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嘉陵江流域处于中国西部地区，北连渭水，南连长江，联通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大体呈南北流向。自陕西宝鸡大散关附近的嘉陵谷蜿蜒向南，穿越秦岭山地、汉中盆地西缘、大巴山山地，流经陕西、甘肃、四川、重庆三省一市，干流全长1119千米，流域面积近16万平方千米，是长江支流中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嘉陵江传统正源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凤县西北代王山南侧东峪沟①，但是嘉陵江流域内最北端为西汉水源头，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城区齐寿乡的齐寿山（34°20′N，105°45′E），西北端是白龙江源头，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下辖的郎木寺镇（34°05′N102°38′E），东北端是渠江源头，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塔子坪（32°41′N107°19′E），，南端是嘉陵江与长江的汇合处重庆（29°34′N， 106°34′E）嘉陵江流域水系发，达，众多水系构成巨大的扇形向心河网。
  围绕嘉陵江，的城市有关中平原的宝鸡、陇右的天水、汉水盆地的汉中、四川盆地的成都，这些都是历史上重要的战略性城市，而重庆的地位则在南宋之后凸显出来，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性城市。历史时期，各股势力围绕对这些城市的争夺和占有，嘉陵江流域地区成为关注的焦点，因此它在历代军事战争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地理条件、时代的不同，嘉陵江流域的这种军事战略地位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上游地区要比中下游地区更重要一些，而下游地区的重庆，战略地位也非同一般。
  一、嘉陵江流域的地理环境与战争的关系
  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大致呈三个阶梯，嘉陵江流域位于中国的第二阶梯上，从地貌上来看广元一线以北及白龙江流域为高山高原区，北部米仓山、大巴山中山区位于川陕边界，山峰连绵不断，河谷深切。从陕西省汉中市的略阳县到宁强县，形成一道分水岭。梓潼、盐亭、南部、阆中、营山一线以北，广元、旺苍、南江一线以南为北部低山区，地势北高南低，此区域内山地呈方山、桌状山、构造台地等形式的水平构造地貌，江流所过则切割成深峻峡谷。盐亭、阆中、营山以南，东至华蓥山西麓为中部丘陵区，丘陵起伏，沟谷纵横，河流迂曲，江河多以曲流形式向南穿行，此区域内丘陵表现为方山、桌状山、馒头山和浑圆形丘顶。重庆一带则为平行岭谷区，此区域地貌呈条状低山或舟状低山，河流横切背斜处形成峡谷，流经向斜处河面转为宽阔，则成宽谷，故峡区内峡谷、宽谷相间分布，呈葫芦状。②
  在这种山地峡谷的地形地貌下，首先造就了本区内关隘寨堡繁多的现象，其次造成陆路运送粮草、迅速调遣军队异常困难，而水系发达，交通运输主要依赖水上航运。嘉陵江中游江水纵贯南北四川盆地丘陵地区，东西又有渠江、涪江及其诸多小型支流辅助承担本区的水运交通，因此历代战争中各方势力为了争夺水上交通线的控制权，在水陆要冲之地建立了许多关隘，如嘉陵江上的仙人关、虞（渔）关、朝天关、青居城、钓鱼城、佛图关，白水江上的白水关，东河上的百东溪关、歧坪关，南江上的樗云关、米仓关，等等，这些关隘与嘉陵江流域的城镇、寨堡共同构成了嘉陵江流域所特有的城镇一寨堡一关隘多层攻防体系。正如《大竹县志》中所记载的，“城郭有金汤之固，乡野有严砦之险”。①
  交通道路是冷兵器时代部队行军作战的生命线，是联系交战区域和后方的纽带。嘉陵江流域地理环境复杂，具有隐蔽性、多通道及水陆交替运输的军事交通地理特征，特有的交通网络会提高部队作战的灵活性和机动性，从而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最终赢得战争。战时保护交通枢纽和咽喉要道，是交战双方军事行动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嘉陵江流域经历的最频繁的战争当属宋蒙战争与清代白莲教战争。清嘉庆间，白莲教在嘉陵江中下游发展炽盛，清军由陕入川的主要交通线路为东北路②恰好位于川东北的白莲教四大老营（巴州方山坪、通江王家寨、太平南津关、东乡张家观）之间，清军的战略物资及情报不能顺利地到达达州清军大营，嘉庆二年（1797）八九月份，“渠、达、三汇等处被贼焚掳，驿路阻塞，一切羽檄飞驰，戎帅卒武，甲帐军粮，俱由（大）竹均输转运”③，严重迟滞了清军对白莲教农民军的堵剿，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清军在战略态势上的失利。在嘉陵江上游地区，栈道千里，白莲教战争时期，这些栈道成为农民军转战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直至嘉庆五年，额勒登保才认识到川贼入陇，陇贼折秦，皆必栈道出入，欲严扼各栈要害，以堵为剿。于是令王文雄等分扼南栈之铁锁关、新集各隘，总兵索费英阿等分扼北栈之留坝江口、方柴关各隘，阻滞了农民军的运动，更方便了最终彻底消灭白莲教农民军。
  二、历史时期嘉陵江流域军事地理概述
  （一）先秦至西汉时期
  早在先秦时期，考古人员发现在殷卜辞中曾记载了殷与巴蜀在各自边境接壤地带发生的一系列和战事件④。商周之际，“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⑤，也就是说，在武王伐纣之前，嘉陵江流域的巴、蜀已臣服于周，在灭商的战争中还为周提供军队。春秋时代，巴楚联盟破裂，反目成仇，数相攻伐，巴慑于楚之锋芒，被迫南下长江流域，转入川东。战国时期，巴虽自称为王，但东受楚攻，西临蜀伐，最终巴王室只得退保嘉陵江中游的战略要地1阆中。周慎王五年（前316），“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苴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⑥。此后，巴、蜀地区被迫纳入秦的版图，作为秦统一天下的后方基地，为秦在前线战争中提供兵员、物资，确保了秦最终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无独有偶，西汉政权的建立仍以汉中、巴蜀地区为战略基地。刘邦初入汉中后， 即派将军林挚带领一军进攻蜀郡和巴郡，当时的蜀郡守是非常忠于秦王朝的武将，汉军进攻时，他曾率军队前去抵抗，结果被林挚斩首。通过这次出击，刘邦控制了汉中、巴蜀的四十一县，稳定了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之后刘邦听从韩信的建议，派人到巴蜀各地广泛招兵买马，准备粮草，出击三秦，平定天下。刘邦自汉中出击三秦时，“何以丞相留守巴蜀，镇抚谕告，使给军粮”①。刘邦打下三秦出兵关东后，萧何自汉中移镇关中，以田叔为汉中太守约二十年②，这期间又给汉军供给了大量粮饷。虽然在这一时段内，嘉陵江流域不是主战场，但是秦与西汉的建立均是以巴蜀地区为战略基地的，占据巴蜀地区大部分面积的嘉陵江流域为粮草运输提供了便利的水运交通，战略地位自然不容小觑。
  （二）西汉末至三国时期
  这一时段，巴蜀地区出现了两个割据政权，嘉陵江上游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上游地区战争频仍。建元元年四月公孙述称帝，但他并不满足割据巴蜀一隅，而是积极外拓。建武二年（26年），更始帝大将军刘嘉出击汉中，与当地军阀延岑征战不息，屡有反复。不久延岑击败刘嘉，控制汉中，刘嘉败走武都，延岑又进军武都，被更始帝部将李宝战败，逃跑被阻，被迫西逃天水。公孙述得此情报后，抓紧战机，趁机夺得汉中之地，获得了北伐的前沿阵地，控制了割据巴蜀的北庭门户。当年底，公孙述亲率数十万大军进驻汉中，广积粮草，准备御驾亲征，北取三辅。建武三年（27年），公孙述派大将程焉，率数万军队自汉中出发，前往陈仓，北取三辅，但被汉征西将军冯异击败。公孙述北拓受阻，便寄希望于东出，经过在夷陵两次大规模战役的失败，仍旧未能打开局面。刘秀扫平陇地之后，即着手伐蜀，建武十年东，刘秀以水陆两军攻蜀，水路由长江水道逆流而上，陆路则由陇道攻蜀，两军相互配合，取钳攻之势。公孙述则设置了三道防线，陆路第一道防线在河池（今甘肃徽县）、下辨（今徽县东）一带，命王元、环安保卫北大门，水路第一道防线在荆门（今湖北宜昌东），命田戎、任满等保卫东大门；陆路第二道防线在广汉（今射洪）、资中（今资阳）一带，水路第二道防线在江州（今重庆）；第三道防线在成都附近，同时广积粮草，准备长期坚守城池。刘秀大军通过二十三个月的征战，终于灭亡了公孙述这个存在了十二年的 “成家 ”政权。
  东汉末年，刘备取蜀时在嘉陵江流域发生过大规模战争。刘璋主蜀后，张鲁割据汉中，刘璋请刘备入蜀，助攻汉中。刘备率军北上，至葭萌（今昭化西北），但未与张鲁打一仗，后用庞统计，决计取代刘璋，派黄忠、卓膺领兵攻打刘璋，自己则带兵北进白水关中，同时知会诸葛亮等自荆州发兵入蜀配合。诸葛亮、张飞、赵云率兵打下江州后，即分兵三路，诸葛亮派一军平行向成都，张飞率一军北行经垫江（今合川）向巴西（今阆中），赵云则率一军取南道。他们很快攻下川东、川北、川南各郡县，到建安十九年夏，刘备率军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合围成都，刘璋出降。
  蜀汉政权建立后，在嘉陵江流域发生了刘备北取汉中的战争。建安二十年（215），曹操攻下陇右后，又击败张鲁，进军汉中，曹军势力渗透到川北一带，直接威胁了蜀汉政权的统治。为了巩固统治，建安二十三年（218）春，刘备率法正、赵云、魏延等于四月攻破马鸣阁（四川昭化西北），即进攻阳平，但进攻受阻，久攻阳平关不下，遂渡沔水，营定军山，大破魏军。曹操援军受阻，只好下令撤回在汉中的所有军队。经过十七个月的征战， 蜀军夺取整个汉中，巩固了蜀汉的统治。
  自建兴五年（227）至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六次北伐，嘉陵江上游地区成为魏蜀双方争夺的主战场。诸葛亮六次与魏军交战，都是以汉中为基地在外线进行的，其中五次是主动北伐，一次是防御。五次北伐中两次出兵祁山，其余几次路线没有变动，五次北伐差不多都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但于全局的关系都不大，在战略上双方算是战成平局。
  蜀汉后期，景耀六年（263），曹魏命诸军大举攻蜀：派征西将军邓艾督三万人自狄道取甘松、沓中，以吸引姜维军；命雍州刺史诸葛绪督三万人自祁山趋武街桥头，断绝姜维归路，命钟会统帅主力十余万大军分别从斜谷、骆谷、子午谷三路同时攻取汉中。后诸葛绪被召回，钟会在剑阁屡攻不克，唯有邓艾率军从阴平、景谷而南，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突然出现在江油城下，兵锋直指成都，蜀汉投降。蜀汉在战略上的失误主要是未能守住嘉陵江上游地带，上游地区被突破后，虽在剑阁抵挡魏国十万大军，但对号称天险的阴平道未设防，才使得邓艾出奇兵制胜。
  （三）两晋南北朝时期
  两晋南北朝是个战乱的年代，嘉陵江流域亦是战乱四起。公元263年，曹魏灭汉，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起晋朝，史称西晋。司马炎加强了对巴蜀地区的控制，充分利用该地区占据长江上游的有利位置，把这里作为征讨东吴的重要战略基地。咸宁五年（279）至太康元年（280）的伐吴战争中，巴蜀军队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晋武帝司马炎死后，惠帝继位，惠帝昏庸愚痴，各地流民、少数民族纷纷起兵反晋。李特、李雄父子以入蜀就食的六郡流民为主要力量，逐步消除西晋在巴蜀地区的军事力量，割据巴蜀，建立成汉政权。李雄称成都王后，不断对外用兵，开疆拓土，整个嘉陵江流域几乎全部囊括在成汉政权的统治之下。永和二年（346）十一月，东晋大将桓温自长江逆流而上伐蜀，李势投降，成汉政权灭亡。
  东晋梁州刺史司马勋企图割据益州，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反叛，率兵入剑阁，攻占涪城（今绵阳），围成都，但荆州刺史溯汉水而上，直捣司马勋的老巢，司马勋兵败。
  就在梁、益二州相继发生变乱的时候，以关中为根基的前秦政权日益强大，于太和六年（371）攻取了嘉陵江上游的仇池国（今甘肃省东南部的西和县、成县、文县一带），后于宁康元年（373）分两路大举进攻巴蜀，一路攻汉中，一路攻剑阁，剑阁攻克后，引兵南向，遂克成都。前秦统治巴蜀时期，曾发生过几次巴蜀士族势力反抗前秦统治的战争。直至淝水之战，前秦大乱，东晋在嘉陵江流域发动攻势，收复梁州、益州，梁、益又重新纳入东晋的版图。之后在巴蜀地区又发生了谯纵之乱，东晋政府前后两次西征巴蜀，主要作战区域也在嘉陵江中下游地区。
  （四）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四川东部嘉陵江流域始终处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下，由于四川历史上多次出现割据政权，两晋南北朝时期，又不断发生大规模的变乱，因而形成“蜀人好乱”的印象。加之四川北邻关中，一旦朝廷有变，皇帝往往避乱蜀中。因此隋唐王朝一直注意加强对四川的控制和经略。
  隋朝建立之初，隋文帝就非常重视对四川的控制，他以“巴蜀险阻，人好为乱”为理由，下令毁剑阁道，另开平路，以便去蜀之险。杨坚认为，要防止四川地区发生叛乱，应当树建藩屏，封殖子孙，因此以第四子杨秀镇守巴蜀。隋炀帝继位后，地方军权统归中央，四川各地的郡县长官，位卑权小，又无兵权，因此在隋末的大动乱中，四川地区既没有形成割据政权，也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而成为当时全国最安定的地方。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十一月，李渊攻克长安后，迅速决策底定巴蜀，在李渊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巴蜀各州县相继归附，巴蜀地区就此纳入李唐王朝的版图。李渊称帝于长安时，仅占有关中、巴蜀和河东的南部地区，为了支持全国的统一战争，唐高祖一方面加强对巴蜀的控制，另一方面又利用巴蜀丰富的人力、物力，在嘉陵江上游地区同薛举割据势力决战中，巴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至太宗即位后，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基本结束。
  （五）五代两宋时期
  唐末藩镇割据，最终导致了我国历史再次进入分裂时期 ——五代十国。公元907年九月，王建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蜀，史称前蜀，在割据四川的基业已成的形势下，王建紧接着便发动了兼并东川、山南，以武力独霸四川的战争，山南地区即为嘉陵江中下游地区，嘉陵江流域被纳入王建的前蜀政权；934年，孟知祥据有两川，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后蜀，嘉陵江再次被纳入后蜀政权。广政二十八年（965）十一月，宋军王全斌一路率兵取兴州（今陕西略阳），越三泉，直达广元一带，接着攻破剑门，又联合自长江水路进攻的刘光义，兵指成都，后蜀灭亡。 1127年，金军灭亡北宋，之后曾多次挥师南下，企图灭亡刚刚建立的南宋王朝。建炎二年（1128），金兵基本上占领了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建炎三年，金军又席卷了江南、江西、湖南广大地区。嘉陵江流域地区在南宋初年还不处于抗金前线，未受到金军的侵扰。建炎四年，张浚发动富平之战失败，陕西尽失，从此四川嘉陵江上游地区成为抗金前线之一。经过和尚原、饶凤关、仙人关三大战役，宋军在西起甘肃天水，东至陕西汉中的嘉陵江上游地区构筑了一道坚固的防线，破灭了金人欲先占川蜀，再顺长江而下，合击江南的战略计划，迄至金朝灭亡，金军未能进入四川地区，保证了四川地区的安全，足见嘉陵江上游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南宋后期，蒙古灭金，四川嘉陵江流域又处于抗蒙（元）前线，独挑南宋王朝西线抗蒙（元）重担。在强大的蒙古军队进攻面前，蜀道天险尽失，蒙（元）军队进入四川，成为南宋最后抗元基地，达半个世纪之久，直到1279年才被全部占领。
  绍定四年（1231）十月，蒙古为灭金，向宋提出假道的要求，大举攻宋，西路军由沔州南下进攻大安军，并沿嘉陵江长驱南下，经利州、葭萌、阆中、南部至果州，“长驱直入，若践无人之境”，一直打到四川腹地。端平二年（1235）秋，蒙古窝阔台一军首先发起了①对南宋四川的进攻，大安之役胜利之后，南宋蜀口防线立刻瓦解，蒙军长驱入蜀，十月，蒙军连克利州、剑阁、阆中，接着兵分三路攻入成都。蒙古破蜀之后，即着手由四川攻入南宋的京湖地区，致力于打通川东门户，嘉熙元年（1237），蒙古军攻下南宋蜀边最后一个据点金州（今安康）后，即翻越大巴山，经达州，进入长江三峡地区，但由于宋军列于长江南岸，不得渡江，只好退兵，初次打通川东门户的尝试失败。嘉熙三年（1239）蒙军塔海帅师又入四川，攻重庆，首破长江天险，但由于孟珙兄弟封锁三峡，二次打通川东门户的尝试失败。
  蒙军几次大规模入蜀，使得四川的军事防御体系崩溃，甚至政治中心成都惨遭蹂躏，四川如果不保，将严重威胁东南的安全，在此危急的关头，南宋朝廷将四川的军政中心由 残破不堪的成都移往嘉陵江下游的重庆，置司重庆无疑是明智的选择。当时川西、川北残破厉害，移司重庆，有利于支撑四川残局。从此直到四川最后陷落，重庆一直是南宋在四川的指挥中心，在抗蒙（元）战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余玠治蜀期间，把防御阵地和州府治所搬至山城，借助水势，增加山险，发挥地理优势，扬长避短，以步制骑，并且调整防线，把军队重新布置在新构筑的山城要地上，原驻沔州的军队，驻屯青居城，防备嘉陵江，原驻兴元的军队，驻屯钓鱼城，防备嘉陵江，原驻金州的军队，驻屯大获城，防备蜀口钓鱼城，原驻利州的军队，驻屯云顶城，防备沱江和岷江，四支军队层层设防，确保四川南部的安全。
  淳祐十年（1250），四川形势全面好转，时任四川安抚制置使的余玠调集蜀中精锐，沿金牛道北上，先击败了蒙古利路王进①，后在西县（陕西勉县西）一带遇蒙军遭遇，三战三捷，并于次年四月亲自指挥大军围攻兴元，由于陕西各处蒙军的紧急增援，余玠被迫撤围而还。 ②
  蒙哥汗继位后，蒙古在攻宋战略上作了重大调整，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攻略战法，而注重屯田积粮、筑城驻兵，并成功地攻灭大理，实施大规模的“斡腹”西南攻宋的战略，选择四川为灭宋的主攻方向，因此嘉陵江流域成为宋蒙交战的主战场。宝祐三年秋，自云南北攻四川的蒙军攻占重庆，继续北上合州，驻利州和兴元的两路蒙军也进至合州，意图拔除钓鱼城这座四川宋军最为坚固的堡垒，由于南宋 “将士协心剿逐 ”，三路蒙军只好于次年相继退师。
  宝祐五年（1257）春，蒙哥准备三路大军攻宋，其中蒙哥汗亲自率领的西路军主力进攻四川地区。在大举进攻四川之前，蒙古督元帅纽磷率军万人攻略四川，为大军开道。纽磷率军自利州沿嘉陵江而下，过阆州大获山，经梁山军，直抵夔门，次年初，纽磷自川东回师，经钓鱼山退往成都，纽磷的这次进攻席卷了整个嘉陵江流域，为蒙哥大军入蜀奠定了基础。宝祐六年七月，蒙哥将军队分三道入蜀，蒙哥自率一军由陇州入大散关，十月，军至剑门，攻克险要的苦竹隘，招降龙州（今江油），攻破长宁山城，后乘船沿嘉陵江而下，阆州大获城降，军至和溪口（今岳池县西），运山城、青居城、大良山城等先后降蒙，月底，蒙哥率军进至合州，围攻南宋在川东地区的坚固堡垒钓鱼城。
  开庆元年（1259）二月至五月，蒙军发动多次大规模的进攻，始终未能攻取钓鱼城。在钓鱼城被围的严峻形势下，南宋派吕文德率军入援四川，以解合州之围。③吕文德沿江进入重庆后率战船沿嘉陵江而上，增援钓鱼城，蒙军在三槽山一带阻截，七月，吕文德突破防线继续向钓鱼山挺进，蒙哥命史天泽统军迎战，宋蒙两军在黑石峡接战，宋军溃败。蒙军久屯于合州钓鱼城下，又值酷暑季节，加以水土不服，导致军中疾病流行，情况相当严重。蒙哥汗也患上重病，不久去世。蒙哥汗去世后，蒙军无法继续前进，被迫撤军北返。忽必烈继位后，改变战略主攻方向，四川地区已不是宋蒙（元）战争的主战场，因此在四川嘉陵江流域双方展开了扩展占区与收复失地的拉锯战，驻青居的蒙军和驻钓鱼城的宋军都曾多次向对方发动进攻，均进展不大，胜负未分。这时全蜀残破，唯有沿江一线几座山城，特别是嘉陵江流域的钓鱼城尚相当坚固，支撑着宋朝在四川的统治。 1274年，元军占领襄 樊之后，忽必烈令元军攻取东、西两川。1279年一月，合州守将王立降元，二月陆秀夫负赵昺在崖山投海而死，元朝彻底平定四川诸城，嘉陵江流域的钓鱼城是南宋抗元战争最久和最后的基地。
  （六）元明时期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全国规模的红巾军起义在颍川爆发，推翻元王朝在四川统治的明玉珍也是红巾军的一支。1357年秋，明玉珍兵船经三峡攻占重庆，后又以重庆为据点，同元朝在四川的残余势力和地主武装开展了一系列的军事斗争，兵锋指向川北、川西地区，取得了一系列军事斗争的胜利，建立了大夏政权，定都嘉陵江下游重镇重庆。
  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命汤和为征西将军，率舟师由瞿塘进攻重庆，命傅友德为征虏将军，率步骑由秦陇进攻成都。傅友德所率的步骑乘虚而入，连克阶、文，又破绵竹，直逼汉州，东路进攻的汤和也从间道攻克夔门，进逼重庆，明昇投降。存在了9年的大夏政权宣告灭亡，四川从此又归于明朝统治。
  明代前期和中期，四川地区发生了三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天顺六年（1462）八月的赵铎起义，正德三年（1508）的川中农民起义，嘉靖四十四年（1566）的蔡伯贯起义，这三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均涉及嘉陵江流域。明朝后期，自崇祯六年至崇祯十二年，张献忠大西军四次入蜀作战，其中第三次入川作战范围涉及嘉陵江流域部分地区，此次作战兵分两路，分别攻克龙安（今平武县）、剑阁、绵州、安岳等州县。摇黄农民军在四川的活动也支持了张献忠大西军的多次入川作战。
  综上所述，在历史时期，嘉陵江流域具有重要军事战略地位，嘉陵江上游秦岭、巴山、陇右地区向来是四川联系外部的北方通道。历史上历次战争中，几乎都在嘉陵江上游地区用兵，特别是汉代刘邦反击三秦，刘秀讨伐公孙述，诸葛亮六次北伐，宋金、宋蒙（元）战争，朱元璋讨伐大夏政权都率先攻占嘉陵江上游地区，夺得四川北部屏障，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嘉陵江下游的重庆战略地位自南宋之后突显出来，南宋移治重庆，重庆的钓鱼城在宋蒙（元）战争中独挑了四川的抗蒙斗争，明玉珍定都重庆，都可以看出重庆战略地位的提高。
  三、宋蒙战争期间嘉陵江流域军事地理作用
  宋蒙战争爆发不久，全国很快形成两大主力战场，即中部荆襄战区与西部四川战区。由于此前旷日持久的金宋战争经验教训，宋蒙双方均十分重视对四川战区的争夺。在成都平原无险可守，很快被蒙古军攻掠、残破之后，纵贯四川南北中央的嘉陵江流域成为宋蒙双方军事攻守的战略重要地带。战争初期，宋蒙军队先后在嘉陵江流域进行过青野原之战、苦竹隘之战、青居之战、运山城之战，尽管蒙古气势汹汹、具有压倒性军事优势，但南宋爱国军民仍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勇抵抗，延缓了蒙古军队南下四川、从长江上游包抄、灭亡南宋的战略实施。宋蒙战争中，经过战争初期的节节败退，南宋军队逐渐摸索出对付游牧民族强悍骑兵的防御策略，即以山川、江河关隘为防御节点，组建山城防御体系，形成在宋蒙战争中发挥巨大抗敌保境意义的“川中八柱”①。“八柱”意为四川爱国军民抵抗蒙古的八个军事据点与中流砥柱，即苍溪大获城、通江得汉城、金堂云顶城、果州青居城、 蓬安运山城、泸州神臂城、合州钓鱼城、夔州白帝城，大部分坐落在嘉陵江流域。这些抗蒙城堡互为掎角，遥相呼应，共同牵制蒙军，曾经有效地阻击了蒙古迅速南下的“平宋”战略，特别是合州钓鱼城，更是创造了促使蒙古国主帅败亡、坚守三十六年岿然不动、直到南宋灭亡仍然未能失守的军事奇迹。
  嘉陵江流域作为沟通中国中西部地区南北的水上交通动脉，穿越秦岭、大巴山地区，曲流千里，隐蔽性强、水陆转运灵活，具有良好的军事地理条件。宋蒙战争中，南宋军民能够在川东南地区坚守半世纪之久，与嘉陵江流域良好的军事地理条件与成功的军事防御战略有直接的关系。其成功经验为，首先是未雨绸缪，重视在流域山河交接部利用自然险阻构筑山地防御设施，以山城军事防御为主，辅以用水与粮食供给保障，确保长期坚守而无绝水断粮之虞；二是充分利用嘉陵江及其支流水上运输通道，与四川指挥中枢 ——重庆制置司保持联系，保证通信与增援畅通；三是和川中各抗蒙城堡互为掎角、相互声援，以逸待劳，牵制蒙军，致使对方顾此失彼，损兵折将，顽强地阻击强敌于巴蜀山地，有效地延缓了南宋国祚的灭亡。宋蒙战争中期，南宋军民在四川主要采取“守点不守线，连点而成线”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依山筑城，形成了一条以嘉陵江沿线为轴线的军事防御体系。特别是合川钓鱼城，位于嘉陵江穿过华蓥山形成的小三峡之上口，控扼水陆交通要冲，下可与重庆相互应援，上可阻自北面来犯的蒙军，为重庆屏障。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采纳播州有识之士冉琎、冉璞兄弟“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徒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胜于十万师远矣”的建议，构筑了取得巨大军事功效的钓鱼山城防御堡垒。

①四川省水利电力厅编：《嘉陵江志》，四川省水利电力厅 1991年内刊本，第1页。 ②同上，第5页。 ①道光版《大竹县志》卷 22《武功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6年版。 ②自汉州出发，经中江、三台、盐亭、南部、阆中、仪陇、巴州、南江，北与米仓道相接的一条交通线。出自易宇《清代四川地区嘉陵江流域陆路交通研究》，西南大学 2011年硕士论文。 ③道光版《大竹县志》卷 37陈跻敬《邑侯张公暨驻防王公死难传》，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6年版。 ④贾大泉、陈世松：《四川通史》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第 45页。 ⑤（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巴蜀书社出版 1984年版，第21页。 ⑥同上，第32页。 ①（汉）班固：《汉书》卷 39《萧何传》，中华书局 1962年版。 ②同上，卷 37《田叔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①（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 99《经国》李鸣复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版，第 1349页。 ①（明）宋濂：《宋学士集 ·翰苑别集》卷 1《杨氏家传》。 ②（元）王鹗：《汪忠烈公神道碑》载《陇右金石录》，《石刻史料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77年版，第 16096页。 ③（元）脱脱：《宋史》卷 44《理宗四》，中华书局 1985年版，第 865页。 ①元代姚燧在《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记述：“宋臣余玠议弃平土，即云顶、运山、大获、得汉、白帝、钓鱼、青居、苦竹筑垒，移成都、蓬、阆、洋、夔、合、顺庆、隆庆八府州治其上，号为八柱，不战而自守矣。蹙蜀之本，实张于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