。杨政为南宋初期的抗金名将，对于支撑秦陇，保存川蜀，建有显赫战功。《宋史》本传称他在战争中能“抚定居民，秋毫无犯”，守汉中时兴修水利，“凡利于民者不敢以军旅废”。其为人亦谦恭谨慎。此条只能作为虚构故事来读）条，描写了怵目惊心的人间罪恶..小说并没有正面描写“杖杀”和“剥皮”的血腥场面，而是侧面着墨，把众多血腥场面凝结成一个暗影幢幢的残酷而神秘的意象，于人物的疑惑和低语之间刻入读者心中，显示了入木三分的艺术功力。随之，作家又捕捉住极有特征的时刻和场合，已经官至太尉的杨政病危时，诱导有专房的爱姬说出“愿相从黄泉下”，爱姬反悔沉吟之际，他还不能瞑目，直到手下人用绳索勒杀爱姬，陈尸于地，他才气绝。这是《夷坚志》中极少数没有以因果报应来解释人物变态行为的作品之一，它以富有特征和力度的一侧一正的描写，淋漓尽致地暴露了权贵家庭中生杀予夺的残忍性和绝情性。说到故事的起因，如果不是故事的传说者和同为权贵的故事撰定者，与那位已亡故三十余年的历史人物有宿怨，借小说以鞭尸，那么就是人间残忍性给作者留下过分浓密的恐怖的阴影了。①考察《夷坚志》中《杨政姬妾》与同卷随后的《宜兴官人》《张元榦梦》和《骆将仕家》三则掌故，均出自北宋末期宣和六年（1124）为淮上宿州户曹，南宋绍兴中任江南常州知县的洛阳籍人张晋英涛次山述说，属于跟杨政同时当代人谈论本时代事，有理由相信存在一定的可信度；因为就张氏本人而言，《夷坚支丁志》卷第二还有其甥安劝口述《张次山妻》故事。总之，张次山其人经查与杨政似并无过节恩怨和深仇大恨，进而要无中生有，恶意中伤杨政残害姬妾。何况洪迈在《夷坚支乙志》序中说得很透彻：天惠赐于我，耳力未减，客话尚能欣听；心力未歇，忆所闻不遗忘，笔力未遽衰，触事大略能述。群从姻党，宦游岘、蜀、湘、桂，得一异闻，辄相告语。..殊自喜也，则手抄录之，且识其岁月如此。
所以，笔者主张史学工作者需要具备正视、透视与洞察历史人物，特别是正面人物深藏于正史刻画背后而不为人所晓的双重人格的能力和勇气。只要参观了解了四川华蓥出土谋杀叛臣、吴玠侄孙吴曦（1162—1207），平息其叛乱投敌阴谋的抗金将领安丙（？一1221）墓葬奢华排场，和陕南洋县出土吴玠部将彭杲墓葬随葬品、乐伎俑等的规模②，想必就不难窥见某些抗金英雄生前不为人知的真实生活另一面了。因而对于仿佛原始控诉状般的《杨政姬妾》遗闻，笔者持宁信其有，恐非空穴来风的半信半疑态度；相反，存世文献资料透明度极高地以审计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吴玠本身与家庭子女都生活清廉简朴甚至近乎清贫，从未引发过人们在生活与作风问题上对他的猜测疑虑与不信任感。
（五）无的放矢污蔑的吴玠无欲则刚般私生活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1907—1998）在《略论辛稼轩及其词》三、《论稼轩词》第二中曾经指出：南宋的统治集团中人，既大都是文恬武嬉，沉迷于醉梦腐朽的生活当中，而一般漂浮在社会上层的文人学士，又大都寄情于声色，或把时光消磨在玩弄玄虚概念上。对于这样的政风和士习，辛稼轩在其痛心和憎恨之余，便时常在其歌词当中给予一些泼辣尖锐的批评和抗议，冷讽和热嘲。①反观本文专题探索追究的吴玠纵情声色本事，有必要严肃强调的是，虽然正史上反复重申吴玠重色服毒，但是却根本没有理出哪怕如野史《清波杂志》和《夷坚志》登载的郑刚中、杨政、潘璋般声色俱全故事头绪，这自然使得长久以来沿袭不绝有关吴玠好色之徒的习惯性论调黯然失色。试想，抗金豪放派诗人陆游蜀中冶游，放浪形骸，尚有其自作诗和“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②等正史记述为证；即如陆游好友的豪放派词人，同时也是抗金大将的辛弃疾（1140—1207），也不免有轻狂好色言行，散见于其稼轩词中。譬如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一江、淮、两湖之什的《浣溪沙·赠子文侍人，名笑笑》《南乡子·赠妓》；卷二带湖之什的《东坡引·闺怨》；卷四瓢泉之什的《鹊桥仙·赠人》《又送粉卿行》《西江月》《又题阿卿影象》《临江仙·侍者阿钱将行，赋钱字以赠之》共四首③；卷六补遗《眼儿媚妓》《乌夜啼·戏赠籍中人》《如梦令·赠歌者》《江城子·戏同官》《惜奴娇·戏同官》等浓艳辞章，似乎都是辛弃疾于风月场合的即兴酬唱之作。然而唯独针对吴玠，正史空口无凭却指名道姓说他欲壑难填，着实匪夷所思。难道这真的是出自捕风捉影了吗？吴玠唯一让人形成挥之不去生活作风不够正派的坏印象，应该就是岳飞（1103—1142）冤案被平反后出现的所谓替岳飞介绍侍妾说了，这在相当大程度上令他给人们留下了身边美女如云，整天花天酒地而生活糜烂的重大嫌疑。南宋谢起岩（生平生卒年不详）《忠文王纪事实录》卷四载：（岳飞）不求华巧，旁无姬妾。蜀帅吴玠，素服王善用兵，欲以子女交欢。尝得名妹，有国色，饰以金珠宝玉，资奁巨万，遣使遗王。次汉阳，使者先以书至。王读之，甚不乐，即日报书，厚遣使者而归其女。诸将或请曰：“相公方图关陕，何不留此，以结好？”王曰：“吾少师于某，厚矣。然国耻未雪，圣上宵旴不宁，岂大将宴安取乐时耶?”左右莫敢言。玠见女归，益敬服，以为不可及。①然而关于岳飞②的官私文献由于他生前、身后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昭雪后又受到过分拔高报道，相关内容也未尽客观公正，需要严格区分认证。③此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3绍兴三年二月辛卯，转载时人张同的《吴玠传志补遗》，有关吴玠在仙人关前线安置年轻尼姑，通过她深得金兵将帅崇拜而信任的高僧午长老，替南宋军事决策层搜罗金兵情报，也可能是他让人误以为跟该女尼有不可告人授受不清奸情隐私而再添悬疑色彩的症结之所在：金帅蕯里罕（即金将完颜撒离喝，?—1150），最好释氏。僧午长老者，最所尊礼，至得与其妻妾杂坐饮食。而仙人关尼某，少畜于是僧，忠烈于是置尼私第，日以施利厚给。已而使尼手书，言忠烈所以待己意，惟汝可报，及密许高爵，且啖以金。午喜诺，吾谍之往者，皆馆于方丈，往来不绝，萨里罕（撒离喝）不疑也。于是金人情伪凡至密之事，吾举得之。费士戣《蜀口用兵录》，亦载此事，且云：至是，玠知金将犯金洋云云。
所幸历史的真相是，吴玠的私生活非常地检点庄重，有案可查毕生唯独迎娶过张氏一人①，诰封永宁郡夫人，育有三男四女，仅此而已②，并不见另有三妻四妾的旁证。而曾深入吴玠部队跟他长期接触的南宋丞相张浚的幕僚冯康国③，“于魏公幕府，时见吴侯之用兵与虏战，世所罕及，即古名将，亦不过此。何一旦殁耶？因相与痛惜。冯公（宣抚司参议冯康国元通）④亦哀号不已，呜咽流涕而泣曰：何天不佑哲人，而遽夺之速也？念其往日在川陕时，不独公尔忘私，国尔忘家，且惠泽于民，俊民不能默默无语，遂历数其事发，乃握笔而记之。”⑤另一位见证人明庭杰俊民《吴武安玠功绩记》更曰：“（吴玠）论无请托之私，性乐善，每观史传有可师者，必书之坐右。日诵其书，其用兵本孙吴而能穷其变化，虽功高贵，显而居常，极俭约，至推以予士，则略无少吝，其殁也，家无余贽，至无宅以居。”⑥《吴武安功绩记序》又曰：“其抚养士卒似吴起，其勤俭精力似陶侃，违令必戮似孙武，子忧国远，计不侥近，功似赵充国。身殁之日，知与不知，莫不流涕，又似李广与羊祜也。..是以能胜所难胜，守所难守以保全蜀。使有数年之寿，则中原之复可几也。方其薨也，其长子未冠，二季犹幼。胡宣抚（继吴玠宣抚川陕的胡世将，1085—1142）为行状，不询其子，使二旧吏立供，为之墓志。又据行状而言，是以如是之不详。乾道乙酉，予既作补遗，志其大者，凡数十事，以遗其少子参议，且类宸翰、诏命、碑镂为一集，目之曰：《保蜀忠勤》，庶备国史异时采择，因使蜀士大夫知本末，而后之为大将者，有所矜式。书成，人喜读之，荐绅遗传，已满四川，然意尚有遗也。”①李心传（1167—124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十月也实录吴玠行伍清贫曰：“上谕大臣曰：‘吴玠久在蜀，备著忠绩。虽已优加恤典，然闻其家颇贫，可赐钱三万缗。仍进其弟军职，令抚其家属，故有是命。上谕在十月壬申。”如此坦荡正人君子，铮铮抗金英雄，可想而知势必爱惜自己的羽毛、名誉。诚如吴玠去世将近三十多年后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汪应辰（1118—1176）《文定集·书吴忠烈遗事》依然赞颂其平生行状道：“忠烈吴公力捍强敌，以保全蜀，其忠勇谋略，夫人而能言之。今观其遗事，如平籴、营田、兴水利、辟矿土、招流民、减冗员、节犒享，汲汲焉以爱民体国为意。..今复于忠烈公见之。公殁几三十年，而蜀人奉尝如一日，其忠诚所感格，惠民之所固结，非偶然也。”综上所述，廉洁奉公的抗金将领吴玠，纵令好色下流行为确有其事，但败露行迹何在？这正是此前笔者比较同为史学著作的《三朝北盟会编》而针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无的放矢的历史追问所系。
（六）再论不可抹杀的《夷坚志》口述史料价值进一步深研至此，不妨就《夷坚志》为代表的古代口述史话题做一个小结。很显然，历史研究永无可能重构全部历史，历史学家或多或少有其局限性，难以了解历史真相全貌。其理解和表述总不免受到本身和时代局限性制约。因此，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学要比史学更真实，因为文学更能揭示并表现人的真情实感，这就是读野史要比读正史更能使人窥见历史真相的原因，也是野史价值之所在。野史或出自当事者亲笔，或是别人访谈笔录，后者即口述历史，它往往比回忆录更有价值。而之所以如此，取决于访谈者水平。口述史既来自事件亲历者亲口吐露，总不失其原始史料价值。②其实，近代史学家很早就开始关注口述史料的重要性了。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说史料》指出：“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也谈到出自口述的野史杂记不可多得：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查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大摆史官的架子。
而现代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史料与史学》更有这样的评述：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为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但是有了琐言一类的杂史，则民间言语，亦获记录，而此种民间言语，则最为可信。
当然，像《夷坚志》这样的口述材料也免不了有文过饰非的小说家言，从而使其真实性为之打折受损。就此，洪迈倒并不回避或讳言这一情况会发生，因为他本身首先是一位严谨的史学家；正如以上点到为止的那样，《宋史》卷三百七十三、列传第一百三十二本传载：“以提举佑神观兼侍讲同修国史，迈初入史馆，预修四朝帝纪，进敷文阁直学士，直学士院讲读官宿直，上时召入谈论至夜分。十三年九月，拜翰林学士，遂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年为一书。..迈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谓其文备众体。迈考阅典故，渔猎经史，极鬼神事物之变，手书《资治通鉴》凡三，有《容斋五笔》《夷坚志》行于世，其他著述尤多，所修钦宗纪多本。..而迈文学尤高，立朝议论最多，所谓忠义之报，讵不信夫？”故而他在《夷坚支丁志序》中坦言，读者不能把口述史料的确切真实程度绝对化：支丁既成，姑摭其数端以证异，如合州吴庚擢绍兴丁丑科，襄阳刘过擢淳熙乙未科，考之登科记，则非也。..蜀僧智则代赵安化之死，世安有死而可代者，蕲州四祖塔石碣为郭景纯所志，而景纯亡于东晋之初，距是时二百余岁矣。凡此诸事，实为可议。予既悉书之，而约略表其说于下，爱奇之过，一至于斯。读者曲而畅之，勿以辞害意可也。
事实上，貌似正统历史文献同样也是有选择性的，并非言必无懈可击，句句是真理；而口述的所谓不足与缺陷亦非绝对，在做口述访谈时最常见的受访者遗忘和“虚拟”，在历史文献中也有所存在。①换言之，口述历史有其优势和缺陷，历史文献同样如此。因此，史学研究的最佳途径是将历史文献与口述史料互为补充对证，这样才能从各个侧面立体地再现历史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然后经过独立思考和客观判断，最终得出较为接近历史真实的正确答案。
（七）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无缘核验《夷坚初庚志·吴少师》的连带失误实际上，有关吴玠晚节亏损于涉嫌不雅，迷恋女色说的始作俑者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对于洪迈《夷坚志》的史学价值，也并未彻底置于冷宫不加理睬，而是做过批判性地采纳接收的。他曾对《夷坚志》的史学开发利用，做过细致认真的考察分析，就失误处尽量加以指正避免，而就可信者则予以采信备案备注。因而在其所著南宋初期重要历史大事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于每条记事底下，大都附有大段注文，胪列各种异说异文作“考异”与正文并行，其中就不乏涉及对《夷坚志》文本的取舍，由此为后世研究者留有 “递相稽审，质验异同 ”的再探索余地。
譬如卷八建炎元年八月考订曰：“又熊克②《小历》称（陈）通等逼特进薛昂领州事。按昂靖康元年已落特进，克不详考耳。克又称（顾）彦成为转运副使，盖承洪迈《夷坚志》之误。”③卷二十八建炎三年九月再考订曰：“熊克《小历》称（孙）九鼎陷金十年始登第，盖承洪迈《夷坚志》所书也，非实。金人以靖康元年陷河东，至此始五年，盖误记耳。”④同卷年月则肯定道：“此据洪迈《夷坚志》增修，志中通判无名，今以日历寿春府奏状考之，则王摅也。余见四年十二月癸未。”⑤卷四十建炎四年十二月再度认可道：“日历寿春府奏见，禁叛逆守臣马识远而无行遣指挥。此以洪迈《夷坚志》所书修入。”①卷五十五绍兴二年六月也认同作：“此事据《夷坚志》，不得其年，因谢雨附见。”②卷六十一绍兴二年十二月详加考辨道：“此以洪迈《夷坚志》及明橐劾范漴章修入，但迈以为达陷州城，与橐所奏不同，恐误。苏轼白鹤故居，亦在城外，迈不细考耳。”③卷一百三十三绍兴九年十一月另有考证：“言者论相、罢总领在此月乙酉，今联书之。相为岳飞劾奏，据洪迈《夷坚志》所言。今以臣僚所劾行下者，盖不欲令出于将帅之意云耳。”④卷一百四十二绍兴十一年十一月载：“此据王明清《挥尘后录》..此据洪迈《夷坚志》。”卷一百五十三绍兴十五年五月载：“程师回则见于洪迈《夷坚志》。”⑤卷一百六十三绍兴二十二年秋七月载：“（程）敦厚事，并以洪迈《夷坚志》修入。”⑥李心传这些对待《夷坚志》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调研判断的史学研究态度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不过，李心传在吴玠非正常死亡问题上，毕竟一反常态，形同信口雌黄。估计是听信了谣传，却没能及时提供和揭示揭发吴玠在成都寻花问柳，物色作案骚扰对象的实例或案情具体经过等过硬史料，便匆忙在其生活作风议论上仓促发挥联翩式想象解读来定论定性，以致在关乎吴玠名声荣誉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犯下过不可饶恕的大错特错，释放出推波助澜误导后世的不正确信号。就此史识缺陷一端，也是特别需要指出并值得史学工作者引以为训的。
至于其铸就这一并不属实重大失误的缘起，估计是由于以下相关因素所酿成的。从以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援引《夷坚志》内容篇章卷次，可以观察到有关篇幅几乎都集中于甲乙两志，而并没有之后的其他各志。这说明李心传庆元二年（1196）开始撰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⑦，历时约十二年，到嘉定元年（120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成书⑧，这期间洪迈《夷坚》甲、乙志因印刷出版及时，流播遍及四方，以至于绍兴三十年（1160）完成的甲志，和乾道二年（1166）完成的乙志在乾道八年（1172）和淳熙七年（1180）于多地多次加印，几乎 “家有其书 ”⑨，这也是李心传在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时，得以大量利用甲、乙志内容予以互相校勘史实的重要原因。
然而继甲、乙志之后的各志，尤其是事关吴玠之死的《吴少师》掌故，尽管出现并完成于淳熙十六年（1189）的初庚志中，但分明尚未得以刊刻付梓上市，从而影响到李心传事实上无从以最快时速了解掌握与引用考核；换言之，李心传在撰写绍兴九年历史，乃至最终完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时，还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洪迈《夷坚初庚志》中《吴少师》故事，更不必说《夷坚支戊志》卷第三的《卫承务子》了。因此从出版时间上替他的罪过作无过错辩护的话，是错失时机而不许可他对误传诋毁吴玠死因话题予以严格对证审核与考订驳斥，进而令他犯下偏听轻信有关吴玠贪图女色传闻①；在具体论证上，缺乏强有力实据支撑是一严重不足。而洪迈于淳熙十六年（1189）完成包含有事实上替吴玠死因正名内容的《吴少师》在内的《夷坚初庚志》，也不排除是他因感于此期间吴玠被追封为涪王②而力求替他相关不实之词正本清源动机使然；当然，撰著《夷坚支戊志》卷第三《卫承务子》或许更有此意了。只可惜就此李心传均无缘领教而纠正在吴玠之死问题上犯下的原则性错误了，这无疑是身为南宋著名史学家的他撰著南宋当朝史的一大缺憾所在。
（八）口述史料在史学研究应用中提供鲜活线索作用综述顾吉辰先生《也谈吴玠死因》认为：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上集卷十二、《琬琰集删存》卷一明庭杰《吴武安功绩记》以及徐梦莘（1126—1207）《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五绍兴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己巳条下中书舍人王纶为《吴玠墓志铭》《吴武安功绩记序》，均不获《宋史》有关吴玠“晚节嗜色，多蓄子女，饵金石，以故得咯血疾而死”等记载。但是古代或今天，人们为死者撰写墓志铭、神道碑、行状、哀悼文以及悼词时，往往多有赞美之词，少有贬词，这是一种习惯了，即只讲好话，不讲缺点。③以此证明时人替吴玠树碑立传时也许出于为尊者讳的善意，避而不谈他生前的丑闻劣迹。这当然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可又似乎未必尽然，譬如上述《宋故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致仕彭公事实碑》，分明在彭杲身后墓志铭中检举了他擅自允许部将潘璋携眷随军入伍有违军纪遭受处分“以举累降两官”的案例，只是未将前因后果具体化；而这一细节铺陈恰好由《夷坚志·潘统制妾》加以弥补填空，令读者由此了解了事件真相的本末原委。由此可见顾先生关于古人墓志、传记避讳尊者不可言传家丑的说法不无以偏概全之憾，无法完全令人信服人们更希望获得的解释，是作为正史《宋史·吴玠传》等有关他无节制纵欲而亡的指斥依据与例证到底何在？就此，包括顾先生在内所有持吴玠如色狼论者，均三缄其口，未给出充满合理的答复，这一现象同样令人遗憾而感觉苍白无力！而恰好与此相反，可能正因为拙稿集中讨论吴玠渔色说纯属查无中生有，故而同样不为有鉴别眼光而不人云亦云，甚至比李心传更早了解吴玠死因底细的严谨史学家如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等采编在前。否则，倘若吴玠恬不知耻贪色而亡确有其事并为社会震惊，令人群起而不齿，势必如之后陆游在蜀中颓唐放浪行迹般播于人口被记录在案，绝对不至于默默无闻或缺乏具体案底仅李心传三言两语一锤定音的吧？其实像著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旧闻证误》的蜀籍史家，如果吴玠蜀中渔色事实俱在，李心传应当有充分的调查发言权，决不会就此不动声色，点到为止，从而使其真实性在自己的史学著述中出现事实存疑失真的不足。退一步讲，即便他的调查处于初级阶段而不欲广为传播，料自有其他史料笔记予以曝光而拍案惊起，谁能保证口无遮拦的众多知情好事者能一直守口如瓶，默不作声，不广为扩散传播呢？尤其是当吴玠侄孙吴曦准备投降金兵引敌长驱入蜀阴谋败露被平息绞杀，吴氏家族三代抗金威信受到巨大冲击之后，如若吴玠生前的确曾经有过如正史所陈罪孽，特别他竟然还是因贪图女色而一命呜呼的话，相关隐私可想而知会被人如鞭尸般挖掘剖陈而津津乐道，绝对不可能始终保持沉默而一言不发，不展开民事诉讼般调查。可是，幸灾乐祸者期待的谣传并未被海量详尽事实所印证，哪怕道听途说现象也没有出现；相反，倒是不着边际、似是而非的正史点评，令吴玠给人以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般坏印象，这委实应该归咎正史造就了吴玠的不公正待遇啊！
八、《夷坚志》以鲜活史实纠正吴玠死因成见的史学意义综上考析，有理由断定，有关吴玠荒淫之说，无非李心传智者千虑，只是按照偏听则信①形成的主观臆断而罔顾事实，误入歧途，将吴玠推上了道德审判台加以谴责鞭挞。至于笔者曾列举陆游渔色等无行文人般举动②，诚如顾吉辰先生所云固然与吴玠本事互不相干，没有前后因果关系；不过，笔者以陆游为例，正是为了说明李心传率先报料吴玠的淫棍形象缺乏事实依据而罪名难以成立。因为风流如陆游尚且有同时及后世大量记载传世，并为他本人诗文自陈坐实；对于吴玠，当时更不会存在双重标准而有所隐瞒讳言的吧？尤其在其侄孙吴曦叛乱被平定，吴氏兵团声誉扫地之后，吴玠如果真有正史指称调戏妇女等为人侧目秽行的话，一定会真相大白于天下而被明确记录在案。据此愈加表明李心传孤立无助的不堪一击。
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确立的以诗证史，诗史互证学术方法论，业已为当下史学界接受公认并深受赞誉。对于本文将洪迈《夷坚志》当作南宋正史而外民俗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参考史料与古之口述历史一说，相信读者与笔者一样，有同样足够的理由作如是观；或者把《夷坚志》视为跟洪迈《容斋随笔》一样，是一部内容精彩纷呈的史料笔记，绝非子不语怪力乱神般异端鬼怪小说。因为典型如顾吉辰先生《也谈吴玠死因》认为《夷坚志》乃志怪小说，就吴玠之死不能“以此（即《吴少师》条）为主要认定根据”，否则“恐怕不够牢固”说已经不攻自破。特别是通过比对《夷坚志·潘统制妾》，跟作为最新证据的出土南宋涉案当事人石刻文献史料的完全一致性，就是很值得轻视这部古代口述史力著者反省三思的绝好例证。事实上，口述史研究并没有多少了不起，也并非要取代或者颠覆文献史，其史学观念和价值追求始终坚持不以既定结论剪裁史实，而是以鲜活的史实刷新历史成见，填补史学记载的空白和盲点，努力展示历史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不溢美，不隐恶；揭示历史事件的复杂性，避免简单化，脸谱化；重视细节的力量，让细节凸现历史的真谛，拓宽史学的视野，再现历史的多样性，以述为主，述论结合，包容不同意见争鸣。
其实，自古以来，“人们总是在不同的时代和地点，据以不同的目的，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历史进行着诠释，正是这些不同语境下的不尽相同的表述层层叠加，使得所表明的意义已远远超越‘历史’本身”。“事实上，历史可分为本真的历史和记录的历史，本真的历史无法还原，流传下来的都是记录的历史，它们只是历史碎片，并非本真，更不是全部，任何还原历史现场的企图只能是一重奢求，尤其是那些丰富的细节更是无法重现。于是在本真历史和记录历史之间就有了间隙，而这一间隙便成为人们反复书写的依据。面对这一间隙..历史学家试图通过实地考察、文物考证等方式来弥合这一间隙，寻求历史源文本和重构文本之间事实上的贴近。..历史书写都有一定的限度和难度。对历史诠释的限度与难度恰恰考验着书写者把握历史的能力。” “所谓‘实说’历史，有三层含义：一是立论所依据的史料，应该是经过认真辨析的信史。二是对可信史料的综合研究，不但要注意到该史料本身的价值，而且要注意该史料在当时的社会价值，即在当时语境下所产生的实际的社会效果。三是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还要放回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加以检验，不顾左右而言他，不为盈利而媚俗、作秀，本着学术良知，按照学术规范，秉笔直书，实话实说，实事求是地撰写、发表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①顾吉辰先生是笔者久仰敬重的前辈宋史研究方家，其《〈宋史〉比事质疑》《宋代事始考录》和《〈宋史〉考证》②，均为本人极其佩服的宋史文献研究专著；但叫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仿佛一开始就很不待见认同洪迈的《夷坚志》而充满了主观偏见或者说不信任感，因而其三种专著征引书目中始终没有出现《夷坚志》的影子③，从而使得其这本专业学术性很强的史学著作，丧失了许多本该更为丰富多彩的宋代社会史方面的宝贵史料，着实让人为之感到遗憾！而就顾先生怀疑洪迈《夷坚志》的史料价值，特别是不容分说否定其颠覆吴玠死因史观成见这一不可或缺的重要佐证作用，笔者愈加不敢苟同，特此敬请再赐教益为盼。
与此同时，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口述历史研究行将或业已开始改变原先史学研究方法，打破过去仅仅以文献资料为根据，由历史学家撰写传统史学的叙述方式，让历史参与者和见证人直接讲述历史，将个体生命融入历史学中。既弥补了文献史料不足，又可以校正可能出现的认识误差；同时使历史呈现出有血有肉个性特征，更增加了色彩缤纷的历史丰富性、生动性、真实性和可读性，这是传统史学所无法比拟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像《夷坚志》这样具有具体场景、细节描述和很高文本研究价值的口述历史材料，不仅借此丰富历史本身，而且凸现口述历史特点，使历史研究更加接近于真相。④结论鉴于有关吴玠死因问题的探讨，一定程度上业已进入司法鉴定程序，就让我们追溯历史回到宋代。按照当初证据制度研究得出的综论是，宋代司法证据体系相当完备，判案非常强调言词（口供、述、陈述、证言）证据、物证、书证和检查勘验证据；证据的获取、审查与使用也有一整套应用程序。与此同时，在证据制度实施过程中，还贯彻了一定程度抑强恤弱的人文关怀精神。⑤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认定”吴玠渔色致死说的传统史观，需要更大勇气去坚持无罪推定的裁断原则。因为以往吴玠“好色门”始作俑者酿成的历史冤屈，正是源于没有坚守证据底线。此番本文严肃认真的全方位终审，相信就吴玠冤魂而言，可谓充分享受了精准史学成果的权益保障。而鉴于史料缺环，吴玠之死为什么被诬陷跟渔色有关，乃至连著名史学家李心传都信以为真，涉笔杜撰，尚未大白于天下；但这与吴玠在此问题上获得平反昭雪，实际上并不存在矛盾之处；相反，此举是服从疑罪从无原则的必然结果。
回顾总结以上所谓吴玠纵淫疑案的始末全过程，可知他平生既从无陷入过风流成性舆论风暴，也不曾被推向谈“吴”色变，声名狼藉的风口浪尖，更没有因为个人私生活混乱的绯闻、秽史嫌疑而被投诉、起诉或上诉报案立案记载。换言之，吴玠一无犯罪前科，二无犯罪记录，三无案发时地、现场勘察，更不要说能串联起足以侦探破案的蛛丝马迹证据链了。由于并不存在证据确凿充分的犯罪事实能将他定案而令其伏法认罪，被绳之以法。如此，经复核再审对吴玠改判无罪，是基于裁定吴玠有罪证据严重空缺，证据根本没有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定罪标准，而又没有一项发现能够在缺乏证据支持的前提下过早下结论。当然，历史研究毕竟是一项回溯性工作，受制于古代认知能力、取证技术、证据本身不稳定等诸多因素和条件干扰，查清案件事实真相本身存在一定困难。所以，客观地讲，并非每起历史疑案都会被侦破。据此也加深了公众对历史研究深刻内涵及其复杂性的理解：真实历史研究并不如历史公案剧或神探片编织剥茧抽丝故事般易如反掌；历史疑案公审必须依赖过硬证据，而随着时间流逝，这样的追溯要艰难的多。
更何况寄希望于“死者归案”而起其于地下验明正身（尸检）的古法洗冤录式破案代价太高，实际破案率也未必理想，从历史研究视角看并不现实。因此，必须警惕逮不着真凶就不能放人的错误论调，那是“疑罪从挂”，只会延续或制造更多冤案。其实，就笔者对吴玠死因几十年跟踪追击的经验看，将错就错，重复历代众多史学家代代承袭既定结论，把吴玠继续丑化成替罪羊，显然既省事又是自以为是的不争事实。相反，不简单化教条地接受历史定论而尝试另辟蹊径重新通缉追凶，还原真相绝不妥协而人云亦云，甚至通过进一步侦查而试图拨乱反正，洗白被诬陷的罪人以正视听，则要面临重大学术挑战和同道与公众的严苛审视。但是，既然没有其他供述，就吴玠渔色疑案达不到证据和证据链标准，理当做出无罪判决，这也是为避免可能另有人作案，而一旦草率以吴玠顶替代换，岂不放纵了真正的奸情实施者，同时也不利于坚决防止类似历史悲剧重演。
前已论及，已知所谓吴玠案发或者说病发的时间、地点，病从（虫）口入场合或场所，与真正纵情声色的《夷坚志》里叙述的同一病例到案犯“卫承务子”截然不同而南辕北辙，吴玠的疑点足以彻底排除，意味着长期笼罩在他身上的冤假错案不攻自破，不白之冤即告洗刷。由此提醒历史学家务必理性看待重新审结吴玠死因的合理关切，切莫墨守成规成见，以印象替代分辨追索能力，至少应该把《夷坚志》史料作为撬动翻案证据的可能性与突破口之一。①而事实业已证明，吴玠根本不具备作案动机和身心条件，相关争议的结论，足以驳回针对他近乎诽谤诋毁，污蔑陷害而将他置于死不瞑目，孤立无援，百口莫辩境地的所有不实之词，现在是该到达就此冤案予以认真严肃务实检讨，以消除不良恶劣影响的时候了。毫无疑问，此举并非小题大做，因为有损吴玠名誉，对英雄身后尊严同样极具杀伤冲击力，维护吴玠一世英名的努力毋庸置疑。故而虽然事过境迁，笔者就强加给吴玠的莫须有罪名提出强烈质疑，抵今已有近廿年之遥了；但是对于那种触动真实底线，炮制悬疑重重，似是而非的失实举报，笔者仍愿意坦然正面应答，呼吁并着手启动深入核查核实，以祈增信释疑，正名澄清，重构人们对吴玠正人君子的抗金英雄形象的认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最终审定不认同吴玠作奸犯科身份而还他以清白公道，充分体现出历史研究必须对历史负责的坚守，和对历史真相不离不弃的高度重视与一查到底，这需要每一位史学工作者都拿出更大的学术勇气和史学担当。
（作者系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
就南宋抗金将领吴玠（1093—1139）年岁不及半百，竟然离奇暴病而亡的去世原因，元代丞相脱脱（1314—1356）主持修撰的南宋正史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列传第一百二十五《吴玠传》，和之后明代中期史学家柯维骐（1497—1574）著《宋史新编》卷一百三十一、列传第七十三《吴玠传》，以及明代学者邵经邦（生卒年不详）的《弘简录》卷一百二十二、宋三之九《功臣》，明佚名《韬略世法存》新编八十六朝名将卷三《南宋》，明末礼部尚书钱士升（1574—1652）撰《南宋书》卷十六、列传第九《吴玠、吴磷、刘光世》，都相继沿用《宋史·吴玠传》的口径统一为：
晚节颇多嗜欲，使人渔色于成都。喜饵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然玠晚颇荒淫，磷多丧败..
又，南宋通故实，有史才的史学家李心传（1167—1244）著南宋重要历史大事记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二十九：绍兴九年六月，和清代学者毕沅（1730—1797）著《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二、宋纪一百二十二，清代陇右籍学者李铭汉（1809—1891）撰《续通鉴纪事本末》卷六十《吴玠、吴磷保蜀》，就吴玠突发疾病莫名其妙亡故的死因，也连续持同样观点道：
然玠晚节嗜色，多蓄子女，饵金石，以故得咯血病而死..
显然由于以上诸多有关南宋历史的正统史传，特别是蜀籍著名史学家李心传记录高宗一朝编年体史事的权威史书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率先提出了吴玠晚节亏欠的相关说辞，所以，元、明、清历代史学家在编撰《宋史·吴玠传》等史书过程中形成的惯性思维和相同观念，基本上可以说都是在未经严格求证前提之下，直接接受李心传这一不见标明史源出处的裁决，或者多多少少是间接为李心传该学术倾向所左右的结果。①也因此，举凡牵涉吴玠之死表述的所有史学论著，几乎概莫能外以不无轻藐的口吻做如下鉴定：贪图女色，荒淫无度，节操不保，是吴玠死于非命最根本和唯一的缘由，除此而外仿佛别无其他理由选项可循。
这一传统史学结论甚至几成难翻铁案，抵今影响深远，博得持久响应；尤其专业史学工作者，大多遵循、坚持这一既定史学主张。譬如四川大学王智勇的专著《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①，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倩描的另一部专著《吴家将 ——吴玠吴磷吴挺吴曦合传》②，在笔涉吴玠不幸离世的文字处理时，均无一例外地征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宋史·吴玠传》的论断。
笔者在就吴玠之死问题的探索与思考过程中，于惋叹之余颇感事发蹊跷，久久无法释怀。于是从南宋同修国史，淳熙十三年（1186）为翰林学士，上《四朝国史》而学识博洽，论述弘富的知名学者洪迈（1123—1202）笔录，保留大量揭示南宋鲜活现实社会生态的时事掌故 ——《夷坚初庚志·吴少师》入手，钩沉发掘，提炼剥离出两则疑似跟重新审视吴玠奇异死亡谜团密切相关联的重大追踪线索，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吴玠死因辩诬》一文③提出了与上述所有史学著述截然相反的不同见解，即认为有关吴玠死于渔色等判断，严重，缺乏充分史实依据而结案过于草率武断。至于该错误评判之所以形成，应当归咎于人们误将吴玠戎马倥偬时期偶然感染寄生虫疾病这一桩既发病突然，又不乏雷同性的病理征候，彻底等同于《夷坚志》中另一则叙述不良子弟嫖娼宿妓引发的相同症状而张冠李戴，误合为一使然。
而且，实际上关于这一理性分析的缘起，也非笔者发明首创，纯属《夷坚志》有言剖析在先；洪迈对《夷坚支戊志》卷三《卫承务子》故事作的最后按语，正是按照分别治愈同病但不同起因、场合的吴玠与卫承务之子的两位主治医师张锐与刘大用的神奇医术，归纳得出了同类合并的正确意见：“予顷记张锐治吴少师事④，绝相似云。右四事皆刘大用说。”笔者就此，深感洪迈果断研判言之成理而所见略同，遂加以援引举证。因为这至少是一条替吴玠死于非命而近乎冤假错案，予以复查检视的重要例证和关键途径，它比建立在缺失基本案情报告和具体事实陈述基础之上，相当于信口将吴玠节操一笔抹杀酿成的有罪推定更为令人信服。尽管这一要害证词看似出自常遭人腹诽，被误解乃至于全盘否定为志怪小说家言的洪迈《夷坚志》里。
可问题是《吴少师》和《卫承务子》内容十分平实朴素，可谓平铺直叙，实话实说，并无荒诞不经的志怪言论；而且这两则口述文本的叙事对象都史（实）有其人，存在可追溯查究机制。而恰恰相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其互为经纬的南宋历史研究资料长编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却毫无片言只字道及吴玠好色的实质性案例，仅以“多蓄子女”最多“使人渔色于成都”为辞。如此简单粗糙甚至粗暴而死无对证，查无实据，居然一言，蔽之吴玠沉湎女色，明显定性不够严谨而有失偏颇，令人难以苟同。
讵料笔者质疑吴玠之死历史陈见的拙稿发表之后，顿时间一石激起千层浪，招致宋代古籍文献整理学界的持续辩难。先是，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宋史研究专家顾吉辰于拙稿刊发一年后，在2001年第3期《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刊登了《也谈吴玠死因》的商榷论文①，论点果然还是以笔者采信的《夷坚志》系属于子不语怪力乱神志怪小说集而不足以凭信为辞；继而又从版本角度怀疑归属今本《夷坚志》补卷第十八的《吴少师》出自宋本《夷坚志》的可靠性。多年以后的2007年，《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专著作者、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王智勇，又在前身为汉中师范学院的《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发表了《从吴玠死因之争谈史料的发掘与解读》一文②，锋芒直指拙稿，其基本和主要观点，同样批驳拙论出于维护个人就吴玠并非死于纵欲性侵的误判，从而对洪迈《夷坚志》相关载录作了过度与不当的曲解。总之，顾、王均不认可笔者推翻强加给吴玠盖棺论定的种种不实之词。
恕笔者愚钝，就王先生的诘问原本并不知情；故而11年前的2008年秋，在赴重庆西南大学出席“巴蜀文献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29届年会 ”时，仅提交了间接针对顾吉辰先生而撰写的商讨文章 ——《岂惟擅文豪端足堪史补 ——南宋洪迈〈夷坚志〉口述历史玠值笺证：以川陕吴玠抗金兵团为例》一文，两年后刊登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主办的《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9辑上。③直到近些年，才偶尔获悉2007年王先生的以上批评。原以为《历史文献研究》间拙稿，已足以答复王先生的疑惑，不必另行撰文辩驳而过于纠缠。
唯鉴于2019年适值与岳飞齐名的西北抗金英雄吴玠黯然倒在仙人关抗金前线整八百八十周年；而其抗金活动的主战场之一 ——古河池（今甘肃徽县）暨仙人关，特别是吴玠衣冠冢所在地甘肃徽县政府部门（政协甘肃省徽县委员会），拟联袂天水师范学院和陇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共同举办纪念“吴玠、吴磷及仙人关战役”学术研讨会，笔者受邀与会，一时间面临命题作文安排。因感近年来就吴玠之死问题的跟进，不无传世文献，尤其出土文物新材料陆续被发现，也确实有必要旧话新提，以引发学术界同道就此议题的再关注乃至再争鸣，深入唤起大家共同探讨解题和结题的学术兴趣；理应以论文形式，正式正面回应以上顾、王两先生以往对我就此话题的书面质询。于是，笔者不揣浅陋，再度提笔为文，希望就吴玠之死这一重大学术公案，能够藉重此番学术讨论会契机，进一步摆事实、讲道理，最终形成一个明晰、完善而能为学界同道普遍接受与承认的研究成果与学术共识，这就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初衷与期待。
一、《夷坚初庚志 ·吴少师》暨历代医书载吴玠感染寄生虫病原委关于吴玠病因与痛苦表情程度暨难以形容肢体语言的描述，最初始见于今本《夷坚志》补卷第十八《吴少师》：吴少师在关外④，尝得疾，数月间肌肉消瘦，饮食下咽少时，腹中如万虫攒攻，且痒且痛，皆以为痨瘵也。有张锐者，名医，时在成都，吴遣驿召之。既至切脉，戒云：“明旦且忍饥，勿啖一物，俟锐来为之计。”旦而往，天方剧署，白请选一健卒趋往十里外行路中黄土取一盆来。令厨人旋治面，时将干，乃得食。才放箸，取土者适至，于是温酒二升，投土搅于内，出药百粒，进饮之。觉肠胃掣痛，几不堪忍，急登溷，锐先密使别坎一穴，掖吴登之，暴下如注，秽恶斗许，有蚂蟥千余，宛转蟠结，其半已死矣。吴亦惫甚，扶憩榻上，移时进粥一器，三日平复。始忆去年正以夏夜出师，中途燥渴，命候兵持马孟取水。甫入口，似有物，未及吐，已入喉矣，自此遂得疾。锐曰：“虫入人肝脾，势须孳生；常日遇食时，则聚丹田间，吮咂精血，即散游四肢。苟知杀之而不能扫尽，亦无益也，故先请枵腹以诱之。此虫喜酒，又久不得土味，乘饥毕集，故一药而空之耳。”吴大喜，厚赐金帛而送之归。张外舅说。
较《夷坚志》作者洪迈年轻的南宋名医张杲（约1149—1227）《医说》①卷五《误吞水蛭》，是确认援自《夷坚初庚志》②而稍有文字变动，并且内容更为完备的另一个重要版本：吴少师在关外，尝得疾，数月间肌肉消瘦，每日饮食下咽少时，腹如万虫攒攻，且痒且痛，皆以为劳瘵也。张锐是时在成都，吴遣驿招致。锐到兴元，既切脉云：明日早且忍饥，勿啖一物，俟锐来为之计。旦而天方剧署，白请选一健卒趋往十里外，取行路黄土一银孟，而令厨人旋治面，将午乃得食。才放箸，取土适至，于是温酒一升，投土搅其内，出药百粒，进于吴饮之。觉肠胃掣痛，几不能忍，急登溷，锐密使别坎一穴，便掖吴以行。须臾暴下如倾，秽恶斗许，有蚂蟥千余，宛转盘结，其半已困。久，吴亦惫甚，扶憩竹榻上，移时方飡粥一器，三日而平。始信去年正以夏夜出师，中途渴躁，命候兵持马孟挹涧水。甫入口，似有物焉，未暇吐之，则径入喉矣，自此遂得病。锐曰：虫入人肝脾里，势须滋生；常日遇食时，则聚丹田间，吮咂精血，饱则散处四肢，苟惟知杀而不扫尽，故无益也，锐以是请公，枵腹以诱之。此虫喜酒，又久不得土味，乘饥毕集，故一药能洗空之耳。吴大喜，厚赂以金帛，送之归。
又，元代皖南池州养生学家李鹏飞（1222—？）《三元延寿参赞书》卷四，亦就以上《夷坚志·吴少师》作摘要载：水蛭干者，冬月猪脂煎，令黄乃堪用。腹有子，去之。此物极难死，火炙经年，得水犹活。石蛭，头尖腹大，不可药用；误用，令人目中生烟不已，渐致枯损，不可不辨。有吴少师，得疾数月，肉瘦，食下咽，腹中如万虫攒刺，且痒痛，皆以为劳。张蜕取黄土，温酒调服，下马蝗千余。云皆因去年出师，饮涧水，似有物入口，径入喉，自此得疾。夫虫入肝脾，势须滋生。食时则聚丹田间，吮咂精血；饱则散处四散，久则杀人，不可不知。
除了上述宋元医家而外，像明代皖南新安医学家汪瓘（字民莹）的《名医类案》卷七《误吞水蛭、蜈蚣》；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1518—1593）编著集我国16世纪前药学大成的著名药学著作《本草纲目》卷七《黄土·拾遗·发明》；明代晚期福建文坛代表人物谢肇淛（1567—1624）编著的明代博物学代表著作《五杂俎》卷五《人部》一③；明末政治家，早曾因母病习医，后因朝政腐败而称病辞归，重新精研病理学的王肯堂（约1552—1638）历时十一年编著《证治准绳》卷十八《虫》；明末思想家、科学家、“四公子 ”之一方以智（1611—1671）编著百科全书式著作《物理小识》卷二《地类》“张锐以黄土下吴少师之虫疾。”清代医学家吴仪洛（1704—1766）编著《本草从新》卷十五《黄土·燥湿解》；清末学者、书画家徐士銮（1833—1915）编纂的医话著作《医方丛话》卷三①，等等明清医书，或全文转载，或择要选刊，先后对选自《夷坚志》的《吴少师》与《卫承务子》这两则真人实事传染寄生虫病遗闻，以典型医案形式密集发布，以提高人们，特别是乡村从医人员应对突患该棘手疑难杂症的应急诊断水平与处置治愈能力。
换言之，针对类似“吴少师”病患的诊治手段与方法，大抵从南宋中期起，就已然成为古代医疗史上一桩相当有代表性的医学示范病例，和简便易学，“土”到病除的非处方经典医术了；只不过作为患者的“吴少师”究竟是身为兄长的吴玠，还是吴玠的胞弟吴磷一直不曾被人细究、深究，甚至往往忽略不计，不为人瞩目。因为一般人们普遍理解的“吴少师”多被指认为吴玠，这几乎是人尽皆知而达成广泛学术共识的不争事实。譬如何卓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10月版《夷坚志》第四册《人名索引》，就将《吴少师》中主角视作吴玠②，笔者感觉编者学术识见正确，虽然索引编者《例言》坦陈：《夷坚志》为志怪小说，涉及的人物极为复杂，既有见于正史的达官贵人，宿儒名士，亦有不见经传的平民小吏，妇人孺子，甚至还有子虚乌有之类的传说人物，且洪迈在协作中，很多人物都称其字号、封号或官职，没有写出姓名。为方便读者，编者根据有关史传典籍，尽力做了一些考证工作，但限于《夷坚志》本身的体例以及编者的学力，难免会有错误或不妥之处..③
二、《夷坚初庚志 ·吴少师》主人公系吴玠说求证然而《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作者王智勇先生却不同意笔者提出“吴少师”即系吴玠的划分，而执意辩解表示“吴少师”也可能，并且更有可能为吴磷，这自然使得原本替吴玠之死原因作的简明扼要推敲，又变得节外生枝，疑云密布且复杂而充满变数起来。
按吴玠史传记载，“吴少师”是朝廷所赠尊称，所谓绍兴四年“七月录仙人关功，拜检校少师”④；而在吴磷同样为朝廷封功，所谓“十二年入觐，拜检校少师，阶、成、岷、凤四州经略使，赐汉中田五十顷”⑤。那么《夷坚初庚志·吴少师》中的主人翁到底是吴玠还是吴磷？一时间上升为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眉目不清的关键结点所在。而如若“吴少师”结果被证明与吴玠无关，笔者原先相关诠释自然势必不攻自破而土崩瓦解，吴玠殒命问题的讨论，也将重新遵从、回归宋元以来正统史传本来的结语原点而变得徒劳无益，毫无意义可言。
笔者作为被提问对象，就此理所当然无从回避，要做出明朗回复答辩以取信于人。而若进一步较真认证“吴少师”的本来面目到底是吴玠还是吴磷，妙手回春，治病救人的神医张锐，和最先向洪迈口述《吴少师》故事而被辑入《夷坚志》中的“张外舅”这两者生平很值得索隐查实，因为廓清彼此履历，对区分 “吴少师 ”的真实入选至关重要。
（一）替吴玠起死回生的名医张锐其人其事据考察：张锐字子刚，本河南郑州人。官成州团练使，以医知名。政和中（1111—1117），有慕容彦逢母病，死将就木，锐视之曰未死，遂取药医之，病果愈而不死。绍兴中（1131—1162）流落蜀中，著有《鸡峰方》。就此，洪迈《夷坚初乙志》卷十《张锐医》披露生动①；清陆心源（1834—1894）辑撰《宋史翼》卷三八列传第三八《方技》二，综合《夷坚志》等史料有传记：成州团练使张锐，字子刚，以医知名，居郑州。政和中，蔡鲁公之孙妇有娠，及期而病，国医皆以为阳证伤寒，惧胎之堕，不敢投凉剂，鲁公密信邀锐来，锐曰：儿处胞十月将生矣，何药之能败，如常法与药，且使倍服半日，儿生病亦失去。明日妇大泄不止，而喉痹不入食，众医交指其疵，且曰：二疾如冰炭，又产蓐甫尔，虽扁鹊复生，无活理也。锐曰：无庸忧，将使即日愈，取药数十粒，使吞之，咽喉即平，泄亦止，逮满月，鲁公开宴，自诸子诸孙及女妇甥婿，合六十人，请锐为客，公亲酌酒为寿曰：君之术通神，吾不敢知，敢问一药而治两疾，何也？锐曰：此于经无所载，特以意处之，向者所用，乃附子，理中圆裹，以紫雪耳，方喉闭不通，非至寒药不为用，既已下咽，则消释无余，其得至腹中者，附子力也，故一服而两疾愈。公大加叹异，尽敛席上金匕箸遗之，慕容彦逢为起居舍人时，母夫人病，亦召锐于郑，至则死矣，时方暑，锐欲入视慕容，不忍意，其欲求钱，乃曰：道路之费，当悉奉偿，不烦入也。锐曰：伤寒法有死一昼夜复生者，何惜一视，不得已延入，锐揭面帛注视，呼仵匠语之曰：若尝见夏月死者面色赤乎？曰：无口开乎？曰：无。然则汗不出而蹶耳，不死也。无亟殓，趋出取药，命以水二升，煮其半灌病者，戒曰：善守之至夜半，大泻则活矣。锐舍于外馆，夜半，时守病者觉有声勃勃然，遗矢已满席，出秽恶物斗余，一家尽喜，敲门呼锐，锐应曰：吾今日体困不能起，然亦不必起，明日方可进药也。天且明，径命驾归郑。慕容诣其室，但留平胃散一贴而已，母服之数日良愈，盖锐忿求钱之疑，故不告而去，绍兴中入蜀。王秬叔坚问之曰：公之术，古所谓十全者，几是欤？曰：未也。仅能七八耳。吾长子病诊脉察色，皆为热极，命煮承气汤，欲饮之，且饮复疑，至于再三，将遂饮，有如掣吾肘者，姑持杯以待，儿忽发颤悸，覆绵衾，至四五，始稍定，汗下如洗，明日而脱然，使吾药入口，则死矣。安得为造妙？世之庸医，学方书未知万一，自以为足，吁！可惧哉！王秬叔坚说。
不仅如此，作为晚清古籍版本收藏家的陆心源，还珍藏有张锐《鸡峰普济方》的宋版残本。其《仪顾堂集》卷十九《宋板〈鸡峰普济方〉跋》曰：《鸡峰普济方》三十卷，缺卷二、卷三、卷六、卷八凡四卷。每叶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前缀行大题之下题；“冯翊贾兼重校定”七字，相传以为张锐著。前后无序、跋，目录亦只存十叶，莫能明也。晁、陈二家②，及《文献通考》，皆不著录。惟张杲《医说》引其说颇多，皆与今本合。锐仕履不多见。《夷坚志》称锐字子刚，成州团练使，以医知名，居于郑州。政和中，蔡鲁公之孙妇有娠，及期而病，邀锐治之，一服而愈。至绍兴中，流落入蜀。又，《书录解题》载：太医局教授张锐，撰《鸡峰备急方》，绍兴三年（1133）为序。
耐人寻味的是，张锐将医方冠以“鸡峰”，或与其设身处地任职成州团练使的经历有关。因为成州治所西南十五公里的鸡峰山，素称“陇右小峨眉”，为甘陕川三边佛教名山。而成州跟吴玠抗金川陕宣抚司治所河池县（即今甘肃徽县），及其东南入蜀孔道要隘嘉陵江仙人关同处陇南，两地山势相连，相去不远。吴玠患病后敦请张锐北上诊疗，当与张锐的成州行医生涯有一定的关系。以目睹吴玠抗金活动见证人身份撰写《吴武安玠功绩记》的“宣抚司荐士”明庭杰（生卒事迹不详）曾经这么记述：“侯已病..九年春三月，侯以疾革，乞解事，天子恻然忧之，命成都守胡世将（1085—1142，四川安抚制置使，继吴玠宣抚川陕）访蜀善医者治其疾，又驰国医往视，未至，而侯以六月己巳薨于军，享年四十七。”①总之，张锐早年成州从医活动与医方以“鸡峰”命名，以及吴玠重病后千里迢迢把他从成都召回与金兵对垒的仙人关前沿阵地医治，绝对不只是个偶然巧合，应当跟他早年在成州因医术高明而声名远扬、播于人口、遂慕名征召有因果关系，这一鲜明态势想必明眼人端倪可察。
（二）《夷坚初庚志 ·吴少师》口述者张渊道其人其事至于《吴少师》口述者“张外舅”其人其事也扑朔迷离，发人萌生跟踪查证兴趣，因为有关其仕历情形，同样《宋史》无传。不过，一番深入搜索探察，其真实身份逐渐浮现水面被打捞。“张外舅 ”实非别人，而是洪迈岳丈、兵部侍郎张渊道。②参照已知洪迈生父洪晧（1088—1155）与生母沈氏（1089—1138），以及迈兄洪适（1117—1184）、嫂沈氏（1121—1181）生卒年③，预估洪迈岳丈张渊道年岁与洪晧相当略小。洪迈《夷坚志》和著名掌故笔记《容斋随笔》中的多则逸闻发布源头，都明确出自南宋初年转战南北而阅历丰富的张渊道；并且有关他的大致仕途过往，现在也唯有借重《容斋随笔》和《夷坚志》方可一一盘点梳理。譬如《容斋随笔》卷十三《国朝会要》的“建炎三年（1129），外舅张渊道为太常博士”；《容斋续笔》卷第一《李卫公帖》的“张渊道为广西帅”；《容斋四笔》卷第四《两道出师》的“绍兴七年（1137），淮西大帅刘少师罢湖北，岳少保以母忧去，累辞起复之命，朝廷以兵部尚书吕安老、侍郎张渊道分使两部。已而正除宣抚，遂掌其军。岳在九江，忧兵柄一失，不容再得，亟兼程至鄂，有旨复故任，而召渊道为枢密都承旨，安老在庐遭变，言者论罢张魏公（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1097—1164），渊道亦继坐斥。隆兴中，北虏再动兵，张公为督帅，遣李显忠、邵宏渊攻符离失利而退，一府皆贬秩..”云云；《夷坚初甲志》卷十三《范友妻》的“张渊道，绍兴五年（1135）为右司郎官，兵士范友居于门侧..范友，本黄河埽岸兵士，因张郎中入西川”；同卷《马简冤报》的“秦州人马简..兵罢后，从张渊道侍郎为仆，张公为桂林守”；《夷坚初乙志》卷十三《九华天仙》的“绍兴九年（1139），张渊道侍郎家居无锡县南禅寺 ”；同上卷十六《海中红旗》的“赵丞相（鼎，1085—1147）居朱崖时，桂林帅遣使臣往致酒米之馈。..时外舅张渊道为帅云。张子思说得之于使臣，外舅不知也” ①等等，皆然。
尤其由《夷坚初乙志》卷五《张女对冥事》掌故，足可确信张渊道乃洪迈岳丈无疑。
妻父张渊道，自兵部侍郎奉祠，寓居无锡县南禅寺。次女已嫁梁元明来归宁。绍兴己未（九年，1139）正月七日，因游惠山寺..凭案立问曰：张相公在陕西杀赵哲[环庆（今甘肃庆阳）帅，以“擅离所部，哲军将校，望见尘起惊遁，而诸军亦退舍”②遂为张浚杀。]，汝父为参议官，预其事否？女欲言，不知恐累父。答云：初不预谋，，亦曾谏，不见听。（阎）王曰：谏而不听，何不去？答曰：尝求一郡，不得请。王顾左右，令诣司供状，方对答时，望西庑一人侧听而笑，东庑亦有一人，皆状貌堂堂，既诣曹，曹吏指曰：笑者乃赵哲，其东则曲端（1091—1131，字正甫，善治军，长于兵略，刚愎自用，恃才难制，树敌甚多，与吴玠争功，被张浚错杀）也。吏以下，皆长一丈，戴铁幞头，着褐布袍，具笔札，令女为状，且曰：当追长子，以其不慧，故免。盖渊道长子通，自幼多病，不解事..而且这则口述史事背景还关乎吴玠川陕抗金时期的确发生过的几桩真实案底。因此，张渊道讲述，洪迈记录在案的今本《夷坚志》补卷第十八《吴少师》内容，能够信以为真系身为参议官或兵部侍郎的张渊道绍兴九年正月，以复员军人或退伍老兵身份回无锡前，在吴玠军营截获其病发、治病的第一手可信情报。即便他当年不是吴玠病发、诊断全过程唯一旁观见证人，至少也是最早获悉和对外传播吴玠病情以及医疗、治愈内幕的消息灵通人士。而清佚名《异闻总录》卷一谓“绍兴十年（1140），张渊道提举秦蜀茶马，自淮颍之官”云云，似乎更加证实了张渊道在吴玠死后一年，又在转业离休岗位被重新起用，远赴川陕一带任茶马官的宦游行迹③，这跟他后来再度出任广西帅，为被贬斥客死崖州的抗金主战派赵鼎馈赠食物等轶事的发生时间也先后衔接。而且张渊道善待赵鼎言行，仿佛还影响到洪迈后来坚决保荐赵鼎为配飨高宗庙庭候选者之一。①换言之，张渊道作为吴玠去世前后川陕军政事务的亲历者，其言谈回忆绝不该等闲视之而置之不理；哪怕他未曾亲自将有关事实笔录在册，而是由其女婿洪迈当了他的口述代言和代笔人。
有必要提请注意的是，如前所述，《吴少师》医案曾为南宋徽州名医张杲《医说》卷五，和明代徽州医学家汪瓘《名医类案》卷七《误吞水蛭蜈蚣》二书，共同注明引自已佚而非今本补卷第十八的《夷坚初庚志》。按照洪迈正式开笔撰写《夷坚初志》是在吴玠死后三年的绍兴十二年（1142），庚志编成于淳熙十六年（1189），南宋赵与时（1175—1231）《宾退录》卷八引《夷坚志》各志序提要记可证：庚志谓：假守当涂（太平州），地偏少事，济南吕义卿、洛阳吴斗南，适以旧闻寄，似度可半编帙，于是楫为庚志。初甲志之成历十八年，自乙至巳，或七年或五六年，今不过数阅月，闲之为助如此。然平生居闲之日多，岂不趣成书，亦欠此巨编相传益（异）耳！值得关注的是，洪迈出知皖南当涂恰巧发生在淳熙十五年（1188）九月十七日，廿八日到任；而其外放原因，很可能肇起于四月间议高宗配飨，力主以吕颐浩（1971—1139）、赵鼎、韩世忠（1089—1151）和张俊（1086—1154）四人为宜，而与早年受学于吴玠上司张浚，反对吕颐浩配享庙祀的南宋文坛四大家之一杨万里（11271206）提议张浚产生冲突：“上谓大臣曰：‘杨万里乃谓洪迈专与私，迈虽是轻举，万里未免浮薄。’..于是，二人闻，皆乞补外。后十六日，诏洪迈以见官正奉大夫知镇江府。”③九月被旨再迁太平州有关。遂于闲暇编撰《夷坚初庚志》时，因感及由己举荐配飨赵鼎其人居功至伟，从而联想到岳丈张渊道为桂林帅时跟赵鼎的相关掌故④，又回顾张渊道曾口述《吴少师》故事，吴玠在军中得病、医治秘闻，就这样通过洪迈原先跟张渊道的访谈存录，终于原原本本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张渊道其他口述轶闻多见于《夷坚志》的甲、乙志，而乙志编于乾清二年（1166），也许一定程度上跟张渊道病逝，洪迈追怀轸念而做相关也未可知。
（三）雷同《夷坚初庚志·吴少师》病例但病因、患病场所迥异的《卫承务子》医案辩证据上鉴别鉴证，《夷坚初庚志·吴少师》故事主角为吴玠而非吴磷选项精准无误，此有曾入吴玠军营在先，重新入蜀为官于后的洪迈岳父张渊道亲口出具证明，和替吴玠起死回生的神医张锐医术疗效双重担保。至于跟《吴少师》掌故足以互为考据而发生在皖南的另一例相同医案，则是《夷坚支戊志》卷第三著录的《卫承务子》，它相当于一则洪迈替吴玠开具具有极其正面印象和发挥关键作用的辩护证词：宁国人卫承务者，家素富。惟一子年少，好狎游。忽得疾，羸瘦如削，众以为瘵。治疗三年，愈甚无益。适刘大用过县，邀使视之。切其脉，亦谓瘵证。凡下药月余，略不效。问其致疾之因，久乃肯言曰：“尝以六月间饮娼家，与娼喧争，迨醉，不复登榻，独困卧黑桌上。少醒而渴，求水不可得。其前有菖蒲盆，水极清洁，举而饮之，自是疾作。”刘默喜，密遣仆掘田涧淤泥，以水沃濯，取清汁两盏，置几上，令随意而饮。卫子素厌苦其疾，不以秽为嫌，一饮而尽。俄肠胃间攻转搅入，久之始定。继投以宣药百粒，随即洞泄，下水蛭六十余枚，便觉胸抱豁然。刘曰：“此盖盆中所误吞也。蛭入人腹，藉膏血滋养，蓄育种类。每黏着五藏，牢不可脱。然久去污渠，思所嗜，非以此物致之，不能集也。”卫子虽去其疾，然尫劣无力，别施药补理，至八十日乃平复。予顷记张锐治吴少师事，绝相似云。右四事皆刘大用说。
从洪迈“予顷记张锐治吴少师事，绝相似云。右四事皆刘大用说”的陈述不难发现，《吴少师》故事著录在先，而《卫承务子》故事编排于后。按《吴少师》所在的《夷坚初庚志》完成于淳熙十六年（1189），而《夷坚支戊志》序作于庆元二年（1196），果然早于后者七年，时间先后关系正常。只不过游走各地行医的乡村医师刘大用，是因风闻洪迈《夷坚志·吴少师》故事，还是因读其同行名医张杲同样脱稿于淳熙十六年的《医说》初稿卷五《误吞水蛭》，才活学活用，当场效法临床经验丰富的前辈名医张锐而对卫承务之子施行了同等医术使其起死回生？鉴于《卫承务子》没有确切发生年月，今已无从把握事发准确纪年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大抵已问世于淳熙十六年的《夷坚初庚志·吴少师》，势必对张杲同年编著的《医说》卷五收录《吴少师》，之后增补《卫承务子》等共三则《误吞水蛭》医术以收获与启发，这不仅仅是时间和地点①上的巧合、接近而已。
最不应被轻视的是，由于《卫承务子》暴露的是地方纨绔子弟嫖娼宿妓丑闻；而且洪迈特地强调“予顷记张锐治吴少师事，绝相似云”。如果只承认《卫承务子》为实而不理会《吴少师》本事起因二致，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两者等量代换，对号入座，自然很容易让人产生吴少师也曾涉足风月场所，纵情声色犬马，形迹万分可疑的联翩浮想。特别是南宋抗金大将岳飞嫡孙岳珂（1183—1234）编著《岳鄂王行实编年》卷下，和他完成于南宋嘉定十一年（1218）的岳飞传记资料汇编《金佗稡编》卷九《行实编年》六尊称的“吴少师 ”确系吴玠无疑，况且有吴玠打算替离婚失偶的岳飞介绍侍妾的段子。
（岳飞）奉身俭薄，不二■，居家惟御布素，服食器用，取足而已；不求华巧，旁无姬妾。蜀帅吴玠，素服先臣用兵，欲以子女交欢。尝得名妹，饰以金珠、宝玉，资奁巨万，遣使遗先臣，次汉阳，使者先以书至，先臣览之不乐，即报书厚遣使者，而归其女。诸将或请曰，公方图关陕，何不留此以结好？先臣曰，吴少师于飞，厚矣。然国耻未雪，主上宵旰不宁，岂大将安乐时耶？玠见女归，益服其盛德。
这在很大程度上强烈加深加重了人们对吴玠生活作风不够检点的不良负面印象，释放出他曾经放纵情欲而胡作非为的错误信号，乃至于更进一步把他推向跟卫承务子同流合污，混为一谈的罪孽深渊而积重难返了。可问题是，起底岳珂对岳飞正面形象的表彰也未尽公允，其间同样充满着虚伪溢美之词而疑点重重，十分令人生疑；就此议案，已有公论。①
三、“吴少师”系指吴玠说别证辨识
由上多维度反复考证甄辨“吴少师”真实面目，可以毫不迟疑地辨识“吴少师”必定吴玠可知。在此，笔者拟再提供多重既往不曾为人留意的“吴少师 ”史料作为辅助补充证据。
1.证据之一。南宋初年福建浦城人，表字子楚，晚号韩青老农而移居浙江富阳的何薳（1077—1145）笔记《春渚纪闻》卷九《记研》之《油松烟相半则经久》，该史料确定绍兴初年仙人关守将“吴少师”正是吴玠而非吴磷。元代苏州博雅好古陆友（字友仁，号研北生）《墨史》卷下《宋》同。
近世所用浦大韶墨，盖油烟墨也。后见续仲永言：绍兴初，同中贵郑几仁抚谕少师吴玠于仙人关，回舟自涪陵来，大韶儒服手刺，就船来谒..
2.证据之二。南宋洪迈《夷坚初甲志》卷十七《姚仲四鬼》，系史有其人路彬②谈论吴玠军中大败金兵于仙人关战役的主将姚仲（生卒年不详）③逸闻，因而其中语涉 “少师 ”自 然为吴玠显而易见。
姚仲始为吴玠军大将，尝与敌人战小衄，吴欲诛之。仲曰：“以裨将四人，引军先退，故败。”吴召四将，斩之而释仲。后数岁，仲领兵宿山驿，见四无首人，皆长二尺许，揖于庭曰：“我辈败事当死，然公不言，则可全；今皆死，故来索命。”仲曰：“向者奔北，我自应以军法行诛，既屈意相贷，而少师见责；我若不自明，则代汝曹死矣。”四人曰：“当时之退，但择一人先遁者，足以塞责，何至是？”仲无以对。四鬼渐喧勃欲上，忽有白须老人，出于地，亦长二尺余，诘之曰：“汝等败军，伏法乃其分，安得复诉？”叱去之，应声而没，老人亦不见。人以是知仲之必贵。又十年，以节度使都统兴元军。路彬质夫说。
3.证据之三。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河北巨鹿人魏齐贤编纂《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十八《贺》，编录建炎二年（1128）蜀籍校书郎毛敏（生卒年不详）①《贺吴少师易节启》曰：王者之兵，本仁义，方恢辟国之功；天下之将，通神明，允赖扦城之略。折遐冲于万里，注睿想于九重；治兵方积于朔庭，求士每开于东阁。虽绛侯之得，剧孟已坐致于敌情；而许愿之谒，赵奢犹愿言于军事。爰自樃枪之彗孛，荐经薄海之沸腾；率毡裘挽弓之民，胁潢池弄兵之子。荐为蛇豕，既攘秦地于神皋；未取鲸鲵，敢睨蜀都之沃壤。仇雠密迩，疆场多虞。长戟劲弓，难保山河之固；靡衣偷食，但期朝夕之安。远贻当宁之忧，每重登坛之举；听鼓鼙而思将帅之任，赐弓矢以专征伐之威。爰得伟人，以付全蜀。岷梁境土，坐收奠枕之安；卫霍功名，仅陪扶毂之役。究观古昔，孰与等夷？恭惟某官，赋性沉雄，挺资果毅。隐若敌国，典刑肃着于家声；贤于长城，方略力扶于帝室。任既隆于分阃，志犹切于请缨。纶巾屯渭上之师，绣帽识山西之将。采诗书礼乐，而成其利；有智信廉勇，而出以仁。仰遵神武不杀之威，尽得上兵伐谋之道。囊兜戟纛，肃中权后劲之仪；鼓铎镯铙，致布令陈辞之用。凶渠震慑，群丑追奔。细柳营屯，但听亚夫之令；曲梁行陈，孰干魏绛之刑。思属风云，威加草木。廓清氛祲，何止勒燕然之铭；宣畅威灵，固将继营平之颂。申信赏于山河之誓，参休声于金石之和。不日而成，惟天所授。某衰迟，末路冗散。下寮虽从齐鲁之师，儒颇慕秦梁之节。义金闺通，籍簉怀铅，抱椠之流，油幕充员。无飞章驰檄之效，久积依刘之愿，遂谐御李之荣，寔获我心云：胡不喜洗心涤虑，倘陪铃下之簪裾；颂德歌功，愿备囊中之翰墨。
此启虽未署年款，也未确认主人公“吴少师”名字；但另据《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录用毛敏三十余篇文章相关时地人事②，尤其是卷五十六《迭幅》之《上丞相小简》“某政和二年（1112），尘忝名第，沉沦州县，粗知奉法循理”，卷五十八《迭幅》之《上林内翰小简》“某政和二年，忝冒名第，建炎（1127—1130）中，误蒙收召，簉迹文馆，遭维扬之变，垂翅北归，赖清庙乐育之仁”云云，透露毛敏主要活动时期正是北南宋交替之际。而鉴于其时南宋王朝正倚重吴玠为首西北抗金主力，抵御金兵突破入蜀防线长驱西南所以，毛敏此文是为贺绍兴元年（1131）吴玠大破金将和开国功臣完颜宗弼（兀术，?—1148）来犯十万骑而擢镇西军节度使，尤其绍兴四年录仙人关战功而官封少帅的可能性居其大半。
4.证据之四。南宋因崇敬岳飞而别号翠 ①的武学生、嘉定年间（1208—1224）武科第一人华岳（?—1221）著《翠微南征录》卷六《挽吴夫人》诗云：“鸾骖不是厌尘凡，王母瑶池促驾还。家在两三千里外，人生一十六年间。好随神女游舒水，难伴文君归蜀山。试向仙源问消息，桃花零落水潺潺。”自注：“夫人，少师孙女，居蜀，适王氏，卒年十六，藏于舒仙姑之山。”就此华岳笔下少师孙女 “吴夫人 ”祖父其人实亦不难识别。
首先，已知吴磷有男十二，唯五子吴挺最为知名，其他各子知名度有限，情况不明；而吴挺有子五人，并无女儿见载；换言之，吴磷可能并无孙女。更为重要的是，吴挺次子，也即吴磷嫡孙吴曦（1162—1207）于开禧三年（1207）阴谋发动投降金兵出任伪蜀王拟引敌入蜀叛乱。叛逆遭平定后，“族属悉合诛戮。..除曦妻男并决重杖处死外..亲兄弟有宜人除名勒停。应吴磷位下子孙，并移徙出蜀，分往湖广诸郡居住。吴玠位下子孙，与免连坐，通主吴磷坟庙祭祀”。“五月二日，权四川宣抚使安丙言：逆臣吴曦，罪当赤族，丙以吴氏三世为将，其族甚大，吴玠下诸房，素与吴挺父子，不相往来。虽吴磷下诸子，其间亦有与吴曦绝迹不相交者。若依法一概诛戮，惧有伤圣天子好生之德，恭承诏免。其吴曦一门，附于逆党者，并加诛戮，其余胁从置而不问，今具列吴曦一门当行诛斩，其他异居族人，当与原免者，各具姓名如后。一吴曦二子，已斩首号令；一吴睨，系曦之堂弟，受曦伪命，为侍中兼司农卿；一吴柄，系曦之父挺同胞兄弟；一吴晓，系曦同母弟，曦僭号之后，除集英殿修撰，知兴元府，充利州东路安抚使；一吴晫，系曦之亲弟；已上六人，并已斩首号令，其他婢妾等，已分送诸军，嫁与军兵去讫。一吴玠委系勋臣，其诸孙与兵曦不协。..庶吴磷子孙免沟壑之患。”②可见吴磷纵有孙女，华岳在世时想必已无资格居留蜀中③。而且咀嚼华岳《翠微北征录》卷一《利害》，卷六《将帅小数八·反泄》④涉及吴氏家族遣词造句，几预示着以万言《开禧元年（1205）四月二十七日上皇帝书》⑤和七言律诗《上韩平原》《和戎，自注：时有函首请成之议》⑥痛斥、讽喻权臣韩侂胄（1152—1207）兴师树威，对金轻启兵衅⑦的他，注定势难跟依附韩侂胄作威作福的吴曦家族有任何交集往来。
而吴玠三子中除拱、扶外，三子■①颇受当年以忤秦桧出牵累通判建州，遂请祠家居累年，桧死还朝，正直敢言，甚有政声，多革弊事而得罪权贵的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的汪应辰（1119—1176）②器重，其《文定集》卷六《荐吴■札子》曰：臣伏见右朝散郎、直敷文阁添差、四川制置司参议官吴■，质性厚重，表里诚实，虽生于将门，而更历艰苦，被服俭素，人情物态，曲折通晓，谨守绳墨，安于淡泊，言不轻发，发必有常，有勉励趋赴事功之意。虽任将作监丞，既而累历外任，皆未能究其所长。其父玠，精忠义勇，效死百战，以保全蜀，既没几三十年，蜀人庙祀之，如一日所有。■今任添差参议官已满，伏望圣慈，特除■蜀中合入厘务差遣，既以慰蜀人甘棠之思，而■亦得试用其才，稍自见于职业，必能奉法循理，仰称使令，亦使将家子孙，有所激劝取进止。
据此辨析，华岳诗及少师孙女吴夫人为吴玠三字吴■之女可能性最大，也就是说华岳笔底的吴夫人，很可能是他敬仰跟岳飞并称抗金将领的 “吴少师”吴玠孙女③，尽管吴■子女详情无考；但绝无可能是当年受吴曦投敌罪名牵连而声名狼藉的吴磷孙女，何况吴磷是否有孙女还两说而语焉不详。
综上所述，足见关于“吴少师”这一称谓的使用认证，在南宋抗金早期公认为是吴玠而绝无冠以吴磷者，因为为兄的吴玠声望影响明显大于为弟的吴磷。对于这一基本常识，有诸多当时文献能够从不同视角提供学术支撑。即使一时有难分伯仲，辨认不清情况，只需结合文本具体语境，也能最终水落石出而不致犯难无从下手破案辨识。
四、郑刚中《与楼枢密》书札中 “吴少师”为吴磷说释疑当然，既然有专家怀疑吴玠死后南宋初期与金源交涉地界而据理力争的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1088—1154）《北山集》卷二十《与楼枢宻》提及的 “吴少师 ”系吴磷，在此也有必要就此议题的复杂经过加以论证解答而解惑释疑。尺牍曰：某顿首再拜，四川连关外大稔，营田所入，及二十余万斛，鱼关合江上下，廪廥皆满，水运之弊，亦十去五六，今秋，又与吴少师于兴赵之外、马岭④之间，修筑营田，大寨军民，安乐之来，岁科敷于所减，百八十万缗，外当更裁损近。又约到北官，定洮岷界马路，并无妨阻，应分画事，一切了毕苐。某自贱累到此，幼累翻病，豚犬新妇，六月末妊，子中胃反而死。又老身疾病，比旧遽衰，黾勉从事，其亦何聊？俟及两考，从君相丐祠宫之禄，未知得遂否尔？此书札涉及的“楼枢密”，疑似早年依附蔡京，绍兴九年兼侍读，旋以签书枢密院事至东京检视宫室，复奉命宣谕陕西而颇自尊大，以好货失将士心的楼炤（1088—1160）①；因而本处道及“吴少师”料非吴玠的确可以商量，因为郑刚中接任西北军事行政长官时，吴玠业已出师未战而身先死了。为此，《宋史·郑刚中传》说得非常明白：金归侵疆，桧遣刚中为宣谕司参谋官；及还，除礼部侍郎。复遣刚中为川、陕宣谕使，谕诸将罢兵，寻充陕西分画地界使。金使乌陵赞谟入境，欲尽取阶、成、岷、凤、秦、商六州，刚中力争不从。又欲姑取商、秦，于大散关立界，刚中又坚不从。继除川、陕宣抚副使。兀术遣人力求和尚原，刚中恐败和好，以和尚原自绍兴四年后不系吴玠地分，于是割秦、商之半，弃和尚原以与金。朝廷命刚中去“陕”字。为四川宣抚副使。刚中治蜀，颇有方略。宣抚司旧在绵、阆间，及胡世将代吴玠，就居河池，馈饷不继。刚中奏：利州在潭毒关内，与兴、洋诸关声援相接，乞移司利州。
不过，设若望文生义，不做具体分析，把郑刚中尺牍中“吴少师”断为吴玠似乎也说得通而不为过。因为南宋景定四年（1263）黎靖德（生卒年不详）②编排，咸淳六年（1270）刊布的《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一本朝五《中兴至今人物》上援用主张北伐抗金的著名思想家朱熹（1130—1200）回忆有道是：（金）兀术用事，又欲背约。是时命娄（即楼）照签书密院，为宣抚，辟郑亨仲（即郑刚中）又一人，记不全为属，至蜀，见吴玠。玠曰：“某有一策。昔失陕西五路，最为要害。今虏人以河南归我，而陕西在其中，可谓失策，徐必悔悟。今不若移近蜀之兵，进而据之，则犹庶几。稍迟，则不及事矣。”楼云：“此策固善，但某不敢专，须奏朝廷。”亨仲因力赞之，即草奏。③据此语录，楼炤与郑刚中仿佛在抵达吴玠军中后跟他有所接触并且还曾相互对话，郑刚中甚至竭力赞赏并接受了吴玠的作战建议，当即草拟奏文，故而以上其致楼炤信函指称“吴少师”为吴玠也完全名正言顺，毋庸再行纠缠辟谣了。然而对照郑刚中在《北山集》卷十三《西征道里记》的原序，完备铺叙远赴西北时间显示，他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跟吴玠晤谈并互为赏识。
绍兴己未（九年，1139，上以陕西初复，命签书枢密楼公，谕以朝廷安辑混贷之意，某以秘书少监，被旨参谋。是役也，审择将帅，屯隶军马，经画用度，询访疾苦，振恤隐孤，表扬忠义，公皆推行如上意，故其本末次序，属吏不敢私录，至于所过道里，则集而记之，虽搜览不能周尽，而耳目所及，亦可以验遗踪，而知往古。与夫兵火凋落之后，人事兴衰，物情向背，时有可得而窥者。以其年四月二十二日，舟出北关，六月二十四日，至永兴。七月十三日，进至凤翔。①越三十七日，府告无事，公率官吏以归，水陆凡六十驿，往来七千二百里，本计七千一百九十里。..所谓陈仓者，自是入大散关、河池。自注：河池在汉为故道。为西蜀之吭，敌之攻蜀也。吴玠既败走之，道迷不能出，粮且尽，垂军待毙，赵立为画归路，乃得脱。其后，立又为先驱道之，敌再入，而玠少却。十四日至，八月十九日行，府皆治事凤翔，新鄜延路经略使郭浩，熙河路经略使杨政，秦凤路经略使吴磷，四川都转运使陈远猷以下，各禀议分职而退。②二十日行，府遵旧路归，次舍道理如故..另据《北山集》卷二十《荅柴倅元章》中郑刚中自我袒露登临仙人关前线经过，也充满了九死一生，任重道远的使命感，同时又不难推知其时吴玠业已牺牲快三年了：某再拜，辛酉（绍兴十一年，1141）出使，道上一病濒死。壬戌（绍兴十二年，1142）二月，与北官会议渭河上。三月，胡资政（指胡世将）物故。五月被旨留帅，自是与东南远矣。始至之日，带甲者十万，仰口待哺而廪廥无储粟，四川久输之民气销力，尽喘喘将绝，念无以救之。于是亟买数千牛，率将士尽耕汉中之田，年来岁得粟近三十万斛，覆实虚冒，裁节用度，岁为蜀人捐减，亦五百万缗，疆场安静，劲兵精卒，敛而不用，诚可藏拙。第疾病增进，志力凋落，祠宫之恳日至，堂庙引首，望之不置也。万一得遂，乘峡江未起之时，笑谢军民而出，径卧山中，亦无甚愧，因书辄为知友言之。
因此，实事求是地讲，按照郑刚中《西征道里记》确凿记载，他绍兴九年西行恐怕刚迈入关中门户到达凤翔府之前，吴玠正好于不久之前在仙人关前线撒手人寰而彼此失之交臂，吴、楼、郑三人非但根本未曾谋面，吴玠更不存在向他们面授机宜的可能，换言之，郑、吴会显系约半个世纪后朱熹等误记误传语录。由此《北山集》卷二十《与楼枢宻》有称“今秋，又与吴少师于兴赵之外，马岭之间，修筑营田 ”云云的 “吴少师”，自是指吴磷而非吴玠可知。并且郑刚中明确提及他绍兴九年七月十四日到凤翔府，八月十九日原路返回之前，驻守抗金前线的原吴玠部将郭浩、杨政、吴磷等分别来见，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当时吴玠已死，吴磷接替兄长吴玠肩负起西北抗金使命了。
关于郑刚中为什么会称吴磷为 “吴少师 ”，南宋学者王柏（1197—1274）《鲁斋集》卷十三《书郑北山祭吴忠烈庙文》，透露了些许其中的奥秘与玄机：以书生驭宿将，危事也。岂虚言足以服其心哉？每读北山郑公吴庙之诔，使人跃如凛乎。壮哉！辞也。默成先生所谓至矣远哉！犹有余味。然不有英气鼓舞，于灌荐之表警戒，岂能竦然于称赞之中乎？鸣呼！子房妙于机，策士也；孔明精于才，自用也，惟裴晋公谓处置得宜者近之。后一百三十年里，下士王某伤今思古，为之长太息，书于崖碑之后。
由此可知，郑刚中上任之初曾作《祭吴忠烈庙文》，内容很可能正是其《北山集》卷十四的《宣抚谒庙祭文》：吾民奉牲牢祀神以求福，输贡赋养，吏以求治，神与吏同，惠民者也。某愚且陋，天子之命，帅所谓拊循士卒，垦辟土田，固边鄙以牧此方者，非曰能之，窃有意焉，视事之初，瞻谒祠下，并告区区之心，惟神鉴之，尚飨。
身为书生的郑刚中与吴玠生前并无交流，应该更多是充满了敬畏。但上述所谓“宿将”此刻分明是指吴磷而非吴玠；作为旁观者，王柏显然看出了郑刚中指挥吴玠手下那些边帅，宿将心有余而力不足。事实上，从《宋史·郑刚中》本传有关“都统每入谒，必庭参然后就座。吴磷升检校少师来谢，语阍吏，乞讲钧敌之礼。刚中曰：‘少师①虽尊，犹都统制耳，傥变常礼，是废军容。’行礼如故”的追述辨别语意，郑刚中对于当年吴磷过于讲究名分的这一 “吴少师”尊称，很有些不以为然的贬义，乃至某种意义上还有虽自身力所不逮但犹持保留意见和负面印象可知。另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七绍兴十二年十月载：刚中欲移屯一军，都统制杨政不从，刚中呼政语曰：“宣抚欲移军，而都统制不肯，刚中虽书生，不畏死也！ ”声色俱厉，政即日听命。
这一记录也反映出当年川陕军中宿将对接受身为书生的郑刚中调遣，普遍流露出颇为轻视与不满情绪，从而时不时在官衔名分或指挥权上制造摩擦事端，以令郑刚中深感棘手难堪并无法驾驭掌控。在抗金军政上层冷战频发的这般复杂人事安排局势底下，鉴于吴磷也确实继其兄吴玠后于“（绍兴）十二年入觐拜检校少师”②，于是郑刚中迫不得已，也就顺水推舟，将吴磷尊称为“吴少师”而息事宁人，不扩大彼此矛盾以求太平了。这或许就是吴磷被以“吴少师”相称的来龙去脉，据此也足以把握与考鉴本无纪年的郑刚中《与楼枢密》书札的撰写时间当界定在绍兴十二年，当年吴玠已死三年，此 “吴少师 ”冠名自与他无关了。
同样，《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三十五援引绍兴十年五月辛卯，有秦凤路经略使孙渥（生卒年不详）③跟吴磷的一番对话，也可见这位 “吴家小帅 ”在其兄长吴玠去世后不久，于军中 “勇而锐 ”，急欲树立威信，毕现狂妄骄横不可一世的悍将姿态。
诏以镇江府所藉郦琼水陆田四十三顷赐李显忠，四川宣抚副使胡世将，自河池遣泾原经略使田晟，以兵三千人迎敌。始金人之渡河也，利路经略使杨政尚在巩州，永兴经略使郭浩尚在鄜延，环庆经略使范综尚在金州，而主管鄜延经略司公事王彦亦未至，其地惟熙河经略使兼宣抚司参谋官孙渥，右护军都统制兼秦凤经略使吴磷，随世将在河池。世将仓皇召诸帅议出师，政晟先至渥进曰：“河池平地无险阻，敌骑已迫凤翔，自大散关疾驱，一二日可至帐下。顷吴公宣抚，偶阅兵至河池，几为敌擒，其事不远，愿公去此治兵仙人原，原虽去河池才五六十里，而杀金平、家计寨，天险足恃，元戎身处危地，而欲号令将帅，使用命赴敌，渥不识也。”都统制吴磷抗声言曰：“和尚原、杀金平之战，方磷兄弟出万死破敌，时承宣在何许？今出此懦语沮军，可斩也！右护军强半隔限在陕西，未易呼集，敌来日夜思战，今闻宣抚舍河池去保山寨，失战士心，磷请以百口保破敌！”世将壮之，指所坐帐曰：“世将誓死于此矣！”官属韩诏等进曰：“渥寔失言，不宜居幕下。”遂先遣晟还泾原，渥赴熙河。渥恐惧汗落，单马趋出，顾谓世将所亲曰：“渥为公忠谋，乃反得罪；吴家小帅勇而锐，未见其胜之道也，他日无忘渥言。”①总之，堪称唯一例外把吴磷称为“吴少师”的证言本末，其实有以上微妙的时事背景，并非如同广大将官和前线百姓发自肺腑地尊敬吴玠那么充满保家卫国的真诚期待与热切希望，在郑刚中笔底不无流露出无奈敷衍的选择，就此明眼入一望而知。所以，对于这一 “吴少师”称谓的由来，必须认清其背后的是非曲直，绝不能一叶障目，简单孤立地看问题。行文至此，悬想就持“吴少师”也可能为吴磷说者而言，实际上无非是一例孤掌难鸣的孤证，因为认同“吴少师”实属吴玠说已然占了绝大多数。然而就此明白无误的倾向性论据，有关专家居然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对“吴少师”名号究竟该不该授予吴玠始终无法决断裁判；却又固执己见，以偏概全，强词夺理，委实让人有首鼠两端，狐疑再四的自寻烦恼感觉。
五、王之望论吴磷 “辄苦脏腑”疑似《夷坚庚志 ·吴少师》说辩诚然，绍兴年间总领四川财赋王之望（?—1170）《汉滨集》卷八《论吴磷多病乞吴拱自襄阳归蜀朝札》，提及吴磷晚年患有跟吴玠十分近似而痛不欲生的肠胃病，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十四引述几同。这也许既有吴氏兄弟共同的疾病遗传家族史因素，想必也是彼此先后军务繁忙操劳而同病征兆的反映。所谓：..吴磷日夜措画，以图攻取，事未可期，而其人平时多病，日饵丹砂数十百粒，比暴露之久，时复发作。前欲遣姚仲出秦州，而身自攻关，辄苦脏腑。脏腑稍安，又苦肾肠之疾，每疾剧时，亦颇危殆，今月十五日，下仙人原，还兴州医治。却留姚仲在原上，弹压兵马，强敌对垒，人心危惧，四川事势，可为寒心。蜀人前此，恃以为安者，以其侄吴拱在此，缓急有赖。吴拱移襄阳，渠每以失助为忧，今疾如此，岂可不预为之所?..不过，王之望笔下吴磷“辄苦脏腑”，跟取材于《夷坚志·吴少师》的南宋名医张杲《医说》卷五《误吞水蛭》“每日饮食下咽少时，腹如万虫攒攻，且痒且痛”之症虽相吻合，但相关专家言下之意此系《夷坚志·吴少师》主人公并非吴玠而是吴磷的铁证则不尽然。关于《夷坚志·吴少师》应指吴玠，绝非吴磷具体论述考辨见前，恕不赘复。这里拟作补充的是，当初抗金前线物资匮乏，生活条件艰苦，环境异常险恶，远超乎后人想象；身临西北战场体验出师部队生活的郑刚中《西征道里记》，曾描述前方战士饮食饮水生态之不易道：将家云：出战糗粮，干不可食，嚼糜半掬，则津液便生，余物皆不咽。士卒用小布袋置马上，遇水取袋渍润之尤美。
更为难得的是，继吴玠、郑刚中之后于乾道八年（1172）涉足汉中抗金第一线参赞戎机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1125—1210）《剑南诗稿》中，也不乏描绘北伐作战部队星夜开拔，战斗间隙风餐露宿的艰辛作息状况。这些诗文虽然出自事后追忆和文学艺术加工，但无疑又都是跟吴玠感染寄生虫病的真实严酷环境相匹配的。真所谓：
六月署方剧，喘汗不支持。逃之顾无术，惟望树影移。或谓当读书，或劝把酒卮；或夸作字好，萧然却炎曦。或欲溪上钩，或思竹间棋，亦有出下策，买簟倾家赀。赤脚蹋层冰，此计又绝痴。我独谓不然，愿子少置思。方今诏书下，淮汴方出师，黄旗立辕门，羽檄昼夜驰。大将先擐甲，三军随指挥，行伍未尽食，大将不言饥。渴不先饮水，骤不先告疲。吾侪独安居，茂林荫茅茨。脱巾濯寒泉，卧起从其私。于此尚畏热，鬼神其可欺。坐客皆谓然，索纸遂成诗。便觉窗几间。飒飒清风吹。①总之，种种迹象都表明，纵然吴磷肠胃腑脏呈现的病灶，跟《夷坚志·吴少师》复述的基本雷同，也碍难证明主人翁必然是吴磷而非吴玠；因为《吴少师》掌故口述者张渊道多接触和追述的是吴玠军营中事，几无一例事关吴磷。最为关键的，是与《吴少师》故事极易混淆的《卫承务子》洪迈按语提供了强有力的反证，即正因为将卫承务子劣迹等同于吴玠，因而才对公众产生了吴玠“好色门”般误导。相反，正史、野史既无吴磷贪恋女色，也无张锐为吴磷特地到兴州看病并以土方排泄寄生虫佚史，这就对唯独跟吴玠误合卫承务子的纵欲行为，和张锐替吴玠治病基本事实作了彻底切割。换言之，哪怕吴玠、吴磷兄弟俩肠胃病症完全一致，吴磷的病因也非寄生虫病。否则，弟兄代换而强作解读，岂不形同改写历史，进而把图谋不轨渔色脏水又追加覆盖到吴磷身上不成？这种偷换概念的移花接木式置换举措自与史实严重不符，更难以令人信服。因此，综合考究正史、野史诸多史料得出的最终定论应该是：《吴少师》故事主角只可能是吴玠而非吴磷，这一逻辑关系事实上并不难求证核实。也因此，有关专家申辩留给笔者的印象，不但没有正当理由而大胆假设有余，小心论证不足；并且还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应该就是他在吴玠之死辩论上犯下客观上失察，而主观上勇于揣测臆断却论据严重不足，结案模棱依旧的失误所在。
六、吴玠积劳染疾并发症亡始末长篇研讨至此，问题业已相当清楚了，从吴玠患病、医疗到死亡的先后关系，诚如南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十二收录吴玠军中见证人明庭杰《吴武安玠功绩记》阐述的那样：绍兴七、八年，“上以侯功高，赐亲札，进开府仪同三司，四川宣抚使，而侯已病，自以赏过功，固辞优诏，不许。九年春三月，侯以疾革乞解事，天子恻然忧之。命成都守胡世将，访蜀善医者，治其疾，又驰国医往视。未至，而侯以六月己巳，薨于军，享年四十七。己亥，遗表闻上，震悼辍视朝，特赠少师。九月丙申，其弟磷奉丧，葬于德顺军水洛城。”南宋中书舍人王纶《吴武安公玠神道碑》亦载略同：绍兴九年夏六月己巳，武安王吴玠薨。己亥，有遗表奏闻，上悼之，辍视朝二日谓辅臣曰：前此玠以疾革闻，朕甚患之，遣成都守，访善医者治之。恐不瘳，亟驰以，国医视之，何竟至之不起耶？..上以王功高，赐亲扎进开府仪同三司，四川宣抚使，而王已病，自以赏过功固辞，优诏不许。九年春，疾革，夏六月薨，享年四十有七，终于官。子三，长拱，右武郎；次扶、■，皆文官。王抚士卒，同甘苦，至军政则斩刈不一贷，故人人效死，及第功赏，则断以公论，无请托之私，性乐善，每观史传，有可师者，必书之座右，日诵七书，其用兵本孙吴，而能穷其变化，虽功高贵显，而居常极俭约，至推以予士，则略无少吝，其殁也，家无余赀，至无宅以居，战西戎不过进退之间，决胜负虚则击实则避，坚忍持久，故葬之日，士卒流涕，百姓俱哀，皆感王之忠义，道王之盛德，莫不爱戴而思慕焉。①换言之，是宋高宗令成都守将胡世将访得“蜀善医者”、早先在成州一带以医术出名的张锐北上河池替吴玠治病；病情一度因张锐运用民间土方而对症下药，内脏寄生虫通过腹泻被大致清空而疗效初现，转危为安，虚弱病体有所缓解好转。《夷坚志·吴少师》表述的正是洪迈岳父张渊道亲眼所见或事后耳闻的吴玠病入膏肓第一阶段突发症状。不久过后，原先平复的吴玠浑身并发症再起且愈演愈烈，不治之症凶险，病情迅速急转直下而药石不济，沉疴难起，以致最终无可挽救，一命呜呼。一代英雄没有壮烈牺牲在抗金疆场，却将生命断送于小虫豸口腹之中，这委实是人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一世豪杰的人生悲剧。也难怪熟悉吴玠为人的明庭杰、冯康国都为此深表意外和惋惜。
而《宋史·吴玠传》史实分明取材于明庭杰《吴武安玠功绩记》：
九年，金人请和，帝以玠功高，授特进开府仪同三司，迁四川宣抚使，陕西、阶、成等州，皆听节制。遣内侍奉亲札以赐，至则玠病已甚，扶掖听命。帝闻而忧之，命守臣就蜀求善医，且饬国工驰视，未至，玠卒于仙人关，年四十七，赠少师..由此似乎也解决了上述就洪迈岳父张渊道重新复出的时间困惑。根据《夷坚初乙志》卷五《张女对冥事》有关张渊道退伍在无锡，游历寺院时间为绍兴九年正月；而吴玠三月得病是为第一阶段，六月一命归阴乃第二阶段综合解析，则张渊道被委以重任，再度走马上任到川陕任茶马官时间，很可能在同年三到六月间。正因为他以当事目击证人或洞悉川陕军中事务消息灵通人士身份，悉心搜集吴玠病发、诊断和初步治愈全过程详尽信息，从而才有之后淳熙十六年洪迈回忆其口述《夷坚志 ·吴少师》的正式发布。
七、洪迈《夷坚志》史料价值考验最后，拟再度重申洪迈《夷坚志》的历史文献价值，探讨口述史料究竟该不该被承认和能不能被引用议案。
（一）古今学者印象中的《夷坚志》应当认识到，关于《夷坚志》的历史文献性质及其重要性，事实上早为史上诸多前辈学人所首肯、采纳，譬如自南宋中期名医张杲（约1149—1227）《医说》①卷五《误吞水蛭》起，宋、元、明、清历朝医书②，就业已将《夷坚志》记录发生在抗金大将吴玠和浪荡子卫承务子身上两起病患表象十分相像，但患病成因、场所却迥然有异的典型医案，跟南宋民间神医张锐和刘大用分别施行简便易学而颇见神奇功效，堪称 “土”到病除，死而复生的“土方”，作为向同行传授立竿见影治病救人民间秘方大力推介，广而告之。换言之，《夷坚志》中民间医学的菁华部分，早曾被中国传统医学界有识之士予以吸纳汲取而加以保护传承，这其中恰好包涵南宋抗金将领吴玠的病史与医嘱治疗偏方，相当地具有代表性与实用性。据此也进一步证实《夷坚志》是一部至少涵盖部分可以信赖成分的南宋文史杂著，将它完全归属志怪小说另册的做法既不科学也不足取。
再譬如与《夷坚志》作者洪迈为友的南宋名臣、诗人王十朋（1112—1171）《梅溪先生后集》卷第八《二月朔日同嘉叟蕴之访景卢别墅用郡圃栽花韵即席唱和》诗有云：“野处名园境界赊，夷坚愽物似张华。自注：景卢作《夷坚志》..”同为洪迈朋友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读《夷坚志》后随感诗又有云：“岂惟堪史补，端足擅文豪。..陋儒那得议，汝辈亦徒劳。”③他们都对作为同时同侪洪迈著录反映发生在本朝民间或交游圈内传奇野史的《夷坚志》表示十分地欣赏。王十朋进而把《夷坚志》比作西晋政治、文学、藏书家张华（232—300）编撰的中国古代第一部博物学著作 ——《博物志》而相提并论；而陆游不光肯定了《夷坚志》拾遗补阙的史学意义，更赞赏《夷坚志》充满着浓郁的文学艺术特色。
假如说王十朋和陆游均为洪迈好友，难免于交际应酬中流露出酬答溢美之词的话，清代著名学者阮元（1764—1849）对《夷坚志》的评价则相对地中肯、持正，其《揅经室外集》卷三曰：（《夷坚志》）每卷之下，注明若干事，每事亦必注明某人所说，以著其非妄。书中神怪荒诞之谈，居其大半；然而遗文轶事可资考镜者，亦往往杂出于其间。
更值得重视的是，现当代不少致力于宋代文史研究学者，也并没有因为存在忌讳、质疑和忽视《夷坚志》史料功能现象，就彻底否决《夷坚志》相关数据是出自洪迈努力把它视为正史辅佐参考的有益尝试。据不完全统计，于宋史用功最深，贡献亦最多的台湾知名学者王德毅先生编撰《洪迈年谱》时，在实际运用《夷坚志》口述文献数量上就达十多处之夥；其中很多是把《夷坚志》直接作为第一手材料加以吸收征集的；而且巧合的是，他引证的第一则相关史事，恰好是从吴玠去世的绍兴九年开始的。①而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先生，在其《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第八章《从〈酉阳杂俎〉到〈夷坚志〉》第一节《文人案头文学和南方习俗投影》中更指出：《夷坚志》成书于六十年之间，采取有闻即录的方法，一续再续，..更为内在的，是《夷坚志》讲究以史笔写异闻，笔墨简劲质实而难免拘谨。洪迈以学问文章受知于南宋孝宗皇帝，曾三度抄录《资治通鉴》，供职史馆后，又撰有《四朝国史》恭呈皇览，这种身份趣味使他即便敷叙奇闻怪事，也放不下君子式矜持的架子。②他认为洪迈撰著《夷坚志》带着理性或者说史学家的辩证思维头脑，因而内容有一定的可取性。原《文学遗产》杂志副主编张白山先生《危楼散墨·读〈夷坚志〉札记》，也提到《夷坚志》“虽以写鬼神出名，却也写了宋代作家、诗人的轶事和遗文。..托梦是假，谈（问题）是真的，洪迈是宋人，谈宋人事总是比后人所谈较为可靠”③。同样倾向于摒弃《夷坚志》中梦魇般的志怪虚幻成分，洪迈转载当事人诉求或旁观者陈情背后，还是具有某些真实性与部分可信度的。对于洪迈笔记评论最为精辟的要数鲁迅先生，其《中国小说史略·宋之志怪及传奇文》这样点评：洪迈幼而强记，博极群书，然从二兄试博学宏词科独被黜，年五十始中第，为敕令所删定官。父皓曾忤秦桧，憾并及迈。..迈在朝敢于谠言，又广见洽闻，多所著述，考订辨证，并越常流，而《夷坚志》则为晚年遣兴之书。
如果说鲁迅这番品评正是针对洪迈这部笔记掌故而言的话，那么说明他也是非常认同《夷坚志》雅俗共赏，“并越常流 ”的识见与本事的。
（二）《夷坚志》采编取舍标准的洪迈自我评述其实，宋代笔记史料创编极其发达，阅历丰富的文人墨客大多撰述过跟自己人生旅程相关而长短不一，亦庄亦谐，涉猎面极广的随感笔录，譬如陆游的《家世旧闻》《老学庵笔记》皆然；洪迈除《夷坚志》外，就还曾撰著过被列为宋代最有学术价值三大笔记之一的《容斋随笔》。尽管《夷坚志》因“非必出于当世贤卿大夫，盖寒人、野僧、山客、道士、瞽巫、俚妇、下隶、走卒，凡以异闻至，亦欣欣然受之”，向被后世视为描写离奇荒唐故事而遭贴上志怪小说标签打入冷宫不受待见，哪怕有若干史学养料，乃至重大史实突破，亦往往被轻描淡写地排斥在作为正统、主流史料以外另眼相待。
但是作为史学家出身的洪迈，实际上非常明白口述史料的真实性意义和保鲜（险）度重要性意味着被世人承认与否；他对作为原始素材的选择处置谨慎得当，有一整套完备的验证步骤和验收程序，并非拉到篮里便是菜。所谓：“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者。”“每闻客语，登辄纪录，或在酒间不暇，则以翼旦追书之，仍亟示其人，必使始末无差戾乃止。既所闻不失亡，而信可传。”纵然出现“告者过”或“听焉不审”情况，即“删削是正”，或“摭其数端以证异”；“实为可议”者，就“约略表说其下”，提示告诫“读者曲而畅之，勿以辞害意可也”，千万勿要信以为真。至于有人腾笑其确信度，诚如洪迈自我辩白的：“若太史公之说，吾请即子之言而印焉。彼记秦穆公、赵简子，不神奇乎？长陵神君、圯下黄石，不荒怪乎？书荆轲事证侍医夏无且，书留侯容貌证画工；侍医、画工，与前所谓寒人、巫隶何以异？善学太史公，宜未有如吾者。”所以，洪迈《夷坚志》采编转述故事实则都言明来源出处；即使道听途说，只要口述者信誓旦旦，愿接受采访而同意笔录文字，他都加以收录汇编，并——写明依据归属。这一务实认真态度，增添、提高了故事的可信度与真实感，以此杜绝了信口开河与不守信用。今本《夷坚志》最后附录《人名索引》中，就不乏是跟洪迈同时代的现实中人，有的还是他的至爱亲朋。尤其是像作为回顾吴玠死因重要证据的《夷坚初庚志·吴少师》口述对象的“张外舅”，其实就非别人，而正是洪迈的岳丈、兵部侍郎张渊道。①由于在场人以当事人、见证人或旁观者等多重身份现身说事，极大提升了故事的征信度，也避免了把自己和口述者双双置于诚信缺失风险漩涡中去的情况发生。事实证明这一方法行之有效，包括陆游《老学庵笔记》等不少同时期人笔记，就都直接或间接运用过这套办法，落实保护好信息源作为以正视听的关键砝码。像洪迈稍后习知历朝史实及典章制度的王明清（约1127—？）鉴于南渡后史料散亡，因采集逸闻遗献成《挥麈录》二十卷，所记颇为翔实而多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高宗实录》所援用②，就如同效仿《夷坚志》体例，特别明确相关内容是为某人亲自口授而非向壁虚构，凭空而来。
总之，《夷坚志》虽然被归为古代志怪小说，但其中相当部分轶事正如清代学者阮元所说可资考镜，是经得起史实检验、推敲或验证的；至少应该允许针对不同故事内容，严格区分不同性质而有所甄别对待取舍，绝不该不分青红皂白，自以为一无是处予以全盘否定，这显然不是严肃地对待学问的科学态度。
（三）《夷坚支庚志》卷第六《潘统制妾》与出土吴玠部将彭杲墓志暗合印证应该说，《夷坚志》的史料价值到底是否经得起历史审核，是包括笔者在内大多史学工作者共同关心的学术话题；而笔者也一直在试图寻求破解这一学术命题和难题的途径与渠道，近年总算有了些许回报，并且这一史证作用恰巧充分体现在事关解码吴玠兵团部将潘璋的一则佚史中。《夷坚支庚志》卷第六《潘统制妾》曰：兴元统制潘璋，在临安时买一妾，携入汉中。为人妩媚柔和，举家怜爱。两岁后得疾，若怀孕者。始数日不食，渐至一月枵腹。经十旬，忽产一男子。越三月复然，又四月亦如之。是岁连举三子，闻见者莫不以为异。自是饮食疏数不齐，似有所凭附。预说其家祸福，往往多中。遂白主公主母，乞一净室学道，勿以事相关，昼夜掩户。或穴隙窥之，但趺坐诵经。璋尝排闼强造其处，则四壁环列皆佛书内典，至有天竺及外国所刊板籍。诘所从来，曰：“天女见与。”淳熙辛丑（1181），兵帅彭果（显然“彭杲”之误）选璋部西军赴殿岩，因剡荐其材。妾请从行。璋辞以法不许。舟次果州津溉，谒郡守还，马上望一女子沙上持诵，即之，乃妾也。骇其何自而来，曰：“思君之极，不觉魂飞。”璋亦喜，载与俱东。至鄂渚，其表弟秦奎干办戎幕，来相访。未至，妾已先知，曰：“秦都干至矣。”秦向者固已知之，是日觉其精爽比旧微为耸露，问璋曰：“兄本买妾，闻却遇仙。”璋备言其状，令取一小尊酒与秦饮。所贮才三升，各举十觞，而尚存其半。怪而叩之，曰：“近来学得一戏剧术，不足道也。”明日，秦邀到官舍，语次，及西州风物，曰：“兄留行都，正是春暮，必可饱食玉津樱桃。”妾曰：“此亦不难致，愿假一合往取。”合子至，布气数口，以手帕缄封，授老兵，使持往舟中，且祝勿擅启。少顷而回，樱桃溢合。宾主饫尝，遍及姨州，唯一乳媪及小鬟不得食。曰：“渠不应飨此。”璋问秦：“建溪新茶已到未？”曰：“未有。”妾曰：“我揖能致之。”即于假山侧拈块土置掌内，揉碎嘘呵，付外碾细瀹之。即于假山畔尝，真奇品也。妾每出，必以虎子自随。俄暂起，曳窗屏蔽障。既退，媪鬟视其旋溺，香如麝脐，而色清洁，举而共饮之，妾在坐笑曰：“两人无良，窃饮吾溺。然亦何伤，不过费我几日工夫耳。”后至都城，璋登岸而返，失妾所在。方疑挠之际，一翁一妪来省女，璋无以对。执诣厢官，送于府，奏劾之。坐辄带妇人从军停官责本队自效。彭果（杲）以举官不当削秩。鄱阳吴溱，从妇翁胡德藻官于鄂，见秦生，目击其事。已而遇璋于庐州逆旅，访得本末甚详。又三年，溱往渝川，逢利路州钤辖吴汉英于夔府，因及璋踪，云：“妾生子皆俊慧，能读书。妾今在父母家，无恙。”令人高兴与振奋的是，近30年前陕西汉中洋县出土的吴玠部将彭杲墓志，正好以文献与文物双重证据为凭，清晰还原了《夷坚志》证史、补史作用的可靠性与权威性。1991年12月14日，陕南洋县北纸坊乡石山梁村发现并出土的南宋抗金将领彭杲（1126—1191）墓碑——《宋故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致仕彭公事实碑》①载：（淳熙）九年，（彭杲）应诏，举所部武勇，以左军统制潘璋充选。后一岁，璋坐小法免，以举累降两官。寿王（宋孝宗）雅知公，姑以明法。寻以公久劳外服，军政修明，加吉州刺史，函复元官。继遣使赐，宸翰褒美，并赐金器、香茶。①事实已经很明了了，彭杲墓志表述跟《夷坚志》陈述有关潘璋携眷入伍获罪连带彭杲原因完全吻合；并且洪迈复述故事性强而宛若呈现时空穿越感，足以弥补彭杲墓碑的局限性和隐晦真相，极大扩展了碑文内容的外延。更为重要的是，洪迈还特地刊布了有关《潘统制妾》传闻的出处，以此表明文本既源于局内证人譬如史有其人的利州路钤辖吴汉英②更出自当事者亲口传授。正因洪迈对目击者回忆作了初步把关以示信赖，故而他敢于将掌，握的相关掌故纳入《夷坚志》中聊备一格。我们说科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必须是建立在真实基础之上的话，传统口述的致命弱点常常是口头传说在流传过程中，或者历史工作者在记录某种口述史料的经历中，容易出现拷贝走样的失真情况，从而有损作为主体的历史科学性。③然而通过上述就洪迈《夷坚志》口述历史价值的反复核验，结果再次充分证明《夷坚志》关于川陕吴玠抗金兵团人物故事的鲜活演绎，具有跟历史文献同等重要的参考作用。而这发生在八百多年前史学家洪迈身上尤为难能可贵，因为他那种如当代口述史所倡导的闻录必予复议核查的先见之明与超前意识，显系具备良好史学家素养的严谨求实学风使然。
（四）记录在案的抗金将领儿女私情与以权谋色事例从以上《夷坚志》讲述和彭杲墓志揭示部将潘璋挟妾归队行为说明，儿女情长实属人类社会中两性互动交际的一种正常行为，不论承平时期还是战争年代，都是人之常情与正常心理、生理需要；尤其血气方刚的青年战士，旷日持久的艰苦军营生活带来的势必是性生理和性心理上的痛苦与煎熬。而一旦从军情紧张，随时可能牺牲生命的抗金前线，涉足来到歌舞升平，美女如云，充满声色犬马环境而暖风熏得游人醉的偏安国都临安或成都这样的花花世界，自然目迷五色，身体和心理上形同获得了极大的松弛与释放。因此，荣获军功的潘璋从杭城买妾回汉中抗金前线，无疑属于当年抗金部队成员婚姻生活状况的真实反映，今人绝对没有理由和必要就此对八百年前的抗金士气产生怀疑以至于求全责备，更不可戴上有色眼镜，任意扣上好色消沉帽子。实际上，不仅仅潘璋，随吴玠转战各地，于和尚原、仙人关战役屡获功勋，吴玠死后的绍兴十一年（1141）再度会战仙人原，生擒金源万户将的汉中守将杨政（1098—1157，和接任四川宣抚副使而治蜀有方的郑刚中（1088—1154），都曾经有过类似不可告人的生活作风 “情”节与案底。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尽管正史反复强调吴玠以权谋色，甚至把作案地点都定位在了成都，《宋史》本传综述更深挖根源般近乎深恶痛绝地提起公诉道：“然玠晚颇荒淫，磷多丧败，岂狃于常胜，骄心侈欤！抑三世为将，酿成逆曦之变，覆其宗祀，盖有由焉。”可是就普通读者好奇关注的身为抗金英雄吴玠，究竟腐化堕落到什么不可言状程度⑤和难以启齿话题，正统史传却几乎异口同声在吊足了读者胃口之后又集体戛然而止统一失声了，始终列举不出哪怕如《夷坚志·卫承务子》般言之有据的斑斑劣迹或重磅猛料。换言之，似有动向却实无动态披露。如此不负责任的指证指斥，自然严重违背了以事实为根据的取证、举证法则而形同于诬告与陷害了。所以，从根本上看，吴玠死于纵情声色就是一个事出有因而查无实据的彻头彻尾伪命题。
与此截然相反的是，有关郑刚中和杨政沉湎姿色事例虽然从未见诸正史而不着一笔，但并不表明他们私底下就不曾尽得风流而快活过了。南宋绍兴年间侨寓隐居钱塘清波门的周辉（1126—1198）《清波杂志》卷八就有这么一番记录：郑刚中之镇蜀地，眷妓阎玉。忽民间遗火，延烧所居富春坊。①郑于火中获一旗，上有改东坡《海棠》诗云：“火星飞上富春坊，天恣风流此夜狂。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郑一见曰：“必道山公子也。”此记直击郑刚中蜀中风流韵事早为人所晓而播于人口，他火中依红偎翠狼狈出逃所得旗帜，很可能就出自同道间戏弄恶作剧而已。至于《宋史》卷三百六十九、列传第一百二十八《刘光世传》，贬责南宋 “中兴四将 ”之一刘光世（1089—1142）“律身不严，驭军无法，不肯为国任事..与时浮沉..方之韩（世忠）、岳（飞）远矣”云云，以及南宋杜大珪（生卒年不详）《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五十五朱熹（1130—1200）撰《张忠献公浚行状》，列举数落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1097—1164）绍兴七年（1137）“归自江上，奏刘光世握兵数万，无复纪律，沉酣酒色，不恤国事，语以恢复，意气怫然，宜赐罢斥，以警将率 ”云云，恐怕跟吴玠被污蔑一样，并属抗金阵营内部同室操戈，互相贬责倾轧而并无实证。
不过，吴玠另一员部将杨政，尽管正史言之凿凿其驻守汉中十八年，修堰筑堤，颇便于民而官至御前诸君都统制，加太尉。然而就是这么一位一向被树为俨然抗金英雄的正派形象，在《夷坚支乙志》卷第八《杨政姬妾》中，却分明是一介大搞权色交易又玩弄女性，乃至残酷冷血无情而杀人如麻的衣冠禽兽般恶魔形象；其迫害虐待女性的兽行，简直根本不能跟潘璋对爱情的珍惜忠贞等量齐观了：杨政在绍兴间为秦中名将，威声与二吴埒，官至太尉。然资性惨忍，嗜杀人。帅兴元日，招幕僚宴会，李叔永中席起更衣，虞兵持烛，导往溷所，经历曲折，殆如永巷，望两壁间隐隐若人形影，谓为绘画，近视之，不见笔踪，又无面目相貌，凡二三十躯。疑不晓，扣虞兵，兵旁睨前后，知无来者，低语曰：“相公姬妾数十人，皆有乐艺，但少不称意，必杖杀之，面剥其皮，自手至足，钉于此壁上，直俟干硬，方举而掷诸水，此其皮迹也。”叔永悚然而出。杨最宠一姬，蒙专房之爱，晚年抱病，困卧不能兴，于人事一切弗问，独拳拳此姬，常使侍于侧，忽语之曰：“吾病势汫漉如此，决不复全生，我倾心吐胆只在汝身上，今将奈何？”是时气息仅属，语言大半不可晓。姬泣曰：“相公且强进药饵，脱若不起，愿相从往黄泉下。”杨大喜，索酒与姬，各饮一杯。姬返室沉吟，深悔前言之失，阴谋伏窜。杨奄奄且绝，瞑目，所亲大将诮之曰：“相公平生杀人如掐蚁虱，真大丈夫汉。今日运命将终，乃流连顾恋，一何无刚肠胆决也！”杨称姬名曰：“只候他先死，吾便去。”大将解其意，使绐语姬云：“相公唤予。”呼一壮士持骨索伏于榻后，姬至，立套其颈，少时而殂。陈尸于地，杨即气绝。
如何看待《杨政姬妾》上演的这桩跟正史褒奖杨政政迹严重不符，几乎让人难以置信而耸人听闻的惊悚恐怖剧情，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认为：曾经声称“无意于纂述人事及称人之恶”的《夷坚志》，竟在《支乙卷第八》“杨政姬妾”（此条与史载杨政事迹不符。杨政为南宋初期的抗金名将，对于支撑秦陇，保存川蜀，建有显赫战功。《宋史》本传称他在战争中能“抚定居民，秋毫无犯”，守汉中时兴修水利，“凡利于民者不敢以军旅废”。其为人亦谦恭谨慎。此条只能作为虚构故事来读）条，描写了怵目惊心的人间罪恶..小说并没有正面描写“杖杀”和“剥皮”的血腥场面，而是侧面着墨，把众多血腥场面凝结成一个暗影幢幢的残酷而神秘的意象，于人物的疑惑和低语之间刻入读者心中，显示了入木三分的艺术功力。随之，作家又捕捉住极有特征的时刻和场合，已经官至太尉的杨政病危时，诱导有专房的爱姬说出“愿相从黄泉下”，爱姬反悔沉吟之际，他还不能瞑目，直到手下人用绳索勒杀爱姬，陈尸于地，他才气绝。这是《夷坚志》中极少数没有以因果报应来解释人物变态行为的作品之一，它以富有特征和力度的一侧一正的描写，淋漓尽致地暴露了权贵家庭中生杀予夺的残忍性和绝情性。说到故事的起因，如果不是故事的传说者和同为权贵的故事撰定者，与那位已亡故三十余年的历史人物有宿怨，借小说以鞭尸，那么就是人间残忍性给作者留下过分浓密的恐怖的阴影了。①考察《夷坚志》中《杨政姬妾》与同卷随后的《宜兴官人》《张元榦梦》和《骆将仕家》三则掌故，均出自北宋末期宣和六年（1124）为淮上宿州户曹，南宋绍兴中任江南常州知县的洛阳籍人张晋英涛次山述说，属于跟杨政同时当代人谈论本时代事，有理由相信存在一定的可信度；因为就张氏本人而言，《夷坚支丁志》卷第二还有其甥安劝口述《张次山妻》故事。总之，张次山其人经查与杨政似并无过节恩怨和深仇大恨，进而要无中生有，恶意中伤杨政残害姬妾。何况洪迈在《夷坚支乙志》序中说得很透彻：天惠赐于我，耳力未减，客话尚能欣听；心力未歇，忆所闻不遗忘，笔力未遽衰，触事大略能述。群从姻党，宦游岘、蜀、湘、桂，得一异闻，辄相告语。..殊自喜也，则手抄录之，且识其岁月如此。
所以，笔者主张史学工作者需要具备正视、透视与洞察历史人物，特别是正面人物深藏于正史刻画背后而不为人所晓的双重人格的能力和勇气。只要参观了解了四川华蓥出土谋杀叛臣、吴玠侄孙吴曦（1162—1207），平息其叛乱投敌阴谋的抗金将领安丙（？一1221）墓葬奢华排场，和陕南洋县出土吴玠部将彭杲墓葬随葬品、乐伎俑等的规模②，想必就不难窥见某些抗金英雄生前不为人知的真实生活另一面了。因而对于仿佛原始控诉状般的《杨政姬妾》遗闻，笔者持宁信其有，恐非空穴来风的半信半疑态度；相反，存世文献资料透明度极高地以审计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吴玠本身与家庭子女都生活清廉简朴甚至近乎清贫，从未引发过人们在生活与作风问题上对他的猜测疑虑与不信任感。
（五）无的放矢污蔑的吴玠无欲则刚般私生活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1907—1998）在《略论辛稼轩及其词》三、《论稼轩词》第二中曾经指出：南宋的统治集团中人，既大都是文恬武嬉，沉迷于醉梦腐朽的生活当中，而一般漂浮在社会上层的文人学士，又大都寄情于声色，或把时光消磨在玩弄玄虚概念上。对于这样的政风和士习，辛稼轩在其痛心和憎恨之余，便时常在其歌词当中给予一些泼辣尖锐的批评和抗议，冷讽和热嘲。①反观本文专题探索追究的吴玠纵情声色本事，有必要严肃强调的是，虽然正史上反复重申吴玠重色服毒，但是却根本没有理出哪怕如野史《清波杂志》和《夷坚志》登载的郑刚中、杨政、潘璋般声色俱全故事头绪，这自然使得长久以来沿袭不绝有关吴玠好色之徒的习惯性论调黯然失色。试想，抗金豪放派诗人陆游蜀中冶游，放浪形骸，尚有其自作诗和“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②等正史记述为证；即如陆游好友的豪放派词人，同时也是抗金大将的辛弃疾（1140—1207），也不免有轻狂好色言行，散见于其稼轩词中。譬如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一江、淮、两湖之什的《浣溪沙·赠子文侍人，名笑笑》《南乡子·赠妓》；卷二带湖之什的《东坡引·闺怨》；卷四瓢泉之什的《鹊桥仙·赠人》《又送粉卿行》《西江月》《又题阿卿影象》《临江仙·侍者阿钱将行，赋钱字以赠之》共四首③；卷六补遗《眼儿媚妓》《乌夜啼·戏赠籍中人》《如梦令·赠歌者》《江城子·戏同官》《惜奴娇·戏同官》等浓艳辞章，似乎都是辛弃疾于风月场合的即兴酬唱之作。然而唯独针对吴玠，正史空口无凭却指名道姓说他欲壑难填，着实匪夷所思。难道这真的是出自捕风捉影了吗？吴玠唯一让人形成挥之不去生活作风不够正派的坏印象，应该就是岳飞（1103—1142）冤案被平反后出现的所谓替岳飞介绍侍妾说了，这在相当大程度上令他给人们留下了身边美女如云，整天花天酒地而生活糜烂的重大嫌疑。南宋谢起岩（生平生卒年不详）《忠文王纪事实录》卷四载：（岳飞）不求华巧，旁无姬妾。蜀帅吴玠，素服王善用兵，欲以子女交欢。尝得名妹，有国色，饰以金珠宝玉，资奁巨万，遣使遗王。次汉阳，使者先以书至。王读之，甚不乐，即日报书，厚遣使者而归其女。诸将或请曰：“相公方图关陕，何不留此，以结好？”王曰：“吾少师于某，厚矣。然国耻未雪，圣上宵旴不宁，岂大将宴安取乐时耶?”左右莫敢言。玠见女归，益敬服，以为不可及。①然而关于岳飞②的官私文献由于他生前、身后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昭雪后又受到过分拔高报道，相关内容也未尽客观公正，需要严格区分认证。③此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3绍兴三年二月辛卯，转载时人张同的《吴玠传志补遗》，有关吴玠在仙人关前线安置年轻尼姑，通过她深得金兵将帅崇拜而信任的高僧午长老，替南宋军事决策层搜罗金兵情报，也可能是他让人误以为跟该女尼有不可告人授受不清奸情隐私而再添悬疑色彩的症结之所在：金帅蕯里罕（即金将完颜撒离喝，?—1150），最好释氏。僧午长老者，最所尊礼，至得与其妻妾杂坐饮食。而仙人关尼某，少畜于是僧，忠烈于是置尼私第，日以施利厚给。已而使尼手书，言忠烈所以待己意，惟汝可报，及密许高爵，且啖以金。午喜诺，吾谍之往者，皆馆于方丈，往来不绝，萨里罕（撒离喝）不疑也。于是金人情伪凡至密之事，吾举得之。费士戣《蜀口用兵录》，亦载此事，且云：至是，玠知金将犯金洋云云。
所幸历史的真相是，吴玠的私生活非常地检点庄重，有案可查毕生唯独迎娶过张氏一人①，诰封永宁郡夫人，育有三男四女，仅此而已②，并不见另有三妻四妾的旁证。而曾深入吴玠部队跟他长期接触的南宋丞相张浚的幕僚冯康国③，“于魏公幕府，时见吴侯之用兵与虏战，世所罕及，即古名将，亦不过此。何一旦殁耶？因相与痛惜。冯公（宣抚司参议冯康国元通）④亦哀号不已，呜咽流涕而泣曰：何天不佑哲人，而遽夺之速也？念其往日在川陕时，不独公尔忘私，国尔忘家，且惠泽于民，俊民不能默默无语，遂历数其事发，乃握笔而记之。”⑤另一位见证人明庭杰俊民《吴武安玠功绩记》更曰：“（吴玠）论无请托之私，性乐善，每观史传有可师者，必书之坐右。日诵其书，其用兵本孙吴而能穷其变化，虽功高贵，显而居常，极俭约，至推以予士，则略无少吝，其殁也，家无余贽，至无宅以居。”⑥《吴武安功绩记序》又曰：“其抚养士卒似吴起，其勤俭精力似陶侃，违令必戮似孙武，子忧国远，计不侥近，功似赵充国。身殁之日，知与不知，莫不流涕，又似李广与羊祜也。..是以能胜所难胜，守所难守以保全蜀。使有数年之寿，则中原之复可几也。方其薨也，其长子未冠，二季犹幼。胡宣抚（继吴玠宣抚川陕的胡世将，1085—1142）为行状，不询其子，使二旧吏立供，为之墓志。又据行状而言，是以如是之不详。乾道乙酉，予既作补遗，志其大者，凡数十事，以遗其少子参议，且类宸翰、诏命、碑镂为一集，目之曰：《保蜀忠勤》，庶备国史异时采择，因使蜀士大夫知本末，而后之为大将者，有所矜式。书成，人喜读之，荐绅遗传，已满四川，然意尚有遗也。”①李心传（1167—124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十月也实录吴玠行伍清贫曰：“上谕大臣曰：‘吴玠久在蜀，备著忠绩。虽已优加恤典，然闻其家颇贫，可赐钱三万缗。仍进其弟军职，令抚其家属，故有是命。上谕在十月壬申。”如此坦荡正人君子，铮铮抗金英雄，可想而知势必爱惜自己的羽毛、名誉。诚如吴玠去世将近三十多年后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汪应辰（1118—1176）《文定集·书吴忠烈遗事》依然赞颂其平生行状道：“忠烈吴公力捍强敌，以保全蜀，其忠勇谋略，夫人而能言之。今观其遗事，如平籴、营田、兴水利、辟矿土、招流民、减冗员、节犒享，汲汲焉以爱民体国为意。..今复于忠烈公见之。公殁几三十年，而蜀人奉尝如一日，其忠诚所感格，惠民之所固结，非偶然也。”综上所述，廉洁奉公的抗金将领吴玠，纵令好色下流行为确有其事，但败露行迹何在？这正是此前笔者比较同为史学著作的《三朝北盟会编》而针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无的放矢的历史追问所系。
（六）再论不可抹杀的《夷坚志》口述史料价值进一步深研至此，不妨就《夷坚志》为代表的古代口述史话题做一个小结。很显然，历史研究永无可能重构全部历史，历史学家或多或少有其局限性，难以了解历史真相全貌。其理解和表述总不免受到本身和时代局限性制约。因此，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学要比史学更真实，因为文学更能揭示并表现人的真情实感，这就是读野史要比读正史更能使人窥见历史真相的原因，也是野史价值之所在。野史或出自当事者亲笔，或是别人访谈笔录，后者即口述历史，它往往比回忆录更有价值。而之所以如此，取决于访谈者水平。口述史既来自事件亲历者亲口吐露，总不失其原始史料价值。②其实，近代史学家很早就开始关注口述史料的重要性了。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说史料》指出：“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也谈到出自口述的野史杂记不可多得：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查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大摆史官的架子。
而现代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史料与史学》更有这样的评述：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为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但是有了琐言一类的杂史，则民间言语，亦获记录，而此种民间言语，则最为可信。
当然，像《夷坚志》这样的口述材料也免不了有文过饰非的小说家言，从而使其真实性为之打折受损。就此，洪迈倒并不回避或讳言这一情况会发生，因为他本身首先是一位严谨的史学家；正如以上点到为止的那样，《宋史》卷三百七十三、列传第一百三十二本传载：“以提举佑神观兼侍讲同修国史，迈初入史馆，预修四朝帝纪，进敷文阁直学士，直学士院讲读官宿直，上时召入谈论至夜分。十三年九月，拜翰林学士，遂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年为一书。..迈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谓其文备众体。迈考阅典故，渔猎经史，极鬼神事物之变，手书《资治通鉴》凡三，有《容斋五笔》《夷坚志》行于世，其他著述尤多，所修钦宗纪多本。..而迈文学尤高，立朝议论最多，所谓忠义之报，讵不信夫？”故而他在《夷坚支丁志序》中坦言，读者不能把口述史料的确切真实程度绝对化：支丁既成，姑摭其数端以证异，如合州吴庚擢绍兴丁丑科，襄阳刘过擢淳熙乙未科，考之登科记，则非也。..蜀僧智则代赵安化之死，世安有死而可代者，蕲州四祖塔石碣为郭景纯所志，而景纯亡于东晋之初，距是时二百余岁矣。凡此诸事，实为可议。予既悉书之，而约略表其说于下，爱奇之过，一至于斯。读者曲而畅之，勿以辞害意可也。
事实上，貌似正统历史文献同样也是有选择性的，并非言必无懈可击，句句是真理；而口述的所谓不足与缺陷亦非绝对，在做口述访谈时最常见的受访者遗忘和“虚拟”，在历史文献中也有所存在。①换言之，口述历史有其优势和缺陷，历史文献同样如此。因此，史学研究的最佳途径是将历史文献与口述史料互为补充对证，这样才能从各个侧面立体地再现历史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然后经过独立思考和客观判断，最终得出较为接近历史真实的正确答案。
（七）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无缘核验《夷坚初庚志·吴少师》的连带失误实际上，有关吴玠晚节亏损于涉嫌不雅，迷恋女色说的始作俑者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对于洪迈《夷坚志》的史学价值，也并未彻底置于冷宫不加理睬，而是做过批判性地采纳接收的。他曾对《夷坚志》的史学开发利用，做过细致认真的考察分析，就失误处尽量加以指正避免，而就可信者则予以采信备案备注。因而在其所著南宋初期重要历史大事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于每条记事底下，大都附有大段注文，胪列各种异说异文作“考异”与正文并行，其中就不乏涉及对《夷坚志》文本的取舍，由此为后世研究者留有 “递相稽审，质验异同 ”的再探索余地。
譬如卷八建炎元年八月考订曰：“又熊克②《小历》称（陈）通等逼特进薛昂领州事。按昂靖康元年已落特进，克不详考耳。克又称（顾）彦成为转运副使，盖承洪迈《夷坚志》之误。”③卷二十八建炎三年九月再考订曰：“熊克《小历》称（孙）九鼎陷金十年始登第，盖承洪迈《夷坚志》所书也，非实。金人以靖康元年陷河东，至此始五年，盖误记耳。”④同卷年月则肯定道：“此据洪迈《夷坚志》增修，志中通判无名，今以日历寿春府奏状考之，则王摅也。余见四年十二月癸未。”⑤卷四十建炎四年十二月再度认可道：“日历寿春府奏见，禁叛逆守臣马识远而无行遣指挥。此以洪迈《夷坚志》所书修入。”①卷五十五绍兴二年六月也认同作：“此事据《夷坚志》，不得其年，因谢雨附见。”②卷六十一绍兴二年十二月详加考辨道：“此以洪迈《夷坚志》及明橐劾范漴章修入，但迈以为达陷州城，与橐所奏不同，恐误。苏轼白鹤故居，亦在城外，迈不细考耳。”③卷一百三十三绍兴九年十一月另有考证：“言者论相、罢总领在此月乙酉，今联书之。相为岳飞劾奏，据洪迈《夷坚志》所言。今以臣僚所劾行下者，盖不欲令出于将帅之意云耳。”④卷一百四十二绍兴十一年十一月载：“此据王明清《挥尘后录》..此据洪迈《夷坚志》。”卷一百五十三绍兴十五年五月载：“程师回则见于洪迈《夷坚志》。”⑤卷一百六十三绍兴二十二年秋七月载：“（程）敦厚事，并以洪迈《夷坚志》修入。”⑥李心传这些对待《夷坚志》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调研判断的史学研究态度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不过，李心传在吴玠非正常死亡问题上，毕竟一反常态，形同信口雌黄。估计是听信了谣传，却没能及时提供和揭示揭发吴玠在成都寻花问柳，物色作案骚扰对象的实例或案情具体经过等过硬史料，便匆忙在其生活作风议论上仓促发挥联翩式想象解读来定论定性，以致在关乎吴玠名声荣誉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犯下过不可饶恕的大错特错，释放出推波助澜误导后世的不正确信号。就此史识缺陷一端，也是特别需要指出并值得史学工作者引以为训的。
至于其铸就这一并不属实重大失误的缘起，估计是由于以下相关因素所酿成的。从以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援引《夷坚志》内容篇章卷次，可以观察到有关篇幅几乎都集中于甲乙两志，而并没有之后的其他各志。这说明李心传庆元二年（1196）开始撰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⑦，历时约十二年，到嘉定元年（120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成书⑧，这期间洪迈《夷坚》甲、乙志因印刷出版及时，流播遍及四方，以至于绍兴三十年（1160）完成的甲志，和乾道二年（1166）完成的乙志在乾道八年（1172）和淳熙七年（1180）于多地多次加印，几乎 “家有其书 ”⑨，这也是李心传在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时，得以大量利用甲、乙志内容予以互相校勘史实的重要原因。
然而继甲、乙志之后的各志，尤其是事关吴玠之死的《吴少师》掌故，尽管出现并完成于淳熙十六年（1189）的初庚志中，但分明尚未得以刊刻付梓上市，从而影响到李心传事实上无从以最快时速了解掌握与引用考核；换言之，李心传在撰写绍兴九年历史，乃至最终完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时，还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洪迈《夷坚初庚志》中《吴少师》故事，更不必说《夷坚支戊志》卷第三的《卫承务子》了。因此从出版时间上替他的罪过作无过错辩护的话，是错失时机而不许可他对误传诋毁吴玠死因话题予以严格对证审核与考订驳斥，进而令他犯下偏听轻信有关吴玠贪图女色传闻①；在具体论证上，缺乏强有力实据支撑是一严重不足。而洪迈于淳熙十六年（1189）完成包含有事实上替吴玠死因正名内容的《吴少师》在内的《夷坚初庚志》，也不排除是他因感于此期间吴玠被追封为涪王②而力求替他相关不实之词正本清源动机使然；当然，撰著《夷坚支戊志》卷第三《卫承务子》或许更有此意了。只可惜就此李心传均无缘领教而纠正在吴玠之死问题上犯下的原则性错误了，这无疑是身为南宋著名史学家的他撰著南宋当朝史的一大缺憾所在。
（八）口述史料在史学研究应用中提供鲜活线索作用综述顾吉辰先生《也谈吴玠死因》认为：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上集卷十二、《琬琰集删存》卷一明庭杰《吴武安功绩记》以及徐梦莘（1126—1207）《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五绍兴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己巳条下中书舍人王纶为《吴玠墓志铭》《吴武安功绩记序》，均不获《宋史》有关吴玠“晚节嗜色，多蓄子女，饵金石，以故得咯血疾而死”等记载。但是古代或今天，人们为死者撰写墓志铭、神道碑、行状、哀悼文以及悼词时，往往多有赞美之词，少有贬词，这是一种习惯了，即只讲好话，不讲缺点。③以此证明时人替吴玠树碑立传时也许出于为尊者讳的善意，避而不谈他生前的丑闻劣迹。这当然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可又似乎未必尽然，譬如上述《宋故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致仕彭公事实碑》，分明在彭杲身后墓志铭中检举了他擅自允许部将潘璋携眷随军入伍有违军纪遭受处分“以举累降两官”的案例，只是未将前因后果具体化；而这一细节铺陈恰好由《夷坚志·潘统制妾》加以弥补填空，令读者由此了解了事件真相的本末原委。由此可见顾先生关于古人墓志、传记避讳尊者不可言传家丑的说法不无以偏概全之憾，无法完全令人信服人们更希望获得的解释，是作为正史《宋史·吴玠传》等有关他无节制纵欲而亡的指斥依据与例证到底何在？就此，包括顾先生在内所有持吴玠如色狼论者，均三缄其口，未给出充满合理的答复，这一现象同样令人遗憾而感觉苍白无力！而恰好与此相反，可能正因为拙稿集中讨论吴玠渔色说纯属查无中生有，故而同样不为有鉴别眼光而不人云亦云，甚至比李心传更早了解吴玠死因底细的严谨史学家如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等采编在前。否则，倘若吴玠恬不知耻贪色而亡确有其事并为社会震惊，令人群起而不齿，势必如之后陆游在蜀中颓唐放浪行迹般播于人口被记录在案，绝对不至于默默无闻或缺乏具体案底仅李心传三言两语一锤定音的吧？其实像著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旧闻证误》的蜀籍史家，如果吴玠蜀中渔色事实俱在，李心传应当有充分的调查发言权，决不会就此不动声色，点到为止，从而使其真实性在自己的史学著述中出现事实存疑失真的不足。退一步讲，即便他的调查处于初级阶段而不欲广为传播，料自有其他史料笔记予以曝光而拍案惊起，谁能保证口无遮拦的众多知情好事者能一直守口如瓶，默不作声，不广为扩散传播呢？尤其是当吴玠侄孙吴曦准备投降金兵引敌长驱入蜀阴谋败露被平息绞杀，吴氏家族三代抗金威信受到巨大冲击之后，如若吴玠生前的确曾经有过如正史所陈罪孽，特别他竟然还是因贪图女色而一命呜呼的话，相关隐私可想而知会被人如鞭尸般挖掘剖陈而津津乐道，绝对不可能始终保持沉默而一言不发，不展开民事诉讼般调查。可是，幸灾乐祸者期待的谣传并未被海量详尽事实所印证，哪怕道听途说现象也没有出现；相反，倒是不着边际、似是而非的正史点评，令吴玠给人以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般坏印象，这委实应该归咎正史造就了吴玠的不公正待遇啊！
八、《夷坚志》以鲜活史实纠正吴玠死因成见的史学意义综上考析，有理由断定，有关吴玠荒淫之说，无非李心传智者千虑，只是按照偏听则信①形成的主观臆断而罔顾事实，误入歧途，将吴玠推上了道德审判台加以谴责鞭挞。至于笔者曾列举陆游渔色等无行文人般举动②，诚如顾吉辰先生所云固然与吴玠本事互不相干，没有前后因果关系；不过，笔者以陆游为例，正是为了说明李心传率先报料吴玠的淫棍形象缺乏事实依据而罪名难以成立。因为风流如陆游尚且有同时及后世大量记载传世，并为他本人诗文自陈坐实；对于吴玠，当时更不会存在双重标准而有所隐瞒讳言的吧？尤其在其侄孙吴曦叛乱被平定，吴氏兵团声誉扫地之后，吴玠如果真有正史指称调戏妇女等为人侧目秽行的话，一定会真相大白于天下而被明确记录在案。据此愈加表明李心传孤立无助的不堪一击。
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确立的以诗证史，诗史互证学术方法论，业已为当下史学界接受公认并深受赞誉。对于本文将洪迈《夷坚志》当作南宋正史而外民俗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参考史料与古之口述历史一说，相信读者与笔者一样，有同样足够的理由作如是观；或者把《夷坚志》视为跟洪迈《容斋随笔》一样，是一部内容精彩纷呈的史料笔记，绝非子不语怪力乱神般异端鬼怪小说。因为典型如顾吉辰先生《也谈吴玠死因》认为《夷坚志》乃志怪小说，就吴玠之死不能“以此（即《吴少师》条）为主要认定根据”，否则“恐怕不够牢固”说已经不攻自破。特别是通过比对《夷坚志·潘统制妾》，跟作为最新证据的出土南宋涉案当事人石刻文献史料的完全一致性，就是很值得轻视这部古代口述史力著者反省三思的绝好例证。事实上，口述史研究并没有多少了不起，也并非要取代或者颠覆文献史，其史学观念和价值追求始终坚持不以既定结论剪裁史实，而是以鲜活的史实刷新历史成见，填补史学记载的空白和盲点，努力展示历史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不溢美，不隐恶；揭示历史事件的复杂性，避免简单化，脸谱化；重视细节的力量，让细节凸现历史的真谛，拓宽史学的视野，再现历史的多样性，以述为主，述论结合，包容不同意见争鸣。
其实，自古以来，“人们总是在不同的时代和地点，据以不同的目的，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历史进行着诠释，正是这些不同语境下的不尽相同的表述层层叠加，使得所表明的意义已远远超越‘历史’本身”。“事实上，历史可分为本真的历史和记录的历史，本真的历史无法还原，流传下来的都是记录的历史，它们只是历史碎片，并非本真，更不是全部，任何还原历史现场的企图只能是一重奢求，尤其是那些丰富的细节更是无法重现。于是在本真历史和记录历史之间就有了间隙，而这一间隙便成为人们反复书写的依据。面对这一间隙..历史学家试图通过实地考察、文物考证等方式来弥合这一间隙，寻求历史源文本和重构文本之间事实上的贴近。..历史书写都有一定的限度和难度。对历史诠释的限度与难度恰恰考验着书写者把握历史的能力。” “所谓‘实说’历史，有三层含义：一是立论所依据的史料，应该是经过认真辨析的信史。二是对可信史料的综合研究，不但要注意到该史料本身的价值，而且要注意该史料在当时的社会价值，即在当时语境下所产生的实际的社会效果。三是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还要放回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加以检验，不顾左右而言他，不为盈利而媚俗、作秀，本着学术良知，按照学术规范，秉笔直书，实话实说，实事求是地撰写、发表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①顾吉辰先生是笔者久仰敬重的前辈宋史研究方家，其《〈宋史〉比事质疑》《宋代事始考录》和《〈宋史〉考证》②，均为本人极其佩服的宋史文献研究专著；但叫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仿佛一开始就很不待见认同洪迈的《夷坚志》而充满了主观偏见或者说不信任感，因而其三种专著征引书目中始终没有出现《夷坚志》的影子③，从而使得其这本专业学术性很强的史学著作，丧失了许多本该更为丰富多彩的宋代社会史方面的宝贵史料，着实让人为之感到遗憾！而就顾先生怀疑洪迈《夷坚志》的史料价值，特别是不容分说否定其颠覆吴玠死因史观成见这一不可或缺的重要佐证作用，笔者愈加不敢苟同，特此敬请再赐教益为盼。
与此同时，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口述历史研究行将或业已开始改变原先史学研究方法，打破过去仅仅以文献资料为根据，由历史学家撰写传统史学的叙述方式，让历史参与者和见证人直接讲述历史，将个体生命融入历史学中。既弥补了文献史料不足，又可以校正可能出现的认识误差；同时使历史呈现出有血有肉个性特征，更增加了色彩缤纷的历史丰富性、生动性、真实性和可读性，这是传统史学所无法比拟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像《夷坚志》这样具有具体场景、细节描述和很高文本研究价值的口述历史材料，不仅借此丰富历史本身，而且凸现口述历史特点，使历史研究更加接近于真相。④结论鉴于有关吴玠死因问题的探讨，一定程度上业已进入司法鉴定程序，就让我们追溯历史回到宋代。按照当初证据制度研究得出的综论是，宋代司法证据体系相当完备，判案非常强调言词（口供、述、陈述、证言）证据、物证、书证和检查勘验证据；证据的获取、审查与使用也有一整套应用程序。与此同时，在证据制度实施过程中，还贯彻了一定程度抑强恤弱的人文关怀精神。⑤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认定”吴玠渔色致死说的传统史观，需要更大勇气去坚持无罪推定的裁断原则。因为以往吴玠“好色门”始作俑者酿成的历史冤屈，正是源于没有坚守证据底线。此番本文严肃认真的全方位终审，相信就吴玠冤魂而言，可谓充分享受了精准史学成果的权益保障。而鉴于史料缺环，吴玠之死为什么被诬陷跟渔色有关，乃至连著名史学家李心传都信以为真，涉笔杜撰，尚未大白于天下；但这与吴玠在此问题上获得平反昭雪，实际上并不存在矛盾之处；相反，此举是服从疑罪从无原则的必然结果。
回顾总结以上所谓吴玠纵淫疑案的始末全过程，可知他平生既从无陷入过风流成性舆论风暴，也不曾被推向谈“吴”色变，声名狼藉的风口浪尖，更没有因为个人私生活混乱的绯闻、秽史嫌疑而被投诉、起诉或上诉报案立案记载。换言之，吴玠一无犯罪前科，二无犯罪记录，三无案发时地、现场勘察，更不要说能串联起足以侦探破案的蛛丝马迹证据链了。由于并不存在证据确凿充分的犯罪事实能将他定案而令其伏法认罪，被绳之以法。如此，经复核再审对吴玠改判无罪，是基于裁定吴玠有罪证据严重空缺，证据根本没有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定罪标准，而又没有一项发现能够在缺乏证据支持的前提下过早下结论。当然，历史研究毕竟是一项回溯性工作，受制于古代认知能力、取证技术、证据本身不稳定等诸多因素和条件干扰，查清案件事实真相本身存在一定困难。所以，客观地讲，并非每起历史疑案都会被侦破。据此也加深了公众对历史研究深刻内涵及其复杂性的理解：真实历史研究并不如历史公案剧或神探片编织剥茧抽丝故事般易如反掌；历史疑案公审必须依赖过硬证据，而随着时间流逝，这样的追溯要艰难的多。
更何况寄希望于“死者归案”而起其于地下验明正身（尸检）的古法洗冤录式破案代价太高，实际破案率也未必理想，从历史研究视角看并不现实。因此，必须警惕逮不着真凶就不能放人的错误论调，那是“疑罪从挂”，只会延续或制造更多冤案。其实，就笔者对吴玠死因几十年跟踪追击的经验看，将错就错，重复历代众多史学家代代承袭既定结论，把吴玠继续丑化成替罪羊，显然既省事又是自以为是的不争事实。相反，不简单化教条地接受历史定论而尝试另辟蹊径重新通缉追凶，还原真相绝不妥协而人云亦云，甚至通过进一步侦查而试图拨乱反正，洗白被诬陷的罪人以正视听，则要面临重大学术挑战和同道与公众的严苛审视。但是，既然没有其他供述，就吴玠渔色疑案达不到证据和证据链标准，理当做出无罪判决，这也是为避免可能另有人作案，而一旦草率以吴玠顶替代换，岂不放纵了真正的奸情实施者，同时也不利于坚决防止类似历史悲剧重演。
前已论及，已知所谓吴玠案发或者说病发的时间、地点，病从（虫）口入场合或场所，与真正纵情声色的《夷坚志》里叙述的同一病例到案犯“卫承务子”截然不同而南辕北辙，吴玠的疑点足以彻底排除，意味着长期笼罩在他身上的冤假错案不攻自破，不白之冤即告洗刷。由此提醒历史学家务必理性看待重新审结吴玠死因的合理关切，切莫墨守成规成见，以印象替代分辨追索能力，至少应该把《夷坚志》史料作为撬动翻案证据的可能性与突破口之一。①而事实业已证明，吴玠根本不具备作案动机和身心条件，相关争议的结论，足以驳回针对他近乎诽谤诋毁，污蔑陷害而将他置于死不瞑目，孤立无援，百口莫辩境地的所有不实之词，现在是该到达就此冤案予以认真严肃务实检讨，以消除不良恶劣影响的时候了。毫无疑问，此举并非小题大做，因为有损吴玠名誉，对英雄身后尊严同样极具杀伤冲击力，维护吴玠一世英名的努力毋庸置疑。故而虽然事过境迁，笔者就强加给吴玠的莫须有罪名提出强烈质疑，抵今已有近廿年之遥了；但是对于那种触动真实底线，炮制悬疑重重，似是而非的失实举报，笔者仍愿意坦然正面应答，呼吁并着手启动深入核查核实，以祈增信释疑，正名澄清，重构人们对吴玠正人君子的抗金英雄形象的认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最终审定不认同吴玠作奸犯科身份而还他以清白公道，充分体现出历史研究必须对历史负责的坚守，和对历史真相不离不弃的高度重视与一查到底，这需要每一位史学工作者都拿出更大的学术勇气和史学担当。
（作者系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
附注
①需要特别提醒注意，并且也相当耐人寻味的是，南宋另一位嗜学博闻的史学家徐梦莘（1126— 1207）撰，起自北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海上之盟，迄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金主完颜亮（1122— 1161）伐宋败盟，包括吴玠之死在内共四十六年间宋金和战之事的重要史书《三朝北盟会编》的编纂原则，是取材丰富，网罗旧闻，荟萃同异，引用官私著作达二百余种，凡敕、制、诰、诏、国书、书疏、奏议、记序、碑志，无不收录，所引皆全录原文，无所去取，亦不加论断。然而其中涉及吴玠之死所引用的历史实录，毫无是非同异并见互存，无只字牵扯或涉猎吴玠有渔色秽行。这一显得相当与众不同寻常的史学著录，极其发人思考，值得探究深察，至少它从一个侧面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和声音，当时或许根本就不存在有关吴玠纵色指控著述的文本或文献。
①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巴蜀书社 1995年版。
②杨倩描：《吴家将 ——吴玠吴璘吴挺吴曦合传》，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③陶喻之：《吴玠死因辩诬》，《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 3期。
④参看（宋）洪迈的《夷坚志》补卷第 18《吴少师》，中华书局 1981年版。
①顾吉辰：《也谈吴玠死因》，《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 3期。
②王智勇：《从吴玠死因之争谈史料的发掘与解读》，《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 3期。
③陶喻之：《岂惟擅文豪，端足堪史补 ——南宋洪迈〈夷坚志〉口述历史价值笺证：以川陕吴玠抗金兵团为例》，《历史文献研究》总第 29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 192—211页。
④此处 “关外”应指剑门关，非仙人关。
①南宋皖南著名医学家张杲于淳熙十六年（1189）撰著集古来医案于一炉的《医说》初稿，此后历经约卅六载修订增补，于嘉定十七年（1224）定稿刊刻。 ②（宋）张杲的《医说》卷五《误吞水蛭》明确出自《夷坚初庚志》，而非今本补卷。可见所引当属《夷坚初志》的南宋完整版本，今本《夷坚志》中庚志内容已失传无存。
③（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五：“《西湖志》载医者为吴太师治蚂蟥；《杂记》载刘大用为卫承务子治水蛭法，皆与此同，不可不知也。 ”
①（清）徐士銮：《医方丛话》卷3：“此数方，俱见《续夷坚志》，故另录之。 ”
②（宋）洪迈：《夷坚志》第4册人名索引，中华书局 1981年版，第106页。
③（宋）洪迈：《夷坚志》第4册王秀梅编《夷坚志》人名索引，例言七，第2页。
④《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列传第一百二十五《吴玠吴磷吴挺》。
⑤同上。
①参看洪迈成书于乾道二年（1166）十二月十八日的《夷坚乙志》（参看王德毅编的《洪迈年谱》乾道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2006年5月，第123页）卷十《张锐医》。案，洪迈笔下名医张锐事迹，言之凿凿说，明系在蜀跟张锐有讨教对答而了解其医术“王秬叔坚说 ”。另据《夷坚支辛志》卷八《马保义文谈》载王曾于军中结识善治弓箭匠人马保义，可见王系熟谙川陕军旅人事知情者。《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三册，台湾鼎文书局 1978年再版，第2317页。
②分别指南宋目录学家、四川总领财赋司晁公武（1105—1180）和陈振孙（？ —约1261）的目录学著作《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北宋末年宣和年间（1119—1125），晁氏一门理学家晁说之（1059— 1129）曾知成州（与之后吴玠抗金所在地河池仙人关比邻）。
①参看（宋）杜大珪的《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12《吴武安玠功绩记》，《琬琰集删存附引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9页；（南宋）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卷 196炎兴下帙。
②参看（宋）洪迈的《容斋随笔》卷13《国朝会要》：“建炎三年，外舅张渊道为太常博士。”王德毅《洪迈年谱》甲谱前，“妻张氏”援引，考 “知岳家姓张”，第 15页。
③参看《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 2册， 1983年增订版，第 1504—1506，1512—1513页。
①赵鼎力荐岳飞，与右丞相张浚论事不合。终以力辟和议，为秦桧所倾，一贬再贬，最后移吉阳军（今广东崖县），绝食而死。张渊道为桂林帅而致赵酒米，则张至迟于赵去世时（绍兴十七年， 1147）尚在世。 ②（宋）朱熹：《张忠献公浚行状》；（南宋）杜大珪（生卒仕履不详，四川眉州人）：《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 55。
③（宋）明庭杰《吴武安玠功绩记》载：“庭杰与显谟冯康国元通，大学同舍最久。前此元通自东南还蜀，庭杰偶相际集，盘礴浃旬，出圣上亲笔付元通诏吴侯。..庭杰伏读再四，方知圣天子灼见，元通、吴侯果相知之深也。迩者，元通抵少城（成都），总茶马，吴侯已薨，元通邀予相聚累日，语及吴侯云亡，因出其在宣司日记吴侯功绩甚详，令庭杰为之记，谨拜手而书..”而同时岐下张发的《吴武安公功绩记序引》曰：“余与主簿俊民先生，相聚于冯康国元通公舍，盘礴有日，忽闻川陕宣抚使吴侯薨，因叹曰：嗟乎！西南之砥柱去矣。于是，俊民先生太息曰：噫！昔庭杰于魏公幕府，时见吴侯之用兵与虏战，世所罕及，即古名将，亦不过此，何一旦殁耶？因相与痛惜。冯公亦哀号不已，呜咽流涕而泣曰：何天不佑哲人而遽夺之速也？念其往日在川陕时，不独公尔忘私，国尔忘家，且惠泽于民，俊民不能默默无语，遂历数其事发，乃握笔而记之..”需要提示的是，曾经到吴玠军中传达宋高宗圣旨的冯康国元通，后自东南还蜀中成都“总茶马，吴侯已薨”，而张渊道也恰巧于吴玠死后又重新入蜀提举秦蜀茶马。那么，他获悉吴玠得病治疗等信息，也不排除得于同事冯康国元通的可能性，此议待考。此外，吴玠死后不久倡议为其立庙，也肇始于左宣教郎、新川陕茶马司干办公事、权监都进奏院、四川资阳杨朴上书，“论玠保全四川之功不可忘，愿特诏有司，与玠立庙，荣以封爵，使蜀人岁时祀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4绍兴十年春正月甲午）。那么，几乎跟杨朴担任同一职务的张渊道，很可能还是这一庄严肃穆工程落成仪式的见证人也未可知。
①参看（宋）周必大的《思陵录》上：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乙未，又引洪迈，迈退与侍从云： ‘上（宋孝宗）问太上宰臣吕、赵孰优？ ’迈云：‘吕遭时艰难，功虽不细；而赵首陈立储之义，其功尤大。’上曰：‘此社稷大勋也。’..两事，迈必有以开陈，故圣谕及之”。下：十五年（1188）“三月丁未..内引洪迈..又奏：‘顷蒙宣谕，太上皇帝宜以文武臣各二人配享。文臣无如吕颐浩、赵鼎，有社稷之功；武臣当用张俊、韩世忠，乞令侍从议。 ’并批依奏 ”。四月二十四日，诏乃用吕、赵、韩、张四人配飨。
②（宋）洪迈《夷坚支甲志序》曰：“《夷坚》之书成，其志十，其事二千七百有九，盖始末凡五十二年。”癸志成于绍熙四年（1193）。据此逆推，全书撰写当自本年始。参看王德毅编《洪迈年谱》乙本谱，第32页。
③（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四《高宗配飨议》。
④参看（宋）洪迈的今本《夷坚志》补卷第 25《桂林走卒》。
①洪迈淳熙十五年（1188）九月二十八日到任皖南太平州，次年（1189）在任，绍熙元年（1190）二月调任绍兴府。《夷坚支戊志》卷第三《成俊治蛇》《池州白衣男子》《陈氏鬼疰》和《卫承务子》共四则故事均得自江湖医师刘大用，且事涉地点中皖南居半《卫承务子》就发生在皖南宁国。以时间论《成俊治蛇》事发绍兴廿三年（1153）《池州白衣男子》，事发淳熙六年（1179）。支戊卷八事关刘大用，的《解俊保义》和《许子交》时间分别在乾道七年（1171）、八年（1172），而张杲系同时皖南徽州名医。由此仿佛表明洪迈当年曾在太平州任上，既接触过行脚到皖南乡村医生刘大用，从而获取第一手医案故事；又可能及时把《吴少师》等医术掌故，提供给编纂《医说》正酣并初步脱稿而同在皖南名医张杲。也可能张杲因地利、人和之便而先睹为快洪迈《夷坚初庚志·吴少师》稿本均未可知。
①邓广铭先生在谈及有关岳飞史料的审核、鉴别与考证工作时，曾经指出：“到12世纪之末，上距岳飞的惨遭杀身横祸已经60年，却还没有出现一篇稍具首尾的岳飞的传记。此时岳飞的诸子全已亡于是，生于 1183年的岳珂，虽还年在弱冠，却遵其父岳霖的遗嘱而于 1199—1203这五年之内，奋力写成，了《鄂王行实编年》一书。岳珂之生上距岳飞之死已及40余年，而当时其执笔写此传记之时，上距岳飞之死则已几近60年。不论岳飞生时的部属或友辈，全不会犹有存者，调查访问自无可能。特别是岳飞渡江南下前的一段历史，更莫可踪迹。然而岳珂竟充分驰骋其孝子慈孙的用心，全凭想象而把这一大段空白进行了详细的填补。但他对其祖父早年之因家境贫寒而曾一度到邻县安阳的大户韩家做庄客，却讳莫如深；对于岳飞早年曾娶妻刘氏，并曾先后生了岳云、岳雷二子，在岳飞离乡南渡之后不久，刘氏却又改嫁了别人等事，岳珂必都知悉，而他却也引以为家门之耻，同样讳莫如深，以致后来的修史者竟把岳云认作岳飞的养子，且不知岳霖、岳震、岳霆之生母李氏，乃岳飞知刘氏已经改嫁之后在江南所续娶者。另外，为了填补这一大段空白，岳珂还虚构了许多无稽之谈，例如说岳飞曾经使用女真语言而混入金人军营、刺探得金军的一些情况等。至于岳飞南渡以后，特别是跻身大将以后的一些功状言行，被岳珂因心存避忌（或因不明原委）而任意隐没，或要锦上添花而以无为有者，亦颇不少..对一个具有思辨能力与治史基本素养的人说来，则不能专从诛恶扬善的观点出发，而应当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加以对证分析，使一些真伪杂糅、是非歧互的记事真能水落石出，真情大白，而不应把岳珂的记载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当我把岳飞这一历史人物作为我的研究课题之后，我力求能把这一课题提高到学术研究的水平上来，而绝不再抄袭由岳珂铸造的那些虚妄无实之词。这一意念指使我把岳珂的一些谎言和误解要尽可能予以揭穿和校正..所不解者，是至今还有人突不破旧观念的束缚，还认为凡经岳珂笔、削者必都有其理由或依据，未可轻予否定。此种现象之所以产生，我认为，是由于思想方法没有受到科学洗礼所致。 ”参看《《邓广铭学术自选集〉自序》四，《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 ·邓广铭卷》，东方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6—27页。
②路彬字质夫，晋阳人。事迹参看《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四册，鼎文书局 1980年 5月增订再版，第 3207页。
③姚仲累官金州，绍兴二十七年移知兴元府（汉中），三十二年罢。参看《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二册，鼎文书局 1983年 12月增订二版，第 1709页。（南宋）汪应辰《文定集》卷六《应诏荐将帅辞免权宣抚札子》载：“伏见降授郢州防御使、充荆湖北路马步军总管姚仲，世为将家，关辅之人，素所信服。仲前后立功，多在川陕。绍兴三十一年，原州之战，盖恃勇轻敌，以致失利。然士卒初无间言，至今思之。其得罪闲废，常有感慨发愤刷耻自效之志。既而沈介为湖北京西制置使，乞辟仲随行，亦以缓急可使。 ”
①毛敏字伯颖，建炎三年五月，出知仙井监。参看《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一册援引（南宋）陈骙（ 1128—1203）《南宋馆阁录》卷八官职下校书郎建炎以来八人，鼎文书局 1986年 7月增订第二版，第 401页。
②参见（宋）魏齐贤的《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贺启《贺富枢使启》，疑似致贺对象为北宋贤相富弼孙富直柔（1084—1156）《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 24贺启的《贺孟宰启》作者正是上述跟吴玠相知良深的军营文官冯康国元通。（宋）张嵲的《紫微集》卷 2有《送冯元通帅夔》；（宋）郑刚中的《北山集》卷 19则有《悼冯元通母夫人》。
①岳飞曾于池州作《池州翠微亭》七言绝句。华岳则读书池州齐山翠微亭，因号。
②（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六。
③（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吴玠福不逮吴磷》载：“其后挺（吴磷子）子曦（吴磷孙）以叛诛，磷之他子孙皆废徙。朝廷念玠保蜀之功，特免连坐焉。”按，吴玠分明福分大于吴磷，抵今甘肃庄浪县（即其原籍德顺军陇干县）其归葬地墓葬（参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记叙），和甘肃徽县其主持抗金地衣冠冢均保存完好，墓碑俨然，同为两地文物保护单位。而与此相反，陕西略阳吴磷墓地荒芜，难觅踪迹。再加之吴磷大部分子孙因受磷孙吴曦叛乱牵连，被朝廷勒令迁徙出蜀；所幸唯独吴玠子孙免于罪责，依然居住蜀中，维持原先优待不变。所以，但不知李心传谓 “吴玠福不逮吴磷”所指为何？总之，此说耐人寻味，值得玩味。
④（宋）华岳《翠微北征录》卷1《利害》：“自吴曦叛，而虏人袭我荆襄之师多知吾地之险易。”卷六《将帅小数八·反泄》：“自吴曦叛，而虏人入我安、复、荆、襄之兵，尽识吾军之队伍，而吾军每泄于机械之不密。 ”
⑤（宋）华岳《翠微南征录》卷 1书。
⑥（宋）华岳《翠微南征录》卷 4七言律诗。
⑦（宋）华岳《翠微南征录》卷5七言律诗《武兴（即吴曦继祖、父驻守抵御金兵入蜀抗金前线，今陕南略阳）解舟，自注：时有北征之役》。
①（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3载，绍兴六年（1136）“诏..忠翊郎、合门祗候吴扶，忠训郎吴■，并为右承事郎。扶、■皆玠子也”。卷180载，绍兴二十八年（1158）“右承事郎、守军器监丞吴■，特迁右承议郞，仍赐三品服，■，拱弟”。卷182载：绍兴二十九年（1159）“军器监丞吴■，直敷文阁添差、利州西路安抚司参议官”。（宋）明庭杰的《吴武安玠功绩记》载：“（吴玠）论无请托之私，性乐善，每观史传有可师者，必书之坐右。日诵其书，其用兵本孙吴而能穷其变化，虽功高贵显而居常。极俭约，至推以予士，则略无少吝。其殁也，家无余贽，至无宅以居。三子，拱，右武郎：扶、 ■，皆为文官，承奉郎，以经史自娱。 ”
②《中国历史大辞典 ·宋史》，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4年版，第 220，页。
③参看生平志节豪迈，数上书论恢复，陈抗敌大计及论苟安议和之非而辞气激切的胡寅（1098— 1156）《斐然集》卷 14《吴玠赠三代》。
④即大散关以南秦岭凤县马岭山上马岭堡。《宋史》卷402，列传一百六十一《安丙传》载：南宋后期吴玠侄孙吴曦守边时期，“时沿边关隘悉为金毁”，四川宣抚副使安丙（1148—1221）遗时相书曰：“..及修黄牛堡，筑兴赵原，屯千余人凤州秋防，原尤为险绝。绍兴初，州治于此，宣抚吴玠，尝作家计呰前即马岭堡，正扼凤州之后。凡此数堡既坚，金人决不敢近。 ”
①《中国历史大辞典 ·宋史》，第 481页。
②《宋史》载德祐二年（1276）任邵武郡守。参看《朱子语类》点校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第 1页。
③朱熹门人包扬录文略同曰： “秦老（指秦桧， 1090—1155）讲和后，曾取得河南地。关中五路，地连河南，尽得之。时令楼炤往守，郑刚中在幕。吴玠云‘今与之讲和极是’云云。‘今得五路，须急发兵守之。某守某处，令谁守某处，要急为之。虏人只是不曾思量，恐觉便来取。’当时他人亦以为常，惟郑刚中击节称是。因言‘郑才识高’云云。楼曰：‘某来时不曾得旨，须著入文字。’郑曰：‘可急入文字。’未几，虏人取去矣。”按，包扬尝辑朱熹语录为四卷，其间有扬平日之言，托于熹者，后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始削去之。参看《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一册，第 506页。
④原作 “绍兴乙未”，按，绍兴无 “乙未”，疑系 “己未（绍兴九年， 1139）”之误。
①据（宋）明庭杰《吴武安玠功绩记》载：吴玠于绍兴九年“六月己巳薨于军，享年四十七”（《琬琰集删存附引得》，第99页）.这说明郑刚中绍兴九年西行宣谕尚未抵达关中凤翔，吴玠已因病死于河池仙人关军中，因此，郑刚中并未与吴玠谋面而失之交臂。
②当年郑刚中作为朝廷钦差开府凤翔，同年八月廿日结束公务原路返回。此前身为“秦凤路经略使吴磷”等，已“各禀议分职而退”，表明当时吴璘已替代不久前病逝兄长吴玠行使嘉陵江上游地带抗金总指挥使命。
①此处“少师 ”（宋）王明清（约1127—？）《挥塵第三录》卷之3作“少保”。三二：“郑亨仲刚中为川陕宣抚，诸将，极为尊严。吴磷而下，每入谒，必先阶墀，然后升厅就座。忽磷除少保，来谢，语主阍吏，乞讲钧敌之礼。吏以为白亨仲，亨仲云：‘少保官虽高，犹都统制耳倘变常礼，是废军容。少保若欲反，则取吾头可矣，阶墀之仪不可易也。’磷皇恐听命，人皆韪之。”）李心传《建节制，（南宋，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八《节度使以军礼见宣抚》则载：“绍兴中，郑亨仲为川、陕宣抚副使，大会诸将阆州。时吴武顺磷、杨襄毅政、郭恭毅浩，皆以节度使来会，亨仲坐堂上，吏赞客，亨仲遽兴，日高犹不出，既而政先执梃谒亨仲，乃受之，寻与磷、浩循阶，以客礼见。盖磷时以右护军都统制驻武兴，浩以枢密院都统制驻汉阴，而政在汉中，实宣抚司都统制故也。十八年，始有旨并称某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然诣宣威府悉趋庭焉。论者以郑为得体。 ”
②《宋史》卷366，列传 125《吴磷传》；卷33本纪第 33《孝宗》一：“辛酉，以吴磷为少师。 ”
③参看《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3册，第1895页。
①（宋）陆游：《剑南诗稿》卷 67《剧暑》。
①（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 12。
①皖南著名医学家张杲于淳熙十六年（1189）撰著集古来医案于一炉的《医说》初稿，此后历经约卅六载修订增补，于嘉定十七年（1224）定稿刊刻。
②参见（宋）张杲的《医说》卷五《误吞水蛭》；元代皖南池州养生学家李鹏飞（1222—？）的《三元延寿参赞书》卷四：明代皖南新安医学家汪瓘（字民莹）的《名医类案》卷七《误吞水蛭、蜈蚣》：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1518—1593）编著的《本草纲目》卷七《黄土·拾遗·发明》；明代晚期福建文坛代表人物谢肇淛（ 1567—1624）编著的明代博物学代表著作《五杂俎》卷五《人部》一；明末政治家，早曾因母病习医，后因朝政腐败而称病辞归，重新精研病理学的王肯堂（约1552—1638）历时十一年编著的《证治准绳》卷十八《虫》；明末思想家、科学家、 “四公子 ”之一方以智（ 1611—1671）编著的百科全书式著作《物理小识》卷二《地类》 “张锐以黄土下吴少师之虫疾 ”。清代医学家吴仪洛（1704—1766）编著的《本草从新》卷十五《黄土 ·燥湿解》：清末学者、书画家徐士銮（ 1833—1915）编纂的医话著作《医方丛话》卷三，等等明清医书，或全文转载，或择要选刊，先后对选自《夷坚志》的《吴少师》与《卫承务子》这两则真人实事传染寄生虫病遗闻，以典型医案形式密集发布，以提高人们，特别是乡村从医人员应对突患该棘手疑难杂症的应急诊断水平与处置治愈能力。换言之，针对类似“吴少师”病患的诊治手段与方法，大抵从南宋中期起，就已然成为古代医疗史上一桩相当有代表性的医学示范病例和简便易学“土”到病除的非处方经典医术了：只不过作为患者的“吴少师”究竟是身为兄长的吴玠，还，是吴玠的胞，弟吴磷一直不曾被人细究、深究，甚至往往忽略不计，不为人瞩目。因为一般人们普遍理解的“吴少师”多被指认为吴玠，这几乎是人尽皆知而达成广泛学术共识的不争事实。譬如何卓点校、中华书局 1981年版《夷坚志》第四册《人名索引》，就将《吴少师》中主角视作吴玠。
③（宋）陆游：《剑南诗稿》卷37《题（夷坚志〉后》。
①参看王德毅编撰的《洪迈年谱》绍兴九年援引《夷坚乙志》卷十《松球》，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8页：绍兴十五年引用的《夷坚支景志》卷八《小楼烛花词》，第37页；绍兴十六年引用的《夷坚支戊志》卷五《妙缘寺》，第40页：绍兴十七年引用的《夷坚乙志》卷八《虔州城楼》，第41页：绍兴二十年引用的《夷坚乙志》卷八《无缝船》，第48页；绍兴三十二年引用的《夷坚丙志》卷十《契丹诵诗》，第105页；乾道元、二年引用的《夷坚支甲志》卷十《蒋坚食牛》，第115、116页；乾道三年引用的《夷坚丙志》卷十七《王铁面》，第134页；淳熙十三年引用的《夷坚支庚志》卷一《苏相士》，第179页：淳熙十四年引用的《夷坚支丁志》卷五《虼蟆瘟》，第197页；绍熙三年引用的《夷坚支丁志》卷七《信州鹿鸣燕》，第226页；绍熙五年引用的《夷坚支景志》卷五《吕德卿梦》，第233页：庆元元年引用的《夷坚支丁志》卷四《林子元》，第235页；庆元二年引用的《夷坚支戊志》卷八《龙阳章令》，第235页；同年引用的《夷坚支癸志》卷十《林秀才鸡》，第238页；庆元四年（1198）引用的《夷坚三志壬》卷六《滕王阁火》，第244、245页等。
②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200—203页。
③张白山：《危楼散墨》，学苑出版社 1999年版，第54—62页。
①参看（宋）洪迈的《容斋随笔》卷13《国朝会要》：“建炎三年，外舅张渊道为太常博士。 ”王德毅的《洪迈年谱》甲谱前， “妻张氏 ”援引，考“知岳家姓张 ”，第15页。 ②《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第52页。
①参看（明）邵经邦的《弘简录》卷95天王宋一之十一下：淳熙十一年（1184）“三月癸巳，命利路三都统吴挺、郭钧、彭杲密陈出师进取利害，以备金人复金州管内安抚司 ”。
①参看周忠庆的《灙水集·人物春秋·彭杲生平简介·〈宋故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致仕彭公事实碑〉注释》，三秦出版社 2006年版，第111—129页；汉中五千年丛书之五 ·郭鹏编著的《汉中遗闻趣事》，汉中地方志办公室2002年印，第109—113页。
②吴汉英其人，疑似（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庚子五部落之变》记录在案的“（剑州）节制军马同统制官”。至于是否同名而表字长卿的江阴吴汉英（1141—1214），待考。案，江阴吴汉英，乾道五年进士，有政声。有《归去集》20卷。（宋）刘宰《漫塘文集》卷28有《故兵部吴郎中墓志铭》。事迹参看《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2册，第1168页。
③朱佳木：《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口述史学——在“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2004年12月11日）》，《口述历史》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④《中国历史大辞典 ·宋史》，第 179页。
⑤古人男女私情与纵欲无度边界并无统一界定标准，需具体议题具体分析。
①（宋）周辉：《清波杂志》卷第8：“成都富春坊，群倡所聚。一夕遗火，犁明，有钉一牌，大书绝句诗于其上：夜来烧了富春坊，可是天公忒四行。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乃伊洛名德之后号道山公子者所作。”
①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第八章《从〈酉阳杂俎〉到〈夷坚志〉》第三节《沉重的人生感受和宋人说鬼的道学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 212页。
②参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安市文物管理所、华蓥市文物管理所编著的《华蓥安丙墓》，文物出版社 2008年版：周忠庆的《灙水集 ·人物春秋 ·彭杲生平简介》，彩页第 4、5、6、7彭杲墓文物。
①邓广铭：《略论辛稼轩及其词》《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邓广铭卷》，第 142—143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 395，列，传第 154《陆游传》。陶喻之：《陆游婚外情释证 ——〈钗头凤〉词背景、本事发微》：中国陆游研究会编：《纪念陆游诞辰880周年暨越中山水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 281—295页。
③（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 6： “田田、钱钱，辛弃疾二妾也。皆因其姓而名之。皆善笔札，常代弃疾答尺牍。 ”
①岳飞孙岳珂有关岳飞的几种追忆文献记载与此口径一致，唯谢、岳诸说孰先孰后已难考究。《岳鄂王行实编年》卷下《先臣遗事》载：“不求华巧，旁无姬妾。蜀帅吴玠，素服先臣用兵，欲以子女交欢。尝得名姝，饰以金珠宝玉，资奁巨万，遣使遗先臣。次汉阳，使者先以书至，先臣览之不乐，即报书，厚遣使者而归其女。诸将或请曰：‘公方图关陕，何不留此以结好？’先臣曰：‘吴少师于飞厚矣。然国耻未雪，主上宵旰不宁，岂大将安乐时耶？’玠见女归，益服其盛德。”《金佗粹编》卷九行实编年六载：“不求华巧，旁无姬妾。蜀帅吴玠，素服先臣善用兵，欲以子女交欢。尝得名姝，有国色，饰以金珠宝玉，资奁巨万，遣使遗先臣。次汉阳，使者先以书至。先臣读之，甚不乐，即日报书，厚遣使者而归其女。诸将或请曰：‘相公方图关陕，何不留此以结好。’先臣曰：‘吴少师于飞厚矣。然国耻未雪，圣上宵旰不宁，岂大将宴安取乐时耶？ ’左右莫敢言。玠见女归，益敬服，以为不可及。 ”《金佗续编》卷21《百氏昭忠录》卷五章尚书颖经进《鄂王传》之五载： “无姬侍之奉，蜀帅吴玠，尝以名姝馈之，飞不乐，厚遣使者而归之。或谏之曰：国耻未雪，圣上宵旰不宁，岂大将燕乐时耶？ ”邓广铭于 1991年3月16日，在对他写于1961年12月3日的《略论辛稼轩及其词》作后记时特地指出：“每当我重阅《略论辛稼轩及其词》一文时，对文末引录的那条岳珂《桯史》的记载，总感觉颇有问题。..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岳珂此段记事完全是在扯谎吗？我在此不无遗憾地说，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岳珂确实是为了炫示自身如何受到辛稼轩的重视，而特地写此一段扯谎文字的。岳珂的著作，除《桯史》外还有好几种，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他所编撰的《金佗稡编》和《金佗续编》。《稡编》中的《鄂王行实编年》和《吁天辨诬录》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他却不顾史实真相，只为发挥其孝子慈孙的用心，而为岳飞编造了许多嘉言懿行，采取了绝非历史学者所应采取的态度与手法。准此而推论之，则他在《桯史》中的这段记载之不够真实，更决非处于我的武断了。..然而我之所以不把前文的最后一段断然删去者，则是因为，不论在我发表前篇文字的以前或以后，引用《桯史》这段记事而论述辛词者，都大有人在，可见误信岳珂此言者正复不少，因特不删去前文的尾巴，而就此论证其纯属岳珂捏造的谎言，借以祛除受误于岳珂者之惑云。”参看邓广铭《略论辛稼轩及其词》1991年3月16日后记，《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 ·邓广铭卷》，第 147—148页。
②事实上，即便岳飞离婚后再娶，今也已有案可查可考。不赘。
③岳飞被陷害后二十多年，他被钦定为罪犯，家族遭流放岭南闽广各地继续蒙受政治迫害，受此冤案株连人士不计其数，几无人敢于替他讨回公道。加之秦桧及其党羽控制编著官史，岳飞及其岳家军功劳几乎全被抹杀而代之以杜撰的罪恶行经，以图伪造成铁案。如此秽史也影响到私史撰写，《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号称良史的记载高宗朝历史最重要的南宋当代史，也未免转抄官方污蔑不实之辞。而岳飞嫡孙岳珂记录岳飞事迹的史籍《鄂国金佗粹编》对其祖父的功劳未免有溢美之辞，相关历史记载也有不少错讹与疏漏。参看符海朝的《与〈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有关的人和事》，《文汇学人》 2019年 5月 17日第 14版。
①南宋文人武士平生多三妻妾，如陆游初娶唐氏，继配王氏，另有小妾杨氏。参看陶喻之《陆游婚外情释证 ——〈钗头凤〉词背景、本事发微》，中国陆游研究会编《纪念陆游诞辰 880周年暨越中山水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281—295页。陶喻之：《陆游与继配王氏结缡考》，《中国韵文学刊》 2006年第 3期。辛弃疾室赵氏，再室范氏，三室林氏。参看辛更儒的《辛弃疾家室再考》，《辛弃疾研究丛稿》，研究出版社 2009年版，第280—294页。《宋故知阶州高公墓志铭》载吴玠部将高英（1101— 1160）“初娶崔氏，继室李氏，皆先公二十余年卒，今配罗氏，邺王绍威之后，封恭人。”参看蔡副全的《新发现（宋故知阶州高公墓志铭〉释考》。（南宋）王明清《挥麈三录》卷之二《王禀、徐徽言、李邈忠义事迹》载：曾经目睹高英“劲弓射虏”战功的南宋守将徐徽言，于建炎三年（1129）被俘不屈就义前“知不可奈何，遂置妻妾儿女于空室中，积薪自焚且仗剑坐厅”。又，《皇宋洋洲察推吴君志铭》载吴磷孙吴忠嗣“初娶王氏，承直郎班女，再娶实淑”。参看董永强、邹贺、王兴成的《从〈吴忠嗣墓志〉看南宋墓志书人妹，写中的“忠臣”再造》。唯独吴玠墓志仅及妻张氏而别无继室、续配或小妾记载。
②今甘肃徽县吴山《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载：“公娶张氏，故侍中耆之后，封永宁郡夫人。子男五人：拱，右武郎：扶、■，皆承奉郎；扩、揔尚幼。女四人..”南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十三《吴武安公功绩记》作“三子，拱，右武郎，扶、■，皆为文官，承奉郎，以经史自娱。庭杰尝试论之曰：汉皇甫规、张奂，皆生长山西应贤良中高，选规以诗易传授，门弟子三百余人；奂著：《〈尚书〉难疑》三十余万言以垂世。设教二公，尚，弃文就武，俱任度辽将军，破强敌以千万计，观规自布衣，时以西羌深入，上书愿假近边，无用坐食之兵五千，使规为将，上可以除患，下可以纳降。奂每言大丈夫处世，当为国家诛灭强敌。嘻！此皆前辈豪俊语。迩者，天子知元通与吴侯相知之深，想吴侯诸子，必皆稔闻今元通功高言重，若他日会晤吴侯家二朝奉，当语之曰：山西出将，二公家世，边人将门出将，二公奕世，将种，大丈夫当用长枪大剑定天下，安用从文官学弄笔墨耶？元通曰：然！俊民论议极有补于世，当并为我书于吴侯传末云。宣抚司荐士明庭杰记。”张发：《吴武安公玠功绩记序》：“方其（吴玠）薨也其长子未冠，而二季尤幼。胡宣抚为行状，不询其子，使二旧吏立供。为之墓志又据行状而言，是以如是之，不详。”作者不详《林泉野记·吴玠传》：“三子：拱、摠、■。”引自（宋）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六炎兴下帙。另参看柳林的《庄浪二吴》家世二吴家世、吴玠吴璘的子孙，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年版，第85页。
③冯康国字符通，本名，四川遂宁人。为太学生，负气节。张浚宣抚四川，辟为主管机宜文字。知夔州，除都大主管川陕茶马，卒于绍兴十二年三月，参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绍兴十二年三月辛酉。参看《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4册， 1980年增订再版，第2757—2758页。
④（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一《宣抚使官属》：“傅彦济雱、冯元通康国以尚书郎干办公事，皆非常制也。绍兴四年始着令参谋，视提点刑狱参议，视转运判官机干，在诸州通判，之上，至今不改。 ” ⑤（宋）张发：《吴武安公玠功绩记序引》，载（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 12。 ⑥（宋）王纶的《吴武安公玠神道碑》马之记载近同。另参看（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五载：“曲端、吴玠，建炎间有重名于陕西西人为之语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谋有勇是吴大。玠能书，今阆中锦屏山壁间有其书，奇伟可爱。”陆游入出川陕投笔从戎数过阆中，当为鉴赏过吴玠书法目击证人。
①（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95绍兴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己巳。
②何兆武：《谈口述历史》，《口述历史》第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3—4页。
①《光明日报》书评周刊编：《口述中国 ——口述与文献谁能还原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 52页。
②南宋学人，屡有论奏，曾言防御金人之计而见知于孝宗。参看《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第503页。 ③（宋）洪迈：《夷坚甲志》卷7《祸福不可避》。
④（宋）洪迈：《夷坚甲志》卷 1《孙九鼎》。
⑤（宋）洪迈：《夷坚乙志》卷 19《马识远》。
①（宋）洪迈：《夷坚乙志》卷 19《马识远》。
②（宋）洪迈：《夷坚乙志》卷 16《邹平驿鬼》。
③（宋）洪迈：《夷坚甲志》卷 10《盗敬东坡》。
④此邵相为岳飞弹劾事，不见今传本《夷坚志》。
⑤（宋）洪迈：《夷坚乙志》卷 7《汀州山魈》，卷 15《程师回》。
⑥（宋）洪迈：《夷坚甲志》卷 20《太山府君》。
⑦根据（南宋）赵与时《宾退录》摘录《夷坚志》序载“初甲志之成历十八年，自乙至己，或五六年”《夷坚支甲志》序曰：“《夷坚》之书成..盖始末凡五十二年。”以《夷坚癸志》成于绍熙四年（1193逆推，则《夷坚志》始作于绍兴十二年（1142），初甲志历时较久计十八年方完成于绍兴三十年（1160）。乙志序于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十八日曰：“《夷坚初志》成，士大夫或传之，今镂板于闽，于蜀，于婺，于临安，盖家有其书，人以予好奇尚异也。每得一说，或千里寄声，于是五年间，又得卷帙多寡与前编等，乃以乙志名之，凡甲乙二书，合为六百事..八年（1172）夏五月，以会稽本别刻于赣，去五事，易二事，），其他亦颇改定处。淳熙七年（1180）七月又刻于建安。”丙志序于乾道七年（1171）五月。庚志编成于假守当涂的淳熙十六年（1189）。
⑧来可泓：《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巴蜀书社 1990年版，第 51、95页。
⑨（宋）赵与时：《宾退录》摘录《夷坚志》洪迈自序。
①李心传始终不曾交代有关吴玠贪图女色之说的线索证据从何而来，所以此说的根据目前还是个未解之谜。 ②（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9绍兴九年六月：“玠，淳熙中追封涪王。 ”
③顾吉辰：《也谈吴玠死因》，《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 3期。
①至于有关吴玠纵淫而亡的惑众谣言到底是否出于阴谋论，又究竟是起于南宋政权内部，还是来自外界，特别是金元方面的造谣丑化，恶意中伤，意在给南宋军政界内部制造混乱内斗提供炮弹，具体史实留待研究。
②陶喻之：《陆游与庄浪吴氏》；政协甘肃省庄浪县第四届委员会编：《吴玠吴磷研究资料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237—267页；陶喻之：《陆游婚外情释证 ——〈钗头凤〉词背景、本事发微》；中国陆游研究会编：《纪念陆游诞辰880周年暨越中山水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 281—295页。
①韩传喜：《回到历史现场，何以可能》，《文汇读书周报》 2019年5月13日第 6版。
②分别见诸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年版：黄山书社 1994年版；华东华工学院出版社 1994年版。
③参看《〈宋史）比事质疑》征引书目四笔记类，第667—669页；顾吉辰，吴以宁的《宋代事始考录》附录（二）：引书目录，第388—392页；《〈宋史〉考证》说明：征引书目详见《〈宋史〉比事质疑》，第3页。
④王俊义、丁东：《口述历史》第3辑《编者的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1—2页。
⑤魏文超：《宋代证据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①事实上，就《夷坚志 ·吴少师》主角疑似吴磷提出似是而非的大胆假设，只固执己见肯定了主观可能性，却违背事实否决了小心求证提议 “吴少师”为吴玠的客观真实性，这种极不理性成熟的见解至少缺乏公允公正性。通过本文对《夷坚志·吴少师》口述史料的跟踪追击和考索指认，可以毫无疑问地明确答复：《夷坚志·吴少师》中“吴少师”是吴玠毋庸置疑；他被误会为跟嫖娼宿妓卫承务子同病起因，才滋生出的渔色成都谣传，这一历史真相再一次得以印证。
知识出处
《南宋经略陇蜀与吴玠吴磷史事研究》
本书分为上编 南宋经略陇蜀研究 和下编 吴玠吴磷史事研究，收录了《南宋川陕防线的粮草问题》《论吴氏抗金的战略意义》《论 吴 家 军 在 陇 蜀 的 作 为 与 贡 献》《仙 人 关 之 战 及 其 战 法 与 特 点》《从军事地理角度看仙人关战役的意义》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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