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南宋立国江南，与金国、蒙古对峙在秦岭淮河一线，以汉中为核心的川陕地区是南宋最为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是抗击金兵与蒙古军最为重要的军事基地。因此，南宋时期汉中的盛衰与国家安全有着直接的美系。
  一、南宋汉中是国家军事战略安全的屏障
  汉中位于宋朝西部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关中、四川两大盆地之间，地处秦蜀千里蜀道线的枢纽地带，拥有秦巴山地最大的盆地汉中盆地，通过茶马贸易联系着西部辽阔的大草原和遥远的丝绸之路，因此北宋时期的兴元府已成为仅次于开封府、成都府、杭州的全国第四大经济中心。北宋灭亡之后，中原沦陷；富平之战后，关陕尽失。当此国家艰危之时，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汉中。
  首先，“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在北宋与南宋更替之际极其复杂的战略形势下，北宋政治家将挽救危局的希望寄托在汉中大地之上。李纲、唐重等杰出政治家，都主张立国于以汉中为纽带的川陕地区。宰相李纲曾指出：“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①知京兆府并兼任京兆府路制置使的唐重更明确提出：“镇抚关中，以固根本，营屯于汉中，开国于西蜀，此为策之上。”唐重在大敌当前的危急时刻“凡三疏上大元帅府，乞早临关中以符众望。且画三策：一谓镇抚关中以固根本，然后营屯于汉中，开国于西蜀，此为策之上；若驻节南阳，控楚、吴、越、齐、赵、魏之师，以临秦、晋之墟，视敌强弱为进退，选宗亲贤明者开府于关中，此为策之次；傥因都城，再治城池汴、洛之境，据成皋、崤函之险，悉严防守，此策之下；若引兵南度，则国势微弱，人心离散，此最无策。”②他们实际上是总结了汉唐定都关中，建设起以汉中为枢纽的秦蜀一体国家战略安全的经验。后来宋高宗赵构甚至也主张“倚雍之强，资蜀之富”的战略，欲迁都汉中，北顾中原。南宋建设川陕防线时，就是以汉中为中心，将陕西精兵良马与四川丰饶物产集合起来，形成强大的上流屏障，捍卫国家安全。“论天下形势，必资之秦；论秦雍军需，必资之蜀。秦与蜀，壤界之国也。拥四川之饶，据五路之强，而中兴之大势定矣。”③持此观点的南宋政治家不乏其人，“秦地形胜，精卒良马之自出，实军国之根本，然即今诸军衣食，仰给四川，则蜀又为陕右之根本。”④据秦巴腹心汉中盆地，将秦兵与蜀财集中起来，可以构筑起保卫国家安全的秦岭防线，即所谓 “蜀货可以富国，秦兵可以强国”。汉中沟通南北， “出秦甲，下蜀货，而血气周流矣”①。这是汉中对国家安全的最大贡献。唐重更加强调川陕一体化战略，“置元帅府，令总管秦、蜀十道兵马以便宜从事”。他主张“檄蜀师及川陕西路，使之输财用，辇军器，市战马，以资关中守御之备。合秦、蜀以卫王室，庶几可图再造之基，肇中兴之业”②。南宋初年，朝廷重臣都主张加强对以汉中为中心的川陕战区的建设。建炎三年三月，迪公郎张邵建议：“关中、川口之地，亦宜有以大镇抚之。”③同年五月，宰相赵鼎也主张“别遣能臣出使关陕”，继承汉唐强盛的经验，收六郡良家子，恢复唐代府兵制，积粟练兵，用好川陕。因为“关中四塞之国，周以龙兴，秦以虎视，汉高祖所以卒能并强楚成帝业者，以其先得关中之地。是知古先帝王，欲大有为于天下，莫不在此。今固未可幸，陛下他日图之”④。这就是总结汉唐经验而得出的结论。
  其次，“将图恢复，必在川陕”。南宋建立后，金兵对赵构小朝廷穷追不舍，挽救东南危局，将金兵吸引到西北，减轻两淮、荆襄战区的压力，就成为以汉中为核心的川陕战区的首要任务。以汉中为中心的秦岭南北，控扼长江、黄河之险要形势，是中华龙形地脉的龙头。南宋政治家汪若海说：“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中原为脊，东南为尾，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这实际上是从南宋国家安全出发，将立国的战略重心放在了汉中，因为这里是中华龙形地脉的头颅，是南宋国家安全战略之纲，纲举才能目张。洪咨夔也说：“天下大势，首蜀尾淮，腰膂荆襄，自昔所甚重也。”⑤“东南立国之势，腹心江浙，腰膂荆襄，维蜀道之山川，如人身之头目。”历史上南北对峙之时，东南的“头目”就在汉中为中心的秦岭南北，只有抬头，才能挺胸，才能踏实地站立东南。宋人真德秀说：“以地形考之，蜀居上流，实东南之首，荆襄其吭，而两淮其左臂也。”⑥由此证明，南宋立国江南，其国家安全重在“上流”的汉中及其南北，其次才是荆襄、江淮，而汉中又可俯瞰关中，是秦岭、淮河防线上最前沿的军事战区，不仅据有川陕之形胜，而且有巴蜀沃野之饶，故“将图恢复，必在川陕。 ”
  再次，“号令中原，必基于此”。在赵构、秦桧之流占据朝廷，南宋无由收复北方失地的形势下，汉中仍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特别是南宋立国初年，金国强大而处于攻势，南宋软弱而居于守势，怎样破解危局，张浚请求从汉中寻找突破口。他说：“窃见汉中实天下形势之地，号令中原，必基于此。谨于兴元积粟理财，以待巡幸。愿陛下早为西行之谋，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天下大计，斯可定矣。”⑦这实际上准备以汉中作为恢复中原的战略要地。胡寅等人认为：“汉中之胜，背负巴蜀，左控关陇，西连氐羌，兵劲用饶，形利势便，进可以据上流之阻，退可以待四方之变。”因此他赞许张浚的方略，“奉迎大驾，西幸梁秦，以图关中者，中兴之宏规也。”⑧朱松也说，张浚经营川陕， “因宣抚之师，东向以收中原，一年而定关陕，二年而复大梁，不三四年而天下定矣。”①后来，尽管宋高宗赵构未能西行，但汉中对国家安全的战略地位并未减轻。朝廷对张浚之后的西部重臣，寄予厚望。 “恢复之举，当自西陲始。 ”②“异时规恢远图，亦必基于此 ”。 ③汉中对南宋的国家安全起着长远的保障作用。
  第四，“表里山河，可战可守”。秦岭横空出世，矗立在川陕之中，成为南北方的战略屏障；汉中介在关中与四川盆地之间，是天下的天关、地机，九州咽喉，是秦蜀“天府之国”的核心；汉中盆地外围，秦岭屏障于北，巴山绵亘于南，汉水中贯其间，形成两山夹一川的壮美地形。这样的山川形势，使汉中自战国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时期，汉中的战略地位得到充分发挥。王庶说，“蜀以汉中、金、洋为咽喉”，而“梁、洋东彻陕华，西极洮岷，北临三秦，南压九江，表里山河，可战可守，乃天下之脊也”④。这种地位在川陕间无可替代。而汉中城更是西部名城，“自三代以来，号为巨镇，疆理所属，正当秦蜀出入之会”⑤。是关中的后方、四川的门户。“汉中形势，号五百里石穴，而南郑为都会，盖西蜀六十州之命也。”⑥因此，汉中近可护蜀，远可保东南。“中兴南渡，首吴尾蜀，有常山之势，前褒后剑，得金城之险，乃眷西顾，护蜀如头目，保蜀如元气。”⑦李焘认为，“江南建国，蔽之以淮肥之阻，则藩维乃固；制之以巴蜀之险，则上流乃安”。故“有蜀则吴强，无蜀则吴弱”⑧。而朱黼则认为：“蜀之在吴，独心腹之有咽喉，门庭之有堂奥也。咽喉闭塞，则心腹不能以自存，堂奥有盗，则门庭不能以自立。”⑨特别是在南北分裂时期，汉中更是东南的门户。“天下全，以关洛为重；天下裂，以蜀为重。蜀者，南北之关洛也。北不合蜀，无以图东南；南不连蜀，无以图西北。”⑩故“蜀若不守，江浙自摇”。“今日利害，在蜀兵之胜负。”■故曰：“今日莫若重蜀。重蜀以兴元为本。”■汉中介于关中与蜀中之间，山环水抱，形势险要，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一战略上的优势与价值，在南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淋漓尽致的体现。
  二、南宋汉中是国家经济战略安全的宝库
  宋代的汉中盆地，河渠纵横，土地肥沃，精耕细作，经济发达；茶马贸易，商贾云集，货物山积，使用纸币，商业兴旺，城市繁荣。北宋汉中盆地的中心城市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川陆宽平，鱼稻丰美”■。鱼米之乡的汉中盆地，环境优越，农业发达。“平陆延袤，凡数百里。壤土演沃，堰埭棋布，桑麻粳稻之富，引望不及。”虽然大山环抱，但交通发达，商贾云集，货物流转，“自三代已来，号为巨疆。镇理所属，正当秦蜀出入之会，下褒斜临 汉沔，平陆延袤凡数百里，壤土演沃，堰埭棋布桑麻粳稻之富，引望不及。西南逾栈道抵剑门，下趣成都。岐雍诸山，遮列东北，深蟠远跱，孕畜云雨，罅道百出，相拱如辐，远通樊邓，旁接秦陇。贸迁有无者望利而人。旧制中州之人，不得久居于此，今复弛禁，一切不问，故四方来者，颇自占业。殊习异尚，杂处闾里，天下物货，种列于市，金缯漆枲，衣被他所。近岁洮河所仰茶产巨亿，公籴私贩，辇负不绝。 ”由于商业发达，兴元府与开封府、成都府、杭州并驾齐驱，成为全国四大商贸中心之一。“邑屋富盛，人民繁庶。”①“一城之中，民屋错比，连甍接宇，可数万计。”②北宋汉中盆地的次中心城市洋州（今陕西汉中洋县）也是一派繁华景象。“洋号曰小州，在蜀最称善地，所乐有江山之胜，其养得鱼稻之饶。”③此时的洋州是西部蜀道线上的著名都市。“上通荆楚，旁通岐雍，其中所产济人急用之助，品目甚众，旦夕赢辇，道路不绝，闾巷井邑，百货填委，实四方商贾质易毕至之地，衣被秦蜀有是仰者。”④居中的位置，丰饶的物产，商贸发达，“丝商暗旅，出入如织”⑤。宋真宗时期的洋州知州乾亿，在《洋州》诗中对其繁华有生动描写：“梁州邻左右洋川，气候融融别是天。地僻过冬稀见雁，箐深初夏已闻蝉。乡风与蜀微相似，驿路见秦旧接连。骆谷转山围境内，汉江奔浪绕城边。展开步障繁花地，画出棋枰早稻田。远寺径危攒进笋，后园池冷软飞泉。秋深满院芭蕉雨，晚色临轩薜荔烟。南浦采蒲当凛冽，西溪踏石向暄妍。夕阳道观鸣钟鼓，夜月人家奏管弦。杨柳影中沽酒市，芰荷香里钓鱼船。珍禽听久名难辨，新果尝余味更全。”宋仁宗时期的洋州知州蔡交，也在《洋州》诗中描写这里的富庶：“武定新雄阃，丰宁旧奥墟。地兼秦蜀美，川会汉洋纡。翠垒环封岭，清流跃野渠。安知下斜谷，别得上华胥。干酒香村落，生金富里闾。 ” “照市成都锦，盈庠阙里书。采茶惊雉鹧，护橘趁狨狙。俗洽庭无讼，年丰廥有储。”由此可见，北宋时汉中盆地是名列全国前列的著名经济区。
  南宋汉中虽然是战争前线，但在南宋前期这里仍然保持着繁荣景象。“兴元自兵乱以来，城内生荆棘，官民皆茅屋，而帑藏寓僧舍。自太尉杨政再为帅，以次缮治，至是一新，户口浸盛，如承平时矣。”⑥乾道七年（1171）陆游到汉中，切身感受到汉中的富庶。他在《山南行》诗中描写了南宋初汉中盆地经济繁荣，充满希望：“我行山南已三日，如绳大路东西出。平川沃野望不尽，麦陇青青桑郁郁。地近函秦气俗豪，秋千蹴鞠分朋曹；苜蓿连云马蹄健，杨柳夹道车声高。古来历历兴亡处，举目山川尚如故；将军坛上冷云低，丞相祠前春日暮。国家四纪失中原，师出江淮未易吞；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他主张将抗金基地由汉中推到关中。由于北人南迁，南宋兴元府人口超过北宋。陆游的《春晚感事》诗云：“寒食梁州十万家，秋千蹴鞠尚豪华。犊车轣辘归城晚，争碾平芜入乱花。”陆游时期的汉中，其经济发展水平仍保持繁华景象，陆游的《归次汉中境上》说：“云栈屏山阅月游，马蹄初喜蹋梁州。地连秦雍川原壮，水下荆扬日夜流。”汉中担当着川陕抗金中心的重任。陆游之后郑郧到汉中，他在《游洋州崇法院》诗中说：“晓色熹微麦陇间，杖藜徐步扣禅关。两浇水足东西堰，一抹云收南北田。”洋州境内渠堰纵横，旱涝保收。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通江县尉黄裳到汉州会见利州路总领李蘩，他看到此时的汉中虽然仍保持繁荣景象，但赋税沉重，官府的“和籴 ”政策，对百姓干扰颇大。黄裳的《汉中行》说：“汉中沃野如关中，四五百里烟蒙蒙。黄云连天夏麦熟，水稻漠漠吹秋风。七月八月■稏红，一家往往收千钟。行人叹息风土好，居人生计何草草。老翁扶杖泣我前，此事何堪与君道。君不见屯军十万如貔貅。椎牛酾酒不得饱，飞刍挽粟无时休。禾稼登场虽满眼，十有八九归征求。军前输米更和籴，囊括颗粒无干糇。棱棱杀气森平原，虽食我肉不敢言。”在黄裳的建议下取消了“和籴”，减轻了百姓负担，促进了经济发展。实际上宋代汉中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重视兴修水利。位于汉江支流褒河之上的水利工程山河堰，是与都江堰、郑国渠齐名的水利工程。欧阳修在《司封员外郎许公行状》记载：宋真宗祥符年间任兴元知府，“大修山河堰”。堰水旧溉民田四万余顷，世传汉萧何所为。与欧阳修同朝为官的庆历名臣王素也有《山河堰》诗，记录山河堰的修筑。“画隼精明破晓暾，恰逢寒食过江村。轻烟飞絮汉中道，白苇黄茅渭上屯。人力万工支水派，天心两邑溉川原。柳营一饱源头看，夜雨新肥拍岸痕。”宋神宗熙宁年间知兴元府的著名文人文同在《狗溪迎湫祈雨辄应》诗中也说：“曹公三大堰，一夜满民田。”南宋淳熙十二年知兴元府的阎苍舒在《兴元》诗中说：“褒城之山划天罅，中有深谷春水生。汉家兴王启鸿业，萧相治国留英声。”歌颂了萧何修堰的历史功绩。南宋利州东路帅臣杨庚修治山河堰；兴元知府吴拱发卒万人助役，尽修六堰，浚大小渠六十五，复见古迹，并用水工准法修订，凡灌南郑、褒城田二十三万余亩，昔之瘠薄，今为膏腴。南宋绍熙四年，夏季大水，六堰尽决，兴元知府章森、常平使者范中艺等主持修复，竣工后由南郑县令晏袤撰《山河堰落成记》以记其事。由此可见，由于宋朝重视兴修山河堰等汉中盆地的水利工程，历届兴元府知府将山河堰视为为民兴利的头等大事，才使得汉中盆地成为闻名全国的经济区，确保了抗金战争的胜利。但是，南宋末年蒙古攻宋，汉中首当其冲，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遭受重创。1236年8月，蒙古大汗窝阔台的皇子阔端以塔海为元帅，汪世显为先锋，率领蒙古、西夏、女真、回鹘、吐蕃、汉诸军组成的50万大军，大举进攻四川。西路军入大散关，攻克武休关，占领兴元府（汉中），分军攻取阳平关和大安，守将曹友闻战死，汉中失陷。诗人吴泳的《汉中行》诗云：“汉中在昔称梁州，地腴壤活人烟稠。稻畦连陂翠相属，花树绕屋香不收。年年二月春风尾，户户浇花压醪子。长裙阔袖低盖头，首饰金翘竞奢侈。自从铁骑落武休，胜事扫迹随江流。道傍人荒鸟灭没，独有梨花伴寒食。君不见当年劫火然，携老扶幼奔南山。又不见拗项桥边事，七八千兵同日死。死则义魄犹有归，存则偷生漫如此。”汉中残破，预示着南宋即将灭亡。宋末元初诗人汪元量在《兴元府》诗中亦云：“秋风吹我入兴元，不马荒邮倚竹门。诗句未成云渡水，酒杯方举月临轩。山川寂寞非常态，市井萧条似破村。官吏不仁多酷虐，逃民饿死弃儿孙。”汉中经济的衰落与倒退，正是南宋灭亡、经济文化倒退的真实写照。
  三、南宋吴玠等人以汉中为中心建立起川陕防御体系
  吴玠、吴磷为代表的吴氏家族，从1131年吴玠扼守和尚原到1206年底吴曦接受金国的蜀王封号。吴家将镇守南宋西北川陕战区，总计75年，为南宋国家安全贡献了力量。
  首先，蜀口三大战，巩固了南宋以汉中为中心的川陕战区的边防，确保了南宋初年政权的安全。南宋初年的和尚原之战、饶凤关之战与仙人关之战，吴阶、吴磷兄弟领导川陕军民英勇抗敌，不仅保卫了川陕战区安全，而且使秦岭防线坚不可摧，保证了南宋的国家安全，使吴玠早于岳飞成为抗金名将。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被誉为“帝师元老”的清初著名学者朱轼在《史传三编》中指出：“宋之南渡，巴蜀最为上游，所以藩蔽荆襄、控御关陇者也。二吴兄弟实经营之，始保和尚原，继守仙人关，设形势、据险阻，使金人不得轶越，而下流安矣。及和议既成，将遂分兵撤备，而磷与胡世将力陈其不可，终以保蜀。兄弟相继数十年，绥辑人民，辅宁国家，可谓悉心以勤其事者，贤于张俊、杨沂中辈远矣。”1130年富平之战宋军惨败后撤退到兴州（今陕西略阳）、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关（今陕西大散关）及阶州（今甘肃武都）、成州（今甘肃成县）等地，重新设防，以阻金军。富平之战失利后，和尚原成为金军入川的主要障碍。和尚原是从渭水流域越秦岭进入汉中地区的重要关口之一，在大散关之东，地势险要，属川陕之首要门户，位于宝鸡西南20千米，其地势之险要与大散关不相上下。“和尚原最为要冲，自原以南，则入川路散；失此原，是无蜀也”。这时，吴玠、吴磷奉张浚之命，收集几千散兵，担任保卫和尚原的任务。有人劝吴玠移屯汉中，保住入蜀之关口，吴玠认为：“我保此，敌决不敢越我而进！坚壁临之，彼惧吾蹑其后，是所以保蜀也。”金军为了打通进入汉中的门户，决定进攻和尚原。和尚原之战就这样拉开了帷幕。金军元帅兀术亲自出马，纠集各地兵力十余万，宋军在吴玠的统领下与金军展开了生死搏斗，大败金军。兀术中箭负伤，狼狈逃走。和尚原一战，俘获金军头目300余人，甲士800余人，缴获器甲数以万计，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和尚原之战在宋金战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宋军以少胜多，重创金军主力，鼓舞了宋军的士气，扭转了富平战败的局势。此战对金军的打击是非常重大的，是其灭辽破宋以来遭到的第一次大惨败，所以有的历史记载说：“金人自入中原，其败衄未尝如此也。”“兀术之众，自是不振。”和尚原战败后，兀术回燕京养伤，撒离喝接管关陕方面的军务。他看和尚原难以攻克，遂于绍兴三年（1133）正月率大军绕过和尚原，直取汉水北岸的饶凤关（今陕西石泉西）。吴玠得到探报后，派其弟吴磷守备和尚原，自己率领数千人马，一日一夜奔驰三百里，先金军进入了饶凤关，和当地驻军会合。二月，宋金两军在饶凤关大战，金军损失惨重，但最终因叛徒带路，使一支金军绕到饶凤关的背后，导致关口失守。吴玠退守仙人关（今甘肃徽县南），吴磷也放弃和尚原，赶来会合。因为仙人关位于金军身后，撒离喝不敢继续深入，被迫后撤，吴氏兄弟挥军追击，夺取了敌军几乎全部的辎重。绍兴四年（1134）二月，兀术统率金和伪齐部队共10万人进攻仙人关。双方历经恶战，损失都很巨大，金将韩常还被弓箭射伤了左眼。最终金军无力支持，首先后退，宋军趁机收复了凤翔、秦、陇等州。从和尚原到仙人关，被称为“蜀口三战”，吴玠多次选用有利地形，以削弱金军骑兵冲锋的巨大威力，最终给金人以沉重打击，巩固了南宋川陕防线，确保了定都在杭州的南宋政权的安全。《宋史·吴玠传》说：“故得咯血疾以死。方富平之败，秦凤皆陷，金人一意睨蜀，东南之势亦棘，微玠身当其冲，无蜀久矣。”正是吴玠兄弟的英勇顽强，才确保了西南地区和南宋政权的安全。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尽南宋之力，充岳侯（岳飞）之志，益之以韩（韩世忠）、刘锜、二吴（吴玠、吴磷），可以复汴京、收陕右乎？曰：可也。 ”在三夫之看来，吴玠可以与岳飞并肩，列为南宋名将。
  其次，吴玠及其家族建立起川陕防御的后勤保障体系。吴玠为克服粮运困难的局面，采取屯田自养等多种办法。除在兴州鼓铸外，他还于绍兴七年（1137）二月，在河池发行使用银会子。银会子的发行，大大方便了蜀陇贸易，克服了铁钱与银锭子的携带不便，解决了军费匮乏的困难。此外，吴玠还汰冗员、节浮费，将各军家属迁至江南，以节便粮饷。又在沿江教习水军，以做战备。他调集戍兵，重修褒城的废堰。绍兴六年（1136）吴玠在阶、成、西、秦、凤、兴、梁、洋、利九州设置屯田、营田60余庄，耕田850多顷，岁收，有20万石。胡世将称其“为富国与强兵之资，宽疲瘵远输之急..以省馈运而宽民力”。绍兴八年（1138）七月，吴玠在利州与四川制置使胡世将共商筹运军饷大计，决定采取水陆并运转搬折用之法。自此后，宋军粮储稍为充足。

①（元）脱脱：《宋史 ·李纲传》卷 385，中华书局 1977年版。 ②《宋史 ·唐重传》卷 447，中华书局 1977年版。 ③（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 91喻汝砺《裕蜀策（高宗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版，第 1254页。 ④（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31，绍兴九年八月庚午条，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版。 ①（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3，绍兴二年四月甲申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②（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77，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③（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建炎三年三月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④（宋）赵鼎：《忠正德文集》卷1《陈防秋秋害》，乾坤正气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⑤（宋）洪咨夔：《平斋文集》卷16召试馆职策，《四部丛刊》续编本卷25，上安宣抚启。 ⑥（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3，直前奏札二，四部丛刊初编本。 ⑦（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8，建炎三年十月戊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⑧（宋）胡寅：《斐然集》卷11《寄宣抚枢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①（宋）朱松：《韦斋集》卷9《上胡察院书》，《四部丛刊》续编本。 ②（宋）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6《赐四川制置使沈介诫谕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宋）卫泾：《后乐集》卷14《与四川制置丘侍郎密札》，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④（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10，绍兴十二年八月十日条，引《王庶家集·定倾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版，第1516页。 ⑤（宋）文同：《丹渊集》卷34，《奏为乞修兴元府城及添兵状》，民国上海涵芬楼影印明汲古阁本。 ⑥（宋）孙应时：《烛湖集》卷4，《回兴元宇文尚书简》。 ⑦（宋）李子文：《蜀鉴序》，郭允蹈《蜀鉴》。 ⑧（宋）李焘：《六朝通鉴博议》卷10《陈论》。 ⑨（宋）朱黼：《永嘉朱先生三国六朝纪年总辨》卷13《梁·高祖武皇帝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⑩同上，卷7，《东晋·太宗简文皇帝》。 ■（元）脱脱：《宋史》卷378《綦崇礼传》，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11681页。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83《兴元府》，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5302页。 ■（宋）文同：《丹渊集》卷28，《谢就差知兴元府表》。 ①（宋）文同：《丹渊集》卷34，《奏为乞修兴元府府学教授状》。 ②（宋）文同：《丹渊集》卷34，《奏为乞修兴元府城及添兵状》。 ③（宋）文同：《丹渊集》卷28，《洋州谢到任表》。 ④（宋）文同：《丹渊集》卷34，《奏为乞修洋州城并添兵状》。 ⑤（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77，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条。 ⑥（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30，高宗绍兴二十三年五月，中华书局 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