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靖共堂生祠记》为真作以及西和州吴磷生祠的切实存在，构成了探讨吴磷生祠及其中所反映历史信息的基础。从文本出发可知，这座祠庙本为吴玠祠，而其位于西和州白石镇，又别无他书记载，显然是在兴州仙人关吴玠祠之外，西和州地方为吴玠私立的祠庙。“靖共堂”则是西和州人在吴玠祠内为吴磷新立的一座祠堂，因此应是附属于吴玠祠。这篇祠记所记吴磷事迹最晚到宋金议和，吴磷自陕西回撤，因此应在绍兴议和后不久创作；文本中吴磷所系官衔为“都统制、利州西路安抚使”，而南宋“（绍兴）十四年始析利州路为东西，改（吴磷）利州西路安抚使 ”③，西和州由岷州更名，亦在此年。 ④由此可知吴磷生祠之设与这篇祠记的写作时间，当在绍兴十四年（1144）后不久。
  把握这一时间点十分关键：此时尚距和议不久，而宋廷收大将兵权的行动业已完成。由于川陕距离朝廷过远以及吴磷本人在川陕地区的特殊地位，其兵权未受太多冲击，但利州路两分，则明显是南宋中央打击、抑制吴磷势力的又一次尝试。因此这篇文本除了文本表层阐述修建生祠、褒扬吴磷的事迹外，还能够反映出南宋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四川地方官府与民间（至少是在西和一州）对朝廷打击吴磷政策的暧昧态度，以及这位西和州学正米居一及其所代表的四川民间力量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的心态与心声。
  为什么西和州民间发出兴建吴磷生祠的请求在绍兴十四年（1144）后，而不是两三年前吴磷甫立新功，威望达到巅峰之时？如文本所述，其中有吴磷画像因尘昏雨剥，殆不堪视的缘故。但我们或许需要联系到蜀人对吴氏兄弟的崇敬报功心态，与南宋中央打压吴磷政策之间存在的矛盾。千年后的我们能够看出南宋两分利州路的用意，身处当时具体时空下的蜀人，显然更容易理解其中的意涵。对吴磷心存感念的西和州百姓，在几年间目睹朝廷打压吴磷的诸多举动，自然会激发出不满情绪。在此时要求为吴磷立生祠，或许正是这种不满情绪所激发的结果。
  吴磷祠的设立未见朝廷许可，但其立于西和州治（白石镇），又有本州岛学正作祠记，很显然离不开州府的许可与认同。唐宋时期，在中央正祀与民间淫祀外，还存着一个介于纯粹合法、非法之间，由地方政府与民间合作，发挥自主性将祠庙合法化的空间。①相较唐代，宋代固然是“祀典”与“淫祀”观念得到具体落实的时期②，但从吴磷生祠这一个例看，表明这一层次的祠庙仍是存在的。吴磷生祠仍是这种位于第二层次，既未人朝廷祀典，又非纯粹的淫祠，既是地方民众发起，又有着地方官吏的参与，具备半官半民色彩的祠庙。
  吴磷生祠的确立，是西和州官方与民间共同参与的结果。西和州当局何以枉顾朝廷对吴磷的打压政策，反而与中央背道而驰，默许甚至参与到民间为吴磷立祠的活动中呢？这或许与西和州的地理形势及时任知州的身份有关：西和州是南宋与金朝对峙的最前沿，亦是宋金前线中距离临安最为边远的重镇，因此自绍兴和议后仍有大军屯驻，而以武臣知州。时任西和州知州为右护军都统制程俊③，其人为吴玠、吴磷部将，又因有孝于父母、义于兄，而得旌表门闾④，从其事迹可知是忠孝之人。但程俊于吴玠、吴磷麾下而受赏识、拔擢，得为都统制这一层级的高级将领，主观上不会反对民间为吴磷立生祠的活动。其采取默许、支持态度，甚至令官府参与其中，乃在情理之中。因此可以推断，西和州地方官府对吴磷生祠采取鼓励甚至参与的政策，当与程俊为吴磷部将的身份密切相关。
  即便抛开知西和州程俊的身份不谈，西和州地方当局位处朝廷与民间对立的夹板之中，认可乃至支持民间立祠活动的事实，便可以看作是站在吴磷的立场对朝廷打压政策的一种反动，另一方面也是在利用立祠活动安抚民间的不满情绪。总之，这一事件表明，川陕地方固然不能与中央的打压政策做出正面对抗，但仍然有自己的反制方式。这其中蕴含着相当的西和州府发挥自主性、抵触中央政策的成分，但也不能排除吴磷授意程俊导演、操纵的可能。表面上朝廷通过两分利州路、扶植偏将成功分割了吴磷的势力范围，但却给吴磷集团深耕地方留下了操作的空间，使其与四川地方联结得更为紧密。
  这篇祠记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反映出米居一本人的心态：其将吴磷生祠取名“靖共堂”，这本身便极具深意：祠记所述，“靖共堂”乃是取自《诗》“靖共尔位，好是正直”一句。“靖，谋也。正直为正，能正人之曲曰直”⑤，“共人，靖共尔位以待贤者之君..此大夫悔仕于乱世，则思不乱，而明德者仕之，故为以待贤者之君也”⑥。米居一生逢乱世，以“靖共”之典表达“思不乱”之志尤为贴切，此处也同时表达了对吴磷辅佐天子致于太平的期许。
  与朝廷下诏立仙人关吴玠祠不同，西和州吴玠祠、吴磷生祠乃是当地民众感念吴磷恩德而自发兴建。在此姑且不论“自发”的真实性，米居一在祠记中使用东汉时期武威百姓为张奂生立其祠的典故，并强调了“天子以节钺之权赐之，尊礼加宠于公，其于报公至矣。然全蜀之民，离俘虏之震而遂生养之粟，其何以报其德哉 ”。从这两点来看，显然是在刻意强调吴磷祠 “私”的属性，也即民间地方自发创立的属性。这与吴玠祠自上而下的推动兴建，恰成对比。
  东汉张奂这一人物意象，又见于稍早前明庭杰所撰《吴武安公功绩记》中：
  汉皇甫规、张奂皆生长山西，应贤良，中高选，规以《诗》《易》传授门弟子三百余人。奂著《尚书难疑》三十余万言以垂世设教。二公尚弃文就武，俱任度辽将军，破胡虏以千万计。..奂每言大丈夫处世，当为国家诛灭胡虏。..大丈夫当用长枪大剑定天下，安从文官学弄笔墨也？ ①
  张奂是汉代文武兼备型官僚的典型，两篇时代相近的文本均举张奂这一意向，应不是巧合，而反映出宋金战争时期蜀中士人的一种意向推崇。然而两人引用张奂所表达的意涵，已是殊为异趣：明庭杰撰文之时，在第一次绍兴议和时（绍兴九至十年），此时宋金和议极不稳定，南宋也尚未完全从战争状态中走出，明庭杰强调“大丈夫当用长枪大剑定天下，安从文官学弄笔墨也”也就不难理解；而米居一所强调的，则是张奂“文”的侧面，强调“夫安天下之功，孰与于安一州之功？止四夷之杀，孰与于止食子之杀？”考虑到和议的彻底达成，朝廷偃武修文的时代背景；再考虑到宣抚司大军久驻关外，大大增加四川的税赋与粮饷转运负担这一现实问题。米居一举张奂而着重强调其文的侧面，就更像是对吴磷的期许，也反映了和议前后南宋士人由渴求提剑安天下到期盼下马致太平的心态转变，这一心态转变，是急剧而具有普遍性的。
  《靖共堂生祠记》对于吴磷的褒扬，特别是“自兴兵以来，有功于社稷，孰与公大？”一句，可谓对于吴磷的推崇已是无以复加，这样的话语，连时人为乃兄吴玠所作功绩记、墓志铭、神道碑都不曾使用，却加在了一位立功不久，尚且在世，而官阶、功绩尚远不如乃兄的吴磷身上。且不与吴玠、岳飞比较，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刘锜等人，他们的资历或战功也均在此时的吴磷之上。这里固然有米居一吹捧的成分，但吴磷生祠创建本身，也反映了吴磷对于川蜀士人产生的影响力。
  总之，绍兴十年、十一年宋金陕西之战，吴磷凭借此役军功，已然崛起成为令朝廷和两任宣抚使胡世将、郑刚中十分忌惮却又不得不姑息的一位将领。吴玠忠烈祠之设，其初衷在表彰死去的吴玠。南宋成功守卫蜀口，在当时民间信仰兴盛的背景下，证明了吴玠不仅在生前，在死后同样能护佑四川，这便进一步扩大了吴玠的威望。川蜀一士人对死去的吴玠的爱戴，便自然投射到尚在世且甫立新功的吴磷身上。西和州吴玠祠、吴磷生祠的设置，则切实证明了这一点。此时的吴磷，至少在蜀地士人心中，已然具有了其他南宋将领所无法企及的魅力和影响力。起家陕西的吴磷集团，在绍兴和议达成，南宋彻底放弃追索陕西的那一刻起，便只能扎根于蜀口，与当地紧紧结为一体。在这一体化进程伊始，西和州靖共堂吴磷生祠就与仙人关吴玠忠烈祠一道，为吴磷提供了有形的政治资本，而更大更无形的资本，则是前赴这里的崇祀者。从更长时段看，这或许便是吴氏将门得以长期屹立， “兴州地域集团 ”得以形成的重要政治基础。
  仙人关吴玠忠烈祠与西和州靖共堂吴磷生祠，也反映出两种不同层面的镜像：前者为朝廷自上而下封赠，由中央派遣四川的高级官员负责执行，完全代表“公”的属性。但这也反映出朝廷对川口大军既拉拢又猜忌，宣抚司文官对吴磷既倚赖又难以驾驭的局面；后者则为“边郡百姓”发动，州府学正参与，虽具有“亦官亦民”的属性，却不见南宋中央或宣抚司的许可，甚至连祠记也不见载于南宋时人的笔下，而要通过明代地方志的保存才得以为今人所知。但这却表明四川地方当局对朝廷打压政策在心态上的抵制与当地士人对吴磷的衷心拥戴。南宋中央与川陕地方之间的博弈，胡世将、郑刚中这类高级文官与米居一这类四川在地士人的不同心态，也通过这两座祠堂的设立鲜明地呈现出来。

③（宋）王曮：《吴武顺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收于《名臣碑传琬琰集》卷14。 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1，绍兴十四年三月丁卯，第2850页。 ①参见雷闻的《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 ——以生祠与城隍神为中心》，《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雷闻的《唐宋时期地方祠祀政策的变化》，《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皮庆生的《宋代民间祠神信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版。 ②雷闻：《唐宋时期地方祠祀政策的变化》，《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 293页。 ③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2绍兴十四年八月辛酉，第2874页。其离西和州知州任，至少在绍兴十六年以后（参见《系年要录》卷155，绍兴十六年正月丙申，第2928页）。 ④《宋会要辑稿》礼六一之一一，第2108页。 ⑤（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音释：《毛诗注疏》卷13小明，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版，第1150页。 ⑥同上，第1646—1648页。 ①（宋）明庭杰：《吴武安公功绩记》。案明庭杰撰的《吴武安公功绩记》在吴玠死后不久，乃受冯康国之邀请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