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下编吴玠吴磷史事研究
  南宋抗金将领吴玠死因再探
  ——也谈史料举证与解析兼答顾吉辰、王智勇两先生
  陶喻之
  引论
  就南宋抗金将领吴玠（1093—1139）年岁不及半百，竟然离奇暴病而亡的去世原因，元代丞相脱脱（1314—1356）主持修撰的南宋正史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列传第一百二十五《吴玠传》，和之后明代中期史学家柯维骐（1497—1574）著《宋史新编》卷一百三十一、列传第七十三《吴玠传》，以及明代学者邵经邦（生卒年不详）的《弘简录》卷一百二十二、宋三之九《功臣》，明佚名《韬略世法存》新编八十六朝名将卷三《南宋》，明末礼部尚书钱士升（1574—1652）撰《南宋书》卷十六、列传第九《吴玠、吴磷、刘光世》，都相继沿用《宋史·吴玠传》的口径统一为：
  晚节颇多嗜欲，使人渔色于成都。喜饵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然玠晚颇荒淫，磷多丧败..
  又，南宋通故实，有史才的史学家李心传（1167—1244）著南宋重要历史大事记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二十九：绍兴九年六月，和清代学者毕沅（1730—1797）著《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二、宋纪一百二十二，清代陇右籍学者李铭汉（1809—1891）撰《续通鉴纪事本末》卷六十《吴玠、吴磷保蜀》，就吴玠突发疾病莫名其妙亡故的死因，也连续持同样观点道：
  然玠晚节嗜色，多蓄子女，饵金石，以故得咯血病而死..
  显然由于以上诸多有关南宋历史的正统史传，特别是蜀籍著名史学家李心传记录高宗一朝编年体史事的权威史书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率先提出了吴玠晚节亏欠的相关说辞，所以，元、明、清历代史学家在编撰《宋史·吴玠传》等史书过程中形成的惯性思维和相同观念，基本上可以说都是在未经严格求证前提之下，直接接受李心传这一不见标明史源出处的裁决，或者多多少少是间接为李心传该学术倾向所左右的结果。①也因此，举凡牵涉吴玠之死表述的所有史学论著，几乎概莫能外以不无轻藐的口吻做如下鉴定：贪图女色，荒淫无度，节操不保，是吴玠死于非命最根本和唯一的缘由，除此而外仿佛别无其他理由选项可循。
  这一传统史学结论甚至几成难翻铁案，抵今影响深远，博得持久响应；尤其专业史学工作者，大多遵循、坚持这一既定史学主张。譬如四川大学王智勇的专著《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①，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倩描的另一部专著《吴家将 ——吴玠吴磷吴挺吴曦合传》②，在笔涉吴玠不幸离世的文字处理时，均无一例外地征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宋史·吴玠传》的论断。
  笔者在就吴玠之死问题的探索与思考过程中，于惋叹之余颇感事发蹊跷，久久无法释怀。于是从南宋同修国史，淳熙十三年（1186）为翰林学士，上《四朝国史》而学识博洽，论述弘富的知名学者洪迈（1123—1202）笔录，保留大量揭示南宋鲜活现实社会生态的时事掌故 ——《夷坚初庚志·吴少师》入手，钩沉发掘，提炼剥离出两则疑似跟重新审视吴玠奇异死亡谜团密切相关联的重大追踪线索，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吴玠死因辩诬》一文③提出了与上述所有史学著述截然相反的不同见解，即认为有关吴玠死于渔色等判断，严重，缺乏充分史实依据而结案过于草率武断。至于该错误评判之所以形成，应当归咎于人们误将吴玠戎马倥偬时期偶然感染寄生虫疾病这一桩既发病突然，又不乏雷同性的病理征候，彻底等同于《夷坚志》中另一则叙述不良子弟嫖娼宿妓引发的相同症状而张冠李戴，误合为一使然。
  而且，实际上关于这一理性分析的缘起，也非笔者发明首创，纯属《夷坚志》有言剖析在先；洪迈对《夷坚支戊志》卷三《卫承务子》故事作的最后按语，正是按照分别治愈同病但不同起因、场合的吴玠与卫承务之子的两位主治医师张锐与刘大用的神奇医术，归纳得出了同类合并的正确意见：“予顷记张锐治吴少师事④，绝相似云。右四事皆刘大用说。”笔者就此，深感洪迈果断研判言之成理而所见略同，遂加以援引举证。因为这至少是一条替吴玠死于非命而近乎冤假错案，予以复查检视的重要例证和关键途径，它比建立在缺失基本案情报告和具体事实陈述基础之上，相当于信口将吴玠节操一笔抹杀酿成的有罪推定更为令人信服。尽管这一要害证词看似出自常遭人腹诽，被误解乃至于全盘否定为志怪小说家言的洪迈《夷坚志》里。
  可问题是《吴少师》和《卫承务子》内容十分平实朴素，可谓平铺直叙，实话实说，并无荒诞不经的志怪言论；而且这两则口述文本的叙事对象都史（实）有其人，存在可追溯查究机制。而恰恰相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其互为经纬的南宋历史研究资料长编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却毫无片言只字道及吴玠好色的实质性案例，仅以“多蓄子女”最多“使人渔色于成都”为辞。如此简单粗糙甚至粗暴而死无对证，查无实据，居然一言，蔽之吴玠沉湎女色，明显定性不够严谨而有失偏颇，令人难以苟同。
  讵料笔者质疑吴玠之死历史陈见的拙稿发表之后，顿时间一石激起千层浪，招致宋代古籍文献整理学界的持续辩难。先是，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宋史研究专家顾吉辰于拙稿刊发一年后，在2001年第3期《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刊登了《也谈吴玠死因》的商榷论文①，论点果然还是以笔者采信的《夷坚志》系属于子不语怪力乱神志怪小说集而不足以凭信为辞；继而又从版本角度怀疑归属今本《夷坚志》补卷第十八的《吴少师》出自宋本《夷坚志》的可靠性。多年以后的2007年，《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专著作者、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王智勇，又在前身为汉中师范学院的《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发表了《从吴玠死因之争谈史料的发掘与解读》一文②，锋芒直指拙稿，其基本和主要观点，同样批驳拙论出于维护个人就吴玠并非死于纵欲性侵的误判，从而对洪迈《夷坚志》相关载录作了过度与不当的曲解。总之，顾、王均不认可笔者推翻强加给吴玠盖棺论定的种种不实之词。
  恕笔者愚钝，就王先生的诘问原本并不知情；故而11年前的2008年秋，在赴重庆西南大学出席“巴蜀文献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29届年会 ”时，仅提交了间接针对顾吉辰先生而撰写的商讨文章 ——《岂惟擅文豪端足堪史补 ——南宋洪迈〈夷坚志〉口述历史玠值笺证：以川陕吴玠抗金兵团为例》一文，两年后刊登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主办的《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9辑上。③直到近些年，才偶尔获悉2007年王先生的以上批评。原以为《历史文献研究》间拙稿，已足以答复王先生的疑惑，不必另行撰文辩驳而过于纠缠。
  唯鉴于2019年适值与岳飞齐名的西北抗金英雄吴玠黯然倒在仙人关抗金前线整八百八十周年；而其抗金活动的主战场之一 ——古河池（今甘肃徽县）暨仙人关，特别是吴玠衣冠冢所在地甘肃徽县政府部门（政协甘肃省徽县委员会），拟联袂天水师范学院和陇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共同举办纪念“吴玠、吴磷及仙人关战役”学术研讨会，笔者受邀与会，一时间面临命题作文安排。因感近年来就吴玠之死问题的跟进，不无传世文献，尤其出土文物新材料陆续被发现，也确实有必要旧话新提，以引发学术界同道就此议题的再关注乃至再争鸣，深入唤起大家共同探讨解题和结题的学术兴趣；理应以论文形式，正式正面回应以上顾、王两先生以往对我就此话题的书面质询。于是，笔者不揣浅陋，再度提笔为文，希望就吴玠之死这一重大学术公案，能够藉重此番学术讨论会契机，进一步摆事实、讲道理，最终形成一个明晰、完善而能为学界同道普遍接受与承认的研究成果与学术共识，这就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初衷与期待。
  一、《夷坚初庚志·吴少师》暨历代医书载吴玠感染寄生虫病原委
  关于吴玠病因与痛苦表情程度暨难以形容肢体语言的描述，最初始见于今本《夷坚志》补卷第十八《吴少师》：
  吴少师在关外④，尝得疾，数月间肌肉消瘦，饮食下咽少时，腹中如万虫攒攻，且痒且痛，皆以为痨瘵也。有张锐者，名医，时在成都，吴遣驿召之。既至切脉，戒云：“明旦且忍饥，勿啖一物，俟锐来为之计。”旦而往，天方剧署，白请选一健卒趋往十里外行路中黄土取一盆来。令厨人旋治面，时将干，乃得食。才放箸，取土者适至，于是温酒二升，投土搅于内，出药百粒，进饮之。觉肠胃掣痛，几不堪忍，急登溷，锐先密使别坎一穴，掖吴登之，暴下如注，秽恶斗许，有蚂蟥千余，宛转蟠结，其半已死矣。吴亦惫甚，扶憩榻上，移时进粥一器，三日平复。始忆去年正以夏夜出师，中途燥渴，命候兵持马孟取水。甫入口，似有物，未及吐，已入喉矣，自此遂得疾。锐曰：“虫入人肝脾，势须孳生；常日遇食时，则聚丹田间，吮咂精血，即散游四肢。苟知杀之而不能扫尽，亦无益也，故先请枵腹以诱之。此虫喜酒，又久不得土味，乘饥毕集，故一药而空之耳。”吴大喜，厚赐金帛而送之归。张外舅说。
  较《夷坚志》作者洪迈年轻的南宋名医张杲（约1149—1227）《医说》①卷五《误吞水蛭》，是确认援自《夷坚初庚志》②而稍有文字变动，并且内容更为完备的另一个重要版本：
  吴少师在关外，尝得疾，数月间肌肉消瘦，每日饮食下咽少时，腹如万虫攒攻，且痒且痛，皆以为劳瘵也。张锐是时在成都，吴遣驿招致。锐到兴元，既切脉云：明日早且忍饥，勿啖一物，俟锐来为之计。旦而天方剧署，白请选一健卒趋往十里外，取行路黄土一银孟，而令厨人旋治面，将午乃得食。才放箸，取土适至，于是温酒一升，投土搅其内，出药百粒，进于吴饮之。觉肠胃掣痛，几不能忍，急登溷，锐密使别坎一穴，便掖吴以行。须臾暴下如倾，秽恶斗许，有蚂蟥千余，宛转盘结，其半已困。久，吴亦惫甚，扶憩竹榻上，移时方飡粥一器，三日而平。始信去年正以夏夜出师，中途渴躁，命候兵持马孟挹涧水。甫入口，似有物焉，未暇吐之，则径入喉矣，自此遂得病。锐曰：虫入人肝脾里，势须滋生；常日遇食时，则聚丹田间，吮咂精血，饱则散处四肢，苟惟知杀而不扫尽，故无益也，锐以是请公，枵腹以诱之。此虫喜酒，又久不得土味，乘饥毕集，故一药能洗空之耳。吴大喜，厚赂以金帛，送之归。
  又，元代皖南池州养生学家李鹏飞（1222—？）《三元延寿参赞书》卷四，亦就以上《夷坚志·吴少师》作摘要载：
  水蛭干者，冬月猪脂煎，令黄乃堪用。腹有子，去之。此物极难死，火炙经年，得水犹活。石蛭，头尖腹大，不可药用；误用，令人目中生烟不已，渐致枯损，不可不辨。有吴少师，得疾数月，肉瘦，食下咽，腹中如万虫攒刺，且痒痛，皆以为劳。张蜕取黄土，温酒调服，下马蝗千余。云皆因去年出师，饮涧水，似有物入口，径入喉，自此得疾。夫虫入肝脾，势须滋生。食时则聚丹田间，吮咂精血；饱则散处四散，久则杀人，不可不知。
  除了上述宋元医家而外，像明代皖南新安医学家汪瓘（字民莹）的《名医类案》卷七《误吞水蛭、蜈蚣》；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1518—1593）编著集我国16世纪前药学大成的著名药学著作《本草纲目》卷七《黄土·拾遗·发明》；明代晚期福建文坛代表人物谢肇淛（1567—1624）编著的明代博物学代表著作《五杂俎》卷五《人部》一③；明末政治家，早曾因母病习医，后因朝政腐败而称病辞归，重新精研病理学的王肯堂（约1552—1638）历时十一年编著《证治准绳》卷十八《虫》；明末思想家、科学家、“四公子 ”之一方以智（1611—1671）编著百科全书式著作《物理小识》卷二《地类》“张锐以黄土下吴少师之虫疾。”清代医学家吴仪洛（1704—1766）编著《本草从新》卷十五《黄土·燥湿解》；清末学者、书画家徐士銮（1833—1915）编纂的医话著作《医方丛话》卷三①，等等明清医书，或全文转载，或择要选刊，先后对选自《夷坚志》的《吴少师》与《卫承务子》这两则真人实事传染寄生虫病遗闻，以典型医案形式密集发布，以提高人们，特别是乡村从医人员应对突患该棘手疑难杂症的应急诊断水平与处置治愈能力。
  换言之，针对类似“吴少师”病患的诊治手段与方法，大抵从南宋中期起，就已然成为古代医疗史上一桩相当有代表性的医学示范病例，和简便易学，“土”到病除的非处方经典医术了；只不过作为患者的“吴少师”究竟是身为兄长的吴玠，还是吴玠的胞弟吴磷一直不曾被人细究、深究，甚至往往忽略不计，不为人瞩目。因为一般人们普遍理解的“吴少师”多被指认为吴玠，这几乎是人尽皆知而达成广泛学术共识的不争事实。譬如何卓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10月版《夷坚志》第四册《人名索引》，就将《吴少师》中主角视作吴玠②，笔者感觉编者学术识见正确，虽然索引编者《例言》坦陈：
  《夷坚志》为志怪小说，涉及的人物极为复杂，既有见于正史的达官贵人，宿儒名士，亦有不见经传的平民小吏，妇人孺子，甚至还有子虚乌有之类的传说人物，且洪迈在协作中，很多人物都称其字号、封号或官职，没有写出姓名。为方便读者，编者根据有关史传典籍，尽力做了一些考证工作，但限于《夷坚志》本身的体例以及编者的学力，难免会有错误或不妥之处..③
  二、《夷坚初庚志·吴少师》主人公系吴玠说求证
  然而《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作者王智勇先生却不同意笔者提出“吴少师”即系吴玠的划分，而执意辩解表示“吴少师”也可能，并且更有可能为吴磷，这自然使得原本替吴玠之死原因作的简明扼要推敲，又变得节外生枝，疑云密布且复杂而充满变数起来。
  按吴玠史传记载，“吴少师”是朝廷所赠尊称，所谓绍兴四年“七月录仙人关功，拜检校少师”④；而在吴磷同样为朝廷封功，所谓“十二年入觐，拜检校少师，阶、成、岷、凤四州经略使，赐汉中田五十顷”⑤。那么《夷坚初庚志·吴少师》中的主人翁到底是吴玠还是吴磷？一时间上升为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眉目不清的关键结点所在。而如若“吴少师”结果被证明与吴玠无关，笔者原先相关诠释自然势必不攻自破而土崩瓦解，吴玠殒命问题的讨论，也将重新遵从、回归宋元以来正统史传本来的结语原点而变得徒劳无益，毫无意义可言。
  笔者作为被提问对象，就此理所当然无从回避，要做出明朗回复答辩以取信于人。而若进一步较真认证“吴少师”的本来面目到底是吴玠还是吴磷，妙手回春，治病救人的神医张锐，和最先向洪迈口述《吴少师》故事而被辑入《夷坚志》中的“张外舅”这两者生平很值得索隐查实，因为廓清彼此履历，对区分 “吴少师 ”的真实入选至关重要。
  （一）替吴玠起死回生的名医张锐其人其事
  据考察：张锐字子刚，本河南郑州人。官成州团练使，以医知名。政和中（1111—1117），有慕容彦逢母病，死将就木，锐视之曰未死，遂取药医之，病果愈而不死。绍兴中（1131—1162）流落蜀中，著有《鸡峰方》。就此，洪迈《夷坚初乙志》卷十《张锐医》披露生动①；清陆心源（1834—1894）辑撰《宋史翼》卷三八列传第三八《方技》二，综合《夷坚志》等史料有传记：
  成州团练使张锐，字子刚，以医知名，居郑州。政和中，蔡鲁公之孙妇有娠，及期而病，国医皆以为阳证伤寒，惧胎之堕，不敢投凉剂，鲁公密信邀锐来，锐曰：儿处胞十月将生矣，何药之能败，如常法与药，且使倍服半日，儿生病亦失去。明日妇大泄不止，而喉痹不入食，众医交指其疵，且曰：二疾如冰炭，又产蓐甫尔，虽扁鹊复生，无活理也。锐曰：无庸忧，将使即日愈，取药数十粒，使吞之，咽喉即平，泄亦止，逮满月，鲁公开宴，自诸子诸孙及女妇甥婿，合六十人，请锐为客，公亲酌酒为寿曰：君之术通神，吾不敢知，敢问一药而治两疾，何也？锐曰：此于经无所载，特以意处之，向者所用，乃附子，理中圆裹，以紫雪耳，方喉闭不通，非至寒药不为用，既已下咽，则消释无余，其得至腹中者，附子力也，故一服而两疾愈。公大加叹异，尽敛席上金匕箸遗之，慕容彦逢为起居舍人时，母夫人病，亦召锐于郑，至则死矣，时方暑，锐欲入视慕容，不忍意，其欲求钱，乃曰：道路之费，当悉奉偿，不烦入也。锐曰：伤寒法有死一昼夜复生者，何惜一视，不得已延入，锐揭面帛注视，呼仵匠语之曰：若尝见夏月死者面色赤乎？曰：无口开乎？曰：无。然则汗不出而蹶耳，不死也。无亟殓，趋出取药，命以水二升，煮其半灌病者，戒曰：善守之至夜半，大泻则活矣。锐舍于外馆，夜半，时守病者觉有声勃勃然，遗矢已满席，出秽恶物斗余，一家尽喜，敲门呼锐，锐应曰：吾今日体困不能起，然亦不必起，明日方可进药也。天且明，径命驾归郑。慕容诣其室，但留平胃散一贴而已，母服之数日良愈，盖锐忿求钱之疑，故不告而去，绍兴中入蜀。王秬叔坚问之曰：公之术，古所谓十全者，几是欤？曰：未也。仅能七八耳。吾长子病诊脉察色，皆为热极，命煮承气汤，欲饮之，且饮复疑，至于再三，将遂饮，有如掣吾肘者，姑持杯以待，儿忽发颤悸，覆绵衾，至四五，始稍定，汗下如洗，明日而脱然，使吾药入口，则死矣。安得为造妙？世之庸医，学方书未知万一，自以为足，吁！可惧哉！王秬叔坚说。
  不仅如此，作为晚清古籍版本收藏家的陆心源，还珍藏有张锐《鸡峰普济方》的宋版残本。其《仪顾堂集》卷十九《宋板〈鸡峰普济方〉跋》曰：
  《鸡峰普济方》三十卷，缺卷二、卷三、卷六、卷八凡四卷。每叶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前缀行大题之下题；“冯翊贾兼重校定”七字，相传以为张锐著。前后无序、跋，目录亦只存十叶，莫能明也。晁、陈二家②，及《文献通考》，皆不著录。惟张杲《医说》引其说颇多，皆与今本合。锐仕履不多见。《夷坚志》称锐字子刚，成州团练使，以医知名，居于郑州。政和中，蔡鲁公之孙妇有娠，及期而病，邀锐治之，一服而愈。至绍兴中，流落入蜀。又，《书录解题》载：太医局教授张锐，撰《鸡峰备急方》，绍兴三年（1133）为序。
  耐人寻味的是，张锐将医方冠以“鸡峰”，或与其设身处地任职成州团练使的经历有关。因为成州治所西南十五公里的鸡峰山，素称“陇右小峨眉”，为甘陕川三边佛教名山。而成州跟吴玠抗金川陕宣抚司治所河池县（即今甘肃徽县），及其东南入蜀孔道要隘嘉陵江仙人关同处陇南，两地山势相连，相去不远。吴玠患病后敦请张锐北上诊疗，当与张锐的成州行医生涯有一定的关系。以目睹吴玠抗金活动见证人身份撰写《吴武安玠功绩记》的“宣抚司荐士”明庭杰（生卒事迹不详）曾经这么记述：“侯已病..九年春三月，侯以疾革，乞解事，天子恻然忧之，命成都守胡世将（1085—1142，四川安抚制置使，继吴玠宣抚川陕）访蜀善医者治其疾，又驰国医往视，未至，而侯以六月己巳薨于军，享年四十七。”①总之，张锐早年成州从医活动与医方以“鸡峰”命名，以及吴玠重病后千里迢迢把他从成都召回与金兵对垒的仙人关前沿阵地医治，绝对不只是个偶然巧合，应当跟他早年在成州因医术高明而声名远扬、播于人口、遂慕名征召有因果关系，这一鲜明态势想必明眼人端倪可察。
  （二）《夷坚初庚志·吴少师》口述者张渊道其人其事
  至于《吴少师》口述者“张外舅”其人其事也扑朔迷离，发人萌生跟踪查证兴趣，因为有关其仕历情形，同样《宋史》无传。不过，一番深入搜索探察，其真实身份逐渐浮现水面被打捞。“张外舅 ”实非别人，而是洪迈岳丈、兵部侍郎张渊道。②参照已知洪迈生父洪晧（1088—1155）与生母沈氏（1089—1138），以及迈兄洪适（1117—1184）、嫂沈氏（1121—1181）生卒年③，预估洪迈岳丈张渊道年岁与洪晧相当略小。洪迈《夷坚志》和著名掌故笔记《容斋随笔》中的多则逸闻发布源头，都明确出自南宋初年转战南北而阅历丰富的张渊道；并且有关他的大致仕途过往，现在也唯有借重《容斋随笔》和《夷坚志》方可一一盘点梳理。
  譬如《容斋随笔》卷十三《国朝会要》的“建炎三年（1129），外舅张渊道为太常博士”；《容斋续笔》卷第一《李卫公帖》的“张渊道为广西帅”；《容斋四笔》卷第四《两道出师》的“绍兴七年（1137），淮西大帅刘少师罢湖北，岳少保以母忧去，累辞起复之命，朝廷以兵部尚书吕安老、侍郎张渊道分使两部。已而正除宣抚，遂掌其军。岳在九江，忧兵柄一失，不容再得，亟兼程至鄂，有旨复故任，而召渊道为枢密都承旨，安老在庐遭变，言者论罢张魏公（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1097—1164），渊道亦继坐斥。隆兴中，北虏再动兵，张公为督帅，遣李显忠、邵宏渊攻符离失利而退，一府皆贬秩..”云云；《夷坚初甲志》卷十三《范友妻》的“张渊道，绍兴五年（1135）为右司郎官，兵士范友居于门侧..范友，本黄河埽岸兵士，因张郎中入西川”；同卷《马简冤报》的“秦州人马简..兵罢后，从张渊道侍郎为仆，张公为桂林守”；《夷坚初乙志》卷十三《九华天仙》的“绍兴九年（1139），张渊道侍郎家居无锡县南禅寺 ”；同上卷十六《海中红旗》的“赵丞相（鼎，1085—1147）居朱崖时，桂林帅遣使臣往致酒米之馈。..时外舅张渊道为帅云。张子思说得之于使臣，外舅不知也” ①等等，皆然。
  尤其由《夷坚初乙志》卷五《张女对冥事》掌故，足可确信张渊道乃洪迈岳丈无疑。
  妻父张渊道，自兵部侍郎奉祠，寓居无锡县南禅寺。次女已嫁梁元明来归宁。绍兴己未（九年，1139）正月七日，因游惠山寺..凭案立问曰：张相公在陕西杀赵哲[环庆（今甘肃庆阳）帅，以“擅离所部，哲军将校，望见尘起惊遁，而诸军亦退舍”②遂为张浚杀。]，汝父为参议官，预其事否？女欲言，不知恐累父。答云：初不预谋，，亦曾谏，不见听。（阎）王曰：谏而不听，何不去？答曰：尝求一郡，不得请。王顾左右，令诣司供状，方对答时，望西庑一人侧听而笑，东庑亦有一人，皆状貌堂堂，既诣曹，曹吏指曰：笑者乃赵哲，其东则曲端（1091—1131，字正甫，善治军，长于兵略，刚愎自用，恃才难制，树敌甚多，与吴玠争功，被张浚错杀）也。吏以下，皆长一丈，戴铁幞头，着褐布袍，具笔札，令女为状，且曰：当追长子，以其不慧，故免。盖渊道长子通，自幼多病，不解事..
  而且这则口述史事背景还关乎吴玠川陕抗金时期的确发生过的几桩真实案底。因此，张渊道讲述，洪迈记录在案的今本《夷坚志》补卷第十八《吴少师》内容，能够信以为真系身为参议官或兵部侍郎的张渊道绍兴九年正月，以复员军人或退伍老兵身份回无锡前，在吴玠军营截获其病发、治病的第一手可信情报。即便他当年不是吴玠病发、诊断全过程唯一旁观见证人，至少也是最早获悉和对外传播吴玠病情以及医疗、治愈内幕的消息灵通人士。而清佚名《异闻总录》卷一谓“绍兴十年（1140），张渊道提举秦蜀茶马，自淮颍之官”云云，似乎更加证实了张渊道在吴玠死后一年，又在转业离休岗位被重新起用，远赴川陕一带任茶马官的宦游行迹③，这跟他后来再度出任广西帅，为被贬斥客死崖州的抗金主战派赵鼎馈赠食物等轶事的发生时间也先后衔接。而且张渊道善待赵鼎言行，仿佛还影响到洪迈后来坚决保荐赵鼎为配飨高宗庙庭候选者之一。①换言之，张渊道作为吴玠去世前后川陕军政事务的亲历者，其言谈回忆绝不该等闲视之而置之不理；哪怕他未曾亲自将有关事实笔录在册，而是由其女婿洪迈当了他的口述代言和代笔人。
  有必要提请注意的是，如前所述，《吴少师》医案曾为南宋徽州名医张杲《医说》卷五，和明代徽州医学家汪瓘《名医类案》卷七《误吞水蛭蜈蚣》二书，共同注明引自已佚而非今本补卷第十八的《夷坚初庚志》。按照洪迈正式开笔撰写《夷坚初志》是在吴玠死后三年的绍兴十二年（1142），庚志编成于淳熙十六年（1189），南宋赵与时（1175—1231）《宾退录》卷八引《夷坚志》各志序提要记可证：
  庚志谓：假守当涂（太平州），地偏少事，济南吕义卿、洛阳吴斗南，适以旧闻寄，似度可半编帙，于是楫为庚志。初甲志之成历十八年，自乙至巳，或七年或五六年，今不过数阅月，闲之为助如此。然平生居闲之日多，岂不趣成书，亦欠此巨编相传益（异）耳！
  值得关注的是，洪迈出知皖南当涂恰巧发生在淳熙十五年（1188）九月十七日，廿八日到任；而其外放原因，很可能肇起于四月间议高宗配飨，力主以吕颐浩（1971—1139）、赵鼎、韩世忠（1089—1151）和张俊（1086—1154）四人为宜，而与早年受学于吴玠上司张浚，反对吕颐浩配享庙祀的南宋文坛四大家之一杨万里（11271206）提议张浚产生冲突：“上谓大臣曰：‘杨万里乃谓洪迈专与私，迈虽是轻举，万里未免浮薄。’..于是，二人闻，皆乞补外。后十六日，诏洪迈以见官正奉大夫知镇江府。”③九月被旨再迁太平州有关。遂于闲暇编撰《夷坚初庚志》时，因感及由己举荐配飨赵鼎其人居功至伟，从而联想到岳丈张渊道为桂林帅时跟赵鼎的相关掌故④，又回顾张渊道曾口述《吴少师》故事，吴玠在军中得病、医治秘闻，就这样通过洪迈原先跟张渊道的访谈存录，终于原原本本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张渊道其他口述轶闻多见于《夷坚志》的甲、乙志，而乙志编于乾清二年（1166），也许一定程度上跟张渊道病逝，洪迈追怀轸念而做相关也未可知。
  （三）雷同《夷坚初庚志·吴少师》病例但病因、患病场所迥异的《卫承务子》医案辩证
  据上鉴别鉴证《夷坚初庚志·吴少师》故事主角为吴玠而非吴磷选项精准无误，此有曾入吴玠军营在先，重新入蜀为官于后的洪迈岳父张渊道亲口出具证明，和替吴玠起死回生的神医张锐医术疗效双重担保。至于跟《吴少师》掌故足以互为考据而发生在皖南的另一例相同医案，则是《夷坚支戊志》卷第三著录的《卫承务子》，它相当于一则洪迈替吴玠开具具有极其正面印象和发挥关键作用的辩护证词：
  宁国人卫承务者，家素富。惟一子年少，好狎游。忽得疾，羸瘦如削，众以为瘵。治疗三年，愈甚无益。适刘大用过县，邀使视之。切其脉，亦谓瘵证。凡下药月余，略不效。问其致疾之因，久乃肯言曰：“尝以六月间饮娼家，与娼喧争，迨醉，不复登榻，独困卧黑桌上。少醒而渴，求水不可得。其前有菖蒲盆，水极清洁，举而饮之，自是疾作。”刘默喜，密遣仆掘田涧淤泥，以水沃濯，取清汁两盏，置几上，令随意而饮。卫子素厌苦其疾，不以秽为嫌，一饮而尽。俄肠胃间攻转搅入，久之始定。继投以宣药百粒，随即洞泄，下水蛭六十余枚，便觉胸抱豁然。刘曰：“此盖盆中所误吞也。蛭入人腹，藉膏血滋养，蓄育种类。每黏着五藏，牢不可脱。然久去污渠，思所嗜，非以此物致之，不能集也。”卫子虽去其疾，然尫劣无力，别施药补理，至八十日乃平复。予顷记张锐治吴少师事，绝相似云。右四事皆刘大用说。
  从洪迈“予顷记张锐治吴少师事，绝相似云。右四事皆刘大用说”的陈述不难发现，《吴少师》故事著录在先，而《卫承务子》故事编排于后。按《吴少师》所在的《夷坚初庚志》完成于淳熙十六年（1189），而《夷坚支戊志》序作于庆元二年（1196），果然早于后者七年，时间先后关系正常。只不过游走各地行医的乡村医师刘大用，是因风闻洪迈《夷坚志·吴少师》故事，还是因读其同行名医张杲同样脱稿于淳熙十六年的《医说》初稿卷五《误吞水蛭》，才活学活用，当场效法临床经验丰富的前辈名医张锐而对卫承务之子施行了同等医术使其起死回生？鉴于《卫承务子》没有确切发生年月，今已无从把握事发准确纪年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大抵已问世于淳熙十六年的《夷坚初庚志·吴少师》，势必对张杲同年编著的《医说》卷五收录《吴少师》，之后增补《卫承务子》等共三则《误吞水蛭》医术以收获与启发，这不仅仅是时间和地点①上的巧合、接近而已。
  最不应被轻视的是，由于《卫承务子》暴露的是地方纨绔子弟嫖娼宿妓丑闻；而且洪迈特地强调“予顷记张锐治吴少师事，绝相似云”。如果只承认《卫承务子》为实而不理会《吴少师》本事起因二致，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两者等量代换，对号入座，自然很容易让人产生吴少师也曾涉足风月场所，纵情声色犬马，形迹万分可疑的联翩浮想。特别是南宋抗金大将岳飞嫡孙岳珂（1183—1234）编著《岳鄂王行实编年》卷下，和他完成于南宋嘉定十一年（1218）的岳飞传记资料汇编《金佗稡编》卷九《行实编年》六尊称的“吴少师 ”确系吴玠无疑，况且有吴玠打算替离婚失偶的岳飞介绍侍妾的段子。
  （岳飞）奉身俭薄，不二■，居家惟御布素，服食器用，取足而已；不求华巧，旁无姬妾。蜀帅吴玠，素服先臣用兵，欲以子女交欢。尝得名妹，饰以金珠、宝玉，资奁巨万，遣使遗先臣，次汉阳，使者先以书至，先臣览之不乐，即报书厚遣使者，而归其女。诸将或请曰，公方图关陕，何不留此以结好？先臣曰，吴少师于飞，厚矣。然国耻未雪，主上宵旰不宁，岂大将安乐时耶？玠见女归，益服其盛德。
  这在很大程度上强烈加深加重了人们对吴玠生活作风不够检点的不良负面印象，释放出他曾经放纵情欲而胡作非为的错误信号，乃至于更进一步把他推向跟卫承务子同流合污，混为一谈的罪孽深渊而积重难返了。可问题是，起底岳珂对岳飞正面形象的表彰也未尽公允，其间同样充满着虚伪溢美之词而疑点重重，十分令人生疑；就此议案，已有公论。①
  三、“吴少师”系指吴玠说别证辨识
  由上多维度反复考证甄辨“吴少师”真实面目，可以毫不迟疑地辨识“吴少师”必定吴玠可知。在此，笔者拟再提供多重既往不曾为人留意的“吴少师 ”史料作为辅助补充证据。
  1.证据之一。南宋初年福建浦城人，表字子楚，晚号韩青老农而移居浙江富阳的何薳（1077—1145）笔记《春渚纪闻》卷九《记研》之《油松烟相半则经久》，该史料确定绍兴初年仙人关守将“吴少师”正是吴玠而非吴磷。元代苏州博雅好古陆友（字友仁，号研北生）《墨史》卷下《宋》同。
  近世所用浦大韶墨，盖油烟墨也。后见续仲永言：绍兴初，同中贵郑几仁抚谕少师吴玠于仙人关，回舟自涪陵来，大韶儒服手刺，就船来谒..
  2.证据之二。南宋洪迈《夷坚初甲志》卷十七《姚仲四鬼》，系史有其人路彬②谈论吴玠军中大败金兵于仙人关战役的主将姚仲（生卒年不详）③逸闻，因而其中语涉 “少师 ”自 然为吴玠显而易见。
  姚仲始为吴玠军大将，尝与敌人战小衄，吴欲诛之。仲曰：“以裨将四人，引军先退，故败。”吴召四将，斩之而释仲。后数岁，仲领兵宿山驿，见四无首人，皆长二尺许，揖于庭曰：“我辈败事当死，然公不言，则可全；今皆死，故来索命。”仲曰：“向者奔北，我自应以军法行诛，既屈意相贷，而少师见责；我若不自明，则代汝曹死矣。”四人曰：“当时之退，但择一人先遁者，足以塞责，何至是？”仲无以对。四鬼渐喧勃欲上，忽有白须老人，出于地，亦长二尺余，诘之曰：“汝等败军，伏法乃其分，安得复诉？”叱去之，应声而没，老人亦不见。人以是知仲之必贵。又十年，以节度使都统兴元军。路彬质夫说。
  3.证据之三。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河北巨鹿人魏齐贤编纂《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十八《贺》，编录建炎二年（1128）蜀籍校书郎毛敏（生卒年不详）①《贺吴少师易节启》曰：
  王者之兵，本仁义，方恢辟国之功；天下之将，通神明，允赖扦城之略。折遐冲于万里，注睿想于九重；治兵方积于朔庭，求士每开于东阁。虽绛侯之得，剧孟已坐致于敌情；而许愿之谒，赵奢犹愿言于军事。爰自樃枪之彗孛，荐经薄海之沸腾；率毡裘挽弓之民，胁潢池弄兵之子。荐为蛇豕，既攘秦地于神皋；未取鲸鲵，敢睨蜀都之沃壤。仇雠密迩，疆场多虞。长戟劲弓，难保山河之固；靡衣偷食，但期朝夕之安。远贻当宁之忧，每重登坛之举；听鼓鼙而思将帅之任，赐弓矢以专征伐之威。爰得伟人，以付全蜀。岷梁境土，坐收奠枕之安；卫霍功名，仅陪扶毂之役。究观古昔，孰与等夷？恭惟某官，赋性沉雄，挺资果毅。隐若敌国，典刑肃着于家声；贤于长城，方略力扶于帝室。任既隆于分阃，志犹切于请缨。纶巾屯渭上之师，绣帽识山西之将。采诗书礼乐，而成其利；有智信廉勇，而出以仁。仰遵神武不杀之威，尽得上兵伐谋之道。囊兜戟纛，肃中权后劲之仪；鼓铎镯铙，致布令陈辞之用。凶渠震慑，群丑追奔。细柳营屯，但听亚夫之令；曲梁行陈，孰干魏绛之刑。思属风云，威加草木。廓清氛祲，何止勒燕然之铭；宣畅威灵，固将继营平之颂。申信赏于山河之誓，参休声于金石之和。不日而成，惟天所授。某衰迟，末路冗散。下寮虽从齐鲁之师，儒颇慕秦梁之节。义金闺通，籍簉怀铅，抱椠之流，油幕充员。无飞章驰檄之效，久积依刘之愿，遂谐御李之荣，寔获我心云：胡不喜洗心涤虑，倘陪铃下之簪裾；颂德歌功，愿备囊中之翰墨。
  此启虽未署年款，也未确认主人公“吴少师”名字；但另据《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录用毛敏三十余篇文章相关时地人事②，尤其是卷五十六《迭幅》之《上丞相小简》“某政和二年（1112），尘忝名第，沉沦州县，粗知奉法循理”，卷五十八《迭幅》之《上林内翰小简》“某政和二年，忝冒名第，建炎（1127—1130）中，误蒙收召，簉迹文馆，遭维扬之变，垂翅北归，赖清庙乐育之仁”云云，透露毛敏主要活动时期正是北南宋交替之际。而鉴于其时南宋王朝正倚重吴玠为首西北抗金主力，抵御金兵突破入蜀防线长驱西南所以，毛敏此文是为贺绍兴元年（1131）吴玠大破金将和开国功臣完颜宗弼（兀术，?—1148）来犯十万骑而擢镇西军节度使，尤其绍兴四年录仙人关战功而官封少帅的可能性居其大半。
  4.证据之四。南宋因崇敬岳飞而别号翠 ①的武学生、嘉定年间（1208—1224）武科第一人华岳（?—1221）著《翠微南征录》卷六《挽吴夫人》诗云：“鸾骖不是厌尘凡，王母瑶池促驾还。家在两三千里外，人生一十六年间。好随神女游舒水，难伴文君归蜀山。试向仙源问消息，桃花零落水潺潺。”自注：“夫人，少师孙女，居蜀，适王氏，卒年十六，藏于舒仙姑之山。”就此华岳笔下少师孙女 “吴夫人 ”祖父其人实亦不难识别。
  首先，已知吴磷有男十二，唯五子吴挺最为知名，其他各子知名度有限，情况不明；而吴挺有子五人，并无女儿见载；换言之，吴磷可能并无孙女。更为重要的是，吴挺次子，也即吴磷嫡孙吴曦（1162—1207）于开禧三年（1207）阴谋发动投降金兵出任伪蜀王拟引敌入蜀叛乱。叛逆遭平定后，“族属悉合诛戮。..除曦妻男并决重杖处死外..亲兄弟有宜人除名勒停。应吴磷位下子孙，并移徙出蜀，分往湖广诸郡居住。吴玠位下子孙，与免连坐，通主吴磷坟庙祭祀”。“五月二日，权四川宣抚使安丙言：逆臣吴曦，罪当赤族，丙以吴氏三世为将，其族甚大，吴玠下诸房，素与吴挺父子，不相往来。虽吴磷下诸子，其间亦有与吴曦绝迹不相交者。若依法一概诛戮，惧有伤圣天子好生之德，恭承诏免。其吴曦一门，附于逆党者，并加诛戮，其余胁从置而不问，今具列吴曦一门当行诛斩，其他异居族人，当与原免者，各具姓名如后。一吴曦二子，已斩首号令；一吴睨，系曦之堂弟，受曦伪命，为侍中兼司农卿；一吴柄，系曦之父挺同胞兄弟；一吴晓，系曦同母弟，曦僭号之后，除集英殿修撰，知兴元府，充利州东路安抚使；一吴晫，系曦之亲弟；已上六人，并已斩首号令，其他婢妾等，已分送诸军，嫁与军兵去讫。一吴玠委系勋臣，其诸孙与兵曦不协。..庶吴磷子孙免沟壑之患。”②
  可见吴磷纵有孙女，华岳在世时想必已无资格居留蜀中③。而且咀嚼华岳《翠微北征录》卷一《利害》，卷六《将帅小数八·反泄》④涉及吴氏家族遣词造句，几预示着以万言《开禧元年（1205）四月二十七日上皇帝书》⑤和七言律诗《上韩平原》《和戎，自注：时有函首请成之议》⑥痛斥、讽喻权臣韩侂胄（1152—1207）兴师树威，对金轻启兵衅⑦的他，注定势难跟依附韩侂胄作威作福的吴曦家族有任何交集往来。
  而吴玠三子中除拱、扶外，三子■①颇受当年以忤秦桧出牵累通判建州，遂请祠家居累年，桧死还朝，正直敢言，甚有政声，多革弊事而得罪权贵的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的汪应辰（1119—1176）②器重，其《文定集》卷六《荐吴■札子》曰：
  臣伏见右朝散郎、直敷文阁添差、四川制置司参议官吴■，质性厚重，表里诚实，虽生于将门，而更历艰苦，被服俭素，人情物态，曲折通晓，谨守绳墨，安于淡泊，言不轻发，发必有常，有勉励趋赴事功之意。虽任将作监丞，既而累历外任，皆未能究其所长。其父玠，精忠义勇，效死百战，以保全蜀，既没几三十年，蜀人庙祀之，如一日所有。■今任添差参议官已满，伏望圣慈，特除■蜀中合入厘务差遣，既以慰蜀人甘棠之思，而■亦得试用其才，稍自见于职业，必能奉法循理，仰称使令，亦使将家子孙，有所激劝取进止。
  据此辨析，华岳诗及少师孙女吴夫人为吴玠三字吴■之女可能性最大，也就是说华岳笔底的吴夫人，很可能是他敬仰跟岳飞并称抗金将领的 “吴少师”吴玠孙女③，尽管吴■子女详情无考；但绝无可能是当年受吴曦投敌罪名牵连而声名狼藉的吴磷孙女，何况吴磷是否有孙女还两说而语焉不详。
  综上所述，足见关于“吴少师”这一称谓的使用认证，在南宋抗金早期公认为是吴玠而绝无冠以吴磷者，因为为兄的吴玠声望影响明显大于为弟的吴磷。对于这一基本常识，有诸多当时文献能够从不同视角提供学术支撑。即使一时有难分伯仲，辨认不清情况，只需结合文本具体语境，也能最终水落石出而不致犯难无从下手破案辨识。
  四、郑刚中《与楼枢密》书札中“吴少师”为吴磷说释疑
  当然，既然有专家怀疑吴玠死后南宋初期与金源交涉地界而据理力争的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1088—1154）《北山集》卷二十《与楼枢宻》提及的 “吴少师 ”系吴磷，在此也有必要就此议题的复杂经过加以论证解答而解惑释疑。尺牍曰：
  某顿首再拜，四川连关外大稔，营田所入，及二十余万斛，鱼关合江上下，廪廥皆满，水运之弊，亦十去五六，今秋，又与吴少师于兴赵之外、马岭④之间，修筑营田，大寨军民，安乐之来，岁科敷于所减，百八十万缗，外当更裁损近。又约到北官，定洮岷界马路，并无妨阻，应分画事，一切了毕苐。某自贱累到此，幼累翻病，豚犬新妇，六月末妊，子中胃反而死。又老身疾病，比旧遽衰，黾勉从事，其亦何聊？俟及两考，从君相丐祠宫之禄，未知得遂否尔？
  此书札涉及的“楼枢密”，疑似早年依附蔡京，绍兴九年兼侍读，旋以签书枢密院事至东京检视宫室，复奉命宣谕陕西而颇自尊大，以好货失将士心的楼炤（1088—1160）①；因而本处道及“吴少师”料非吴玠的确可以商量，因为郑刚中接任西北军事行政长官时，吴玠业已出师未战而身先死了。为此，《宋史·郑刚中传》说得非常明白：
  金归侵疆，桧遣刚中为宣谕司参谋官；及还，除礼部侍郎。复遣刚中为川、陕宣谕使，谕诸将罢兵，寻充陕西分画地界使。金使乌陵赞谟入境，欲尽取阶、成、岷、凤、秦、商六州，刚中力争不从。又欲姑取商、秦，于大散关立界，刚中又坚不从。继除川、陕宣抚副使。兀术遣人力求和尚原，刚中恐败和好，以和尚原自绍兴四年后不系吴玠地分，于是割秦、商之半，弃和尚原以与金。朝廷命刚中去“陕”字。为四川宣抚副使。刚中治蜀，颇有方略。宣抚司旧在绵、阆间，及胡世将代吴玠，就居河池，馈饷不继。刚中奏：利州在潭毒关内，与兴、洋诸关声援相接，乞移司利州。
  不过，设若望文生义，不做具体分析，把郑刚中尺牍中“吴少师”断为吴玠似乎也说得通而不为过。因为南宋景定四年（1263）黎靖德（生卒年不详）②编排，咸淳六年（1270）刊布的《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一本朝五《中兴至今人物》上援用主张北伐抗金的著名思想家朱熹（1130—1200）回忆有道是：
  （金）兀术用事，又欲背约。是时命娄（即楼）照签书密院，为宣抚，辟郑亨仲（即郑刚中）又一人，记不全为属，至蜀，见吴玠。玠曰：“某有一策。昔失陕西五路，最为要害。今虏人以河南归我，而陕西在其中，可谓失策，徐必悔悟。今不若移近蜀之兵，进而据之，则犹庶几。稍迟，则不及事矣。”楼云：“此策固善，但某不敢专，须奏朝廷。”亨仲因力赞之，即草奏。③
  据此语录，楼炤与郑刚中仿佛在抵达吴玠军中后跟他有所接触并且还曾相互对话，郑刚中甚至竭力赞赏并接受了吴玠的作战建议，当即草拟奏文，故而以上其致楼炤信函指称“吴少师”为吴玠也完全名正言顺，毋庸再行纠缠辟谣了。然而对照郑刚中在《北山集》卷十三《西征道里记》的原序，完备铺叙远赴西北时间显示，他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跟吴玠晤谈并互为赏识。
  绍兴己未（九年，1139，上以陕西初复，命签书枢密楼公，谕以朝廷安辑混贷之意，某以秘书少监，被旨参谋。是役也，审择将帅，屯隶军马，经画用度，询访疾苦，振恤隐孤，表扬忠义，公皆推行如上意，故其本末次序，属吏不敢私录，至于所过道里，则集而记之，虽搜览不能周尽，而耳目所及，亦可以验遗踪，而知往古。与夫兵火凋落之后，人事兴衰，物情向背，时有可得而窥者。以其年四月二十二日，舟出北关，六月二十四日，至永兴。七月十三日，进至凤翔。①越三十七日，府告无事，公率官吏以归，水陆凡六十驿，往来七千二百里，本计七千一百九十里。..所谓陈仓者，自是入大散关、河池。自注：河池在汉为故道。为西蜀之吭，敌之攻蜀也。吴玠既败走之，道迷不能出，粮且尽，垂军待毙，赵立为画归路，乃得脱。其后，立又为先驱道之，敌再入，而玠少却。十四日至，八月十九日行，府皆治事凤翔，新鄜延路经略使郭浩，熙河路经略使杨政，秦凤路经略使吴磷，四川都转运使陈远猷以下，各禀议分职而退。②二十日行，府遵旧路归，次舍道理如故..
  另据《北山集》卷二十《荅柴倅元章》中郑刚中自我袒露登临仙人关前线经过，也充满了九死一生，任重道远的使命感，同时又不难推知其时吴玠业已牺牲快三年了：
  某再拜，辛酉（绍兴十一年，1141）出使，道上一病濒死。壬戌（绍兴十二年，1142）二月，与北官会议渭河上。三月，胡资政（指胡世将）物故。五月被旨留帅，自是与东南远矣。始至之日，带甲者十万，仰口待哺而廪廥无储粟，四川久输之民气销力，尽喘喘将绝，念无以救之。于是亟买数千牛，率将士尽耕汉中之田，年来岁得粟近三十万斛，覆实虚冒，裁节用度，岁为蜀人捐减，亦五百万缗，疆场安静，劲兵精卒，敛而不用，诚可藏拙。第疾病增进，志力凋落，祠宫之恳日至，堂庙引首，望之不置也。万一得遂，乘峡江未起之时，笑谢军民而出，径卧山中，亦无甚愧，因书辄为知友言之。
  因此，实事求是地讲，按照郑刚中《西征道里记》确凿记载，他绍兴九年西行恐怕刚迈入关中门户到达凤翔府之前，吴玠正好于不久之前在仙人关前线撒手人寰而彼此失之交臂，吴、楼、郑三人非但根本未曾谋面，吴玠更不存在向他们面授机宜的可能，换言之，郑、吴会显系约半个世纪后朱熹等误记误传语录。由此《北山集》卷二十《与楼枢宻》有称“今秋，又与吴少师于兴赵之外，马岭之间，修筑营田”云云的“吴少师”，自是指吴磷而非吴玠可知。并且郑刚中明确提及他绍兴九年七月十四日到凤翔府，八月十九日原路返回之前，驻守抗金前线的原吴玠部将郭浩、杨政、吴磷等分别来见，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当时吴玠已死，吴磷接替兄长吴玠肩负起西北抗金使命了。
  关于郑刚中为什么会称吴磷为 “吴少师 ”，南宋学者王柏（1197—1274）《鲁斋集》卷十三《书郑北山祭吴忠烈庙文》，透露了些许其中的奥秘与玄机：
  以书生驭宿将，危事也。岂虚言足以服其心哉？每读北山郑公吴庙之诔，使人跃如凛乎。壮哉！辞也。默成先生所谓至矣远哉！犹有余味。然不有英气鼓舞，于灌荐之表警戒，岂能竦然于称赞之中乎？鸣呼！子房妙于机，策士也；孔明精于才，自用也，惟裴晋公谓处置得宜者近之。后一百三十年里，下士王某伤今思古，为之长太息，书于崖碑之后。
  由此可知，郑刚中上任之初曾作《祭吴忠烈庙文》，内容很可能正是其《北山集》卷十四的《宣抚谒庙祭文》：
  吾民奉牲牢祀神以求福，输贡赋养，吏以求治，神与吏同，惠民者也。某愚且陋，天子之命，帅所谓拊循士卒，垦辟土田，固边鄙以牧此方者，非曰能之，窃有意焉，视事之初，瞻谒祠下，并告区区之心，惟神鉴之，尚飨。
  身为书生的郑刚中与吴玠生前并无交流，应该更多是充满了敬畏。但上述所谓“宿将”此刻分明是指吴磷而非吴玠；作为旁观者，王柏显然看出了郑刚中指挥吴玠手下那些边帅，宿将心有余而力不足。事实上，从《宋史·郑刚中》本传有关“都统每入谒，必庭参然后就座。吴磷升检校少师来谢，语阍吏，乞讲钧敌之礼。刚中曰：‘少师①虽尊，犹都统制耳，傥变常礼，是废军容。’行礼如故”的追述辨别语意，郑刚中对于当年吴磷过于讲究名分的这一“吴少师”尊称，很有些不以为然的贬义，乃至某种意义上还有虽自身力所不逮但犹持保留意见和负面印象可知。另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七绍兴十二年十月载：
  刚中欲移屯一军，都统制杨政不从，刚中呼政语曰：“宣抚欲移军，而都统制不肯，刚中虽书生，不畏死也！ ”声色俱厉，政即日听命。
  这一记录也反映出当年川陕军中宿将对接受身为书生的郑刚中调遣，普遍流露出颇为轻视与不满情绪，从而时不时在官衔名分或指挥权上制造摩擦事端，以令郑刚中深感棘手难堪并无法驾驭掌控。在抗金军政上层冷战频发的这般复杂人事安排局势底下，鉴于吴磷也确实继其兄吴玠后于“（绍兴）十二年入觐拜检校少师”②，于是郑刚中迫不得已，也就顺水推舟，将吴磷尊称为“吴少师”而息事宁人，不扩大彼此矛盾以求太平了。这或许就是吴磷被以“吴少师”相称的来龙去脉，据此也足以把握与考鉴本无纪年的郑刚中《与楼枢密》书札的撰写时间当界定在绍兴十二年，当年吴玠已死三年，此 “吴少师 ”冠名自与他无关了。
  同样，《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三十五援引绍兴十年五月辛卯，有秦凤路经略使孙渥（生卒年不详）③跟吴磷的一番对话，也可见这位 “吴家小帅 ”在其兄长吴玠去世后不久，于军中 “勇而锐 ”，急欲树立威信，毕现狂妄骄横不可一世的悍将姿态。
  诏以镇江府所藉郦琼水陆田四十三顷赐李显忠，四川宣抚副使胡世将，自河池遣泾原经略使田晟，以兵三千人迎敌。始金人之渡河也，利路经略使杨政尚在巩州，永兴经略使郭浩尚在鄜延，环庆经略使范综尚在金州，而主管鄜延经略司公事王彦亦未至，其地惟熙河经略使兼宣抚司参谋官孙渥，右护军都统制兼秦凤经略使吴磷，随世将在河池。世将仓皇召诸帅议出师，政晟先至渥进曰：“河池平地无险阻，敌骑已迫凤翔，自大散关疾驱，一二日可至帐下。顷吴公宣抚，偶阅兵至河池，几为敌擒，其事不远，愿公去此治兵仙人原，原虽去河池才五六十里，而杀金平、家计寨，天险足恃，元戎身处危地，而欲号令将帅，使用命赴敌，渥不识也。”都统制吴磷抗声言曰：“和尚原、杀金平之战，方磷兄弟出万死破敌，时承宣在何许？今出此懦语沮军，可斩也！右护军强半隔限在陕西，未易呼集，敌来日夜思战，今闻宣抚舍河池去保山寨，失战士心，磷请以百口保破敌！”世将壮之，指所坐帐曰：“世将誓死于此矣！”官属韩诏等进曰：“渥寔失言，不宜居幕下。”遂先遣晟还泾原，渥赴熙河。渥恐惧汗落，单马趋出，顾谓世将所亲曰：“渥为公忠谋，乃反得罪；吴家小帅勇而锐，未见其胜之道也，他日无忘渥言。”①
  总之，堪称唯一例外把吴磷称为“吴少师”的证言本末，其实有以上微妙的时事背景，并非如同广大将官和前线百姓发自肺腑地尊敬吴玠那么充满保家卫国的真诚期待与热切希望，在郑刚中笔底不无流露出无奈敷衍的选择，就此明眼入一望而知。所以，对于这一 “吴少师”称谓的由来，必须认清其背后的是非曲直，绝不能一叶障目，简单孤立地看问题。行文至此，悬想就持“吴少师”也可能为吴磷说者而言，实际上无非是一例孤掌难鸣的孤证，因为认同“吴少师”实属吴玠说已然占了绝大多数。然而就此明白无误的倾向性论据，有关专家居然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对“吴少师”名号究竟该不该授予吴玠始终无法决断裁判；却又固执己见，以偏概全，强词夺理，委实让人有首鼠两端，狐疑再四的自寻烦恼感觉。
  五、王之望论吴磷 “辄苦脏腑”疑似《夷坚庚志 ·吴少师》说辩
  诚然，绍兴年间总领四川财赋王之望（?—1170）《汉滨集》卷八《论吴磷多病乞吴拱自襄阳归蜀朝札》，提及吴磷晚年患有跟吴玠十分近似而痛不欲生的肠胃病，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十四引述几同。这也许既有吴氏兄弟共同的疾病遗传家族史因素，想必也是彼此先后军务繁忙操劳而同病征兆的反映。所谓：
  ..吴磷日夜措画，以图攻取，事未可期，而其人平时多病，日饵丹砂数十百粒，比暴露之久，时复发作。前欲遣姚仲出秦州，而身自攻关，辄苦脏腑。脏腑稍安，又苦肾肠之疾，每疾剧时，亦颇危殆，今月十五日，下仙人原，还兴州医治。却留姚仲在原上，弹压兵马，强敌对垒，人心危惧，四川事势，可为寒心。蜀人前此，恃以为安者，以其侄吴拱在此，缓急有赖。吴拱移襄阳，渠每以失助为忧，今疾如此，岂可不预为之所?..
  不过，王之望笔下吴磷“辄苦脏腑”，跟取材于《夷坚志·吴少师》的南宋名医张杲《医说》卷五《误吞水蛭》“每日饮食下咽少时，腹如万虫攒攻，且痒且痛”之症虽相吻合，但相关专家言下之意此系《夷坚志·吴少师》主人公并非吴玠而是吴磷的铁证则不尽然。关于《夷坚志·吴少师》应指吴玠，绝非吴磷具体论述考辨见前，恕不赘复。这里拟作补充的是，当初抗金前线物资匮乏，生活条件艰苦，环境异常险恶，远超乎后人想象；身临西北战场体验出师部队生活的郑刚中《西征道里记》，曾描述前方战士饮食饮水生态之不易道：
  将家云：出战糗粮，干不可食，嚼糜半掬，则津液便生，余物皆不咽。士卒用小布袋置马上，遇水取袋渍润之尤美。
  更为难得的是，继吴玠、郑刚中之后于乾道八年（1172）涉足汉中抗金第一线参赞戎机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1125—1210）《剑南诗稿》中，也不乏描绘北伐作战部队星夜开拔，战斗间隙风餐露宿的艰辛作息状况。这些诗文虽然出自事后追忆和文学艺术加工，但无疑又都是跟吴玠感染寄生虫病的真实严酷环境相匹配的。真所谓：
  六月署方剧，喘汗不支持。逃之顾无术，惟望树影移。或谓当读书，或劝把酒卮；或夸作字好，萧然却炎曦。或欲溪上钩，或思竹间棋，亦有出下策，买簟倾家赀。赤脚蹋层冰，此计又绝痴。我独谓不然，愿子少置思。方今诏书下，淮汴方出师，黄旗立辕门，羽檄昼夜驰。大将先擐甲，三军随指挥，行伍未尽食，大将不言饥。渴不先饮水，骤不先告疲。吾侪独安居，茂林荫茅茨。脱巾濯寒泉，卧起从其私。于此尚畏热，鬼神其可欺。坐客皆谓然，索纸遂成诗。便觉窗几间。飒飒清风吹。①
  总之，种种迹象都表明，纵然吴磷肠胃腑脏呈现的病灶，跟《夷坚志·吴少师》复述的基本雷同，也碍难证明主人翁必然是吴磷而非吴玠；因为《吴少师》掌故口述者张渊道多接触和追述的是吴玠军营中事，几无一例事关吴磷。最为关键的，是与《吴少师》故事极易混淆的《卫承务子》洪迈按语提供了强有力的反证，即正因为将卫承务子劣迹等同于吴玠，因而才对公众产生了吴玠“好色门”般误导。相反，正史、野史既无吴磷贪恋女色，也无张锐为吴磷特地到兴州看病并以土方排泄寄生虫佚史，这就对唯独跟吴玠误合卫承务子的纵欲行为，和张锐替吴玠治病基本事实作了彻底切割。换言之，哪怕吴玠、吴磷兄弟俩肠胃病症完全一致，吴磷的病因也非寄生虫病。否则，弟兄代换而强作解读，岂不形同改写历史，进而把图谋不轨渔色脏水又追加覆盖到吴磷身上不成？这种偷换概念的移花接木式置换举措自与史实严重不符，更难以令人信服。因此，综合考究正史、野史诸多史料得出的最终定论应该是：《吴少师》故事主角只可能是吴玠而非吴磷，这一逻辑关系事实上并不难求证核实。也因此，有关专家申辩留给笔者的印象，不但没有正当理由而大胆假设有余，小心论证不足；并且还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应该就是他在吴玠之死辩论上犯下客观上失察，而主观上勇于揣测臆断却论据严重不足，结案模棱依旧的失误所在。
  六、吴玠积劳染疾并发症亡始末
  长篇研讨至此，问题业已相当清楚了，从吴玠患病、医疗到死亡的先后关系，诚如南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十二收录吴玠军中见证人明庭杰《吴武安玠功绩记》阐述的那样：绍兴七、八年，“上以侯功高，赐亲札，进开府仪同三司，四川宣抚使，而侯已病，自以赏过功，固辞优诏，不许。九年春三月，侯以疾革乞解事，天子恻然忧之。命成都守胡世将，访蜀善医者，治其疾，又驰国医往视。未至，而侯以六月己巳，薨于军，享年四十七。己亥，遗表闻上，震悼辍视朝，特赠少师。九月丙申，其弟磷奉丧，葬于德顺军水洛城。”南宋中书舍人王纶《吴武安公玠神道碑》亦载略同：
  绍兴九年夏六月己巳，武安王吴玠薨。己亥，有遗表奏闻，上悼之，辍视朝二日谓辅臣曰：前此玠以疾革闻，朕甚患之，遣成都守，访善医者治之。恐不瘳，亟驰以，国医视之，何竟至之不起耶？..上以王功高，赐亲扎进开府仪同三司，四川宣抚使，而王已病，自以赏过功固辞，优诏不许。九年春，疾革，夏六月薨，享年四十有七，终于官。子三，长拱，右武郎；次扶、■，皆文官。王抚士卒，同甘苦，至军政则斩刈不一贷，故人人效死，及第功赏，则断以公论，无请托之私，性乐善，每观史传，有可师者，必书之座右，日诵七书，其用兵本孙吴，而能穷其变化，虽功高贵显，而居常极俭约，至推以予士，则略无少吝，其殁也，家无余赀，至无宅以居，战西戎不过进退之间，决胜负虚则击实则避，坚忍持久，故葬之日，士卒流涕，百姓俱哀，皆感王之忠义，道王之盛德，莫不爱戴而思慕焉。 ①
  换言之，是宋高宗令成都守将胡世将访得“蜀善医者”、早先在成州一带以医术出名的张锐北上河池替吴玠治病；病情一度因张锐运用民间土方而对症下药，内脏寄生虫通过腹泻被大致清空而疗效初现，转危为安，虚弱病体有所缓解好转。《夷坚志·吴少师》表述的正是洪迈岳父张渊道亲眼所见或事后耳闻的吴玠病入膏肓第一阶段突发症状。不久过后，原先平复的吴玠浑身并发症再起且愈演愈烈，不治之症凶险，病情迅速急转直下而药石不济，沉疴难起，以致最终无可挽救，一命呜呼。一代英雄没有壮烈牺牲在抗金疆场，却将生命断送于小虫豸口腹之中，这委实是人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一世豪杰的人生悲剧。也难怪熟悉吴玠为人的明庭杰、冯康国都为此深表意外和惋惜。
  而《宋史·吴玠传》史实分明取材于明庭杰《吴武安玠功绩记》：
  九年，金人请和，帝以玠功高，授特进开府仪同三司，迁四川宣抚使，陕西、阶、成等州，皆听节制。遣内侍奉亲札以赐，至则玠病已甚，扶掖听命。帝闻而忧之，命守臣就蜀求善医，且饬国工驰视，未至，玠卒于仙人关，年四十七，赠少师..
  由此似乎也解决了上述就洪迈岳父张渊道重新复出的时间困惑。根据《夷坚初乙志》卷五《张女对冥事》有关张渊道退伍在无锡，游历寺院时间为绍兴九年正月；而吴玠三月得病是为第一阶段，六月一命归阴乃第二阶段综合解析，则张渊道被委以重任，再度走马上任到川陕任茶马官时间，很可能在同年三到六月间。正因为他以当事目击证人或洞悉川陕军中事务消息灵通人士身份，悉心搜集吴玠病发、诊断和初步治愈全过程详尽信息，从 而才有之后淳熙十六年洪迈回忆其口述《夷坚志 ·吴少师》的正式发布。
  七、洪迈《夷坚志》史料价值考验
  最后，拟再度重申洪迈《夷坚志》的历史文献价值，探讨口述史料究竟该不该被承认和能不能被引用议案。
  （一）古今学者印象中的《夷坚志》
  应当认识到，关于《夷坚志》的历史文献性质及其重要性，事实上早为史上诸多前辈学人所首肯、采纳，譬如自南宋中期名医张杲（约 1149—1227）《医说》①卷五《误吞水蛭》起，宋、元、明、清历朝医书②，就业已将《夷坚志》记录发生在抗金大将吴玠和浪荡子卫承务子身上两起病患表象十分相像，但患病成因、场所却迥然有异的典型医案，跟南宋民间神医张锐和刘大用分别施行简便易学而颇见神奇功效，堪称 “土”到病除，死而复生的“土方”，作为向同行传授立竿见影治病救人民间秘方大力推介，广而告之。换言之，《夷坚志》中民间医学的菁华部分，早曾被中国传统医学界有识之士予以吸纳汲取而加以保护传承，这其中恰好包涵南宋抗金将领吴玠的病史与医嘱治疗偏方，相当地具有代表性与实用性。据此也进一步证实《夷坚志》是一部至少涵盖部分可以信赖成分的南宋文史杂著，将它完全归属志怪小说另册的做法既不科学也不足取。
  再譬如与《夷坚志》作者洪迈为友的南宋名臣、诗人王十朋（ 1112—1171）《梅溪先生后集》卷第八《二月朔日同嘉叟蕴之访景卢别墅用郡圃栽花韵即席唱和》诗有云：“野处名园境界赊，夷坚愽物似张华。自注：景卢作《夷坚志》..”同为洪迈朋友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读《夷坚志》后随感诗又有云：“岂惟堪史补，端足擅文豪。..陋儒那得议，汝辈亦徒劳。”③他们都对作为同时同侪洪迈著录反映发生在本朝民间或交游圈内传奇野史的《夷坚志》表示十分地欣赏。王十朋进而把《夷坚志》比作西晋政治、文学、藏书家张华（232—300）编撰的中国古代第一部博物学著作 ——《博物志》而相提并论；而陆游不光肯定了《夷坚志》拾遗补阙的史学意义，更赞赏《夷坚志》充满着浓郁的文学艺术特色。
  假如说王十朋和陆游均为洪迈好友，难免于交际应酬中流露出酬答溢美之词的话，清代著名学者阮元（1764—1849）对《夷坚志》的评价则相对地中肯、持正，其《揅经室外集》卷三曰：
  （《夷坚志》）每卷之下，注明若干事，每事亦必注明某人所说，以著其非妄。书中神怪荒诞之谈，居其大半；然而遗文轶事可资考镜者，亦往往杂出于其间。
  更值得重视的是，现当代不少致力于宋代文史研究学者，也并没有因为存在忌讳、质疑和忽视《夷坚志》史料功能现象，就彻底否决《夷坚志》相关数据是出自洪迈努力把它视为正史辅佐参考的有益尝试。据不完全统计，于宋史用功最深，贡献亦最多的台湾知名学者王德毅先生编撰《洪迈年谱》时，在实际运用《夷坚志》口述文献数量上就达十多处之夥；其中很多是把《夷坚志》直接作为第一手材料加以吸收征集的；而且巧合的是，他引证的第一则相关史事，恰好是从吴玠去世的绍兴九年开始的。①而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先生，在其《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第八章《从〈酉阳杂俎〉到〈夷坚志〉》第一节《文人案头文学和南方习俗投影》中更指出：
  《夷坚志》成书于六十年之间，采取有闻即录的方法，一续再续，..更为内在的，是《夷坚志》讲究以史笔写异闻，笔墨简劲质实而难免拘谨。洪迈以学问文章受知于南宋孝宗皇帝，曾三度抄录《资治通鉴》，供职史馆后，又撰有《四朝国史》恭呈皇览，这种身份趣味使他即便敷叙奇闻怪事，也放不下君子式矜持的架子。 ②
  他认为洪迈撰著《夷坚志》带着理性或者说史学家的辩证思维头脑，因而内容有一定的可取性。原《文学遗产》杂志副主编张白山先生《危楼散墨·读〈夷坚志〉札记》，也提到《夷坚志》“虽以写鬼神出名，却也写了宋代作家、诗人的轶事和遗文。..托梦是假，谈（问题）是真的，洪迈是宋人，谈宋人事总是比后人所谈较为可靠”③。同样倾向于摒弃《夷坚志》中梦魇般的志怪虚幻成分，洪迈转载当事人诉求或旁观者陈情背后，还是具有某些真实性与部分可信度的。对于洪迈笔记评论最为精辟的要数鲁迅先生，其《中国小说史略·宋之志怪及传奇文》这样点评：
  洪迈幼而强记，博极群书，然从二兄试博学宏词科独被黜，年五十始中第，为敕令所删定官。父皓曾忤秦桧，憾并及迈。..迈在朝敢于谠言，又广见洽闻，多所著述，考订辨证，并越常流，而《夷坚志》则为晚年遣兴之书。
  ①参看王德毅编撰的《洪迈年谱》绍兴九年援引《夷坚乙志》卷十《松球》，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8页：绍兴十五年引用的《夷坚支景志》卷八《小楼烛花词》，第37页；绍兴十六年引用的《夷坚支戊志》卷五《妙缘寺》，第40页：绍兴十七年引用的《夷坚乙志》卷八《虔州城楼》，第41页：绍兴二十年引用的《夷坚乙志》卷八《无缝船》，第48页；绍兴三十二年引用的《夷坚丙志》卷十《契丹诵诗》，第105页；乾道元、二年引用的《夷坚支甲志》卷十《蒋坚食牛》，第115、116页；乾道三年引用的《夷坚丙志》卷十七《王铁面》，第134页；淳熙十三年引用的《夷坚支庚志》卷一《苏相士》，第179页：淳熙十四年引用的《夷坚支丁志》卷五《虼蟆瘟》，第197页；绍熙三年引用的《夷坚支丁志》卷七《信州鹿鸣燕》，第226页；绍熙五年引用的《夷坚支景志》卷五《吕德卿梦》，第233页：庆元元年引用的《夷坚支丁志》卷四《林子元》，第235页；庆元二年引用的《夷坚支戊志》卷八《龙阳章令》，第235页；同年引用的《夷坚支癸志》卷十《林秀才鸡》，第238页；庆元四年（1198）引用的《夷坚三志壬》卷六《滕王阁火》，第244、245页等。
  如果说鲁迅这番品评正是针对洪迈这部笔记掌故而言的话，那么说明他也是非常认同《夷坚志》雅俗共赏， “并越常流 ”的识见与本事的。
  （二）《夷坚志》采编取舍标准的洪迈自我评述
  其实，宋代笔记史料创编极其发达，阅历丰富的文人墨客大多撰述过跟自己人生旅程相关而长短不一，亦庄亦谐，涉猎面极广的随感笔录，譬如陆游的《家世旧闻》《老学庵笔记》皆然；洪迈除《夷坚志》外，就还曾撰著过被列为宋代最有学术价值三大笔记之一的《容斋随笔》。尽管《夷坚志》因“非必出于当世贤卿大夫，盖寒人、野僧、山客、道士、瞽巫、俚妇、下隶、走卒，凡以异闻至，亦欣欣然受之”，向被后世视为描写离奇荒唐故事而遭贴上志怪小说标签打入冷宫不受待见，哪怕有若干史学养料，乃至重大史实突破，亦往往被轻描淡写地排斥在作为正统、主流史料以外另眼相待。
  但是作为史学家出身的洪迈，实际上非常明白口述史料的真实性意义和保鲜（险）度重要性意味着被世人承认与否；他对作为原始素材的选择处置谨慎得当，有一整套完备的验证步骤和验收程序，并非拉到篮里便是菜。所谓：“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者。”“每闻客语，登辄纪录，或在酒间不暇，则以翼旦追书之，仍亟示其人，必使始末无差戾乃止。既所闻不失亡，而信可传。”纵然出现“告者过”或“听焉不审”情况，即“删削是正”，或“摭其数端以证异”；“实为可议”者，就“约略表说其下”，提示告诫“读者曲而畅之，勿以辞害意可也”，千万勿要信以为真。至于有人腾笑其确信度，诚如洪迈自我辩白的：“若太史公之说，吾请即子之言而印焉。彼记秦穆公、赵简子，不神奇乎？长陵神君、圯下黄石，不荒怪乎？书荆轲事证侍医夏无且，书留侯容貌证画工；侍医、画工，与前所谓寒人、巫隶何以异？善学太史公，宜未有如吾者。 ”所以，洪迈《夷坚志》采编转述故事实则都言明来源出处；即使道听途说，只要口述者信誓旦旦，愿接受采访而同意笔录文字，他都加以收录汇编，并——写明依据归属。这一务实认真态度，增添、提高了故事的可信度与真实感，以此杜绝了信口开河与不守信用。今本《夷坚志》最后附录《人名索引》中，就不乏是跟洪迈同时代的现实中人，有的还是他的至爱亲朋。尤其是像作为回顾吴玠死因重要证据的《夷坚初庚志·吴少师》口述对象的“张外舅”，其实就非别人，而正是洪迈的岳丈、兵部侍郎张渊道。①由于在场人以当事人、见证人或旁观者等多重身份现身说事，极大提升了故事的征信度，也避免了把自己和口述者双双置于诚信缺失风险漩涡中去的情况发生。事实证明这一方法行之有效，包括陆游《老学庵笔记》等不少同时期人笔记，就都直接或间接运用过这套办法，落实保护好信息源作为以正视听的关键砝码。像洪迈稍后习知历朝史实及典章制度的王明清（约1127—？）鉴于南渡后史料散亡，因采集逸闻遗献成《挥麈录》二十卷，所记颇为翔实而多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高宗实录》所援用②，就如同效仿《夷坚志》体例，特别明确相关内容是为某人亲自口授而非向壁虚构，凭空而来。
  总之，《夷坚志》虽然被归为古代志怪小说，但其中相当部分轶事正如清代学者阮元所说可资考镜，是经得起史实检验、推敲或验证的；至少应该允许针对不同故事内容，严格区分不同性质而有所甄别对待取舍，绝不该不分青红皂白，自以为一无是处予以全盘否定， 这显然不是严肃地对待学问的科学态度。
  （三）《夷坚支庚志》卷第六《潘统制妾》与出土吴玠部将彭杲墓志暗合印证
  应该说，《夷坚志》的史料价值到底是否经得起历史审核，是包括笔者在内大多史学工作者共同关心的学术话题；而笔者也一直在试图寻求破解这一学术命题和难题的途径与渠道，近年总算有了些许回报，并且这一史证作用恰巧充分体现在事关解码吴玠兵团部将潘璋的一则佚史中。《夷坚支庚志》卷第六《潘统制妾》曰：
  兴元统制潘璋，在临安时买一妾，携入汉中。为人妩媚柔和，举家怜爱。两岁后得疾，若怀孕者。始数日不食，渐至一月枵腹。经十旬，忽产一男子。越三月复然，又四月亦如之。是岁连举三子，闻见者莫不以为异。自是饮食疏数不齐，似有所凭附。预说其家祸福，往往多中。遂白主公主母，乞一净室学道，勿以事相关，昼夜掩户。或穴隙窥之，但趺坐诵经。璋尝排闼强造其处，则四壁环列皆佛书内典，至有天竺及外国所刊板籍。诘所从来，曰：“天女见与。”淳熙辛丑（1181），兵帅彭果（显然“彭杲”之误）选璋部西军赴殿岩，因剡荐其材。妾请从行。璋辞以法不许。舟次果州津溉，谒郡守还，马上望一女子沙上持诵，即之，乃妾也。骇其何自而来，曰：“思君之极，不觉魂飞。”璋亦喜，载与俱东。至鄂渚，其表弟秦奎干办戎幕，来相访。未至，妾已先知，曰：“秦都干至矣。”秦向者固已知之，是日觉其精爽比旧微为耸露，问璋曰：“兄本买妾，闻却遇仙。”璋备言其状，令取一小尊酒与秦饮。所贮才三升，各举十觞，而尚存其半。怪而叩之，曰：“近来学得一戏剧术，不足道也。”明日，秦邀到官舍，语次，及西州风物，曰：“兄留行都，正是春暮，必可饱食玉津樱桃。”妾曰：“此亦不难致，愿假一合往取。”合子至，布气数口，以手帕缄封，授老兵，使持往舟中，且祝勿擅启。少顷而回，樱桃溢合。宾主饫尝，遍及姨州，唯一乳媪及小鬟不得食。曰：“渠不应飨此。”璋问秦：“建溪新茶已到未？”曰：“未有。”妾曰：“我揖能致之。”即于假山侧拈块土置掌内，揉碎嘘呵，付外碾细瀹之。即于假山畔尝，真奇品也。妾每出，必以虎子自随。俄暂起，曳窗屏蔽障。既退，媪鬟视其旋溺，香如麝脐，而色清洁，举而共饮之，妾在坐笑曰：“两人无良，窃饮吾溺。然亦何伤，不过费我几日工夫耳。”后至都城，璋登岸而返，失妾所在。方疑挠之际，一翁一妪来省女，璋无以对。执诣厢官，送于府，奏劾之。坐辄带妇人从军停官责本队自效。彭果（杲）以举官不当削秩。鄱阳吴溱，从妇翁胡德藻官于鄂，见秦生，目击其事。已而遇璋于庐州逆旅，访得本末甚详。又三年，溱往渝川，逢利路州钤辖吴汉英于夔府，因及璋踪，云：“妾生子皆俊慧，能读书。妾今在父母家，无恙。 ”
  令人高兴与振奋的是，近30年前陕西汉中洋县出土的吴玠部将彭杲墓志，正好以文献与文物双重证据为凭，清晰还原了《夷坚志》证史、补史作用的可靠性与权威性。 1991年 12月14日，陕南洋县北纸坊乡石山梁村发现并出土的南宋抗金将领彭杲（1126—1191）墓碑——《宋故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致仕彭公事实碑》①载：
  （淳熙）九年，（彭杲）应诏，举所部武勇，以左军统制潘璋充选。后一岁，璋坐小法免，以举累降两官。寿王（宋孝宗）雅知公，姑以明法。寻以公久劳外服，军政修明，加吉州刺史，函复元官。继遣使赐，宸翰褒美，并赐金器、香茶。 ①
  事实已经很明了了，彭杲墓志表述跟《夷坚志》陈述有关潘璋携眷入伍获罪连带彭杲原因完全吻合；并且洪迈复述故事性强而宛若呈现时空穿越感，足以弥补彭杲墓碑的局限性和隐晦真相，极大扩展了碑文内容的外延。更为重要的是，洪迈还特地刊布了有关《潘统制妾》传闻的出处，以此表明文本既源于局内证人譬如史有其人的利州路钤辖吴汉英②更出自当事者亲口传授。正因洪迈对目击者回忆作了初步把关以示信赖，故而他敢于将掌，握的相关掌故纳入《夷坚志》中聊备一格。我们说科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必须是建立在真实基础之上的话，传统口述的致命弱点常常是口头传说在流传过程中，或者历史工作者在记录某种口述史料的经历中，容易出现拷贝走样的失真情况，从而有损作为主体的历史科学性。③然而通过上述就洪迈《夷坚志》口述历史价值的反复核验，结果再次充分证明《夷坚志》关于川陕吴玠抗金兵团人物故事的鲜活演绎，具有跟历史文献同等重要的参考作用。而这发生在八百多年前史学家洪迈身上尤为难能可贵，因为他那种如当代口述史所倡导的闻录必予复议核查的先见之明与超前意识，显系具备良好史学家素养的严谨求实学风使然。
  （四）记录在案的抗金将领儿女私情与以权谋色事例
  从以上《夷坚志》讲述和彭杲墓志揭示部将潘璋挟妾归队行为说明，儿女情长实属人类社会中两性互动交际的一种正常行为，不论承平时期还是战争年代，都是人之常情与正常心理、生理需要；尤其血气方刚的青年战士，旷日持久的艰苦军营生活带来的势必是性生理和性心理上的痛苦与煎熬。而一旦从军情紧张，随时可能牺牲生命的抗金前线，涉足来到歌舞升平，美女如云，充满声色犬马环境而暖风熏得游人醉的偏安国都临安或成都这样的花花世界，自然目迷五色，身体和心理上形同获得了极大的松弛与释放。因此，荣获军功的潘璋从杭城买妾回汉中抗金前线，无疑属于当年抗金部队成员婚姻生活状况的真实反映，今人绝对没有理由和必要就此对八百年前的抗金士气产生怀疑以至于求全责备，更不可戴上有色眼镜，任意扣上好色消沉帽子。实际上，不仅仅潘璋，随吴玠转战各地，于和尚原、仙人关战役屡获功勋，吴玠死后的绍兴十一年（1141）再度会战仙人原，生擒金源万户将的汉中守将杨政（1098—1157，和接任四川宣抚副使而治蜀有方的郑刚中（1088—1154），都曾经有过类似不可告人的生活作风 “情”节与案底。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尽管正史反复强调吴玠以权谋色，甚至把作案地点都定位在了成都，《宋史》本传综述更深挖根源般近乎深恶痛绝地提起公诉道：“然玠晚颇荒淫，磷多丧败，岂狃于常胜，骄心侈欤！抑三世为将，酿成逆曦之变，覆其宗祀，盖有由焉。”可是就普通读者好奇关注的身为抗金英雄吴玠，究竟腐化堕落到什么不可言状程度⑤和难以启齿话题，正统史传却几乎异口同声在吊足了读者胃口之后又集体戛然而止统一失声了，始终列举不出哪怕如《夷坚志·卫承务子》般言之有据的斑斑劣迹或重磅猛料。换言之，似有动向却实无动态披露。如此不负责任的指证指斥，自然严重违背了以事实为根据的取证、举证法则而形同于诬告与陷害了。所以，从根本上看，吴玠死于纵情声色就是一个事出有因而查无实据的彻头彻尾伪命题。
  与此截然相反的是，有关郑刚中和杨政沉湎姿色事例虽然从未见诸正史而不着一笔，但并不表明他们私底下就不曾尽得风流而快活过了。南宋绍兴年间侨寓隐居钱塘清波门的周辉（1126—1198）《清波杂志》卷八就有这么一番记录：
  郑刚中之镇蜀地，眷妓阎玉。忽民间遗火，延烧所居富春坊。①郑于火中获一旗，上有改东坡《海棠》诗云：“火星飞上富春坊，天恣风流此夜狂。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 ”郑一见曰： “必道山公子也。 ”
  此记直击郑刚中蜀中风流韵事早为人所晓而播于人口，他火中依红偎翠狼狈出逃所得旗帜，很可能就出自同道间戏弄恶作剧而已。至于《宋史》卷三百六十九、列传第一百二十八《刘光世传》，贬责南宋 “中兴四将 ”之一刘光世（1089—1142）“律身不严，驭军无法，不肯为国任事..与时浮沉..方之韩（世忠）、岳（飞）远矣”云云，以及南宋杜大珪（生卒年不详）《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五十五朱熹（1130—1200）撰《张忠献公浚行状》，列举数落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1097—1164）绍兴七年（1137）“归自江上，奏刘光世握兵数万，无复纪律，沉酣酒色，不恤国事，语以恢复，意气怫然，宜赐罢斥，以警将率 ”云云，恐怕跟吴玠被污蔑一样，并属抗金阵营内部同室操戈，互相贬责倾轧而并无实证。
  不过，吴玠另一员部将杨政，尽管正史言之凿凿其驻守汉中十八年，修堰筑堤，颇便于民而官至御前诸君都统制，加太尉。然而就是这么一位一向被树为俨然抗金英雄的正派形象，在《夷坚支乙志》卷第八《杨政姬妾》中，却分明是一介大搞权色交易又玩弄女性，乃至残酷冷血无情而杀人如麻的衣冠禽兽般恶魔形象；其迫害虐待女性的兽行，简直根本不能跟潘璋对爱情的珍惜忠贞等量齐观了：
  杨政在绍兴间为秦中名将，威声与二吴埒，官至太尉。然资性惨忍，嗜杀人。帅兴元日，招幕僚宴会，李叔永中席起更衣，虞兵持烛，导往溷所，经历曲折，殆如永巷，望两壁间隐隐若人形影，谓为绘画，近视之，不见笔踪，又无面目相貌，凡二三十躯。疑不晓，扣虞兵，兵旁睨前后，知无来者，低语曰：“相公姬妾数十人，皆有乐艺，但少不称意，必杖杀之，面剥其皮，自手至足，钉于此壁上，直俟干硬，方举而掷诸水，此其皮迹也。”叔永悚然而出。杨最宠一姬，蒙专房之爱，晚年抱病，困卧不能兴，于人事一切弗问，独拳拳此姬，常使侍于侧，忽语之曰：“吾病势汫漉如此，决不复全生，我倾心吐胆只在汝身上，今将奈何？”是时气息仅属，语言大半不可晓。姬泣曰：“相公且强进药饵，脱若不起，愿相从往黄泉下。”杨大喜，索酒与姬，各饮一杯。姬返室沉吟，深悔前言之失，阴谋伏窜。杨奄奄且绝，瞑目，所亲大将诮之曰：“相公平生杀人如掐蚁虱，真大丈夫汉。今日运命将终，乃流连顾恋，一何无刚肠胆决也！”杨称姬名曰：“只候他先死，吾便去。”大将解其意，使绐语姬云： “相公唤予。 ” 呼一壮士持骨索伏于榻后，姬至，立套其颈，少时而殂。陈尸于地，杨即气绝。
  如何看待《杨政姬妾》上演的这桩跟正史褒奖杨政政迹严重不符，几乎让人难以置信而耸人听闻的惊悚恐怖剧情，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认为：
  曾经声称“无意于纂述人事及称人之恶”的《夷坚志》，竟在《支乙卷第八》“杨政姬妾”（此条与史载杨政事迹不符。杨政为南宋初期的抗金名将，对于支撑秦陇，保存川蜀，建有显赫战功。《宋史》本传称他在战争中能“抚定居民，秋毫无犯”，守汉中时兴修水利，“凡利于民者不敢以军旅废”。其为人亦谦恭谨慎。此条只能作为虚构故事来读）条，描写了怵目惊心的人间罪恶..小说并没有正面描写“杖杀”和“剥皮”的血腥场面，而是侧面着墨，把众多血腥场面凝结成一个暗影幢幢的残酷而神秘的意象，于人物的疑惑和低语之间刻入读者心中，显示了入木三分的艺术功力。随之，作家又捕捉住极有特征的时刻和场合，已经官至太尉的杨政病危时，诱导有专房的爱姬说出“愿相从黄泉下”，爱姬反悔沉吟之际，他还不能瞑目，直到手下人用绳索勒杀爱姬，陈尸于地，他才气绝。这是《夷坚志》中极少数没有以因果报应来解释人物变态行为的作品之一，它以富有特征和力度的一侧一正的描写，淋漓尽致地暴露了权贵家庭中生杀予夺的残忍性和绝情性。说到故事的起因，如果不是故事的传说者和同为权贵的故事撰定者，与那位已亡故三十余年的历史人物有宿怨，借小说以鞭尸，那么就是人间残忍性给作者留下过分浓密的恐怖的阴影了。 ①
  考察《夷坚志》中《杨政姬妾》与同卷随后的《宜兴官人》《张元榦梦》和《骆将仕家》三则掌故，均出自北宋末期宣和六年（1124）为淮上宿州户曹，南宋绍兴中任江南常州知县的洛阳籍人张晋英涛次山述说，属于跟杨政同时当代人谈论本时代事，有理由相信存在一定的可信度；因为就张氏本人而言，《夷坚支丁志》卷第二还有其甥安劝口述《张次山妻》故事。总之，张次山其人经查与杨政似并无过节恩怨和深仇大恨，进而要无中生有，恶意中伤杨政残害姬妾。何况洪迈在《夷坚支乙志》序中说得很透彻：
  天惠赐于我，耳力未减，客话尚能欣听；心力未歇，忆所闻不遗忘，笔力未遽衰，触事大略能述。群从姻党，宦游岘、蜀、湘、桂，得一异闻，辄相告语。..殊自喜也，则手抄录之，且识其岁月如此。
  所以，笔者主张史学工作者需要具备正视、透视与洞察历史人物，特别是正面人物深藏于正史刻画背后而不为人所晓的双重人格的能力和勇气。只要参观了解了四川华蓥出土谋杀叛臣、吴玠侄孙吴曦（1162—1207），平息其叛乱投敌阴谋的抗金将领安丙（？一 1221）墓葬奢华排场，和陕南洋县出土吴玠部将彭杲墓葬随葬品、乐伎俑等的规模②，想必就不难窥见某些抗金英雄生前不为人知的真实生活另一面了。因而对于仿佛原始控诉状般的《杨政姬妾》遗闻，笔者持宁信其有，恐非空穴来风的半信半疑态度；相反，存世文献资料透明度极高地以审计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吴玠本身与家庭子女都生活清廉简朴甚至近乎清贫，从未引发过人们在生活与作风问题上对他的猜测疑虑与不信任感。
  （五）无的放矢污蔑的吴玠无欲则刚般私生活
  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1907—1998）在《略论辛稼轩及其词》三、《论稼轩词》第二中曾经指出：
  南宋的统治集团中人，既大都是文恬武嬉，沉迷于醉梦腐朽的生活当中，而一般漂浮在社会上层的文人学士，又大都寄情于声色，或把时光消磨在玩弄玄虚概念上。对于这样的政风和士习，辛稼轩在其痛心和憎恨之余，便时常在其歌词当中给予一些泼辣尖锐的批评和抗议，冷讽和热嘲。 ①
  反观本文专题探索追究的吴玠纵情声色本事，有必要严肃强调的是，虽然正史上反复重申吴玠重色服毒，但是却根本没有理出哪怕如野史《清波杂志》和《夷坚志》登载的郑刚中、杨政、潘璋般声色俱全故事头绪，这自然使得长久以来沿袭不绝有关吴玠好色之徒的习惯性论调黯然失色。试想，抗金豪放派诗人陆游蜀中冶游，放浪形骸，尚有其自作诗和“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②等正史记述为证；即如陆游好友的豪放派词人，同时也是抗金大将的辛弃疾（1140—1207），也不免有轻狂好色言行，散见于其稼轩词中。譬如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一江、淮、两湖之什的《浣溪沙·赠子文侍人，名笑笑》《南乡子·赠妓》；卷二带湖之什的《东坡引·闺怨》；卷四瓢泉之什的《鹊桥仙·赠人》《又送粉卿行》《西江月》《又题阿卿影象》《临江仙·侍者阿钱将行，赋钱字以赠之》共四首③；卷六补遗《眼儿媚妓》《乌夜啼·戏赠籍中人》《如梦令·赠歌者》《江城子·戏同官》《惜奴娇·戏同官》等浓艳辞章，似乎都是辛弃疾于风月场合的即兴酬唱之作。然而唯独针对吴玠，正史空口无凭却指名道姓说他欲壑难填，着实匪夷所思。难道这真的是出自捕风捉影了吗？
  吴玠唯一让人形成挥之不去生活作风不够正派的坏印象，应该就是岳飞（1103— 1142）冤案被平反后出现的所谓替岳飞介绍侍妾说了，这在相当大程度上令他给人们留下了身边美女如云，整天花天酒地而生活糜烂的重大嫌疑。南宋谢起岩（生平生卒年不详）《忠文王纪事实录》卷四载：
  （岳飞）不求华巧，旁无姬妾。蜀帅吴玠，素服王善用兵，欲以子女交欢。尝得名妹，有国色，饰以金珠宝玉，资奁巨万，遣使遗王。次汉阳，使者先以书至。王读之，甚不乐，即日报书，厚遣使者而归其女。诸将或请曰：“相公方图关陕，何不留此，以结好？”王曰：“吾少师于某，厚矣。然国耻未雪，圣上宵旴不宁，岂大将宴安取乐时耶？ ” 左右莫敢言。玠见女归，益敬服，以为不可及。 ①
  然而关于岳飞②的官私文献由于他生前、身后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昭雪后又受到过分拔高报道，相关内容也未尽客观公正，需要严格区分认证。③此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3绍兴三年二月辛卯，转载时人张同的《吴玠传志补遗》，有关吴玠在仙人关前线安置年轻尼姑，通过她深得金兵将帅崇拜而信任的高僧午长老，替南宋军事决策层搜罗金兵情报，也可能是他让人误以为跟该女尼有不可告人授受不清奸情隐私而再添悬疑色彩的症结之所在：
  金帅蕯里罕（即金将完颜撒离喝，？ —1150），最好释氏。僧午长老者，最所尊礼，至得与其妻妾杂坐饮食。而仙人关尼某，少畜于是僧，忠烈于是置尼私第，日以施利厚给。已而使尼手书，言忠烈所以待己意，惟汝可报，及密许高爵，且啖以金。午喜诺，吾谍之往者，皆馆于方丈，往来不绝，萨里罕（撒离喝）不疑也。于是金人情伪凡至密之事，吾举得之。费士戣《蜀口用兵录》，亦载此事，且云：至是，玠知金将犯金洋云云。
  所幸历史的真相是，吴玠的私生活非常地检点庄重，有案可查毕生唯独迎娶过张氏一人①，诰封永宁郡夫人，育有三男四女，仅此而已②，并不见另有三妻四妾的旁证。而曾深入吴玠部队跟他长期接触的南宋丞相张浚的幕僚冯康国③，“于魏公幕府，时见吴侯之用兵与虏战，世所罕及，即古名将，亦不过此。何一旦殁耶？因相与痛惜。冯公（宣抚司参议冯康国元通）④亦哀号不已，呜咽流涕而泣曰：何天不佑哲人，而遽夺之速也？念其往日在川陕时，不独公尔忘私，国尔忘家，且惠泽于民，俊民不能默默无语，遂历数其事发，乃握笔而记之。”⑤另一位见证人明庭杰俊民《吴武安玠功绩记》更曰：“（吴玠）论无请托之私，性乐善，每观史传有可师者，必书之坐右。日诵其书，其用兵本孙吴而能穷其变化，虽功高贵，显而居常，极俭约，至推以予士，则略无少吝，其殁也，家无余贽，至无宅以居。”⑥《吴武安功绩记序》又曰：“其抚养士卒似吴起，其勤俭精力似陶侃，违令必戮似孙武，子忧国远，计不侥近，功似赵充国。身殁之日，知与不知，莫不流涕，又似李广与羊祜也。..是以能胜所难胜，守所难守以保全蜀。使有数年之寿，则中原之复可几也。方其薨也，其 长子未冠，二季犹幼。胡宣抚（继吴玠宣抚川陕的胡世将， 1085—1142）为行状，不询其子，使二旧吏立供，为之墓志。又据行状而言，是以如是之不详。乾道乙酉，予既作补遗，志其大者，凡数十事，以遗其少子参议，且类宸翰、诏命、碑镂为一集，目之曰：《保蜀忠勤》，庶备国史异时采择，因使蜀士大夫知本末，而后之为大将者，有所矜式。书成，人喜读之，荐绅遗传，已满四川，然意尚有遗也。 ”①
  李心传（1167—124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十月也实录吴玠行伍清贫曰：“上谕大臣曰：‘吴玠久在蜀，备著忠绩。虽已优加恤典，然闻其家颇贫，可赐钱三万缗。仍进其弟军职，令抚其家属，故有是命。上谕在十月壬申。”如此坦荡正人君子，铮铮抗金英雄，可想而知势必爱惜自己的羽毛、名誉。诚如吴玠去世将近三十多年后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汪应辰（1118—1176）《文定集·书吴忠烈遗事》依然赞颂其平生行状道：“忠烈吴公力捍强敌，以保全蜀，其忠勇谋略，夫人而能言之。今观其遗事，如平籴、营田、兴水利、辟矿土、招流民、减冗员、节犒享，汲汲焉以爱民体国为意。..今复于忠烈公见之。公殁几三十年，而蜀人奉尝如一日，其忠诚所感格，惠民之所固结，非偶然也。 ”
  综上所述，廉洁奉公的抗金将领吴玠，纵令好色下流行为确有其事，但败露行迹何在？这正是此前笔者比较同为史学著作的《三朝北盟会编》而针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无的放矢的历史追问所系。
  （六）再论不可抹杀的《夷坚志》口述史料价值
  进一步深研至此，不妨就《夷坚志》为代表的古代口述史话题做一个小结。很显然，历史研究永无可能重构全部历史，历史学家或多或少有其局限性，难以了解历史真相全貌。其理解和表述总不免受到本身和时代局限性制约。因此，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学要比史学更真实，因为文学更能揭示并表现人的真情实感，这就是读野史要比读正史更能使人窥见历史真相的原因，也是野史价值之所在。野史或出自当事者亲笔，或是别人访谈笔录，后者即口述历史，它往往比回忆录更有价值。而之所以如此，取决于访谈者水平。口述史既来自事件亲历者亲口吐露，总不失其原始史料价值。②其实，近代史学家很早就开始关注口述史料的重要性了。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说史料》指出：“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也谈到出自口述的野史杂记不可多得：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查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大摆史官的架子。
  而现代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史料与史学》更有这样的评述：
  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为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但是有了琐言一类的杂史，则民间言语，亦获记录，而此种民间言语，则最为可信。
  当然，像《夷坚志》这样的口述材料也免不了有文过饰非的小说家言，从而使其真实性为之打折受损。就此，洪迈倒并不回避或讳言这一情况会发生，因为他本身首先是一位 严谨的史学家；正如以上点到为止的那样，《宋史》卷三百七十三、列传第一百三十二本传载：“以提举佑神观兼侍讲同修国史，迈初入史馆，预修四朝帝纪，进敷文阁直学士，直学士院讲读官宿直，上时召入谈论至夜分。十三年九月，拜翰林学士，遂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年为一书。..迈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谓其文备众体。迈考阅典故，渔猎经史，极鬼神事物之变，手书《资治通鉴》凡三，有《容斋五笔》《夷坚志》行于世，其他著述尤多，所修钦宗纪多本。..而迈文学尤高，立朝议论最多，所谓忠义之报，讵不信夫？”故而他在《夷坚支丁志序》中坦言，读者不能把口述史料的确切真实程度绝对化：
  支丁既成，姑摭其数端以证异，如合州吴庚擢绍兴丁丑科，襄阳刘过擢淳熙乙未科，考之登科记，则非也。..蜀僧智则代赵安化之死，世安有死而可代者，蕲州四祖塔石碣为郭景纯所志，而景纯亡于东晋之初，距是时二百余岁矣。凡此诸事，实为可议。予既悉书之，而约略表其说于下，爱奇之过，一至于斯。读者曲而畅之，勿以辞害意可也。
  事实上，貌似正统历史文献同样也是有选择性的，并非言必无懈可击，句句是真理；而口述的所谓不足与缺陷亦非绝对，在做口述访谈时最常见的受访者遗忘和“虚拟”，在历史文献中也有所存在。①换言之，口述历史有其优势和缺陷，历史文献同样如此。因此，史学研究的最佳途径是将历史文献与口述史料互为补充对证，这样才能从各个侧面立体地再现历史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然后经过独立思考和客观判断，最终得出较为接近历史真实的正确答案。
  （七）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无缘核验《夷坚初庚志 ·吴少师》的连带失误
  实际上，有关吴玠晚节亏损于涉嫌不雅，迷恋女色说的始作俑者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对于洪迈《夷坚志》的史学价值，也并未彻底置于冷宫不加理睬，而是做过批判性地采纳接收的。他曾对《夷坚志》的史学开发利用，做过细致认真的考察分析，就失误处尽量加以指正避免，而就可信者则予以采信备案备注。因而在其所著南宋初期重要历史大事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于每条记事底下，大都附有大段注文，胪列各种异说异文作“考异”与正文并行，其中就不乏涉及对《夷坚志》文本的取舍，由此为后世研究者留有 “递相稽审，质验异同 ”的再探索余地。
  譬如卷八建炎元年八月考订曰：“又熊克②《小历》称（陈）通等逼特进薛昂领州事。按昂靖康元年已落特进，克不详考耳。克又称（顾）彦成为转运副使，盖承洪迈《夷坚志》之误。”③卷二十八建炎三年九月再考订曰：“熊克《小历》称（孙）九鼎陷金十年始登第，盖承洪迈《夷坚志》所书也，非实。金人以靖康元年陷河东，至此始五年，盖误记耳。”④同卷年月则肯定道：“此据洪迈《夷坚志》增修，志中通判无名，今以日历寿春府奏状考之，则王摅也。余见四年十二月癸未。”⑤卷四十建炎四年十二月再度认可道： “日历寿春府奏见， 禁叛逆守臣马识远而无行遣指挥。此以洪迈《夷坚志》所书修入。”①卷五十五绍兴二年六月也认同作：“此事据《夷坚志》，不得其年，因谢雨附见。”②卷六十一绍兴二年十二月详加考辨道：“此以洪迈《夷坚志》及明橐劾范漴章修入，但迈以为达陷州城，与橐所奏不同，恐误。苏轼白鹤故居，亦在城外，迈不细考耳。”③卷一百三十三绍兴九年十一月另有考证：“言者论相、罢总领在此月乙酉，今联书之。相为岳飞劾奏，据洪迈《夷坚志》所言。今以臣僚所劾行下者，盖不欲令出于将帅之意云耳。”④卷一百四十二绍兴十一年十一月载：“此据王明清《挥尘后录》..此据洪迈《夷坚志》。”卷一百五十三绍兴十五年五月载：“程师回则见于洪迈《夷坚志》。”⑤卷一百六十三绍兴二十二年秋七月载：“（程）敦厚事，并以洪迈《夷坚志》修入。”⑥李心传这些对待《夷坚志》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调研判断的史学研究态度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不过，李心传在吴玠非正常死亡问题上，毕竟一反常态，形同信口雌黄。估计是听信了谣传，却没能及时提供和揭示揭发吴玠在成都寻花问柳，物色作案骚扰对象的实例或案情具体经过等过硬史料，便匆忙在其生活作风议论上仓促发挥联翩式想象解读来定论定性，以致在关乎吴玠名声荣誉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犯下过不可饶恕的大错特错，释放出推波助澜误导后世的不正确信号。就此史识缺陷一端，也是特别需要指出并值得史学工作者引以为训的。
  至于其铸就这一并不属实重大失误的缘起，估计是由于以下相关因素所酿成的。从以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援引《夷坚志》内容篇章卷次，可以观察到有关篇幅几乎都集中于甲乙两志，而并没有之后的其他各志。这说明李心传庆元二年（1196）开始撰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⑦，历时约十二年，到嘉定元年（120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成书⑧，这期间洪迈《夷坚》甲、乙志因印刷出版及时，流播遍及四方，以至于绍兴三十年（1160）完成的甲志，和乾道二年（1166）完成的乙志在乾道八年（1172）和淳熙七年（1180）于多地多次加印，几乎 “家有其书 ”⑨，这也是李心传在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时，得以大量利用甲、乙志内容予以互相校勘史实的重要原因。
  然而继甲、乙志之后的各志，尤其是事关吴玠之死的《吴少师》掌故，尽管出现并完成于淳熙十六年（1189）的初庚志中，但分明尚未得以刊刻付梓上市，从而影响到李心传事实上无从以最快时速了解掌握与引用考核；换言之，李心传在撰写绍兴九年历史，乃至 最终完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时，还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洪迈《夷坚初庚志》中《吴少师》故事，更不必说《夷坚支戊志》卷第三的《卫承务子》了。因此从出版时间上替他的罪过作无过错辩护的话，是错失时机而不许可他对误传诋毁吴玠死因话题予以严格对证审核与考订驳斥，进而令他犯下偏听轻信有关吴玠贪图女色传闻①；在具体论证上，缺乏强有力实据支撑是一严重不足。而洪迈于淳熙十六年（1189）完成包含有事实上替吴玠死因正名内容的《吴少师》在内的《夷坚初庚志》，也不排除是他因感于此期间吴玠被追封为涪王②而力求替他相关不实之词正本清源动机使然；当然，撰著《夷坚支戊志》卷第三《卫承务子》或许更有此意了。只可惜就此李心传均无缘领教而纠正在吴玠之死问题上犯下的原则性错误了，这无疑是身为南宋著名史学家的他撰著南宋当朝史的一大缺憾所在。
  （八）口述史料在史学研究应用中提供鲜活线索作用综述
  顾吉辰先生《也谈吴玠死因》认为：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上集卷十二、《琬琰集删存》卷一明庭杰《吴武安功绩记》以及徐梦莘（ 1126—1207）《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五绍兴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己巳条下中书舍人王纶为《吴玠墓志铭》《吴武安功绩记序》，均不获《宋史》有关吴玠 “晚节嗜色，多蓄子女，饵金石，以故得咯血疾而死 ”等记载。但是古代或今天，人们为死者撰写墓志铭、神道碑、行状、哀悼文以及悼词时，往往多有赞美之词，少有贬词，这是一种习惯了，即只讲好话，不讲缺点。③以此证明时人替吴玠树碑立传时也许出于为尊者讳的善意，避而不谈他生前的丑闻劣迹。这当然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可又似乎未必尽然，譬如上述《宋故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致仕彭公事实碑》，分明在彭杲身后墓志铭中检举了他擅自允许部将潘璋携眷随军入伍有违军纪遭受处分“以举累降两官”的案例，只是未将前因后果具体化；而这一细节铺陈恰好由《夷坚志·潘统制妾》加以弥补填空，令读者由此了解了事件真相的本末原委。由此可见顾先生关于古人墓志、传记避讳尊者不可言传家丑的说法不无以偏概全之憾，无法完全令人信服人们更希望获得的解释，是作为正史《宋史·吴玠传》等有关他无节制纵欲而亡的指斥依据与例证到底何在？就此，包括顾先生在内所有持吴玠如色狼论者，均三缄其口，未给出充满合理的答复，这一现象同样令人遗憾而感觉苍白无力！
  而恰好与此相反，可能正因为拙稿集中讨论吴玠渔色说纯属查无中生有，故而同样不为有鉴别眼光而不人云亦云，甚至比李心传更早了解吴玠死因底细的严谨史学家如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等采编在前。否则，倘若吴玠恬不知耻贪色而亡确有其事并为社会震惊，令人群起而不齿，势必如之后陆游在蜀中颓唐放浪行迹般播于人口被记录在案，绝对不至于默默无闻或缺乏具体案底仅李心传三言两语一锤定音的吧？
  其实像著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旧闻证误》的蜀籍史家，如果吴玠蜀中渔色事实俱在，李心传应当有充分的调查发言权，决不会就此不动声色，点到为止，从而使其真实性在自己的史学著述中出现事实存疑失真的不足。退一步讲，即便他的调查处于初级阶段而不欲广为传播，料自有其他史料笔记予以曝光而拍案惊起，谁能保证口无遮拦的众多知情好事者能一直守口如瓶，默不作声，不广为扩散传播呢？尤其是 当吴玠侄孙吴曦准备投降金兵引敌长驱入蜀阴谋败露被平息绞杀，吴氏家族三代抗金威信受到巨大冲击之后，如若吴玠生前的确曾经有过如正史所陈罪孽，特别他竟然还是因贪图女色而一命呜呼的话，相关隐私可想而知会被人如鞭尸般挖掘剖陈而津津乐道，绝对不可能始终保持沉默而一言不发，不展开民事诉讼般调查。可是，幸灾乐祸者期待的谣传并未被海量详尽事实所印证，哪怕道听途说现象也没有出现；相反，倒是不着边际、似是而非的正史点评，令吴玠给人以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般坏印象，这委实应该归咎正史造就了吴玠的不公正待遇啊！
  八、《夷坚志》以鲜活史实纠正吴玠死因成见的史学意义
  综上考析，有理由断定，有关吴玠荒淫之说，无非李心传智者千虑，只是按照偏听则信①形成的主观臆断而罔顾事实，误入歧途，将吴玠推上了道德审判台加以谴责鞭挞。至于笔者曾列举陆游渔色等无行文人般举动②，诚如顾吉辰先生所云固然与吴玠本事互不相干，没有前后因果关系；不过，笔者以陆游为例，正是为了说明李心传率先报料吴玠的淫棍形象缺乏事实依据而罪名难以成立。因为风流如陆游尚且有同时及后世大量记载传世，并为他本人诗文自陈坐实；对于吴玠，当时更不会存在双重标准而有所隐瞒讳言的吧？尤其在其侄孙吴曦叛乱被平定，吴氏兵团声誉扫地之后，吴玠如果真有正史指称调戏妇女等为人侧目秽行的话，一定会真相大白于天下而被明确记录在案。据此愈加表明李心传孤立无助的不堪一击。
  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确立的以诗证史，诗史互证学术方法论，业已为当下史学界接受公认并深受赞誉。对于本文将洪迈《夷坚志》当作南宋正史而外民俗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参考史料与古之口述历史一说，相信读者与笔者一样，有同样足够的理由作如是观；或者把《夷坚志》视为跟洪迈《容斋随笔》一样，是一部内容精彩纷呈的史料笔记，绝非子不语怪力乱神般异端鬼怪小说。因为典型如顾吉辰先生《也谈吴玠死因》认为《夷坚志》乃志怪小说，就吴玠之死不能“以此（即《吴少师》条）为主要认定根据”，否则“恐怕不够牢固”说已经不攻自破。特别是通过比对《夷坚志·潘统制妾》，跟作为最新证据的出土南宋涉案当事人石刻文献史料的完全一致性，就是很值得轻视这部古代口述史力著者反省三思的绝好例证。事实上，口述史研究并没有多少了不起，也并非要取代或者颠覆文献史，其史学观念和价值追求始终坚持不以既定结论剪裁史实，而是以鲜活的史实刷新历史成见，填补史学记载的空白和盲点，努力展示历史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不溢美，不隐恶；揭示历史事件的复杂性，避免简单化，脸谱化；重视细节的力量，让细节凸现历史的真谛，拓宽史学的视野，再现历史的多样性，以述为主，述论结合，包容不同意见争鸣。
  其实，自古以来，“人们总是在不同的时代和地点，据以不同的目的，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历史进行着诠释，正是这些不同语境下的不尽相同的表述层层叠加，使得所表明的意义已远远超越‘历史’本身”。“事实上，历史可分为本真的历史和记录的历史，本真的历史无法还原，流传下来的都是记录的历史，它们只是历史碎片，并非本真，更不 是全部，任何还原历史现场的企图只能是一重奢求，尤其是那些丰富的细节更是无法重现。于是在本真历史和记录历史之间就有了间隙，而这一间隙便成为人们反复书写的依据。面对这一间隙..历史学家试图通过实地考察、文物考证等方式来弥合这一间隙，寻求历史源文本和重构文本之间事实上的贴近。..历史书写都有一定的限度和难度。对历史诠释的限度与难度恰恰考验着书写者把握历史的能力。 ”
  “所谓‘实说’历史，有三层含义：一是立论所依据的史料，应该是经过认真辨析的信史。二是对可信史料的综合研究，不但要注意到该史料本身的价值，而且要注意该史料在当时的社会价值，即在当时语境下所产生的实际的社会效果。三是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还要放回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加以检验，不顾左右而言他，不为盈利而媚俗、作秀，本着学术良知，按照学术规范，秉笔直书，实话实说，实事求是地撰写、发表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①
  顾吉辰先生是笔者久仰敬重的前辈宋史研究方家，其《〈宋史〉比事质疑》《宋代事始考录》和《〈宋史〉考证》②，均为本人极其佩服的宋史文献研究专著；但叫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仿佛一开始就很不待见认同洪迈的《夷坚志》而充满了主观偏见或者说不信任感，因而其三种专著征引书目中始终没有出现《夷坚志》的影子③，从而使得其这本专业学术性很强的史学著作，丧失了许多本该更为丰富多彩的宋代社会史方面的宝贵史料，着实让人为之感到遗憾！而就顾先生怀疑洪迈《夷坚志》的史料价值，特别是不容分说否定其颠覆吴玠死因史观成见这一不可或缺的重要佐证作用，笔者愈加不敢苟同，特此敬请再赐教益为盼。
  与此同时，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口述历史研究行将或业已开始改变原先史学研究方法，打破过去仅仅以文献资料为根据，由历史学家撰写传统史学的叙述方式，让历史参与者和见证人直接讲述历史，将个体生命融入历史学中。既弥补了文献史料不足，又可以校正可能出现的认识误差；同时使历史呈现出有血有肉个性特征，更增加了色彩缤纷的历史丰富性、生动性、真实性和可读性，这是传统史学所无法比拟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像《夷坚志》这样具有具体场景、细节描述和很高文本研究价值的口述历史材料，不仅借此丰富历史本身，而且凸现口述历史特点，使历史研究更加接近于真相。 ④
  结论
  鉴于有关吴玠死因问题的探讨，一定程度上业已进入司法鉴定程序，就让我们追溯历史回到宋代。按照当初证据制度研究得出的综论是，宋代司法证据体系相当完备，判案非常强调言词（口供、述、陈述、证言）证据、物证、书证和检查勘验证据；证据的获取、审查与使用也有一整套应用程序。与此同时，在证据制度实施过程中，还贯彻了一定程度抑强恤弱的人文关怀精神。 ⑤
  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认定”吴玠渔色致死说的传统史观，需要更大勇气去坚持无罪推定的裁断原则。因为以往吴玠“好色门”始作俑者酿成的历史冤屈，正是源于没有坚守 证据底线。此番本文严肃认真的全方位终审，相信就吴玠冤魂而言，可谓充分享受了精准史学成果的权益保障。而鉴于史料缺环，吴玠之死为什么被诬陷跟渔色有关，乃至连著名史学家李心传都信以为真，涉笔杜撰，尚未大白于天下；但这与吴玠在此问题上获得平反昭雪，实际上并不存在矛盾之处；相反，此举是服从疑罪从无原则的必然结果。
  回顾总结以上所谓吴玠纵淫疑案的始末全过程，可知他平生既从无陷入过风流成性舆论风暴，也不曾被推向谈“吴”色变，声名狼藉的风口浪尖，更没有因为个人私生活混乱的绯闻、秽史嫌疑而被投诉、起诉或上诉报案立案记载。换言之，吴玠一无犯罪前科，二无犯罪记录，三无案发时地、现场勘察，更不要说能串联起足以侦探破案的蛛丝马迹证据链了。由于并不存在证据确凿充分的犯罪事实能将他定案而令其伏法认罪，被绳之以法。如此，经复核再审对吴玠改判无罪，是基于裁定吴玠有罪证据严重空缺，证据根本没有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定罪标准，而又没有一项发现能够在缺乏证据支持的前提下过早下结论。当然，历史研究毕竟是一项回溯性工作，受制于古代认知能力、取证技术、证据本身不稳定等诸多因素和条件干扰，查清案件事实真相本身存在一定困难。所以，客观地讲，并非每起历史疑案都会被侦破。据此也加深了公众对历史研究深刻内涵及其复杂性的理解：真实历史研究并不如历史公案剧或神探片编织剥茧抽丝故事般易如反掌；历史疑案公审必须依赖过硬证据，而随着时间流逝，这样的追溯要艰难的多。
  更何况寄希望于“死者归案”而起其于地下验明正身（尸检）的古法洗冤录式破案代价太高，实际破案率也未必理想，从历史研究视角看并不现实。因此，必须警惕逮不着真凶就不能放人的错误论调，那是“疑罪从挂”，只会延续或制造更多冤案。其实，就笔者对吴玠死因几十年跟踪追击的经验看，将错就错，重复历代众多史学家代代承袭既定结论，把吴玠继续丑化成替罪羊，显然既省事又是自以为是的不争事实。相反，不简单化教条地接受历史定论而尝试另辟蹊径重新通缉追凶，还原真相绝不妥协而人云亦云，甚至通过进一步侦查而试图拨乱反正，洗白被诬陷的罪人以正视听，则要面临重大学术挑战和同道与公众的严苛审视。但是，既然没有其他供述，就吴玠渔色疑案达不到证据和证据链标准，理当做出无罪判决，这也是为避免可能另有人作案，而一旦草率以吴玠顶替代换，岂不放纵了真正的奸情实施者，同时也不利于坚决防止类似历史悲剧重演。
  前已论及，已知所谓吴玠案发或者说病发的时间、地点，病从（虫）口入场合或场所，与真正纵情声色的《夷坚志》里叙述的同一病例到案犯“卫承务子”截然不同而南辕北辙，吴玠的疑点足以彻底排除，意味着长期笼罩在他身上的冤假错案不攻自破，不白之冤即告洗刷。由此提醒历史学家务必理性看待重新审结吴玠死因的合理关切，切莫墨守成规成见，以印象替代分辨追索能力，至少应该把《夷坚志》史料作为撬动翻案证据的可能性与突破口之一。①而事实业已证明，吴玠根本不具备作案动机和身心条件，相关争议的结论，足以驳回针对他近乎诽谤诋毁，污蔑陷害而将他置于死不瞑目，孤立无援，百口莫辩境地的所有不实之词，现在是该到达就此冤案予以认真严肃务实检讨，以消除不良恶劣影响的时候了。毫无疑问，此举并非小题大做，因为有损吴玠名誉，对英雄身后尊严同样极具杀伤冲击力，维护吴玠一世英名的努力毋庸置疑。故而虽然事过境迁，笔者就强加给吴玠的莫须有罪名 提出强烈质疑，抵今已有近廿年之遥了；但是对于那种触动真实底线，炮制悬疑重重，似是而非的失实举报，笔者仍愿意坦然正面应答，呼吁并着手启动深入核查核实，以祈增信释疑，正名澄清，重构人们对吴玠正人君子的抗金英雄形象的认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最终审定不认同吴玠作奸犯科身份而还他以清白公道，充分体现出历史研究必须对历史负责的坚守，和对历史真相不离不弃的高度重视与一查到底，这需要每一位史学工作者都拿出更大的学术勇气和史学担当。
  （作者系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
  论吴家军在陇蜀的作为与贡献①
  蒲向明
  一、引论：从 “吴玠吴磷 ” “吴家将”到 “吴家军”
  以吴玠吴磷为主要统领的吴家军，作为南宋著名的抗金力量，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截至目前，学界还没有关于吴家军研究的专文或专著。与此相较，一些地方著述的出版，似乎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②因为吴家军最后一个统领吴曦的叛国，再加上吴家军后期有跋扈陇蜀之嫌，似乎人们更喜欢研究吴玠吴磷的忠勇和战绩。于是研究界在对应于吴家军的称谓上使用了“吴玠吴磷”“吴氏家族”“吴家将”的说法，即便有限使用“吴家军”之称，也是在隐忍之间。比较而言，学界目前关于“吴玠吴磷”“吴家将”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③，对人们深刻认识吴家军不无重要意义。吴玠吴磷于古今史籍卓然有地位，《宋史》本传称：“吴玠与弟磷智勇忠实，勠力协心，据险抗敌，卒保全蜀，以功名终，盛哉！ ”溢美之情不禁流露于字里行间。白寿彝总编《中国通史》第51章列 “吴玠吴磷 ”专章，陈列吴玠的最初功业也是不吝笔墨：
  建炎二年（1128）四月，吴玠击败进犯的金军于青（清）溪岭（今甘肃泾川西南），升任权泾原路兵马都监兼知怀德军。十一月，吴玠又收复华州（今陕西华县），随后又镇压史斌于鸣犊镇（今西安东南），以功升右武大夫，已成为中级武官。 ①
  于文学也不乏类似现象，陆游于吴磷执掌吴家军期间在川蜀作《晚登子城》诗云：
  国家自从失河北，烟尘漠漠暗两京。胡行如鬼南至海，寸地尺天皆苦兵。老吴将军独护蜀，坐使井络无樃枪。名都壮邑数千里，至今不闻戎马声。安危自古有倚伏，相持默默非敌情。 ②
  在陆游看来，他当时亲历的陇蜀抗金前线，就是北方失地金人横行与川蜀名都不闻戎马的分水岭，也是时人生活的两重天。明代冯梦龙则以小说家言，对比分析吴玠吴磷在军事思想上的差异。他在简要分析了吴玠劲弩分番迭射的“驻队矢”战术思想后，重点分析吴磷的仿车战而成的 “叠阵法 ”：
  磷著《兵法》二篇，大略谓：金人有四长，我有四短，当反我之短，制彼之长。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番、汉所长，兼收而用之，以分队制其骑兵，以番休迭战制其坚忍，以劲弓强弩制其重甲，以远克近、强制弱制其弓矢。布阵之法，则以步军为阵心，翼以马军，为左右肋，而拒马布两肋之间。 ③
  吴磷《兵法》今已佚亡，从这段文字看冯梦龙是读过其两篇兵法原文的，说明至迟在晚明时期吴磷《兵法》还传于世。比较吴玠和吴磷，其实在他们统帅吴家军上阵厮杀的武行背后，还践行着他们深厚的战略战术思想。《吴武安公功绩记》评吴玠云：“侯（吴玠）少沉毅，尚气节，长于骑射，晓兵法，读书能通大义。”他虽然发明并研制了“驻队矢”战术，但其作战思想，史书语焉未详。即便吴磷，《宋史》本传仅借助他与高宗的对话加以简略展示：“高宗尝问胜敌之术，磷曰：‘弱者出战，强者继之。’高宗曰：‘此孙膑三驷之法，一败而二胜也。’”而冯梦龙的这篇记载，给我们展示了吴磷军事、统兵和经管思想的体系性。管中窥豹，由此可知在他接手吴家军后“代兄为将，守蜀余二十年”所依赖的精神内核是什么，可以一改历史上长期认为吴磷协从兄长、鲜有建树的成见。实际上，吴磷在抗金的数十年间，深入思考，发明了他独有的战法和阵法。除前面所论及的“叠阵法”，他在仙人关大战时还使用了杀金坪“复垒法”，在秦州至河池一线使用了“连城法”和“地网法”。④对 “吴家将 ”的研究，著述与论文也有一定规模⑤，但展开面和深入程度并未超出对吴玠吴磷的研究。
  吴家军和陇蜀的关系，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一个点。有论者称：
  建炎四年（ 1130），张浚提拔其（吴玠）为统制，又使其弟吴磷（ 1102—1167）掌帐前亲兵。从此，吴氏兄弟指挥宋朝军队在西北战场上创造了许多著名的战例，有力地阻遏了金兵的进攻，成为一代名将。吴玠之子吴拱、吴扶、吴■和吴磷之子吴挺也都参加了南宋的抗金斗争，为南宋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①
  这段文字几乎就是对吴家军兴起到终结的一个全面概括，但其中未提到吴家军（或者吴氏家族统军）的最后一个人吴曦。虽然他最后在开禧二年（1206）走上叛宋之路，并于次年被杀，权落所部安丙，吴家军走向终结。但吴曦自庆元元年（1195）冬，由建康军马都统制之职被任命为兴州知州兼利西路安抚使，开禧元年（1205），他被任命为兴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兼任兴州知州、利州西路安抚使，统帅西北军队，开禧二年朝廷议论出师北伐，诏命吴曦为四川宣抚副使，后又兼任陕西、河东招抚使，他还是吴家军实际的统军人物，而且发挥了一定的抗金功能。所以，从建炎四年至开禧二年的76年，是吴家军实际的存续时间，其由辉煌的忠勇爱国到暗淡晦暗的变节叛国，因素固然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但“骄心渐重”，不能处理好与朝廷的关系、主动适应时局变化是其主因，应该是中肯的。所以，《宋史》本传说：“抑三世为将，酿成逆曦之变，覆其宗祀，盖有由焉 ”有一定道理。
  吴家军活动的主要地域在陇蜀，而川陕辅之。最早撰文研究吴家军的兰州大学李蔚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吴氏兄弟及磷子挺与金人长期周旋作战的地区，是幅员辽阔的以秦陇为中心的西北战场。 ”并引用《宋史》卷八十五地理一、卷八十七地理三 “陕西 ”说明：“唐时的秦陇地区属于关内陇右道，宋时则包括在当时的陕西境内。为古时关中的西部地区，其西北与西夏为邻，西南与吐蕃接界，东南则与四川互为表里。这一带地势高亢，山岳绵亘，地形极为险要，自古为军家必争之地。”“宋初曾于秦陇地区设秦凤路，秦陇地区包括在当时的陕西境内，属于陕西的沿边地区。”②从德顺军、秦州到河池、兴州，这是仙人关战役前吴家军的主要活动地域，而在战后吴家军的重心南移兴元（今汉中）、入蜀，直至走上终结，都是主要陇蜀一线。李蔚先生用“川陕秦陇地区”，虽然包容性好，但没有“陇蜀地域”简洁明了。吴家军在陇蜀（川陕秦陇毗邻地带）发挥的作用，他在文中分析极其精到，无须置喙。
  陇蜀地带在南宋作为保蜀御北、抗金拒敌的屏障，发生过诸多紧要战事，从吴玠到吴挺的吴氏家族统军有方，吴家军在陇蜀作战一线具有重大影响力。吴家军关于陇蜀“寓战于和、益修武备”而“无忘灭虏”的文武运筹，得到朝廷的赞许，从而获得了经略陇蜀的兵柄节制之权，有助于长远的战略实现。从吴玠到吴磷，是吴氏家族序列（吴家军）规模、思想的成型期；而从吴挺到吴曦，是吴家军思想、体制的体系化并达到高峰的时期③，仙人关战役可谓这两期的历史分界线。吴家军的兴衰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南宋陇蜀文武运筹的最高境界，造就了国家保蜀战略的如期实现。
  二、吴家军仙人关战役前及其获胜在陇蜀的勃兴与作为
  自南宋初，陇蜀地带作为保蜀御北、抗金御敌的屏障，发生过诸多惊心动魄的战事。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去，但回声犹在耳畔。绍兴元年（1131），彪炳于史的和尚原大战，就在秦陇、陇蜀之地的兴州（今陕西略阳）、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关（今陕西大散关）及阶州（今甘肃武都）、凤州（今陕西凤县至甘肃两当县徽县）、成州（今甘肃成县）展开：
  （吴玠）收散卒保散关东和尚原，积粟缮兵，列栅为死守计。或谓宜退守汉中，扼蜀口以安人心。曰：“我保此，敌决不敢越我而进，坚壁临之，彼惧吾蹑其后，是所以保蜀也。 ”①
  由此拉开了吴家军经略陇蜀、进而保蜀的战略序幕。吴玠的判断是准确的，他因战事的变化细致筹划了对策。五月，金没立郎君及别将乌鲁折合，分两路寇犯。没立出凤翔，折合自阶、成、凤州出大散关。当时，吴玠乏粮，故兵无斗志。吴玠与弟吴磷召诸将，以忠义相激励，并歃血而誓，使兵众感奋。乌鲁折合兵先至，在和尚原北列阵，宋军更战迭休，大败折合。这时，没立郎君正攻箭关，吴玠选兵奋击，使金兵两路不得会合，大败而去。十月，完颜宗弼（金兀术）自熙河移兵窥蜀，引兵众十万人，从宝鸡造浮桥渡渭来犯，吴玠派吴磷、雷仲等，将劲兵用“驻队矢”迎敌。并用骑兵断其粮道，共交锋三十多次，完颜宗弼中箭而败退②，吴家军取得了和尚原大战的胜利。“和尚原之战是金人南侵中最惨的失败 ”③，有效遏制了金人经由陇蜀、秦蜀进犯川蜀的进程。
  对于南宋朝廷和吴家军来讲，和尚原之战获胜，并不仅仅是一次战役上的胜利，其战争格局上的收益是远超出预期的。第一，在宋军连败不止的情况下，吴家军此战终于迟滞了金人南下入蜀的步伐，增强了宋人经略陇蜀进而保蜀的信心，扶大厦之将倾；第二，证明了依据陇蜀特殊地理位置可弥补军事、经济面临诸多困难而坚持抗金的可持续性，具有战略意义；第三，南宋朝廷下放部分权力给吴氏家族为代表的地方武将，能更好激发战斗力获得超出预期的效益。后续发生的仙人关大战证明了这一点。清人评云：“和尚原、大散关一带，为全蜀门户。西走阶、文，南出褒、沔。其（和尚原之战）后，玠驻河池（今甘肃徽县），于凤县西一百里之仙人关，别营杀金坪，以防寇深入，而吴磷独驻和尚原。逮绍兴十二年，竟割和尚原以畀金，则秦桧之奸谋也。 ”④这个观点说明，吴家军谋事在前，放眼陇蜀，陇蜀之地“为全蜀门户 ”显然名副其实，因此发生“仙人关战役 ”具有历史的必然。
  对吴家军来说，仙人关战役的胜利，是其走向保蜀战略、护佑朝廷的奠基礼。河池（今徽县）处甘、陕、川交会之地，为通往西南要道，有 “秦陇锁钥”和“川蜀门户”之称，仙人关在河池东南，西临嘉陵江，南接略阳北界，北有虞关紧接铁山栈道，是关中、天水进入汉中的要地，也是秦陇入川咽喉。绍兴四年（1134）二月，完颜宗弼（金兀术）与陕西经略使完颜杲、伪齐四川招抚使刘夔率骑兵 10万，大举进攻仙人关。吴玠率万余人与金军激战数日，终因力不能及，退守第二道防线。金军披重甲，铁钩相连，鱼贯而上，吴玠与其弟吴磷督军死战，以劲弓强弩大量杀伤金军，金军攻势不减，吴玠派部将杨政率精兵锐卒，持长刀、大斧攻金军左右翼。三月初一夜，宋军燃火四山，战鼓动地，出兵反击，并派王喜、王武诸将攻入金营，金军惊溃，金将韩常被射伤，遂引兵逃遁。吴玠乘势扩大战果，派张彦等将袭劫横山寨，杀敌千余人，又命王俊于河池（今甘肃徽县）设伏兵，再攻金军。金军被迫退回凤翔府。仙人关大捷，使金军南下的企图破灭。保全川蜀、护佑朝廷的战略构想和预期得以成功实现。
  就是因为和尚原大战和仙人关大捷，奠定了以吴玠为首的吴家军事集团在陇蜀之地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基础。吴玠吴磷兄弟为中心的吴家军，在和尚原、饶凤关、仙人关诸战役中的作为，有声有色，令人振奋。吴家军在这个成型期的战争实践中，创造出了在山地防御战中加强纵深配备，为发挥宋军强弓硬弩的优势，还创造了与山地地形相适应的战斗队形和布阵排列①，从而在消灭金军力量及其连续强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宋军（吴家军）立于不败之地。当然充分做好战前准备，建立良好的军民关系以确保给养，都是制胜的必备法宝。②目前学界研究吴家军陇蜀经略与朝廷保蜀的战略关系，是没有办法绕开吴氏家族（吴家军）的。我们近年来研究陇蜀古道文化遗产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从徽县杀金坪、吴王城、吴山（南宋前称玲珑山）到成县紫金山吴氏“保蜀城”、成县城关镇石碑村“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别称“吴王碑”“吴挺碑”“吴挺神道碑”）等遗存，也佐证了这一点。从吴玠到吴曦三世统军，经过他们与金人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为我们勾勒了南宋朝廷经略陇蜀、影响重大的大概轮廓。就“吴家军”抗金的史迹研究看，对吴玠、吴磷、吴拱、吴挺甚至最终走向叛逆的吴曦，研究成果较多。限于篇幅，本文拟不对此进一步展开。从史传文献角度，我们试图揭开“仙人关战役 ”前后吴家军经略陇蜀大势极其走向之谜，洞开另一境界。
  三、吴家军在仙人关战役后经略陇蜀大势与行实
  仙人关的地理军事位置，不仅深入前线吴家将之心，也为朝廷所看重。仙人关战役吴家军的胜利，不仅使金人畏服，而且也使南宋朝廷西顾心安。《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159《御赐吴玠少师亲札及诏书等序》说：“蜀之道所以备敌者，特仙人关军耳，文武之冲，朝天之险，米仓之隘，非有别地以制敌之不易也。”③此前打下伏笔，且让天子引起注意的是和尚原之战，而真正让朝廷对陇蜀抗金前线无后顾之忧的是仙人关战役的胜利，试看高宗亲札：
  明年改元绍兴，冬十月，其元帅兀术会诸道兵十余万，自陈仓涉渭，长驻上大散。玠率兵击之，虏大溃，兀术遁而免，迫奔至渭上，师几歼焉。捷书闻，天子始识玠名。金人自陷京师，所至州县皆望风惊散莫有斗者，至是中国之兵乃知金人可与战而胜，非若鬼神豺虎之不可御也。俄而和尚原失守，玠退保仙人关，金人亦惮玠威略，以为不可敌。三年，乃潜师出商於，下饶凤。玠命梁洋清野以待，敌至无所得，遂由斜谷以遁。四年，复大举犯仙人关，玠力战败之。敌伪堑沟，若持久者，一夕遁去，自是畏服，不敢来攻。蜀人以安，天子无西顾忧。 ④
  实际上，自和尚原、仙人关战役以来，朝廷对吴家军经略陇蜀所行大势一直持肯定态度：“玠自屯和尚原以来，为蜀扦蔽十有余年，天子每以宸翰赐之，与凡诏书共六十一篇，其门人宣正大夫、郢州防御使臣杨从仪裒次镂板，明玠忠劳宠遇如此，赏序其意。 ”⑤
  甚至在仙人关战后的多年，官员与朝廷对吴家军在作战和经略陇蜀方面评价至高，甚 至与唐代名将李靖相提并论。“天子又尝观李靖为唐名将，其五世孙彦芳家藏诏书，皆太宗手墨，权德舆读之，至流涕。臣伏读宸翰有曰：恨阻远，不得抚卿背而慰朕之心也。玠之遭遇，何异李靖！谨再拜稽首而书之。绍兴十六年七月一日，左朝议大夫、知兴州军州事、提举学事兼管内勤农使王赏谨序。 ”（《宋代蜀文辑存校补》）清代编年咏史诗集《集义轩咏史诗钞》卷46七言律诗 28首之一《吴玠》云：
  和尚原几擒兀术，仙人关幸有唐卿（吴磷）。一身敌捍秦兼蜀，百战功高弟与兄。乌鲁北来坚对阵，黄柑西馈突麾兵。怪他读史孙吴学，治堰屯田亦擅名。 ①
  吴家军在仙人关战役的胜利，充分反映了吴玠、吴磷作为军事家经略陇蜀走势的趋向。
  第一是有备无患、先策御敌思想。据《宋史》卷366列传第125“吴玠、吴磷子（吴）挺”云：“兀术会诸道兵十余万，造浮梁跨渭，自宝鸡结连珠营，垒石为城，夹涧与官军拒。遂攻和向原，玠命诸将选劲弓强弩分番迭射，号‘驻队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敌稍却，则奇兵旁击，绝其粮道。度其困且走，设伏于神坌以待。金兵至，伏发，众大乱。纵兵夜击，大败之，兀术中流矢，仅以身免。”这段史料中吴玠使用“驻队矢 ”、奇兵旁击、绝其粮道、设伏神坌、纵兵夜击等战术，都是料敌在先、先策御敌、有备无患军事思想的充分体现。
  第二是守中有攻、攻防结合思想。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是杀金平（坪）第一道防线的及时建立和严密部署：
  四年二月，敌复大入，攻仙人关。先是，磷在和尚原饷馈不继，玠又谓其地去蜀远，命磷弃之，经营仙人关右杀金平，创筑一垒，移原兵守之。至是，兀术、撒离喝及刘夔率十万骑入侵，自铁山凿崖开道，循岭东下。玠以万人当其冲。磷率轻兵由七防关倍道而至，与金兵转战七昼夜，始得与玠合。 ②
  在杀金平“创筑一垒”，是吴玠审时度势后以退守待进攻、攻防相结合战略与战术的具体实践。从实战检验的角度看，杀金平创垒，有效缓冲了金人进攻的锋芒。虽然此阵后来丢失，但为战争走势趋于整体走强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是依靠百姓、发动民众的思想。仙人关战役的胜利，吴家军依靠百姓，得到民众支持也是极其重要的战略因素。陇蜀阶州、成州、西和州、凤州四州为这场战争，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支援，这种正确的、行之有效的军民协调思想，能够转化为强大的战斗力，使吴家军成为一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威武之师。③这种思想在后来延续为吴玠戍兵屯田，也成为民众从业的重要保障：“玠与敌对垒且十年，常苦远饷劳民，屡汰冗员，节浮费，益治屯田，岁收至十万斛。又调戍兵，命梁、洋守将治褒城废堰，民知灌溉可恃，愿归业者数万家。”（《宋史》卷366《吴玠传》）
  第四是敌变我变、变在敌先的思想。由于众寡悬殊，仙人关战役宋军多次面临溃败的形势。在双方鏖战之时，相持疲惫，吴玠乘金军疲惫，率诸将反击，军分紫、白两旗，猝然杀入金营，他们手持大刀大斧，猛冲猛杀，金阵大乱，开始溃退。吴玠变在敌先在四面山上点燃大火，敲响进攻的鼓号，以为疑兵。一时间山鸣鼓应，金兵以为宋军大队人马杀来，惶恐不安。吴玠顺势再变，乘胜督军奋击，同时暗遣王浚断敌归路，遂大败金军，兀术也只好连夜逃跑。 ④
  四、吴家军依凭功威和影响在陇蜀的壮大与贡献
  南宋初，宋金斗争的形势需要，使得武将行兵作战不太受到“更戍法”“将从中御”“阵图”“监军”等政策的束缚，因而当时武将自行扩军并拥有相对固定的军事地盘的现象较为普遍①“岳家军 ” “韩家军 ” “吴家军 ”等顺势而成。
  相较其他诸家而言，吴家军的大兴有其自身的独到之处。吴玠因和尚原、饶凤关、仙人关诸战屡败金军，声威大震，名扬陇蜀，朝廷下诏拜授吴玠为检校少师，任命为川陕宣抚使，“保川陕百十六州”之地“屹为长城”，抗金与岳飞齐名。在这种乘势而起的前提下，吴玠开始了吴家军的勃兴之路。“绍兴四年，宣抚玠始创兴元府良家子，招两淮、关陕流寓及阵亡主兵将子弟骑武不能存立者充军。”②如果说仙人关战役之前的吴家军还处于一种无意识成型期的话，那么从绍兴四年开始，成体系地建设这一支“家军”，就由吴玠拉开中程进趋的序幕。吴玠以兴元府（治今汉中）为根据地和战略支点，招集富有战斗力的秦陇良家子扩充到吴家军来。吴玠自幼生活的秦陇、陇蜀地域，对这一带良家子的尚武、勇敢、节义有深刻的了解，因为理念和感受上的通融性，这支力量就值得信赖也容易感召，自然就成为吴家军的核心。其次，大量的两淮、关陕流散将士，也成为他扩建吴家军重要的力量来源。
  吴玠与一般武夫不同，他视野开阔，高瞻远瞩，深谋远虑③，建军也一以贯之。他扩建吴家军，把目光由陇蜀向南至川蜀。“曲端死，吴玠并将其四川兵，王庶、刘子羽有兴元，又招集流散，立成部伍。子羽罢，玠又并将其兵，故玠之兵十万。”④据史可知，从绍兴三年张浚被召还临安，吴玠任宣抚副使直至绍兴九年逝世，实为陇蜀、川陕辖区最高的军事民政长官，所部十余万雄兵，悉听其全权掌管。吴玠时期的吴家军，从规模到实力达到了巅峰。给吴家军最早树立军魂的是吴玠，当然得力于他对史家典籍和兵家名著的研习。“玠善读史，凡往事可师者，录置左右，积久，墙垣皆格言。用兵本孙、吴，务远略，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胜。”⑤他治军继承“严而又恩”的优良传统，不失古代良将风度。发展吴家军则力在用将，且重视“量能”使用、情感维系。如王俊“性强犯上，吴玠亦畏其反覆而喜其勇”⑥，为增强吴家军的凝聚力，吴玠遂将女妻其子，且官至融州观察使。⑦
  吴玠之后，吴磷接过建设吴家军的第二棒。就在吴玠治理吴家军达到兴盛之时，不免引起了朝中一些权臣的担忧甚而猜忌。如御史中承辛炳上奏：“阶方拥重兵，据要害，以屏翰四川，乃云‘既失秦川之利’，又云‘敢言蜀道之难’，不识何谓？并乞改正，毋使远方大将，重以为忌。”⑧是有代表性的群臣胸中块垒。早在吴玠时，多有功勋又能保持恭顺，致使吴家军与中央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宋高宗对此称：“玠握兵在外累年，乃能周慎委曲如此，良可嘉也。”因为时局原因，宋廷在对待吴玠及其吴家军时，都极为谨慎小心，并持袒护和笼络的复杂态度。相应的，吴玠也深谙君臣之道，遣子吴拱或亲自入觐朝廷，使高宗大为宽慰，甚至更多的显出放心、信任的姿态来。
  绍兴九年（1139）宋金媾和停战，同年吴玠病逝在陕南前沿阵地仙人关。在以后二十年的时间里，宋金和平。由此南宋对武将及其“家军”的政策和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四川设立三都统制，分化吴氏兵权，且宣抚使由文臣担任，以文制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吴磷接手了吴家军统帅权，且后来规模在陇蜀更为壮大。所谓盛极而衰，吴家军的渐下之势在这时悄然出现：“三路士马所出，粮食所聚，吾旧兵已老，非假三路兵，未易与虏角。今新附之众几十余万，仰给三路，圭勺不取外府，而西民乐输，此诚恢复之基也。”①其时川陕边境稍安，出于维护川陕稳定的考虑，宋孝宗更倾向于在不知不觉中收回兵权。乾道二年（1166）他密诏四川制置使汪应辰说：“如吴磷不起，收其宣抚使牌印，权往主管职事。 ”后来调离吴挺到行在任主管侍卫马步军司公事，直到绍熙元年虞允文去世， “上又轸念西陲，谓非公（吴挺）莫可付者 ”②，吴挺得以重返四川。“吴挺死，属光宗不豫，久未遣代。或谓：‘吴氏世捍蜀，故名吴家军，当暂置。其子弟以侯命。不然，变生。’既而，累摄事者至军，亦皆死，蜀人尤惧。”③自吴磷后的吴家将，长期知兴州。据统计：自建炎二年（1128）至开禧三年（1207）的80年间，吴家军将领先后有 14人16次知兴州，其中吴磷与吴挺曾两度知兴州，吴磷先后 18年，吴挺先后 21年，吴曦 6年，一共 45年，占这一时期的 56％，即在这一时期超过一半的时间由吴家将知兴州。④吴家军将领由掌管方面军之军政大权的宣抚使吴玠到吴磷、吴挺、吴曦任知州，吴家军规模的壮大，却显示着吴家军政治权力的收缩和地位的下降。吴家军的吴曦时期在陇蜀势力的逐渐被分化，也是后来吴曦及其所部吴家军走向叛变的主要成因之一。
  总体看，自吴玠以后吴家军在南宋朝廷的态度，经历了从最初极力笼络到后来高度戒备的变化，这是和宋朝廷执行祖宗家法制，不允许地方势力坐大的观念相一致的。另一方面，南宋国运又时时遭受金人入侵的困扰，对吴家军不得不有所依赖，因此，吴家军从形成到壮大，再到壮大被分化，一直经历了一个“企图使用”又“时时提防”的矛盾过程。吴家军对朝廷所做的贡献，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吴玠、吴磷俱为宋大将，兄弟父子相继守西土，得梁、益间士众心”⑤；二是“玠每战辄胜。故关陕虽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胜牵制东南江淮亦赖以安”（《通鉴集要》卷之九）。限于篇幅，这个方面拟另文探讨。
  五、余论：辩正甄别吴家军在历史演进中的得与失
  吴家军在陇蜀地区能保持长时间不衰，其地域性特征是关键因素。所谓“西边三将，唯吴氏世袭兵柄，号为‘吴家军’，不知有朝廷”⑥。这是正史记载的关于“吴家军”的正式指称，问题在于到了吴挺时期，为南宋镇守“西边”的这支武装力量，已经包括了太多的复杂内涵。至少在这段史料里可以看出三层主要的意思：第一，从吴玠到吴挺兵权世袭，因此蒙上了浓厚的“家军”色彩；第二，这只武装力量在南宋治下的社会各界、甚至敌对的金政权对已经广有名号 —— “吴家军”；第三，吴家军的兵将忠于吴氏家族，而对远在东南的宋王朝所知甚少。因此，在世人看来，吴家军似乎已经成为一支割据陇蜀的力量， 并且在军事、政治、经济诸多领域体系化。“西边（陇蜀）自中兴以来，权归吴氏，总饷者听命焉。”①这段记载，是对吴家军在南宋中后期的进一步概括，不免显现出跋扈特征，明显具有贬责之意。
  南宋前期，曲端与吴玠是川陕、陇蜀地方武将进取有为的代表，自然而然成为“家军体制”在这一地区核心成员。这个地区曾流行一句谚语云：“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谋有勇是吴大。”②说明吴氏家族自吴玠、吴磷在秦陇三战，即和尚原、饶凤岭、仙人关战役中以“谋”“勇”表现享誉于世并获取战功，进而奠定了治理陇蜀的政治资本。其后，虽然是长达数十年的宋金对峙休战状态，但毫无疑问“吴家军”成为南宋治理陇蜀历史进程中不易抹去的标志性符号。③后继者吴挺掌握“吴家军”长达二十年，这一时期“吴家军”从统帅到将领协调其与宋室政权的关系欠佳，外在的又面临金朝利诱，终至引发吴曦之乱（吴曦的人格缺陷当然不应忽视）。可以看出，后期的“吴家军”体制已无法束缚行为的摇摆，肘腋之祸在统帅者的一念之间不期而至。这个结果，有偶然也有必然，是多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不能简单以好坏之论加以区分。
  然而，吴家军留给后人的印象，似乎背恩观占主体，从皇家角度看，竟然成为防患于未然的典型案例。乾隆读《宋史》有如下的批点：
  吴氏世握兵柄，西蜀将军不知有朝廷，至挺渐形跋扈。留正久欲谋杀其权，余端礼复欲止其承袭，皆不为无见。吴曦既身留行都，正可遏其逆志，以防后患。 ④
  在他看来，“吴家军”走向跋扈，吴挺是要负重要责任的。“吴曦之变”的割据行为，是延续了吴挺治军思想的必然行为，这个解读有其合理性。在处理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上，吴磷、吴挺治下的吴家军确实不如吴玠，但是到吴挺、吴曦统军，时势已大异于从前，政治、经济的因素更为复杂，不可避免折射在政治、军事上呈现盘根错节、尾大不掉，这是乾隆所没有看到的。
  吴家军在保卫川陕、陇蜀的过程中，整体的政治走向是遵从中央政府统辖，并对中央政权有所尊崇。它与其他诸“家军”一起，担负了“御侮中兴”的历史使命，较之其他各“家军”，吴家军担负了更为艰巨的历史责任。所以当事朝君宋高宗在解除、收编或瓦解张、韩、岳等其他各“家军 ”兵权之时，对吴家军实施了许多节制手段，但并未完全剥夺军权，任其存留。其实吴挺掌军作为颇多，我们对此做过较为深入的探讨。⑤吴氏家族长期在陇蜀掌兵，是因为南宋朝廷深知陇蜀一线保持平稳的重要性，这是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也是吴家军特异于其他区域军事集团的鲜明之处。吴曦兴乱被诛，吴家军川陕、陇蜀大权仍未全部纳入中央节制，而是为吴家军属官安丙窃取。实际上，安丙和杨巨源所获得的政绩，就是建立在吴家军余波的动势上的。吴曦给吴家军涂上了最为颓败的一笔，在黯然失色的历史微光之下，吴家军就这样悄无声息地退场了。
  （作者系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吴家将的弓弩战术
  董春林
  南宋初年，吴玠、吴磷兄弟在川陕宋金战场上曾以和尚原之战、仙人关之战的胜利名扬史册，吴玠组建“驻队矢”使用弓弩“番休迭射”及吴磷发明“叠阵法”也久为后代史家称道，其中最为关切及核心问题是吴家将的弓弩战术。但有关吴家将如何使用弓弩，讨论者多①，深究者少。本文即欲通过对吴家将使用弓弩、对弓弩的认知进行全面探讨，以期更为深刻地对吴家将的弓弩战术进行检讨和再解释，希望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一、吴家将的弓弩认知与作战实践
  有关吴玠、吴磷利用弓弩战术的文献记载并不丰富，《宋史》卷三六六载：
  金人自起海角，狃常胜，及与玠战辄北，愤甚，谋必取玠。娄宿死，兀术会诸道兵十余万，造浮梁跨渭，自宝鸡结连珠营，垒石为城，夹涧与官军拒。绍兴元年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诸将选劲弓强弩，分番迭射，号“驻队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敌稍却，则以奇兵旁击，绝其粮道。度其困且走，设伏于神坌以待。金兵至，伏发，众大乱。纵兵夜击，大败之。兀术中流矢，仅以身免。 ②
  玠死，胡世将问玠所以制胜者，磷曰：“磷从先兄有事西夏，每战，不过一进却之顷，胜负辄分。至金人，则更进迭退，忍耐坚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胜不遽追，败不至乱。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与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盖金人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中国士卒，不及金人之坚耐。吾常以长技洞重甲于数百步外，则其冲突固不能相及。于是选据形便，出锐卒更迭挠之，与之为无穷，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坚忍之势。至决机于两阵之间，则磷有不能言者。 ”③
  ①对吴家将和尚原、仙人关战役相关研究者颇多，但大多对吴家将使用弓弩情况只是轻描淡写，比如，李蔚：《吴玠吴磷抗金史迹述评》，《兰州大学学报》 1963年第 2期；王曾瑜：《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西南师范学院学报》 1983年第 2期：肖化：《西北抗金双杰 ——吴玠和吴璘》，《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 4期；周恩棠、郝玉屏：《力战抗金确保巴蜀的英雄 ——吴玠吴磷》，《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强金国：《吴玠、吴璘军事思想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裴洞毫：《和尚原之战地理分析》，《三峡论坛》2012年第2期；等等。对宋代弓弩兵器及使用的研究也不在少数，但对吴家将使用弓弩情况多是一笔带过或重复粗浅介绍，比如：莫明迈：《宋代军队的武艺训练》，《中华武术》1997年第12期：王俊奇：《中国唐宋体育史》，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 244页；杨波：《北宋时期中国冷兵器发展的特点》，《科学技术文献通报》 2006年第 10期：伯奇：《宋代的弓弩手》，《少林武术》 1988年第2期；宫超：《论弓弩在宋代军事中的首要地位》，《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秦海生《宋代军队中的射弩运动研究》，《赤峰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陈乐保《试论弩在唐宋间的军事地位变迁》，《史学月刊》2013年第9期：王烨编：《中国古代兵器》，中国商业出版社 2015年版，第 75页；等等。
  初，胡盏与习不祝合军五万屯刘家圈，磷请讨之。世将问策安出，磷曰：“有新立叠阵法：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贼相搏至百步内，则神臂先发；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阵如之。凡阵，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俟其伤则更代之。遇更代则以鼓为节。骑，两翼以蔽于前，阵成而骑退，谓之‘叠阵’。”诸将始犹窃议曰：“吾军其歼于此乎？”磷曰：“此古束伍令也，军法有之，诸君不识尔。得车战余意，无出于此，战士心定则能持满，敌虽锐，不能当也。 ”①
  按和尚原一战，吴玠以“劲弓强弩，分番迭射”取胜，吴磷也深知金人“忍耐坚久”，但“金人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所以“以长技（劲弩）洞重甲于数百步外”，吴磷的“叠阵法”也是以强弓劲弩为主的多兵器协作作战，吴家二将对弓弩认识可谓深刻之至。所以说，吴家将对弓弩作战的认识是与运动战术关联在一起的，所谓“叠阵”或“番休迭战”，是以运动战作为战略方针的兵法。②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作战策略，主要得益于吴玠、吴磷与金人的实战经验。在吴家将看来，西夏军的战斗强，但持久性差，经不住一进一退这样的消磨战折腾，而金人却不同，金人在一个回合失败后，骑兵迅速退出战斗重整队形，然后连续冲锋。宋金的差异就在宋人弓弩劲利，金人耐久性强，尽管也善于用弓箭、装备重甲，③但宋人以弓弩为主，辅以长枪近距离作战，加之运动战，“番休迭战”，显然是打败金人的要领。至于“叠阵法”，也是针对游骑兵部队较为合理的作战阵法，“长枪居前”以阻战马冲突，远距离以神臂弓先行射穿重甲，近距离以强弓强弩致敌殒身，两翼骑兵护卫下擂鼓变换阵型，显然也是打败金人的理想战略。但诸将并不见得认同，稍有常识者都会质疑这样复杂的阵型是否能在实战中灵活变换而不乱，否则即面临死机。那么，吴家将的谋略到底实践过吗？
  据史载：建炎四年九月，“（张）浚合五路兵，欲与金人决战，玠言宜各守要害，须其弊而乘之。及次富平，都统制又会诸将议战，玠曰：‘兵以利动，今地势不利，未见其可。宜择高阜据之，使不可胜。’诸将皆曰：‘我众彼寡，又前阻苇泽，敌有骑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敌骤至，舆柴囊土，藉淖平行，进薄玠营。军遂大溃，五路皆陷，巴蜀大震 ”④。吴玠在富平之战中提出凭险据守、依险造势的战时先机，从 “军遂大溃，五路皆陷 ”的战争结果来看，显然是有效的，这也符合他主张运动战的作战思想。此后和尚原之战中他 “选劲弓强弩，分番迭射 ”，是利用弓弩兵器运动作战的典范。有学者曾提出，吴家军“阻止金军强大骑兵的冲击，在于将金骑兵在平原上速度和时间的优势转化为在山川要隘等工事 面前束手无策的劣势，限制了其机动快速等长处的发挥，再加上宋军凭险据守、依险造势的战时先机和强弓劲弩、标枪之类武器的梯次力量配备，宋军的防御是有效的，而且也是成功的”①。这种认识是综合了吴家军不同作战环境之后得出的浅见，将宋朝军队习惯使用弓弩理解成宋军宜守不宜攻的作战思维者不在少数。 ②吴玠创设 “驻队矢 ”并非只是为了防御作战，很多时候是用于进攻作战。
  绍兴三年（1133）闰二月六日，宋金杀金平一战，“贼众再来，分番攻击，官军用神臂弓、炮石并力捍御，杀死金贼甚众，统制官田晟遣兵追赶入寨。..玠遣统制吴磷领兵邀击，蕃贼兵大败，官军追杀至贼寨门，杀死金贼甲兵并酋首莫知其数。又发遣将兵及分头劫攻贼寨，并力复来迎敌，统制官吴磷、田晟、杨政鼓率将兵，用命鏖战，杀败贼众，死伤无数。其贼退却，终未退回。探得别蓄奸谋，欲遣军马于白水、七防关等路冲突入川。玠密遣将兵于贼寨后别置火寨，擂鼓发喊，进逼贼寨，及别遣锐兵攻破四太子、皇弟郎君大寨，贼首尾不能相救，连夜遁走。玠续发同统制王浚带领军马追袭，痛行掩杀。据王浚申，前去凤州，分兵邀击贼兵，追赶一百余里，累获胜捷，前后生擒千户等及捉到活人、斩获首级、夺到金鼓旗帜器甲鞍马不可胜计”③。和尚原作战时，“敌稍却，则以奇兵旁击，绝其粮道。度其困且走，设伏于神坌以待。金兵至，伏发，众大乱。纵兵夜击，大败之”④。其间，“金分军为二，兀术阵于东，韩常阵于西。磷率锐卒介其间，左萦右绕，随机而发。战久，磷军少惫，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磷以驻队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层积，敌践而登。..统领王喜、王武率锐士，分紫、白旗入金营，金阵乱。奋击，射韩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⑤。从杀金平到和尚原之战中，吴家将利用弓弩灵活运动战，最终取得了胜利。“分番攻击”“进逼”“追袭”“掩杀”“旁击”“伏发”“夜击”“随机而发”“奋击”等一系列主动出击的作战实态，是为运动战的典型特征。《吴武安公功绩记》亦曰：
  （绍兴三年）冬十月，元帅四太子会诸道兵及正甲女真数万人，造浮桥，跨渭水，自宝鸡连三十里，垒石为城，与侯拒战。侯指授诸将，选劲弓强弩，期以必死。番休迭射，贼稍却。则以奇兵乘险据隘，横攻夹击。如是三日，度其必困遁走。侯遣麾下伏神岔峪，待其归。敌果遁走，伏发，贼溃，俘其部将羊哥大孛堇及酋领三百余人，甲士八百六十人，尸填坑谷者二十余里，获铠甲数万计。乘夜并兵势贼大寨，四太子全军陷没，剿杀殆尽，几获四太子。 ⑥
  据此可见，吴玠的作战方略是“选劲弓强弩，期以必死，番休迭射”，辅以运动战，“乘险据隘，横攻夹击”，伏击、夜击，不给金人稍做歇息的机会，这种战略思维是将运动战思想发挥到淋漓尽致，也反映了对金人“更进迭退，忍耐坚久”的深刻认识。吴家将在和尚原战争中使用“劲弓强弩 ” “番休迭射 ”的结果是重创金人， “其徒销折十存三四，往往扶舁呻吟而归 ”，兀术也 “尚以箭疮帛攀其臂 ”①。
  绍兴十一年（1141），金将胡盏与习不祝合军五万屯于刘家圈，“二酋老于兵，据险自固，前临峻岭，后控腊家城，谓我必不敢轻犯。..磷夜半遣仲及王彦衔枚截坡，约二将上岭而后发火。二将至岭，寂无人声，军已毕列，万炬齐发。敌骇愕曰：‘吾事败矣。’习不祝善谋，胡盏善战，二酋异议。磷先以兵挑之，胡盏果出鏖战。磷以叠阵法更休迭战，轻裘驻马亟麾之，士殊死斗，金人大败。降者万人，胡盏走保腊家城，磷围而攻之”②。吴磷此战中实践了所谓的“叠阵法”，并将吴玠“更休迭战”运用到极致，劲弓强弩显然也发挥了作用。重要的是，在这次战争中仍是吴家将主动进攻，“夜袭”“挑战”仍是作战的实态。值得注意的是，翻遍史料记载，吴家将使用“叠阵法”作战的实践仅此一例，吴玠指挥多次使用的“番休迭射”，也只是一种灵活机动的轮番射箭行动，似乎并没有过于深刻的内涵。那么，如何认识吴家将的弓弩战术呢？对吴家将实战经验检讨时，有人认为地理要素决定了吴家将的诸多胜利③，有人则认为这是军队士气和斗志使然。④笔者认为，这些内外因在应对 “更进迭退，忍耐坚久 ”的金军时，可能未免有些难度，而吴家将的战术应该更为重要些。
  二、有关吴家将弓弩战术的检讨
  一如前文谈到，吴家将的弓弩战术主指“番休迭射”“叠阵法”，这两种战术也确确实实在战场上实践过，并且吴家将和金人交锋中多次取胜也与此相关。那么，吴玠兄弟使用劲弓强弩 “番休迭射 ”是否是他们新创战术呢？《宋史·吴磷传》曾云：
  尝著《兵法》二篇，大略谓：“金人有四长，我有四短，当反我之短，制彼之长。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汉所长，兼收而并用之，以分队制其骑兵；以番休迭战制其坚忍；制其重甲，则劲弓强弩；制其弓矢，则以远克近，以强制弱。布阵之法，则以步军为阵心、左右翼，以马军为左右肋，拒马布两肋之间；至帖拨增损之不同，则系乎临机。 ”知兵者取焉。 ⑤
  吴磷所谓克敌兵法是“集蕃汉所长，兼收而并用之”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经验，“番休迭射”是克金人骑兵的机动性、坚忍战斗精神、重装战甲、近弓射杀的关键，因为金人“更进迭退”，所以要“番休迭战”；因为金人重甲近弓，所以要利用“劲弓强弩”来“以远克近，以强制弱”。所谓“布阵之法，则以步军为阵心、左右翼，以马军为左右肋，拒马布两肋之间；至帖拨增损之不同，则系乎临机”，实为“叠阵法”之意，长枪、强弓、强弩、神臂弓均为阵心的步兵，骑兵处左右，可根据实战随机变阵。吴磷曾指出，“叠阵法”是在此古束伍令的基础上“得车战余意”新创的一种阵法，实际上也是对先秦兵法的发挥。以下我们这两种兵法内容及战略意义分别进行检讨，希望对吴家将弓弩战术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先说“番休迭射”。有学者认为，这是吴玠兄弟两人发明创造并一贯使用的一种制胜敌人的“战法”。⑥从名词内涵来看，“番休迭射”即是轮流、变换的开弓射箭，需要排兵为队，弓箭手或弩手以队为单位反复替补，才能起到“矢下如雨 ”“繁如雨注 ”的效果。 “驻 队矢”可能就是弓弩队，应该有严格分工的弓弩队，结合“叠阵法”中强弓劲弩和神臂弓层次分明的排兵布阵来看，“驻队矢”中弓箭队和弩箭队可能有职能不同的分工。弩箭比弓箭射的远，洞穿力强①，不过连发间隔长，所以才采用“轮流射击方法”。②《武经总要》曾云：“若乃射坚及远，争险守隘，怒声劲势，遏冲制突者，非弩不克。然张迟难以应卒，临敌不过三发、四发，而短兵已接，故或者以为战不便于弩。③单从弩箭的缺陷来看，“番休迭射”着实是克服弩箭发射间隔长的手段。“叠阵法”中将弩手与神臂弓手分层排兵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两者发射间隔有一定差别的缘故，尽管神臂弓也是一种弩，④但用脚来辅助拉弦已足见它发射箭间隔要更久。既然有可能根据弓和弩的特点来排兵，那么必然是宋承唐制，到底宋人在使用弓弩上有什么发明呢？
  有人说宋人轮流射击战法大致有三种，一种是承自唐代，即弩手排列成若干阵线，张弦·准备·射击、张弦·准备·射击，周而复始、变换阵线，进行射击间隔很短的连续强弩攻击；另一种则是将士兵以三入一组编成，最后一人专门负责张弦搭箭，中间一人专门负责传递，前排一人则由射艺较高的弩手专司射击；还有一种乃是南宋名将吴磷创立的“叠阵法”，是以弓弩为主的多兵种混合协同作战。⑤这种认识过于粗浅，根本没有认识到弓、弩的差别，也没说清楚使用弩在唐宋时的变化。《太白阴经》卷六《教弩图篇》载：
  弩张迟，临敌不过三发，所以战阵不便于弩，非弩不利于战而将不明于用弩也。夫弩不离于短兵，当别为队。攒箭注射，则前无立兵、对无横阵。复以阵中张，阵外射，番次轮回，张而复出，射而复入，则弩无绝声、敌无薄我。置弩必处于高，争山夺水、守隘塞口、破骁陷阵，果非弩不利也。 ⑥
  在唐人看来，弩发射慢，适合远攻，应该独立为队，由阵中向阵外反复迭射。宋人对此颇有异议，在继承前代优点的基础上又提出一些新的认识。《武经总要》曾云：
  唐诸兵家，皆谓弩不利于短兵，必以张战大牌为前列以御奔突，亦令弩手负刀棒，若贼薄阵，短兵交，则舍弩而用刀棒，与战锋队齐入奋击；常先定驻队人收弩（恐弩临时遗损）。近世不然，最为利器。五尺之外，尚须发也，故弩当别为队，攒箭驻射，则前无立兵，对无横阵。若勇骑来突，驻足山立，不动于阵前，丛射之中，则无不毙踣。骑虽劲，不能骋，是以戎人畏之。又若争山、夺水、守隘、塞口、破骁、陷勇，非弩不克。 用弩之法，不可杂于短兵，尤利处高以临下，但于阵中张之，阵外射之，进则蔽以旁牌，以次轮回，张而复入，则弩不绝声，则无奔战矣。故特出此法，以具于右。 ①
  宋人认为“五尺之外，尚须发也”，并不认为弩只能远攻，以为步兵为绝对主力的宋军有效抵御敌方骑兵进攻而选用远程弩射的想法或许只是一厢情愿。②宋人用弩一如《玉海》记载：
  和诜，徽宗时知雄州上制胜强远弓式，施行之，弓能破坚于三百步外，边人号为凤凰弓。绍兴三年十月，上谓辅臣日：造弓必用良工，今御前所造弓，其值八千，可以为式，宣令军器所及张俊军中分造。十一年六月乙亥，诏有司造克敌弓，弓乃韩世忠五月所献也。上谓辅臣曰：世忠宣抚淮东，日与虏战，常以此弓胜金贼，朕取观之，诚工巧，然犹未尽善，朕筹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石之力，而减数斤之重，能洞重甲。然杨存中以克敌弓虽劲，而士病蹶张之难，乃增损旧制，造马黄弩，制度精密，彼一矢未竟，而此三发矣。 ③
  凤凰弓能射三百步外基本和神臂弓相当④，南宋初年韩世忠将凤凰弓更名为克敌弓⑤杨存中仿古法制作的马黄弩射率比克敌弓提高了三分之二，显然拉弓强度不及神臂弓，射，程也一定比神臂弓更小。杨存中以为“克敌弓虽劲，而士病蹶张之难”，则可推知神臂弓也张弓之难，并且宋代神臂弓手来自“步军弩手第一等”⑥，但这种弩性特征的弓仍然在南宋与金军的战场上广泛使用。按吴磷“叠阵法”中将神臂弓用于首发，射程限制在百步以内，次之强弓强弩射杀七十步以内的金兵，可知吴家将使用弓弩是灵活用于短程射击作战中，正所谓“五尺之外，尚须发也”之余意。金将兀术在和尚原战争中“尚以箭疮，帛攀其臂”可能也是被神臂弓所创，以至于兀术死前遗言：“吾昔南征，目见宋用军器，大妙者不地，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畏。”⑦至此可知，吴家将用弓弩是缩短了射程，却增大了杀伤力。
  至于“叠阵法”，是结合了吴玠“番休迭射”的一种新阵法，但排阵原理在南宋时已广为流行。魏公张浚曾云：“诸军当结纯枪、纯弓、纯弩队。枪之队在前，弓次之，弩次之。其弓弩手各带刀斧。每队九十人，通九队作一部，九部为一阵。缘弓可射八十步，弩可射二百余步，虏骑若近，先发弩，枪、弓队小坐，次发弓，若至前，则纯枪之势甚壮，可御马足， 鲜有不胜。”①“叠阵法”的基本原理大致如此，此亦可见，“番休迭射”是指不同兵种的交换出击或射击，并非唐人用弩“张而复出，射而复入，则弩不绝”“番休迭射”和“番次轮回”都是轮番射击，但略有不同。另外，张浚所说“先发弩，枪、弓队，小坐”，正所谓“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因为排在阵后的神臂弓手要先次发射弩箭，前排的长枪手、弓箭手应蹲坐下来才不至于影响后排的射击。
  再说“叠阵法”云：“凡阵，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俟其伤则更代之。遇更代则以鼓为节。骑，两翼以蔽于前，阵成而骑退，谓之‘叠阵’。”所谓“拒马为限，铁钩相连”并非吴磷新创，五代晚期后周南征吴越时吴越国就曾“横布拒马以万数，皆贯以利刃，维以铁索”②；宋金顺昌之战中金军的战术是以“三人为伍，贯以韦索，每进一步，即用拒马拥之，人进一步，拒马亦进，退不可却。官军以枪标去其兜牟，大斧断其臂，碎其首。敌又以铁骑分左右翼，号‘拐子马’，皆女真为之，号‘长胜军’，专以攻坚，战酣然后用之”③。“拒马”“铁钩”的使用显然远承后周、近习金人，④和金人战术稍有不同者是，金人的拒马战队和左右翼“拐子马”均以进攻为主，而吴家军的两翼骑兵是护卫阵型变换，长枪和弓弩队、拒马队是驻地变形，两者差别在主体线形运动战和动静变形阻击战的不同。
  吴磷提到的“古束伍令”⑤，主要从军法管制角度克服阵型变换时士兵乱阵现象，认为“战士心定则能持满”，秩序稳定时阵法才能起到一定的效果。
  结语
  宋代弓弩是为作战配备中的重要兵器，这可能与克制北方草原骑兵有关⑥，尤其是在南宋川陕战场上，弓弩的使用频率更高，吴家将甚至发明所谓的“叠阵法”，在和尚原、仙人关等实战战场起到克敌制胜的显著效果。⑦通过前文探讨和分析，我们更应该注意，吴家将的“番休迭射 ”并非 “分番迭射 ”，所谓 “发弩人、进弩人和张弩人， 3人组成为一组 来操纵弩”①，和“番休迭射”并不相同，吴家将的弓弩配置为适应灵活运动战，多是一人控制操作的轻型弓弩②，但由于拉弓需要力量③，最强的神臂弓迭射之间也需要周期，所以需要间歇时梯队交换射击。
  吴家将在借鉴前人和金人阵法的基础上发明了“叠阵法”，这一阵法的核心内容是灵活系统的使用弓、弩组合作战，并且对传统使用弓弩进行了改进，主要体现在缩短弓弩的有效射程，近距离作战，提高了歼敌射杀的效率。当然，这可能与和尚原、仙人关当地的特殊地理特征有关，金人骑兵不能施展优势④，宋军近距离作战需要具备更多的灵活性，弓弩射杀效果与列阵、近程射击的精确性都有着密切关系。
  吴家将的弓弩战术在宋金川陕战场上实现了良好的实践效果，金将兀术在和尚原战争⑤。中“中流矢，仅以身免”“自虏入中原，其败衄未尝如此”，后十万骑兵攻仙人关，杀金平一战中“虏不能支，乃引去，还屯凤翔，授甲士田为久留计，自是不复寇蜀矣”，弓弩战术的创新与发展有效的克制了金人，也为后世军法战术提供了经验。
  （作者系成都师范学院史地与旅游系教授）
  《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校释
  蔡副全
  《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又称《吴玠墓志铭》《吴玠墓碑》。南宋绍兴九年（1139）胡世将撰文，今存徽县吴山（图1）。碑纵296厘米，横158厘米，厚31厘米。篆额“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9字列3行位于正上方（图2），纵55厘米，横48厘米，字径16厘米；墓志铭文（图3）约35行，满行约70字，字径2厘米。两侧各有3行铭文剥落严重，已不可辨识。张维《陇右金石录》卷四载：“此碑今多剥泐，其尚存者高五尺，广约二尺，有文二十一行，行五十余字。以碑文考之，盖每行为七十字，其下则磨灭矣。”①现据新拓墨本，参考张伯魁《徽县志》②及《陇右金石录》释录如下。
  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 [一]（篆额）
  绍兴九年春三月，开府仪同三司吴公以寝疾，奏乞谢事。天子恻然忧之，命四川安抚制置使成都守臣世将，访善医治疾，又驰国医往视。公以六月己巳薨于军，享年四十有七。七月遗表闻，上震悼辍朝二日。赠公少师，凡恤典，悉加厚。其弟磷与诸孤，奉丧归葬于德顺军水洛城北原先茔之次。十一月，上念公之己葬，诏有司赐钱三十万，擢磷继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以慰恤其家，恩义备矣。盖自天下用兵，乘舆省康吴，会公以偏师起西鄙，奋孤忠抑大难，保川陕共百十六州，以重上流之势。屏翰王室，屹如长城。方敌国深侵，叛臣僭窃，道路阻绝，公未尝得一见天子。独其精忠上达，圣主明见万里之外，[二]谓公可属大事，当方面，凡[三]军事不从中御，而[四]赏罚付之不疑，以卒成却敌固圉 [五]之功者，惟天子之明，而公之忠也。既葬 [六]，诸孤以行状请铭，谨序而铭之。
  惟吴氏出泰伯之后，以国为姓。至[七]季札避位，其子孙家鲁卫之间，厥后散处四方。虽[八]谱牒遗佚，遂[九]不可尽考，而起守西河，芮国长沙。汉封广平，皆本德义。尚忠勇，为世良将。而公天挺英奇，崛起于数百千 [一〇]载之后，赫然功名，与之相望迹，其流风余烈，盖有自焉。公之曾祖讳谦[一]，赠太子少保[一二]；妣李氏，永宁郡夫人。祖讳遂[一三]，赠太子太傅[一四]妣齐氏，普宁[一五]郡夫人。考讳扆，赠少保，妣刘氏，嘉，国夫人。自少保而上，世居德顺之陇干。以公贵，追荣三世。
  公讳玠，字晋卿。少沉毅，有志节，善骑射，知兵法[一六]，读书能通大义。未冠，以良家子隶泾原军。政和中，夏人犯边，力战有功，补进义副尉，稍擢队将。从讨浙西贼方腊，破其众，擒酋长一人。及击破河北群盗，累功转忠训郎，权泾原第十一将[一七]。夏人攻怀德军，公以百余骑突击追北，斩首级百四十有六。转秉义郎，擢本路第十二副将，自是威名益震。建炎二年，金人内侵已三载矣。春[一八]，渡河出大散[一九]关，略秦雍，所过城邑辄下。自巩州至凤翔，陇右都护张严邀战失利，敌势愈张，谋趋泾州。大将曲端拒守[二〇]麻务镇，命公为前锋。公进据青溪岭逆击，大破之。敌始有惮公意。转武义郎、权泾原路兵马都监、兼知德顺军。冬，以本道兵[二一]复华州。师入，命将士无杀略，居民按堵，转武功大夫、忠州刺史。三年冬，剧贼[二二]史斌寇兴凤，据长安，谋为不轨。公击斩[二三]之，转右武大夫。四年春，擢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金人谋取环、庆，大将娄室以众数万[二四]，至麻亭， [二五]公与战[二六]于彭店原 [二七]，士殊死斗，杀伤过当[二八]，敌惧引去 [二九]。而曲端劾 [三〇 ]公违节度，坐降武显大夫，罢总管，论者不平。未几，复故官，职 [三一]秦凤路马步军副总管、知凤翔府，兼权永兴军路经略安抚司[三二]公事。进复长安，转右武大夫、忠州防御使宣抚[三三]处置司。将合五路兵，与金人决战。公谓宜各守要害，以待其还[三四]。秋九月，师次富平，都统制会诸将议战，公又曰：“兵以利动，今地势不利，何以战？宜据高阜，先为不可胜者。”众曰：“我师数倍，又前临苇泽[三五]，非敌骑所宜。”不听，既而敌骤至，囊土逾泽[三六]，以薄吾营，军遂大恐溃[三七]，五路悉陷，巴蜀大震。公独整众保散关之东曰[三八]和尚原，积粟缮兵[三九]，列栅其上。或谓公：“宜屯汉中，以安[四〇]巴蜀。”公曰：“敌不破我，不敢进[四一。坚壁重兵以临之，彼惧吾蹑其后，保蜀之道也。”明年改元绍兴，春三月，敌将[四二]没立果率锐兵犯我。期必取而后进，公击败之。真拜[四三]忠州防御使，兼帅泾原。夏五月，没立复会别将[四四]乌鲁折合[四五]众数[四六]万，使大将由阶成[四七]出散关先至，公与之战三日，大败而去。没立方攻[四八]箭筈关，公复遣麾下击退[四九]，卒不得[五〇]与二将合。转明州观察使。丁嘉国忧起复，寻兼[五一]陕西诸路都统制。敌自破契丹以来，狃于[五二]常胜，至每与公战辄北不胜。其愤，冬十月，元帅[五三]四太子者会诸道兵十余万，造浮梁跨渭水[五四]，自宝鸡连营三十里，又垒石为城，夹涧水与官军相拒[五五]。公指授诸将，选劲弓弩号驻队，番休迭射，矢发如雨，贼稍却，则以奇兵旁击，如是者三日。
  度其困且走，则为覆[五六]于神岔，以待其归，覆发[五七]，敌众大乱，俘其[五八]将羊哥孛堇及其酋领三百余人，甲士八百[五九]六十人。尸填坑谷者[六〇]二十余里，获铠仗数万计[六一]，拜镇西军[六二]节度使。二年，兼宣抚陕西[六三]处置使司都统制，节制兴、文、龙州。敌久窥蜀，必欲以奇取之。三年春，裒[六四]其兵，又尽发五路叛卒，声言东去，反自[六五]商於出汉阴，捣梁、洋。金州失守，公亟率麾下倍道疾驰，且调兵利、阆，既至，适与敌遇，使人以黄甘 [六六]遗其帅撒离喝，敌惊 [六七]曰：“吴公来何速邪？”遂大战饶凤关。凡六日，敌 [六八]皆败，杀伤不可胜计。撒离喝怒斩其千户孛堇数人，以死犯关，出公 [六九]后，公遂 [七〇]结阵趋西县，或曰： “蜀危矣！ ”公曰： “敌去国远斗，而死伤大半，吾方全师以制其极[七一]，蜀何忧邪[七二]？”月余，敌果退。加检校少保，充利州路阶、成、凤州节度制置使。四年二月，敌复大入，犯仙人关。公豫为垒关[七三]曰“胜金平”[七四]，严兵以待。敌据阜战，且攻垒，公命将士更射，又出锐兵击其左右，战五日，皆捷，敌复遁去。上闻之嘉叹，赐以亲扎曰：“朕恨不抚卿背也。”是役也，敌决意入蜀，自其元帅以下皆尽室[七五]以来。又以刘豫腹心为四川招抚使。既不得志，度公终不可幸胜，则还据凤翔，授甲士屯田，为久留计，自是不复轻动矣。夏四月，徙镇定[七六]国，除川陕[七七]宣抚副使。秋七月，录仙人关功，进检校少师，奉宁保静军节度使。五年春，攻下秦州。六年，兼营田大使，徙镇保宁靖远军[七八]。公与敌对垒且十载，常患远饷劳民，屡汰冗员，节浮费，岁益屯田至十万斛[七九]。又调戍兵，命梁、洋守将治褒城废堰，灌溉民田，复业者数万家。朝廷嘉之，每降玺书褒谕[八〇]。七年冬，敌废[八一]刘豫且益兵[八二]众以为疑，公策其将去。九年春，和议成，上以其功高，复赐亲札进开府仪同三司[八三]，迁四川宣抚使。遣内侍赍诰以赐[八四]，而公已病甚，扶掖听命。自以赏过其劳，固辞。优诏不许。时失地[八五]既复，方依绥附[八六]，而疾不可为矣。天..其岁[八七]□□终始保蜀，付之安全，若有所待，以是蜀人尤悲而思之。[八八]公娶张氏，故侍中耆之后，[八九]封永宁郡夫人。子男五人[九〇]：拱，右武郎；扶、撝，皆承奉郎；扩、德尚幼。女四人..公能乐善，每观史，前事可师者，必书而识之左右。用兵本孙吴，而能知其变。务远大，不求近效，故能保其必胜。御下严而有恩，视卒之休戚如己，而同其甘苦，故人乐为之用。既贵，而自奉之约，不逾平时。至推以予士不少吝，故家无资而至，无宅而居。呜呼，虽古名将何加焉！[九]
  对照拓本与释文，张伯魁《徽县志》是以原石释录，但辨字不详；张维《陇右金石录》首尾较完整，并言“俱依拓本改定”，然误录及增改者颇多，笔者怀疑张维录文时曾参考过明庭杰《吴武安公功绩记》 ①（以下简称 “功绩记”）等史籍。现以原刻校释如下。（详见下表）
  《吴玠墓志铭》由胡世将撰文于绍兴九年（1139）。胡世将（1085—1142），字承公，常州晋陵（今江苏武进）人。徽宗崇宁五年（1106）进士，曾任尚书右司员外郎、兵部侍郎。以枢密直学士出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时金兵大举进攻关中，长安陷落，胡世将调动吴玠、吴磷等人出击，屡挫金兵，使“分屯之军，得全师而返”，对保卫西北边陲功绩卓著。绍兴九年（1139），吴玠卒，以世将为宝文阁学士、宣抚川陕。①绍兴十年，为杨政母撰《宋故感义郡太夫人程氏墓志铭并序》，其职衔为 “宝文阁学士、左朝请大夫、川陕宣抚副使兼营田使晋陵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 ”。
  《吴玠墓志铭》遗留于徽县，清嘉庆十三年（1808），知徽县张伯魁于钟楼山访得，时碑临崖欲坠，遂命工前移，并筑围墙保护。碑阴有《张伯魁纪事诗》（图4）叙其始末。
  大清嘉庆十三年秋，知县张伯魁（浙江海盐人）因修县志访考遗迹，得碑于钟楼山。读其文，宋吴忠烈墓志碑也。临崖将坠，伯魁虔心默祷，亟令石工前移四十步，筑围墙、立墓门以识之。敬赋五言二首记于碑阴：
  独立高原上，岿然见一碑。阴风号鬼卒，暮雨隐神旗。迟我西来日，怜公北伐时。累朝颁爵赏，枉自数功奇。
  六百年前墓，艰难百战身。弟兄溥旧泽，南北倚孤臣。哀角秋声乱，奇兵地势屯。宣扬惭德薄，五字欲通神。
  《吴玠墓志铭》载，吴玠丧后归葬于德顺军水洛城，而徽县也曾有吴玠墓。张维先生认为，本欲归葬故里，而因战事变故而寄葬河池：
  《碑》言“归葬水洛”，今墓与《碑》皆在徽县者，盖玠卒于绍兴九年六月，是年三月和议初成，金人归陕西京西之地，水洛新返，道邱可归，故初议必葬故乡，列之行状。至八月金人以挞懒主和杀之。世将与磷数言：“金人必逾盟，宜先为备。”明年四月，金人已大举入寇，则玠之寄葬河池盖不得已。而《静宁志》乃因袭碑文，以为玠墓即在水洛，似未考其时世也。 ②
  张维所谓《碑》者，即《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所谓墓者，抑或清嘉庆十三年（1808）秋张伯魁“立墓门”者。绍兴九年（1139）秋，战事紧张，镌刻较晚的墓志铭因体量太大，未能移归吴玠故里而寄放河池，当在情理之中。明嘉靖郭从道《徽郡志》卷一《舆地志·古迹》载“宋忠烈吴公生祠、宋宣抚安公生祠，俱在仙人关”③，而不言吴玠墓。张伯魁《徽县志》云：“吴忠烈墓，在钟楼山，久远失传，今访考得其墓碑，碑临崖将坠，知县张命石工前移四十步，盖亭以识之。”①由此可见，张伯魁误将墓志作墓碑，因地立墓门而建吴玠空墓。《吴玠墓志铭》言：绍兴九年春三月，吴公寝疾；六月己巳薨于军，享年四十有七。七月，上闻遗表，辍朝二日，赠公少师。“其弟吴磷与诸孤，奉丧归葬于德顺军水洛城北原先茔”。十一月，上念公之已葬，诏有司赐钱三十万，慰恤其家。很显然，墓志铭撰于绍兴九年十一月之后，是时，吴玠安葬水洛已成事实。据明庭杰《功绩记》其归葬时间在“九月丙申”。并非张维所言“寄葬河池”。王烜《静宁州志》卷八《杂集·陵墓》载：“宋封安定郡公、赠少师、谥武安、追封涪王吴玠墓并赠太傅、四川宣抚使、新安郡王、追赠太师、信王吴磷墓，俱在水洛北二十里陇原。”②特别是陆游《老学庵笔记》明确记载吴玠葬于德顺陇干：
  吴武安玠葬德顺军陇干县。今虽隔在虏境，松楸甚盛，岁时祀享不辍，虏不敢问也。玠谥“武安”，而梁、益间有庙，赐额曰“忠烈”。故西人至今但谓之“吴忠烈 ”云。③
  关于吴玠擒杀史斌时间。《吴玠墓志铭》《宋史·吴玠传》皆作“（建炎）三年冬”。《三朝北盟会编》谓：建炎二年四月，“史斌据长安，吴玠擒斌”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则记为建炎二年十一月。《系年要录》注云：“吴玠杀史斌。赵牲之《遗史》系之今年四月；明庭杰《功绩记》系三年冬，战青溪岭、复华州之后，而云金人内侵已三年矣。其实二年冬也。王伦撰《玠碑》，分此三年为二年。案：三年九月，长安已陷。而伦《碑》乃云：三年冬，剧贼史斌据长安，谋为不轨，实在误矣。其实占青溪岭在今年（建炎二年）之夏。复华州、擒史斌在今年之冬，但华州以十一月收。 ”⑤
  张伯魁《徽县志》与张维《陇右金石录》录文皆谓吴玠“男五人：拱右武郎，扶、撝皆承奉郎，扩、揔尚幼”。此将吴扩、吴揔作为吴玠子，误甚。明庭杰《功绩记》云玠有：“三子，拱，右武郎，扶、撝为文官，承奉郎。”⑥《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六所引《林泉野记》所载亦同。又王曮《吴武顺王磷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云吴扩、吴揔为吴磷子。⑦今墓志泐损，未知是撰文之误，还是摘录之误。
  张维先生还对《吴玠墓志铭》与《宋史·吴玠传》作过详细对比：
  碑文叙事多与《宋史》玠传相合。盖《碑》与《传》俱依行状而为之者。惟建炎二年“兼知德顺军”，《传》作“怀德军”；迁忠州刺史，《传》在“三年冬”。四年，“罢总管”下《传》复有“知怀德军”句，则碑前作“德顺”疑为抄误。《传》省“兼权永兴安抚公事”，“进复长安”事又不载。绍兴元年三月击败没立，兼帅泾原，而神岔之役，《传》称“兀术中流矢仅以身免”，不载俘获事物，月余敌退下。《传》有“遣兵邀敌武休关，击其后军。”而《碑》无之。仙人关战后，《传》作“授玠川陕宣抚副使。四月，复凤、秦、陇三州。”七月，“拜检校少师、奉宁保定军节度使，磷自防御使升定国军承宣使”， 与《碑》俱异，而《高宗本纪》俱与《传》同，惟“保定 ”作 “保静 ”，微有差误。 ①
  王曾瑜先生《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云：
  自绍兴元年至四年三月，川陕战场是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甚至是唯一战场。吴玠军近乎独立地支撑南宋半壁江山，在此期间的抗金战功是独一无二的..其战功和声威最初尚在岳飞之上..在南宋初的抗金名将中，吴玠的军事成就仅次于岳飞，而在他人之上。 ②
  纵观吴玠的一生，尽管他飞扬跋扈、排挤同僚，然而作为一名优秀将领，尤擅巧用地形组织具体战役，他身上依然洋溢着许多闪光点。《宋史·吴玠传》称他：
  善读史，凡往事可师者，录置座右，积久，墙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孙、吴，务远略，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胜。御下严而有恩，虚心询受，虽身为大将，卒伍至下者得以情达，故士兵为之死。选用将佐，视劳能为高下先后，不以亲故、权贵挠之。 ③
  关于吴玠的死因，《吴玠传》称： “晚节颇多嗜欲，使人渔色于成都；喜饵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 ”陶喻之《吴玠死因辨诬》认为吴玠并非 “死于挟妓与吸毒，而是死于腑脏寄生虫病 ”④。
  吴氏家族世居陇右，三世为将，威震西蜀。吴曦叛宋，吴氏家族遂身败名裂。从吴玠到吴磷、再到吴挺、吴曦，整个吴氏家族兵柄世传，称雄四川几近八十年，给南宋历史造成了深远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在《吴玠墓志铭》碑阳正中有浅重刻“宋故将军吴玠之墓”8字楷书（字径15厘米），覆压5行墓志铭文，致使近百余字人为残泐。据知情人士讲，这是 1934年胡宗南部第一旅旅长李铁军所为。
  （作者系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
  略论宋元时期的吴玠传记
  胡潮晖
  一般来说，宋代重要大臣去世后，会留下行状、墓志、神道碑等私家传记，以及《日历》附传、《实录》附传、《国史》等官方传记。赵翼指出：
  元修《宋史》，度宗以前多本之宋朝国史，而宋国史又多据各家事状碑铭编缀成篇，故是非有不可尽信者。..盖宋人之家传、表志、行状以及言行录、笔谈、遗事之类，流传于世者甚多，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自必扬其善而讳其恶，遇有功处辄迁就以分其美，有罪则隐约其词以避之。宋时修国史者即据以立传，元人修史又不暇参互考证，而悉仍其旧，毋怪乎是非失当也。 ①
  不少个案研究都佐证了赵翼的这一观点。②不过，有关宋人传记的研究仍有较大的空间，新近一些研究开始关注同一人物不同传记之间的差异及其成因，将宋人传记研究从传统的史源考辨转向文本史研究③，并试图“在《国史》《宋史》列传与其他人物传记之间构建起多元、动态、立体的文本史关系，从而全面考察宋代列传人物形象的演变以及本朝纪传体政治史的书写问题”④。不过要实现这一研究目标，还需要积累更多的个案研究。
  吴玠是南宋初期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之一，宋元时期至少有十二种吴玠传记，分别为行状、墓志、神道碑、《吴武安公功绩记》、《吴玠传志补遗》、《林泉野记·吴玠传》、《宋名臣言行录别集·吴玠》、《宋南渡十将传·吴玠传》、《日历》附传、《实录》附传、《国史》本传、《宋史》本传，其中现存的有七种。⑤本文试对宋元时期不同吴玠传记的写作背景、各传之间的承袭关系以及异同之处做一初步的考察，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
  —、行状与墓志
  宋代重要大臣去世后，最早形成的传记一般是行状。行状通常由死者的亲朋好友或门 生故吏撰写，为墓志、神道碑以及官方传记的撰写提供依据。吴玠的行状（以下简称《行状》）应当是最早形成的吴玠传记，尽管今已亡佚，但张发在《吴武安功绩记序》中记载：“方其（吴玠）薨也，其长子未冠，而二季尤幼。胡宣抚为行状，不询其子，使二旧吏立供。为之墓志又据行状而言，是以如是之不详。”①根据张发的记载，可知《行状》与吴玠墓志的区别应当不会太大。“胡宣抚”即胡世将，绍兴八年（1138）以枢密直学士出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绍兴九年（1139）吴玠卒后权四川宣抚使，吴玠墓志亦为其所撰。
  吴玠墓志全称《开府仪同三司赠少师吴玠墓志》（以下简称《墓志》），乾隆《甘肃通志》卷48录有全文。值得注意的是，《三朝北盟会编》曾引用“中书舍人王纶为公（吴玠）墓铭”，并留下了相当篇幅的引文。《全宋文》的整理者以此为据，将其收入《全宋文》。②王纶曾为吴玠撰写神道碑，《名臣碑传琬琰集》中收有全文，题为《吴武安公玠神道碑》（以下简称《神道碑》），署名为“中书舍人王纶”。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亦称王纶所撰乃“碑”而非墓志。④《三朝北盟会编》所载“墓铭”与《名臣碑传琬琰集》所载《神道碑》的区别较大，而与乾隆《甘肃通志》所载《墓志》大致相同。笔者猜测，徐梦莘可能混淆了《墓志》与《神道碑》的作者，《三朝北盟会编》所引实乃胡世将所撰《墓志》。不过，《三朝北盟会编》所引《墓志》与乾隆《甘肃通志》所载《墓志》仍有一些区别。除了一些文字的细微差别之外，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最后一段内容乃后者所无：
  公用兵本孙、吴而能知其变，务远大，不求近效，故能保其必胜。御下严而有恩，视士卒之休戚如己而同其甘苦，故人乐为之死。其任将佐等，功赏断以公论，无亲故权势之徇，故麾下诸将多以功显。既贵，而自奉之约，不逾平时。至推解以予士，则不少吝，故家无余赀，至无宅以居。呜呼，虽古名将，何以加诸！后胡世将为川陕宣抚使，公弟吴磷适在军中，一日从容问公所以战，则曰：“磷与先兄束发从军，屡战西戎，不过一进却之闲，胜负决矣。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胜之之道，非屡与之遇者，莫能尽知。然其要在用所长、去所短而已。盖金人之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而中国之士卒不若金人之坚忍。尽吾长技，洞中重甲，数百步外则彼固不能及我；据其形便，更出锐卒，与之为无穷以挫其坚忍之势，则我固有以制彼。至于决机两阵之间，变化如神，默运乎心术之微，则磷有不能言。”以是知公之深于兵也。（绍兴）十年，诏立庙于仙人关，赐额曰“忠烈”，谥公武安。 ⑤
  墓志常有“石本”与“集本”之区别，徐梦莘所见应该是“集本”，且引用时可能有删节，而地方志录文的依据应该是“石本”，因此两种墓志之间存在差异实属正常。《三朝北盟会编》所引《墓志》记载“（绍兴）十年，诏立庙于仙人关，赐额曰 ‘忠烈 ’，谥公武安 ”，如果此句并非后来所增加，那么《墓志》的完成时间已是绍兴十年（ 1140）正月之后。 ①
  尽管张发批评胡世将为吴玠撰写的《行状》和《墓志》“如是之不详”，但是《行状》以及《墓志》实际上已为后来的吴玠传记奠定了基本框架。《墓志》与《吴武安公功绩记》《宋史·吴玠传》等更晚吴玠传记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对仙人关战役仅有寥寥数笔（仅有55字），而后两者对仙人关战役作了非常详细的描写（《吴武安公功绩记》有近600字，《宋史·吴玠传》也有近400字）。仙人关战役是吴玠最主要的战绩之一，《墓志》却对此一笔带过，张发的批评可能主要是针对这一点。
  二、《吴武安公功绩记》与神道碑
  《吴武安公功绩记》（以下简称《功绩记》）为明庭杰所撰，全文见于《名臣碑传琬琰集》。明庭杰，字俊民，金堂人，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年代为高宗、孝宗朝，曾任彭山主簿。 ②有关《功绩记》的来龙去脉，明庭杰自述曰：
  庭杰与显谟冯康国元通，太学同舍最久。前此元通自东南还蜀，庭杰偶相际集，盘礡浃旬，出圣上亲笔付元通诏吴侯云：“朕以卿提大军独当一面，道路辽远，奏报难尽曲折。昨遣范直方至卿所计议，终恐迹疏，不能详悉。冯康国每在朕前屡陈卿忠义体国，卿亦素知康国之为人，因其之官，遣与卿相见。应关陕事宜、规画措置、财用匮乏、量度节省及讲究屯田，以便籴买之类，已丁宁康国与卿面议，想卿必能体朕至意。每有所处，可一一开具奏来。付吴玠。”庭杰伏读再四，方知圣天子灼见元通、吴侯果相知之深也。迩者元通抵少城总茶马，吴侯已薨。元通邀予相聚累日，语及吴侯云亡，因出其在宣司日记吴侯功迹，甚详，令庭杰为之记。 ③
  冯康国，字元通，绍兴十年（1140）四月任“都大主管川陕茶马公事，主管川司”④。明庭杰称“迩者元通抵少城总茶马，吴侯已薨。元通邀予相聚累日，语及吴侯云亡，因出其在宣司日记吴侯功迹，甚详，令庭杰为之记”，则可知《功绩记》作于绍兴十年（1140）四月之后。此外还有一处细节值得注意 ——《功绩记》称张浚为“张和公”。张浚于绍兴十二年（1142）十一月封和国公⑤，如果“张和公”并非后来所改的话，那么《功绩记》的最终完稿时间已是这年的十一月之后，而这时冯康国已经去世。 ⑥
  《功绩记》是宋元时期最长的吴玠传记，约有 5200字。相较之下，《墓志》仅有 2300余字。根据明廷杰的自述，《功绩记》取材自冯康国 “在宣司日记吴侯功绩”。对比《功绩记》与《墓志》，可以发现两者的一些文本具有相似之处。换言之，《功绩记》的部分文本与胡世将所撰《行状》《墓志》存在共同的文本祖先，甚至不能排除明庭杰曾直接参考过《行状》或《墓志》的可能性。但是《功绩记》的部分细节与《墓志》存在差异，如《功绩记》载 “功转忠训郎，权泾原第十一正将。夏人攻怀德军，以百余骑突击追北，斩首百四十有六， 转秉义郎，擢本路第十二副将”《墓志》载“累功转忠训郎，权泾原第十将。夏人攻怀德军，公以百余骑突击追北，斩首级，百四十有六，转秉义郎，擢本路第二副将”；《功绩记》载“建炎三年，金人内侵已三载矣”《墓志》载“建炎二年，金人内侵已三载矣”；《功绩记》载吴玠有三子，分别为拱、扶、撝，，《墓志》则载吴玠有五子，分别为拱、扶、■、扩、揔。①此外，与《墓志》相比，《功绩记》还增加了不少新内容：（1）张浚没有采纳吴玠、曲端的意见；（2）吴玠转明州观察使诰词的录文；（3）吴玠兼陕西诸路都统制诰词的录文；（4）吴玠拜镇西军节度使诰词的录文；（5）撒离喝与吴玠的书信往来内容；（6）仙人关战役的详细记录以及高宗赐吴玠亲札的全文；（7）关师古只身降金，吴玠兼并其军队。总而言之，《功绩记》是一个在参考原有传记基础上增添了不少材料的文本。
  值得注意的是，张发《吴武安公功绩记序引》中有一段1300字左右的传记体裁文字。根据张发的说法，此段文字是由明庭杰口述而由张发执笔记录的。②对比《功绩记》，可以看出《功绩记》是在这段文字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这段文字最后说“（绍兴）五年春，侯向天水出奇兵，下秦州。余（指明庭杰）辞幕府他往矣，其后不知何如也”③，而《功绩记》是一篇相当完整的传记。笔者猜测，这段口述文字可能相当于《功绩记》的草稿或大纲，明庭杰在搜集了其他材料之后才最终完成了5200字左右的《功绩记》。不过，这段文字也有少量内容没有出现在《功绩记》中，如：“兀术攻兴州仙人关，侯与兀术相见，兀术曰： ‘公若降，当以百里美地赠。 ’王曰： ‘已事朝廷，安有二心。 ” ④
  吴玠神道碑全称《吴武安公玠神道碑》（以下简称《神道碑》），作者王纶，《名臣碑传琬琰集》收有全文。《宋史·王纶传》载：“（绍兴）二十六年，试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迁工部侍郎，仍兼直院。撰吴玠神道碑，称上旨，赐宸翰褒宠。”⑤就笔者管见所及，这是现存史籍中唯一一条有关王纶撰写《神道碑》的记载，因此很难猜测其背后的原因。《神道碑》是一篇简短传记，全文仅约1300字。对比《神道碑》《功绩记》以及其他吴玠传记，可以发现《神道碑》取材自《功绩记》，可以说是《功绩记》的删节版。令人疑惑的是，《神道碑》完全没有提及仙人关战役，不知是传抄刻印过程中有所脱漏还是另有原因。
  三、《林泉野记 ·吴玠传》
  《林泉野记》，撰者不详，现已亡佚。就笔者管见所及，目前学界对《林泉野记》关注不多，唯汪圣铎、陈朝阳《〈宋史全文〉插引史论文献研究》一文指出“从诸书征引的《林泉野记》的文字内容看，其所记述的多是南宋初期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重要史事，作者应与宋高宗及当时重要大臣有较密切的联系”，并提出《林泉野记》与《中兴姓氏录》可能为同一人所撰。⑥不过，《〈宋史全文〉插引史论文献研究》一文对《林泉野记》并没有展开更进深入的研究，仅称“然而令人始料不及、令人困惑的是，在有关的几种重要目录书中，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等中，都未见此书的踪迹。使我们无法知道此书的概貌、成书时间、卷数等基本情况”①。根据《三朝北盟会编》等史籍中保留下来的佚文，大致可以推测《林泉野记》是一部纪传体性质的野史，传主基本上都是钦宗、高宗朝的重要文臣武将，成书年代很可能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之间。 ②
  《林泉野记·吴玠传》因被《三朝北盟会编》引用而幸运地保存了下来，不过目前无法确定《三朝北盟会编》引用时是否有所删节。现存的《林泉野记·吴玠传》并不长，不到400字，兹移录于下：
  吴玠，字晋卿，德顺军人，沉勇知书，少隶曲端为将。张浚宣抚川陕，用为都统制。绍兴元年十月，金人陷凤翔府宝鸡县至和尚原，玠遣弟磷及统制雷仲，三战皆败之，又败之神岔峪口。自是累三十余阵皆克，擒万户雅格（羊哥）贝勒，尼堪（粘罕）婿也，及博啰（不路）孛堇二十余人，乌珠（兀术）中箭而遁，蜀土赖之，以功加镇西军节度使。浚还朝，留玠守川口。四年，乌珠（兀术）欲入寇，刘豫弟益方知长安，密使告玠为备。二月，果犯兴州仙人关。乌珠（兀术）使谓玠曰：“赵氏衰，[不]可扶持，公来，当择善地百里而王之。”玠曰：“业已事赵氏，不敢有二。”于是，克期与敌战，大败，自后每遇辄胜。都统郭振为乌珠（兀术）所袭败，玠日与鏖战，郭振亦复攻之，敌又败。四月，再败敌于凤州，几获乌珠（兀术）。复秦、凤、陇州，降签军七万。玠对垒，常乘肩舆作乐。[除]四川陕西宣抚处置副使，使进检校少保、奉宁保静军节度使。五年，以所统为行营后护军。六年，检校少保、静难军节度使，[军]于兴州。九年，议和，改宣抚使，仍开府仪同三司。六月，以疾薨，年四十七岁，赐钱三十万，弟磷加开府仪同，主其军。三子：拱、德、撝。部曲（阳）[杨]政、田晟、姚仲、王彦、雷仲，皆名将。③
  此传记有一些内容是之前的传记中所未见的，如“刘豫弟益方知长安，密使告玠为备”“都统郭振为乌珠（兀术）所袭败，玠日与鏖战，郭振亦复攻之，敌又败”“降签军七万”“常乘肩舆作乐”等。除了《吴玠传》以外，《林泉野记》中的其他传记与他书所载也常常有不一致之处。总之，《林泉野记》可视为一种独创性传记文本。
  四、《吴玠传志补遗》
  《吴玠传志补遗》作者为张同，原文已佚，因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引用而留下两条佚文，兹移录于下：
  金帅萨里干（撒离喝）最好释氏，僧午长老者，最所尊礼，至得与其妻妾杂坐饮食。而仙人关尼某，少畜于是僧，忠烈于是置尼私第，日以施利厚给。已而使尼手书，言忠烈所以待己意，惟汝可报，及密许高爵，且啖以金。午喜诺，吾牒之往者，皆馆于方丈，往来不绝，萨里干（撒离喝）不疑也。于是金人情伪凡至密之事，吾得举之。 ④
  刘子羽自汉中西遁，谓忠烈曰：“今汉中失守，公不若与子羽同至阆州，调兵以出， 破之未晚。 ”忠烈不从，则又日以羽书邀促，约入共兵。 ①
  此传既名之为 “补遗 ”，其所载自然多是原有吴玠传记所遗漏之事。
  张同，生平事迹不详。而张发《吴武安功绩记序》载：
  方其（吴玠）薨也，其长子未冠，而二季尤幼。胡宣抚为行状，不询其子，使二旧吏立供。为之墓志又据行状而言，是以如是之不详。乾道乙酉，予既作补遗，志其大者凡数十事，以遗其少子参议，且类宸翰、诏命、碑镂为一集，目之曰《保蜀忠勤录》，庶备国史异时采择，因使蜀士大夫知本末，而后之为大将者有所矜式。 ②
  根据张发自述，他也曾为吴玠传记作补遗。张发生平事迹亦不详，不知与张同是否一人。
  五、宋官修史书吴玠传记、《宋南渡十将传 ·吴玠传》与《宋史 ·吴玠传》
  宋代官修史书中的吴玠传记包括《日历》附传、《实录》附传以及《国史》正传。此外，《宋史·吴玠传》与宋代官修史书中的吴玠传记存在承袭关系，《宋南渡十将传·吴玠传》与官修史书可能也有一定的关联，因此一并述之。
  《高宗日历》于绍兴元年（1131）诏修，淳熙三年（1176）完成。《高宗实录》于淳熙十五年（1188）诏修，庆元三年（1197）进书，其后接续修撰，嘉泰二年（1202）才全部完成。《国史》纂修的情况则更加复杂，《高宗正史》于嘉泰二年诏修，《孝宗实录》《光宗实录》完成后则开始纂修高、孝、光《三朝正史》，但是进展极为缓慢。绍定四年（1231），高、孝、宁、光《中兴四朝帝纪》开始纂修，至淳祐二年（1242）成书。《中兴四朝志传》于淳十一年（1251）开始诏修，宝祐二年（1254）、宝祐五年（1257）有两次进呈，景定元年（1260）高、孝、光三朝史事的撰写似已基本完成。③《宋南渡十将传》收有十篇南宋前期武将的传记，除了吴玠以外，其他九将的传记可能就是其《国史》正传，④唯独吴玠的传记十分简略，应该不是其《国史》正传，这为还原宋官修史书吴玠传记增加了很大的困难。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主要以《高宗日历》为依据修成。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可以发现不少《宋史·吴玠传》的平行文本，且其中有一部分为《墓志》《功绩记》所无。囿于篇幅限制，此不详述。这样看来，《高宗日历》与《宋史·吴玠传》有着相对接近的文本亲缘关系，《宋史·吴玠传》至少可以部分反映宋代官修史书中吴玠传记的原来面貌。当然，宋代官修史书中的吴玠传记应该也参考过《行状》《墓志》《功绩记》等较早完成的吴玠传记。当《墓志》与《功绩记》在一些细节上出现差异时，《宋史·吴玠传》主要采用了《墓志》的说法。与《墓志》《功绩记》相比《宋史·吴玠传》添加了一些描写张浚赏识吴玠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均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高宗日历》应该亦有 载。张浚力主抗金，曾长期遭到秦桧等人的排挤，而《高宗日历》“初年者多为秦桧改弃，专政以后纪录尤不足信”①，秦桧死后曾重加修撰，因此此类内容可能是后来所加。
  令人困惑的是《宋南渡十将传·吴玠传》，此传十分简略，仅有500余字，且是未完成之稿。考虑到卒于孝宗朝的虞允文都已有《国史》正传，那么卒于高宗朝的吴玠理应有《国史》正传。不过高斯得于咸淳八年（1272）仍称“今高、孝、光、宁诸臣当立传者人数犹未定，杂糅疏漏，绝无伦次 ”②，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宋南渡十将传·吴玠传》是一篇简略的未竟稿。
  六、《宋名臣言行录别集 ·吴玠》
  《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乃李幼武所编撰，成书于理宗年间，体裁与朱熹《宋名臣言行录》类似，即先简要地记录名臣的宦历，随后摘录各种文献中所记载的名臣言行。《宋名臣言行录别集·吴玠》所载吴玠事迹大致可分为25个段落，分别为：（1）少沉毅尚气节，未冠立大功；（2）青溪岭大破金军，又复华州；（3）张浚与之语，大悦，以之凤翔，时兵火之余，劳来安集，民赖以生；（4）斩溃卒，军中股栗；（5）张浚问策曲端、吴玠，一以为迁，一以为怯，不用其言；（6）师次富平，不听其意见；（7）退守和尚原，或谓屯汉中以守蜀，不听；（8）关师古只身降金，并其众；（9）没立等攻箭筈关，退之；（10）神坌溪设伏，几获兀术；（11）大战饶凤关；（12）撒离喝诱降，复书拒之；（13）兀术欲入川，刘益密告之；（14）兀术劝降，拒之；（15）每战乘肩舆，动鼓乐殊无惧色；（16）大战仙人关，高宗赐亲札；（17）素不为威仪，除宣抚副使，简易如故，常负手步出与军士立语；（18）金军还据凤翔，不敢轻动；（19）关师古只身降金，并其众③；（ 20）向天水出奇兵，下秦州；（21）与金人对垒交战逾十年，常以一当百；（22）屡汰冗员官，节浮费，岁屯田；（23）调戍兵，命梁、洋守将治褒城废堰；（24）胡世将闻其所以制胜者；（25）诏立庙仙人关，其中大部分取材自《功绩记》 [（2）（ 5）（ 6）（ 7）（ 8）（ 9）（ 10）（ 11）（ 12）（16）（ 18）（ 19）（ 20）（ 21）（ 22）（ 23）（ 24）]，还有少部分可能取材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3）（ 4）（ 17）]等其他史籍。
  （作者简介系浙江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生）
  仙人关之战及其战法与特点
  赵斌 云普星
  仙人关之战是南宋抵抗金军入侵的一次防御战。这场战争是典型的以少胜多战役，南宋军队以三万余人打败金军十万人。关于仙人关之战，相关论著较多，但鲜有文章对两方战法进行细致讨论。笔者将从金国与南宋两方的战法进行分析，希望对仙人关之战与相关问题的研究有一定的帮助。
  绍兴四年（1134），金军从陕西凤翔南下，企图夺取汉中，进入蜀地，然后东进消灭南宋政权。金军放弃直攻江南而选择走川陕路线，原因在于：
  首先，金军在兵力上占据巨大优势。金军此行可调十万之众，而南宋可调动兵力非常少，大量人员需要调发至各个关隘进行防守，尤其陕陇北部丢失，洞蜀之路愈多，可调动兵力更加有限。在仙人关之战中，宋军只有三万余人的守备力量，与金军悬殊较大。金军利用南宋力量分散的问题，企图通过优势兵力打破宋军防线。
  其次，金军在东线战场多次尝试，均无法剿灭南宋政权。后金军与南宋交手于富平，发现南宋西部防御相比东部较为脆弱。事实上，南宋初期对金防御确实存在“重东轻西”的情况。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四川距离政治中心较远，不利于管理。另外一方面，金军的攻击重心一直处在东边，宋军为了抵抗金军的入侵，也将大量资源集中于东边。相对于东部的防守严密，宋军在西部的防守就显得有些涣散。尤其陕西地区，在张浚未到之前，整个陕西地区群龙无首，各自为战。“浚至，即出行关陕，访问风俗，罢斥奸脏，以搜揽豪杰为先务，诸将惕息听命”①，陕西情况才稍微好转。不过面对金军的来袭，陕西地区的防御还是显得羸弱不堪。直到仙人关之战后，宋军在战场的局面方有改观。
  最后，金军南侵，主要目的是要进入蜀地。金军进入巴蜀地区后，便可沿江河而下攻灭南宋政权。巴蜀地区对于南宋政权的延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李焘认为：“江南建国，蔽之以淮淝之阻，则藩维固，制之以巴蜀之险，则上流乃安。”②江南与巴蜀的关系便是“有蜀则吴强，无蜀则吴弱”③。顾祖禹言：“张浚虑金人据陕窥蜀，而东南不可保也，于是守蜀之谋甚备，终宋之世，恒视蜀之安危为盛衰。”④因此巴蜀地区的安危，关系到南宋的存亡问题。
  金国拿下巴蜀，首先要占领巴蜀门户 ——汉中。
  汉中自古以来都是南北方政权必争之地，汉中控制着通过秦岭的四条军事道路和通过巴山的三条军事通道，是关中和四川之间的交通枢纽。三国时期杨洪曾言：“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①张浚言：“窃见汉中天下形势之地，号令中原，必基于此。谨于兴元积粟理财，以待巡幸，愿陛下早为西行之谋，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天下大计，斯可定矣。”②顾祖禹言：“汉中，川陕之安危，立国于南北之所必争。”③汉中作为巴蜀地区的重要屏障，既可以增巴山之险，又可控制蜀口。汉中在川陕地区的重要性也被历史所证明。昔日汉高祖刘邦控汉中之地，最后进兵关中，称霸中原。三国时期汉昭烈帝刘备以汉中为首都，多次威胁关中长安城。因此，对于汉中的争夺，其实是关乎到了双方在川陕地区谁能占据主动权。
  通向汉中的路线有多条，金军选择走陈仓道，主要与这些因素有关：
  首先，陈仓道是通向蜀地中建设最为完善、使用最为频繁、地势最为平缓的道路。这条道路也是南北方政权征伐使用最为频繁的道路，昔日汉高祖刘邦北定三秦、诸葛亮北伐魏国、桓温北伐前秦、前蜀攻击岐皆走此道。至于褒斜道、子午道、傥骆道，皆崎岖难行，不利于大军前进。而上津道与武关道，本是通向荆襄之地使用，如择此二路入川，需从商洛南下，顺汉江而上至汉中，路程遥远，非常不便。
  其次，金军选择陈仓道，不仅有对道路因素的考虑，还有战争经验启发其必须选择陈仓道。金军占领陕陇部分地区后，企图以凤翔为据点，沿陈仓道南下攻入蜀地，消灭南宋，却被吴玠挡在了陈仓道北端的和尚原无法前行。面对强攻不下的和尚原，金驻陕西五路（包括今关中、陕北、甘肃东南部和宁夏南部）的军事统帅撒离喝选择绕道而行，制定了声东击西的策略，迂回商县、安康，西攻汉中、四川。此计划选择了较远的上津道，虽一度取得了汉中，但因距后方较远，补给跟不上，最终引发溃败。金军的补给点位于凤翔，凤翔从唐朝安史之乱后，地位陡然提升，到五代十国时期，经李茂贞建设，相关设施更加完善。到金国占领时，凤翔已经成为一个川陕地区的军事重地。金军从陕西南下蜀地的几次军事活动，均是以凤翔作为补给点。而金军从商州，经上津，沿汉江逆流而上的迁回战术，让凤翔距离前线部队甚远。金军吸取此次战败教训，再次选择补给相对容易的陈仓道。
  最后，金军此行就是要消灭川陕地区的宋军主力，而南宋主力军队皆守于陈仓道南端，其中在驻守仙人关的宋军就有三万之余。金军进攻仙人关有十万之众，在兵力上有巨大优势，因此金军急切寻求决战，企图通过正面对抗歼灭宋军的主力，为进入蜀地奠定基础。
  面对金兵的咄咄逼人，吴玠沉着冷静应对。择仙人关而防，寻山上之原地，号其“杀金平”，修工事，设堡寨，垒积石，“严兵以待”。仙人关位于陈仓道南端，其所处于今天徽县东南地区，西临嘉陵江，南接略阳北界，北靠虞关铁山，为“关外蜀门”。仙人关山势险要，河流湍急，夹岸绝壁，是易守难攻之地。宋军设防于此，一是因与汉中相隔较近。宋军在和尚原多次挫败金军，最终却因为缺粮问题而被迫撤退。南宋凡屯兵之处，均有粮仓，而汉中则是粮食储备较多的地方，“武阶之仓、三同庆之仓、七凤集之仓十有一，西和之仓十有五，金、洋之仓二十有七，其大者则如利、沔、兴元，每月各支家粮万石”④。仙人关与汉中距离较近，可以解决宋军的补给问题。二是可以拉长金军补给线。金军的补给点位于陈仓道的北端凤翔，而仙人关位于陈仓道的南端，这样便让金军的补给线拉长，出现补给困难问题。
  综上所述，双方必然会在仙人关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二
  绍兴四年（1134）二月，金军自铁山①凿崖开道于仙人关，“于仙人关高岭上立大栅，下瞰侯营”②。大栅有“三十里，弥亘不断”。金军领兵者为金国名将完颜宗弼和撒离喝，统领“万户、千人酋首七十余人，率大军十余万”。军队多半为马军，军中携带大量的攻城器械，如炮车、洞子③、衮枪④等。南宋领兵者为吴玠，领三万余人，主要装备大量神臂弓和炮车、石头用于防守。
  从史籍记载来看，仙人关之战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战斗二月二十一日开始，至三十日截止，金军为攻方，宋军为守方。二十一日，金军循仙人关高岭东下，直攻吴玠营寨。吴磷闻之，以书信告与吴玠，应该增设第二隘，“牢其限隔，期必死战”。其后，吴磷“率轻兵由七防关倍道而至，转战凡七日，昼夜不息”。二十七日，完颜宗弼闻之，与撒离喝分领万户酋长急攻仙人关，吴玠领万人抵于关前。完颜宗弼进攻无果，又领兵去往杀金平。“与官军对垒扎寨”“连珠扎硬寨四十余座”。金军首先对宋发起进攻，“血战三十余阵，杀死贼兵不少”⑤。，次日，宋军在第一隘防守被打破，宋军军心动摇，吴玠、吴磷及时维稳，士气大振。金军推进至宋军第二隘防区，发动轮番猛攻，宋军使用神臂弓和炮车将敌军打退。三十日，金军先以甲军冲击，“人被两当铠，铁刃相连，鱼贯而上”⑥。被宋军打退，宋军追击。金军“别添生兵”，分五十队发动进攻，并使用云梯、洞子等攻城器械，试图攻下宋军阵地，结果被宋军击退。“金人不能上城，鏖战一百阵，杀死金人万户、千户并军兵莫知其数，大获捷胜。”⑦三月一日白天，撒离喝观察宋军营寨，号令“诸军只攻侯营兑方一楼子”，“姚仲登楼死战，楼已倾，仲以帛为绳曳，使复正。敌以火焚楼柱，仲取酒袭灭之 ”⑧。金军布神臂弓于东岭下射击宋营，宋军与之对射。吴玠遣军分紫白旗入敌人阵营中，金军溃败。
  第二阶段，从三月一日夜至三月二日，为宋军反攻阶段。金军的攻势并没有压垮宋军，而连日不计损伤的攻打让金军已显疲势，南宋开始伺机反击。面对连续战败，金军开始别谋路线，打算从白水、七防关等路入川，结果被宋军探知。三月一日夜晚，宋军主动出击去劫营寨， “昼夜数十合”，双方再次陷入鏖战，战斗进行到天明，金军不敌选择撤退，宋军“杀死千户、万户、甲军万余，得傍牌、枪、金鼓、旗帜数千件 ”⑨，并攻下了金军的前寨。次日，吴玠派遣五位将领分在夜间分不同的时间段对金军进行袭扰，金军士兵皆困 乏无力。宋军见机劫破四太子、皇弟郎君营寨，使其首尾不能自救，金军连夜遁走。左军统制张彦夜劫金军横川店，斩首千级，生擒将领二十人。为了扩大战果， “侯又遣王俊设伏河池，遏贼归路，生擒百余人，斩首千级，得甲马、旗帜无数。直过和尚原去 ”①。
  仙人关一战，金军势力退回到大散关一线，双方在川陕地区的防线稳定下来。
  三
  这场战斗，以金军失败南宋胜利结束。战斗中双方使用战法对战争结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金军战法表现为五个方面：
  第一，占高地，晓敌情。金军从铁山到仙人关附近，先是据高地而扎寨“下瞰侯营”这样布置可以观察到宋军的布阵情况、营中虚实与别处来援部队。在实际战斗中，金军通，过高处观察了解到宋军野寨的薄弱处，并在随后的攻击中着重去攻打薄弱处。如在二月三十日金军攻打宋军阵营时，选择“发生兵万余击营左”。三月一日时，撒离喝登高而望，号令诸军“并力只攻侯营兑方一楼子”。可见，金军在战斗中进攻目标非常明确，对宋军虚实了解的较为清楚。
  第二，攻心为上。南宋自建立以来，与金战争败多胜少，尤其富平之战，南宋朝廷大惊，将士皆有恐金之情。金军利用这种情绪，以“赵氏已衰，不可扶持，公来当择善地百里而王之”②为说辞，劝说吴玠投降，却被其拒绝。招降不成，金军开始发动进攻。金军招降可以达到两个效果，一是让宋军中意志不坚定的人叛逃到金军一方；二是招降属于一种心理战，可以动摇宋军的军心。
  第三，分其兵而弱其势。金军在攻打宋军第一隘的防御时，冲撞无效后，选择分两阵而列，“宗弼阵于东，将军韩常阵于西”，形成掎角之势。因为金军人数较多，即使将人分为两阵战斗力也并不受影响。但宋军兵力少，两边作战对宋军来讲非常不利。金军此战法效果显著，宋军 “苦战久，遂退屯第二隘 ”。
  第四，优势兵力压制。金军拥有十余万之众，因此面对宋军的防守，金军选择硬攻。在二月二十七日，金军一拥前来，“冲撞官军，血战三十余阵”。在二十九日，宋军退守至第二隘时，“贼众再来，分番攻击”。在三十日时，金军又将攻城部队分为五个小队，再次发动轮番进攻。久攻不下时，金军选择“蚁附登城”的方式攻打，“死者层积，敌践而登”。试图以此来攻破宋军阵营。这皆是金军想以优势兵力来战胜宋军的例子。
  第五，以先进军备占据战场主动。金军在此行中装备了一种攻城武器，名为铳枪。铳枪又名衮枪、火箭，不同的史料使用了不同的名字记载。《金史》与《大金国志》中关于铳枪的记载，除了金军与韩世忠部队相遇时使用过之外，也只有这次仙人关之战中再次出现铳枪的身影，可见这种武器对于金军来说相对稀少且重要。铳枪的杀伤力非常强大，此战中金军使用此武器，必然是想通过铳枪的强大火力尽快占据主动权。
  几日不计伤亡的连续攻击，使得金军伤亡惨重，急需时间进行修整，但宋军并未给金军任何喘息的机会，趁着金军虚弱之时趁机反攻，赢得了战争胜利。整场战役持续时间较短，金军对于优势兵力的太过依赖，导致前期损伤太过惨重，使得战争进行到后期处于被动阶段。
  宋军战法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梯次防御，稳固防线。宋军利用杀金坪地形的特殊性，设置两个阵地。吴玠在仙人关右侧选一地号曰“杀金平”，其名由来是因其地形风貌而来，“过一山其下甚峻至顶而平，夷名走马平，乃知平之为义盖如此”①。吴玠在此地“选踏战地修置山寨，以备奔冲”②。并将大军调于此处驻守，“严兵以待”。吴磷知杀金平的地理风貌与其兄的布防情况后，移书言“杀金平之地，去原尚远，前阵散漫，宜益治第二隘，示必死战则可取胜”③。第二隘的构建相对匆忙，因为在建设时金军已经来到金杀平与宋军对垒，“至是王驰驲会原上金人已与我对垒，武安公如王策益治第二隘，多列炮积石如山”④。除杀金坪的布局之外，，仙人关自身便是一道坚固的防线，它与“离去不远”的杀金坪相互呼应，互为掎角之势，金军如果攻仙人关，则容易被驻守在杀金坪的宋军夹击。在杀金坪交战前，金军是看到了宋军布局的，而完颜宗弼听闻吴磷的援军要来，第一反应便是率领大军攻打仙人关，仙人关与杀金坪构成的阵型对于金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第二，强化防御工事，消耗敌人兵力。吴玠在布防时，囤积了大量的神臂弓、撞杆、手刀、长枪等武器，在第二隘还存储了相对数量的炮石。这些防御武器从近距离到远距离都有装备，增强了防御时的韧性。除此之外，野寨修建相对完备，金军利用各种攻城武器均无法打破宋军的阵营。在三十日攻城时，金军以大炮轰击宋军阵营，被宋军用神臂弓射退；金军以洞子登城，被宋军用炮打碎；金军以云梯登城，被宋军用撞杆撞倒。在金军攻城无果后退时，宋军一方又派刀队和长枪队深入敌人中进行对拼消耗，扩大防御战的战果。
  第三，以夜战袭扰歼灭敌人。宋军的两次大胜皆为夜战，第一次大胜是在三月一日吴玠“夜遣将兵劫动金人寨，鏖战直至天明，杀败番众，伤折无数。官兵占夺得番兵前寨，，并夺到傍牌、衮枪、鞍马、旗帜不少，番兵退却寨栅，委获胜捷”。第二次大胜是在三月二日“劫破四太子、皇弟郎君大寨，使首尾不能相救，拔寨遁走。见遣诸头项官兵追袭，痛行掩，杀前去，委是大获胜捷”⑤。宋军多次利用夜战，主要原因是金军多日强攻宋军阵营，损伤过度，而宋军的不断袭扰，让“金人困惫”。夜晚正是军队整修时期，宋军未给金军喘息时间，趁势强攻，扭转战局。
  第四，侦查到位。经过夜战袭扰，金军自觉不敌宋军，“欲遣军马于白水、七防关等路冲突入川”，绕过仙人关，直接攻入蜀地，却被宋军知晓。宋军以火寨和擂鼓造势，对金军阵营发起进攻，金军大败。
  第五，提升士气。面对金军的来势凶猛，很多宋军将士都有畏惧之心。在杀金平第一隘被攻破时，“军中颇有异议，欲别择形胜守者”。但在吴玠、吴磷的领导下，将士们个个奋勇杀敌。士气在这场战斗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王曾瑜甚至认为，士气是这场战斗的决胜因素之一。金军在战法上的主要问题便是连日猛攻，导致军力消耗太大，到战争的后半段出现各种问题。而宋军利用地形优势，巧妙消耗金军兵力，在敌人修整时予以重创，并利用心理战增强己方优势，趁势打败金军。
  四
  仙人关之战金军损失惨重， “度终不可犯，则还据凤翔，援甲士田，为久留计 ”①。
  对于宋朝来讲，仙人关之战有三大影响：
  首先，稳定了川陕战局，解除了南宋的“西顾之忧”。四川地区的安全对于南宋政权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四川丢失，长江上游便被敌人所拥有，这样长江天险尽失，那么金军就可以仿效西晋一样顺江而下，剿灭南宋政权就变得异常容易了。川陕地区稳定，南宋便没有 “西顾之忧 ”。仙人关之战胜利后不久，宋高宗便命岳飞北伐。岳飞领兵北伐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便收复襄阳、郢州（今湖北钟祥）、随州（今湖北随县）、邓州（今河南邓县）、唐州（今河南唐河）、信阳军（今河南信阳）等六郡之地。其后岳飞、韩世忠等人能在东线战场取得丰硕成果，都与川陕地区的稳定分不开。
  川陕地区的稳定，有利于振奋南宋文官北伐决心。南宋建立时，很多政治家都在思考如何复兴中原，其中大部分人都主张“将图恢复，必在川陕”。李纲提出“车驾巡幸之所，关中为上，襄阳次立，建康为下”②的立国方针。任天章阁待制知同州的唐重也认为：“今莫若移檄蜀帅及川陕西路，共资关中守御之备，合秦、蜀以卫王室。”③相类似的观点非常多，定局于关中长安已经成为当时大部分士人的共识。这在文学作品中也有体现，例如陆游的《感事》“鸡犬相闻三万里，迁都岂不有关中”，又如陆游的《醉题》“代北胡儿富羊马，江南奇士出菰芦。何由亲奉平戎诏，蹴踏关中建帝都？”再如胡世将的《醉江月》：“神州沉陆，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北望长安应不见。抛却关西半壁。塞马晨嘶，胡笳夕引，赢得头如雪。三秦往事，只数汉家三杰。”仙人关的胜利，保证宋朝势力未完全退出陕西，也让宋军在战略上有机会拿下长安。这个机会在完颜亮南侵时曾经出现过，但因为史浩的阻挠，导致机会流失。
  其次，仙人关之战证明了纵深防御的有效性，为南宋防御金国进攻提供了借鉴意义。在仙人关之战中，吴玠使用了纵深防御战略，通过拉长敌人战线和沿边多设防御工事的方法来消耗敌人，让金军十万大军败于南宋三万军队面前。纵深防御，成为南宋防御金国的一种最为重要的方法。在东线，南宋从纠结是否守淮到保江固淮理论的坚定使用，这多少是受到川陕地区的防御战略思想影响。
  第三，振奋人心，鼓舞士气。仙人关之战的胜利非同寻常，它是南宋在抗金侵略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胜利。之前东线战场基本都是以失败告终，即使有胜利，也对战争局势没产生根本性地改变。金军的咄咄逼人，导致南宋普遍出现了畏金情绪，金兵来袭，群臣多言逃跑而不设计阻挡，这种心理边关将士也同样存在。宋军从富平退败下来时，曾就有人畏惧金国兵势，建议吴玠退守蜀口。在和尚原设防时，也是士气低落，人心涣散，士兵并未抱取太多希望。在畏金思想的笼罩下，军心不稳，部队战斗力会受到很大限制。在和尚原、饶凤关、谭毒山、仙人关这些关键战役中，常常会看到有将士提出撤退的记载。而吴玠夺取仙人关之战胜利后，宋军战斗力也是大幅提升。不仅是边关将士，就连朝廷内部心态也出现了巨大变化。一直畏金的宋高宗命令让岳飞出去北伐，朝野中主战派的势力更是有增长的态势。仙人关之战，对于提升南宋抗金信心拥有巨大的影响。
  清代学者张宗泰是这样评价吴氏二兄弟在川陕的贡献的：“然金人之谋，以兵力既绌于江、浙，又转而窥伺乎巴蜀，蜀道既通，则将由夔、峡以摇撼乎江、浙。而又值吴玠兄弟起而与之对垒，天生神勇，为国长城，始则搆兵于和尚原，继而饶凤关，继而杀金平，金兵尽攻击之术，宋人极抗御之能，虽亦略展疆土，而士马之凋丧，军实之堕败，不知纪极，金人于是知南国之大有人，而未可以卒图也。始息心回意，不复逞志于兵戈之间矣。金人敛兵，而宋人始得以立国，向非韩世忠抗衡于前，吴玠兄弟力持于后，则宋人终无栖身之所矣。 ”①
  吴玠组织的三次防御战，只有仙人关之战是真正意义上获得胜利。吴玠依靠弱势兵力抵挡了金军的十万之众，防止金军进入蜀地，使川陕地区转危为安，保证了南宋政权的安全。川陕战线的稳定让南宋摆脱西方之忧，为岳飞大举北伐奠定了基础。这次战争表现了吴玠拥有异于常人的勇气与智谋，而其弟吴磷也深谋远虑，这奠定了吴氏家族在川陕防御当中的重要地位。
  （赵斌，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云普星，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生）
  吴玠吴磷及其子孙汉中宦途遗迹考述
  孙启祥
  吴玠、吴磷兄弟是南宋前期西部战场的抗金大将，吴玠是当时声望和战绩仅次于岳飞的民族英雄。吴玠、吴磷不只在关中至陇右一带抗击金兵，保卫汉中，保卫巴蜀，而且有为官汉中、屯田兴元的经历。今天的汉中，相当于南宋初的兴元府（治南郑，今陕西汉中市）、洋州（治兴道，今陕西洋县）和兴州（治顺政，今陕西略阳县）。吴玠吴磷诸多子孙的仕宦经历，也与这些地方有密切关系，因而也留下了一些轶事遗迹。本文试做一考述。
  一、吴玠汉中事迹
  吴玠在汉中建立功勋的实际时间比他有机会来到汉中的时间稍晚。史载，建炎四年（1130）富平之战失败后，“巴蜀大震”，张浚将川陕宣抚处置使司自秦州（治成纪，今甘肃天水）退撤至兴州，而吴玠收聚散卒，据守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以东之和尚原，积粟缮兵，列栅死守。这时有人劝吴玠“移屯汉中，以保巴蜀”①，而吴玠回答说：“我保此，敌决不敢越我而进，坚壁临之，彼惧吾蹑其后，其所以保蜀也。”②吴玠据秦岭北坡的和尚原保蜀，比退居秦岭南麓的汉中保蜀，主动性更强，实际效果更佳，但汉中却因此与这位英雄失之交臂。等到吴玠踏上汉中土地，已经是两年以后之事。
  绍兴二年（1132），吴玠以镇西军节度使兼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节制兴、文、龙三州，表面上这个职务与汉中有关系，但吴玠仍屯仙人关（在今甘肃徽县东南嘉陵江畔），并未驻扎兴州。这年九月，当得知金军有可能大举进攻四川的消息后，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在兴元府举行军事会议，研究分区防守、相互策应的对策。作为出席这次会议的三位大将之一，吴玠终于来到了汉中，并由此与汉中结下不解之缘。年冬，撒离喝、刘夔率领的金、齐联军以吴玠在西边，遂自武关道经商州犯金州（治西城，今陕西安康），于绍兴三年（1133）春直趋洋、汉。应利州路经略使兼知兴元府刘子羽之召，吴玠率军“自河池日夜驰三百里”以援，与敌大战于饶凤关（在今陕西石泉县西北），“玠军弓弩乱发，大石摧压，如是者六昼夜，死者山积而敌不退”③，后金军用降者引路，由间道绕出关后，乘高以瞰宋军，吴玠军溃而退。撒离喝耀武扬威，侵入兴元后长驱直入至金牛镇（今陕西宁强县东北）。这时，兵疲粮匮，前有刘子羽据三泉县（治今陕西宁强县阳平关之西）之潭毒山死守，后有王彦自巴州（治化城，今四川巴中）封锁米仓道峡口，中有吴玠在仙人关扬言堵截其归路，撒离喝进无所据，只得由褒斜道撤退， “子羽、玠因出师掩其后，金人堕涧死者不可胜计， 尽弃辎重而走，余兵不能自拔者悉降”①。这次战役，由于刘子羽部署得当，吴玠配合有力，使金兵乘兴进兵，却狼狈逃窜，落了个“虽入三郡，而失不偿得”②的下场。这年五月后，宣抚司分陕西之地，自秦州、凤州至洋州，由吴玠主防，吴玠随后驻凤州（治梁泉，今陕西凤县东北）、兴州，加强了汉中守御。绍兴六年（1136），作为唯一的宣抚副使，吴玠将川陕宣抚使司设在兴州，与汉中的关系更为直接。绍兴九年（1139），吴玠迁四川宣抚使后不久病逝于仙人关。
  除了指挥正规军抗击敌人，吴玠还在汉中发展民兵组织，招揽、训练流亡和阵亡将士子弟，充实抗金后备队伍。这支武装力量，称“兴元良家子”。史载：“兴元良家子者，绍兴四年吴玠为宣抚副使时所创也。其始，招两河、关陕流寓及阵亡兵将子弟骁勇雄健不能自存者为之，月给比强弓手，五十人为一队，帅守郭浩、杨政并以备中军使唤。”③这种形式，在绍兴末年又扩大到汝、唐、蔡、邓州的“御前忠义效用”和德顺军的 “御前中军敢勇 ”。这些民兵组织，与当时接近金人的前沿地区成、凤、兴、洋、金、兴元等州府乡村中的自发抗金武装 —— “义士”一样，在随后的对金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吴玠对汉中的另一大贡献是修治堰渠，恢复经济，减轻百姓负担。南宋时，兴元府有山河六堰、洋州有杨填堰等主要水利工程，“浇溉民田，顷亩浩瀚。每春首，随食水户田亩多寡，均出夫力修葺”④。但靖康之乱后，户口凋疏，民力不足，堰事荒废，加之负担沉重，百姓纷纷外逃。绍兴四年（1134）任川陕宣抚副使后的吴玠，“常苦远饷劳民，屡汰冗员，节浮费，益治屯田”⑤，解决从蜀中远道运粮而粮饷仍然不足的问题。因兴元府、洋州之民“逃趋蜀中，未敢复业”⑥，吴玠“又调戍兵，命梁、洋守将治褒城废堰，民知灌溉可恃，愿归业者数万家”⑦，还将旧日军队占用的民田归还百姓，听凭其自耕，得其租税，使收入大为增加。具体负责修复工程的主要是知兴元府王俊、知洋州杨从仪。《杨从仪墓志》载：“初，洋州有杨填等八堰，久废不治。”绍兴五年（1135），知洋州杨从仪“皆再葺之，溉田五千余顷，复税租五千余石，又增营田四十四屯，公私以济，民为立祠”⑧。到绍兴七年（1137），汉中盆地原有的渠堰基本得到修葺，当时的给事中兼直学士院、随后的四川安抚制置使胡世将上书宋高宗曰：“吴玠等能忧国恤民，发戏下之众以兴渠堰，广灌之用，为富国与强兵之资，宽疲（瘵）远输之急，其体国之忠有足嘉者..将王俊、杨从义（仪）等特旌赏，以为忠劳之劝 ”⑨，其评述可谓公允。
  二、吴磷汉中事迹
  相比于吴玠，吴磷的一生与汉中的关系时间更长、更为直接。吴玠终生奔波在和尚原、仙人关一线，而吴磷的军事、政治生涯与秦州、兴州紧密相连。绍兴九年（1139）吴玠逝世后，吴磷受命节制右护军，有两万精兵屯驻兴元府以及兴州、洋州，自此而后，吴磷的 仕宦生涯就与兴州、兴元府联在一起。剡家湾大捷后的绍兴十二年（1142），吴磷临安朝觐，获“赐汉中田五十顷”①，这是吴氏家族在汉中经营产业的雄厚基础和新的开端。绍兴十四年（1144），析利州为东、西二路，以磷为利州西路安抚使，治兴州。十七年（1147）以御前诸军都统制兼知兴州。二十六年（1156），获“开府仪同三司”这个文臣的最高官级，，但其实际职务仍是“领御前诸军都统制职事，判兴州”，以高官代行低职。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南侵，吴磷受拜四川宣抚使，部署了出兵陇右、进攻关中（兴元驻军经傥骆道、金州驻军经库谷道进）、攻打大散关（增调兴元和洋州义士打先锋）等旨在牵制东线金兵南下的战役，并收复了凤翔之战后丢失的大散关。乾道元年（1165）诣阙，拜太傅，封新安郡王，仍领宣抚使，改判兴元府。一年后又复判兴州。数月后，利州东、西路合并，又以吴磷为利州路安抚使，兼知兴元府，直至又一年后的乾道三年（1167）五月病逝于兴州。吴磷生命的最后几年，因政治原因在兴元府和兴州之间“打转”，斩不断，理还乱。吴磷逝世后，兴州出现了军民号哭失声，至于罢市的悲痛场面。
  同乃兄吴玠一样，吴磷亦积极行军屯、治堰渠，以减轻百姓负担。绍兴年间在兴州，尽管大多数时间处于和议后的和平状态，但吴磷仍一方面“治军经武，常如敌至”②，一方面厉行屯田，为长久之计。当时，阶、成、西和、天水、兴、凤、洋、利、兴元等州府有许多逃移、荒闲或有主无力耕种的田土，吴磷便命令部队开垦耕种，充实军需。任职兴元府后，吴磷自知来日无多，便把主要精力从宣抚司的军务中抽了出来，遍访民间疾苦，致力于民政经济。针对主管军粮收购的官吏以大斗进、小斗出的伎俩盘剥百姓，并非法获取“羡余”的现象，吴磷颁布禁令，并让交粮百姓自己用文思院制订的标准斗量粮，以杜绝舞弊。褒城的堰渠是褒城、南郑两县人民的生命渠，但存在“累曾修葺，旋即决坏”③的现象，加之有官吏征收农户的堰渠维修竹木而不维修堰渠弊端。于是，吴磷以宣抚司的名义调动军队，疏浚淤积，“复修褒城古堰，溉田数千顷”，使“民甚便之”④。继乃兄吴玠和王俊、杨从仪、杨政等官吏之后，再次修复了山河堰。吴磷的下属杨绛在其撰书的《褒城山河堰记》摩崖中，赞颂吴磷“笃意民事，为朝廷固不拔之基，与黔首垂无穷之福，殆非识虑浅近者所能为也 ”，并非全为溢美。
  三、吴玠之子汉中宦途
  吴玠有三子，曰拱、扶、■⑤，长子拱在汉中颇有政绩，幼子■的仕宦经历也与汉中有关。
  吴拱在绍兴初官忠训郎，其父死时，以右武郎任川陕宣抚使司书写机宜文字。当时的宣抚使司设在兴州。绍兴二十九年（1159）闰六月，吴拱任利州西路驻扎御前中军都统制、阶成西和凤州兵马副都总管。后出川镇守襄阳（今属湖北）。隆兴元年（1163）初，川陕战事吃紧，有鉴于“磷平日爱重拱，拱亦每事尽言，磷无不从。..拱亦宜常在左右，出则使之统率，居则赞其谋议”⑥，朝廷同意了总领四川财赋王之望的请求，急遣吴拱归蜀，以安远军承宣使、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阶文龙州经略使兼知阶州军州事辅佐吴磷指挥战 事。隆兴二年（1164）十二月，因在金兵分道进攻中未及时出兵迎敌，吴拱“坐虏骑侵犯怯懦不前”①，受吴磷弹幼，责授郢州防御使。乾道三年（1167）吴磷死后，受四川宣抚使虞允文举荐，吴拱以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安远军承宣使兼知兴元府，充利州路安抚使，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
  据王之望“蜀人前此恃以为安者，以其（指吴磷）侄吴拱在此，缓急有赖”②的评价和在湖北“大战汉水上，敌众败走”③的战绩，吴拱并非怯懦之辈，但也许更擅长于后方社会治理。在知兴元府任内，吴拱率领民工和士卒，全面修治山河堰，于乾道七年（1171）“尽修六堰，濬大小渠六十五里，复见古迹，凡溉南郑、褒城田二十三万三千亩有奇”④，使“昔之瘠薄，今为膏腴”⑤，成就了一段父子、叔侄两代三人接续治理山河堰的佳话，受到四川宣抚使王炎的肯定和朝廷的奖谕，宋孝宗在诏书中赞扬吴拱：“发卒助修兴元府渠堰宣力最多..率万兵而省徭役，缮六堰而固堤防；穿郑、白之渠，在今奚愧；通褒斜之漕，易彼徒劳。 ”⑥
  吴■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因录吴玠之功，由承奉郎转承议郎。次年，升直敷文阁，添差利州西路安抚司参议官，为官兴州。其后，升右朝散郎、直敷文阁，添差四川制置司参议官。乾道中，添差任满，未知所终。
  由于吴磷曾弹幼吴拱，吴玠子裔与吴磷子裔矛盾加剧，吴玠一支在蜀中更受冷落，故除拱、■外，吴玠其他子孙在汉中无行迹可考，这也是 “尽管吴玠开创了一代簪缨世家的基业，然而在他死后，其子其孙，势力却大不如吴磷一系”⑦的体现。《宋史·陆游传》载乾道八年（1172）陆游在南郑时，曾给四川宣抚使王炎建议“以（吴）玠子拱代（吴磷子）挺”掌兵，王炎的回答是：“拱怯而寡谋，遇敌必败。”显然是针对吴磷谓吴拱“虏骑侵犯怯懦不前”而言。陆游的建议，与其说是就军事才能而言，不如视为就削弱吴磷一支势力、平衡各种力量而言，故史书曰：“及挺子曦僭叛，游言始验。 ”⑧
  四、吴磷子孙汉中宦途
  吴磷有子十二人，曰援、掖、扩、揔、挺、拭、拯、掞、抦、扬、揆、撙，其孙知名的有旰、暐、曦、晦、晓、晛、晫、旴、旼、昭。吴磷子孙中多人的仕宦经历与汉中发生联系，尤以子挺孙曦为著。
  吴磷第五子吴挺年轻时即“从磷为中郎将”⑨，生活在秦州、兴州抗金前线。吴磷曾对孝宗说：“诸子中惟挺可用。”孝宗亦曰：“挺是朕千百人中选者。”⑩吴挺先后任利州东路、利州西路前军同统制，节制兴州军马、利州东路总管、兴州都统、知兴州、利州西路安抚使等汉中境内的官职，一生经历都在汉中及其周边一带。吴挺有勇有谋，作战时常 “自 力军前”“身冒矢石”“领骑迎击”①敌人，屡立战功；在江淮防备、军马互市、军队统驭、备边储粮等方面亦屡献良策、多有建树。同时，吴挺亦关注民政事务。在兴州时，“郡东北有二谷水，挺作二堤以捍之。绍熙二年，水暴发入城。挺既振被水者，复增筑长堤，民赖以安”②。据史料记载，绍熙二年（1191）兴州军民共有3492户、19209人遭受水灾损失③，赈灾量大，但吴挺“为置场聚材瓦，贱售以纾民，业定而受其偿，贫不能者而裨之”④有效地组织军民，保证了兴州城的安全。绍熙四年（1193）五月，在吴磷死于兴州26年后，，吴挺亦病逝于兴州这所抗金重镇，令军民无比哀痛。
  除吴挺之外，吴磷起码还有6个儿子宦途与汉中有关。长子吴援，绍兴二十年（1150）为右承议郎、利州西路安抚司主管书写机宜文字。绍兴末，为右文殿修撰、四川制置司参议官。次子吴掖，绍兴三十一年（1161）以左武大夫、兴州驻扎御前中军统制知成州。四子吴揔于隆兴中知洋州，淳熙五年以敷文阁待制为四川都大提举茶马，庆元中由知泸州罢居汉中，食祠禄。六子吴拭绍兴末官四川宣抚司主管书写机宜文字。八字吴掞隆兴中官右承事郎，任利州西路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九子吴抦在兴州参与吴曦叛乱。
  吴曦是吴磷子孙中的败类。吴曦少年时随父吴挺生活在兴州，淳熙五年（1178）吴挺朝觐时将其带至临安并留在那里。嘉泰元年（1201），吴曦以兴州驻扎御前驻军都统制兼知兴州、利州西路安抚使的身份返回兴州。在他极尽奢华的船队抵达兴州伊始，吴曦首先为其祖父吴磷修建了耗资巨大的义烈庙。接着，在指挥了与金人的短暂作战后，即暗地与敌媾和，密约投降，乞求加官晋爵。开禧二年（1206）十二月，吴曦在屯驻地罝口（今陕西略阳县西北）密受金封蜀王，出卖阶、成、西和、凤四州之地于金。随后僭位于兴州，改兴州为兴德府，并铸金印，制王袍，遣人去成都修建宫殿。但是，吴曦的美梦只做了41天，就被随军转运使安丙、兴州都统司正将李好义、监兴州合江赡军仓杨巨源杀死。随后，宋廷改兴州为沔州，其治所顺政县改为略阳县。
  在吴磷的其他子孙中，子抦，孙见、旼充当叛乱的急先锋，孙晫、晓亦参与叛乱，皆伏诛。其中，吴曦的同母弟吴晓，在吴曦僭号后，获除集英殿修撰、知兴元府、充利州东路安抚使。他们是汉中历史的耻辱符号。
  五、吴玠吴磷及其子孙汉中遗迹
  潭毒关。潭毒关是绍兴三年（1133）刘子羽与吴玠防御金兵的地方。陆游《老学庵笔记》曰：“吴玠守蜀，如和尚原、杀金坪、仙人关、潭毒关之类，皆创为控扼之地，古人所未尝知，可谓名将矣。”⑤在这里，陆游将潭毒关的设立视为吴玠所“创”，但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撒里罕入兴元府，经略司刘子羽焚其城而遁..子羽亦退屯三泉县..时玠在兴州之仙人关..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宽平有水，乃筑壁垒，凡十六日而成，其众稍集。”⑥潭毒关应在此次抗金战役后设立，它的创立者为当时的兴元知府刘子羽，不过，将其视为吴玠抗金的遗迹也无不当。关于潭毒山、潭毒关的具体位置，自南宋进入地 理典籍即出现混乱。王象之《舆地纪胜》在《利州路·大安军·景物下》云“潭毒山，在大安军三泉县”，在《利州路·利州·山川》下又云“潭毒关，在州北九十里江西仙观山”祝穆《方舆胜览》对应转录了《舆地纪胜》的相关内容，使一个地名、同一事件出现在了，不同的地方。而后世的地理书、地方志、文史著述引用，采用了潭毒关在“利州北九十里之地”这个错误的说法。孙启祥《陆游汉中诗文的史料价值初探》①认可了宋文富《放翁宁强芳躅探踪》一文中今陕西宁强县阳平关之东南嘉陵江畔的鸡冠山为古潭毒关所在地的考证。这里距宋三泉县故址约4千米，距金牛镇约 30千米，其方位、地形、史传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宋史》中关于刘子羽守三泉的记载都吻合。
  “褒城旧堰”。史籍中有吴玠、吴磷修治“褒城废堰”“褒城古堰”的记载。所谓“褒城旧堰”，指在兴元府西北褒城县拦截褒水而修筑的山河堰。关于山河堰的创修，从北宋开始就将其归功于汉初的萧何或曹参，今人陈显远认为“山河堰为萧、曹二人共同创修”②；鲁西奇等认为“山河堰当创于五代时期之后汉高祖时，而非创于西汉高祖时”③，其名称源于北宋第一任兴元知府安守忠创立的山河军。到南宋时，山河堰已由北宋时的三堰发展到六堰，灌溉褒城、南郑两县农田数十万亩，成为兴元府百姓的生命之堰，故吴玠、吴磷、吴拱两代三人都有修治山河堰的壮举。《读史方舆纪要》载：“今（褒）城东南六里曰金华堰，金华上游曰高堰，下流曰舞珠堰、大小斜堰，县南五里为第三堰，皆引褒水之流，即六堰旧址矣。”④民国时，山河堰扩建为褒惠渠。20世纪70年代，在褒惠渠基础上扩建大型石门水库，山河堰堰身淹没无踪，只有周边偶尔可见分水渠之一鳞半爪。
  吴王坟。今略阳县西之南坝车站后山有吴王坟，疑为吴磷之墓。墓已毁，但碑座和墓前翁仲、石羊、石马犹可寻觅。吴磷于乾道三年（1167）五月病逝于兴州，葬地史无明载。当时吴氏祖茔水洛城（今甘肃庄浪）陷于金，故就地安葬应有可能；且嘉泰年间吴曦在兴州为吴磷建庙，似乎也说明此处乃其墓地。今天水市吴寨镇（吴磷驻守地）、成县（吴磷为官地）、庄浪县（吴磷故乡）亦有吴磷墓传说。
  忠烈祠。忠烈祠本系绍兴年间为纪念吴玠敕命在仙人关而建，后川陕一带多处建祠祭祀，故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 “（吴）玠谥‘武安 ’，而梁、益间有庙，赐额曰‘忠烈’。”⑤据《舆地纪胜》载，宋时兴元府、大安军都有忠烈庙（祠）。今略阳县城东亦有忠烈祠遗址。按，嘉泰元年（1201）吴曦归蜀返兴州后，曾耗巨资大张旗鼓地为其祖父吴磷在兴州建庙，号“义烈”。平息吴曦之乱后，吴曦子孙大都迁徙出蜀，而由吴玠子孙“通主磷祀”⑥。后世略阳的忠烈祠，当为在吴磷义烈祠的基础上转为玠、磷双祀而更名。明嘉靖《略阳县志》曰：“敕赐吴玠、磷忠烈祠碑，在城东一里，祠、碑俱废。”清嘉庆《汉南续修郡志》曰：“忠烈祠，（略阳）县东一里，祀宋吴玠、吴磷。”说明玠、磷确实共飨一祠。现在，略阳还有当年吴曦为建义烈祠 “又命上卒负土筑江滨地 ”⑦的遗迹两处，一曰堡子山，又名走 马岭，在县西 10千米；一曰亮马台，在县东 25千米，旧志皆有记载。
  吴园。陆游《剑南诗稿》卷三二《春晚怀山南》（其二）诗中有“犹在吴园藉落花”句，今人钱仲联释“吴园”作“卷三有《次韵子长题吴太尉云山亭》诗，作于山南。亭所作疑即是吴园”①，诗题中的吴太尉即吴挺；对“云山亭”钱注曰“当在南郑”②，亦即吴园在南郑。孙启祥《陆游汉中诗词选》将“吴园”释为吴挺在南郑“游玩的地方”③。王景元《征西幕府和吴园遗址初考》④考证，吴园遗址就是今汉中市古汉台，也“就是吴氏兄弟（指吴拱、吴挺 ——引者）治事的兴元府署的后花园”。看来，吴园一则在南郑，二则属吴氏活动遗址。至于是否即为今古汉台，还可再研究。因为史载陆游在汉中期间，宣抚使司占据兴元府署为办公场所，而兴元知府吴拱则在“私第治事”⑤；且吴氏在兴元一带广有田产，称吴拱或吴挺的私第、私家园林为吴园的可能性更大。
  碑石。汉中有多块碑石关乎吴氏家族。（一）吴玠《山河庙诗碣》。汉中市西北河东店原山河庙有砌于壁上的传为吴玠的七言诗石刻，现已淹没于石门水库。诗曰：“蚤起登车日未暾，荛烟萋草北山村。木工已就萧何堰，粮道要供诸葛屯。太白峰头通一水，武休关外忆中原。宝鸡消息天知否，去岁创残未殄痕。”诗艺平平，但生活气息浓郁。清人罗秀书《褒谷古迹辑略》识文曰：“此诗刻，相传宋南渡，和尚原战后，吴涪王感作。..然诗之语气确是涪王时事，或云阎苍舒代书。”⑥（二）“吴公”摩崖。在略阳县城南灵岩寺内，为南宋刻石，碑文剥蚀甚重，只首行“开府仪同三司吴公仗全钺护”12字尚显。吴玠、吴磷曾获授开府仪同三司，吴挺曾获赠开府仪同三司，此摩崖当为颂扬吴氏抗金业绩，但所颂何人，待考。（三）杨绛《褒城山河堰记》摩崖。南宋利州路提举常平司干办公事杨绛撰并书，原在汉中市西北褒水东岸石壁上，现已淹没于石门水库。碑文记乾道初吴磷主持修复山河堰的缘起、方法、工程量、效果，清嘉庆《汉南续修郡志》有录文。（四）《杨从仪墓志》。乾道五年（1169）三月二十八日立石，高223厘米，宽106厘米，厚20厘米，袁勃撰文，李昌谔书丹，王椿篆额，王杰镌字，共3775字，现存城固县五门堰文管所。碑文记杨从仪的家世及其随吴玠、吴磷在青溪岭、凤翔、渭南、神岔、和尚原、杀金坪、回山原、川金堎抗金，于饶凤岭射虎，在知洋州任内治理堰渠等事迹，内容翔实，可补史籍之缺。（五）阎苍舒《重修山河堰记》摩崖。原在汉中市西北河东店萧曹祠内， 20世纪 70年代末移置汉中市古汉台。南宋乾道中城固令阎苍舒撰文，碑残甚，清嘉庆《汉南续修郡志》有录文，正文共 901字，记山河堰的历史和乾道六年至七年（1170—1171）四川宣抚使王炎和知兴元府吴拱修复山河堰的历史，与杨绛《褒城山河堰记》同工而异曲。（六）吴忠嗣墓志铭碑。1973年出土于南郑县新集公社农旺大队第二生产队，现存南郑县圣水寺文管所。碑高 93厘米，宽46厘米，厚12厘米，篆额双行直题 “皇宋洋州察推吴君志铭 ”，文祁撰并书，苏樵题盖，姜敏刻石。碑文共 1234字，记时任武连令的吴磷之孙字明叔（名未 知）者，在吴曦叛乱后守正不渝，拒受伪命，乱平后更名“忠嗣”以明志，嘉定十年（1217）获授洋州观察推官，客死兴元府城固之魏氏住所的经历，颂扬了其好学温粹、宽厚仁爱、惜贫抚孤的品质，是研究吴氏家族史特别是吴曦叛乱始末的有益辅助史料。
  （作者系汉中市档案局原局长）
  吴磷与 “叠阵法 ”
  刘缙
  北宋徽宗时期，由宦官童贯主持陕西军伍，成为骁勇善战“西兵”的最高统帅，高俅则为“殿帅”，这两人一内一外，长期主兵，对军制破坏很大，宋军的军事训练不可避免受到负面影响。不过，北宋军队在与金兵的数次遭遇战中，宋军士兵作战不失英勇，但由于他们的对手是更加英勇善战的女真骑兵，加上临场指挥与协同作战方面的失误，造成了增援太原等几次重大战役失败。
  因此，南宋初年面对女真铁骑，宋人殚精竭虑，思考用何种方式遏制金军骑兵的攻击。这时宋代“文人谈兵”的弊端暴露无遗，书生不懂得从当时已经初现威力的火器上想办法，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创新意识。
  一、南宋初年的战车训练法
  因此在这一时期，部分南宋文臣从故纸堆中寻找抗衡骑兵的方法，战车这一古老的武器进入人的视野。南宋初年宗泽在东京积极谋划军事行动，再次复兴战车训练，造战车一千二百辆，每辆用兵五十五人，一人操纵，八人推车，两人扶持车轮，六个人执盾牌掩护战车，二十人持长枪在牌手后掩护，其后是弓弩手担任远距离攻击任务。每十辆为一队，每日训练。①此方法是为了防备金骑兵的奔冲，利于弓弩手进行攻击，近战用枪手，战车可以作为士兵掩体。但金骑兵惯披重甲，善用弓弩，短于白刃近战。②其肯定避免与宋军进行近战，用这种方法训练出来的战车在战场上对金兵就没有效果，宗泽的训练思维建立在对金兵特点不了解的基础上。
  李纲也认为用车保护步兵，防备金军骑兵冲击，在步兵有效杀伤敌人后，骑兵伺机而动。其训练内容则是每车用步兵二十五人，四人推车，一人在车上发弩机，剩下二十人执牌、弓弩、长枪、斩马刀平均排列在战车两侧。战斗中，牌手居前，弓弩手在其后，枪刀手最末。敌人在百步之内，牌手掩护弩手射击，敌人逼近，则弓弩手退后，枪刀手迎战，“枪以刺人，而刀以斩马足 ”。敌人撤退，车、步兵与骑兵互相配合，共同追击。 ①
  李纲与宗泽训练战车的办法随着二人或去世、或去职就再未有下文，而曾经在宗泽麾下的岳飞也没有将战车引入自己军队训练中，说明这些训练措施并不实用，难以针对女真骑兵。
  二、南宋初年从实践中总结的军事训练
  南宋初年国防形势非常紧张，许多军训方法都是来自实战经验。名臣李纲指出北宋军事训练的很多内容都不适于战场，建议加以改变：“习弓弩者，不必以斗力，而以射亲中的者为上；习牌枪刀者，不必以中敌，而以勇敢向前者为胜；神臂、筒射、凤凰等弓，可以及远，宜教之使精；兜鍪、金甲，卒伍多不肯披带，宜习之使熟。 ”②
  建炎二年（1128），吕颐浩从金兵进攻以两翼骑兵包抄为主的战法中，总结实践经验，认为“万人为军，千人操弩，敌人骑兵骤至奔突，使三百步内强弩并发，人人只发两箭，则敌人必却。 ”发挥宋军在弓弩训练中的优良传统，保证战阵稳固。 ③
  而南宋各屯驻大军是为正规军④训练方法是各屯驻大军单独训练，各部训练方式与侧重点都有不同。同时军队训练成功与，否，最好的检验方式就是看实战中的表现。南宋军队经历了初期败多胜少后，逐渐在战场上夺回主动权，其英勇作战是以训练作为保障的，如王彦“尤长于简练士伍，不以修饰为先，而取其轻足鸷果有力者。每破敌，大阅以充军者，盖十之一。故其所部号天下精兵”⑤。这其中韩、岳、吴等名将的训练最为成功。
  岳飞练兵非常严格： “师每休舍，课将士注坡跳壕，皆重铠习之。子云尝习注坡，马 踬，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徇。卒夜宿，民开门愿纳，无敢入者。”①韩世忠的“背嵬军”，更是在训练中选拔出来的精锐之师， “犒赏异常，勇健无比，凡有坚敌，遣背峞军，无有不破者 ”②。
  吴玠、吴磷兄弟防守川蜀地区，绍兴元年（1131），金军攻和尚原，“玠命诸将选劲弓强弩，分番迭射，号 ‘驻队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 ③。绍兴十一年（ 1141）吴磷又提出 “叠阵”法：
  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贼相搏至百步内，则神臂先发；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阵如之。凡阵，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俟其伤则更代之。遇更代则以鼓为节。骑，两翼以蔽于前，阵成而骑退，谓之 “叠阵”。 ④
  不论是 “驻队矢”，还是 “叠阵法”在实战中取得那么大成就，这都是平时训练的结果，吴磷曾著《兵法》，大致记载如下：
  尝著《兵法》二篇，大略谓：“金人有四长，我有四短，当反我之短，制彼之长。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汉所长，兼收而并用之，以分队制其骑兵；以番休迭战制其坚忍；制其重甲，则劲弓强弩；制其弓矢，则以远克近，以强制弱。布阵之法，则以步军为阵心、左右翼，以马军为左右肋，拒马布两肋之间；至帖拨增损之不同，则系乎临机。”知兵者取焉。
  三、吴磷的 “叠阵法”训练
  尽管如此，原北宋的西北军队由于实战经验丰富，训练比较系统，战斗力较强，在很长时期成为南宋政府的主要部队。其中尤以吴磷的 “叠阵法 ”效果最为明显。
  绍兴十一年（1141），吴磷创立“叠阵”：“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贼相搏至百步内，则神臂先发；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阵如之。凡阵，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俟其伤则更代之。遇更代则以鼓为节。骑，两翼
  以蔽于前，阵成而骑退，谓之 ‘叠阵 ’。 ”⑤
  这与北宋的阵法类似，还是枪刀手排列在前，弓弩手在后，但是北宋阵内要求“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人间容人。出入来往，不斗驰逐，以长参短，以短参长 ”。枪手与弩手位置有退有进，排列也较复杂。
  “叠阵”虽然也是长枪在前，弓弩在后，不过，战时“甲军、弓弩手并坐，视敌兵距阵约一百五十步，令神臂弓兵起立，先用箭约射之，箭之所至，可穿敌阵，即前军俱发。或敌兵距阵约百步，令平射弓兵起立，用箭约射如初，然后全阵俱发。或敌兵直犯拒马，令甲军枪手密依拒马，用枪撺刺”，这就避免因队列换位时形成的战斗空隙，不善步战的弓弩手处于阵后方利于保护，而敌人必须在承受了连续不断的杀伤性箭雨后，马上就面对枪手依靠拒马的攻击，这样的攻击波在战斗中给予敌人非常大的伤害。
  阵以步兵为主体，有左右翼，骑兵在步军阵与左右翼之间，拒马在步军之外，马军之内，专保护步军。阵的规模不大，共3263人，步军 1207人，居于阵中1000人，包括枪手502人，神臂弓手202人，弓手202人，200人保卫拒马，左右翼各283人，主要是弓手和神臂弓手，左右骑兵各 261人。
  时四川宣抚使吴磷在河池，遣中军统制杜实传令于起等曰：“军行并从队伍，勿乱次、勿殿后、勿践毁民舍、勿掠民财；逢敌欲战，必成列为阵，甲军、弓弩手并坐，视敌兵距阵约一百五十步，令神臂弓兵起立，先用箭约射之，箭之所至，可穿敌阵，即前军俱发。或敌兵直犯拒马，令甲军枪手密依拒马，用枪撺刺，忠义人亦如之，违者并处斩。如敌已败，许忠义人乘其后追击之，必生获女直及金人与其首级，乃议赏，否则阙。其有以伪地兵为女直金人首级冒赏者，罪亦如之。”凡布阵之式，以步军为阵心，为左右翅翼；马军为左右肋，拒马环于左右肋之内，以卫步军。以一阵约计之，主管敌阵管制一、统领四，主阵拨发各一、正副将、准备将、部队将，则因其队为多寡。阵兵三千二百六十有三，步军居阵之内者一千二百有七，为阵心者一千，甲军枪手五百有二，神臂弓二百有二，平射弓二百有二。舆拒马者二百，居阵外分两翅副翼者五百六十有六，左翼二百八十有三，主阵将官二，平射弓二百一十有七，神臂六十四，右翼亦如之。马军居阵外，为左右肋者二百六十有一，将官二、训练一、管队十，队兵、乘骑二百四十八，右肋亦如之。虽其间有贴拨转增益之不同，而大略可类见矣。 ①
  此阵比起北宋时期动辄数万人阵法来说，既适于战斗，又便于训练，是吴磷在实战中总结的经验。将步兵各部分和骑兵协同作战能力发挥到最强。再配以纯阵与花阵等新阵法，纯阵就是将弩手、箭手、枪手分别编队的方式，而花阵则是将各种武器混合编队，每一种的目的都在于发挥集团优势。尤其是纯阵将各兵种单独列阵，迭次出战，给敌人杀伤力更大。②
  绍兴三十二年（1162）姚仲与金兵战于北岭，其所列六阵中，前五阵皆为金兵所破。金兵攻至最后一阵，将官姚志命令：“枪手尽坐，神臂弓先发，平射弓次之。起伏凡五 ”，这才击退金兵，说明叠阵的实战威力非常可观。
  兴元都统制姚仲以大军至原州之北岭，与金人合战，官军大败。前一日，仲未至开边寨之十里，将以次日由九龙泉上北岭，令诸军弓弩尽满引行前，辎重队居后。平旦遇敌万余求战，仲以统制官卢仕闵所领马步军及陕西兵合为头阵，次以已所统部军六千四百十有八为四阵，随势便利分列之，又以统制官姚志所部兵为后拒，列为四隘。官军尽力鏖击，阵面开合凡数十，敌兵每一冲阵，率三十余众迭为进退。命辎重队随阵随乱，行不整。第一、第二阵方交锋，而第三第四已为金敌破拒马，而入阵心冲溃，辎重中隔，莫可应接。第五阵乃仲牙兵，死斗最久，自辰至未，人马死亡，枕藉满道，军遂大溃。志阵居第六，已逾两隘，行前者还破（报）诸阵尽为敌兵所败，志谓其徒曰：“前军既败，我辈进亦死、退亦死，等死耳。进犹可生也。”遂悉其军，各务死战。未几，金人马军直前冲击，志令左军第四正将张傅传令：枪手尽坐，神臂弓先发，平射弓次之。起伏凡五，敌兵引退约二百步，志遂趣阵逾七八里，敌乃归南山原。 ①
  吴磷的这种训练方法看来很受欢迎，并且在当时，很可能向其他地区进行了推广。宋孝宗年间虞允文在荆鄂训练鄂州屯驻大军，鉴于此部军队不善在平原地带作战，“多以其兵不能战于平原为忧”，就用吴磷教法训练士兵，“臣见荆、鄂两军诸将，多以其兵不能战于平原为忧。臣比与王彦商量，造木拒马，用陕西阵法教习两军。盖中原平夷，骑兵所利，而议者多欲造车以当骑，而不知拒马之用如车，而其便利捷疾，兵不能溃去，车所不若也 ”②。
  结语
  吴氏兄弟治军一向严格，因此川陕地区的宋军战斗力也比较理想。据金朝方面史料记载，绍兴八年（1138），完颜彀英在夺回耀州之役中，注意到“宋人每旦出城，张旗阅队，抵暮而还。道隘，骑不得逞”。因此其趁宋军“出阅”，以伏兵攻击，取得胜利。③间接说明驻守在耀州的南宋军队每天都出城进行日常训练，而且持续时间从早至晚，这估计是承袭了北宋早晚二教之法。从中亦可窥见吴氏治军之严格。
  此后，尽管南宋中央政府对川陕地区的军权进行收回，但是吴氏在军队中留下的良好训练传统一直得以延续。
  宋孝宗年间陆游于四川曾经目睹当地军队进行军事训练，并写下众多诗句。比如描述成都大阅：“千步球场爽气新，西山遥见碧嶙峋。令传雪岭蓬婆外，声震秦川渭水滨。旗脚倚风时弄影，马蹄经雨不沾尘。属囊缚袴毋多恨，久矣儒冠误此身再”④军队日常弓弩训练的实景：“坡陇如涛东北倾，胡床看射及春晴。风和渐减雕弓力，野迥遥闻羽箭声。天上搀抢端可落，草间狐兔不须惊。丈夫未死谁能料，一笴他年下百城。”⑤并且还有军队实战演习：“王师出城南，尘头暗城北。五军战马如锦绣，出入变化不可测。逆胡欺天负中国，虎狼虽猛那胜德。马前昷咿争乞降，满地纵横投剑戟。将军驻坡拥黄旗，遣骑传令勿自疑。诏书许汝以不死，股栗何为汗如洗。 ”⑥
  （作者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武休古关今尚在？
  ——结合文献考索与田野踏勘
  冯岁平
  武休关是穿越秦岭的褒斜道、连云栈道段的一处重要关隘，又名武关，在今留坝县境内，虽然它在古蜀道上不甚起眼，规模也不大①，但在宋元时期却名重一时，甚至武休关之战成为宋金对峙时期关乎南宋北部防线的一次重要战役。不过其关址究竟在何处，有关史实也不甚明晰。
  首先得对武休关之战作简要复盘 ——借用围棋术语。②富平之战后，宋金对峙局面急转直下，金占关中，而宋退之，进而以秦岭一线为天险，构筑了两道防线，第一道是以和尚原为代表，第二道则以仙人关为重点。金兵一时无法攻破吴玠、吴磷兄弟把守的和尚原，撒离喝转而从子午道南下，经饶凤关之战后迅即占领了兴、洋等地，继而向西图谋刘子羽镇守的三泉。刘子羽据潭毒山，令金人狐疑，不敢贸然前行。此时王庶已在巴州散布于兴、洋间，金人死伤已过半，野无所掠，大失所望。如此面对汉中盆地西部刘子羽部地利之未知，又有东部兴、洋间的不利，加之此时在仙人关镇守的吴玠使铺兵传之，云会兵马守诸路隘口，以使金人无法北归。金虽占据汉中，却犹如瓮中之鳖，遂无奈而北退，取道褒斜道北上。 ③
  在如此背景下发生了武休关之战。《宋史·吴玠传》：“未几，金人北归，玠急遣兵邀于武休关，掩击其后军，堕涧死者以千计，尽弃辎重去。 ”可见金兵据今汉中未久，就取道褒斜道北归，时在绍兴三年（1134）四月。而驻扎在仙人关的吴玠“急遣兵”，体现了他对内三关之一④的武休关战略地位的清楚认识和重视，同时吴玠急匆遣兵，说明捕捉到这个稍纵即逝的短暂战机。“掩击其后军”，则知宋兵所击乃北归的金兵之后军，而前军当已逾越武休关，且乃有准备的“掩击”。而金兵“堕涧死者以千计，尽弃辎重去”则更说明武休关紧临山涧，而且其高度足以令人堕涧而亡，也正因为出其不意，金兵仓皇间尽弃辎重等。更重要的是吴玠所遣兵的方向，要么取道褒斜道，要么间道从今留坝闸口石至 火烧店一线而西来，断不可能取褒斜道自北到南而来。当时武休关所在的梁泉属凤州管辖，所以金兵取道凤州而北归只能从汉魏褒斜道，而非唐宋褒斜道（即后来的连云栈），因为和尚原大捷之后，吴玠与刘子羽商定：“和尚原距川蜀地远，终恐粮道不断，难以持远，遂于川口仙人关侧近杀金坪，修置山寨。 ”①此时仙人关与和尚原及其间的道路即唐宋褒斜道，仍在宋人的有效管理之下。
  金人在武休关失利之后，必然图谋反击，以吴玠为代表的南宋将领也丝毫未被短暂的局部的胜利冲昏头脑，而是进一步加强防备，伺机攻金。根据安丙生祠碑：“绍兴初，寇侵梁、洋，朝论以此邑为蜀门户，始制宣抚大司以塞敌冲，颇得策焉。“伪元帅四太子拥大军由商於侵犯饶凤关，犯梁、洋，经褒斜道出凤州，再攻和尚原。忠烈复遣公引本部由间道应援和尚原，以功转拱卫大夫”③。以加强对和尚原的防守。其后战事的演进证明了这点。当然蒙古南下攻破这个防线，也用了大致相同的路线。④由此可见，武休关之战远非和尚原、饶凤关和仙人关之战那样的惊心动魄，但却是饶凤关之战之后扭转全局被动的一次重要战斗，是以吴玠为代表的南宋朝野公认的重要战略布局与有效实施。
  武休关之战在宋金对峙时的战略意义极为重要，那么其关址在今何处？尚存遗存否？对此眼下的说法纷异，有的确定在武关驿村西之山梁垭豁⑤；有的认为国民政府修建西汉公路时极好地保护了武休关，若再沿昔日古道顺河择线，此关必定受损，但关址何在，似未确定⑥；有的还另辟蹊径认为宋代武休关在猫儿沟峡谷之中，即今沙帽山麓邻近褒河的开旷地带，迨至康熙初年贾汉复修栈时始移至武关河村西山上，有所谓栈道、碥道上的武休关，即言武休关曾有变迁。⑦这些说法无论从文献考索还是实地考察，对关址的探讨无疑很有意义。梳理起来，所说的关址基本上在褒河与武关河交汇的“T”字形区域内，只是地望不同而已。至于认为武休关为焦岩者，为虎头关者，说到底无庸以辩，因为宋以来大量亲历者的蜀道行纪文献，加之现存的遗迹，已经足以证明其误及其原因所在。就此按下不表。
  武休关之名当始于北宋之时。王存《元丰九域志》：武休为当时凤州管辖三县之一梁泉县的七镇之一⑧，北宋始建武休镇，按此推理时已设关。北宋末为宋江部将史斌（？一 1128）受招安且于建炎元年（1927）率兵攻破武休关，由此南下汉中。南宋祝穆《方舆胜览》记载甚详，兹照录如下：
  凤州之东，兴元之西，褒斜谷在焉。谷口三山，翼然对峙，南曰褒，北曰斜。在 唐为驿路，所以通巴、汉。旁连武休关，又极东为饶凤关，地斗入，粮运难致，异时独倚饶凤以控商、虢，由武休以达长安，故当关为蜀之咽喉。向来撒离合寇饶凤以迫仙人，吴玠、刘子羽以死守，故不失四蜀。则今诸关，其可不严其备乎？绍兴十二年，金人遣贺景仁来分划，乃割商、秦之半，存上津、丰阳、天水三邑，及陇西、成纪余地，弃和尚原、方山原，以大散关为界，于关内则兴赵原为控扼之所。 ①
  唐代时褒斜道为驿路，以通巴、汉，从“旁连武休关”②则确定武休关并不在唐代褒斜道，但离之并不遥远，即知汉、魏、唐褒斜道的取线是同一的，且其武休关并未在唐褒斜道上，关址表明宋代时才改经此道，否则断无南宋“严其备”来，的战略认识和准备。照此说武休关一段的道路选线与眼下的汉魏、唐宋褒斜道的路线表述有所出入。
  其实武休关址，道光二十二年（1842）贺仲瑊、蒋湘南纂修《留坝厅志》记载甚明：
  （武关河）河广十余丈，冬春架桥，夏秋行船。遇盛涨，船亦难渡，乃以巨绳跨河系两岸，备递公文渡河。北趋，迤逦而登，上倚峻岭，下临湍流，危崖仄径，极为险峻。凡五里，复石磴数折，而上武关。关劈山巅为路，广丈余，天然隘守也。二里，武关驿。路始平，有传舍，昔时居民颇多，近以河势南趋他徙。三里，武关旧驿。嘉庆初，驿舍在焉。青洋河至此会紫金河，而武关河亦会于其南，《水经注》所谓“三交城 ”者当在此。 ③
  这段描述仿佛是武休关及其周边环境的全景式扫描图，清楚表明武休关是“劈山巅为路，广丈余，天然隘守”，且关址在武关河之北岸的山崖间，断非在今武关河村或武关河村西的山梁垭豁。当然关与驿亦非一地④，武关驿于嘉庆前在腊鱼潭（今姜窝子），其后在今址（武关河栈道对面的村落），驿址虽有变迁但总在武休关之北位移，正如前引方乘所言，二者最近的距离约有二里。按照这个结论，武休关自然也就不是汉魏唐时期褒斜道的一处关隘。
  上述对关址的确定，还可用明清以来的诗歌作品佐证。明代何景明（1483—1521）《武关》：“北转趋刘坝，西盘出武关。微茫一线路，回合万重山。天地几龙战，风云惟鸟还。关门锁溪水，日夜送潺湲。”⑤由“西盘出武关，微茫一线路”，显示从西盘旋而上，再出武关的，且道路逼仄；“关门锁溪水”看，其关紧临河流。清代周煌也说：“武休关下水如洪，旅梦曾经雨枕中。唤起虎头莫轻斗，好教眠稳老乌龙。 ”⑥江时用《武关驿》有云： “如今更觉岩廊险，几度逢人叹武关。 ”⑦诗中 “岩廊 ”就是指临崖壁而行的极为险峻的碥道，正因为难行，所以诗人才 “几度逢人叹武关 ”。明清之际刘正宗（1594—1661）《武关驿道上二首》之一也正如此云：“栈迥寒仍浅，冬深树未凋。依岩全覆磴，蔽日当通桥。岸侧石常避，波明鱼乍跳。隙天分气候，未觉客途遥。 ”⑧此外钱载《度鸡头关连日历旧阁 道处得诗五首》①、冯煦《留坝至樊河桥》②、钱楷《武关驿书事》③、徐宗干《武关驿》④等，均对武休关作了逼真的描述，有力地证实了关址所在。
  清代履栈者的行纪文献对武休关的位置及其周边环境亲历后的记述，也有助于其关址的确定。康熙十一年（1672）六月，入川典试的王渔洋第一次履经武休关：“雨止，趋武关，以小舟渡，入褒城县界。”他逾关后以小舟渡武关河，且言此处是留坝厅与褒城县的分界。康熙二十一年（1682）七月，陈奕禧奉命转饷赴蜀，登陟武休关之后记载：“武关绝壁突立江中，关门一线，秦蜀咽喉，左右形势雄冠诸关，山南奇观，诸所莫敌俦。因远役访蜀道之难，有言煎茶坪、凤岭、武关、柴关之危者，心方惴畏。及历兹地，凡人所称愁目恐神，予皆乐游而忘疲，人之所愁，予之所喜，是人之所喜者，岂非予之所愁乎？”言说的武休关“绝壁突立江中”，指武关河北岸、褒河西岸间的山崖伸入河中，山根在褒河漂流原终点，一个“突”字既伸入褒河，又突入河关河。国民政府修建西汉公路时炸断该山崖的山腰，开辟成道，今316国道则赓续之，炸石拓宽。
  前已有述，国民政府修建西汉公路时，即已炸毁武休关大半部，并非眼下所言的当时如何妥善保护了这个重要关隘。1933年7月2日，《西京日报》记者亲历武休关，这样说：“下山五里，至武关驿。复上山二里，至武关，即古武休关。劈山巅为路，广丈余，天然隘守，在宋时为防御重地。下山，傍黑龙江南行，经焦崖铺、武曲铺、虎头关，共四十五里，至马道驿。”①当然其关南临武关河，原有渡口，河中有船，以通南北。光绪二十九年（1904），驻藏大臣有泰：“过清水一道，石子历历可数。其实不用船，亦可涉，然必用船。掌舵者，即庙中和尚，或亦生财之道也。”①前述贺仲瑊云“以巨绳跨河系两岸，以备公文渡河”是以为溜洞。此庙即河之北岸的崇福寺，其遗址已荡然无存。在修建西汉公路之前，这里，曾建有铁索桥，其南北桥墩遗址尚存，只是南桥墩已在宝巴高速公路之下方，2018年3月当地群众正在桥墩外方修砌石坎，今天尚不知是否被“包裹”起来。有趣的是，在撰写本文时，从民国凌鸿勋《陕南杂录》检索所列举的常见陕南铁索桥中，第一帧照片即是武休关铁索桥。今附骥于此，以便进一步探讨。
  对于武休关及其周围环境，清代咸、同时期李嗣元《由焦岩至武关驿》一诗甚得其详：
  一径绕山俶，萦然俨如带。循岩宛转行，欲出层云外。岚凹倏忽通，天宇浮青霭。数峰迎面来，参差殊可爱。宛若人离立，形状分向背。旁出武关驿，势走路逾隘。骡纲偶尔停，往来人尽碍。须臾如聚蚁，乘骑杂负戴。捷足莫能先，各各随其队。延缘附壁行，深恐临岩坠。直俟坡陀毕，四散行始快。险阻信可守，崎岖吁可怪。傥作云栈图，此诗宜入绘。 ②
  为了验证此前考察的发现与收获③2018年3——4月间，我们一如既往持续着二年有余的留坝栈道地毯式的考察，不过重点对武，休关及其周边遗址再次系统考察，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寻觅武休关及其南北碥道。我们从山崖北侧登陟，碥道宽约1米，路面早已长满竹子和各种灌木，起起伏伏，车折处错落纷乱，亦路亦多，步行极为艰难。至山脊之处，则有一块较开阔的平旷地带，其东侧断崖的下方就是今316国道，高约30米，此即古武休关。其中武休关隧道公路桥（混凝土桥）北即紧接该山崖，可惜大部被炸毁。不过这里天际一线，极为险要，俯瞰褒河南北、武关河东西，一切展露无遗，确系设关置隘的佳处。随后我们沿山腰向西南方面下山，但个别路段为交叉形，艰辛依旧。其中在高速公路的隧道口一带，古道在其上方约 1—2米，到武关河回流处与今通往火烧店的公路相接，只是废弃既久，荒芜殊甚，行进极为不便。
  现存的遗址除前已有述的桥墩遗址外，我们还在武关河村委会发现两个铁索桥的桥柱，分另有几道磨痕，显系铁索之柱。此外在北桥墩西侧还发现一通指路碑，即光绪二十八年（1902）立，行书，上横刻 “指路碑 ”三字，文云：
  益□便行通逾，军民□□。 /上走留坝四十五里， /下走铁佛殿七里， /西走火烧店二十五里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四，住持通唸吉立。 /
  碑文所指方位及里数，极为清楚。此为留坝县首次发现的指路碑，也是迄今为止所见的唯一的连云北栈指路碑。鉴于其重要与稀见，故一并将之公布，或助于当世方家的研究。
  （作者系陕西理工大学汉水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陇蜀之城 ”吴家将抗金历史文化遗迹及其开发保护①
  温虎林
  陇南位于甘肃最南端，地处嘉陵江上游，与四川广元、陕西汉中毗邻。陇南处于秦陇文化、巴蜀文化、藏羌文化的交融地带，宋人杨粹中感叹道：“山犹连蜀道，人却作秦音。”陆游也诗中写道：“城郭近秦风，村墟蜀语参。”无不概括了陇南陇蜀兼容的民风民俗及其语言文化特点。陇南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发生过重要的军事战争，交通枢纽作用极为重要，境内依嘉陵江、西汉水、青泥河、白龙江水道分别形成了几条重要的陇蜀通道，使其成为“陇蜀咽喉”“远通吴楚”的战略要地。因此，陇南又称誉为“陇蜀之城”。“陇蜀之城”是历史上连接关中与成都的枢纽，刘邦、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刘秀“得陇望蜀”，诸葛亮“六出祁山”等著名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尤其宋金对峙时期，吴玠、吴磷、吴挺等吴家将为捍卫南宋王朝，在此保蜀八十余年，其中和尚原、饶凤岭、仙人关等大战彪炳史册，陇南大地处处有吴家将抗金时期的历史文化遗迹。
  一、陇南境内吴玠吴磷吴挺等吴家将历史文化遗迹
  第一，礼县境内有白龙山十二连城、祁山地网等吴家将历史文化遗迹。李并成考证：“在南宋绍兴十一年宣抚司吴磷收复秦州后，为确保西和州，抵御金兵南下侵蜀，依白龙山地形筑起十二连环城堡。自白关堡山脚起至礼县宽川乡廖家寨村，城堡沿山面建，各城间有一定距离，长30余华里。现存遗址三、四城属秦州区，二城属礼县界，城垣高 1—3米。”②该十二连城处于秦陇入巴蜀的咽喉要道，首城为隍城，周边就是天水关、木门道、大堡子山以及铁堂峡与皂角堡，从今礼县宽川至西和晒金再到成县黄渚关，是秦陇入蜀最为便捷的通道，直抵徽县虞关与康县望子关、七防关等关隘。《吴武顺王磷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载：“首筑皂角等堡，多掘地网，祁山之战赖焉。”吴磷在礼县祁山所掘地网，是陷金人骑兵的重要军事设施，可挫其锋，陷其马，是平地设伏的有效措施。《礼县志》记载：“绍兴九年（1139），安抚使吴磷在白环堡设防，创建地网，其制法于平田间纵横凿渠，每阔八尺，深丈余连绵不绝，如若网然，原设360条，后增至554条。金兵重攻天水时（今小天水）时，战马被陷进，有力的阻止了金兵的进犯。”③又《吴武顺王磷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载：“隆兴二年冬十月，敌人犯天水，侵岷州，王病未愈，径趋成州，分麾下击之，敌小却列营茅城谷，王力疾亲提兵至祁山，敌闻之退师三十里。”据此记载可知，金人从天水至茅城谷列营，吴磷军队从成州经西和行军至祁山与金人对峙。《礼县志》记载：“礼县白环堡连接徽成， 是通往四川的道路之一，金人不断调兵遣将，想从此打开突破口，南宋也派兵设防抵抗。南宋建炎四年二月，秦凤守将关师古聚兵大滩以固守蜀口。同年十一月，秦凤副总管吴玠在川口（西和县长道地）破金兵。绍兴二年（1132），又屯兵河池（徽县），进行战斗。隆兴二年（1164），金入侵犯岷州，宣抚使吴磷提兵至祁山，金兵闻风退去。”①《吴武安公功绩记》记载：“袭大潭县掩骨谷镇，敌慕洧拔寨去，师古由杀马谷攻焦山，务焚田家村园子谷，深入敌境，至石要岭忽遇金敌大兵，一战败绩。”所涉地名在今礼县境内，宋大潭县址即今礼县太塘乡，今存有记张威抗金事迹的《鼎旬堂记》、南宋当地征税事宜的《大潭长道两县二八分科后碑》以及建庙事宜的《大潭黄觉寺题留》等碑文，是研究南宋地方经济文化的重要资料。
  第二，西和是宋代入蜀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如宋嘉定十七年（1224）尚震午《西和州筑城记》载：“关表西州，襟带秦陇，实全蜀之保障，而西和最为要冲。”②又：“筑斯城将以固吾州也，固吾州，将以固吾蜀也，斯城恃险以固也。”充分肯定西和在固蜀战略上的重要性。绍兴十九年九月初一日米居一《靖共堂碑记》载：“西和乔治白石镇..为忠烈公用武之地，故庙食于此。而忠烈公之弟、今都统制利州西路安抚使吴公之像绘于廊庑之下，尘昏雨剥，殆不堪视。一日，百姓王玘、杜寿等周览蹙额，相与鸠工，别建一室，绘公之像，请郡文学米居一作记。”③明确西和州建有祠庙祭祀吴玠与吴磷，此时吴磷尚健在，绘像祭拜，足见吴玠、吴磷保护一方平安做出的贡献。米居一《靖共堂碑记》显然是在《宋忠烈吴公祠记》的基础上稍作改动，分记吴玠吴磷兄弟二人事迹。乾隆版《西和县志》载：“吴玠复五路改属洮岷，又徙治白石镇，据南山连城十二相连，极严峻。”④此十二连城的创造性在于城城相连，居高临下，具有极强的军事防御功能。1980年西和县人民政府公布 “十二连城遗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与十二连城相对的观山有吴营墩，为吴玠抗金所筑。绍兴年间，宋金议和，吴磷又在沿边的西和州威远（今西和县城附近）、旧州（今宕昌理川）、岷州胜闾（今岷县闾井）等地设置博买铺，与金人控制的秦陇地区通商贸易，主要是购买战马。西和州设置博买铺的三地连接成吴磷所首开茶马通道，这里是宋金对峙时期的防御地带，也是一条成州通向熙和路（临洮）的直接商贸通道，更是一条重要的茶马古道。
  第三，成县吴王城或保蜀城遗址尚在，即今上城。黄泳《成县新志》载： “南宋时吴氏昆弟驻节上城，著保蜀功，称雄镇焉，后圮为坡陀。 ”⑤又：“乾道三年，磷之子挺袭职仍驻节成州，保障全蜀。”⑥明代诗人刘璜《观吴公玠磷保蜀城》一诗所感叹的：“节钺曾标保蜀功，故城荒垒草濛濛。英雄万古勋犹烈，兴废今朝事已终。落叶乱流秋雨后，断碑常卧夕阳中。阿孙不识经常节，忍使孤忠扫地空。”⑦清初成县令吴山涛《吴公保蜀故址》诗曰：“寨势凌云起，吴王有故宫。蜀关曾设险，宋垒不为空。屃赑铭高伐，麒麟卧晚风。嘉陵江上水，百折必流东。”⑧无不面对当年断碑空垒以及残破故城，吴家将抗金事迹让后人感怀不已。吴挺墓在成县城北二里的石碑村，墓园今尚存三莲花石棱柱与《世功保蜀忠德之碑》，此碑是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为太尉、定江军节度使、卫国公吴挺所建的神道碑。《成县新志》记载：“挺没，其子都指挥使曦嗣，泣奏于殿。宁宗亲御翰墨，以世功保蜀忠德铭其碑，比诸麟阁云台之望，又诏史臣高文虎记其事。”①碑身高五米，两面刻字，共8416字，属全国刻字最多的石碑，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墓园形制依稀可辨。成县陈院镇石马坝庆国夫人墓，《世功保蜀忠德之碑》有载：“刘氏庆国夫人，公，信武顺王第五子，庆国夫人所生也，王守武阶日，生于守舍。”又：“十二年春，丁庆国夫人忧，公委节去位，护葬同谷。”现仅存石羊石虎且移至梁楼村，墓园荒芜。据《成县志》记载：“黑谷关，治北三十里，宋绍兴间程俊置。”②程俊为吴磷部将，官统制，曾知成州。今徽县存有记述程俊行孝事迹的碑文《敕付程俊札子碑》③，是研究宋将军程俊家国情怀的重要文献。第四，徽县仙人关大捷是吴玠、吴磷兄弟共同指挥作战并取得胜利的经典战例。明·郭从道《徽郡志》记载： “宋忠烈吴公生祠、宋宣抚安公生祠，俱在仙人关，有碑文。 ”据此，仙人关有吴玠祠，有宣抚使胡世将撰写的《宋忠烈吴公祠记》：“六月己巳（农历六月廿一日）以疾薨於仙人关治所，享年四十有七。 ”吴玠因病死于仙人关，其神道碑记载仙人关还有吴玠庙，庙号为 “忠烈”，存有中书舍人王纶《吴武安公神道碑》记其事，该碑应在仙人关 “忠烈”庙，被毁，而碑文尚存。该碑首尾不同于《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中间记吴玠事迹则完全相同。今天能见到的碑刻是存于吴玠墓的《宋故开府吴玠墓志铭》，应为四川安抚制置使胡世将所记，赵逵夫主编《陇南金石校录》著为佚名。以及存于徽县虞关龙山行政村《吴玠龙山故战场残碑》，史料中记载的仙人关近旁“杀金坪 ”“吴王城 ”“青野原 ”等地名，多出现在吴家将抗金事迹中。
  吴玠墓全国现有三处，即陇南徽县吴玠墓、平凉庄浪吴玠墓与常州宣庄吴玠墓。据胡世将《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记载，徽县吴玠墓应是吴玠葬身之地，甘肃省人民政府于1993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常州宣庄吴氏宗谱上有大明洪武岁次壬子青田刘基伯温写的《吴氏实录谱序》载：“宋高宗九年四月诰封恭人田氏生子拱扶柩归葬延陵，谥武安”。此记载有误，吴玠逝于宋高宗绍兴九年而非宋高宗九年，是六月二十一日，四月何以扶柩，况且此时的吴拱尚与常州宣庄没有关系，至于吴拱任鄂州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充湖北京西制置使、京西北路招讨使时是否迁葬父亲之灵，值得详考。2017年12月2日，江苏常州武进区遥观镇宣庄村吴氏族人，举行始祖吴玠公墓碑揭碑仪式，立有“宋涪王吴玠之墓碑”。平凉庄浪吴玠墓应是吴玠祖墓，《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表述清楚，吴玠逝于六月，难以远葬，故就近安葬于徽县。其后吴磷、吴挺均就近就地安葬，主要原因在于表明与阵地同在的衷心，更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
  二、吴玠吴磷与仙人关大捷
  《宋史·吴玠传》载：“四年二月，敌复大入，攻仙人关。先是，磷在和尚原，饷馈不继；玠又谓其地去蜀远，命磷弃之，经营仙人关右杀金平，创筑一垒，移原兵守之。至是，兀术、撒离喝及刘夔率十万骑入侵，自铁山凿崖开道，循岭东下。玠以万人当其冲。磷率轻兵由七防关倍道而至，与金兵转战七昼夜，始得与玠合。敌首攻玠营，玠击走之。又以云梯攻垒壁，杨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长矛刺之。磷拔刀画地，谓诸将曰： ‘死则死此，退者斩！ ’ 金分军为二，兀术阵于东，韩常阵于西。磷率锐卒介其间，左萦右绕，随机而发。战久，磷军少惫，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磷以驻队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层积，敌践而登。撒离喝驻马四视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楼，姚仲登楼酣战，楼倾，以帛为绳，挽之复正。金人用火攻楼，以酒缶扑灭之。玠急遣统领田晟以长刀大斧左右击，明炬四山，震鼓动地。明日，大出兵。统领王喜、王武率锐士，分紫、白旗入金营，金阵乱。奋击，射韩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统制官张彦劫横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归路，又败之。以郭振战不力，斩之。是役也，金自元帅以下，皆携孥来。刘夔乃豫之腹心。本谓蜀可图，既不得逞，度玠终不可犯，则还据凤翔，授甲士田，为久留计，自是不妄动。 ”
  《名臣碑传琬集》收录宣抚司荐士明庭杰的《武安功绩记》以650余字详尽记载此次大战，与本传所记基本一致。其后附有岐下张发《吴武安功绩记序》：“近得明庭杰从政所撰功绩，记文实语详果有未闻知者，询其来由则无能为力，方忠烈用兵，渠在张魏，公幕府亲所闻见，宣抚司参议冯康国元通命记其事，是可信也。”表明该记真实可靠。两处所记宋军参战将领除吴玠、吴磷，还有统制官田晟、统制官杨政、姚仲与马统领、王万年、刘钤辖、浚水王武宣赞、左军统制张彦、统制官王俊、统领王喜、杨钤辖杨从仪等以及因战不力被斩的郭振。当时吴玠“檄召金房镇抚使王彦、熙河路总管关师古来援。时师古已叛，彦亦不至，独绵、威、茂、石泉军安抚使刘锜以所部会之。玠闻师古叛，并其军麾下，厚资给焉，由是玠军益以精强。 ”仙人关大捷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准确的战争预判与充分的战前准备，赢得战略主动权。王曮《吴武顺王磷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载：“武安公与王度敌既屡败不得志，必大举以与我力争，乃预设垒，仙人关旁曰杀金平。”用“杀金坪”挫敌锐气，提振守军士气。凭险设隘，坚守不退，这是吴家将一贯的战术。正如安成伍福《过铁山》所说：“伊昔宋良将，义烈何桓桓。衄贼曾藉此，旧垒榛莽间。善战贵得地，孰谓兵法难。经过感遗迹，拊膺每长叹。 ”①“得地 ”是吴玠吴磷阻击战取胜的重要法宝，尤其仙人关之战，充分利用两山夹击的地形和连续设垒的战术，致敌于死地。
  第二，主帅吴玠吴磷保卫国家的钢铁意志是取得胜利的核心要素。仙人关之战吴磷战前动员令仅有七字，“死则死此，退者斩！”上下一心，身先士卒，以一当百的勇气，以三万人迎十万人，得人心者赢胜利。如和尚原之战前动员：《吴武顺王磷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载：“武安公与王遽召诸将，励以忠义，歃血而誓，诸将感泣，御敌益力。”“时武安公以弱卒抗坚敌，军政尚严，卒伍逃散，往往有全队诛之者，王则厚抚摩之如家人，亲爱以辅成。武安公之志，故士卒不敢犯武安公之法，而乐王之恩，战无不克。”弟兄二人施之恩威，既有威武又有仁义，军纪严明，经常取得以弱胜强的效果，参战的无数将领仅有郭振因守楼被敌攻破而问斩，其余封赏者达数十人。
  第三，灵活机动的战术，预设堡垒与第二防线，以守为攻，进退自如，使用神臂弓与叠阵法有效制敌。《宋史·吴磷传》：“有新立叠阵法：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贼相搏至百步内，则神臂先发；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阵如之。凡阵，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俟其伤则更代之。遇更代则以鼓为节。骑，两翼以蔽于前，阵成而骑退，谓之‘叠阵’。”战术上的灵活机动与武器充分发挥效力，是战场杀伤力的有效保障。
  南宋初期，吴玠的地位与韩世忠、岳飞、刘光世、张俊大致相当，合称“五大帅”。在南宋确定的“中兴十三处战功”中，和尚原、饶凤关以及仙人关杀金坪之战的三个重大胜利是由吴玠和兄弟吴磷创造的。明庭杰的《武安功绩记》中岐下张发高度评价吴玠道：“忠烈吴武安公，中兴名将。其抚养士卒，似吴起；其勤俭精力，似陶侃；违令必戮，似孙武子；忧国远计，不幸近功，似赵充国。身殁之日，知与不知，莫不流涕，又似李广与羊祜也。是以能胜所难胜，守所难守，以保全蜀。”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认为：“自绍兴元年至四年三月，川陕战场是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甚至是唯一战场。吴玠军近乎独立地支撑南宋半壁江山，在此期间的抗金战功是独一无二的，其战功和声威最初尚在岳飞之上..在南宋初的抗金名将中，吴玠的军事成就仅次于岳飞，而在他人之上。”①三百多年后陕西布政使李昆登临吴王城写下了《登吴开府玠故城》：“平础烟苍苍，清溪山宛宛。飞蓬隐断碑，斜阳照荒畹。故垒犹可依，遗勋复谁挽。感此重踌躇，邈矣空恳悯。”对景思人，哀婉赞叹，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吴玠的无限崇敬心情。
  三、 “陇蜀之城”吴家将文化旅游产业开发策略
  “陇蜀之城”旅游文化应凸显丰富的陇蜀人文历史元素，宋金对峙的百余年间，“陇蜀之城”是战略对峙的核心区域，尤其吴家将守此区域八十余年，事迹可歌可泣，打造自祁山至西和连接成县以及宕昌，再至徽县和虞关，康县七防关的吴家将历史文化长廊，兼顾三国文化与杜甫入蜀路线，以十天高速为轴线，以各古战场、古遗址、古城址、古墓葬为连缀，形成一条人文内涵丰富的 “陇蜀之城 ”旅游路线。
  第一，依托祁山文化品牌资源，建立“祁山文化”为主题的文化产业园，充分挖掘卤城、西城、天水关、木门道、铁笼山、姜维墓等三国地名文化资源，更应挖掘吴玠吴磷时期的祁山文化资源。甘肃省提出高速公路服务区打造系列主题文化公园项目，在礼县服务区建立 “三国文化 ”主题展馆，该馆建设不应局限“三国文化”，而应包括秦早期文化、乞巧文化、吴玠吴磷抗金等文化元素，该馆也不限于服务区内，而在近旁建立“陇蜀之城”祁山文化产业展示园。与吴玠吴磷相关的祁山地网、川口战场以及十二连城都应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纳入祁山文化园建设之中。
  第二，西和县挖掘地域特色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弘扬伏羲文化、乞巧文化方面成绩斐然。西和县更应最大限度地恢复隍城历史文化，恢复吴玠吴磷祠堂，恢复宋代建立的“靖共堂”“德政堂”“仁爱堂”，有堂有碑，凸显地方历史文化的厚重与久远。在吴磷墓（略阳吴王坟）被毁、神道碑被砸的情况下，西和以祭祀吴磷为主，与成县祭祀吴挺、徽县祭祀吴玠成鼎立之势，进一步挖掘和弘扬忠节祠陈寅、贾子坤等人事迹，让隍城成为一座人们瞻仰祭拜吴玠吴磷等的历史文化之城。乾隆版《西和县志》记载：忠义祠祭祀的宋人有吴玠、吴磷、王彦、关师古、强霓、强震、吴挺、李好义、陈寅、贾子坤、李洪义等人②，其事迹主要是抵抗金元，保蜀保宋。
  3.成县正在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世功保蜀忠德之碑”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建有碑亭与围墙，但平常是锁着的，普通游客难以看到碑身。而吴挺墓园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保蜀城、庆国夫人墓都没有保护，保蜀城即今上城，其紫荆山名称亦来自吴家将故里水洛城。庆国夫人墓在今陈院镇石马坝村前台地上，今尚存石虎、石 马、石羊五尊。此三处与吴挺相关的文化遗迹应作为整体保护与开发，提升城市文化内涵，不应因保护而不让人参观，既要保护还要作为旅游景点开发，让更多的人去参观宣传。该景区与县东南杜公祠形成辉映之势，提升千年古县的文化内涵。《成县新志》载：“杨政墓在县东四里。”“四”疑为“四十”之误，杨政墓应在栗亭杨母墓近旁。杨政是与吴玠吴磷一起抗金的名将，官至泾原经略安抚使，拜为太尉，今其墓已无踪迹。建议成县与徽县联合以两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联合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构建 “陇蜀之城 ”吴家将历史文化大景区。
  第四，徽县吴山吴玠陵园应重点保护，扩大陵园规模，每年按古礼制举行祭祀活动，进一步扩大吴家将在城市内涵建设中的影响力。尤其金徽酒业更进一步挖掘吴家将与徽县酒文化，让金徽酒历史文化内涵更加深厚。《宋史·吴玠传》：“金人用火攻楼，以酒缶扑灭之。”《宋会要辑稿·食货》中记载，吴磷在任利州西路安抚使、判兴州时，曾上奏朝廷说；“欲乞将兴州长举县鱼关酒场依旧令本司抱认。每月除课利合纳净利钱，将余剩息钱补都统司管辖将兵支用。”吴挺时期，这些酒务的经营方式、以及收入的使用大致与吴磷时期相同。仙人关、吴王城、杀金坪、青野原等地均应有标识，甚至在仙人关恢复吴玠祠与庙，摹刻《宋忠烈吴公祠记》《吴武安公玠神道碑》，提升嘉陵江大景区（三滩景区）人文资源的影响力。依据张伯魁《五贤祠记》恢复徽县忠烈祠或五贤祠，保护栗亭曹友闻家族墓和杨政母亲墓等历史文化遗迹。
  第五，吴家将因其功绩卓著，留下大量碑铭记其事迹，但学术界对这些碑铭研究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目前仅有樊军先生著作《吴挺碑校注》，蒲向明教授《论南宋对陇蜀的文武经略及预想实现 ——以〈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吴挺碑〉）铭文为中心》，蒲向明、张旭辉《论吴挺复起经营陇蜀与南宋保蜀战略的政争 ——以〈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吴挺碑〉）文献为中心》等文章。《吴武安公玠神道碑》《吴武安公功绩记》《吴武顺公磷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分别保存于《四库全书》之《三朝北盟汇编》《名臣碑传琬琰集》等文献中，而研究相对滞后，应以此申报社科项目多出研究成果，开展专题学术研讨会，扩大学术影响力。将吴家将等人抗金事迹编成中小学地方文化特色读本，弘扬吴家将等的爱国主义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第六，吴家将作为甘肃省重要的文化资源，省内陇南与平凉、天水等地应加强合作，成立吴家将文化研究会，挖掘吴家将历史文化遗产。庄浪吴氏学会于2016年1月26日成立，旨在继续深入研究吴家军历史文化，弘扬吴氏家族爱国敬业情怀和报国创业精神，于2015年出版了吴家军研究丛书《吴家军甲午八百年祭》《吴家军研究文集》，庄浪吴家军研究走在了前列，成果丰硕。省外要与陕西汉中（兴元府）、略阳（兴州）、安康（金州），四川广元（利州）等吴家将驻节之地开展吴家将研究交流，积极与常州、苏州、杭州等地吴玠、吴磷、吴挺后人联络，结合吴氏家谱、族谱，开展学术研究，开展祭祖、拜祖活动，招商引资，繁荣地方文化。河北大学出版了杨倩描著的《宋史研究丛书》之《吴家将 ——吴玠吴磷吴挺吴曦合传》，宝鸡存有《水洛吴氏分籍虢县陈南族谱》，常州遥观宣庄村有吴玠墓、吴玠祠，苏州吴中区横泾镇有吴磷庙以及横泾烧酒，“横泾烧酒”的横泾与烧酒和陇右地名泾原以及成县“横川烧酒”名称关连，此地名以及烧酒工艺极有可能是吴玠吴磷后人带到江南的。吴姓作为中国第九大姓，人才辈出，其中不乏吴家将之后，而吴玠吴磷吴挺之后多在江南，联络祭祖，增进友谊，扩大影响，无疑有助于 “陇蜀之城 ”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陇上名将吴玠吴磷吴挺在陇南多地曾开展抗金战斗八十余年，留下了众多城堡、营垒、墓葬、战场、碑铭等遗迹，其功绩名垂青史，可歌可泣，是中华传统历史文化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是“陇蜀之城”文化旅游产品的灵魂，有了他们的精忠报国的精神品质，“陇蜀之城”优美的自然生态旅游会更有人文价值，更有教育与警示意义。目前“陇蜀之城”的旅游项目重视自然景观的建设，轻视人文资源的开发利用，吴家将历史文化遗产处于残破与荒芜状态之中，如何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这些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是陇南各级政府的使命与责任，也是提升陇南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是新时代加强文化建设，提升文化自信，发展人文旅游的必然之路。
  （作者系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安丙祠庙研究
  石志刚
  引言
  开禧三年（1207），利州西路随军转运使安丙与兴州合江瞻仓官杨巨源、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等人诛杀了伪蜀王吴曦，顺利平定了 “武兴之变 ”，确保了川蜀安全，挽救了南宋的半壁江山，不仅受到了朝廷的褒奖，也得到了士民的爱戴。嘉定二年（1209），河池（今甘肃徽县）百姓为表达对安公上保社稷、下佑士民的感激之情，特在仙人关为安丙建造了生祠，并请白知微撰写碑文立碑纪事，此即《宋安公大资宣相生祠碑》。其后不久，安丙生祠即毁于战乱。嘉定十四年（1221），该生祠得以重建，当地士民立碑，并由沔州官员作《仙人关重建宣相安公生祠记》纪事。
  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安丙生祠获“英惠庙”赐额，朝廷为此发《沔州英惠庙加封制》文和《安忠定公敕庙额》敕牒文书。安丙生祠和相关的碑石、文书，是研究安丙和“武兴之变 ”后社会状况的重要基础史料，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较大的意义。
  一、仙人关安丙生祠的史料记载
  安丙一生的重大功绩，在于平定吴曦“武兴之变”、镇压四川“红巾军”内乱，及联合西夏发动“秦巩之役”。他是南宋中后期的股肱之臣和风云人物，在危机的时刻，挽救了南宋朝廷的命运，不仅受到朝廷的嘉奖，也得到了士民的爱戴，一时间，川蜀大地到处为其建祠立庙，焚香祭拜，以至于安公 “生祠遍蜀中 ”①。
  兴州（今陕西略阳）是安丙建功立业、肇兴发迹的地方，也是他后半生工作战斗时间最长的地方，其生祠位于兴州长举县（今略阳白水江镇长峰村）境内的仙人关下。仙人关地处故道要冲，是南宋西线抗金三关（武休关、仙人关、七防关）中最重要的关隘，吴氏兄弟据此抵御金军数十年。嘉靖《略阳县志》载：“仙人废关，（略阳县）西一百四十里。吴玠把守于此，关碑俱存。”②清乾隆《徽县志》载：“仙人关，在（徽）县东南六十里，与汉中府略阳县接界。”③仙人关绝壁下嘉陵江二级台地上，原有一座戍城，是南宋仙人关守军的后勤保障基地和指挥中心，是抗金名将吴玠（追封涪王）、吴磷（追封信王）兄弟驻兵之所，后世称其为“吴公保蜀城”或“吴王城”。这里“群山罗拱，众水环绕，草木森郁，烂若锦绮，真古神仙迹也 ”！而其附近的鱼关（今甘肃徽县虞关镇）也是安丙任陕西、河东招抚司随军转运使的驻节之地。于是，当地士民“遂卜地于仙人关，乃公随军转运驻节之处”“为祠三楹”。①吴王城中的安丙生祠，由于是民间修建，因此在正史中没有直接记载，散，见于地方史志中。嘉靖《徽郡志》载：“宋忠烈吴公祠、宋宣抚安公祠，俱在仙人关，有碑文。”②康熙《徽州志》载：“仙人关有《宋忠烈吴公祠记》，宋学士胡世将作；《宋安公大资宣相生祠碑》，宋白知微作..以上碑碣残断，难以模写。 ”③嘉庆《徽县志》载：“安公祠，仙人关下里许，宋开禧中为安丙建，久圮，有断碑尚存。 ”④
  关于该“断碑”的情况，《陇右金石录》引用《徽县志》的记载云：“《宋安公祠堂记》在吴王城，距仙人关里许。碑高六尺，宽三尺五寸。宋白知微撰，碑尚在而字多残损。”⑤查阅目前所见五个版本的《徽县志》，均未发现这段记载，这是否意味着《徽县志》还有其他未知的版本刊行？
  二、仙人关安丙生祠碑的名称和碑文内容
  关于该碑石的名称，嘉靖《徽郡志》卷之八“艺文志”⑥和清康熙《徽州志·第三十五章·文章类》收录或记载该碑文的名称为《宋安公大资宣相生祠碑》；嘉庆《徽县志 ·第八章第三节·艺文志 —碑记》收录名称为《安丙生祠记》⑦；《陇右金石录·卷四·宋下四四》收录名称为《安公祠堂记》。
  由于南宋碑石大都为圆首，其碑名都以篆书刻写于碑额上，考虑到书写工整问题，一般字数都为偶数，同时参考南宋同期的碑额格式，笔者认为，该碑石名称取《宋安公大资宣相生祠碑》为宜。另外，嘉靖《徽郡志》是目前收录该文最早的史料，其录文中除了人为添加了几个“于”和“之”字、将“敌”全部改为了“虏”以外，错讹最少，最接近原意。笔者有理由相信，该录文当是修志者现场抄写或根据碑石拓片抄写而成的，因此，其所载碑名无疑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由于安丙生祠碑对于研究安丙生平的特殊意义，笔者依据嘉靖《徽郡志》、嘉庆《徽县志》和《陇右金石录》中所收录的碑文，经过仔细比校、断句，形成了《宋安公大资宣相生祠碑》的完整碑文。校对后的碑文凡508字，其中正文498字，碑额10字。该碑文详细记载了安丙平定吴曦“武兴之变”的经过，以及河池百姓为安丙建立生祠的史实。（关于该碑石的详细情况和碑文校考，参见笔者另文《“宋安公大资宣相生祠碑 ”研究》）
  三、仙人关安丙生祠建造时间推测
  河池百姓在仙人关为安丙所建的生祠，是目前所知安丙生祠中最早的。据《续编两朝纲目备要》记载，嘉定元年（1208）秋天，沔州（按：吴曦 “武兴之变 ”被平定后，诏改兴州为沔州，治所在今陕西略阳县）背嵬军准备发动兵变，计划于“九月二十八日安资政生祠落成之日举事，已结连剑、利诸军矣”，事发前一日，安丙得到消息，“捕为首者八人，诛之”，这次军队哗变被平定。①由此可知，安丙生祠原计划于嘉定元年（1208）九月二十八日落成，但由于沔州背嵬军在此时借机哗变，因此，其落成时间可能被推迟。从《宋安公大资宣相生祠碑》落款时间“嘉定二年三月清明日”和碑文中 “工既落成，父老、童稚争奉香火拜瞻威仪 ”句看，最终建成时间是嘉定二年（1209）的 “三月清明日 ”。
  碑石中记载安丙的官职“大资宣相”，即碑文所载的“资政殿学士、大中大夫、四川宣抚使”。据《宋史》记载：“（开禧三年三月）庚子，诏以杨辅为四川宣抚使，安丙为端明殿学士、四川宣抚副使。”②“（嘉定十二年）夏四月庚午，安丙为四川宣抚使。”③由此可见，在白知微撰写本碑文的 “嘉定二年 ”，安丙为 “四川宣抚副使 ”，而非 “四川宣抚使 ”，此处可能为笔误或传抄错误造成的。
  另外，据王旭《安丙玉盆题名》记载：“皛然安丙子文抱孙明孙与李侯贵同来。嘉定己巳闰[寎]月清明日。”④陆增祥《安丙石门题刻》亦载：“嘉定闰[寎]月既望，太守安丙同李侯贵来，孙明孙、庆侯之二子侍。”⑤这两段史料说明，嘉定二年（1209）三月清明日，时任沔州知州（即碑文中的“太守”）的安丙，带着孙子、李贵和李贵的儿子一行五人到褒城县（治所在今汉中市汉台区褒河镇）石门游玩并题刻纪游。因此，在同一日仙人关安丙生祠举行落成仪式时，安丙本人并未在现场。
  考虑到开禧三年“武兴之变”刚被平定，外有金军虎视眈眈、内有李大用兵变⑥和吴曦余党作乱，因此，安丙生祠当是嘉定元年（1208）初，兴州局势基本稳定后才开始修建的，至嘉定二年（1209）三月完工。
  四、《宋安公大资宣相生祠碑》作者问题
  《徽州志》和《陇右金石录》都记载《宋安公大资宣相生祠碑》撰文者是白知微，由于所收录的碑文有时间款而无人名款，因此关于白知微的身份就成了一个谜。后世研究之人或以为是凤州河池县知县，或以为是略阳（按：南宋开禧及嘉定年间尚无“略阳”建置）知县。但历代《略阳县志》《徽县志》或《凤州志》均无该知县的任何记载。
  在四川通江县，也有一座安公祠。其最早见载于《大明一统志》卷六十八：“安公祠，在通江县治西。公，宋安丙也，宣抚四川，破吴曦，嘉定间白知微为立祠。”⑦其后的道光《通江县志》卷二、《玄览堂丛书续集》第六十二册等史料中都有相关记载，内容大同小异。而在《通江县志》卷九和《全宋文》第323册卷七四二一中，还收录有何炎寅所撰《安公祠记》全文。尽管该文末没有时间款，但从何炎寅文中“戊辰之冬，普慈白知微承领邑事，薄书期会，不劳而办，讼狱剖析，尤尽其功”句可见，白知微于嘉定元年（戊辰，1208）冬季时任通江县知县，并主导在通江县南璧山上建立了安公生祠，具体负责工程建设的是 “进勇副尉陈某 ”。 ⑧
   值得注意的是，通江县《安公祠记》和兴州仙人关下的《宋安公大资宣相生祠碑》两文，文章结构、叙事方式完全相同，内容竟然有大部分雷同！前者载为白知微撰，后者载为县令白知微倡修，何炎寅撰文。这两文之间是否有剽袭关系呢？
  据《通江县志》记载，何炎寅为通江县人，南宋嘉定七年（1214）甲戌科进士，有《何炎寅集》传世。何炎寅曾在壁山文昌殿读书，并有诗刻。①在嘉定元年（1208）修建安公祠时，他尚是举人，以其身份和能力，受知县白知微之邀作《安公祠记》文，合乎情理。那么，沔州仙人关下白知微所撰、内容与何炎寅文相似的《安公祠堂记》文，难道是抄袭何炎寅的文章？
  在《全宋文》第302册卷六九一二中，收录有白知微《安公祠堂记》全文，在作者简介中有：“白知微，嘉定间凤州河池县（今甘肃徽县）人。 ”尽管不知道其所依何据，但如果此信息正确的话，那么，上述所有问题就能解释通了：白知微，南宋凤州河池县（今甘肃徽县）人，嘉定元年（1208）冬季，任利州路巴州保宁县知县。当年末，在通江县璧山倡建安公生祠，并请当地举人何炎寅撰写《安公祠记》并立碑纪事。开禧三年（1207）末，河池士民在仙人关下为安丙修建生祠，原计划于次年九月二十八日落成，但由于沔州背嵬军在此时借机哗变，因此，其竣工时间推迟至嘉定二年（1209）三月清明日。落成之时，当地士民请本邑名宦 ——时任通江县知县的白知微撰文立碑纪事。白知微于是就在何炎寅《安公祠堂记》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宋安公大资宣相生祠碑》文。由于代远年湮，碑石落款处漫漶，后世之人遂以为是白知微所撰。
  五、嘉定十四年《仙人关重建宣相安公生祠记》碑
  从明清徽县地方史志记载可知，位于仙人关的安丙生祠已“久圮”无存，“断碑尚存”且“字多残损”“难以模写”。笔者多次现场调查得知，安丙生祠碑在新中国成立前尚在，，20世纪50年代，，新建的宝成铁路从仙人关下的吴王城穿过。当年修筑铁路时，遗留在吴王城和其附近长举县城（今白水江镇长峰村）的很多石碑，都作为路基被毁坏了，安丙生祠碑很可能就是这一时期毁损遗失的。这一结论和陈显远、曹鹏雁等学者现场调查结果基本一致。
  1990年秋，嘉陵江涨水，洪水退后，略阳白水江镇居民强某在河道中发现一通石碑，遂与徽县穆家坪村村民穆某一起，带领当地百姓，以12元的价格将石碑拉上岸，并立于吴王城边的平地上，此即《仙人关重建宣相安公生祠记》碑。随后汉中文史研究员陈显远于1991年②、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蔡东洲于 1998年③，徽县学者曹鹏雁于 2012年④，分别对该碑进行了研究或现场考察，并撰写了相关的论文。
  综合三位学者现场调查结果可知，该碑为圆首，碑额篆书书写“仙人关重建宣相安公生祠记”十二个大字，字径20厘米；残碑高约150厘米，宽约119厘米，厚23厘米，石碑下半段埋于土内。石碑主体部分文字已漫漶不清，难以成诵，唯碑尾“嘉定十四年癸丑初吉”九字尚显。很显然，从碑石尺寸、碑额文字、落款时间来看，该碑不是徽县历代县志中所记载的 安公生祠碑。这也就是说，《仙人关重建宣相安公生祠记》碑在历代史料中都从未提及过。
  现场调查推测，该石碑原立于吴王城东北侧靠近嘉陵江边的城基附近，早年滑落（或被人为推下）江滩，逐渐被石渣和淤泥掩埋，加之江边地势较高，灌木丛生，因此，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知，直至1990年的这场大水，才使之重见天日。由该石碑跌落的位置，大致可推测到安丙生祠的位置，在吴王城东北方向仙关沟附近，靠近江边的平地上。
  2013年，该石碑被收存略阳县江神庙博物馆碑廊。笔者现场实测：其高158厘米，宽119厘米，厚24厘米。石碑下部缺失，自右上角至左中部有一道明显断痕；圆首，略有残损，额高 54厘米。碑额正中一矩形方框，高44.5厘米，宽49.5厘米，方框内竖排 “仙人关重建宣相安公生祠记 ”十二个篆书大字，字径 8—12厘米；碑文楷体书写，共29行，满行24字，共约600余字，字径3厘米左右，文字大都漫漶不清，中下部有346字尚可辨识。
  然而笔者仔细研究该碑石和拓片发现，陈显远等三位学者所说的碑额文字字径 20厘米，与实际相差较大，而碑尾落款 “嘉定十四年癸丑初吉 ”九字，则更是存在疑问。嘉定十四年并无 “癸丑 ”月，仔细查看原碑， “癸丑 ”两字当为 “八月 ”之误。
  由此碑碑额的“重建”两字可知，建成于嘉定二年（1209）三月清明日的安丙生祠曾遭到破坏，在嘉定十四年（1221），安丙再任四川宣抚使，联合西夏发动“秦巩之役”时，其生祠在原址被重建，并由沔州官员和其门生重立《仙人关重建宣相安公生祠记》碑纪事。在该碑重刻三个月，即十一月十九日安丙去世于沔州寓所。（关于该碑的详细考证，参考笔者另文《 “仙人关重建宣相安公生祠记 ”碑考》）
  六、安丙生祠和英惠庙
  嘉定十四年（1221）十一月十九日安丙去世，享年七十四岁。死讯传到朝廷，宁宗辍朝两日，追赠安丙为少师，后又追封鲁国公，并“赐沔州祠额为英惠庙”①。
  关于朝廷赐赠庙额的事由，在蔡幼学《育德堂奏议》中，收录有一篇《沔州信惠庙加封制》文（按：《宋史》所载安丙沔州祠额为“英惠庙 ”，而该书所载为“信惠庙”，疑误），其载：“具某神庙食于沔，惠及其民，锡以王封，阅岁滋久。日者逆曦之变，西土绎骚，惟我忠臣，激昂将士，唱明大义，以行天诛，亦惟尔神去逆与顺，阴相默佑，至底于有成，爰锡命书，载行嘉号，惟神益显威德，以绥四方，则朕之报神岂有已哉？ ”②
  从文中看，赐庙额的目的是彰显安丙平息“武兴之变”的功绩、感谢神灵“阴相默佑”的“威德”。而赐庙额的时间，在敕文中并未交代。
  由于该敕文对安丙家族有着特殊的意义，因此其后人将其刻于碑石传世。在《广安州新志》中，收录有《安忠定公敕庙额碑》文，记载刻碑缘由，并明确指出 “英惠庙 ”赐额时间为 “绍定四年九月 ”③。
  从上述史料中“赐沔州祠额为英惠庙”“某神庙食于沔”的表述来看，在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赐“英惠庙”庙额的时候，安丙的祠庙已经存在，此极有可能就是嘉定十四年（1221）在仙人关重修的安丙生祠。
  绍定四年，对于南宋政权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蒙古军以“假道灭金”为由，派使者速不罕至沔州青野原，南宋守将沔州统制张宣让部将冯择伪降，诱杀速不罕。八月，蒙古托雷以此为借口， “分骑兵三万入大散关，攻破凤州，径趋华阳，屠洋州，攻武休，开生山，截焦崖，出武休东南，遂围兴元 ”①。
  在这一危机的时刻，朝廷为安丙生祠赐额，其目在于“激昂将士”，鼓励驻扎仙人关的将士奋力杀敌，保卫蜀口，同时，也寄希望于神灵“阴相默佑”。更为重要的是提醒前方将士，防止吴曦“武兴之变”重演。只可惜，此时的南宋朝廷气数已尽，日薄西山，就是神灵也无能为力了。随着沔州知州杨起、通判王友仲战死，沔州陷落，蜀门洞开，蒙古军迅速攻入川蜀腹地，南宋的半壁江山岌岌可危矣。
  七、对“安丙生祠侵占吴玠忠烈祠”的质疑
  据明庭杰《功绩记》记载，绍兴九年（1139）六月二十一日，吴玠因病去世于兴州仙人关寓所。绍兴十年（1140）春正月十八日（甲午），高宗皇帝下诏，吴玠谥武安，诏作庙于仙人关，赐庙额为 “忠烈 ”②。
  次年冬季，吴玠忠烈庙建成，时任四川宣抚使、宝文阁学士胡世将作《忠烈吴公祠记》，立碑纪事，其载：“至于德及生灵，而民心所爱慕者，必生立其祠，盖祠所以寓其私耳！公之生祠，民建于此，是以武威之祠奂也。”“河池于敌接壤，德公尤甚，乃建立生祠，以见其诚。”“于是建祠三楹，请诸权宣抚使、宝文阁学士胡世将以记。”③从这些描述判断，朝廷为吴玠所作之庙，其前身就是河池百姓为忠烈吴公所建的生祠。
  安丙的生祠和吴玠的生祠一样，都位于仙人关下的吴王城。而且都是在原有生祠的基础上，由朝廷分别赐额为“忠烈庙”和“英惠庙”。至明清时期，这些祠庙都已损毁无存，仅有残碑尚存。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吴玠的祠庙被安丙捣毁，或者被改为了安丙生祠，如略阳王自立老师在《略阳江神庙考》一文中云：“（安丙）纵容捣毁了吴磷墓、吴王的忠烈祠。”④在《兴州江神庙考》中亦言：“绍兴十年正月高宗诏作于仙人关的吴王忠烈庙，在吴王死后68年，即被安丙占据，以安公生祠代替。 ”⑤
  “安丙生祠侵占吴玠生祠”或“安丙捣毁吴玠祠庙”这个观点目前在百度搜索中有数百条之多，几乎在介绍吴玠、吴磷祠庙和碑墓的文章中都被引用，似乎已成定论。
  然而笔者认为，安丙虽然在平定吴曦“武兴之变”中居功甚伟，但他诛杀功臣杨巨源、李好义的行为却为人所诟病，而且在历史上的确存在侵入祠庙、鸠占鹊巢的现象，如顾炎武曾云：“今代无官不建生祠，然有去任未几，而毁其像，易其主者。”⑥但如果据此就说安丙侵占了吴玠祠庙，不仅与史实不合，与当时的形势不符，笔者以为纯属后世之人枉自猜测，主观臆断，而为安丙强加的罪状，实不足信。关于对此的论证，限于篇幅，此处从略，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笔者另文《对安丙 “侵占吴玠生祠，捣毁吴磷墓 ”的质疑》。
  （作者系西安航空四站职工）
   吴玠年谱资料
  罗卫东
  吴玠（ 1093—1139），南宋抗金名将。字晋卿，宋时德顺军陇干（今静宁县）人，吴玠因战功赫赫，曾被封为保平军、静难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四川宣抚使，以及少傅、少保等勋爵，死后谥为武安，追封为涪王。
  北宋哲宗赵煦元祐八年（西夏天祐民安四年，1093）
  七月十八日，吴玠生于北宋德顺军①之陇干县②（今甘肃静宁县），字晋卿。父吴扆，驻德顺军水洛城（第八将）下级军士。
  九月，临朝称制十余年的宋英宗皇后高太后病逝，十八岁的赵煦亲政，是为宋哲宗。宋哲宗起用变法派人士，全面恢复变法新政，严酷打击苏东坡等元祐党人，前后历时六年有余。
  徽宗赵佶崇宁元年（1102）
  元符三年（1100）正月，年仅二十五岁的宋哲宗病死，向太后（神宗皇后）以自己无子，立赵佶为帝，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宋徽宗即位之后启用新法，在位初期颇有明君之气，后政治情形一落千丈。金军兵临城下，宋徽宗匆匆禅让给太子赵桓，在位二十五年，国亡被俘受折磨而死，
  吴玠之弟吴磷生于德顺军之陇干县。
  是年，吴玠十岁。
  徽宗崇宁二年（ 1103）至大观四年（ 1110）
  吴玠父亲吴扆曾为宋德顺军驻防水洛城（今庄浪县县城）军校，逝世后葬水洛城，吴玠、吴磷兄弟遂随母举家迁居水洛城。吴玠聪慧好学，一边读书，一边习武，尤精骑术和箭法，闻名乡里。“公少沉毅，有志节，善骑射知兵，读书能通大义，未冠以良家子隶泾原军。”（王纶《吴玠墓铭》，载《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五）
  约在宋大观四年（1110）吴玠十八岁时便从军御边， “未冠①，以良家子隶泾原军”。泾原军，方镇名，治所在今甘肃省平凉市。以宋代 “良家子”的身份从军属于“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之例，有别于来自流民或以罪配隶的士兵，其地位当是士兵来源中最高。泾原军先后共置有十三将，吴玠为德顺军人之子，可能隶属于泾原军中第七将（德顺军）或第八将（水洛城）。
  期间，吴玠十一至十八岁。
  政和元年（ 1110）至政和六年（ 1116）
  宋政和四年（西夏雍宁元年，1114年），西夏纳叛将李讹移，合军围宋定远城（今甘肃愉中县西北）。宋廷命童贯为陕西、河东、河西经略使，发兵反击。
  政和五年（1115）春，童贯谋取清水河（在今宁夏境内）北界与卓罗城（今甘肃永登县南），遣熙河路经略使刘法领步骑十五万出湟州，秦凤路经略使刘仲武领五万兵出会州，自率中军于兰州策应。刘仲武至清河界，筑城留兵屯守。刘法于古骨龙（今青海乐都县北）击败西夏军。九月，刘仲武、王厚会合鄜延、泾原、环庆、秦凤诸路军攻臧底河城（今陕西志丹县北），结果丧师万余，大败而还。西夏军乘胜反击，大掠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
  政和六年（1116）七月，知渭州种师道引军十万克西夏仁多泉城和臧底河城，唃厮罗旧辖地悉入于宋。十一月，西夏以万骑攻陷泾原靖夏城（今甘肃平凉市境）。
  吴玠随所在泾原军参加了与西夏的多次战斗。
  期间，吴玠十九至二十五岁。
  宣和元年（西夏元德元年， 1119）
  春，童贯令刘法深入攻西夏，夺取朔方（今宁夏灵武县西南）。宋军始出统安城（今陕西横山县西），即遭夏崇宗弟察哥军的夹击，刘法败死，丧师十万（《宋史》卷四八六《西夏传》）。
  四月，童贯以鄜延、环庆兵大破西夏兵，平其三城，尽取横山地区。西夏失去屏障，夏崇宗被迫表示臣服，宋诏令罢兵。宋夏之战互有胜负。
  因吴玠在与西夏的战斗，多次立功，补进义副尉，权队将，在军中初露锋芒。
  是年，吴玠二十七岁。
  吴磷时年十八岁，参加泾原军， “战西边 ”（《吴武顺王磷安为保蜀定功同德之碑》）。
  宣和二年（ 1120）
  宣和初年，北宋频繁干旱、洪涝和霜冻，导致粮食急剧减少，民不聊生。宋徽宗用人不淑造成朝廷乌烟瘴气，大量贪官肆无忌惮地压榨百姓，导致全国各地起义此起彼伏。
  十月，江南人民不堪花石纲之扰，在浙江发生了方腊起义，其规模之大，迫使宋朝廷不得不调动最具战斗力的陕西六路汉蕃兵前去镇压。《宋会要》兵一〇之一六载：方腊起义，宋朝廷“诏童贯为江淮荆浙等路宣抚使，谭缜制置使，王禀为统制，将兵讨之。 ..仍差陕西出戍人。于是陕西六路汉蕃精兵同时南下，辛与宗、杨惟忠统熙河兵，刘镇统泾原兵，杨可世、赵明统环庆兵，黄迪统鄜延兵，马公直统秦凤兵，翼景统河东兵，刘延庆都统制 诸路兵马”。于是，吴玠又随所在泾原军参加了镇压方腊的军事行动，“从讨方腊，破之”。破其众，擒酋长一人。其后又“击河北盗”（《宋史·吴玠传》），因数次征讨战功而升忠训郎，权泾原军第十一正将。（又作第十将，见胡世将《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及击破河北群盗，累功转忠训郎，权泾原第十将。 ”）
  此时，金军已发动对北宋王朝的战争，它以“许割天德、云内、金肃、河清四军及武州等入馆之地”为诱饵，约西夏攻麟州，以牵河东之势。随后，吴玠、吴磷又回到陕西与西夏对垒的边防前线。
  是年，吴玠二十八岁。
  靖康元年（ 1126）
  金朝在灭辽朝后，即有意南下灭宋朝。一月，在金兵逼进汴京的情势下，宋徽宗赵佶禅位于太子桓，自为太上皇帝。在宋将李纲死守开封的情况下，双方宣布议和。二月，金太宗再以宋廷毁约为由，再派完颜宗望、完颜宗翰兵分二路攻宋。闰十一月，金两路军会师攻克汴京，于隔年俘虏宋徽宗、宋钦宗等宋朝皇室北归，史称靖康之祸，北宋灭亡。宋康王赵构因机运逃过一劫，并于宋朝南京归德府称帝重建宋朝，是为宋高宗，史称南宋。靖康二年五月初一，金兵俘徽、钦二宗北去后，赵构在应天府即位，改元建炎。建炎三年二月，金兵奔袭扬州，高宗从应天府逃到扬州。绍兴二年，高宗迁都杭州。
  三月，西夏人“遂由金肃、河清渡河取天德、云内、武州、河东八馆之地”（《宋史》卷四八六《西夏传》）。北宋王朝两面受敌。吴氏兄弟在陕西参加了与西夏军的战斗（《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六《吴武安功绩记》：“夏人攻怀德军，以百馀骑突击追北，斩首百四十有六，转秉义郎，擢本路第十二副将”），怀德军在今宁夏固原县北，吴玠因功升秉义郎，擢本路第十二副将。（一说为第二副将，见胡世将《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夏人攻怀德军，公以百余骑突击追北，斩首级百四十有六，转秉义郎，擢本路第二副将，自是威名益震。”）
  吴磷亦“力战破夏人，补官 ”（《吴武顺王磷安为保蜀定功同德之碑》）。
  是年，吴玠三十五岁。
  建炎二年（ 1128）
  春，金兵进犯陕西，渡河出大庆关，略秦雍，所过城邑辄下。三月，还自巩州（治今甘肃陇西县，后升为巩昌府）至凤翔，陇右都护张严邀战失利，敌势愈张，谋趋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北）。陕西制置使曲端拒守麻务镇，命吴玠为前锋。
  四月，吴玠受曲端之命，率军迎击，进据青溪岭（今泾川县西南），一鼓击退金兵。是年，吴玠三十六岁。
  建炎三年（ 1129）
  四月，吴玠因击败进犯清溪岭的金军之功，转武义郎，升任权泾原路兵马都监，兼知怀德军。（胡世将《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转武义郎，权泾原路兵马都监，兼知怀德军。”）
  是年十一月，张浚到达秦州。初，张浚“谓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高宗任命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领导川陕地区抗金斗争。川陕成为抗金主战场，《宋史·汪若海传》载：“朝廷以张浚宣抚川、陕，议未决。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 ’”
  冬月，盗贼史斌（一作史羡慕），进犯兴、凤州，没有攻克，又率部攻取长安，谋为不轨，曲端命令吴玠攻打史斌，收复华州（今陕西省华县），以功升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又攻史斌于长安鸣犊镇（今西安市东南），斩杀史斌，转右武大夫。 ①
  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督巡川陕，参议军事刘子羽称赞吴玠兄弟才能勇气，张浚召吴玠交谈，大喜，当即升吴玠为泾原路统制，吴磷掌管帐前亲兵。
  是年，吴玠三十七岁。
  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
  是年初，张浚准备富平会战，升吴玠任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吴玠建议避敌锐气，分兵固守，互相声援，待机出击，张浚不听。尚在迟缓之时，金军西路主帅完颜娄室和撒离喝率部长驱入关，侵占长安后，派副帅完颜撒离喝率军向西北进犯麻亭镇（今陕西彬县南）。
  金人娄室以众数万出麻亭，吴玠与张中孚、李彦琪等奉都统制曲端之命抗击于彭店原，曲端则拥大军屯驻于后方的宜禄（今陕西长武县）。
  吴玠等与金军恶战，初战告捷，在金军再次攻击下，吴玠所部前军稍有退却，曲端不但不进兵支援，反而退往泾州，吴玠战败。金军乘胜进占邠州（今陕西彬县），烧杀后退走。曲端以吴玠违背节制为由，降吴玠为武显大夫，罢其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职务，论者不平。未几复故官职。
  八月，吴玠收复长安，转任秦凤路副总管兼知凤翔府、权永兴军路经略安抚司公事。当时正是战乱之后，吴玠慰问前来归附的兵士和安抚聚集的民众，民众依赖他得到安宁。吴玠又转任右武大夫、忠州防御使。（胡世将《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四年春..进复长安，转右武大夫、忠州防御使。 ”）
  九月，金兵大举进攻南宋，江淮形势异常紧张，张浚为牵制金军，以减轻东南的压力，遂集合刘锡、孙渥、刘锜、赵哲、吴玠五路大军于陕西富平（今陕西富平县华朱乡旧县村），欲与入陕金军决战。金兵骤至，囊土逾淖以搏宋营。吴玠、刘锜身先士卒，奋勇驰杀，金军后退。但由于环庆经略使赵哲临阵溃逃，金军左右夹攻吴玠、刘锜，宋军遂败，秦、凤之地全被金兵占领，巴蜀地区极为震恐。史称 “富平惨败 ”。
  富平之战，陕西宋军失利，张浚退驻兴州（今陕西略阳县），刘子羽驻守秦州（今天水市），吴师古守熙河（今甘肃临洮县），孙渥、贾世方据守阶、成、凤州，吴玠退保大散关东和尚原（在今宝鸡市西南），积粟列栅，修缮兵器，训练士卒，死守入蜀通道。
  吴玠率领散兵数千人驻扎在和尚原上，同朝廷的联系断绝，士兵没有固守的斗志。召 集众将歃血盟誓，用忠义之理勉励众将。张浚记录吴玠的功绩，拜为明州观察使。 ①
  是年，吴玠三十八岁。
  绍兴元年（1131）
  三月，金将没立率锐兵南下，期必取而后进，吴玠击败之，拜忠州防御使，兼帅泾原军。（胡世将《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春三月，敌酋没立果率锐兵犯我，期必取而后进，公击败之，拜忠州防御使、兼帅泾原。 ”）
  五月，金军兵分两路攻蜀，东路没立从凤翔南下，西路乌鲁折合自阶州、成州东出大散关，约期合攻和尚原。西路金军先期进至和尚原北山，列阵求战，吴玠命令众将坚守阵地，以逸待劳，轮番作战，山谷道路狭窄石块众多，马匹不能行走，金兵舍弃战马在地上交战，连战三天，金军战败，退往西南的黄牛堡，又遇大风雨雹，被迫退走。这时，东路金军方至，进攻箭筈关（今陕西千阳县南），吴玠又派兵反击，击败东路金军，两路金军没能会合。吴玠因母亲去世辞职服丧，丧期满后重任原职。
  六月，张浚承制以吴玠为陕西诸都统制。时关陇六路尽陷，止余阶、成、岷、凤、洮五郡、凤翔之和尚原、陇州之方山原。
  十月，金军主帅宗弼（即兀术）亲率金兵十余万，造浮梁，跨渭水，自宝鸡连营三十里，又叠石为城，夹着涧谷同和尚原宋军对峙。吴玠命诸将选择劲弓强弩，轮番发射，号“驻队矢”，箭下如雨，重创金兵，敌稍却，又以奇兵从侧翼进袭。如是三日。吴玠估计金兵粮尽必退，乃派其弟率弓驽手三千人设伏于神坌峪，不数日，金兵撤退，宗弼所部“抵险不可进，乃退军，伏兵起，且战且走，行三十里，将至平地，宋军阵于山口宗弼大败，将士多战殁”（脱脱《金史》卷七十七列传第十五）。吴玠指挥军队乘夜出击，金兵，全线崩溃，俘其将羊哥孛堇及首领三百余人，甲士八百六十人，尸填坑谷者二十余里，获铠仗数万计。兀术身中两箭，剃掉胡须，换了衣服才逃走，宗弼“自入中原，其败衄未尝如此也 ”。和尚原之战，后被列为南宋 “中兴十三处战功 ”之一。
  吴玠以和尚原之功建节，特授镇西军节度使、兼陕西诸路都统制、武功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二百户。吴玠领兵驻守河池（今徽县），节制兴、文、龙三州。（胡世将《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绍兴元年..冬十月..拜镇西军节度使。二年，兼宣抚陕西处置使司都统制，节制兴、文、龙州。 ”）
  吴磷升为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
  宣抚司将川陕地区的防务纳入了统一部署：关师古驻守西和（甘肃西和县），吴玠驻守河池，王庶驻守兴元，王彦驻守金州（陕西安康市），刘锜驻守巴西（四川绵阳市）。不久王庶调离，改任刘子羽驻守。吴玠派吴磷驻守和尚原，范琮驻守方山原（在今陕西宝鸡西），以防金军从陇关、阴平二道侵入。
  是年，吴玠三十九岁。
  绍兴二年（ 1132）
  金兀术和尚原失败之后，从河东回到燕山疗伤。撒离喝由副都统升任陕西经略使，屯驻于凤翔；将侵占陕西的地盘全部移交伪齐政权管理，以便集中力量专征四川。
  三月至十一月，吴玠指挥陕西宋军向金、齐部队先后组织了四次反攻：关师古收复秦州，叛将郭振被俘，李彦琪倒戈；范琮、雷仲攻取位于秦、渭之间的水洛城（今甘肃庄浪县城）；孙渥收复了洮州；杨政在陇州的鱼龙川口破敌步骑数千，将陇州治所及府库军粮迁至方山原（张嵲《紫微集》卷13）。
  吴玠与刘子羽议和尚原距川蜀地远，终恐粮道不继，难以持久。又于川口仙人关侧近杀金坪选战地，修置山寨以备奔冲。
  九月丙戌，宋高宗遣显谟阁直学士、知兴元府王似为川陕等路宣抚处置副使。
  十二月甲辰，罢张浚川陕宣抚处置使之职，仍知枢密院事。以知夔州卢法原为川陕宣抚处置副使，及王似同治司事。
  是年，吴玠四十岁。
  绍兴三年（ 1133）
  正月，金朝长期窥视四川，因为吴玠驻兵在和尚原，控制了要冲地带，不能得逞，金帅撤离喝用叛将李彦琪驻秦州，睨视仙人关以牵制吴玠，又令游骑兵前出熙河以牵制关师古，自领主力自长安出发，经商州（陕西商县）南下，直趋金州（今陕西安康市）。企图由金州而入兴元（汉中），由兴元而入四川，以夺取蜀地。
  二月，金帅撤离喝声言东去，反自商於出汉阴，连克上津、白河（均在湖北郧西县境），洵阳（今陕西旬阳），直指金州，金州失守，乘胜进逼汉中。宋利州路经略使兼兴元府知府刘子羽急令统制官田晟率兵守卫饶凤关（在今陕西石泉县饶峰镇），并用快信急招吴玠增援。吴玠率部自河池一昼夜驱驰三百里，抢在金军之前赶到饶凤关。到达后，吴玠派人送一筐黄柑和一封密函给撒离喝，称“大军远来，聊奉止渴。今日决战，各忠所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3）。撒离喝大惊失色，以手杖击地说：“尔来何速耶！”双方在饶凤岭展开激战。金军身穿重铠，登山向上仰攻。一人先登，后面两人紧跟；前面的人战死，后面的取代他继续进攻。吴玠军弓弩齐发，并用巨石向下滚压，激战六昼夜，金军尸如山积。“南军数战皆胜，（联军）死者甚众，金兵积尸而焚，将有退意。”（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8《太宗文烈皇帝》）不料，吴玠部下有一位受到处罚的偏将降金，引导金军通过祖溪小路，乘高攻击饶凤关。宋军溃败，吴玠焚毁兴、洋二州储集的军饷之后，连夜退至西县（今陕西勉县西）。金军占领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刘子羽退保三泉县潭毒山，吴玠到三泉县（在今陕西宁强县）同刘子羽会合，约与吴玠共守定军山（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城南），吴玠派部将王俊领5000人助守谭毒山。此后吴玠放弃和尚原，退往河池县仙人关（在今徽县南），在关右筑垒以守，号 “杀金坪 ”。
  三月，撒离喝占领兴州、洋州后，吴玠与刘子羽屡用游骑袭扰金军，金兵饷运不济，怕后路被断，不敢深入，只好决定从褒斜道撤退将所获物资全部弃之于路。吴玠派兵在武休关（位于陕西留坝县南40里，处褒、斜二谷相接处，旁扼褒斜道）伏兵掩击金军后卫部队，金兵堕落深涧而死的数以千计，辎重尽弃。撒离喝出武休关，沿连云道西行至凤州。宋军尾随其后，一路掩击，直追至渭水，“蹂践溺死者不可胜计，水为之咽流”（《杨从仪墓志铭》）。据吴泳《鹤林集》卷15《吴玠守蜀关二事》载：“其后王俊于饶凤下得马革万七千余。且金自用兵以来，无所得而有所亡，未有如此役也！ ”
  金朝开始谋划攻宋时，本以为吴玠在西边，因此从东边发起进攻，没想到吴玠奔驰而至。宋军收复失地，又恢复了战前态势。宋高宗闻讯后特命沈与求拟诏奖谕。
  四月，吴玠因饶凤之战功，进检校少保、充任利州路阶、成、凤州制置使、建安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实封六百户。 ①
  进吴磷为荣州防御使、知秦州、节制阶、文州军马，王彦为保大军承宣使，刘子羽为宝文阁直学士。其余将领均有差赏。
  五月，张浚奉调出蜀，川陕宣抚处置副使王似、卢法原调整川陕将帅的防区：吴玠驻守仙从关，负责秦、凤至洋州一线的防务；王彦驻守金州（治今陕西安康市），负责金、房（今湖北房县）至巴（今四川巴中）、达（今四川达县）州一线的防务；刘锜驻守巴西，负责文、龙（今四川平武东）至威（今四川理县东）、茂（今四川茂汶自治县）一线的防务；关师古驻守阶州，负责洮、岷至阶、成州一线的防务。
  九月七日，陕西诸路都统制兼宣抚处置司都统制吴玠，母刘氏坟寺乞赐名额。诏以报功显亲院为额，仍岁给度牒一道（《宋会要辑稿》第二百册道释一）。
  十一月，金兀术亲率彀英所部五万金兵攻打和尚原。由于防区战线太长，加之粮饷不继，吴玠早有弃守之意，只留吴磷一支部队驻守，兀术大军偷渡渭水，乘虚而入，占据神坌后，派彀英在深林密草的掩护下，绕道占领了和尚原后侧的高地，直逼和尚原。吴磷寡不敌众，便率部撤离，和尚原被金军占领。吴磷撤出和尚原后，驻兵阶州与略阳之间的七防关（今康县云台镇境内），与仙人关成掎角之势。
  是年，在今陕西宁强县大安镇复置大安军。初，北宋至道二年（996）以三泉县置大安军（故治在今陕西宁强县阳平关镇唐渡片擂鼓台）。三年（997）省大安军。并移凤州州治于秋防原（在今两当县杨店乡），以近河池宣抚司府，《宋史》卷四百二列传一百六十一安丙《遗时相书》载：“凤州秋防原尤为险绝，绍兴初，州治于此，宣抚吴玠尝作家计砦，前即马岭堡，正扼凤州之后。凡此数堡既坚，金人决不敢近。 ”②
  是年，吴玠四十一岁。
  绍兴四年（1134）
  二月，金军元帅左都监宗弼（兀术）、撒离喝及伪齐四川招抚使刘夔率金、齐两国步、骑兵十万从宝鸡出发，再次南下，大举进犯仙人关。当时吴玠的弟弟吴磷驻守和尚原，粮饷供给不上，吴玠令其放弃和尚原，调其军队守卫仙人关右面的杀金坪，并在杀金坪修筑了堡垒，以保卫仙人关。又令吴磷防守七防关。金兵沿铁山（又称青泥岭）凿崖开道，顺山岭东下，在仙人关以北高岭上搭建连珠硬寨数十座。吴玠用万余人把守金军必经要道。吴磷率部轻装由七防关昼夜兼程赶来增援，与金兵转战七昼夜，才得以同吴玠会合。战斗开始后，宋将郭振疏于防范，所守野寨很快被攻破，吴玠当场将其斩首。二十七日，金兵进攻仙人关吴玠大营，被吴玠击退。金兵又用云梯等工具攻进堡垒，杨政指挥宋军用撞杆撞碎云梯，并命令士兵以长矛刺杀敌人。金兵又将人马分为两队，兀术领一队在东面攻打，韩常领一队在西面攻打。吴磷率领精锐士兵在金兵两队人马间巧妙周旋，伺机进攻敌人。战了许久，吴磷领兵退入第二道防线坚守。金兵个个身披厚重的铠甲，相互间用铁钩相连，向关上猛冲。吴玠选劲弩，把将士分为数队轮流射箭，矢如雨下，金兵尸体堆积了厚厚一层， 但后面的金兵仍踏着前面的尸体继续向上强攻。第二天，撤离喝攻打仙人关西北面的指挥塔楼，姚仲登上塔楼与金兵激战。形势紧迫，吴玠急令统领田晟率部用长刀大斧左砍右击，并在四周的山点燃火炬，擂击战鼓。第三天，乘金军疲惫，吴玠率军全面出击，其部将王喜、王武率领精锐士兵，分为紫、白二色旗猝然冲入金兵大营。金阵大乱，宋兵奋力追杀，乱箭射中了韩常左眼。金兵撤军溃逃，吴玠早已派统制张彦领兵攻劫横山砦（在今甘肃两当县东南），并令王俊在河池（今甘肃徽县城关）设伏兵截断金兵退路。连战五日，重创金兵，“杀死千户、万户、甲士万余。得榜牌、枪、金鼓、旗帜数千件 ”（《吴武安玠功绩记》）。
  三月初，金兵大败，退兵凤翔，不敢再犯。宋高宗闻之嘉叹，赐以亲札曰：“朕恨阻远，不得拊卿之背也。”这次战役，金军自元帅以下，都携带家眷而来，他们本以为四川可轻易到手，既然没能得逞，于是退据凤翔，授予士兵田地，作为久留的打算，自此不敢对吴玠轻举妄动。仙人关之战被列入“中兴十三处战功 ”之一。吴氏兄弟因屡败金军，声威大震，名扬陇蜀。
  仙人关战前，川陕战场是宋、金战争的主战场，仙人关战金军战略重心由川陕转向江淮。
  三月，川陕战区负责洮、岷至阶、成一线防务的宋军高级指挥官关师古，因军粮、战马等给养得不到宣抚司的解决，被迫率领部下统制官李进、戴越等去大潭县（今甘肃礼县太塘村）向敌军抢粮。一度攻占了掩骨谷镇（今礼县石桥镇石桥村），赶走齐将慕容洧部。随后又沿途攻下杀马谷、进山务、田家村、园子谷。到石要岭突遇金军大股部队，吃了败仗。“师古旋师大潭，内怀惭惧，悉还兵宣司（当时师古部有二万人），只身往降金。侯（吴玠）爱此军忠义，无一入一骑从师古叛者，抚存劳来，捐其家财，厚资给之。两军既合，中外一心，失一匹夫于师古，得万貔貅于行阵。侯由此兵精甚。 ”（《吴武安玠功绩记》）
  是月，张浚以资政殿大学士罢，寻落职奉祠、福州居住。以王似为资政殿学士、川陕宣抚使，卢法原除端明殿学士、川陕宣抚副使。
  岳飞闻知吴玠仙人关大捷消息后，立即上奏朝廷，请求北伐。三月十三日，朝廷向岳飞下达了收复襄阳府（湖北襄樊市）、唐（河南唐河县）、邓（河南邓州市）、随（湖北随县）、郢州（河南正阳县北）和信阳军（河南信阳市）的命令。五月初，岳飞向刘豫伪齐军发起攻势。至七月底，顺利收复了襄阳六郡。
  四月，吴玠以仙人关之功改授定国军节度使、晋升川陕宣抚司（由川陕宣抚处置司改，治阆州）副使。获高宗皇帝御赐战袍、甲衣和两封亲笔御旨，并指定免签署本司公事，专一措置沿边诸处战守。
  是月，吴玠收复秦、凤、陇三州。四月“初六日，吴玠与兀术战于凤州。初七日丙午又战，王师皆胜，收复秦、凤、陇三州”（《三朝北盟会编》卷18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5）。袁关索《林泉埜记》载：“复秦凤陇州，降签军七万。 ”
  七月，朝廷录仙人关有功人员，特授吴玠检校少师、改任奉宁、保静两军节度使，进封安定郡开国侯，加食邑五百户，实封二百户。川陕宣抚司由阆州迁绵州。
  吴磷从防御使升为定国军承宣使、熙河兰廓路经略安抚使、知熙州。杨政授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环庆路经略安抚使。田晟为护国军承宣使。郭浩为彰武军承宣使。姚仲为拱卫大夫、开州团练使。吴胜为右武大夫、閤门宣赞舍人。
  八月，王似罢，任命赵鼎为川陕宣抚处置使，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并如“张浚故事”授予其军政全权。吴玠又“遣统领姚仲攻陇城县，克之 ”（《宋史 ·高宗纪》卷27）。
  十一月，吴玠遣统制杨从仪攻秦、陇之地，以牵制金军，助岳飞攻取襄阳。 “岳飞之取襄阳也，朝廷命宣抚副使吴玠乘机牵制。玠遣（杨）从仪以兵入伪地。遇敌，胜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2）另据《宋会要》兵14之27载：“吴玠言：‘遣吴磷统帅一军前去秦、陇以来，深入伪地，牵制贼势。统领官杨从仪、将官王显十一月七日到伪地腊家城（今甘肃秦安县东南），逢贼三千余众，列阵斗敌，杀败贼兵。 ’”吴玠与西夏国通书交好，得朝廷嘉许。
  是月，刘子羽遭朝臣弹劾，将其划在张浚在川陕的党羽之列，被朝廷贬为单州团练副使，流放白州（今广西博白）。吴玠闻讯后，立即奏辞新命川陕宣抚副使之官为张浚与子羽赎罪。十二月，吴玠再次上奏请辞两镇节度使以赎子羽之罪。高宗览奏后，让“三省勘会子羽与吴玠书，所论边事，迹状可考，乃复原官与宫观。昱日，以玠笃于风义，降诏奖谕。士大夫以此多玠之义而服子羽之知人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3）。
  是年，吴玠四十二岁。
  绍兴五年（ 1135）
  二月九日，金太宗完颜吴乞买病故，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孙子完颜亶继承帝位，是为熙宗。挞懒出任左副元帅，兀术为右副元帅。
  同月，宋端明殿学士、川陕宣抚副使卢法原病故，其所统部队三万人归并吴玠。吴玠部队叠加至八万，成为南宋初统兵最多、战斗力最强的将帅之一。
  同月，吴玠遣吴磷、杨政攻拔秦州。“先是川陕宣抚副使吴玠闻敌犯淮南，遣磷、政乘机牵制。磷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谕伪守胡宣以逆顺。宣不肯降，遂攻之，拔其城，秦民大悦。金右都监萨里干（撒离喝）闻秦被围，集诸道兵来援，政复击败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5，《宋史·高宗纪》卷82）
  闰二月，“时右都监萨里干与伪熙河经略使慕容洧欲犯秦州，宣抚副使吴玠遣诸校分道伺敌。（牛）皓行之瓦吾谷，与金将呼善遇。皓所部步卒不满三百，乃下马与战。..敌见皓异于他人，欲招之，皓骂而死。承信郎高万旋骂旋战，遂与武功大夫熙河路部将任安、宣抚使队官忠诩郎秦元、承节郎薛琪、张亨皆战死于阵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86）
  秦州在宋、金西部战场上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金自用兵以来，前后犯蜀，皆由凤翔、秦州两路。凤翔之兵经宝鸡、和尚原，陇右之兵经秦州。若破宝鸡、和尚原，便可进据凤翔，因粮进取长安；若破秦州，即可直据德顺，则泾原、熙河、秦凤三路皆为我有。”（《文忠集·兴州具札》卷147）正因为如此，争夺秦州的战争频频发生：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秦州被金军占领；绍兴元年（1131），宋将关师古借和尚原之胜收复；绍兴二年（1132）又被齐将李彦琪部占领；绍兴三年（1133）四月再次回到宋军手中，年底又陷入伪齐之手。绍兴四年（1134）四月仙人关大战刚结束，吴玠就组织收复秦、凤、陇三州。其中秦州之战从绍兴四年（1134）四月至五年（1135）二月，宋军在吴磷、杨政指挥下，从争夺到反争夺，历时十个月，付出了很大的代玠才收复。
  吴玠十分重视关垒堡寨建设。秦州之战结束后，曾在阶州的杨家崖、成州的董家山、岷州的仇池城、凤州的秋防原等关外四州修筑堡寨，据险设防，屯粮建屋。无事则寓于州，有事则归于寨。 ①
  三月初九，以都督府参议军事邵溥（？ — 1148）兼权川、陕宣抚副使与吴玠共治川陕。五月，川陕宣抚处置副使邵溥移司绵州（今四川绵阳）。
  吴玠部将杨从仪在驻守凤、文州期间曾“预筑凤之黄牛堡，以塞大散关之冲；创文之高平原，以控西羌之路，尔后皆获成效。其先见之明，古之名将所不能及 ”（《杨从仪墓志铭》）。
  秦陇地区是宋朝主要军马基地之一。自陕西六路陷入敌手之后，这一地区补充军马的渠道一度阻塞。吴玠令吴磷在秦、阶、文州一带“始以茶彩招致小蕃三十八族以马来市，西马复通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12）。茶马交易恢复后，全国军队的军马补充渠道得到畅通。
  十一月，吴玠以秋防已毕，请求入朝面圣，高宗不允，吴玠遣长子吴拱入朝奏事。
  十二月，南宋朝廷改革军制，设行营护军和三衙军两个序列以统朝廷主力部队。行营护军相当于今天的野战军，张俊所部为行营中护军，韩世忠部为行营前护军，刘光世部为行营左护军，岳飞部为行营后护军，王彦所部为行营前护副军，吴玠所部编为行营右护军，首次由地方部队 “四川宣抚司军 ”编为朝廷直属主力部队。
  是年，吴玠四十三岁。
  绍兴六年（ 1136）
  绍兴六年（1136）正月，罢邵溥川陕宣抚处置副使，赴行在（试尚书礼部侍郎仍兼参议军事），命吴玠专治兵事。川陕宣抚司由绵州迁兴州，川陕宣抚处置使司被四川制置使司取代。
  正月，吴玠改授保平、静难两军节度使，兼任营田大使。（胡世将《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六年，兼营田大使，徙镇保平、靖难军。”）十月，吴玠奏封嘉陵江神为善济侯，立庙于兴州。
  吴玠同敌人对峙将近十年，常苦于远道转运粮饷，劳民伤财，为减轻民众负担，屡次裁汰冗员，紧缩开支，并在仙人关一带开垦屯田，以补充军需。开发水利，发展当地的农业生产，每年收成至十万斛。又征调守卫部队，命令梁州、洋州守将治理褒城废弃的堤坝，民众知道灌溉可以依赖，愿意归业的达到数万家。朝廷嘉之，每降玺书褒谕。
  是年，吴玠四十四岁。
  绍兴七年（ 1137）
  二月，吴玠在河池发行银会子，以便于商贩携带，促进商品流通，从而扩大籴粟量。《宋会要·食货》40之22载：“绍兴六年在梁、洋二州措置籴买，籴粟10万石。”银会子以银作兑换本位，面额分一钱和半钱两种，发行总额为十四万五千钱。每年换发一次，发行范围在虞关及阶、成、岷、凤、兴、文六州。该银会子前后流通三十余年，是世界上最早代表银的纸币。
  九月，梁州、洋州营田岁收二十五万斛，受朝廷奖谕。吴玠从绍兴五年报请朝廷同意后就开始在兴元、洋、凤、成、岷五州郡置官庄屯田养军，并组织戍兵维修褒城废堰（即山河堰），在汉中地区恢复了灌溉，不仅屯田部队收益见好，从汉中一带逃离至四川的流民也陆续归业。吴玠让屯田部队归田于民，民自为耕，岁收倍增。按《宋史·食货志上》载：计至绍兴七年（1137）九月，“吴玠治废堰营田六十庄，计田八百五十四顷。岁收二十五万石以助军储 ”。
  十一月，金朝以联合出兵伐宋为由，将伪齐刘麟及其二万将士调离开封并全部俘获。紧接着挞懒、兀术率兵到开封，宣布废除了伪齐政权。十二月，金廷废刘豫，目益兵众以为疑。吴玠遣偏将马希仲进攻熙州不胜，又丧失巩州，吴玠处死马希仲。 ①
  是年，吴玠四十五岁。
  绍兴八年（ 1138）
  正月，以胡世将（1085—1142）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五月，吴玠遣人联络西夏国将李世辅南归，赐名显忠。吴玠遣张振来抚谕云：“两国见议和好，不可生事，可量引军赴行在。”遂至河池县见玠，玠抚之曰：“忠义归朝，惟君第一。”从行使臣崔皋等六百余人列拜庭下，玠又抚之，犒以银绢，诣行府受告敕、金带，除指挥使、承宣使。至行在，高宗抚劳再三，赐名加赉，又赐田镇江，以崔皋辈充将佐（《宋史·李显忠传》）。
  宋、金交兵以来，金、夏之间的关系由于金方在归还侵占河南、陕西之地上负约而一度恶化，为宋、夏之间改善关系提供了契机。因此，吴玠十分注意两国关系的改善，通过各种渠道与夏国和金国有归明意向的将领接触。他先以个人名义投书夏崇宗乾顺，希望宋、夏两国修好，共御金兵。乾顺在伪齐建立以后立即派使者给吴玠回书。 ②
  七月，吴玠与四川安抚制置使胡世将会于利州，共商筹粮事宜。斩诸路漕司于市。吴玠军粮大部分由成都府路、潼川府路通过水运、陆运两种方式运送，路途遥远，馈饷不济。在大安军视察军营时，因部队家属缺粮号哭一事，将利州路转运副使勾光祖部下诸路漕司的主管官吏全部斩首于市。
  是年，吴玠四十六岁。
  绍兴九年（ 1139）
  正月，宋朝廷与金国和议初成，南宋向河南陕西伪齐官兵颁布了大赦条令。二月，宋方派出接收陕西使臣。三月，金朝向陕西宣谕使周聿交割了陕西地。
  宋朝廷将川陕地区复划分为两宣抚司辖区，刘光世为陕西宣抚使，吴玠为四川宣抚使，陕西路内阶、成等州听吴玠节制如旧，命内侍赍告以赐。宋廷对各战区新旧宣抚使及三衙官军推恩第赏：刘光世赐号和众辅国功臣，晋封雍国公；韩世忠迁少师；张俊赐安民靖难功臣，迁少傅；岳飞授开府仪同三司；吴玠授开府仪同三司。百官进陈贺表，吴玠拒不上表，他说：“玠等不能宣国威灵，亦可愧矣，但当待罪称谢可也！”（《续资治通鉴》绍兴九年正月记事）但布谍策反、强军备战的行为，吴玠带病在熙州出巡。
  二月，朝廷内使将加封圣旨和高宗亲札送到仙人关时，吴玠已经病重，咯血不止，在侍从搀扶下跪接圣旨，并以赏过其劳为由再三请辞，优诏不许。
  三月，正当两国交接陕西失地时，吴玠已经不能视事，上奏朝廷请求解除各种职事。宋高宗十分忧虑，命四川安抚制置使、成都知府胡世将 “访善医治疾”。六月，吴玠在仙人关卧病不起，宋高宗派内宫太医快马赶往仙人关诊治，尚未赶至，吴玠于六月己巳（二十一日）病重不治，卒于仙人关治所，享年四十七岁。
  七月，遗表闻，宋高宗上震悼，辍朝二日。朝廷追赠吴玠为少师，赠谥号“武安”。凡恤典悉加厚。吴玠曾祖吴谦，赠太子少保，曾祖母李氏，赠永宁郡夫人；祖吴遂，赠太子太傅，祖母齐氏，赠晋宁郡夫人；父吴扆，母刘氏，赠嘉国夫人。“自少保而上，世居德顺之陇干，以公贵，追荣三世。三世均以义烈闻。”（《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六《吴武安功绩记》）
  七月十九日，胡世将出任宝文阁学士、川陕宣抚副使，以四川安抚制置使之职暂管四川宣抚司事，置司河池，诸路并听节制。
  九月，其弟吴磷与诸孤，奉丧归葬于德顺军水洛城北原先茔之次。
  十一月，吴玠家无余资以至于无宅以居。宋高宗念其之已葬，诏有司赐钱三万缗，高宗曰：“吴玠久在川蜀，备著忠绩，虽已优加恤典，然闻其家颇贫，可赐钱三万缗，仍进其弟军职，令抚其家属。 ”①擢吴磷继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以慰恤其家，恩义备极矣。
  史书记载，吴玠有服食丹药的习惯，最后是死于咯血。 ②
  吴玠娶妻张氏，诰封永宁郡夫人，生有三男四女。三男为吴拱、吴扶、吴撝。据《宣威延陵吴氏宗谱》及明庭杰《吴武安功绩记》载吴玠夫人张氏，共生育三男四女，长子吴拱继承父业，执掌兵权，先在京任御前中军统制、兼知成州，后升为枢密使，再后以安远军承宣使、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等身份镇守四川。次子吴扶，历任忠翊郎、阁门祗候、承奉郎等职。三子吴■，历任承奉郎、承议郎、右朝散郎等官职。
  四女记载不详，只有被当地百姓尊称“兰凤王”的小女吴兰凤，在今甘肃两当县东南小陇山有墓。吴玠去世时“其长子未冠而二季尤幼。胡宣抚（世将）为行状，不询其子，使二旧吏立供。为之墓志，又据行状而言。是以如是之不详 ”③（《武安公功绩记》序）。
  吴磷从定国军承宣使升为为秦凤路经略使节制行营右护军。
  绍兴十一年（ 1141）
  九月，吴磷兵临秦州，金守将武谊出降。移师剡湾，大败金将胡盏、迪布禄五万精兵。 困残敌于腊家城，垂破之际，班师诏下，遂撤军。
  绍兴十五年（ 1145）
  诏立吴玠庙于仙人关，赐额“忠烈”（《宋史》误为“思烈”）。“十年，诏立庙於于仙人关，赐额曰忠列，谥公武安。”（王纶《吴玠墓铭》，载《三朝北盟会编》卷 195）①
  孝宗淳熙三年（ 1176）
  朝廷追封吴玠为 “涪王 ”。
  徽县城关钟楼山（今称吴山）有吴玠之墓（衣冠墓）及 “宋故开府吴忠烈墓志铭碑 ”，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史载吴玠军事才能非凡，治军严厉，驭将有方，以身作则，威望甚高。宋朝自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九月富平惨败后，陕西四十万宋军土崩瓦解。秦、凤之地全被金兵占领。金人虎视蜀川，东南形势也十分紧迫，吴玠临危受命，出任陕西诸路都统制，奋起抗金，捍卫川蜀。次年十月，和尚原一战，金太宗完颜晟四太子完颜宗弼（兀术）身中两箭，割发断须，仅以身免；第三年，饶凤关一战先胜后败，金人终究不得入蜀，宋军虽败犹荣；尤其是仙人关一战，吴玠以三万之军破金兵十万之众，成功地粉碎了金兵妄图南下蜀川、云、贵而一举灭亡南宋的战略构想。史言“微吴玠身当其冲，无蜀久矣”“使有数年之芒，则中原之复可几也”。胡世将在《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曰：“盖自天下，用兵，乘御省康吴。会公以偏师起西鄙，奋孤忠，抑大难，保川陕共百十六州，以重上流之势，屏翰王室，屹如长城。方敌国深侵，叛臣僭窃，道路阻绝，公未尝得一见天子，独其精忠上达。圣主明见万里之外，谓公可属大事，当方面。凡军事不从中御，而赏罚付之不疑。以卒成却敌固圉之功者，惟天子之明而公之忠也。 ”
  （作者系陇南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
  从石刻文献中解读吴氏兄弟
  孙赫 潘可新
  吴玠（ 1093—1139）、吴磷（ 1102—1167）兄弟，籍德顺军（今静宁），至其父吴展时，举家迁至今庄浪县水洛城，父亲去世后葬于当地，后称吴王坟山。吴氏兄弟是南宋高宗赵构、孝宗赵昚时期西北地区有名的抗金将领。吴玠官至四川宣抚使，逝后追封为涪王；吴磷官至太傅和新安郡王，逝后追赠太师，追封信王。兄弟俩的主要军事活动地在川陕一带。其赫赫战功有和尚原大破金兀术、饶凤关阻击撒离喝、杀金坪再败金兀术等。这三场大战的胜利，终使金人未能攻入蜀地一步，对于保住南宋王朝的半壁江山意义重大。南宋初年的抗金战争，主要有三条战线，即东线以韩世忠为首的江淮战场，中线以岳飞为首的中原战场，西线以张浚、吴玠吴磷兄弟为首的西北战场。因战功卓著，吴氏兄弟当时是与岳飞、韩世忠等齐名的将领。现代宋史研究者认为，以统兵之众、恶仗苦役之多、防御幅员之广论，吴氏兄弟实于南宋抗金诸将中居武功第一。
  其中关于其兄弟二人的研究文献，多著录于《宋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等，本文从研究金石文献的角度来剖析其兄弟二人参加的战役和主要爱国情怀。
  一
  徽县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的《宋忠烈吴公祠记》开头说：
  仙人关，古用武之地，北控吐蕃，东连岐雍，西通蜀沔。忠烈吴公玠五世世守于此，以备金虏。西土之人免受左衽之苦，得安且乐者，咸公所赐也。厚惠深恩，盍若为祠以报。不亦可乎？于是建祠三楹。
  碑中以东汉张奂破匈奴的事迹与吴玠相比，言吴玠事迹云：金人犯陕，时忠烈公以一旅之众攻百倍之师，所向克敌，公之勇冠三军。高平之役，议格不行，六路尽陷。忠烈公收散卒，保凤翔之西和尚原。敌趁胜急攻，谓“可谈笑间破也”。是时，军皆乌合，上下内外不相信。公为统领，以诸将誓以无忘国家。言出于诚，人人感泣。公知皆可用，遂与弟磷定计而后战，敌大败不能返，金军几陷，获杨哥孛堇。
  “忠烈公”即指爱国名将吴玠。后面又写其屯军青野原，金与契丹各路合攻时吴玠与其弟吴磷却敌之事迹，及吴玠殉职后吴磷遵其遗志出兵秦陇，亲冒矢石收复秦州，和拼力歼敌的事迹。碑文中说吴磷力排众议挥军渡渭，背水而阵，夜潜毕登，先布阵以疑敌，又发弓弩以破其骁锐，然后短兵乘之，靡战终日，歼敌殆尽。文中叙二吴之战绩生动而充满感情。西和县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米居一作《靖共堂碑记》，除开头和结尾之两小段外，其主体部分文字与《宋忠烈吴公祠记》全同。《靖共堂碑记》开头言当时西和侨治白石镇，“为忠烈公用武之地，故庙食于此 ”。因 “今都统治利州西路安抚使吴公之像绘于廊房之下”，州人因其败旧而别建一室，则靖共堂是州人为纪念吴玠所立之祠，并有吴磷画像。吴玠、吴磷与金人多次大战，力保巴蜀之地与今陇南西和、礼县、成县、徽县、武都、康县以南之地，其功甚巨。西和为北大门。“金人数千骑掠白石镇”；徽县仙人关亦重要关口，吴玠吴磷长期守战于此。米居一为同谷人，是否他以为自己文才不足以颂二公之功德，而径取《宋忠烈吴公祠记》之文略换首尾以明背景而用之，今已不能知。徽县吴山还有立于同一年的《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也介绍了吴玠的生平和几次重要战争的决策，深刻反映了吴玠以国家为重、力抗顽敌的英雄气概。当时徽县、西和均建有吴玠祠，后西和又建吴磷生祠。
  二
  《世功保蜀忠德之碑》正文起首说：
  庆元三年，（吴曦）泣而言曰：“臣祖父磷，际遇高宗皇帝中兴，陈力西陲，赖国威灵，克保全蜀。”孝宗皇帝亲洒奎翰，赐之“安民保蜀定功同德 ”之碑。先臣挺，获事三朝，备宣忠力。
  吴曦之言，先在追远。祖父吴磷自宋高宗时起即“陈力西陲、克保全蜀”。此“西陲”并非先秦时期西陲或西犬丘（为早秦发祥之地）这里指南宋与西夏、金军事对峙的西部边疆，具体地望就是今陕、甘、川毗邻区的陇蜀之地。，由此看来，早在南宋初，以吴玠、吴磷为代表的吴氏家族及其武装（吴家军）就开始为宋廷经营陇蜀了，战略目标显然是“保蜀”。因其意图与南宋朝廷利益一致，所以宋孝宗亲笔为吴磷题写并惠赐“安民保蜀定功同德 ”碑，主旨当然不离安民陇蜀、保蜀定功。
  三
  《宋故崔公墓志铭》所涉及两当一带宋金战争情况。北宋末期，陇南一带为宋金交兵之处，史书上有不少关于这一带发生战争的记录。《宋故崔公墓志铭》中载：“时以兵火乱离而横夭者亦多，公独以寿终于家。”崔熙生活的时代是北宋末期至南宋初期，两当因战乱死去的人很多，这种情况和以下史料中记载的事实相符。
  墓志铭从侧面反映了北宋末期两当县及其周边地区的战乱情形，而两当距离徽县仙人关只有六七十里，宋金军队时常过境，有时也会发生战斗，常有百姓死于战乱。高宗建炎年间的两当周围有大量驻军，治安状况堪忧，战争危险随时可能出现。《北海集》卷八《赐川陕宣抚使司张浚诏》云：
  三月三日，据吴玠申：二月二十一日，金人四太子与皇弟郎君引领万户、千人（户）酋首七十余人，率大军十余万，前来仙人关杀金坪野塞垒，连珠扎硬寨四十余座，于二十七日一拥前来，冲撞官军，血战三十余阵。又于二十九日，番兵来攻击官军营寨，我军并用神臂弓，施放炮石，打死番兵无数。又于三十日，甲军十余万一拥前来，攻击营垒，官军迎敌，杀退。金人博勒卓（按：“博勒卓”原应作“不住”，本是副词，清人误作人名而别添）生兵，再来攻击五十余番，及推拥洞子数十座，云梯三百座，一发搭上城角。官军勠力向前捍御，用炮石打折洞，并用杆撞折云梯，金人不能上城。鏖战一百阵，杀死金人万户、千户并军兵莫知其数，大获胜捷。
  此处记载的是吴玠给张浚的申状，即绍兴四年 “仙人关大捷 ”情况。关于此次战役，在川陕等路宣抚使（司都统制）吴玠给朝廷的奏章里也有记录。
  在《徽郡志》第一卷舆地志遗迹中“仙人旧关，在杀金坪”①，杀金坪所在位置舆地志中也有详细记载，“杀金坪，南七十里，吴磷大败金人于此”②，杀金坪即在今甘肃省徽县东南。“仙人关大捷”是古代发生在两当附近最大的战役，金兀术率领金军于二月二十一日抵达仙人关，扎下四十多所营寨。二十七日，宋金两军交战，到三月二日，前后激战六天，但因二月二十八日未进行战斗，实际上是“战五日，皆捷”（《三朝北盟会编·卷195 ·吴玠墓志》《金石萃编·卷149杨从义墓志也说 “靡战五日 ”）。
  四
  《灵应泉记》所反映两当一带的战争信息。《灵应泉记》载“闻之元丰间，漕使董公文仲修建祠宇，岁久，厄于兵火，今独留题诗刻在焉”，其中反映出两当县一带在北宋元丰之后发生过战争，直到“绍兴庚午，令尹董公乔年敬神贶之明验，闵庙貌之隳，始复一新”。元丰之后到绍兴年间发生在陇南两当附近的战争，主要是宋金之间的仙人关之战，及其前后的相关小型战役。
  在南宋高宗绍兴之前，宋金之间的西部战场主要在宝鸡一带，绍兴四年（1134），金军夺取和尚原之后，金兀术与撒离喝、刘夔等人合兵一处，向南进攻凤州、河池（今徽县）一带。二月到三月间，金军主帅兀术、撒离喝和伪齐的刘夔率领十万金兵和吴玠的宋军在仙人关展开大战：
  四年二月，敌复大入，攻仙人关。先是，磷在和尚原，饷馈不继，玠又谓其地去蜀远，命磷弃之，经营仙人关右杀金坪，创筑一垒，移原兵守之。至是，兀术、撒离喝及刘夔率十万骑入侵，自铁山凿崖开道，循岭东下。玠以万人当其冲。磷率轻兵由七防关倍道而至，与金兵转战七昼夜，始得与玠合..本谓蜀可图，既不得逞，度玠终不可犯，则还据凤翔，授甲士田，为久留计，自是不妄动。 ③
  南宋与金对峙时期，公元1134年，南宋名将吴玠认识到青泥岭、仙人关一带在军事上的极端重要性，“为蜀厄塞，当坚守，时出奇击之”。吴玠和其弟吴磷迅速移营仙人关，以防金人深入。果不出其所料，很快金将兀术、完颜撒离喝及刘夔率十万骑自铁山凿崖开道，循岭东下。金大举进兵，“欲道仙人关入蜀，至上奢田，玠筑垒于关外”。杨政说：“此地为蜀厄塞，当坚守，时出奇击之。”吴玠采用了他的建议，宋军和金军在青泥岭、仙人关一带展开了异常惨烈的战斗。“连日百余战，敌帅督战益急，政命卒以神臂弓射之；又选甲士千余出山谷，断其兵，使不得进退；又出敌不意，夜祈其营。敌遂遁去，追至河池而还。”④金兵大败而归。南宋名将吴玠率三万余众，凭借青泥岭复杂的地形地物，大破金兀术人马十三万，这即是著名的“仙人关大捷”。在中国军事战争史上，“仙人关大捷”树立了诱敌深入、以少胜多、以步制骑的光辉典范，被中国军事博物馆作为典型战例永录史册。
  五
  关于纪念吴玠、吴磷兄弟的碑文，此后也还有一些，如徽县清嘉庆十二年（1807）《重 修吴王庙记》，十三年的《赋吴玠墓碑诗》，表现了陇南人民对这些为国、为民献其一生的英烈的敬仰与怀念。
  清嘉庆十三年（1808）知县张伯魁《赋吴玠墓》，前有序：“大清嘉庆十三年秋，知县张伯魁（浙江海盐人）因修县志访考遗迹，得碑于钟楼山。读其文，宋吴忠烈墓志碑也。临崖将坠，伯魁虔心点祷，及令石工前移四十步，筑围墙，立墓门以识之。敬赋五言一首记于碑阴。 ”诗云：
  独立高原上，岿然见一碑。阴风号鬼卒，暮雨隐旌旗。迟我西来日，怜公北伐时。累朝颂爵赏，枉自数功奇。
  六百年前墓，艰难百战身。弟兄博旧泽，南北倚孤臣。哀角秋声乱，奇兵地势屯。宣扬惭德薄，五字欲通神。
  该诗表现出对南宋初年抗金英雄吴玠、吴磷的无比崇敬之情。徽县尚有道光十五年的《龙头水歌碑》，缺字较多，今不录。
  碑石。汉中有多块碑石关乎吴氏家族。（一）吴玠《山河庙诗碣》。汉中市西北河东店原山河庙墙壁嵌有传为吴玠的七言诗石刻，现已淹没于石门水库。诗曰：“蚤起登车日未墩，莞烟萎草北山村。木已就萧何堰，粮道要供诸葛屯。太白峰头通一水，武休关外忆中原。宝鸡消息天知否，去岁创残未殄痕。”诗艺平平，但生活气息浓郁。清人罗秀书《褒谷古迹辑略》识文曰：“此诗刻，相传宋南渡，和尚原战后，吴涪王感作。..然诗之语气确是涪王时事，或云阎苍舒代书。 ”①（二） “吴公”摩崖。在略阳县城南灵岩寺内，为南宋刻石，碑文剥蚀甚重，只首行 “开府仪同三司吴公仗全钺护”12字尚显。吴玠、吴磷曾获授开府仪同三司，吴挺曾获赠开府仪同三司，此摩崖当为颂扬吴氏抗金业绩，但所颂何人，待考。（三）杨绛《褒城山河堰记》摩崖。南宋利州路提举常平司干办公事杨绛撰并书，原在汉中市西北褒水东岸石壁上，现已淹没于石门水库。碑文记乾道初吴磷主持修复山河堰的缘起、方法、工程量、效果，清嘉庆《汉南续修郡志》有录文。
  六
  吴玠、吴磷兄弟在生前即有驻地百姓为其建生祠，吴玠逝后，按其生前遗愿，河池（今陇南徽县）人民就地雕刻了龟趺及石兽、石人等并运至水洛，立碑于钟楼山设衣冠家以纪念。宋高宗下诏追封其为涪王，为其在仙人关建忠烈庙。吴磷逝后，当地人民感其恩德，执意留葬兴州（今陕西略阳），长眠于嘉陵江畔。据粗略统计，今四川简阳，甘肃天水、陇南、平凉，宁夏固原，陕西宝鸡、汉中等地现有吴氏兄弟庙祠、遗址、遗迹六十多处，其中庙祠二十余处。位于宝鸡东南的大散关，历史上曾发生过七十多次战斗，当地人民独于关前立吴公祠，吴玠吴磷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吴玠、吴磷在关陇地区多次击败金军进攻，发动进攻，夺取战略要地，与其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卓越军事才能有密切关系。在长期的对金作战中吴玠总结出了“以分队制其骑兵，以番休迭战制其坚忍，制其重甲则劲弓强弩，制其弓矢则曰以远克近、以强制弱 ”②的作战方法，达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并在作战过程中，率先占领地势较高的地方，为宋军争 取优势。吴磷善用阵法，绍兴十一年（1141）剡家圈之战，吴磷凭借叠阵法大败金军。吴、吴磷在统兵作战过程中，严格管理士兵，军纪严明，赏罚得当，对于溃兵、逃兵严厉惩处，对自作主张的将领，即使取胜，依然严惩不贷，对于有功之人，不论贵贱，给予重赏。这种作风，使宋军军纪严明，作战勇敢。吴玠具有极强的判断力，在作战中指挥有效，使宋军避免了许多失误。他们还具有极高的爱国思想，为抗击金军付出巨大牺牲，百里坊之战中，为阻止宋军放弃军事重地河池，吴磷 “请以百口保破敌 ”①，表现出来极强的爱国热情。
  （作者系吉林大学图书馆古籍部馆员）
  仙人关之战的兵器、战术与战场
  王义
  仙人关之战是在绍兴四年（1134）二、三月间，发生于宋、金之间的一场重要战争，吴玠军率领三万宋军①击败了完颜宗弼的十万金兵。王曾瑜认为：“自绍兴元年至四年三月，川陕战场是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甚至是唯一战场，吴玠军近乎独力支撑南宋半壁江山，在此期间的抗金战功是独一无二的。”“吴玠是南宋第一个因抗金军功而建节的将帅，其战功和声威最初尚在岳飞之上。”②仙人关之战是吴玠一生中主要战绩之一，也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在战争中宋、金都使用了不同类型的攻、防武器，本文拟就双方战斗中所使用的武器做一梳理，探寻作战战术，进而对仙人关古战场做出推测。
  关于仙人关之战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宋会要辑稿》《北海集卷8·赐川陕宣抚使司张浚诏》和《吴武安公功绩记》，另外又翻检《吴武安公玠神道碑》《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宋安康郡开国侯杨从仪墓志铭》《宋史·吴玠吴磷吴挺》等史料，将其中与兵器有关者摘录、梳理如下。
  一、仙人关之战的兵器
  （一）宋军兵器
  神臂弓：“贼众再来，分番攻击，官军用神臂弓”③
  神臂弓实际上是北宋熙宁年间开始批量生产的一种单兵弩。《玉海·兵制·熙宁神臂弓》：“熙宁元年十二月庚申（二十二日），大内副都知张若水，进所造神臂弓。初民李宏进此弓，其实弩也。”其形制为“以檿为身，檀为弰，铁蹬枪头，铜为马面牙，发麻解索，札丝为弦”。其规格为 “弩身通长三尺二寸，两弭各长九寸二分两闪各长一尺一寸七分，引巴长四寸，通长四尺五寸八分，弦长二尺五寸；箭木羽长数寸”。其中“铜为马面牙”仅表明弩机为铜制品，未涉及具体形制。试射时此弩显示出优越的远射性能和穿透威力，“时于玉津园校验，射二百四十余步，穿榆木没半杆”①。在《宋史》亦有类似记载：“射三百四十余步，入榆木半笴。帝阅而善之。于是神臂始用，而他器弗及焉。”②于是得到了北宋政府的大力推广，“元丰六年八月，以神臂弓千、箭十万，给环庆”；“元符二年二月，王岘请增造，岁约增一千七十五张”。由于性能优越，得到了将士们的高度评玠，“大观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吴择仁奏：神臂弓实天授神考，以甚利之器，所向摧圮，夷狄莫能当”。以至于宋徽宗在“（大观）二年三月十四日，御笔谓：射远攻坚，所向无前，可谓利器。使敌人习而能之，非中国利。令民间不得习制，出师、教射缄于匣贮之别库”。对于神臂弓的制造、使用提升到了国家机密的高度，不但民间不准学习制造，就是军队打仗训练也要严格保密，“缄于匣贮之别库”。神臂弓因其优越的性能一直沿用到南宋时期，并在吴玠的多次对金战争中颇有建树，是仙人关之战获胜的主要武器。
  炮石： “官军用神臂弓、炮石并力捍御，杀死金贼甚众” ③
  这里的炮石应指抛石机，《武经总要·卷之十二·炮车》载：“右炮车，大木为床，下施四轮，上建独竿，竿首施罗匡木，上置炮梢，高下约城为准，推徙往来，以逐便利。其施放及用物一准常砲法。 ”④这种抛石机在宋代种类繁多，有单梢炮、双梢炮、七梢炮、旋风炮、卧车炮等 19种之多。其主要部件有鸱头、弦子、铁束、皮窝、铁双蝎尾等，发射时将石弹放在皮窝上，将“铁双蝎尾”的两个抓钩挂到鸱头上，石弹就包在皮窝内了。众拽手拉动拽索，炮梢急速上扬，在强大离心力的作用下，皮窝带着石弹，随着弦子荡起；炮梢上扬到顶，铁蝎尾无法挂住鸱头而脱离，皮窝张开，而石弹的离心力也达到最大，就在这一瞬间抛射出去了。《武经总要》记载，炮车发射重量最大可达九十至一百斤，最远可达六十步外。
  撞杆： “用炮打洞子碎，用撞竿撞云梯倒 ”⑤
   “撞竿 ”由先秦时期的 “冲”发展而来，是一种专门用于撞击云梯的守城器材。《墨子·备梯》的描述来看，当时守城用的 “冲”就是一具简单的 “撞竿 ”，由十人手持操作。当敌人的云梯尚未接近时，以十五人组成突击分队一 “持冲十人，执剑五人，皆以有力者 ”埋伏在预设的工事内。 “令案目者视适”，当云梯靠上城墙时，“（案目者）以鼓发之”⑥。持冲十人在执剑五人的护卫下迅速出击，以十人的合力撞击靠上城墙的云梯。
  《说文解字》：“冲，陷阵车也。”段玉裁注举例：“定八年左传。主人焚冲。释文亦云尔。前、后汉书冲輣。”①孙诒让注释：“此城内之冲，以距攻城之梯者。”②“冲”后来也可以用于撞击城墙、城门等防御设施，后世将更大的“冲”装在车辆上，即所谓的“攻车”“撞车”。《三朝北盟会编》曰：“（撞竿）用大木，长可数丈者，又用横木数十串穿，两下留守把处，可以致力；头以铁裹或安以大铁枪，或安以托钗钩头皆可也。”战时“既撞定梯桥，则众手用铁钩钩定，进不可前，退不可却，则活自焚，梯桥亦毁，人亦坠地矣。万一撞竿不中用，则用狼牙枪手炮长枪守御之。”③《武经总要》：“撞车上设撞木（制如榨油撞法），以铁叶裹其首，逐便移从，伺飞梯临城，则撞之。”④撞竿用大量人力抬运、撞击，而《武经总要前集·守城法》图示并介绍的“撞车 ”，则是将其悬挂在坚实的车架上，人员减少而威力不减，技术上更胜一筹。
  长枪： “侯令统制官杨政领长枪、陌刀手”
  枪是“百兵之王”，有攻击距离长、攻速快而杀伤力强等种种优点⑤，是骑战的主要兵器，历史上使枪的名将不胜枚举。到了宋代，枪的种类、功用更是不断地丰富和完善，攻城、守城、野战都有专用的铁枪，攻城用六尺至八尺的短枪，守城用二丈四尺至二丈五尺的长枪，野战用枪介于两者之间，《武经总要》所著录者有十八种之多。
  宋代铁枪枪头长大，枪刃连銎长达一尺五寸至二尺五寸，按宋尺1尺＝31.1厘米计，合今46.65～62.2厘米；枪头形制也比较复杂，多数品种除直刺功能之外，兼有定的横击功能。枪杆一般为木杆，一端安装铁枪头，另一端安装铁鐏。全枪长度，野战用枪、攻城用枪、守城用枪各不相同。《宋史·岳飞传》有“（岳）飞单骑持丈八铁枪，刺杀黑风大王，敌众败走”①的记载，按宋尺1尺＝31.1厘米计，一丈八尺合今5.598米，当属较长的一种，一般步骑兵的枪应在此规格之下。
  仙人关之战中的长枪是守城专用枪，《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载守城枪三种：“右拐突枪，杆长二丈五尺，上施四棱麦穗铁刃，连裤长二尺，后有拐。抓枪，长二丈四尺，上施铁刃，长一尺，下有四逆须，连裤长二尺。拐刃枪，杆长二丈五尺，刃连裤长二尺；后有拐，长六寸。”②整体来看这三种枪枪杆较长，在二丈四五尺之间，按宋尺1尺＝31.1厘米计，全长达二丈四尺至二丈五尺，合今7.464～7.75米，所以统称之为长枪。图版显示缨饰不直接布置枪杆上，而是在枪杆上贯绶带，将缨饰挂在绶带上。攻城用枪和守城用枪长度相差悬殊，与《考工记·声人》 “攻国之兵欲短，守国之兵欲长 ”③的原则相符合。
  陌刀： “侯令统制官杨政领长枪、陌刀手 ”④
  《唐六典》卷十六载：“刀之制有四：一曰仪刀，二曰鄣刀，三曰横刀，四曰陌刀。 ”原注曰： “陌刀，长刀也，步兵所持，盖古之断马剑。 ”⑤从注文来看，此刀装备步兵，可能源于汉代的斩马剑。军中大量装备陌刀约始于盛唐开元年间，事见《新唐书·李嗣业传》：“军中初用陌刀，而嗣业尤善，每战必为先锋，所向摧北。”当时还将装备陌刀的士兵组成专门部队：“高仙芝讨勃律，署嗣业及中郎将田珍为左右陌刀将。 ”后来在讨伐安禄山的香积祠战斗中，唐军一度被冲乱阵脚， “嗣业谓（郭）子仪曰： ‘今日不蹈万死取一生，则 军无类矣。 ’即坦持长刀，大呼出阵前，杀数十人，阵复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长柯斧堵进，所向无前” ①，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武经总要》中没有 “陌刀 ”，根据所录刀制，陌刀很可能是北宋时的 “掉刀 ”。 “掉刀，刃首上阔，长柄，施鐏。 ”②单尖两刃、刀锋呈圭首形、刀身起脊的长柄大刀。由于其从斩马剑演变而来，作战针对的主要对象显然是骑兵，其刀尖可刺、刀刃可砍，刀柄长
  酒壶： “贼以火焚楼柱，仲以酒壶击灭火 ”③
  《三朝北盟汇编》卷一九六《吴武安公功绩记》：“翌日（三月一日），号令诸军并力共攻侯营兑方一楼子..贼以火焚楼柱，仲以酒壶击灭火。”文中记载姚仲用酒壶灭火，用水灭火自是常识，用酒壶如何灭火，百思不得其解。检《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守城法”有“右水袋，以马牛杂畜皮浑脱为袋，贮水三四石。以大竹一丈，去节，缚于袋口。若火焚楼棚，则以壮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蹙水注之，每门置两具。水囊，以猪牛泡盛水。敌若积薪城下，顺风发火，则以囊掷火中。”按照守城法要求，用马牛等整张剥下的皮制成革囊或皮袋，装满水、袋口绑好竹管作喷头，每个楼棚要放置两件水具，当敌人放火是用水灭火。在仙人关之战中可能是用空的酒壶代替了浑脱皮囊，又由于酒壶装水后重量不是很重，便于准确投掷，类似于 “水炸弹 ”，针对燃点，定点 “爆炸 ”，反而起到了很好的灭火效果。
  宋军盔甲
  仙人关之战中虽然没有专门对盔甲进行描述，但《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三《器图》有盔甲和马甲的示意图，盔甲图有简要说明：“其制有甲身，上缀披膊，下属吊腿，首则兜鍪顿顶。”宋朝盔甲中比较典型而又精坚的盔甲为步兵盔甲，术语叫“步人甲”。全套甲由头鍪顿顶、身甲、披膊三部分组成，“头鍪”即“兜”，呈圆顶毡箜形，盔体为整体覆碗形，基体黑色，上下起花边，顶部有盔缨；身甲为一整片，上面是护胸、护背，用带子从肩上系联，腰部用带子从后往前束，腰下垂有左右两片膝裙。披膊在肩上，可为士卒两肩、左右大臂及胸颈之间身甲所不及的部位提供防护。从论质地来看，有铁甲、皮甲、纸甲三种。
  宋朝建立之除初失去了大片产马区域，战马来源捉襟见肘。为了保护战马，宋军骑兵部分起用了曾被淘汰的马甲，北宋马甲一般为皮甲，南宋马甲有皮甲也有铁甲。宋代马甲的复出并非复古，而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一套完整的马甲由以“面帘”“后搭”“鹅项”“荡胸”“搭后”五件组成，“面帘”可保护战马的面频；“鸡项”由左、右两片长方形皮甲连接而成，可保护战马颈部两侧；“荡胸”可保护战马颈部正面、前胸及两胁；“身甲 ”由左、右两片凹字形皮甲连接而成，可保护战马腹部两侧； “搭后 ”，由一片倒凹字形皮，甲连接而成，可保护战马臀部及后大腿。
  徽县永宁镇吕河村出土的三块宋代高浮雕武士砖，其中一块单色高浮雕武士砖，戴头盔，两肩披膊，丝带系于胸前，上着胸甲，下着战裙，持剑，应是高级军官的装束。另两块彩绘武士砖，也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宋代盔甲的基本特征。这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仙人关之战宋军将士、战马的甲胄基本应在这个范围之内。
  （二）金军兵器
  洞子： “及推拥洞子数十座” ①
  《三朝北盟会编》引石茂良《避戎夜话》曰：“洞子可以治道，可以攻城。其状如合掌，上锐下阔，人往来其中，节次续之，有长三十余丈者；上用生牛皮、铁叶裹定，内用湿毡，中用大廪，矢石火炮，皆不能入。治道则欲安炮，并推火梯、云梯、扁桥之类；攻城则欲取土透城，皆不足惧也。 ”②洞子作为金朝战车，曾用于太原及东京攻略战，又称作为洞屋、鹅车洞子，自注 “兵法为木驴也 ”。
  “尖顶木驴”由梁朝叛将侯景首先使用，据推测应该是一种人力抬运的集体防护器材，其重量受人员体能的制约，不可能做得太坚固。唐代改称尖头木驴，改进了防火性能，但还是没有车轮。《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尖头木驴，形如轒辒车，唯增二轮，上横大木为脊，长一丈五尺，上锐下方，高八尺，以生牛革裹之，内蔽十人，推逼城下，以攻城作 地道。 ”①显然，北宋的尖头本驴有六个轮子，允许大幅度增加重量、提高防护性能，车内人员增至十人，作业能力大幅提高。
  金朝“洞子”在形制、用途大约相当于宋朝的“尖头木驴”而防护更强，亦可以多具“洞子”续成长十余丈的纵列，构成甬道式防护可用于提供移动式防护，如安装抛石机，推动火梯云梯、扁桥，掩护填壕作业或地道作业。其用途、用法均为多样化。
  云梯：“云梯三百座，一发搭上城角 ”②
  云梯由战国时期著名木工技师公输班发明，事见《墨子·公输第五十》：“公输班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孙诒让注引：“《淮南子·兵略训》许慎注云：云梯，可依云而立，所以瞰敌于城中。又《修务训》高注云：云梯，攻城具，高长上与云齐，故曰云梯。”③从注释来看，早期云梯特点是高，可独立升高，用以观察对方城中军情。
  由于筑城技术的逐步提高，到了宋代，云梯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而来，《武经总要前集·攻城篇》著录图像来看，同唐代《太白阴经》所述“飞云梯”非常接近。基础以粗大木料构合而成，其下安装大型车轮三对，共六个，车架前端有一对高大的立柱，与横桄一起构成坚固的门形支架；支架上斜倚着一具折叠式梯子，两道梯子之间用转轴（铰链）连接，可收可放；上节顶端置双铁钩，展开后可搭在敌人的城墙上；车架上、梯子下设有车厢、车厢四面以生牛皮为屏蔽，无底板，由车内人员推车前进；车门一般应设在前部。抵达城下后，士兵们按事先已明确的分工，有的土兵绕到车后登上车梯，并将上节车梯向前翻倾；准确面稳定地将上节梯子放到城头上，并使梯顶的铁钩挂在城墙上，然后士兵援梯而上，强行登城。
  《三朝北盟会编》里讲到了金人云梯：“云梯之制高于城，以绳贯竹木，似梯而湾，其下施平板，板上小龛蒙以牛皮，可置数人。”④从名称及相关文字说明来看，与《武经总要前集》所著录的 “云梯 ”相同。金军在进攻太原、东京的战斗中皆曾使用此种云梯。
  傍牌： “杀死千户、万户、甲军万余，得傍牌”
  《武经总要前集·器图》著录旁牌两种，分别是步兵旁牌和骑兵旁牌。 “右并以木为质， 以革束而坚之。步兵牌长可蔽身，内施枪木，倚立于地。骑牌正圆，施于马射，左臂击之，以捍飞矢。”①步兵旁牌以木材为基本材料，并以皮革加固。外形呈尖顶折页形，很长，可掩蔽士兵全身，内侧设置可收放的“枪木”，既是把柄，又是拄脚；行军时收起，可作为握持的把柄；布阵、驻扎时放开撑住旁牌，可让旁牌倚立于地。防护能力不减，又节省了士兵的体力。骑兵旁牌也是以木材为基本材料，并以皮革加固。外形呈正圆形，可掩蔽面积比步兵旁牌小得多，士兵应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调整防护方向。正面微凸，绘一具很大的兽面，兽怒目圆睁，张口露齿，相貌狰狞；背面设两道绳环，士兵可以左臂伸入绳环内侧将旁牌揽起，既用于防御飞矢，又不妨碍自己的战斗行动。吴玠军收缴的很可能就是骑兵旁牌。
  衮枪： “杀死千户、万户、甲军万余，得傍牌、衮枪”
  待考。
  重铠： “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 ②
  金人“早期只有兵器而无甲胄，后来从辽的叛兵那里得到500具铁甲，从此开始有了铠甲装备”③。中期前后，铠甲很快趋于完备，其防护面积已与宋朝的相差无异，形制上也受到北宋铠甲的影响。“铁浮屠”就是金军的重装骑兵，图16金代骑马武士（《中国美术全图17金代武士复原图人、马皆披铁甲，像铁塔一样，集雕塑编五》）（《中国古代军戎服饰》）故名之曰“铁浮图（浮图，梵语，即塔）”。“四太子披白袍甲马，往来指呼，以渠自将 牙兵四千策应，皆重铠全装，虏号 ‘铁浮图’，又号 ‘扢叉千户’，其精锐特甚。 ”①
  二、仙人关之战的战术
  （一）宋军战术
  王曾瑜认为：“金军虽也能举行猛烈的攻城战，但毕竟不如在野战中更易于发挥其特长和优势。设置要塞，构筑坚垒，在敌军锐气方张之际，暂时回避野战，是十分必要的。”并将吴玠的战术做了四个方面的总结：一是设置要塞，实行纵深防御；二是发挥强弓劲弩的作用；三是采用“番休迭战”的战术；四是实行劫营夜战和白刃近战。②在仙人关之战中，吴玠灵活使用这些战术极大地削弱了金人的骑兵优势，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在仙人关之战前吴玠接受了吴磷的建议，依托地形，修建关隘，层层设防。“先以书抵玠，谓杀金坪地阔远，前阵散漫，需后阵阻碍，然后可以必胜。玠从之，急修第二碍。 ”③“外预设鹿角之地，率强弩并力迭射。 ”④“鹿角木 ”是防守中障碍器材。《武经总要前集·守城篇》著录： “鹿角木，择坚木如鹿角形者，断之长数尺，埋入地，深尺余，以阂马足。”⑤选择坚硬木材形如鹿角者，将其截成几尺长的木柱，将各个尖端稍加削制并入火烧焦，增加其坚硬度，仙人关外围设防显然是用了鹿角木。另外还有“铁菱角”蒺藜类障碍器材，这可以从当地出土的扎马钉得到印证。从仙人关之战的经过来看，吴玠吴磷根据山形地势作了相应的规划，尽可能地利用了环境的优势。
  在仙人关之战中，士气和人心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磷拔刀画地，谓诸将曰：‘死则死此，退者斩！’”⑥在和尚原之战中“时玠在原，军食不继，凤翔之民，感其遗惠，相与夜负刍粟输之..敌怒，遣兵伏渭南，邀而杀之，又令保伍相坐，犯者皆死，而民益冒禁输之，数年然后止 ”⑦的情形，在仙人关之战中也应该存在，徽县至今仍有吴玠取胜后，当地老百姓以徽酒犒赏三军的传说。
  赏罚分明是吴玠治军、取得仙人关之战胜利的另一要素。在仙人关之战中，对于作战不力的郭振直接军法从事， “以郭振战不力，斩之 ”。对于作战英勇的杨从仪数年之后仍赞叹不已。 “公尝从忠烈等杀金坪，过第二堡门，忠烈顾瞻形势，指虏败处，以策击鞯，谓公曰： ‘此襟喉地，往岁一战，安危所系，非公出力，几败大事。 ’叹赏久之。 ”①
  （二）金军战术
  诱降是金军的第一策略。由于关师古的叛降，给金帅撒离喝造成了一种错觉 ——既然关师古能降，那吴玠也并非不能降。于是，他给吴玠写了一封劝降信。在信中，撒离喝对吴玠百端间诱，称金国有威有德、甲兵强劲、思贤如渴，劝吴玠认清形势、相机而动，唾弃赵构政权，归降金国。吴玠在复信中从 “中外异域、君臣异分 ”的所谓 “天下大义，古今常理 ”出发，对北宋败亡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北宋之所以灭亡主要是 “太平日久，持盈守成，失其道也 ”，而并非是 “金国威德之盛、甲兵之强 ”。吴玠接着指出，金军为了激励士气。往往怂勇士兵烧杀抢掠，给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他斥责撒离喝：“足下视今之天下何如？遭焚烧者十不存一二，耕农失业，商贾流亡，饿死者相枕籍。所谓财利，何有哉！”在复信中，吴玠还指责金国扶持刘豫，盛赞赵构政权，揭露了金国内部的民族矛盾，并义正辞严地表明了自己忠于南宋政权的态度。在复信的最后，吴玠不无揶揄地给撒离喝写了几句客套话：“春律方初，乃汇熙秦；逖去坟墓，羁游万里之远；军中倥偬，颇复乐乎？更冀加谨眠食，养以新春和平之福！”②吴玠的复信使撒离喝十分失望，也使他真正认识了吴玠，仙人关之战正式拉开帷幕。
  在仙人关之战中金军还采用了进攻，“人被重铠，铁钩相连”“分番紧攻”火攻、等多种进攻方式，又采用了“别蓄奸谋，欲遣军马于白水、七防关等路冲突入川 ”等多种战术。
  三、仙人关古战场位置推测
  在张伯魁及今人的许多文章中都有将仙人关与今吴王城等同于一处的提法③。《沿革志》：“今县南四十里为铁山，下有虞关，沿江岸十里抵仙人关，吴玠、吴磷筑垒于此。”《江河纪略》：“距数里为仙人关峡，宋将吴玠、吴磷破敌处也。”④吴王城遗址平台前临嘉陵江，背依半环形高六十余丈之绝崖，北面是悬崖临江无路可通，南面有一狭窄小道，两边俱是悬崖，仅容一人通行，上可至何家寨村，在半山险要处是用木棒搭成的栈桥，撤去木棒便无法通行。由于地理位置奇特，石崖绝壁下面积约（五十亩）三万多平方米的遗址平台掩映在萋萋荒草与杂树之中，在江南岸的公路上丝毫看不见踪迹，十分隐蔽。
  笔者以为吴王城很可能是关城，并不是宋金交战的仙人关战场，理由如下：
  一是吴王城在嘉陵江边，但在早期关于仙人关之战的史料《宋会要》《北海集》《吴武安公功绩记》中都没有关于嘉陵江的内容，显然是不合常理的。
  二是吴王城的周围的地理条件也与史书描写的战争情形不符，在这狭窄的地段上是无法进行大规模作战的，金兵以十万之众来犯，“玠以万人当其冲”，是不可能在吴王城摆开战场的，况且如果金兵占据了马军寨，自上而下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攻占吴王城，云梯、洞子等一系列攻城兵器根本没有施展的必要。又： “（吴玠）仙人关外，地势平衍，引水纵横，名地网，以遏敌冲。 ”①又：“（吴磷）先以书抵玠，谓杀金平地阔远，前阵散漫，须后阵阻隘，然后可以必胜。玠从之，急修第二隘。 ”②吴王城外没有这样的地方的。
  三是唐五代以来，作战的主战场都在青泥岭一带。“开平中，岐王李茂贞举兵犯兴州。山南节度使李道袭率众固守青泥岭，扼塞险要，茂贞不能达，遂引众还。”③“后梁乾化元年，蜀城西县置安远军，岐王使刘知俊击蜀，与王宗侃站于青泥岭..”“周师伐蜀，孟昶遣高彦俦、李廷珪出堂仓以拒周师，彦俦大败走青泥，于是秦凤阶成入于周。 ”山形地势没有什么变化，到南宋初应该没有突然转换的理由。
  四是不合常理，从唐时起，由河池古城出发，南经石家峡、店华山、青泥驿、吊沟滩、武家坪、甘树桠、虞关、八渡沟、十八盘、三关、九股树，进入陕西略阳境内，这是汉唐以来入蜀的重要官道。“金兵自铁山凿石开道而下”，如已逼近吴王城，大可从老虞关渡嘉陵江，从八渡沟入蜀，岂舍近求远耶？
  笔者推测仙人关古战场第一道防线应从徽县城南伶伦山、殿华山一带，第二道防线当在今铁山、吴家坪（杀金坪）、水草滩（仙人原）一带。理由如下：
  一是地形、方位与史书所写相近，水草滩是高山之上巨大的平坦地带，周围韩家沟、硬湾、隔门沟、龙山俱是壁立千仞的悬崖峭壁，仅有小路蜿蜒可行。周围又是壁立悬崖围绕，上有人工开凿和垒砌的痕迹，与铁山之间距离大概在十多公里，构成整体防线。
  二是出土实物多为战争用品，据当地村民说，水草滩一带出土有大量扎马钉、箭簇、剑等武器，在周边有大量瓦砾砖块，二十多年前村民发现有一口 “钟”，至今仍有一方石碑在水草滩东面的山坡上。
  三是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引“日本栗棘庵藏《宋舆地图》仙人关绘于青泥岭附近”④。又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宋辽金时期》所标仙人关位置与日本栗棘庵藏《宋舆地图》描绘的位置相近。⑤
  （作者系甘肃省徽县教育局干部）
   浅谈吴玠吴磷的研究价值
  柳林
  吴玠、吴磷是南宋历史上两个著名军事人物，由于是兄弟名将，相继在同一战区建功立业，官位、阅历相当，才略、秉性接近，故作为同一对象，简称 “二吴”。其研究价值和意义，拟从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自身的亮点和研究空间三个方面加以探索。
  一、吴玠吴磷是对南宋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抗金名将
  南宋王朝是一个需要英雄并产生了英雄的年代。建炎初年，金兵犯境，战祸频仍，国势衰微，不亡如缕。吴玠、吴磷与岳飞、韩世忠、刘锜等将奋起抵御，相继成为一方军帅，分别领导了西北、中原、江淮三个主要战区的抗金斗争，共同扭转了金军肆虐、宋军溃败的被动局面，为南宋中兴奠定了基础，是出现在这个时代的大英雄、真英雄。他们担当的重任、建立的功业、获得的封赏及其产生的影响，均在南宋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笔。
  五将之中，二吴发挥的作用更显著一些。二吴先后参与抗金的时间，从建炎二年（1128）青溪岭之战到乾道三年（1167）吴磷病逝，前后 40年，在川陕战场先后发挥主帅作用长达 36年之久，历经吴玠帅蜀、吴磷继帅、收复三路三个阶段。
  绍兴元年至四年（1131—1134），金军集重兵谋蜀，川陕成为抗金主战场，吴玠“以偏师起西鄙，奋孤忠，抑大难，保川陕百一十六州”。和尚原、饶凤关、仙人关三次大捷，连续给金军主力军团以前所未有的重创，彻底粉碎了其突破蜀口的战略计划，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在整体劣势中营造局部优势、重创金军并保持完胜的奇绩，谱写了宋金战争史上最辉煌的一页。这一页，对于提振宋军抗金士气、促使金、宋两国军事实力的强弱易势，产生了巨大影响。
  绍兴四至九年，西部战场处于沉寂，吴玠在战争的间隙里修堰营田、布垒设防，建立了长期保卫蜀口的防御基础。绍兴九年，宋金第一次和议达成，吴玠英年早逝。绍兴十年（1140），金人背盟，战火再起，吴磷在抵御金军的战争中走向主帅之位，指挥西路军东征西讨，所向克捷。绍兴十一年（1141）九月，在秦州剡湾与金军主力决战中获捷，大败金军。绍兴十二年（1142），宋、金第二次和议达成，蜀不被兵二十余年。吴磷在和尚原、方山原划割金朝后，于祁山道沿线另辟蹊径，重定方略，设点布防，强军备战，日为敌至之虞。
  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南侵，朝廷组织应敌，吴磷指挥川陕宋军三路出击，相继收复了商、虢、陕、华、秦、洮、兰、陇、河、原、环、会、熙、巩14州，积石、镇戎、德顺3军及和尚原、方山原、瓦亭寨等重要关塞，再次把川陕战场由辅战场变成主战场，创造了宋、金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攻取战之胜绩。三路土疆最后虽因朝廷下令班师而复失，但吴磷与西路军将士浴血奋战所建立的英雄业绩是无法否定的。
  纵观“二吴”一生，出生在动乱年代，成长于战阵之中，以其出类拔萃的才略和以身许国的忠诚，引领西边将士出生入死，百战御金，挽狂澜于既倒之时，建丰功于诸将之上，成为南宋初期最杰出的将帅，并以兄弟、父子守蜀续写的佳绩，延续了川陕半壁天下之地六十年的安宁，功在一方，利在天下。两朝皇帝对他们不薄：吴玠位至开府仪同三司、四川宣抚使，追封涪王；吴磷至太傅、新安郡王、四川宣抚使，追封信王，许立家庙、祭五室，位极人臣，恩荣并茂。因抗金军功建节，以武臣出任宣抚使，异姓封王，集此殊荣于一身者在南宋并不多见。
  二、吴玠吴磷自身有许多值得传承的亮点
  吴玠吴磷作为一代名将，其历史地位是由所建功业决定的，而这些功业的获得，则取决于战场际遇、朝野支持、自身素质等各种因素，其中自身所具备的素质是其把握机遇、获得支持、走向成功的主导因素。我觉得 “二吴 ”自身素质中有三点十分可贵：
  （一）以身许国的忠诚
  二吴早年的忠诚，体现在征战疆场，摧锋破敌，勇冠三军上。富平战后，当陕西五路皆陷，将士离散，主帅退逃，已置陕西于不顾的时候，玠、磷兄弟挺身而出，扼守和尚原，以一旅之师当全陕之敌，这时候的忠诚体现在无人可及的担当上。金朝取蜀的计划被粉碎之后，二吴相继成为一方军帅，忠于职守，爱民体国，居安思危，励精图治便是其精忠之所在。汪应辰在其《文定集·书吴忠烈遗事》中说：“忠烈吴公力捍强敌，以保全蜀，其忠勇谋略，夫人而能言之。今观其遗事，如平籴、营田、兴水利、辟矿土、招流民、减冗员、节犒享，汲汲焉以爱民体国为意。昔（赵）充国省徭役之劳：冯奉世惜转输之费；郭子仪镇河中士卒不劝而耕，军有余粮。三人皆卓然为汉、唐中兴名将，盖其用心远矣，今复于忠烈公，见之。公殁几三十年，而蜀人奉尝之如一日，其忠诚所感格，惠爱之所固结，非偶然也。”这种爱民体国之忱，弟与兄同《吴武顺王碑》中谓磷 “镇武兴二十年，民安之如一日，暨至汉中，凡前政易与民争利者，，悉除去 ”。
  史料还载：玠夙不为伟仪，除宣副后简易如故，既贵，自奉之约不逾平时，常以家资补贴军需，去世前三个月还带病在熙州视察防务，去世后朝廷才知其家无余资至无宅以居；磷持身谨严，平居军旅之外，家事一概不问，其收入奉禄之外不谋取一钱，晚年带病临敌，收复三路，临终前让幕客草遗表，劝陛下毋弃四川，毋轻出兵，无一语及家事，人称其忠。
  南宋兵部侍郎綦崇礼仙人关战前奉诏陈奏战事时，曾借吴玠这一话题对臣子的忠诚作过一番辩证分析：“君之有臣，所以济治。臣效实用，则君享其功；臣窃虚名，则君受其弊。实用之利在国，虚美之名在身。忠于国者，不计一己之毁誉，惟天下之治乱是忧：洁其身者，不顾天下之治乱，唯一己之毁誉是恤。然效力于国，其实甚难，世未必贵；窃名于己，其为则易，且易得誉。二者有关风俗甚大，是不可不察也！”从这段文字中不仅可以找出对二吴的定位，而且可以找出世未必贵的原因。
  （二）临敌致胜的才略
  史称吴玠“每战辄胜（《宋史·张浚传》）”，“能保其必胜”（《吴武安公玠神道碑》），“能胜所难胜，守所难守”（《吴武安公功绩记》）。谓吴磷“用兵未尝败，尤长于持胜”（《吴武顺王碑》）。他们之所以成为史料中使用胜字频率最高的将帅，关键在于有一套正确的军事思想指导用兵，其核心是兵以利动。吴玠富平战后选择和尚原立脚，就是看准了它的地理优势；而和尚原三次胜敌，也是凭借地利优势和先进武器。和尚原战后，吴玠正式承担起保蜀重任，留少量部队守原，而将大军驻守仙人关，且在两地之间形成纵深配备之势。这一防御体系，一直保持到南宋末。对这一选择的利害，胡世将在《忠烈吴公祠记》中说：“自古守蜀，或守汉中，或守涪城，皆弃险处内。弃险则易攻；处内则易摇，所以中原之兵，一涉其境而国以丧。未有忠烈守蜀咽喉之地，而安之不危也！ ”①
  兵以利动，不仅体现在善于借势，还体现在善于造势，变不利为有利，或者说优势转换上。吴玠在仙人关之战中采用的驻队矢，以弩制骑，以逸待劳，使我军有更休之机而攻敌无间歇之时，正是建立在反我之短、制彼之长这一军事思想之上的造势的典范。吴磷指挥的剡湾之战，抓住敌帅一个善谋，一个善战的特点，提兵犯险，出其不意，打出三张战术牌：一是打时间差，约敌明日会战，实际当晚就开始行动；二是将部队由原下转移到原上，缩小了敌我所凭地域上的差距；三是一进入阵地就布好叠阵与之抗衡，一夜之间实现了敌我双方的优势转换，把兵以利动的思想运用到极致，可谓以劳克逸的经典之战。
  兵以利动，还体现在务远略不求近、小之利上。如饶凤之战中，在金军尚未撤出汉中之前，吴玠宁肯暂负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刘子羽，也不轻离蜀口。仙人关大战之前，暂时放弃和尚原。吴磷收复陕西三路，在原州与德顺同时临敌时，宁可暂弃原州而不懈德顺之守。
  （三）顾全大局的胸怀
  顾全大局的前提是识大局，张浚指挥的富平之战失利后，吴玠没有和其他将领一样暂选一安全之处以图存，而选择距敌最近的和尚原立脚，其理由是：与其蜀地保蜀，不如深入敌后，敌不破我，岂敢轻进。其过人之处在于：没有被一溃千里的逆境和敌我悬殊的力量所压倒；没有着眼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和如何保全本路之师，而是站在战略全局和国家安危的高度，去思考宋军何去何存的大计。他比谁都清楚：扼守和尚原虽然是步险棋，如果走成，等于把西北战场向西推进数百里，让四川面临的威胁和朝廷的压力暂时得到缓解和转移，用空间为朝廷赢得筹划战守之策的时间，其代价是把自己押到生死存亡的险棋上。胆识与忠诚、睿智与决断，不言自明。刘锜也是名将，在西部战场虽然前有富平之力战，后有仙人关之赴援，但在富平战后的去留上，却没有吴玠这样的胆识与担当。
  饶凤岭战前，吴玠与刘子羽、王彦分守兴州、兴元、金州，金军避开吴玠防区从东路入侵，金州失陷，兴元帅刘子羽急邀吴玠入援。按常规吴玠不能亲离防区，顶多只能派兵往援，但他认为阻止金军入川事大，防区责任事小，鉴于情势紧迫，不等宣抚司令下，不顾部属劝阻，亲率数千人赴援，日夜兼程三百余里，抢在金军之前赶到饶凤关指挥破敌。这与友军有难不动如山的曲端不可同日而语。
  以顺从图生存，以生存图报国，既能在急难险重处崭露头角，又能在一枝独秀时韬光养晦，可以说这是二吴在以文制武的特殊环境下顾全大局的另一个特点。南宋立国初期，国家虽然处于板荡之中，但在其统制集团的政策中有两点十分明确：对外主张屈膝求和，对内实行以文制武。这两项政策及其产生的阻力，几乎与二吴的军事生涯相始终。有鉴于此，坚持一切行为都不超出国家大政方针许可之外，成为吴氏兄弟信守终身的底线。绍兴四至九年，吴玠为什么有能力收复故土而未大规模出兵？吴磷为什么在绍兴十二年（1142）腊家城垂破之际无条件班师？为什么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面临三路复失之痛而不违班 师之诏？皆因他们明白：握兵大将一旦偏离国家大政方针，终将一事无成且自身难保。正因为他们忠于朝廷，恪尽职守，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虽然不断受到朝廷的制约和防范，但没有落到张、韩、岳、刘的结局，为国家保留了一支他们用心血打造的西部劲旅，把抗金保蜀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二吴”身上的这些品格，不仅成就了其出类拔萃于本朝、并不逊色于历代名将的历史地位，而且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一但被汲取，就会产生一种报效国家、忠于职守、顾全大局、勇于担当的激励因素。而讲中国故事，用英雄的业绩感染人，用英雄的思想启迪人，用英雄的忠义教化人，用英雄的担当激励人，让英雄传递的正能量，在民族复兴的大业中发挥新的作用，正是当今社会所需要和提倡的。
  三、吴玠吴磷史料有很大的挖掘和研究空间
  “二吴”建功立业的时段被称作南渡或中兴时期，在南渡诸将排名、立传的史料中，见仁见智，反差较大。如南宋名臣陈亮在《龙川文集·中兴遗传序》中将这一时期的人物分为大臣、大将、能臣、能将等12门。其中列入大将的有种师道、岳飞、韩世忠、吴玠、吴磷；能将有曲端、姚端、王胜、刘光世、刘锜。而章颖的《南渡十将传》所列刘锜、岳飞、李显忠、魏胜、韩世忠、张俊、虞允文、张子盖、张宗颜、吴玠 10人，主次颠倒，鱼龙混杂，很难用名将冠之。再如《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一载：“韩世忠建炎初（应为绍兴初）与刘光世、岳飞、张俊为中兴四大将。”《宋史·张俊传》载：“南渡诸将以张韩刘岳并称，而俊为之冠。”元人所修《宋史》人物传则将张俊、刘光世排在吴玠部将郭浩、杨政之后，二吴之前有韩世忠、岳飞、刘锜三将。这一排序虽然跳出了中兴四将的局限，但二吴的功业与位次仍不成正比。
  台湾三军大学编写的《中国历代战争史》这部史著中，竟将绍兴元年至四年发生在川陕战场的和尚原、饶凤关、仙人关三次大战只字未提。当今编写的大中专历史教科书关于南宋抗金这段历史中，只能看到岳飞、韩世忠的战绩，很少看到二吴和西军的作为。后世研究“二吴”的专题资料，对“二吴 ”的评玠仍有很大的局限性。
  《宋史》《金史》《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续资治通鉴》等史籍，是研究南宋史的基础史料，打开这些史著关于宋金战争的记述，就会觉得上列现象及其所反映的观点，既忽略了川陕这一抗金主要战场和发生在这里的惊心动魄的战事；也忽视了吴玠吴磷这样两位对南宋中兴大业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将领，形成了功业与评价之间的错位。究其原因，诚如王智勇所言：“毫无疑问，在宋金战争最激烈的高宗朝，西部宋军所以能稳固边防并重创金军，吴氏兄弟的存在是最关键的因素。如果没有吴氏兄弟的出现，宋金西部战争史也许将要重写。但是由于诸多原因，特别是宋宁宗朝吴磷之孙吴曦叛宋降金，给吴玠、吴磷兄弟的抗金伟业投下了灰暗的一笔，使史籍多少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吴氏兄弟的业绩，实在有欠公允。 ”①
  吴曦的负面影响不应成为研究“二吴”的障碍，南宋初期的“二吴”与中后期的子孙处在不同历史时期，思想、志节、建树、阅历与其子孙有较大差异，“二吴”的辉煌留在了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因子侄辈中的拱、挺而增，不因孙辈的吴曦而减。如将南宋王朝比作大厦，“二吴”作为梁柱已经筑进了这座建筑。有人把南宋半壁江山比作常山之蛇，处于蛇首的是西北战场，中原、江淮两个战场分处于蛇脊和蛇尾。阅读南宋抗金历史，抛开 西北战场，读到的只是断章残篇；研究抗金人物，舍弃“二吴”，就看不到支撑半壁江山的真正英雄。因此，研究“二吴”及其谱写了四十年辉煌历史的西北战事，可以帮助我们对南宋初期宋金战争获得一个全面的认识。
  凡事有其弊必有其利，吴曦的负面影响不仅淡化了对“二吴”的评价，而且夸大了其污点（如本传谓玠晚节颇荒淫而磷多丧败），影响了史料的保存（如正史中连吴磷墓葬情况都无记载），故而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蕴藏着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一座大矿藏，和岳家矿、韩家矿相比，几乎原封未动，而且含金量极高。我只是浮浅的接触了一下，就觉得有关“二吴”的话题不少。比如：“二吴”的评价尚不到位；五大战、十五次中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吴 ”先祖和后裔、军事思想及其保蜀之功对川陕经济的促进等领域研究仍比较单薄。
  助“二吴”成保蜀大业者，还有一大批耀眼的群星：刘子羽和张浚是“二吴”遇到的伯乐，刘子羽慧眼识荆，张浚破格提拔，才使他们有了出头之日；胡世将是吴玠的继任者，在坚持和践行吴玠抗金保蜀方略、支持吴磷掌军、化解以文制武矛盾方面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虞允文宣谕川陕时，曾把长驱北伐的希望寄托在吴磷和西部宋军的身上，在德顺之战中前后上章15疏，力挺吴磷，虽未阻止班师之诏，但使朝廷对德顺之战和吴磷的功绩，始终，保留着一个公正的认识；“二吴”麾下良将辈出，其中位至节度使以上、官至都统制以上的有杨政、郭浩、姚仲、王彦、吴拱、吴挺、李师颜、任天锡、吴胜、彭杲，以下的有田晟、雷仲、杨从仪、王喜、王俊、邵隆、向起、卢仕闵、姚志等，皆为一时之人杰；与“二吴”先后对垒过的金帅娄室、兀术、撒离喝、图丹合喜等人，都是不凡之辈。这些人的史料中，有不少涉及“二吴”的记载，是正史中找不到的。
  “二吴”建功立业的川陕百一十六州，留有许多乡土资料和文化遗存，是研究“二吴”在民间的影响、弥补史料缺失的奇珍异宝，大有挖掘之必要。还有许多被曲解和误读的问题尚待澄清，如和尚原之战与宣抚司的关系，饶凤、德顺两战的评价等。现有研究成果向视听领域转化也需有人从事。
  总而言之，“二吴”研究既是宋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一个有较大传承价值和研究空间的课题，需要有更多的人投身于这一领域，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宋金战争及其重要的军事人物，把历史真相还原给读者，至少让“功业自超韩岳上，声名旁落张刘中”的“二吴”，能够和韩、岳一样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与赏识。
  （作者系甘肃省庄浪县原工商局退休干部）
  文旅融合实现徽县旅游发展的新途径
  ——以吴家军和仙人关为视点
  崔峰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旅游使文化更有活力，文化使旅游更有灵气，也就是说旅游没有文化就没有灵气。只有同时遵循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的规律，并使两者有机融合，文化才有活力、旅游才有灵气。
  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在2019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厅局长会议上就文化和旅游融合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其融合路径是“理念融合、职能融合、产业融合、市场融合、服务融合、交流融合”。要把理念观念融合放在首要位置，从思想深处、从根子上打牢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基础，推动文化和旅游深融合、真融合。一是要树立以文促旅的理念。通过思想道德观念的提升、文化资源的利用、文化创意的引入，能够提升旅游品位、丰富旅游业态、增强产品吸引力，拓展旅游发展的空间。通过公共文化机构、对外文化交流等平台的使用，能够促进旅游推广、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的服务。二是要树立以旅彰文的理念。发挥旅游的产业化、市场化优势，带动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市场繁荣，对内更好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三是要树立和合共生的理念。要深刻认识到，文化与旅游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文化和旅游相互支撑、优势互补、协同共进，才能形成新的发展优势、新的增长点，才能开创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进发、旅游发展质量持续提升、优秀文化产品和优质旅游产品持续涌现的新局面，才能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徽县旅游资源丰富，主要以三滩为重点的自然风光旅游已在省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是有人间仙境美誉的月亮峡、十里画廊之称的嘉陵江小三峡、有如神仙居住地的天音寺、童话世界般的七十二滩等重点景区，已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也在不断完善。但是，它还有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如青泥古道（嘉陵故道）李白的“难于上青天”著名诗句；再就是仙人关与吴王城，古代关隘和战场，是关中、天水进入汉中的要地，也是由陕入川的重要咽喉，吴家军与金军对峙的古战场。这些历史文化资源不仅有着不可估量的旅游开发价值，还有可开发的潜在的人文价值和精神价值，可为当地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为此笔者主要提出以下五个看法，希望得到指正：
  一、遗址复原与景点打造
  景区景点是载体，文化也要靠载体来展现。仙人关和吴王城景点打造必不可少。南宋名将吴玠据仙人关抗金，在青泥岭地区阻击金兀术南犯，缔造了以少胜多的不朽功绩，仙人关战役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战例载入史册。仙人关重要的历史遗存现有摩崖碑刻（仙人关）、石人头马（现存县城吴山）、石桩石槽（吴王城和穆家坪一带）和不断出土的箭簇等。①吴王城占地面积约3000余平方米，由江边直达悬崖下。城垣已在岁月和人为的损坏下大部分消失，只在江边残存着一段高2米的石城墙，在关后的岩石上有古雕神像一尊和未完工摩崖碑一方。它们皆是近千年前吴军征战的重要物证。后人追思吴玠、吴磷兄弟功绩，在仙人关旧地建有吴王祠，并立碑颂扬其功绩。因年代久远，吴王祠已废弃，石碑现立于徽县城吴山。这些遗址和历史物证给我们建设景区提供了基础依据。当地已打响吴家军文化品牌，结合县城建设，近年来已经修建了吴山公园、吴山广场，正在规划恢复吴公祠。虽然已经有了初步的规划与建设，但是投入明显不足，设施过于简单，对旅游的贡献十分微弱。必须有大型的规划，超前的思维，把这种历史文化变成现代价值，文化与旅游结合，让游客留得住记忆。
  二、综合开发，实现旅游线路和价值的提升
  徽县的许多著名历史文化是可以梳理的。青泥道、仙人关、佛教石窟遗迹还有嘉陵江，宋代“新修白水路记”摩崖石刻等文物，都可以和陇蜀古道、茶马古道、古代漕运联系在一起，是一条重要的古遗址交通要道，是一个很好地古代文化链条。可以将这些县内有的文化沉淀进行整合，突出一个主题，形成创新的旅游景点和线路，实现旅游的升级升值。
  三、实行区域联合，满足游客旅游的空间和体验
  无论是仙人关还是吴王城，都应放在历史长河中去审视。离不开对陇蜀古道交通和吴家军抗金历史的认知，这也是外来游客很想获得的文化。这两者都涉及与周边区域的联合与协作发展。比如陇蜀古道茶马道，向北与天水、宝鸡联系，向南与康县、文县和汉中等有关联，是一个很好的旅游线路开发。还有吴家军抗金史，更是涉及陕甘川毗邻众多区域，凤翔县郭店镇上郭店村吴氏后裔分布及遗址、吴玠、吴磷抗击金兵的重要关口 ——大散关、古战场和尚原、汉中的汉台、安康市的饶凤关、成县的吴挺墓碑等，而不仅仅是徽县这个地方。凤县、石泉县、略阳、徽县、天水麦积区等地都把“吴家军”抗金史实作为历史文化品牌继续打造。已经做出规划，或修复陵墓、吴王庙、城垣，或建造吴王广场、练兵场等。比如凤县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吴玠当年任凤州知州时的古凤州一条街，并且正在启动复原二吴的练兵场和吴玠、吴磷祠。因此在西部山区一个县的旅游，无论是在空间、时间和体验等方面是远不能满足游客需求的。我们既要抢占先机，又要联合协同，实现旅游的增值。
  四、加大宣传力度，多出文创产品
  吴玠、吴磷兄弟是生长于庄浪本土的南宋抗金民族英雄，他们与岳飞、韩世忠同为南宋抗金的中流砥柱，吴家军主要镇守西北战场，业绩不绝史籍。②吴氏三代据守秦蜀关隘，抗金80余载，如铜墙铁壁，阻挡金兵不能入蜀，使南宋王朝得以苟安延续，使人民免遭涂炭。吴氏三代及“吴家军”所建树的丰功伟绩，不仅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惠及人民，而且在其后的800多年乃至当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爱国仁民，忠烈义勇的精神灵魂，是“吴家军”精神的体现，也是当代社会传承与发扬的宝贵精神。通过大力宣传，不仅可以传播这种精神，提升时代正能量，还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助推经济发展。由徽县和多位专家顾问倾力拍摄的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吴家军与仙人关》，还有秦腔皮影戏《仙人关吴玠抗金》等，都是这方面很好的例子。
  五、继续挖掘吴家军抗金历史文化，提供更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
  作为一段重要的历史事实，有必要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由于各地政府的大力推动，这些历史史迹已经引起国家和省上专家的重视，各市、县（区）都十分重视关于“吴家军”史绩的文史研究，本地文史和文化工作者考察深入实际，撰写了不少论文专著研究得相当深透，而且不乏独到的见解。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将历史面貌进行了认知推动，也为旅游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但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待于进一步扩展和深入。比如在吴家军与南宋朝廷政府的关系方面，吴家军的粮草供应方面，系本地区的马政问题，与其他路军的联络等等都有值得深入探讨的领域。
  （作者系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徽县博物馆藏宋感义郡太夫人程氏墓志铭考述
  曹鹏雁
  宋感义郡太夫人程氏墓志，志盖已佚，仅存志铭。原在徽县栗川乡云坝（今栗川镇杜公村）水渠上作为桥面石使用，1980年初春徽县文化馆熊国尧、李克明获知信息后进行了现场调查，确认为南宋抗金名将杨政之母程氏的墓志铭，并征集入馆保存。该碑为南宋川陕宣抚副使兼营田使胡世将撰文，为研究南宋杨政家族历史以及当时陇右地区的政治、军事、历史地理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一、墓志铭现状与录文
  宋感义郡太夫人程氏墓志志铭系红砂岩材质，宽93厘米、高83厘米、厚23厘米。志文均楷书阴文，共31行，第2、3、4行分别为40、36、39字，正文满行32字，计860字。志文记载南宋川陕宣抚使司都统制杨政之母程氏夫人的生平。川陕宣抚副使兼营田使胡世将撰文；陕西路计度转运副使公事兼本路劝农使霍蠡书丹；权永兴军等路提点刑狱公事詹至篆盖。现录文如下：
  宋故感义郡太夫人程氏墓志铭并序
  宝文阁学士、左朝请大夫、川陕宣抚副使兼营田使、晋陵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胡世将撰。右朝请郎、直徽猷阁、权发遣陕西路计度转运副使公事兼本路劝农使、借紫金鱼袋霍蠡书。左中奉大夫、直秘阁、权永兴军等路提点刑狱公事、建德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借紫金鱼袋詹至篆。
  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武康军承宣使、利州路经略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兼知兴元军府事、川陕宣抚使司都统制杨政之母，曰感义郡太夫人程氏，当建炎中金人作难，政方将兵会岐下，虏遽陷陕右诸道，而夫人适在泾原，遂相与隔阔者十载。政间遣人问遗其母，曰：“政为人臣，当死王事，烦母自爱，无以政为忧！”夫人亦间使谓政曰：“而为人臣，义当效死，坚尔志，勉尔力，无以吾为忧！”政帅师佐宣抚吴公玠，屡摧大敌，保扦西南六十州，功常第一。绍兴九年春，虏讲和，归我河南地，始得迎夫人以归，亟请于朝曰：“臣不幸与母氏隔阔十载，所不敢言者，念方将兵扦难，义先国家之急。今赖国威灵，虏讲和归地，臣母子如初，愿丐身田里，以尽事亲之日。”天子为之恻然，优诏不许，且念政功高，欲宠异其亲，则又诏以“小君”之贵特启今封。政与其兄弟竭心□养，彩衣怡愉，日奉颜色，搢绅荣之。十年夏，虏复渝盟，政时自熙河帅徙镇兴元，奉夫人归河池私第，而宣抚司趋诸帅会兵甚急。夫人偶病，少间政以他事白辞去，夫人曰：“行矣！吾知其为军事也。勉之，无轻敌，无妄杀，以卒前功！”政去后数日，闻夫人复病，自军中一日驰三百里，至则夫人已不起。享年七十有五，实绍兴十年六月癸丑也。夫人世为原州临泾县人，幼孝谨专静，长适同郡修武郎杨公讳志，以妇道闻于族里。修武杆边战死，夫人年三十九，诸孤皆幼，即属志守义，鞠养其子而教之甚力，后皆为成人。常语之曰：“而忘而父之死，于我而世莫之知乎？扬名显亲，其在尔矣！”政卒以功名自奋，而修武之义节著闻，由夫人之教也。子男四人：长曰元，承节郎；次曰信，承信郎；次政也；次曰仲，武义大夫，閤门宣赞舍人，行营右护军右部正将。女四人，皆适士族。孙、男八人：庭，秉义郎；庠，成忠郎；廉、广、度、厘、廱、序尚幼。孙女六人。诸孤以其月壬申自怀德军灵平寨举修武之丧，与夫人合葬于成州栗亭县安仁乡悉罗里。政来请铭，为之铭曰：
  义莫重于君，恩莫隆于亲。而夫人之命其子也，曰汝姑尽节于为臣。卒君事之不废，又志养之精神。孰主张是，而使之然也？曰吉凶不僣在人，寿且八十。小君赐号，哀荣终始，天其以此为忠孝之报乎！
  僧海越刊。
  由志文内容可知故感义郡太夫人程氏”为南宋绍兴年间川陕宣抚使司都统制杨政之母，绍兴九年（1139）春被册封为“感义郡太夫人”。太夫人程氏世为原州临泾县（今庆阳市镇原县临泾镇）人，嫁同县修武郎杨志为妻。生子四人：杨元（承节郎）、杨信（承信郎）、杨政（太尉）、杨仲（武义大夫，閤门宣赞舍人，行营右护军右部正将）。
  生女四人，皆嫁于士族。有孙男八人、孙女六人。她生于北宋治平二年（1065），病逝于绍兴十年（1140）六月癸丑（十四）日，享年 75岁。去世后，杨家子孙将其父修武郎杨志灵柩自怀德军灵平寨迁来，于六月壬申（二十九）日将父母合葬于成州栗亭县安仁乡悉罗里。
  二、杨政母程氏葬地
  该墓志名明确记录，杨政之母感义郡太夫人程氏葬于 “成州栗亭县安仁乡悉罗里”，为探索南宋杨政家族墓地提供了准确线索。
  成州，最初由南秦州改来。据《通典·州郡六》载，“古白马氐国，二汉属武都郡。晋置仇池郡，后没于杨茂搜。后魏又曰武都郡，兼置南秦州。西魏改为成州。隋初郡废，炀帝初置汉阳郡。大唐为成州，或为同谷郡”①。西魏废帝三年（554）改南秦州为成州，领天水、汉阳、武都、武阶、修武六郡；唐天宝元年（742）改为同谷郡，乾元元年（758）复为成州；后梁贞明元年（915）入蜀，后唐同光三年（925年）收复仍为成州，仅存同谷一县。②到北宋时成州领有同谷、栗亭二县，《元丰九域志》记载，“成州、同谷郡，团练。开宝六年（973）升团练，治同谷县”，“同谷：二乡，府城、西安二镇。有仇池山、凤凰山、凤凰潭、下辨水”，“栗亭：州东五十里。二乡，泥阳一镇。有雷牛山、栗亭川”。③《成县新志》提到“按绍兴二十五年《成州学记碑》载，成州领三县：曰天水、同谷、栗亭”④，可见南宋时实领三县。南宋时成州所辖区域相当于今陇南市成县大部、西和县南部、礼县东南部、徽县西部及天水市秦州区西南部部分地区。
  栗亭县，始设于北魏，《太平寰宇记》载，“魏定仇池，置白石、栗亭二县，广业郡领之”⑤。据《成县新志》，后唐清泰三年（936），将成州东的胜仙、泥阳、金沙、栗亭四镇并为栗亭县，因而同谷、栗亭并为成州属县。⑥清嘉庆《徽县志》记载“栗亭旧县，西三十里伏家镇。后魏置县，与白石同隶广业郡，西魏废，宋复置。元初汪世显行栗亭管民司事，至元中省入徽州”⑦。栗亭县治的具体位置，按徽县参与第三次全国野外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调查结论，依据至今遗存着作为县级建制才有资格修建的关帝庙、泰山庙遗址，栗亭县治位于今伏家镇前进村今栗川镇北 5千米处。
  安仁乡悉罗里为杨政父母葬地，也是杨政墓所在地。《徽郡志》载杨政“墓在成县”⑧，《成县新志》记杨政墓在“县东四里”⑨。成县东四里即今成县红川镇东部白塔河行政村下辖席坪（罗家坝）村与徽县栗川镇西部郇庄村交界地带。成县席坪村又名罗家坝村，北倚与徽县交界的中咀山，南临白塔河。1千米外的徽县郇庄村有南宋初年修建的栗川砖塔，杜公村西山台地遗留有宋代栗亭南镇院遗址，出土有若干宋代耀州窑青釉瓷碗、瓷盘碎片和宋代墓砖，遗留有几处砖室墓葬，个别墓葬在20世纪70年代兴修水平梯田时曾被掘开，杨政之母程氏墓志在文化馆人员当年发现前已由墓地移入杜公村内，结合墓志分析，原墓址范围不会超出成县红川镇白塔河行政村与徽县栗川镇郇庄行政村及杜公村地界。杨政之母所葬地“悉罗”地名与“席坪”“罗家坝”近似，“悉”与“席”或为文字讹转，故极有可能杨政并其母而瘗于“悉罗”里，即“悉罗里”或为今席坪（罗家坝）村。而由绍兴十年“虏复渝盟，政时自熙河帅徙镇兴元，奉夫人归河池私第”的记述推断，杨政之母当时生活在河池（今徽县）城内，与其安葬地也不会太远。
  三、杨政父杨志
  杨政之父为杨志，《宋史》把此人称为杨忠，《杨政传》曰“崇宁年夏人举国大入，父忠战殁”①，而《宋故感义郡太夫人程氏墓志铭》明言“杨公讳志”，存在差异。从该墓志铭撰刻于绍兴十年（1140）《宋史》成书于百年后之元代的情形来判断，“杨志”比“杨忠”更为可靠。因为杨政托请胡世将撰写墓志时若将父名写误，杨家人当时必会指出并纠错，未指出即说明胡世将所写准确无误。因此，该墓志可纠正《宋史 ·杨政传》中的笔误。
  从《宋故感义郡太夫人程氏墓志铭》中“修武扦边战死，夫人年三十九”的记述，可知杨志系原州临泾人，为北宋末期镇守灵平寨的下级军官，官拜修武郎。崇宁年间作为边将抵御西夏，杨志应该是在崇宁三年（1104）战死。《宋史》记载了当时战事，《徽宗纪一》说崇宁三年十月 “戊午，夏人入泾原，围平夏城，寇镇戎军” ②。杨志当是在这次战争中战死于灵平寨，享年 40岁左右。杨志战死之地，按该墓志铭中 “诸孤以其月壬申自怀德军灵平寨举修武之丧，与夫人合葬于成州栗亭县安仁乡悉罗里”句来分析，原葬于怀德军灵平寨（今宁夏固原县黄铎堡乡古城）。据《宋史·地理志》载，“怀德军：同下州，无倚郭县。初属西蕃为石门城，绍圣四年归宋更名为平夏城。大观二年置怀德军。靖康元年入西夏”③。杨志战死时间早于大观二年（1108）怀德军设置，可见尚未设置怀德军。但是，灵平寨的设置在杨战死之前早已存在，《宋史 ·地理志》记 “灵平寨，初为好水寨，绍圣四年更名，属镇戎军，大观二年来属” ④，明言在绍圣四年（1097）由好水寨改名。《宋史 ·章楶传》中也载，章楶知渭州时“上言城胡芦河川，据形胜以逼夏。乃以三月及熙河、秦风、环庆四路之师，阳缮理他堡壁数十所，自示其怯。阴具板筑守战之备，帅四路师出胡芦河川，筑二城于石门峡江口好水河之阴。二旬有二日成，赐名平夏城、灵平寨”⑤。当时平夏城与灵平寨并不相互隶属。大观二年平夏城改设怀德军后，灵平寨才成为该军属寨之一。
  四、志文涉及历史背景
  墓志虽然是记述杨政之母太夫人程氏的事迹，但所述事迹都在具体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因而墓志铭对相关重大历史事件略有记述。正是这些历史事件作背景，方显示出太夫人程氏的高风亮节。
  （一） “建炎中，金人作难”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国攻破北宋都城汴京，北宋灭国。次年（1127）五月，、宋高宗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县南）继位，改元建炎。建炎二年（1128）春季，完颜宗弼率金军渡过黄河，向西大举进攻。这次战役中金人的目的是集中兵力先夺取陕西秦凤、环庆、泾原，熙河、鄜延五路，然后从陕西进入四川。而宋知枢密院事张浚当时负责川陕战事，在陕西富平一带集结了五路宋军20万人与实施富平会战。张浚没有听从曲端、吴玠等人的正确意见，决策失误，导致在建炎四年（1130）富平会战的失利。
  吴玠、杨政均是都统制曲端部下的军官，参与了富平会战。按《宋史·吴玠传》，“建炎二年春，金人渡河，出大庆关，略秦雍，谋趋泾原。都统制曲端守麻务镇，命玠为前锋，进据青溪岭，逆击大破之，追奔三十里，金人始有惮意。权泾原路兵马都监兼知怀德军。金人攻延安府，经略使王庶召曲端进兵，端驻邠州不赴，且曰：‘不如荡其巢穴，攻其必救。 ’ 端遂攻蒲城，命玠攻华州，拔之”①。金军攻占秦雍（今宝鸡）后欲西进泾原路。曲端帅军驻守于麻务镇，吴玠为先锋，于青溪岭迎敌并大破敌军。此后数年，宋金两军于凤翔和尚塬、宝鸡大散关、兴州仙人关一带发生多次拉锯式作战。杨政随吴玠转战于陕西路、秦凤路抗金，其母滞留于泾原老家，故墓志有关于“当建炎中金人作难，政方将兵会岐下，虏遽陷陕右诸道，而夫人适在泾原，遂相与隔阔者十载”的记述。
  杨政作为吴玠部下，随吴玠吴磷自宣和末年至绍兴二十七年间抗金达三十二年之久，建炎间随吴玠抗金九战九捷，绍兴间先后与宝鸡千阳箭筈关、恭州（重庆）鱼龙川、凤州方山原、新元府饶凤关、兴州仙人关、秦州白环堡、凤翔府城南寨等处多次破敌，故有“佐宣抚吴公玠屡摧大敌”之说。
  （二） “虏讲和” “复渝盟”
  绍兴八年（1138）十二月，伪齐刘豫率军南侵失败，金宣布废伪齐国，遣宋使者王伦回京向高宗奏金朝口信诱降，宋高宗令秦桧代表宋庭拜受金朝诏书，接受 “和议”。金朝归陕西，河南地于宋朝。宋向金称臣，每年贡银 25万两，绢25万匹，宋金达成第一次和议。故《宋史 ·杨政传》亦有 “绍兴八年，宋金第一次和议，次年合议成，金以陕西地归宋，杨政得以迎回家属” ②的记述。
  《宋史·杨政传》载，“绍兴十年，徙利州，又徙兴元，金人逾盟，杨政献迎敌之策，川陕宣抚副使司都统制，都统制司置于兴元府，杨政兼知兴元府事、利州路安抚使，破金人于凤翔城南砦，获战马数百匹”③。绍兴十年（1140）三月，杨政为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知熙州事（今临洮）。五月，金国撕毁与南宋订立的盟约，金军从河东渡黄河攻占陕西大片地区。杨政与统制杨从义合兵迎击，大败金兵于凤翔城南寨，并在宝鸡渭水与金兵交锋。又与吴磷联合在凤翔府附近抗击金军，七战七捷。六月，吴玠病逝后，杨政改任川陕宣抚副使司都统制，并前后兼任利州府、兴元府知州事。杨政因功官拜武当军节度使、侍卫亲军步军司都虞候。被任命为武当军节度使。
  五、胡世将应请撰志铭
  志主之子杨政，《宋史》有传。据《杨政传》，杨政（1098—1157），字直夫，原州临泾人。徽宗宣和末年应募弓箭手，靖康初年因拒夏人稍知名。建炎年间跟随吴玠抗击金人，九战九捷，积累军功至武显郎。绍兴初，屡立战功，先后升任升阶右武大夫、恭州刺史、陇州团练使、明州观察使，绍兴四年（1134）仙人关大捷后因功授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环庆路经略安抚使。绍兴五年春，金军渡淮侵宋，与吴磷北上攻克秦州，击败金国援军，功升任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兼环庆、利州路安抚使。绍兴八年（1138）吴玠去世，杨政任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知熙州事、进武康军承宣使。绍兴十年（1140）三月改任兴元府知事，五月率军在凤翔府城南寨和宝鸡击败金军，又与吴磷联合在凤翔府附近抗击金军，官拜武当军节度使、侍卫亲军步军司都虞侯。绍兴十四年（1144）九月，改兼利州东路安抚使，屯驻兴元府。绍兴十八年（1148）五月，杨政任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绍兴二十一年（1151），拜太尉。 ④
  志铭撰者胡世将，《宋史》有传。据《胡世将传》，胡世将，字承公，常州晋陵人。登崇宁五年进士第，后历给事中兼侍讲、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等职。绍兴九年吴玠殁后，以宝文阁学士身份宣抚川陕。绍兴十年（1140）夏，派遣大将吴磷、田晟出凤翔、郭浩出奉天，杨政由赤谷归河池，成功阴止金人进攻，各军全师而还。升为端明殿学士。 ①
  从《宋史》中杨政、胡世将二人之传来看，当太夫人程氏病逝之时，二人同在川陕方面，杨政身兼利州路经略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兼知兴元军府事、川陕宣抚使司都统制，而胡世将身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川陕宣抚副使兼营田使”，杨政身为属下而受胡氏节制。故杨政能敦请胡世将为其母撰写了墓志铭。《宋故感义郡太夫人程氏墓志铭》是胡世将在撰《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宋忠烈吴公祠记》之后的又一重要作品，也是研究宋金对峙时期川陕局面的重要资料。
  （作者系甘肃省徽县博物馆馆长）
  廊道行走：一带一路背景下陇南文化旅资源开发的思考①
  刘吉平
  随着旅游业和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以“市场开放、客源互送、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为原则的区域合作，已经成为旅游界的共识。陇南地处中国地理几何中心，是大西北通往大西南的交通孔道，这种 “秦陇锁钥，巴蜀咽喉 ”——扼甘陕川三省要冲的战略位置，使陇南文化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多元化特征。
  2014年3月，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中指出，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核心区域包括7个省（区）的11个市（州、地区），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位列其中，陇南市为核心区域直接辐射的区域之一。陇南厚重的历史沉积、多样的民俗民风、良好的自然风光，富集的文化资源与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在地理空间上存在交叉覆盖。
  2018年7月18日上午，中国大蜀道旅游联盟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在剑门关景区召开。来自蜀道沿线川陕甘渝四省八个地市的旅游主管部门，剑门关景区、陕西法门寺景区等 11家景区的相关人士，共百余人参加了会议。是以大蜀道为品牌的第一个旅游行业性组织。
  大蜀道旅游联盟给予中国大西北文化旅游一个战略性的思考，仅仅蜀道还是不够的，应将蜀道、藏羌彝走廊以及茶马古道等廊道文化囊括其中，形成跨时空、跨地域的立体式的文化旅游网络。
  陇南东邻陕西省宝鸡、汉中，南连四川省广元、阿坝，西靠甘南，北接天水市、定西市，成为南北丝绸之路枢纽地带。境内 “藏羌彝文化走廊 ”“陇蜀古道”“茶马古道”等廊道交错分布，相互依托。廊道境内氐、羌、汉、藏及其他各民族，在攻伐消长中互相影响、互相融合，形成了多元的、多民族和合共生的文化景观。氐羌藏彝汉文化的大融合，秦陇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大交汇；使得以廊道建设开发为线索，发展文化旅游成为陇南经济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陇南市城市总体规划》指出，到2030年，要将陇南建设成为连接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三省交界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和现代绿色产业基地，融合甘陕川元素的特色城市，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宜居宜游宜商的美丽家园。
  陇南北接天水，与西域道即大丝道起点之西安相衔接，地处秦巴山区、毗邻川陕的陇南正是南北丝绸之路的交汇地带。蜀道、茶马古道、藏羌彝走廊以及陇南红色文化遗产廊 道在这个区域聚集，形成了四通八达的立体廊道网络。
  “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和新的开放政策的提出，不仅使“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与“一带一路”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线路的融合发展有了新的契合点，更为传承和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丝绸之路精神，推动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区域全面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扩大开放的空间和创新发展的新维度和新背景。
  一、多民族和合共生的 “廊道”
  古羌人是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是华夏民族的远祖之一，在华夏民族的形成中有着特殊的作用。从黄河上游、渭河上游乃至河西玉门等地发掘出的卡约、寺洼、辛店、安国、火烧沟等文化遗存来看，甘肃、青海的黄湟地区、岷山地区、天水、武都等地区都是古羌氐民族的主要发源地之一。甘青地区氐羌人的青铜文化在南下到岷江上游、大渡河、雅砻江和金沙江上游后，仍不断南移，到达了滇西北和滇西，对当地青铜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①因而，北起天山南麓，黄土高原，向南经青藏高原至四川盆地、泯江、嘉陵江、汉江上游直到云贵高原的广大地域中都有古羌戎的分布。
  汉代出现的“蜀身毒道”即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以成都为起点，印度和中东为终点的、漫长的陆地国际贸易通道。自成都始，经雅安、芦山、西昌、盐源、攀枝花到云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保山、腾冲，从德宏出境；进入缅甸、泰国，最后到达印度和中东。 ②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位于中国西部腹心，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民族南来北往、繁衍迁徙和沟通交流的重要廊道。如果说藏彝走廊是一条沟通南北丝绸之路的国际走廊③，那么地处陕甘川毗邻区的陇南则为这条走廊的枢纽地带。
  齐家文化东至渭水河流域，南至甘南、陇南、白龙江领域，西至青海湟水流域，延及绵绵千里河西走廊，北接宁夏及阿拉善左旗，这一区域正好处在氐羌文化发展的轨道上。寺洼文化是中国西北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主要分布在兰州以东的甘肃省境内，并扩及陕西省千水、泾水流域。
  2004年五方联合考古队在西汉水上游东起天水市天水乡、西至礼县江口乡大约 60千米的西汉水两岸，发现包含有寺洼文化的遗址 25处。 ④寺洼文化由齐家文化发展而来，齐家文化在西部河徨直至河西走廊东部发展出卡约文化，而卡约文化是古羌人的遗存。⑤齐家文化衰落以后，甘青地区先后发展起来几支兼营农业和畜牧业，或者以游牧为主要经济形式的青铜文化，如规模小、地域性很强的卡约文化和寺洼文化。⑥寺洼文化，卡约文化和寺洼文化的族属是羌人，寺洼文化遍布兰州以东的甘肃中部、东部和南部。朱圉山是甘谷和礼县之间的界山，也是长江与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分水岭。毛家坪遗址位于渭河南岸支流小南河与干流交汇处，沿小南河往南，翻过分水岭，再沿永坪河南下可直达大堡子山。 ⑦从发掘情况看，甘谷毛家坪以夹砂红褐陶为特征的“B组遗存”、西和拦桥文化遗址与寺洼文化之间存在着联系。①西和拦桥文化遗址采集的遗物既有马家窑类型的陶片，也有寺洼文化的陶器。该遗址在秦人南下、北上的必经之路上，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西汉水流域，周秦文化遗址和寺洼文化遗址的分布呈现一定规律：前者主要分布在大河流域的平坦孤地上，后者主要分布在离河岸较远的黄土梁峁山区。②前者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宜于农耕，后者则属冲切沟壑劣区，僻远贫瘠，不利农耕；陇南武都、文县、宕昌等地的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离河谷较远的山上，且以狩猎和放牧为生，这是民族间冲突与融合必然的结果。从考古发掘的资料和先秦史籍的记载看，羌应当起源于陕甘一带。秦汉时期，羌、氐民族活动的区域大体上在今甘肃、青海以及川西等地的广袤地区。③由此看来，陇南境内的齐家文化、寺洼文化、安国类型等与羌、氐民族以及早期秦人的迁徙有着密切的关联。
  我国上古时代最早的几件青铜器都发现于甘肃，陇南的青铜器形制特征反映了秦人早起的历史和氐羌在先秦时代的活动轨迹。从 “商亚父鼎 ”铭文到“羊侯永用”剑，再到“归义王金印”。直至东晋、南北朝时期，古氐羌民族在陇南境内先后建立仇池、宕昌、武都、武兴、阴平5个割据政权，史称“陇南五国”。绵延近300年的氏羌五政权，对陇南历史和陇南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留下了众多的历史和文化遗迹。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羌氐族系同其他民族一样，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以其传统文化为基础，根据需要吸收、消化外来文化，促进了自身发展，这是民族发展的必然规律。西藏昌都地区的卡若文化与甘肃、青海地区的古羌人文化遗存马家窑文化等有相似之处，由此可以说：西南地区的藏族、彝族、白族、纳西族、哈尼族等都是原居住在甘肃、青海一带的古代氐羌人南迁后形成的民族。古代羌人南迁至西藏地区，并融合了当地的土著民族，于7世纪后逐步形成藏族的先民 ——吐蕃人。
  唐宝应元年（762），吐蕃攻占陇南。咸通年间，唐收复武州，更名阶州，咸通七年（866）收复成州。北宋熙宁六年（1073）大将王韶打败吐蕃，收复陇南，吐蕃据有陇南前后共311年。吐蕃的东向发展与融合，促进了藏，族自身的最终形成，加速了藏族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吐蕃政权崩溃后，其本土爆发王室后裔之间争夺王权的内乱，原吐蕃东部疆域的大量吐蕃军队及随军奴部无力返回吐蕃本土，史载其“无所归，共相啸合数千人，以‘媪末’自号，居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间”④。从黄湟谷地、河西走廊到洮河流域，再到西汉水、白龙江流域，直至川西高原，氐羌民族的南迁之路奠定了“南方丝绸之路”的基础，对后来我国河西陇右等地区的民族布局以及陇南历史和陇南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氐羌族系在迁徙、发展的过程当中，多民族和合共生已成为必然。特别是民间文化，在融合当地民俗习惯的同时，形成了各自鲜明的区域性特征，而且这种特征随着迁徙线路而变迁。甘肃的陇南、甘南、临夏地区，历史上是南下四川、陕西，或者西进青海、西藏地区的必经的中间地带。贯穿于甘、陕、川崇山峻岭之间的 “藏羌彝文化走廊 ”“陇蜀古道 ”“茶 马古道 ”是氐羌藏彝汉等民族大融合的大通道。
  从礼县秦早期文化遗址到西和仇池古国，再到宕昌藏族羌族文化，直至文县白马藏族文化、阴平古国文化。沿着氐羌南迁的廊道，在行走中便可以了解陇南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民族民间文化。
  陇南东接陕西，南通四川，扼甘陕川三省要冲，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入川，都以这里为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历史话剧，遗留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陇南红色文化资源不仅承载着丰厚的革命历史、生动的革命事迹，还给我们留下了一大批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优良的革命传统。这些精神是推进陇南跨越发展、富民兴陇战略的重要动力。
  将陇南红色文化旅游、历史民俗旅游、生态体验旅游、养生度假旅游结合起来，通过不同的形式满足旅游者不同的消费需求，延长旅游产业的相关链条。打破狭隘的地域保护观念，陕甘川三省联合，打造以弘扬“地域文化”为主题的旅游综合工程与产业集群，积极实施大景区规划建设，实现旅游文化的产业化，是发展陇南经济和文化的必由之路。
  二、文化资源富集的 “廊道”
  陇南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民间文化。陇蜀古道、藏羌彝民族走廊、茶马古道，这些不同时期层垒、叠加甚至重合的廊道，成为陇南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命脉。
  （一）藏羌彝民族走廊
  民族走廊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这条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众多的历史与文化的沉淀。
  1978年9月，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全国政协民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藏彝走廊”概念。旨在以走廊为线索，深入了解各民族特点，对各民族进行识别判定。走廊内藏、羌、彝等众多民族彼此存在许多共有或近似的文化因素，反映出彼此之间应存在内在的文化联系。①李星星认为：藏彝走廊的地理坐标大体在97°～105°E、25°～35°N之间，直线距离南北长约1200千米，东西宽约750千米。②而洮河、小岷江及西汉水流域，则是在这个区域的中心地带。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核心区域位于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等七省（区）交汇处。而陕甘川毗邻区域的宝鸡市、汉中市，陇南市、绵阳市，为上述核心区域直接辐射的区域。陇南是中原中央政权与西北少数民族接触交往的前哨阵地，氐族、羌族、汉族及先后进入陇南的其他各民族，互相影响，互相融合，共同创造了陇南灿烂的古代文化。 2014年3月3日，文化部、财政部关于印发《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的通知。《规划》是一部针对西部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产业的纲领性指导文件，也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区域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指出，要把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作为重大项目纳入中央财政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范围；建立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重点项目库，加强对重点项目宣传推介、招商引资、交易合作等方面服务。陇南境内，氐羌族系遗留的民族民间文化十分丰富，具有代表性的有：秦早期文化、仇池古国文化、白马藏族文化、宕昌藏族羌族文化、武都坪垭藏族文化特别是仇池古国文化、白马藏族文化以及宕昌藏族羌族文化更具古氐羌人的风貌。
  从天水、定西以及甘南南下沿着两江一水（嘉陵江、白龙江以及西汉水）行走，可以形成数条链接藏羌彝旅游的文化长廊。
  （1）青海 —甘南（或定西）—宕昌 —武都 —文县 —平武
  （2）天水（或定西）—礼县 —西和 —成县 —武都 —文县 —九寨
  （3）宝鸡 —两当 —徽县 —成县 —武都 —文县 —碧口
  整体而言，这条线路形成一个历史与现实交织的两江一水流域陇蜀文化路网与廊道，有广阔的历史视阈和开拓发展空间。①沿着文化的演进轨迹行走的旅游，才是文化旅游。这里的三条路线，都是沿着藏羌彝文化走廊而展开，这种流淌着文化的旅游才是活态的文化旅游，才能将域内的文化活态的传承与保护下来。
  （二）蜀道与陇蜀古道
  蜀道是两千多年前秦蜀先民开凿的自陕西关中起步，翻秦岭、越巴山、过广元、穿剑门，绵延两千多里直抵成都的千秋古道。“蜀道”之名始见《史记》，涉时在于汉初。就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实际周秦时期就有蜀道可通，具体所指即有陇蜀道。陇南在古蜀道即后来的茶马古道上。②乐府旧题《蜀道难》系列源流演变及所写蜀道之难，就包括陇蜀道题旨。③广义上的蜀道，包括全国各地通往古代蜀地的道路以及蜀地范围内的道路，而狭义的蜀道是指翻秦岭过巴山、连接陕西西安和四川成都的道路。如果说“丝绸之路”联系了中国与中亚、西亚，那么蜀道就把当时的都城长安与“南方丝绸之路”与南亚次大陆联系在一起了。甘肃的阴平道是从先秦至隋唐时代向中心王朝及中原地区供给丝绸的重要通道，是丝绸之路东起点的重要末梢神经与血管。也是早期氐羌南北交通的通道，也是西北与西南交通的关隘。④蜀道跨越3000年历史、是承接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连接南北丝绸之路、过渡中国南北地理生态的重要通道，也是保存至今人类最早的大型交通遗址之一。
  绵延千年的蜀道是一条神秘的文化荟萃之路，也是一条神妙的心灵家园开拓之路。她打通了巴蜀边地与中央王朝的沟通和交流。为了开凿蜀道所拥有的前赴后继、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 “蜀道精神 ”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2018年5月，由广元旅发委与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制作了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大蜀道》开播，《大蜀道》分三集，分别为人道、神道、天道。《大蜀道》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以新的视角、新的维度，重新讲述蜀道历史，讲好蜀道故事，旨在让蜀道文化活在当下，走向世界。2019年5月18日，蜀道文化旅游联盟年会暨中国“关隘文化”大讲堂活动在广元剑阁隆重举行。会上，大蜀道沿线市州一致通过了《2019大蜀道沿线城市文旅经济协同发展行动宣言》。按照宣言，大蜀道沿线城市成都市、德阳市、绵阳市、南充市、广元市、巴中市、达州市、汉中市、宝鸡市、西安市、陇南市等地将共同搭建文化旅游发展平台；共同建立文化旅游集散体系；共同打造大蜀道精品旅游线路；共同开展大蜀道文化旅游宣传，共促区域平稳、健康发展；共同促进大蜀道旅游人才交流合；共同推动大蜀道沿线 文化旅游扶贫，共同打造标杆平台。陇南市作为蜀道沿线的城市，参加了本次会议。 ①
  “栈阁北来连陇蜀”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蜀道交通绕不开陇南。早在1995年，陇南政协副主席高天佑提出：“作为中国大陆腹地且自古为陕、甘、川、青四省交汇之地的陇南（广义概念包括今陇南地区、甘南州和天水市）..是介乎西北与西南文化、经济与交通的孔道和南北丝绸之路的又一座桥梁。”也就是除陕西境内著名的子午道、褒斜道、傥骆道、故道等北段蜀道即秦蜀古道外，还有由嘉陵道、祁山道、沓中阴平道和洮岷迭潘道等四条古道组成的陇蜀古道。《史记·项羽本纪》有载：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②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故而 “蜀道 ”之名，始于汉初，具体所指即有陇蜀道。 ③
  2017年2月25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华以《丝路传情：作为文化线路的丝绸之路》为题，亮相成博举行讲座。讲座中，孙华强调：“蜀道还有若干通往丝绸之路甘肃段点的支线，这就包括了阴平道、歧山道（应为祁山道）、景谷道等。”中国与中亚、西亚以至南亚、欧洲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交流是以西安为中心进行的。但东西交流中的丝绸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蜀地。所以古代陇南实处于丝绸之路与蜀陇道的交叉点。 ④
  陕甘川区域山水相依、地缘相近、文脉相通。离开陇南谈蜀道是不完整的和不系统的。无论从历史上还是文化上，蜀道与陇南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陇蜀古道文化之蜀道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保护好陇蜀古道的历史遗迹，就是保存好中华民族的历史之根，保留好一个珍贵的历史文化基因库，这是陇南乃至陕甘川毗邻区文化旅游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茶马古道
  南方丝绸之路不只是一条运输丝绸的商贸通道。据唐代僧人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来自川、滇的糖、布、线、粉丝等生活日用品被运输出去，而来自康藏及周边地区的马匹、皮毛、藏金、藏红花、麝香、贝母、鹿茸、虫草等也随着这条路来到川、滇等地。⑤这种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良马与云南、四川和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日用器皿交换，形成“茶马互市”。茶马古道即源于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即蜀道发展至唐宋时期，主要以茶马贸易为主。茶马古道分陕甘、陕康藏、滇藏大概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海岸。
  茶马古道不只是一条道路，而是一个庞大的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更是历史上中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文化、民族与宗教等交流的大舞台。
  陇南为川、陕经甘肃进入青、藏和中原的必经孔道，是将陕、川、滇、藏、桂、黔等地区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枢纽地带。沿线留下了众多遗迹，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结合线路上优美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围绕茶马古道，结合自然与历史文化资源，实施产业开发，对陇南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陇南茶马古道主要有三条：一是从陇南到甘南、天水的茶马通道（经康县、宕昌、武都、西和县境段）；二是甘肃入四川的古道 ——阴平古道、“西固古道”（经舟曲、文县境段）；三是甘肃入陕西、四川的古道（经徽县、成县、两当县境段）。每条古道又根据碑刻、古地名、古村镇、古栈道、寺庙、摩崖题记等分不同线路，这些线路相互交错，构成了错综复杂的陇南茶马古道网络。①茶马古道如同纵横交织的网，上面串连着无数文化因子。②
  这些文化的因子，才是旅游者最感兴趣的地方，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得以有效传承的关键所在。云南大学木霁弘教授和周重村研究员认为： “茶马古道有四个方面的横式意义：一是茶马古道是当今世界上地势最高的贸易通道。二是茶马古道从来都是民族融合与和谐之道，它见证着中国乃至亚洲的各民族之间千百年来因茶而缔结的血肉情感。三是茶马古道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它为人类寻找永恒的家园提供了许多实证。四是茶马古道是佛教东传之路，是世界文明的主要通道，在茶马古道上，多元文化开始融合。 ”
  总之，茶马古道作为一条古代人类商贸活动的文化通道，始终伴随着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而不断延续和发展着。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古老的文明通道，商贸通道，也是汉族与藏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团结的纽带。茶马古道“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是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也是民俗文化丰富的宝地 ”。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 “廊道”
  廊道文化的旅游价值体现在民族性、考古性、遗产性、承传性等四个方面。陕甘川毗邻区虽然旅游资源富集，但因跨省份、跨行政区域以及利益协调机制的阻碍，严重制约着区域旅游业的协同发展，整合川陕甘结合部旅游资源，建立完善旅游合作机制，树立统一的旅游品牌形象，统筹开发重大旅游项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③
  陇南市甘肃唯一的长江流域，境内高山、河谷、丘陵、盆地交错，气候垂直分布，地域差异明显。陇南属秦岭南坡山地、岷山东端山底和大坝山西缘山地的交汇处，在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四川盆地之间，是物产丰富、山川绮丽之地。近年来，陇南借助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民族文化优势，先后开发了白马藏族文化风情旅游、康县乡村、宕昌官鹅沟羌藏文化风情旅游等。
  遗产廊道是人类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并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典范，是自然与人文共生的标本。古道雄姿、人文山水交相辉映，构成了廊道特有的神韵。巍峨耸立的雪山峡谷、浩荡奔腾的大江长河、牛羊成群的高山草甸，金碧辉煌的寺庙、苍凉雄奇的城堡、灿若群星的帐篷、风格独具的民居，绚丽多彩的民间服饰、古朴独特的民俗。这些丰富性、原始性、独特性、垄断性和差异性的世界级旅游资源，成为旅游者寻求心灵慰藉的天堂乐土和探寻民族渊源的文化符号 ——大自然赋予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白水江自然保护区白马藏族奇异的风俗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游人；大河坝风景区的 古羌族后裔居住着春秋战国时期“板屋”特色的房子，他们至今仍保留着古羌族时代的生活习俗，其民族风情和民族文化颇耐人寻味。陇南旅游资源丰富多样、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交相辉映。自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向南经过四川西部、西藏东部、云南西部以及缅甸北部、印度东北部这一狭长地带，诸多江河的分布为古代民族向南迁徙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条立体的、多重的网络廊道，将南北丝绸之路紧紧的联结起来，形成了一条民族文化旅游的立体网络。
  藏羌彝走廊、蜀道、茶马古道在时间上有延续性、在空间上有重叠性。
  廊道文化具有时间上的连接点，各廊道之间的兴废与氐羌族系、与经济贸易以及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紧密联系，也与伏羲女娲传说、陇南境内史前文化遗址、秦早期文化、乞巧民俗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文化旅游必须有文化的连续性，也就是既要让游客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的新鲜感，也要让游客有穷神观化的好奇心。
  也就是说，文化旅游线路，应该是一条活态的、有机的线路。近年来，许多旅游景点往往编造一些所谓的 “故事 ”、打造一批 “民族风情 ”来吸引人，博取人们好奇的眼光。殊不知，这种对外地经验的借鉴（挪移），是不可取的。即使是同一个民族的文化也随着不同的地域风情而变迁，这种变迁就是本地的文化符号。文化的旅游，必须具有历史的真实成分，任何脱离了历史的杜撰（文化）都是不可取的。
  陇南文化旅游要尽现陇南山水、文化、民俗的独特魅力。让每一个自然的景点都有文化底蕴。例如成县西狭颂风景区与廉吏文化，与氐羌历史以及交通文化；西和乞巧风情与秦早期文化，官鹅沟自然风光与藏羌文化，礼县西垂陵园、祁山武侯祠与秦早期文化、三国文化的特征，康县阳坝梅园沟、白马关与茶马贸易文化，徽县三滩、两当云屏与棚民（移民）文化。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在旅游项目开发建设的全过程，要深入挖掘地域性文化，按照历史的真实性进行文化包装、增加文化内涵、提高文化品位，把文化贯穿到设计、建设、管理、营销、服务的始终。
  广元旅发委与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制作了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大蜀道》通过人道、神道、天道三部分，将宏观意义上的蜀道文化完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这也为陇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建设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
  树立大旅游、大协作理念，坚持“区域合作、名牌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加强与周边四川、陕西两省的广元、巴中、绵阳、阿坝、汉中、宝鸡，以及我省的天水、甘南、定西等市州的旅游区域合作，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线路互建、客源互送、宣传互动、信息互通。通过加强区域合作，激活陕甘川毗邻区“廊道”文化建设的活态因子，促进旅游产业竟相发展，实现共赢。
  结语
  旅游首先是文化的旅游。近年来，乡村文化旅游方兴未艾： “看农家景、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做农家活、享农家乐 ”，就是没有 “知农家史 ”，自然景观或民俗景观背后的历史轨迹和文化内涵很少提及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文化附加值不高，创意不到位，没有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与关注。就陇南文化旅游而言，必须借助于 “廊道文化 ”，在文化旅游发展平台搭建、文化旅游集散体系建立、蜀道精品文化旅游线路建设、文化旅游宣传、文化旅游监管协调机制、旅游人才交流合作、文化旅游扶贫等方面开展青海、陕西、四川四省协同合作。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指出：合理利用地方和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在与产业和市场的结合中实现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承和保护，培育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产业品牌；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加快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实现文化富民；推进文化与生态、旅游的融合发展，把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建设成为世界级文化旅游目的地；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区域经济支柱性产业，为西部和民族地区的振兴繁荣提供强大动力，这也是陇南文旅发展的目标所在。
  如果沿陇南南下，通过这条廊道，可以将文化旅游线路延伸到四川省绵阳市、乐山市、雅安市、攀枝花市，贵州省六盘水市，云南省丽江市、大理白族自治州，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那曲地区。
  大蜀道沿线成都市、德阳市、绵阳、南充市、广元市、达州市、汉中市、宝鸡市、西安市、陇南市等11个城市共同签署了《2019大蜀道沿线城市文化旅游经济协同发展行动宣言》，达成 “共同搭建文化旅游发展平台，共同建立文化旅游集散体系，共同打造大蜀道精品文化旅游线路 ”等7个方面的共识。关隘文化专家，蜀道沿线市县区、东西部扶贫协作市嘉宾以及名关代表齐聚在此，为打造大蜀道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献言献策。 “市场互联、宣传互动、线路互通、客源共享、信息互递 ”是陕甘川三省旅游联合开发的最佳思路。
  以大蜀道旅游品牌资源为依托，建立“大旅游、大产业、大市场、大合作、大发展”的战略布局，遵循“资源共享、市场共建、品牌共创、利益共沾”的合作原则，整合以大蜀道为线路、中西部联盟地区旅游要素资源，实现抱团取暖、合作共赢、创新发展，建立中国中西部地区旅游行业的“宣传、交流、合作、扶贫、发展”五大标杆平台，共同实现优质旅游发展。
  舍弃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观念，挖掘整体的文化内涵。任何文化都不是孤立的、突兀的树立起来的，都有其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文化的渊源，切不可圈囿于狭隘的地方观念，搞所谓的“唯一性”。以廊道建设开发为线索，以大蜀道旅游品牌资源为依托，建立“大旅游、大产业、大市场、大合作、大发展 ”的战略布局，发展文化旅游成为陇南经济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让文化的血脉流通，才是地域文化旅游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初等教育学院教授）
  陇蜀古道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苏海洋
  在古代中国由北方翻越秦巴山地和迭岷山地通往四川的道路系统，由关中翻越秦岭山地东段和大巴山通四川的秦蜀古道和由陇右翻越秦岭山地西段和迭岷山地通四川的陇蜀古道①，或称之为西山道②组成。陇蜀古道是蜀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蜀道申遗中不可或缺，对保证蜀道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和原真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该道的关注始于20世纪30年代。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青泥道与白水路、阴平道和岷山道研究方面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并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但关于祁山道的研究，鲜有人涉足。2009年以来，甘肃学者掀起了一股研究祁山古道的热潮，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与1995年高天佑先生首次提出“陇蜀古道”时所面临的“历来虽有星光之见隐于史志，却无宏观总论显于当世，从而未能引起世人的注目”③的情况大有不同。本文从祁山古道、青泥道与白水路、阴乎道和岷山道等四个方面对陇蜀古道学术研究的进展进行回顾，希望学术界对陇蜀古道的研究现状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因学术水平有限，难免挂一漏万，敬请批评指正。
  一、祁山古道研究
  祁山道是陇蜀古道的主干道。自从高天佑先生1995年在《文博》第2期上发表《陇蜀古道考略》一文至2009年10余年间，几乎没有见到祁山道研究的相关文章。2009年，笔者在研究丝绸之路甘肃东段的过程中，将陇南纳入丝绸之路甘肃东段的研究范围，偶尔检索到高天佑先生的大作《陇蜀古道考略》一文。在高先生文章的启发下，笔者潜心研究了、陇蜀古道主干道“祁山道”的演变过程及道路系统的组成，撰写了祁山古道研究的系列论文。 2009—2014年，先后在《丝绸之路》、《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国蜀道学术研讨论文集》上发表④，引起了高天佑、蒲向明先生的注意。在蒲向明的影响和带动下，陇南师范专科学校逐渐形成了一个研究陇蜀古道的团队。 2013年11月， “中国蜀道学术研讨会 ”在汉中召开。笔者与陇南的高天佑、蒲向明、蔡副全、 刘吉平、鲁建平首次相遇，一见如故。甘肃天水、陇南学者在这次研究会上互通声音，一致认为“陇蜀古道”是独立的道路系统，并呼吁将其纳入“蜀道”申遗的范畴，得到了四川大学彭邦本、宝鸡文理学院彭曦和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诸位教授的认同。“陇蜀古道”命名及其研究成为本次会议的热点之一。会议结束后，高天佑、蒲向明两位先生呼吁和协助下，徽县政协分别于2015年和2017年先后举办了两次有关陇蜀古道研究的学术会议。“陇蜀古道”研究逐渐得到了学术界关注。
  2013年以后， “祁山古道”研究又有了新的突破。如陇南师专鲁建平老师的《宋金时期西垂与河池的马盐交易通道 ——牛尾道、祁山道》引用今礼县太塘乡发现的立于庆元二年（1196）的《大潭长道二八分科后碑》和成县现存的《世功保蜀忠德之碑》，考述了宋金时期由宕昌寨经良恭（今宕昌南阳镇）、牛脊（今礼县沙金乡牛尾关）到大潭城（今礼县太塘），再由大潭经今龙林过西汉水到西和州（治今西和），由西和州经成州、河池（治今徽县），越今铁山至兴州（治今陕西略阳）的茶马贸易路线。①绍兴和议后，宋政府在兴元府（治汉中市）设茶马司，收市于西和州宕昌寨、阶州峰贴峡，号秦马。这条线路将阴平道、祁山道与白水路连接起来。早在十六国北朝时期，宕昌国与仇池国就沿此道频繁往来。宋金之际，这条道路是南宋从西北地区输入马匹的战略通道，也是以后白龙江流域与西汉水流域百姓交通的重要通道。
  曹鹏雁在《徽县通秦州古道与明代火站批验茶饮所》一文中考证了明代由徽县经火站、高桥、白音峡通秦州的茶马古道线路和火站峪明代批验茶饮所。②元末明初，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运动，即“湖广填四川”运动。大量的湖广移民进入秦巴山地垦殖，使这里的森林遭到破坏。人口的增加和森林覆盖度的下降使西秦岭山地原来无法通行之地变为坦途。至明代，宋代原来由河池（治今徽县）经成州（治今成县）、西和州（治今西和）抵秦州（治今天水市）的茶马古道改由徽县经火站、高桥、白音峡通抵秦州。
  关于“牛尾道”和“火站峪道”，笔者在“祁山古道”研究系列论文中均没有论及。无疑，鲁、曹两位先生的研究填补了祁山古道道路网研究的空白。 2016年6月，笔者与曹鹏雁等陇南的朋友从徽县银杏镇出发，经硖门村、西坡村、火站、榆树、高桥至李子园一线考察，发现丰富的古代道路、古代店铺、古民居、古树、古石窟与石刻、碑刻和庙宇遗存，这些遗迹与遗物没有早于明代的。考古遗迹、遗物与历史文献记载相印证，说明该道的开通不会早于明代。后来给《“陇蜀古道 ——青泥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绘制“陇蜀古道交通图”时，笔者将其命名为“火站峪道”。对祁山古道的其他路段，天水、陇南学界也进行了田野调查，如蔡副全、满正人对青泥河支道的考察，曹鹏雁、刘雁翔对木皮岭道的考察，曹鹏雁、王义对青泥路的考察。因篇幅原因，笔者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祁山古道历史军事地理问题也引起学界的关注。如宋杰研究了蜀汉沿祁山道用兵陇右与曹魏陇右战局的演变。他认为，诸葛亮伐魏是以祁山地区为主攻方向，奉行“断陇道”的战略方针，而姜维则以攻击天水以西的陇西、南安等郡为主攻方向，奉行“断凉州之道”的战略方针。曹魏初年的陇右防务薄弱，在遭到蜀汉入侵后，魏国对当地军事部署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调整，加强了西线防御，挫败了蜀军的进攻。 ③
  二青泥道与白水路研究
  甘肃徽县与陕西略阳之间的青泥岭，处于陇蜀古道分支“祁山道”与秦蜀古道分支“故道”的交叠地段，因而在陇蜀与秦蜀交通中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李之勤先生正确地确定了青泥岭的位置，并对青泥路和白水路的兴废进行了系统梳理①，为以后学界研究青泥路、白水路的演变和二者的具体走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卷3《秦岭仇池区》第20篇《〈通典〉所记汉中通秦川驿道：散关凤兴汉中道》和第22篇《仇池山区交通诸道》中，论及青泥岭的位置及青泥路与白水路，但没有确定青泥岭的确切位置及青泥路和白水路的具体走向，甚至误认为北宋所开的白水新路在青泥岭以东。②以后近30年间，鲜有高质量的研究青泥道、白水路演变及线路走向的学术成果问世。
  2013年汉中“中国蜀道学术研讨会”后，陕甘学术界，掀起了研究青泥路与白水路的的热潮，并取得了新进展。如2014年徽县政协编辑印行的《青泥古道文化研究论文集》中收入了曹鹏雁先生的《徽县秦蜀、陇蜀古道探究》一文，提出了青泥道的具体线路走向：该文认为青泥古道从徽县西北的银杏镇（河池驿）出发，“东经徽县城关，从城南六里过水阳乡牟家坝、石峡上南山顶达青泥店（唐、宋青泥驿）；尔后向南经辛家吊沟、孟滩、关坪、武家坪到达铁山脚下太和庵、青云驿（别名铁山驿）；再经甘树垭、穆家沟、凉水泉、碳店（相当于今黑 —虞公路），至虞关（今嘉陵江边老虞关村老虞关处）许坝；然后在许家坝虞关渡口渡嘉陵江，进八渡沟，过三官殿至陕西略阳九股树，接金池院路通往略阳、汉中” ③。 2015年 “陇蜀古道 ——青泥道”学术研讨会在徽县召开，石志刚先生提交了题为《北宋以后白水路的变迁》的论文，该文勾画的青泥道银杏至虞关一段路线与曹鹏雁先生的线路完全相同，但认为青泥路至虞关后，折西南至略阳白水镇长峰县村（长峰县村就是历史上的长举县所在地）；宋代白水路由银杏镇（宋河池县）经徽县进入西寺沟，过十里墩、文池、照壁崖、黑沟抵达白水峡边的大河店，再沿洛河南下，经王家河至瓦泉村，然后再由此折向东北，过瓦泉山至长峰县村。元明以后，白水路沿白水峡抵白水江。④笔者在《论青泥道的时空特征与独特价值》一文中复原的青泥道银杏至青泥河店子一段与曹鹏雁和石志刚两位先生完全相同，但青泥河店子以后一段线路与他们的复原方案都不同：笔者认为由青泥河店子继续向东南，经草滩、凉水井、柳树垭、上山里、下山里、山盆、杨家河、大湾里、、碾道里、阴坡里、马鞍梁、白水镇至江镇村，江镇即唐代长举县所在地。笔者复原的白水路大河店以下部分与石志刚先生的方案也存在很大分歧笔者认为宋代白水路至大河店后，顺洛河河谷至小河村，再由小河村向东南，渡嘉陵江至江镇村。⑤
  有感于问题的重要性，笔者在确定青泥路、白水路起点河池县和终点长举县位置及其变化的基础上，将谷歌地球标尺功能与历史文献记载的青泥道和白水路的里程、考古发现与地名资料结合，高精度复原了唐代青泥路道路网的组成、变化及宋代及其以后白水路的具体走向：唐代穿越青泥岭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长八十里半，为常道；一条长六十里，为捷道。唐末五代时，长举县治由今略阳长峰村南移至江镇村，青泥驿以南路线也随之西移。开宝五年（972），河池县治由今银杏镇南移至徽县城内。景德元年（1004）和嘉祐二年（1057）两次开通白水路，该道绕开青泥驿，由河池县经白水（今洛河）河谷至长举县，全长五十一里半，比青泥旧路减少三十三里。白水路开通后，秦蜀大道由褒城凤州散关道改为凤州兴州道，在北宋川茶北运中发挥过重要作用。①新手段的运用，纠正了以往研究的错误，提高了研究精度，为历史交通线路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三、阴平道研究
  阴平道线路走向是诸道中争议最大的。1968年7月，严耕望在《新亚学报》第6卷第2期上发表题为《汉唐阴平道》的文章。1984年9月进行了修改，1985年11月最终定稿。该文收入1986年出版的《唐代交通图考》中。严耕望认为由汉代阴平郡入蜀并非只有一条道路，实有3条线路：主干道阴平正道由“阴平郡即唐宋之文州（今文县）东循白水（今文县河）约近百里至白水、羌水（今白龙江）会合处之桥头，又略循会合后之白水东南行，至白水县关（今白水街地区），与汉中西南经阳安关（今阳平关）渡嘉陵江之入蜀道合”；支道阴平偏道“由桥头东南行至景谷（今碧口镇东南、白水街西北地区）折向西南斜出，经汉德阳亭（雁门坝）至江油，达绵州”，或“由白水两上源会合处（即古桥头）向南行，折而西南经青塘岭（今平武东一百五十里），秦陇关（今青川镇北十五里），青川县（今青川镇），又西南沿涪水六阁道至今江油，达绵州，当时称为左担道，亦谓邓艾所行者。”阴平捷道由“文州直南逾山至龙州（今平武），又东至青川，折而西南至江油”②。笔者认为，严耕望关于“阴平正道”线路走向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关于“左担道”线路走向是基本正确的。阴平捷道线路也有可取的地方。
  但1988年鲜肖威教授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期上发表了《阴平道初探》的论文，否定了严耕望“阴平正道”的线路走向，认为阴平正道由文县出发经、碧口、白水、乔庄、清溪、南坝至江油，而不是至白水后继续东南至昭化，与金牛成都道汇合入川；他还认为严先生考证的 “阴平偏道”即邓艾入川线路过于简单，其确切的路线是邓艾在翻越了今摩天岭以后到达乔庄（青川）附近的青溪，再沿今下寺河到青川关庄一带翻山到雁门坝地区（蜀汉德阳亭），再西沿一小河经马角坝至蜀汉江油戍（今平武南坝），然后长驱南下绵竹和成都；他还认为严耕望的“阴平捷径”属于闭门造车，其正确的路线应该是从文县东南向南翻越摩天岭到青溪，再西南下翻越山岭到南坝，最后沿涪江南下今江油、绵阳。
  1994年，蓝勇在《文博》第2期上发表《历史上的阴平正道和阴平斜道》一文。该文关于阴平正道走向的看法与严耕望先生基本相同。不过对左担路在今梓潼北120里或认为左担路在今江油雁门坝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邓艾伐蜀的阴平斜道，应从沓中（舟曲）经武都鲁贯崖至阴平县（甘肃文县），再分兵三路：一支渡文县南阴平桥，一支渡文县尚德乡龙津桥，一支从阴平桥（文县玉垒乡境）南下至海拔2227米的摩天岭垭口③，再经九道拐、南天门、北雄关过秦陇栈阁（写字岩）至青川所（青溪区治），再经箐青山（靖军山）出涪江东岸，沿涪水边的左担道、马阁山至江油关（平武南坝老街），再经石门山（龙门山）达涪县（绵阳）入成都。 ①
  蓝勇先生的质疑是有道理的，但论证的过程前后充满矛盾。任豫《益州记》载：“江油左担道，案图在阴平县北，于成都为西。其道至险，自北来者，担在左肩不得度右肩也。邓艾束马悬车处。”②他认为《益州记》中的阴平县不在传统认为的今四川梓潼县北，而在今甘肃文县一带。如果是这样，江油和左担道必然在今甘肃文县北部。然而，他又后来引用唐宋至明清时期的地志认为，左担路在今甘肃文县南部摩天岭至四川江油县南坝镇间，今平武县南坝以北的涪江边的高庄、金凤等地应是左担路的地段。对阴平斜道和左担路的认识的关键是对阴平县位置的认识。阴平县的位置有三个：一是晋永嘉以前置的汉晋阴平县，在今甘肃文县；一是永嘉后晋孝武帝时侨置的阴平县，在今四川梓潼县北；一是刘宋元嘉置的北阴平县，在今绵阳（南朝巴西、梓潼二郡郡治）北，具体位置应该在今平武南坝镇附近。任豫《益州记》中所说的阴平县当在四川绵阳北。
  另外，蓝勇先生关于邓艾分兵三路，分别从文县南阴平桥、尚德乡龙津桥，玉垒乡阴平桥（文县境）南下至海拔2227米的摩天岭垭口的观点是引用别人的观点，并非考实的结论。笔者利用谷歌地球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发现以上三个地点翻越摩天岭是异常艰险的，实际操作空间不大。调查后认为，文县境内翻越摩天岭最可行的线路有两条路：一条是由文县西北溯白马峪，在跌不寨附近向南翻越摩天岭至龙州（今平武）的路线。陈良伟先生调查过白马峪旧寨经铁楼、演武坪至新寨一段道路，并根据沿途征集的蜀汉、南北朝至元代的文物认为，该道汉、唐、元、明时期均有居民，且与蜀地文化联系相当密切。③由文县经平武至绵阳路线全长278千米，是汉魏阴平郡入蜀的诸道路中最短的一条，为阴平捷径无疑。另一条是在碧口镇南渡白龙江，溯白龙江一小支流至海拔仅1400多米的摩天岭垭口（历史上有名的摩天关当设于此），入白水江支流下寺河谷，东南至马家院，有两条路：一条翻山经青崖关至青溪，再由青溪经平武至江油，另一条继续顺流而下至前进乡，再溯下寺河支流西南行，在盐井垭附近翻越盐井山入涪江河谷，顺流而下，经南坝镇（蜀汉县江由治）至绵阳。该段路程全长297千米，合东汉魏晋里程六百九十里，取整数为七百里，与《三国志·邓艾传》记载的“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基本符合。所以，后一条道路是当为阴平斜道无疑。蓝勇先生并没提到以上两条路。军事行动出奇兵很重要，路线是否可行同样也很重要。
  20世纪90年代，关注阴平道的学者还有裴卷举、王俊英等，他们认为姜维总结诸葛亮北伐失败的原因后，采取“迂回”战术，绕道经由白龙江、洮河流域出击魏军。因地处陇南和甘南高山深峡地带，军粮运输维艰。经漒川口长途奔袭陇西郡，又多经深山密林和不毛旷野，人烟稀少，补给困难，故产生在沓中就地屯田种麦，以图后举的想法。通过对舟曲县大峪、武坪等地骨灰塔、地下洞工事、古城遗迹、出土文物、千年口碑、适宜种麦的地理环境、栈道遗迹的实地调查，认为沓中泛指今迭部县洛大以东舟曲县憨班以西以南地区，其核心地在今舟曲县大峪乡大峪坪。 ④
  由于道路艰险，目前，学术界对阴平道的实地考察远远不够。除了陈良伟全程考察了阴平正道之外①，尚不见有对阴平斜道和阴平捷径的科学、全面的考察。因此，阴平道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四、岷山道研究
  由成都经岷江上游翻越岷山至白龙江上游，再经岷山分支迭山至洮河上游、大夏河流域的道路是陇蜀古道最西端的路线，处于岷山山地、秦岭山地、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的过渡带上，循这条线路向北经河湟地区、青海湖和柴达木盆地通南缘通新疆及中亚，向西南经云贵高原通东南亚、南亚。属于青藏高原北部、东部和南部边缘民族走廊的一部分。高天佑根据历史政区名将其命名为“洮岷迭潘道”②；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冯汉骥、蓝勇将从今成都而西经岷江上游的灌县、汶川、茂汶、松潘翻越迭岷山系入青海至新疆的古道称为之“西山道”③；李之勤称之为“汶川道”，他认为虽然岷江沿线曾经有西山八国，但由此将沿岷江而行的丝绸之路称作西山道显然不合适，因为西山八国并不当道；陈良伟称其为“丝绸之路河南道”西蜀分道岷江支道和河源分道④；吴焯称其为青海道南段。⑤冯汉骥、蓝勇先生两位与李之勤的观点虽然表面上看有分歧，但都以四川为中心；吴焯、陈良伟两位的命名尽管有差异，但都以青海为中心。高天佑的命名兼跨甘川两地，但非约定俗成的称呼。该道跨越的岷山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相当有名。《尚书·禹贡》中就有“岷嶓既艺，潜沱既道”记载。以后“岷山”称呼延续至今，所以，用 “岷山道”命名这段道路更为恰当。
  关于沿这条道路发生的川甘青之间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联系，早在20世纪30年代，任乃强、岚瑞征、清水泰次、松田寿男等就已经注意到了。20世纪40年代，丁绣、靳玄生、黄文弼、岑仲勉、吴景敖、倪锴等人开始关注这段路线的走向问题。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对这条道路的研究走向深入，其中以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对川甘青交通道路的线路、沿途所经和启用时间的研究最有代表性。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学术界逐渐揭开对这段道路的演变过程、线路走向及沿线所经的神秘面纱。吴焯⑥、周伟洲⑦、陈苇⑧等研究了从新石器至宋代该道的演变过程；蓝勇⑨等人研究了该道的线路走向；陈良伟详细、系统考述了该道沿线所经。⑩由于研究对象为丝绸之路河南道，所有陈良伟的研究重点在由岷江上游翻越迭岷山系经洮河上游、大夏河流域通河湟地区的道路上。至于由洮河上游的岷县经漳县野狐桥（唐代三交驿）至渭河上游的陇西（唐代襄武县）或通洮河下游的临洮（狄道），与东西走向的西北陆上丝绸之路相接的纵向道路，则没有涉及。其实，新石器时期的马家窑文化，正是经过以上两条道路南下洮河上游、白龙江上游及岷江上游的。但关于这段路线，除了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卷2《河陇碛西区》提中到由唐代渭州治所襄武（今陇西）经三交驿（定西漳县野狐桥）通岷州（治岷县）、洮州（治临潭）的道路外，鲜有 人深入研究。因此，“陇蜀古道”分支“岷山道”的研究尚有空白需要填补。因工作之便，笔者曾考察过以上两条线路的绝大部分路段，对沿线自然与人文环境有粗浅认识，但因诸多原因，目前尚未有成文字的东西公诸于世。实属遗憾。
  五、展望
  纵观之，陇蜀古道的四个组成青泥道与白水路、祁山道、阴平道、岷山道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与20多年前“虽有星光之见隐于史志，却无宏观总论显于当世，从而未能引起世人的注目”情况的相比，已经积累了数量不少的研究成果，而且，在研究思路、方法和手段上都取得了一些突破，代表了未来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新方向。近年，对陇蜀古道的研究，已不仅仅局限于对交通线路的考察，如魏晴晴以汉魏时期东汉政权与隗嚣、公孙述之战和魏蜀之战为例，研究了两汉及魏晋时期陇蜀古道战争环境中的交通概况，并探讨了该道沿线农业生产模式的演变、手工业、城市的形成及商业的发展。■何玉红研究了南宋与金、蒙长期的对峙和绵延不断的战争对蜀道经济带和蜀道经济带衰落的关系。 ■个人认为，陇蜀古道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陇、蜀”两个区域。陇蜀两地处于西北陆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和高山高原丝绸之路的绾接地带，也处于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区的交汇地带，因此，穿越两区域的陇蜀古道不仅具有区域文化交流价值，还有区际意义，更有跨越不同文化体系的世界意义。因此，应该把它放在西南、西北丝绸之路和唐蕃 —尼蕃古道的视野下去思考，放在东亚季风区、青藏高原区和中亚干旱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互动的背景下去研究。2017年10月，在甘肃徽县举办的“青泥道与茶马贸易”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仝涛博士建议将陇蜀古道与“西南丝绸之路”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他的意见对陇蜀古道研究工作者是十分宝贵的。在研究方法上，以后更应该重视实地调查与沿线所经，将文献记载、田野考察、考古调查相结合。在研究手段上，需要将传统手段与卫星影像调查、地理信息系统模拟测量等新的科技手段结合。只有这样，才可能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有较大突破。
  （作者系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南宋蜀口战场后勤保障基地 ——鱼（虞）关史话
  石志刚
  鱼（虞）关位于今甘肃徽县东南七十里嘉陵江畔，与陕西略阳白水江镇接界，唐宋时期为兴州长举县属地。鱼关北距青泥岭主峰铁山约十里，西南距长举县治（今略阳白水江长峰村）三十余里。南宋时期，宋金交战，在鱼关设酒场、粮料院、转运所，为大军屯守之地。宋将吴玠在长举县城和鱼关之间构筑仙人关以拒金人。
  虞关北宋时称“鱼关 ”或“渔关 ”，南宋时亦有“虞关 ”之谓，明清以后，皆称“虞关 ”。新中国成立前后，虞关是嘉陵江上游一处重要的渡口。
  一、从张方平《鱼关诗》看鱼关地名之由来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七月，张方平由滑州（今河南滑县）改知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十月赴任时经行故道，翻越青泥岭，抵达青泥岭南麓的鱼关时，作《鱼关诗》云：“中流石埭隐如槌，鼓鬣徜徉此复回。春水渐深沿泳快，为传尺素锦江来。”其诗自注曰：“青泥驿西二十里，危峦叠嶂，曰鱼关山。小亭临嘉陵江，江有石关，水从石罅进流，鱼不可过，故以为名。春夏水大没石，鱼行无碍矣。 ”
  这段文字源于当地的一个传说，详细解释了“鱼关”地名的来历：青泥驿西①的嘉陵江中，有石如关，水从石缝中迸流而过，而鱼不可过，故名鱼关，其旁的山称为鱼关山，有亭矗于江边。春夏丰水季节，水漫过岩石，则鱼儿自由通行无虞。
  张方平此番经行故道，翻越高峻纡曲、泥淖难行的青泥岭时作《青泥岭》；过鱼关时作《鱼关诗》；探访“长举县东十里”药水洞时，作《药水岩》；在“兴州长举县西二十里”的栈道处作《飞石阁》..从张方平这一系列的纪行诗可见，其《鱼关诗》作于今虞关无疑。而从其诗中“中流石埭隐如槌，鼓鬣徜徉此复回”句可见，至北宋中期时，“鱼关”的景象尚在。由于环境变迁，笔者多次现场考察，未见到这一胜景，当地耆老亦无人知晓 “鱼关山 ”之所在。
  二、鱼关无 “关”，鱼关亦非仙人关
  从上述张方平的《鱼关诗》可知，鱼关是 “鱼”之“关”，并非关隘之“关”，而明郭从道的《徽郡志》、清张伯魁的《徽县志》等史料皆云鱼关为 “蜀口要隘 ”。那么，鱼关有关隘吗？
  鱼关北依铁山，南临嘉陵江。东、北故道经行处皆为高地，鱼关所在处为一低洼的川口地势平坦开阔。尽管扼守故道险要，但其周边间道甚多，尤其是其北有多条小路通达笼山（今，龙山），可绕过鱼关，因此，无论从地势还是交通看，都不是建立关隘的形胜之地。
  唐末宋初时，虞关西不远处建有万仞寨①，而鱼关亦设堡寨，作为第一道屏障。《宋史·列传第十四·王全斌》记载：“仞乾德二年（964）王全斌伐蜀，十二月，率兵拔干渠渡，万、燕子二砦，遂下兴州，蜀刺史蓝思绾退保西县。败蜀军七千人，获军粮四十余万斛。进拔石圈、鱼关、白水二十余寨 ”。
  南宋时，宋金交战，吴玠在鱼关西十里杀金坪构筑第一道防线，并以少胜多，打败金军的进攻。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级卷十九·边防·一十三处功·仙人关之胜》载：“四年春，萨里罕以十万骑寇仙人关，时张公已去，武安豫为垒于关侧，号 ‘杀金坪 ’，严兵待之。 ”
  元代时，官道东移褒斜道，仙人关一带军事地位下降，原仙人关设武安君寨。②《元一统志》记载：“万仞山，在长举县后，苍崖架日，危峰矗云，上有武安君寨，下枕嘉陵江。有关。 ”
  清代时，原仙人关处亦有关隘。嘉庆年间，徽县知县张伯魁曾率军驻守于此，防止白莲教起义军北进..
  历朝历代，都没有在鱼关设立关隘的记录，仅为驻军屯兵之“寨”。鱼关既无“关”更非仙人关。“徽州在线”网站上有文曰：“虞关古称鱼关，又名仙人关，位于秦岭南麓，嘉陵江上游，青泥岭主峰铁山脚下。 ”又有文曰：“仙人关别名虞关，遗址在徽县城南 70里虞关乡。 ”
  “仙人关别名虞关”或“虞关又名仙人关”等观点，其实大谬不然。乾隆《徽县志·第七章·关梁》载：“仙人关，县东南六十里，与汉中府略阳县接界。”“虞关，在县南五十里，即古鱼关。”可见二者不在同一位置，非同一“关”。《金石萃编·卷二四九·杨从仪墓志铭》记载：“十二年春，诏宣谕使郑刚中分画其地，而移公知凤州。既割和尚原，而杀金平复为要地，其傍则仙人原也。四川兵费边储萃于鱼关，三者相距，皆十许里。”从这些史料记载的方位和距离，以及笔者多次的现场勘测看，鱼关西北十里为杀金坪（今徽县穆家坪），再西北十里为仙人关（马军寨附近），再西南十里为长举县治（今略阳长峰村），再西南十里白水寨（今略阳白水江镇）..鱼关与仙人关相距二十里，中间隔着杀金坪，二者不在同一地理位置。
  三、鱼关曾设有驿站吗？
  嘉庆《徽县志》记载：“鱼关，铁山西南麓。唐置鱼关驿。 ”“青泥驿，在青泥岭下，唐与鱼关驿同置，宋至和间废。 ”
  徽县史志中关于在青泥岭南的鱼关曾置“鱼关驿”一事，未见于其他史料记载。唐时的青泥岭设有青泥驿，史料中未直接记载，散见于唐代的诗文中。唐朝诗人元稹《青云驿》诗云：“昔游蜀门下，有驿名青泥。闻名意惨怆，若坠牢与狴。”这首诗是元和五年（810）时任监察御史的元稹因得罪权贵，被贬为江陵府（湖北荆州）士曹参军。元稹赴任时，经，商於古道（又称武关道）上的蓝田，过青云岭抵青云驿，回忆起昔日游历到蜀门之下的 “青泥驿 ”——这是一个听到名字都让人感到心惊胆颤、如坠牢狱的地方。这个青泥驿即是位于蜀口青泥岭上的青泥驿。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五·长举县》载：“青泥岭，在县西北五十三里，接溪山东，即今道路也。悬岩万仞，上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故号青泥岭。 ”
  青泥岭上的青泥驿，按照张方平诗中的描述，位于虞关东北方向，距离鱼关“二十里”。而按前文所述，鱼关至长举县治三十里，则青泥驿至长举县五十余里，与《元和郡县志》中所载“青泥岭，在县西北五十三里”的距离基本一致。按照唐制六十里一驿推断，鱼关没有驿站，驿站当在长举县治内①，这从唐·李嘉祐诗名《发青泥店至长余（举）县西涯》中也可见，从青泥驿所在的青泥店（子）直达长举（西），中间并没有驿站。
  至宋代，这一问题基本明确了。据北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立于大石碑（今甘肃徽县大河店镇瓦泉村）的《大宋兴州新开白水路记》摩崖石刻记载：“利州路转运使李虞卿，以蜀道青泥岭旧路高峻，请开白水路。 ”新建的白水路自凤州河池驿，直达兴州长举驿，共 “五十里有半 ”。新路绕过了险峻难行的青泥岭， “减旧路三十三里，废青泥一驿 ”。这说明，在北宋自 “河池驿 —青泥驿 —鱼关 —长举驿”的原青泥路上，也没有鱼关驿。嘉庆《徽县志》中所谓 “宋至和间废 ”的是 “青泥一驿 ”，而并无 “唐置 ”的 “鱼关驿 ”。
  南宋时期，长举、河池皆为抗金前线地带，邮路中断，鱼关为大军屯粮之所，设“渔关粮料院”“鱼关酒场”“签厅”“转运所”等机构，并无驿站之设。元代以后，官道东移，兴州长举县撤销，其地分别并入略阳和徽县，故道逐渐趋于萧条。明代在徽州（今甘肃徽县）设徽山驿，在略阳设嘉陵驿，在两地之间的白水江镇设白水驿（《大明会典》卷146），鱼关仅设巡检司。清朝初年，鱼关巡检司裁撤，鱼关成为嘉陵江上游的一个重要的渡口和集镇。
  总之，鱼关在历史上是一处要地，但并无邮驿之设的历史证据。在宋人岳珂的《桯史·卷三·梓潼神应》文中有“时安（丙）以随军漕在鱼关驿，（吴曦）召以归，命以爰立”。其中提到了“鱼关驿”，然而《宋史·列传第一百六十一·安丙》中，却记载为：“曦已潜遣其客姚淮源交金人，至是曦还兴州，留丙鱼关，已而檄还武兴。 ”显然《桯史》中的叙述来源于《宋史》，但却将 “鱼关 ”误作 “鱼关驿 ”，这不足以作为鱼关设 “驿”的证据。
  四、有关鱼关的历史事件
  唐宋时期，故道是官道，鱼关是故道上的水陆通衢之地和物资集散地，南宋时期更是蜀口战场的后勤保障基地，是一处著名的历史、文化胜地。因此，在史料中多有涉及。
  （一）王全斌伐蜀攻破兴州，连拔鱼关等二十余寨
  《宋朝事实》卷十七记载：乾德二年（964）“十二月，全斌等收复乾渠渡，万仞、燕子二寨，下兴州，伪刺史蓝思绾退保西县，官军败蜀军七千人，获军粮四十余万石，乘胜 连拔石圈、鱼关、白水阁二十余寨 ”。
  （二）南宋时鱼关设 “粮料院” “酒场” “签厅”等机构，且为大军屯驻之所
  1.鱼关粮料院。《文献通考·卷六十·职官考十四·粮料院》载：“中兴以来，行在有诸军诸司粮料院；镇江、建康有分差诸军粮料院，鄂州有分差户部粮料院，四川总所有分差户部鱼关粮料院、分差利州户部粮料院。”《宋史·杨巨源传》载：“杨巨源为凤州仓官，分差鱼关粮料院，移监兴州合江赡军仓。 ”
  2.鱼关酒场。《宋会要辑稿》食货二〇载，绍兴二十九年（1159）“闰六月二十一日利州西路安抚使、判兴州吴磷言：‘欲乞将兴州长举县鱼关酒场，依旧令本司抱认，每月，除课利合纳净外钱，将余剩息钱补都统司，管犒将兵支用。 ’从之 ”。
  3.鱼关签厅。《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一载：“（纯熙）八年五月一日，诏罢兴元、金州两处签厅，其总领所签厅职事依江陵府例，委各州通判兼管。以臣僚言‘四川总领自来置司利州，去大军屯驻所在相远。昨缘军兴，恐关外四州待报迢递，遂于鱼关置一签厅，以便四州期会，差本所干办公事主之。 ’”
  4.军屯处。《宋史·列传第一百六十一·安丙》载：“凡此数堡既坚，金人决不敢近。而河池、杀金平、鱼关皆大军屯聚，其他径路，虽关之里如大安，亦阴招民卒，授以器械，为掩击之备矣。”《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五载：“自议和后，川陕宣抚司及右护军分屯三边与沿流十七郡。兴州吴磷所部，仅五万人..惟兴州屯兵最多，至二万有奇。兴元府、利州鱼关各万.. ”
  （三）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描绘渔关水运之险
  绍兴十二年（1142），郑刚中迁川陕宣抚副使兼营田。其子郑良嗣在《思耕亭记》（《北山文集·卷十三》）中，详细描写了当时渔关一带嘉陵江之险，漕运之艰难：“夫嘉陵之源发于凤之大散旁，由故镇缭绕渔关，循崖而出，力未能载，自渔关下武兴，浮三泉，南流二百六十里至于亭下，又顺流入阆东，走安汉，疾趋于合州之涪，已则会东西二川，并势望夔峡之道，争门而出。回视渔关，不知其高几里，皆终岁漕饷之所浮。水既不得平流，皆因地而浅深，自滟滪逆数至渔关之药水，号名滩者六百有奇。石之虎伏兽奔者，又崎岖杂乱于诸滩之间，米舟相衔，旦昼犯险，率破大竹为百丈，有力者十百为群，背负而进，滩怒水激，号呼相应，却立不得。前有如竹断舟退，其遇石而碎，与汨俱入者，皆蜀人之脂膏也。 ”
  （四）吴曦为金人所败，退壁鱼关，招集忠义，收揽人心
  《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十七载：开禧二年（1206）十一月，“富察贞入成州，曦自焚河池，退屯清野原..曦退壁鱼关，招集忠义，厚赐以收众心。兴元都统制毋思以重兵守大散关，曦因撤蓦关之戍，令人由板耻各绕出大散关后；思孤军不能支，遂溃。曦退屯兴州之置口 ”。
  （五）吴曦叛宋降金，檄召安丙自鱼关还兴州接受伪任
  《宋史·列传第一百六十一·安丙》载：开禧二年（1206）“十一月戊子，金人攻湫池堡，破天水，繇西和入成州，师溃，曦置不问。金人肆掠关外四州，如践虚邑，军民莫知死所。曦已潜遣其客姚淮源交金人，至是曦还兴州，留丙鱼关，已而檄还武兴..三年正月甲午，曦僭号建官，称臣于金，以其月为元年，改兴州为兴德府，以丙为中大夫、丞相长史、权行都省事 ”。
  （六）金人犯边，虞刚简鱼关督师
  《宋元学案·卷七十二二·江诸儒学案·提刑虞沧江先生刚简》载：嘉定十一年（1218）虞刚简任简州知州，时“金人犯边，制置使董居谊辟为参议官..大散关陷，东路帅李贵，遁去，天水一带皆被兵，西路帅莫肯行，先生慨然请往，次鱼关，遂自移杀金平，督师前进，人心忷忷，先生谓曰： ‘我师既出，敌必不能越大安。 ’已而大安果以剿敌闻 ”。
  （七）忠义总管李好古鱼关怒斩张彪，开罪都统制张威
  《宋史·列传第一百六十二·张威》载：“嘉定十二年，金人分道入蜀，犯湫池堡，又犯白环堡..利州路安抚使丁焴闻金人深入，亟遣书招（张）威东入救蜀，又檄忠义总管李好古北上捍御。好古出鱼关与统领张彪遇，以彪弃迷竹关故，斩之。彪，威弟也。 ”
  （八）蒙古军攻蜀，先锋按竺迩自两当出鱼关，进占沔州
  《元史·本纪第三·宪宗》载：绍定四年（1231）八月，蒙古“军四万，号十万，分三道而进：帝由陇州入散关，诸王莫哥由洋州入米仓关，孛里义万户由渔关入沔州”。《元史·列传第八·按竺迩》载：绍定四年（1231）十月，“睿宗分兵由山南入金境，按竺迩为先锋，趣散关。宋人已烧绝栈道，复由两当县出鱼关，军沔州 ”。
  （九）蒙古军征战川蜀，汪德臣筑路架桥，自鱼关转运军粮
  《元史·列传第四十二·汪德臣》载：宝祐二年（1254）“春旱，嘉陵漕舟水涩，议者欲弃去，德臣曰：‘国家以蜀事托我，有死而已，奈何弃之！’尽杀所乘马飨士。袭嘉川，得粮二千余石。云顶吕达将兵五千邀战，即阵擒之，复得粮五千石。既而鱼关、金牛水陆运偕至，屯田麦亦登，食用遂给..鱼关至沔水，迂回为渡百有八，至是，悉为桥梁 ”。
  （十）明代虞关设巡检司
  《明史·卷四十二·志第十八》载：“徽州（元属巩昌总帅府）洪武十年六月降为县，属府，后复升为州。东南有铁山；南有嘉陵江，又有河池水流入焉；又南有虞关巡检司；西南有小河关。 ”《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九·陕西八》载：“今（徽）州南五十里有虞关，置巡司戍守于此。 ”
  （十一）白莲教起义军由虞关抢渡，甘肃提督吉兰泰追缴不力被解职
  《清实录·嘉庆朝实录》卷之六十一记载：嘉庆五年（1800）三月，“贼匪扰入川西，实由额勒登保冒昧赴甘，以致贼匪乘虚抢渡..将陕省防堵事宜，委之无能之吉兰泰，既任贼匪由虞关抢渡，分扰甘境，复致余匪逼近栈道。吉兰泰又不跟踪追剿，致阑入凤县”。“以川匪由略阳阑入徽县，革甘肃提督吉兰泰职，赏游击衔，留营效力。以西宁镇总兵官杨遇春为甘肃提督。 ”
  五、鱼关咏颂有历史的地方，自然少不了诗人的青睐。历代诗人咏颂鱼关的诗歌，为鱼关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一）杜甫悲情水会渡
  水会渡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没已久，崖倾路何难。大江动我前，汹若溟渤宽。
  篙师暗理楫，歌笑轻波澜。霜浓木石滑，风急手足寒。入舟已千忧，陟巘仍万盘。
  迥眺积水外，始知众星乾。远游令人瘦，衰疾渐加餐。
  这首诗是唐乾元二年（759）十二月，杜甫由成州同谷县前往成都，中途在兴州长举县嘉陵江水会渡乘船时所作。夜半时分，微月已没，诗人仍艰难地行走在山崖高倾的道路上。忽然，一条大江横在面前，江面宽阔，浩若大海。面对汹涌波涛，船夫整理竹篙，引吭高歌，若无其事。上岸后，寒风凛冽，手脚冰凉，诗人继续在曲折、湿滑的山路上攀爬，再回望江面上的天空，这才发现西北方向群星闪烁。长途跋涉使人瘦弱不堪，年迈体衰却羞于加餐补充体力，表达了旅途的艰辛、生活的艰难和诗人内心的惆怅。
  关于水会渡之地望尚有争议，天水师范学院李济祖在《杜甫陇右诗注析》中云：“水会渡似即嘉陵江与永宁河、田家河会合处，会合口附近的黄沙渡，也就是现在甘肃徽县与两当交界处。”①徽县原县志办主任梁晓明在《杜甫与徽县》中曰：“‘渡’在今陕西略阳县的白水江，又称江口，与徽县接界，为入蜀必经之地。”②徽县文化馆副馆长曹鹏雁在《杜甫在徽县的行程及相关的纪行诗》一文中认为：“水会渡即位于今徽县虞关乡老虞关街前的老虞关渡（在嘉陵江与八渡沟河交汇处北上 2里处）。 ”
  （二）诗人张方平过鱼关，解释了这一地名的由来
  鱼关诗
  中流石埭隐如槌，鼓鬣徜徉此复回。春水渐深沿泳快，为传尺素锦江来。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十月，张方平由滑州（治今河南滑县）知州移知益州（治今四川成都），路过青泥岭西南麓的鱼关时作《鱼关诗》。其诗自注曰：“青泥驿西二十里，危峦叠嶂，曰鱼关山。小亭临嘉陵江，江有石关，水从石罅迸流，鱼不可过，故以为名。春夏水大没石，鱼行无碍矣。 ”这段文字源于当地的一个传说，详细解释了 “鱼关 ”地名的来历。
  （三）赵抃出蜀过鱼关，吟诗明志
  题鱼关
  奔流出万山，乱石锁孱颜。彼跃龙门者，何尝惧此关。
  英宗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召还益州知州赵抃知谏院。赵抃出蜀过故道，路过兴州长举县鱼关时作《题鱼关诗》，表达了诗人的自负与得意之情和刚正不阿、坚毅乐观的性格。
  （四）陆游晚年作诗，回忆鱼关嘉陵江航运的繁忙景象
  纵笔
  行省当年驻陇头，腐儒随牒亦西游。千艘冲雪鱼关晓，万灶连云骆谷秋。
  天道难知胡更炽，神州未复士堪羞。会须沥血书封事，请报天家九世仇。
  怀南郑旧游
  南山南畔昔从戎，宾主相期意气中。渴骥奔时书满壁，饿鸱鸣处箭凌风。
  千艘粟漕鱼关北，一点烽传骆谷东。惆怅壮游成昨梦，戴公亭下伴渔翁。
  乾道八年（1172）正月，陆游受四川宣抚使王炎之邀，前往南郑（今汉中）任四川宣抚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投身军旅生活。当年九月，王炎罢政，提举宫观，其幕府解散，陆游调往成都府安抚司任参仪官，结束了其八个月的汉中军旅生活。在汉中期间，陆游多次前往前线地带视师，回乡后作诗回忆当时嘉陵江上游鱼关一带航运的繁忙景象。
  （五）陕西按察司副使的杨一清作《虞关道中》诗，描述虞关附近道路之艰险
  虞关道中
  东岩西壑杳难量，侧径颓桥一线长。自分此身先许国，不须回驭学王阳。
  弘治九年（1496）冬季，时任陕西按察司副使的杨一清奉旨前往汉南巡视学政。次年初春经行故道，翻越铁山（青泥岭）到达虞关谷口，折而沿嘉陵江峡谷西南行，向白水江镇进发。途中作诗描述虞关道上的艰险，表达诗人以身许国、忠心不二、不怕艰难险阻的决心。
  （作者系西安航空四站职工）
  经略陇蜀留胜迹 ——吴玠吴磷遗迹举要
  柳林
  吴玠吴磷兄弟是南宋杰出的抗金将领。他们以身许国，独当一面，在西北抗金战场驰骋40多年，为保卫南宋政权和人民生命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其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留下了许多遗迹，有关垒、堡寨、战场；有居处、遗物、墨迹；也有祠庙、陵墓、碑石、谱牒，真实地记录着一代名将的丰功伟绩和他们留在人们心中的永久怀念，实为研究二吴之奇珍。这些遗迹，有的已被岁月的风尘湮没；有的重新得到开发、考证。笔者经多年搜集，辑得介绍资料60余条，于1997年整理成篇。之后又据近年所获资料，多次订正和增补，增至116条，现将其合编。限于阅历，有些做过实地考察，有些仅摘自书面记载，故疏漏之处难免。斧正、补充之劳，有待知者。
  一、战地遗址
  平夏城：位于今宁夏固原的黄铎堡，系泾原路怀德军治所，吴玠击退夏军和首次任知军之处，北宋抵御西夏的军事要塞之一。
  青溪岭：在甘肃泾川县西南，内丰乡境内。《宋史·吴玠传》：建炎二年（1128），吴玠以泾原军先锋，据青溪岭大破金军，追奔三十里，金人始惮。
  彭原店：在甘肃庆阳县西南，建炎四年（1130）吴玠拒金兵于此。《吴玠传》：“金兵来攻，玠击败之，撒离喝惧而泣，金军中目为 ‘啼哭郎君 ’。”
  大散关：在宝鸡市东南26千米的大散岭上，系秦中四塞之一。自宝鸡渭滨区益门镇至凤县的煎茶坪，全长40千米，以二里关所在的大散岭为最高端。南宋时吴玠吴磷及其部属多次与金人交兵于此。大散关现为旅游胜地，大门有联“三秦雄关名千古，二吴豪气传万年。”关下所立“古大散关”碑旁，原有吴玠吴磷雕像及功德碑，文革中碑毁像存。雕像旁有一古井，名曰“龙泉”，相传吴玠当年以龙泉剑剁地出水，源源不断，由此得名。敌楼有和尚原大战纪念馆、兵器库；山下博物馆有犒赏三军的大肉石，比乾隆东坡肉石大十倍，系馆藏七宝之一。
  箭筈关：在陕西岐山县东30里箭筈岭上。绍兴元年（1131）金将没立、乌鲁折合分两路进攻和尚原，吴玠分兵以拒，败没立于此。一说败没立在陕西千阳县南 5千米之箭扩谷。
  和尚原：位于宝鸡市西南秦岭南坡，背靠玉皇山，面对大散关；南有栈道天险；北依神沙河谷；西有牧马滩、点将台遗址；原北3千米处有旗杆石遗址，均为吴玠屯军时所留。乾隆《宝鸡县志》载：“和尚原，县西南五十里，大散关之东。宋将吴玠吴磷同杨政遏阻金兵、大破兀术处。前有高岗，名石塔山，又称大王山。大王即玠、磷。上有旗杆石级五，系原垒望台岗，必盘援而上。”民国《宝鸡县志》载：“和尚原，西南六十里，大散关之东。由上神坌入山，逾大王岭，涉东峪河，至原三十余里。其形边仰中凹，广袤约有千亩。”“大王山，在县南五十里，山为观音堂南屏。”①和尚原之战被列入影响中国历史的一百次战役中。
  清姜河：渭河南岸的一级支流，源于秦岭北坡的大散岭，流经大散关峡谷至宝鸡入渭，沿途有龙门关、上神坌、二里关、下身坌。在绍兴元年和尚原第三次战斗中，此河谷始为金兀术进攻和尚原安营扎寨之处，继为宋军反击并重创金军的主战场。
  方山原：在今陕西陇县西南，宝鸡胡店、香泉、赤沙三乡之间的陇山之尾，约4.5平方千米，与秦岭相邻。是吴玠驻守和尚原时的粮草基地，宋、金反复争夺的军事要塞。 1142年绍兴和议时划给金朝， 1161年收复。原之东南沟壑处有一险地，人称 “杨家寨 ”，传为杨政驻节之地。
  饶凤关：古称饶凤，今称饶峰，位于陕西石泉县与西乡县之间的饶凤岭上，为汉中东大门。绍兴三年（1133），吴玠曾率兵与金军大战于此。《石泉县志》载：“（饶凤岭）在县西七十里，置关于岭上，建《宋将军吴玠碑》。险峻倚天，石径盘纡，为秦楚蜀必由之路。宋金战争，此为雄关。”②山上还有一块“射虎石”，系杨从仪单骑射虎之处。另据安康县志办阮太国先生介绍，史载吴玠从饶凤岭撤退，是退至西县，不是西乡。西县在勉县西，隋置百牢关于此，为入川要隘。《续通鉴》所载真符县之饶凤关，在今陕西洋县东。
  武休关：在陕西留坝县南25千米武关驿村西边山上，处褒、斜二谷相接处。旁扼褒斜道，当秦岭南北交通要隘，是汉中北大门。饶凤岭战后一月，金兵自汉中撤退，吴玠伏兵邀击于此，大败之。
  杀金坪：一名胜金坪，又名吴家坪，在仙人关东北1.5千米的穆坪村。绍兴初年，吴玠兄弟大破金兵时所筑。《杨从仪墓志铭》载：“公（从仪）尝从忠烈（吴玠）登杀金坪，过第二堡门，忠烈顾瞻形势，指虏败处，以策击鞯，谓公曰：‘此襟喉地，往岁一战，安危所系，非公出力，几败大事。’叹赏久之。”清人张伯魁有诗曰：“此地人称古战场，吴家坪上望苍苍。凿山开道金兵败，宋室偏安仗二王。”坪西有何家寨、马军寨，系二吴当年屯军之地，后在平田整地中，屡有残戟断钉（扎马钉）及石马槽出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3载：金帅撒离喝尊信佛教，与僧人午长老关系密切。仙人关有一尼姑为长老弟子，吴玠收在私第，施以厚金，以此获得金军情报。杀金坪下宝成铁路经过处，原有罗汉洞，疑为仙人关尼某寄身之处。
  石壁寨：在今陕西宝鸡市陈仓区千河镇魏家崖村。绍兴十年（1140），吴磷派姚仲在此击退金兵。金将珠赫贝勒中箭，引兵退屯武功。秦陇一带有民谣曰：“将军山，赛过城，石壁寨，马踏平。吴家军，锁金门，撒离喝，兵难行。 ”此谣从南宋时留传至今。
  百通坊：在今陕西扶风县西南。绍兴十年（1140），吴磷遣部将姚仲大破金人于此。百通坊之战，是西线宋军与金军在平原对阵，并获全胜的一次战斗。
  黄牛堡：在陕西凤县双石铺镇东北的黄牛铺，因山形如牛奔得名。吴玠抗金守土，命部将杨从仪筑堡于此。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至大散关，游骑攻黄牛堡，吴磷自河池至青野原调兵增援。
  剡家湾：宋金战场之一。据《秦安县志》记，位于该县兴丰乡剑家湾和古城乡（又称兴国镇）康家坡村一带。所在之山称长山，与腊家城隔河（南小河）相连。 ③
  腊家城：汉姜维建，又称姜城。伪齐张中彦据秦州重筑。位于甘肃秦安县东南的南山河谷中，有城址残存。《秦安县志》：绍兴四年（1134），吴玠遣统制杨从仪破金兵于此。绍兴十一年（1141）吴磷剡湾克捷之后，金帅胡盏走保腊家城，磷围而攻之，城垂破，诏班师。
  治平寨：今甘肃静宁县南治平乡。当德顺与秦州之间，宋金德顺战前，吴挺败金人于此。
  瓦亭寨：宋金战场之一。位于六盘山中段东麓的瓦亭峡水北岸。西距萧关不足百里，自古为战略要地。唐有瓦亭关；宋有瓦亭寨；明、清有瓦亭驿、瓦亭递运所、瓦亭巡检司。今宁夏固原县什字乡瓦亭村有古城遗址。绍兴三十二年（1162）春，吴挺率部在此与金军激战，大败之。
  弓门寨：在甘肃张川县东 10千米的恭门镇，因其地形如张弓之势而得名。是南宋军队出没关陇的军事据点，宋金反复争夺的古战场。
  德顺故城：宋金德顺之战遗址。按史料所载：德顺军初置于庆历三年（1043），治所设在笼竿城（今隆德县城）。元祐八年（1093）以外底堡置陇干县，德顺军治亦迁至陇干县。金皇统二年（1142），升德顺军为州。静宁王必成、赵宗理以外底堡即静宁故城而将陇干县和德顺军治定位于静宁。平凉祝世林认为德顺军并未迁入静宁，而在隆德底堡河附近建了新城，陇干县亦附设于此。笔者从隆德与水洛、天水之间的地理位置、双方出兵的外围环境、隆德故城和四周的地势、遗址三个方面认定德顺之战发生在隆德故城，即笼竿城无疑。详见拙作《解读宋金德顺之战》。
  东山堡：在宁夏隆德县城东堡子山，又名登高台。《隆德县志》：绍兴三十二年（1162）吴磷父子攻破德顺城后，为防御金军反攻而筑。据民国时隆德县长刘相弼《舒雅泉堡子山，凿井记》载：“隆城保障门外不半里有土阜，为龟山之尽头处，高十余丈，成正方形，曰登高台。宋吴磷率子挺尝凭眺以资捍御者也。 ”
  水洛城：今甘肃庄浪县城。北宋庆历年间筑。南宋时，以其处德顺、秦州之间的特殊位置，多次为宋金双方所争夺。吴磷收复三路，从水洛等敌占区得粮35万石。德顺之战后期，金军久攻不克，粮运维艰，便潜军水洛，开道陇山，佯作切断宋军归路，出奇制胜之策，实为自便归计。
  祁山堡：位于祁山南麓、西汉水北侧平川中的一座石质孤山之上。山形如龟似舰，四周不粘不连，只西南有门可入。城堡始建于西汉。三国时诸葛亮六出祁山，曾设大营于此。隆兴二年（1164），吴磷生前领导的最后一次抗金就发生于祁山之下。磷亲自提兵至此坐镇。西路宋军在吴拱指挥下，大败金军。宋人洪适《盘洲文集》中，载有战后高宗颁发的《奖谕吴磷诏》和《奖谕吴拱祁山堡大捷诏》。①时任四川制置使的汪应辰在一份奏折中说： “如隆兴二年，金人大入，诸将皆出，独拱祁山一战，人赖以安。 ”
  二、驻守之处
  吴家沟：吴玠吴磷故里，在今甘肃庄浪县城南5千米，属朱店镇。至今有吴氏聚居。《静宁州志·山川》：“英家沟，离城十里，即吴将军旧址。说者谓古鸦儿沟。内有交河，山多奇峭。”据考，今静宁县城附近无此地名。庄浪县吴家沟与州志所记道里地貌皆合。 “英”应为 “吴”之误： “城”当指水洛城。明、清两朝，陕西宝鸡吴氏后裔两次赴家山祭祖，曾专程造访鸦儿沟。2016年2月吴沟村村民新立二吴故里碑于村口，碑面镌 “南宋抗金名将涪王吴玠、信王吴磷之故里 ”，碑阴有《吴玠吴磷故里立碑记》。
  马圈山：在甘肃静宁城北1千米许，《静宁州志》认定为“宋二吴将军牧马处”。现存一小堡，约600平方米，上有烽火台，下处通往秦陇的交通要道。
  南岐山：位于凤州城南，秦岭南麓，据凤县翟天行介绍，古凤州即现在的凤州村，村之南山最高处为南岐山，又名堡子山。三国时诸葛亮曾屯兵于此。北宋在山之西侧建有军用粮仓。南宋二吴守和尚原时也曾以此地作为驻军、训练、就粮之处。山之东有吴堡（村），下有吴曦堡，均为御金设施；西有屯粮之处，至今称作仓坪；山上还有用于练兵的营盘梁。
  仙人关：在徽县虞关（亦称鱼关）西十里处，与略阳县白水江镇长峰村（古长举县）相接，是吴玠兄弟长期据守，大破金兵处。两峰对立，几至相接；石壁高阔，须眉飘动，疏然可数，故称。旁有仙人原、青野原，均为当年屯军之处。史载南宋利州路提刑官高稼曾说：“蜀以三关（即阶州七防关、凤州仙人关、兴元府武休关）为门户，五州（即阶、凤、成、西和州、天水郡）为藩篱。”今人王自立《青泥岭》一文载：青泥岭距仙人关二里。相传吴玠死后抬往河池安葬时①，天晴，而岭上泥泞仍可 “没踝 ”。
  吴王城：又名“保蜀城”，在仙人关南一里许，是一个四面皆山的山坳，阔约6500平方米，与仙人关互相倚重。筑有城垣，二吴及其将属曾长期驻守于此。遗址有残砖断碣，且有饷银洞及管押军犯的狭道，在城侧石壁间。吴王城临江边有一对巨石，人称兄弟石，一个完整，一个中开一缝。相传原为一对石龙，系吴氏兄弟化身。吴玠当年不知原由，射穿一石，不久即逝。据汉中已故史学家陈显远先生《仙人关和吴王城》介绍，吴王城曾经是一座碑城，解放初期尚存的碑碣，多埋在铁路之下。吴王城所在的嘉陵江东岸陡壁上，有柳宗元《兴州江运记》摩崖石刻。在吴王城临江十余米的半崖上，留有一块摩崖石刻。从残存字迹中，知其记载吴玠爱将杨从仪射虎事。与《汉中府志·艺文》中“南宋绍兴甲子，总管杨从仪行饶峰，有虎窜出，人皆避之，仪独跃马而出，一箭殪之”的记载相合。无独有偶，在《河池的传说》一书中，载有一则吴玠驻军吴王城时，曾用犬带铁钩，钻进巨蟒腹中致其毙命，为仙人关百姓除去大害的故事。清康熙初成县知县宋山涛在《过吴公保蜀故址》一诗中写道： “寨势凌云起，吴王有故宫。蜀关曾设险，宋垒不为空。赑屃铭高伐，麒麟卧晚风，嘉陵江上水，百折必流东。 ”
  虞关：在仙人关东5千米。为南宋抗金军队囤积粮草之处，设重兵把守。据明修《徽州志》载：“鱼关，铁山西南麓。唐置鱼关驿，为蜀口要隘。宋曰虞关，设转运使于此。 ”
  七防关：在甘肃武都县东北 140余千米，汉中通略阳的古散关道上。仙人关战前，吴磷驻旌于此。
  通天坪：传为吴玠吴磷驻军屯田之处。据《徽郡志》注，位于徽县东南七十里的花屏山之阳，属嘉陵镇境。古称屯田坪，与宋史中出现频率较多的青野原实为一地。盘山而上，有几处大石龛，现为天音殿。因当地矿产丰富，疑为二吴驻军时的饷银洞或冶炼作坊。
  吴王行宫：位于略阳县城北凤山脚下（老人委院旧址），嘉陵江最窄处，即三国时西蜀所筑武兴城，在南山与武兴山之间，关控陡绝，占尽地理优势。系吴氏三代人驻守兴州之处。吴曦叛宋后作为行宫。今已不存。
  高台：略阳县城中央高突一丘，三水环绕，名曰高台。相传此台乃吴玠当年为杀金军节使的傲气，发动十万宋兵用战袍兜土，一夜筑成。现为羌文化广场。
  大虫岭：一名西平原，在今陕西宝鸡市东北，旁有天池，在散关之前，与和尚原相对，山形尤峻阻，有水草之利。绍兴十年（1140），吴磷屯军于此，以拒金人。金帅完颜杲觇之，曰：“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此难于争。 ”遂退。据宝鸡张有智先生提供，大虫岭小学有吴磷庙。
  米仓山：在甘肃武都北20余千米，昔称米尖山。海拔2008米，为白龙江与西汉水的分水岭，当武都通往汉中、天水等地的交通要隘，残垣犹存。据《陇南史话》载：米仓山巅有座米仓城，为吴玠所筑，是南宋军队囤粮之处。依山势而建，城垣土筑，有警楼、城垛、军营、粮仓等。
  紫金山：是甘肃成县县城中间的一座土山。俗称上城，又称吴公保蜀城。传为南宋时吴磷吴挺父子驻节之地。山并不高，但四面悬立，上有城门、城楼遗址残存。志载明崇祯十五年，县令谢镛奉命建县衙于上城。在其亲撰《新建上城县治碑记》中有“未尝扰民间一文一粒，盖踵宋吴将军之旧址，做唐杜工部之草堂。虽不能种河阳之花，亦可弹宓子之琴。建者虽劳于一时，而居者实逸于后日 ”之记。
  马岭堡：在陕西凤县双石铺镇西 11千米的马岭关。《凤县志》：吴玠筑堡，扼凤州之后，金人不敢犯。
  家计寨：在甘肃武都县东北约50千米。《甘肃建置志》：原名杨家寨，控白龙江月掌山路。宋建炎、绍兴间，吴玠兄弟治兵保蜀，择地为砦。家计寨最险阻，有积粟，丰于水泉，寇至常不能破。《甘肃的由来》：“三面陡绝，前通一径，仅堪容骑，最为险要。其名改家计寨者，取保全家计耳。 ”
  兴赵原：在凤县东北，距黄牛堡7.5千米。南宋控扼金军之工事。绍兴十二年（1142）宋、金划界后，杨政奉命率五千人用十天时间修筑的城堡。当诸路之冲，可守可战，与玠、磷先后所筑家计寨、马岭堡、白环堡互成犄角之势。
  合水寨：位于成县。《吴挺碑》载，挺驻武兴时，“常率戍兵趋成之合水寨，为堡者三，声势相接；又掘地得泉，为井者十有四。金汤之固，足以捍秦壤而护蜀门，虽李允则暗拓雄州北城，不过是也 ”。
  吴砦：在天水县东渭河峡谷中，距北道约 60千米，地名三岔。《天水县志》： “三岔之城由来久矣，宋吴磷屯兵时筑也，故有吴砦之称。 ”
  十二连环城：在甘肃省天水县汪川乡和礼县盐关乡、宽川乡交界处，亦即西和县朝阳关对面的皇城山上，又称“吴营墩”，系吴磷为抗金兵所筑。宋军曾多次败金人于此。十二城斜跨凤凰山东西，城垛连绵，起自天水白关堡，迄于礼县廖集寨，全长15千米。天水汪川镇的大城村，有城曰大城，系十二连城中地势最高的一座古城堡，至今遗迹尚存。《天水史话》：其中三、四城属天水县境，有残垣高一至三米；第二城在礼县境内，城内原有一座古寺，现已塌毁，城附近常有残剑断戟出土。①明代诗人、副都御史程讲，曾沿二吴抗金路线寻访古迹，经连城至徽县，写下了一首《忠节词》：“十二连城宿雾黄，一门全节总堪伤。指天方洒金戈血，唾城宁回铁石肠。自分赤心终报主，非绿青史欲传芳。一杯椒酒忠魂在，千仞丰碑照夕阳。 ”
  地网：在天水、礼县相交的白环里村南山下。宋时金兵陷成纪，长道（礼县一乡）为边境，地形平衍，敌骑充斥，步兵不能捍御。宋宣抚吴磷创设地网，其制于平地纵横凿为渠，每渠阔八尺，深丈余，连续不断如布网，使敌骑不得越。成纪原管360条，后增至554条。因平田整地，多已无存，有迹可考者不过二三。
  皂郊堡：在今甘肃天水市秦城区皂郊镇。宋金战场之一。史载绍兴和议后，吴磷在秦州南境的皂郊堡、赤峪、东柯、吴砦一线设防与金军对峙。隆兴元年（1163）德顺班师之后，“首 筑皂郊等堡，多掘地网，祁山之战赖焉”（《吴武顺王碑》）。乾道四年（1168），吴挺任知兴州、利州西路安抚使期间，“密修皂郊堡，增二堡，缮戍器，储于两库，敌终不觉”（本传）。
  西山堡：位于隆德县城西山腰，宋吴磷、挺屯兵处。依山而建，东高西低，三面邻壑，易守难攻。城内分上下两台，俯视可尽观县城。堡墙东南完好，西北坍塌。
  石窟寺：在宁夏隆德县城西南凤凰山，相传吴玠吴磷曾驻旌于此（或云二吴将军曾避暑于此）。寺依绝岩而建，中间凿有大雄、无量、大士殿三窟。四周苍峦环绕，嶙岩峻翠。清探花吴咣为寻祖迹，登临此寺，题诗壁上曰：“岩腰小磴通幽阿，列祖解甲将剑磨。劈面山横天一线，热泪倾作雨滂沱。 ”
  吴挺出生地：《世功保蜀忠德碑》载：“王（磷）守武阶（今武都）日，生于守舍。”据考：挺绍兴八年（1138）生于今甘肃武都橘柑乡大岸庙，与碑文合。绍熙四年（1193）病逝于兴州军中。移葬于成县城关石碑寨。
  吴园：据陶喻之《陆游与庄浪吴氏》一文述，宋孝宗乾道五年，王炎出任四川宣抚使期间，吴挺在汉中（谓为掌兵，实际当时是吴拱守汉中，挺在家守丧）的私邸被称作吴园，颇为豪华。陆游《春晚怀山南》（二）中有“犹在吴园籍落花”句。陆游（时为王炎幕僚）与王炎、吴挺多有往来，曾清赏过王炎收藏的唐韩干画马图、边鸾梨花图和吴挺收藏的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称为平生所见三件尤物。有乾道八年作的《次韵子长题吴太尉云山亭》一诗为证。诗云：“参谋健笔落纵横，太尉清樽赏快晴。文雅风流虽可爱，关中遗虏要人平。”诗中参谋指高子长；太尉指吴挺；云山亭当指吴园中的一座亭子。陶文在关于庄浪郭氏的一节论述中，又说郭（指郭浩后裔）、吴（指吴磷后裔）两家结为姻亲，此帖后来又落在郭氏后人手中（待考）。据朱东润《陆游传》载，王炎的宣抚司与吴园均在南郑。考诸汉中建制沿革，汉中与梁州、兴元同为一地，无论设郡、设州、设府、设道、设路，其治所均在南郑。《陆游与汉中》载王景元《征西幕府和吴园遗址初考》一文说，吴园遗址就是今汉中市的古汉台，也是吴氏兄弟（拱、挺）治事兴元府的后花园。据《舆地纪胜》卷183《图经》载：“王炎为宣抚使，治兴元，遂居府治，吴拱（时任兴元知府）就私弟治事。虞允文为使，始别建公宇，与府治相直，有堂曰 ‘阅礼 ’。 ”两说微异，待考。
  三、墓冢祠庙
  吴玠墓：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甘肃庄浪县城西北8千米的水洛镇坟山村，古属陇干地界。此墓系吴氏祖茔，史载吴绍兴九年（1139）6月21日病逝于抗金前沿阵地 ——仙人关，同年九月由“弟磷与诸孤奉丧归葬于德顺军水洛城北塬先茔之次”（胡世将《吴公墓志》）。30年后，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这样写道：“吴武安王玠葬德顺军陇干县，今虽隔在敌境，松楸甚盛，岁时祭享不辍，虏不敢问也！”这是关于吴玠墓的最早记载。据当地人传说，明清之际，墓地有规模较大的陵园建筑，前来祭祀、观瞻者络驿不绝。民国年间尚存翁仲、武士、望柱、石案等石刻。现在三个墓冢清晰可辨，周围仍有楸树生长，且有石猴、石羊各一对，有一石雕龟趺碑座置于墓侧。2016年县委县政府为之立碑，弥补了有座无碑的缺憾。
  吴王坟山：即甘肃庄浪县水洛镇吴玠墓所在山名，原名赵山，后人习称吴王坟山，或称吴山、坟山。
  吴玠碑、冢：即甘肃徽县钟楼山所立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碑。碑文为胡世将撰，共二十一行，每行七十余字。《徽县志》载：碑初在城外，明时拓筑入城。嘉庆十三年知县张伯魁因修县志访得此碑于钟楼山，临崖将坠，令石工前移四十步，筑亭以立。 1981年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34年国民军李铁军旅长驻防徽县吴山时，在墓碑正中纵刻“宋故将军吴玠之墓”八个大字。钟楼山立碑之处还有墓冢和石马、石羊等石雕。冢为衣冠冢。石雕是 1992年3月从虞关乡穆坪村石马坪上搬运来的。 ①
  吴玠墓碑：据吴永平《江苏常州宣庄村举行始祖吴玠公墓碑揭碑仪式》供述，按宣庄吴氏族谱载，玠去世后，吴拱扶柩归葬延陵（今常州），墓地在今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桥南村宣庄西南300米的藿墩。今宣庄已拆迁，墓地尚在，故于2017年12月立碑以为纪念。此说虽与史料关于吴玠墓葬的记载有异，但墓地、立碑事真。至于藿墩玠墓是真身，是魂葬，还是衣冠冢？尚无定论。
  吴山：位于甘肃徽县城东北隅。山上古柏参天，绿荫盖地，因吴玠墓碑立此而改名吴山。山下有吴家巷，传为吴氏居住之处。
  吴磷墓：在陕西略阳县城关镇南坝村，东、西、南三面靠山，北依嘉陵江。墓前约百米临崖处，尚存有石人、石马、石羊。人称“吴王坟”，《汉中地区名胜古迹》首考为吴磷墓。墓场坐南向北，地形奇特。后枕笔架山；左右如圈椅；前后三级坡形；左侧有一突兀小山，本村人称奶妈山，相传为吴磷奶妈葬身处。据当地学者王自立《略阳江神庙考》述，南宋开禧三年（1207）吴曦叛宋被诛后，吴磷墓、碑均被安丙派人销毁。
  吴磷碑、冢：位于天水三岔以南、秦岭梁以东的松树沟，有土冢及一块刻有“南宋吴磷将军之墓”的石碑。据《天水文物志》考：系后人为纪念吴磷而设的衣冠冢。
  吴母陵：在甘肃成县石马坝村，是吴挺生母庆国夫人刘氏之墓。有石马、石虎、石羊等巨幅石雕出现。《吴挺墓志铭》：“十二年（1186）春，丁庆国夫人忧，公委节去护葬同谷（今甘肃成县）。 ”
  白龙山吴磷夫妇墓：据新浪网博客淡竹《润南诈输岗解巷吴磷吴挺吴曦谱系考》载，《万历润南诈输岗吴氏重修族谱序》还有吴磷与夫人张氏葬白龙山枝的记载，且有白龙山枝吴磷夫妇墓地图相附。白龙山是镇江西南一个东西走向的小山，属宁镇山脉，山阴被称为朱家山，山阳称白龙山，现已被万科蓝山移山建房了。这个墓茔疑为纪念吴磷而设。
  吴挺墓：在甘肃成县北郊石碑寨（因碑得名）。墓碑四螭盘绕，高5.77米，宽2米，碑额刻有“皇帝宸翰”四字，碑面为《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全文 7680字。墓在碑后，两侧有华表、石人、石马、石虎、石羊等石雕。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吴拱墓：据童华岗《抗金名将吴拱之墓或在遥观桥南》一文供述，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桥南村宣庄，有一块名叫藿墩的高地，新中国成立初尚有青砖铺砌的墓道和房屋地基的遗存，今已不存。据当地人提供的族谱载，藿墩是吴恭之墓，恭是吴玠十四世孙、吴挺十三世孙。1947年重修的三让堂吴氏宗谱中有吴拱“葬高梅蓭之北茔”的记载。②另据李喆《倚塔读碑记》分析，位于去吴兴南浔四、五里许的桃墩吴枢密院使墓，方志载为吴充墓，“但吴玠之子孙中，长子吴拱于淳熙二年受王淮荐除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似更恰当，而且有吴拱的后人生活在江浙一带的说法 ”。此二说填补了史料中吴拱墓葬记载的空白，是否确切尚待考证。
  吴忠嗣墓、碑：在陕西南郑县新集镇马鞍山。1973年出土“皇宋洋州察推吴君志铭”碑。碑高0.93米，宽0.64米，碑文1234字。碑文有“金华松岗，实墓其址 ”。证明其墓就在南郑之金华山。吴忠嗣是吴磷之孙，因陇干沦陷，落户南郑，官至洋州观察推官。卒于宋 宁宗嘉定十年（1217）11月，终年 47岁。
  石马湾：据汉中陈显远先生介绍，位于陕西南郑县金华山吴忠嗣墓附近，因多有华表、石马而得名。传为吴氏另一祖茔（待考）。清人毕沅《关中胜迹图志》载：“金华山，在褒城县（1959年撤县后归南镇）南九十里。《通志》：从外望之，层峦叠嶂，包裹有莲花；自内视之，逶逦平旷，最为幽胜。相近有青锉山。山多杉桧，其顶有石如锉。 ”
  兰凤王墓：据李跃红《小陇山中的兰凤王》一文载，吴玠长女吴兰凤，曾以两当县东南部天险南家关为屏障，驻扎在小陇山边缘的大寨山上，点燃了烟囱沟一带的抗金之火，并几代人镇守南道达百年之久。①为传说中的巾帼英雄，民间尊称兰凤王。小陇山原有其墓、碑， 20世纪 90年代被盗。烟囱沟顶有烽火台，当地人采药时常捡到兵器等物。
  犯人坟：吴曦之衣冠冢。位于庄浪县朱店镇吴沟、董湾二村之间的荒地上，曾有石羊、石狮、石人残块出现。（丁广学《若谷文稿》）吴曦乃吴挺之子、吴磷之孙，以武职入仕，长期质留临安。开禧年间得返西蜀，官至四川宣抚副使，后被金朝诱降，受封蜀王，41天后被宋将所诛。按金史载，吴曦死后，金方在水洛为之举行了魂葬。英雄故里民众将其墓地石雕毁坏，且称之为 “犯人坟 ”，以示对叛逆子孙的唾弃。
  石马坪：位于甘肃徽县虞关乡穆坪村（杀金坪），因有石俑、石马等石雕而得名。疑为纪念仙人关之战阵亡将士的公墓所在地。
  吴王庙：在甘肃庄浪县朱店镇王川村。祀吴玠，有雕像存。据本村退休教师王天世讲，原庙独设，规模较大，系南宋时当地王姓居民所建。相传这里的王姓人原姓赵，出身于大宋皇族，北宋末年避难至此。吴玠去世后，感其对大宋之忠烈，立庙祭祀，并将距此村较近的吴王坟所在地兑换到自己名下，以便保护。
  三将军神祠：在甘肃庄浪县朱店镇。祀吴玠、吴磷、刘锜。
  武安王庙：在宁夏隆德县城儒学庙侧。祀吴玠。
  三忠祠：在宁夏固原和尚铺。祀吴玠、吴磷、刘锜。清光绪初固原提督雷正绾建。陕甘总督左宗棠路过此地时曾撰文致祭。
  吴王祠：在甘肃静宁县城内。宋时建，祀吴玠、吴磷。明洪武五年改建城隍庙。
  三将军祠：亦名三忠祠，在甘肃静宁县城东街，祀吴玠、吴磷、刘锜。明嘉靖二十七年建。清乾隆二十五年重修。明陈之龙有《三将军祠碑记》载于州志。清同治十年七月，陕甘总督左宗棠西征路过静宁时，曾率众将至祠堂致祭并立碑。20世纪90年代初，静宁人在烽火台重建三忠祠。
  乡贤祠：在甘肃静宁县城内，建于明代，祀历代乡贤，吴玠、吴磷列其中。明康海有记。
  名将庙：在天水市。共二庙一在东门内，祀汉赵充国、宋刘锜一在西门外，祀吴玠吴磷。
  忠烈庙：在仙人关吴王城。《续通鉴》：“绍兴十年（1140）春正月，诏作忠烈庙于仙人关，以祀吴玠。”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玠谥武安，而梁、益间有庙，赐额曰忠烈。故西人至今但谓之吴忠烈云。”新修《凤县志》亦有记。据《舆地纪胜》载，宋时兴元府、大安军均有忠烈庙（祠）。史载吴玠死后不上百年，吴王城即被安丙所据。安公祠代替了忠烈庙；“宣相安公生祠碑”成了后世挖掘到的唯一有字碑。明人刘璜过此，留下了《观吴公玠、磷保蜀城》一诗。诗中慨叹： “落叶乱流秋雨后，断碑常卧夕阳中。阿孙不识经常节，忍使孤忠扫地空。 ”
  忠烈祠：在甘肃徽县东街。祀吴玠吴磷。绍兴十二年建，胡世将《忠烈吴公祠记》按 文意及《陇右金石录》所记，当为仙人关之忠烈庙和徽县县城之忠烈祠所共享之碑文。据蒋致中《牛空山先生年谱》载，清乾隆七年（1742），先生任徽县知县时“考诸（玠磷）本传所书，没后即为作庙。迄今千载之久，遗址遂以全荒..卑职瞻望英风，低徊遗烈；爰于昨岁，自割俸钱，创祠城邑之中；卜地学宫之右..鸠工自夏，落成于冬。中祀信、涪二王，配以杨、姚诸将”（牛空山《创建吴将军庙禀稿》）。清嘉庆十一年（1807）知县张伯魁主持重建，有《重修吴王庙记》存。祠前有五贤祠，祀刘子羽、胡世将、郭浩、杨政、曹友闻。
  义烈祠：据刘汉文、孙启祥《吴玠吴磷及其子孙汉中宦途遗迹考述》载，宋嘉泰元年（1201）吴曦归蜀后曾耗资为其祖父吴磷在兴州建庙，号“义烈庙”。曦叛平定后，改为并祀玠、磷的“忠烈祠”。明嘉靖《略阳县志》载：“敕赐吴玠、磷忠烈祠碑，在城东一里，祠、碑俱废。”清嘉庆《汉南续修郡志》载：“忠烈祠，（略阳）县东一里，祀宋吴玠吴磷。”旧志还载，吴曦当年为建义烈祠，“命士卒负土筑江滨地”①。其取土的两处遗迹尚在，一曰堡子山，又名走马岭，在县西 10千米处；一曰亮马台，在县西 25千米处。
  忠烈祠：古成州城西隅裴公莲湖亭北侧，旧有一座宋建炎年间奉诏建立的忠烈庙，后改名为忠烈祠，以祀勋绩卓著的忠烈名宦。吴玠、吴磷、吴挺的牌位图像均入祠内，每年春、秋两祭，礼用三献，祭期吏民接踵而至，隆重异常。
  吴公祠：亦称大王祠，为纪念南宋抗金名将吴玠、吴磷而建。位于宝鸡益门镇（今渭滨区神农镇益门堡村）西清姜河畔。初由官方主持祭祀，金朝占领大散关后其庙未毁，只是将祭祀活动由官方降为民间组织。清朝还在吴姓族人中选派通主大王祠奉祀的六品顶戴。吴公祠和关帝庙原来都建在大散关以北约六公里的百丈崖，1955年修宝成铁路时，祠、庙主殿因占道均被拆掉，只留下关帝庙前厅。于是吴公祠也迁至关帝庙，无塑像，仅有《重修大王祠碑》等几块碑刻。清著名诗人杨甲木有诗赞曰：“高原虎踞万山中，赵宋二吴立战功。西北能争秦栈险，东南可使蜀江通。厄关有将擒千虏，当道无人返两京。试看岩头玠磷迹，顿令血泪洒秋风。”作为民间纪念形式的祠庙虽未独存，但宝鸡网站把吴玠、吴磷与周文王、周武王、姜子牙、秦襄公、秦穆公、白起、马援、党崇雅一道列入“十大历史名人”，为宝鸡增添荣耀，更见二吴在当地的影响。
  大王庙：据宝鸡吴正茂考述，本地民间传称二吴为“宋世大王”视为保护神，立庙祭祀有迹可考者共有八处，即神龙镇大散关村观音堂内的大王庙、益门，堡关帝庙中的宋世大王牌位，及渭滨区高家镇村境内的庙台大王殿、南堡子山真武观大王殿、解甲滩大王殿、段家磨南岔大王庙、姜谭社区双峰沟大王庙、弥陀院（原龙泉院）大王庙。 ②
  靖共堂生祠：在甘肃西和县白石镇（今县城）。建于宋代，原名忠烈庙，祀吴玠。后绘吴磷生祠于廊庑之下。宋学正米居一有《靖共堂生祠记》。靖共语出《诗经》“靖共尔位 ”。
  涪王祠：在陕西凤县南山古陈仓道上，祀宋吴玠。与勉县武侯祠、留坝县留侯庙鼎列于陈仓、褒斜古道之上，称“古道三祠”。同治九年（1870）凤县知县郭建本所勒“吴涪王祠碑”现存在凤州乡南天门。十年，郭建本因旧址添建，祠后清泉一派从石缝流出，挹之不绝。古凤州现成凤州村。中有吴堡（村）；下有吴曦堡，均为御金设施。
  吴玠庙：位于苏州市吴中区临湖镇东部的宝寿寺中，有吴玠殿三间，每年一次吴玠庙会。相传庙、俗均系当年迁至姑苏的吴玠后人所留。
  吴玠庙：据百度网“江苏苏州湖嘉寺”条载，吴玠祖籍浙江嘉兴，其后人（约为明末）至苏州为官，遂将家眷族亲迁至姑苏摹容。时隔年余，因太湖常有水患发生，殃及百姓，民不聊生，后人见状，起念建庙，遂于姑苏城胥门外浦庄镇湖桥西南太湖边（今苏州市吴中区临湖镇湖桥村）建起了吴玠庙，佛、玠并祀，香火旺盛，信众蜂拥，东至张家滨河、北至浦庄苏东运河、西至渡村采菱桥、壮志桥、南至太湖边范围之内有人亡故，都要到吴玠庙祭祖。1949年起，庙中殿堂及佛像逐步被拆毁，乡火渐衰。改革开放以来，吴玠庙恢复生机，再燃香火。2005年重建后更名为湖嘉寺。
  吴磷庙：据《北京晚报》叶梓《横泾杂记》记述：在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横泾镇南的后巷村，有一座新修的吴磷庙。据《横金志》载，早在宋代，后巷一带就建有吴王庙，祀吴磷。20世纪30年代还住着僧人，有房屋二十余间，规模颇大，后废。现在庙中的吴磷，被当地人尊为守护神，每年农历四月初二（相传吴磷生日）为庙会日，举行盛大的敬神祭祀和娱神娱人的民间文体活动。
  太昊宫：位于兰州五泉山上。民国时期，刘尔炘主持在五泉山修太昊庙，供奉地方名人四十位。其中有吴玠、吴磷。其事绩由李九如、王文焕、水梓等名流撰写，并集为《甘肃人物事略》一书印行。（此条系丁广学先前从甘报社资料室采辑）
  旌忠观：《南宋临安两志·乾道志》卷一绍兴元年（1131）《宣抚处置使张浚札子》载：据吴玠陈请，陕西出兵，自来祈祷三圣，屡获显应。乞于凤翔府和尚原立庙。赐旌忠庙额，敕封北宋时在御夏战争中以身殉国的高永能、程博古、景思谊三将为忠烈灵应王、忠显昭应王、忠惠顺应王。三年，张浚、杨存中、郭仲荀用己俸在临安踏道桥东为之立庙。
  江神庙：位于陕西略阳县南街环城西路嘉陵江边。史载绍兴六年，吴玠因嘉陵江水运顺畅，奏请朝廷封嘉陵江神为善济侯，并为之立庙。后当地百姓在庙中亦祀吴玠，称“吴王庙”。吴玠当时立的建庙碑和庙中吴王遗存均于1207年安丙平定吴曦之叛时所毁。（王自立《略阳江神庙考》）
  宣抚使祠：据吴永平《江苏常州宣庄村举行始祖吴玠公墓碑揭碑仪式》记述，按宣庄吴氏族谱载，吴拱后期扈高宗跸，供职江南，迁家常州高梅（今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桥南村宣庄一带），建宣抚使祠于安尚乡（高梅曾属该乡），以祀宣抚使吴玠，由此改高梅为宣庄。
  吴磷家庙：吴磷是南宋将相中享有朝廷恩许立家庙、祭五室并御赐祭器殊荣的四大臣（即秦桧、虞允文、杨存中、吴磷）之一，其礼仪非常讲究。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对秦桧立家庙这样记载：“绍兴十六年，上命有司为秦益公立家庙。太常请建于私第之中门左。一堂五室，五世祖居中，东二昭，西二穆。堂饰以黝垩。神版长一尺，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书某官某夫人之神座。贮以帛囊，藏以漆函，用神幄。岁四享，用孟月柔日行之。具三献。有司言时享用常器常撰；上仿政和故事，特命制祭器赐之。”①吴磷是隆兴元年（1163）许立家庙的。当时驻在河池，1166年又回到兴州。按例二处均设有家庙。开禧三年磷孙吴曦叛宋投金后，宋宁宗“念其先世，不忍夷灭”，对吴磷其他子孙从宽处理，仅迁移出蜀。并下旨“吴玠位下子孙免连座，通主吴磷坟庙祭祀。”可见这一殊荣始终未被褫夺。
  吴玠吴磷纪念馆：在甘肃庄浪县紫荆山公园，建于 1991年，主要展示吴玠吴磷及其子侄、部属在南宋抗金斗争中的历史功绩。
  忠烈文化广场：在甘肃省庄浪县水洛镇柳咀村，位于吴玠墓地之南侧，是一个集文化娱乐、休闲观赏功能于一体的活动场所，建有忠烈文化室，有二吴塑像及展示其主要战功的壁画等。
  四、其他遗存
  起复吴玠敕书碑：据李喆《倚塔读碑记》载，江苏省苏州市乌江区震泽镇慈云寺塔东之廊壁间，有南宋绍兴元年敕书碑，题为《起复明州观察使吴玠兼陕西诸路都统制》。制书系南宋中书舍人程俱所撰，碑末敕字批为宋高宗手迹，字迹清晰可辨。此碑与王安石撰《宋亲知政事正肃吴公（育）传》碑并列。据当地方志相传，二碑均为明扬州知府吴秀建于震泽故居的康庄别墅石室内藏物，20世纪80年代乌江县文物普查时发现并移入慈云寺塔碑廊的。
  山河堰碑刻：在今汉中河东店。南宋时，吴磷、吴拱驻节汉中时屡次治理、修复山河堰。据陈显远《山河堰》介绍，乾道年间，先后有杨绛、阎苍舒撰文的《重修山河堰记》碑刻两统，分别记述磷、拱修堰之事。前碑毁于 1936年，后碑残片今存汉台。
  吴玠诗碣：在陕西汉中褒城山河庙（即萧曹祠）。诗云：早起登车日未暾，芜烟萋草北山村。木工已就萧何堰，粮道要供诸葛屯。太白峰头通一水，武休关外忆中原。宝鸡消息天知否，去岁创残未殄痕。诗为吴玠所作。字有两说，一说吴玠题，一说是玠同时阎苍舒题。清人罗秀《褒谷古迹辑略》注：“此刻相传宋南渡和尚原战后吴涪王感作。宋末此庙被水冲塌，失去尾二字并题名俱芜。至明正德时，已相去三百余年，总制彭公泽始续二字补全。为时已久，无可考据，只填写己衔而已。然诗之语气确是涪王时事，或云阎苍舒代笔。”宋乾道年间汉中郡守王素、明嘉靖汉中郡丞张良知、汉中府签宪杨瞻皆有步吴诗韵所留诗作。 ①
  吴磷摩崖诗刻：据清人罗秀《褒谷古迹辑略》载，汉中褒城石门岩壁间，原有宋唐卿（吴磷）诗刻，已佚。诗云：“峭壁矗云三峡里，急湍翻雪五湖边。何年造物施神力，移到褒中小有天。”据陶喻之考，此诗当为吴磷乾道二年视察山河堰工程后即兴所题。
  吴公崖刻：据《略阳县志》（新版）载：“吴公崖刻，约刻于南宋绍兴间，存灵崖寺。碑文剥蚀甚重，只首行‘开府仪同三司吴公仗全钺护..’尚显。疑此崖刻为铭颂吴磷抗金业绩而作。”②按史料所载，吴磷是绍兴十二年进驻兴州、二十六年加开府仪同三司的。
  《崇安吴氏宗谱》吴玠吴磷诗页：在2017年9月吴卫东发在华夏吴氏网统谱上的《崇安吴氏宗谱》中，录有吴玠吴磷诗作三首：
  兵驻仙人关寒食日感赋（武安玠公）
  牛犊山前寒食日，鹅峰墓下荐觞时。无端绝塞羁戎马，回首乡关空梦驰。
  边城聊眺（武顺磷公）
  负弩从兄度塞榆，由来壮志切捐躯。腰间宝剑曾芟虎，箧里阴符足备胡。
  猎猎霜风回断迹，呜呜画角起城隅。不堪马上频遥望，天极东南是五夫。
   又绝句一首（吴磷）：
  风尘蔽日龙沙地，烽火连天点虏营。停望南云起归思，武夷春茗正堪烹。
  （注第一首诗犊字原作犍。第二首诗聊字原作卿；猎猎原作猎匕；鸣鸣原作鸣匕。）
  镇江宗泽纪念园吴磷题碑：据新浪网博客淡竹《润南诈输岗解巷吴磷吴挺吴曦谱系考》载，吴磷临安朝觐途经镇江时，曾到镇江京岘山宗泽墓祭拜过宗泽。《光绪丹徒志》中有吴磷和胡世将在宗泽纪念园写碑文的记载，也就是说在民国之前，磷在镇江留有手迹。
  《戴氏家乘》吴磷题词：据金坛文联网2017年12月发表戴朝政撰《为〈戴氏家乘〉题词的历史名人》载，在《戴氏家乘》中收存历史名人题词数十幅，其中有南宋名将吴磷题写的“光前裕后”（落款“吴磷题”）四个隶书大字格外醒目。这是迄今见到的唯一一幅吴磷笔迹。戴氏家族乃唐代诗人戴叔伦后裔，世居江苏常州市金坛区，为名门望族。题词多为宋、明、清时期的名臣笔迹，仅南宋时期就有李纲、赵鼎、李文会、王十朋、刘子羽、郑刚中、富直柔、文天祥等文臣，武臣仅吴磷一人。
  虞刚简诗碑：宋人诗刻，题为《游灵岩寺》，作于1226年（宝庆二年）春。保存在陕西略阳县灵岩寺博物馆。作者虞刚简系南宋名臣虞允文之孙。诗中有“摩挲石刻拜方兴，误国从初恨老秦。十六州归仍遗虏，百余年事语谁人？出师表在今如昔，堕泪碑存旧似新。江水江花岂终极，风光一任转青春 ”之句，对吴磷 1162年收复三路，与虞允文共图北伐和史浩、孝宗班师弃地之事发出感叹。 ①
  锦屏山书刻：在四川阆中锦屏山。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载：“曲端、吴玠建炎间有重名于陕西。西人为之语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谋有勇是吴大。’端（一说玠）能书，今阆中锦屏山壁间有其书，奇伟可爱。”笔者曾就此发信咨询过阆中文史委，回函说：“吴玠未至阆中，《老学庵笔记》载有端书，未载有玠书。又询诸耆老，有言文革前锦屏山纯阳洞壁间有‘壮观’二字，可能是玠书，由别处拓来重刊于锦屏山者。但前往觅迹，遍查纯阳洞附近崖壁，因锦屏山几经修饰，且岩石风化剥蚀殊甚，已无迹可寻矣！ ”
  药水洞：又名朝阳洞，在略阳县北六十公里白水江边悬崖间。洞中佛宇庄严，内有钟乳，石莲花盆、瀑布、雷洞、风洞，称为胜概。《略阳县志》收吴玠题药水洞诗二首，已不全句。
  其一：山僧来往自忘疲，结屋悬崖高不危。 □□□□□□□，□□日已上西池。
  其二：洞居山巅下漏泉，老龙酣睡几千年。谁将石柱敲岩唤？我是人间一散仙。
  《杨从仪墓志》碑：袁勃撰文，李昌谔书丹，王椿篆额，王杰镌刻，共3775字，乾道五年（1169）立石，现存城固县五门堰文管所。碑文记述了二吴爱将杨从仪的家世及其随二吴在青溪岭、凤翔、渭南、神坌、和尚原、杀金坪、回山原、川金堎抗金，饶凤岭射虎，洋州治堰等事迹，内容翔实，可补史籍之缺。
  杨从仪石刻：据凤县翟天行介绍，凤州城北豆积山通玄洞（俗称张果老洞）石窟中有一处摩崖石刻为吴磷部将杨从仪驻守凤州时所题，内容为当时兵力部署与防务情况，时在 1162年前后。
  吴挺题额：甘肃宕昌县是宋代军马主要来源地之一，茶马交易活跃。据《宕昌县政协文史资料集》载，宕昌街南三官庙牌坊上，曾悬挂吴挺亲书 “宋太尉魏国公设宕昌茶市以茶易马处 ”匾额一块， “文革 ”中被破坏。
  吴玠铜雕：甘肃陇南金徽酒厂展厅，塑有吴玠全身倚马青铜雕像，高约两米余。相传南宋时吴家军驻守河池时，酒厂所在地栗亭有甘泉，可酿酒。军士们凯旋归来，当地百姓用自酿美酒犒军，用金盔作酒具。后来就用金盔的谐音金徽作地名和酒名。酒厂以抗金英雄吴玠作为自己的保护神，铸造铜像纪念，不无所宗。
  铜棋：1947年出土于甘肃西和县皇城根，赤铜铸就，一色赤红，共32字，字形突起。经鉴定为宋代遗物，有人考定为吴玠吴磷镇守西和时对弈的军棋。现存该县博物馆，亚运会上曾借展北京。
  故里碑：在甘肃庄浪县紫荆山上，1946年水洛乡民李应中等立。镌“民族英雄吴玠吴磷郭浩故里碑”。郭浩乃吴玠部将，吴磷部将彭杲故里亦在水洛，二将俱官至都统制。
  庄浪吴家河吴氏族谱序：系清咸丰七年（1857）所修。谱序谓玠、磷之谱牒记载，由于“代远年湮，或因兵戎所煨烬；虫鼠所毁伤，详不可考，亦吴氏之隐优耳。所可恃者，洛城之南陲有吴家河，居民甚繁，生齿不下数百口”。《世系图说》称：“我吴氏父老口传，始居凤翔五井邨，徙居秦安大柳树，宗支繁衍，继迁静邑洛南双河镇。明季二房分处陲川。大房之裔，有居高汉川（陕西）者；有居照暎川（张棉驿）者。大明以前谱牒遗失，莫详世次焉。 ”
  庄浪永宁苏氏谱序：据永宁苏家老庄苏氏谱序载，其先祖苏君翠，曾由吴信王磷之灯夫而渐入官。
  静宁西关吴氏家谱序：始见于《华夏吴氏网》，系新疆石河子吴振彦、吴建设发。谱中提供：（1）静宁吴家庙吴姓是明嘉靖十九年（1540）由隆德通边镇（实今之庄浪）吴沟、深岘（吴家）迁入的吴磷第二十三代孙。（2）静宁西关吴姓始祖吴自成系吴家庙村吴姓书房一系第五代传人。
  宝鸡吴氏族谱：吴氏在宝鸡陈南见到最早的族谱撰于北宋元祐六年（1091）；南宋嘉定七年（1214）由六世祖吴琳（进士、江州刺史）重修。之后有元至治元年（1321）、元至正二十五年（1338）、明永乐十八年（1420）、明景泰元年（1450）、明嘉靖元年（1522）、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民国二十五年（1936）七次续修谱序存。1338年由10世孙吴秉甫（兴）撰修的《重修族谱叙》中说：“自始祖肇始，池阳作簿，世族分籍水洛。徙陈仓列名讳者，11世300余口。”前后九次谱序中，关于先祖的说法，均与此述无异。据吴玠二十五世孙吴正茂提供：本家厅房曾有 “水洛家声，陈仓砥柱 ”牌匾。
  龙屯吴氏族谱：据吴正茂《广东徐闻龙屯吴氏是吴磷后裔》一文介绍，龙屯吴氏是由吴磷第十二世孙吴仲胜开派的一支较有影响的吴氏后裔。吴仲胜是四川自贡市荣县人，其孙吴秉珪于明嘉靖三十三年（1557）以贡监出任徐闻锦囊千户所吏目，后定居于龙屯村，为徐闻吴氏分籍始祖。有清康熙二十四年吴仲胜九代孙吴应平撰《龙屯吴氏族谱跋》附于引文之后。
  《吴氏叙宗》：明嘉靖癸丑进士杨继盛撰。书中将天下吴姓分为文、武、功、德、忠、信、孝、义、祯、祥、和、顺十二大宗。其中功：自关中至汉中至南直（明永乐后俗称南京所辖地区为南直隶，相当今上海市和安徽、江苏二省以及江西婺源县地）者，功字唐卿（吴磷）之宗派也（后支分金陵、白兔、镇江、金坛）。顺：自金陵而云贵者，顺字济卿之宗派也（济卿讳琛，磷十六世孙，后征云南，留子居焉）。此条采自新浪网博客淡竹《润南诈输岗解巷吴磷吴挺吴曦谱系考》。
  润南吴氏谱序：据新浪网博客淡竹《润南诈输岗解巷吴磷吴挺吴曦谱系考》载，现存于该巷吴姓居民家的《润南诈输岗吴氏重修谱序》称：“润南吴氏者，乃季札公后裔。至伯善公，登建隆进士第，秩武德大夫，雍熙乞骸致仕，寄迹润城。及君之生也，为磷公，令上都督将军，护驾中兴之功不亚于张韩刘岳诸将，诚可光青史而耀后昆矣。”在《万历润南诈输岗吴氏重修族谱序》中说：磷“因秦桧奸相弄权，致仕隐居诈输岗侧，厥后钟灵毓秀，绵绵瓜瓞至为延长”。谱中还附有吴磷画像及润南诈输岗吴氏内纪世系之图，图中磷为四十五世、挺四十六世、曦四十七世。尽管前序时间（南宋绍兴）、作者（北宋宰相曾布）自相矛盾，表述颇含糊，后序言磷致仕隐居诈输岗与史实不符，但为润南诈输岗解巷吴氏来自磷至曦一系提供了依据，且与《吴氏叙宗》所叙功字号吴姓开派之祖与分布地相合。诈输村位于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蒋桥乡东南部。
  宣庄吴氏族谱：据吴永平《江苏常州宣庄村举行始祖吴玠公墓碑揭碑仪式》供述，宣庄吴氏宗谱中有大明洪武岁次壬子青田刘基伯温写的《吴氏实录谱序》，谱中载有吴玠葬于延陵（今常州），吴拱迁居高梅（今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桥南村宣庄一带），亦葬于此，后代在此繁衍生息，成为当地大族，拱为宣庄吴氏之祖。民国三十六年（1947）重修的三让堂吴氏宗谱中亦有吴拱“葬高梅庵之北茔”的记载。宣庄还有吴氏大宗祠和牌匾存，相传清末民初，每年冬至，宣庄都会举行祭祖仪式，规模盛大。
  崇安吴氏宗谱：据华夏吴氏网2017年9月发表吴卫东《福建武夷山五夫里吴玠吴磷族谱世系》提供，由朱熹题跋的《崇安吴氏宗谱》（今武夷山市由原崇安县改设），尊吴玠吴磷为九十六世祖，吴拱吴挺为九十七世祖。吴玠之父吴庡，祖父吴遂（大临），曾祖吴谦（永泰）。吴谦之父吴源，祖父吴悜，曾祖吴琬恒。吴谦与吴积、吴仲举并为吴悜之孙。吴仲举之子吴中复，与吴遂同辈，中复之子吴立礼，与吴庡同辈。由此可见，把吴中举一系作为吴玠先祖的说法虽然有误，但事出有因。
  （作者系甘肃省庄浪县原工商局退休干部）
  吴玠吴磷抗金古战场——和尚原
  吴正茂
  和尚原系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古战场遗址，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南30千米处，即今渭滨区神农镇境内秦岭大散岭以东地带。其形似僧帽，地带开阔，中凹四高，四面皆山，唯有前后两条路可通。东南有沟长约4千米，可达东河桥，距今秦岭界碑仅有0.5千米之遥。向西北有沟2.5千米可到东峪口，口北有上神岔河。正北一路，约10余公里即可达二里半（今立“大散关”碑处）。四山之内为宽0.5千米余、东西长约4千米的平原，原东大王山，为南宋抗金名将吴玠吴磷之中军大营营垒，垒前插旗石窝犹存。尽东为牧马场（滩），中有高10米之点将台。正“当山川之会，扼南北之交”，它与宋代大散关同为控厄川、陕交通之要地。地势险要，成掎角之势，可攻可守，是一处重要的军事要塞。《宝鸡县志》载：大散关“东连一岭，稍平，即和尚原之脉也 ”①，真是“和尚原中笳鼓竞，大散关上旌旗扬 ”。
  秦汉以来，历代都在和尚原布防重兵，征战争夺不休。历史上发生在和尚原的争夺战不下70余次。《宝鸡县志》又载：“和尚原在县南六十里大散关之东，由上神岔入山，逾大王岭涉东峪河，至原三十余里。其形边仰中凹，广袤千亩。”宋《中兴四朝志》载：“和尚原，凤之东境，抵凤翔不足百里。自两当县直出凤州，取大散关，距原咫尺。”绍兴四年（1131），吴玠、吴磷曾置兵大散关，布阵和尚原，击败金兀术（即完颜宗弼，金国四太子），致 “金兀术仅以身免，亟剔其须遁 ”，从而晓名天下。
  在和尚原西约百里，有一处宋代和尚原战区古战场遗址。今存主要景迹有： “岳家沟壁刻 ”； “假龙三寨 ”营垒故址；“栏马墉古垒”；“葱韭连垄 ”的军垦菜地；常年储水“雨不加溢、旱不减耗”的“玉人石臼”；俗称“三炷香”的“三柱石笋”；红岩石沟酷似山翁的“石人对语”；以及石层牙河峭壁的 “瀑布飞流 ”等景观。
  旌忠庙，原建于和尚原之上。宋人吴自牧所著《梦梁录》记述，南宋绍兴元年（1131）五月，宋将吴玠、吴磷，鉴于对金作战屡获捷胜，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稳定驻和尚原的军心，在向朝廷报捷的同时，曾以北宋宣和二年（1120）十月，征调陕西五路兵镇压方腊起义，战前祷神而获全胜为由，奏请在和尚原上建造一座“三圣庙”。主祀崇宁四年（1105）北宋对西夏的战争中，为收复银州、攻克永乐城（其地在今陕西省米脂县西、横山县东北、无定河畔之永乐川。元丰五年（1082）筑，并迁银州州治于此。曾被西夏攻陷，崇宁五年废为银川城）而牺牲的陕西籍高级军事将领高永能、程博古、景思谊三人，以振军威。绍兴元年十月甲申，宋廷准吴玠、吴磷在和尚原修建三圣庙的建议，并且加封：高永能为忠显灵应孚泽昭祐王；程博古为忠惠顺应孚祐善利王；景思谊为忠显昭应孚泽广祐王。钦定庙号“旌忠”，以旌表其忠勇。于是，一座规模宏伟的敕建旌忠庙 ——三圣庙，便屹立于 和尚原头，鼓舞士气，稳定军心。
  旌忠庙，主祀高、程、景三王，又称三圣庙。由于建于和尚原之点将台前，院中建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八卦亭，士人称其为“八卦庙”。宋绍兴十二年（金皇统二年，1142）八月，“绍兴和议 ”签字后，和尚原划归金邦管辖，旌忠庙 ——三圣庙理所当然为金军拆毁无遗。如今，唯有和尚原上之石“点将台”旧迹和人民记忆中之“八卦庙”。现在原“八卦庙”故址上，建有一座八角亭。
  绍兴议和后，南宋王朝偏安一隅，向金朝俯首称臣，引起广大爱国志士的极大不满。尤其是，作为军事要塞的和尚原、方山原陆续划给金国后，激起了中兴宋室的爱国将领如陕西籍的韩世忠、梁红玉、刘光世、李显忠、刘锜等主要将领的愤慨。宋廷为了笼络人心，随后又在京城临安（今杭州）丰乐桥，重修了一座旌忠庙和旌忠观，仍然主祀高永能、程博古、景思谊三圣，“以接续凤翔府和尚原三圣庙香火”。清代乾隆时期宝鸡知县邓梦琴的幕宾、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市）人郑凤仪，在《和尚原》诗中详细的记述宋金和尚原大战的史实，热情地歌颂了身处金国统治下的中原百姓，对南宋朝廷和军队的盼望和支援。诗文从侧面又对南宋王朝软弱无能、与金国割地议和、将大散关送给敌人的扼腕之痛等，描述得淋漓尽致。
  诗曰：
  海角班声动地起，长驱饮马清渭水。驾岸营运石作城，遥与散关相对峙。
  巉绝一发巴中天，其势未敢遽窥耳。谁与力遏千熊罴，振旅桓桓连臂使。
  丸泥两戎对雍梁，当壁一夫争尺咫。忆战青溪敌胆寒，彭原更扫郎君垒。
  如何五路轻出兵，遂令三辅失方轨。退屯不肯扼汉沔，遗柑犹足张角犄。
  偏安事业小朝廷，丰壁东南全基此。当时父老馈壶浆，至今庙祀荐尊彝。
  落景高塬野色昏，访古羌知何者是。岩风箐雨掩灵旗，空传遗石荒烟里。
  今人登临和尚原，站在点将台上，遍观山河秀色，虽三圣庙已不复见，唯有临境忆古，凭吊英雄，触景生情，无限感慨。
  （作者系陕西省宝鸡市政协文史员）
  后记
  南宋对陇蜀的经略，有其深刻而复杂的背景。唐宋陇蜀，地理位置大致相当今天的川、陕、甘三省交界毗连区，地势险要。清毕沅《续资治通鉴》说：“天下若常山蛇势，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将图恢复，必在川陕。”由此看来，陇蜀地区在南宋初已然是东南屏障，一旦失守，敌军可顺江而下，对南宋王朝构成致命威胁。况且，巴蜀之地向来有“天府之国”美誉，是陇蜀宋军北拒强敌的重要物资补给基地，其战略位置相当重要，必须确保其不能有失。建炎四年（1129），张浚发动富平之战失败，陕西尽失，从此陇蜀地区成为抗金前线之一。经过和尚原、饶凤关、仙人关三大战役，宋军在西起甘肃天水，东至陕西汉中的陇蜀地区构筑了一道坚固的防线，破灭了金人欲先占川蜀，再顺长江而下，合击江南的战略计划。迄至金朝灭亡，南宋通过积极经略陇蜀，终未使金人进入四川，由此确保了南宋初期政权的安全。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对以河池县（今甘肃徽县）为要津的陇蜀有一个历史性的回顾：“河池接壤秦陇，俯瞰梁益，襟带东西，称为要地。陇蜀有事，河池其必争之所矣。公孙述之并汉中也，聚河池以拒汉军，来歙克之而蜀人大震。五代梁贞明初，岐蜀相攻，蜀人出河池遂兼秦凤。宋保蜀口，亦置戍河池以绝女真窥伺之路。蒙古入蜀，河池降而凤州以南次第崩陷。河池介秦凤间，其可以散地视之欤？”抑或是对南宋经略陇蜀得失之复杂背景的一个扼要分析和中肯评玠。
  南宋经略陇蜀之“得”，是因了吴玠吴磷及其后人的主动有为而实现。南宋初立，朝廷重臣都主张加强对以汉中为中心的陇蜀战区的建设，但如何实施并未有明晰方略。富平战败后，吴玠、吴磷奉张浚之命，收集数千散兵，重新进行组织与训练，造就一支精锐军队在陇蜀地区迅速成长，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吴家军”（亦称“吴家将”者有之，但各有侧重）。从绍兴元年（1131）吴玠扼守和尚原到开禧二年（1206）底吴曦逆宋，“吴家军”镇守陇蜀战区长达七十五年，他们以军事斗争为重任、兼行政治经济方面的积极作为，有力地支持了南宋中部与东部的抗金事业，为南宋国家安全贡献了力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中原和江南的制度与文化。漆侠先生在《〈吴家将〉序》中评玠说：“吴氏兄弟保全蜀口，在西北战场上取得抗金斗争的丰功伟绩，在南宋初年诸大将中，除岳飞之外..是其他诸大将难于匹敌的。 ”可谓一语中的。
  在陇蜀地域，吴玠吴磷于战事频仍时代展现了他们的报国赤诚和卓异才能。他们通过大小数十次战役，不仅有力地拒金兵于蜀口之外，扭转了宋军接连溃败的局面，而且消灭和拖垮了金兵精锐，彻底打乱了金朝统治者窥陇望蜀、东下灭宋的进攻计划。陇蜀地域地形复杂，境内“地狭民贫，山险道隘”，军需粮运尤为艰难。但由于他们的报国行为符合南宋军民反对掠夺、捍卫国家的强烈愿望，因而得到陇蜀边民的全力支援。随着战事和时局的变化，他们顺时而为，在政治经济方面多措并出，颇多实绩。“绍兴和议”后，吴玠自创银会子，最初行于鱼关（今徽县境）及阶、成、岷、凤、兴、文六州之地，后又在大安军印行。银会子的流通，克服了携带铁钱、银锭重物所带来的不便，大大促进了陇蜀茶马司、博买铺、盐监等机构的贸易往来，缓解了军饷难支的困境，也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所载银会子在秦州和陇南一带流通，其显著效果之一即是加强与后方四川的联系，显现出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此外，施行家计寨、贸易市马、屯田陇蜀等方面也展现了吴玠吴磷划地为用、军民互动的卓异才能，为南宋经略陇蜀建立起了支撑防御战略的后勤保障体系。吴玠根据陇蜀地形易于防守的特点，大修家计寨，即因势而设、据险相保的营寨。其主要特点是寓兵于农，亦耕亦戍。还有南宋前期的茶马贸易，史书对于吴玠是否参与市马贸易，没有明文记载，但吴磷开启南宋马纲水运的举措，为“孝宗朝的重要史事之一”。当时四川三都统司的战马共有1.3万匹，而吴磷管辖的兴州都统司就有1万匹。在后来的宋金战事中，吴磷的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其经营成效，时有“西路遂雄天下”之称。吴磷屯田陇蜀对于充实兵备，巩固边防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意义重大。
  吴玠吴磷在陇蜀的史事具有很大研究空间。如军事斗争之外的种种政治经济措施，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陇蜀地区抗金军队的后勤供应压力，不但关涉重要的军事意义，而且社会意义亦相当巨大，构建了一个军事与区域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吴氏兄弟扼守蜀口几十年，面对严峻的粮饷困境，自力更生，推行诸多经济措施，既解决了粮饷供给，又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得到了陇蜀军民的鼎力拥护和支持，使得陇蜀防线固若金汤，敌不得寸进。如此看来，南宋陇蜀战区的抗金活动“不仅仅是军事问题，同样是一个社会问题，这涉及军事与社会的互动等内容”（何玉红《南宋陇蜀战区军粮的消耗与转运—
  兼论南宋时期嘉陵江水运》）。他们在战争条件下实施的经济措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战争与区域社会发展互动关系的典型个案，对于现代国防同样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就研究吴玠吴磷史事而言，我们不仅应注意那些重点人物和重大事件，也应该把研究的目光放得更仔细，通过探究历史进程中无数丰富的个案和细节，以便能呈现相对完整的历史图景，揭示更深刻的历史蕴含。
  基于上述认识，2019年7月由政协徽县委员会主办，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科研处协办的“中国·甘肃·徽县吴玠吴磷暨仙人关战役”学术研讨会如期举行。来自全国高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和地方文化机构的7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向大会提交论文50余篇，围绕“南宋经略陇蜀和吴玠吴磷史事”这一主题进行深入研讨。会后，经我们整理和审订，决定出版会议文集《南宋经略陇蜀和吴玠吴磷史事研究》。为稳步推进工作、保证文集编辑质量，编委会主任张承荣对编辑事务进行了部署：由陇南师专文学与传媒学院蒲向明教授主持编辑工作，包括全书的栏目设置、文章归类和文稿的校读、核对参考文献等，由徽县政协办公室副主任屈
  建春负责各类通联工作，其他编委给予协助。
  本书编辑工作从2020年初正式启动，陇南师专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鲁建平、讲师陈江英和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张旭辉参与了本书校稿工作，特别对文稿的引证做了大量细致的校订、比勘。本书共收入论文45篇，分上下两编。上编“南宋经略陇蜀研究”23篇、下编“吴玠吴磷史事研究”22篇，一些文章概述、游离主题较远的稿件未能收录，研究范围较之目前的相关著述有很大突破，创新之处甚多。本书编辑过程中得到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包伟民教授等众多专家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深挚谢忱。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陇南市政协，徽县县委、县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也得到了有关人士的热心帮助，在此一并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因条件所限，本书纰漏和舛误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委会
   2020年7月30日

①需要特别提醒注意，并且也相当耐人寻味的是，南宋另一位嗜学博闻的史学家徐梦莘（1126— 1207）撰，起自北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海上之盟，迄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金主完颜亮（1122— 1161）伐宋败盟，包括吴玠之死在内共四十六年间宋金和战之事的重要史书《三朝北盟会编》的编纂原则，是取材丰富，网罗旧闻，荟萃同异，引用官私著作达二百余种，凡敕、制、诰、诏、国书、书疏、奏议、记序、碑志，无不收录，所引皆全录原文，无所去取，亦不加论断。然而其中涉及吴玠之死所引用的历史实录，毫无是非同异并见互存，无只字牵扯或涉猎吴玠有渔色秽行。这一显得相当与众不同寻常的史学著录，极其发人思考，值得探究深察，至少它从一个侧面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和声音，当时或许根本就不存在有关吴玠纵色指控著述的文本或文献。 ①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巴蜀书社 1995年版。 ②杨倩描：《吴家将 ——吴玠吴璘吴挺吴曦合传》，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③陶喻之：《吴玠死因辩诬》，《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 3期。 ④参看（宋）洪迈的《夷坚志》补卷第 18《吴少师》，中华书局 1981年版。 ①顾吉辰：《也谈吴玠死因》，《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 3期。 ②王智勇：《从吴玠死因之争谈史料的发掘与解读》，《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 3期。 ③陶喻之：《岂惟擅文豪，端足堪史补 ——南宋洪迈〈夷坚志〉口述历史价值笺证：以川陕吴玠抗金兵团为例》，《历史文献研究》总第 29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 192—211页。 ④此处 “关外”应指剑门关，非仙人关。 ①南宋皖南著名医学家张杲于淳熙十六年（1189）撰著集古来医案于一炉的《医说》初稿，此后历经约卅六载修订增补，于嘉定十七年（1224）定稿刊刻。 ②（宋）张杲的《医说》卷五《误吞水蛭》明确出自《夷坚初庚志》，而非今本补卷。可见所引当属《夷坚初志》的南宋完整版本，今本《夷坚志》中庚志内容已失传无存。 ③（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五：“《西湖志》载医者为吴太师治蚂蟥；《杂记》载刘大用为卫承务子治水蛭法，皆与此同，不可不知也。 ” ①（清）徐士銮：《医方丛话》卷3：“此数方，俱见《续夷坚志》，故另录之。 ” ②（宋）洪迈：《夷坚志》第4册人名索引，中华书局 1981年版，第106页。 ③（宋）洪迈：《夷坚志》第4册王秀梅编《夷坚志》人名索引，例言七，第2页。 ④《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列传第一百二十五《吴玠吴磷吴挺》。 ⑤同上。 ①参看洪迈成书于乾道二年（1166）十二月十八日的《夷坚乙志》（参看王德毅编的《洪迈年谱》乾道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2006年5月，第123页）卷十《张锐医》。案，洪迈笔下名医张锐事迹，言之凿凿说，明系在蜀跟张锐有讨教对答而了解其医术“王秬叔坚说 ”。另据《夷坚支辛志》卷八《马保义文谈》载王曾于军中结识善治弓箭匠人马保义，可见王系熟谙川陕军旅人事知情者。《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三册，台湾鼎文书局 1978年再版，第2317页。 ②分别指南宋目录学家、四川总领财赋司晁公武（1105—1180）和陈振孙（？ —约1261）的目录学著作《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北宋末年宣和年间（1119—1125），晁氏一门理学家晁说之（1059— 1129）曾知成州（与之后吴玠抗金所在地河池仙人关比邻）。 ①参看（宋）杜大珪的《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12《吴武安玠功绩记》，《琬琰集删存附引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9页；（南宋）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卷 196炎兴下帙。 ②参看（宋）洪迈的《容斋随笔》卷13《国朝会要》：“建炎三年，外舅张渊道为太常博士。”王德毅《洪迈年谱》甲谱前，“妻张氏”援引，考 “知岳家姓张”，第 15页。 ③参看《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 2册， 1983年增订版，第 1504—1506，1512—1513页。 ①赵鼎力荐岳飞，与右丞相张浚论事不合。终以力辟和议，为秦桧所倾，一贬再贬，最后移吉阳军（今广东崖县），绝食而死。张渊道为桂林帅而致赵酒米，则张至迟于赵去世时（绍兴十七年， 1147）尚在世。 ②（宋）朱熹：《张忠献公浚行状》；（南宋）杜大珪（生卒仕履不详，四川眉州人）：《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 55。 ③（宋）明庭杰《吴武安玠功绩记》载：“庭杰与显谟冯康国元通，大学同舍最久。前此元通自东南还蜀，庭杰偶相际集，盘礴浃旬，出圣上亲笔付元通诏吴侯。..庭杰伏读再四，方知圣天子灼见，元通、吴侯果相知之深也。迩者，元通抵少城（成都），总茶马，吴侯已薨，元通邀予相聚累日，语及吴侯云亡，因出其在宣司日记吴侯功绩甚详，令庭杰为之记，谨拜手而书..”而同时岐下张发的《吴武安公功绩记序引》曰：“余与主簿俊民先生，相聚于冯康国元通公舍，盘礴有日，忽闻川陕宣抚使吴侯薨，因叹曰：嗟乎！西南之砥柱去矣。于是，俊民先生太息曰：噫！昔庭杰于魏公幕府，时见吴侯之用兵与虏战，世所罕及，即古名将，亦不过此，何一旦殁耶？因相与痛惜。冯公亦哀号不已，呜咽流涕而泣曰：何天不佑哲人而遽夺之速也？念其往日在川陕时，不独公尔忘私，国尔忘家，且惠泽于民，俊民不能默默无语，遂历数其事发，乃握笔而记之..”需要提示的是，曾经到吴玠军中传达宋高宗圣旨的冯康国元通，后自东南还蜀中成都“总茶马，吴侯已薨”，而张渊道也恰巧于吴玠死后又重新入蜀提举秦蜀茶马。那么，他获悉吴玠得病治疗等信息，也不排除得于同事冯康国元通的可能性，此议待考。此外，吴玠死后不久倡议为其立庙，也肇始于左宣教郎、新川陕茶马司干办公事、权监都进奏院、四川资阳杨朴上书，“论玠保全四川之功不可忘，愿特诏有司，与玠立庙，荣以封爵，使蜀人岁时祀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4绍兴十年春正月甲午）。那么，几乎跟杨朴担任同一职务的张渊道，很可能还是这一庄严肃穆工程落成仪式的见证人也未可知。 ①参看（宋）周必大的《思陵录》上：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乙未，又引洪迈，迈退与侍从云： ‘上（宋孝宗）问太上宰臣吕、赵孰优？ ’迈云：‘吕遭时艰难，功虽不细；而赵首陈立储之义，其功尤大。’上曰：‘此社稷大勋也。’..两事，迈必有以开陈，故圣谕及之”。下：十五年（1188）“三月丁未..内引洪迈..又奏：‘顷蒙宣谕，太上皇帝宜以文武臣各二人配享。文臣无如吕颐浩、赵鼎，有社稷之功；武臣当用张俊、韩世忠，乞令侍从议。 ’并批依奏 ”。四月二十四日，诏乃用吕、赵、韩、张四人配飨。 ②（宋）洪迈《夷坚支甲志序》曰：“《夷坚》之书成，其志十，其事二千七百有九，盖始末凡五十二年。”癸志成于绍熙四年（1193）。据此逆推，全书撰写当自本年始。参看王德毅编《洪迈年谱》乙本谱，第32页。 ③（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四《高宗配飨议》。 ④参看（宋）洪迈的今本《夷坚志》补卷第 25《桂林走卒》。 ①洪迈淳熙十五年（1188）九月二十八日到任皖南太平州，次年（1189）在任，绍熙元年（1190）二月调任绍兴府。《夷坚支戊志》卷第三《成俊治蛇》《池州白衣男子》《陈氏鬼疰》和《卫承务子》共四则故事均得自江湖医师刘大用，且事涉地点中皖南居半《卫承务子》就发生在皖南宁国。以时间论《成俊治蛇》事发绍兴廿三年（1153）《池州白衣男子》，事发淳熙六年（1179）。支戊卷八事关刘大用，的《解俊保义》和《许子交》时间分别在乾道七年（1171）、八年（1172），而张杲系同时皖南徽州名医。由此仿佛表明洪迈当年曾在太平州任上，既接触过行脚到皖南乡村医生刘大用，从而获取第一手医案故事；又可能及时把《吴少师》等医术掌故，提供给编纂《医说》正酣并初步脱稿而同在皖南名医张杲。也可能张杲因地利、人和之便而先睹为快洪迈《夷坚初庚志·吴少师》稿本均未可知。 ①邓广铭先生在谈及有关岳飞史料的审核、鉴别与考证工作时，曾经指出：“到12世纪之末，上距岳飞的惨遭杀身横祸已经60年，却还没有出现一篇稍具首尾的岳飞的传记。此时岳飞的诸子全已亡于是，生于 1183年的岳珂，虽还年在弱冠，却遵其父岳霖的遗嘱而于 1199—1203这五年之内，奋力写成，了《鄂王行实编年》一书。岳珂之生上距岳飞之死已及40余年，而当时其执笔写此传记之时，上距岳飞之死则已几近60年。不论岳飞生时的部属或友辈，全不会犹有存者，调查访问自无可能。特别是岳飞渡江南下前的一段历史，更莫可踪迹。然而岳珂竟充分驰骋其孝子慈孙的用心，全凭想象而把这一大段空白进行了详细的填补。但他对其祖父早年之因家境贫寒而曾一度到邻县安阳的大户韩家做庄客，却讳莫如深；对于岳飞早年曾娶妻刘氏，并曾先后生了岳云、岳雷二子，在岳飞离乡南渡之后不久，刘氏却又改嫁了别人等事，岳珂必都知悉，而他却也引以为家门之耻，同样讳莫如深，以致后来的修史者竟把岳云认作岳飞的养子，且不知岳霖、岳震、岳霆之生母李氏，乃岳飞知刘氏已经改嫁之后在江南所续娶者。另外，为了填补这一大段空白，岳珂还虚构了许多无稽之谈，例如说岳飞曾经使用女真语言而混入金人军营、刺探得金军的一些情况等。至于岳飞南渡以后，特别是跻身大将以后的一些功状言行，被岳珂因心存避忌（或因不明原委）而任意隐没，或要锦上添花而以无为有者，亦颇不少..对一个具有思辨能力与治史基本素养的人说来，则不能专从诛恶扬善的观点出发，而应当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加以对证分析，使一些真伪杂糅、是非歧互的记事真能水落石出，真情大白，而不应把岳珂的记载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当我把岳飞这一历史人物作为我的研究课题之后，我力求能把这一课题提高到学术研究的水平上来，而绝不再抄袭由岳珂铸造的那些虚妄无实之词。这一意念指使我把岳珂的一些谎言和误解要尽可能予以揭穿和校正..所不解者，是至今还有人突不破旧观念的束缚，还认为凡经岳珂笔、削者必都有其理由或依据，未可轻予否定。此种现象之所以产生，我认为，是由于思想方法没有受到科学洗礼所致。 ”参看《《邓广铭学术自选集〉自序》四，《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 ·邓广铭卷》，东方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6—27页。 ②路彬字质夫，晋阳人。事迹参看《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四册，鼎文书局 1980年 5月增订再版，第 3207页。 ③姚仲累官金州，绍兴二十七年移知兴元府（汉中），三十二年罢。参看《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二册，鼎文书局 1983年 12月增订二版，第 1709页。（南宋）汪应辰《文定集》卷六《应诏荐将帅辞免权宣抚札子》载：“伏见降授郢州防御使、充荆湖北路马步军总管姚仲，世为将家，关辅之人，素所信服。仲前后立功，多在川陕。绍兴三十一年，原州之战，盖恃勇轻敌，以致失利。然士卒初无间言，至今思之。其得罪闲废，常有感慨发愤刷耻自效之志。既而沈介为湖北京西制置使，乞辟仲随行，亦以缓急可使。 ” ①毛敏字伯颖，建炎三年五月，出知仙井监。参看《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一册援引（南宋）陈骙（ 1128—1203）《南宋馆阁录》卷八官职下校书郎建炎以来八人，鼎文书局 1986年 7月增订第二版，第 401页。 ②参见（宋）魏齐贤的《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贺启《贺富枢使启》，疑似致贺对象为北宋贤相富弼孙富直柔（1084—1156）《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 24贺启的《贺孟宰启》作者正是上述跟吴玠相知良深的军营文官冯康国元通。（宋）张嵲的《紫微集》卷 2有《送冯元通帅夔》；（宋）郑刚中的《北山集》卷 19则有《悼冯元通母夫人》。 ①岳飞曾于池州作《池州翠微亭》七言绝句。华岳则读书池州齐山翠微亭，因号。 ②（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六。 ③（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吴玠福不逮吴磷》载：“其后挺（吴磷子）子曦（吴磷孙）以叛诛，磷之他子孙皆废徙。朝廷念玠保蜀之功，特免连坐焉。”按，吴玠分明福分大于吴磷，抵今甘肃庄浪县（即其原籍德顺军陇干县）其归葬地墓葬（参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记叙），和甘肃徽县其主持抗金地衣冠冢均保存完好，墓碑俨然，同为两地文物保护单位。而与此相反，陕西略阳吴磷墓地荒芜，难觅踪迹。再加之吴磷大部分子孙因受磷孙吴曦叛乱牵连，被朝廷勒令迁徙出蜀；所幸唯独吴玠子孙免于罪责，依然居住蜀中，维持原先优待不变。所以，但不知李心传谓 “吴玠福不逮吴磷”所指为何？总之，此说耐人寻味，值得玩味。 ④（宋）华岳《翠微北征录》卷1《利害》：“自吴曦叛，而虏人袭我荆襄之师多知吾地之险易。”卷六《将帅小数八·反泄》：“自吴曦叛，而虏人入我安、复、荆、襄之兵，尽识吾军之队伍，而吾军每泄于机械之不密。 ” ⑤（宋）华岳《翠微南征录》卷 1书。 ⑥（宋）华岳《翠微南征录》卷 4七言律诗。 ⑦（宋）华岳《翠微南征录》卷5七言律诗《武兴（即吴曦继祖、父驻守抵御金兵入蜀抗金前线，今陕南略阳）解舟，自注：时有北征之役》。 ①（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3载，绍兴六年（1136）“诏..忠翊郎、合门祗候吴扶，忠训郎吴■，并为右承事郎。扶、■皆玠子也”。卷180载，绍兴二十八年（1158）“右承事郎、守军器监丞吴■，特迁右承议郞，仍赐三品服，■，拱弟”。卷182载：绍兴二十九年（1159）“军器监丞吴■，直敷文阁添差、利州西路安抚司参议官”。（宋）明庭杰的《吴武安玠功绩记》载：“（吴玠）论无请托之私，性乐善，每观史传有可师者，必书之坐右。日诵其书，其用兵本孙吴而能穷其变化，虽功高贵显而居常。极俭约，至推以予士，则略无少吝。其殁也，家无余贽，至无宅以居。三子，拱，右武郎：扶、 ■，皆为文官，承奉郎，以经史自娱。 ” ②《中国历史大辞典 ·宋史》，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4年版，第 220，页。 ③参看生平志节豪迈，数上书论恢复，陈抗敌大计及论苟安议和之非而辞气激切的胡寅（1098— 1156）《斐然集》卷 14《吴玠赠三代》。 ④即大散关以南秦岭凤县马岭山上马岭堡。《宋史》卷402，列传一百六十一《安丙传》载：南宋后期吴玠侄孙吴曦守边时期，“时沿边关隘悉为金毁”，四川宣抚副使安丙（1148—1221）遗时相书曰：“..及修黄牛堡，筑兴赵原，屯千余人凤州秋防，原尤为险绝。绍兴初，州治于此，宣抚吴玠，尝作家计呰前即马岭堡，正扼凤州之后。凡此数堡既坚，金人决不敢近。 ” ①《中国历史大辞典 ·宋史》，第 481页。 ②《宋史》载德祐二年（1276）任邵武郡守。参看《朱子语类》点校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第 1页。 ③朱熹门人包扬录文略同曰： “秦老（指秦桧， 1090—1155）讲和后，曾取得河南地。关中五路，地连河南，尽得之。时令楼炤往守，郑刚中在幕。吴玠云‘今与之讲和极是’云云。‘今得五路，须急发兵守之。某守某处，令谁守某处，要急为之。虏人只是不曾思量，恐觉便来取。’当时他人亦以为常，惟郑刚中击节称是。因言‘郑才识高’云云。楼曰：‘某来时不曾得旨，须著入文字。’郑曰：‘可急入文字。’未几，虏人取去矣。”按，包扬尝辑朱熹语录为四卷，其间有扬平日之言，托于熹者，后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始削去之。参看《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一册，第 506页。 ④原作 “绍兴乙未”，按，绍兴无 “乙未”，疑系 “己未（绍兴九年， 1139）”之误。 ①据（宋）明庭杰《吴武安玠功绩记》载：吴玠于绍兴九年“六月己巳薨于军，享年四十七”（《琬琰集删存附引得》，第99页）.这说明郑刚中绍兴九年西行宣谕尚未抵达关中凤翔，吴玠已因病死于河池仙人关军中，因此，郑刚中并未与吴玠谋面而失之交臂。 ②当年郑刚中作为朝廷钦差开府凤翔，同年八月廿日结束公务原路返回。此前身为“秦凤路经略使吴磷”等，已“各禀议分职而退”，表明当时吴璘已替代不久前病逝兄长吴玠行使嘉陵江上游地带抗金总指挥使命。 ①此处“少师 ”（宋）王明清（约1127—？）《挥塵第三录》卷之3作“少保”。三二：“郑亨仲刚中为川陕宣抚，诸将，极为尊严。吴磷而下，每入谒，必先阶墀，然后升厅就座。忽磷除少保，来谢，语主阍吏，乞讲钧敌之礼。吏以为白亨仲，亨仲云：‘少保官虽高，犹都统制耳倘变常礼，是废军容。少保若欲反，则取吾头可矣，阶墀之仪不可易也。’磷皇恐听命，人皆韪之。”）李心传《建节制，（南宋，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八《节度使以军礼见宣抚》则载：“绍兴中，郑亨仲为川、陕宣抚副使，大会诸将阆州。时吴武顺磷、杨襄毅政、郭恭毅浩，皆以节度使来会，亨仲坐堂上，吏赞客，亨仲遽兴，日高犹不出，既而政先执梃谒亨仲，乃受之，寻与磷、浩循阶，以客礼见。盖磷时以右护军都统制驻武兴，浩以枢密院都统制驻汉阴，而政在汉中，实宣抚司都统制故也。十八年，始有旨并称某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然诣宣威府悉趋庭焉。论者以郑为得体。 ” ②《宋史》卷366，列传 125《吴磷传》；卷33本纪第 33《孝宗》一：“辛酉，以吴磷为少师。 ” ③参看《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3册，第1895页。 ①《宋史》卷366，列传一百二十五《吴璘传》援引此说。吴磷在军中的飞扬跋扈，事实上也直接影响到上至军中文官，下至广大士兵反而都倾向于服从吴玠之子吴拱调遣，而非吴磷之子吴挺执掌兵权。吴磷和吴拱失和，前者上奏朝廷弹劾后者临阵怯敌，宋孝宗下诏以示薄惩的本末原委，参看（清）徐松的《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一：“诏武德郎、左军统领、权知秦州统制、沿边忠义军马张舜忠，追十五官，籍没家产，勒令前去军前自效，坐与北方伪官姜挺、范彦通等通书，从经略使吴拱所劾故也。..阶、文、龙州经略使兼知阶州军州事吴拱，可降授郢州防御使，坐虏骑侵犯，怯懦不前。从招讨使吴磷所劾也。”（南宋）汪应辰《文定集》卷六《应诏荐将帅辞免权宣抚札子》载：“吴拱持身谨廉，御众严整，家世忠义常以捐躯殉国为志，而详审沉静，事不轻发，出入扬历名迹，益著其父吴玠，效死百战，以保全蜀，蜀人，怀其恩德，所在庙祀，而拱又能如此，非独士卒乐为用，百姓亦喜之。如隆兴二年，金人大入，诸将皆出独拱祁山一战之捷，人赖以安。而或者指为怯懦选事，亦可见其不然矣。又伏见果州团练使、阶、成、西，和、凤州兵马钤辖、御前后军统制、节制利州屯驻军马吴胜，骁勇忠朴，处事平允，晓练军政，善拊士卒，比之吴拱，可以为次。 ”四川宣抚使虞允文（1110—1174）也曾上奏朝廷，举贤任能道：“求之西师中吴拱以纪律严静军士畏爱，可以委任。其次如李获之刚勇、王承祖之沈鸷、梁炳之明练，皆有军中之誉，，或可仰备采择。”，《宋史》卷395列传第一百五十四《陆游传》又载：“王炎宣抚川陕，辟（游）为干办公事。游为炎陈进取之策，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吴磷子挺代掌兵，颇骄恣，倾财结士，屡以过误杀人，炎莫谁何。游请以玠子拱代挺，炎曰： ‘拱怯而寡谋，遇敌必败。 ’游曰： ‘使挺遇敌，安保其不败。就令有功，愈不可驾驭。 ’及挺子曦僭叛，游言始验。 ” ①（宋）陆游：《剑南诗稿》卷 67《剧暑》。 ①（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 12。 ①皖南著名医学家张杲于淳熙十六年（1189）撰著集古来医案于一炉的《医说》初稿，此后历经约卅六载修订增补，于嘉定十七年（1224）定稿刊刻。 ②参见（宋）张杲的《医说》卷五《误吞水蛭》；元代皖南池州养生学家李鹏飞（1222—？）的《三元延寿参赞书》卷四：明代皖南新安医学家汪瓘（字民莹）的《名医类案》卷七《误吞水蛭、蜈蚣》：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1518—1593）编著的《本草纲目》卷七《黄土·拾遗·发明》；明代晚期福建文坛代表人物谢肇淛（ 1567—1624）编著的明代博物学代表著作《五杂俎》卷五《人部》一；明末政治家，早曾因母病习医，后因朝政腐败而称病辞归，重新精研病理学的王肯堂（约1552—1638）历时十一年编著的《证治准绳》卷十八《虫》；明末思想家、科学家、 “四公子 ”之一方以智（ 1611—1671）编著的百科全书式著作《物理小识》卷二《地类》 “张锐以黄土下吴少师之虫疾 ”。清代医学家吴仪洛（1704—1766）编著的《本草从新》卷十五《黄土 ·燥湿解》：清末学者、书画家徐士銮（ 1833—1915）编纂的医话著作《医方丛话》卷三，等等明清医书，或全文转载，或择要选刊，先后对选自《夷坚志》的《吴少师》与《卫承务子》这两则真人实事传染寄生虫病遗闻，以典型医案形式密集发布，以提高人们，特别是乡村从医人员应对突患该棘手疑难杂症的应急诊断水平与处置治愈能力。换言之，针对类似“吴少师”病患的诊治手段与方法，大抵从南宋中期起，就已然成为古代医疗史上一桩相当有代表性的医学示范病例和简便易学“土”到病除的非处方经典医术了：只不过作为患者的“吴少师”究竟是身为兄长的吴玠，还，是吴玠的胞，弟吴磷一直不曾被人细究、深究，甚至往往忽略不计，不为人瞩目。因为一般人们普遍理解的“吴少师”多被指认为吴玠，这几乎是人尽皆知而达成广泛学术共识的不争事实。譬如何卓点校、中华书局 1981年版《夷坚志》第四册《人名索引》，就将《吴少师》中主角视作吴玠。 ③（宋）陆游：《剑南诗稿》卷37《题（夷坚志〉后》。 ①参看王德毅编撰的《洪迈年谱》绍兴九年援引《夷坚乙志》卷十《松球》，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8页：绍兴十五年引用的《夷坚支景志》卷八《小楼烛花词》，第37页；绍兴十六年引用的《夷坚支戊志》卷五《妙缘寺》，第40页：绍兴十七年引用的《夷坚乙志》卷八《虔州城楼》，第41页：绍兴二十年引用的《夷坚乙志》卷八《无缝船》，第48页；绍兴三十二年引用的《夷坚丙志》卷十《契丹诵诗》，第105页；乾道元、二年引用的《夷坚支甲志》卷十《蒋坚食牛》，第115、116页；乾道三年引用的《夷坚丙志》卷十七《王铁面》，第134页；淳熙十三年引用的《夷坚支庚志》卷一《苏相士》，第179页：淳熙十四年引用的《夷坚支丁志》卷五《虼蟆瘟》，第197页；绍熙三年引用的《夷坚支丁志》卷七《信州鹿鸣燕》，第226页；绍熙五年引用的《夷坚支景志》卷五《吕德卿梦》，第233页：庆元元年引用的《夷坚支丁志》卷四《林子元》，第235页；庆元二年引用的《夷坚支戊志》卷八《龙阳章令》，第235页；同年引用的《夷坚支癸志》卷十《林秀才鸡》，第238页；庆元四年（1198）引用的《夷坚三志壬》卷六《滕王阁火》，第244、245页等。 ②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200—203页。 ③张白山：《危楼散墨》，学苑出版社 1999年版，第54—62页。 ①参看（宋）洪迈的《容斋随笔》卷13《国朝会要》：“建炎三年，外舅张渊道为太常博士。 ”王德毅的《洪迈年谱》甲谱前， “妻张氏 ”援引，考“知岳家姓张 ”，第15页。 ②《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第52页。 ①参看（明）邵经邦的《弘简录》卷95天王宋一之十一下：淳熙十一年（1184）“三月癸巳，命利路三都统吴挺、郭钧、彭杲密陈出师进取利害，以备金人复金州管内安抚司 ”。 ①参看周忠庆的《灙水集·人物春秋·彭杲生平简介·〈宋故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致仕彭公事实碑〉注释》，三秦出版社 2006年版，第111—129页；汉中五千年丛书之五 ·郭鹏编著的《汉中遗闻趣事》，汉中地方志办公室2002年印，第109—113页。 ②吴汉英其人，疑似（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庚子五部落之变》记录在案的“（剑州）节制军马同统制官”。至于是否同名而表字长卿的江阴吴汉英（1141—1214），待考。案，江阴吴汉英，乾道五年进士，有政声。有《归去集》20卷。（宋）刘宰《漫塘文集》卷28有《故兵部吴郎中墓志铭》。事迹参看《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2册，第1168页。 ③朱佳木：《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口述史学——在“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2004年12月11日）》，《口述历史》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④《中国历史大辞典 ·宋史》，第 179页。 ⑤古人男女私情与纵欲无度边界并无统一界定标准，需具体议题具体分析。 ①（宋）周辉：《清波杂志》卷第8：“成都富春坊，群倡所聚。一夕遗火，犁明，有钉一牌，大书绝句诗于其上：夜来烧了富春坊，可是天公忒四行。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乃伊洛名德之后号道山公子者所作。” ①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第八章《从〈酉阳杂俎〉到〈夷坚志〉》第三节《沉重的人生感受和宋人说鬼的道学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 212页。 ②参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安市文物管理所、华蓥市文物管理所编著的《华蓥安丙墓》，文物出版社 2008年版：周忠庆的《灙水集 ·人物春秋 ·彭杲生平简介》，彩页第 4、5、6、7彭杲墓文物。 ①邓广铭：《略论辛稼轩及其词》《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邓广铭卷》，第 142—143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 395，列，传第 154《陆游传》。陶喻之：《陆游婚外情释证 ——〈钗头凤〉词背景、本事发微》：中国陆游研究会编：《纪念陆游诞辰880周年暨越中山水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 281—295页。 ③（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 6： “田田、钱钱，辛弃疾二妾也。皆因其姓而名之。皆善笔札，常代弃疾答尺牍。 ” ①岳飞孙岳珂有关岳飞的几种追忆文献记载与此口径一致，唯谢、岳诸说孰先孰后已难考究。《岳鄂王行实编年》卷下《先臣遗事》载：“不求华巧，旁无姬妾。蜀帅吴玠，素服先臣用兵，欲以子女交欢。尝得名姝，饰以金珠宝玉，资奁巨万，遣使遗先臣。次汉阳，使者先以书至，先臣览之不乐，即报书，厚遣使者而归其女。诸将或请曰：‘公方图关陕，何不留此以结好？’先臣曰：‘吴少师于飞厚矣。然国耻未雪，主上宵旰不宁，岂大将安乐时耶？’玠见女归，益服其盛德。”《金佗粹编》卷九行实编年六载：“不求华巧，旁无姬妾。蜀帅吴玠，素服先臣善用兵，欲以子女交欢。尝得名姝，有国色，饰以金珠宝玉，资奁巨万，遣使遗先臣。次汉阳，使者先以书至。先臣读之，甚不乐，即日报书，厚遣使者而归其女。诸将或请曰：‘相公方图关陕，何不留此以结好。’先臣曰：‘吴少师于飞厚矣。然国耻未雪，圣上宵旰不宁，岂大将宴安取乐时耶？ ’左右莫敢言。玠见女归，益敬服，以为不可及。 ”《金佗续编》卷21《百氏昭忠录》卷五章尚书颖经进《鄂王传》之五载： “无姬侍之奉，蜀帅吴玠，尝以名姝馈之，飞不乐，厚遣使者而归之。或谏之曰：国耻未雪，圣上宵旰不宁，岂大将燕乐时耶？ ”邓广铭于 1991年3月16日，在对他写于1961年12月3日的《略论辛稼轩及其词》作后记时特地指出：“每当我重阅《略论辛稼轩及其词》一文时，对文末引录的那条岳珂《桯史》的记载，总感觉颇有问题。..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岳珂此段记事完全是在扯谎吗？我在此不无遗憾地说，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岳珂确实是为了炫示自身如何受到辛稼轩的重视，而特地写此一段扯谎文字的。岳珂的著作，除《桯史》外还有好几种，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他所编撰的《金佗稡编》和《金佗续编》。《稡编》中的《鄂王行实编年》和《吁天辨诬录》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他却不顾史实真相，只为发挥其孝子慈孙的用心，而为岳飞编造了许多嘉言懿行，采取了绝非历史学者所应采取的态度与手法。准此而推论之，则他在《桯史》中的这段记载之不够真实，更决非处于我的武断了。..然而我之所以不把前文的最后一段断然删去者，则是因为，不论在我发表前篇文字的以前或以后，引用《桯史》这段记事而论述辛词者，都大有人在，可见误信岳珂此言者正复不少，因特不删去前文的尾巴，而就此论证其纯属岳珂捏造的谎言，借以祛除受误于岳珂者之惑云。”参看邓广铭《略论辛稼轩及其词》1991年3月16日后记，《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 ·邓广铭卷》，第 147—148页。 ②事实上，即便岳飞离婚后再娶，今也已有案可查可考。不赘。 ③岳飞被陷害后二十多年，他被钦定为罪犯，家族遭流放岭南闽广各地继续蒙受政治迫害，受此冤案株连人士不计其数，几无人敢于替他讨回公道。加之秦桧及其党羽控制编著官史，岳飞及其岳家军功劳几乎全被抹杀而代之以杜撰的罪恶行经，以图伪造成铁案。如此秽史也影响到私史撰写，《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号称良史的记载高宗朝历史最重要的南宋当代史，也未免转抄官方污蔑不实之辞。而岳飞嫡孙岳珂记录岳飞事迹的史籍《鄂国金佗粹编》对其祖父的功劳未免有溢美之辞，相关历史记载也有不少错讹与疏漏。参看符海朝的《与〈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有关的人和事》，《文汇学人》 2019年 5月 17日第 14版。 ①南宋文人武士平生多三妻妾，如陆游初娶唐氏，继配王氏，另有小妾杨氏。参看陶喻之《陆游婚外情释证 ——〈钗头凤〉词背景、本事发微》，中国陆游研究会编《纪念陆游诞辰 880周年暨越中山水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281—295页。陶喻之：《陆游与继配王氏结缡考》，《中国韵文学刊》 2006年第 3期。辛弃疾室赵氏，再室范氏，三室林氏。参看辛更儒的《辛弃疾家室再考》，《辛弃疾研究丛稿》，研究出版社 2009年版，第280—294页。《宋故知阶州高公墓志铭》载吴玠部将高英（1101— 1160）“初娶崔氏，继室李氏，皆先公二十余年卒，今配罗氏，邺王绍威之后，封恭人。”参看蔡副全的《新发现（宋故知阶州高公墓志铭〉释考》。（南宋）王明清《挥麈三录》卷之二《王禀、徐徽言、李邈忠义事迹》载：曾经目睹高英“劲弓射虏”战功的南宋守将徐徽言，于建炎三年（1129）被俘不屈就义前“知不可奈何，遂置妻妾儿女于空室中，积薪自焚且仗剑坐厅”。又，《皇宋洋洲察推吴君志铭》载吴磷孙吴忠嗣“初娶王氏，承直郎班女，再娶实淑”。参看董永强、邹贺、王兴成的《从〈吴忠嗣墓志〉看南宋墓志书人妹，写中的“忠臣”再造》。唯独吴玠墓志仅及妻张氏而别无继室、续配或小妾记载。 ②今甘肃徽县吴山《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载：“公娶张氏，故侍中耆之后，封永宁郡夫人。子男五人：拱，右武郎：扶、■，皆承奉郎；扩、揔尚幼。女四人..”南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十三《吴武安公功绩记》作“三子，拱，右武郎，扶、■，皆为文官，承奉郎，以经史自娱。庭杰尝试论之曰：汉皇甫规、张奂，皆生长山西应贤良中高，选规以诗易传授，门弟子三百余人；奂著：《〈尚书〉难疑》三十余万言以垂世。设教二公，尚，弃文就武，俱任度辽将军，破强敌以千万计，观规自布衣，时以西羌深入，上书愿假近边，无用坐食之兵五千，使规为将，上可以除患，下可以纳降。奂每言大丈夫处世，当为国家诛灭强敌。嘻！此皆前辈豪俊语。迩者，天子知元通与吴侯相知之深，想吴侯诸子，必皆稔闻今元通功高言重，若他日会晤吴侯家二朝奉，当语之曰：山西出将，二公家世，边人将门出将，二公奕世，将种，大丈夫当用长枪大剑定天下，安用从文官学弄笔墨耶？元通曰：然！俊民论议极有补于世，当并为我书于吴侯传末云。宣抚司荐士明庭杰记。”张发：《吴武安公玠功绩记序》：“方其（吴玠）薨也其长子未冠，而二季尤幼。胡宣抚为行状，不询其子，使二旧吏立供。为之墓志又据行状而言，是以如是之，不详。”作者不详《林泉野记·吴玠传》：“三子：拱、摠、■。”引自（宋）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六炎兴下帙。另参看柳林的《庄浪二吴》家世二吴家世、吴玠吴璘的子孙，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年版，第85页。 ③冯康国字符通，本名，四川遂宁人。为太学生，负气节。张浚宣抚四川，辟为主管机宜文字。知夔州，除都大主管川陕茶马，卒于绍兴十二年三月，参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绍兴十二年三月辛酉。参看《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4册， 1980年增订再版，第2757—2758页。 ④（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一《宣抚使官属》：“傅彦济雱、冯元通康国以尚书郎干办公事，皆非常制也。绍兴四年始着令参谋，视提点刑狱参议，视转运判官机干，在诸州通判，之上，至今不改。 ” ⑤（宋）张发：《吴武安公玠功绩记序引》，载（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 12。 ⑥（宋）王纶的《吴武安公玠神道碑》马之记载近同。另参看（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五载：“曲端、吴玠，建炎间有重名于陕西西人为之语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谋有勇是吴大。玠能书，今阆中锦屏山壁间有其书，奇伟可爱。”陆游入出川陕投笔从戎数过阆中，当为鉴赏过吴玠书法目击证人。 ①（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95绍兴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己巳。 ②何兆武：《谈口述历史》，《口述历史》第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3—4页。 ①《光明日报》书评周刊编：《口述中国 ——口述与文献谁能还原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 52页。 ②南宋学人，屡有论奏，曾言防御金人之计而见知于孝宗。参看《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第503页。 ③（宋）洪迈：《夷坚甲志》卷7《祸福不可避》。 ④（宋）洪迈：《夷坚甲志》卷 1《孙九鼎》。 ⑤（宋）洪迈：《夷坚乙志》卷 19《马识远》。 ①（宋）洪迈：《夷坚乙志》卷 19《马识远》。 ②（宋）洪迈：《夷坚乙志》卷 16《邹平驿鬼》。 ③（宋）洪迈：《夷坚甲志》卷 10《盗敬东坡》。 ④此邵相为岳飞弹劾事，不见今传本《夷坚志》。 ⑤（宋）洪迈：《夷坚乙志》卷 7《汀州山魈》，卷 15《程师回》。 ⑥（宋）洪迈：《夷坚甲志》卷 20《太山府君》。 ⑦根据（南宋）赵与时《宾退录》摘录《夷坚志》序载“初甲志之成历十八年，自乙至己，或五六年”《夷坚支甲志》序曰：“《夷坚》之书成..盖始末凡五十二年。”以《夷坚癸志》成于绍熙四年（1193逆推，则《夷坚志》始作于绍兴十二年（1142），初甲志历时较久计十八年方完成于绍兴三十年（1160）。乙志序于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十八日曰：“《夷坚初志》成，士大夫或传之，今镂板于闽，于蜀，于婺，于临安，盖家有其书，人以予好奇尚异也。每得一说，或千里寄声，于是五年间，又得卷帙多寡与前编等，乃以乙志名之，凡甲乙二书，合为六百事..八年（1172）夏五月，以会稽本别刻于赣，去五事，易二事，），其他亦颇改定处。淳熙七年（1180）七月又刻于建安。”丙志序于乾道七年（1171）五月。庚志编成于假守当涂的淳熙十六年（1189）。 ⑧来可泓：《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巴蜀书社 1990年版，第 51、95页。 ⑨（宋）赵与时：《宾退录》摘录《夷坚志》洪迈自序。 ①李心传始终不曾交代有关吴玠贪图女色之说的线索证据从何而来，所以此说的根据目前还是个未解之谜。 ②（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9绍兴九年六月：“玠，淳熙中追封涪王。 ” ③顾吉辰：《也谈吴玠死因》，《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 3期。 ①至于有关吴玠纵淫而亡的惑众谣言到底是否出于阴谋论，又究竟是起于南宋政权内部，还是来自外界，特别是金元方面的造谣丑化，恶意中伤，意在给南宋军政界内部制造混乱内斗提供炮弹，具体史实留待研究。 ②陶喻之：《陆游与庄浪吴氏》；政协甘肃省庄浪县第四届委员会编：《吴玠吴磷研究资料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237—267页；陶喻之：《陆游婚外情释证 ——〈钗头凤〉词背景、本事发微》；中国陆游研究会编：《纪念陆游诞辰880周年暨越中山水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 281—295页。 ①韩传喜：《回到历史现场，何以可能》，《文汇读书周报》 2019年5月13日第 6版。 ②分别见诸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年版：黄山书社 1994年版；华东华工学院出版社 1994年版。 ③参看《〈宋史）比事质疑》征引书目四笔记类，第667—669页；顾吉辰，吴以宁的《宋代事始考录》附录（二）：引书目录，第388—392页；《〈宋史〉考证》说明：征引书目详见《〈宋史〉比事质疑》，第3页。 ④王俊义、丁东：《口述历史》第3辑《编者的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1—2页。 ⑤魏文超：《宋代证据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①事实上，就《夷坚志 ·吴少师》主角疑似吴磷提出似是而非的大胆假设，只固执己见肯定了主观可能性，却违背事实否决了小心求证提议 “吴少师”为吴玠的客观真实性，这种极不理性成熟的见解至少缺乏公允公正性。通过本文对《夷坚志·吴少师》口述史料的跟踪追击和考索指认，可以毫无疑问地明确答复：《夷坚志·吴少师》中“吴少师”是吴玠毋庸置疑；他被误会为跟嫖娼宿妓卫承务子同病起因，才滋生出的渔色成都谣传，这一历史真相再一次得以印证。 ①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丝绸之路陕甘川毗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及其生态保护研究”（批准号：17BGL213）；陇南市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陇南民俗文化生态区田野调查及研究 ”（批准号： 17LNSK03） ②地方学者研究吴玠吴磷以及吴家军，甘肃省庄浪县称首，主要编辑出版的书籍有：甘肃省庄浪县政协《吴玠吴磷研究资料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柳林《吴玠吴磷传》（敦煌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孙克诚主编《吴家军研究文集》（敦煌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王兴《吴家军甲午八百年祭（长诗）》（敦煌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等，被列为庄浪县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吴家军丛书，有一定的影响尤其罗炳良在《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4期发表的《〈吴玠吴磷研究资料选编〉评介》一文，向学界，介绍了该资料整理的价值。详见胥富春的《庄浪两部研究吴家军专著正式出版》（载《平凉日报》 2015年 10月13日）。 ③最早研究吴玠吴磷的地方文县从整理资料开始：蒲含英《吴玠吴磷在凤县抗金史实》，见1984年《凤县文史资料（第4辑）》（内刊本）第51—60页；柳林《吴玠吴磷的家世》（1989年撰文），见《庄浪文史（第2辑）》1991年内刊本第 96—100页，同书还收有柳林《南宋抗金名将 ——吴玠吴磷（上篇）》第46—55页《南宋抗金名将 ——吴玠吴磷（下篇）》第56—63页《吴玠吴璘故里小考》第101—105页（1990撰文，）；张有智《略论吴玠吴磷的战略防御思想》，见《渭滨，文史资料（第13辑）》1998内刊本第 122—132页等。研究论文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线贯之：李蔚《吴玠吴磷抗金史迹述评》，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2期；周恩棠、郝玉屏《力战抗金确保巴蜀的英雄 ——吴玠吴磷》，《社会科学》1983第4期；杨倩描《吴玠吴磷家族考》，载《河北学刊》1990年第2期；王智勇《中华书局本〈宋史·吴玠吴磷传〉正误二则》，《宋代文化研究》1998辑刊；强金国《吴玠吴磷军事思想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孙启祥《吴玠吴磷及其子孙汉中宦途遗迹考述》，《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 2期。 ①白寿彝总编，陈振主编：《中国通史》（第7卷）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3页。 ②（宋）陆游著，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陆放翁集》（九），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二年（1923）版，第96页。 ③（明）冯梦龙著，徐久红注：《智慧全集》卷二四兵智部“武案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6年版，第241页。 ④王文元：《南宋名将吴磷在此首创“地网 ”战术》，《兰州晨报》 2012年5月18日。 ⑤研究“吴家将 ”的著述与论文，主要有：杨倩描的《吴家将 ——吴玠吴磷吴挺吴曦合传》（宋史研究丛书），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吴强华的《威震四川的吴家将》（《吴姓史话》），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漆侠的《吴家将 ——吴玠吴璘吴挺吴曦合传序》，《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赵阳的《历史上的抗金将领吴玠和吴家将》，《文史天地》2015年第 9期；温虎林的《“陇蜀之城 ”吴家将抗金历史文化遗迹及其开发保护》，《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19年第 2期等。 ①舒仁辉、陈仰光：《论吴氏抗金在南宋军事史上的地位》，《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2年第 3期。 ②李蔚：《吴玠吴璘抗金史迹述评》，《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 2期。 ③蒲向明：《论南宋对陇蜀的文武经略及预想实现 ——以〈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吴挺碑〉）铭文为中心》，《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 1期。 ①（元）脱脱等：《宋史》（列传第一百二十五）吴玠吴磷子挺，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11421— 11424页。 ②陈振：《宋史》（第28部），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108页。 ③马银春《较量：中国历史上 36场以弱胜强的战争》，海潮出版社 2013年版，第200页。 ④（清）陶澍：《陶澍全集》，岳麓书社 2010年版，第393页。 ①漆侠、杨倩描：《〈吴家将〉序》，漆侠《探知集》，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第 323页。 ②杨倩描：《吴家将 ——吴玠吴磷吴挺吴曦合传》，河北大学出版 1996年版，第 79—81页。 ③傅增湘原辑，吴洪泽补辑：《宋代蜀文辑存校补》，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第 1545页。 ④傅增湘原辑，吴洪泽补辑：《宋代蜀文辑存校补》（三），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第 1102页。 ⑤同上。 ①（清）罗惇衍：《集义轩咏史诗钞校证》（第三册），三秦出版社 2014年版，第1308—1309页。 ②田晓娜：《吴玠传》，《四库全书精编》（史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6年版，第1039页。 ③强金国：《吴玠吴璘军事思想初探》，《宁夏社会科学》 2007年第 4期。 ④庞海丽：《两宋著名家族的登场与谢幕》，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第87页。 ①靳伟燕：《南宋蜀中吴氏武将家族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年。 ②（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56兵考八，中华书局 2011年版，第4678页。 ③吴忠礼：《朔方集》（上），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第203页。 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56兵考六，中华书局 2011年版，第4608页。 ⑤（明）程敏政：《宋纪》（三），齐鲁书社 1996年版，第490页。 ⑥（宋）徐梦萃：《三朝北盟会编》卷212，绍兴十二年九月十三日条，文渊阁本四库全书。 ⑦（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2，绍兴十有四年秋七月壬寅条，文渊阁本四库全书。 ⑧（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8，绍兴四年七月丙辰条，文渊阁本四库全书。 ①（宋）王曦：《吴武顺王磷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参见柳林的《吴玠吴磷研究资料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493—494页。 ②（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三九至三二之四〇，中华书局 2006年版，第3976页。 ③（宋）叶适：《运使直阁郎中王公墓志铭》，《水心集》卷17，文渊阁本四库全书。 ④何玉红：《武将知州与“以文驭武 ”——以南宋吴氏武将知兴州为中心》，《中国史研究》 2011年第 4期。 ⑤（元）脱脱等：《金史》（第五部），中华书局 1975年版，第110页。 ⑥（元）脱脱等：《宋史》卷391《留正传》，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11974页。 ①（宋）曹彦约：《朝奉郎致仕晏子中墓志铭》，《昌谷集》卷20，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67册，第250页。 ②（宋）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卷5，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66页。 ③赵耀文：《南宋初期军事统领体制探研 ——以“家军 ”运行体制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8年。 ④（清）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御批纲鉴》第6册，黄山书社 1996年版，第5419页。 ⑤张旭辉、蒲向明：《论吴挺复起经营陇蜀与南宋保蜀战略的政争 ——以（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吴挺碑〉）文献为中心》，《甘肃高师学报》 2018年第 4期。 ①对吴家将和尚原、仙人关战役相关研究者颇多，但大多对吴家将使用弓弩情况只是轻描淡写，比如，李蔚：《吴玠吴磷抗金史迹述评》，《兰州大学学报》 1963年第 2期；王曾瑜：《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西南师范学院学报》 1983年第 2期：肖化：《西北抗金双杰 ——吴玠和吴璘》，《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 4期；周恩棠、郝玉屏：《力战抗金确保巴蜀的英雄 ——吴玠吴磷》，《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强金国：《吴玠、吴璘军事思想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裴洞毫：《和尚原之战地理分析》，《三峡论坛》2012年第2期；等等。对宋代弓弩兵器及使用的研究也不在少数，但对吴家将使用弓弩情况多是一笔带过或重复粗浅介绍，比如：莫明迈：《宋代军队的武艺训练》，《中华武术》1997年第12期：王俊奇：《中国唐宋体育史》，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 244页；杨波：《北宋时期中国冷兵器发展的特点》，《科学技术文献通报》 2006年第 10期：伯奇：《宋代的弓弩手》，《少林武术》 1988年第2期；宫超：《论弓弩在宋代军事中的首要地位》，《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秦海生《宋代军队中的射弩运动研究》，《赤峰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陈乐保《试论弩在唐宋间的军事地位变迁》，《史学月刊》2013年第9期：王烨编：《中国古代兵器》，中国商业出版社 2015年版，第 75页；等等。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 366《吴玠传》，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 114 10页。 ③《宋史》卷 366《吴玠传》，第 114 13页。 ①《宋史》卷366《吴璘传》，第11416页。 ②有学者指出，“番休迭战”之法，是吴磷在此前与其兄共同创造的并一贯使用的一种制胜敌人的“战法”，而“叠阵法”则是吴磷在吴玠去世之后，新研究创造出来的一种“阵法”，不论“番休迭战”或“叠阵法”，都是吴氏兄弟精心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地形，充分利用强弓硬弩等锐利兵器，来发挥步兵特长的一种抗击敌人的战术。所不同的是：前者采用了“更战迭休”的作战形式，来“反我之短，制彼之长”，并在具体运作时，偏重于注意以逸待劳，以动制动的特点，后者是吴磷“得车战余意”，将“番汉之所长”，用于具体的战阵，并在运用时偏重于以逸待功，以静制动的特点而已。参见李蔚的《吴玠吴磷抗金史迹述评》，《兰州大学学报》 1963年第2期。 ③有学者认为，女真重甲骑兵长于弓矢远射，短于白刃近战，能进行“更进迭退”式的连续作战，这是金军的基本特点和优点。参见王曾瑜：《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另有学者指出，游牧民族骑兵往往习惯于攻势作战，为充分发挥骑兵部队攻击猛烈有力的特点，他们通常采取突击重点、轮番攻击的战法。女真骑兵的特点是装备重甲，作战坚忍，长于弓矢。参见刘向东、袁德金的《中国古代作战思想》，白山出版社 2012年版，第136页。 ④《宋史》卷366《吴玠传》，第11409页。 ①强金国：《吴玠、吴璘军事思想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 4期。 ②有学者认为，宋军的队列接近实战的需要，但是弓弩手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刀枪手，这种宣守不宜攻的军列，是和宋代议和苟安的传统国策分不开的。伯奇：《宋代的弓弩手》，《少林武术》1988年第2期。同样认识者还提出，弩兵战法的改良以及弩在战争中作用的日益凸显，并不是五代以后才出现的现象，而是唐代自开元时期以来采取防御战略的具体反映。关棨匀：《唐代的弩与弩手》，《唐宋历史评论》第四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第165页。 ③（清）徐松辑，尹波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兵9之11，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年版，第8783页。 ④《宋史》卷366《吴玠传》，第11410页。 ⑤同上，第11412页。 ⑥（宋）徐梦萃：《三朝北盟会编》卷196，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第1411页。 ①（金）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大金国志校证》卷 7《太宗本纪》，中华书局 1986年版，第 114页。 ②《宋史》卷 366《吴磷传》，第 11417页。 ③裴洞毫：《和尚原之战地理分析》，《三峡论坛》 2012年第 2期。 ④王曾瑜：《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西南师范学院学报》 1983年第 2期。 ⑤《宋史》卷 366《吴璘传》，第 11420页。 ⑥李蔚：《吴玠吴璘抗金史迹述评》，《兰州大学学报》 1963年第 2期。 ①杜君立：《历史的细节：技术、文明与战争》，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年版，第 297页。 ②弩的最大缺点，是在射击过程中，需要较长的装箭时间。就是说，发射箭的间隔时间较长。根据有效射程（100～150米）和发射时间（10～15秒）试算，在射出第箭之后，到敌人进入射手有效射击位置，只能发射一次至两次。如果是训练有素的骑兵，就会利用两支箭发射间隔这一瞬间，勇敢、迅速地冲入敌人阵地，获得大胜。为解决弩的这一致命弱点，可采用以下两种方法。一是从战术上来解决的方法。即把弓箭手组成的射击部队，按几个层次来配置，进行所谓没有射击间隔可连续发射的“轮流射击方法”。王烨编：《中国古代兵器》中国商业出版社 2015年版，第 75页。 ③（宋）曾公亮、丁，度：《武经总要 ·前集》卷2 “教弩法”，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 1988年版，第 103页。 ④史载：“熙宁中，李定献偏架弩，似弓而施榦镫。以镫距地而张之，射三百步，能洞重扎，谓之‘神臂弓’，最为利器，李定本党项羌酋，自投归朝廷，官至防团而死，诸子皆以骁勇雄于西边。”参见（宋）沈括撰，胡道静校证的《梦溪笔谈》卷19《器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 135页。 ⑤肇英：《年产五千万支箭，宋代的弓弩到底有多强？》， “冷兵器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2017年 7月 2日。 ⑥（唐）李荃：《太白阴经》，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3年版，第 83—84页。 ①《武经总要 ·前集》卷 2 “教弩法”，第 103—104页。 ②北宋时已不再使用擘张弩而改用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踏张弩，如马黄弩、跳蹬弩、神臂弩等。出现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北宋军队的主要敌人都是披有重铠的骑兵部队。这些骑兵使用的主要战术是：在远距离时以弓箭射击，打散敌军阵形，接近后利用速度冲击敌方阵地。以步兵为绝对主力的宋军想要有效抵御敌方骑兵进攻，就必须在敌弓箭射程外杀伤敌人，使其无法接近。只有这样宋军才能破坏敌人的冲击进攻取得战斗胜利。擘张弩因为威力弱、射程近，已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因此踏张弩便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占据了北宋军队中的主要位置。参见周荣的《北宋弓弩述论》，黄留珠、魏全瑞主编的《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 4辑，三秦出版社 2006年版，第 210页。 ③（宋）王应麟：《玉海》卷 150，江苏古籍出版社 ·上海书店 1987年影印本，第 2757—2758页。 ④熙宁元年，“始命入内副都知张若水、西上阁门使李评料简弓弩而增修之。若水进所造神臂弓，实李宏所献，盖弩类也。以檿为身，檀为弰，铁为镫子枪头，铜为马面牙发，麻绳扎丝为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长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长数寸，射三百四十余步，入榆木半笴。帝阅而善之。于是神臂始用，而他器弗及焉”。见《宋史》卷197《兵志》，第4913页。一说“校验射二百四十余步，穿榆木没半笴”。见《玉海》卷 150，第 2756页。 ⑤周世德：《 “射”与射远兵器》《文史知识》 1987年第 12期。 ⑥（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1，元丰六年（1083）冬十一月丁卯，第 8203页。 ⑦《三朝北盟会编》卷 215，绍兴十五年十月，第 1551页。 ①（明）黄淮、杨奇士：《历代名臣奏议》卷222，台北学生书局 1985年版，第2943页。 ②《宋史》卷484《李重进传》，第13976页。 ③《宋史》卷366《刘琦传》，第11407页。有人认为，顺昌之战中金军的战术是以“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的“铁浮图”军居中，以号称“拐子马”的铁骑为左右翼夹击，其实类似“叠阵法”中“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马兆锋编：《刀锋上的帝国：宋辽夏金元乱史》，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第309页。 ④吴磷自谓军法乃“集蕃汉所长，兼收而并用”。见《宋史》卷366《吴璘传》，第11420页。有学者即指出，吴磷的战术是把金军长于骑兵野战优势与宋军步兵阵地战的优势结合起来，创造出克敌制胜的战术。韩志远：《中国军事通史》第十三卷《南宋金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398页。 ⑤《尉缭子》卷第四《束伍令第十六》载：“束伍之令曰，五人为伍，共一符，收于将吏之所。亡伍而得伍者当之，得伍而不亡有赏，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残。亡长得长当之，得长不亡有赏，亡伍不得长身死家残，复战得首长除之。亡将得将当之，得将不亡有赏，亡将不得将，坐离地遁逃之法。战诛之法曰：什长得诛十人，伯长得诛什长，千人之将得诛百人之长，万人之将得诛千人之将，左、右将军得诛万人之将，大将军无不得诛。 ”见华陆综注译的《尉缭子注译》，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59页。 ⑥有学者指出，五代、两宋时期，弩逐渐成为克制北方草原骑兵的主力武器，弩手也迅速成为军队的中坚力量，弩的性能与受重视程度均得到了空前的提高。陈乐保：《试论弩在唐宋间的军事地位变迁》，《史学月刊》 2013年第 9期。 ⑦有学者认为，南宋初年川陕前线的将领根据实际情况创制出一种有些类似古代罗马军队方阵的作战方式，即“叠阵”，根据兵器射程远近，决定各兵种在战阵中位置的先后，打破了以往机械排序方式，将枪、弓、弩、神臂弓梯次配置，分番迭次地打击敌人。叠阵可以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各自发挥不同兵器的优势，从而降低了金军的作战优势，在实战中取得明显的效果。见宫超的《论弓弩在宋代军事中的首要地位》，《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0年第 2期。 ①《武经总要·前集》“教弓法”，第104页。另有学者指出，宋朝的军队是由发弩（射击）、进弩（传递）和上弩（开弓搭箭），计3人组成为一组，来操纵弩的，并按一定队形布阵，以万弩胜敌。见王烨编：《中国古代兵器》，中国商业出版社 2015年版，第75页。 ②按熙宁元年张若水进神臂弩， “御延和殿临阅，置铁甲七十步，俾卫士射未有中者，若水自请引弓连中 ”。见《玉海》卷150，第2756页。 ③《武经总要·前集》“教弓法”云：“矢量其力，弓量其力，无动容无作色，和其肢体，调其气息，一其心志，谓之楷式。..但力胜其弓，则容貌和，发无不中，故始学射，必先学持满，须能制其弓定其体后乃射之。”见《武经总要前集》，第107页。有学者认为力量是射箭的保证，学射者除了要求，做到良好的姿势和静心气和外，特别要重视手臂力量的训练，必须先学，拉满弓，如果达不到拉满弓的要求，容貌（脸色）和呼吸都不能调和自然起来。见王俊奇的《中国唐宋体育史》，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0年版，第244页。 ④宋金和尚原一战中“山谷中路狭而多石，马不能行敌弃马，遂败去”。见（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4，绍兴，元年五月癸卯条，中华书局 2013年，版，第940页。 ⑤（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 19《边防一》，中华书局 2000年版，第452页。 ①张维：《陇右金石录》，载《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 2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79年版，第16057—16059页。 ②（清）张伯魁：《徽县志》，载《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五六二号），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6年版，第506—517页。 ①（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12），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 ①（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 1975年版，第 11511、11413、11414页。 ②张维：《陇右金石录》，载《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 2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79年版，第 16057—16059页。 ③（明）孟鹏年修，郭从道纂：《徽郡志》，载《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 ·第三二九号），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0年版，第 21页。 ①（清）张伯魁：《徽县志》，载《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五六二号），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6年版，第506—517页。 ②（清）王烜：《静宁州志》，载《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三三三号），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0年版，第427页。 ③（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载《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 1979年年版，第66页。 ④（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第850页。 ⑤（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 1956年版，第371页。 ⑥（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 12），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9年版。 ⑦（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 14），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9年版。 ①张维：《陇右金石录》，载《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 2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79年版，第 16057—16059页。 ②王曾瑜：《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西南师范学院学报》 1983年第 2期。 ③（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 1975年版，第 11511、11413、11414页。 ④陶喻之：《吴玠死因辨诬》，《汉中师范学院学报》 2000年第 3期。 ①（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割记校证》卷23《宋史各传回护处》，中华书局 2013年版，第 500—501页。 ②如赵铁寒的《由〈宋史 ·李纲传〉论信史之难》，《大陆杂志》第 8卷第 11期；周藤吉之的《宋朝国史の編纂と國史列停 —〈宋史〉との關聯に於いて》原载《駿台史學》第9辑，1958年，收入氏著《宋代史研究》，东洋文库，1969年；严文儒的《〈宋史·宗泽传〉取材考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年第 3期：等等。 ③如[美]蔡涵墨（CharlesHartman）的《〈宋史·蔡京传〉的文本史》，张筱梅译，收入氏著《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中华书局 2016年版等。 ④吴铮强：《〈宋史·寇准传〉史源的文本体系研究 ——兼论宋代的本朝史叙述》，未刊稿。 ⑤分别为墓志、神道碑、《吴武安公功绩记》、《林泉野记·吴玠传》、《宋名臣言行录别集·吴玠》、《宋南渡十将传·吴玠传》、《宋史》本传。此外，《吴玠传志补遗》因被他书引用而留下了部分佚文。 ①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 195，《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5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第 79页。 ②（宋）王纶：《吴玠墓志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 4377，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98册，第 129—132页。 ③（宋）王纶：《吴武安公玠神道碑》，杜大珪编《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12，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元明递修本。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名臣碑传琬琰之集》无此文，《全宋文》亦未收此文。 ④（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建炎二年十一月己酉条注，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71页；同书卷44，绍兴元年五月乙巳条注，第 799页。 ⑤《三朝北盟会编》卷 195，第 352册，第 78页。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34绍兴十年正月甲午条载： “诏作忠烈庙于仙人关，以祠吴玠。”第 2148页。 ②参见张发的《吴武安公功绩记序引》，《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12。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名臣碑传琬琰之集》无此文，《全宋文》亦未收此文。 ③明廷杰《功绩记》，《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 12。 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35，绍兴十年四月癸丑条，第 2161页。 ⑤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47，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己丑条，第 2363页。 ⑥冯康国卒于绍兴十二年三月。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44绍兴十二年三月辛酉条，第2318页。 ①以上分别参见明廷杰的《功绩记》，《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12；胡世将的《开府仪同三司赠少师吴玠墓志》，《全宋文》卷3827，第175册，第120页、第122页。 ②张发：《吴武安公功绩记序引》，《新刊名臣碑传琬之集》上卷12。 ③同上。 ④同上。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372《王纶传》，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 11535页。 ⑥汪圣铎、陈朝阳：《〈宋史全文〉插引史论文献研究》，见姜锡东主编的《宋史研究论丛》第23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96—497页。 ①汪圣铎、陈朝阳：《〈宋史全文〉插引史论文献研究》，第496页。 ②《林泉野记》称高宗为“今上”（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44引《林泉野记》，第350册，第363页），而其所收人物最晚卒于绍兴二十七年。 ③《三朝北盟会编》卷 196，第 352册，第 87页。 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63，绍兴三年二月辛卯条注，第 1069页。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63，绍兴三年二月己亥条注，第 1072页。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 195，第 352册，第 79页。 ③参见蔡崇榜的《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的 1993年版，第45—47页、第 105—107页、第 138—144页。 ④笔者的看法与邓广铭的看法有所不同，参见邓广铭的《〈宋史〉岳飞、张宪、牛皋、杨再兴传考辨》，原载《复旦学报》复刊第 3期， 1947年，收入氏著《邓广铭全集》第8卷《宋代人物史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笔者猜测，前四将的传记（即《宋南渡四将传》）为章颖所撰，后来被《国史》采纳，而韩世忠、张俊、虞允文、张子盖、张宗颜五人的传记则是《宋南渡十将传》的编者抄录自《国史》。 ①（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94《经籍考二十一·史·起居注》引《中兴艺文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 2011年版，第5640页。 ②（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卷2《十月二十三日进故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2册，第34页。 ③（ 19）所载与（8）所载为同一事，但文字内容并不相同。 ①（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 2000年版，第 8975页。 ②（宋）李焘：《六朝通鉴博议》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 10。 ③同上。 ④（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 2005年版，第 3095页。 ①（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 2005年版，第773页。 ②（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 2000年版，第563页。 ③（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 2005年版，第2672页。 ④（宋）吴泳：《鹤林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卷18。 ①青泥山，宋代称为铁山，根据张伯魁的《徽县志》所讲：“其山似巾，又名巾子山。悬崖万仞，时出云雨。两宋宣抚吴玠拒金人撤离喝于此。 ” ②（宋）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清许涵度校刻本，卷 196。 ③《宋史 ·李汉琼传》： “攻城者以牛革冒木上，士卒蒙之而进，谓之洞子。 ” ④衮枪又名铳枪，其原型为宋代的“火箭”。在靠近头部的地方扎上球状火药包，并装上引线。作战时，先点燃引线，然后靠弓弩将火箭射出。 ⑤（清）徐松：《宋会要》稿本，兵 9。 ⑥（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 2000年版，第 1221页。 ⑦（宋）綦崇礼：《北海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 8。 ⑧（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 2000年版，第 1221页。 ⑨（宋）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清许涵度校刻本，卷 196。 ①（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卷 12。 ②（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 2000年版，第1221页。 ①（宋）程大昌：《演繁露》清学津讨原本，卷6。 ②（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 2000年版，第 1374页。 ③（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 2000年版，第 1215页。 ④（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卷 14。 ⑤（宋）綦崇礼：《北海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 8。 ①（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卷 12。 ②（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 2000年版，第 8940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 2000年版，第 10256页。 ①（清）张宗泰：《鲁岩所学集》清道光间刻本，卷5。 ①（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3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影印版，第 325—569页上。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 366《吴玠传》，中华书局 1985年版，第 11410页。 ③同上，第 11411页。 ①（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69《吴玠兄弟保蜀》，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709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366《吴玠传》，中华书局 1985年版，第11411页。 ③（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8，中华书局 2000年版，第409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95《河渠志五》，第1377页。这里的引文针对山河堰，但杨填堰等情况相类。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366《吴玠传》，第11413页。 ⑥（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5，第326—332页。 ⑦（元）脱脱等：《宋史》卷366《吴玠传》，第11413页。 ⑧（宋）袁勃：《杨从仪墓志》，陈显远《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 1996年版，第128页。 ⑨（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〇之 109，中华书局 1957年版。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366《吴玠传》，第11417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366《吴磷传》，第11417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95《河渠志五》，第1377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366《吴磷传》，第11420页。 ⑤本文吴玠、吴磷之子名讳依明庭杰的《吴武安公功绩记》、王曮的《吴武顺王磷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徽县《宋故开府吴忠烈墓志铭》和《宋史 ·吴玠传》皆谓玠有五子，误。 ⑥（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4，页327—791下至327—792上。 ①（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一》之9。 ②（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4，页327—791下。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384《汪澈传》，第11815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第4186页。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95《河渠志五》，第1377页。 ⑥（宋）周必大：《文忠集》卷110《奖谕吴拱诏》，转引自杨倩描的《吴家将 ——吴玠吴磷吴挺吴曦合传》，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209页。 ⑦杨倩描：《吴玠吴磷家族考》，《河北学刊》 1990年第 2期。 ⑧（元）脱脱等：《宋史》卷395《陆游传》，第12058页。 ⑨（元）脱脱等：《宋史》卷366《吴璘传附吴挺》，第11421页 ⑩同上，第11423页。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366《吴璘传附吴挺》，第 11421—11422页 ②同上，第 11423页。 ③（清）徐松：《宋会要辑稿 ·瑞异三》之 17。 ④（宋）高文虎：《世功保蜀忠德之碑》。 ⑤（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 3，（清）毛晋《津逮秘书》本。 ⑥（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6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第 325页 ①文载《陕西理工学院学报》 2012年第 3期。 ②陈显远：《山河堰初考》《汉中市志通讯》 1987年第 3期。 ③鲁西奇、林昌丈：《汉中三堰：明清时期汉中地区的堰渠水利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 2011年版，第 7页。 ④（清）顾祖禹撰，贺次君等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 56《陕西五》，中华书局 2005年版，第 2678页。 ⑤（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 5。 ⑥（元）脱脱等：《宋史》卷475《叛臣传上 ·吴曦》，第 13814页。 ⑦（宋）佚名：《两朝纲目备要》卷 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1992年版，第 329—794页。 ①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第 2129页。 ②同上，第 238页。 ③孙启祥：《陆游汉中诗词选》（修订本），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第 122页。 ④收入中国陆游研究会、汉中市陆游学会编的《陆游与汉中》，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版，第 463—470页。 ⑤（宋）王象之撰，李勇先校点：《舆地纪胜》卷183《利州路·兴元府·监司沿革》引《图经》：“王炎为宣抚使，治兴元，遂居府治，吴拱就私第治事。虞允文为使，始别建公宇，与府治相直，有堂曰 ‘阅礼’。 ” ⑥薛凤飞：《褒谷摩崖校释》，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49页。 ①“臣又制造决胜战车一千二百辆，每辆用五十有五人，一卒使车，八人推车，二人扶轮，六人执牌辅车，二十人执长枪随牌辅车，十有八人执神臂弓弩随枪射远。小使臣两员，专干办阅习车事。每十乘差大使臣一员，总领为一队。见今四壁统制官，日逐教阅坐作进退左右回旋曲折之阵，委可以应用。”（宋）宗泽：《乞回銮疏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后表疏系第八次奏请》，载曾枣庄、刘琳主编的《全宋文》卷2795，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第 336—337页。 ②参见王曾瑜的《金朝军制》 “女真的骑兵特点”，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40—144页。 ①（宋）李纲著，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 62，奏议 “乞教车战札子”： “臣闻以步兵战者，不足以胜骑，以其善驰突也。以骑兵战者，不足以胜车，以其善捍御也。古之战者，必以车..后世车战，有曰武刚车，有曰偏箱车，有曰鹿角车，皆与古制异，则便于其事而已。金人以铁骑胜中国，其说有三：而非车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当其驰突，一也；用车则驰突可御骑兵，马弗如之，二也；用车则骑兵在后，度便乃出，战卒多怯，见敌辄溃，虽有长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车则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然则车之可以制铁骑也，审矣。靖康间献车制者甚众，独统制官张行中者可取。其造车之法，用两竿双轮，推竿则轮转两竿之间，以横木管之；设架以载巨弩，其上施皮篱以捍矢石，绘神兽之象，弩矢发于口中；而窍其目以望敌，其下施甲裙以卫人足，其前施枪刃两重，重各四枚，上长而下短，长者以御人也，短者以御马也；其两旁以铁为钩索，止则联属以为营。体制简而运转速，真御戎之利器。其出战之去，则每车用步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运车，一人登车望敌以发弩矢，二十人执牌、弓弩、长枪、斩马刀，列车之两旁，重行，行五人，凡遇敌则牌居前，弓弩次之，枪、刀又次之。敌在百步内，则牌偃弓弩间发以射之；既逼近，则弓弩退后，枪刀进前，枪以刺人，而刀以斩马足。贼退，则车徒鼓噪，相联以进，及险乃止。以骑兵出两翼，追击以取胜。其布阵之法，则每军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为将佐卫兵及辎重之属，余二千人为车八十乘，欲布方阵，则四面各用车二十乘，车相联，而步卒弥缝于其间。前者其车向敌，后者其车倒行，左右者其车顺行，贼攻左右而掩后，则随所攻而向之，左右前后，其变可以无穷；而将佐卫兵及辎重之属，皆处其中。方圆曲直，随地势之便，行则鳞次以为阵，止则钩联以为营，不必开沟堑而筑营垒，最为简便而全固。昔卫青征匈奴，以武刚车自环以御敌，故能深入；马燧帅太原，制战车冒以狻猊，甲士列戟副之，故能兵冠天下；惟房琯用之为贼所焚，而后世议者遂以谓车不可用。殊不知古之兵车，谓之革车，冒之以革者，正所以防火也。欲胜金人铁骑，使不得奔突持久以取胜，利器无以加此。今图画样制，及分合阵图，上尘圣览。乞降下御营司，制造教习，便殿按视，可以施用，即颁降帅府、要郡施行。 ”岳麓书社 2004年版，第 665—666页。 ②《李纲全集》卷 62，奏议， “乞修军政札子”，第661—663页，中册。 ③《全宋文》卷 3042，参见吕颐浩的《上边事备御十策》，第 236—246页，第 141页。 ④参见王曾瑜的《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 1983年版，第 127页。 ⑤（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98，“炎兴下帙·起绍兴九年十月十九日丙寅尽十二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国野史集成续编》（第 4—5册），巴蜀书社 1993年版，第 585页。 ①（元）脱脱等撰：《宋史》卷 365《岳飞传》，中华书局 1985年版，第 11394页。 ②（宋）赵彦卫著，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卷 7，中华书局 1996年版，第 121页。 ③《宋史》卷 366《吴玠传》，第 11410页。 ④《宋史》卷 366《吴磷传》，第 11416—11417页。 ⑤《宋史》卷 366《吴磷传》，第 11416—11417页，第 11420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41，绍兴十一年八月癸巳， “（吴）磷阅兵河池，以新战阵之法。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弓，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敌相搏至百步内，则神臂先发，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阵如之。凡阵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俟其伤则更替之。遇更替则以鼓为之节，骑出两翼，以蔽于前，阵成而骑兵退，谓之 ‘迭阵’”。中华书局 1956年版，第 2270页。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96，绍兴三十二年正月戊子，第 3311—3312页。 ②《全宋文》卷 4130，参见张浚的《论枪弓弩队次序不得参错疏（绍兴三十二年）》，第 31页。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99，绍兴三十二年五月壬寅，第 3369页。 ②《全宋文》卷 4590，参见虞允文的《论虏中衰弊令两军习拒马法疏》，第 109—110页。 ③（元）脱脱等撰：《金史》卷 72《完颜彀英传》，中华书局 1975年点校本，第 1661页。 ④《全宋诗》卷 2159，参见陆游的《成都大阅》，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4385页。 ⑤《全宋诗》卷 2161，参见陆游的《万里桥江上习射》，第 24413—24414页。 ⑥《全宋诗》卷 2161，参见陆游的《战城南》，第 24414页。 ①王子今：《古代蜀道的“关”》，《四川文物》2012年第3期。文中提及的蜀道关隘有子午关、骆谷关、斜谷关、散关、阳平关、米仓关、剑阁关等，尚不及武休关、仙人关等。刘庆柱、王子今主编：《中国蜀道》第五卷《建筑艺术》第三章专辟《蜀道沿线关隘及文化》，于褒斜道仅提及斜谷关、鸡头关，亦未及武休关，三秦出版社 2015年版，第134—136页。该书第三卷《人文地理》第四章有《蜀道沿线区域历史军事地理》涉及褒斜道的关隘与战场，但所论与史实出入较大，三秦出版社 2015年版，第313—314页。 ②也叫复局，指对弈完毕后，复深该盘的记录，以检查对弈对招法之优劣。得失之关键。今也用于股票市场中，是股市收盘后再静态地看一遍市场全貌。 ③宋金文献屡有记载，其概述见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巴蜀书社 1995年版，第63—65页。 ④（宋）吴泳：《鹤林集》卷20《论坏蜀四证及救蜀五策札子》：“蜀之所恃以为国者，险也，外三关不守，而保内三关，内三关不守，而保汉、沔，汉、沔不守而保三泉。”外三关指大散关、黄牛堡、皂郊堡，内三关指武休关、仙人关和七防关。李天鸣：《宋元战史》，台北食货出版社 1988年版，第97页。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71绍兴三年注。 ②陈显远：《南宋四川抗金名将安丙生祠碑考》 1991年第 4期；蔡东洲：《甘肃徽县仙人关安丙生祠碑考述》，《四川文物》 1998年第2期。 ③陈显远：《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 1996年版，第 126页。 ④《元史》卷 130《完泽传》： “太宗伐金，命太弟睿宗由陕右进师，以击其不备，土薛为先锋，遂去武休关，越汉江，略方城而北，破金兵于阳翟。金亡，从攻兴元、阆、利诸州，拜都元帅。 ” ⑤陈显远：《褒斜栈道中几个重要地名考订》，《成都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认为武休关在今武关驿村。又见氏《汉中地区名胜古迹》，谓其在村西的山梁垭豁，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年版。 ⑥王蓬《秦蜀襟喉武休关》，分别收入氏《中国蜀道》，中国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从长安到川滇：秦蜀古道全程探行纪实》，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8年版，第 74—75页。 ⑦杨连富：《褒斜栈道武休关位置初探》，汉中市博物馆编《石门 ——汉中文化遗产研究》，三秦出版社 2011年版，第 24—28页：后收入《中国蜀道》第七卷《科学认知》，三秦出版社 2015年版。 ⑧（宋）王存：《元丰九域》卷3《陕西路秦凤路》，中华书局 1984年版，第 129页。 ①（宋）祝穆：《方舆胜览》卷 69《利州西路凤州》，中华书局 2010年版，第 1214页。 ②“旁连褒斜道”的记载，不仅见诸赵彦卫的《云麓漫钞》这样宋代及之后的古籍文献，而且今天发行的有关历史地名大辞典、历史地理辞典等，均如此定位武休关的关址。兹不一一引述。 ③（清）贺仲瑊、蒋湘南纂修：《留坝厅志》卷一，唐婧等汉中内部校注本第 45页。 ④嘉庆《续修汉南郡志》卷三《关隘》：武休关 “接褒城界，即武关驿。距新开岭十五里，沿溪行走，路径崎岖，厅设驿站于此”。 ⑤（明）何景明：《大复集》卷 22。 ⑥（清）周煌：《海山存稿》卷 19。下引清代诗文集，均系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诗文集汇编》本。 ⑦（清）贺仲瑊：《留坝厅足征录》卷 1。 ⑧（清）刘正宗：《逋斋诗二集》卷 2《西征杂咏》。 ①（清）钱载：《萚石斋诗集》卷44。 ②（清）冯煦：《蒿庵续稿》卷1。 ③（清）钱楷：《绿天书舍存草》第3卷。 ④（清）徐宗干：《斯未信斋诗录》卷12。 ①佚名：《栈道旅行记》，《西京日报》 1933年7月18日。 ①吴丰培整理：《有泰驻藏日记》，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1年印，第21页。 ②李嗣元：《日慎斋诗草》卷6，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编纂《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年版。 ③如《调查所见栈道的时代判定 ——以留坝县现存褒斜道遗址为中心》， 2017年9月中国秦蜀古道学术研讨会论文。 ①基金项目：陇南市社科项目（18LNSK04）“陇南三国文化与文学研究 ”相关阶段性成果。 ②李并成：《甘肃境内遗存的古城址》，《文史知识》 1997年第 6期。 ③何德未主编：《礼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545—546页。 ①何德未主编：《礼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545—546页。 ②赵逵夫主编：《陇南金石校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版，第 672页。 ③同上，第 660页。 ④（清）邱大英纂修：《西和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0年版，第 528页。 ⑤（清）黄泳纂修：《成县新志》，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0年版，第 141页。 ⑥同上，第 99页。 ⑦赵逵夫主编：《陇南金石校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版，第 1069页。 ⑧（清）黄泳纂修：《成县新志》，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0年版，第 479页。 ①（清）黄泳纂修：《成县新志》，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0年版，第437页。 ②胡祥庆主编：《成县志》，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第749页。 ③赵逵夫主编：《陇南金石校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版，第1182页。 ①（明）郭从道主编：《徽郡志》，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0年版，第 221页。 ①王曾瑜：《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评述》，《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 2期。 ②（清）邱大英纂修：《西和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0年版，第 223—224页。 ①（宋）魏了翁：《广安军和溪县安少保丙生祠记》，《鹤山集》卷40。 ②（明）李遇春：《嘉靖略阳县志》卷之一古迹，参见赵飞主编，郭鹏校注的《明清略阳县志校注》，三秦出版社 2015年版，第 32页。 ③（清）李兆锦：《徽县志》第七章关梁，参见梁晓明等点校的《清代徽县志校注》，中国文化出版社 2013年版，第 63—64页。 ①（清）张伯魁：《徽县志》第八章艺文志，参见梁晓明等点校的《清代徽县志校注》，中国文化出版社 2013年版，第 347—348页。 ②（明）郭从道：《徽郡志》卷之一舆地志 ·遗迹，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49年版，第 21页。 ③（清）邓天栋：《徽州志》第 35章文章类，参见梁晓明等点校的《清代徽县志校注》，中国文化出版社 2013年版，第 43页。 ④（清）张伯魁：《徽县志》疆域志 ·古迹，参见梁晓明等点校的《清代徽县志校注》，中国文化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27页。 ⑤（宋）白知微：《安公祠堂记》，参加张维的《陇右金石录》卷四宋下 144，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 1944年校印。 ⑥（明）郭从道：《徽郡志》卷之八艺文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49年版，第 185—188页。 ⑦（清）张伯魁：《徽县志》第八章艺文志，参见梁晓明等点校的《清代徽县志校注》，中国文化出版社 2013年版，第 347—348页。 ①（宋）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9，汝企和点校，中华书局 1995年版。 ②（元）脱脱：《宋史》卷 38本纪第三十八宁宗二。 ③（元）脱脱：《宋史》卷 40本纪第四十宁宗四。 ④（宋）安丙：《玉盆题名》，参见王昶的《金石萃编》卷 143。 ⑤（宋）安丙：《石门题刻》，参见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证》卷 110。 ⑥（宋）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 11，汝企和点校，中华书局 1995年版。 ⑦（明）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 68，三秦出版社 1990年版。 ⑧（宋）何炎寅：《安公祠记》，佚名《全宋文》第 323册，卷 7421。 ①（清）李锺峨：《通江县志》卷8，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通江县志》人物志。 ②陈显远：《南宋四川抗金名将安丙生祠碑考》，《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1年第 4期。 ③蔡东洲：《甘肃徽县仙人关安丙生祠碑考述》，《四川文物》 1998年第 1期。 ④曹鹏雁：《仙人关吴王城抗金遗址考察记》，参见孙克诚的《吴家军研究文集》，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5年版，第353—359页。 ①（元）脱脱：《宋史》卷 40二本纪第 42理宗二。 ②（宋）蔡幼学：《沔州信惠庙加封制》，《育德堂奏议》卷 4，中华书局 1986年版。 ③（清）佚名：《安忠定公敕庙额碑》，参见周克堃的《广安州新志》卷 39金石志。 ①（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 165。 ②（宋）明庭杰：《吴武安公功绩记》，参见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卷196炎兴下帙九十六。 ③（宋）胡世将：《忠烈吴公祠记》，参见郭从道的《徽郡志》卷之八艺文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49年版，第180—185页。 ④王自立：《略阳江神庙考》，参见孙克诚的《吴家军研究文集》，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5年版，第111—120页。 ⑤王自立：《兴州江神庙考》，政协略阳县委员会《略阳文史资料集》内部资料 2001年，第461— 468页。 ⑥（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22生祠，岳麓书社 1994年版，第792—793页。 ①德顺军：北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宋泾原路安抚使王尧臣奏准，以山外（指今六盘山）通边、静边、隆德、得胜四寨建为德顺军，以陇干城为军治。陇干城为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渭州知州曹玮在陇山外之笼干川修筑，一作“笼竿城”，作为抵御西夏的军事要塞，故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城。元祐八年（1093），德顺军移治于陇干县外底堡（故址在今静宁县），德顺军辖境相当今甘肃静宁、庄浪县和宁夏西吉、隆德县部分地区。金皇统二年（1142）升为德顺州，属熙秦路。大定二十七年（1187）改属凤翔路。 ②陇干县：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以外底堡（今甘肃静宁县城）置陇干县，移德顺军治其地，军、县同治一城。金人统治时陇干县一度称陇平县。元大德八年（1304），废德顺州，设静宁州于陇干县，并省陇干县入静宁州。属巩昌等处总帅府。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所领隆德县改属平凉府，静宁州辖境仅有今静宁、庄浪二县地。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省庄浪县并入隆德县，辖境仅当今静宁县地。1913年改为静宁县。 ①“未及弱冠”，弱冠古代男子20岁叫作“弱”，这时就要行“冠礼”，即戴上表示已成人帽子。“冠岁”意思就是男子成人年龄二十岁，也称“弱冠之年 ”。古人二十岁行冠礼，以示成年。男子二十冠而字，意思是举行冠礼并赐以字。 ①胡世将《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载：“冬，以本道军复华州，师入，命将士无杀略，居民安堵。转武功大夫，忠州刺史。””（王纶《吴玠墓铭》，载《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五：“三年冬，剧贼史羡慕寇兴凤，据长安，谋为不轨，公击斩之，转右武大夫。”《吴武安功绩记》：“建炎三年冬，以本道兵复华州，城破，命将士无杀掠，民皆安堵，转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剧贼史斌寇兴、凤，据长安，谋不轨侯进兵夜袭其城，出战，斩其首，转右武大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建炎二年〔1128〕十一月，，“是月，泾原兵马都监兼知怀德军吴袭叛贼史斌，斩之。初，斌侵兴元，不克，引兵还关中，义兵统领张宗诱斌如长安而散其众，欲徐图之。曲端遣袭击斌，斌走鸣犊镇，为所擒，端自袭击宗杀之，以功迁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原注：“吴杀史斌，赵牲之《遗史》系之今年四月，明庭杰《功绩记》系三年冬，战青溪、复华州之后，而云金人内侵已三年矣。其实二年冬也。王纶撰碑分此三年作二年。案：三年九月长安已陷，而纶碑乃云：三年冬，剧贼史斌据长安，谋为不轨，实在误矣。其实战青溪在今年之夏，复华州、擒史斌，在今年之冬，但华州以十一月收复，而长安不知的在何月耳，今且附此月末。 ”） ①王纶《吴玠墓铭》载《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五载“明年，改元绍兴。春三月，敌将没立果率锐兵期必取而后进，公击败之。直拜忠州防御使兼帅泾原。夏五月，没立果复会别将乌鲁、折合众数万，使二，将由阶、成出散关先至。公与之战三日，大败而去。没立方攻箭舍关，公复遣麾下击退，卒不得与二将合。转明州观察使。 ” ①胡世将的《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载：“三年春..月余，敌果退。加检校少保，充利州路阶、成、风州节度制置使。 ” ②马岭堡在马岭山，光绪《新修凤县志》卷一地理志载：“马岭山：在县西四十五里，交两当界。俯临古河池县，故道水绕其下。为达两当必由之路，古设有关。斜高七度半，直高六十一丈。”家计寨兵民合一，其粮食供给由家计寨民众自己就地解决。民众无事则寓于州，有事则归于寨。 ①据《甘肃建置志》载：“宋建炎、绍兴间，吴氏兄弟治兵保蜀，择地为砦。家计寨最险阻，有积粟，丰于水泉，寇至常不能破。”如岷州的仇池山寨“尤高峙耸拔，其形如削瓜。上有良田百亩，可驻万马。飞泉凡在九十有一源，大旱可济也。山径仰空如掷线，悍夫千百攻之，巧无所施。 ”（参见贠兴宗的《西陲笔略 ·四川山寨天险之设》。）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7载：“吴玠遣裨将马熙仲攻熙州。希仲素妄庸，得檄即气索，不得已进营熙州城外数里。熙州父老闻官军来，有欲率众归附者。金将宣言曰：‘北军今日大至，当共劫营。’希仲闻之，昏时拔寨遁去。时别将郑宗、李进攻巩州垂破，希仲引兵会之。金守将龙卫上将军富察乌遣人约降，希仲许诺，独进疑其诈，裹甲待之。乌出城，援骑四至。兰州归明将王宏曰‘事急矣，何不遂取此人。’即刺之，不殊。骑士张玘断其首，从者皆鸟兽散，独宗死城下。久之，玠以希仲失二郡机会，枭其首令诸军。 ” ②《续资治通鉴》载：十二月，“川陕宣抚副使吴玠奏：夏国主数通书，有不忘本朝之意。及折可求族属，列御申上。玠云：‘见今训练士马，俟玠出师渡河，即为内援击敌，上报国恩。 ’帝曰： ‘此皆祖宗在天之灵扶’”。 ①《吴武安功绩记》载，吴玠“虽功高贵显，而居常极简约，至推以予士，刚略无少吝。其卒也，家无余资，至无宅以居”。 ②吴玠病因据吴磷的同事王之望《汉滨集》中有《论吴多病乞吴拱自襄阳归蜀朝札》，向皇帝报告吴磷病情建议朝廷派吴磷之侄吴拱前往协助。札子言：“宣抚吴磷，天资忠义志在立功。..其人平时多病，日，饵丹砂数十百粒，比暴露之久，时复发作。前欲遣姚仲出秦州，而身自，攻关，辄苦脏腑；脏腑稍安，又苦肾肠之疾。每疾剧时，亦颇危殆。 ” ③《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列传第一百二十五记载：吴玠有拱、扶、■、扩、揔五个儿子。而宋明庭杰《吴武安功绩记》记载吴玠的儿子仅三人“拱，佑武郎；扶、■，皆为文官承奉郎”。《宋会要辑稿》刑法六记载，开禧三年（1207）三月，吴曦“武兴之变”被平定，四川宣抚使安丙于三月和九月两次向朝廷上奏，其奏章中的“吴挺异母兄吴扩已死”“吴磷位下子孙田产除吴摠、吴扩两房俱有子孙可以给付”句说明，吴摠、吴扩为“磷位下子孙”，是吴挺的兄长。最早提及吴玠子嗣的史料是胡世将为吴玠撰写的墓志铭《开府仪同三司赠少师吴公墓志》中记载吴玠“男五：拱，右武郎；扶、■皆承奉郎；扩、揔尚幼。女四人”《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九十五《吴武安功绩记序》记载：“吴玠方其薨也，其长子未冠，而二季尤幼，，胡宣抚为行状，不询其子，使二旧吏立供为之墓志。”元代脱脱修史时，参考了上述史料，并未进行详细的校对核实，才造成了错误。 ①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五云：“（吴）玠谥武安，而梁益间有庙，赐额曰‘忠烈’，故西人至今但谓之吴忠烈云。”吴玠在仙人关的祠庙，至明清时期，遗迹无存，但碑碣尚在。明郭从道《徽郡志》卷之一载： “宋忠烈吴公生祠、宋宣抚安公生祠，俱在仙人关，有碑文。 ” ①（明）郭从道著，梁晓明点校：《徽郡志·舆地志遗迹》，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2003年版，第25页。 ②同上，第19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 1985年版，第11411—11412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列传卷 126，中华书局 2000年版。 ①（清）罗秀书：《褒谷古迹辑略》，清同治甲戌本。 ②（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 1988年版。 ①（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 1977年版。 ①《宋史吴玠传》：“玠以万人当其冲。磷率轻兵由七防关倍道而至，与金兵转战七昼夜，始得与玠合。”王曾瑜的《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认为：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1绍兴七年五月壬午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关外军马钱粮数》载，吴玠在仙人关战后，并统卢法原“兵三万余”，至绍兴六年，兵力达六万八千余人，则仙人关之战时，兵力最多不过三万几千人。详见《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②王曾瑜：《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西南师范学院学报》 1983年第2期。 ③（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版。 ①（宋）王应麟：《玉海》卷150，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年影印版。 ②（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 1977年版。 ③（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 1957年版。 ④（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十二，明万历 27年金陵福春堂刻本。 ⑤（宋）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第1413页。 ⑥（清）孙诒让：《墨子间诂》《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 2001年版。 ①（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成都古籍书店 1981年版。 ②孙诒让：《墨子间诂》，《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 2001年版。 ③（宋）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第 1413页。 ④（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十二，明万历二十七年金陵福春堂刻本。 ⑤蒋丰维：《中国兵器》，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0年版，第 48页。 ①（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 1977年版。 ②（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十二，明万历二十七年金陵福春堂刻本。 ③《周礼·考工记》，中华书局 1991年版。 ④（宋）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第1413页。 ⑤（唐）李林甫等：《唐六典》，中华书局 1992年版。 ①（宋）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 1975年版。 ②（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十二，明万历二十七年金陵福春堂刻本。 ③（宋）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第1413页。 ①（宋）綦崇礼：《北海集》卷8，《赐川陕宣抚司张浚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宋）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第1413页。 ①（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十二，明万历二十七年金陵福春堂刻本。 ②（宋）綦崇礼：《北海集》卷 8，《赐川陕宣抚司张浚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清）孙诒让：《墨子间诂》，《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 2001年版，第 582页。 ④（宋）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 1413页。 ①（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十二，明万历二十七年金陵福春堂刻本。 ②（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11412页。 ③刘文华：《中国古代军戎服饰》，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①（宋）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第 1413页。 ②王曾瑜：《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西南师范学院学报》 1983年第 2期。 ③（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④陈显远：《三秦石刻文献资料汇编》，三秦出版社 1995年版，第 65页。 ⑤（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十二，明万历 27年金陵福春堂刻本。 ⑥（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 11413页。 ⑦（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 ①陈显远：《三秦石刻文献资料汇编》，三秦出版社 1995年版。 ②（宋）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第 1413页。 ③详见张承荣等主编的《陇蜀古道 ——青泥道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④（清）张伯魁：《徽县志》清嘉庆四十二年抄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6年版。 ①郑兴裔：《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上《请沿关设备状》四库全书珍本（集部）第 1140册，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4年影印文渊阁本。 ②（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 11412页。 ③（清）张伯魁《徽县志》清嘉庆四十二年抄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6年版。 ④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⑤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宋辽金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年版。 ①（宋）胡世将：《忠烈吴公祠记》，郭从道《徽郡志》卷之八艺文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49年版。 ①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巴蜀书社 1995年版，第 125页。 ①甘肃省徽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徽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②柳林主编：《吴玠吴磷研究资料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7年。 ①（唐）杜佑：《通典》，岳麓出版社 1995年版，第2416页。 ②（清）叶恩沛修：《阶州直隶州续志》建置沿革，光绪十二年版。 ③（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第三“陕西路 ”，中华书局 1984年版，第121—131页。 ④（清）黄泳第：《成县新志》（寺观、古迹）乾隆六年版。 ⑤（宋）乐史：《太平襄宇记》 “秦凤路 ”之“栗亭 ”。 ⑥（清）黄泳第：《成县新志》（寺观、古迹）乾隆六年版。 ⑦（清）张伯魁：《徽县志》，参见梁晓明、曹鹏雁的《清代徽县集校》，中国文化出版社 2013年版，第125页。 ⑧（明）郭从道：《徽郡志》，梁晓明点校，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2003年版，第58页。 ⑨（清）黄泳第：《成县新志》古迹。 ①（元）脱脱等：《宋史》《杨政传》。 ②（元）脱脱等：《宋史》《徽宗一》。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87《地理三》。 ④同上。 ⑤（元）脱脱等：《宋史》《章楶传》。 ①（元）脱脱等：《宋史》《吴玠传》。 ②（元）脱脱等：《宋史》《杨政传》。 ③同上。 ④同上。 ①（元）脱脱等：《宋史》《胡世将传》。 ①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丝绸之路陕甘川毗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及其生态保护研究”（编号17BGL213）； 201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氐羌遗韵：陕甘川毗邻区域民族民间美术文化研究”（ 14YJA760016）阶段性成果。 ①段丽波、龚卿：《中国西南氐羌民族溯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②吴建国《以世界文化遗产的视角看南方丝绸之路——谈南方丝路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问题》，《中华文化论》 2008年S2期。 ③齐健：《藏彝走廊沟通中国南北丝绸之路》，《西部时报》 2009年12月4日第9版。 ④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 2008年版，第4页。 ⑤俞伟超：《古代口西戎 ”和“羌”胡，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参见青海考古学会编印的《青海考古学会会刊》 1980年内刊本，第1期。 ⑥刘光华主编，祝中熹著：《甘肃通史·先秦卷》，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219页。 ⑦梁云：《秦文化重要遗址甘谷毛家坪》，《大众考古》 2013年第 5期。 ①赵化成：《甘肃东部秦和羌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考古类型学的理论和实践》，文物出版社 1989年版。 ②同上。 ③武沐：《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秦西汉卷》，民族出版社 2009年版，第96页。 ④《新唐书》卷216《吐蕃传》。 ①徐学书：《 “藏羌彝走廊”相关概念的提出及其范畴界定》，《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 7期。 ②李星星：《藏彝走廊的范围和交通道》，《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7年第 4期。 ①蒲向明：《从文献书写“陇蜀叙事 ”到现实意义“陇蜀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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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期：苏海洋：《陇南石窟、石刻与陇蜀交通》，《丝绸之路》2011年第，16期：苏海洋：《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祁山道》，《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苏海洋：《唐宋至明清时期的祁山道》，《陇右史地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6—162页。 ①鲁建平：《宋金时期西垂与河池的马盐交易通道 ——牛尾道、祁山道》，张承荣、高天佑、蒲向明、苏海洋主编：《 “陇蜀古道 ——青泥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第 61—65页。 ②曹鹏雁：《徽县通秦州古道与明代火站批验茶饮所》，张承荣、高天佑、蒲向明、苏海洋主编：《 “陇蜀古道—青泥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第 36—42页。 ③宋杰：《蜀汉用兵祁山与曹魏陇右战局之演变》，《军事历史研究》 2017年第 1期。 ①李之勤：《川陕古道中的青泥路与白水路》，《西北历史资料》 1982年第 2期。 ②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台湾“中研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 1985年版，第774—775页。 ③曹鹏雁：《徽县秦蜀、陇蜀古道探究》，徽县政协教科文卫体育委员会编：《青泥古道文化研究文集》 2014年内刊本，第15—16页。 ④石志刚：《北宋以后白水路的变迁》，参见张承荣、高天佑、蒲向明、苏海洋主编的《 “陇蜀古道——青泥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第216—220页。 ⑤苏海洋：《论青泥道的时空特征与独特价值》，参见张承荣、高天佑、蒲向明、苏海洋主编的《“陇蜀古道 ——青泥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第157—163页。 ①苏海洋：《唐宋时期青泥路的高精度复原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 4期。 ②严耕望：《汉唐阴平道》《新亚学报》 1968年第 2期。 ③从文县分兵三路主要据青川县交通局王新的《阴平道再析》，《广元市志通讯》 1986年第 1、2期。 ①蓝勇：《历史上的阴平正道和阴平斜道》《文博》 1994年第 2期。 ②国学网 http:// ww.guoxue123. com/zhibu/0301/ 0300/ 301. htm. ③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 99页。 ④裴卷举、王俊英：《沓中考》，《西北史地》 1997年第 2期。 ①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95—108页。 ②高天佑：《陇蜀古道考略》，《文博》 1995年第 2期。 ③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④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57—110页，第167—188页。 ⑤吴焯：《青海道述考》，《西北民族研究》 1992年第 2期。 ⑥同上。 ⑦周伟洲：《公元 3—9世纪岷江上游地区的开发及其在交通史上的地位》，参见卢华语等的《古代长江上游的经济开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1—217页。 ⑧陈苇：《甘青地区与西南山地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及互动关系》，吉林大学博士论文 2009年。 ⑨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⑩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57—110页，第167—188页。 ■魏晴晴：《汉魏时期的陇蜀古道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研究 2017年。 ■何玉红：《论南宋蜀道经济带的衰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 3期，第 53—58页。 ①今方位为青泥店子东南。 ①即南宋时的仙人关。 ②吴玠去世后谥武安，武安君寨当为原吴玠守卫的仙人关。 ①按距离推算就是下述的宋代长举驿。 ①李济阻、王德全、刘秉臣：《杜甫陇右诗注析》，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②吕兴才主编：《杜甫与徽县》，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①（清）邓梦琴原本，曹骥观续修，强振志续纂：《宝鸡县志》，陕西印刷局民国十一年（1922）铅印本。 ②石泉县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石泉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③秦安县志志编撰委员会：《秦安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①甘肃省庄浪县政协编：《吴玠吴璘研究资料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 631页。 ①此说欠准，实葬于庄浪。去河池当为停丧吊唁祭祀。 ①马天彩：《天水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①参见徽县政协编的《徽县文史资料》第 30期。 ②童华岗：《抗金名将吴拱之墓或在遥观桥南》，《常州日报》 2017年 11月 8日。 ①李跃红：《小陇山中的兰凤王》，《甘肃民主协商报》 1997年5月2日。 ①（宋）佚名：《两朝纲目备要》卷 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影印版。 ②详见吴正茂的《抗金名将吴玠吴磷在宝鸡的祠庙》，来源未详。 ①（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三典礼 ·群臣家庙条，中华书局 2000年版。 ①甘肃省庄浪县政协编：《吴玠吴磷研究资料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 250页。 ②略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略阳县志》（新版），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 476页。 ①政协略阳县委员会：《略阳印象》 2011年内刊本，第104页。 ①（清）许起凤：《宝鸡县志》陈仓区图书馆藏本，乾隆二十九年（176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