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嘉陵江流域的历史军事地理意义
  马 强 高晓阳
  ——兼论宋金宋蒙战争中嘉陵江防御体系的军事价值
  嘉陵江流域处于中国西部地区，北连渭水，南连长江，联通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大体呈南北流向。自陕西宝鸡大散关附近的嘉陵谷蜿蜒向南，穿越秦岭山地、汉中盆地西缘、大巴山山地，流经陕西、甘肃、四川、重庆三省一市，干流全长1119千米，流域面积近16万平方千米，是长江支流中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嘉陵江传统正源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凤县西北代王山南侧东峪沟①，但是嘉陵江流域内最北端为西汉水源头，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城区齐寿乡的齐寿山（34°20′N，105°45′E），西北端是白龙江源头，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下辖的郎木寺镇（34°05′N102°38′E），东北端是渠江源头，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塔子坪（32°41′N107°19′E），，南端是嘉陵江与长江的汇合处重庆（29°34′N， 106°34′E）嘉陵江流域水系发，达，众多水系构成巨大的扇形向心河网。
  围绕嘉陵江，的城市有关中平原的宝鸡、陇右的天水、汉水盆地的汉中、四川盆地的成都，这些都是历史上重要的战略性城市，而重庆的地位则在南宋之后凸显出来，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性城市。历史时期，各股势力围绕对这些城市的争夺和占有，嘉陵江流域地区成为关注的焦点，因此它在历代军事战争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地理条件、时代的不同，嘉陵江流域的这种军事战略地位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上游地区要比中下游地区更重要一些，而下游地区的重庆，战略地位也非同一般。
  一、嘉陵江流域的地理环境与战争的关系
  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大致呈三个阶梯，嘉陵江流域位于中国的第二阶梯上，从地貌上来看广元一线以北及白龙江流域为高山高原区，北部米仓山、大巴山中山区位于川陕边界，山峰连绵不断，河谷深切。从陕西省汉中市的略阳县到宁强县，形成一道分水岭。梓潼、盐亭、南部、阆中、营山一线以北，广元、旺苍、南江一线以南为北部低山区，地势北高南低，此区域内山地呈方山、桌状山、构造台地等形式的水平构造地貌，江流所过则切割成深峻峡谷。盐亭、阆中、营山以南，东至华蓥山西麓为中部丘陵区，丘陵起伏，沟谷纵横，河流迂曲，江河多以曲流形式向南穿行，此区域内丘陵表现为方山、桌状山、馒头山和浑圆形丘顶。重庆一带则为平行岭谷区，此区域地貌呈条状低山或舟状低山，河流横切背斜处形成峡谷，流经向斜处河面转为宽阔，则成宽谷，故峡区内峡谷、宽谷相间分布，呈葫芦状。②
  在这种山地峡谷的地形地貌下，首先造就了本区内关隘寨堡繁多的现象，其次造成陆路运送粮草、迅速调遣军队异常困难，而水系发达，交通运输主要依赖水上航运。嘉陵江中游江水纵贯南北四川盆地丘陵地区，东西又有渠江、涪江及其诸多小型支流辅助承担本区的水运交通，因此历代战争中各方势力为了争夺水上交通线的控制权，在水陆要冲之地建立了许多关隘，如嘉陵江上的仙人关、虞（渔）关、朝天关、青居城、钓鱼城、佛图关，白水江上的白水关，东河上的百东溪关、歧坪关，南江上的樗云关、米仓关，等等，这些关隘与嘉陵江流域的城镇、寨堡共同构成了嘉陵江流域所特有的城镇一寨堡一关隘多层攻防体系。正如《大竹县志》中所记载的，“城郭有金汤之固，乡野有严砦之险”。①
  交通道路是冷兵器时代部队行军作战的生命线，是联系交战区域和后方的纽带。嘉陵江流域地理环境复杂，具有隐蔽性、多通道及水陆交替运输的军事交通地理特征，特有的交通网络会提高部队作战的灵活性和机动性，从而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最终赢得战争。战时保护交通枢纽和咽喉要道，是交战双方军事行动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嘉陵江流域经历的最频繁的战争当属宋蒙战争与清代白莲教战争。清嘉庆间，白莲教在嘉陵江中下游发展炽盛，清军由陕入川的主要交通线路为东北路②恰好位于川东北的白莲教四大老营（巴州方山坪、通江王家寨、太平南津关、东乡张家观）之间，清军的战略物资及情报不能顺利地到达达州清军大营，嘉庆二年（1797）八九月份，“渠、达、三汇等处被贼焚掳，驿路阻塞，一切羽檄飞驰，戎帅卒武，甲帐军粮，俱由（大）竹均输转运”③，严重迟滞了清军对白莲教农民军的堵剿，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清军在战略态势上的失利。在嘉陵江上游地区，栈道千里，白莲教战争时期，这些栈道成为农民军转战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直至嘉庆五年，额勒登保才认识到川贼入陇，陇贼折秦，皆必栈道出入，欲严扼各栈要害，以堵为剿。于是令王文雄等分扼南栈之铁锁关、新集各隘，总兵索费英阿等分扼北栈之留坝江口、方柴关各隘，阻滞了农民军的运动，更方便了最终彻底消灭白莲教农民军。
  二、历史时期嘉陵江流域军事地理概述
  （一）先秦至西汉时期
  早在先秦时期，考古人员发现在殷卜辞中曾记载了殷与巴蜀在各自边境接壤地带发生的一系列和战事件④。商周之际，“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⑤，也就是说，在武王伐纣之前，嘉陵江流域的巴、蜀已臣服于周，在灭商的战争中还为周提供军队。春秋时代，巴楚联盟破裂，反目成仇，数相攻伐，巴慑于楚之锋芒，被迫南下长江流域，转入川东。战国时期，巴虽自称为王，但东受楚攻，西临蜀伐，最终巴王室只得退保嘉陵江中游的战略要地1阆中。周慎王五年（前316），“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苴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⑥。此后，巴、蜀地区被迫纳入秦的版图，作为秦统一天下的后方基地，为秦在前线战争中提供兵员、物资，确保了秦最终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无独有偶，西汉政权的建立仍以汉中、巴蜀地区为战略基地。刘邦初入汉中后， 即派将军林挚带领一军进攻蜀郡和巴郡，当时的蜀郡守是非常忠于秦王朝的武将，汉军进攻时，他曾率军队前去抵抗，结果被林挚斩首。通过这次出击，刘邦控制了汉中、巴蜀的四十一县，稳定了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之后刘邦听从韩信的建议，派人到巴蜀各地广泛招兵买马，准备粮草，出击三秦，平定天下。刘邦自汉中出击三秦时，“何以丞相留守巴蜀，镇抚谕告，使给军粮”①。刘邦打下三秦出兵关东后，萧何自汉中移镇关中，以田叔为汉中太守约二十年②，这期间又给汉军供给了大量粮饷。虽然在这一时段内，嘉陵江流域不是主战场，但是秦与西汉的建立均是以巴蜀地区为战略基地的，占据巴蜀地区大部分面积的嘉陵江流域为粮草运输提供了便利的水运交通，战略地位自然不容小觑。
  （二）西汉末至三国时期
  这一时段，巴蜀地区出现了两个割据政权，嘉陵江上游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上游地区战争频仍。建元元年四月公孙述称帝，但他并不满足割据巴蜀一隅，而是积极外拓。建武二年（26年），更始帝大将军刘嘉出击汉中，与当地军阀延岑征战不息，屡有反复。不久延岑击败刘嘉，控制汉中，刘嘉败走武都，延岑又进军武都，被更始帝部将李宝战败，逃跑被阻，被迫西逃天水。公孙述得此情报后，抓紧战机，趁机夺得汉中之地，获得了北伐的前沿阵地，控制了割据巴蜀的北庭门户。当年底，公孙述亲率数十万大军进驻汉中，广积粮草，准备御驾亲征，北取三辅。建武三年（27年），公孙述派大将程焉，率数万军队自汉中出发，前往陈仓，北取三辅，但被汉征西将军冯异击败。公孙述北拓受阻，便寄希望于东出，经过在夷陵两次大规模战役的失败，仍旧未能打开局面。刘秀扫平陇地之后，即着手伐蜀，建武十年东，刘秀以水陆两军攻蜀，水路由长江水道逆流而上，陆路则由陇道攻蜀，两军相互配合，取钳攻之势。公孙述则设置了三道防线，陆路第一道防线在河池（今甘肃徽县）、下辨（今徽县东）一带，命王元、环安保卫北大门，水路第一道防线在荆门（今湖北宜昌东），命田戎、任满等保卫东大门；陆路第二道防线在广汉（今射洪）、资中（今资阳）一带，水路第二道防线在江州（今重庆）；第三道防线在成都附近，同时广积粮草，准备长期坚守城池。刘秀大军通过二十三个月的征战，终于灭亡了公孙述这个存在了十二年的 “成家 ”政权。
  东汉末年，刘备取蜀时在嘉陵江流域发生过大规模战争。刘璋主蜀后，张鲁割据汉中，刘璋请刘备入蜀，助攻汉中。刘备率军北上，至葭萌（今昭化西北），但未与张鲁打一仗，后用庞统计，决计取代刘璋，派黄忠、卓膺领兵攻打刘璋，自己则带兵北进白水关中，同时知会诸葛亮等自荆州发兵入蜀配合。诸葛亮、张飞、赵云率兵打下江州后，即分兵三路，诸葛亮派一军平行向成都，张飞率一军北行经垫江（今合川）向巴西（今阆中），赵云则率一军取南道。他们很快攻下川东、川北、川南各郡县，到建安十九年夏，刘备率军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合围成都，刘璋出降。
  蜀汉政权建立后，在嘉陵江流域发生了刘备北取汉中的战争。建安二十年（215），曹操攻下陇右后，又击败张鲁，进军汉中，曹军势力渗透到川北一带，直接威胁了蜀汉政权的统治。为了巩固统治，建安二十三年（218）春，刘备率法正、赵云、魏延等于四月攻破马鸣阁（四川昭化西北），即进攻阳平，但进攻受阻，久攻阳平关不下，遂渡沔水，营定军山，大破魏军。曹操援军受阻，只好下令撤回在汉中的所有军队。经过十七个月的征战， 蜀军夺取整个汉中，巩固了蜀汉的统治。
  自建兴五年（227）至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六次北伐，嘉陵江上游地区成为魏蜀双方争夺的主战场。诸葛亮六次与魏军交战，都是以汉中为基地在外线进行的，其中五次是主动北伐，一次是防御。五次北伐中两次出兵祁山，其余几次路线没有变动，五次北伐差不多都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但于全局的关系都不大，在战略上双方算是战成平局。
  蜀汉后期，景耀六年（263），曹魏命诸军大举攻蜀：派征西将军邓艾督三万人自狄道取甘松、沓中，以吸引姜维军；命雍州刺史诸葛绪督三万人自祁山趋武街桥头，断绝姜维归路，命钟会统帅主力十余万大军分别从斜谷、骆谷、子午谷三路同时攻取汉中。后诸葛绪被召回，钟会在剑阁屡攻不克，唯有邓艾率军从阴平、景谷而南，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突然出现在江油城下，兵锋直指成都，蜀汉投降。蜀汉在战略上的失误主要是未能守住嘉陵江上游地带，上游地区被突破后，虽在剑阁抵挡魏国十万大军，但对号称天险的阴平道未设防，才使得邓艾出奇兵制胜。
  （三）两晋南北朝时期
  两晋南北朝是个战乱的年代，嘉陵江流域亦是战乱四起。公元263年，曹魏灭汉，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起晋朝，史称西晋。司马炎加强了对巴蜀地区的控制，充分利用该地区占据长江上游的有利位置，把这里作为征讨东吴的重要战略基地。咸宁五年（279）至太康元年（280）的伐吴战争中，巴蜀军队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晋武帝司马炎死后，惠帝继位，惠帝昏庸愚痴，各地流民、少数民族纷纷起兵反晋。李特、李雄父子以入蜀就食的六郡流民为主要力量，逐步消除西晋在巴蜀地区的军事力量，割据巴蜀，建立成汉政权。李雄称成都王后，不断对外用兵，开疆拓土，整个嘉陵江流域几乎全部囊括在成汉政权的统治之下。永和二年（346）十一月，东晋大将桓温自长江逆流而上伐蜀，李势投降，成汉政权灭亡。
  东晋梁州刺史司马勋企图割据益州，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反叛，率兵入剑阁，攻占涪城（今绵阳），围成都，但荆州刺史溯汉水而上，直捣司马勋的老巢，司马勋兵败。
  就在梁、益二州相继发生变乱的时候，以关中为根基的前秦政权日益强大，于太和六年（371）攻取了嘉陵江上游的仇池国（今甘肃省东南部的西和县、成县、文县一带），后于宁康元年（373）分两路大举进攻巴蜀，一路攻汉中，一路攻剑阁，剑阁攻克后，引兵南向，遂克成都。前秦统治巴蜀时期，曾发生过几次巴蜀士族势力反抗前秦统治的战争。直至淝水之战，前秦大乱，东晋在嘉陵江流域发动攻势，收复梁州、益州，梁、益又重新纳入东晋的版图。之后在巴蜀地区又发生了谯纵之乱，东晋政府前后两次西征巴蜀，主要作战区域也在嘉陵江中下游地区。
  （四）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四川东部嘉陵江流域始终处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下，由于四川历史上多次出现割据政权，两晋南北朝时期，又不断发生大规模的变乱，因而形成“蜀人好乱”的印象。加之四川北邻关中，一旦朝廷有变，皇帝往往避乱蜀中。因此隋唐王朝一直注意加强对四川的控制和经略。
  隋朝建立之初，隋文帝就非常重视对四川的控制，他以“巴蜀险阻，人好为乱”为理由，下令毁剑阁道，另开平路，以便去蜀之险。杨坚认为，要防止四川地区发生叛乱，应当树建藩屏，封殖子孙，因此以第四子杨秀镇守巴蜀。隋炀帝继位后，地方军权统归中央，四川各地的郡县长官，位卑权小，又无兵权，因此在隋末的大动乱中，四川地区既没有形成割据政权，也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而成为当时全国最安定的地方。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十一月，李渊攻克长安后，迅速决策底定巴蜀，在李渊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巴蜀各州县相继归附，巴蜀地区就此纳入李唐王朝的版图。李渊称帝于长安时，仅占有关中、巴蜀和河东的南部地区，为了支持全国的统一战争，唐高祖一方面加强对巴蜀的控制，另一方面又利用巴蜀丰富的人力、物力，在嘉陵江上游地区同薛举割据势力决战中，巴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至太宗即位后，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基本结束。
  （五）五代两宋时期
  唐末藩镇割据，最终导致了我国历史再次进入分裂时期 ——五代十国。公元907年九月，王建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蜀，史称前蜀，在割据四川的基业已成的形势下，王建紧接着便发动了兼并东川、山南，以武力独霸四川的战争，山南地区即为嘉陵江中下游地区，嘉陵江流域被纳入王建的前蜀政权；934年，孟知祥据有两川，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后蜀，嘉陵江再次被纳入后蜀政权。广政二十八年（965）十一月，宋军王全斌一路率兵取兴州（今陕西略阳），越三泉，直达广元一带，接着攻破剑门，又联合自长江水路进攻的刘光义，兵指成都，后蜀灭亡。 1127年，金军灭亡北宋，之后曾多次挥师南下，企图灭亡刚刚建立的南宋王朝。建炎二年（1128），金兵基本上占领了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建炎三年，金军又席卷了江南、江西、湖南广大地区。嘉陵江流域地区在南宋初年还不处于抗金前线，未受到金军的侵扰。建炎四年，张浚发动富平之战失败，陕西尽失，从此四川嘉陵江上游地区成为抗金前线之一。经过和尚原、饶凤关、仙人关三大战役，宋军在西起甘肃天水，东至陕西汉中的嘉陵江上游地区构筑了一道坚固的防线，破灭了金人欲先占川蜀，再顺长江而下，合击江南的战略计划，迄至金朝灭亡，金军未能进入四川地区，保证了四川地区的安全，足见嘉陵江上游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南宋后期，蒙古灭金，四川嘉陵江流域又处于抗蒙（元）前线，独挑南宋王朝西线抗蒙（元）重担。在强大的蒙古军队进攻面前，蜀道天险尽失，蒙（元）军队进入四川，成为南宋最后抗元基地，达半个世纪之久，直到1279年才被全部占领。
  绍定四年（1231）十月，蒙古为灭金，向宋提出假道的要求，大举攻宋，西路军由沔州南下进攻大安军，并沿嘉陵江长驱南下，经利州、葭萌、阆中、南部至果州，“长驱直入，若践无人之境”，一直打到四川腹地。端平二年（1235）秋，蒙古窝阔台一军首先发起了①对南宋四川的进攻，大安之役胜利之后，南宋蜀口防线立刻瓦解，蒙军长驱入蜀，十月，蒙军连克利州、剑阁、阆中，接着兵分三路攻入成都。蒙古破蜀之后，即着手由四川攻入南宋的京湖地区，致力于打通川东门户，嘉熙元年（1237），蒙古军攻下南宋蜀边最后一个据点金州（今安康）后，即翻越大巴山，经达州，进入长江三峡地区，但由于宋军列于长江南岸，不得渡江，只好退兵，初次打通川东门户的尝试失败。嘉熙三年（1239）蒙军塔海帅师又入四川，攻重庆，首破长江天险，但由于孟珙兄弟封锁三峡，二次打通川东门户的尝试失败。
  蒙军几次大规模入蜀，使得四川的军事防御体系崩溃，甚至政治中心成都惨遭蹂躏，四川如果不保，将严重威胁东南的安全，在此危急的关头，南宋朝廷将四川的军政中心由 残破不堪的成都移往嘉陵江下游的重庆，置司重庆无疑是明智的选择。当时川西、川北残破厉害，移司重庆，有利于支撑四川残局。从此直到四川最后陷落，重庆一直是南宋在四川的指挥中心，在抗蒙（元）战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余玠治蜀期间，把防御阵地和州府治所搬至山城，借助水势，增加山险，发挥地理优势，扬长避短，以步制骑，并且调整防线，把军队重新布置在新构筑的山城要地上，原驻沔州的军队，驻屯青居城，防备嘉陵江，原驻兴元的军队，驻屯钓鱼城，防备嘉陵江，原驻金州的军队，驻屯大获城，防备蜀口钓鱼城，原驻利州的军队，驻屯云顶城，防备沱江和岷江，四支军队层层设防，确保四川南部的安全。
  淳祐十年（1250），四川形势全面好转，时任四川安抚制置使的余玠调集蜀中精锐，沿金牛道北上，先击败了蒙古利路王进①，后在西县（陕西勉县西）一带遇蒙军遭遇，三战三捷，并于次年四月亲自指挥大军围攻兴元，由于陕西各处蒙军的紧急增援，余玠被迫撤围而还。 ②
  蒙哥汗继位后，蒙古在攻宋战略上作了重大调整，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攻略战法，而注重屯田积粮、筑城驻兵，并成功地攻灭大理，实施大规模的“斡腹”西南攻宋的战略，选择四川为灭宋的主攻方向，因此嘉陵江流域成为宋蒙交战的主战场。宝祐三年秋，自云南北攻四川的蒙军攻占重庆，继续北上合州，驻利州和兴元的两路蒙军也进至合州，意图拔除钓鱼城这座四川宋军最为坚固的堡垒，由于南宋 “将士协心剿逐 ”，三路蒙军只好于次年相继退师。
  宝祐五年（1257）春，蒙哥准备三路大军攻宋，其中蒙哥汗亲自率领的西路军主力进攻四川地区。在大举进攻四川之前，蒙古督元帅纽磷率军万人攻略四川，为大军开道。纽磷率军自利州沿嘉陵江而下，过阆州大获山，经梁山军，直抵夔门，次年初，纽磷自川东回师，经钓鱼山退往成都，纽磷的这次进攻席卷了整个嘉陵江流域，为蒙哥大军入蜀奠定了基础。宝祐六年七月，蒙哥将军队分三道入蜀，蒙哥自率一军由陇州入大散关，十月，军至剑门，攻克险要的苦竹隘，招降龙州（今江油），攻破长宁山城，后乘船沿嘉陵江而下，阆州大获城降，军至和溪口（今岳池县西），运山城、青居城、大良山城等先后降蒙，月底，蒙哥率军进至合州，围攻南宋在川东地区的坚固堡垒钓鱼城。
  开庆元年（1259）二月至五月，蒙军发动多次大规模的进攻，始终未能攻取钓鱼城。在钓鱼城被围的严峻形势下，南宋派吕文德率军入援四川，以解合州之围。③吕文德沿江进入重庆后率战船沿嘉陵江而上，增援钓鱼城，蒙军在三槽山一带阻截，七月，吕文德突破防线继续向钓鱼山挺进，蒙哥命史天泽统军迎战，宋蒙两军在黑石峡接战，宋军溃败。蒙军久屯于合州钓鱼城下，又值酷暑季节，加以水土不服，导致军中疾病流行，情况相当严重。蒙哥汗也患上重病，不久去世。蒙哥汗去世后，蒙军无法继续前进，被迫撤军北返。忽必烈继位后，改变战略主攻方向，四川地区已不是宋蒙（元）战争的主战场，因此在四川嘉陵江流域双方展开了扩展占区与收复失地的拉锯战，驻青居的蒙军和驻钓鱼城的宋军都曾多次向对方发动进攻，均进展不大，胜负未分。这时全蜀残破，唯有沿江一线几座山城，特别是嘉陵江流域的钓鱼城尚相当坚固，支撑着宋朝在四川的统治。 1274年，元军占领襄 樊之后，忽必烈令元军攻取东、西两川。1279年一月，合州守将王立降元，二月陆秀夫负赵昺在崖山投海而死，元朝彻底平定四川诸城，嘉陵江流域的钓鱼城是南宋抗元战争最久和最后的基地。
  （六）元明时期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全国规模的红巾军起义在颍川爆发，推翻元王朝在四川统治的明玉珍也是红巾军的一支。1357年秋，明玉珍兵船经三峡攻占重庆，后又以重庆为据点，同元朝在四川的残余势力和地主武装开展了一系列的军事斗争，兵锋指向川北、川西地区，取得了一系列军事斗争的胜利，建立了大夏政权，定都嘉陵江下游重镇重庆。
  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命汤和为征西将军，率舟师由瞿塘进攻重庆，命傅友德为征虏将军，率步骑由秦陇进攻成都。傅友德所率的步骑乘虚而入，连克阶、文，又破绵竹，直逼汉州，东路进攻的汤和也从间道攻克夔门，进逼重庆，明昇投降。存在了9年的大夏政权宣告灭亡，四川从此又归于明朝统治。
  明代前期和中期，四川地区发生了三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天顺六年（1462）八月的赵铎起义，正德三年（1508）的川中农民起义，嘉靖四十四年（1566）的蔡伯贯起义，这三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均涉及嘉陵江流域。明朝后期，自崇祯六年至崇祯十二年，张献忠大西军四次入蜀作战，其中第三次入川作战范围涉及嘉陵江流域部分地区，此次作战兵分两路，分别攻克龙安（今平武县）、剑阁、绵州、安岳等州县。摇黄农民军在四川的活动也支持了张献忠大西军的多次入川作战。
  综上所述，在历史时期，嘉陵江流域具有重要军事战略地位，嘉陵江上游秦岭、巴山、陇右地区向来是四川联系外部的北方通道。历史上历次战争中，几乎都在嘉陵江上游地区用兵，特别是汉代刘邦反击三秦，刘秀讨伐公孙述，诸葛亮六次北伐，宋金、宋蒙（元）战争，朱元璋讨伐大夏政权都率先攻占嘉陵江上游地区，夺得四川北部屏障，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嘉陵江下游的重庆战略地位自南宋之后突显出来，南宋移治重庆，重庆的钓鱼城在宋蒙（元）战争中独挑了四川的抗蒙斗争，明玉珍定都重庆，都可以看出重庆战略地位的提高。
  三、宋蒙战争期间嘉陵江流域军事地理作用
  宋蒙战争爆发不久，全国很快形成两大主力战场，即中部荆襄战区与西部四川战区。由于此前旷日持久的金宋战争经验教训，宋蒙双方均十分重视对四川战区的争夺。在成都平原无险可守，很快被蒙古军攻掠、残破之后，纵贯四川南北中央的嘉陵江流域成为宋蒙双方军事攻守的战略重要地带。战争初期，宋蒙军队先后在嘉陵江流域进行过青野原之战、苦竹隘之战、青居之战、运山城之战，尽管蒙古气势汹汹、具有压倒性军事优势，但南宋爱国军民仍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勇抵抗，延缓了蒙古军队南下四川、从长江上游包抄、灭亡南宋的战略实施。宋蒙战争中，经过战争初期的节节败退，南宋军队逐渐摸索出对付游牧民族强悍骑兵的防御策略，即以山川、江河关隘为防御节点，组建山城防御体系，形成在宋蒙战争中发挥巨大抗敌保境意义的“川中八柱”①。“八柱”意为四川爱国军民抵抗蒙古的八个军事据点与中流砥柱，即苍溪大获城、通江得汉城、金堂云顶城、果州青居城、 蓬安运山城、泸州神臂城、合州钓鱼城、夔州白帝城，大部分坐落在嘉陵江流域。这些抗蒙城堡互为掎角，遥相呼应，共同牵制蒙军，曾经有效地阻击了蒙古迅速南下的“平宋”战略，特别是合州钓鱼城，更是创造了促使蒙古国主帅败亡、坚守三十六年岿然不动、直到南宋灭亡仍然未能失守的军事奇迹。
  嘉陵江流域作为沟通中国中西部地区南北的水上交通动脉，穿越秦岭、大巴山地区，曲流千里，隐蔽性强、水陆转运灵活，具有良好的军事地理条件。宋蒙战争中，南宋军民能够在川东南地区坚守半世纪之久，与嘉陵江流域良好的军事地理条件与成功的军事防御战略有直接的关系。其成功经验为，首先是未雨绸缪，重视在流域山河交接部利用自然险阻构筑山地防御设施，以山城军事防御为主，辅以用水与粮食供给保障，确保长期坚守而无绝水断粮之虞；二是充分利用嘉陵江及其支流水上运输通道，与四川指挥中枢 ——重庆制置司保持联系，保证通信与增援畅通；三是和川中各抗蒙城堡互为掎角、相互声援，以逸待劳，牵制蒙军，致使对方顾此失彼，损兵折将，顽强地阻击强敌于巴蜀山地，有效地延缓了南宋国祚的灭亡。宋蒙战争中期，南宋军民在四川主要采取“守点不守线，连点而成线”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依山筑城，形成了一条以嘉陵江沿线为轴线的军事防御体系。特别是合川钓鱼城，位于嘉陵江穿过华蓥山形成的小三峡之上口，控扼水陆交通要冲，下可与重庆相互应援，上可阻自北面来犯的蒙军，为重庆屏障。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采纳播州有识之士冉琎、冉璞兄弟“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徒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胜于十万师远矣”的建议，构筑了取得巨大军事功效的钓鱼山城防御堡垒。
  （马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晓阳，西南大学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研究生）
  论南宋对陇蜀的文武经略及预想实现
  ——以《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吴挺碑》）铭文为中心①
  蒲向明
  自南宋初，陇蜀地带作为保蜀御北、抗金御敌的屏障，发生过诸多惊心动魄的战事。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去，但回声犹在耳畔。绍兴元年（1131），彪炳于史的和尚原大战，就在秦陇、陇蜀之地的兴州（今陕西略阳）、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关（今陕西大散关）及阶州（今甘肃武都）、凤州（今陕西凤县至甘肃两当县徽县）、成州（今甘肃成县）展开：
  （吴玠）收散卒保散关东和尚原，积粟缮兵，列栅为死守计。或谓宜退守汉中扼蜀口以安人心。曰：“我保此，敌决不敢越我而进，坚壁临之，彼惧吾蹑其后，是，所以保蜀也。 ”②
  由此拉开了南宋经略陇蜀进而保蜀的战略序幕。吴玠的判断是准确的，他因战事的变化细致筹划了对策。五月，金没立郎君及别将乌鲁折合，分两路入寇。没立出凤翔，折合自阶、成、凤州出大散关。当时，吴玠乏粮，故兵无斗志。吴玠与弟吴磷召诸将，以忠义相激励，并歃血而誓，使兵众感奋。乌鲁折合兵先至，在和尚原北列阵，宋军更战迭休，大败折合。这时，没立郎君正攻箭关，吴选兵奋击，使金兵两路不得会合，大败而去。十月，完颜宗弼（金兀术）自熙河移兵窥蜀，引兵众 10万人，从宝鸡造浮桥渡渭来犯，吴派吴磷、雷仲等，将劲兵用 “驻队矢”迎敌。并用骑兵断其粮道，共交锋30多次，完颜宗弼中箭而败退③，吴家军取得了和尚原大战的胜利。“和尚原之战是金人南侵中最惨的失败 ”④，有效遏制了金人经由陇蜀、秦蜀进犯川蜀的进程。
  一、吴氏家族从吴玠到吴挺统军在陇蜀具有重大影响力
  对于南宋朝廷来讲，和尚原之战获胜，并不仅仅是一次战役上的胜利，其战争格局上的收益是远超出预期的。第一，在宋军连败不止的情况下，此战终于迟滞了金人南下入蜀的步伐，增强了宋人经略陇蜀进而保蜀的信心，扶大厦之将倾；第二，证明了依据陇蜀特殊地理位置可弥补军事、经济面临诸多困难而坚持抗金的可持续性，具有战略意义；第三，南宋朝廷下放部分权力给吴氏家族为代表的地方武将，能更好激发战斗力获得超出预期的效益。后续发生的仙人关大战证明了这一点。清人评云：“和尚原、大散关一带，为全蜀门户。西走阶、文，南出褒、沔。其（和尚原之战）后，玠驻河池（今甘肃徽县），于凤县西一百里之仙人关，别营杀金坪，以防寇深入，而吴磷独驻和尚原。逮绍兴十二年，竟割和尚原以畀金，则秦桧之奸谋也。”①这个观点说明陇蜀之地“为全蜀门户”显然名副其实，因此发生仙人关大战具有历史的必然。
  河池（今徽县）处甘、陕、川交会之地，为通往西南要道，有“秦陇锁钥”和“川蜀门户”之称，仙人关在河池东南，西临嘉陵江，南接略阳北界，北有虞关紧接铁山栈道，是关中、天水进入汉中的要地，也是秦陇入川咽喉。绍兴四年（1134）二月，完颜宗弼（金兀术）与陕西经略使完颜杲、伪齐四川招抚使刘夔率骑兵10万，大举进攻仙人关。吴玠率万余人与金军激战数日，终因力不能及，退守第二道防线。金军披重甲，铁钩相连，鱼贯而上，吴玠与其弟吴磷督军死战，以劲弓强弩大量杀伤金军，金军攻势不减，吴玠派部将杨政率精兵锐卒，持长刀、大斧攻金军左右翼。三月初一夜，宋军燃火四山，战鼓动地，出兵反击，并派王喜、王武诸将攻入金营，金军惊溃，金将韩常被射伤，遂引兵逃遁。吴玠乘势扩大战果，派张彦等将袭劫横山寨，杀敌千余人，又命王俊于河池（今甘肃徽县）设伏兵，再攻金军。金军被迫退回凤翔府。仙人关大捷，使金军南下的企图破灭。
  就是因为和尚原大战和仙人关大捷，奠定了吴玠为首的军事集团在陇蜀之地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基础。目前学界研究南宋陇蜀经略与朝廷保蜀的战略关系，是没有办法绕开吴氏家族的。②我们近年来研究陇蜀古道文化遗产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从徽县杀金坪、吴王城、吴山（南宋前称玲珑山）到成县紫金山吴氏“保蜀城”③、成县城关镇石碑村“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别称“吴王碑”“吴挺碑”“吴挺神道碑”）等等遗存，也佐证了这一点。从吴玠到吴曦三世统军，经过他们与金人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为我们勾勒了南宋朝廷经略陇蜀、影响重大的大概轮廓。限于篇幅，本文拟不对此进一步展开。就吴氏三代统兵抗金的史迹研究看，对吴玠、吴磷甚至最终走向叛逆的吴曦，研究成果较多。比较而言，对第二代掌门人吴挺的研究似乎显得单薄而且寥落。吴挺不以战功著，当然不能与父辈吴玠、吴磷相比，也不能和儿子吴曦叛宋自立那样引世人注目，被历代史家和当今学人疏忽也属情理之中。但是深一层看，他在南宋经略陇蜀的连带作用，吴挺是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这可以《世功保蜀忠德之碑》铭文（《吴挺碑》铭文）为中心深入探究。
  二、《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存铭与文本关涉陇蜀经略大势
  《世功保蜀忠德之碑》今存甘肃成县城关镇石碑寨村，“详尽记述了吴挺家世和他参与的宋金在甘肃境内的德顺之战、瓦亭之战、巩城之战等战役，以及保境筹边的功绩 ”④。 1963年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⑤，已于 2017年完成申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工作①。此碑的介绍性文字，多见于地方文献②，此处不赘。吴挺事迹，史书著录甚多③，亦无须重复。有论著指出，该《吴挺碑文》与《宋史·吴挺传》有约简关系：“《宋史》吴挺传即约此碑以成文也，故嘉靖《陕西通志》题为‘宋太师卫国公吴挺墓碑’，甘旧通志以为文在碑阳，《语石》以挺为玠子，皆误”④。这不仅仅是《吴挺碑文》比《宋史·吴挺传》1300字多出7000余字的数量对比，文体差异和表达要求的细致内涵显然被忽略掉了。这是一个有趣的选题，笔者拟另文探讨⑤。樊军《吴挺碑校注》是《世功保蜀忠德之碑》的最早单行校注本⑥，但有学者指出该校注本存在很大问题，“是对前书（指民国张维《陇右金石录》）中所出现的讹误沿袭照抄，且进一步证之于后，这无疑也就增强了‘世功保蜀忠德碑’错误录文的毋庸置疑的可信性，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以讹传讹的不良效果”⑦。笔者对照二者发现，樊注依据拓本而未用地利之便做田野调查、辨识原碑，确实积习舛误甚多。为便于文字征信，本文所引，均出于今年最新研究成果—
  赵逵夫先生主编《陇南金石校录》第三册 “碑碣摩崖·成县”⑧。
  《吴挺碑》碑文，若含碑下部吴挺次子吴曦撰《感恩表》在内几近8000字，许多史实为《宋史·吴挺传》所不载。特别是吴氏家族为南宋朝廷保蜀抗金而经略陇蜀之地的事迹，鲜见于其他史料或金石载录。从大局看，也为文史学界研究宋金关系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史料依据。《世功保蜀忠德之碑》正文起首说：
  庆元三年，（吴曦）泣而言曰：“臣祖父磷，际遇高宗皇帝中兴，陈力西陲，赖国威灵，克保全蜀。孝宗皇帝亲洒奎翰，赐之‘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先臣挺，获事三朝，备宣忠力。岁在辛巳，逆虏渝盟，瓦亭、德顺至于治平、东山、巩城之勋，频有战捷，虏卒畏遁，蜀赖以安。而提兵中外，世守西边者三十余载。不幸奄弃明世，五年于兹..”维时际会之臣，恩极褒表，乃顾谓曦曰：“惟汝父为国勋臣，固当有以旌宠之。”既取禁暴定众，布德执义之旨，谥曰“武穆”。又亲御翰墨以“世功保蜀忠德”名其碑..公于是时，或以忠勇而建勋，或以智谋而广略，或以精虑而植碁。凡所著宣，可传悠久。 故其克敌骋谋，用继乃父勋荣事业，并耀一时，非世功之大欤？保境筹边，兵弭民靖，惠爱仁和，洽于坤维，非保蜀之至欤？抗诚厉衷，报国卫上，笃有大节，侈于君亲，非忠诚之全欤？皇帝当馈以思，拊髀以叹，光洒奎翰，揭之丰碑。以一门父子之功，被两朝褒表之异，视诸勋门特盛矣！
  吴曦之言，先在追远。祖父吴磷自宋高宗时起即“陈力西陲、克保全蜀”。此“西陲”并非先秦时期西陲或西犬丘（为早秦发祥之地），这里指南宋与西夏、金军事对峙的西部边疆，具体说就是今陕、甘、川毗邻区的陇蜀之地。由此看来，早在南宋初，以吴玠、吴磷为代表的吴氏家族及其武装（吴家军）就开始为宋廷经营陇蜀了，战略目标显然是“保蜀”。因其意图与南宋朝廷利益一致，所以宋孝宗亲笔为吴磷题写并惠赐“安民保蜀定功同德”碑，主旨当然不离安民陇蜀、保蜀定功。接着，吴曦对父亲的功绩作了概述：获事三朝，备宣忠力，言其资历和忠诚，这是王事专制时期最不能缺少的两个方面；历数父亲吴挺瓦亭（今宁夏固原南）、德顺（今甘肃静宁县东）、治平（今静宁县南治平乡）、东山（今静宁县东五里之东山）、巩城（巩州，今甘肃陇西）数战之功，达到了“蜀赖以安”的战略目的。在征金保蜀的历史进程中，吴挺与父经营陇蜀之地竟有三十多年！继后，碑文中载宋宁宗赵扩不仅肯定吴挺功绩，按例封谥，还亲笔题书命名“世功保蜀忠德”碑，意在扬名后世继续经略陇蜀之地，进而稳固保蜀战略，实现预想：保境筹边，兵弭民靖，惠爱仁和，洽于坤维，保蜀之至。史实表明，宋孝宗、宁宗在利用 “吴家军 ”三代统军时经略陇蜀地域，进而达到保蜀战略，无疑是成功的。
  三、吴挺仕途沉浮一直伴随宋廷经略陇蜀的辗转历程
  对于吴挺的成长，《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如是说：
  吴公挺，字仲烈，德顺陇干（今静宁县）人也..父磷，太傅、奉国军节度使，新安郡王，追封信王，赠太师，谥武顺..公，信武顺王第五子，庆国夫人所生也。王守武阶日，生于守舍。始生日，目光炯然，顾瞻如成人。长不好嬉弄，举止凝重。王奇之曰： “是儿必能绍吾家勋业者。 ”就学，通《左氏春秋》，至征伐会盟，究极其旨。倜傥尚气节，有大志，以荫补忠训郎。年十七，慨然以功名奋，乃从军为后部准备将，稍迁中部第一将，提振军马。
  碑文言及吴挺是吴磷第五子，但并未再提及其余四人。可见，在众弟兄中吴挺才干为佼佼者。至于他出生的目光不凡、少年持重老成、精通《左传》和领略军事、外交要旨的记述，或有言过其实，不免带有套话和阿謀的色彩。我们姑且不论，但其十七岁即任兴州御前驻扎后军准备将，不久升中军第一正将①的记载，证明乃父对其器重已非一般，后面要做的，就是给吴挺机会反复历练，以便为堪当大任做准备。果然，机会为有准备的人而准备。绍兴二十八年（1158），吴挺得到了觐见宋高宗的机会。碑文载：
  高宗召对便殿，问西边形势、兵力与夫战守之宜，且及二父勋业。公仪度整华，言论激烈，占对如响。高宗惊喜，顾左右曰：“真名将家儿！”即日超授右武郎，改差浙西路兵马都监，赐金带。
  这一际遇，吴挺达到了很多人奋斗半生所不得的高度，全赖其父苦心培养和他个人的 好学领悟。吴氏家族自绍兴初一直经略陇蜀，手握川、陕兵柄。吴磷要继续经营陇蜀，巩固在四川的地位，就必须想方设法获得南宋朝廷对他在政治、军事方面的信任。深层的蕴涵在于，吴磷派遣吴挺觐见高宗，既有“试儿才”的心思，也有“表忠心”的意图。对于高宗来讲，册封吴挺东南任职，而不让他回兴州（今陕西略阳县），有人质疑吴磷的用心，可谓深谋。由此可以看出，吴挺成长实在是辗转在南宋经略陇蜀兵家“管键”“锁钥”之地和吴氏家族（军事集团）控扼川蜀之间的微妙关系之中。所谓碑文中“公妙年，以才略辩智克世其家，起至远方，一见寤合，骤膺显拔，由是名声益彰，无不羡吴氏人门之盛者 ”之记述，又给这种辗转关系提供了另一意义层面的注脚。
  吴挺抗金首勋，是在治平（今静宁县境）、秦州、文州（今陇南文县）一线的陇蜀大地展开的。《吴挺神道碑》载：
  绍兴三十一年，虏亮渝盟，盛兵渭上，信武顺王以四川宣抚使总三路兵讨之，将以公摄兴州。公固请曰：“所愿自试军前，乘时以建功业。”王壮之，即以为中军统制，俾出师经略秦中。初，王师克复秦州，虏大酋合喜孛堇与战，我叛将张忠彦引兵欲争据之，宣抚司檄公偕知文州向起，深入探贼，至治平寨，遇虏与战，破之。已而，南市城贼来援，战至暮，未决。公视虏气惰，语向曰：“是可以奇取也！”乃以裨校领所部牙兵，直据北门，众皆莫喻，且惧力不敌。公曰：“汝第往无虑，事或不捷，吾与若俱死！”众感泣，皆殊死战。公率背嵬骑，尽易黄帜，绕出贼后，乘高冲之。虏哗曰：“黄旗军至矣！”皆错迕惊乱。进兵袭之，遂大败。横尸蔽野，俘馘甚众，获伪宣武将军安宁，斩阿乌孛堇、萧千户二级。上功幕府，公推功其下，士益以此多公。宣抚司引嫌亦乞不第赏。朝廷知公异勋，擢荣州刺史，旋拜熙河路经略、安抚使。
  吴挺以中军统制之职经略秦中、克复秦州、偕文州知州发起治平之战，显示出了他的将帅气概和素质。此段碑文生动记述了治平之战的 “奇取 ”谋略和战前动员、鼓舞士气，特别是部署背嵬骑（亲兵）化装“黄旗军”①，在突袭、奇袭金兵时给敌方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乃至于“皆错迕惊乱 ”，不能不说是神来之笔。率兵初战，吴挺就鲜明地展现出将门虎子的超常风范。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的瓦亭（今宁夏固原南）、德顺（今甘肃静宁县东）之役、收复巩州（今甘肃陇西）之战，却展现出吴挺的另一方面：身先士卒，以勇制胜。《世功保蜀忠德之碑》载：
  三十二年，公被檄同都统制姚仲率东西两路兵攻德顺城，金人左都监拥师由张义堡驻摧沙，会平凉援兵亦至，大酋合喜继遗万户背奴孛堇等益精甲来，至凤翔与之合。贼怙众自骄，仲营六盘，公独率兵趋瓦亭。虏望公陈军肃整，铠甲戈铤耀日，气已夺，号我军曰“天兵”，公冒矢石，摧锋陷坚，士皆奋死力。虏窘不支，尽舍骑，操短兵斗。公麾别将旁出，悉夺其马，虏大奔溃。我师追北，蹀血三十余里，斩首万计。军装器杖，委弃山积，及生缚千户耶律九斤孛堇，他戎酋二百三十七人。当是时，虏几只轮不返，公威名大震。 ②
  这次瓦亭之战，给吴挺经略陇蜀以极大声望。秦陇捷书报闻，连皇上也忍不住再三“嘉叹”。这里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首先“勇”固然重要，但军纪严明、列队耀眼的气势已经在战前先入为主，兵家常识一一两军相遇勇者胜；其次是“智”，带兵猛冲的目的就是为了促成短兵相接。吴挺的战术目的自然达成，金人骑兵不能施展不说，还损失了大量战马，以致军心动摇。因此，在吴挺等代表南宋朝廷经略陇蜀的战役中，瓦亭之战获胜是他智勇双全的典型表现。这在后面的德顺之战中，得到了进一步淋漓尽致地发挥。敌虏为挽回此次瓦亭惨败，复派重兵夺取德顺，吴磷唯恐失利，单骑 “自秦州昼夜疾驰来视师 ”，确定了 “据要为壁”“力治夹河战地 ”的战略战术，以便于“处我师于利而致敌于不利”。这种准备料敌在先，且因金兵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出现轻敌骄纵思想。“迟一日，虏援兵果大至，合城中兵皆集。未明，布满山谷，弥望不绝。”吴挺采用诱敌深入之法，碑文载：
  公先以数百骑尝虏，虏驰之，公不为动，徐诱虏致所治战地。贼鼓震天，公率骑士乘利摧坚，莫不一当十。虏折北穷蹙，还走壁。翌日，将出师，而虏不敢动。是时，天大风雨雪，虏幸休止而力已穷矣，一夕遁去。时降帅有觇者曰： “吾自从虏百战，未尝见如此，吴公可为神矣！ ”德顺既复，市不易肆，公功尤多。
  虽然战略的确定有父亲吴磷的贡献，但是实施战术战法，是吴挺经略陇蜀思想的导引。他击败金军的先遣队，后又以所部兵马为饵将金军主力引入伏击圈，强弱态势发生了反转，获胜就在意料之中了。其后还有收复巩州之战，碑文是这样载述的：
  巩州围久不下，公以选行诸将或曰：“巩城小而坚，恐有备难下，盍先其易者？”公曰：“人臣趋事赴功，宁择难易？况去国远斗，岂问城之坚脆耶？今日之事，视吾旗所向！”即日，引兵至城下，按视所攻，皆以西北隅陂陀可攻。公曰：“西北虽低而土坚，东南并河多沙砾，善圮，况以少众分攻坚城，城可得下乎？”诸将皆服。于是，尽徙攻具，齐集东南隅，公谈笑应变，创为攻具，发奇中巧，自出新意。不二日，楼橹俱尽，且遣间其酋，酋皆怀猜无固志。有雷千户者飞苛，祈降。夜半，率其徒数十人，见公罗拜，公与语，明示大信，示以不疑。黎明，城破，公入城抚定，人安堵如故，全活不可胜计。
  这次战役，全在对战场的认真调查和思考，主要在攻心，正是“上兵伐谋”的具体表现。而且在攻城中达到出神入化、创设攻具、自出新意的地步，先敌之谋，胜券在握。同时由此扩展对破城之善后，也在一同考虑之中。“虏酋以女真千人劫万户，斩西门而遁”，吴挺先期设伏，尽歼之城下，大获全胜。朝廷嘉奖，授职郢州防御使。据史料，巩州获胜，展露了吴挺经略陇蜀文谋武事，尽皆出色表现。①吴磷由此放心还秦州，“留公（吴挺）与诸将守（德顺）”。此后，德顺之战多次，“虽合喜亲提河南、陕西兵至，而屡败屡北”。最惊心动魄者，莫过于“以大木蒙铜铁”的“将军柱”，破金人四轮战车“憨皮袋”，战事尚未结束，吴挺即被擢为武昌军承宣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熙河路经略安抚使，依前任中军统制。以二十五岁的年纪，距建节仅余一步之遥。
  据《世功保蜀忠德之碑》铭文，乾道元年（1165）吴挺知兴州，孝宗下诏特升他为兴州本军都统制，成为南宋朝廷经略陇蜀之地的二号人物（仅次于吴磷）。《宋史·吴挺传》云：乾道三年（1167），吴挺“以父命入奏，拜侍卫亲步军指挥使，节制兴州军马”。对于这次擢升的原因，史料语焉不详，但肯定与入奏朝廷有关。因此，有论者就推测说：“吴磷命吴挺所奏何事，无从考证。从时间上看，乾道三年是吴磷的卒年，他在行将就木之时，派吴挺入朝，除向朝廷交代后事外，应是希望获得朝廷首肯，让吴挺继承兵权。而宋廷任命吴挺‘节制兴州军马’，摆出允许吴氏父子世袭的姿态，则含有安抚吴磷、稳定四川军心的用意。”①这个推测显然有以今证古之嫌，实在是过于武断了。实际上，吴挺所奏何事并非无从考证，而是源于他和宋孝宗的一次深夜长谈。《吴挺碑》文说：
  三年..遣公奏事阙廷，孝宗以公久事兵间，多勋劳，抚劳特宠。又问今日所以待虏之策，公敷奏详悉，志概激切，至漏下十余刻。大略以为寓战于和，益修武备，无忘灭虏。上深然之，即日拜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节制兴州军马。
  这次夜谈，是因为对金策略“待虏之策”，吴挺主张“寓战于和、益修武备、无忘灭虏”得到了孝宗的高度赞同，因此获得了经略陇蜀的兵权节制之权。不幸的是，在他返回的途，中得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后来因为他“力求终丧”，“服除，召为左卫上将军，依前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武昌军承宣史 ”，才彻底离开陇蜀。
  四、余论
  对于南宋朝廷和吴氏家族来讲，吴挺调离兴州是经略陇蜀咽喉之地、实施保蜀战略的一个低潮期。相对于他后续经略陇蜀的再起，显然是一个辗转反复的过程，笔者拟另文论述。乾道四年（1168），吴挺除兼知兴州，他对经营陇蜀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更系统的认识：
  （吴挺）仍趋诣阙，既对，悉以西边便宜为上历言之，如进人材、绳贪墨、缮原堡、除戎器、贸战马、广营田、治强盗、旌死节，凡此之类，累至百牍。上览奏嘉叹，无不行者。除利州西路安抚使，辞不许。陛辞之日，所以委注之意，尤谆谆也。公洊更重寄，声望益重，伟然为时虎臣。（《世功保蜀忠德之碑》铭文）
  由此看来，从吴玠、吴磷到吴挺，吴氏家族代表南宋经略陇蜀，实现保蜀战略，集大成且具备思想体系者是吴挺。他给孝宗的上疏，涉及经营陇蜀的进用人才、惩罚腐败、修缮堡砦、研究敌械、茶马贸易、屯兵营田、惩治贼盗、奖掖忠烈等八个方面，具体内容累计多达百条之上。如此源于战事和治军、治理陇蜀地方的实践经验和深度思考的系统性条陈，自然深刻地打动了最高当局，以至于孝宗“览奏嘉叹”，从而用谆谆之言，表达“委注之意 ”，声望益重，为时虎臣。这为他后来复起陇蜀，打下了坚实基础。
  吴挺调离陇蜀，宋廷经略陇蜀的重任由吴玠、吴磷之同父异母弟吴拱②担当。吴拱知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利州路安抚使、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虽军力部署逊于兴州，但兴元府地理位置较之为胜，是陇蜀商贸、军事的核心地域。③从深层次看，宋廷在“吴家军”内部移师换将，包藏有防范又兼倚重的复杂心态。早在隆兴年间，吴拱与吴磷有隙，被后者弹劾而降职④，吴拱与吴挺也因此貌合神离。南宋朝廷利用吴氏家族内部的隔阂经略陇蜀，除了看似谨慎从事的用意之外，显然还隐藏着对掌握兵柄之臣分而治之的政治考量。吴挺未到花甲之年，终因积劳成疾，在宁宗绍熙四年（1193）六月，病故于兴州（今陕西略阳），移葬成州（今甘肃成县），于是就有了今存陇南成县“皇帝宸翰 ”的《世功保蜀忠德之碑》， 以表其忠节。《宋史》载吴挺入“忠臣”之位，而归吴曦于“叛臣”之列①，道不尽的历史幽微。但此碑历经近八百年，保存尚属完整，镌刻技艺精湛，对研究宋代人文、意识形态、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吴氏家族经略陇蜀，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从“为时虎臣”的高度看，吴挺乾道年间离开陇蜀，不能不说是他人生遭际的首次大转折。他没能顺畅接掌陇蜀兵符，心中郁闷自然是一时不能排解的。可是，从另一角度看他被委以三衙管军之职，说明宋廷对他经略陇蜀的才干还是相当看重的。这一点，不仅为《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吴挺碑》）铭文所印证，而且还为我们沿着吴挺再次翻转经营陇蜀、实现保蜀战略预想的史迹，展开进一步探究埋下了伏笔。
  （作者系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南宋汉中与国家安全关系述论
  梁中效 李瑛
  南宋立国江南，与金国、蒙古对峙在秦岭淮河一线，以汉中为核心的川陕地区是南宋最为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是抗击金兵与蒙古军最为重要的军事基地。因此，南宋时期汉中的盛衰与国家安全有着直接的美系。
  一、南宋汉中是国家军事战略安全的屏障汉中位于宋朝西部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关中、四川两大盆地之间，地处秦蜀千里蜀道线的枢纽地带，拥有秦巴山地最大的盆地汉中盆地，通过茶马贸易联系着西部辽阔的大草原和遥远的丝绸之路，因此北宋时期的兴元府已成为仅次于开封府、成都府、杭州的全国第四大经济中心。北宋灭亡之后，中原沦陷；富平之战后，关陕尽失。当此国家艰危之时，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汉中。
  首先，“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在北宋与南宋更替之际极其复杂的战略形势下，北宋政治家将挽救危局的希望寄托在汉中大地之上。李纲、唐重等杰出政治家，都主张立国于以汉中为纽带的川陕地区。宰相李纲曾指出：“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①知京兆府并兼任京兆府路制置使的唐重更明确提出：“镇抚关中，以固根本，营屯于汉中，开国于西蜀，此为策之上。”唐重在大敌当前的危急时刻“凡三疏上大元帅府，乞早临关中以符众望。且画三策：一谓镇抚关中以固根本，然后营屯于汉中，开国于西蜀，此为策之上；若驻节南阳，控楚、吴、越、齐、赵、魏之师，以临秦、晋之墟，视敌强弱为进退，选宗亲贤明者开府于关中，此为策之次；傥因都城，再治城池汴、洛之境，据成皋、崤函之险，悉严防守，此策之下；若引兵南度，则国势微弱，人心离散，此最无策。”②他们实际上是总结了汉唐定都关中，建设起以汉中为枢纽的秦蜀一体国家战略安全的经验。后来宋高宗赵构甚至也主张“倚雍之强，资蜀之富”的战略，欲迁都汉中，北顾中原。南宋建设川陕防线时，就是以汉中为中心，将陕西精兵良马与四川丰饶物产集合起来，形成强大的上流屏障，捍卫国家安全。“论天下形势，必资之秦；论秦雍军需，必资之蜀。秦与蜀，壤界之国也。拥四川之饶，据五路之强，而中兴之大势定矣。”③持此观点的南宋政治家不乏其人，“秦地形胜，精卒良马之自出，实军国之根本，然即今诸军衣食，仰给四川，则蜀又为陕右之根本。”④据秦巴腹心汉中盆地，将秦兵与蜀财集中起来，可以构筑起保卫国家安全的秦岭防线，即所谓 “蜀货可以富国，秦兵可以强国”。汉中沟通南北， “出秦甲，下蜀货，而血气周流矣”①。这是汉中对国家安全的最大贡献。唐重更加强调川陕一体化战略，“置元帅府，令总管秦、蜀十道兵马以便宜从事”。他主张“檄蜀师及川陕西路，使之输财用，辇军器，市战马，以资关中守御之备。合秦、蜀以卫王室，庶几可图再造之基，肇中兴之业”②。南宋初年，朝廷重臣都主张加强对以汉中为中心的川陕战区的建设。建炎三年三月，迪公郎张邵建议：“关中、川口之地，亦宜有以大镇抚之。”③同年五月，宰相赵鼎也主张“别遣能臣出使关陕”，继承汉唐强盛的经验，收六郡良家子，恢复唐代府兵制，积粟练兵，用好川陕。因为“关中四塞之国，周以龙兴，秦以虎视，汉高祖所以卒能并强楚成帝业者，以其先得关中之地。是知古先帝王，欲大有为于天下，莫不在此。今固未可幸，陛下他日图之”④。这就是总结汉唐经验而得出的结论。
  其次，“将图恢复，必在川陕”。南宋建立后，金兵对赵构小朝廷穷追不舍，挽救东南危局，将金兵吸引到西北，减轻两淮、荆襄战区的压力，就成为以汉中为核心的川陕战区的首要任务。以汉中为中心的秦岭南北，控扼长江、黄河之险要形势，是中华龙形地脉的龙头。南宋政治家汪若海说：“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中原为脊，东南为尾，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这实际上是从南宋国家安全出发，将立国的战略重心放在了汉中，因为这里是中华龙形地脉的头颅，是南宋国家安全战略之纲，纲举才能目张。洪咨夔也说：“天下大势，首蜀尾淮，腰膂荆襄，自昔所甚重也。”⑤“东南立国之势，腹心江浙，腰膂荆襄，维蜀道之山川，如人身之头目。”历史上南北对峙之时，东南的“头目”就在汉中为中心的秦岭南北，只有抬头，才能挺胸，才能踏实地站立东南。宋人真德秀说：“以地形考之，蜀居上流，实东南之首，荆襄其吭，而两淮其左臂也。”⑥由此证明，南宋立国江南，其国家安全重在“上流”的汉中及其南北，其次才是荆襄、江淮，而汉中又可俯瞰关中，是秦岭、淮河防线上最前沿的军事战区，不仅据有川陕之形胜，而且有巴蜀沃野之饶，故“将图恢复，必在川陕。 ”
  再次，“号令中原，必基于此”。在赵构、秦桧之流占据朝廷，南宋无由收复北方失地的形势下，汉中仍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特别是南宋立国初年，金国强大而处于攻势，南宋软弱而居于守势，怎样破解危局，张浚请求从汉中寻找突破口。他说：“窃见汉中实天下形势之地，号令中原，必基于此。谨于兴元积粟理财，以待巡幸。愿陛下早为西行之谋，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天下大计，斯可定矣。”⑦这实际上准备以汉中作为恢复中原的战略要地。胡寅等人认为：“汉中之胜，背负巴蜀，左控关陇，西连氐羌，兵劲用饶，形利势便，进可以据上流之阻，退可以待四方之变。”因此他赞许张浚的方略，“奉迎大驾，西幸梁秦，以图关中者，中兴之宏规也。”⑧朱松也说，张浚经营川陕， “因宣抚之师，东向以收中原，一年而定关陕，二年而复大梁，不三四年而天下定矣。”①后来，尽管宋高宗赵构未能西行，但汉中对国家安全的战略地位并未减轻。朝廷对张浚之后的西部重臣，寄予厚望。 “恢复之举，当自西陲始。 ”②“异时规恢远图，亦必基于此 ”。 ③汉中对南宋的国家安全起着长远的保障作用。
  第四，“表里山河，可战可守”。秦岭横空出世，矗立在川陕之中，成为南北方的战略屏障；汉中介在关中与四川盆地之间，是天下的天关、地机，九州咽喉，是秦蜀“天府之国”的核心；汉中盆地外围，秦岭屏障于北，巴山绵亘于南，汉水中贯其间，形成两山夹一川的壮美地形。这样的山川形势，使汉中自战国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时期，汉中的战略地位得到充分发挥。王庶说，“蜀以汉中、金、洋为咽喉”，而“梁、洋东彻陕华，西极洮岷，北临三秦，南压九江，表里山河，可战可守，乃天下之脊也”④。这种地位在川陕间无可替代。而汉中城更是西部名城，“自三代以来，号为巨镇，疆理所属，正当秦蜀出入之会”⑤。是关中的后方、四川的门户。“汉中形势，号五百里石穴，而南郑为都会，盖西蜀六十州之命也。”⑥因此，汉中近可护蜀，远可保东南。“中兴南渡，首吴尾蜀，有常山之势，前褒后剑，得金城之险，乃眷西顾，护蜀如头目，保蜀如元气。”⑦李焘认为，“江南建国，蔽之以淮肥之阻，则藩维乃固；制之以巴蜀之险，则上流乃安”。故“有蜀则吴强，无蜀则吴弱”⑧。而朱黼则认为：“蜀之在吴，独心腹之有咽喉，门庭之有堂奥也。咽喉闭塞，则心腹不能以自存，堂奥有盗，则门庭不能以自立。”⑨特别是在南北分裂时期，汉中更是东南的门户。“天下全，以关洛为重；天下裂，以蜀为重。蜀者，南北之关洛也。北不合蜀，无以图东南；南不连蜀，无以图西北。”⑩故“蜀若不守，江浙自摇”。“今日利害，在蜀兵之胜负。”■故曰：“今日莫若重蜀。重蜀以兴元为本。”■汉中介于关中与蜀中之间，山环水抱，形势险要，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一战略上的优势与价值，在南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淋漓尽致的体现。
  二、南宋汉中是国家经济战略安全的宝库
  宋代的汉中盆地，河渠纵横，土地肥沃，精耕细作，经济发达；茶马贸易，商贾云集，货物山积，使用纸币，商业兴旺，城市繁荣。北宋汉中盆地的中心城市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川陆宽平，鱼稻丰美”■。鱼米之乡的汉中盆地，环境优越，农业发达。“平陆延袤，凡数百里。壤土演沃，堰埭棋布，桑麻粳稻之富，引望不及。”虽然大山环抱，但交通发达，商贾云集，货物流转，“自三代已来，号为巨疆。镇理所属，正当秦蜀出入之会，下褒斜临 汉沔，平陆延袤凡数百里，壤土演沃，堰埭棋布桑麻粳稻之富，引望不及。西南逾栈道抵剑门，下趣成都。岐雍诸山，遮列东北，深蟠远跱，孕畜云雨，罅道百出，相拱如辐，远通樊邓，旁接秦陇。贸迁有无者望利而人。旧制中州之人，不得久居于此，今复弛禁，一切不问，故四方来者，颇自占业。殊习异尚，杂处闾里，天下物货，种列于市，金缯漆枲，衣被他所。近岁洮河所仰茶产巨亿，公籴私贩，辇负不绝。 ”由于商业发达，兴元府与开封府、成都府、杭州并驾齐驱，成为全国四大商贸中心之一。“邑屋富盛，人民繁庶。”①“一城之中，民屋错比，连甍接宇，可数万计。”②北宋汉中盆地的次中心城市洋州（今陕西汉中洋县）也是一派繁华景象。“洋号曰小州，在蜀最称善地，所乐有江山之胜，其养得鱼稻之饶。”③此时的洋州是西部蜀道线上的著名都市。“上通荆楚，旁通岐雍，其中所产济人急用之助，品目甚众，旦夕赢辇，道路不绝，闾巷井邑，百货填委，实四方商贾质易毕至之地，衣被秦蜀有是仰者。”④居中的位置，丰饶的物产，商贸发达，“丝商暗旅，出入如织”⑤。宋真宗时期的洋州知州乾亿，在《洋州》诗中对其繁华有生动描写：“梁州邻左右洋川，气候融融别是天。地僻过冬稀见雁，箐深初夏已闻蝉。乡风与蜀微相似，驿路见秦旧接连。骆谷转山围境内，汉江奔浪绕城边。展开步障繁花地，画出棋枰早稻田。远寺径危攒进笋，后园池冷软飞泉。秋深满院芭蕉雨，晚色临轩薜荔烟。南浦采蒲当凛冽，西溪踏石向暄妍。夕阳道观鸣钟鼓，夜月人家奏管弦。杨柳影中沽酒市，芰荷香里钓鱼船。珍禽听久名难辨，新果尝余味更全。”宋仁宗时期的洋州知州蔡交，也在《洋州》诗中描写这里的富庶：“武定新雄阃，丰宁旧奥墟。地兼秦蜀美，川会汉洋纡。翠垒环封岭，清流跃野渠。安知下斜谷，别得上华胥。干酒香村落，生金富里闾。 ” “照市成都锦，盈庠阙里书。采茶惊雉鹧，护橘趁狨狙。俗洽庭无讼，年丰廥有储。”由此可见，北宋时汉中盆地是名列全国前列的著名经济区。
  南宋汉中虽然是战争前线，但在南宋前期这里仍然保持着繁荣景象。“兴元自兵乱以来，城内生荆棘，官民皆茅屋，而帑藏寓僧舍。自太尉杨政再为帅，以次缮治，至是一新，户口浸盛，如承平时矣。”⑥乾道七年（1171）陆游到汉中，切身感受到汉中的富庶。他在《山南行》诗中描写了南宋初汉中盆地经济繁荣，充满希望：“我行山南已三日，如绳大路东西出。平川沃野望不尽，麦陇青青桑郁郁。地近函秦气俗豪，秋千蹴鞠分朋曹；苜蓿连云马蹄健，杨柳夹道车声高。古来历历兴亡处，举目山川尚如故；将军坛上冷云低，丞相祠前春日暮。国家四纪失中原，师出江淮未易吞；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他主张将抗金基地由汉中推到关中。由于北人南迁，南宋兴元府人口超过北宋。陆游的《春晚感事》诗云：“寒食梁州十万家，秋千蹴鞠尚豪华。犊车轣辘归城晚，争碾平芜入乱花。”陆游时期的汉中，其经济发展水平仍保持繁华景象，陆游的《归次汉中境上》说：“云栈屏山阅月游，马蹄初喜蹋梁州。地连秦雍川原壮，水下荆扬日夜流。”汉中担当着川陕抗金中心的重任。陆游之后郑郧到汉中，他在《游洋州崇法院》诗中说：“晓色熹微麦陇间，杖藜徐步扣禅关。两浇水足东西堰，一抹云收南北田。”洋州境内渠堰纵横，旱涝保收。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通江县尉黄裳到汉州会见利州路总领李蘩，他看到此时的汉中虽然仍保持繁荣景象，但赋税沉重，官府的“和籴 ”政策，对百姓干扰颇大。黄裳的《汉中行》说：“汉中沃野如关中，四五百里烟蒙蒙。黄云连天夏麦熟，水稻漠漠吹秋风。七月八月■稏红，一家往往收千钟。行人叹息风土好，居人生计何草草。老翁扶杖泣我前，此事何堪与君道。君不见屯军十万如貔貅。椎牛酾酒不得饱，飞刍挽粟无时休。禾稼登场虽满眼，十有八九归征求。军前输米更和籴，囊括颗粒无干糇。棱棱杀气森平原，虽食我肉不敢言。”在黄裳的建议下取消了“和籴”，减轻了百姓负担，促进了经济发展。实际上宋代汉中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重视兴修水利。位于汉江支流褒河之上的水利工程山河堰，是与都江堰、郑国渠齐名的水利工程。欧阳修在《司封员外郎许公行状》记载：宋真宗祥符年间任兴元知府，“大修山河堰”。堰水旧溉民田四万余顷，世传汉萧何所为。与欧阳修同朝为官的庆历名臣王素也有《山河堰》诗，记录山河堰的修筑。“画隼精明破晓暾，恰逢寒食过江村。轻烟飞絮汉中道，白苇黄茅渭上屯。人力万工支水派，天心两邑溉川原。柳营一饱源头看，夜雨新肥拍岸痕。”宋神宗熙宁年间知兴元府的著名文人文同在《狗溪迎湫祈雨辄应》诗中也说：“曹公三大堰，一夜满民田。”南宋淳熙十二年知兴元府的阎苍舒在《兴元》诗中说：“褒城之山划天罅，中有深谷春水生。汉家兴王启鸿业，萧相治国留英声。”歌颂了萧何修堰的历史功绩。南宋利州东路帅臣杨庚修治山河堰；兴元知府吴拱发卒万人助役，尽修六堰，浚大小渠六十五，复见古迹，并用水工准法修订，凡灌南郑、褒城田二十三万余亩，昔之瘠薄，今为膏腴。南宋绍熙四年，夏季大水，六堰尽决，兴元知府章森、常平使者范中艺等主持修复，竣工后由南郑县令晏袤撰《山河堰落成记》以记其事。由此可见，由于宋朝重视兴修山河堰等汉中盆地的水利工程，历届兴元府知府将山河堰视为为民兴利的头等大事，才使得汉中盆地成为闻名全国的经济区，确保了抗金战争的胜利。但是，南宋末年蒙古攻宋，汉中首当其冲，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遭受重创。1236年8月，蒙古大汗窝阔台的皇子阔端以塔海为元帅，汪世显为先锋，率领蒙古、西夏、女真、回鹘、吐蕃、汉诸军组成的50万大军，大举进攻四川。西路军入大散关，攻克武休关，占领兴元府（汉中），分军攻取阳平关和大安，守将曹友闻战死，汉中失陷。诗人吴泳的《汉中行》诗云：“汉中在昔称梁州，地腴壤活人烟稠。稻畦连陂翠相属，花树绕屋香不收。年年二月春风尾，户户浇花压醪子。长裙阔袖低盖头，首饰金翘竞奢侈。自从铁骑落武休，胜事扫迹随江流。道傍人荒鸟灭没，独有梨花伴寒食。君不见当年劫火然，携老扶幼奔南山。又不见拗项桥边事，七八千兵同日死。死则义魄犹有归，存则偷生漫如此。”汉中残破，预示着南宋即将灭亡。宋末元初诗人汪元量在《兴元府》诗中亦云：“秋风吹我入兴元，不马荒邮倚竹门。诗句未成云渡水，酒杯方举月临轩。山川寂寞非常态，市井萧条似破村。官吏不仁多酷虐，逃民饿死弃儿孙。”汉中经济的衰落与倒退，正是南宋灭亡、经济文化倒退的真实写照。
  三、南宋吴玠等人以汉中为中心建立起川陕防御体系
  吴玠、吴磷为代表的吴氏家族，从1131年吴玠扼守和尚原到1206年底吴曦接受金国的蜀王封号。吴家将镇守南宋西北川陕战区，总计75年，为南宋国家安全贡献了力量。
  首先，蜀口三大战，巩固了南宋以汉中为中心的川陕战区的边防，确保了南宋初年政权的安全。南宋初年的和尚原之战、饶凤关之战与仙人关之战，吴阶、吴磷兄弟领导川陕军民英勇抗敌，不仅保卫了川陕战区安全，而且使秦岭防线坚不可摧，保证了南宋的国家安全，使吴玠早于岳飞成为抗金名将。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被誉为“帝师元老”的清初著名学者朱轼在《史传三编》中指出：“宋之南渡，巴蜀最为上游，所以藩蔽荆襄、控御关陇者也。二吴兄弟实经营之，始保和尚原，继守仙人关，设形势、据险阻，使金人不得轶越，而下流安矣。及和议既成，将遂分兵撤备，而磷与胡世将力陈其不可，终以保蜀。兄弟相继数十年，绥辑人民，辅宁国家，可谓悉心以勤其事者，贤于张俊、杨沂中辈远矣。”1130年富平之战宋军惨败后撤退到兴州（今陕西略阳）、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关（今陕西大散关）及阶州（今甘肃武都）、成州（今甘肃成县）等地，重新设防，以阻金军。富平之战失利后，和尚原成为金军入川的主要障碍。和尚原是从渭水流域越秦岭进入汉中地区的重要关口之一，在大散关之东，地势险要，属川陕之首要门户，位于宝鸡西南20千米，其地势之险要与大散关不相上下。“和尚原最为要冲，自原以南，则入川路散；失此原，是无蜀也”。这时，吴玠、吴磷奉张浚之命，收集几千散兵，担任保卫和尚原的任务。有人劝吴玠移屯汉中，保住入蜀之关口，吴玠认为：“我保此，敌决不敢越我而进！坚壁临之，彼惧吾蹑其后，是所以保蜀也。”金军为了打通进入汉中的门户，决定进攻和尚原。和尚原之战就这样拉开了帷幕。金军元帅兀术亲自出马，纠集各地兵力十余万，宋军在吴玠的统领下与金军展开了生死搏斗，大败金军。兀术中箭负伤，狼狈逃走。和尚原一战，俘获金军头目300余人，甲士800余人，缴获器甲数以万计，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和尚原之战在宋金战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宋军以少胜多，重创金军主力，鼓舞了宋军的士气，扭转了富平战败的局势。此战对金军的打击是非常重大的，是其灭辽破宋以来遭到的第一次大惨败，所以有的历史记载说：“金人自入中原，其败衄未尝如此也。”“兀术之众，自是不振。”和尚原战败后，兀术回燕京养伤，撒离喝接管关陕方面的军务。他看和尚原难以攻克，遂于绍兴三年（1133）正月率大军绕过和尚原，直取汉水北岸的饶凤关（今陕西石泉西）。吴玠得到探报后，派其弟吴磷守备和尚原，自己率领数千人马，一日一夜奔驰三百里，先金军进入了饶凤关，和当地驻军会合。二月，宋金两军在饶凤关大战，金军损失惨重，但最终因叛徒带路，使一支金军绕到饶凤关的背后，导致关口失守。吴玠退守仙人关（今甘肃徽县南），吴磷也放弃和尚原，赶来会合。因为仙人关位于金军身后，撒离喝不敢继续深入，被迫后撤，吴氏兄弟挥军追击，夺取了敌军几乎全部的辎重。绍兴四年（1134）二月，兀术统率金和伪齐部队共10万人进攻仙人关。双方历经恶战，损失都很巨大，金将韩常还被弓箭射伤了左眼。最终金军无力支持，首先后退，宋军趁机收复了凤翔、秦、陇等州。从和尚原到仙人关，被称为“蜀口三战”，吴玠多次选用有利地形，以削弱金军骑兵冲锋的巨大威力，最终给金人以沉重打击，巩固了南宋川陕防线，确保了定都在杭州的南宋政权的安全。《宋史·吴玠传》说：“故得咯血疾以死。方富平之败，秦凤皆陷，金人一意睨蜀，东南之势亦棘，微玠身当其冲，无蜀久矣。”正是吴玠兄弟的英勇顽强，才确保了西南地区和南宋政权的安全。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尽南宋之力，充岳侯（岳飞）之志，益之以韩（韩世忠）、刘锜、二吴（吴玠、吴磷），可以复汴京、收陕右乎？曰：可也。 ”在三夫之看来，吴玠可以与岳飞并肩，列为南宋名将。
  其次，吴玠及其家族建立起川陕防御的后勤保障体系。吴玠为克服粮运困难的局面，采取屯田自养等多种办法。除在兴州鼓铸外，他还于绍兴七年（1137）二月，在河池发行使用银会子。银会子的发行，大大方便了蜀陇贸易，克服了铁钱与银锭子的携带不便，解决了军费匮乏的困难。此外，吴玠还汰冗员、节浮费，将各军家属迁至江南，以节便粮饷。又在沿江教习水军，以做战备。他调集戍兵，重修褒城的废堰。绍兴六年（1136）吴玠在阶、成、西、秦、凤、兴、梁、洋、利九州设置屯田、营田60余庄，耕田850多顷，岁收，有20万石。胡世将称其“为富国与强兵之资，宽疲瘵远输之急..以省馈运而宽民力”。绍兴八年（1138）七月，吴玠在利州与四川制置使胡世将共商筹运军饷大计，决定采取水陆并运转搬折用之法。自此后，宋军粮储稍为充足。
  （梁中效，陕西理工大学陕南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秦蜀古道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李瑛，陕西理工大学秦蜀古道文化研究中心研究生）
  陇南交通战略地位论要
  ——以徽县宋金对峙为中心
  雍际春 王霭龄
  作为中国南北过渡带的主体，秦岭 -大巴山是控制中国地理格局和空间变化的枢纽。秦巴山地是由秦岭和大巴山双列山地组成的完整的地理单元，具有多维地带性变化的特点，呈现高度的复杂性、多样性、过渡性和敏感性。东西向延伸的秦巴山地，不仅引起了南北方向的地理分异，更有大坡向（侧翼）、小坡向（阴阳坡）的分异，垂直分异和东西方向上的变异，几乎覆盖了自然地理学中所有的地域分异类型。也就是说，纬向地带分异、经向地带分异、垂直地带分异、坡向分异，相互叠加、相互作用，共同形成秦巴山地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多样性和异质性。因而，认识秦巴山地的地理结构需要从多种分异的作用去理解，才能比较深入地抓住问题的实质。①但最基本的南北过渡、东西演替使其在自然、人文方面都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徽县所在的徽成盆地正是这一过渡带西部的核心区域，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以前，人们对秦巴山地过渡带的南北差异或过渡作用多有关注和研究，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特点，相对揭示得比较清楚，而于东西之间的通道作用却鲜少注意。如果说东西向的秦巴山地在人文方面更多地造成南北间的阻隔的话，则在东西方向上就成为相互通达的廊道。在自然地理上，秦巴山地连续不断地从青藏高原延展到中国东部平原，为青藏高原和东部平原植物的相互扩散提供了巨大的通道。正是这种廊道的作用，造成了区域高度的生物多样性。与之相对应，在人文地理上，这种盆地、河流相贯通的东西便利地形，就成为中原与西部之间人口迁移、民族融合、交通军事、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通道。这是我们认识陇南交通战略地位的地理和人文背景。基于此，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宏观认识。
  第一，以徽成盆地为中心的陇南地区是进一步揭示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有人指出：“西秦岭内部以成徽盆地为主体的陇南地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地貌以中低山、丘陵、宽谷为主，喀斯特洞穴发育，特别是处于多条大河上游甚至源区，极为符合上古人类生活和生存的需要，也与绝大部分古文献记录的上古‘神话’人物及活动区域极为吻合，无疑是研究中华上古文明的关键地区。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汉之前古籍记载的昆仑山，与现代昆仑山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关于昆仑的众多神话是指古昆仑山，范围很小，极有可能分布在成徽盆地附近，而非现代的昆仑山。西汉水在汉朝之前是现代汉江的源区，汉朝早期由于武都地震的结果，才改道入嘉陵江（周宏伟，2010）。因而西秦岭的西汉水流域的历史文化价值一直被严重低估，它很可能是上古文明研究的重要突破口，今后需要特别关注和深入挖掘。 ”②此论甚当。
  第二，徽县等地是古代东西交通交流的重要通道。例如，早在帝尧时代，就有一次东夷部族沿汉水谷道的西迁，陈平认为在颛顼、帝喾时期东夷集团重黎族或祝融氏部分成员从海岱向皖北、鄂东的第一次迁移，与当地三苗相融合，成为其新成员。约在尧舜时代，融合后的三苗又自今湖北涢水和汉水中下游西进洮河流域的第二次西迁，并创造了寺洼文化。与此同时，他们又自古“三危”地区越岷山而沿岷江河谷南下，到达川、滇交界的金沙江、大凉山地区，成为大凉山地区的彝族先民，这就是其第三次西迁。山东邹平丁公陶文资料发现后，人们不仅破解了古东夷文字被后来迁至西南的彝族所保留的民族迁移秘密，也使东夷的三次迁徙及其影响得以揭示。①这次东夷的西迁，与《尚书·尧典》记载的羲和测日活动时间一致，其中，和叔前往“西”地，在昧谷进行日落和太阳高度角的观测。西方测日点“西”在今甘肃礼县境内。这次测日的队伍中，当有属于东夷的嬴秦先祖跟随而来并定居于此，这就是嬴秦的第二次西迁，也是其第一次到达西陲地区。②由此说明，在中国古代，沟通东西的陆路交通，除了黄河流域大致沿今陇海西安铁路的东西通道外，尚有长江流域沿汉水西进的通道，这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三，以徽县为中心的陇南地区是中国西部沟通南北的枢纽地带。在沟通秦岭南北的几条通道中，位置最西的陈仓道开通甚早也最为重要。在宋金对峙的特定时代，其地位作用更显突出。此道北有大散关，南有仙人关，徽县处于此道和两关的枢纽位置。顾炎武指出：徽州“南四十里曰青泥山，又名青泥岭。五代李廷珪拒周兵，不克，退保此岭。唐道袭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会李茂贞寇蜀，道袭据此，以死守之。茂贞自是不复窥山南矣。 ”③徽州 “南六十里曰仙人关。其上为杀金岭。其关周二十里，军磊百余处，今遗迹存。 ”④又说：
  宋高宗建炎二年，金人寇熙、河，都监刘维辅逆击于新店，破之。陇右都护张严追战五里坡，败死。四年，张浚军兴州，遣吴玠守和尚原以拒金。时关陇大路尽陷于金，止余阶、岷、凤、洮及凤翔之和尚原，陇州之方山原而已。
  绍兴元年，金没立自凤翔，乌鲁折合自阶出散关，约日会和尚原。乌鲁折合先期至阵，北山索战，玠命诸将坚阵待之，更战迭休，金人大败，遁去。没立方攻岐山箭筈岭关，玠复遣兵击败之。兀术会诸帅兵十余万造津梁跨渭，自宝鸡接连珠营，垒石为城，夹涧与官军相拒，进薄和尚原。玠弟磷选劲弩，命诸将分番迭射，连发不绝。又以奇兵旁击，绝其粮道。度其困且走，设伏于神岔以待之。敌至，伏发，遂大乱。因纵兵夜击，大败之。四年，吴玠、吴磷与金兀术战于仙人关，大败之。十年，金人犯石鼻砦，磷选姚仲等破走之。十二年，和议成，割和尚原、方山原以畀金，以大散关为界。三十一年，金遣徒单合喜为西蜀道行营兵马都统制，由凤翔取大散关。三十二年，吴磷遣别将彭青至宝鸡渭河，夜劫桥头大寨，破之，乘胜复秦、陇、洮州、大散关，分兵守和尚原，金人走宝鸡。 ⑤
  从以上宋金对峙交战和争夺秦陇蜀汉的整体形势可知，大散关、仙人关是宋军防守金人南北要隘，徽县对于两关的贯通和防守发挥着核心纽带作用。严耕望进一步指出：
  唐末五代有固镇，当驿道，南入蜀口至成都，东北通散关至长安，西行经成州通秦州，地当三条重要干道之枢纽，为军事之重镇，故周显德六年升置雄胜军，其地即在河池附近，或稍东（盖今徽县治）。而《云麓漫钞》述南宋时代陕蜀形势，现仍控扼蜀口咽喉。其地在河池、固镇东南南殆不逾五十里，在青泥岭东五十里，而交通形势则与唐、五代之河池、固镇相同，盖南宋内据山险为关耳。①
  他又说：“绍兴初，与金人大战与大散关外和尚原，后退营仙人关，为死守之计，大败金军，遂为西北防御第一重镇。”②又《云麓漫钞》云：
  自讲好，关中之地中分为界。如南关、大散、仙人、饶凤、武休等皆为我有。仙人关外，分左右二道。自城州（成州，即同谷）今天水县，出皂角堡，直抵秦州。顷年吴磷大军尝以出西道。地皆平衍，即其地为壕堑纵横，引水缕行，名曰地网，以遏奔衢。此仙人关左出之路也。自两当县趋凤州，直出大散关..此仙人关右出之路也。凤州之东，兴元之西，褒斜谷在焉。谷口三山翼然对峙，南曰褒，北曰斜，在唐为驿路，所以通巴汉。旁连武休关，又极东为饶凤关，地斗入，梁运难致。异时，独倚饶凤以迫控商、虢，由武休以达长安，故当关（仙人关）为蜀之咽喉。 ③
  这就清楚地表明，在宋金对峙之时，仙人关所在的徽县一带成为南宋在西北御金的第一军事重镇和控扼秦陇汉蜀的交通咽喉。
  第四，以徽成盆地为中心的陇南地区，是民族融合与区域文化的交汇中心。以高寺头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和寺洼文化为代表的青铜时代文化众多遗址，包括昆仑山神话传说，秦人对西陲的经营等，表明这里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主要地区，许多文明成就和文化创造尚待进一步挖掘。古籍所载先秦时期的犬戎、犬夷和猃狁，秦汉魏晋时期的氐羌等，都曾广泛长期活动于这一地区，加之一些割据政权在这里的据守和对峙，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重要影响，也使其成为民族融合的重要舞台。也因此，这一南北过渡、东西通达之区，就成为周邻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汇聚之地，秦陇文化、巴蜀文化、楚汉文化、羌藏文化在此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对当地及周邻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化合与辐射的双重作用。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聚焦在宋金对峙的特殊环境中徽县的发展和其所发挥的作用，也有四点值得注意：
  一是交通枢纽。前述所论陈仓道及其关隘兴筑和分布就能说明问题。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徽县不仅是关陇川陕的陆路交通中心，也是水运交通的重要节点。《肇域志》转引柳宗元《兴州江运记》：
  御史大夫严公开，自长举北至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过栗亭川，逾宝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负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涝，穷冬雨雪，深泥积水，相辅为害，颇踣腾藉，血流栈道。糗粮刍藁，填谷委山，牛马群畜，相藉物故。餫夫毕力，守卒延颈。若是者绵三百里而余。自长举而西，可以导江而下，二百里而至。乃出军府之币，以备器用，即山僦功。由是转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摧其坚刚，化为灰烬，畚锸之下，易甚朽坏，乃辟乃垦，乃宣乃理，随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顺地之高下，以杀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于是决去壅土，疏导江涛，万夫呼仆，莫不如志。雷腾云奔，百里一瞬，既会既远，淡为安流，烝徒讴歌，枕卧而至，戍人无虞，专力待寇。 ①
  这一水路在唐代的开通，不仅方便了交通，而且对于唐宋时期当地经济发展，军事防御能力的提升，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二是军事要塞。顾祖禹说徽州“接壤秦陇，俯瞰梁益，襟带东西，称为要地。陇蜀有事，河池其必争之所矣。公孙述之并汉中也，聚河池以拒汉军，来歙克之而蜀人大震。五代梁贞明初，岐蜀相攻，蜀人出河池遂兼秦凤。宋保蜀口，亦置戍河池以绝女真窥伺之路。蒙古入蜀，河池降而凤州以南次第崩陷。河池介秦凤间，其可以散地视之欤”②。有人认为，陈仓道由周人所开。而春秋初年秦文公东猎进而将都城由西陲迁往关中汧渭之会，刘邦暗度陈仓入关，曹操南下进攻张鲁等，都是经行陈仓道，徽县地处此道最为关键的地段，其作为军事要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是商贸中心。徽县不仅物产丰饶，而且曾是古代商贸的中心。无论是茶马贸易，还是盐、粮百货的贩运流通，徽州为必经之地和流通中心。
  如物产丰饶：“州界陇、蜀之间，寒燠得中，物产略备。又为水陆通道，商贾辐辏，故四民乐业，百务具兴，称乐土。近自人情趋便，旅不出途，川、汉之货，经东出阳平，抵凤、沔，西出置口，过临、巩。白水江遂无篙工之迹。 ”③
  如茶马贸易：秦州铁衣峡“其东南二十五里云台山，其上有云台观，其下有稍子站、茶引所。又十（五十）里为白鼠峡。又二十里曰大小山。高桥巡检司在焉。又三十里为火钻峡。有镇，有批验所，界徽州。”④宋明间徽州城内及县境茶引所、批验所的设置，正是这里地当茶马贸易要道的体现。
  如商贸中心：“徽，辐辏之地，水陆之衢也。往者颇称繁华，大抵久则人情乐便，而近来川蜀之货，欲东者皆自阳平关出凤翔，欲西者皆自置口出临、巩。登白水江而来徽者，才十之二、三耳。昔花马池之盐，由徽入蜀者，全蜀食盐皆为之仰给。今蜀中有井盐，而盐利又阻矣。市井萧条，民无生理，殆不可以前日之徽视徽也。 ”⑤
  四是文化繁盛。据统计，唐宋金时期甘肃地区共出进士66人，徽县（河池）仅宋代就有进士27人⑥，将近占这一时期甘肃全省进士的一半，雄踞这一时期甘肃各县之冠。无疑这是宋代徽县地区军事地位上升，水陆交通畅通，经济发展，货畅其流，进而促进当地文化教育兴盛的必然结果，故而才能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辉煌成绩。这也是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雍际春，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霭龄，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南宋川陕防线的粮草问题
  刘复生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古代战争的常识，控制了粮食，胜利才有保证。南宋初年，形势极为危急，宋政权正处于存亡之秋的关头。东则江淮、中则中原、西则川陕，三大战场鏖战正急。金兵以进攻的势态，在东部和中部战场受挫之后，把进攻的重心放在了南宋西北的川陕地区。宋金双方，先后发生了富平之战和和尚原之战、饶凤关之战、杀金坪之战等战役。富平之战，宋失西北五路，后三战宋军皆胜，取得了川陕保卫战的胜利。战争的胜负总是与粮食供给连在一起的，宋朝方面做出了多方面努力，保证了南宋前期西北部战场的稳定。这里拟就川陕保卫战的粮食问题作一讨论，希望有助于对南宋西部战场有更全面的理解
  一、南宋前期宋金在川陕地区的争夺战
  南宋建炎年间，金兵西路军由娄室（洛索）、撒离喝（萨里子）率领下扑向秦川之地，建炎三年（1129）五月，宋以知枢密院事兼御营副使张浚（10961164）为宣抚处置使，置司于秦州，负责“川陕、京西、湖南北路”这一大片区域的防务。①张浚刚愎自用，急于建立奇功，尚未站稳阵脚，就准备主动出击。都统制曲端进言说：
  自敌入犯，因粮于我，彼去来自如，而我自救不暇，是以我常为客，彼常为主。今当反之，精练士卒，按兵据险，使我常有不可胜之势，然后徐出偏师，俾出必有所获。彼所谓关中陆海者，春不得耕，秋不得获，则必取粮于河东。是我为主，彼为客，不一二年，必自困毙，因而乘之，可一举灭矣。 ②
  利用金兵粮草供给的弱隙，伺机给敌人毁灭一击，这是一条以静制动的策略，但被深陷“兵马一集”即可立扫金人的神话中的张浚轻而易举地否定了。张浚调兵遣将，一切都在为一场大战做准备。
  建炎四年（1130）九月，张浚调集四十万大军，以刘锡为都统制，准备与金决战。刘锡下令“贷民赋五年”，在四川民众的支持下，“金银粮帛之运，不绝于道，所在山积”。③宋民众将军需品送达营地，被安排围绕军营结成小寨，以车马为墙，寨寨相连。张浚看不见这些小寨堵塞军队进退道路的危险，却沉浸在兵强粮足的自大喜悦中。金兵看出破绽，派出三千金兵，很快在沼泽地上填平了一条路来，直奔乡民小寨冲去。乡民惊恐，奔入宋 军兵营，宋军营阵一时大乱，金兵乘乱将宋军辎重全部夺走，郭奕为诗讽刺说：“娄室大王传语张老，谢得送到粮草。斗秤不留一件，怎生见得多少？”①这次战役，宋军遭到惨败，“一举丧师三十万，失地六十州”，大批粮草落入金人之手。而且，张浚心腹刘子羽在兴元府（治今汉中），听闻敌骑有侵蜀之意，即将守臣王庶积谷百余万石“尽散积聚，纵火城中”②。金人乘胜四处强攻，宋军节节败退，西北秦凤、鄜延（今延安一带）、环庆、泾原、熙河五路尽失。
  宋军退却，张浚置司潼川府路的阆中，蜀口暴露在金人面前。秦凤路副总管兼知凤翔府的吴玠及其弟吴磷率数千军兵退守大散关东的和尚原③，成为直面敌人的最前线。吴玠向来爱护百姓，在百姓中享有威望。得知吴玠军粮草不足，当地乡民约集起来，星夜向吴玠兵营送粮。吴玠酬以重谢，送粮百姓更加踊跃，使宋军无粮草之忧。
  绍兴元年（1131）三月、五月，金兵两攻和尚原失败之后，当年十月会兵十余万，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宋史·吴玠传》载，面对强虏，吴玠以“驻队矢”迎敌，金兵寸土难进。关键一仗，宋军利用敌人稍却之际，“以奇兵旁击，绝其粮道”，金兵急忙退兵，陷入吴玠军的埋伏中，宋军取得“和尚原大捷”。绍兴三年（1133）正月，经过一年多的准备的金人再犯宋境，陆续攻取金州（今陕西安康）、洋州、汉州（今汉中）等地，驻扎河池（今徽县）的吴玠提兵驰援三百里，与金兵在饶凤岭（陕西凤县西南）展开了激战。宋军弩石俱发，鏖战六昼夜，最终迫使金兵从梁、洋、兴元三州府撤出，取得“饶凤关之战”的胜利。绍兴四年（1134）二月，金兵集十万骑兵，再次犯边。此时吴玠移驻于仙人关侧的杀金坪，吴磷驻扎于阶（今武都）、成之间的七防关。兄弟俩各率军马转辗会合，不但击退了金兵数次凶猛进攻，而且收复了秦（今天水）、凤（今凤县）、陇（今西陇县）三州之地。这是“仙人关之战”，金人打通蜀口包抄南宋政权的图谋破灭，只得回军凤翔，分兵屯田，数年不敢轻动。 ④
  绍兴十年（金天眷三年，1140），金朝宗弼政变，次年分兵南下。吴玠已于前一年病逝于仙人关，吴磷承担起川陕抗金的重任。吴磷坚持抗金政策，连连打退了金军的进犯，取得了“扶风、凤翔百通坊之战”的胜利。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金人罕札等合兵五万余驻陇州（今陇县）的刘家圈，伺机侵犯宋境。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集师进讨，会于仙人原，吴磷提兵二万八千，阅兵河池，趋至吴山（在今陇县）与金军对峙。金人兵控腊家，地势险峻，吴磷军趁敌骄兵之际，奇袭金营，取得“郯湾克捷”，众论此战，“比和尚原、杀金坪，论以主客之势，险易之形，功力数倍”，川陕宣抚使胡世将上奏也说，“川陕用兵以来，未有如此之胜”。此后，四川战事停息下来，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完颜亮毁约，发动大规模南侵，烽烟才又燃起。
  二、争夺战中的粮食问题
  建炎四年富平之战，宋军主帅张浚自恃兵强粮足，也未能抓住金兵困于粮草的短板出击，结果乡民送粮小寨被金骑兵冲击，阵脚大乱而败。如果对送粮小寨安置得当，战事不可能这么快就以失败告终。绍兴元年的和尚原大捷，宋将吴玠以强弩痛击敌人骑兵，最后截断金人粮道，金人仓皇逃跑，取得决定性胜利。除前两次胜负与粮草问题直接相关外，绍兴三年的饶凤关之战、绍兴四年的杀金坪之战，以及绍兴十年、十一年的几次战役，胜负都是在战场上直接决定的。
  从以上几次战役可以初步分析认为，宋军的粮储一直得到充分重视，富平失败的教训，粮草问题都处理得十分妥当。富平战前，宋军预征了五年田赋，结果尽失。继而担任守将的吴玠“积粟缮兵，列栅为死守计”①，绝金人粮道，取得和尚原大捷。虽然如此，和尚原离蜀地较远，粮饷也有不济之感，“凤翔民感其遗惠，相与夜输刍粟助之。玠赏以银帛，民益喜，输者益多”②。吴玠自然明白，靠百姓的感惠助粮非长久之计。取得饶凤关的胜利后，调整了军队的部署，主动放弃了和尚原，将防守阵地转移仙人关和杀金坪，这里粮食供给较为便捷，这个军事部署的调整起到了有利于宋军的积极作用。官员李迨在绍兴六年巡察前线屯驻军马去处，就发现 “军前衣粮宽剩 ”，军需得到了充分的保证。
  南宋的战争形势，在三个战场中，秦陇地区西临西夏、吐蕃，东则面临咄咄进攻的金人，最富挑战性。富平之战前，金兵已有三次较大规模对陕西的进攻，建炎元年十二月金兵趁宋“关陕无备”攻入长安，建炎二年七月攻入延安城等地，宋朝起用张浚经理川陕。然而金军趁张浚立足未稳之时发动了第三次进攻，建炎三年九月，金兵再次攻下长安，继而又攻陕州（今河南陕县），陕州被敌军围困已成孤城，守将李彦仙仍然率领将士坚守了四个多月，终因外无援军、内无蓄粮而城陷。张浚接受了教训，预征五年田赋，百姓也踊跃送粮，已经达到了兵强粮足的境地，不可谓不重视，然而轻率出兵，骄兵必败在张浚身上得到了应验。
  仙人关战后，战事暂时平静下来，面对强敌，宋朝方面必须对军队的粮草供给作长远准备。前方粮食主要从西川征运和籴买过来，但蜀道艰于运输，百姓困苦不堪，这种状况不能长期持续，需得另开筹粮的新途径。《宋史·吴玠传》载：“玠与敌对垒且十年，常苦远饷劳民，屡汰冗员，节浮费，益治屯田，岁收至十万斛。又调戍兵，命梁、洋守将治褒城废堰，民知灌溉可恃，愿归业者数万家。”这里提到三件事，一是屯田，二是修堰，三是远饷劳民的问题。为长久计，这正是宋朝方面所致力者。
  三、军粮运输与修堰屯田
  前线军粮的筹集，依当时人的说法有三方，一是营田，二是籴买，三是运输。米玠波动不定，籴买不确定性很多，与运输相连，不另论。这里讨论军粮运输与筑堰、屯田问题。
  先说运输前线军粮，主要依靠西川两路（成都府路和潼川府路），有水路和陆路。史载：“自重兵聚关外以守蜀，而饷道险阻，漕舟出嘉陵江，春夏涨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胶。绍兴初，创行陆运，调成都、潼川、利州三路夫十万，县官部送，激赏争先，背道而驰，昼夜不息，十毙三四。”③长期战事，四川百姓负担极为沉重。绍兴八年（1138）三月，御史中丞常同言：“蜀汉之师，艰于运粮，从古已然。今吴玠屯师兴、利，而乃取粮西川。水陆漕运， 是民力未有息肩之期也。 ”①
  绍兴六年（1136）八月，朝廷要求四川都转运使李迨 “以每岁收支之数 ”上奏，李迨后来上报说：
  今四川区区一隅之地，榷盐、榷酒岁入一千九十一万，过于刘晏所榷之数多矣。并诸窠名钱，已三倍刘晏岁入之数。于大军岁计，阙一百六十一万。彼（按此指唐刘晏）以一千二百万贯赡六师恢复中原而有余，今以三千六百万贯赡一军屯驻川、陕而不足。
  李迨发现，四川官员之数仅及军兵之数的六分之一，然而官员军兵请给钱不及官员的十分之一，官员不仅冗滥，而且巧立名目收括百姓钱财，乃请“裁节冗滥”，得到朝廷“诏书奖谕”。李迨发现，军需虽有保证，然而蜀人为之甚苦，“蜀人所苦于折估钱犹未为甚，其所甚者，籴买、搬运也。盖缘籴买不科敷，则不能集事。苟科敷则不能无扰，搬运事稍缓则搬户独受其弊，或稍急则税户皆被其害。绍兴四年、六年，两次支移，陆运至军前，死损人夫甚多，劳费犹不足道也 ”②。折估钱是以军需的名义在四川收的杂税，而籴买、搬运却长期困扰蜀中百姓。
  孝宗时，员兴宗上言说：“陕西者，蜀之捍蔽也。数戍重兵，兵恃食，食恃漕运。凡漕运之出此途最艰畏者，舟楫无施，人力难继故也。”深感漕运之艰，而蜀民负担极为沉重。员兴宗又说：
  凡巴、蓬、剑、阆，上自三等，每户有出一夫者，出两三夫者。一夫之费为钱一十八万，一夫所荷，私载之外，不过六斗。计其米数，则是六十钟而致一钟也。夫以役一夫而费十八万，运一钟而用六十钟，前军所得，不过毫丝，民间所损，已甚丘山，有司亦太拙矣。..当时运粮之夫，同日俱发，俱发则无次舍，同招流民则素寒饥。以寒饥之民，居无次舍之地，其死道路、死霜雪者相踵也。未逾数月，臣已见申宣抚司，死者近二千人，其他则臣不能计也。
  所以他担心一旦有事西陲，籴买不足以办大事，粮运当预为之谋。时有茶马贸易，二十里为铺，铺有兵，兵日有粮，月有给，故而员兴宗要求 “仿运茶之法以运军粮 ”“既可以息西民困苦之役，又可以免道路流亡之忧，又济年前缓急之用，所谓一事治而三，利具者也 ”③。
  再说修堰
  实际上此前吴玠军队已在四川前线发展农业，不仅帮助农户恢复生产，更组织军队屯田，已经初见成效。兴元府褒城县北山下有一座汉代兴修的山河堰，宋时在此立有山河军，嘉祐三年（1058）废。当时官府对山河堰进行了整修，百姓按亩出工，疏通河道，岁用赖此。绍兴三年， “汉中被兵，民多惊扰，而堰事荒矣。既而复业，稍寻旧役，则户版凋稀，功绪鲁莽，堰既疏漏，渠亦洿浅，每秋潦猥盛，即败堰堙渠，下民告病，田收十六七，旱岁尤盛 ”④。又史载， “兴元府有六堰，引褒水溉民田至数千顷，故汉中地极膏腴。兵兴以来，岁久弗治”。其后有帅臣杨政的修复，“川陕宣抚使都统制杨政率众修复，偶夏水堤决，政亲往督向。其后堰成，岁省漕运二十余万石。又汉江水数至城下，政仍作长堤捍之，水遂趋南岸，咸赖以安 ”①。修堰前后坚持了较长时间，乾道年间再次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堰活动。
  《宋史·吴磷传》载：乾道元年（1165），吴磷诣阙，被知兴元府，“磷至汉中，修复褒城古堰，溉田数千顷，民甚便之”。吴磷于乾道三年去世，第二年，吴玠子吴拱出任知兴元府，利州路安抚使、御前诸军都统制等职。后受四川宣抚王炎之命，主持修筑了山河堰。《宋史》卷九五《河渠志》：
  兴元府山河堰灌溉甚广，世传为汉萧何所作。嘉祐中，提举常平史照奏上堰法，获降敕书，刻石堰上。诏中兴以来，户口凋疏，堰事荒废，累曾修葺，旋即决坏。乾道七年，遂委御前诸军统制吴拱经理，发卒万人助役，尽修六堰，浚大小渠六十五，复见古迹，并用水工准法修定。凡溉南郑、褒城田二十三万余亩。昔之瘠薄，今为膏腴。四川宣抚王炎，表称拱宣力最多，诏书褒美焉。
  阎苍舒记其事说：“合六堰，袤一千二里五十步，外增修二垠，皆精坚，可永勿坏。二渠若新港，一万一千九百四十步，悉力浚之。..其渠分流，为筒跋者九十有九，凡溉南郑、褒二十三万三千亩。”②可能这次修葺是将六堰连起来，以便发挥更大作用。《宋史·食货志》载：“宣抚司及安抚、都统司共用钱三万一千余缗。”③此次重修，取得了重要成就，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营田的粮食生产，蜀民负担因此得以减轻。
  三说屯田
  前引李迨上言后提出，李迨建言：“欲省漕运，莫如屯田。”屯田是解决蜀民劳作的最好办法。绍兴六年（1136），朝廷得报，“陕西路屯田顷亩共六十庄，计田八百五十四顷七十九亩 ”。李迨翌年上报说：
  当时已种七分以上，今年耕种既遍，又有增垦顷亩不少。汉中之地，自古沃野。访闻屯田，尽系膏腴。且据前项顷亩会计，每亩除出种粮，止以三石为率，约收二十五万余石。若将一半桩充自来不系水运应副去处岁计米，一半对减川路籴买搬发岁计米，亦可少宽民力。兼臣近体问得利路兴元府、洋州、陕西路岷州夏麦大熟，皆可就籴。除兴元府、洋州已委利路转运副使勾光祖措置就籴五十万石外，岷州缘宣抚司属官异议，措置未得，若属官肯于岷州就籴二十万石，兼用营田所收一半之数十二万石，三项共计五十七万石。每年水运应副阆、利州以东岁计米五十八万石，愿得此三项，岁计足矣，可以尽数蠲免川路籴买、搬运。 ④
  吴玠在当地整修水利，发展农业，绍兴七年，“川陕宣抚副使吴玠、知兴元府王俊、知洋州杨从仪等部兵修筑梁、洋废堰就绪”，得到“诏书奖谕”，这是组织军队完成的。杨从仪洋州治堰的情况：“初，洋州有杨填等八堰，久废不治，公皆再葺之。溉田五千余顷，复税租五千余石。又增营田十四屯，公私以济，民为立祠。 ”又，杨从仪在给事中兼直学士院胡世将乃请朝廷并得到认可：“因此风厉诸将帅，各务究心水利，措置营田。仍命利路监司，候成熟日，具梁、洋渠堰所溉顷亩、所增租税，复实以闻。将俊与从仪并加旌赏，以为忠劳之劝。 ”①杨从仪在凤翔时亦然。 “公至凤州，首创营田四十屯，民力减省，军食充足。 ”②
  绍兴六年，吴玠为宣抚副使兼营田使，治废堰于梁洋，率军民营田凡六十庄，计田八百五十四顷。其初，因兵火后民多失业，故募人耕之，量收租利。李子公为大漕，奏言：汉中之地，古称沃野，每亩除出粮种外，止收三石为率，约收二十五万石。乞付本司赡军，可省内部水运。朝廷难之，但赐玠诏书奖谕。 ③
  南宋朝廷对蜀口营田表现出了高度重视，绍兴八年（1138）十月十九日，“官僚言：蜀汉之师艰于粮运，然顷年吴玠讲营田于汉中，愿降玺书，问以大意，谓‘兵不可不养，粮不可不足’。今日粮运在赵开时其数几何？在李迨时几何？自降营田以来积谷几何？减损馈运之数几何？俾制司、都转运司、同宣抚司系具以闻，仍乞以法颁示诸军，使为矜式。”诏札付吴玠，仍令冯康国同共条尽以闻。九年七月十四，宋高宗再次对辅臣曰：“陕西土疆已复，兵食最为急务，首当经理营田，以为积谷养兵之计。”④希望对一个时期以来的军粮供应和营田情况做一个总结，以期一举解除川陕守军的兵食之优。战时不论，平时养兵的粮草供应就十分巨大，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
  自休兵后，三大将之兵就粮分屯十七郡（兴、成、阶、凤、文、龙、利、阆、金、洋、绵、房、西和州，大安军，兴元、隆庆、潼川府），至乾道末，有名籍者凡九万七千三百三十八人，马一万三千一百四十二匹。都统制至准备将共二百八十人，岁用钱一千七十八万一百二十四缗，帛六十一万八千七百七十匹，粮一百五十八万七千六百七十三斛八斗，料二十五万一千一百四十斛。 ⑤
  此三大将之兵指原兴州、兴元府、金州三都统司之兵，本为曲端、吴玠、关师古三司之兵，曲端死、师古叛后，兵皆归吴玠名下，玠死后，吴磷守兴州（今略阳），杨政守兴元（治今汉中），郭浩守金州（治今安康），其中以兴州为最重，始终坚持在抗金前钱阵地。
  （作者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宋吴氏子弟抗金与降金
  刘建丽
  靖康二年（1127）北宋灭亡后，金军驱掳宋徽、钦二帝与宫廷数千人北上，并且又集结大军，节节向南、向西推进，企图攻灭南宋。于是甘肃陇南成为宋金军事争夺的重要地区之一，在这里进行了激烈的仙人关、饶凤关等战役。本文对吴氏家族中的吴玠、吴磷、吴挺的抗金以及吴曦终归属金的活动略做阐述与分析。
  一、南宋初期秦陇局势
  北宋灭亡后，金兵撤退，但金灭宋的策略并未改变。南宋之初建炎年间（1127— 1130），金军曾连续三次向宋遣兵南攻，展开大规模的攻略，穷追宋高宗至海上，几乎倾覆南宋。与此同时，金军也向西北地区不断发动进攻。原北宋鄜延、秦凤、环庆、泾原、熙河五路大部在今甘肃境内，战略地位重要。“天下若常山蛇势，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将图恢复，必在川、陕。”①而且山势高峻，进退皆宜，毗邻四川，物产丰富，财力雄厚。这一地区也是宋朝市马之地，西夏、吐蕃等向宋朝供给马匹，民众勇悍善战，吃苦耐劳，于是遂有“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②的赞誉。正因如此，西北五路成为金国进攻重点之一，宋金争夺西北五路的斗争异常激烈。
  宋建炎元年（金天会五年， 1127）十二月，金军分三路南下，西路军统帅宗翰率兵向洛阳进军，并命娄室率军指向“关、陕重地，卿等齐勠力 ”③。因北宋灭亡，军队分崩离析，南宋尚无一支能抗击金人的力量，致使金人进军顺利，所到之处，没有遭遇抵抗。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1128）二月，娄室军攻下同州（治今陕西合阳县）、华（治今陕西华县）、京兆（治今陕西西安市）、凤翔（治今陕西凤翔县）等地。此次出兵时，因东、西两路次发生分歧，河北诸将主张停止陕西用兵，河东诸将反对，认为“陕西与西夏为邻，事重体大，兵不可罢”④。宗翰认为“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陕西，略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后取宋。”⑤在争执不决的情况下，金太宗两用其策，“康王构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陕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⑥。于是命娄室率军攻陕西。八月，娄室等败宋军于华州（治今陕西华县），讹特刺破宋军于渭水，遂取下邽（治今陕西渭南市东北故市镇故县村），十二月，鹘沙虎败宋兵于巩州（治今甘肃陇西县）。宋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1129）二月，宋安抚使折可求以麟（治今陕西神木县北）、府（治今陕西府谷县）、丰（治今内蒙古河曲县西）三州附金。十月，京兆府降，巩州降。
  （一）富平战败
  富平县位于耀州（治今陕西耀县）“东南五十里，有荆山、郑白二水”①，此地无形胜险扼可据守。正如宋将吴玠所言：“兵以利动，今地势不利，未见其可。”②宋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二月，宗弼领兵在杭州大掠北还时，先后在镇江、建康遭到宋军阻击，金将兀术率领的金军主力在黄天荡（长江下游的一段，在今南京市东北）遭受痛创，锐气大挫，金军进攻江南的战争至比告一段落，金军将重点进攻的矛头指向陕西。建炎四年七月，先遣娄室经略陕西，所下城邑“叛服不常”，元帅府召集诸将商议，皆以为“兵威非不足，绥怀之道有所未尽。诚得位望隆重、恩威兼济者以往，可指日而定”③。以前南下攻宋时，以东路军为主，西路军配合，宗翰在提出增兵陕西时说：“前讨宋，故分西师合于东军，而陕西五路兵力雄劲，当并力攻取。今挞懒抚定江北，宗弼以精兵二万先往洛阳。以八月往陕西，或使宗弼遂将以行，或宗辅、宗干、希尹中以一人往。 ”④太宗采纳宗翰意见，遣右副元帅宗辅去陕西。
  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九月，宋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调诸路军队，集骑兵六万，步兵十二万，进至富平（今陕西富平县），欲与金军决战。宗辅至陕西洛水治兵，以娄室为左翼，宗弼为右翼，两军并进攻富平。此时宋军屯于富平，而金兵屯于下邽（富平县东，治今陕西渭南市东北故市镇故县村），娄室的军队还在绥德（治今陕西绥德县），未与主力会合。宋军诸将要求乘此机发动攻势，被张浚拒绝。而在设营布阵上又犯了军事错误，当时宋朝运送军需的人到达营地后，他们就围绕军营结成小寨，用车马做围墙，寨寨相连地驻下。吴玠等认为这堵塞军队出入之路，建议把军队移至高地，张浚又不采纳。正当张浚盲目轻敌时，娄室派出精兵三千，用土袋填平沼泽，然后直冲乡民小寨。百姓惊恐，奔入军营，宋军营顿时大乱。是役“自日中至于昏暮，凡六合战”⑤，虽双方混战厮杀，一度不分上下，但毕竟宋军弱点明显，人心不一。当金兵进攻环庆军时，其他各路不去援救，时逢赵哲撤离部队，将士见尘土飞扬，误以为战败，于是皆溃散逃亡，导致全军大败。随后耀州（治今陕西耀县）、凤翔府（治今陕西凤翔县）相继附金。
  （二）五路失陷
  富平之战的失败，形成了西北五路危机，而张浚在战后处置又不讲究策略，轻率地杀死赵哲与曲端，又直接导致五路失陷，金人占领西北地区。
  赵哲的临阵先逃，引起全军惊溃，对于他的处分是必要的，必须采取妥善措施，以稳定军心为主。张浚却匆忙召集诸将，将赵哲斩于堠下。结果造成众语喧哗，舆论不服。张浚遣散诸路军队，“令方出口，诸路之兵已行，俄顷兵尽”⑥。赵哲被杀后，在张浚幕客刘子羽的指使下，孙恂又杀死统领官张忠、乔泽。统制官慕洧等不满，孙恂恫吓道：“尔等头亦未牢。”⑦慕洧为环州大族，闻此语恐被杀，便发动兵变，反攻环州（治今甘肃环县）。张浚遣统制李彦琪援救环州，又命经略使刘锜追击慕洧。刘锜临行，留部将张中彦赵彬守渭州（治今甘肃平凉市），二人相谋 “逐锜而据泾原 ”①。在军事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张浚将屡立战功、享有威望的曲端处死于恭州（治今重庆市）。远近士民闻曲端死，皆心怀不满，于是 “军民益解体 ”②。
  在金军的强大攻势下，宋军无力抵抗，节节败退，从兴元（今陕西南郑县）退至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市秦城区），再从秦州到兴州（治今陕西省略阳市）。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十一月，宗辅率军攻下泾州（治今甘肃泾川县）、渭州（治今甘肃平凉市），败宋经略使刘倪军于瓦亭（今甘肃泾川县东），原州（治今甘肃镇原县）降，撒离喝破德顺军静边寨，宋泾原路统制使张中孚、知镇戎军李彦琦以城降。十二月，宗辅攻宋熙河路副总管军，熙州（治今甘肃临洮县）降。宋秦凤路都统制吴玠军于陇州境上，被招讨都监马五击走，降一县。宗辅进兵降甘泉等三堡，取保川城，破宋熙河路副总管军三万，获马千余，拔安西等二寨，熙州降。娄室病死后，以阿卢补为左翼都统，宗弼为右翼都统，分别招降尚未攻下的城邑。建炎五年（金天会九年，1131）正月，“遂得巩、洮、河、乐、西宁、兰、廓、积石等州，定远和政、甘峪、宁洮、安陇等城寨，及镇堡蕃汉营部四十余”③。十月，撒离喝攻下庆阳府（治今甘肃庆阳市），慕洧以环州（治今甘肃环县）降。于是西北五路尽为金朝占领。建炎四年（1130）九月，金朝立刘豫为“大齐皇帝”，将西北五路的统治权交给刘豫。刘豫派张中孚守平凉，张中彦守秦州，赵彬守庆州，慕洧守环州。从此，西北五路地区长期处于金朝的统治下。
  二、吴氏兄弟英勇抗金
  吴玠（ 1093—1139），字晋卿，吴磷（1102—1167），字唐卿，祖籍宋德顺军陇干（治今甘肃静宁县东）人，因父死葬水洛城（今甘肃庄浪县），故迁居水洛。吴氏先世事迹《宋史》本传不载，无从详考。据《陇右金石录·吴玠墓碑》与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二《吴玠福不逮吴磷》所载，得知其曾祖为吴谦，祖父为吴遂，父亲为吴扆。④吴扆曾在德顺军任地方“军校”，吴扆生磷、玠、珙三子。玠、磷为扆正妻刘氏所生，珙系玠之“庶弟”，为吴扆婢妾所生。史载吴玠年少时，即“沉毅有志节，知兵善骑射，读书能通大义。未冠，以良家子隶泾原军”⑤。政和、靖康中，抗夏御边，屡立战功。吴玠因军功累官为“开府仪同三司，迁四川宣抚使”，成为与岳飞齐名的西北地区抗金名将。吴磷“代兄为将，守蜀余二十年，隐然为方面之重，威名亚于玠”⑥。也因军功“拜太傅，封新安郡王”。吴珙在西北地区的声望、地位与影响，虽远不如其兄玠与磷，“然珙为人颇类玠，屡历行阵，亦得军士心 ”⑦。晚年也因军功，与吴磷子挺同为管军节度使。吴玠、吴磷 “智勇忠实，勠力协心，据险抗敌，卒保全蜀，以功名终 ”①。吴氏兄弟与磷子挺，皆倾毕生精力进行抗金斗争。
  富平战败后，吴玠、吴磷奉张浚之命，收集几千散兵，重新进行组织与训练，一支精锐的军队在秦陇地区迅速成长，这就是吴玠、吴磷率领的 “吴家军 ”。从此吴氏家族兄弟父子扼守蜀口三关，与金人长期在这里周旋，守卫秦陇地区前后约六十二年（1131— 1193）。
  （一）和尚原之战
  由陕入蜀有三座门户，即和尚原、饶凤关、仙人关。和尚原是从渭水流域越秦岭入汉中的重要关隘之一，位于陕西宝鸡县“西南四十里”“原在大散关东”②，乃是“商、秦州险要之地，并系川蜀紧急门户”③，显然是控扼川口，的必争之地。大散岭在宝鸡县西南五十二里，岭上设关，即大散关，“当秦陇之会，扼南北之交”④，是秦蜀襟喉之地。两山关控斗绝，出可以攻，入可以守，实为表里形势要地。和尚原距大散关 “才咫尺”，显然地形险要与大散关相似。据《宝鸡县志》载：“形边仰中凹，广袤约有千亩”。正如宋将杨存中所言：“和尚原，陇右之藩要也。敌得之，则可以睥睨汉川；我得之，则可以下兵秦雍。”⑤若屯兵其间，“则可以下窥秦雍，而于函洛之路未绝也”⑥。显然，和尚原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是战略形胜之地，通往四川的第一道关隘。若弃和尚原，退守仙人关，“则蜀之险要，所失过半”⑦。金既到仙人关，习知险隘，必分兵数道并进，一军自阶、成趋文、政，一军自梁、洋经米仓山入巴、阆，一军自均、房由达州山路入夔峡，再以一二千人攻仙人关以缀吴玠， “势分形散，所备皆急 ”⑧，一处破坏，则处处震动。
  富平战败后，陕西大部被金军占领。张浚退至兴州（治今陕西略阳），派刘子羽至秦州召集溃散的宋军，有十多万人会集，军势复振。但在金军不断进攻的压力下，张浚再次退至阆州（治今四川阆中县），形势十分严峻。张浚随即任命王庶知兴元府、利夔两路制置使、节制陕西诸军。王庶招集溃散的宋军与抗金义军二万。此时，吴玠招集散亡数千人，在和尚原积蓄粮食，整顿军队，建立山寨，准备与金人决战死守。绍兴元年（1131）三月，金太宗从侄完颜没立开始进攻和尚原，被宋军击败。五月，金军两路进犯，完颜没立攻箭筈关（在今陕西千阳县南箭筈岭），乌鲁与折合自阶州（治今甘肃陇南市阶州区）与成州（治今甘肃成县）绕道出大散关（即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约日会师和尚原，企图夹攻吴玠军。吴玠指挥吴磷等出战，击退二路金军，“生获首领蕴逋，斩千户泼察胡”。乌鲁与折合再次合兵进攻，又被击败。这两次获胜振奋人心，揭开了和尚原大战的序幕。十月九日，金将兀术亲率大军自宝鸡县界入渭河谷，自谷口至神岔。初十日午时，直犯驻兵地和尚原。吴玠 “指授诸将，选劲弓强弩，期以必死，分番迭射 ”。金兵稍退，又 “以奇兵乘险据隘，横攻夹击”①，激战三日，大败金军，杀俘数以万计，兀术“后心连中两箭”，狼狈逃遁，“所统大军剿杀几尽”②，金军遭遇到自南侵以来前所未有的战败。正如李心传所评玠：金军“盖自入中原，其败衄未尝如此也”。③
  （二）饶凤关之战
  饶凤关为蜀之门户，系由陕入蜀的重要关隘之一。饶凤关置于陕西石泉县与西乡县交界的饶凤岭上。《大清一统志》卷一八八《兴安府》谓饶凤岭“在石泉县西五十里，南枕汉江，与汉中府西乡县接界。险峻倚天，石径盘纡，为秦、楚、蜀往来必由之路，下有饶凤河”。又谓“饶凤岭在西乡县东北一百五十里，汉江北岸，与兴安州石泉县接界”。关位于凤州之东，兴元之西，褒斜谷在此。谷口三山翼然对峙，南曰褒，北曰斜，在唐为驿路，所以通巴汉。此地势险陡，“入粮运难至，独倚饶凤，以控商、虢，由武休以达长安，固当关为蜀之咽喉”④。清严如煜纂修的《汉中府志》明确记载：“饶凤岭在西乡县东北一百八十里，宋吴玠镇守于此..今名十二峰岭。东南相连百余里，寂无人迹，山路崎岖，险于栈道。”显然，饶凤关是位于陕西石泉县与西乡县东北交界之处的一形胜险要关隘。
  完颜兀术率部退回北方后，金朝又命令完颜撒离喝为陕西经略使，与伪齐四川招抚使刘夔合兵攻四川。金军回避对和尚原（今陕西宝鸡市西南17.5千米）的正面进攻，在绍兴二年（1132）十二月，金将撒离喝企图攻取“剑外十三州”，派部分金军西进至仙人关、熙河地区，牵制宋军主力吴玠部；又避开了吴磷驻守的和尚原；自己亲率金军主力，采取迁回战术，从长安出兵，攻破商州（治今陕西商县）。绍兴三年（1133）正月，向南经上津（治今湖北郧西县西北上津堡），再向西进攻洵阳（治今陕西旬阳县北北洵河北岸），击败宋军王彦部的抵抗后，又沿汉水向西占领金州（治今陕西安康市），进逼洋州（治今陕西洋县）。
  宋兴元府知府刘子羽遣兵驻守饶凤关（今陕西石泉县西、西乡县东北），并向吴玠告急。吴玠即率部自河池（今甘肃徽县）昼夜行三百里，驰援至饶凤关御敌。为了挫败金人锐气，吴玠遣人送黄柑至金营，说“大军远来，聊用止渴”。撒离喝大惊，以杖击地说“尔来何速耶？”于是双方大战饶凤岭。金人披重铠，登山仰攻，一人先登，皆有二人随后，前者战死，后者继攻。吴玠军弓弩乱发，大石摧压，连战六昼夜，金兵死者如山积而进攻仍不停。金兵出巨资募敢死士，欲夹攻硬冲。这时因有一“壕寨将走降金人，告以虚实”，于是一小股金军遂从祖溪间路，绕道关后，居高临下，配合关前金军夹攻，宋军战败，致使饶凤关失守。于是金军乘机占领洋州，进入兴元府（治今陕西汉中市），直抵三泉县东的金牛镇（今陕西宁强县东北30千米），一时四川大震。金军虽然获胜，但也伤亡过半。宋军实行坚壁清野，金军“野无所掠，杀马而食，马且尽，遂杀西河佥军食之，又春疠方作”⑤。金军遂于四月间自兴元府经斜谷向凤翔撒退，吴玠乘机在武休关（今陕西留坝县南）遣兵邀击其后军， “金人尽弃其辎重及所掠人畜而去，后军为我军掩击及堕溪涧死者数千计，其后王俊于饶 凤关下得马革万七千余 ”①。这次金人深入梁州、洋州、兴元府三地，仍得不偿失，川陕战局又转危为安。
  （三）仙人关之战
  仙人关（今甘肃徽县东南5千米嘉陵江畔）位于陕西凤县南一百二十里，接徽县界，也与略阳县界邻近，既是入川重要关口，也是入秦陇要隘。“仙人关路分左右，自成州经天水出皂角堡直抵秦州，此左出之路；自两当趋凤州直出凤翔大散关至和尚原，此右出之路。”②正如宋将吴玠所言“关外蜀之门户，不可轻弃”③。饶凤关战后，宋、金双方都做了新的战略部署。宋将吴玠虑及和尚原远离四川，粮运给养困难，难以长久坚守，于是放弃和尚原，另在川口仙人关处右侧筑垒，号“杀金坪”，严阵以待。吴玠部署仙人关第二线防御后，仍留吴磷率一部人马屯守和尚原。绍兴三年（1133）十一月，金朝元帅左都监完颜兀术再次率所部南下，“将士乏食自溃，吴磷拔寨弃去”④，金军遂占领和尚原。完颜兀术夺取和尚原后，又与撒离喝、刘夔等合兵南攻。绍兴四年（1134）二、三月间，金军与吴玠军在仙人关再次进行激战。仙人关之战可分两个阶段⑤：
  二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和三月一日，这四天，金军处于攻势，宋军处于守势，特别是后两天，恶战达到白热化的地步。金兀术、撒离喝等自二月二十一日，率大军十余万，抵达仙人关杀金坪后，在仙人岭上扎营四十余座。六天后进行交锋，二十七日，一拥前来，“自铁山凿崖开道循岭东下”⑥，直攻吴玠军，吴玠自以万人当其前。弟吴磷不待令，率轻兵由七防关（今甘肃康县东北、成县南，在白马关东）倍道入援其兄，与金兵转战七昼夜，始与吴玠会合。双方血战三十余阵，杀死不少金兵。二十九日，金军又至吴玠军营前，立炮数十座，炮击吴玠军营。吴玠令营中并用神臂弓，施放炮石，打死金军无数。三十日金军发兵万余攻击宋军营寨，吴玠军迎战杀退。金军又增加兵力，再来攻击五十余番，并，推拥洞子、云梯直前，搭上城角。吴玠军勠力向前捍御，用炮石打折洞子，并用杆撞折云梯。金人又缚虚棚战楼，别遣将领拥锐卒万余，一发乘城。吴玠命统制官杨政领长枪、陌刀手，深入刺打隔断，金人不能上城。鏖战百阵，杀死金兵无数，大获全胜。三月一日，撒离喝号令诸军合力只攻吴玠军营一楼，自寅至午，十分危急。姚仲为统领，只在楼上酣斗，楼已倾侧，姚仲以绢为绳，拽使复正。金兵用火焚楼柱，姚仲以酒壶击灭火。金人在东岭下布神臂弓，吴玠也发神臂弓五百张，与金兵对射。金兵后退，吴玠即组织宋军主动出击，遣王万年、刘钤辖等分紫、白旗入金营追击，金阵乱，皆奔溃。
  三月一日夜至二日夜三更，系宋军反攻阶段。金军这次南攻，倾巢出动，受到宋军捍御，虽然攻势衰竭，但仍然不肯退兵，企图继续相持，或由他路冲突入川。吴玠抓住战机，发兵反攻。抵夜，吴玠别遣五将分更劫寨，昼夜数十回合，金军困惫，死伤以万计，即敛兵宵遁，杀死千户、万户、甲军万余，得傍牌、衮枪、金鼓、旗帜数千件。经历两夜一日连续苦战，金军终于大败而逃。吴玠又遣统制官王俊设伏河池，扼金人归路，生擒百余人，斩首千级，得甲马、旗帜无数。金军 “本谓蜀可图 ”，然而在仙人关遭遇大败， “既不得逞，度玠终 不可犯 ”①，于是退回凤翔， “自是不妄动 ”②，再也不敢大举进攻川蜀。四月，宋军复凤、秦、陇三州。
  三、绍兴末年父子抗金
  南宋初期，经南宋军民的殊死抵抗，宋金双方力量已发生变化，金军兀术部遭受宋军的沉重打击。兀术自天会七年秋离燕山，率众南征..加之往返万里，首尾二年，其徒销折，十存三、四，往往扶舁呻吟而归。至于兀术，尚以箭疮，帛攀其臂。“兀术始行，有从马数百，至是宿六马而还。平阳守肖庆以三马奉之，兀术之众自是不振。”③其他如娄室、挞懒、撒离喝等军，也在战争中实力受到削弱。此时形势已发变化，正如金将韩常所说：“今昔事异，昔我强彼弱，今我弱彼强，所幸者南人未知北间事耳。”④尽管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南宋的变化，但南宋政府向金求和、纳贡称臣的投降路线占据主导地位，而金统治者征服南宋的主旨不变，南宋军民的抗金斗争贯穿始终。
  （一）金海陵王举国攻宋
  金朝完颜亮夺取皇位后，继承和发展熙宗时恢复与发展生产和继续打击守旧势力的政策，但在对宋关系上，却违背了熙宗已取得的南北议和的有利条件⑤，欲南下伐宋，进而统一江南，于是在宋绍兴二十三年（金贞元元年， 1153）迁都燕京后，积极备战。
  海陵王为做好南迁伐宋的准备，加紧营建汴京宫室，作为南下攻宋的基地。又关闭榷场，宋绍兴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1159）正月，除泗州（治今江苏盱眙县西北）一处榷场保留外，关闭其余全部宋金贸易榷场。绍兴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1159）二月，举国调兵，调发诸路猛安谋克军，凡二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全部编入军籍。绍兴三十年（1160）七月，完颜亮下诏签发诸路汉军。又督造战船、兵器，命工部尚书苏保衡在通州（治今河北通县）督造战船，接着又遣使赴诸总管府督造兵器，并将诸路旧存兵器全部集中到中都（今北京市），其制造费用皆由人民负担。完颜亮为发动对宋战争，大括天下骡马，官至七品的准留马一匹，所调诸路马以户口为率，富室多至六十匹，凡调马五十六万匹，仍令由本家饲养，以待师期。下诏河南州县所储粮米，以备大军，不得他用。与此同时，“征发诸道工匠至京师，疫死者不可胜数”⑥。这是一场全国性的大浩劫，为了筹措南攻经费，预收五年赋税，劳力被摧残，农田被践毁，加上繁重的徭役，致使百姓民不聊生， “天下始骚然矣 ”⑦。
  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1161）春，完颜亮前往开封，随之政府也迁此。九月，兵分四路南下攻宋，金军的主力东路军，由完颜亮海陵亲自率领三十二总管兵，从淮西南攻，进军寿春（治今安徽寿县）；西路军由徒单合喜、张中彦率领，从凤翔攻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以取四川；中路军由刘萼、仆散乌率领，从蔡州（治今河南汝南县）南攻荆襄；另遣苏保衡、完颜郑家率水军经由海道进趋临安（治今浙江杭州市）。四路金军企图一举攻灭南宋。
  （二）吴磷吴挺秦陇抗金
  绍兴九年（1139）六月，吴玠因病卒于仙人关（今甘肃徽县东南5千米嘉陵江畔），于是其弟吴磷担负起领导秦陇人民抗金的重任，先后率军进行扶风、凤翔、百通坊、陇州刘家圈、剡湾、腊家城等战役，胡世将在上奏剡湾克捷状文中言：“臣询究众论，皆谓磷此战比和尚原、杀金坪，论以主客之势，险易之形，功力数倍。臣猥以书生，误膺重寄，上赖朝廷指授，磷等为国宣力，川陕用兵以来，未有如此之胜。 ”①
  伴随着绍兴三十一年（1161）爆发的宋金战争的演进，双方投入的兵力及战争争夺的重点逐渐从东部战场移向西部战场。同年十一月，完颜亮被杀，东路宋军获得采石（即采石矶，又名牛渚矶，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采石街道江滨）大捷，继之又在十二月初，乘金军退走之际，收复了两淮地区。中路宋军亦在茨湖（今湖北老河口市东南）击败了金军的进攻，并在抗金义军的配合下，收复了洛阳、嵩州、长水、永宁、寿安等县。而西部战场在战争初期，面临着众多不利因素。在绍兴十二年（1142）的和议中，南宋曾将具有战略意义的和尚原（陕西宝鸡市西南35里）等地割让给金人，以致“一失和尚原，便自弃地三百余里，又顿失险要，其间入川路径散漫不一，为害甚大”②。此时的吴磷年岁已高，在长期征战中，身染重病，“日饵丹砂数十百粒。..每疾剧时，也颇危殆，几至死”③。然而大敌当前，国难当头，他不顾个人疾苦，率军奋战。由徒单合喜、张中彦率领西路金军在向川陕进攻中，在秦陇地区遭到宋四川宣抚使吴磷军痛击。
  1.德顺之战
  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1161）秋，完颜亮遣西元帅徒单合喜以兵扼大散关，游骑攻黄牛堡。时吴磷已患重病，肩舆上杀金坪，驻军青野原（今陕西略阳市北70千米），增调内郡兵分道而进，授以方略，开始了收复失地的战斗。又传檄契丹、西夏及山东、河北等地，声讨金人罪行，伸张正义。九月，先后收复秦州、洮州、陇州等地。十月，姚仲率军破金军于东谷口，吴挺率军败金人于德顺军治平寨（今甘肃静宁县西南40千米治平乡）。至十一月，宋军已先后一度收复秦、陇、洮、兰州，并遣王彦东取商、虢州。十二月，吴磷遣将复水洛城（今甘肃庄浪县）。宋绍兴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1162）二月，宋军复河州（治今甘肃临夏市），取来羌城。后又“攻拔大散关，分兵据和尚原，金军退走宝鸡”④。在经历了最初的紧张后，西部军很快从交战之初的防守转入进攻。《金史》卷八七《徒单合喜传》记载：“是时，宋吴磷侵占古镇，分据散关、和尚原、神叉口、玉女潭、大虫岭、石碧寨、宝鸡县，兵十余万，陷河州、镇戎军。”在这种军事形势下，对德顺城的争夺，成为宋金双方汇聚的焦点。
  德顺军（治今甘肃静宁县）位于今甘肃东南，北宋时属秦凤路，南宋后为金人占领，改为德顺州。宋绍兴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1162）正月，吴磷遣姚仲以东路兵自秦州出攻巩州（治今甘肃陇西县），“围之三日夜，不能克，乃舍之”。遂退守甘谷城，留统制官朱刚等驻巩州。宋将姚仲攻德顺已逾四旬，久攻不下。在这种情况下，吴磷恐将士斗志 懈怠，亲临督战。自秦州率兵至德顺城下，以李师颜取代姚仲，并以其子吴挺节制军马。但德顺金军十分强大，宋军无法攻克，双方呈僵持态势。吴磷按行营垒，别栅要害，治夹河战地以预宋军之便，而致金人不利。斩不用命者，然后指挥军队大战。既战，先以数百骑尝战，敌一鸣鼓，锐士跃出驰突宋军，遂空壁与宋军激战交锋。宋军因先治战地，骑兵皆以一当十，人益奋搏。翌日，宋军再出兵，金人坚壁不战，时逢大风雪，金军引众夜遁，宋军收复德顺。吴磷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拥马迎拜不绝”①。不久，吴磷返回河池（治今甘肃徽县西北银树乡）。
  德顺之战，金军兵力达五万，宋军仅三万，但吴磷亲临战场后，能根据德顺城地形、敌我双方的形势修置栅栏，使宋军在战斗中拥有地利优势，并在激战中，审时度势地调兵遣将，对金军形成一种战无不胜的气势，金兵必然败遁。德顺之战是这一时期宋金西部战场上投入兵力最多的战役，其后宋军又乘胜收复了环州、熙州、巩州、华州，就西部战局总形势而言，“三大将之出也，兴元路得秦、陇、环、原、熙、河、兰、会、洮州、积石、镇戎、德顺军，凡十二郡；金州路得商、虢、陕、华州，凡四郡；独渭北以重兵扼凤翔，故散关之兵未得进”②。此时收复大片失地的宋军成为战争中的主动方。在这种情况下，宋军面临新的抉择：如要北伐，就必须巩固新收复的陕西州军，而“陕西五路新复州县又系于德顺之存亡，一旦弃之，则窥蜀之路愈多，西和、阶、成，利害至重”③。显然，德顺对于南宋巩固新复州军，继而北伐收复失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德顺至仙人关，地势平坦，极其有利于善于倚靠骑兵作战的金军，如果宋军失去德顺之险，其新收复州军则因失去屏障而易被金军重新占领，更为关键的是，宋军若失去新复州军，则西部宋军后勤供应线就被切断，其处境被动。④而宋军占领了德顺，就化解了西部宋军所面临困境，既可东进与中、东部宋军遥相呼应，亦可就地取给粮草，增强自身的战斗力，并对金军形成强大的压力。因此，若丢弃德顺军。实际上就是放弃了新收复的可以补充兵源与粮草的大片土地，使固有的西部边防亦处窘境。金军也敏锐地觉察到这点，不断地增兵，誓要夺回对德顺军的控制权。
  吴磷亦识破了金人意图，知其“志在德顺”，必再争夺，于是从河池（治今甘肃徽县西北银杏树乡）率兵亟驰赴德顺城下。金元帅左都监徒单合喜亲自率兵四万来赴，合完颜悉烈等军十余万果然来攻，随后万户豁豁也率精兵从凤翔继至增援。因此，宋金双方在德顺展开了殊死搏斗，极力争夺，互有攻守，但宋军在吴磷的指挥下，渐占主动。“敌自是失三路形胜，粮运迁险”⑤。吴磷调诸将益出兵至秦州，布置诸将分屯要塞，在东山筑堡坚守，而且“益出蜀口之师，分德顺兵历阵内外相合以击之”⑥。金人极力争夺，杀伤大半，终不能克。随着西部战争的演进，德顺战场已成为决定宋金双方胜负的关键。但由于吴磷军总兵力少于金，且宋军收复失地越多，兵力分散的情况就越严重，不能在占据德顺后乘胜推进，只能捍御收复的州军。尽管如此，德顺军的宋军在吴磷的指挥下，多次转危为安，并形成了新的进攻态势，总战局形势有利于宋军。
  但是非战场的因素却主导着战局的发展。这时，南宋主和派再居上风，议者以为 “兵 宿于外，去川口远，则敌必袭之”①，朝廷随欲弃三路。这年十二月，孝宗“诏弃德顺城，徙兵民于秦州以里屯住”②。这意味着宋朝廷不仅放弃了北伐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而且更为不断增兵德顺、凤翔等地金军邀击退师的吴磷军创造了条件。吴磷部属力主“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此举所系甚重，奈何退师？”③但在孝宗即位的非常时刻，深谙宋廷祖宗家法的吴磷，深知“顾主上初政，磷握重兵在远，有诏，磷何敢违！”④吴磷不敢违抗，于是弃德顺军，仓促退兵，金人乘机背后袭击，吴磷军“亡失者三万三千，部将数十人，连营痛哭，声振原野”⑤。宋廷“将从中御”的结果，导致了西部战场的形势急转直下，于是“秦凤、熙河、永兴三路新复十三州、三军，皆复为金取”⑥，金军最终取得了西部战场的控制权。时人评论宋军德顺军之败曰：“徒以人言，万里遥度，亟诏班师，大军未旋，而兵烽复满于四郊，向所得诸郡随而沦陷，两京五路，恢复愈远，至今人以为失策。”⑦可谓一针见血，切中时弊。德顺军之败，宣告了南宋北伐中兴大计梦想的彻底破灭，并最终决定了南宋中后期宋、金关系发展的基本格局。 ⑧
  2.原州之战
  宋绍兴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1162）三月，金人引兵与西蕃官杏果同围原州（治今甘肃镇原县）。原州位于德顺州之东，治临泾（今甘肃镇原县），取其高平曰原为名。东北至宁州35千米，西至镇戎军界，南至渭州界，北至庆州界均为75千米。原州守将段义彦率忠义统领巩铨领兵，集合城中官吏、军民登城坚守。金人依城建寨，昼夜攻击。原州城虽高，而忠义兵皆无甲，于是遣使至镇戎军求援。此时原州受围已久，金兵增加大炮十四所，更用鹅车、洞子拥迫城下，矢石乱发，军民死伤甚众，形势十分危急。守将段彦、巩铨对镇戎军秦弼说：“原州、镇戎，唇齿相依。原州失守，镇戎必孤。”⑨秦弼奏报宣抚司后，令秦弼尽领四将兵应援。此时，原州围兵已增至七万，原州势急，而泾、渭州距德顺、镇戎地远，吴磷命姚仲以德顺（今甘肃静宁县）军增援，于是“姚仲并河池、秦州兵九千至德顺，余兵留屯甘谷、摧沙、镇戎军”⑩。姚仲自德顺至原州，由九龙泉上北岭，令诸军弓弩尽满引行前，辎重队居后。以卢士敏兵为前锋，所统兵六千为四阵，姚志兵为后拒，随地便利列阵，与金人鏖战数十回合。但逢辎重队随阵乱行，遭遇金人攻击，于是军队大败，此役“武显大夫、兴州前军同统制郑师廉，与统领官七，将官三十，队将七十有三，并死于阵”■。
  （三）吴挺继承父志抗金
  吴挺（1138—1193），字仲烈，吴磷子，以荫补官，从吴磷为中郎将，部西兵诣行在。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人渝盟，吴磷以宣抚使率三路兵抵御，吴挺“愿自力军前”①于是吴磷命其担任中军统制。宋军收复秦州后，金将合喜与张仲彦“以兵来争”，吴挺破，其治平砦。不久南市城金人也掎角为援，双方“转战竟日”②。吴挺命前军统制梅彦属部直接占据城门，属部不应，梅彦也惧力不敌。在吴挺督促下，梅彦率众殊死搏斗，吴挺率背嵬骑兵，并改用黄旗，绕到金军背后，占据高地，自上而下激战。金人哗然喊道 “黄旗儿至矣！ ”遂惊败。
  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吴挺与都统制姚仲率东、西两路兵攻德顺（今甘肃静宁县）。金军左都监率平凉驻军倾城而出援合喜，又遣精兵数万从凤翔来会合。姚仲军驻六盘山，吴挺率军独自趋瓦亭（即瓦亭关，今宁夏固原市南35千米瓦亭村），身冒矢石，士兵也随其冲锋陷阵，舍身拼搏。金人舍骑操短兵器奋斗，吴挺另遣将领“尽夺其马，金众遂溃”③。吴挺率兵追击，擒获金人首领、士兵三百七十人。金人不甘失败，悉兵趋德顺。吴磷从秦州前来督军，“先壁于险，且治夹河战地”④。金人大队人马果然到来，吴挺诱金兵进入宋军所伏阵地，“盛兵蹙之，敌不能支，一夕遁去 ”⑤。
  巩州（治今甘肃陇西县）久攻不下，吴挺率领选锋军至城下，诸将皆主张分兵各当一面，向城西北面坡陀地进攻。吴挺说：“西北虽卑而土坚，东南并河多沙砾善圮。且兵分则少，以少当坚城，可得而下乎？”⑥于是命全军攻击城东南角落。不到二日，楼橹俱尽。半夜，金人雷千户约降，黎明时，攻破巩州城。吴磷估计金人必再争德顺，至自河池，金人果然集兵十多万列栅以拒。有一金人大首领率数千骑侧击东山，吴挺率骑兵击退，占领东山，筑堡坚守。金人争夺不下，便修治攻城器械，“为大车匿战士其中，将填隍而进”⑦。吴挺命令在道路中植大木为障，致使金军大车不能前进。
  吴挺25岁时，就以战功升为武昌军承宣使，不久又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熙河路经略安抚使中军统制。时逢南宋朝廷与金人议和，“诏西师解严，于是父子遂旋军”⑧。乾道元年（1165），升为本军都统制。三年（1167），以父命入奏，拜侍卫亲步军指挥使，节制兴州军马。其父死后，复为金州都统、金房开达安抚使，后又为利州东路总管。吴挺有自己的军事思想，“尝论两淮形势旷漫，备多力分，宜择胜地扼以重兵，敌仰攻则不克，越西南又不敢，我以全力乘其弊，蔑不济者 ”⑨。
  吴磷在世时，吴挺累从其父征讨，功效卓著，其父死后，继承父志，继续坚守秦陇之南川口地，为南宋偏隅江南、保全四川做出贡献。
  四、策反吴曦叛宋降金
  吴曦（1162—1207），吴磷之孙，吴挺次子，以祖荫补右承奉郎。淳熙五年（1178）换武德郎，除中郎将，后改武翼郎，累迁高州刺史。绍熙四年（1193）五月，其父挺病故，吴曦起复濠州团练使，庆元元年（1195）冬，由建康军马都统制除知兴州兼利西路安抚使。宋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1206），“朝廷议出师，诏曦为四川宣抚副使，仍知兴州”①。开禧二年五月，韩侂胄请宋宁宗下诏出兵北伐，金章宗也正式出师应战，以平章政事仆散揆兼左副元帅，陕西兵马都统使充为元帅右监军，知镇定府事乌古论谊为元帅左监军，又以枢密使完颜匡为右副元帅，金对宋展开全面的防御性战争，宋金之间战火重燃。十月，仆散揆督诸道兵对宋展开全面的反击，分兵九路进军，其中有四路是从甘肃出兵，即右都监蒲察贞以岐、陇兵一万出成纪（治今甘肃天水市秦州区）；蜀汉路安抚使完颜纲以汉蕃步骑一万出临潭（治今甘肃临潭县）；临洮路兵马都总管石抹仲温以陇右步骑五千出盐川（即盐川寨、盐川镇，今甘肃陇西县西南50里）；陇州防御使完颜磷以本部兵五千出来远（即来远寨，今甘肃武山县西南滩歌乡）。金章宗总共动员十四万五千兵力投入战争，金已从防御转为进攻，战争形势对金有利。在西北甘肃战场上，金军也取得全线胜利，十一月，完颜纲攻下祐州（今甘肃岷县东南）、岷州荔川（今甘肃宕昌县北）等城，蒲察贞攻下西和州（治今甘肃西和县）。十二月，蒲察贞攻下成州（治今甘肃成县）。在金军大举反攻，宋军节节败退之际，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1206）十二月二十七日，吴曦接受金所颁诏书、金印及所封蜀王，并在兴州（治今陕西略阳）的置口召集幕僚谓：“东南失守，车驾幸四明，今宜从权济事”②，宣布叛宋投金。三年（1207）正月，吴曦遣将利吉引金兵入凤州（治今陕西凤县），以四郡付金，以铁山为界。吴曦乘黄屋左纛，在兴州即王位，“即治所为行宫，称是月为元年”③，议行削发左衽之令。遣董镇至成都治宫殿，欲迁居。并将所统军七万并程松军三万，分隶十统帅，遣禄祁、房大勋戍万州，乘船下嘉陵江，声称要与金人夹攻襄阳。
  吴曦的叛宋降金，引起南宋爱国军民的极大愤慨，其属下多人拒不接受，弃官而去，甚至谋举义兵。兴州合江仓官杨巨源倡议讨伐，遂与随军转运安丙共谋诛曦。二月甲戌夜，杨巨源、李好义率勇敢七十人斧门以入，李好义兄李贵即入曦室斩其首，裂其尸，并将曦首献于南宋朝廷。
  虽然吴曦叛宋降金、称蜀王仅维持了四十多天，但这一事件却有其深刻政治、军事及金朝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
  （一）南宋政府行压制政策
  入宋后，为了“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④，统治阶级开始反思五代的弊端，认为“五代之变，皆因于兵”⑤。因此北宋统治者采用赵普的建议，“稍夺其权，收制钱谷，收其精兵”⑥，以削弱藩镇政权、财权、兵权。重文轻武，文人任州县长官，甚至统军的主帅也换成文人。这一政策的执行，对于维护北宋的稳定，加强中央集权有积极意义。南宋时，由于金朝的入侵，武将地位有显著提高，“自渡江以来，沿边之兵尽归诸大将，帅臣反出其下”⑦，虽然南宋政府也设置都督府之类的机构，节制各大军，但实际上并不能有效地统辖，所以朝廷政策由“重文轻武 ”逐渐发展为“以文制武 ”⑧。在吴曦父吴挺时，吴氏集团的权势已难以与吴玠、吴磷时相比，由于南宋统治者虑“吴氏四世专蜀兵，非国家之利”①，对吴氏集团的影响深表忧虑，“虑吴氏世将，谋去之”②。所以吴挺时，其家族势力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吴挺病重时，吴曦尚在和州（治今安徽和县）任职。对吴曦的安排，“兵权不可复付其子”③，再次显示了宋政府对其压制，唯恐他回四川接管其家族势力。吴挺死后，宋朝廷“选他将代之，仍置副帅，别差兴州守臣，并利州西路帅司归兴元，以杀其权。挺长子曦勿令奔丧，起复知和州，属总领杨辅就近节制诸军，檄利路提刑杨虞仲往摄兴州”④。以张诏代挺，以李仁广为副，以削减吴氏兵权， “遂革世将之患 ”。
  就在吴氏势力出现断层后，宋廷内部形势也出现了很大变化。庆元元年（1195），韩侂胄发动庆元党禁，一些力主抑制吴氏家族的朝内高官被政治斗争所驱逐。一心想回四川的吴曦抓住这一时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先与另一军事集团郭氏联姻，增强吴氏政治声势；后与韩侂胄在北伐对金开战达成共识，使韩侂胄看来，一旦北伐，川陕是其用兵的重点地区，如无吴氏领兵，后果不堪设想。最终韩侂胄同意吴曦回蜀，命其为兴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兼知兴州、利州西路安抚使。显然南宋政府对吴氏集团采取的压制政策，使吴曦与宋朝廷产生了矛盾，这为他后来叛宋提供了政治上的因素。
  （二）地理、军事与家族优势
  四川历来为易守难攻之地，李白的《蜀道难》形容其难与险，“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⑤。四川东面有巫山，南面有大娄山，又紧邻云贵高原，西有龙门山，再西有横断山脉，北边有米仓山和大巴山。南宋时，宋政府布置重兵以防备西夏和金朝的进攻。宋高宗绍兴元年，宋军曾在和尚原、大散关打败金军，让金人领略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真正含义。吴曦叛宋后，驻兵四川万县（治今四川万州市），控扼出入四川的长江咽喉要道，又守瞿塘，扼夔门，宋朝廷竟无力对他征讨，皆充分显示了地理位置的优势。
  此时的 “吴家军 ”经过吴玠、吴磷、吴挺兄弟、父子两代经营，在军事上已占据优势。至乾道（1165—1173）末，在兵员数量上，当时四川都统司共“有名籍凡九万七千三百三十八人，马一万三千一百四十二匹”⑥。仅吴挺军就有官兵六万人⑦，军马一万匹。吴挺还在宕昌（今甘肃宕昌县）军中自置互市，招徕羌马，于是“西路骑兵遂雄天下”⑧。到吴曦时，吴家军在四川已首屈一指，具有自己的军事优势，成为四川军事力量的主要支柱。正如左丞相留正所言：“西边三将，惟吴氏世袭兵柄，号为‘吴家军’，不知有朝廷。 ”⑨这就成为吴曦叛宋的军事资本。
  吴氏家族长期以来经营四川与陇南地区，为南宋朝廷扼守入蜀关口，并采取多种措施 恢复与发展生产，加强战备。吴玠率领秦陇地区人民与金抗衡，对垒且十年，常苦远饷劳民，于是裁减冗员，节约不必要开支。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六《关外营田》载，绍兴六年，吴玠为川陕宣抚使与营田使时，曾命梁州、洋州守将修治褒城废堰，灌溉土地，民以为生，于是愿归业者数万家。又大兴营田，率军民“治废堰营田六十庄，计田八百五十四顷，岁收二十五万石以助军储”①。绍兴中，吴磷至汉中，继续修治褒城古堰，溉田数千顷，使百姓大获其利。并且实行屯田，招募百姓垦田。吴磷镇守阶、文二州时，积极推行军屯，并实行茶马贸易。吴挺为知兴州、利州两路安抚使时，所在兴州东北有两座山谷常发洪水，吴挺动用民力作两堤防止山洪暴发。至绍兴末，吴磷为宣抚使时，所储钱帛数为“钱引八千九万缗，金五千三百两，银一万一千两，帛八千五百匹皆有奇”②。自吴磷任宣抚使时，就积累了大量钱物。至淳熙二年（1175）六月，吴挺为兴州都统制置使时，“利源多为所擅，前后二十年，财帛不胜计矣”③。吴曦更是善于敛财，除了雄厚的家底外，还依靠皇帝赐田、买田、占田，掌握了大量田地。正如李心传所言：“剑外诸州之田，绍兴以来，久为诸大将吴、郭、田场及势家豪民所擅，赋入甚薄。”④经过吴玠、吴磷、吴挺二代经营，至吴曦时已积蓄了雄厚财力，具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吴曦凭借这种经济实力，利用多资金、善交结的优势，结交权贵，使自己左右逢源，立于不败之地，既为他回蜀开辟道路，又为日后叛宋奠定了经济基础。
  总之，四川与陇南自然地理、军事及其家族优势，为吴曦叛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三）战争形势与金朝诱降
  当时宋金双方交战形势及金朝的政治诱降政策，也是吴曦叛宋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金朝是用军事武力建立的帝国，随着女真族封建化及汉化程度加深，其军事力量逐渐削弱，至金章宗时，虽“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灿然成一代治规”⑤但金朝已开始走上衰落的进程，“向之所谓维持巩固于久远者，徒为文具，而不得为后世，子孙一日之用，金源氏从此衰矣”⑥。在金朝对南宋发动的多次战争中，由于南宋人民自发的抗金斗争，导致金朝的军事进攻受到有效的抵御。开禧北伐后，金章宗就及时地调整了对宋战争策略，以和议佐攻战。战争一开始，金朝就对吴曦进行策反。战争初期的吴曦还雄心勃勃，“出兵兴元，有窥关陇之志”⑦，遣诸将出秦、陇间，与金军相拒。但金章宗十分清楚吴氏家族与南宋朝廷之间的矛盾，他认为“韩侂胄忌曦威名，可以间诱致之，梁、益居宋上游，可以得志于宋”⑧。暗中对吴曦实行诱降。
  由于金国在战争前期缺乏足够的准备，所以南宋在战争初期尚占据优势，但后期，南宋连续遭到失败，致使 “师一出涂地，不可收拾 ”。竟出现 “百年教养之兵，一日而溃；百年葺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盖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 ”⑨的 局面。吴曦也遭受到一连串的失败：宋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1206）六月，吴曦攻盐川，被完颜王喜击败；七月，吴曦率兵五万袭秦州，被金陕西都统副使承裕、完颜磷击败，斩首四千余级；九月，吴曦遣将冯兴、杨雄、李珪等入秦州，又被承裕等击败，杨雄、李珪被杀，金军占领成州（治今甘肃成县），直逼河池（治今甘肃徽县西北银杏树乡）。十月，金军大举反攻，平章政事仆散揆督诸道兵伐宋，其中有四路进攻西线：右都监蒲察贞率岐、陇兵一万出成纪（治今甘肃天水市秦城区）蜀汉路安抚使完颜纲率汉、蕃步骑一万出临潭（治今甘肃临潭县），临洮路兵马都总管石抹仲温，率陇右步骑五千出盐川（今甘肃陇西县西南），陇州防御使完颜磷率本部兵五千出来远（今甘肃武山县西南30里滩歌乡）。吴曦也受到金军的大规模进攻，十一月，金军又连续攻克祐川、荔川、闾川、宕昌、天水、西和州①等甘肃陇南地区，吴曦只好退守青野原（今陕西略阳县北140里），凭险拒守。此时的吴曦清楚自己的处境，生怕步江淮战场三路败绩将领郭倬、李汝翼、皇甫斌等被杀的后尘。
  这时，金章宗亲自写给吴曦的劝降诏书起了很大作用。金章宗极力赞扬吴氏世代捍卫四川，功盖天下，应当世做四川大帅，永久为蜀地藩王。然而自古以来都是“威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并诱降说，吴氏家族“专制蜀汉，积有数年，猜嫌既萌，进退维谷，代之而不受，召之而不赴，君臣之义已同路人，譬之破桐之叶不可以复合，骑虎之势不可以中下矣”②。并以宋高宗听信谗言杀害岳飞的事警告他：“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叁夷之诛，可不畏哉。”③又劝他顺时而动，因机而发，转祸为福，建万世不朽之业。同时向吴曦承诺：“若按兵闭境不为异同，使我师并力巢穴而无西顾之虞，则全蜀之地卿所素有，当加册封，一依皇统册构故事。”④除了保证吴曦做王之外，如“更能顺流东下，助为掎角，则旌麾所指尽以相付”⑤。此时，金章宗的这份劝降诏书对吴曦产生了极大作用。于是在当年十二月，吴曦在兴州（治今陕西略阳县）正式宣布降金称王，金朝的政治诱降政策取得了成功。
  虽然吴曦叛宋称蜀王仅维持了40余天，但通过这一事件，我们可以透视到宋政府专制主义的腐败，这种腐败就是长期以来对有才干武将的猜忌、压制、打击，使他们难以建功立业。总之，吴曦叛宋正是宋朝统治阶级长期以来奉行 “以文制武 ”政策的产物。
  五、吴玠吴磷战略战术
  北宋与南宋之际，宋军在对金作战中，处于怯战兵败的弱势中，但吴玠、吴磷正是从失败与挫折中吸取教训，学习战争，探索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吴玠“用兵本孙、吴，务远略，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胜”⑥。而“选用将佐，视劳能高下先后，不以亲故、权贵挠之”⑦吴玠死后，胡世将询问玠所以制胜的原因，吴磷说：“磷从先兄有事西夏，每战，不过一进却之顷，胜负辄分。至金人，则更进迭退，忍耐坚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胜不遽追，败不至乱。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与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盖金人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中国士卒，不及金人之坚耐。吾常以长技洞重甲于数百步外，则其冲突固能相及。于是选据形便，出锐卒更迭挠之，与之为无穷，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坚忍之势。至决机于两阵之间，则磷有不能言者。”①吴磷所言反映出吴玠已清醒地认识到宋金双方的不同优势，以我之长制敌之短。
  宋高宗曾问胜敌之术，吴磷回答说：“弱者出战，强者继之。”显然这是“孙膑三驷之法，一败而二胜也”②。吴磷所著《兵法》三篇予以总结：“金人有四长，我有四短，当反我之短，制彼之长。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汉所长，兼收而并用之，以分队制其骑兵；以番休迭战制其坚忍；制其重甲，则劲弓强弩；制其弓矢，则以远克近，以强制弱。布阵之法，则以步军为阵心、左右翼，以马军为左右肋，拒马布两肋之间；至贴拨增损之不同，则系乎临机。”③女真重甲骑兵，长于弓矢远射，短于白刃近战，能进行“更进迭退”式的连续作战，这是金军的基本特点与优势，而宋军因马源缺乏等诸多原因，只能以步兵为主。
  在残酷的战争实践中，吴玠逐步探索出一套以步制骑效、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
  一是创制新“布阵式”。吴玠兄弟长期生长在西北边地，自幼习知山川利便、风土民情，在长期的征战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学知识，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布阵式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6记载：
  凡布阵之试，以步军为阵心，为左右翅翼。马军为左右肋，拒马环于左右肋之内以卫步军，以一阵约计之。主管敌阵统制一，统领四，主阵拨发各一，正副将、准备将、，部队将，则因其队为多寡，阵兵三千二百六十有三，步军居阵之内者一千二百有七，为阵心者一千有六（甲军枪手五百有二，神臂弓二百有二，平射弓二百有二）。舆拒马者二百，居阵外，分两翅，副翼者五百六十有六，左翼二百八十有三（主阵将官二，平射弓二百一十有七，神臂弓六十四），右翼亦如之。马军居阵外为左肋者二百六十有一（将官二，训练一，管队十，队兵乘骑二百四十有八），右肋亦如之。虽其间有贴拨补阵增益之不同，而大略可类见矣。 ④
  显然，吴玠扬长避短，以宋军步兵为主力，充分发挥宋军步兵的潜能，以宋军步兵之长制金人骑兵之短。
  二是进行纵深防御。设置要塞，构筑坚垒，在敌军锐气旺盛之时，暂时回避锋芒是明智之举。富平之战前夕，吴玠曾认为“兵以地动，今地势不利，将何以战？宜徙据高阜，使敌马冲突，吾足以御之”⑤。张浚不肯采纳，结果在平原会战，一败涂地。和尚原与仙人关之役获胜，就是依托要塞坚垒，严重损耗金兵的进攻能力，先防后攻。面对金军的猛攻，吴玠等人逐渐认识到不能囿于一城一寨的得失，必须层层设防。和尚原大捷后，吴玠与刘子羽等人商议，及时在仙人关部署第二线防御。在仙人关之战前，吴磷写信给吴玠：“杀金坪之地去原上远，前阵散漫，谓须第二阵作隘，牢其限隔，期必死战，则可取胜。 ”⑥在 战斗中，金人虽死伤过半，但仍存锐气，宋军长久苦战，“遂敛第二隘以致敌”①，吴磷夜布火鼓、易旗帜，迨晓，军阵精采一变，乐声震山谷，于是人人“自励有死志”，奋勇杀敌。“洎敌再搏我第二隘”，反复多次较量，历经“几百余战，敌攻垒，兵殆尽，遂走入壁”②。正因为吴玠、吴磷部署纵深防御，前后斩首俘获不可胜计，使金军难以获胜，自是不敢窥蜀。
  三是以宋强制金弱。针对“金人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的弱点，“制其重甲，则劲弓强弩，制其弓矢，则以远克近，以强制弱”，宋军“常以长技洞重甲于数百步外，则其冲突固不能相及”③。和尚原之战时，吴玠命诸将选劲弩强弓，“分番迭射，号‘驻队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④。仙人关之战时，宋军也 “以驻队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层积，敌践而登”⑤。金军攻第二隘时，则人被两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吴磷 “督士死战，且射其两腋”⑥，以宋军的强劲弓弩制其重甲，发挥了很大威力。
  四是采用多种战法。鉴于“中国士卒不及金人之坚耐”于是“选据形便，出锐卒更迭挠之，与之为无穷，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坚忍之势”⑦。在和尚原，战役中，在强弩迭战攻势下，金⑨。军稍有退却，吴玠即以“奇兵旁袭，绝其粮道”⑧，设伏以待，纵兵夜袭。在杀金坪战役中，金军极力攻宋军所置第二隘，吴磷“夜布火鼓、易旗帜，迨晓，军阵精采一变，乐声震山谷”这种奇兵旁袭、番休迭战、夜战、白刃战等战略战术正确与巧妙的运用，打击了金军锐气，起了消耗金军的作用。
  吴玠、吴磷所创立的“布阵式”、正确战略战术的实施及临战的巧妙指挥，是南宋绍兴年间，宋军在秦陇地区抗金获胜的重要原因，也是吴氏兄弟军事战略思想的体现。
  南宋初绍兴（1131—1162）年间，吴玠、吴磷领导的抗金斗争，是在中原、两河与秦陇人民武装抗金的影响和推动下进行的，在宋金战争的全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吴玠、吴磷通过大小数十次战役，不仅有力拒金兵于蜀口之外，扭转了宋军接连溃败的局面，而且消灭和拖垮了金朝的精锐兵力，彻底打乱了金朝统治者窥陇望蜀，东下灭宋的进攻计划，保卫了偏居江南一隅的南宋朝廷，保护了川蜀与整个南宋统治区人民的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吴玠、吴磷领导的抗金斗争符合南宋军民反对掠夺，捍卫国家的强烈愿望，因而人民全力以赴支持。“绍兴和议”后，宋金西部疆域长期以大散关为界，这与吴玠、吴磷领导的抗金斗争有密切关系。
  六、获胜因素及其意义
  绍兴年间，吴玠、吴磷在秦陇地区与金军进行了数十次大小战役，特别是在和尚原与仙人关之战中，金军遭遇重创，这两次大捷是金军自灭辽破宋以来所遇到的首次与二次惨败。⑩金军自破宋灭辽后，所向披靡，攻无不克，但是进攻和尚原的金军兵力有数万人，而进攻仙人关的金军有十多万，其中“半是马军 ”，系金军精锐。然而吴玠最早屯守和尚原时，兵力仅有几千。仙人关之战时，吴玠兵力最多不超过三万几千人。①由此可知，这二次战役均是以少胜多的硬仗与恶仗。在金军兵力占明显优势的情况下，吴玠、吴磷率领的宋军多次获胜，这是有多方面的因素。
  第一，经济暂据优势。金朝初期，金军虽然占据了许多地区，但大多处于北方与西北地区，而宋朝的经济命脉却在东南与四川一带，这里虽有战乱，但与北方相比，显然较少，受战争影响较少，社会生产仍能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继续进行，而且战乱中，大量北方人口迁入南方，因而有充足的人力资源，这就使南宋初期的抗金斗争有了富庶稳固的人力与物力资源。反之，金人远道而来，深入中原腹地，供给不足，消耗巨大，即便打了胜仗，也面临诸多困难，在溃败情况下，更难保证军需供给，因而处于被动境地。所以在南宋初期，宋朝一方在经济条件上暂居优势，处于有利地位。
  第二，占据地理之优。金人自言入中原十五年，尝一败吴玠，“以失地利而败”②。金军在“难以上青天”的蜀道上，精悍的金军骑兵无驰突的余地。金军初攻和尚原时，“山谷路狭多石，马不能行，金人舍马步战”③，金军骑兵强势在此无法展现，因而被击败。显然，地理条件的优越，是吴玠军队获胜的因素之一，但不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
  第三，人民大力支援。金军南侵，务在掳掠，给宋金双方均带极大的灾难，必然激起广大人民的反抗，特别是秦陇地区人民更是直接遭受战争祸害，在吴玠、吴磷的抗金行动主要是出于保卫宋王朝，但与人民抗金的宗旨、目的有原则的不同。但客观上吴玠、吴磷兄弟的抗金斗争，在某种程度上确与人民群众利益相一致，因而在宋金鏖战的时刻，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不仅给予人力、物力的支援。而且还自动组成 “义兵 ”与宋军一起战斗，充分显示出正义战争的强大威力。人民的支持是获胜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士气盛、斗志强。自古迄今，军队的士气与斗志，是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吴玠军队获胜的主要因素是军队旺盛的士气与顽强的斗志。当金军进入中原之际，挟灭辽之威，先声夺人，腐败的宋军往往谈金色变，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显示出宋军的怯战。但是在这二次大战中，虽然金军能征善战，“其战被重铠，登山攻险，每一人前，辄二人拥其后，前者死，后被其甲以进，又死，则又代之如初，其为必取计盖如此”④。金军攻势的猛烈，前仆后继，显示出其屡战屡败的顽强战斗作风。但宋军士气旺盛，斗志昂扬，誓死坚守，坚不可摧。在仙人关之战，当金人以云梯攻垒壁时，吴磷“拔刀画地，谓诸将曰：‘死则死此，退者斩！’”，在杀金坪战役中，金军极力攻宋军所置第二隘，宋军人入“自励有死志”⑤，奋勇杀敌。显示出宋军血战到底的气概与誓死坚守的斗志。这成为超越和战胜金军的重要因素，两次大捷标志着宋军素质的提升，开始超越金军。
  第五，爱兵民、共甘苦。吴玠、吴磷爱护兵民，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使他们得到兵民的拥护与支援，获取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们在日常行军打仗中，常告诫将士 “勿践毁民舍，勿掠民财 ”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5记载：
  玠素不为威仪，既除宣抚副使，简易如故。常负手步出，与军士立语。幕客请曰：“今大敌不远，安知无刺客。万一或有意外，则岂不上负朝廷委任之意，下孤军民之望哉。”玠谢曰：“诚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国家不知玠之不肖，使为宣抚，玠欲不出，恐军民之间冤抑而无告者，为门吏所隔，无由自达。玠所以屡出者防有此耳。 ”①
  这段记载反映吴玠、吴磷兄弟对军民的关心与爱护，与军民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人民群众的支援，是吴玠、吴磷抗金获胜的根本因素。
  南宋初绍兴（1131—1162）年间，吴玠、吴磷领导的抗金斗争，是在中原、两河与秦陇人民武装抗金的影响和推动下进行的，在宋金战争的全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吴玠、吴磷通过大小数十次战役，不仅有力地拒金兵于蜀口之外，扭转了宋军接连溃败的局面，而且消灭和拖垮了金朝的精锐兵力，彻底打乱了金朝统治者窥陇望蜀，东下灭宋的进攻计划，保卫了偏居江南一隅的南宋朝廷，保护了川蜀与整个南宋统治区人民的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吴玠、吴磷领导的抗金斗争符合南宋军民反对掠夺，捍卫国家的强烈愿望，因而人民全力以赴支援。“绍兴和议”后，宋金西部疆域长期以大散关为界，这与吴玠、吴磷领导的抗金斗争有密切关系。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论吴挺复起经营陇蜀与南宋保蜀战略的政争
  ——以《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吴挺碑》）文献为中心①
  张旭辉 蒲向明
  吴挺（1138—1193），宋德顺军陇干（今甘肃静宁县）人，生于武阶（今陇南市武都区），南宋著名抗金将领。今甘肃省陇南成县城北石碑行政村南存有《世功保蜀忠德之碑》（俗称《吴挺碑》《吴王碑》），品相完好，系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刻中部八千余字铭文除少数剥蚀难辨外，内容基本完整。该文详尽记述了吴挺家世和他参与的宋金陇蜀之战以及保境筹边的功绩，比《宋史·吴挺传》1300字多出7000多字②，是研究宋代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珍贵实物依据。如此规模的碑铭文献，在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文化遗存中也很为鲜见，因而还具有很高的文化旅游价值。据碑文载，吴挺在南宋孝宗时期展现出了经营陇蜀、力保川蜀的突出政治、经济、军事才能。但他在这一过程中有所波折，中有复起。对于他首次随父治军陇蜀、主政蜀中，笔者依《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已著文另有论述。今对他二次复起经营陇蜀和南宋保蜀战略出现的政争，再据碑文加以讨论，以为引玉之砖。
  一、父磷逝世吴挺遭遇经营陇蜀首次遽变
  乾道三年（1167），吴磷派遣儿子吴挺“奏事阙廷”。吴挺因此有机会与孝宗皇帝有一次深夜长谈。《宋史》有录：
  挺每燕见从容，尝论两淮形势旷漫，备多力分。宜择胜地，扼以重兵。敌仰攻则不克，越西南又不敢。我以全力乘其弊，蔑不济者。帝颇嘉纳。 ③
  他出身陇蜀，却对两淮形势认识深刻、见地不凡，说明他具备非同寻常的大局观。这一点，与素怀恢复之志的孝宗皇帝，在政治理念上达到了相当投契的程度。使得最高当局对他经营陇蜀的文韬武略有了全面的了解，而且得到了由衷的赞赏，“上深然之”“帝颇嘉纳”即日拜三衙管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节制兴州军马。就在他随父经营陇蜀，以实现南宋，朝廷保蜀战略开创新局面、前途不可限量之时，突来的变故却改变了他已成的人生方向和 道路。《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吴挺碑》）铭文①载：
  中道闻信武顺王（吴磷）薨，衔哀星奔，毁顿骨立。诏起复充金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知金州，兼均、房、开、达州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公章力辞，优诏不允。时方防秋，公不敢重上忧顾，单骑引道，即之官次，且上章乞终制。未几，易利州东路总管兴元府驻扎，复力伸前请，上从之。服除，召为左卫上将军，依前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②
  父亲吴磷的突然去世，不仅使吴挺的生活节奏发生了骤变，也使他的官职频频出现更替：易职、复职相间并存。在看似不断提拔的进程中，孝宗对他的信任也在日益增加，如“建议置神武中军 ”事、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的 “大铲宿弊 ” “密奏军中事宜 ”等，都得到孝宗皇帝的 “嘉纳 ”。但详细分析史料，在种种明显事象的背后，其实质是让他最后离开“西师”，失去经营陇蜀的机权谋划。原因何在？实际就在宋廷对他经略陇蜀的信任和忌惮之间，有徘徊和抉择。
  这种徘徊和抉择，一去就是数年。他在三衙管军之时，军中分冗、区别惰勤、严检汰之、条申私占之令、纪明律修，收到了“军中悦服”的效果。他并力言建议朝廷择断形势、守要隘、修城池、储糗粮、凭借险阻、抚背扼亢，形成常制敌虏的固有对抗体系。乾道八年（1172）在治理武昌军时，他发现军政蠹病百出，于是“剔垢锄荒”“凡冒请刍秣，贸易取赢，私置榷酤，一切革除，发奸擿伏，略无容贷，悉以闻于上”。得到孝宗奖谕：
  （上）曰：“卿自膺重任，更革宿弊，杜绝私托，竭忠尽诚。”又曰：“其益懋勉，勿恤浮言。”上又轸念西陲，谓非公莫可付者。一诏曰：“卿在荆鄂，军务整肃，廉洁自持，朕甚嘉之。今除卿兴州驻扎、御前诸军统制，依前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其分朕西顾之忧。”又赐公宸翰曰：“卿廉洁自持，临事不苟腰为军帅，莅政严明，已降麻制，除卿定江军节度使，所以表著公正，率励四方。 ”③
  因为吴挺对朝廷形势的准确择断，行政治理的简捷有效，治军的内行和勤政，再次获得了孝宗的信任。深一层讲，他的军政才干固然重要，但最终促使皇帝下定决心让他重新经略陇蜀地域的，是他的“竭忠尽诚”。忠诚是中国官员晋升途中最重要的道德标杆，一如既往。因此孝宗想到了西陲之安，了却心事“非公（吴挺）莫可付者 ”。吴挺再次获得“兴州驻扎 ” “分朕西顾之忧 ”的任命，他由此在经略陇蜀中复起。
  二、吴挺复起陇蜀显现出经营策略的系统性
  吴挺复起出任陇蜀，是从淳熙元年（1174）开始。六月，朝廷下诏： “王友直、吴挺 持身甚廉，治军有律。凡所统驭，宿弊顿除。可并与建节钺。”①说明他在三衙管军任上政绩卓著，且积极谋划未来经略陇蜀大格局已获肯定。《世功保蜀忠德之碑》文说：
  是岁，淳熙改元也。公奉诏感涕，以为天子知之，可谓明见万里矣。武兴至□□隳弊十倍武昌，穷日之力，一一厘治之。族属在籍者，奏徙别路避亲嫌，部曲尝薄礼于公者，置不复问，人服其公而安之。西边地控全秦，平原浅卑，风埃千里，实骑兵用长之利。信武顺王时，以金缯诱致迭、宕诸羌，使之耕牧并塞之田。自是，益置互市于宕昌，故多得奇骏。辛巳之战，西路骑兵甲天下。自张松典榷牧，始奏绝军中互市，听其给拨，故所得多下驷，数辄不充。公叹曰：“马者，兵之用也，吾宁罢去，不忍一旦误国重事。”即条奏利害，以谓军中市马，行之三十余年，有骑兵精强之声，而无岁额侵损之害，不宜更变。今军口给□非昨时比，祈许岁市匹五百，庶其可振矣。时孝宗锐精内治，□远烛微，惟恐弗及，旨从中出，特许市七百匹。西陲骑军，于是复盛。
  吴挺复起陇蜀，先从廉政避亲为切入点。淳熙元年（1174），他首至陇蜀之地武兴（今陕西略阳新城），发现积弊远甚他在武昌时所经历，官员不作为导致地方穷敝、触目惊心。他先从治理地方入手，开始了二次经营陇蜀。古制能吏以廉为先，吴挺概莫能外，他把亲属奏迁别路“以避亲嫌”。这种做法，于今也有先进意义（在传统文化中一些优质资源值得借鉴）。对于下属有牵连的诉讼，他也“置不复问”。因为他经略陇蜀的勤勉、公正和无私，达到了“人服其公而安之”的客观效果，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德操、才干和谋略。同时，他恪守法度，不仅有军事才能，而且显示出他有清醒的政治头脑，这是难能可贵的。当然，这也有助于树立他的威信和良好的个人形象。
  其次，他经略陇蜀，重视骑兵建设和茶马贸易，以茶马互市获得优质马匹资源。他对陇蜀“地控全秦”、多有丘陵，骑兵用武之长有深刻的了解；同时，他对父亲吴磷“金缯诱羌”在迭州（今甘南州迭部县）、宕昌（今陇南宕昌县）实行“耕牧并塞”的既有战略，一如往常执行。继续在宕昌设置茶马互市，获得优良军马，以“奇骏”精强骑兵。孝宗给予他大力支持，吴挺提出的“岁市匹五百”配额，圣旨“特许市七百匹”在满足指标的基础上还有增加，因此获得了预期效果，“西陲骑军，于是复盛”。他积极组建的强大骑兵，专门用来对付金人铁骑军；他把辖地驻军统一编制为十个军，选配好主将，严格进行训练，使之成为一支劲旅；他还发动官兵自修堡寨，自造军械，节省了军队开支。于是，今有学者称： “放眼当时的统兵将帅，从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的确唯有吴挺是四川兵力最强的兴州都统司帅臣的最合适人选。 ”②此论很为恰切。
  据史料，孝宗之所以重视吴挺经营陇蜀，保住川蜀，这与他依托川蜀、进而以陇蜀为跳板北伐的战略意图是相统一的。孝宗曾与四川宣抚使虞允文谋划北伐③，但后者的不幸离世暂时搁浅了这一谋略。直到淳熙十一年（1184），孝宗“命利路三都统吴挺、郭钧、彭杲密陈出师进取利害”④。吴挺任兴州都统制，是陇蜀三都统制中实力最强者，手握六万多兵马，而经过茶马互市，精锐骑兵占大部。他的朝廷任职背景，特别是三衙管军时期的勤政作为和忠诚不贰，给他获得中央的信任提供了极大支持。所以尽管他手握重兵、强兵，宋廷还是利用成法惯例约束他，未有特殊之制。如此情况，也引起了一些世胄大臣的忧虑，如时任福建安抚使的赵汝愚就上书进谏道：“言国之事大者四，其一谓吴氏四世专蜀兵，非国家之利，请及今以渐抑之..”①还有，起居舍人卫泾投书四川制置使丘崈称：“有如识者之虑，民困于重征，兵习于世将。 ”②尽管如此，朝廷还是以吴挺经营陇蜀“威略谋虑，倚以为重 ”，不做理会。早在乾道四年（1168），吴挺除兼知兴州，他对经营陇蜀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更系统的认识：
  （吴挺）仍趋诣阙，既对，悉以西边便宜为上历言之，如进人材、绳贪墨、缮原堡、除戎器、贸战马、广营田、治强盗、旌死节，凡此之类，累至百牍。上览奏嘉叹，无不行者。除利州西路安抚使，辞不许。陛辞之日，所以委注之意，尤谆谆也。公洊更重寄，声望益重，伟然为时虎臣。（《世功保蜀忠德之碑》铭文）
  由此看来，从吴玠、吴磷到吴挺，吴氏家族代表南宋经略陇蜀，实现保蜀战略，集大成且具备思想体系者是吴挺。他给孝宗的上疏，涉及经营陇蜀的人才进用、惩罚腐败、修缮堡砦、研究敌械、茶马贸易、屯兵营田、惩治贼盗、奖掖忠烈等八个方面，具体内容累计多达百条之上。如此源于战事和治军、治理陇蜀地方的实践经验和深度思考的系统性条陈，自然深刻地打动了最高当局，以至于孝宗“览奏嘉叹”，从而用谆谆之言，表达“委注之意 ”，声望益重，为时虎臣。
  三、吴挺经营陇蜀厉行改革也引发了政争
  淳熙十二年（1185）吴挺母亲去世，他“委节去位，护葬同谷”“上表请终丧”孝宗以秋防时近为由，优诏不允，他“不得已还军”。在一心报国的观念，下，他对潼川（今，四川泸州）、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兴州（今陕西略阳）、河池（今甘肃徽县）、成州（今甘肃成县）、西和州（今甘肃西和县）、阆州（今四川东北）、绵州（今四川绵阳）、剑州（今四川剑阁县）及陇蜀其他州总十七地屯军“廪赐”供给进行改革，将不成文的“折估”制（驻军长官公开占用公家钱财旧规）废除，鼓励驻军给当地兴修水利，开荒种地，从而大大减轻了地方百姓的负担③，达到“裒多益寡，立为中制”的结果。虽然得到皇帝的赞赏：“上无费财，下有定数，非忧国恤士，焉能如此？”但朝臣“议者多以为，言而未得其策 ”。
  吴挺与其他官员产生分歧，面临的政争风险增大。在宋代，武将无论是自专，抑或与文臣爆发冲突，都难免为士大夫侧目。后来，吴挺屡屡被士大夫指为“跋扈”，也是政争的现实产物。“公驭军虽严，纪律不可犯，独察其有口驭。”绍熙二年（1191），吴挺在兴州主持治理嘉陵江水：
  兴为郡，介嘉陵大江，江纳东、北谷二水。绍熙二年秋七月，霖雨，江大溢，湍怒汹涌，合二谷水汇为一。夜漏半，水注城中。公为置场聚材瓦，贱售以纾民，业定而受其偿，贫不能者裨之，未几而毕复旧观。先是，公知水之终为民害也，作二堤，西捍城，东捍武库。堤成，复虑水势洄激下顺政，又躬溯其源，委筑长堤一百三十丈..又民屋庐据山蚁聚，往往葺茅居之，易致火。公始诱民易以陶瓦，又疏其衢巷之隘者，亦无火灾。武兴之民，家家有公像，饮食必祝焉。（《吴挺碑》）
  这些治水、防火的惠民、民生工程，也有人非议，并条陈朝廷。但对于吴挺勤政、恭 顺的态度，朝廷也给予了积极回应，奏请之事，多数能得到朝廷的认可。①但有时，一些细小的事情，也会带上政争色彩。文州蕃部曾劫掠两名汉人，吴挺上报朝廷：“以事细，止乞照会。”周必大则向孝宗建议：“今欲降指挥，督其根治，庶几知朝廷每事留意，不敢忽略”③，孝宗表示赞同。
  整体看，吴挺与朝廷文臣武将关系良好，但与四川官员龃龉时有发生，出现纷争。“吴挺是一位将门之子，但是和文士们却合得来，礼贤下士，遇到小官贱吏，不敢怠忽。”③陆游在一次题诗活动中特别提醒吴挺，要他对于国家的重任好好在意。④吴挺与四川官员的政争，在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是弹劾他的上级、时任制置使的胡元质擅自调兵之事，最终胡元质被罢黜，另外还发生过他与李蘩的 “领饷 ”之争、与杨辅的 “请给”之争，各有胜负，胜较为多。这些政治争斗之所以出现，有制度层面的原因，也当然和吴挺的个性密不可分。朱熹称赞吴挺是“得力边将”“有气骨”之人⑤，虽然他性格中处处小心谨慎，但也有刚直的一面。正因如此，当他和川蜀文臣出现政争时，并不一味忍气吞声，而是力主政见，一定坚持力争到底。从他成长于陇蜀、经略于陇蜀的人生轨迹看，完全是家教浸润，承袭了伯父吴玠、父亲吴磷之遗风。经过吴挺的一番努力，陇蜀战区的兵备力量有了显著增强。虽然吴挺最终没能等到北伐那一天，但是他在任期间的业绩，足以证明宋廷对他的重用是明智之举。
  四、结论
  在南宋中期的抗金将领中，吴挺算得上一位后起之秀。他继承父辈勋业，南征北战，独当一面，深受西北战场陇蜀战区军民将士敬重，被誉之为“有父风”。他历事高宗、孝宗、光宗三朝，均被视为爱将。高宗赞其“不愧为名将之后！”孝宗称其“挺是朕千百人中选者！”而宁宗为纪念先朝英烈，于庆元四年（1198）十二月，在成州（今甘肃成县）北郊为吴挺费时六年、耗资巨万建造陵园，修有“神道”，配以“饰坟垄如生前之象仪”的石牲石刻，气势雄伟。“光宗绍熙四年（1193）春，久病的吴挺请求致仕（年老或衰病而辞去职务），但是，以太尉致仕的诏书还未到达，即已病死，终年五十六岁，后谥武穆。”⑥从《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吴挺碑》）今存文献看，他复起后经营陇蜀，有三点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治西师之军纪律严明，意志坚定，对经营陇蜀而达到“固守封陲”的战略目的始终有坚定信心，具有为国效力的高远眼界和宽阔豪迈的士人胸怀。碑文说：“（吴挺）故其纪律精明，号令严肃，士有固志人无怨心，足以宣国威灵。申守备御者，必言西师，固守封陲。”就是重申了这一点。
  第二，他虽与川蜀官员因为经营陇蜀的政见不同，导致了大小不同的政争，但整体上对文士有尊敬和敬畏之心，这是顺应宋代“重文抑武”治国大策的“慎独”，他因此才得以施展文武兼备、以武为主的韬略和才华，并赢得最高当局的赏识和看重。碑文所述：“（吴挺）以文学材术称者，皆屈己以接之，小官贱吏，与之均礼，平居酬应，端恪少怠。虽席贵显，据重权，公事有檄他司者，必躬自裁定，著名细如芒，惟谨。 ”很好地表现了他的为官之道和居官品格。
  第三，他经营陇蜀三十多年，成为西师一代名将，为宋廷固守西陲（陇蜀），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信念和信条，沉潜于他灵与肉的深层。碑文载：“（吴挺）薨之前一日，口授幕客草遗表，无非忧国爱君，备边养民，殄歼戎虏之策。以曦武贵，累赠太师卫国公。”他未到花甲之年，终因积劳成疾，病故于兴州（今陕西略阳），移葬成州（今甘肃成县）。
  需要注意的是，《世功保蜀忠德之碑》铭文属于神道碑文献，述事虽然不虚，但掩饰行短甚至在某些方面“溢美”肯定在所难免。因此我们研究吴挺经营陇蜀和与之相伴出现的政争，不唯此碑铭文献。如前所论，对于秉笔直书的史料我们一样看重。《宋史·吴挺传》有这样一段载述：
  王炎宣抚川陕，辟（陆游）为干办公事..吴磷子挺代掌兵，颇骄恣，倾财结士，屡以过误杀人，炎莫谁何。游请以玠子拱代挺，炎曰：“拱怯而寡谋，遇敌必败。”游曰： “使挺遇敌，安保其不败？就令有功，愈不可驾驭。 ”及挺子曦僭叛，游言始验。 ②
  陆游作为川陕宣抚使王炎的近身幕僚，他了解的吴挺却是一个掌兵骄恣、结党营私、屡误杀人，上级不能制止的擅权者，显然和《吴挺碑》文献所述大相径庭。故陆游建议由吴玠之子吴拱替代他，虽然王炎以吴挺多谋、遇敌不败的理由未采用这个建议，但为后来坐实吴曦叛宋似乎提供了预见，表明当时在陇蜀一线，士人对吴挺偏见之深已较为普遍。就这段文字而言，毋宁说是史料，倒不如说是文人阶层虚构的一个故事。据《宋史》，王炎乾道五至八年任四川宣抚使，时吴挺并未执掌陇蜀，而在淳熙元年吴挺复起任兴州都统制时，王炎早已离蜀，且此后未再任陇蜀任何职事，虚拟故事一目了然。
  吴挺之子吴曦后来叛宋，不仅自己遭遇杀身之祸，也在历史的演进中为其父蒙上了负面的阴影，苦心经营陇蜀的吴挺渐变为一种忠、佞并存的二元化形象。所以，在虚构此故事的元代史家来看，吴挺留给后世的争议，是在不经意间成为他整个人生（当然包含经营陇蜀、保宋西陲）某种程度上一种褒贬互显之辉光的折射。
  （张旭辉，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与文化学院副教授；蒲向明，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吴玠吴磷经营陇蜀的经济措施考述
  尹万青
  吴玠（ 1093—1139），字晋卿，陇干（今甘肃静宁）人。吴磷（ 1102—1167）字唐卿，吴玠弟。兄弟二人均为宋代西北名将，曾在抗金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保卫了南宋的西陲疆域。在宋人列举的十三处战功中，就有吴玠、吴磷兄弟合力赢得的和尚原、杀金坪之战。其抗金活动，挫败了金兵入蜀的图谋，使其两路夹攻南宋的战略化为泡影。由于陇蜀战区地处西北，交通极为不便，部队的粮饷供给异常艰难，严重制约着其军队战力的有效发挥。因此，军队的后勤补给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学界对吴氏兄弟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对其在陇蜀战区所采取的经济措施研究关注较少，亦无专文论述。鉴于此，本文就这一问题粗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以供探讨。
  一、南宋陇蜀战区的供给状况
  军队的后勤补给适时充足，对于行军作战异常重要，是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吴玠、吴磷兄弟在陇蜀战区，为粮饷所苦，常与同僚关系搞得极为紧张，甚至闹到朝廷。粮饷供给困难在战争中也给了他们深刻的教训。如绍兴三年（1133），吴玠弃和尚原，“非兵力不足，止缘粮，遂致不能坚守”①。绍兴七年四月，都官员外郎冯康国奏称：“臣观蜀中之弊，患在粮运不继而折支太优。”②仔细考究，我们大致可得出其困境之所由。
  其一，地形险要，运输难度大。陇蜀一带，地理位置大致相当今天的川、陕、甘三省交界处，其地势险要，地形复杂，境内“地狭民贫，山险道隘”，于军需粮运尤为艰难。仙人关之战后，吴玠所部渐渐成为南宋朝廷西线防御的主力，分屯于凤州、大散关、仙人关一带，其防线绵延凡五千余里。而其粮饷却仰给于川秦之地，须经由成都府路、潼川府路远道运输而来，一路是陆路，一路是嘉陵江水路。然陆运虽快，但费用较高，水运虽费用少，却要比陆运费时。在军情紧张之时，固然成为问题。时任侍御史的周秘对此有精到的概括：“水运稍远，其行虽迟，而所费至少；陆运稍近，其行虽速，而所费至多。 ”③
  其二，军队数量庞大，开支名目繁多。绍兴五年（1135），南宋王朝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军队整编，将原来的 “神武军 ”改名为 “行营护军 ”。在这次改编中，吴玠所部人马称右护军，被纳入南宋王朝正规军的行列。 ④绍兴四年（1134），吴玠军大约四万余人，军费支出年均 19557000余缗。五年又增加了 4205000余缗。绍兴六年，吴玠并卢法原部后， 人数达七万之多，粮饷支出更为巨大，至绍兴八年（1138），军费支出竟高达近四千万缗。相当于淮西、淮东、湖广三个总领所一年的支出。吴磷统兵时期，势居三大将之首，所部军队数量常在五万以上，加上杨政和郭浩部人数，其军队总数计八万有余，占全国总兵力的五分之一以上。如此庞大的军队数量，在运输条件本来就很差的陇蜀地区，对南宋王朝粮饷供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而南宋王朝军队的俸禄较高，各种名目的补贴也多，更加重了其财政负担。时任陇蜀转运使的李迨有言：
  议者皆谓军中支费冗滥，臣初亦疑之，近因检察乃得其实。且如折估钱一项，每年计钱引一千三百一十七万以上，件折估钱十贯折米一石，为率约计米一百六十八万，见今每年应副正色米九十七万..官员有驿料折估钱、厨料禄粟米、赡家钱、供给钱、月犒钱、旬设钱、支粮钱、添支绢钱；军兵有坐仓折估钱、撺枪又贴射钱、添支食钱、盐米纸笔钱、草估钱共十二项。 ①
  从上述材料看出，行营右护军除将帅的公使钱和人吏、作匠请给钱外，官兵之折估钱数量就达十二种之多。官兵共有的身份料钱算一名目，还有军官的厨料禄粟米、赡家钱、供给钱、月犒钱等；士兵的坐仓折估钱、添支食钱等。这样算下来，仅折估钱一项，每年计钱引一千三百一十七万以上，折合米九十七万石。李心传所说：“三总领所支仅当四川一年之数”②，并不是骇人听闻。此外，加上军队内部官员冗滥，虚藉情况严重，都将导致粮饷的增加，对其困境局面更是雪上加霜。
  其三、战乱频繁，民贫官乏。吴玠、吴磷军处在西部战场的前线，战火不断，使陇蜀百姓民不聊生。“自西鄙用武，仰给四川者逾十年，民疲于供亿，而军犹乏于粮饷；吏肆欲侵欲，而民遭底告。”③粮饷除正常开支外，战争中粮饷的损失和破坏也占相当大的比例。如绍兴四年，富平大战之前，“金钱粮帛之运不绝于道，所在山积”。战争失败后，“金人得胜不追，所获军资不可计”④。无形之中，军粮所需之数就会增加很多。
  二、吴玠吴磷兄弟保障军需供应的经济措施
  由于交通不便及军队数量庞大等原因，蜀中地区的后勤供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够满足军队发展的需要。为了筹集粮饷，提高军队战斗力，加强边境防御，吴玠、吴磷兄弟采取了诸多发展当地经济的措施，以缓解粮饷供应压力。
  （一）修堰屯田
  吴玠屯田的地域主要在兴元，即今天的汉中一带。汉中之地北依秦岭，南屏巴山，汉水横贯其境，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境内地势开阔，易于屯田，时人说：“梁洋沃壤数百里，环以崇山，南控蜀，北据秦，东阻金、房，西据兴、凤，可以战，可以守。”⑤吴玠屯田不是偶然之举，其最直接的动因还是解决粮问题。在绍兴五年（1135年）十月，新知善州的喻汝砺就向朝廷提出了 “经理兴元 ”之策，他建议：
  臣虽至愚，于此有二策焉。其一，则经理兴元；其二，则措置荆襄。汉中之地，崄塞沃野，土壤膏腴，物力浩广..宣司虽复差官，然亦但为文具，守臣之寄处也。..愿陛下择文武能臣以为之。相险要，塞溪隧，环垒堑，设屯守，平居则重关错守，以捍其冲；有事则诸屯并力以压其入。 ①
  御史中丞常同亦曾言：“玠顷年讲营田汉中，亦诸葛亮分兵屯田之意。 ”同年十一月，朝廷议臣又更明确具体地提出了经营兴元之策：
  今两川之民往往逃趋蜀中，未敢复业。垦辟既少，多屯兵则粮不足以赡众，少屯兵则势不足以抗敌。宜以文臣为统帅，分宣抚司兵驻焉，而以良将统之，遇防秋则就食绵、阆。如此则兵可以备援，而民得安业。 ②
  在吴玠和朝臣的建议下，朝廷下诏让吴玠和邵傅选派兴元府和洋州守臣，讨论实施屯田计划，于是吴玠便在汉中一带大张旗鼓地搞起了屯田之事。一方面，他积极地兴修残坏的渠堰；另一方面，他采用部下的建议，招徕流民，使之耕种复业。
  富平之战后，宋军惨败，致使汉中盆地遭到金人严重破坏。“兵火之后，（渠堰）例皆隳坏”人民大批逃亡，土地荒芜，整个汉中一片惨淡景象。为了修复汉中盆地的水利设施，利于灌溉，，吴玠“遣发将兵及委知兴元府王俊、知洋州杨从义部押官兵同共修葺”。经过吴玠及官兵的勤勉修缮，不久便使大部分渠堰能够投入使用。在绍兴七年（1137），时任尚书右仆射、都督诸路军马的张俊，看到兴元府和洋州新修的水利工程，浇溉民田数目浩瀚，惊喜之余便上奏朝廷“望赐奖谕，并乞降黄榜抚劳将兵”。同年五月二十三日，兼直学士院胡世将也上奏朝廷说：
  吴玠等能忧国恤民，发戏下之众以兴渠堰，广灌溉之用，为富国强兵之资，宽疲瘵远输之急，其体国之忠，有足嘉者。臣谓宜咤以风厉将帅，使咸知朝廷之意，各务究心，兴修水利，措画营田，以省馈运而宽民力。欲望将今来降诏榜文，令有司行下诸大帅及统兵官等照会，将王俊、杨从义等特赐旌赏，以为忠劳之劝。从之。 ③
  当是时，宋金战争的重心东移，而四川宋军在朝廷“毋张虚势，毋竞小利，蓄养士气，乘间阻险”④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基本进入休战状态。这就为吴玠提供了一个营田的良好环境。经过他和部下的苦心经营，汉中盆地的水利设施基本上得到修复。在战时流落到周边地区的难民，看到此种景象大为振奋，“知灌溉可持，愿归业者数万家”⑤。别路漕臣郭大中看到“汉中岁得营田粟万斛，而民不敢复业”的情况，便建议吴玠“若使民日为耕，则所得什倍于此”⑥。吴玠也采纳了郭的建议将民田归还百姓，募民耕种，收其租税。史载吴玠“营田凡六十庄，计田八百五十四顷 ”⑦。除去粮种外，每亩能收三石，共计约二十五万石，其收入已相当可观，可见其水利灌溉之成效。
  随着屯田效益的逐步显现，屯田的范围也逐步扩大至其辖区阶、成、岷、凤州一带。吴玠的屯田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其馈饷之急，也缓解了内郡水运之难，同时有利于宽省民力，减轻了老百姓的转输负担，促进了当地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汪应晨曾赞曰：
  今观其（吴玠）遗事，如平籴营田，兴水利，壁旷土，招流民，减冗员，节犒费，汲汲焉以爱国体民意！ ①
  绍兴九年（1139），吴玠病故仙人关，吴磷继承兄志，握兵五万屯驻兴州，其势力居陇蜀三大将（杨政、郭浩）之首。1141年“绍兴和议”后，宋金双方关系有所缓和，但吴磷对金人的防御却没有丝毫的松懈。史称“时和议方坚，而磷独备，日为敌至之虞，故西兵为天下最。”高宗也赞赏吴磷说：“磷统兵有法，肯为朝廷出死力，诸将所不及也。”②在他倾心备边的同时，也与其兄一样，关注民生，对垦荒营田和兴修水利同样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绍兴十年（1140），宋金战事又起，直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再次和议，历时近两年。战争给陇蜀当地百姓带来巨大的创伤，当时，阶、成、西和、秦、兴、凤、洋、利等州郡百姓大批逃亡，土地或荒闲，或有主却无力耕种。吴磷见此情景，便措置开垦事宜，故时人称九郡屯田“始于吴磷”。《宋会要辑稿·食货》载利州提点刑狱公事张德云奏言：“兴元府褒城县山河六堰，灌溉褒城、南郑两县田八万余亩，内有光道枝一渠，决坏年深，民力不能兴修，下流缺水，率多改种陆田。今岁正月内，判兴元府吴磷亲率将士代民修塞..复为稻田，其利甚博。 ”至绍兴十五年（1145），垦田共计三千六百余顷，收入达十四万一千四十九石，“用充所将兵支遣，却于民罢免和籴”③。由此可见屯田成效之一斑。
  晚年的吴磷对屯田之事更是不遗余力，《吴武顺王磷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云：
  王专留意民事，问民疾苦，汉中先是夏秋籴以供军储，更多取于民而啬出以规赢，民甚病之。褒城占堰，分水溉田，岁料民田，以多寡赋竹木增修，吏讼为奸；又见道渠久废，水不下溉，利废而赋仍在。王以次厘革籴则，使民自概，督诸军复渠，宣淤筑坏，开田数千顷，民甚利之。④
  吴玠、吴磷兄弟在陇蜀人民中有着极高的声誉，不仅仅是因其战功显赫，这还与他们体恤民情，爱怜百姓的修堰屯田之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措施对于充实兵备，巩固边防，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于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亦有其积极意义。
  （二）发行银会子
  宋代乃是我国古代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一个时期，由于商业活动频繁，携带金属货币甚为不便，宋人在借鉴唐代飞钱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纸币。早在北宋时期，交子作为地方性纸币就已流通蜀中，南宋继之在四川发行钱引，其功能大致与交子相同。这样看来，作为在吴玠驻军辖区内发行的银会子，就不是无本之木了，宋朝先期发行的交子和川引等纸币，为吴玠发行银会子提供了借鉴。
  银会子流行的秦州和陇南一带，是巴蜀屏障，当时与后方四川联系紧密。南宋政府在当地设有茶马司、博买铺、盐监等机构，为便于蜀陇贸易，克服携带铁钱、银锭笨重所带来的不便，当是银会子发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银会子的发行也有利于缓解吴玠军的粮饷开支压力。
  绍兴七年（1137）二月，陇蜀宣抚副使吴玠上奏朝廷请求在河池（今甘肃徽县）设置银会子务。但就这件事史书却有着不同的记载，现将史料分列如下，一并考之。
  《宋史·本纪》卷二十八·高宗本纪五，绍兴七年二月丙午条载：
  吴玠置银会子于河池。 ①
  《宋史·食货志》下三又云：
  （绍兴）七年，绍兴陇蜀宣抚副使吴玠，请置银会子于河池，不许。②
  《文献通考·钱币考》亦云：
  绍兴七年二月，陇蜀副帅吴玠，请置银会子于河池。五月中书省言， “引数已多，虑成害法 ”。诏止之。 ③
  但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却说：
  陇蜀宣抚副使吴玠，初置银会子于河池。一钱银十四万纸，四纸折钱引一千；半钱银十万纸，八纸亦如之。迄今不改。玠元额四万七千五百缗，行于鱼关及阶、成、岷、凤、秦等州，岁一易。十七年七月，总领所复造于大安军，再岁一易。乾道四年四月，增印一钱银三万纸。今总印一钱银二十三万纸，半钱银三十六万纸，共折钱引十万缗。④
  李心传又在他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了同样的史实：
  关外银会子者，绍兴七年吴涪王为宣抚副使始置于河池。（二月丙午）其法一钱或半钱，凡一钱银会子十四万纸，四纸折钱引一贯；半钱银会子一万纸。每八纸折钱亦如之。初但行于鱼关及阶、成、岷、凤、兴、文六州，岁一易。其钱隶军中，武安薨遂属计所。十七年七月，复造于大安军，再岁一易。乾道四年四月始增一钱银三万纸，九月行于文州。其后稍益增，迄今每二年印给六十一万余纸，共折川钱引十五万缗。 ⑤
  上述史料存在的矛盾是：一说银会子曾发行，另一说则是没有得到朝廷的许可，不曾发行。据文献学的知识我们可知，《宋史》成书仓促，编修粗糙，内容多有缺疑和矛盾之处。马端临《文献通考》多因《宋史》，故不取。而李心传在两部书中清楚的介绍了银会子的流通地域、面额、与四川钱引的关系和在乾道年间的沿革，且在二书编纂的时候，银会子还流通于世，可知《宋史·食货志》与《文献通考》所记有误。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所记，我们大致可勾勒出银会子的 流通地域和时限，管理及面额等情况。
  银会子最初行于鱼关及阶、成、岷、凤、兴、文六州之地，十七年又在大安军印行。其后一直沿用至李心传纂书的时候，即宁宗时为止。
  银会子发行时，属吴玠在河池的会子务所管，玠死后，归四川总领所管理。其面额分一钱和半钱两种，每年换发一次，仅限军中发行，其中面额一钱的会子有十四万张，半钱会子有十万张，发行总额为四万七千五百缗。同时他还与四川钱引发生关系，一钱的，四张折合钱引一贯，半钱的，八张折合钱引一贯。吴玠病逝后，后又曾两度发行即绍兴十七年和乾道四年。在乾道四年，增印一钱面额银会子3万张，在文州（今甘肃文县）通行，后来稍有增加，每两年一印，计六万余纸，相当于川引十五万缗。
  吴玠自创银会子后大大便利了陇蜀一带的贸易往来，克服了铁钱和白银的携带不便，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更为有利的当是缓解了其军饷难支的困境。
  （三）川秦市马
  马匹在古代社会的作战和运输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后汉书》云：“马者，兵家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济远近之难。”①骑兵作战机动灵活，冲击力极强，北方游牧民族屡侵中原，就是凭借其强大的骑兵，而中原以步兵为主的部队，总是胜少败多，望 “骑”而叹。富平之战后，陕西大部沦陷，几乎尽失西北的主要马场，仅剩秦州买马司管辖的西和州宕昌寨和阶州（今甘肃武都）的峰贴峡 2处买马场。这样川秦之马，便成了宋室的主要马匹来源，史载“故凡国之战马，悉仰川、秦、广三边焉”而以宕昌和阶州之马“生于西陲，良健可备行阵 ”②，最为强壮。
  战马的供应拨发本属茶马司所掌，但总领西北买马的四川茶马司自赵开之后，“无专官者近十年”，这对于时任荣州防御使、知秦州、节制阶、文军马的吴磷来说，市马是一个绝好的机会。绍兴三年（1133），吴磷利用职权和地域之便，用“茶彩招致小蕃三十八族以来市马”，打开了南宋西北“买马久不通”的困境，成为南宋市马史上的一件大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评其为“西马复通盖起于此”③。吴磷独自在军中行茶马贸易，一直延续至绍兴七年（1137），才受到朝廷一定程度的限制。绍兴七年宋高宗上谕大臣曰：“陇蜀茶当以博马闻，吴磷军前向或以博马价易珠玉之属 ”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吴磷不仅用茶市马，而且还换珠玉等贵重物品，从而引起了朝臣的不满。就在同一年，吴磷 “因以易珠玉诸无用之物”受到皇帝的批评，朝廷遂改用张深管理此事。⑤但这并不意味着吴磷从此不再市马，据他自己说在绍兴十一年，还得到皇帝的旨意在宕昌市马。史书对于吴玠是否参与市马之事，没有明文记载，但根据绍兴六年“吴玠遣仁辅与其子忠训郎拱，偕来奏事，且进市西马千匹 ”之事，可以看出其与市马之事也有一定联系。 ⑥
  此外，吴磷的另一举措是开启了南宋马纲水运，不管其实际效果若何，却实为“孝宗朝的重要史事之一”⑦。同时也是中国古代马政和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建炎以来朝野杂 记》甲集卷 18云：
  凡川秦纲马，皆遵陆路，乾道初吴信王磷为宣抚使，始议以马纲劳费，又均、房一带，类频历峻岭乱石之间，马伤其蹄，道毙者多，请以舟载马而东..未几，磷薨。虞并父代为宣抚使，奏言： “水路至荆南二千余里，一旦隔风，行船不得，或至三、五日，马失馈饲。 ”上从之。 ①
  由上述材料可知，吴磷之所以建议水路运马，是因为西北至江南路途遥远，且道险崎岖，在运送过程中损失既多而且花费巨大。虽然好多大臣极力反对，但得到孝宗的支持，马纲水运之法还是付诸了实践。由于，吴磷对水运的艰险估计不足，严重影响了沿途百姓的正常生活，在吴磷死后，虞允文接任其职，便废弃了马纲水运之法。无论吴磷在军中市马还是后来推行马纲水运之法，他一直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陇蜀马政，同时也没有忽视扩充自己的骑兵势力。他将宕昌所市之马的十分之二拨付本军，常常截留御前和三衙的岁额，碍于吴磷权势，朝廷也是无可奈何。正是由于吴磷的不懈努力，他建立起了一支傲视天下的骑兵队伍。当时四川三都统司的战马共有13000匹，而吴磷管辖的兴州都统司就有 10000匹。在后来的宋金战事中，吴磷的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其经营成效，时有“西路遂雄天下 ”的美誉。 ②
  （四）寓兵于农的家计寨
  川秦之地，道险崎岖，山峦叠起，善于防守的吴玠根据这一地形特点，大修家计寨。所谓家计寨即是因势而设、据险相保的营寨，它的主要特点是寓兵于农，亦耕亦戍，“无事则寓于州，有事则归于寨”③。更为重要的是其粮食可以自备。如岷州的仇池、凤州的秋防原、阶州杨家崖、成州董家山，其地形险要，皆为天险且“有泉可饮，又为之粮以食，为之屋以居”④。特别是岷州的董家山“尤高峙耸拔，其形如削瓜。上有良田百亩，可驻万马，飞泉凡九十有一源，大旱可济也。山径仰空如掷钱，虽悍夫千百攻之，巧无所施”⑤。还有阶州的杨家崖，亦是险要形胜之地。《阶州直隶州续志》载：“宋建炎、绍兴间，吴玠兄弟图保蜀口时，四川皆未有城，命各州皆择地为寨，而家计寨最扼险要，又素有积粟丰于泉水，寇置常不能破。 ”⑥家计寨在陇蜀防御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家计寨水源充足、粮米无忧、工事坚固，其防御性能极强，“保护乡井有功..应州县土豪，并山水寨首领，自备钱粮，纠集乡兵，把截关隘”。在隆兴二年（1164）受到了朝廷的推恩褒奖。⑦家计寨的修建不仅在当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还在后来宋光宗绍熙年间安丙守陇蜀时仍然延续。《宋史》中引安丙语可为佐证：
  时沿边关隘悉为金毁，丙遗时相书，谓： “西和一面，已修仇池，聚粮积刍，使 军民可守。若敌至，则坚壁不战，彼欲攻则不可，欲越则不敢。..天水虽不可守，距天水十里所，见创白环堡，与西和相为掎角，又增堡鸡头山，咸以民卒守之，及修黄牛堡，筑兴赵原，屯千余人。凤州秋防原尤为险绝，绍兴初，州治于此，宣抚吴玠尝作家计砦，前即马岭堡，正扼凤州之后。凡此数堡既坚，金入决不敢近。 ”①
  可见，宋金对峙时期家计寨之措施一直推行，沿用吴玠时的寓兵于农之法，与正规军相互配合，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战术作用。
  三、吴玠吴磷经营措施的作用及影响
  吴玠、吴磷通过修堰屯田，发行银会子，川秦市马和修建家计寨等措施，较大程度上缓解了陇蜀地区抗金军队的后勤供应压力，不但有着重要的军事意义，而且社会意义亦相当巨大，使军事与民生，军事与经济，军事与社会之间发生了紧密的联系，构建了一个军事与区域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
  修堰屯田、招徕流民，不仅保障了军粮供应，而且还发挥了极大的社会效益。流民有家可归，有田可种，生活有了保障，不但有利于当地社会稳定，更使屯田农民成为抗金队伍中的一支后勤力量；银会子的发行更是一个创举，在河池设立的会子务，由军队掌控，方便了陇蜀贸易，有助于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使军费来源有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川秦市马的开通成为南宋朝的一件大事，它的意义在于使南渡后的宋王朝有了战马来源，增强了抗金的军事实力；家计寨之设，寓兵于农，据险守要，在当时物资供应极度困乏的局面下，有利于缓解军粮供给危机，况其军事和战略意义亦十分明显，在陇蜀防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吴玠向来“素不为威仪，既除宣抚副使，简易如故。常负手步出，与军士立语”②。吴磷在晚年，“专留意民事，问民疾苦”。“修复褒城古堰，溉田数千顷，民甚便之。”③就他们自身来说，能爱怜百姓、与士兵同甘共苦，深得当地民众的拥护和其士兵的爱戴。正是他们体恤民情，才有在战争中凤翔之民“感其遗惠，相与夜输刍粟助之”的冒死相助、德顺城里 “市不改肆，父老拥马迎拜不绝”的感人场面。 ④
  陇蜀地区是东南屏障，一旦失守，敌军可顺江而下，对南宋王朝构成致命的威胁，况巴蜀之地向来有“天府之国”的美称，是陇蜀宋军的重要物资补给基地，其战略位置相当重要。富平之战后，八百里秦川尽为金人所有，既而窥蜀之意怀矣。当此危亡之际，吴氏兄弟首当其冲，打退敌军的屡次进攻，守蜀口几十年。其间吴玠兄弟面对严峻的粮饷困境，自力更生，推行诸多经济措施，既解决了粮饷供给，又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得到了陇蜀军民的鼎力拥护和支持，使得陇蜀防线固若金汤，敌不得寸进。这样看来，南宋陇蜀战区的抗金活动“不仅仅是军事问题，同样是一个社会问题，这涉及军事与社会的互动等内容”⑤。吴玠、吴磷在战争条件下实施的经济措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战争与区域社会发展互动关系的典型个案，对于现代国防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系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实验中学教师）
  南宋初期陕西军政之危机
   ——以 “王庶被拘 ”事件为中心
  王军营
  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冬，金军越过黄河，开始进攻尚属宋朝的陕西诸路。次年十一月，鄜延路包括府治延安在内大部失陷，金军驰骋陕北高原。在金人节节取胜、关陕局势异常危急之时，南宋陕西军队高层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大事，即“王庶被拘”事件。后来此事虽很快平息，但其所引发的矛盾与危害，对随后南宋的西北抗金事业亦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
  长期以来，多种记载认为，曲端不服王庶调遣，坐拥泾原精兵，未能援助鄜延宋军，以致延安府城失陷。此后他又阴谋夺取王庶兵权，并拘禁甚至欲杀掉王庶。目前，有关该问题的论述学界尚不多见。少数涉及此问题之研究成果，大体集中于两方面：一是曲端与张浚人物个案研究①，一是南宋初期西北军政与战争论著。②大多依据传统说法，或正面评玠张浚，认为曲端不服王庶领导，屡次违抗军令，致使后来贬斥取祸；或认为他才能卓越，罪不至死，为之鸣冤而贬斥张浚。然而，对于曲端命运具有重要影响的王庶，及其作为鄜延路甚至陕西统帅，所指挥和领导的对金军事战争，却明显关注较少，③并且对于其时之政治氛围与时代背景也缺乏充分考虑。
   一、“王庶被拘”事件
  曲端和王庶是南宋初期西北军政界的活跃人物。曲是镇戎（治所在今宁夏固原）人，行伍出身为武将；王是庆阳（今甘肃庆阳）人，进士举第成文臣。《宋史·曲端传》曰：“王庶为龙图阁待制，节制陕西六路军马。遂授端吉州团练使，充节制司都统制”。不过，多种传世资料均发现明显贬抑曲端而偏向王庶的色彩。
  在金军强大攻势下，鄜延宋军接连惨败，大部被金军击溃。建炎二年十一月，鄜延路治所延安失陷。此为赵宋建立以来西北重镇延安首陷于敌。诸种史籍有关延安之战详情记载不多。但普遍指出，金军侦知曲端与王庶关系不睦，即合兵进攻延安，而曲端坐拥泾原精兵不救鄜延之急，致使延安失陷。所谓：“（建炎二年）十一月，金谍知端、庶不协，并兵攻鄜延。时端尽统泾原精兵，驻淳化。庶日移文趣其进，又遣使臣、进士十数辈往说端，端不听。庶知事急，又遣属官鱼涛督师，端阳许而实无行意。”①《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中兴小纪》、《宋史》之《王庶传》与《曲端传》等记载大致与此相同。 ②
  鄜延兵败、延安失陷，一系列惨败极大地挫伤了时任鄜延经略使兼知延安府、节制陕西六路军马王庶的抗金信心。“王庶既失延安，罔知所措，仓皇未有所归。”③在穷极惶惑中，他想起了相邻的泾原曲端宋军。《要录》卷一八载：“庶无所归，乃以其军付王燮，而自将百骑，与官属驰至襄乐劳军。庶犹以节制望端，欲倚端以自副，端弥不平。”在新败之后，王庶作为统帅，并未立即着手收拾鄜延残局，而是失魂落魄地逃奔泾原军，但却以上级长官的身份号称 “劳军 ”，并试图取得泾原军指挥权，这引起泾原统帅曲端的不满。 “庶至军，端令每门减其从骑之半，至帐下仅有数骑而已。端犹虚中军以居庶。庶坐帐中，端先以戎服趋于庭，既而与张彬及走马承受公事高中立同见帐中。良久，端声色俱厉，问庶延安失守状，且曰：‘节制固知爱身，不知为天子爱城乎？’庶曰：‘吾数令不从，谁其爱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屡陈军事，而不一见听，何也？’因起归帐，庶留端军，终夕不自安。”④当众人之前，曲端未给王庶留足情面。他直接质问王庶，当初在耀州之时，曾反复提出一些用兵方略，为何没有听取？显然，其言下之意，王庶的军事方略和指挥存在失误。或许延安失陷恰好证明曲端当初提出的建议，符合宋金鄜延战争局势的发展。但可惜王庶并未听从和运用，致使最终丧师失地。史载，曲端 “长于兵略，屡有战声 ”。 “是时端与吴玠皆有重名，陕西人为之语曰： ‘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谋有勇是吴大。 ’”⑤至于其 “在耀州屡陈军事 ”之内容，史书缺载。
  曲端认为王庶是丧失鄜延路的主要责任人，于是，上报陕西抚谕使谢亮，想请他代朝廷主持和行使法权，惩治王庶失地和退避之罪。“端谋即军中诛庶而夺其兵，乃夜走宁州， 见陕西抚谕使主客员外郎谢亮，说之曰：‘延安五路襟喉，今既已失，春秋大夫出疆之义，得以专之。请诛庶归报。’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而擅诛于外，是跋扈也。公则自为之。’端意沮，因复归军。”①曲端想法遭到文臣谢亮拒绝，只好作罢。“明日，庶见端，为言‘已自劾，待罪’。端乃拘縻其官属，又夺庶节制使印而遣之。”②可见，因畏惧曲端权势，丧败后的王庶虽为上级长官，最后向下属违心地承认自己的错误。
  王庶遭曲端当面冒犯指责、言语冲撞，拘縻其官署，并取走节制使印信而遣走后，可谓颜面扫地。那么，他去向何处呢？《会编》记载：“端设军容见庶，庶惶遽战栗。端数其失延安之罪，辞色俱厉。端仅能言‘自劾，见待罪’。端遂取制置使印、犒礼、随行骑从，敦迫庶还鄜延..”③史载，其后郭浩被任命为知泾州、权主管鄜延路经略安抚时，“时二敌交侵，鄜延之东皆金人，西北即夏境，其属朝廷者惟保安一军、德静一砦”④。有先生依据黑水城文书资料，认为“王庶离开襄乐后确实沿着合水县、华池寨、德靖寨一线而驰归保安军的”⑤。此种看法比较契合史实。
  由此可见，延安失陷之初，身任陕西节制使兼鄜延统帅的王庶，也乱了方寸，惶急之下也未做好鄜延善后措施，随即逃奔泾原。很有可能王庶在泾原路获知鄜延尚有属地未陷落的消息，经曲端等人的催促和逼迫，故而才奔向数面临敌的、自己所辖的鄜延防区。
  二、曲端救援与延安失陷的关系
  “王庶被拘 ”直接原因之一，首先即是延安失陷。若鄜延路完好固守，亦不至于曲端轻易找到指责王庶的口实。众多史籍载， “端雅不欲属庶 ”⑥，因曲端与王庶间存在矛盾，不服从王庶调遣，因私害公，从而坐视延安陷落。所谓“金人谍知都统制曲端与经略使兼节制陕西军马王庶不协，遂并兵寇鄜延”。然而，诸种因素显示曲端救援与延安失陷并无直接关系。
  首先，金军侦知曲、王两人有矛盾而合兵攻延安，并不具备充分说服力。一则现有传世金方资料，并未发现娄室曾侦知和利用两人矛盾，从而攻取延安；再则，金人西进受挫后，作战方略发生转移，将鄜延路已作为攻击陕西的重点。娄室所统金军在熙河、秦凤、泾原路遭到宋军顽强抵抗，西攻计划遭受挫折。史载：“张严兵败，金人势愈张，谋趋泾州。泾原将曲端拒守麻务镇，命第十二副将吴玠为先锋。玠进据青溪岭，逆击破之。”⑦随即便回师关中东部，其后又将军队攻伐之重点转向陕北地区，鄜延路便首当其冲。“完颜娄室神道碑”曰：“元帅府将平陕西，以王尝请之，使诣阙图上方略。还，率诸路军合万人以行。”以后降同、华，进破潼关，攻占京兆，转降凤翔、陇州。之后回军，征战渭南，随后，“北趣鄜延，徇下诸郡。招降折可求，收□（麟）、府、丰三州及诸城堡。克晋宁军，杀其守徐徽言”⑧。可见，娄室统军攻打陕西具有预期的战略目的，在西进失败后即将鄜延路作为 攻击重点。
  其次，从军事战略角度分析，曲端要在短期内援助鄜延，出师同、耀之间，也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举措。首先，若曲端统率所谓的 “泾原精兵 ”驰援鄜延，或许也并不能解救延安危机，甚至将造成更大的损失，即连同泾原军一并陪葬的危险。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①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正月，西夏元昊进攻延州，知州范雍即慌忙调集屯驻庆州的鄜延副总管刘平、石元孙驰军来援。刘、石率军两万余，远来救急，昼夜行军，兵进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②，即遭遇夏兵埋伏，宋军大败，刘、石二将也被俘，延州差点被攻取。宋夏延州之战中，西夏即采用典型的围点打援、以逸待劳的战术方略，击败了远来驰援的宋军。“时（曲）端尽统泾原精兵，驻淳化。”③若忠实执行王庶驰援调令，从而驱兵鄜延，跋山涉水，劳师奔战，很可能遭遇刘、石类似境地。若泾原兵战败覆没，的确也使环庆、泾原区域直面危机。南宋陕西的抗金事业也将遭受更大困境。其次，曲端用兵同、耀，也是旨在救援鄜延急难。泾原兵出师同、耀间攻击金军后路，在战略上具有一定可行性。正如曲端所谓：“荡贼巢穴，攻其必救。”在廊延路危急之时，曲端并非畏敌避战，“乃遣吴玠攻华州，拔之。端自分蒲城而不攻，引兵趋耀之同官，复迂路由邠之三水与玠会襄乐”④。曲端指挥泾原军队频繁地在金军后路进行活动，自然希望产生 “围魏救赵 ”效果。但遗憾的是金人并未上当回师，而一味继续强势地攻击延安。
  三、 “王庶被拘”事件原因分析
  王庶作为陕西帅臣，当时可谓陕西六路头面人物。在军政体制上，曲端应为王庶隶下将领，服从其指挥。那么，究竟什么原因能使曲端做出如此违背常规之事呢？从当时客观军政状况以及王庶本人角度分析，主要在于以下四方面：
  （一）宋代长期的文武将帅矛盾
  众所周知，宋朝立国以来逐渐形成了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和方略。邓广铭说：“它（北宋）特别提高文职官员的地位，在王朝内外和举国上下都造成一种重文轻武的气势，把一些根本没有造反能力的士大夫压在将帅等类武职官员之上。”⑤清人王夫之认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⑥“怀黄袍加身之疑，以痛抑猛士”⑦。对于将帅武臣防范甚深。宋仁宗庆历时，贾昌朝即上，疏指出：“今命将帅，必先疑贰..虽有主将，不专号令，故动则必败”⑧。长期以来，在军事领导体制中以文驭武、文臣统领武将，几乎形成一种固定的政治格局。文臣逐渐被委以重任，直至以后彻底超越、凌驾于武臣之上。刘挚即对宋哲宗说：“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制，出入战守，唯所指挥。 ”①
  长久以来，有才能的武将对无能的文臣统帅即有不满，也缺少正常的诉辩、申告渠道甚至氛围。如宋仁宗时欧阳修所云：“大凡武臣尝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争，实是武人理曲，然终亦不服，但谓执政尽是文臣，递相党助，轻沮武人。”②文武臣僚之间存在很大隔阂，长久积压，以至形成矛盾，遇到适宜时机，终将突破爆发。
  （二）地方势力在乱世的增长与诸路帅臣对王庶军令多有不服
  王之望《西事记》云：“端负才，喜犯上。”③在襄乐军中，面对上司王庶，“良久，端声色俱厉，问庶延安失守状，且曰：‘节制固知爱身，不知为天子爱城乎？’”王庶回答“吾数令不从，谁其爱身者？”④元人亦指出：“曲端刚愎自用，轻视其上，劳效未著，动违节制。”⑤史料也多载有曲端违抗王庶军令的事例。张宗泰所谓“端亦实有跋扈不臣之迹”⑥。因此，诸多史家皆认为曲端不服王庶军令，个人性格刚愎自用，对陕西抗金事业造成很大影响。
  实际上，此事也与两宋之际地方势力增长背景有关。 “当建炎之三年，宋之不亡如缕，民命之死生，人心之向背，岌岌乎求苟安而不得矣。 ”⑦在金军强势打击下，南宋国势异常危急。其时，赵宋中央政权风雨飘摇，对地方控制有所减弱。频繁的战事活动也使部分地方势力，尤其武将势力有所增长。远在西北的陕西诸路尤其如此。地方帅臣、武将势力在频繁的战争中逐渐崛起。金军再次兵临开封后，陕西宣抚使范致虚匆忙集结陕西勤王军队。但他的命令并未得到陕西诸路留守帅臣的积极响应。沿边五路中，只有环庆经略使王似、熙河经略使王倚迅速领兵来会。而泾原经略使席贡、秦凤经略使赵点、鄜延经略使张深皆不至。西道副总管孙昭远很气愤，“二十有八疏劾之”⑧。廊延经略使张深这才决定入援，秦凤和泾原也相继派出援兵。
  陕西诸路帅臣也多对王庶军令有所不服。建炎二年五月，“（王庶）移文两路，各大举协力更战。而环庆经略使王似、泾原经略使席贡自以先进望高，不欲受其节度，遂具文以报，而实不出兵..庶亦敛兵保险，犹以书约似、贡，欲逼金人渡河，至于再三。似不应，贡许出兵四万，亦迁延不行”⑨。其时，四川抚谕喻汝砺也曾说：“今朝廷已专命王庶经制中夏，窃闻五路全不禀庶节制。望择久历藩方，晓畅军事，近上两制，节制五路，招集溃兵，劳徕流徙，式遏寇盗。”⑩《宋名臣言行录》更指出，“时敌骤至，延安正军才二万，公（王庶）召诸路兵未集，端不出兵为援 ”■。曲端只为其中之一。
   （三）王庶官职的非常升迁
  在赵宋王朝罹难之际，而王庶个人仕途比较畅达，屡次非常升迁。这与他善于经营人际网络密切相关。“崇宁五年，举进士第，改秩，知泾州保定县。 ”因西北名将种师道推荐， “通判怀德军 ”。后来，又不知经由何种方式，得到当朝宰相李邦彦的非常重视。宣和七年，金人入寇， “太宰李邦彦夜召庶问计”“以庶为陕西运判兼制置解盐事”。接着，又得到朝廷重臣席益，甚至宋高宗的赏识和亲，信，“疆事益棘，钦宗欲幸襄、邓，先命席益为京西安抚使，益求庶自副。高宗即位，除直龙图阁、廊延经略使兼知延安府。累立战功，进集英殿修撰，升龙图阁待制，节制陕西六路军马 ”①。可见，在宋廷危难之时，王庶却一再得到上级欣赏，一路仕途畅达。建炎二年十月，高宗曾高兴地对辅臣说： “内侍高邈曾任陕西走马，近得知陕州李彦仙书。彦仙与金人战再三获捷；又鄜延帅臣王庶节制六路，进兵同、华间，将士用命，亦屡胜敌。朕闻之喜而不寐。”②但实际上，王庶指挥宋军在关中东部同金人数次作战，屡屡失利，损兵折将。然而传到皇帝耳中却竟是他屡次胜敌。可见，王庶与其间消息的传递者内侍高邈关系不同寻常。后来，王庶正因此而获提拔，节制陕西六路军马。
  然而，他的政事才能却实际不足。大敌未来，治下百姓先已溃乱出奔。在金人入侵之前，身兼鄜延帅臣的王庶事先并未做好百姓的疏导和安抚工作，“时鄜延人以秋深必被兵，多避地者，道出环庆，吏民皆恶其惊徙，所在掠其财而杀之，闾里萧条矣”③。这些势必对鄜延守城军兵精神上产生消极影响。
  通过一些非正规途径王庶不断获得升迁，但有限的军队资历和政事才能却成为他统兵治军的严重障碍，也难免引起军中部分将领轻慢，甚至不服统领。
  （四）王庶军事才能不足
  作为文臣统兵，王庶拙于军事，指挥不当。延安战前，王庶曾令鄜延或陕西宋军，数次攻击金人，但皆出师不利，损兵折将。可见，他军事水平的确普通。一是同州战败。《会编》记载，建炎二年三月，关中诸州很快陷落，“金人至巩，以深入有后忧”。在与熙河将刘惟辅作战失利后，“而虏失大酋黑峰大王，遂复东还..廊延帅王庶令统制刘光烈邀击金人，遂遇于同州，光烈战败”④。意思是说，当金军从熙河回师之际，王庶令刘光烈统领鄜延宋军去拦截和攻击，与娄室回师的主力军队在同州相遇作战，故而战败了。但《金史·太宗纪》云：“（天会六年二月）宗翰复遣娄室攻下同、华、京兆、凤翔，擒宋经制使傅亮。阿邻破河中。斡鲁入冯翊。”⑤《娄室传》曰：“阿邻等破宋大兵于河中，斡鲁破宋刘光烈军于冯翊，讹特刺、桑衮败敌于渭水，遂取下邽。”⑥以前文所述，在熙河失利后，娄室统军在凤翔击败宋将张严，士气复振，很可能挥师进攻泾原路。因此，王庶指挥的鄜延宋军作战对象或许根本不是陕西金军主力，而是娄室西征后驻留关中东部、维护金军后路畅通的支系兵马。然而，鄜延宋军正是同如此一支金军相遇，竟然作战惨败，致使宋军严重挫伤了士气，所谓“自此，官军见金人，则退怯矣”①。二是八公原战败。八公原在今陕西富平县刘集镇和张桥镇之间，大致位处关中平原中部。史载：“金人繇扶风东还，将犯永兴。宋将贺师范与战于此，败死。今垒壁尚存。”②曹操认为，平原地形“车骑之利也”。宋人张预也说：“平原广野，车骑之地..所以利于驰突也。”③在鄜延经略使王庶被任命为兼节制陕西军马后，即着手调动陕西各路军队在雍、耀间会师，企图和金军进行大规模决战，将金人赶出黄河以西陕西地区。然而，此时的陕西军队步兵为多，骑兵缺少，在平原旷野要与金军铁骑正面对阵冲突，无疑存在很大冒险，胜算可能较小。时隔两年后的宋金富平之战也正犯了如此忌讳。故而在此战之前吴玠提出：“兵以利动，今地势不利，未见其可。宜择高阜据之，使不可胜。”④在王庶的错误指挥下，“庶传檄诸路，并召端会雍、耀间..诸路兵皆报应起发。庶即以鄜延兵先出，至龙坊”，因曲端不服调遣，“泾原经略使席贡别遣统制官庞世才将步骑万人来会，庶无如之何，则檄贡勒端还旧任。遂遣师范趋耀州，别将王宗尹趋白水，旦（且）令原、庆出师为援。二帅各遣偏将刘仕忠、寇鯶来与师范会”。即在八公原战前，陕西诸军基本执行了统帅王庶的命令，开赴指定地点配合行动。然而，建炎二年九月， “辛丑，陕西节制司将官贺师范及金人战于八公原，败绩，师范死之 ”⑤。
  四、影响
  总体来说，“王庶被拘”事件的发生，对以后曲端和王庶两人的政治生活，以及陕西的抗金力量均产生了重要影响。金军攻陷延安府，南宋丧失了鄜延路大部分领土，对此后宋金双方的陕西战局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王庶被拘”事件的发生，直接使南宋初次建立在西北区域的统一抗金体系瓦解崩溃，促使其着手重建新的更加稳固的军事领导机制。在泾原军中，“端拘縻其官属，夺其节制使印，庶乃得去”⑥。节制司最高长官失印离去，因此，南宋的陕西节制司机构即名存实亡了。而陕西整体的抗金斗争也面临极大凶险。如此状况下，南宋朝廷不得不另遣富有威望和才能的帅臣领导陕西宋军抗金。经过慎重权衡与考量，宋高宗即派张浚担任川陕宣抚使，奔赴西北抗金前线。“浚谓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遂慷慨请行。诏以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得便宜黜陟。 ”⑦此时的陕西， “虏兵四掠，而诸帅方互结仇怨，不肯相援，人心皇皇。公到才旬日，即出行关陕 ”⑧。 “诏问风俗，罢斥奸赃，以搜揽豪杰为先务，诸将惕息听命。”⑨就这样，南宋中央任命张浚担任川、陕宣抚处置使，付以便宜之权。经过张浚精心筹备，由他领导的川陕宣抚司即成为西北地区抗金的新指挥机构，统一领导西北区域南宋的对金战争。
  其次，此事对王庶和曲端等人，尤其以曲端为首的泾原将领的军事、政治生活产生了 极大消极影响，削弱了西北宋军尤其泾原路的军事实力。
  曲端冒犯上级长官王庶，甚至想将其置于死地，此事传至南宋中央后，引起朝廷上下对他的忠诚产生怀疑。所谓“自谢亮归，朝廷闻端欲斩王庶，疑有叛意，以御营司提举召端，端疑不行。议者喧言端反，端无以自明”。此时的他更处于一种异常尴尬的境地。“会张浚宣抚川、陕，入辞，以百口明端不反。浚自收揽英杰，以端在陕西屡与敌角，欲仗其威声。”张浚比较欣赏曲端的军事才能，但也对他并不完全相信。张浚宣抚陕西后，欲大举出师在关中同金入决战，并派人征求曲端意见，“浚虽欲用端，然未测端意，遣张彬以招填禁军为名，诣渭州察之”①。当曲端不赞成他的军事方略时，便更加深了对他的揣测和怀疑。王庶在延安失陷后被曲端蔑视权威，数落指责，并拘縻其官属，夺长官印信，差点丢掉性命。“会诏庶守京兆，庶先以失律自劾得罢。”②此后一段时期，王庶可谓在仕途上步入严重低谷。这也让他从内心恨透了曲端，与其彻底结下深仇大恨。反之，曲端也由此为自己树立了一位政治死敌。他曾出于实际考虑，不赞同张浚决战想法。“端既与浚异趣，时王庶为宣抚司参谋，与端有宿怨，因谮于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早图之。’浚积前疑，复闻庶言，大怒，竟以彭原事罢其兵柄与祠，再谪海州团练副使，万安军安置。”③“其部将张中孚、李彦琪，并诸州羁管。”④而这些人基本都是跟随曲端多年征战沙场、屡建功勋的骁将。后来，张浚指挥的宋金富平之役战败，又想起了颇具军事才能的曲端。当他准备再次任用曲端时，“王庶又从而间之。浚入其说，亦畏端难制。端尝作诗题柱曰：‘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庶告浚，谓其指斥乘舆，于是送端恭州狱”⑤。因为张浚怀疑，王庶等人报复积怨，从中作梗挑拨，致使最终曲端被害死在狱中。
  最后，延安失陷致使金军的战略意图快速得以实现，反之，南宋西北抗金局势愈加艰难。娄室统率金兵征服鄜延路后，又立即挥师北上，进兵麟府路。史载：“金人既陷延安府，遂自绥德渡河抵晋宁军。守臣徐徽言遣使约知府州、威武军承宣使折可求，谋夹攻虏。洛索闻徽言与可求合，乃令人说可求，许封以关中地。可求遂降。金挟可求，招徽言于城下..”⑤因此，金军延安战争的成功，对尚在南宋掌握下的麟府路又形成新的夹攻合围之势，阻断了他们同南宋朝廷的接触和联系。也为其后策反地方实力派折可求投降，在军事上孤立与合围徐彦辉的晋宁军，奠定了战略和军事基础。最后，徐徽言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英勇牺牲，晋宁军也失陷了。正如“娄室神道碑”所谓：“招降折可求，收麟、府、丰三州及诸城堡。克晋宁军，杀其守徐徽言。”⑦这样，金军几乎控制了整个陕北地区，真正将陕西战场与河东地区连成一片。从一定意义上说，金军彻底摧毁了南宋朝廷的一处重要兵员来源地；此外，也对西夏产生了一定战略震慑作用。总之，对以后陕西的抗金局势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五、结语
  综上所述，南宋初年，完颜娄室统率一支金军越过黄河进入陕西境内，从此西北区域 拉开了抗金斗争的帷幕。随着金军战略意图的转移，陕北鄜延路面临严重的外患危机。泾原将领曲端与时任陕西统帅兼鄜延经略使的王庶，因救援延安产生了严重分歧。建炎二年十一月，金军攻陷鄜延治所延安府。王庶即去投奔属下将领曲端，而曲端因其延安丧败，竟冒犯上司，指责冲撞，甚至产生欲杀他的想法。“王庶被拘”事件所蕴含的背景、原因非常复杂。曲端固然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但当时的军政状况，包括宋代传统的文武将帅矛盾、乱世地方的武将势力增长，诸路将帅多不服王庶统领等客观环境有一定关系；再者，王庶的官职升迁非常和军事才能不足也是重要方面之一。此事后来虽很快平息，但其所引发的矛盾与危害，对随后南宋西北的抗金事业亦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王庶在担任陕西宋军的临时统帅期间，面临的诸多现实因素，以及领导对金战争的过程经历，与稍后张浚宣抚川陕时有着类似的经历。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庶领导陕西宋金战争的结局，也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张浚后来在陕西战场的一些遭际。这些与宋代社会长期以来的军政历史存在一定联系。
  （作者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从碑刻看南宋嘉定年间陇蜀军政与人物
  ——以《鼎勋堂记》为中心
  韦兵
  《鼎勋堂记》现置于甘肃省礼县太塘乡太塘村，此地为南宋西和州大潭县故址。大潭为陇蜀要冲，宋金边境重地，为蜀口西线战略要地，历次宋金之间在蜀口的争夺中，西和州控扼上游，是双方力争夺取之地。正如《鼎勋堂记》碑文所言：西和州大潭等地为“五路之冲，敌兵出入之枢 ”①。《鼎勋堂记》为大潭县令郭忆立于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七夕日 ②，是为镇守西和州的安藩、张威、程信三人所立生祠 “鼎勋堂”而撰立的颂德之碑，虽言辞不免浮夸，但碑文记载的基本事实尚可信，所祠三人又与开禧、嘉定年间宋金之战、吴曦之变、秦巩之役这些重大事件有极大关系，尤其三人参与的秦巩之役，是南宋与西夏为数不多的联合军事行动。而从更大的历史背景来观察，立碑之时的 13世纪初，为宋、金、西夏、蒙古力量激烈角逐，中国政治军事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将碑文放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来考察，既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这一碑刻，也从一个角度加深对当时陇蜀、川陕地区复杂政治军事形势的理解。
  《鼎勋堂记》涉及开禧、嘉定之际与四川政治军事形势关系密切的四个人和四件事。四人是指安藩、张威、程信三人，加上与三人关系密切却没有直接出现在碑文中的重要人物，这个人就是时任四川宣抚使的安丙；四件事是：吴曦之变、第五次宋金战争（1217— 1234）、红巾之乱、巩州之役。前三件事情是明言于碑文中，第四件巩州之役虽未直接出现于碑文中，而立碑的嘉定十三（1220）年七月就正是安丙积极谋划联合西夏夹击金人的巩州之役的时候，其余三人必然参与这个谋划，在稍后的巩州之役中，他们为战役中的重要人物。碑文涉及四个人、四件事，均为“三明一暗”，关系到宋金战争、宋夏联合，而其中人、事之间密切相关，错综纷繁，故以人物为线索，贯穿事件，分述如下：
  一、安蕃：陇蜀军政中的财计官员
  安蕃为安丙族人，《鼎勋堂记》碑文盛赞安藩在平定吴曦之变中的功绩以及平叛后在 天水保境安民的政绩：
  丙寅调兵，曦贼中变，坐□□凶，□出□氐□时，危疑未宁。今□□安公，□护天水，□誉所加，民以辑宁。轺车载临，边境休肃，敛不及民，廪粟■■。 ①
  安蕃是在安丙领导的平定吴曦之乱中立功而走上仕途：
  开禧初，与平吴曦，少傅安丙上其事曰：“进士安蕃，丙之族人也。遣之兴元谕都统制孙忠锐，合谋诛逆。盖曦已遣其母弟晓为利州东路安抚使，不得不豫为之防。蕃与忠锐既共诛晓，亦有微劳。丙巳假将仕郎权兴元府茶马司茶帛库。”诏特授承务郎。②
  （开禧三年五月二日诏）：进士安焕、安蕃特补承务郎。（以权四川宣抚使兼陕西河东路招抚使安丙言，其各系元与同谋诛戮叛将吴曦之人故也。） ③
  安蕃在平定吴曦之乱中主要功绩就是受安丙派遣，到兴元府联络都统制孙忠锐，共诛吴曦党羽吴晓。朝廷也认同安丙利用安蕃等族党之帮助，以绾和各种势力，“合异为同”共同成功平定变乱，所以命官诏旨说：“虽吾帅臣竭忠，诸将效顺，顾所以往来其间，合，异为同，非可泛然诿诸人者，则夫族党之助，安可诬也。”④其实，未待朝廷下诏，安丙已经任命安藩将仕郎权兴元府茶马司茶帛库，朝廷不久下诏认可，而且进安蕃为承务郎。
  此后，安蕃任职茶马司兼秦司佥厅，又入利州东路安抚使、知兴元府刘甲幕府。嘉定二年（1209），安丙出任四川制置大使、知兴元府，安蕃此时自请试县，被任命为天水县令。吴曦之变后，陇蜀州县残败，如何恢复生产、保障边防是当时面临的重要问题，作为制置大使的安丙深知其重要性。尤其是天水县，北与金秦州接壤，是宋防御金人的最前沿，所以任命心腹族人安藩为县令，加强整顿治理。安藩在天水任上主要功绩是保境安民：首先是把被战争毁坏的县治迁到赤丹堡，“缭以险固，实以谷粟，使民得奠居”，稳定民心；其次是恢复生产，“从帅阃拨借耕牛种具，量所垦田散给，皆翕然归耕”。其治理是有一定绩效的，“会岁大亨，欢呼被野”⑤。《鼎勋堂记》碑文也特别提到了安藩在天水的治绩：“今□□安公，□护天水，□誉所加，民以辑宁。”大潭县临近天水，安蕃在天水的治绩自然会传到大潭，为当地人知晓，所以碑中特为表出此事。况且，立碑时安蕃任随军转运使，直接负责征调州县财物，县令必然面临征调压力，大潭县令立其生祠，歌颂其以往在邻县天水重农安民政绩，潜在一层意思是希望他在履行征调时也顾及民生。此后，安蕃调任主管成都府路转运司。聂子述为制置使时，安蕃出任永康军通判，任上值红巾之乱，又从安丙平乱：“会兴元卒叛，转掠果阆，密迩乡邑。君念八世祖太傅尝出家赀以平贼，思所以继先志，会少傅为之倡，君喜曰：是亦吾志也。亦纠合宗族佃丁数百人，往运军粮，且躬临贼垒，毅然以公事为己任。”⑥安丙散家财以平叛军，作为族人的安蕃也是这一行动的积极参与者，主要是负责为平叛的军队输送军粮，而这支军队的领军将领就是《鼎勋堂记》碑文中的第二个人物张威。
  嘉定十三年（1220）七月《鼎勋堂记》立碑时，碑文中安蕃的职务是随军转运。立碑前一年的嘉定十二年（1219）四月，安丙起复再任宣抚使，置司利州，安蕃则出任利州通判。当时，红巾之乱基本平息，但溃军逃卒问题并未解决，而与西夏联合对金行动准备在即，蜀口形势异常复杂，“初西夏永好于我，自嘉定七年，赍书者络绎竟上，至十二年冬十月，宕昌寨以夏招讨使宁子宁、忠翼书来宣阃，委安抚司报之。适东军郭威等焚戍庵遁去，宣阃移金州军帅陈立将东军，辟君充随军练运，置司西和”①，东军（利州都统军）由于逃兵破坏而溃散，宣抚司命金州副都统陈昱负责收拾这只残破的军队，东军必须尽快得到充足财物保障才可能避免进一步溃散，安蕃在这危急时候被安丙任命为随军转运使，主管军队钱财物资供应，应付东军供给。随军转运置司西和州，《鼎勋堂记》碑所在的大潭就是西和州治下的一个县，《鼎勋堂记》碑文中与墓志铭符合，所记载当时安蕃的职务也正是随军转运。
  这一任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引发红巾之乱的就是因为前任四川总领杨九鼎处置财计不当，扣减关外戍卒钱绢，引发张福、莫简为首的叛乱。②平乱以后，妥善处理军队财计问题，安抚士兵成为首要问题，安丙当然必须谨慎选择可以信任而又干练的人员来负责，安蕃无论各方面都符合要求，所以安丙选择他担任处理军队财计的宣抚司随军转运。其次，随军转运一职非常设，因朝廷军事行动而权宜设置，“王师征讨，则有随军转运使，或增置官勾当转运事，皆不常置”③“或诸路事体当合一，则置都转运使以总之；有军旅之事，则供馈钱粮，或令本官随军移运，，或别置随军转运使一员，随军及都运废置不常”④。这一职务控扼了军队的钱财物资供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军队的资源保障。安丙本人就是财计官员出身，他在吴挺时曾任文州转运使兼利系安抚司佥厅；吴曦之变时，安丙的职务就是随军转运，他之所以能在平定吴曦中奏功，一定程度上与他的财计官员控扼资源的地位关系密切。他深知财计供给对军队的重要性。⑤从安蕃的仕途经历看，主要也是负责财计方面，他在以后几次行动如平定红巾军、巩州之役中也是负责军队物资保障和运输。第三，因为安丙当时已经在着手经营联合西夏对金军事行动，这必须得到强有力的财物保障，借供给东军把安蕃推上随军转运的位置，这是安丙为对金开战更深一层的人事准备。安蕃在嘉定七年安丙发动的对金秦州之役中就是重要人物，“七年春，丙使所爱吏安蕃、何九龄合官军夜袭秦州，败归”⑥。估计此役中何九龄领军，安蕃也是负责财计和物资保障。此时安丙安排安蕃任随军转运就是为下一步对金军事行动做准备。安蕃墓志铭将联夏行动、稳定东军、安蕃任随军转运放在一起讲，可见几件事情有内在关联。
  安丙一贯对金取攻势，嘉定七年，安丙罢制置大使，就是因为不执行朝廷以史弥远为首对金“和好”政策，而擅自发动对金秦州之役。当然，对金采取攻势，发动军事行动，必然可以争取到更多支配财物的权力，士兵的待遇也可以随之提高，士兵在某种程度上愿 意打仗。所以，红巾之乱时，叛军痛恨主和的董居宜、杨九鼎，而对一贯主战的安丙寄予厚望。将领要复杂得多，他们虽然希望借军事行动获取资源、谋求晋升，但也考量上司取向、获胜把握等等因素。军事行动的必然结果是耗费资源，导致地方残破，朝廷不得不审慎地在牵涉面极广的和与战的问题上搞好平衡，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动荡。当时，重新起复为宣抚使的安丙积极推动联合西夏对金军事行动，这既是他的一贯主张，另外，这也是南宋川陕特殊政治军事格局决定的。四川宣抚司这种以军事国防为主导的特殊地方行政体制，多数时候，不得不在战争 -消耗与裁军 -叛乱间做出艰难选择。从长远的角度看，川陕边境面临金人强大压力，和平没有可靠保障，战争是常态，安丙积极主战也是纠正董居宜执行主和政策导致的各种问题，重整边防，争取资源，安抚士卒，达成一种尴尬的平衡。所谓尴尬的平衡，是因为朝廷不可能长期容忍超额的军费开支，尤其是长期而又未见成果的高额军费开支，所以宣抚司和武将都必须要用胜利来证明给朝廷看军费开支的效果；而战争意味着宣抚司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资源，朝廷必然不能容忍这种地方势力做大，造成对中央权威的威胁，新一轮的主和裁军、收紧军费就要开始。嘉定十四年（1221）继任的四川制置使崔与之就一反安丙所为，主和、绝西夏联兵要求，裁减军费。从安丙到董居谊、再到安丙，再到崔与之，朝廷就是在力图把控蜀口军政这种尴尬的平衡。南宋四川制置司（宣抚司）既不可能久战，也不可能久和，除朝廷取向和金人入侵外等原因外，其体制上已经埋下了两极摇摆的内因，制置司（宣抚司）必须在和、战上找好平衡，安丙在嘉定年间四川任上的仕途起落基本暗合这一规律。
  安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接受随军转运的任命，他在这一任上是有卓有成效的：
  君闻命，引道未至，令曰：“比岁冬夏之交，寇乘间再入，民未复业，馈饷用艰。今日使指非招集忠义，按视营屯，惟先劝谕流民，各归土著，乘春耕种。且检视仓廪，督促移运，务以实边备，安人心”，民闻之喜。凡漕运物料糗粮茭藁，夙夜尽瘁，漕四十二万三千七百六十石，驮户不该封桩并由子不到等钱四十三万六百券有奇，籴二十万一千二百石，以置口漕至西和、鱼关至白环，每石且以费钱一十七券、米一斗七升之约，为总所省三百四十二万六百五十九券、米三万四千二百六十五石。初出边，仅有两月之积，未几，可支半年。 ①
  他为军队调运了大量物资钱粮，为随后展开的对金军事行动奠定了物资基础。安蕃不愧是军队后勤保障的专家，他很快使边备从两月之积到半年之积。安丙把他用在这个位置可谓知人善任，后来巩州之役，这些边备应当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他也做了一些稳定地方、安顿流民、恢复生产的工作，至于《鼎勋堂记》所谓 “敛不及民，廪粟■■ ”， “军不告乏，民不告病 ”，则可能就是出于奉承的溢美之词。
  立碑后一个多月，巩州之役开始，“（安蕃）假参议官同措置副戎司边事，君酌酒饮诸将，愿毋杀戮，毋焚毁，以诞布我国家不嗜杀人之意。皆闻命感慨。自丙申出师，己酉饮至，不料三路丁直不起，利路全夫，则君密赞之力也”②。看来他仍是继续负责运输保障工作，而且在其他三路丁夫征调不起的情况下，他动员利州路丁夫全部负担了这次战争的后勤保障，其能力是相当干练的。
  二、张威：一名蜀口中级将领的沉浮
  张威字德远，成州人，初为兴州选锋军骑兵。庆元六年（1200），因为四川总领王宁 整顿四川财务，括关外营田、核实军中缺员将佐、削减士兵待遇，张威等逃入黑谷为盗，王大节赦其罪，配隆庆府后军。①兴州摧锋、踏白二军是精锐部队，张威有勇力，外号张红眼，又号张鹘眼，在后来的争斗中逐渐崭露头角，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将领：
  威初在行伍，以勇见称，进充偏禆。每战辄克，金人闻其名，畏惮之。临陈战酣，则精采愈奋，两眼皆赤，时号张红眼，又号张鹘眼。威立净天鹘旗以自表，每战不操它兵，有木棓号紫大虫，圜而不刃，长不六尺，挥之掠阵，敌皆靡。 ②
  张威在王大节摄兴州帅的嘉泰元年（1201）还是一名被赦免的逃卒，到了平定吴曦时他的官职是选锋军统制秉义郎，所以张威取得中、下级军职实际上是在吴曦为兴州帅期间。张威在平定吴曦之变中，虽没有具体的行动，但他的立场选择还是明智的，所以在此后的叙功中得到提升：
  （嘉定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沔州都统司言：权选锋军统制秉义郎张威，元系诛戮吴曦及随李好古收复西河等州立功，承宣抚司节次升差摧锋军统领，又升权选锋军统制，乞给降逐项付身。诏特给摧锋军统领付身，其统制官候管干年限及日保明取旨施行。 ③
  其实，张威对诛灭吴曦本来没有多大关系，只是顺势响应，他主要的功绩是在吴曦之变后随李好义收复关外西和州等，在礼县石桥乡石桥村一块大石上有嘉定元年刻石，记载开禧三年（1207）三月收复关外四州史实：
  丙寅开禧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有金贼侵犯关外四州。至丁卯开禧三年三月十八日收复了当。戊辰嘉定改元元年四月有十九日谨记。 ④
  这实际就是李好义收复西和州后的记功刻石，张威正在这支部队中。李好义攻西和州，得到当地忠义进士王荣仲兄弟率领的民兵帮助，一路大捷，金西和节使完颜钦逃走，宋军顺利收复西和州。十三年后所立《鼎勋堂记》虽未直接记载此事，但收复西和州倒算是张威对当地的直接功绩，他也因此成名。和安蕃一样，他也在天水军待过，天水升县为军，张威驻防，屡立奇功。吴曦之变后兴州改称沔州，张威后又长期在沔州军中领兵，西和州 大潭等地是他驻防屯守的辖区，当地官员百姓对他应该很熟悉。碑文称颂张威在嘉定十二年大破入侵金军的大安军之捷、普州茗山平定红巾乱军两件功绩：
  第一件是大安军之捷：由于受到蒙古人攻击，金人在金贞祐二年（南宋嘉定七年， 1214）迁都梁避蒙古锋芒，后来又希望迁都西安，所以从嘉定十年（1217）年末对宋川陕地区展开新一轮进攻，以图廓清、稳定西部疆土。嘉定十年十二月，金军开始入侵川陕，转年蜀口皆被兵患，西和州沔州都统刘昌祖焚西和州而遁，又被金人攻破。作为西和州的一个县，战火也对处于要冲之地的大潭有极大影响。嘉定十一年（1218）四月，金入第一轮攻势基本结束。陕西略阳灵岩寺有一通摩崖题记，记述了宋金间第一阶段的战争：
  嘉定丁丑十二月二十三日，金兵入寇关表。明年正月，四川制置使宝谟阁学士临川董公居谊进益昌督师。利州抚节制军马直徽猷阁古汴杨公九鼎进屯河池，斩其元帅一，统军七，俘获甚众。后十日金以忿兵自天水犯西和，董公进沔阳，不战而退。寻犯大散关旧岷州，皆以败去。由是关表安堵如故，杨公还住沔，董公复往益昌，以六月十有四日叙别于岩寺。幕下士眉山任起原、杨师复，祥符李耆寿，临川过椿年，从行会稽虞刚简，，眉山成申之，宝城杨恢，同谷李荣仲，俱不及举酒而别。耆寿承乏郡寄，谨书刻之岩石云。①
  摩崖题记记述了嘉定十一年（1218）董居谊、杨九鼎在蜀口督师抵抗金人的史实，其中记载了宋军的一次大胜仗，“斩其元帅一”，应当就是当年三月复皂郊堡，斩金将元颜赟一事。②题记是董、杨及门下幕僚在第一阶段战役基本平息的情况下，六月在略阳灵岩寺相聚话别时所刻。书刻者为祥符李耆寿，与杨九鼎是同乡，应当是其幕下士。他可能不会想到，不到一年人事将会发生的巨大变化：第二年，金人第二阶段攻势开始，二月，董居谊被罢免；闰三月，杨九鼎被红巾军杀死。这一变化直接导致安丙复出，再任宣抚。题记中提到的虞刚简，将在次年平定红巾军的战役中为张威提供了军粮给养。
  嘉定十一年（1218）冬，金人掀起第二次攻势，再次大举入侵蜀口，犯安丰军黄口滩。转年春正月，犯成州，“沔州都统张威自西和州退守仙人原”，兴元都统制吴政战死于黄牛堡。二月，金人乘胜攻破武休关，蜀口形势异常危机。③从当时川陕的墓志、碑刻中也可看到当时金兵突入蜀口，造成巨大破坏的情况，如洋县《李侯重建州治记》：“嘉定己卯（按：即嘉定十二年），边备不戒，金虏遂范梁、洋，郡治悉遭焚毁。”④又如洋县《宋故太孺人陈氏墓志铭》：“嘉定己卯，不幸残贼侵犯，避寇于天井山，因子抗虏，遂赴壑亡。”⑤墓主为吴氏家族的人，母为吴玠女吴令人，公婆为吴令人堂妹，子又娶吴氏，嘉定十二年（1219）金兵入洋州，陈孺人避寇入山而亡。战争造成州县破残，人民流亡。长期执行朝廷对金和好，政策的董居谊被召回，聂子述为四川制置使。碑文所谓“戊寅之冬（按：即嘉定十一年冬），虏复犯边，武休不守，兵满梁汉，黠将精骑，直寇三泉”，也是描述金入第二轮入侵蜀口的情况。
  关于吴政之死，有些官员认为与张威负有的临敌推诿退避的责任有关，“吴政屯凤州，张威屯西和，金人自白环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袭，而迂路由七防关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 凤州”①。蜀口武将之间关系错综复杂，正如当时刘昌祖不救王大才，导致王大才兵败而亡一样，张威从保存实力的角度考虑，避敌走青野原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张威取得的大安军之捷对稳定战局起到重要作用，也一定程度减轻了对吴政之死的责任：
  嘉定十二年，金人分道入蜀，犯狄池堡，又犯白环堡。威部将石宣、董炤连却之。既而金人犯成州，威自西和退保仙人原。时兴元都统制吴政战死黄牛堡，李贵代政，亟走武休，金人已破武休，遂陷兴元，又陷大安军。先是，利州路安抚使丁焴闻金人深入，亟遣书招威东入救蜀，又檄忠义总管李好古北上捍御。好古出鱼关，与统领张彪遇，以彪弃迷竹关故，斩之。彪，威弟也。威闻彪死，按兵不进。靖闻之，谓僚佐曰：“吴政身死，李贵复以兵败，金人所惮惟威，今好古擅杀其弟，失威心，奈何？且金人在东，非威地分，今可无好古，不可无威。”遂因好古入见，数其擅杀彪罪，斩之。遣书速威进救蜀，且使进士田遂往说之。威感激，夜半调发，鼓行而前，破金人于金斗镇。金人虽败未退，威顿兵不动，潜遣石宣等袭于大安军，大破之。金人之来也，择两齿马及精兵凡三千人，至是歼焉，俘其将巴土鲁，大将包长寿闻之宵遁。 ②
  当然，战役胜利的取得颇有一番曲折：金人自白环堡突入黑谷，张威没有蹑其后击金人，反而退守仙人原，贻误战机。金人杀吴政于黄牛堡，破武休关，一路陷兴元府、大安军，通往利州的道路已经打开。这种情况下利州路安抚使丁焴急命张威东进阻击金军，避免金军南下进攻利州，威胁蜀中；同时命令利路副总管李好古北上防御，在鱼关李好古遇到了从迷竹关败退下来的张威之弟统领张彪（一作张斌），李好古以弃关之罪斩张彪。张威闻此，按兵不动。丁焴此时必须在张威和李好古间做选择，他果断决定，“可无好古，不可无威”以擅杀之罪斩李好古。③张威这样才出兵进击，于金斗镇、大安军大败金人，击溃了这只突，入蜀口腹地的金军精锐。碑文所言“都统张公，设伏出奇，据□遏遁，酋长俘献，徒旅尸■，喋血百里，草为之丹 ”，就是指张威的大安军之捷，及俘获金将巴士鲁。
  第二件是“平定红巾军”：金人的威胁还未消除，南宋川陕防线祸生肘腋，由于总领杨九鼎裁减士兵待遇，兴元军士张福、莫简以红巾为号发动叛乱，杀杨九鼎沿嘉陵江南下，攻破利州、果州、阆州、遂宁、普州等，制置使聂子述遁走，全蜀震动。碑文：“叛卒□起，贼□卿长，焚劫郡邑，全蜀动摇，虏焰继炽 ”，正是描述了红巾之乱对四川的影响。
  安丙被临危任命为四川宣抚使，安丙旋命时任沔州都统刚从剑门关赶到广汉防备红巾军西扰成都的张威东下，张威赶赴遂宁，在普州茗山围歼张福，平定红巾军。 ④平定红巾军战役，安丙是指挥者，张威是具体执行者。如前文所述，在此过程中安蕃也曾响应安丙，散家财募士，为张威军队运送军粮。张威还得到时在简州的虞刚简的财物支持：
  张威引军沿广汉而下，公迎劳之，给缗钱五万有奇。威至普，又四日，绝粮，公治糗糒，扉屦而具，药物牛酒，率三日一遣。士百跃争奋，曰： “使我守边得此，岂惮寇邪！ ”凡饷师扦城。为缗八万有奇。 ①
  不必强攻，围困以断红巾军水路、粮道的战术则出自李壁：
  张威以大兵至，夜遣人叩府门求药物，曰：“贼垒坚不可破，将选死士梯而登，以火攻之。”公曰：“审尔必多杀士卒，曷若断贼汲路与饷道，使不得食，即成禽矣！ ”以长围法驰授之，贼遂平。 ②
  史称红巾军扰蜀比吴曦叛乱对四川的影响还大，碑文所言“全蜀摇动”，并非虚言，平定红巾军之役对安定四川起到重要作用。除安丙外，张威就是平定红巾军最重要的人物，碑文 “公提兵复出，贼众就擒，蜀遂安妥 ”，就是称颂张威平定红巾军，安定四川的功绩。
  三、程信：宋夏联合对金的巩州之役
  程信在三人中资望较浅，所以关于他的材料相对很少，根据碑文“完实堡垒，梁洋奠安”，他在嘉定十年（1217）开始的军事行动中，主要在利州东路梁州、洋州一带负责对金争斗。安丙再为宣抚使后，嘉定十二年（1219）十二月，程信为利州副都统制。③这一调任是安丙联夏抗金行动的重要一步人事安排，安丙此时已经在考虑将对金军事行动中利州都统军队指挥权交给程信，和沔州都统张威一起作为进攻主力。利州都统和沔州都统就是吴曦之变前的兴州都统一分为二所成，当各有五军，是当时蜀口防御的绝对主力，据碑文“建麾古岷”他应该是驻扎在西和州祐川县。《鼎勋堂记》立碑时的嘉定十三年（1220）七月，领有这，两支主力部队的张威和程信已经在西和州一带集结，安蕃此时也任随军转运在这里筹集调运战略物资，作为基层亲民官的西和州大潭县令郭忆与三位直接或间接的公务交往必然频繁，郭忆一方面要和他们搞好关系，以利于公务协调，所以为三人立生祠功德碑。一个月后，巩州之役就开始了。
  而且似乎是由程信，而非职位较高的张威负责整个行动的协调指挥，“安丙再开宣阃，许之（按：即西夏夹攻金计划），命利州副都统制程信任其责”④。推测安丙做出任用程信的决策有他的理由：（1）张威认为夏人反复，不可信任，故对联夏战略比较消极；（2）程信资望相对较浅，听话，他本人也希望借此建立功勋，对这一战略态度积极。程信的主要活动就是嘉定十三年积极执行安丙联夏抗金战略，是巩州之役的重要将领。
  在立碑的嘉定十三年（1220）七月前后，安丙已经在策划一件重大军事行动，把程信 和安蕃、张威三人绾和其中，而且最终对他们的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这一行动就是安丙联夏对金的所谓“巩州之役”。这是南宋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宋夏之间直接实质性的交往、合作。 ①
  南宋时期，金人攻取陕西，宋与西夏之间的实际交往不多，西夏与金之间的贸易交往较多，其间也不乏冲突战争，蒙古兴起以后，打破了原有的诸国间的力量平衡，金国拒绝援助受蒙古侵扰的盟国西夏，夏金交恶相攻，蒙古联夏攻金，金又大举攻宋。这一时期诸国之间的和战关系纷繁复杂。 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西夏神宗积极谋求与南宋合作，在陇蜀展开对金攻势，宋夏间的接触就在这种背景下产生。 ③
  南宋嘉定七年、金贞祐二年、西夏光定四年、蒙古成吉思汗九年（1214），金人受蒙古压迫，迁都南京（汴梁）。就在此年，一贯对金强硬的安丙策动了袭击金军的“秦州之役”，安蕃是这一行动的执行者之一。西夏也在不久后遣使至西和州宕昌寨，商议夹攻金人，或许是听闻了安丙的秦州之役，但此时安丙已卸任，继任董居谊对此不积极。
  后来金又准备迁都西京（西安）以避蒙古。金兴定三年（宋嘉定十二年，1219）遣元帅赤盏合喜以重兵屯秦陇上游的军事重镇巩州，并在此前已经展开对南宋的军事进攻，以图廓清西疆，宋金在川陕、秦陇展开了激烈战争。西夏也受到金人西进的压力，这年三月西夏神宗派遣枢密使都召讨宁子宁、忠翼赴蜀议夹攻金秦州、巩州，当时的制置使聂子述让利州西路安抚使丁焴答书，合作的意向已经初步达成。但聂因红巾之乱而罢去，丁焴考虑到蜀中溃兵之乱不稳定，所以谨慎不出兵。④闰三月、四月，西夏对金人在秦陇地区展开一系列进攻，双方互有胜负。⑤这两个月南宋蜀口前有全兴，后有张福、莫简之乱，丁焴肯定不敢履行与西夏合约出兵。一直到红巾平定后的六月，丁焴才以书约夏人夹攻。十二月夏人再申前议，责宋军失约，安丙此时再为宣抚使，同意夏人合作要求，也是此月，安丙任命程信为利州副都统制，主要负责联夏对金行动。如前所述，安蕃也是在这是被任命为随军转运，以准备、调集战备的物资、钱财。
  嘉定十三年（1220）正月，夏再以书来议夹攻；八月宁子宁告以师期，安丙不待朝廷批准，命将出击：
  （嘉定十三年八月）戊戌，四川宣抚司命诸将分道进兵：沔州都统张威出天水，利州副都统程信出长道，兴元副都统陈立出大散关，兴元统制田胃为宣抚司帐前都统出子午谷，金州副都统陈昱出上津。己亥，张威下令所部诸将毋得擅进兵。庚子，质俊等克来远镇。辛丑，王仕信克盐川镇。壬寅，质俊等自来远镇进攻定边城，金人来救，俊等击破之。（九月）乙巳，程信、王仕信引兵与夏人会于巩州城下。丁未，攻城不克。庚戌，金人犯皂郊堡，沔州统制董炤等与战大败。壬子，程信及夏人攻巩州不克，信引兵趋秦州。丙辰，夏人自安远砦退师。冬十月丁巳朔，程信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从，信遂自伏羌城引军还，诸将皆罢兵。戊寅，程信以四川宣抚司之命，斩王仕 信于西和州。四川宣抚司以张威不进兵，罢其军职。 ①
  战役在宋、夏、金三国交界的川、秦、陇一代展开，巩州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双方围绕巩州展开激烈争夺，据金人的记载，争斗异常惨烈：
  夏人攻巩州，合喜遣兵击之，一日十余战，夏人退据南冈，遣精兵三万附城，又击走之，生擒夏将刘打、甲玉等。讯知夏大将你思丁、兀名二人谋，以为巩帅府所在，巩既下则临洮、积石、河、洮诸城不攻自破，故先及巩，且构宋统制程信等将兵四万来攻。合喜闻之，饬兵严备。俄而兵果至，督兵搏战，却之杀数千人。攻益急，将士殊死战，杀伤者以万计。夏人焚其攻具，拔栅而去。合喜已先伏甲要地邀之，复率众蹑其后斩首甚众。 ②
  据以上史料，嘉定十三年（1220）九月乙巳，程信率领宋军与西夏在巩州会和，宋、夏与金在巩州展开激烈的争夺，由于金人预先知道宋夏联军攻取巩州的战略意图，针对进行防御部署，加上金将赤盏合喜正确指挥与顽强抵抗，宋夏合兵未能攻克巩州，各自退兵。十月，程信再约夏人攻秦州，夏人不从。巩州之役以失败告终，宣抚司追究责任，程信斩王仕信于西和州。
  在这次行动中，安蕃、程信都是安丙联夏战略的积极执行者。程信的军队在争斗中最积极，打到巩州城下，与西夏军队实现会和。从巩州退下来后，十月，程信还在联络夏人共同夹击金秦州。安蕃在此前已为随军转运，为军事行动做好物资准备；巩州之役中假参议官同措置副戎司边事，其主要工作还是负责战争物资保障。张威在巩州之役中并不是联夏政策的积极支持者，他认为夏人反复无常，所以不支持联合军事行动，行动刚开始他就持兵不进。战役结束后，宣抚司怒其不进兵，罢其军职。③从安丙的战略部署看，张威的沔州都统军和程信的利州都统军为战役主力，应当共同在巩州和西夏会合，张威按兵不动，破坏战略部署，对巩州之役的失败确实要负责。
  余论
  嘉定十三年（1220），张威罢职后不久就死于利州；此年十一月，安丙去世；嘉定十五年（1222）四月，安蕃去世。四人中程信活的时间较长，理宗时候，他还在蜀口负责防御，当时侍御史李鸣复论对中提到了程信。④所以，立于嘉定十三年的生祠估计很快就没了香火，《鼎勋堂记》也随之湮没。但通过对这一碑刻的研究，我们可以加深关于当时蜀口政治军事情势的认识和了解：
  （1）《鼎勋堂记》涉及或间接涉及的四个人物，除安丙以外，其余三人都是南宋川陕武将、官员中的“二、三线人物”，但就是这一级别的人物，在蜀口同样有生祠，这也反映了蜀口作为军事特区的一些特点。军队将佐对当地地方行政和百姓生活影响巨大，而县令作为最基层的亲民官一方面要抚定治下百姓，另一方面也必须满足上方为军事行动而进行的物资人力调发，他必须在这两方面搞好平衡，立碑的大潭县令郭忆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仔细阅读这个颂德碑，尤其着眼于歌颂三人的爱民保民：“民以辑宁 ”“百姓便安 ”“始终吾民，仁厚一心”，等等，这虽然可能不完全符合事实，有吹捧奉承之嫌，但立碑者的用心和愿望还是明显的，在这种拥有强大权力的边境将佐辖区内治民，唯有通过这种软的颂扬来曲折地规范军人的行为。如果这种奉承可以取得一定效果，让军队在调发民间资源时有哪怕一点收敛，这种立生祠树功德碑的奉承还是划算的。尤其是碑文归结了地方希望表达的观点：不重民保民，军事上的成功不可能长久，即如碑文所总结： “夫有以振之于其始，而无以保之于其终；知所以震詟中外之心，而不知所以培□战守之本，则暂成而辄废，方宁而遽扰，可立待也。”这种曲折的智慧本来古代官 /民、上/下间的一种普遍情况，只是在蜀口这种特殊地方表现得更为突出。
  （2）对诸如当时蜀口安丙、吴曦等一线人物的研究，前引蔡东洲先生、何玉红先生等的著作已经有了详细探讨。《鼎勋堂记》中的三人虽是当时历史中的“二、三线人物”其功绩和历史作用比不上安丙这类“一线人物”，但他们同样是开禧、嘉定年间蜀中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三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平定吴曦之乱以后成长起来的将领、官员，平吴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安蕃由白身入仕途，张威由下级军官逐渐升职为蜀口防御中的重要将领，程信的提升可能更晚一些。三人都在嘉定十年开始的对金抗击战中起到重要作用，建立功勋，他们是一线人物制定的战略的具体实行者，他们是一大批抗金前线将佐、官员的代表。具体执行战略时，变数就很大，情况也更复杂。对平定红巾军，安蕃、张威积极听命于安丙，同心协力，所以能迅速奏功。而在另一些事务上却显示不同的立场和决策，比如安蕃、程信是安丙对金进攻战略的坚决执行者，安蕃负责财计和物资保障，程信负责军事指挥，全力以赴，尽职尽责；而张威在这一战略上态度比较消极，屯兵不进，一定程度上要对巩州之役的失败要负责。将帅意见不统一，各自行事，导致失败，蜀口防御战中，这一情况已经不止一次。
  （3）本文所述蜀口宋、夏、金之战，包括由于战争引发的红巾之乱，放在更大的背景下其实是蒙古南征在蜀口的反映。当时西夏人、金人受到蒙古压迫，金人转而攻击南宋，寻找生存空间，西夏人谋求与宋合作共同对抗金，同样是寻求生存空间。这在蒙古征服的西亚地区也引起类似的连锁反应。13世纪初的南宋嘉定前后，延续了相当长时间的民族政权间的平衡即将由于新兴的草原帝国的征服而被重新打破、整合，这一变化无论从宏观尺度还是从微观尺度都可以看得到。①我们希望寻找更微观具体的视角，探究这一历史大波澜扩散开来，在特定地域激起的浪花。《鼎勋堂记》涉及几个人物的命运与这一重大历史进程发生了联系，更是这一惊涛骇浪中的涟漪。个人的力量虽然微小，但就是无数微小的浪花、涟漪、浮沫，构成了历史的大浪。当事的主人公未必全然知晓那些导致他们命运起伏的历史大势，我们后来的研究者有幸以“后见之明”的眼光把他们各自的命运放到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去探究。在叙述历史时，我们不仅应注意那些伟大人物和重大事件，也应该把研究的目光放得更仔细，探究历史进程中无数丰富的个案和细节，力图呈现相对完整的历史图景。本文利用碑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视角引向更基层的将官，这种更微观、具体的研究希望能够丰富我们对这当时蜀口的复杂形势的认识，进而从一个侧面呈现蒙古在13世纪掀起的征服波澜的细节，揭示历史进程中更细密、生动的肌理。
   附录一《鼎勋堂记》录文
  吴蜀称为唇齿，安危□害之□□，吴蜀固则京畿尊安，四海用康；否则圣君贤臣，宵旰咨度，□走□□□，手足无济，腹心为之忧劳，不遑宁居。蜀为□□开系而□□五□，又曰蜀之外户也。然五郡休戚，尝视西边，岂非五路之冲，敌兵出入之枢，□绕力强，其利害又非他郡比耶！丙寅调兵，曦贼中变，坐□□凶，□出□氐□时，危疑未宁。今□□安公，□护天水，□誉所加，民以辑宁。轺车载临，边境休肃，敛不及民，廪粟■■①。兵□农嬉，蜀犬夜吠，戊寅之冬，虏复犯边，武休不守，兵满梁汉，黠将精骑，直寇三泉。都统张公，设伏出奇，据□遏遁，酋长俘献，徒旅尸■，喋血百里，草为之丹。而□祸方戢，叛卒□起，贼□卿长，焚劫郡邑，全蜀动摇，虏焰继炽，阴□□□，□宣闻命，公提兵复出，贼众就擒，蜀遂安妥。□帅程公，■迫师师，孤□夜遁；完实堡障，梁洋奠安；建麾古岷，仁勇兼济。三军□□，百姓便安。夫有以振之于其始，而无以保之于其终；知所以震詟中外之心，而不知所以培□战守之本，则暂成而辄废，方宁而遽扰，可立待也。故边陲千里，万口一辞□曰“始终吾民，仁厚一心，军不告乏，民不告病者，安公之德也”，“力排大难，扫清群凶，夷虏知畏，奸徒帖者，张公之德也”，“镇肃边方，□□军政，兵得其职，民赖以安者，程公之德也”。是宜合而祠之，以激方□，□令□□，筑堂皇觉，名之“鼎勋”，民咸谓宜，于是乎记。
  安公讳藩字叔衍，广安人，随军转运使。
  张公讳威字德远，天水人，正都统制。程公讳信字子忠，凤□人，副都统制。
  嘉定十三年七夕日。迪功郎宜差西和州大潭县令主管劝农营田公事搜捉饷钱出届兼营兵马公事总管忠胜军马郭忆记②
  （作者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南宋西北边疆的 “岳飞 ”——吴玠
  孙启祥
  赵宋王朝从雄踞中原的最后两位皇帝徽钦二帝亡国败身，到偏安江南的最初两位皇帝高宗孝宗 “中兴 ”，其间只有六七十年时间。“国难出英雄 ”。这六七十年，是中原王朝风雨飘摇、中原人民颠沛流离的痛苦时代，但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古代名将》传记著作，就这一时期立传的人物有7人之多，按时段而论居全书之首。因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之故，此书既收入了抗金名将李纲、宗泽、岳飞、韩世忠、刘锜、虞允文，也收入了力主侵宋、暴虐凶残的女真大将兀术，①却未收入另一位抗金名将吴玠（或吴玠吴磷兄弟）。而在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中，既分章为李纲宗泽、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刘锜、岳飞立传，也为吴玠吴磷按章立传（当然兀术[完颜宗弼]也有传记），②显示其人物取舍把握得更好。其实，吴玠是一个在南宋抗金事业中功勋卓著，书写过光辉历史的人物，是一个地位和影响力在当时亚于岳飞，但在西北边疆发挥的作用相当于江淮前线的岳飞的重要人物。
  一、 “少沉毅有志节”
  吴玠（ 1093—1139）和岳飞（1103—1142）为同时代人，但吴玠长岳飞10岁，两人的出身和早期经历也大体相当。《宋史·吴玠传》对其出身没有具体记载，只以其为“良家子 ”杨倩描先生根据洪迈的《夷坚志》，考证出“吴玠降生在陇干县一户普通的军人家庭中”③。，而岳飞则出身于一个“尝为人庸耕”④的农家。也就是说，吴玠和岳飞都出身于没有祖荫、没有可倚靠的社会背景的贫民家庭，他们都是靠自己出生入死、屡建功勋而从社会底层成长为军旅健将、国家柱石的。
  《宋史》本传谓吴玠“少沉毅有志节，知兵，善骑射，读书能通大义”“善读史..用兵本孙、吴”⑤，这种沉稳坚定又胸怀大志，知晓兵法又武艺高强，善于读，书又明辨是非的优秀品质，决定了他必定会大有作为。而《宋史》岳飞本传的描写是：“少负气节，沉厚寡言，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学射于周同，尽其术，能左右射。”⑥除开文字有繁简、语气有轻重的区别，二人的素质和特性何其相似乃尔，这是他们成年后一个如长城矗立于西北边疆，一个如蛟龙翱翔于江淮大地，狙击敌酋、护佑生灵的基础。
  吴玠、岳飞都是南宋初著名的抗金将领，但他们的军旅生涯都是从北宋末开始的，而且都有与金军之外的敌人作战的经历。与岳飞在北宋宣和年间应募从戎，曾参加宋对辽作战，到达辽燕京（今北京）城下的经历相似，吴玠早在政和初年即投身军旅，在宋对西夏的战争中立功擢升。他们二人都有剿灭 “群盗 ”“剧贼”的战绩。这些“盗”“贼”情况复杂，有些是聚众扰民的土匪，有些是脱队后以打劫为生的散兵，当然也有被 “逼上梁山”的贫民。岳飞在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后，曾率众镇压杨么起义。而吴玠在宣和年间曾跻身童贯率领的“陕西蕃汉兵十五万”之中，参与镇压方腊起义；进入南宋后，又奉命剿灭侵扰汉中、关中地区的史斌。①看来，在外寇入侵的国难面前，剿灭农民起义是当时将领不容置疑的选择，当然也是他们晋升的阶梯。在岳飞攻占洞庭水寨、杨么投水而死的当年（南宋绍兴五年，1135）二月，吴玠闻金兵入侵淮南，即派遣统制吴磷、同统制杨政等收复被金军占领的秦州（今甘肃天水），以牵制金兵主力。这年底，宋朝廷进行军事改制，一改此前的无序状态，将吴玠与张浚、韩世忠、刘光世、岳飞所统辖的五支最主要的部队，统编为行营五护军。从此，吴玠所部即成为朝廷的主力军之一，据守于西北边疆，保卫南宋的半壁河山。
  二、 “务远略，不求小近利”
  吴玠终生战斗、守卫的凤翔（今属陕西）、兴州（今陕西略阳）、兴元（今陕西汉中）一带，自古即是自中原、关中进入巴蜀的门户，也是自西南迂回进入江淮的阶石。金统治者一开始就把夺取陕西作为进攻南宋的重要一环。金天会五年（宋建炎元年，1127）十二月，金太宗在下诏进犯南宋时，就曾为究竟是会师河北以进兵，还是先取陕西再进攻而作权衡，最后决定：“康王（赵）构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陕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②也就是说，以主力穷追宋高宗赵构，同时也要攻占陕西。所以，他命娄室（洛索）率西路金军，作为偏师，攻陕窥蜀。而在南宋，侍御史赵鼎、知枢密院事张浚都认识到了川陕和东南唇齿相依的关系。张浚认为：“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所以，他自请出陕，获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后来虽然丢失了关中，但陇右、汉中未陷，巴蜀安然，“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势牵制东南，江、淮亦赖以安”③绍兴年间的几次和议，西北以大散关为界一直是谈判的基础。
  当时，对关陕一带地理民情、军政形势最熟悉的当属吴玠，一则他为本地人，二则长。期在这一带作战。④所以面对不可一世的金国侵略者，吴玠总是深思熟虑，审时度势，从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出发，适时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而不争一时之小利。史载：“（吴）玠善读史，凡往事可师者，录置座右，积久，墙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孙、吴，务远略，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胜。”⑤“务远略，不求小近利”，就是他战场实践的生动刻画。建炎四年（1130），张浚合刘锜、吴玠等五路兵，欲与金入决战，吴玠认为敌人已占领了有利地形，且方于彭原店之战中获胜，锐气正盛，故建言：“兵以利动。今地势不利，未见其可。宜 择高阜据之，使（敌）不可胜..宜各守要害，须其弊而乘之”①。张浚未采纳。在富平之战宋军大败，“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的危险关头，有人劝吴玠退屯汉中，吴玠却选择了驻守在更靠近前线、自关中进入巴蜀的第一道防线 ——大散关东面的和尚原（今陕西宝鸡市西南），收死里求生之效。他对部属说：“我保此，敌绝不敢越我而进，坚壁临之，彼惧吾蹑其后，是所以保蜀也。”②这与几十年以后有人建议退守瓜洲、采石，张浚认为“不守两淮而守江干，是示敌以削弱，怠战士之气”③是同样的道理和策略。而这无疑是临危不惧、高瞻远瞩的表现。
  吴玠不仅善于固守，亦主张适当放弃，以争取更大的战场利益。绍兴三年（1133）金人以吴玠在西陲，于是以10万大军自东边进取金州（今陕西安康），沿汉水长驱西进，，知兴元府刘子羽驰檄请吴玠增援。此时，宣抚司未下达命令，帐下也有人劝吴玠不必劳师远赴，但吴玠以大局为重，对部下说：“事迫矣！诸将不能办，我将自行。”遂自河池日夜行进三百里驰援，使敌帅撒离喝大惊，以杖击地曰：“吴玠，尔来何速耶！”④饶凤关之战失利后，吴玠和刘子羽弃守兴元，避开与强敌正面交锋，退守兴州仙人关（今甘肃徽县东南）和三泉县潭毒山（今陕西宁强县北）。此时，刘子羽约吴玠共屯三泉，吴玠对其曰：“关外蜀之门户，不可轻弃。金人所以不敢轻入者，恐玠蹑其后耳。若相与居下，敌必随入险，反守徐取间道，则吾事日蹙，大事去矣。今经略既下，玠当由兴州、河池绕出敌后褒斜山谷，如行鼠穴，敌见玠绕出其后，谓将用奇，设伏邀其归路，势必狼顾，吾然后居险邀击，可使遁走。此所谓善败者不亡者也。”⑤吴玠料事如神，后来的战况也确如其所料。敌人进无所据，仓皇北归，吴玠遣兵邀击于褒斜路之武休关（今陕西留坝县东南），掩击后军，使金兵“堕涧死者以千计，尽弃辎重去 ”，落了个 “虽入三郡，而失不赏得 ”⑥的结局。
  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金兵和伪齐以强将主力投入西北，继续坚守和尚原存在“地去蜀远”“饷馈不继”和兵力分散的问题，于是，吴玠果断地令吴磷弃守和尚原，合力经营仙人关右杀金坪，“严兵以待”，故当绍兴四年（1134）金人大举进攻仙人关，希望打开侵蜀的缺口时，宋军才能通过血战，取得胜利，使敌人败退回凤翔，“自是不妄动”⑦“不敢犯蜀矣”⑧。后人研究仙人关之战，无不对吴玠之先见之明、众将之英勇顽强、战果之，意义重大叹羡。当时，先前作为统帅的张浚已调回临安，“陕西一地依赖吴玠兄弟节制兵马，支撑局面”⑨。仙人关之战最大的贡献是保全了巴蜀。自此而后多年，南宋朝廷再无西顾之忧。
  从建炎初至绍兴四年，吴玠与金兵多次对垒，撒离喝、兀术、刘夔等金、伪齐主将，无不成为他的手下败将，以致出现了金入“及与（吴）玠战辄北，愤甚”⑩，而吴玠则“每战辄胜”■的局面，像东南战场的岳飞一样，令敌人胆寒。远在西北的吴玠，密切关注江淮形势，以决策西部的战与守。绍兴四年（1134）十一月岳飞攻取襄阳、绍兴五年（1135） 初闻知金人进犯淮东（在上年冬），吴玠均趁机进攻金伪占领区，消灭敌人，抚定居民，呼应江淮。《宋史》作者在《岳飞传》末，引经据典，以岳飞为中原之“万里长城”①。这个论断，用于西北边疆的吴玠，同样恰当。如果说吴玠为西北之“万里长城”的话，这座“长城”，是审全局、务远略才得以铸成的。
  三、 “忧国恤民，其忠足嘉”
  就像岳飞所率部队“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于民“秋毫无所犯”，深得百姓爱戴一样，吴玠率领的部队也是以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己任，得到民众的一致拥护。
  建炎四年（1130）的彭原店之战，是吴玠于前年在清溪岭大破金兵、上年在长安击斩史斌后，又一次率部与金人对阵。这一次，由于主帅曲端拥兵不进，致使吴玠初胜终败。时当兵火之余，百姓流离失所，吴玠在被张浚迁擢为秦凤路副总管兼知凤翔府后，即“劳来安集”，使“民赖以生”②。此年秋冬时节，吴玠在宋师富平之败后驻守和尚原，抵御强敌，保护家园。凤翔民众被他所感动，常常在夜间为他们运送粮草，吴玠则以钱帛进行奖赏，百姓更加高兴，参与运送者更多。金人被激怒，在渭河伏兵截杀运粮人，且实行残酷的“保伍连坐 ”，犯者皆死，但 “民冒犯如故 ”③。这是何等的可歌可泣！
  吴玠十分关注辖区内军民关系和民众生活。史载，吴玠“素不为威仪”，即不喜欢使用威严的仪仗和扈从，他常常徒步走出军营与士卒交谈，即使贵为宣抚副使后依然如此。幕僚提醒他： “今大敌不远，安知无刺客。万一或有意外，岂不上负朝廷委任之意，下孤军民之望哉！ ”吴玠回答说：“玠欲不出，恐军民之间冤抑而无告者，为门吏所隔，无由自达。玠所以屡出者，防有此耳！”④绍兴年间，他路过大安军（今陕西宁强县北），成百上千饥饿难耐的妇女小儿蜂拥前来，见此惨景，他十分生气地说，我要先杀掉负责粮食运送的官员，然后自劾。其体谅下情拳拳之意古今少有。
  吴玠与敌长期作战，想到汉中、蜀中之民供粮、运粮之艰，“常苦远饷劳民，屡汰冗员，节浮费，益治屯田，岁收至十万斛。又调戍兵，命梁、洋守将治褒城废堰，民知灌溉可恃，愿归业者数万家。”⑤当时，兴元府有山河堰、洋州有杨填堰等主要水利工程，但靖康之乱后，户口凋疏，民力不足，堰事荒废，加之负担沉重，百姓纷纷外逃。吴玠将旧日军队占用的民田归还百姓，听凭其自耕，得其租税，使收入大为增加。到绍兴七年（1137），汉中盆地原有的渠堰基本得到修葺，既解决了群众生活问题，又筹集了军需。此类利国利民之盛举，尤为百姓感念，至百年后元人著史，犹感叹“西人至今思之”⑥。当时的给事中兼直学士院、随后的四川安抚制置使胡世将上书宋高宗曰：“吴玠等能优国恤民，发戏下之众以兴渠堰，广灌之用，为富国与强兵之资，宽疲瘵远输之急，其体国之忠有足嘉者。 ”⑦是为的评。
  作为朝廷之高官，吴玠谨守人臣之礼，忠于国家，忠于皇帝。绍兴三年（1133）金兵自兴元返抵凤翔后，撒离喝曾遣十余人持书招诱刘子羽和吴玠，刘子羽严词拒绝，吴玠亦 致书撒离喝，“以大义责之”①。绍兴四年（1134）仙人关激战之初，金右都监兀术遣人诱惑吴玠：“赵氏已衰，不可扶持。公来，当择善地百里而王之。”吴玠断然拒绝：“已事赵氏，不敢有贰。”②在那个年代，不少官员首鼠两端，甚至叛国投敌。大臣如秦桧、刘豫、杜充，曾与吴玠并肩作战的关师古，吴玠自己的侄孙吴曦，都暗中或公开屈身事敌。但面对复杂的局势和纷繁的纠葛，吴玠始终对朝廷忠贞不贰，故获得了朝臣对其“忠义勇烈”（御史中丞常同语）的评价。因边事紧张，吴玠一生未觐见宋高宗，他于绍兴五年（1135）遣子入朝奏事，连狭隘多疑的高宗也不禁夸赞： “玠握兵在外累年，乃能周慎委曲如此，良嘉也。 ”③
  四、 “吴家军” “岳家军”与吴、岳交际
  岳飞领导的抗金军队被誉为“岳家军”“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在中国几乎是一个妇孺皆知的话语。与“岳家军”之称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吴玠吴磷及其子侄率领的武装力量也有“吴家军”之称。尽管这种称谓出现时似有贬损之嫌，但却也反映了其独当一面、纪律严明、英勇善战之实际。
  北宋政权是靠武力从后周的孤儿寡妇手中夺取的，为了防止这种闹剧重演，赵匡胤及其继任者长期实行将帅分权、戍兵调防、兵无常帅、帅无常兵之策略。这种做法在后来西夏、契丹、女真强敌压境的危急关头，战斗力弱之弊病就暴露无遗。自熙宁变法始，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到了北宋亡国、南宋初期高宗朝迁暮徙的危亡时刻，一些以朝廷派遣为主，辅之以主要将领招募乡勇散卒、自主扩充实力的武装即应运而生。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的下述记载，就是这种现象的实录：“建炎中兴，张、韩、刘、岳为将，人自为法，当时有‘张家军’‘韩家军’之语。四帅之中，韩、岳兵尤精，常时于军中角其勇健者，令为之籍；每旗头、押队阙，于所籍中又角其勇力出众者为之；将、副有阙，则于诸队旗头、押队内取之。别置亲随军，谓之‘背嵬’，悉于四等人内角其优者补之。一入背嵬，诸军统制而下，与之亢礼，犒赏异常，勇健无比，凡有坚敌，遣背峞军，无有不破者。 ”④
  从同时代人的记载中我们看到，当时所谓的“张家军”“韩家军”“岳家军”有几个特点，一则“人自为法”，有各自的一套训练、管理办法；一则“常时于军中角其勇健者”，有士卒、将领升迁、任用的基本程序；一则“别置亲随军”，有忠于自己的亲兵。此外，它们还有一个共性就是敢于作战。从史料记载衡度，吴玠吴磷统帅的队伍确实也有“吴家军 ”的性质和实力。
  吴玠治军有方。他“严而有恩，虚心询受”“选用将佐，视劳能为高下先后，不以亲故、权贵挠之”。⑤彭原店之败后，吴玠的牙兵不，顾主帅，四散逃命。后吴玠治兵秦凤，先前溃逃的士卒又来应招，吴玠“问讯再三，搜索非是者五六人斥遣之，余悉斩于远亭下”，这种严厉的处罚，使“军中股慄，自是每战皆效死，无复溃散者矣”⑥。他教习士卒，“百战之余，所向无敌”⑦。当取得军功时，他总将功劳归于部下。而当部属遇到责难时，他却 尽力分担其责。就连没有从属关系的故知兴元府刘子羽受到贬谪，他也极力表其功勋，并“请纳节赎其罪”①，使子羽免于重处。他的这种风范，赢得了上下的欢心，“故士乐为之死”。②
  吴玠的队伍亦有招募流散的成分。绍兴四年（1134）知鼎州程昌宇《遗大臣书》中，有“今四川士马，不过吴玠部曲耳”③语，尽管这里的 “部曲”泛指军队，但也隐含有亲兵、家兵之意。而绍兴五年（1135）五护军之右护军，“本吴玠泾原部曲，后得秦凤散卒及刘子羽、关师古之众隶之”④。这里的“部曲”，即有亲兵、私募性质，吴玠给高宗的上言中自己也认可这一点。当然，吴玠所属将领部伍还有一些是离开其他队伍主动归附的。如和尚原之战后升任左武大夫、威州刺史、宣抚司统领军马的王喜。王喜在靖康初曾聚壮士18人抗金，不旬日附者甚众，被节制使王庶授为成忠郎，随后率所部归吴玠。 ⑤
  吴玠所帅部队像“岳家军”一样，多次独立作战，击溃强敌。北、南宋之际，金兵数次南侵，除李纲保卫开封、宗泽保卫汴京值得称道外，在其他战场、城镇，宋军几乎节节败退，相对可观的初期战果，是岳飞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败金兵于广德（今属安徽）、建炎四年（1130）五月收复建康（今江苏南京）和作为川陕安抚处置使张浚部将的吴玠、赵哲建炎四年（1130）次第收复长安（今陕西西安）、鄜延（今陕西延安一带）。接着，在岳飞与张俊平定江、淮、湖、湘乱军的同时，吴玠取得了在和尚原两败金兵的辉煌胜利，击伤金军悍帅兀术，使宋军士气大振。所以，王曾瑜说：“吴玠是第一个使金军遭受惨败的南宋将帅。”⑥绍兴二年（1132），吴玠又命陇州团练使杨政、康州团练使吴磷与金兵大战于方山原（今陕西宝鸡市西），激战三日，打退金兵。绍兴三年（1133），吴玠、刘子羽与金兵激战于饶凤关（今陕西石泉县西）、歼敌于武休关（今陕西留坝县西南）。特别是绍兴四年（1134）春，吴玠据守仙人关，以万人之师，击溃金兀术、撒离喝和伪齐刘夔的十万大军，并收复秦州（今甘肃天水）、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在军事史上写下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实现了南宋西北边疆多年的稳定。这期间，岳飞也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战果。可以说， “岳家军 ”和“吴家军 ”是南宋初最活跃、战功最著的两支队伍。“吴家将 ”称谓的出现，是沙场塵战自然形成的。绍熙元年（1190），朝廷计议更选蜀地统帅，左丞相留正曰：“西边三将，惟吴氏世袭兵柄，号为‘吴家军’，不知有朝廷。”⑦这是吴玠去世多年后朝臣对形势的判断和忧虑，它不影响当年吴玠的忠诚和战绩。
  史载，“吴家军”的非凡战绩，有许多出人所能料。据王之望《西事记》记载，由于吴玠以兵力并不十分强大的一支军队据守和尚原，十万金兵屡攻而不能克，且两次败北，大帅（兀术）受伤，当时宋廷内外甚至出现“人多疑其不实”的现象。但是，正像作者自己回答的：“夫吴玠之胜，四太子（指兀术）之败，固未可知。然金若不败，则今无四川矣。”⑧南宋初期，宋朝有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颍昌等地5次大捷，但在依据金人自撰的史书写成的《金史》中，却只承认和尚原一次，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和尚原之败对金人造成的伤痛和吴玠、 “吴家军 ”在他们心中的位置。
  雄踞一方的吴玠和当时东南诸大将几乎没有交际，但唯独和岳飞公私两相契。绍兴四年（1134）十一月岳飞攻取襄阳，朝廷命吴玠乘机牵制。吴玠遣统制官杨从仪“以兵入伪地”“败敌于腊家城”，有力地配合了岳飞的行动。吴玠敬重岳飞，也愿与之交往。史曰：“吴玠素服飞，愿与交欢，饰名姝遗之。飞曰：‘主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却不受，玠益敬服。”①吴玠的行为在当时朋友、同僚中十分正常，岳飞的态度则证明其确实出类拔萃。吴玠在自己的善意不被接受时更加敬重佩服对方，也显示了其真诚的友谊和宽广的胸怀。
  五、吴玠生前身后评价及吴玠、岳飞比较
  吴玠一生固守蜀口，拒敌于国门之外，使金人侵入四川，迂回包抄宋王朝的目的始终未能达到；自建炎年间陕西失陷，“金人一意睨蜀，东南之势亦棘，微（吴）玠身当其冲，无蜀久矣”②。他的功绩已载入青史，毋庸置疑。吴玠死后，新川陕茶马司干办公事杨朴上书朝廷，认为吴玠保全四川之功不可忘，应给其立庙，“使蜀人岁时祀之”③。绍兴十年（1140）正月，诏立忠烈庙于仙人关。这是对吴玠的盖棺定论。
  吴玠与韩世忠、刘锜、岳飞等人，并为当时名将，他生前在朝中地位、军事实力、朝野评价几方面均与岳飞相当。《宋史》在论述张浚时曰：“（浚）拔吴玠、吴磷于行间，谓韩世忠忠勇，可以倚大事，一见刘锜奇之，付以事任，卒皆为名将..”④绍兴四年（1134）十月，签书枢密院事赵鼎召吏部员外郎魏良臣谈及和战形势，良臣回答时说今岳飞在江西，吴玠在秦陇，因而不必为金人所恐吓， “惰丧士气，拱手以受其弊 ”⑤。将吴玠和岳飞的力量作为拒绝和议的重要筹码。资政殿学士李邴也曾对宋高宗明确说：“陛下即位之初，韩世忠、刘光世、张浚威名隐然为大将，今又有吴玠、岳飞者出矣。 ”⑥
  在所部士兵数量和朝廷奖掖等方面，吴玠也每每与岳飞相当。绍兴五年（1135）统编五护军，中护军张浚与前护军韩世忠、左护军刘光世军最多，吴玠的右护军次之，而后护军岳飞人最少。绍兴六年（1136），以江西制置大使李纲、淮东宣抚使韩世忠等并兼本路营田大使，襄阳府路招讨使岳飞、川陕宣抚副使吴玠亦如此兼职，但“飞、玠惟不带‘大’字”⑦。绍兴九年（1139）正月，飞、玠二人又同时升任开府仪同三司。在当时的大将中，张俊、韩世忠、刘光世为三镇节度使，吴玠和岳飞均为两镇节度使。 ⑧
  如同襄阳、庐州、洛阳、颍昌、郾城等地与岳飞抗金密不可分，清溪岭、凤翔、和尚原、饶凤关、仙人关也与吴玠抗金紧紧联系在一起。和尚原之战和仙人关之战，皆被李心传列入建炎以来“十三处战功”，并谓和尚原之胜，“自虏入中原，其败衄未尝如此也”；仙人关之胜，“自此虏不复寇蜀矣”⑨，给予了高度评价。当时还有“建炎三大战”之说，而“三大战”中的“曲端与娄宿战于彭原”，实则吴玠在前方浴血奋战，曲端在后方观望不救，前期的胜利功在吴玠，后期的失利罪在曲端。 “建炎三大战 ”是南宋初仅见的几次非 “未 尝接战”“率望风奔溃”①的较量，吴玠投身其中，并且使金主将撒离喝“惧而泣”②展现了青年，吴玠的英雄气概。孝宗乾道二年（1166），立定绍兴年间与金“显著战功”5处，，吴玠名下就占了两处，即和尚原、杀金坪（仙人关）③，可见当时吴玠的地位及其影响。基于吴玠守护陇右、汉中的重大意义，南宋出现了张同《吴玠传志补遗》、明庭杰《吴武安功绩纪》、曹士戣《蜀口用兵录》等记载吴玠事迹及西北保卫战本末的著作，并成为李心传撰《建炎以来及年要录》和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的重要参考资料
  今人对吴玠也有充分的肯定。王曾瑜曾说，南宋初期，作为抗金的中心人物，前后有4位，第一位是李纲，第二位是宗泽，第三位是吴玠，第四位是岳飞。李纲和宗泽都是北宋末南宋初坚定的抗战领袖，而且都有卓越的贡献和感人的事迹。王曾瑜将吴玠与他们列在一起，在准确反映南宋初抗金战场实际的同时，也彰显了吴玠的地位。王曾瑜是以年宦和与金人直接作战的时间为序的，所以他接着补充说：“当然，就后世的名望和影响而言，岳飞又超出了前面的三位。”④漆侠则曰：“吴氏兄弟保全蜀口，在西北战场上取得的抗金斗争的丰功伟绩，在南宋初年诸大将中，除岳飞之外..是其他诸大将难于匹敌的。”⑤蔡美彪等《中国通史》在叙述南宋初抗金形势时亦说：“吴玠军打退金军，保卫了川陕。岳飞军战败金、齐，取得了收复襄阳六郡的胜利”⑥，亦将吴玠、岳飞相提并论。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吴玠是当时声望和战绩仅次于岳飞的民族英雄 ”⑦，应非过誉。
  今人感到遗憾且有几分耿耿于怀的是，宋人未将吴玠列入“中兴名将”。南宋刘松年画《中兴四将图》，以张循王浚、韩蕲王世忠、岳鄂王飞、刘鄜王光世为“中兴四将”，当时还有张浚、韩世忠、刘锜、岳飞并称名将之说。⑧两个“名单”中皆无吴玠，应该说有缺憾，甚至不公正，因而很多人为此“抱打不平”。晏建怀曾撰文分析“中兴名将”中为何没有吴玠，他认为影响吴玠的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一则资历浅，二则（西北）地偏远，三则人早逝，四则有瑕疵。⑨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也不尽然。论资历，他比岳飞、刘锜年长，从戎时间不比其他几位晚，在绍兴五年（1135）整编五护军时，吴玠已任川陕宣抚副使，当时5位统率中职务较低的是岳飞，为京西、湖北制置使。论谢世时间，岳飞被害于绍兴十一年（1141），仅比吴玠病逝晚两年多。中伤曲端，确属吴玠的一大污点，但当时大臣之间的攻讦、争斗甚至相互陷害现象很多，并非只发生在吴玠身上；作为副手的判官刘锜还曾擒斩宣抚使张浚的军士。至于嗜欲渔色等瑕疵，这在当时官场中更是屡见不鲜。跻身 “中兴名将 ”的几人，除岳飞的道德品质无可指摘外，其他几人程度不同的都有瑕疵。刘光世“律身不严，驭军无法..与时浮沉”⑩，且“沉酣酒色，不恤国事 ”■；就连 “勇敢忠义 ”的韩世忠，也曾有过其 “所部逼逐谏臣坠水死 ”■的违法事件，晚年还不得不 “时跨驴携酒， 从一二奚童，纵游西湖以自乐”①。特别是张浚，“力赞和议，与秦桧意合，言无不从”，帮助高宗、秦桧害死岳飞，实属罪人。远在西北，不像其他几位大将大多数时候在“行在”左右，会对吴玠的“知名度”有影响，但他不能名列当时的“中兴名将”，应该还有原因。这个原因很可能是受吴曦叛国的牵连。刘松年为南宋孝宗至宁宗时人，他画中的“中兴四将”皆署追封王爵，4人中岳飞的鄂王追封最晚，时在宁宗嘉定四年（1211），而吴曦叛国发生，在开禧三年（1207）正月，人们对其记忆犹新，吴曦的恶名势必污损吴的英名。其他大将秉承旨意陷害忠良，或一些“生活小节”、私人恩怨，往往容易找到让人理解的借口而后人叛国投敌，毫无疑问会祸及祖先。这也是造成后世吴玠声誉远远低于岳飞的一个原，因（岳飞之惨死，也激起人们的同情、景仰）。这是吴玠自己不能左右的悲剧，也是一些像吴曦那样步入歧途者不能不幡然醒悟的教训。
  （作者系汉中市档案局原局长）
  论吴氏抗金的战略意义①
  王百岁
  宋金和战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南宋前期吴玠、吴磷、②吴挺③领导的抗金斗争往往被人们忽略，世人多知道岳飞、韩世忠领导的抗金斗争，而知道吴玠、吴磷兄弟及吴磷之子吴挺领导的抗金斗争的人较少或较少有人认识到其重要意义。吴玠、吴磷是与岳飞、韩世忠同等重要的抗金英雄， “关陇地区是宋金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④，他们领导的抗金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兹论述之，敬请方家教正。
  一、吴氏领导的抗金斗争对其他抗金力量起了战略配合作用
  吴玠、吴磷、吴挺等忠于朝廷、顾全大局，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他们对国家一片忠心，尊重南宋朝廷，以国家利益为重，顾全大局，尊重主战人物，不居功自傲，不卷入政治斗争，不争战功，不炫耀战绩，获得了高宗等皇帝的好感与肯定，也赢得了广大士兵与民众的爱戴与尊重。 ⑤《宋史》载：初，磷病笃，呼幕客草遗表，命直书其事曰：“愿陛下勿弃四川，勿轻出兵。 ”不及家事，人称其忠。 ⑥
  吴磷病重期间，感觉到自己不行了，就命部下起草给皇上的遗表，命令执笔者直书当时的宋金战事，并且奉劝皇上，无论如何，不要放弃对朝廷安危关系甚大的四川，也不要轻易出兵与金兵作战。但遗书中没有提及家事，所以当时知情的人们都认为吴磷对国家忠心耿耿。为什么秦桧、赵构之流重用岳飞而后来又杀害了岳飞？因为他们需要岳飞抗金以苟延残喘，但由于叶公好龙，嫉贤妒能，杞人忧天，害怕岳飞等抗金力量的壮大会威胁自己的统治，所以对金朝软弱屈膝，对“精忠报国”的将领丧尽天良，正当抗金形势一片大好时竟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及岳飞之子岳云、岳飞部将张宪⑦，与金朝签订了“绍 兴和议”①。为什么没有对吴玠、吴磷、吴拱、吴挺下手？因为吴氏的名声和力量没有显赫到岳飞那样的程度，但他们是抗金的中坚力量之一，朝廷还需要他们的效忠。
  吴氏兄弟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他们领导的抗金斗争丰富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吴氏兄弟博览兵书、熟谙兵法。吴玠“少沉毅有志节，治兵善骑射，读书能通大意 ”②。《宋史》载：
  玠善读史，凡往事可师者，录置座右，积久，墙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孙、吴，务远略，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胜。御下严而有恩，虚心询受，虽身为大将，卒伍至下者得以情达，故士乐为之死。选用将佐，视劳能为高下先后，不以亲故、权贵挠之。 ③
  吴玠能虚心学习前人的作战经验，注重军事战略，统御部下恩威并用，上下通达，一视同仁，深得士卒爱戴。
  吴氏兄弟在抗金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的作战经验和理论丰富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军事思想宝库。能够做到“所向克敌”，“勇冠三军 ”， “鏖战终日，敌不能支，歼夷殆尽 ”④。《宋史》载：
  （吴磷）尝著《兵法》二篇，大略谓：“金人有四长，我有四短，当反我之短，制彼之长。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汉所长，兼收而并用之，以分队制其骑兵；以番休迭战制其坚忍；制其重甲，则劲弓强弩；制其弓矢，则以远克近，以强制弱。布阵之法，则以步军为阵心、左右翼，以马军为左右肋，拒马布两肋之间；至帖拨增损之不同，则系乎临机。 ”知兵者取焉。 ⑤
  此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也，对敌我双方的长短优劣事先有充分的了解和掌握，在战场上与敌对阵时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克敌制胜。善用奇兵，出其不意地给敌人以重创；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不失时机地歼灭敌人；既继承古人的有效军事经验，又能推陈出新，创新战法与作战理论；因地制宜，防守或争夺战略要地，善于利用有利地势地形打击敌人；不拘泥于已有战法，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创造出一些著名战例，在和尚原之战、饶凤岭之战、仙人关之战、杀金坪之战中大败金兵，取得辉煌战绩。 ⑥《宋史》载：
  初，胡盏与习不祝合军五万屯刘家圈，磷请讨之。世将问策安出，磷曰：“有新立叠阵法：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贼相搏至百步内，则神臂先发；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阵如之。凡阵，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俟其伤则更代之。遇更代则以鼓为节。骑，两翼以蔽于前，阵成而骑退，谓之 ‘叠阵 ’。 ”⑦
  这种新创的战法很有杀伤力，且能减少伤亡。
  高宗绍兴元年（1131），金兵进攻和尚原，有人劝吴玠退守汉中，吴玠则说，“保住和尚原，就保住了入川的大门”①。绍兴二年（1132），吴玠、吴磷奉命屯守河池（今甘肃省徽县），次年，金兵10万人发动进攻，绕过和尚原，在夺取了金州（今陕西省安康市）后，欲图夺取饶凤关（位于今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西北），进而长驱入川。②吴玠率轻骑疾驰并扼守饶凤关，打退了金人的进攻，粉碎了金兵人川的企图。《宋史》载：
  时金人废刘豫，归河南、陕西地。楼炤使陕，以便宜欲命三帅分陕而守，以郭浩帅鄜延，杨政帅熙河，磷帅秦凤，欲尽移川口诸军于陕西。磷曰：“金人反覆难信，惧有他变。今我移军陕右，蜀口空虚，敌若自南山要我陕右军，直捣蜀口，我不战自屈矣。当且依山为屯，控其要害，迟其情见力疲，渐图进据。”炤从之，命磷与杨政两军屯内地保蜀，郭浩一军屯延安以守陕。③
  吴挺具有极强的判断力，深知金人反复无常，他虑事周全，谨防他变，认为宋军当居要害，待敌疲惫，伺机进据，全力保蜀，以此而行，卓有成效。《宋史》载：
  挺至，首陈利害以闻，乞岁市五百匹，诏许七百匹。..密修皂郊堡，增二堡，缮戎器，储于两库，敌终不觉。..成州、西和岁大侵，挺力为振恤，谕总赋者分军储以佐之，全活殆数千万。蜀自诸军宿师，凡廪赐，官率籴三之一，视价高下给之，名曰‘折估’随所屯地相为乘除。岁久屯他徙，廪赐不易旧，至有同部伍而廪相倍蓰者，挺裒为中，制上之。..而西和、阶、成、凤、文、龙六州器械弗缮，挺节戎费，屯工徒，悉创为之。御军虽严，而能时其缓急，士以不困。郡东北有二谷水，挺作二堤以捍之。绍熙二年，水暴发入城。挺既振被水者，复增筑长堤，民赖以安。诏问备边急务，即建增储之策，由是粮糗不乏。..挺少起勋阀，弗居其贵，礼贤下士，虽遇小官贱吏，不敢怠忽。拊循将士，人人有恩。磷故部曲拜于庭下，辄降答之，即失律，诛治无少贷。磷尝对孝宗言，诸子中惟挺可任。孝宗亦曰：“挺是朕千百人中选者。”岁时问劳不绝，被遇尤深厚。光宗赐内府珍奇，以示殊礼。 ④
  吴挺作为抗金名将，具有远见卓识。率先开辟马市，为朝廷购置良马，以备战争之需。构筑堡垒，勤俭节约，修缮兵器，创制器械，做好御敌战争准备。赈济灾荒，存活百姓，言而有信，公平公正，造福当地人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平时就很注重粮食的储备，以防饥荒和战争之亟须。兴修水利，消除隐患，保证当地人民的安全。虽然出身于名将、官宦之家而没有优越、高贵之感，待人有礼，尊重士人和贤才，对待高官和卑微的官吏一视同仁，故深得上司的好感和下属的尊重与爱戴。所以，吴挺不仅为其父吴磷所看重，也为宋孝宗所赞赏。试想，有了这样一位通情达理，文武全才，智勇兼具，胸有成竹，有备无患，坚持原则，宽严相济，品德高尚，忠于国家和人民的将领，能不为备边、却敌、保蜀、安民做出巨大贡献吗？
  吴氏领导的抗金斗争对岳飞、韩世忠等领导的抗金斗争起了战略配合作用。
  陕、甘、川交界地区吴玠、吴磷兄弟领导的抗金斗争有助于稳定战争全局，加强宋军力量①，分散金朝兵力，吸引金军注意力，消灭或削弱了金军的有生力量，促成多个战场同时给金军以打击，沉重打击了金军嚣张气焰，弱化了金人的进攻意志，增加了金军进攻的难度，降低了金兵进攻的猛烈程度，牵制着大量金兵的南下或在其他方向对宋军发动的进攻。南宋政府甚至将作为抗金主力的岳飞部队调去镇压杨幺起义军，并派右相张浚督战，一度削弱了抗金宋军的兵力，增加了宋军在抗金战争中的军事压力，但吴氏兄弟都能沉着应战，多次取得辉煌战绩。包括吴氏领导的抗金斗争在内的各地抗金活动也使金朝在北方的统治长期不能安稳。粉碎了金军进入川蜀、迂回包抄南宋统治中心、促使南宋迅速败亡的图谋。从战略上有力地支援了中部、东部战场由韩世忠、岳飞、刘光世、张俊、胡铨、杨沂中、王德、刘锜等领导的抗金斗争以及北方各地义兵的抗金斗争，从而“使南宋王朝得以巩固”②，在南宋抗金斗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吴氏领导的抗金斗争有力地支持了南宋中部与东部的抗金斗争，捍卫了南宋政权
  南宋初年，金军几次南下，金朝一心想灭亡南宋。建炎四年（1130），金兀术南侵在中原地区及江南地区遭遇到了重大失利后，就改变了战略，把重兵集中到陕西一带，进攻宋将张浚据守的西线，攻下了陕西南部的一些州县，准备由陕甘进入四川，控制长江上游、占领川蜀地区后，然后顺江东下，用大迂回的战略包围、夹攻南宋，最后灭掉南宋，所以就将军事进攻的战略重点放在了向川蜀地区挺进上，于是宋金较量的重点转移到了陕甘、关陇地区。由于得到了南宋统治者的支持，吴玠、吴磷的个人才干，宋、金之间力量对比发生的很大变化，关陇地区的地理优势和关陇人民的支持等，因而吴玠、吴磷在关陇地区领导的抗金斗争取得一系列胜利，成功地抵挡住了金军的进攻，保卫了川蜀的完整，捍卫了南宋的统治，这在抗金战争中是不多见的。 ③
  宋金战争，宋军胜亦胜，败亦胜，比如富平之战，尽管宋军失败，但牵制了大量的金兵，损耗了金兵的力量，等于是拖住了金兵的右腿，拖延了时间，“故关陕虽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势牵制东南，江、淮亦赖其安”④，对保卫川蜀、维护南宋的统治是有利的，因而虽然暂时看是失败的，然而从全局看实质上是有利于最后取胜的，换言之，战役上失败了而战略上胜利了。《宋史》载：
  金人自起海角，狃常胜，及与玠战辄北，愤甚，谋必取玠。娄宿死，兀术会诸道兵十余万，造浮梁跨渭，自宝鸡结连珠营，垒石为城，夹涧与官军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诸将选劲弓强弩，分番迭射，号“驻队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敌稍却，则以奇兵旁击，绝其粮道。度其困且走，设伏于神坌以待。金兵至，伏发，众大乱。纵兵夜击，大败之。兀术中流矢，仅以身免。张浚承制以玠为镇西军节度使，磷为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兀术既败，遂自河东归燕山；复以撒离喝为陕西经略使，屯凤翔，与玠相持。 ⑤
  金兵进攻南宋军队，原来经常获胜，但与吴玠作战却经常失败，尤其兀术为金朝名将、开国功臣，智勇兼备、胆略过人，曾多次打败宋军，尚且在和尚原之战、仙人关之战中大败于吴玠军，兀术遭受了他从军以来最惨重的失败，可见吴玠、吴磷兄弟指挥作战确有过人之处，是兀术等金军统帅、将领的 “劲敌 ”。 “对于南宋朝廷来讲，和尚原之战获胜，并不仅仅是一次战役上的胜利，其战争格局上的胜利是远超预期的 ”“证明了依据陇蜀特殊地理位置可弥补军事、经济面临诸多困难而坚持抗金的可持续性，具，有战略意义”①。在陕西宝鸡境内发生的和尚原之战和在甘肃徽县境内发生的仙人关之战，绝不仅仅是一两次战役本身的胜利，最重要的是挫败了金朝计划进入川蜀、迂回包抄南宋的战略企图。
  绍兴三十二年（1162）以前的宋金战争，金军居于优势，宋军取得的胜利多数是局部性、暂时性的，唯独陕甘地区吴玠、吴磷、吴挺领导的抗金斗争胜利者居多，由于吴玠、吴磷、吴挺长期坚持抗金斗争，粉碎了金人南下川蜀、迁回包抄南宋、迫宋投降的痴心妄想，这种胜利的影响是长期性的，这在此前的宋金战争中是没有的。②使金朝感到入蜀东进灭宋无望，因而吴氏领导的抗金斗争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意义。虽然南宋与金朝相继签订了《绍兴协议》（1141）、《隆兴协议》（1162）和《嘉定协议》（1208），宋朝基本上均居于屈辱的地位，但是终究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南宋王朝的相对独立性，保持了东南半壁江山的暂时稳固。这无疑首先应该归功于包括吴玠、吴磷、吴挺在内的抗金将士们的浴血奋战，归功于、有赖于广大人民群众对抗金斗争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这一斗争创造了历史性成就。
  三、吴氏领导的抗金斗争有效地保护了陕甘部分地区的安全，保障了蜀地的完整
  因为陇南是控扼金人欲图入川的战略要地和交通咽喉，所以吴氏领导的抗金斗争具有保卫秦陇、屏障巴蜀的历史作用，进一步证明了陇蜀、川陕通道战略地位的重要性。“陇南东与汉唐古都之地三秦相连，南与巴蜀相通，有些重要关口是历来兵家争夺之地。”③《宋忠烈吴公祠记》日：
  仙人关，古用武之地，北控吐蕃，东连岐、雍，西通蜀、沔。忠烈吴公玠五世世守于此，以备金虏。 ④
  “仙人关大捷，使金军南下的企图破灭 ” “就是和尚原大战和仙人关大捷，奠定了吴玠为首的军事集团在陇蜀之地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基础 ”⑤。 “吴玠、吴磷与金人多次大战，力保巴蜀之地与今陇南西和、礼县、成县、徽县、武都、康县以南之地，其功甚巨。⑥金人入侵陕甘、向川蜀挺进的意图，吴氏将领领导的陕甘地区的抗金斗争史实再次验证了陇蜀、川陕通道的极端重要性，是陇蜀、川陕通道战略地位的又一代表性历史事例。
  战国时期秦惠文王派兵灭蜀，东汉刘秀得陇望蜀而后得蜀，蜀汉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曹魏，曹魏邓艾沿阴平古道入川灭蜀汉。南宋末年，蒙古蒙哥、忽必烈通过攻取川蜀、云南、荆襄以大迂回包抄战略围攻南宋。1276年，元军攻占了南宋都城临安。1279年，陆秀夫背负帝昺投海而死，南宋遂亡。金军没有能够灭亡南宋，但元军达到了这一目的。这些都说明，陇南，陇蜀古道、秦陇古道、秦蜀古道一一或者说现在陕、甘、川三省交界一带，是经由甘、陕入川的通道。南宋时，蒙古兵进攻陇南，西和州知州陈寅等殉难。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宋西和州知州陈襄节公暨推官贾公神道碑》记载陈寅殉节时叹道：“臣力守孤城，为蜀藩篱计，城之不存，死有余责。”①陈寅所言，是以一个实战者、陇蜀守护者的亲身经历证实了，包括西和在内的陇南地区，“为蜀藩篱”，系通往川蜀的门户，其重要意义非同一般，明确了守卫陇南即守卫通往川蜀的大门，守卫川蜀即保卫南宋。
  关陇地区的战略地位及重要性，宋人就有清醒的认识，汪若海说：“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②吴玠、吴磷、吴挺领导的川、陕、甘地区的抗金活动，挫败了金人南下入蜀的军事行动，保持了南宋全国的大局稳定，鼓舞了南宋军民的抗金斗志。
  历史的发展与演变具有复杂性。无论是金军南下，还是蒙古军、元军南下，都遇到了南宋军民的强烈反抗。正是由于忽必烈注意使用 “汉法 ”、重用汉人，才使他在蒙古内部的夺权斗争中获得胜利，终于称帝建元；正因为元朝借鉴、采用了一些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才使得元朝的统治得以延续；正因为元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始终很尖锐，所以元朝的统治不上百年便结束了，明朝取而代之。总之，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根基与格局并没有被撼动，得以延续、传承。中华文化虽几经曲折而兼容并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境内各民族都是祖国大家庭的成员，都对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仙人关之战，金军被吴玠指挥宋军打得大败，损失惨重，无奈后退，这对他们打击巨大，最终被迫放弃了入蜀的计划，川蜀地区于是得到了保护。 ③“本谓蜀可图，既不得逞，度玠终不可犯，则还据凤翔，授甲士田，为久留计，自是不妄动。 ”④《宋忠烈吴公祠记》云：
  西土之人免受左衽之苦、得安且乐者，咸公所赐也。厚惠深恩，盍若为祠以报，不亦可乎？于是建祠三楹..⑤
  吴氏领导的抗金斗争保护了陕、甘南部地区以及川蜀地区的安全，当地人民生活的安定实有赖于斯，故“西土之人”之所以免于沦陷金朝、过着安宁而快乐的生活，这种幸福完全是因吴玠抗金胜利、保护他们而赐予的。吴玠、吴磷兄弟 “倾注毕生精力，为反抗金 朝奴隶主贵族的侵略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们保境安民的伟大功绩，永远铭刻在人民心间”①。《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曰：
  会公以偏师起西鄙，奋孤忠，抑大难，保川陕共百十六州，以重上流之势，屏翰王室，屹如长城。方敌国深侵，判臣僭窃，道路阻绝，公未尝得一见天子，独其精忠上达。圣主明见万里之外，谓公可属大事，当方面。凡军事不从中御，而赏罚付之不疑，以卒成却敌固圉之功者，惟天子之明，而公之忠也。 ②
  吴玠领导的抗金斗争，秉持尽忠报国的精神，加强了长江上游的军事防御力量，宛如长城坚固、巍然屹立，好在朝廷方面对于军事指挥不加干涉，遂肩负重责，能独当方面，克服了各种危险和困难，奋力抗击，打退了金兵的进犯，保全了陕甘部分地区，保卫了川蜀的安全，捍卫了南宋朝廷的统治，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保护了中原和江南的制度与文化。《宋史》载：
  吴玠与弟磷智勇忠实，勠力协心，据险抗敌，卒保全蜀，以功名终，盛哉！挺累从征讨，功效甚著，有父风矣。 ③
  由此可知，吴玠、吴磷、吴挺都为抗金保蜀做出了巨大贡献，南宋的保蜀战略是成功的，他们的功绩将永载史册、永世长存。
  从《吴挺碑》文也可看出吴氏抗金斗争的突出历史地位。《吴挺碑》④，俗称《吴王碑》，亦称《吴挺神道碑》，全称《世功保蜀忠德之碑》，碑文详尽记述吴氏三代抗金保蜀事迹，吴挺家世和他参与的宋、金在甘肃境内的几次战役以及保境筹边等功绩，比《宋史·吴玠吴磷附吴挺传》1300字多出7000多字。此碑系笔者迄今所见最为宏大、最令人震撼的石碑。国内罕见、世上少有。造型雄奇伟岸，碑文翔实生动，图案精美华丽，书法遒劲挺拔，刻工流畅古朴，是研究宋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的珍贵实物依据。⑤此碑迄今得以完好地保存足以证明：有功于国家和人民者，国家和人民永远是不会忘记的。吴氏领导的抗金斗争不仅得到了皇帝的赞扬和充分肯定，也得到臣民尤其是广大人民的肯定与颂扬；不仅得到当时人们的肯定与褒扬，而且得到后世人们的肯定与传颂。
  余论
  吴曦之叛固然可耻，然而改变不了吴玠、吴磷、吴挺等保境安民、世功保蜀、捍卫南宋的史实，不能动摇他们忠于国家、鞠躬尽瘁的历史地位，不能撼动人们心目中先入为主的意识与认识。然而笔者以为，吴曦之叛或与当时朝廷腐败、统治集团的政治斗争不无关系，抑或是吴的一种策略 ——当然，对吴曦的评论应以史实为依据。《宋史》云：“抑三世为将，酿成逆曦之变，覆其宗祀，盖有由焉。”①虽然金人后裔也是今天中华民族的成员，我们现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倡各民族民主、平等、团结、进步，促进各民族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繁荣，然而当时宋、金对峙，南宋与金朝就是并立与对峙的两个国家，金人南下侵略南宋、杀人掠地毫无疑问具有破坏性、反动性、非正义性，与此相对应，岳飞、韩世忠等及吴氏将领领导的抗金斗争、各地义军的抗金活动，毫无疑问是正义的和具有进步意义的，值得肯定，值得并必将永载史册、为后人所铭记和纪念。坚决并勇于抗金、抵御金兵南下，是当时所有有正义感和责任心的文臣武将的不二选择。所以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我们就应该实事求是地、历史地看待之。
  目前，庄浪县吴王庙，天水名将庙，宝鸡吴公祠，凤县涪王祠，徽县吴玠墓，徽县忠烈祠，略阳吴磷墓，成县《吴挺碑》、吴挺陵园和吴母陵园，宝鸡和尚原，徽县仙人关等基本上进行了保护，但有些似不容乐观，未予充分重视、宣传，一部分没有保护好。笔者建议，充分重视这些祠庙、遗迹、遗址、纪念地的建设与保护，进行绿化美化，开放旅游观光，并且倡议可以对忠烈祠、吴玠墓、吴磷墓、吴挺墓、吴王庙、吴公祠、涪王祠等进行祭祀或以其他方式进行纪念，缅怀先烈、教育后人，这样才能更好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作者系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南宋陇右抗金名将研究述略
  强文学
  北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金兵南下攻占宋都开封，俘虏了徽、钦二宗，北宋灭亡。次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建立了南宋政权。
  南宋高宗建炎年间（1127—1130），金朝继续遣兵南侵，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激起了南宋军民的强烈仇恨和抗战决心。南宋朝廷为保偏安局面，也开始积极备战，组织抗金。此间，宋金双方经历了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在抗金斗争中，南宋一方涌现出一大批精明干练、勇于杀敌的军事名将，如岳飞、韩世忠等，他们的抗金事迹为后代人民所称颂，也是史家著述研究的热点。在众多抗金名将中，岳飞、韩世忠的事迹早已为世人熟知，近现代关于他们的研究论著也颇为丰富多彩。与岳飞、韩世忠同时代且享有很高声望的其他抗金名将，如刘锜、吴玠、吴磷等，后世关注不多。究其原因，不是因为其他抗金名将的历史功绩不如岳、韩，而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偏向所致，老百姓更喜欢那些带有传奇和悲情色彩的英雄人物，尤其是岳飞，他的形象和命运更符合中国人关于英雄的审美情趣，再加上历代的文人史家们的加工传唱，岳飞更是彰显神奇和伟大。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只是史家在研究历史时不能以历史人物的声望来判定其历史功绩和影响，所以，在对南宋抗金名将的研究上，不能只讲岳飞、韩世忠，而不顾其余。正如魏国忠、赵刚、魏建华几位在《从顺昌大捷与郾城之战的比较谈历史人物的评价》一文中所言：“广大人民群众热爱自己的英雄，敬仰他们的英雄业绩，为了寄托自己的崇高感情和希望而向自己的英雄献上了大量的鲜花，这当然无可非议。但是，当我们歌颂和宣传岳飞及岳家军的英雄业绩时，是否曾冷落和埋没了与岳飞同时的其他英雄人物？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二《渡江后名将皆西北人》条所载，南宋初期的抗金名将，出身西北地区的居绝大多数。②章颖《宋朝南渡十将传》中所载抗金名将，亦多为西北籍贯。南宋抗金名将籍贯出身的这种特点，恐怕也是造成后世对他们研究冷热程度不同的原因之一吧！因为西北地区自唐末以来逐渐萧条，文化亦愈益凋零，出身西北的历史名人在这种文化氛围下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近现代学者的关注较少，也是必然的。
  在南宋初期的西北抗金名将中，出身陇右地区的又居多数。如刘锜、张俊、吴玠、吴磷、王庶、王德、郭浩、杨政、张威、李彦仙等。在宋代及后世文人史家的著述中，他们的生平事迹少有提及，当代学者的研究亦显单薄，除刘锜、吴玠、吴磷、张俊等少数几人的生平事迹有少量学术论著外，其余诸将在学术研究方面基本上无人问津。本文仅就当前学术界对上述陇右抗金名将的研究状况、研究主要问题及主要研究成果略加综述，以供参考。
  一、刘锜研究
  刘锜，甘肃天水人，南宋时期杰出的抗金将领，与岳飞、韩世忠、张俊并称南宋四大中兴名将。刘锜一生参与领导和亲自指挥了包括顺昌之战在内的多次重大抗金战役，创造了多次以少胜多的成功战例，在南宋初期的抗金斗争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学界对刘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刘锜生平考证及其领导指挥的顺昌之战两个方面。
  关于刘锜的生平事迹考证及历史功绩的评价，大连海军政治学院王云裳女士著述较多，堪称刘锜研究方面的专家。其论著主要包括《刘锜家世考述》《刘锜事迹编年》《西北边陲的骁将刘锜》《〈宋史·刘锜传〉补正》《 “精于吏事 ”的父母官 ——抗金名将刘锜政绩及宋金 “和战 ”后行述考》《刘锜与绍兴末年的宋金战争》等系列文章。
  在上述文章中，《刘锜家世考述》《刘锜事迹编年》等文，较为详尽地对刘锜的家世、籍贯、家庭状况、生平事迹等方面做了大量介绍、论述及考证、辨误的工作，使刘锜的生平事迹较为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①
  《〈宋史·刘锜传〉补正》一文，对《宋史》中关于刘锜籍贯、兄弟排行及抗金事迹中许多疑点及错漏进行了细致的考证，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证据，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②
  关于刘锜籍贯，《宋史》卷三六六《刘锜传》云：“刘锜，字信叔，德顺军人。”③王云裳在《〈宋史·刘锜传〉补正》等文章中对此说法多次进行纠正。德顺军，治所在今宁夏隆德县，而刘锜的籍贯应在今甘肃天水。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乙酉条和《宋史·刘锜传》均载刘锜之父刘仲武为秦州成纪人，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二一载：刘锜兄长刘锡为秦州人，以此推定，刘锜亦应为秦州人。并且，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章颖《宋朝南渡十将传》、李幼武《四朝名臣言行录》、欧阳守道《巽斋文集》等元代以前的文献资料均记刘锜为秦州人，至元代末所修《宋史》独称刘锜为德顺军人，实为谬误。
  关于刘锜在兄弟中的排行，《宋史》载：“泸川军节度使（刘）仲武第九子也。”据王云裳考证亦误。《东都事略》卷一〇四《刘仲武传》记刘锜父刘仲武有九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兴御侮录》等文献中又有关于刘锜之弟刘钊、刘锐的记载，可见刘锜并非刘仲武幼子，至于排行第几，史无记录，但肯定不是第九子。
  对于《宋史·刘锜传》中关于刘锜抗金事迹、任职经历、死因及谥号记载的错误、缺漏之处，《〈宋史·刘锜传〉补正》一文也做了相关的纠误和补缺。
  王云裳《西北边陲的骁将刘锜》一文，对刘锜在建炎年间成为一代抗金名将以前的主要经历详加述评，特别是刘锜早年随父征战、青年时期在西北地区任职之时，经略西北边防、抵御西夏寇掠的军事活动的历史过程，介绍得较为充分。 ④
  《 “精于吏事 ”的父母官 ——抗金名将刘锜政绩及宋金“和议”后行述考》一文，主要介绍刘锜被罢军权后，出任荆南、潭州、江州等地官职时，依然以身许国，清正廉洁，关注民生，重视地方农田水利建设的事迹，并对其卓越的文治才干及良好的政绩加以肯定。⑤
  《刘锜与绍兴末年的宋金战争》一文，详细论述了刘锜晚年所领导和指挥的绍兴末年宋金战争，尤其是两淮战场的战争形势及过程，分析了造成这场战争失败的诸多原因以及刘锜个人在军事指挥上的功过是非。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秋，金主完颜亮亲率大军六十万，兵分四路大举南侵，主攻江淮。此前，宋廷已得悉金人行将大举入寇的消息，但此时朝中却已无大将可用，宋高宗无奈之下起用年事已高的老将刘锜为江淮制置使，总领淮南、江南、浙西地区对金防务。在两军交战过程中，金兵明显强于宋军，但若指挥得当，将士用命，宋军也不是没有取胜的可能。可在两军厮杀得难解难分之时，驻守淮西的大将王权不听刘锜节制，未遇敌人即先行溃退，以致使其他诸路宋军腹背受敌，终致惨败，两淮尽陷金人之手。王云裳在文中分析这场战争宋军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宋高宗一意孤行的妥协求和政策及在战前准备上举棋不定，使宋军失去制敌的最佳时机是战败的根源所在。而宋朝长期以来形成的兵权分散的传统，使得主帅刘锜在指挥中处处掣肘，部将不听节制。再加上绍兴和议后宋朝军队素质的退化，这场战争宋朝一方的失败实属难免。宋以后有文人史家苛责刘锜在战争中的过错有欠公道，这种分析应该是比较客观的。 ①
  除王云裳外，还有两位学者对刘锜的历史功绩进行过述评。一是福建师范大学的陈培坤先生，另一位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魏国忠先生。
  陈培坤《试论刘锜抗金斗争的意义及历史功绩》一文，首先简述刘锜的家世籍贯，并提出了与《宋史》及王云裳诸文所载关于刘锜籍贯的不同说法。其后重点介绍刘锜抗击金兵入侵、保卫宋朝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历史功绩，此外，文章还介绍了刘锜在任地方官期间注重兴修水利，惠及黎民的事迹，主要观点与王云裳无异。 ②
  关于刘锜籍贯问题，陈培坤根据福建省石狮市祥芝镇大保村发现的《温陵芝山刘氏大宗世牒》所载刘锜家世沿革，有刘锜先祖早在唐末就已移居福建建州（今福建省建阳县）之说，因此称刘锜籍贯应为福建建州，而非甘肃。此说有值得商榷之处，尤其是作为证据的《温陵芝山刘氏大宗世牒》这一家谱所载内容的真伪，很难考证，加之国人在修家族谱牒时惯用的攀附名门之风，后世误信为真的情况比比皆是。在此，笔者以为还是王云裳所证刘锜系甘肃秦州入一说较为可信。
  陈培坤在论及刘锜一生主要功绩时，概括了四点。第一，保国安民，功在社稷；第二，舍身忘家，流芳青史；第三，兴修水利，惠及黎民；第四，智勇双全，名将不虚。并认为《宋史》所评刘奇“神机武略，出奇制胜，顺昌之捷，威震敌国，虽韩信汦上之军，无以过焉”之说当属公论。
  魏国忠、赵刚、魏建华《从顺昌大捷与郾城之战的比较谈历史人物的评价》一文，在已故宋史研究泰斗邓广铭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刘锜指挥的顺昌之战与岳飞指挥的郾城大捷文献记载真伪及可信度的比较和考证，指出后人对岳飞的虚美和对刘锜的冷落，并在继续肯定岳飞的前提下，阐明刘锜是南宋初年抗金的头号英雄。
  魏文通过对《宋史》中《高宗纪》《刘锜传》和《岳飞传》对顺昌之战与郾城大捷记载篇幅长短的比较，显示出两次战役轻重分量的不同，《宋史》记顺昌之战用字2200多，而记郾城大捷用字300余，足可见时人对顺昌之战重要地位的肯定。并且，《宋史·高宗纪》在记录两次战役时遣词用句上也有明显不同，在记顺昌之战时，说刘锜所部“大败”金兵，而记郾城之战时，仅用“败之”二字，也可看出顺昌之战的规模、地位均在郾城战役之上。这种细致入微的分析，足显难能可贵。
  其次，魏文在已故学者邓广铭先生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考证、分析《宋史·岳飞传》和岳飞之孙岳珂所撰的《鄂王行实编年》中对岳飞领导的郾城之战记载不实之处以及对岳飞抗金功绩的饰美之辞。文中考证之详细，推理之严密，足令世人信服。
  再者，魏文进一步指出，章颖著的《宋南渡四将传》及其后的《宋朝南渡十将传》中均以锜传为首，亦可说明刘锜功绩冠盖诸将之上。文章透过上述论证分析，不仅撩开了此段历史的真实面目，也为客观公允地评价历史人物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关于刘锜被罢兵权的原因，陈桂炳的《略论刘锜被罢兵权》一文有较得当的阐释。文章指出，刘锜被罢兵权的直接原因是顺昌之战后刘锜声望的迅速上升而招致秦桧、张俊、杨沂中等人的嫉恨与排斥。其深层原因，则是宋高宗沿用有宋一代的传统家法，即为加强君主专制集权而采取严厉的抑制武臣、削夺兵权的措施。刘锜等抗金名将被罢兵权而导致的宋朝在对金作战中接连溃败失地，进而屈膝求和，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①
  上述诸文都是关于刘锜生平事迹的介绍及历史功绩的评价，除此之外，关于刘锜的研究，比较多的还是针对其所领导指挥的顺昌之战展开论述，以证明刘锜卓越的军事才能。
  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何兆吉的《试论顺昌之战的用兵艺术》一文，深入分析这次战役宋方能够以少胜多的原因，以及刘锜用兵的基本特点。在战前准备上，刘锜采取了以逸待劳，充分备战以及用间等策略，为顺昌大捷提供了前提条件。在顺昌战中，刘锜所用战术之特色，何文总结三点：一是慎于初战，战则必胜；二是小股出击，以逸待劳；三是集中兵力，擒贼擒王。顺昌之战，刘锜以不足两万之众，击破金兵数十万，创造了古代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亦使刘锜成为一代著名的军事家。 ②
  安徽省阜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刘奕云与司学标合著《宋金顺昌之战与刘锜的战略战术》一文从军事学的角度，详细介绍了刘锜在顺昌之战中所用战术战法，以及刘锜治军和作战指挥的主要特点，阐明顺昌大捷宋军取胜的原因所在。 ③
  此外，王竹楼著的《谈顺昌之战》和杨玉彬、刘建生著的《顺昌之役外援新说》等文也对顺昌之战做了介绍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④张荫麟的《 “顺昌战胜破贼录 ”疏证（附：顺昌战前之刘锜）》就史籍中关于顺昌之战的记载做过相关考证工作，可资参考。 ⑤
  二、张俊研究
  张俊，字伯英，甘肃天水人（南宋初为凤翔路成纪县）。俊与岳飞、韩世忠、刘锜并为南宋中兴四大名将，在历史上曾有过耀眼的功绩。但后来却伙同秦桧一伙害死岳飞，背上了千古骂名，后世文入学者因此耻言之，当代史家研究亦不多见。
  笑竹的《张俊何以沦为秦桧一伙》一文简论张俊沦为秦桧一伙的主要原因，指出张俊个人性格旨趣的弱点及在抗金斗争中的嫉贤妒能的本性最终使其沦为后世罪人。 ⑥
   王哲《张俊、杨沂中“奉诏”班师考》和《张俊、杨沂中“奉诏”班师考辩》二文，通过对《宋史·岳飞传》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关于岳飞“奉诏”班师的原因及张俊、杨沂中所部班师时间记载不一现象的考证，指出《宋史》中关于岳飞郾城之战及张俊、杨沂中部班师时间、原因记载的不实之处，肯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所载之真实。 ①
  三、吴玠、吴磷研究
  吴玠、吴磷兄弟，宋德顺军陇干人（今甘肃静宁县），二人同为南宋初一代抗金名将，曾先后领导指挥了和尚原之战和仙人关战役等著名的抗金战斗，为保南宋偏安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吴氏兄弟研究方面，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杨倩描先生著有《吴家将 ——吴玠、吴磷、吴挺、吴曦合传》一书，以吴玠、吴磷兄弟为中心，对其家世、生平事迹、主要军事活动等都有详尽介绍与评述，是研究吴玠、吴磷的较为权威的著作。书中将吴氏兄弟的军事活动和宋金在西北几十年的对峙局面相结合，首先将从关中穿越秦岭到蜀口的几条通道加以介绍，并附有和尚原、仙人关等著名战场的示意图，使人们对吴氏兄弟所领导的抗金战争的重要性有进一步的认识。本传以吴氏兄弟为中心，着意描述了他们在和尚原、仙人关、饶凤关诸战役中的军事活动。同时对他们治军、作战的特点加以介绍分析。此外，通过深入介绍南宋朝廷投降派同吴氏兄弟之间的矛盾，对宋朝专制主义制度的腐朽性痛加揭露和批判。②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语言朴实流畅，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亦有很强的可读性。已故宋史研究泰斗漆侠所作《杨倩描同志〈吴家将 ——吴玠、吴磷、吴挺、吴曦合传〉序》对此有详尽、客观的评价，兹不赘述。③西北师范大学郭厚安、陈守忠主编《甘肃古代史》一书，也对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吴氏兄弟的抗金事迹及历史功绩有较为细致的论述。④
  在学术文章方面，杨倩描《吴玠、吴磷家族考》着重考证吴玠、吴磷兄弟的后代世系及南宋中期吴氏家族集团的覆灭结局。⑤关于吴玠、吴磷兄弟所领导指挥的著名战役和尚原之战和仙人关之战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曾瑜先生著有《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一文，就两次战役的进程及吴氏兄弟的军事成就做了较详尽的介绍、评价。在对两次战役的介绍上，正文引用了不少除《宋史》《金史》之外的文献资料，如《宋会要》《鹤林集》《中兴小记》等史著及文人笔记，对关于正史中对两次战役记载缺漏和不实之处进行考核与补证。文尾又通过对所谓南宋绍兴五帅（即韩世忠、张俊、岳飞、刘光世、吴玠）军事成就的比较，指出吴玠在抗金名将中，军事成就仅次于岳飞，而在其他诸将之上，理属公允。 ⑥
  关于一代名将吴玠的死因，文献记载有不同说法，后世学者对此亦有争论。上海博物馆陶喻之《吴玠死因辩诬》一文引述宋人洪迈《夷坚志》的观点，认为吴玠盛夏出师误饮不洁生水，进而引发寄生虫病，死于非命，而不是《宋史》及其他史籍所载死于挟妓及服食丹药。①针对这一观点，上海师范大学顾吉辰在《也谈吴玠死因》一文中提出不同看法，文中通过大量征引文献资料，并以洪迈所著《夷坚志》属小说志怪为由，论证《宋史》等史籍关于吴玠死因的可靠性，驳证陶喻之《吴玠死因辩诬》一文观点之误。②四川大学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一书中谈到吴玠死因时赞成《宋史》中的观点。③杨倩描的《吴家将 ——吴玠吴磷吴挺吴曦合传》一书亦持此说。④这两种观点何种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一面，看来还需要学者专家们进一步去挖掘史料，深入论证。
  如前所述，从近代对陇右抗金名将的研究现状来看，主要就集中在刘锜、吴玠、吴磷兄弟及张俊等少数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历史功绩评价上，至于对其他抗金名将如王庶、王德、郭浩、杨政、李彦仙等人的研究，则绝少提及，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关注，期待学者们在今后的宋史研究和地方史志研究中，有更多的关于陇右抗金名将研究的成果，以丰富我们对这一时期历史面貌的认识和理解。
  （作者系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金代黄斡窝鲁不墓志所见金宋战争
  周峰
  金代黄斡窝鲁不墓志现藏于洛阳九朝刻石文字博物馆，根据墓志内容，应该是陕西省武功县所出。墓志高54厘米，宽34厘米，从中部断为上下两截，部分文字缺失。志文17行，满行31字。①该墓志是近年来所发现的较为罕见的金代女真人墓志，墓志文字虽然较少，但所载内容对于研究金代女真人的迁徙，金宋战争，猛安谋克户的屯田等都不无裨益。故按照所刊墓志拓片先予录文，再略做考释。
  一、墓志录文
  大金故武节将军黄斡公墓志铭/公姓黄斡氏，讳窝鲁不，隆州路按察阿千户□□谋克人也。高祖有功于武元朝，世袭蒲辇，至父先都罢。公性沉勇，□□□。皇统三年，以良家子选属陕西元/帅府，屯营部中。正隆南征，以徒丹平章、张□□□为统制，因从军。将入蜀，宋人来拒，宁/河寨、原州、德顺州、小西河、八井，凡四十余战，公摧锋陷阵，未尝敢少却。会/世宗即位，以功补敦武校尉，寻加修武校尉。大定五年，兵罢，官中复留屯田，分营于/武□之任村，盖前所壁也。以公为谋克，转授忠武校尉，累迁武节将军。公掌军有法，/笃廉信，公赏罚，军中莫不畏爱。明昌六年，班□流内职，未赴/部。越明年，正月十日以疾卒，年七十一。临终，□其子以延陵嬴博之意曰：“人生于天/地间，死于，天地间，骨肉归复于土，魂气则无□之。今渭川背腹山水，吾爱其地，葬此/足矣，无须归故垒。”诸子从其命，遂卜所营之□南二里高敞地，依浮屠法建窣堵波。以/承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窆其所。公娶温□□氏，生四男：九斤、阿鲁、僧哥、韩僧；二女：阿/鲁班、师姑。铭曰：/生而从军，以有官四方之志也；殁而留□，□□欢嬴博之意也。噫！虽同乎流俗/之尘，而得夫通人之义也。..杨。/承安四年岁次己未八月辛酉朔二十四日甲申立石。 /武洵直撰。
  二、黄斡窝鲁不生平及所历金宋战争
  黄斡窝鲁不是女真人，姓为黄斡，也就是《金史》所载女真人白号之姓之一的“黄掴”。②他是“隆州路按察阿千户□□谋克人”，由于墓志残泐，谋克名称不得而知。隆州路（今吉林省农安市）也就是辽代的黄龙府，入金后，此地被改名为济州，上京路都转运司设于此，后改为济州路转运司。大定二十九年（1189），因为与山东的济州同名，改名为隆州，习惯上也称为隆州路。据有的学者研究，隆州路确切可考的猛安有奥吉猛安、移里闵猛安（移里闵斡鲁浑猛安）、纳里浑猛安、路□河猛安、合孛懒崖猛安、黑乌□□猛安、必刺海都钵猛安、宋葛江猛安、合懒兀主猛安（曷懒兀主猛安）、和术海鸾猛安、和团猛安、熟吉泊猛安、夺古阿邻猛安、失刺古山猛安、胡鲁失懒猛安、合古猛安、拿里虎猛安等。①按察阿千户也就是按察阿猛安是不见于以往记载的一个位于隆州路的猛安，可补史载之缺。
  黄斡窝鲁不卒于金章宗明昌七年（1196），享年71岁，不按虚岁计，则他生于金太宗天会四年（1126）。黄斡窝鲁不的高祖父在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时就有功，因而该家族世袭蒲辇之职。蒲辇也称蒲里衍，是谋克的副手。但这一世袭官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窝鲁不的父亲黄斡先都时被罢免。金熙宗皇统三年（1143），窝鲁不以普通猛安谋克子弟的身份被陕西元帅府征调，屯驻于武功县（今陕西省武功县），此时负责陕西军务的是左副元帅完颜阿离补。②金代的武功县后更名为武亭县，为京兆府路乾州所辖，“本武功，大定二十九年以嫌显宗讳改。有敦物山、武功山、渭水 ”③。
  海陵王完颜亮时，发动对南宋的战争。“正隆南征，以徒丹平章、张□□□为统制，因从军。”窝鲁不随军出征，这也就是《金史》所载，正隆六年（1161）九月，“河中尹，平阳尹张中彦副之，由凤翔取散关，驻军以俟后命”④。徒单合喜就是“徒丹平章”，张中彦就是“张□□”。墓志记载窝鲁不在宁河寨、原州、德顺州、小西河、八井等地经历了四十多场战斗。
  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金大定二年）正月，宋四川宣抚使吴磷派知洮州李进、同知洮州赵阿令结等进攻金朝占据的河州（今甘肃省东乡县南），宋军相继攻陷会通关⑤、闾家峡、托子桥，战败金将温特赫（温迪罕），之后，“蕃落指挥刘全、李宝、魏进纠集州民，执其同知、中靖大夫郭琪，以州降。州民皆以香花踵道迎官军，有流涕者。独宁河寨官为金坚守，民排户裂其尸，携其首以献”①。后金将温特赫反攻，攻陷河州，屠杀数万人。可见，宁河寨应该位于河州附近，窝鲁不应该参与了包括宁河寨在内的河州守、攻之战。此战，窝鲁不应辖于金军统军都监石抹迭勒。 ②
  当年二月，吴磷率宋军围困德顺军（德顺州，今宁夏隆德县），持续四十余天，金军派出援军，解围。但随即，吴磷趁金军主力不在的情况下，再次攻打德顺州，城陷。后在徒单合喜亲率大军的压力下，吴磷退军。在围绕德顺州的一系列战斗中，金军的主要将领除了石抹迭勒，还有顺义军节度使乌延蒲离黑、丹州刺史赤盏胡速鲁改、宁州刺史颜盏门都、万户完颜习尼列、大良顺等人，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的基层将领有押军猛安温敦蒲里海。③窝鲁不应该是这些将领中某人的属下。闰二月，原州（今宁夏镇原县）之战展开，宋朝兴元都统制姚仲率领忠义统领段彦先攻克平安关寨，“进至原州，金人坚守不下。彦以兵围其城，鼓励将士，乘势毕登，遂拔之。杀其知州完颜撒里，获其同知、镇国将军纥石烈讹鲁古等”④。五月，“壬寅，兴元都统制姚仲以大军至原州之北岭，与金人合战，官军大败”⑤。金军随即围困原州，“敌兵益置大炮十有四所，更有鹅车洞子，拥迫城下”⑥。之后，宋金两军围绕原州展开激烈交战，宋军战死的将领就有兴州前军同统制郑师廉以及统领官7人、将官30人、队将73人。⑦到六月，金军为了围攻原州，“增兵凡万五千骑，调丁夫五千余众，以牛车运炮座六十余所，增直憨皮袋搜成车呆楼洞子十余所。自城东至于西南隅，共为六寨”⑧。最后，金军完颜璋部攻陷原州。窝鲁不参加了围绕原州的一系列攻防战。
  墓志载窝鲁不战斗过的地点还有小西河、八井，小西河今地不详，八井很可能是上八节。原州之战后，“都统璋、副统习尼列邀击宋经略使荆皋，自上八节至甘谷城，杀数千人 ”⑨。上八节应该在甘谷城（今甘肃甘谷县北）附近。
  墓志载，战争中，窝鲁不因为战功补敦武校尉，随即升为修武校尉，前者为武散官的从八品下阶，后者为同品上阶。陕西战事结束后，金朝廷对于有功的将士有明确的奖赏规定，其中对于没有猛安谋克职务的普通女真士兵，也就是正军，“有官者迁一资，无官者授两资”⑩。可见，窝鲁不应该是前一种情况，在战争中，他就已经因战功而任武散官正九品上阶的保义校尉，又升一资成敦武校尉，随即又升为修武校尉。还获得了每名正军三十贯的赏钱。
  宋金战事彻底平定后的大定五年（1165），黄斡窝鲁不回到了原来的屯驻地武功县任村，今陕西省武功县有南仁村，很可能就是该地。黄斡窝鲁不被任命为谋克，成为有一定实权的官员，并率所部在此地屯田，正式定居下来，此时的他已年近40岁。后来其武散官相继升为从七品上阶的忠武校尉，最后至于正六品上阶的武节将军。窝鲁不治军有法度，廉洁诚信，赏罚分明，为部下所爱戴。此后，窝鲁不一直在武亭县享受田园生活。墓志载：“明 昌六年，班□流内职，未赴部。”金代制度规定：“文武选皆吏部统之。自从九品至从七品职事官，部拟。正七品以上，呈省以听制授。”①黄斡窝鲁不按照所任谋克算，是从五品官，按武散官算，则为正六品，其升迁需由吏部呈报尚书省并由皇帝下令授予。明昌六年（1195），可能是黄斡窝鲁不到吏部考核之年，但是不知由于何种原因，很可能是身体不好，他没有赴吏部铨选，因而失去了升官的资格。其实，他此年已经 70岁，金代一般 70岁致仕，也可能是因此窝鲁不才未赴部。第二年正月，窝鲁不病逝。
  临终前，窝鲁不向其子表达了“延陵嬴博之意”，这是一个典故，季札是春秋时吴王寿梦第四子，称为延陵季子。他有一次出使齐国，归来途中，其长子病故，只好葬在嬴、博两地之间。后世因之称葬于异乡为“延陵嬴博”。这是墓志撰写者所书，窝鲁不身为女真军人，当然不会如此说。他的原话很明白，就是人生死于天地之间，骨肉回归土壤，不一定非要葬于故乡。他此话也是从实际出发，女真故土距离他后半生的定居地不啻千里之遥，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归葬故乡的难度可想而知。金代女真猛安谋克户迁入中原后，绝大部分都很快汉化，已将屯驻地视为家乡，死后，也多就地安葬，后代更视为祖茔所在，认其为家乡了。窝鲁不家族是典型例子。
  女真人大多笃信佛教，黄斡窝鲁不经历过长期残酷的战争，也将佛教视为强大的精神寄托，笃信无疑。因此，他要求子女在其死后按照佛教仪轨，火化其尸骨，葬于在其家南二里新建的佛塔之下。由于佛塔的施工需要一定的工期，窝鲁不在去世三年后，佛塔完工的承安四年（1199），才正式得以安葬。
  黄斡窝鲁不育有四子二女，其夫人也是女真人，温□□氏应该就是温迪罕氏。黄斡窝鲁不的一生，是一个典型的女真军人的一生，出身猛安谋克户，随军出征，进而移居中原，并因军功而升任下级将领，最终安葬于异乡，其家族也定居于迁居地，最终融入中华民族。
  三、关于墓志撰写者武洵直
  为黄斡窝鲁不撰写墓志的武洵直其人声名不显，只见载于立于金末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府学的改建题名碑。该碑是在京兆府学进士题名碑之后所立，由于前者只记载京兆府本籍的进士，且时间截止于金宣宗兴定二年（1218），改建题名碑则补足了曾游学于京兆府学而中第的他乡进士，时间截止于金哀宗正大七年（1230）。该碑载：“承安五年阎咏下：武洵直武功、高嵩遂城、刘从谦安邑。”②据此可知，武洵直是武功县（武亭县）人。武洵直登第是在金章宗承安五年（1200）阎咏榜下，阎咏，后避卫绍王讳改名长言，字子秀，是当年的词赋科状元，武洵直应试的科目也应该是辞赋。由于武洵直是武功人，虽然黄斡窝鲁不墓志所立的承安四年（1199）他尚未中第，但想必在家乡文声甚重，因而移居武功的黄斡窝鲁不去世后，家人才找武洵直撰写墓志。
  尽管武洵直没有其他事迹可考，但从姓名来看，金代著名的画家武元直很可能是他的兄弟。武元直虽然一生画作众多，而且多位金朝诗人留下了为其画作所作的题画诗，但其流传下来的作品只有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赤壁图》一幅而已。他的生平，留下来的记载也很简单：“武元直字善夫，明昌名士，能画，有巢云曙雪等作。 ”③实际上这仅有的 一句对武元直生平的记述也是出自元好问的诗题《武善夫桃溪图二首》①和《巢云曙雪图，武元直笔，明昌名士题咏》②，并且夏文彦和朱谋垔都理解有误，所谓“明昌名士”，不是说武元直是明昌名士，而是说武元直绘制的巢云曙雪图有诸多明昌名士的题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吴磷病笃与蜀口谋帅：南宋高孝之际四川军政探析①
  陈希丰
  南宋因偏安南中国半壁江山的立国格局，四川地区的边防战略地位十分突出，时人因有“无蜀是无东南”之言。②然而，由于四川与东南核心区的空间距离过于遥远，致使朝廷对该地区的管控存在不小的困难。 ③对此，宋廷不得不调整统治策略，一方面适度容忍四川地方势力——特别是地方武将势力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派遣以文臣为主体的宣抚使、制置使、宣谕使及总领财赋等任职蜀地，赋予其一定的便宜权，使之充当朝廷治理四川、协调中央与地方势力间关系的代理人。④由此，不同时期内，围绕央地、攻守、和战、文武、军民等多组矛盾，南宋四川军政运行呈现出朝廷、治蜀代理人及地方武将势力间极为复杂的关系。
  对于南宋四川军政的探讨，尤以吴氏将门这一议题最具牵动力，长期吸引着中外学者不断探索。陈家秀、伊原弘、王智勇、杨倩描、何玉红等都曾对此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⑤最近，王化雨撰文梳理吴挺事迹，弥补了学界对吴氏第二代掌门人研究略显单薄的缺陷。⑥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聚焦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至乾道五年（1169）相对较短的一个时段，重点考察以往研究较为忽视的高孝之际朝廷与治蜀代理人围绕蜀口大将吴磷病笃的反应与措置及由此引发的蜀口谋帅事等相关问题。
  之所以能集中梳理这段史事，主要有赖于史料呈现的多维性。处理南宋四川军政运行 问题，需充分照应朝廷、治蜀代理人及武将势力三方的声音。《宋会要辑稿》《宋史·本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基本史籍更多呈现的是朝廷一方的措置、考虑，由《汉滨集》《文定集》《历代名臣奏议》所存王之望、汪应辰、虞允文的书奏材料则可部分窥知这一时期治蜀代理人的意见。通常而言，武将在历史进程中属于相对“失语”的群体，但《吴磷神道碑》《吴挺神道碑》《杨从仪墓志铭》《任天锡墓碑》等墓志碑刻材料的存世或出土却为我们追索高孝之际四川武将的行迹提供了可能。笔者相信，基于官方史籍文献、书奏与碑刻资料所呈现出的史事面貌或将成为我们观察南宋朝廷与四川间政治博弈、权力运作、信息沟通等问题的绝佳案例。
  一、吴拱与姚仲：王之望的忧虑
  绍兴和议签订后，宋金之间维持了二十年的和平局面。至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1161）五月，金主完颜亮遣使求宋“淮汉之地及指取将相近臣”①，将南下意图公之于世。宋方随即针对江淮、京湖、四川三大战区做出一连串部署。四川方面，任命宿将、判兴州、领御前诸军都统制职事吴磷为四川宣抚使，负责统合蜀口三大都统司（兴州、兴元、金州）战力，主持前线军务，保固川蜀。
  需要略做交代的是，绍兴十一年（1141）以后，南宋政府逐次收取淮东、淮西、京湖、四川四大宣抚司兵权，将各战区主力正规军分隶于镇江、建康、池州、鄂州、金州、兴元、兴州七大都统司，由御前诸军都统制（简称都统制，又称戎帅）掌领。位于四川战区的三大都统司，以兴州居首。这不仅与吴玠守蜀后所形成的军事传统有关，也是出于战区边防的现实考虑：兴州控扼陈仓、祁山两条最主要的北军入蜀通道，防守压力极为吃重。②据乾道三年（1167）所立蜀口屯驻大军军额数，兴州都统司六万，兴元一万七千，金州一万一千。③兴州都统制所统兵力是兴元、金州二司总和的两倍，其在四川战区举足轻重的⑤地位可见一斑。时人因有“四川大军，独武兴为多”④的论断。绍兴和议以后，兴州都统司长期由吴磷掌管。在他治下，“西路（按即兴州）兵为天下最”。
  事实上，以绍兴九年（1139）吴玠病逝为契机，宋廷在四川地区已率先完成“以文制武”⑥。吴磷虽以右护军都统制继兄掌兵，但须服从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郑刚中节制；他本人也与蜀口另两员大将杨政、郭浩比肩而立，在地位上并无轩轾。此次金宋战火重燃，宋廷并未委用制置使王刚中，而是以吴磷出任四川宣抚使，令其全权指挥蜀口大军。这一举措固然是对吴磷军事统御能力的肯定及兴帅地位的承认，同时也是中央为抵御强敌、保固四川不得已对 “以文制武 ”方针所做的调整。
  不过，此时的吴磷已六十高龄，且身染沉疴。据时任四川总领王之望观察，磷“平时多病 ”，且嗜服丹药， “日饵丹砂数十百粒 ”， “时复发作 ”⑦。羸弱的身体状况势必会影响吴磷对 前线战局的掌控，为战区最高军事指挥系统的瘫痪埋下隐患；但就中央与地方武将势力关系而言，吴磷的病情又为朝廷打破吴氏对蜀口军政的主宰提供了机遇。故此，围绕吴磷病笃及其继任者暨兴州都统制的选用问题成为此后数年间牵动南宋朝野目光的一大焦点。
  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初，金军袭取大散关，拉开了“辛巳之役”的帷幕。吴磷闻讯，亟从驻地兴州北上，坐镇杀金坪指挥御敌。不过，重病中的他甚至已无法骑行，只能“肩舆”上垒。①在摸清金方仅是牵制性进攻后，吴磷随即遣兵驰出祁山道奇袭陇右，一面整军由陈仓道正面进攻大散关与和尚原要塞。起初，吴磷尚打算亲率大军扣关，无奈苦于脏腑之疾，“脏腑稍安，又苦肾肠之疾”“每疾剧时，亦颇危殆”，最终只得命兴元都统制姚仲代其指挥，自己则于十一月初回兴州大营养病。 ②
  兴州都统司奇袭陇右的军事行动颇为顺利，连克秦、陇、洮、兰诸州；蜀口右翼的金州屯驻大军也在统制官任天锡的率领下收复商、虢、华、陕，关中大震。③与江淮战场的节节败退相反，宋军在川陕战场捷报频传。
  然而，当年十一月，四川总领王之望却为这一大好局势泼出一盆冷水。他指出川陕战场存在两大隐患：其一是主攻大散关、和尚原一线的兴元都统制姚仲迟迟无法打开局面，致使宋军始终不能对金方关中腹地构成直接威胁；其二则是战区统帅吴磷的身体状况，“势颇危殆，人心忧惶 ”。 ④为此，王之望多次向朝廷传报吴磷病情，并建议将其侄吴拱调回四川。 ⑤在其中一份奏札中，王氏说：
  蜀人前此恃以为安者，以其侄吴拱在此，缓急有赖。吴拱移襄阳，渠每以失助为忧。今疾如此，岂可不预为之所..目今蜀中形势，不若亟令吴拱复还。使吴磷一向安健而得吴拱之助，则军声愈振，可以速成大功。假使疾势增损不常，则此一军亦无他虑。吴磷既为宣抚，而尚领都统职事，若除吴拱为都统，而吴磷以宣抚使判兴州，于体尤顺..人命不可知，一方安危，所系至重，望朝廷权事轻重，速赐处置施行。 ⑥
  绍兴中后期，吴拱历任兴州都统司后部统制、中军都统制、阶成西和凤州都钤辖，长期主持关外四州防务，是吴磷捍御蜀口的重要助手。⑦据说吴磷对他十分倚重，“出则使之统率，居则赞其谋议”⑧。“辛巳之役”前夕，作为战区间协调的一部分，吴拱受命移镇襄阳，取代田师中出掌鄂州都统司。十月下旬，由于江淮战事吃紧，原京湖制置使、马帅成闵回援东南，吴拱遂以鄂帅接任京湖制置使之职，成为中部战场总指挥。①
  吴磷当时是以判兴州、领御前诸军都统制职事的身份兼任四川宣抚使。在王之望的构想中，朝廷可除授吴拱兴州都统制，使其回归蜀口，分担吴磷的部分职任，充当其臂膀。这样，不仅吴磷可适当分散压力，使四川 “军声愈振 ”；更重要的是， “疾势增损不常 ”， “人命不可知 ”，一旦吴磷丧失指挥能力甚或溘然去世，吴拱作为 “储帅 ”便可就地接掌战区统帅之职， “缓急有赖”，使蜀口高层军事指挥权得以平稳交接。
  从《汉滨集》及《系年要录》所存王之望书奏来看，他之所以如此急迫想要调回吴拱，很大程度上是担心战区指挥权会落入兴元都统制姚仲手中。南宋初年，吴玠保固蜀口，除得吴磷协助外，另有杨政、田晟、姚仲、王彦、王俊、王喜、李师颜、杨从仪等八位较为倚重的统兵将领。②“辛巳之役”爆发时，姚仲、王彦、李师颜、杨从仪四人尚在四川军前。其中，姚仲以保宁军节度使任兴元都统制，王彦以保宁军承宣使任金州都统制，二人与兴州吴磷构成新的蜀口三大将格局；杨从仪、李师颜则分任兴州都统司左部与右部统制。 ③
  以此时四川战区诸将序位而言，一旦吴磷谢世，职衔最高、掌兵最多的便是姚仲。由于道路遥远，又值战时状态，未做人事部署的宋廷极有可能依据“名位高卑、军旅寡众次授兵柄”的原则，就地起用姚仲代吴磷掌军。此种局面是王之望断然不愿见到的。自绍兴二十五年（1155）担任潼川府路转运判官，王之望在四川供职已历六载，深谙蜀事。④据他观察，姚仲不仅“全无谋略”，“非大将之才”，且治军无状，在任兴元帅期间，“所至掊克”侵用“赡军、常平窠名”“多占官军义士以充其役，民不聊生”，兴元一府，军政败坏至极。，他甚至预言“若此人得志，，必为川蜀大患 ⑤。
  王之望关于将吴拱调回蜀口的建请无疑是站在战区立场提出的。多年供职蜀地的经历使他对姚、吴二将的情况了如指掌。在他看来，姚仲徒有虚名，绝不可倚重，唯有以吴拱继掌兵权方能延续川陕战场良好的进攻态势。在随后的战事进程中，姚仲先是久攻巩州、德顺二城不下，复又惨败于原州城外的灾难性表现，完全印证了王氏对其军事才能的判断。
  然而，最高决策层的考虑却与身处地方的王之望迥然不同。吴氏将门世掌蜀口兵柄的局面绝非朝廷所乐见。姚仲再不济，终不失沙场宿将。若于此时将吴拱调回，待其在川陕战场建立功业、进一步积攒人望，则其继掌兴州大军将势成必然。针对王之望所奏，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洪迈即指出“吴氏以功握蜀兵三十年，宜有以新民观听，毋使尾大不掉”⑥，可谓直露朝廷“防弊”的心声。再者，就随后金州都统制王彦不遵吴磷将令的事实来看，⑦吴拱作为后进，能否有效统御姚仲、王彦等元老宿将，也存在较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于王之望的建请，朝廷迟迟不予回应。我们在史籍中也未见宋廷针对吴磷病笃预做人事上 的安排，或许以姚仲接掌兴州都统司正是朝廷所希望的。
  随着战事的不断推进，进入绍兴三十二年（1162）后，以德顺军为核心的陇右地区逐渐成为左右川陕战场乃至整个宋金战局的焦点。然而，临安城却盛行起吴磷“心疾”病危的传言，以致朝野人心惶惶。①吴磷康健与否，不仅于川陕战局关系甚深，对宋方下一步和战方略的实施亦具牵动作用。二月一日，刚刚立下采石却敌之功的虞允文受任兵部尚书、川陕宣谕使，赶赴蜀口。除负责“措置招军买马”②外，实地考察吴磷病情也是他此行的重要任务。到达蜀口后，针对战区人事格局，虞允文曾有过一道奏札：
  臣窃见吴磷军前除李师颜外，委无晓练军政可以倚仗之人。而师颜年已七十有三，至今未肯率领利州东路职事。..若磷果病，如王彦在商州，相去既远，李师颜年已衰暮，姚仲、傅忠信皆非磷比，不足任大事。臣先日乞归班面奏事，正谓蜀去朝廷远，有此等事不一，利害至重，缓急无以支梧，委非余路之比。..欲望陛下速与大臣共议，早赐处分。 ③
  在奏札中，允文向朝廷陈述了李师颜老病、吴磷身边别无“晓练军政可以倚仗之人”的蹙迫形势，同时断言兴元都统制姚仲“不足任大事”，所见与王之望先前的奏陈别无二致。只不过，不同于王氏力主调回吴拱，虞允文并未给出直接的人选建议。
  作为新近派往蜀地的代理人，虞允文的上奏使朝廷不得不考虑将吴拱调回四川，随后发生的原州兵败事件则让以姚仲接班吴磷的设想彻底搁浅。时值西线战场胶着时，宋金双方都在陇右投入重兵。一旦主帅吴磷病逝，若继任者不得其人，不仅新收复的陇右地区将瞬间易手，蜀口保守亦成问题。与川陕形势的迫在眉睫相比，吴氏世将的坐大毕竟只是一种“隐忧”。对此，朝廷完全可以耐心等待时机，从长计议。于是当年下半年，已升任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的吴拱被新皇孝宗放回川陕战场。④不过，吴拱归蜀后担任的并非王之望所期待的兴州都统制，而是阶文龙州经略使、兼知阶州一职。在“抑制吴氏世将”与“保固四川”两种取向间，朝廷虽然再度选择了后者，但对吴拱的任用还是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二、地方与中央：谋帅的分歧
  乾道元年（1165）初，吴磷（时任四川宣抚使、判兴州、领御前诸军都统制职事）不顾孱弱的身体，“抗章请朝”⑤。当时，隆兴和议刚刚达成，边境形势尚不完全明朗，遭遇德顺退师重创的蜀口屯驻大军也亟须抚定军心。六十四岁高龄的吴磷选择于此时远赴临安觐见，目的有二。其一，旨在以实际行动回应兵部侍郎胡铨等人对其跋扈难制的指控。隆兴二年（1164）八月，胡铨在《应诏言事奏》中指责吴磷“靳辱”四川制置使沈介，将 “川蜀之虑 ”与 “金人之患 ”并列为 “当今急务 ”，建议朝廷遣派重臣弹压。 ⑥更有臣僚直言吴 磷“执权专，处心忌”“握兵蜀口，必贻后患”①。东行途中，吴磷先是上疏恳求辞去四川宣抚使之职，随即又表，请致仕，实际都是示朝廷以恭顺姿态。②其二，是在兴州都统制继任者问题上为爱子吴挺争取朝廷的支持，使新皇孝宗能接受吴氏将门继续掌领兴州大军的局面。临行前，吴磷特意以便宜权留吴挺（时任兴州都统司中军统制）权知兴州，主持蜀口防务。 ③
  四月底，吴磷一行抵达临安。这是继绍兴十二年（1142）后吴磷生平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造朝。朝廷给予其许立家庙、进封郡王、皇子入谒等一系列至高礼遇与恩数。④入朝期间，孝宗果然就兴帅入选一事询问其意见。吴磷则直言不讳，以“臣第五子挺忠智可任”为对，力荐吴挺接掌兴州都统司。⑤实际上，与吴挺过于年轻（时年二十九岁）且缺乏独当一面的经历不同，阶文龙州经略使、兼知阶州吴拱本应是兴帅最合适的人选。然而，由于稍早前吴磷、吴拱叔侄失和，致使吴磷在继任者问题上更属意吴挺。 ⑥
  考虑到兴元都统制、知府李师颜已于隆兴二年（1164）年末病逝，五月二十三日，朝命以吴磷移判兴元，仍领四川宣抚使。⑦这一人事变动值得注意。由于吴磷出川前已奏任吴挺权知兴州，代掌军务，宋廷于此时命吴磷改判兴元，实际是对吴挺主政兴州的变相承认。果不其然，当年年底，吴挺晋升 “本军都统制 ”⑧，超越吴拱成为四川战区仅次于吴磷的二号人物。
  于是我们看到，吴磷造朝最终形成的局面是由他本人主政兴元、爱子吴挺掌领兴州、其侄吴拱节制关外四州兵马。吴氏将门对于蜀口军政的掌控非但未因和议的达成、朝臣的非议而终结或削弱，反而愈显强势。
  从表面上看，孝宗对吴磷恩遇无二，又对其子吴挺继掌兴州大军的局面予以承认。吴磷入朝的两大目标可谓圆满达成。但这一美好图卷下，实则暗潮涌动。长久以来，吴氏对蜀口兵柄的把持一直被宋廷视为隐患。“辛巳之役”爆发前，高宗虽迫于战争形势任命吴磷为四川宣抚使，但在随后的战事进行过程中，朝廷迟迟未肯应允王之望将吴拱调回蜀口的建请，就是不希望看到吴氏过于尾大不掉。而今吴磷老病、宋金战火重熄，正是朝廷打破吴氏将门对蜀口军政主宰的绝佳时机。只不过碍于吴氏保守陕蜀三十余年，根基牢固，吴磷本人又无过分跋扈之举，废弃功臣宿将也与孝宗所塑造的 “恢复 ”气质不符，故而一时隐忍未发。朝廷所等待的，只是吴磷寿终正寝的一刻。
  吴磷离朝后，宋廷便开始运用多种渠道物色兴帅入选。乾道二年（1166），通过参知政事魏杞的谘目，孝宗向时任四川制置使汪应辰咨询蜀中诸将之能否，要求他在蜀口大军中举荐 “材略威望、众所推服 ”统兵官，并特别指出所荐之入 “不必材堪宣抚 ”， “但得 可总兴州大军 ”。汪应辰得旨后，具奏荐举了如下三个人选：
  臣伏见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安远军承宣使、知阶州吴拱，持身谨廉，御众严整，家世忠义，常以捐躯殉国为志，而详审沉静，事不轻发，出入扬历，名迹益着。其父吴玠，效死百战，以保全蜀，蜀人怀其恩德，所在庙祀，而拱又能如此，非独士卒乐为用，百姓亦喜之。如隆兴二年，金人大入，诸将皆出，独拱祁山一战之捷，人赖以安。而或者指为怯懦（选）〔避？〕事，亦可见其不然矣。又伏见果州团练使、阶成西和凤州兵马钤辖、御前后军统制、节制利州屯驻军马吴胜，骁勇忠朴，处事平允，晓练军政，善拊士卒，比之吴拱，可以为次。又伏见降授郢州防御使、充荆湖北路马步军总管姚仲，世为将家，关辅之人，素所信服。仲前后立功，多在川陕。绍兴三十一年，原州之战，盖恃勇轻敌，以致失利，然士卒初无间言，至今思之。其得罪闲废，常有感慨发愤、刷耻自效之志。既而沈介为湖北京西制置使，乞辟仲随行，亦以缓急可使。 ①
  汪应辰所荐三将，明显存在主次先后顺序，首荐吴拱，次荐吴胜，末荐姚仲。就其对三将的文字叙述来看，用于吴拱的篇幅远多于吴胜与姚仲，反映出在兴帅人选上汪氏对吴拱较强的倾向性。值得注意的是，除强调吴拱具备“御众严整、详审沉静”的统帅素质外，汪应辰还特别提及蜀人怀吴玠恩德，而拱承其父风，“士卒乐为用，百姓亦喜之”，必能安定战后四川军民之心。“吴氏世将”这一朝廷最为忌讳的因素，却被制置使汪应辰视作重要加分项，再次显现出在蜀口谋帅问题上宋廷与其代理人之间存在的立场差异。
  南宋时期，四川制置使多由文臣担任，主要负责协调四川地方势力（突出表现为地方武将）与朝廷的关系，充当朝廷在四川地区代理人的角色。原则上说，制置使等治蜀代理人须遵循、秉持中央意志，一切以朝廷利益为出发点；然而，由于对战场局势、地方实情有着更为贴近、深刻的认识，使得他们又未必事事都与朝廷方针保持一致。在蜀口谋帅问题上，汪应辰自然洞悉此时朝廷择帅的基本考虑以及吴氏与朝廷间微妙的关系，但他依然直陈吴氏将门在四川根深蒂固，未可骤然摒弃，任用吴拱，有利于凝聚、稳定四川军民之心的意见。不难想见，汪应辰这通奏札上达天听后，孝宗定然不会满意。
  四年前曾任川陕宣谕使的虞允文，也因熟知西边军情而被御笔询以“蜀口谋帅事”。不过，奉祠在家的虞允文或许是出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考虑，并未提供吴磷继任者的确切人选，只是将兴元都统制王权一棒打倒，强调此入“贪而狡，他日必误事”。此外，虞允文还建议孝宗转换思路，尝试从 “官职未贵极中拔而用之 ”，这样受任者 “必能深自勉励 ”，朝廷也更容易驾驭。 ②
  除征询现任与前任蜀中大员意见外，将被荐或备选武将召赴行在予以当面考察也是南宋君主物色、选拔各战区高级统兵官的重要途径。高宗时代即已形成轮流宣召上游统兵官入朝面见的传统。③据《宋会要》记载，乾道二、三年间，王贵、张平、姚志、吴胜等多位 蜀口中高层将领都曾奉诏赴阙。①虞允文也在章奏中谈到孝宗先后 “两降指挥 ”，召张平等五人 “异时赐对，或有可以备选择 ”的事实。 ②
  与四川宣抚使吴磷属意吴挺、制置使汪应辰举荐吴拱不同，宋廷显然更希望能绕过吴氏兄弟、在蜀口诸将中另觅兴帅入选。然而，考察面试的结果令孝宗倍感失望，哀叹被召将领“一无可使”③。事实上，就当时情势而言，要想在军队人事层面强行打破吴氏将门对蜀口兵柄的掌控，确非易事。这要从 “辛巳之役 ”后吴氏兄弟与蜀口屯驻大军中其他统兵将领的整体状况谈起。
  前已述及，“辛巳之役”中，吴拱已担任鄂州都统制、京湖制置使等要职，成为与宿将吴磷、刘锜并列的大战区统帅。在乾道二年（1166）八月宋廷所立“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格目”中，吴拱所统辖的京湖战场竟有三处战功（茨湖、确山、蔡州）入选。④虽然战功名录的选取标准存在一定争议，但仍难掩其统御却敌之功。隆兴二年末，回归蜀口的吴拱（时任阶文龙州经略使、兼知阶州、权知成州）又取得了祁山堡之战的胜利。 ⑤
  “辛巳之役”期间，吴挺的表现同样抢眼。他先是率军攻克坚城治平寨与巩州，既而连败金军于德顺军、瓦亭寨，“一月而三捷”；姚仲兵败原州后，吴挺受命暂节制兴元都统司军马，成功稳住了颓势。⑥可以说，当时年仅二十四岁的吴挺虽未能在“辛巳之役”中担任方面统帅，但却是高孝之际四川战区乃至整个南宋军界涌现出的为数不多的“将星”。
  与“二吴”高光表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孝宗初年，四川战区统兵官队伍出现了严重的“断档”危机。首先是吴玠时代遗留下的几位元老宿将纷纷在战后退出历史舞台。兴元都统制姚仲因原州兵败被责，自此退出一线统兵将领行列⑦；金州都统制王彦则因与吴磷的矛盾移调两淮战场，担任建康都统制，后因昭关之败，也被弃用⑧；继姚仲出任兴元都统制的老将李师颜病逝于隆兴二年末⑨；乾道二年九月，原兴州都统司左部统制、老将杨从仪奉祠⑩；同年， “辛巳之役 ”中表现突出的兴州都统司统制官、老将向起谢世。 ■
  中层统兵官队伍的损耗同样严重。这主要导源于原州、德顺两次重大战事失利。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月，姚仲率大军救援原州，兵败于城外北岭。此战失利，致使兴元都统司精锐部队消亡殆尽，统兵官队伍遭遇毁灭性打击，兴州前军同统制郑师廉以下 “统领 官七，将官三十，队将七十有三，并死于阵 ”①。数月后的德顺退师之败，更是四川战区自富平之败后最大的浩劫，西兵精锐 ——兴州都统司 “正军三万余人 ”，最后 “实收到人未及七千 ”“统制、将佐所存无几 ”②。
  总之，，一方面，吴氏兄弟在“辛巳之役”中的表现具有足够说服力；另一方面，由于正常的代际更替、战事失利等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孝宗初期，曾经猛将如云的蜀口大军人才凋敝，很大程度上已陷入无将可用的尴尬境地。朝廷想要摒弃吴氏兄弟、在四川战区另觅良将，实属不易。
  三、从任天锡、吴胜到员琦、吴拱：戎帅的更替
  正当宋廷多方探求蜀口统兵官优劣堪任之际，制置使汪应辰则坐镇成都，密切关注着蜀口动向，并实时向朝廷传递有关吴磷病情发展的讯息。乾道三年（1167）三月，在与同知枢密院事陈俊卿的一通书札末，汪应辰谈及吴磷近况，称二月二十一日吴氏曾一度病笃，“急召其二子知利州、绵州者”，稍后又传出病情趋于缓和的消息，只是二子“尚未回任”。③四月初，汪应辰向朝廷发出奏报，称吴磷再度病危，已召其长子、知利州吴援驰赴兴州。五月六日，宰执蒋芾、虞允文等进呈此奏，御前会议就兴帅入选问题展开讨论。对此，《宋会要辑稿》职官门有如下记述：
  上曰：“万一吴磷不起，谁可以代之？”又谓虞允文曰：“卿（言前）〔前言〕任天锡可代吴磷，亦是。”允文奏曰：“不（职）〔识〕任天锡。顷在山前，闻诸将士多服之。”臣芾奏曰：“闻其人已老，亦是宿将。”上曰：“可召赴行在，试观其人。”④
  显然，在此之前，知枢密院事虞允文曾向孝宗举荐过金州都统制任天锡可接任兴帅一职。⑤较之不能体察圣心的四川制置使汪应辰，虞允文似乎更能把握孝宗弃用吴氏兄弟的心意。不过，当孝宗提及此事后，允文谨慎表示自己并未接触过任天锡，他的信息来源只是任氏在蜀口将士中的口碑。再者，正如参知政事蒋芾所言，任氏固然算是宿将，且在 “辛巳之役 ”中有着不错的表现，但毕竟 “其人已老 ”——时年六十七岁⑥，能否担负起统帅兴州大军的重任，孝宗尚举棋不定，于是决定仍用宣召赴阙的老办法，亲自予以考核。
  五月十七日，一代名将吴磷病逝于兴元，享年六十六岁。⑦然而，此时的宋廷仍未选定兴帅人选。稍早前，汪应辰已上达了吴磷病亟的信息。对此，六月四日的御前会议再次商讨继任者问题。据《宋会要辑稿》职官门记载：
  （乾道三年）六月四日，上宣谕宰臣曰：“吴磷病亟，诸将未有可代之者。昨召任天锡，外闻其人已老，万一不堪，何人可用？且令汪应辰移制置于利州，时暂节制诸军马，朝廷却徐择其人。”陈俊卿奏曰：“诸将极难得人。且如知洋州、都统制王权，亦未甚惬众论。”上曰：“朕亦知之。但无其人，当时且令往，朕朝夕亦不放心。 ” 虞允文奏曰： “此人淮西两败事，如何可用？” “诚是诚是。 ”于是有旨，以吴胜为利州东路都统制，王权召赴行在。 ①
  这段文字蕴含的信息量颇大。其一，依照计划，当时朝廷已宣召金州都统制任天锡入朝。就“外闻其人已老，万一不堪”的表述来看，孝宗对任天锡接掌兴州大军似乎并无太大信心。其二，由于兴帅继任者迟迟未能选定，朝廷只得令成都方面的四川制置使汪应辰北上利州，暂时掌控局面；其三，孝宗“诸将未有可代之者”、陈俊卿“诸将极难得人”的感慨，透露出决策层试图搁置二吴、在蜀口另觅良将的艰难；其四，虞允文再次揭出兴元都统制王权淮西兵败的旧伤疤，王权不但无缘更进一步，反而连兴元帅的位置都不保；其五，此前汪应辰所荐、曾入朝面圣过的兴州都统司后军统制吴胜被提拔为兴元都统制。这场旨在商讨兴帅人选的御前会议，最终是以兴元帅的人事更替收场。
  至于兴帅一职的归属，传世文献未予正面记述，现代学者也鲜有人论及此事。所幸20世纪80年代出土的《任天锡墓碑》为我们提供了关键信息：
  乾道三年，召还。会西帅吴信王磷薨，乃改除公兴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落阶官，任和州防御使。 ②
  被召赴阙的任天锡最终通过孝宗的面试，荣任兴帅之职。“辛巳之役”后短短数年间，这位老将受惠于蜀口特殊的军政格局，竟完成了由金州屯驻大军统制官到金州都统制再到兴州都统制的 “三级跳 ”。
  在此期间，吴磷爱子吴挺的动向同样值得关注。在吴磷生命的最后两年间，吴挺一直是兴州大军的实际主持者。据《吴挺墓碑》记载，乾道三年（1167）四至五月间，自知时日无多的吴磷曾遣派吴挺入朝奏事，试图通过面谈的方式使之博得孝宗的好感，进而获取朝廷对其继任兴帅的认可。③面对来朝的吴挺，孝宗摆出一副欣然接受的姿态，不仅与之恳谈“至漏下十余刻”，还任命其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节制兴州军马”④。可以说，距离兴州都统制一职，吴挺仅剩名分上的差别。然而，当他满心欢喜回到蜀口后，得到的却是任天锡掌领兴州大军、自己转任金州都统制的诏命。最终，失去父亲庇护的吴挺也只得接受朝廷的安排，前往金州赴任。
  总之，吴磷去世后，蜀口暂时形成了原金州都统制任天锡移任兴州都统制、原兴州都统司后军统制官吴胜升任兴元都统制的局面。吴磷选定的接班人、此前实际主持兴州军务的吴挺仅仅被安排在实力最弱的金州都统司，而另一位吴氏翘楚吴拱甚至连戎帅的行列都未跻身。吴玠、吴磷兄弟对兴州大军长达三十余年的把持就这样轻而易举被孝宗打破。
  不过，透过《宋会要辑稿》所载御前会议上孝宗君臣的选帅过程来看，起用任天锡、吴胜掌领兴州、兴元二司，与其说出自朝廷的精挑细选，毋宁说是一种近乎无奈的权宜之举。“吴磷病亟，诸将未有可代之者”才是孝宗眼中蜀口军政的实况。果然，不久之后，孝宗便自我否定，称任天锡“营私”、吴胜“愚暗”“又皆常材”，根本无法担当重任⑤；加之强行阻截吴挺掌领兴帅可能造成的动荡，而暂代，宣抚使职务的汪应辰又从未涉及军事，恐难掌控局面。于是，六月十二日，素以知兵事著称的虞允文受命以资政殿大学士出任四川宣抚使，赶赴蜀口。①据周必大《泛舟游山录》的记载，虞允文于六月二十日便匆匆启程。②闰七月二十九日，他已抵达蜀口东端的金州地界，行程仅两个月。③回顾隆兴二年汪应辰上任四川制置使，仅从江西饶州舟行至夔州路的万州便花了整整四个月。 ④两相比照，朝廷对于彼时蜀口局势的焦虑心态可见一斑。
  到达四川后，虞允文随即着手察访任天锡、吴胜二将事迹。很快他便发现任天锡“天姿暗懦，治军无律”“贪而多欲”，吴胜“蠢愚无识”“不严军律，多徇人情 ”，于是密奏“二人委非大将之材，无以服众，缓急之际，必误国事 ”⑤。这一指控与孝宗先前的判断可谓同符合契。
  基于“去一大将必先得一将材”的原则，朝廷并未立即罢废任、吴二将，而是令虞允文加紧物色新的戎帅人选。此后一年间，选帅成为虞允文在蜀工作的重点与难点。据他观察：“蜀之宿将或更练边事，或勇于战斗，或有一长为人所称者，如吉方、孙政、刘兴、赵丰、卢晖老且惫矣，如梅彦、张延、惠逢、李谅、刘海、姚志病且废矣。其次虽有十数人，而未为人所服。”⑥原州兵败、德顺师溃对于四川战区的消极影响深刻且久远。曾经雄视天下的四川大军，竟至无将可用的境地，实在是莫大的讽刺。为此，虞允文数度上奏，直言 “今之蜀将诚未有当选者 ”⑦、“西边将材绝无卓然者可以副陛下大用”⑧，试图改变孝宗“只欲就蜀军选择”统帅的固有思路。在此期间，孝宗还曾付下御笔，有意起用姚仲为东路兵帅，重掌兴元都统司，但遭到虞允文抵制。 ⑨
  针对“蜀将诚未有当选”的局面，虞允文提出选帅的两套方案。一是优先考虑从东部或中部战场调遣暂无军职的统兵将领入川。他的具体建议是：
  若见今主兵将帅官不可辍遣，臣询之舆言，求之废放中，而旧尝为陛下之所大用者，如李显忠、邵宏渊二人，或可用于西路，员琦、刘源二人，或可用于东路及金州。 ⑩
  李显忠、邵宏渊皆系江淮战区宿将，“隆兴北伐”期间被张浚用作统兵大将，后因符离之败获罪废罢。员琦原为刘锜部将，“辛巳之役”皂角林一战成名，当时刚刚接替王宣出掌荆南都统司，镇守襄阳。■刘源，乾道初年任建康都统制，三年八月罢军职，移任荆湖南路马步军总管，驻守于潭州。 ■四将中，李显忠官资、声望最高，邵宏渊次之，员琦、刘 源又次之。
  从《历代名臣奏议》所存乾道三年至四年间虞允文奏疏来看，他最属意的兴帅人选当是李显忠。这应与二人曾有过短暂共事的经历有关。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末，虞允文（时任督视府参谋军事）与李显忠（时任建康都统制）共同负责建康至镇江一带江防。在此之后，不论出任京湖制置使还是四川宣抚使，虞允文都不遗余力地举荐李显忠，希望引为臂膀。①不过，对于这员宿将，志在有所作为的孝宗显然另留重用。 ②
  二是从蜀口现有统兵官中勉强择取。对此，虞允文同样上呈了一份推荐名单：
  吴拱以纪律严静，军士畏爱，可以委任。其次如李获之刚勇，王承祖之沉鹜，梁炳之明练，皆有军中之誉，或可仰备采择。 ③
  与汪应辰一样，吴拱是这份名单中的首选，李获、王承祖、梁炳等人次之。
  乾道四年末，任天锡、吴胜二将双双被罢。同时，荆南都统员琦由京湖战场奉调入蜀，接掌兴州都统司，吴拱则被任命为兴元都统制，王承祖出任金帅，组成新的蜀口三大将格局。④该人事格局的关键在于吴拱掌领兴元都统司，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朝廷对于吴氏世将的妥协。从此前御前会议上孝宗君臣择帅的过程来看，吴拱、吴挺兄弟并未出现在朝廷考虑范围内，汪应辰、虞允文等治蜀代理人先后力荐吴拱，也不得不使孝宗有所折中。于是，将吴拱安排到戎帅行列，但又不使其掌领兴州要地成为孝宗最终的安排。
  以员琦、吴拱分掌兴州、兴元二司的人事布置，在杨万里所作《忠肃虞公神道碑》中被当作虞允文治蜀功绩的重要一环加以称颂。碑文曰：
  公开幕府于利州..首荐员琦为西帅，吴（珙）〔拱〕属东帅，..大将得人，后进获伸，诸军欢呼，四蜀交贺。 ⑤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任用员、吴为帅后四川兵士的反应。作为 “空降领导 ”，员琦出掌兴州都统司显然不足以引发蜀口诸军的热烈反响，能造成 “诸军欢呼”效应的只可能是吴拱出任兴元都统制这一任命。“诸军欢呼，四蜀交贺”八个字反映出吴氏家族在四川战区无可比拟的声望，更折射出南宋朝廷及其代理人在抑制吴氏世将与治理蜀地过程中的纠葛。
  此后数年间，员琦、吴拱、王兴祖分掌蜀口三都统司的格局较为稳固。四川军政格局将在淳熙元年虞允文去世、吴挺回归蜀口后发生新的变动。
  结语
  南宋时期，四川战区的吴氏武将势力既是国家抗击北方民族政权、保守川蜀的中坚力量，又是地方割据、国家分裂的潜在威胁因素。因此，不论在制度设计层面，还是人事更替过程中，对于吴氏，宋廷始终存在两种同行相悖的思路：一方面，出于一贯的“防弊”原则，朝廷需要尽量抑制吴氏特别是吴氏世将的坐大，以消解地方割据的可能性；但同时，朝廷 又不得不倚仗吴氏稳固国防、加强边备，保证蜀口战力。
  吴磷病逝是孝宗朝前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在兴帅继任者问题上，朝廷希望摒弃吴氏子弟另谋良将，而王之望、汪应辰、虞允文等治蜀代理人则属意于吴磷之侄吴拱。吴磷病逝前后，蜀口军政格局在人事上短暂经历了从吴挺、王权、任天锡到任天锡、吴胜、吴挺再到员琦、吴拱、王兴祖分掌三大都统司的剧变。谋帅过程之所以略显曲折，其症结既不在于吴氏武将势力的强硬抵制，也非朝廷与治蜀代理人间存在的分歧，而是由于在处理该问题时，朝廷始终摇摆于 “抑制吴氏世将 ”与 “保固四川 ”两种背道而驰的思路。
  当金方将南下意图公之于世后，高宗第一时间采纳参知政事杨椿的建议，调整“以文制武”方针，将四川兵权全数交予吴磷，令其抵御强敌、保固蜀口。①然而，战事进行期间，对于四川总领王之望将吴拱调回蜀口、出掌兴州都统司的建请，朝廷却因深恐吴氏世将坐大，迟迟不肯应允。随着宋金西线战事进入白热化阶段，为保固四川，吴拱最终被孝宗放归蜀口。
  乾道初年，孝宗一方面对来朝的吴磷恩遇无二，并承认其子吴挺继掌兴州大军的局面，但另一方面又频频征求前任或现任治蜀代理人意见、宣召蜀口统兵将领入朝，试图绕过吴氏子弟另觅兴帅继任者。吴磷去世后，朝廷本已选定任天锡、吴胜分掌兴州、兴元二司，就此终结了吴氏将门对蜀口兵柄的主宰。但任、吴二将的素质并不令人满意，无法担负保固四川的重任。最终，在蜀口无将可用的窘境下，治蜀代理人虞允文与孝宗达成一致，由朝廷主动做出政策调整：从京湖战场调员琦出任兴州都统制，并起用吴拱接掌蜀口三司中实力相对居中的兴元都统司。对于旨在革除吴氏世将之弊的宋廷来说，吴拱就任兴元帅可谓一种“有限度的使用”，同时也是“抑制吴氏世将”与“保固蜀口”两种思路由纠葛趋于折中的反映。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助理研究员，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新发现《宋故知阶州高公墓志铭》释考
  蔡副全
  一、墓志铭释录
  《宋故知阶州高公墓志铭》（图1），全称《宋故亲卫大夫御前同统制军马知阶州高公墓志铭》，简称《高英墓志》，南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阶州通判成■仵撰文，景大林书丹、篆额，王永刊字。2017年出土于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东南山麓药木坪，今存武都莲湖公园。《高英墓志》洋洋洒洒近3000字，载录南宋建炎、绍兴中秦陇抗金战事十余场，多为《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等史籍未见细节，墓志铭涉及高英、徐徽言、吴玠、郭浩、王彦、吴磷等多位抗金名将。墓志纵130厘米，横75厘米。篆额“宋故知阶州高公墓志铭”10字置 2列，字径 9厘米；正文楷书 44行，满行 64字，字径 1.5厘米。
  宋故知阶州高公墓志铭（篆额）
  宋故亲卫大夫、御前同统制军马、知阶州（高公）墓志铭
  左朝请大夫、通判阶州军州、主管学事兼管内劝农事成（■）撰。
  公讳英，字景先。始高氏岚州宜芳人也。质重倜傥，不拘小节，未冠隶本州宣毅籍。建炎初，金人犯河东，公预城守，累立战功，补都虞候。明年，从统领军□□□□□□□属，敌人围城，公代使臣押兵接战，用绛帛束甲，以自标识，虏众辇攻具直造城下，守堞者惧，公挟劲弓，发三矢，毙三人，虏遂溃去。岚石路安抚使、知晋宁（军）□□□路军马徐徽言目睹勇锐，因召绛帛束甲者来前问公姓名，既慰抚之，录前后寄六资功，以河东经制司空名官扎，自都虞候借补成忠郎，差权河东第九□□□□河东诸郡多陷虏，晋宁军弓箭手指挥使郭龄、市民韩知常谋叛献城，城失守。公避乱抵鄜州，遇今金州安抚四厢都统王公彦，时为河东第九将，差公兼管扣□□□与结为忠义兄弟，升堂拜母，有无通共，母抚公如己生，纫缝食饮；嫂待公同□叔。共誓报国，集散亡自成一军，往依府州太守折承宣，时同州为河东陕西冲要，□公檄第九将王公招抚同州蒲城县，公实从行，至则蒲城已顺虏，虏众驻县，民畏，无敢意二。公乃率所部兵，乘夜焚城门以入，斩获虏人与同恶者甚众，救护陷蕃老幼千余口，倡谋归朝。宣抚处置使司嘉其来真，授成忠郎。四年，从收复永兴军先登，转忠训郎。永兴新复盗贼，旁午，帅司留公知高陵县事，招集逋散数千家，有盗张权者，拥众暴横甚恣，公度招降，不可。设伏以待，乘其不意，擒首领姚忙儿、郝立等二十余人，公亦被伤，转秉义郎。绍兴元年，凤州剧贼王太假金人声势杀戮守倅已下官吏者六十余家，公从本将会合景袤军马，贾勇士卒，率先陷阵，擒四百九十余人，得贼首二十余人，第功转敦武郎，升充宣抚处部将。二月，从防守秦州，值金人回军熙河，捍御奔冲把截黎子口无虞，转武翼郎。二年春正月，差权宣抚置使司选锋正将；三月，从解围方山原于百查岭，杀败金人汪龙岭、杀败泾原叛贼，转武德郎，排充选锋第十一正将。三年，以年劳迁武功郎。四年春三月，金人大入，犯仙人关旁杀金坪，公从制置都统吴公玠战御，属当前行，置阵严参，吴公指左右曰：“是固，能办贼也。”会连日大军全胜，转武德大夫。是时，公方壮岁矣。五年，从攻下秦州，中流矢而气益振，转武功大夫。九年，议和成。至十年，虏复背盟侵陵陕右，宣抚使司差公充行营右护军前部统领军马兼永兴军路兵马都监，从鄜延路经略王中卫彦，措画收复。夏五月，至醴州城下，黎明破城。擒千户张鹤等三人，百人长九人，牌子头八人，甲军二百四十余人，斩首一百五十余级，抚定□□，市不改肆，功居第一，转行右武大夫、文州刺史。天子锡命曰： “武功大夫高英，性资敏锐，材力骁雄，素称韬略之奇，久习封坼之守，操戈迎敌，率众当先，俘馘甚多，酋豪远遁，上功幕府，核实司勋，宠进横班，遥升郡绂。”训词美矣！是年，敌引重兵据青溪岭，欲攻取泾原。夏六月，节制陕西诸路军郭浩檄公自邠州尾袭，至招贤村横截虏骑，斩获过当，敌分三队翼而进，公分击之敌，追至麻务屯，复占青溪岭。闰六月，泾州城下，经战获捷，转左武大夫。（十）一年，从今都统少保于丁刘圈、剡家湾居前鏖战，转拱卫大夫。公与虏确，多立奇功，数授金带、金孟、白金，袍缯之锡旌其最也。越明年，金人寻盟，正南北疆界，自是休兵矣。
  公分屯益昌，移苍溪，又移剑山，又移左绵。先自龙阳屯武阶，又屯天水、屯河池、屯同谷、屯大安，凡十驻军，所至州县交口称誉，兵不犯，民不扰，咸畏爱之。十三年改差兼权发遗潼川府路兵马都监、都统少保。公简曲部将，佐之有器业者，欲稍试以吏事。二十三年，辟公摄龙州，既下车，究知宿弊，尽循律令，劝家桑，省刑罚。时租税宽逋负，抑强扶弱，惠养疲民，捐俸以修学校，置田以赡生徒，以次施行，人皆悦服。既去，绘公像以奉祠之于今黉舍，为一路冠。二十四年，御前左部同统制本管军马李兴祖亡，都统制司奏选公为代，天子俞请都统少保公。问曰：“公既升统制将，何以报朝廷？”公徐对曰：“平时训习将士，使遵军律，视其衣粮，无扰其私。一旦临敌，使性者勇，勇者奋，心力齐一，不敢瞻前顾后。此所以答知已报朝廷之职分也。”二十六年，阶州守臣王彦迁镇金州，有旨委四川制置使萧振领御前都统制，吴磷推择可充前军统制军马兼知阶州者，具名来上两司，以公应选，朝廷从之。公初即事，如龙州而加循良吏焉，州城左右白江、北谷二水交贯，每至霖潦，二水斗暴，岁为州患。公筑南北堤以防涨怒，工费不取于民，假诸营余力，帑廪余资，不劳而办。夹堤植杨柳，岁伐条枝补葺崩陷，为久远之利。增修雉堞城楼，以壮边藩之势。迭、宕小羌，间出掠民牛羊，公捕酋首十余人，开示祸福，抚以恩信，复遗还部，解佩剑以赐老胡，使诱说诸氐不得犯塞，自是感悦西边无寇攘之患，民安业也。二十八年，朝廷念全蜀将帅固圉，概举十年之限，例迁一官转亲卫大夫。公自都虞候十四迁至亲卫大夫，皆以战功，其用年劳转者两阶而已，自十三年郊祀加恩，初封武功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又进封开国伯，又进封安康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凡将相守监司，荐举者二十余员，率期以为名臣才可知也。
  公性聪敏，少与群儿学，日课诵千百言，至老不忘。虽在兵间，手不释卷。授《左氏春秋》，于儒先生；喜读《资治通鉴》，能道历代治乱成败。至于兵书、阵图、杂家、小说、阴阳、律历、卜筮之书，暨浮图、老子之言，无不涉猎。如《尔雅》碎金，句读聱牙，略无音韵，成诵如流，牵引解说，以古证今。儒者病焉。晚耽道家飞升之术，谓：金丹可成凡骨，可仙以尸解为未了。宴居默诵《黄庭经》曰：“此登仙之梯！”虽在道途鞍马之间亦不废。天资沉劲，寡戏笑，重然诺，外严内宽。未尝以色假人，好回折人之过，不掩人所长。抚士卒有恩义，病则躬视医药，婚葬则助其经费。笃于故旧，尊节畏义，少许可或者疑，自高上其才能云。一日都试，号令明简，坐作进退，肃然无讹，视听鼓旗而分合变化率应师律。既罢，无一受罚者。乃曰：“春秋时，子文治兵，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治兵，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 ”优劣可知！诚欲慕古人而效之。又尝语人曰：“人之才智，要当能通不通，能利不利，然后遇盘根错节而器立辨也。”公居家，师俭不务华饰，谈及贫贱，时粝饭布衣，曰：“今过分矣！”不治产业，不畜赀财，曰：“无益子孙之过！”好赒人之急，疏属外姻，仰给者众。其于亲族尤致其厚，至于宾客，祭祀丰腆甘洁未尝少吝。既没，家无余留焉！三十年五月十四日，以疾卒于官，享年五十有九。公没之次月，白江暴涨，适与堤平而城无恐，郡人尤思公而德之。
  曾祖讳晏、祖讳志，俱不仕；父讳晟，赠武经大夫。初娶崔氏、继室李氏皆先公二十余年卒；今配罗氏，邺王绍威之后，封恭人。男四人，长曰邈，成忠郎，早亡；次曰逸、次曰述、次曰遹，皆以公荫为保义郎。女一人，方四岁。诸孤卜以是年九月初七日壬午葬公于阶州东南山之麓，曰药木坪。泣来求志其墓，予辞。不文无以显扬先德，再却再请，又泣拜曰：“先人起徒步，立功勋，时不肖子尚幼，不能通知本末，久与先生联事，屡道平生艰难起家之状，舍先生谁知其详？”仅以同僚之义，实闻斯语不可固辞。既助其凡葬事，乃系而铭之铭曰：
  胡尘蓬勃兵扰攘，叛夫奸人助陆梁。忠臣义士志四方，乘时多难翊兴王。公从徒步志激昂，斩虏戮叛勇莫当。文能辅众威武扬，试守两郡称循良。开示诚信怀氐羌，寇攘不作民乐康。古来水患今则亡，两堤万柳公甘棠。仙灵山高白水长，阶人恩公不能忘。因葬本郡比桐乡，后世考估视铭章。门下士普慈景大林书丹盖。匠人惠湘王永刊字。
  二、人物梳理
  （一）高英
  高英（1101—1160），字景先，河东岚州宜芳人（山西岚县）。生于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殁于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五月十四日，时任阶州太守，享年59岁。高英未冠即入“宣毅籍”，宣毅兵置于北宋中叶，初为就粮禁军，后演变为地方禁军，实为北宋遗存。①“公自都虞候十四迁至亲卫大夫，皆以战功”（表一），墓志记录了建炎三年（1129） “晋宁之战”、绍兴元年（1131） “凤州之战”、绍兴十年（1140） “州之战” “青溪岭之战 ”、绍兴十一年（1141） “剡家湾大捷”等重大战役。
  绍兴十二年（1142）“绍兴和议”成，“以淮水中流画疆”，双方“休兵息民，各守境土”。和议后，高英主要驻防在川北及陇南。“凡十驻军，所至州县交口称誉。”驻军之地分别为益昌（四川广元）、苍溪（四川苍溪）、剑山（四川剑阁）、左绵（四川绵阳）、龙阳（湖南汉寿）、武阶（甘肃武都）、天水（甘肃天水市天水镇）、河池（甘肃徽县）、同谷（甘肃成县）、大安（陕西宁强）等。绍兴十三年（1143）“改差兼权发遗川府路兵马都监、都统少保。”绍兴二十三年（1153）知龙州（四川平武、江油境内）。君牧龙州时，“究知宿弊，尽循律令，劝家桑，省刑罚。时租税宽逋负，抑强扶弱，惠养疲民，捐俸以修学校，置田以赡生徒，以次施行，人皆悦服。”绍兴二十六年（1156）任前军统制军马兼知阶州（甘肃武都）。高英知阶州期间，曾筑阶州南北二堤，以防水患；增修堞城，以壮边威；安抚氐羌，以除寇攘。绍兴二十八年（1158），“朝廷念全蜀将帅固圉”迁至亲卫大夫。
  高英天资明敏，敦诗悦礼，博览群书，以古鉴今。公胸怀韬略，材力骁勇，阅练有术，号令简明，率众当先，屡建奇功。其约于身，俭于家，居官于廉，养民于恩，民歌德惠，穆如清风。今武都万象洞另有《高英万象洞题记》摩崖石刻。（图2）其文曰：
  绍兴己卯四月晦，郡守河东高英景先，缘巡按山寨回，自福津谷舍辔渡江，游万象洞，壮其环异。越六月十有二日，拉别乘颍昌成■和甫，将佐济南刘海朝宗，鄜延王立子礼，上邽王仁嗣景山，河东郝通德卿，陇干李庠化源，庆阳姚公轼望之，学官左绵袁观子游，巡检京兆韩希清叔邑，尉东都成光延汉卿来游。男逸、述侍行。门人东普景大林茂先奉命书。
  “绍兴己卯”即绍兴二十九年（1159），题记先墓志一年。由题记悉知，墓志撰文者阶州通判成■，字和甫，颍昌（河南许昌）人；墓志书丹者景大林，字茂先，普慈（四川乐至）人，为高英门生。《武阶备志》卷十七载：“《万象洞题名》，正书，在洞内，磨石刻字大六寸许，每行十字，共十三行半。书法精劲类唐人。世鲜榻者，故完好如新。 ”①
  （二）王彦
  建炎绍兴中，秦陇战场上有两位王彦，并且都曾知金州。其一，子才王彦（1089— 1139），字子才，河内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八作“河内人”）。性豪纵，喜读韬略。与岳飞同时代，创建“八字军”，在山西、新乡一带抗金，卒于绍兴九年（1139）。《宋史》卷三六六有传。②其二，才淑王彦，字才淑，绥德（陕西绥德）人，《宋史》无传。《高英墓志》称“王中卫彦”“中卫”或为才淑王彦之号。绍兴七年（1137）前相关史籍很少载录才淑王彦姓字、籍贯，及抗金事迹。仅《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〇云：绍兴十年三月， “王彦权主管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公事。王彦，字才淑，潞州人，好奢喜佞，矫伪不情 ”③。此处称王彦“潞州人，好奢喜佞，矫伪不情”皆不真实。1999年陕西安康市上许家台发掘到王彦父母王诚马氏合葬墓，并出土王彦亲笔书丹的王彦父《宋故赠武略大夫绥德府君王公之墓》（《王诚墓志》）与王彦母《宋故太硕人绥德府君王公妻马氏墓志》（《马氏墓志》）。其中《王诚墓志》云：“公讳诚，字师心，绥德人。..后迁旅衬于绥德县先茔之侧。”④由此可见，王彦祖籍为绥德。现据《高英墓志》《王诚墓志》《马氏墓志》等相关史籍补订王彦生平重要事迹如下。
  建炎二年（1128），王彦权河东第九将。建炎三年至绍兴四年（1129—1134），高英与王彦结为忠义兄弟，一同征战于秦陇之间：蒲城救众、高陵擒盗、防守秦州、解围方山原、征战仙人关等，屡建奇功。（《高英墓志》）绍兴七年（1137）正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言：“知剑州王彦，智通谋略自其所长，而为政治民，有古循事风一郡信服其条教。”⑤绍兴十年（1140）三月，右护军统制军马王彦权主管鄜延经略安抚司公事，权主管延安府。⑥绍兴十一年（1141）十月，为虢州观察使⑦，绍兴十三年（1143），“权主管鄜延经略安抚、都总管司公事兼知成州”⑧。亦领沿边安抚使。⑨绍兴二十二年（1152）八月，“利州观察使、御前前部统制知阶州，依旧节制绵、剑州屯驻军马”⑩。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一月，“利州观察使、御前前军统制王彦特迁保宁军承宣使”■。绍兴二十六年（1156），“阶州守臣王彦迁镇金州”（《高英墓志》）。绍兴二十七年（1157）四月，“王彦为金房开达州安抚使、节制屯驻御前军马、知金州”■。五月十七日，彦母马氏“感疾而终”（《马氏墓志》）。丁母忧，诏起复。绍兴三十年（1160），权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保宁军承宣使、御前诸军都统制、知金州军州事、管内劝农营田使兼金房开达州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上党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实封一百户（《王诚墓志》）。绍兴三十二年（1162）闰二月，以攻取商、 虢之功，为保平军节度使。 ①隆兴元年（1163）十一月，以保守江面为辞，擅离昭关， “落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②。二年（1164）三月，诏 “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王彦兼淮南西路招抚使，节制本路军马”③。乾道元年（1165），以节钺奉祠，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二年（1166）九月，王彦致仕，赠检校少保。 ④
  （三）郭浩
  郭浩（1086—1145），字充道，德顺陇干（甘肃静宁）人。建炎元年（1127）知原州。建炎二年（1128）升本路兵马钤辖、知泾州，权主管鄜延路经略安抚。建炎三年（1129）以郭浩为秦凤路提点刑狱，权经略知秦州。绍兴元年（1131）迁邠州观察使，徙知兴元府、，利州、金州，兼永兴路经略使。绍兴九年（1139），改金洋房州节制、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郭浩是北宋末年西军名将郭成之子，与吴玠为同乡，也是吴玠早年上级。和尚原、仙人关之战后，吴玠以卓越战功后来居上，成为郭浩上司。吴玠“与郭浩意不协，朝廷乃徙郭浩知金州兼永兴路经略使”。是年，吴玠病逝仙人关，郭浩与吴磷、杨政成为川陕三大将。绍兴十年（1140），拜奉国军节度使，移知金州，仍永兴路经略安抚使、节制陕西河东兼措置河东路忠义军马。绍兴十四年（1144），拜检校少保。授金房开达州经略安抚使兼知金州、枢密院都统制。绍兴十五年（1145）卒，年五十九岁，赠检校少保，谥恭毅。⑤墓主高英，自建炎三年起，一直为才淑王彦部将，多年从其作战。王彦或隶郭浩或隶吴玠，为早期吴氏（吴玠、吴磷）军事集团重要战将。但在绍兴末年未能尽力协助吴磷攻拔德顺，与吴磷矛盾加剧，并脱离吴氏军事集团。
  三、事迹考证
  （一）晋宁之战
  “靖康之变”徽、钦二宗被掳。高宗建炎二年（1128），金兵西路完颜宗翰的部将娄室相继攻破延安府、绥德、青涧，时“环河东皆已陷，独晋宁屹然孤墉”，岚石路安抚使、知晋宁军徐徽言以死固守。徐徽言，字彦猷，衢州西安（浙江衢州）人，宋元符三年（1100）武进士。建炎三年（1129）三月，围困五月的晋宁因城中乏水而破，徐徽言俘而不屈，英勇就义。《宋史》卷四四七《徐徽言传》对守城经历载录尤为简略。⑥而王明清《挥麈录·三录》卷二载录较为详细：
  有晋宁知军徐徽言，敌骑攻城极力，士散走，徽言奋臂疾呼，独用弓矢斧钺尽杀先登者，众见知军如此，气乃复振，敌亦稍却。后为监门官宣替舍人石赟开门纵敌已入，知不可奈何，遂置妻妾儿女于空室中，积薪自焚，且仗剑坐厅..⑦
  高英是晋宁之战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其部“绛帛束甲”·标识明显，徐徽言目睹高英射杀攻城金兵，并问其姓名，以功借补成忠郎（武阶四十九阶）。《高英墓志》云：
  敌人围城，公代使臣押兵接战，用绛帛束甲，以自标识，虏众辇攻具直造城下，守堞者惧，公挟劲弓，发三矢，毙三人，虏遂溃去。岚石路安抚使、知晋宁□□□□路军马徐徽言目睹勇锐，因召绛帛束甲者来前问公姓名，既慰抚之，录前后寄六资功，以河东经制司空名官扎，自都虞候借补成忠郎，差□□□□河东诸郡多陷虏，晋宁军弓箭手指挥使郭龄、市民韩知常谋叛献城，城失守。
  很显然，《挥麈录》是将高英“劲弓射虏 ”战功一并记录在徐徽言名下。再者，《挥塵录》以为晋宁城不攻而破的原因是“监门官宣替舍人石赟开门纵敌”所致，而《高英墓志》则说“晋宁军弓箭手指挥使郭龄、市民韩知常谋叛献城”。可见当时谋判者，除监门官石赟外，还有弓箭手指挥使郭龄、市民韩知常等。墓志第三行“从统领军 ”下残泐 7字，此“统领军 ”或即 “太原府路兵马都监、岚石路统领军马孙昂 ”①。
  （二）转战秦陇
  王夫之《宋论》曰： “当建炎之三年，宋之不亡如缕，民命之死生，人心之向背，岌岌乎求苟安而不得矣。”②自建炎四年（1130）七月始，川陕战场成为宋金战争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主战场。③晋宁失守后，高英避乱于鄜州，结识河东第九将王彦，一同擒杀流寇、抗击金兵。建炎三年（1129），在蒲城县“救护陷蕃老幼千余口”。建炎四年（1130），永兴军高陵县游寇张权拥众作乱，不受招安，公设伏擒其“姚忙儿、郝立等二十余人”。绍兴元年（1131），凤州剧贼王太假借金人声势，杀戮官吏六十余家，公率众捉拿，“擒四百九十余人，得贼首二十余人”。“时关陇六路尽陷于金，止余阶、成、岷、凤、洮五州及凤翔之和尚原、陇州之方山原而已。”④绍兴二年（1132）“三月，从解围方山原于百查岭，杀败金人汪龙岭 ”等。方山原位于陇州之西，为秦凤要隘，东瞰关中，西控秦州。绍兴二年春，宋军重点固守秦州 —水洛城 —方山原三角带。三月，伪齐将领张忠彦等率大批伪齐军和部分金兵围攻方山原，被宋将杨政、吴磷等击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金人所命陕西经略使萨里干与叛将张中彦、慕容洧合兵来犯。陕西都统制吴玠命（杨）政及吴磷、雷仲救之。大战三日，焚其水寨。翌日，敌引去。 ”⑤《吴武顺王磷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也说：“时陇州移治方山原。二年，敌围之且陷败之。于百查岭力战解围，五战皆捷。 ”⑥
  《高英墓志》又云：“四年春三月，金人大入，犯仙人关旁杀金坪，公从制置都统吴公玠战御，属当前行，置阵严参，吴公指左右曰：‘是固，能办贼也。’会连日大军全胜。”刊于绍兴九年（1139）、今存甘肃徽县的《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吴玠墓志铭》）载：“四年二月，敌复大入，犯仙人关。公豫为垒关曰‘胜金平’，严兵以待。敌据阜战，且攻垒，公命将士更射，又出锐兵击其左右，战五日，皆捷，敌复遁去。 ”此便是著名的仙人关大捷，是宋金五次战争中最为辉煌的胜利，它彻底瓦解了金军占领四川的企图，“二酋（宗翰、撒离喝）自是不敢窥蜀者数年 ”。金军压倒性战略优势不复存在，迫使金人将主战场移至东线和中线。关于这次战争史籍载录颇多，不再赘述。
  （三）醴州之战。
  《高英墓志》载：
  夏五月，至醴州城下，黎明破城。擒千户张鹤等三人，百人长九人，牌子头八人，甲军二百四十余人，斩首一百五十余级，抚定□□，市□改肆，功居第一，转行右武大夫、文州刺史。天子锡命曰：“武功大夫高英，性资敏锐，材力骁雄，素称韬略之奇，久习封坼之守，操戈迎敌，率众当先，俘馘甚多，酋豪远遁，上功幕府，核实司勋，宠进横班，遥升郡伏。 ”训词美矣！
  绍兴九年（1139）宋金和议，绍兴十年（1140）五月，金人撕毁和议发动战争，由撒离喝率兵“渡河入长安，趋凤翔，陕右诸军隔在敌后，远近震恐”。由于胡世将、吴磷的一系列建议未被宋廷采纳和重视，遂使战争之初，西线宋军处于被金军拦腰斩断、各个击破的险境中。郭浩于六月十七日命环庆总管郑建充、统制高英乘虚攻克醴州（陕西乾县），极大地挫杀了金军嚣张气焰，使得撒离喝只好退军凤翔府。醴州之战是高英一生最为辉煌的战绩。《宋会要辑稿》载：“（闰六月）十四日，节制陕西诸路军马郭浩奏报：金贼悉兵前去凤翔府，寻遣环庆总管郑建充、统领高英，于十七日寅时攻打醴州，战斗至辰时。活捉金贼千户三人（内一名杀死），又剿杀金贼先点见五百余人，夺衣甲器械生擒从兵夺到战马驴畜甚众。 ”①然而，《宋史》《三朝北明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籍只言郭浩及郑建充未提及高英：
  （六月）郭浩遣统制郑建充攻破金人于醴州，复其城。 ②
  十六日己未，永兴军路经略使郭浩、统制郑建充攻金人于醴州，破之，克醴州。 ③
  己未，枢密院都统制郭浩遣统制官郑建充等集鄜延、环庆之兵，攻金人于醴州，败之，复醴州。 ④
  以上三家将醴州大捷战功归于 “统制郑建充 ”，与史实不符。《宋会要辑稿》抑或节录于郭浩奏本，故真实可信。是时郑建充任 “环庆总管 ”而非“统制”，《高英墓志》谓高英于绍兴十年充“行营右护军前部统领军马兼永兴军路兵马都监”即“统制官”。《高英墓志》将醴州之战的月份 “夏六月”误作“夏五月”，但攻城的时辰在“黎明”，准确无误。关于战果描述十分精确，特别是墓志保留了高宗皇帝的锡命训词，尤显珍贵。
  （四）青溪岭之战。
  《高英墓志》载：
  是年，敌引重兵据青溪岭，欲攻取泾原。夏六月，节制陕西诸路军郭浩檄公自邠州尾袭，至招贤村横截虏骑，斩获过当，敌分三队翼而进，公分击之敌，追至麻务屯，复占青溪岭。闰六月，泾州城下，经战获捷，转左武大夫。
  青溪岭位于泾州（甘肃泾川县）西南，是为泾州屏障。建炎以来，屡为战略要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六只提主将王彦、郭浩、田晟等人：
  是日（甲子），权主管鄜延经略司公事王彦拒金人于青溪岭却之。初，右副元帅萨里罕既破凤翔，与都统制吴磷、杨政夹河而阵，磷驻兵大虫岭，萨里罕自登西原觇之曰：“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此难与争！”乃引去，自泾原路欲趋邠。于是枢密院都统制郭浩统右护军、鄜环之师在邠州三水县。泾原经略使田晟遣统制官曲汲、秦弼拒敌于青溪岭。宣抚副使胡世将谓：“浩素非临行阵之人，难以责成。”即遣彦及统制官杨从仪、程俊、向起、郑师正、曹成等分道而出与敌战蒿谷、吴头、麻务屯之间，金人屡败，留千户五人守凤翔，萨里罕自将锐兵攻青溪。汲、弼不能当，战败，弃青溪走。世将命晟召汲，斩于军前以徇。彦率兵迎金人，战盘堠、兔耳败之，金人去复还，屯凤翔。①
  《宋史》卷二九《宋宗纪》也说：“甲子，撒离曷攻青溪岭，鄜延经略王彦率兵战败之，撒离曷还屯凤翔。”②《高英墓志》是对青溪岭之战的重要补充。
  四、余论
  通过《高英墓志》与正史的比较，正史所载比较宏观，战争细节往往一带而过，甚至张冠李戴。如晋宁之战高英“劲弓射虏”战功归于守将徐徽言名下。醴州之战统制高英战果被冠于环庆总管郑建充一人之身。好在《宋会要辑稿》保留着郭浩奏报，才得以还原史实真相。南渡以后，陇蜀僻在边徼，军功自下逐级上报，未必能如实送达朝廷。新见甘肃西和县长道镇、刊于绍兴十年（1140）的《元涤世墓志铭》有云：“是时，功状累奏，俱弗达于行朝。公以识时知命，竟不复叙焉。”而郭浩奏报之所以真实，是因为绍兴六年（1136）郭浩守金州时，招辑流亡，大兴营田。其他各部纷纷向朝廷伸手要钱， “浩独积赢钱十万缗以助户部 ”。宋廷对此非常满意，于是嘉奖郭浩 “凡有奏请，得以直达 ”③。
  叶昌炽《语石》云：“南渡以后，神州疆索，沦入金源。长淮大河以北，无赵家片石。秦陇与蜀接壤处，为两国犬牙，故阶成之间及城固、褒城两邑，尚有宋刻。”④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载录一方文献，叙古今兴废之迹。可以补史传之阙，可以证志乘之误，奇文妙墨，足垂永久。柯昌泗《语石异同评》曰： “南宋史传，简略不备，亦宣于碑版文字中补其疏漏。 ”⑤《高英墓志》即如是。
  （作者系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副院长）
  南宋初期川陕地区的立祠设庙与政治博弈
  ——以兴州、西和州吴玠吴磷祠之设为中心
  吴同
  一、问题的提出
  绍兴十年（1140），金朝破坏先前与南宋达成的和议，突袭河南、陕西。南宋川陕战区在文臣宣抚使胡世将及武将陕西诸路都统制吴磷（吴玠弟）的合作下，与金军拉锯抗衡，最终得以保全四川。在绍兴九年以前，吴磷尚掩盖在乃兄吴玠的光芒之下，但伴随此役，吴磷突然崛起，成为南宋在川陕战区最为倚重的将领和吴玠当然的“继承者”。在此前后，南宋官方下诏于兴州仙人关设祠崇祀吴玠（绍兴十年），西和州民间亦自发为已故的吴玠与尚在世的吴磷创立祠庙（约绍兴十四年）。这就不禁令人思考，吴玠、吴磷祠的设置，与吴磷崛起、南宋中央与四川地方对吴磷集团的不同心态，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关于吴磷在乃兄吴玠去世后的突然崛起以及南宋对吴磷集团的抑制，相关研究多有探讨。①一般认为，南宋初为应对宋金战争而不得不设三大宣抚司，既予武将前所未有的权力，同时遣文臣任宣抚使副以与武将制衡。川陕为吴之上流，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而其遥远的地理位置却也令朝廷鞭长莫及，因此川陕也成为绍兴和议后唯一一个未解大将兵权而出现武将长期世袭的战区，武将之权尤重，四川宣抚司（和议前为川陕宣抚司）内部的文武关系也就格外微妙。这就直接表现在吴磷的崛起，及其与两任文臣宣抚使胡世将、郑刚中的微妙关系上。不过关于吴磷的崛起及其背后的“兴州地域集团”的形成，既有成果尚较少注意到在这一过程中是否还有其他的操作或博弈，朝廷派驻川陕要员与四川在地士人之间的不同心态也尚缺乏较为具体的观察。
  在材料的运用上，或受限于资料检索条件，或因研究视角专注于上层人物与制度的设计演变上，关于吴玠、吴磷的墓志、庙文等金石材料在纵深层面尚未得到充分发掘。诚如陆扬教授所指出的，当前学界对金石材料的利用更多是在实证层面，然而“从研究历史的角度来说，考释出墓志文字的史料价值固然重要，透过文字去探寻在历史记录中消失的那些片段往往更具有挑战性。也就是说，墓志的研究者更应该注重了解哪些方面是墓志没有 直接告诉我们，但我们却可以通过某种线索去追寻 ”①。通过发掘这种线索，往往能够寻找出为传统文本所忽略的历史痕迹。
  本文力图通过考察仙人关忠烈祠与西和州靖共堂生祠之设置，通过比对胡世将《忠烈吴公祠序记》②、米居一《靖共堂生祠记》③这两个看似无关的文本，作为观察的切入点，探讨在这背后的政治博弈。通过特定象征意义事件与特定文本叙述所隐藏的信息，来观察吴磷在绍兴议和后的崛起，以及南宋中央、川陕地方不同的政治心态。
  二、吴玠、吴磷祠设立的背景
  绍兴九年（1139）六月，抗金名将吴玠亡于兴州仙人关治所。此时吴磷在四川宣抚司诸将中的地位尚不突出，尚被其他宣抚司将领称为“小帅 ”④。吴磷的崛起，有一定偶然性，这既有赖于乃兄过早离世，更与绍兴十年至十一年（1140—1141）间宋金关系的突然变化有关就在吴玠死后不久，南宋遣签书枢密院事楼照赴陕西措置分屯。楼照秉持朝廷意旨意，欲尽移川口诸军于陕西，遭到吴磷坚决反对，而最终的结果是：“彰武军承宣使、知金州、兼陕西宣谕使郭浩为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兼知延安府、同节制陕西诸路军马，趣令以所部之任。武康军承宣使、利州路经略安抚使、川陕宣抚（使）〔司〕都统制、节制成凤州杨政为熙河兰巩路经略安抚使、兼知熙州。定国军承宣使、熙河兰廓路经略安抚使、右护军都统制、节制阶岷文龙州吴磷为秦凤路经略安抚使、兼知秦州。仍诏郭浩、杨政、吴磷并依旧听四川宣抚使节制。”⑤南宋此举，实际上是试图利用宋金和议之实现与吴玠去世之时机，分立其诸将，使互相节制。而以此前与吴玠无隶属关系的郭浩为“同节制陕西诸路军马”更明显有抑制吴磷之意图。⑥至当年九月，胡世将以文职身份权宣抚副使，接掌宣抚司，此，时胡世将尚未有过战争经历，却要统驭久经战阵的吴磷等将领，这自然绝非易事。
  然而随着金朝破坏和议，再次进攻陕西，朝廷乃“诏右护军都统制吴磷同节制陕西诸路军马，以金人犯陕西故也”⑦。和议达成时南宋对吴磷百般牵制，至战时又给以大权，诚属被迫。可说南宋趁吴玠之死与宋金和议之机打压吴磷的计划，因金朝再次南侵而告失败。随着绍兴十年、十一年宋金交战期间屡立战功，成功捍卫川口，吴磷的崛起已是既成事实。在此后，南宋主要通过以文驭武、征调西兵、利州路分合等途径对吴磷集团加以防范。 ⑧其 中和议后不久（绍兴十四年）利州路两分，可视为南宋中央限制吴磷势力最具实效和标志性的手段。
  宋金和战之矛盾，吴磷崛起与南宋中央对吴磷集团的防范的矛盾，便共同构成了仙人关吴玠忠烈祠、西和州靖共堂吴磷生祠创立的历史背景。这两个祠庙虽然创立时间相近，却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也反映出不同的历史信息。
  三、兴州仙人关忠烈吴公祠——官方封赠及其意义
  忠烈吴公祠之设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甚明：
  （绍兴十年正月）诏作忠烈庙于仙人关，以祠吴玠。先是，左宣教郎、新川陕茶马司干办公事、权监都进奏院杨朴上书，论玠保全四川之功不可忘，愿特诏有司与玠立庙，荣以封爵，使蜀人岁时祀之，故有是命。 ①
  又据清人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引《中兴会要》：
  忠（义）〔烈〕吴公祠。在兴州长举县仙人关，保平静难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川陕宣抚副使、谥武安吴玠祠。高宗绍兴十年正月赐额 “忠（义）〔烈〕 ”。 ②
  忠（义）烈吴公祠所供奉者，即是吴玠。对南宋朝廷而言，立祠崇祀吴玠，既是对吴玠本人生前功绩的褒扬与纪念，也是企盼吴玠在死后能够继续“护佑”川陕；不仅具有激励风俗、振奋军心民心的作用，而更为实在的意义，则是通过这一形式上的礼仪程序，来维系朝廷与川陕战区将领关系：在南宋尚需倚重以吴磷为代表的川陕武将集团的背景下，通过立祠崇祀来彰显对吴氏一族特别是吴磷的信赖与倚重，有利于维系川陕战区的稳定，有利于稳固四川上游，这是具有全局性意义的。
  不过，南宋朝廷为吴玠立祠的初始动机与立祠后产生的实际效果还需区别观察。绍兴十年初南宋决定为吴玠立祠时，全然未料到金朝会在不久后（当年五月）败盟南侵。此时的南宋中央一方面仍在努力维持和议，一方面开始执行扶持郭浩以牵制吴磷的计划。如果和议就此维持下去，吴玠祠之设，对吴磷而言不过是一种安抚罢了。然而金朝的败盟南侵，不仅造成了吴磷的崛起，也使吴玠祠迸发出朝廷始料未及的作用：
  吴玠于绍兴九年（1139）六月己巳薨于兴州仙人关治所，九月丙申，其弟磷奉丧葬于德顺军水洛城。③德顺军水洛城在建炎四年（1130）富平之战后便为金朝占据，吴玠得以归葬故里，乃是因绍兴八年（1138）宋金和议后金朝归还陕西。然而就在吴玠归葬后不久，金朝便破坏和议，再占陕西，至绍兴十一年（1141）和议达成，南宋乃承认陕西大部为金所有，德顺军自然转为金朝领土。
  这也就意味着，随着绍兴和议的达成，吴玠归葬之地已孤悬境外。南宋人欲至吴玠墓祭祀，已不可能。然而吴玠虽身葬域外，但其有大功于宋，崇祀之礼自然不能因其葬地入金而断绝。因此替代崇祀吴玠墓的场域，自然就集中到得到朝廷赐额，且尚位于南宋境内 的仙人关忠烈吴公祠，吴玠祠由此具有了不可取代的属性，重要性大为凸显。①“玠谥武安，而梁、益间有庙赐额曰‘忠烈’。故西人至今但谓之‘吴忠烈’云。”②“公没几三十年，蜀人奉尝之如一日。”③“忠烈”匾额这一具体物象的存在，以至于朝廷后来给以的谥号“武安”也难以取代蜀人对吴玠的称谓，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忠烈吴公祠在蜀地民间的影响力。而四川军民对吴玠生前死后护佑川陕的感激与爱戴，应不仅及于吴玠祠之崇祀，也会自然地及于尚且在世的吴磷身上。兴州仙人关、河池一带人口，很大一部分为宣抚司川口驻军及随军家属，吴玠祠崇祀自然也有利于吴磷巩固其对军队的影响力。
  下旨立祠的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临安朝廷，而具体执行这一旨意的则是朝廷派驻在宣抚司的文官，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时任宣抚副使胡世将与郑刚中。与蜀地士人心怀感恩不同，和议前后南宋朝中士人对吴磷抱有的更多是警惕，而绍兴九年分立诸将、分屯诸路之议，绍兴十四年利州路东西之分，两人都是主要的参与者、执行者。他们缅怀吴玠或与吴磷沟通的文本，本可作为探究吴磷影响力的重要文本，可惜吴玠死后，宣抚副使胡世将为之所撰墓志、行状等今已不存④，而传世《忠烈吴公祠记》则是伪作（说详下文）。接任胡世将宣抚四川的郑刚中曾为吴玠庙作诔文，然亦未收于其文集之中，不过王柏所撰《书郑北山祭吴忠烈庙文》则折射出了郑刚中诔文的立意，兹列于下：
  以书生驭宿将，危事也，岂虚言足以服其心哉？每读北山郑公吴庙之诔，使人跃如凛乎。壮哉辞也，默成先生所谓至矣远哉，犹有余味。然不有英气鼓舞，于灌荐之表警戒，岂能竦然于称赞之中乎？呜呼，子房妙于机，策士也；孔明精于才，自用也；惟裴晋公谓处置得宜者近之。后一百三十年里下士王某伤今思古，为之长太息，书于崖碑之后。 ⑤
  王柏阅郑刚中所作诔文，发思古之幽情，其主要的着眼点在于阐发“以书生驭宿将，危事也，岂虚言足以服其心哉”这一理念。所谓书生，自然指郑刚中，而他与吴玠生前本无交集，所谓宿将，在这里指的正是吴磷。可以想见，郑刚中在诔文中应该会提到其入宣抚司后的事迹，甚至有可能阐发或暗示出自己与吴磷关系的某些心迹。这里还应再联系到郑刚中与宣抚司另外一位将领杨政的直接冲突：
  刚中欲移屯一军，都统制杨政不从，刚中呼政语曰：“宣抚欲移军，而都统制不肯，刚中虽书生，不畏死也。 ”声色俱厉，政即日听命。 ①
  在仙人关这一“用武之地”，即便是朝廷重臣如郑刚中，亦不过一“书生”尔，要驾驭宣抚司统兵之“宿将”，仍是力有不逮。一杨政尚且令郑北山如此困扰，何况吴磷乎？郑刚中诔文或许就是传达（或暗示）了这样的信息，以致王柏能够十分准确地把握当时郑刚中的心迹与苦楚。
  总之，绍兴十一年议和前后吴磷的崛起，使得南宋不得不通过加官、封赠、赐额等多种方式予以褒奖和安抚。但南宋中央及其派往四川的文臣士大夫在日常对其不得不小心翼翼，心态上对其既倚赖又猜忌，行动上试图打压却难见实效，这应是无疑问的。仙人关吴玠忠烈祠的官方赐额、封赠，便是南宋中央在上述矛盾心态下的产物，进而不自觉地成为吴磷巩固其势力的政治资本。
  四、《忠烈吴公祠记》《靖共堂生祠记》文本辨伪
  与仙人关吴玠忠烈祠相反，记载西和州吴玠祠、吴磷生祠的文献少之又少，仅见于南宋初西和州学正米居一所作《靖共堂生祠记》，因此关于吴磷生祠的讨论将主要从这一文本出发。兴州、西和两州的吴玠祠分别留有祠记，为我们进行文本分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然而笔者在比对传世胡世将《忠烈吴公祠记》与米居一《靖共堂生祠记》时，却发现两文除署名（一为胡世将，一为米居一）、署地（一为兴州仙人关、一为西和州）不同外，在内容上竟近乎完全一致，因此在讨论西和州吴磷生祠前，有必要先判断两篇祠记的真伪。而比对后的结果表明：所谓《吴玠祠记》当是据米居一《吴磷祠记》文本，伪托宋宣抚副使胡世将并稍加润饰而成的伪作。为方便讨论，现将两祠记分段列出：
  案《陇右金石志》编者已指出《忠烈吴公祠记》文本的可疑之处：“‘忠烈’之庙专以祀‘玠’，而此碑则兼述‘磷’事。自以《徽县志》建立玠、磷生祠为近，是顾当时玠已捐馆，又不可云生祠，疑初祀玠，并皆建磷生祠，或玠亦先有生祠，后遂改以为庙。旧说既歧，不可详也。”⑤既名吴玠祠，文本所叙主体却是吴磷，已是文不对题。笔者判定此篇伪作的依据，还根据如下几点：
  其一，将这两篇祠记对比可很容易看出，两文在内容上存在高度雷同，且其中一些用词讹误亦完全雷同。如 “瀚海 ”为 “渤海 ”之讹， “东电 ”为 “东羌 ”之讹。因此两篇祠记绝非不相干之两独立文本，而必有一篇为他人之伪作。
  其二，从版本年代看，《吴磷祠记》最早见于《雍大记》。后者书序署年在“嘉靖壬午”⑥即嘉靖元年（1522）。《吴玠祠记》最早见于《（嘉靖）徽郡志》，是书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方才完成。⑦一般情况下，晚出之文本（《吴玠祠记》）更可能作伪。
  其三，假设《吴玠祠记》为真作，则文本内容可反映出该篇文本的撰写时间范围在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议和以后至绍兴十二年（1142）胡去世前。然而明显矛盾的是：胡早在绍兴十年（1140）六月便已升 “端明殿学士 ”①，《吴玠祠记》中胡世将却系“权宣抚使、宝文阁学士”。这里胡世将所带馆职显然与时代背景不符。且“忠烈吴公玠五世世守于此以备金虏”，此或是追溯吴玠先祖（其先祖籍贯在陕西德顺军），或是对吴玠及其后人的回顾（吴玠、磷、挺、曦为四世），无论怎么解释，都不似出自胡世将之笔，这就已经暴露出作伪破绽。不过作伪者为胡世将系“宝文合学士”，并在“宣抚使”前加一“权”字，又非完全凭空捏造，而是与《系年要录》所载相合②，因此可判断该作伪者当对胡世将事迹十分了解。
  其四，《吴磷祠记》不仅从全文行文（建祠缘由、祠名由来、吴磷事迹叙述）到用讳（“乌桓”改作“乌元”）等，均脉络清晰，且与南宋初期的时代背景相吻合。以上几点，已足以证明《吴玠祠记》为伪作，《靖共堂生祠记》则当为真迹无疑。
  五、靖共堂吴磷生祠——政治博弈与地方心态
  《靖共堂生祠记》为真作以及西和州吴磷生祠的切实存在，构成了探讨吴磷生祠及其中所反映历史信息的基础。从文本出发可知，这座祠庙本为吴玠祠，而其位于西和州白石镇，又别无他书记载，显然是在兴州仙人关吴玠祠之外，西和州地方为吴玠私立的祠庙。“靖共堂”则是西和州人在吴玠祠内为吴磷新立的一座祠堂，因此应是附属于吴玠祠。这篇祠记所记吴磷事迹最晚到宋金议和，吴磷自陕西回撤，因此应在绍兴议和后不久创作；文本中吴磷所系官衔为“都统制、利州西路安抚使”，而南宋“（绍兴）十四年始析利州路为东西，改（吴磷）利州西路安抚使 ”③，西和州由岷州更名，亦在此年。 ④由此可知吴磷生祠之设与这篇祠记的写作时间，当在绍兴十四年（1144）后不久。
  把握这一时间点十分关键：此时尚距和议不久，而宋廷收大将兵权的行动业已完成。由于川陕距离朝廷过远以及吴磷本人在川陕地区的特殊地位，其兵权未受太多冲击，但利州路两分，则明显是南宋中央打击、抑制吴磷势力的又一次尝试。因此这篇文本除了文本表层阐述修建生祠、褒扬吴磷的事迹外，还能够反映出南宋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四川地方官府与民间（至少是在西和一州）对朝廷打击吴磷政策的暧昧态度，以及这位西和州学正米居一及其所代表的四川民间力量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的心态与心声。
  为什么西和州民间发出兴建吴磷生祠的请求在绍兴十四年（1144）后，而不是两三年前吴磷甫立新功，威望达到巅峰之时？如文本所述，其中有吴磷画像因尘昏雨剥，殆不堪视的缘故。但我们或许需要联系到蜀人对吴氏兄弟的崇敬报功心态，与南宋中央打压吴磷政策之间存在的矛盾。千年后的我们能够看出南宋两分利州路的用意，身处当时具体时空下的蜀人，显然更容易理解其中的意涵。对吴磷心存感念的西和州百姓，在几年间目睹朝廷打压吴磷的诸多举动，自然会激发出不满情绪。在此时要求为吴磷立生祠，或许正是这种不满情绪所激发的结果。
  吴磷祠的设立未见朝廷许可，但其立于西和州治（白石镇），又有本州岛学正作祠记，很显然离不开州府的许可与认同。唐宋时期，在中央正祀与民间淫祀外，还存着一个介于纯粹合法、非法之间，由地方政府与民间合作，发挥自主性将祠庙合法化的空间。①相较唐代，宋代固然是“祀典”与“淫祀”观念得到具体落实的时期②，但从吴磷生祠这一个例看，表明这一层次的祠庙仍是存在的。吴磷生祠仍是这种位于第二层次，既未人朝廷祀典，又非纯粹的淫祠，既是地方民众发起，又有着地方官吏的参与，具备半官半民色彩的祠庙。
  吴磷生祠的确立，是西和州官方与民间共同参与的结果。西和州当局何以枉顾朝廷对吴磷的打压政策，反而与中央背道而驰，默许甚至参与到民间为吴磷立祠的活动中呢？这或许与西和州的地理形势及时任知州的身份有关：西和州是南宋与金朝对峙的最前沿，亦是宋金前线中距离临安最为边远的重镇，因此自绍兴和议后仍有大军屯驻，而以武臣知州。时任西和州知州为右护军都统制程俊③，其人为吴玠、吴磷部将，又因有孝于父母、义于兄，而得旌表门闾④，从其事迹可知是忠孝之人。但程俊于吴玠、吴磷麾下而受赏识、拔擢，得为都统制这一层级的高级将领，主观上不会反对民间为吴磷立生祠的活动。其采取默许、支持态度，甚至令官府参与其中，乃在情理之中。因此可以推断，西和州地方官府对吴磷生祠采取鼓励甚至参与的政策，当与程俊为吴磷部将的身份密切相关。
  即便抛开知西和州程俊的身份不谈，西和州地方当局位处朝廷与民间对立的夹板之中，认可乃至支持民间立祠活动的事实，便可以看作是站在吴磷的立场对朝廷打压政策的一种反动，另一方面也是在利用立祠活动安抚民间的不满情绪。总之，这一事件表明，川陕地方固然不能与中央的打压政策做出正面对抗，但仍然有自己的反制方式。这其中蕴含着相当的西和州府发挥自主性、抵触中央政策的成分，但也不能排除吴磷授意程俊导演、操纵的可能。表面上朝廷通过两分利州路、扶植偏将成功分割了吴磷的势力范围，但却给吴磷集团深耕地方留下了操作的空间，使其与四川地方联结得更为紧密。
  这篇祠记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反映出米居一本人的心态：其将吴磷生祠取名“靖共堂”，这本身便极具深意：祠记所述，“靖共堂”乃是取自《诗》“靖共尔位，好是正直”一句。“靖，谋也。正直为正，能正人之曲曰直”⑤，“共人，靖共尔位以待贤者之君..此大夫悔仕于乱世，则思不乱，而明德者仕之，故为以待贤者之君也”⑥。米居一生逢乱世，以“靖共”之典表达“思不乱”之志尤为贴切，此处也同时表达了对吴磷辅佐天子致于太平的期许。
  与朝廷下诏立仙人关吴玠祠不同，西和州吴玠祠、吴磷生祠乃是当地民众感念吴磷恩德而自发兴建。在此姑且不论“自发”的真实性，米居一在祠记中使用东汉时期武威百姓为张奂生立其祠的典故，并强调了“天子以节钺之权赐之，尊礼加宠于公，其于报公至矣。然全蜀之民，离俘虏之震而遂生养之粟，其何以报其德哉 ”。从这两点来看，显然是在刻意强调吴磷祠 “私”的属性，也即民间地方自发创立的属性。这与吴玠祠自上而下的推动兴建，恰成对比。
  东汉张奂这一人物意象，又见于稍早前明庭杰所撰《吴武安公功绩记》中：
  汉皇甫规、张奂皆生长山西，应贤良，中高选，规以《诗》《易》传授门弟子三百余人。奂著《尚书难疑》三十余万言以垂世设教。二公尚弃文就武，俱任度辽将军，破胡虏以千万计。..奂每言大丈夫处世，当为国家诛灭胡虏。..大丈夫当用长枪大剑定天下，安从文官学弄笔墨也？ ①
  张奂是汉代文武兼备型官僚的典型，两篇时代相近的文本均举张奂这一意向，应不是巧合，而反映出宋金战争时期蜀中士人的一种意向推崇。然而两人引用张奂所表达的意涵，已是殊为异趣：明庭杰撰文之时，在第一次绍兴议和时（绍兴九至十年），此时宋金和议极不稳定，南宋也尚未完全从战争状态中走出，明庭杰强调“大丈夫当用长枪大剑定天下，安从文官学弄笔墨也”也就不难理解；而米居一所强调的，则是张奂“文”的侧面，强调“夫安天下之功，孰与于安一州之功？止四夷之杀，孰与于止食子之杀？”考虑到和议的彻底达成，朝廷偃武修文的时代背景；再考虑到宣抚司大军久驻关外，大大增加四川的税赋与粮饷转运负担这一现实问题。米居一举张奂而着重强调其文的侧面，就更像是对吴磷的期许，也反映了和议前后南宋士人由渴求提剑安天下到期盼下马致太平的心态转变，这一心态转变，是急剧而具有普遍性的。
  《靖共堂生祠记》对于吴磷的褒扬，特别是“自兴兵以来，有功于社稷，孰与公大？”一句，可谓对于吴磷的推崇已是无以复加，这样的话语，连时人为乃兄吴玠所作功绩记、墓志铭、神道碑都不曾使用，却加在了一位立功不久，尚且在世，而官阶、功绩尚远不如乃兄的吴磷身上。且不与吴玠、岳飞比较，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刘锜等人，他们的资历或战功也均在此时的吴磷之上。这里固然有米居一吹捧的成分，但吴磷生祠创建本身，也反映了吴磷对于川蜀士人产生的影响力。
  总之，绍兴十年、十一年宋金陕西之战，吴磷凭借此役军功，已然崛起成为令朝廷和两任宣抚使胡世将、郑刚中十分忌惮却又不得不姑息的一位将领。吴玠忠烈祠之设，其初衷在表彰死去的吴玠。南宋成功守卫蜀口，在当时民间信仰兴盛的背景下，证明了吴玠不仅在生前，在死后同样能护佑四川，这便进一步扩大了吴玠的威望。川蜀一士人对死去的吴玠的爱戴，便自然投射到尚在世且甫立新功的吴磷身上。西和州吴玠祠、吴磷生祠的设置，则切实证明了这一点。此时的吴磷，至少在蜀地士人心中，已然具有了其他南宋将领所无法企及的魅力和影响力。起家陕西的吴磷集团，在绍兴和议达成，南宋彻底放弃追索陕西的那一刻起，便只能扎根于蜀口，与当地紧紧结为一体。在这一体化进程伊始，西和州靖共堂吴磷生祠就与仙人关吴玠忠烈祠一道，为吴磷提供了有形的政治资本，而更大更无形的资本，则是前赴这里的崇祀者。从更长时段看，这或许便是吴氏将门得以长期屹立， “兴州地域集团 ”得以形成的重要政治基础。
  仙人关吴玠忠烈祠与西和州靖共堂吴磷生祠，也反映出两种不同层面的镜像：前者为朝廷自上而下封赠，由中央派遣四川的高级官员负责执行，完全代表“公”的属性。但这也反映出朝廷对川口大军既拉拢又猜忌，宣抚司文官对吴磷既倚赖又难以驾驭的局面；后者则为“边郡百姓”发动，州府学正参与，虽具有“亦官亦民”的属性，却不见南宋中央或宣抚司的许可，甚至连祠记也不见载于南宋时人的笔下，而要通过明代地方志的保存才得以为今人所知。但这却表明四川地方当局对朝廷打压政策在心态上的抵制与当地士人对吴磷的衷心拥戴。南宋中央与川陕地方之间的博弈，胡世将、郑刚中这类高级文官与米居一这类四川在地士人的不同心态，也通过这两座祠堂的设立鲜明地呈现出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
  从《吴忠嗣墓志》看南宋墓志书写中的
  “忠臣 ”再造
  董永强 邹贺 王兴成
  1973年，陕西南郑县新集镇石马湾村出土南宋墓志一方，现藏南郑县圣水寺石刻陈列馆。篆额双行书“皇宋洋州察推吴君墓志铭”（以下简称《吴忠嗣墓志》，见图1），志文正书，共28行，满行53字。1983年，陈显远先生将墓志碑定名为“南宋吴忠嗣墓志铭碑”①。1987年，陈氏最先对此碑进行考释，并附有录文。②1996年，陈氏编著《汉中碑石》首度刊布墓志拓片，并修订自己此前的录文2006年，黄锦君先生据陈氏 1987年录文将点校后的碑文收入《全宋文》中。2018年11月，岭南芦苇发表《〈皇宋洋州察推吴君志铭〉考释》（以下简称《考释》），其录文较陈、黄二氏更精确，释文也有进步，但讹误未能尽除。 ③以上研究在录文和句读方面仍有未通之处，比如志主姓名有 “吴忠嗣 ” “吴元 ”二说，或对后续研究造成误导。2019年1月23日，笔者赴南郑县调查，据圣水寺石刻陈列馆前所长王兴成先生提供清晰拓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重新校录及释读。该墓志可弥补南宋抗金名将吴磷孙辈行迹、吴氏子孙对吴曦叛乱的态度、宋廷处置吴氏子孙的落实等史实，具有相当重要的证史、补史价值，而且对南宋墓志书写中的再造 “忠臣 ”问题，极有启发。
  一、《皇宋洋州察推吴君志铭》校录
  皇宋洋州察推④吴君志⑤铭
  乡贡进士文祁撰书 /
  前乡贡进士苏樵题葢⑥ /
  艺祖皇帝，垂统立极，惩⑦五闰士气衰耎⑧，以正谊为第一事。陶榖袖禅藁⑨，薄之， 终身弗大用；卫融为其主，盛怒以霁，目为忠臣。人知趋向，/国脉以寿。庆历时任福、桑怿、耿传；皇祐时曹觐、孙、节；靖康时李若水。死于战敌，死于罵①贼，忠赤相望，未易枚举。/高宗皇帝，中兴绳武，益重服节死义者。为郎官出使，谊不辱命，如济源傅察；处民伍抗虏，视死如归，如下邽苏谔。事彻②听闻，/列圣嘉叹，或超加恤典，或宣付史馆。诸公身元虽丧，生气凛凛。国家畴其事而崇报，奋乎百世，闻者兴起。开禧丙寅，权臣用事，谋/动干戈。西门贰③宣招者，妄自尊大，用兵非所长，怵于敌诱。明年正月，敢窃位号，延寘④亲党。吴君忠嗣，时宰武连。大变起，族属侍母⑤淑人⑥/太宗皇帝七世诸孙，伪命狎至，以夔漕⑦处之。君怒骂曰：“祖先勳⑧业，着在盟府，忍一旦坠地耶？我宁⑨一死，终不为尔⑩屈！”径郄■其檄。凶徒忿甚，/下令后军屯将，遣甲士十数，露刃庭中，迫之使行，有“如其不从■函首前来”语。君屹立不动，伪都■运徐景望声势澒洞，家奴氐■县亡状，君曰：“此/赵，官家世界，汝何敢尔！”杖之，仍械诸狱，逆党为沮。朝廷宪章，遵奉一如常日，今公牍存县可攷■。邑当孔道，弓劒■旁午■，父老恃以无恐。凡/四十有五日，乾清坤夷，天日复见。茶马使者范仲壬行部，百里士民其■君守正实事，遮马首驩言之。又羣■走府，太守知其详，亟为上利路运/判赵纲、制帅杨辅、宣威今使相安公丙连核颠末，闻上。/安公又以“亲戚畔之”为奏牍语以证。得旨：免连坐，免移徙，官使仍旧。君耻累同姓，乞更之，特许易今名，元字明叔，赠太中大夫、集英 /殿修撰、夔■州路提点刑狱抑中子■，繇祖而上，见太 中墓志。以集英遇郊恩任通仕郎，初主凤州梁泉簿，再①转丞文州曲水②。武连秩满，令/普安③。丁淑人忧，外除调剑门。先是，武连政善④，下至卒吏、邮传得其欢心。緫⑤计陈哗尝报书谓：自有此邑无此令，既去，它邑幸其肯来⑥。君知戒⑦令/已孚，三为令，俱隆庆⑧。嘉定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之洋州观察推官任，客兴元府城固姨魏氏，早起无疾而逝，年四十有七。官止儒/林郎，逾月，得佥书合州判官厅公事。明年清明日，葬太中、淑人墓次。君庄重温粹，不事华好，眉宇清润，趋进礼雅，向学好士⑨。当未仕时，左/右经史，喜学为诗，榜书室以“吟窟”。历五任，所谈者几不容口。宽厚爱人，乐施予，遇亲旧贫死无归则葬之，其幼孤则字之。昆季间奴隶，平时/靡人不称，闻其⑩亡云，悲咽有如丧■所亲者。明习世务，音吐开■■。白事台府，纚纚可听。类首肯之，荐改秩者四人。安公丞郡普安日，喜其试邑/能事，及转运军前，君尝为言：必斩副宣嬖人赵富，已可议进取。公悚异其语，是■以忠节逾重爱，辕门尊崈■，君得见不以时，见或留弥■日。公事/公言，亟从无疑。许为成就通朝籍，始以内艰去官，后以大制阃趣召差跌。今书币岁犹往来。初，集英五为郡，持节典藩，所至称廉，物产/不夥。以君故，免归。有司、宣威■量■捐金分酬之■。乃买田庐大安军，食其租入，因家焉。初娶王氏，承直郎班■女，再娶实淑人 妹。三子：柬之、震之、损/之，从进士举。嘉定九年，诏下取士，利漕使者曹彦约①酌法意，许贯三泉②，并闻制阃，以杜讼云。一女未行。孙男二人。予尝宄③观班史，/新莽盗神器，愚无知者，附④丽有之。乃若读书，名为儒，作国师，作《美新》，传笑亡⑤穷。方逆焰燎原，士自科第中出者，犹不自引去，甘心跖徒。君胄/贵室，为小官，明于避就，弗堕⑥党与，不贻父母羞。虽教忠有自，亦性忠君父使然。皇明旌异，用劝方来忠孝者，于铭何辤⑦。铭曰： /
  大浸稽天，砥柱弗徙。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性孝与忠，维古烈士。君崇高节，无生有死。全璧而归，持见先子。彼波荡者，颜之厚矣。金华松岗，实墓其阯⑧。清风百世，闻者兴起。 /
  姜敏刊 /
  二、志主世系及其仕宦经历
  （一） “太中 ” “淑人”与志主的关系
  志主卒于嘉定十年（1217）十一月，时年四十七岁。按虚岁计，他应生于乾道七年（1171）。所谓“大变起”是指“武兴之变”。开禧三年（1207）吴曦于兴州（今陕西略阳）公开称蜀王，叛宋降金。当时，志主在隆庆府武连县（治所在今剑阁县武连镇南）任知县。
  细读志文可知， “太中 ”为 “太中大夫 ”的省称，指代志主父亲。与 “集英 ”“贰宣招 ”用法相同。 “淑人 ”指志主母亲，系“太宗皇帝七世诸孙 ”。换言之， “太中 ”娶宗室女为妻，并贴职“集英殿修撰”（正六品），“夔州路提点刑狱”是其差遣，死后赠官太中大夫（从四品）。
  考之他书，志主之父当为吴磷之子吴扩。据王曮《吴武顺王磷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载：吴磷有“男十二人，曰援、曰掖、曰扩、曰揔、曰挺、曰拭、曰拯、曰掞、曰抦、曰扬、曰揆、曰撙；孙男九〔十〕人：暕、旰、障、曦、晦，其五尚幼，子孙凡二十余人”⑨。可知吴扩为吴磷之子。吴曦叛乱被平定后，宋廷集议按律处置吴氏后人。开禧三年（1207）五月二日，权四川宣抚使安丙为吴氏子孙陈情：“吴挺异母兄吴广（扩），已死，广（扩）之妻系宗女，清节凛然，曦僭窃之后，以书召之，斥詈曦所遗人，曦有‘亲戚畔之 ’之语。”⑩吴扩一房最终被 “原贷施行”，可见安丙陈奏属实。以宗室女赵氏为妻者正是吴扩，他是吴挺异母兄，吴磷之子，吴曦之乱时已死。此“宗女”即“太宗皇帝七世诸孙 ”，志主之母。 此外，吴扩也有集英殿修撰的贴职。乾道元年（1165）五月十八日，“诏秘阁修撰、添差四川安抚制置司参议官吴扩除集英殿修撰”①。综上可知，志主是吴扩之子，吴磷之孙，吴曦堂弟。乾道三年（1167）吴磷去世时，志主尚未出生，因此，故《吴武顺王磷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未刊其名。
  （二）吴扩之字与志主之名
  志文提及志主时称“吴君忠嗣”。陈显远先生认为志主名“忠嗣”。志文此后又曰：“君耻累同姓，乞更之，特许易今名，元字明叔，赠太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夔州路提点刑狱抑中子，繇祖而上，见太中墓志。”此句是正确解释志主身份的关键。但对它进行句读，会产生两种理解，易产生歧义。
  句读一：君耻累同姓，乞更之，特许易今名元，字明叔。赠太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夔州路提点刑狱抑中子，繇祖而上，见太中墓志。
  句读二：君耻累同姓，乞更之，特许易今名，元字明叔。赠太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夔州路提点刑狱抑中子，繇祖而上，见太中墓志。
  《考释》认为第一种断句正确，志主改名后叫吴元，字明叔。显然是将“特许易今名元 ”理解作 “特许易今名（为）元”。
  理解此句的关键词是 “抑中子 ”三字。可作两解：其一， “抑”取其字面意，作 “压抑、抑制 ”解， “中子 ”指第二子。《考释》持此看法；其二， “抑中 ”为吴扩之字， “抑中子 ”意为吴扩之子。
  笔者认为第二种理解更合理，志主字“明叔”，与古人以排行取字的常例相合，而“叔”行三，“仲”行二这是常识。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抑中子”应解为“抑中”之子，而非“抑”之“中子”。志文撰者言及志主时尊称“君”，提到志主父亲时，称字以示尊敬，也在情理之中。“中子”即使是第二子，志主也不可能以第二子身份荫补“通仕郎”。《宋史·叛臣传》中称：“吴曦，信王磷之孙，节度挺之中子。”②吴挺有五子，吴曦是其次子③，也就是第二子。又，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丘崈趁吴挺去世时机，上奏朝廷请求削弱吴家兵权。在奏疏中说：“乞选他将代之，仍置副帅，别差兴州守臣，并利州西路帅司归兴元，以杀其权。挺长子曦勿令奔丧，起复知和州，属总领杨辅就近节制诸军，檄利路提刑杨虞仲往摄兴州。”④可知吴曦又被认为是吴挺长子。王智勇认为此处“长子”当为“次子”但并未说明原因。⑤那么，吴曦到底是吴挺长子还是次子？淳熙五年（1178）春夏之交，吴，挺前去临安朝觐宋孝宗，带着吴曦随行。在得到利州西路安抚使之后，吴挺实际上就掌握了整个利州西路的军政大权。为使宋孝宗放心，吴曦被吴挺以服侍天子名义留在临安，变相做了人质，可见吴曦对吴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唯有嫡长子这种特殊身份才能使朝廷对吴家放心。因此，笔者推测吴曦可能是吴挺嫡长子。也正是因为嫡长子，才更有资格以祖父的功勋荫补右承奉郎。由此推知，吴忠嗣以吴扩第二子身份荫补通仕郎的可能性极小。吴扩属“宗室女夫”，在“七色补官人”之列。按照乾道二年（1166）宋孝宗对官员 荫补亲属人数的规定，“七色补官人只令奏一子”①。淳熙九年（1182）后，恩荫制度再次变革。换句话说，在朝廷有意限制吴家势力的情况下，即使吴扩有多子，也只能恩荫一子。按常理推论很可能是长子。另外，恩荫长子在吴氏家族有成例，比如吴磷。绍兴十二年，“忠训郎吴援令川陕宣抚司召试策一道，保明取旨，与换文资。援，磷子也。磷以初除团练承宣恩例为之请，上许之”②。权高位重的武官吴磷恩请宋高宗授其长子吴援为文官，并以试策掩人耳目。
  吴曦叛乱时，吴扩已死。吴磷卒于乾道三年（1167），在《吴武顺王磷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中仍称“扩”。但乾道四年（1168），宋宁宗出世，次年赐名赵扩，绍熙五年（1194）年继位。为避宁宗讳，按照宋讳要例， “扩”一般应改为 “广”。如前所述，在安丙陈情的奏疏里， “吴扩 ”即被改写为 “吴广 ”。同样例证诗人张扩， “宋人避宁宗讳，张扩之名多改写广 ”③。
  综上可知，志主原名不详，吴曦之乱后改名“忠嗣”，元字明叔。志主父亲名扩，避宁宗讳，改写为“广”，字抑中。志主改名“忠嗣”内含深意，下文详论。
  （三）志主任官经历
  碑文中“以集英遇郊恩任通仕郎，初主凤州梁泉簿，再转丞文州曲水。武连秩满，令普安。丁淑人优，外除调剑门”几句言及志主的主要任官经历，对此断句不同，会形成两种不同的认识，《考释》分别进行了辨析，其分析是可信的。
  志主以父遇郊恩，授通仕郎。所谓“郊恩”即“郊祀恩”。郊祀又称南郊大礼，是三年一次由帝王率领百官在冬至日合祭天地于京城南郊的大礼。礼毕，帝王按常例对百官和臣民进行各种推恩赏赐，任子即是其中重要一项，称郊祀恩或大礼荫补。那么，吴扩遇郊祀恩是在哪年？
  乾道元年（1165）五月，志主父亲吴扩除集英殿修撰。乾道三年前后，知锦州，后又迁夔州路提点刑狱。淳熙四年（1177）前后知蜀州。吴扩以集英殿修撰身份为其子求郊恩，当在吴忠嗣生年（乾道七年，即1171年）之后。
  宋代实行幕职州县官一年一考课，三年为一任的磨勘考课制度。据志文记载，嘉定十年（1217）年，志主改任洋州观察推官。假如志主三任知县秩满，加上为母丁优三年，因此倒推十二年，志主任武连知县（治所在今剑阁县武连镇南）应在开禧元年（1205）。以此推知，志主任文州曲水县丞当在嘉泰二年（1202），任凤州梁泉主簿（州治所在县，今陕西凤县凤州镇）可能在庆元五年（1199）前后。由以上推论可知，吴扩遇郊恩应在1171至1199年之间。翻检史籍记载，在这段时间内，宋孝宗和光宗朝南郊大祀有三次，分别是淳熙三年（1176）、淳熙十二年（1185）和绍熙二年（1191）。④志主分别是5岁、15岁和20岁。淳熙三年，志主仅有5岁，恩荫通仕郎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我们认为很可能在淳熙十二年或绍熙二年时，吴忠嗣以其父遇郊恩任通仕郎。
  开禧元年（1205）志主刚刚上任武连知县，此时陈晔正在四川总领任上。⑤在此期间，志主在多有善政，得到上级陈哗的褒奖。至开禧三年（1207）吴曦叛乱时，志主还是武连知县。武连秩满后，又调任普安（治所在今剑阁县普安镇）知县。期间遇母去世，丁忧起复后，除调剑门知县。武连县、普安县、剑门县均属利州东路隆庆府（治普安县），这与后文 “三为令，俱隆庆 ”相合。嘉定十年，赴任洋州观察推官，客居兴元府城固姨娘魏氏家中时，病逝。
  三、志文所见武兴之乱的具体细节
  关于武兴之乱，既往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主要关注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影响以及南宋政治和历史人物①，使我们的认识更加深入和全面。《吴忠嗣墓志》中的记载可以补充叛乱某些细节，试作申论如下。
  （一）徐景望的主要表现
  徐景望是吴曦叛乱的骨干成员之一。开禧二年（1206）四月，“曦与从弟晛及徐景望、赵富、米修之、董镇公为反谋，阴遣客姚淮源献关外阶、成、和、凤四州于金。求封为蜀王”②。吴曦受蜀王印后，立即封官，任命徐景望为四川都转运使。开禧三年（1207）春正月“己卯，吴曦下白榜于四路。伪四川都转运使徐景望入利州，总领官刘智夫为所逐”③。入川后，徐景望一方面驱逐四川总领刘智夫，抢夺财政大权；另一方面，奉命招揽在蜀官员。利路转运判官陈咸，被视为蜀中名士，是吴曦“首胁”之人。陈咸削发明志，死不屈从，被徐景望派兵拘押。幸有安丙竭力解救才得以保全。对此《宋史·陈咸传》已有详细记载。此处可以补充的是，徐景望对吴忠嗣的威逼利诱。据志文记载：在吴曦授意下，徐景望派人召请吴忠嗣，先是以“夔漕”即夔州路转运使或转运判官进行利诱，而后“露刃庭中，迫之使行”企图胁迫，再以“如其不从，函首前来”进行言语恐吓。显然，此话是徐景望传令手下时说的。对此，“君屹立不动”。无计可施之后，“伪都运徐景望声势澒洞，家奴氐县亡状 ”。吴忠嗣不但大骂徐景望家奴，而且杖之，最后将其打入武连县衙大牢。墓志透露出的这些细节，可补史志之缺。
  （二）吴曦之乱的平定之日
  志文曰：“凡四十有五日，乾清坤夷，天日复见。”这当从吴曦被杀的事件后效来理解。
  金泰和六年（1206）十月，金军由平章政事仆散揆指挥，分兵九路，大举侵宋。开禧二年（1206）十二月癸酉，吴曦在兴州“受金诏称蜀王，膀谕四川”。开禧三年正月甲午，“曦僭号建官，称臣于金”，公开叛宋。次年二月甲戌深夜，乙亥凌晨④，吴曦被李好义、杨巨源等诛杀。⑤前后 “僭位凡四十一日 ”⑥。吴曦从叛宋称王到被联合诛杀，安丙都实际参与其中，对其发生时间非常清楚。安丙又在三月戊寅将整个事件经过上奏朝廷。所以，《宋史·安丙传》中“僭位”四十一日的记载是可信的。那么，吴忠嗣墓志中，所谓 “四十有五日 ”又该做何解释呢？
  开禧三年（1207）三月二日丁丑“是日，斩徐景望”①。当时，徐景望在利州（今四川广元），徐被诛时军民无一人敢哗者。三月三日戊寅，安丙以宣抚司名义将吴曦在兴州被诛杀的消息传达内地各州府以及四四川各地，并传令迅速肃清吴曦党羽。②对此，《安丙墓志铭》中的记载也可参证：“于是，传檄诸郡，一日安堵，旷然如天日之复见也。露布奏闻，随函曦首及虏诏、印、违制等物，献于朝。”③此处，“旷然如天日之复见”，也与《吴忠嗣墓志》中“乾清坤夷，天日复见”相参证。这段记载也被收入《宋史·安丙传》：“三月戊寅，陈（吴）曦所以反及矫制平贼便宜赏功状，自劾待罪，函曦首级，违制法物与曦所受金人诏印及所匿庚牌附驿。”④综合以上记载可知，安丙“露布奏闻”之日，被视作南宋官方认定的吴曦之乱平叛之日，正是三月三日戊寅。换句话说，吴曦被杀的二月甲戌日并非南宋官方确认的叛乱平定之日。因为，吴曦被杀并不意味着叛乱立即被剿灭。从开禧三年正月甲午吴曦公开投金叛宋，到三月戊寅叛乱被平定，恰好是四十五日。⑤证实墓志与传世文献的记载相吻合。志文所谓“凡四十有五日，乾清坤夷，天日复见”，显然是事后制作墓志时追忆官定信息后的结果。必须指出的是，当时，墓主吴忠嗣作为武连知县并未接受吴曦“伪命”，武连县不受吴曦直接控制，因此，不存在武连反正的问题，《释录》以武连“反正”的时间来解释志文中 “四十五日 ”之说，是不可取的。
  四、 “叛臣”的墓铭书写： “忠臣”形象的塑造与再造
  唐宋两代朝廷和舆论对待“贰臣”的态度和政策有明显的变化过程。即使在唐代，在处置陷伪安史的臣僚的问题上，在平叛战争处于顺逆的不同阶段，朝廷的处置政策也呈现出前严后松的变化。这种变化被仇鹿鸣看作是魏晋以来士族社会“先家后国”的传统影响的余续。⑥主要依据墓志书写的具体实践，自下而上式地回溯和反观朝廷政策，这种研究理路很有启发性。此外，从思想史角度而言，在唐宋间，先秦儒家“从道不从君”的气节观有被法家倡导的“忠节”观逐渐取代的趋势。唐末五代，正处在这两种观念的交锋和转变的过程中。宋人评价冯道的前后巨大反差集中反映了这种变化。⑦及至宋代，“忠臣不事二君”成为士大夫们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忠”成为评价、衡量朝臣言行的唯一标准，从而推动皇权的绝对化发展。顺着宋廷苛求臣僚尽忠的思考逻辑，此处值得抉出，加以研究的问题是，宋代官僚士大夫在具体的日常生活实态中是如何受制于绝对“忠诚”的观念的。在“死事一主”观念的支配下，生前谋逆叛宋的罪臣死后，其家人子孙是不可能为其立碑撰志的。换句话说，诸如张邦昌、刘豫、苗傅、刘正彦、杜充、吴曦等，带有 “叛臣 ”身份标签者在南宋的政治环境下是绝无制作墓志铭的可能性。幸运的是，《吴忠嗣墓志》的刊布对于我们探究宋人的“忠诚”观念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提供了可能，进而为唐宋比较也提供了罕见的实例。虽然吴忠嗣不能被视为“叛臣”，但作为“叛臣”吴曦的从兄弟，在其墓志书写中，如何处理这种微妙的关系，是值得深究的有趣问题。
  （一）特殊墓志文本的书写体例与 “忠臣”形象的塑造
  比照宋人墓志的规范书写体例，《吴忠嗣墓志》凸显出鲜明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王德毅先生综合研究宋代诸名臣的墓志铭后，总结出宋人墓志铭的固定书式：“首要叙述姓原族望，次及名讳字号、三代世系之名讳官爵、向贯或迁徙之郡邑、学行功名起家之年岁、宦游经历及所建之事功，乃至晚年之休致，卒年及年寿，葬地、葬时，妻某氏及受封号，下及诸子出身及官衔，并及于女与所择配，有孙儿女者亦逐一述及，最后为铭辞。”①这种书式无疑是规范的、惯常的模式。相比而言，《吴忠嗣墓志》与规范的宋人墓志多有不合。
  开篇并未追述姓原族望，而是简要评述开禧以前两宋的十位历史人物的事迹，包括陶榖、卫融、任福、桑怿、耿傅、曹觐、孙节、李若水、傅察和苏谔。字里行间中，撰者对失节的陶榖暗含贬抑，而对九位“服节死义”的忠臣们则大加褒扬。考虑到吴曦叛乱对吴氏家族的毁灭性影响，墓志撰者如此谋篇布局的用意，无非是比附前代忠义之士，为志主在武兴之乱中的政治表现作铺垫，进而为志主忠于宋廷张目。这背后反映的则是自吴曦之乱被朝廷平定后，吴氏家族后世子孙微妙的心态变化。
  紧接着，志文重点叙述吴曦叛乱中吴忠嗣的政治表现。开禧二年，吴曦投金叛宋，于兴州称“蜀王”后，积极置署封官，“延寘亲党”。吴忠嗣身为吴曦堂弟，时为武连知县，也是吴曦拉拢的重要对象，被拟任命为“夔漕”，即夔州路转运使或转运判官。“伪命狎至”吴忠嗣先是“怒骂”、继而“径却其”。又在十数甲士“露刃庭中”，以生命相威胁的，情况下，“屹立不动”，后又斥责、杖打叛臣徐景望的狂妄家奴，又将其下狱。墓主拼死抗争，致使 “逆党为沮 ”。志文特别强调志主对 “朝廷宪章 ”，遵奉如常，有存县之公牍可资证明。
  值得注意的是，志文在叙述志主事迹时直接引用了志主生前的三句话。这种现象与唐人墓志书写有明显的不同。“唐代墓志文献具有骈体散文色彩，抒情性比较强，基本不引用什么原话，而宋代墓志文献具有传记散文特色，叙述性比较强，大量地直引死者或死者亲友话语的现象正是宋代墓志文的一大特色。 ”②志文引用吴忠嗣的三句话，有着深刻的用意，值得仔细玩味：
  A. “祖先勋业，着在盟府，忍一旦坠地耶？我宁一死，终不为尔屈。”B. “此赵官家世界，汝何敢尔！ ”C. “必斩副宣嬖人赵富，己可议进取。 ”
  按照原本发生的时间顺序来看，三句话的顺序应该是CAB，但在志文的行文中顺序确是ABC。C发生在叛乱前，AB发生在叛乱期间。“必斩副宣嬖人赵富，己可议进取”这句话是吴忠嗣对安丙说的。“副宣”即四川宣抚副使的省称。开禧二年三月，宋廷诏命吴曦为四川宣抚副使。嘉泰末，安丙任隆庆府通判。隆庆府是南宋绍熙元年（1190）由普安军改置，属利州东路，治普安县。当时，吴忠嗣初次担任知县，即志文所谓 “试邑能事 ”，为隆庆府武连知县。开禧元年八月，安丙知大安军。开禧二年五月，时任四川宣抚副使的吴曦推荐安丙担任随军转运使。①正是在此时，吴忠嗣对安丙说要斩杀赵富的话。言外之意，吴忠嗣认为，赵富作为吴曦亲信，很有可能鼓动吴曦谋反，必须先杀此人，才能确保西部战场稳定以图谋北伐。志文特意强调安丙听闻此话后的反映，“公悚异其语，是以忠节逾重爱”，实际上是借安丙之口，再次重申吴忠嗣在吴曦叛乱之前是忠于宋廷的。
  AB两句是叛乱后，吴忠嗣面对吴曦派遣的伪都转运使徐景望的利诱威逼，以死抗争，据不受伪命时说的。 A句站在吴氏家族的立场上，为确保自吴玠、吴磷、吴挺以来在抗金保边的过程中建立的卓著功勋，言辞慷慨，据理力争。志文直引此话，目的是让世人明白，“死事一主”观念在吴忠嗣身上根深蒂固，这是家族利益使然。相比而言，B句是站在朝廷角度，以知县的身份斥骂徐景望的家奴，胆敢在赵宋王朝治下的武连县气焰嚣张，出言不逊，并将其杖责之后下狱。 “此赵官家世界 ”与侯正国 “只知有赵官家，不知有吴蜀王 ”②的口吻是何其相似，以赵宋为正朔，强调吴忠嗣坚守赵宋王朝在四川叛乱区内的政治存在，其忠义不屈的形象清晰可见。
  总之，吴曦的三句话是志文撰者有意塑造吴忠嗣“忠臣”形象的鲜活材料，它集中反映或者试图反映“忠”的观念已经深深内化为吴忠嗣的思维方式，并外显于他的言行了。
  志文紧接着叙述，因吴忠嗣据死不从伪命，武连父老得以保护。在吴曦叛乱被平灭之后，士民为其守正事实向四川茶马使范仲壬具结，又前往隆庆府禀告知府。知府又将此情亟报利州路转运判官赵刚、四川制置使杨辅。两人又向时为权四川宣抚使安丙呈报，在核查事实原委后，最后由安丙转报朝廷。安丙两度上奏朝廷，乞请宽容对待叛乱期间“守正”的吴氏家族成员。具体的处置办法，王智勇和杨倩描已有深入研究③，此处需要强调的是安丙的奏请与志文记载是否相符合。在开禧三年（1207）五月二日奏疏中，安丙竭力为吴扩妻赵氏开脱，“吴挺异母兄吴广（扩），已死，广（扩）之妻系宗女，清洁凛然，曦僭窃之后，以书召之，斥詈曦所遣人，曦有‘亲戚畔之’之语”④。“亲戚畔之”除在安丙陈奏和《吴忠嗣墓志》中出现过之外，还见于《宋史·吴曦传》。吴曦称王后，“使人告其伯母赵氏，赵怒绝之。叔母刘昼夜号泣，骂不绝口，曦扶出之。族子僎为兴元统制，见伪檄，色甚不平。”⑤对勘三条材料，我们不难发现，吴曦叛乱后“延寘亲党”，不仅被伯母赵氏、叔母刘氏、堂弟吴忠嗣等亲戚怒骂，又遭族人吴僎唾弃，可谓众叛亲离，遂有赵氏怒骂吴曦“亲戚畔之”之语。赵氏援引《孟子》斥责吴曦失臣道，未能 “死事一主 ”“失道寡助 ”这也符合其 “太宗皇帝七世诸孙 ”的身份。因此，《宋会要辑稿》将此话，系于吴曦，于理，不合，我们怀疑是 “有”前误衍“曦”字所致。此话在墓志中叙述为“安公又以‘亲戚畔之’为奏牍语以证”。安丙奏疏与墓志相参证。此外，撰者将这句原本是志主母亲的原话误植于志主头上，显然是有意为之，目的仍然是形塑吴忠嗣不从逆曦召请的决绝态度。这种 “隐微曲意 ”只有放在极端强调 “忠诚 ”观念，严正朔之辨的南宋时代，站在被朝廷宽宥的“叛臣”家属成员的立场上才能理解其良苦用心。九月十七日，安丙再次上奏朝廷，请求：“将 吴磷位下子孙田产除吴揔、吴扩两房外俱有子孙可以给付，吴拭妻刘氏见存，无子孙，俱与免籍没外，其余人皆痴庸病疯之人，欲乞指挥免行流徙出蜀，止分送潼川府、夔州路州军居住，依归朝人体例与计口支给廪粟，俾可自存。”宋廷下诏，基本同意安丙所请。“刘氏、赵氏并照已降特免迁徙指挥施行，余从之。”①由于安丙与吴氏家族有极深的渊源关系，可以说，正是安丙竭力以“其情可矜，中②心昭然”陈情，再加上吴玠、吴磷、吴挺两代抗金保蜀的前世功勛，吴扩房支才得以保全。结果如墓志所言“免连坐，免移徙”。此后，吴忠嗣在武连秩满，改任普安知县，除服后又改任剑门知县，又任洋州观察推官，宋廷没有削夺其官职，可见，吴曦叛乱确实对吴忠嗣的仕途影响不大。故此，志文 “官使仍旧 ”是指叛乱被平定后，吴忠嗣仍然担任知县。
  此后，志文在记述志主事迹时，才回到 “规范 ”墓志的书写体式中来。先依次叙述名讳字号、世系官爵、起家功名、宦游经历与事功、卒年及葬地、葬时。后又对志主品性、喜好、德行、才能、交游等诸多方面进行叙述。后又记述志主妻室及子女、孙男。此后，志文援引新莽典故对志主在吴曦叛乱中的政治表现给予积极评价。最后是铭辞。
  这段以“予”的口吻出现在文末的志文，对志主一生作盖棺定论式的总结，“教忠有自”“性忠君父”“用劝方来忠孝者”，凸显志主忠君的意图昭然若揭，与此前志文记述的九位忠义之士形成呼应，成功完成对志主进行形象建构的既定目的。从志文中对吴曦之乱相关史实闪烁其词来看，这种对墓主“忠臣”形象的塑造恐怕不单是应志主子孙之请托而为之，撰者文祈自身肯定对“死事一主”，忠于赵宋的主流观念有强烈的认同。这当然与其向贡进士的身份是相符的。
  （二）志文用词体现的 “明白指陈”
  如果我们对墓志文本的用词稍加检视，便不难发现，在整篇1234字的志文中，仅“忠”字就出现8次之多，而且半数是指称墓主的。前文已经有所论述。志文撰者根据吴氏家族的经历和知识图示，援引各种不同资源对墓主的形象进行意义揭示和文化建构。“忠”字只是其文化建构中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一种资源而已。此外，改名“忠嗣”，行用南宋国号、年号和职官，蔑称吴曦及其党羽，甚至墓志书写本身都是其建构的手段和方式，目的是要证明墓主对南宋永无二心，永尊正朔，以图自保。试作申论如下：
  先来看改名“忠嗣”。与祖、父两辈可以用抗金保蜀来自证“忠义”相比，吴曦之变后，作为叛臣堂弟，吴忠嗣已没有条件和可能效法先辈为国守土保疆。对于一个寄禄南宋的地方小官而言，遭此家国危机，能做的和可做的，似乎唯有临危守正，遵奉宪章，方能自保。叛乱后，墓主以“耻累同姓”为由，正大光明向朝廷请求改名，借此良机向皇帝表达忠诚。改名“忠嗣”并得到宋宁宗的“特许”，说明墓主主动建构朝廷对其身份认同的策略得到认可。“忠嗣”之名明显带有政治护身符的意味。由此看来，忌惮被贴上“叛臣”标签的心理，促使墓主通过改名来博得信任，以便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
  事实上，忠诚与否并不取决于是否含“忠”字的象征符号。这种带有明确政治意图的改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其例。唐肃宗时，任陕西神策两军兵马使的董秦，被赐姓名 “李 忠臣 ”，其政治表现并未如其名一样。 ①
  接下来看国号、年号的行用。《吴忠嗣墓志》志题“皇宋洋州察推吴君志铭”，显然是政治认同“皇宋”的。志文又以“伪”“逆”等明显带有污名化的词汇蔑称叛宋的吴曦及其党羽，比如称吴曦招降檄文为“伪命”，称吴曦帮凶徐景望“逆党”。相比而言，投附金与齐者则有不同的政治认同。这在墓志国号行用时有显著区别。宋末金初归附刘齐的原宋臣孟邦雄即是典型例证。《孟邦雄墓志》②志题“大齐故赠通侍大夫徐州观察使知河南军府事兼西京留守河南府路安抚使马步军总管兼管内劝农使孟公墓志铭”，是以“大齐”指刘齐政权，相反以“前宋”指称南宋。志文并未对墓主自宋降附伪齐多作讳饰或淡化，而是直言其事：“大齐开基，阜昌改元，公适时知变，乃以中亮大夫、忠州防御使、权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管内安抚司马步军总管司公事、兼管内劝农使，归附圣朝。”南宋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金扶持刘豫建立齐政权，以巩固黄河以南地区。刘齐地处南宋与金军事争夺的缓冲地带，留守黄河以北金实际控制区的许多南宋将领和官员在刘豫的拉拢下先后叛宋。在归降刘齐前，孟邦雄频繁获得来自南宋朝廷的擢升，又在叛宋后，不断获得来自刘齐的提拔。王新英先生对孟邦雄依违刘齐和南宋之间的地缘政治原因有深入研究③，此处不赘。实际上，除地缘政治因素外，政治利益、死亡威胁、战争被俘等原因更易导致边疆守将和官员变节，对此，史怀梅（NaomiStanden）也早有独到分析。④《孟邦雄墓志》铭辞中写道：“公适时变，赤心款附”，更加直接露骨地表达墓主真心依从伪齐的事实。为此，撰者还不惜笔墨，援引孟邦雄归齐后的原话诠释其“忠义”：“大丈夫事主，当一心建功立名期不朽，岂可乍服乍叛，以速夷灭哉！”全然不顾叛宋不忠的史实。《巩县志·金石志》著录《孟邦雄墓志》，该志按语“伪齐之人书伪齐之事”⑤或可解释撰志者既褒扬孟邦雄誓死效忠刘齐，又隐晦其背叛赵宋的矛盾。天会十一年（1133），孟邦雄酒醉被抓后斩杀。又被撰者形塑为“舍生取义，不失全节”的“死节”之士。类似例子还有《徐方墓志》。⑥由此看来，宋金时期，“忠”的观念在具有不同政治认同的官僚身上有着截然不同的意涵。但是，在使用“忠”字塑造其形象，以获取更多利益这一点上，两者又是一样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忠”具有了普遍的象征符号意义。
  与《吴忠嗣墓志》《孟邦雄墓志》截然相反，有的“叛臣”墓志则采取有意曲笔隐恶，粉饰溢美的书写，但目的仍然是凸显“忠”。比如周伦与张琪。《周伦墓志》对其叛宋降金的事实避而不谈，但从志题 “大金故周府君墓志铭 ”，先行用宋 “宣和 ”，后行用 “皇统 ” 年号判断，墓主投附金的事实还是露出马脚。其志文曰：“又改乾州永寿县令，时皇统大饥，秦人相食，朝廷遣使赈济。公以谓谷贵，吏益奸黠，恐因此为弊，官有枉耗，而民无宝惠，公于是恪勤奉职，百计防之，全活者甚众。”①周伦降金之事见于《宋史·高宗本纪》：“绍兴五年六月，丁巳，胡贼黄诚斩杨太首，挟钟子仪、周伦诣都督府降。”②由此可知，墓志回避这段经历，意在隐恶，恰恰表明其内心深处还是忌惮“忠臣不事二主”的君臣伦理的谴责。与之类似，《张琪墓志》记载，靖康时，墓主“经河北东路提刑司试中，保申大名府按试”。以武举格式， “特补进义校尉，即便差充统率莘县 ”。此后记述仕宦经历时，先用宋 “靖康”“建炎 ”年号，后行用齐 “阜昌 ”，金 “天会 ”“天眷 ”“天德 ”“大定 ”“明昌 ”“承安”诸年号③，可见其以金为正朔的事实是清楚的。
  综上，在叛宋的问题上，《孟邦雄墓志》《徐方墓志》均是以“扬善”来彰显墓主的忠义，而《周伦墓志》《张琪墓志》则是以“隐恶”来为墓主是“忠臣”张目的。虽然两类墓志的书写方式有所区别，墓志表达的效忠对象也有差异，但都是为墓主建构“忠臣”形象这一核心目标服务的。可见， “忠”的观念在宋金时期的墓志书写实践中得以加强和凸显。
  （三）墓志制作： “忠臣”形象的再造
  志文努力建构吴忠嗣在叛乱中的政治表现，以实现对其“忠臣”形象的再造，用意昭然若揭。从墓志铭的形制来看，吴忠嗣墓志的碑身呈长方形，碑额为圆首状，碑身末端有凸出的石榫（见图1），显然原本是竖立安置在墓内的石担中的。这种直立墓内的墓志安置方式是魏晋遗风在陕西汉中地区的体现。 ④
  一般而言，墓志“是一种社会认可的宣扬私人成就的场合”⑤。它被制作出来是为墓主的丧葬服务的，安置在墓中，外人一般难以见到。吴曦叛乱被平定后，吴氏家族逐渐衰落。吴扩房支虽在赦免之列，且志主葬于嘉定十一年（1218），距吴曦被诛已过去11年。但“死事一主”的社会意识和观念在南宋已经根深蒂固，人人唯恐与“叛臣”吴曦有瓜葛而受牵连。在这种情势下，吴忠嗣子孙仍然要为其撰志立碑，很显然，此时制作墓志本身就含有一种自我塑造的意味。表面上是为表彰志主的“忠心”，背后则是为子孙能进入仕途寻求“政治正确”的理据。这种忌惮心理，从吴曦之乱的事件后效可以看得很清楚。志文云：“嘉定九年，诏下取士，利漕使者曹彦约酌法意，许贯三泉，并闻制阃，以杜讼云。”失去祖先荫资的吴忠嗣之子，必须得通过科举才能进入仕途。但家族中出过“叛臣”的政治污点，仍使他们背负巨大“污名”。利州路转运使曹彦约按照朝廷旨意，允许将吴忠嗣三子着籍三泉县（治今宁强县阳平关镇）参加进士考试，还要将此事上报时任四川制置使的董居谊，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站在吴忠嗣子孙的立场上来看，为吴忠嗣撰志树碑就是为其家族再造 “忠臣 ”形象。
  结语
  综上所述，《吴忠嗣墓志》可补正史传记载不足之处这几点：第一，吴忠嗣（1171— 1217），原名不详，应是左偏旁为“日”的单字，字明叔。南宋抗金保蜀的名将吴磷之孙，集英殿修撰、夔州路提点刑狱吴扩与宗室女赵氏之子，吴曦堂弟。淳熙十二年（1185）或绍熙二年（1191），以父遇郊恩补通仕郎。庆元五年（1199）年前后，任凤州梁泉县主簿。嘉泰二年（1202）前后，转任文州曲水县丞。开禧元年（1205）迁武连知县。开禧三年（1207），吴曦叛乱发生时，誓死不从 “伪命”。叛乱平定后，改名 “忠嗣”。嘉定初年（1208）武连秩满后，改任普安知县。嘉定四年（1211）前后，以内艰去职。嘉定七年（1214）前后，，丁忧期满后，改任剑门知县。嘉定十年（1217）改任洋州观察推官。十一月二十三日赴任途中，终于兴元府城固县姨魏氏家中，享年四十七岁。次年清明，葬于大安军金华石马湾祖茔。第二，武兴之乱时，吴忠嗣在武连知县任上，曾被伪利州路都转运使徐景望派爪牙威逼利诱，怒骂来人：“祖先勋业，着在盟府，忍一旦坠地耶？我宁一死，终不为尔屈！”。又斥责徐的家奴：“此赵官家世界，汝何敢尔！”并将其杖打下狱。誓死不从吴曦招揽，与其母赵氏一样，尊赵宋正朔，并无不臣之举。第三，南宋官方认定的吴曦之乱时间前后持续四十五日，是从开禧三年正月甲午吴曦公开投金叛宋，到三月戊寅叛乱被平计算。即志文所谓“凡四十有五日，乾清坤夷，天日复见”。第四，吴忠嗣生前与安丙有很多交往，叛乱平定之后，安丙的确为保全吴扩房支两次奏请朝廷宽大处理。安家大安军后，安丙对吴忠嗣一家在经济上多有接济。足见安丙与吴家深厚的渊源关系。
  志文援引各种不同资源对墓主的形象进行意义揭示和文化建构。从书写体例的选择到修饰用词的斟酌都意在明白指陈墓主在吴曦之乱中严词抗争、不为所屈的政治表现。“忠”在墓志书写中成为子孙和撰者形塑“忠臣”的标准用词，成为其文化建构中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一种资源。如果说改名“忠嗣”是墓主生前表达忠心的便捷方式，那么，撰志立碑则是墓主死后，子孙和撰者再造其“忠臣”形象的关键手段。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为墓主对南宋永无二心，坚定忠诚张目，以便作为政治遗产为墓主子孙所继承。
  （董永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邹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王兴成，陕西省南郑县圣水寺石刻陈列馆馆长）
  从军事地理角度看仙人关战役的意义
  郭笑嫣 郭建忠 宋立新
  一、前言
  唐朝末年、五代十国以来，北方的游牧政权日益强大，而南方的农耕政权由于重文轻武则日益衰弱，于是，一场又一场北方草原民族与南方汉民族之间的对抗就持续展开了。北方游牧政权由于经济落后、自然灾害频繁，导致了物资贫乏、无法自给自足，为了生活过得更好，有时也是为了自身的生存，抢劫侵略就成了他们的不二选择。游牧民族以骑兵为主，行动迅速攻击力强，另外，人类所具有的征服奴役他人的天性，以及对物资丰富地区的向往，使得他们疯狂地渴望进攻南方农耕政权，公元1125年至1164年，金朝对北宋、南宋的多次进攻作战就是这种抢劫侵略战争的典型代表。
  二、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农耕民族进攻的路线
  总的来说，从北方到南方的进攻路径大致有东、中、西三条线路。东路是从大都到两淮再过长江，由于江淮地区河网纵横，而长江一年四季水量丰沛，不利于骑兵与大兵团的运动与作战；中路是从南阳到襄阳再过长江，此地区左连巴蜀，西接江东，上有中原，下有南越，而襄阳是江陵的屏障，如果襄阳一旦被攻占，江陵就危险了，江陵一旦被攻占，那长江之险将不足为惧。这一地区的地形多丘陵山地，平原地区少，同样不利于骑兵作战；西路是从关中到汉中，占领巴蜀沿江而下，进攻农耕政权的腹地。该路线所经地区大多是平原和山地，能够较好地发挥出骑兵的优势，关中、汉中、陇东、陇中等地区地势相对平坦宽广，有利于大兵团的进军。
  汉中是山川通达之处，是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晋代常璩在《华阳国志·汉中志》中说：“其地东接南郡，南接于巴，西接武都，北接秦川，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南宋张浚曾上书宋高宗曰：“汉中实天下形势之地，号令中原，必基于此。谨于兴元积粟理财以待巡幸，愿陛下早为西行之谋，前控六路之师，后据西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天下大计，斯可定矣。”因此，如果北方游牧政权要进攻南方农耕政权，从西路进军是相对较好的选择。
  三、从关中到汉中的几条通道
  秦岭横亘在关中和汉中之间，从关中到汉中大致有六个通道：祁山道、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和武关道，通过这些道路就可从关中直达汉中，再经过金牛道、米仓道和荔枝道，便可直达成都、巴中和涪陵。
  祁山道是从汉中西行至略阳，向北翻越青泥岭（或溯嘉陵江而上至白水江、经大河店）到甘肃徽县，沿西汉水过成县、西和，翻越祁山，经礼县达天水的道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说诸葛亮六出祁山，就是指的祁山道。古代从汉中向西经祁山道也可连接到丝绸之路，是汉中走向西域的又一通道。此地平坦开阔极易行军，是北方军队尤其是骑兵和大兵团军队南下的必选通道之一。
  陈仓道因古陈仓县而得名，这条道路的起点在今宝鸡市，从陈仓出发向西南登秦岭出大散关，沿嘉陵江上游河谷至凤县，折西南沿故道水河谷，经两当、徽县至略阳，接沮水道抵汉中，这条古道在命名之前就已经是秦蜀沟通的重要道路。其中最著名的历史事件便是汉高祖刘邦采用韩信之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出散入秦夺取关中；其余还有诸葛亮陈仓道出兵北伐曹魏；安史之乱唐明皇仓皇西逃，陈仓道雨打梧桐，悲泪霖铃等。陈仓道亦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北方军队尤其是骑兵和大军团军队南下的不二之选。
  褒斜道是秦蜀古道中最著名的道路，其经行路线大致为：自古长安经户县折西过周至、眉县，由斜谷口入秦岭沿斜水东侧南行，经鹦鹉嘴、下寺湾，越老爷岭入桃川谷，西过灵丹庙、杜家坪，登五里坡，进入褒水上源之一的红岩河上游（今太白县城所在地嘴头镇），再折向西南行，经两河口、关山街、古迹街、西江口镇、孔雀台、马道镇、褒姒铺，穿石门或越七盘岭出褒谷口，经褒城到达汉中。
  著名历史事件“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中明修的栈道，就在褒斜道上；《读史方舆纪要》称：“褒斜之道，《禹贡》发之，而汉始成之”。是秦汉时期咸阳、长安通往陕南、四川的主要驿路。虽然它非常出名，但它临山傍水通道非常狭窄难行，有些路段宽窄仅允许一人牵一骑通过，因此，从北方来的骑兵团是不大可能选择从此进入汉中的。
  傥骆道是古代汉中与关中交通又一重要通道，傥骆道北口骆谷在今陕西周至县西南，南口傥谷在今洋县北，又称骆谷道。从周至骆峪关沿骆峪入山，经厚畛子、都督门翻越兴隆岭至华阳，到华阳后，又有不同的路径到洋县，一是翻越牛背梁，至铁河沿傥水出傥水谷口到洋县，此路路程较近，但因翻越山脊而道路较险。途中要翻越太白山周围的五六座险山峻岭，路途山高水险、荆棘遍野、渺无人烟、猛兽出没，是所有翻越秦岭道路中最近最艰险的一条。三国时期它曾经是魏蜀的一条战略通道，据《三国志·曹爽传》记载，曹魏正始五年（244），魏大将曹爽从长安率兵六七万人入骆谷道伐蜀。骑兵向来不擅长爬山，纵使人上得去马也上不去，因此，傥洛道是绝对不会在骑兵兵团进军的考虑范围内的。
  子午道是由长安向南进入秦岭子午谷，翻越秦岭通往汉中、安康以及巴蜀的一条重要谷道，它北起西安市长安区西南的秦岭山中，南至石泉县，北方出口称子口，南方出口称午口。从空中俯瞰子午道，它就像两山中的一条线，极其狭窄难行，也不是北方骑兵与大兵团军队的进军首选路径，三国演义中魏延所提的子午谷奇谋就大致在此。
  武关道由长安东出，溯灞河西侧南行，经蓝田县城，过灞河至坡底村，上七盘岭，绕芦山北侧，经六郎关、大坡垴过蓝桥镇，溯蓝桥水而上至新店子，经牧护关翻越秦岭，顺丹江支流七盘河而下至黑龙口，沿丹江河谷而下，经麻街抵商州，又东南经丹凤县，穿越丹江北侧丘陵，过桃花铺、铁峪铺到达武关。它的道路狭窄坚险难行，到达目的地又需迂回很远，且补给难以保证，因此也不大会是北方骑兵青睐的进军路线，金与南宋之间的饶凤关之战就在这条线路上。
  祁山道起于天水，经天水郡、平南、小天水、礼县盐官、祁山、西和长道、石堡、汉源（西和县城）、石峡、成县纸坊、成县城到达徽县城；陈仓道起于宝鸡，经大散关、凤县、两当县、徽县后翻越青泥岭直达略阳、汉中。这两条路线的交汇点便是徽县、略阳，位于甘肃省徽县东南的仙人关就是点上的险关要隘。
  青泥古道作为古代秦陇入蜀的必经之道，就隐藏在徽县水阳镇、大河店镇、嘉陵镇、虞关乡境内的青泥岭山脉中。青泥古道作为唐宋以来秦陇入蜀的通道之一，在今徽县水阳镇、大河店镇、虞关乡境内沿线遗留下了好几处官方与民间记载修路历史的碑刻，大河店乡青泥村清嘉庆十六年 “远通吴楚碑 ”与 “修路碑记 ”便是极好的证明。
  四、仙人关之战对于南宋阻挡金国的意义
  仙人关西临嘉陵江，南接略阳北界，北有虞关紧接铁山栈道，是关中、天水进入汉中的要地，此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由陕入川的重要咽喉、通往西南的要道，被称为“秦陇锁钥 ”和 “川蜀门户 ”，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著名的仙人关战役便是在此地发生的。
  南宋绍兴四年（金天会十二年，1134）二月，金朝大举入侵南宋，金元帅完颜宗弼调集陕西经略使完颜杲部，以及投附金朝的伪齐四川招抚使刘夔等部，共约步骑兵10万余人，由凤翔经宝鸡、大散关，沿陈仓道南下，攻占南宋的凤州（今凤县北10千米）、河池（今甘肃徽县）等地，向蜀川门户仙人关进发而来，意在一举攻占仙人关，打开入蜀的大门，占领蜀川，进而沿长江东下消灭南宋王朝。全军从铁山（今徽县南）开始凿山开道，循岭东下向仙人关而来。镇守仙人关的吴玠兄弟为保住仙人关，收缩兵力全力防守。
  仙人关这一地区多为塘泺沼泽便于阻挡金军骑兵的进攻，它附近的虞关，是嘉陵江航运的终点，是宋军武器、粮秣等物资的重要补给站。虞关以北紧连着铁山栈道，是川陕通路的险要之处；仙人关临江依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只能死守，万不可弃，是宋军抵挡金军的天然屏障。吴玠在仙人关东北的长岭附近筑营垒，修城寨，建防御工事驻兵屯守，取名“杀金坪”，作为仙人关的前卫，另外，在仙人关与杀金坪之间，修筑了加强前后联系的第二道关隘。正是这两道关隘的出现，抵挡了大部分金军的攻击，为南宋国土的守护提供了最强大的军事支持。
  五、结论
  仙人关之战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为南宋与金的对峙创造了条件，保证了四川、陕南不受金军侵犯，粉碎了金军在西线妄图先占巴蜀、顺江东下，进攻南宋腹地的战略设想，稳定了南宋的战略侧翼，保护了南宋重要战略物资马匹的采购通道。
  南宋与金军在仙人关进行的这次要隘攻防战，是宋金作战中较为惨烈的一战，南宋军队在仙人关之战中取得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金军的有生力量，有效地牵制了金军的作战主力，减轻了金军对两淮地区的战略压力，增强了南宋军民抗击金军的信心。此战之后，金朝再也没有对陕南和四川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对巩固南宋半壁江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郭笑嫣，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郭建忠，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立新，原西安测绘信息技术总站高级工程师）
  论吴玠吴磷在仙人关大战中的战略战术
  张士伟
  1134年，金军10万步骑兵与吴玠、吴磷为首的万余南宋军队在甘肃省徽县东南部的仙人关展开了一场殊死大决战，结果金军大败而归，宋军创造了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在这次大战中，吴玠、吴磷根据孙子兵法，知彼知己，审时度势，冷静分析了军事形势，运用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充分显示了其杰出的军事才能。
  据《吴玠传》记载： “玠善读史，凡往事可师者，录置座右，积久，墙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孙、吴，务远略，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胜。 ”①正是得益于平日的刻苦学习，在仙人关大战中，他把孙子兵法运用得炉火纯青，令人叹为观止。可惜尚无专文对此予以研究，故本文拟就其战略战术作一探究。
  一、战役前夕：视生处高，精兵粮足，以逸待劳
  仙人关位于陈仓道和祁山道的交叉口附近，地处甘、陕、川三省毗邻区域，西临嘉陵江，南接汉中略阳，北有虞关，紧邻铁山栈道，既是甘肃进入汉中的要地，也是由陕入川的锁钥之地。如果派兵驻守仙人关，可以左控祁山道，右扼陈仓道，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面对金军威胁，如何把仙人关打造成固若金汤、牢不可破的防线？吴玠根据孙子兵法，并依托良好的地理环境，建设了 “仙人关 —杀金坪 ”防御体系。
  “孙子曰：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平陆处易，右背高，前死后生，此处平陆之军也。”②意思是：凡是部署军队和判断敌情时，应该注意：通过山地时要靠近有水草的坳谷，应该在居高向阳的地方驻扎，敌人占领高地时不要仰攻，这是在山地部署军队的原则。要居高向阳，不要面迎水流，这是在江河地带部署军队的原则。“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③大凡驻军都是喜欢干燥的高地，厌恶潮湿的洼地；要屯军于向阳之处，避开阴暗之地；军队要驻扎在接近水草、地势较高的地方，这样将士就百病不生，才会有战胜敌人的把握。在丘陵堤防行军，一定要占领向阳的一面，并且背靠高地，这些都是对作战有利的条件，最重要的就是地形的辅助。
  吴玠非常注意“视生处高”的安营扎寨原则。早在富平之战时，他便主张择高而居，“九月，浚合五路兵，欲与金入决战。玠言宜各守要害，须其弊而乘之，及次富平，都统制又会诸将议战，玠曰：兵以利动，今地势不利未见，其可宜择高阜据之，使不可胜。诸将皆 曰我众彼寡，又前阻 ”。 “遂大溃五路皆陷，巴蜀大震。 ”①由于张浚及众将领不听吴玠“视生处高 ”的劝告，五路大军溃败。
  “仙人关 —杀金坪”防御体系是吴玠和吴磷把孙子兵法运用于实战的杰作。1134年2月，金军统帅完颜宗弼与陕西经略使完颜杲、伪齐四川招抚使刘夔率步骑兵10万，带着各自的家眷，大举攻仙人关，势在必得，准备破关入川。面对强敌压境，来势汹汹，为抵挡金国骑兵的突驰，吴阶与吴磷充分借助地形进行阻遏。首先，他们在仙人关建筑工事，派重兵驻守，扼住了入川的咽喉要道。其次，根据孙子“绝山依谷，视生处高”的理论，在仙人关东北的长岭上，吴玠又构筑了坚固的堡垒，“关旁有险，号杀金平，玠设壁垒于平上，严兵以备”②。取名为“杀金坪”，即杀戮金军的屠宰场，并派重兵驻守，构成了“仙人关 —杀金坪”防御体系。吴磷认为该工事还应该进一步完善，“王前在武阶，以书抵武安公，以杀金平之地去原上远，前阵散漫，谓须第二阵作隘，牢其限隔期，必死战则可取胜。”③为实施纵深防御，吴玠采纳了弟弟的建议，又于杀金坪后修筑第二隘。“武安公如王策，益治第二隘，多列炮，积石如山。”④正是有了这座关隘，在以后的仙人关大战中起到了反败为胜的作用。至此建成了互为依托，互为救援、防守为主、防攻兼备的三道完整防御系统，并各自具备了侦查预警、前线防卫、前线指挥、信息传递、增援策应和后勤保障的功能。这种纵向防御的优点在于，可以按照梯次分布兵力，层层阻截来犯之敌，以延缓金国骑兵的进攻速度，为后续军事行动赢得时间。
  面对吴玠的 “仙人关 —杀金坪 ”防御体系，金军感到自己的优越之处无法充分发挥。无论是抢占山头，还是爬城楼，其强大的骑兵队伍基本都派不上用场。不得不弃马与宋军步战。
  孙子说：“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⑤意思是：以我就近进入战场而待长途奔袭之敌，以我从容稳定对仓促疲劳之敌，以我饱食之师对饥饿之敌。这是懂得并利用治己之力以困敌人之力。“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⑥凡兴兵打仗，出动战车千辆，辎重车千辆，军队十万，还要千里运粮；这样一来，前方后方的用费，外交使节往来的开支，物资的供应，武器装具的保养补充，每天要耗费千金，然后十万大军才能出动。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⑦善于用兵的人，兵员不一再征集，粮秣不多次运送；武器装具从国内取用，粮秣在敌国就地解决，这样，军队的食用就可以充足供应了。“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军罢马，甲胄矢弓，戟盾矛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 ”⑧国家因用兵而导致贫困的，远道运输是个重要原因；远道运输就会使百姓贫困。靠近军队的地方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就会使百姓财富枯竭；财富枯竭，就急于加征赋役。军力耗尽， 财力枯竭，国内家家空虚。百娃的财物，耗去了十分之七；公家的资财，由于战车损坏，战马疲病，装备、兵器、战具的损耗，错重车辆的损坏，耗去了十分之六。“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忌杆一石，当吾二十石。”①所以，高明的将帅，务求在敌国解决。就地取给粮食一钟，相当于从本国运输二十钟；就地征集饲草一石，相当于从本国运输二十石。“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②带着全部辎重去争利，就会影响行军速度，不能先敌到达战地；丢下辎重轻装去争利，装备辎重就会损失。卷甲急进，白天黑夜不休息地急行军，奔跑百里去争利，则三军的将领有可能会被俘获。健壮的士兵能够先到战场，疲惫的士兵必然落后，只有十分之一的人马如期到达；强行军五十里去争利，先头部队的主将必然受挫，而军士一般仅有一半如期到达；强行军三十里去争利，一般只有三分之二的人马如期到达。这样，部队没有辎重就不能生存，没有粮食供应就不能生存，没有战备物资储备就无以生存。
  根据孙子兵法，吴玠知道金军准备在宋统治区掠夺战略物资，所以提前进行坚壁清野的行动，让金军无处筹措粮草等，“宋刘子羽筑潭毒山壁垒，吴玠守仙人关，共为捍蜀计，子羽又以金兵远斗利于野掠，乃预徙梁洋公私之积，至是金人深入，馈饷不继”③。同时采取措施，确保自己部队的军粮供应。在自己的统治区进行屯田、招募流民，兴修水利，“玠与敌对垒，且十年常苦远饷劳民，屡汰冗员，节浮费，益治屯田，岁收至十万斛。又调戍兵，命梁、洋守将治褒城废堰，民知灌溉可恃，愿归业者数万家”④。他还上奏皇帝，多处筹备军粮，“金人归河南陕西地，诏吴磷帅秦凤欲尽移川口诸军于陕西，磷曰：金人反覆难信，今我移军陕西，蜀口空虚，敌兵见屯河中府，止隔大庆一桥，若骑兵疾驰自南山要我陕右诸军捣蜀口，吾军缓急不可追，集关隘未葺，粮道断绝，不战自屈矣。今宜外图和好，内修守御，分兵以备，自当陕蜀联接，仙人关未宜废，鱼关仓亦宜积粮，从之”⑤。并且打造了充足的武器装备，“吴磷言收复秦洮路，招到正兵弓箭手万人，乞支给器甲，自休兵有旨，令成都、潼川、遂宁府、嘉、邛、资、渠州七作院日造甲，兴元府、阆、成州、大安、军、仙人关六作院日造神臂弓、马甲、披毡，至是二十年器械山积”⑥。
  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自至者，利之也。”⑦至此，吴玠精兵粮足，以逸待劳，摆好了阵势，坐等敌人前来。
  二、战役中期：死地则战，知彼知己，用正兵当敌，用奇兵取胜
  （一）死地则战，吾将示之以不活
  孙子说：按用兵的规律，战地可分为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 死地等九类。在自己的领地上与敌作战，这样的地区叫作散地；“散地，吾将一其志”①，即在散地，就要使军队专心一致。迅速奋战则能生存，不迅速奋战就会被消灭的地区，叫作死地。吴玠很早就已经认识到：“倘弃和尚原而退守仙人关则蜀之险要所失过半。”②现在和尚原已经陷于敌手，南宋军队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只能拼死一搏。正是运用孙子“死地则战”，“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③。“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用兵原则，即所谓置之于死地而生。吴磷告诉全军将士已身陷敌人十余万大军的威胁之下，身处绝境，只有殊死战斗，才能求生存。“王乃令诸将曰金人倾国而来，吾辈报国正其时也，因慷慨以刀画地申令曰：死则此死，敢退者斩，诸将股慄。”④孙子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意思是将领应该足智多谋，赏罚有信，对部下真心关爱，勇敢果断，军纪严明。吴玠“御下严而有恩，虚心询受，虽身为大将，卒伍至下者得以情达，故士乐为之死。选用将佐，视劳能为高下先后，不以亲故、权贵挠之”⑤。故南宋的军队无不一当十，十当百。
  （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吴玠、吴磷兄弟多年与金军较量，“与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盖金人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中国士卒，不及金人之坚耐。吾常以长技洞重甲于数百步外，则其冲突固不能相及。是选据形便，出锐卒更迭挠之，与之为无穷，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坚忍之势”。和金兵作战久了，才逐渐了解了他们的情况。金兵的弓矢不如中国的强劲锋利；中国的士兵，不如金兵坚强、耐力好。我常用我们的长项 ——强弓劲弩在几百步以外洞穿金兵的重甲，这样金兵就不可能冲到我们面前进行肉搏。再选取有利的地形，派遣精锐的战士轮流冲击金兵，无休止地干扰他们，使他们不得休息，消磨他们顽强、坚忍的战斗意志。针对金军的进攻，吴磷运用了叠阵法：“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贼相搏至百步内，则神臂先发；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阵如之。凡阵，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俟其伤则更代之。遇更代则以鼓为节。骑，两翼以蔽于前，阵成而骑退，谓之‘叠阵’。”⑥吴磷特别注重利用自己的长处攻击敌人的短处，充分发挥驻队矢（即神臂弓）的作用，“磷率锐卒介其间，左萦右绕，随机而发，战久磷军少惫，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磷以驻队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层积 ”⑦。结果给金军以极大的打击。
  （三）金鼓旌旗，变人耳目
  孙子说：“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金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 ”⑧意思是：作战中用话语难以传递指挥信息，所以设置 了金鼓；用动作难以让士兵看清指挥信号，所以设置了旌旗。因此夜间作战多用金鼓，白天作战多用旌旗。金鼓和旌旗，是统一全军行动的。全军行动既然一致，那么，勇敢的士兵就不会单独冒进，怯懦的士兵也不会畏缩后退。这就是指挥大部队作战的方法。在仙人关战役中，金军和宋军的交战很快进入了白热化状态，一日血战三十余阵，到处血肉横飞，惨烈程度前所未有。吴玠和吴磷充分利用了金鼓旌旗的作用，“东则四太子等，西则韩将军等军也，敌极其狡猂，东西相望，遥相掎角，以持久必死困我。王左右援翼，唯急是应，迨暮敌杀伤强半而气犹锐，我军苦战久，遂敛第二隘以致敌。时军中颇有异议，欲别择形胜守者。王奋曰：‘方交而退，是不战而却也。且吾度此敌走不久矣 ’”①。战局异常危急，怎么战胜凶悍的金军？吴玠为了激励将士死战，便使用了孙子兵法的金鼓旌旗，变人耳目”法，“夜布火鼓，易旗帜，迨晓，军阵精采一变，乐声震山谷，于是人自励有死志”②。后吴玠派统领王喜、王武率军，分紫、白旗杀入金营，也是利用旌旗的指导作用。
  （四）用正兵当敌，用奇兵取胜。
  孙子说：“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③意思是：攻击时，向敌人来不及急救的地方进军；进军时，向敌人意料不到的地方挺进，定能获胜。“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④“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⑤意思是以正规的形式交战，以异于正规的形式获得胜利。战争中一开始时局势不太明朗，双方旗鼓相当时就是“以正合”的阶段，而到后来局势开始明朗，到了决战时刻时就是“以奇胜”的时候。 “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⑥“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⑦吴玠在用兵时善于用正兵当敌，用奇兵取胜，奇正结合，克敌制胜。“统领王喜、王武率锐士，分紫、白旗入金营，金阵乱。奋击，射韩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 ”需要注意的是，此处说统领王喜、王武的部队射中了韩常的左眼，与《金史》记载不符。《金史》所述是在富平之战中，张浚的部队射中韩常的眼睛，“宗弼渡江北还，遂从宗辅定陕西，与张浚战于富平，宗弼陷重围中，韩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创，跃马奋呼搏战，遂解围 ”⑧。毕竟一个人的眼睛被射中两次的概率很低，所以不是《宋史》有误，便是《金史》所述不正确。
  三、战役后期：乘胜追击，击其惰归。
  孙子说：“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此治变者也。”⑨意思就是对于敌人的军队，可使其士气衰落；对于敌人的将领，可使其决心动摇。军队初战时士气饱满，过一 段时间，就逐渐懈怠，最后士气就衰竭了。所以善于用兵的人，要避开敌人初来时的锐气，等待敌人士气懈怠衰竭时再去打它，这是通过削弱敌军士气而获胜的办法。用自己的严整对付敌人的混乱，用自己的镇静对付敌人的喧嚣，这是通过利用敌军心理躁动而获胜的办法。在离自己较近的战场上等待远道而来的敌人，在自己部队得到充分休息的状态下等待疲惫不堪的敌人，在自己部队吃饱肚子的情况下等待饥肠辘辘的敌人，这是通过消耗敌军力气而获胜的办法。不要试图缴获排列整齐的军旗，不要试图攻击堂堂之阵的敌人，这是通过待敌之变获胜的办法。
  在仙人关战役后期，完颜宗弼见败局已定，不得不下令焚毁营寨，趁着夜色逃跑。吴玠决定按照孙子的战术，马不停蹄，乘胜追击，穷追猛打，击其惰归。吴玠命部将王俊率军疾驰至河池（今徽县）设伏，“玠又遣统制官王俊设伏河池，扼贼归路，生擒百余人，斩首千余级，得牛马旗帜无数。玠悉兵尾袭，直过和尚原去 ”①。南宋军队又乘其溃退，挥师追袭，迫金军退回凤翔府。
  在整个仙人关战役中，吴玠、吴磷兄弟对孙子兵法活学活用，率领宋军凭借着同仇敌忾的骁勇斗志，使金军铩羽而归。完颜宗弼和撒离喝原计划拿下仙人关，将四川囊括进金王朝的版图之中，先让其家眷在四川定居生活，日后顺江东下，占领整个南宋。然而，事与愿违，金军不仅没达到目的，而且还遭到了空前的惨败，计划成为泡影。此后，金军与宋军隔渭水对峙，四川成为南宋非常稳定的大后方和后勤供应基地。金彻底放弃了进攻四川的企图，直到金亡。
  （作者系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博士）
  吴玠在秦岭的三次防御作战简评
  宋立新 郭笑嫣
  金天会九年（南宋绍兴元年，1131）的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之战、金天会十一年（南宋绍兴三年，1133）的饶凤关（今陕西石泉西北）之战、金天会十二年（南宋绍兴四年，1134）的仙人关（今甘肃徽县南）之战，是以吴玠为主的南宋军队与金朝军队在秦岭地区展开的战略要地攻防战，这三次重要战役相互关联，影响深远，下面分别叙述、简评。
  一、战前总体形势
  （一）金军对南宋的第一次进攻（见图 1）
  金天会五年（宋靖康二年，1127）四月，金灭北宋，五月初，康王赵构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即帝位，改元建炎，南宋成立。十月，宋高宗赵构率宫室朝臣南迁扬州（今江苏扬州）。十二月，金太宗完颜晟兵分山东、河南、陕西三路向南宋发动了第一次进攻，至转年春，右副元帅完颜宗辅所率东路军自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渡河后，攻占了山东的青州（今山东青州）、潍州（今山东潍坊）等地，并进抵滑州（今河南滑县东），企图攻占东京（今河南开封）；左副元帅完颜宗翰率领的中路军自河阳（今河南孟县南）渡河，先后攻占了河南洛阳（今河南洛阳）、汜水关（今河南荥阳西北）等地，二月，金东、中路军在开封、郑州、滑州等地与南宋宗泽率领的军队展开攻防战，金军受阻，宗泽成功地守卫了东京（今河南开封）。金陕西都统完颜娄室所率西路军，攻破了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凤翔府（今陕西凤翔）等地。不久，各路金军在占领地大肆掠夺之后撤兵北返。
  （二）金军对南宋的第二次进攻（见图 2）
  金天会六年（南宋建炎二年，1128）十一月，金军发动了对南宋的第二次进攻，至转年三月，东路军攻取了澶州（今河南濮阳）、相州（今河南安阳）、德州（今山东德州陵城县区）。并且攻占了沭阳（今江苏沭阳）、扬州（今江苏扬州）等地，南宋沿淮守军不战自溃，宋高宗逃往杭州，金军因江阻北撤。西路金军于金天会六年（1128）十一月攻破了延安府后，相继攻占了定安堡（今甘肃宁县）、渭平堡及鄜州（今陕西富县）、坊州（今陕西黄陵东南）。
  （三）金军对南宋的第三次进攻（见图 3）
  金天会七年（南宋建炎三年，1129）秋，金太宗命金将挞懒攻取山东及淮北地区，金将完颜宗弼（兀术）由建康渡江，追击宋高宗，金将拔离速由河南经湖北向江西、湖南进攻，金将完颜娄室在陕西向宋军进行牵制性进攻。
  十月，金以完颜宗弼为统帅，在江淮地区分兵两路向南宋开展进攻，完颜宗弼自率东路军从马家渡（今安徽马鞍山市东北）渡江，追击宋高宗，建康（今江苏南京）、溧水（今江苏溧水）、广德（今安徽广德）、临安（今浙江杭州）、越州（今浙江绍兴）、明州（今浙江宁波）等地，并且搜山检海，在海上追击宋高宗三百余里，逼迫宋高宗退到了温州。完颜拔离速率西路军从黄州（今湖北黄冈）渡江，追击隆祐太后，先后占领了洪州（今江西南昌）、抚州（今江西抚州）、筠州（今江西高安）、吉州（今江西吉安）、万安（今江西万安），逼迫隆祐太后退到了虔州（今江西赣州）。
  金天会八年（南宋建炎四年，1130）二月，两路金军北返，东路金军在撤退途中焚毁了明州（今浙江宁波）、临安（今浙江杭州）、平江（今江苏苏州）等城镇，在黄天荡被围困四十八天，于五月初渡江突围北归；西路金军绕道湖南，焚毁了潭州（今湖南长沙）后，经荆门（今湖北荆门）、襄阳（今湖北襄阳）北撤。
  金天会八年（1130）九月下旬，留在淮北的完颜昌（挞懒）攻克了楚州（今江苏淮安）。陕西战场上，金天会七年（1129）九月，完颜娄室再次攻陷长安，金天会八年（1130）先后攻占了建康，金天会八年（南宋建炎四年，1130）正月，完颜娄室在付出较大伤亡后攻占了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
  （四）富平之战（见图 4）
  金天会八年（南宋建炎四年，1130）七月，金太宗完颜晟采纳左副元帅完颜宗翰的建议，将攻宋主要方向由江浙转到陕西，任命右副元帅完颜宗辅为攻陕主帅，将刚刚北上的完颜宗弼军自六合（今江苏六合）西调洛阳，企图集中兵力，先定陕西。
  大约在同一时期，陕西宋军主帅张浚为了减轻金军对江南的威胁，决定集中南宋西军主力，在陕西对金军发动反攻。
  八月，完颜宗辅自率一部兵力从蒲坂（今山西永济）渡过黄河进入陕西，同时命令完颜宗弼率军由潼关入陕、完颜娄室从绥德军（今陕西绥德）南下关中。
  九月，宗弼与宗辅会师于下邽（今陕西渭南市临渭区北30千米），随后娄室军也赶到，三路金军汇集一处。与此同时，南宋五路大军，熙河路刘锡从熙州（今甘肃临洮）、泾原路刘锜从渭州（今甘肃平凉市崆峒区）、环庆路赵哲从庆州（今甘肃庆城）、秦凤路孙渥从秦州（今甘肃天水市秦州区），永兴军路吴玠从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先后到达富平县东面北虏原下，人数号称 40万，实际人数大约步兵 20万，骑兵 6万，与金军相距大约八十余里，形成两军对峙的局面。九月二十四日（农历），金军在娄室率部赶到，并做好了充分准备后，主动向宋军发起了进攻，宋金富平大战爆发，双方反复冲杀，从早上一直激战到午后，金军左翼宗弼军被宋军围困，其部将韩常也被流矢射中了一只眼睛，但金军右翼娄室拼命稳住了阵脚，逐步扭转了战场形势，攻破了宋军赵哲的营地。赵哲一退，宋军其他各路都闻风惊溃，一直退了几百里，金军大胜。
  此战之后，金军趁势攻下了邠州（今陕西彬州）、泾州（今甘肃泾川）、渭州（今甘肃平凉市崆峒区）、德顺军（今甘肃静宁）等地，收降了耀州（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凤翔（今陕西凤翔）等地的宋军，两三个月之内，金军几乎占领了秦岭以北的陇西和关中各地。战后，宗辅率主力东归，留下金将撒离喝以及叛将张中孚等人镇守陕西。 ①
  评价：第一，金朝军队从1114年九月起兵攻辽开始，至金天会八年（1130）年底，攻灭了辽朝、北宋，连续对南宋进行了攻击、追击，几乎百战百胜，所向披靡，只有在进攻太原（今山西太原）、汴京（今河南开封）、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时遇到了顽强抵抗，在黄天荡受到了围堵，但这些战役都以金军的胜利而告结束，这些阻击对金军没有实质性的伤害，也就是说，直至金天会八年（1130）年底之前，在十六年的战争中，金军几乎没有打过败仗。第二，和尚原之战开始前，战争形势对南宋王朝极为不利，淮河防线多次被攻破，长江防线从两个方向被攻破，并且攻掠了杭州、宁波、南昌、吉安、长沙等城市。可以说南宋王朝命悬一线，处于生死存亡之秋，面对强悍的金军，没有一场真正的胜利。
  二、南宋政权的立国之战——和尚原之战②
  金天会九年（南宋绍兴元年，1131）三月至十月，吴玠、吴磷率兵扼守军事要地和尚原（陕西宝鸡西南），在外无救兵的情况下，一年之内，连续打败金兵数万人以致十余万人的三次进攻。
  金天会九年（1131）三月，金将完颜没立对和尚原发动了第一次进攻，吴玠军防守严密，击退了金军的这次进攻。
  五月，金军经过精心的策划，兵分两路夹攻和尚原，金将没立指挥凤翔金军由北向南，从正面攻击和尚原；金将乌鲁、折合指挥秦州（今甘肃天水市秦州区）金军从阶州（今甘肃陇南市武都区）和成州（今甘肃成县）出兵，由南向北，从侧后攻击和尚原（见图5）。乌鲁、折合率领的金军占领凤州（今陕西凤县北）后，从五月七日开始，连续三天，对和尚原发动了四次进攻，金军的骑兵在山地作战中发挥不了优势，只能弃马步战，宋军则利用地形，稳扎稳打，四战皆捷，打败了南路金军的进攻。和尚原之北，宋军在神岔一带反击金军，活捉了金军头领泼察胡郎君。毙、伤金兵二百余名，紧接着在南面，宋军同时打退了金兵的又一次进攻，斩杀了乌鲁。金军对和尚原的第二次进攻，采取南北夹击的大迂回战术，信心满满，志在必得。宋将吴玠采取阻北打南、阻南打北交替进行的战术，阻止了南北两路金军会合的企图，成功地击败了两路金军。这次胜利，极大地提升了宋军的士气，宋高宗十分惊喜，再一次提升了吴玠的职务。
  在两次进攻和尚原失败后，金天会九年（1131）秋，金军又派元帅左监军完颜宗弼率军进入陕西，十月九日，数万金军由宝鸡渡过渭河，占领益门（今陕西宝鸡市渭滨区南），当天，其先锋部队就推进到了距宝鸡大约三十六里的神岔，开始了对和尚原的第三次进攻（见图6）。完颜宗弼所率领的部队是金军精锐中的精锐，是金军的王牌军，这次进攻和尚原势在必得，要血洗前两次进攻和尚原失败的耻辱，从宝鸡到神岔，金军步步为营，连绵三十余里，准备一举拿下和尚原。
  十月十日中午，金军到达和尚原下，以优势兵力向和尚原发起了进攻。面对数万金军，吴玠指挥若定、沉着应战，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和提前构筑的坚固工事，发挥宋军弓弩强劲的优势，打退了金军三次大规模的进攻。黄昏时分，利用金军撤退的有利时机，吴玠又派杨政带队主动出击，再一次杀伤了金军。十一日，吴玠的下属杨从义在神岔一带伏击了金军的粮队。晚上，吴玠又派部队奔袭神岔，向设在二里驿（今陕西宝鸡市渭滨区二里关附近）以东的宗弼大营发起攻击，大量杀伤金军。撤回和尚原后，吴玠所部又连续作战，继续出击，袭击了设在大散关附近的金军营寨。十二日凌晨，疲惫又伤亡惨重的金军停止了进攻，开始撤退。吴玠抓住战机，由守转攻，追击金军，在和尚原、大散关，一直到二里驿的山路旁、山涧中，宋军英勇猛冲，大量杀伤金军。杨从义部也提前控制了神岔要塞，阻断了金军的退路。双方在神岔进行攻防对决，金军反复冲击都未能突破宋军的防守，直至晚上，在宝鸡方向救援金军的配合下，金军才突破重围，撤回宝鸡。此战，完颜宗弼中箭负伤，金将羊哥孛堇，不露（完颜宗翰之侄）孛堇等二十余名将领以及数千金兵被俘，数万金兵阵亡，是宋金战争以来金军所遭受的第一次惨败。完颜宗弼因此从元帅左监军降为元帅左都监，受到了金太宗和完颜宗翰的斥责，这是完颜宗弼军事生涯中最惨痛的失败。
  评论：第一，和尚原之战是南宋成立以来所取得的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胜利，打败了金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类似于平型关大捷，但战争规模要比平型关大捷大得多，平型关大捷只是平型关战役的一次战斗。现在所说的和尚原之战，是一年之内的三次战役，并且持续时间长，战场范围较大，投入兵力较多。和尚原之战的胜利，在当时的南宋影响极大，民众群情振奋，朝廷一片欢呼，其政治意义类似于抗日战争时期平型关大捷与台儿庄战役产生的影响。宋高宗也极为振奋，特意派中使赶赴四川，给吴玠送去了嘉勉的诏书，对吴玠大加褒扬之辞，并且授予吴玠镇西军节度使。南宋“中兴十三处战功”中的第一场“明州（今浙江宁波市鄞州区）之战”，实际上只是半天的阻击战，战局以金军攻占明州（今浙江宁波市鄞州区）而告终，但它的政治意义很大，为宋高宗渡海争取了时间。第二，金天会九年（1131），吴玠在和尚原抗击金军的作战中三战三捷，连续三次晋升军阶，三月份第一次作战之后吴玠由遥郡忠州防御使升为正任忠州防御使；五月份第二次胜利后，吴玠被升为明州观察使；十月份打败完颜宗弼后，宋高宗在诏书中特授吴玠镇西军节度使。“建节”被授予节度使（从二品），是宋朝武将仕途中的顶点，当年39岁的吴玠，是南宋第一个因抗金军功而建节的将军，可见和尚原之战在南宋建国史上的重要意义。第三，对南宋而言，在连战连败，皇帝遣散百官下海逃难，大部分国土沦陷的情况下，正是由于吴玠率部坚守和尚原，才保住了秦岭防线，阻止、延迟了金军对汉中、四川等地的侵略，在战略上意义重大。同时，吴玠坚守和尚原，吸引了金军主力，南宋才得以稳定长江下游的防线，巩固自身政权。这场南宋成立以来对金战争的首场胜利，毫无疑问是南宋王朝的立国之战。第四，和尚原之战的战场范围非常广阔，绝不是和尚原或大散关这一两个点，而是宝鸡益门堡到凤县黄牛铺一百多里之间的一系列关隘、山谷、河道等；作战时间也比较长，是相互关联的多次战役、战斗。这是需要向普通民众重点讲清楚的一个问题，中国历史把许多战役称作“××之战”，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丢失许多信息，像和尚原之战这样大规模，战场范围大，时间跨度长的著名战例，达到战役规模的，应当称作“××战役”比较好。第五，和尚原的位置，可能在秦岭主脊线上，也就是212省道的秦岭山口附近，大散关的位置，可能在秦岭南侧的东河桥村附近。肯定不是现在离宝鸡市较近的旅游景点所在的位置，景点所定位的地方可能是神岔。20世纪30年代修筑宝鸡至凤县的公路时，挖掘出了古代兵器，认定这里是大散关，并在路边石壁上刻了“古大散关”几个字，延续至今。如果这里是大散关，第二次、第三次和尚原之战的现存史料就有许多矛盾和无法解释的地方。另外，还有其他史料证明大散关在今天的凤县境内。
  三、南宋王朝的大秦岭保卫战——饶凤关之战①
  金天会十年（南宋绍兴二年，1132）十一月至金天会十一年（南宋绍兴三年，1133）五月，金与南宋之间在秦岭腹地发生的大规模攻防战。和尚原之战后，吴玠留其弟吴磷驻守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自率主力驻守河池（今甘肃徽县），以控制仙人关（今甘肃徽县南）。金天会十年（1132）十一月，金驻陕西五路（包括今陕西关中、陕北、甘肃东南部和宁夏南部）的军事统帅完颜杲（撒离喝）鉴于在和尚原强攻受挫的情况，经过一年的精心准备，决心奇袭攻蜀。首先，派李彦琪等由熙州（今甘肃临洮）、秦州（今甘肃天水市秦州区）、凤翔（今陕西凤翔）等地发动佯攻，制造进攻阶州（今甘肃陇南武都区）、仙人关的假象，从西北面牵制、吸引吴玠的兵力；其次，放出风声将从子午谷南攻金州（今陕西安康市汉滨区），造成南宋金、均、房州安抚使王彦的错觉，使其把防守的重点放在了金州西北的姜子关（今陕西宁陕县江口镇），放松了对秦岭东段商州（今陕西商洛市商州区）等地的防御。十二月下旬，完颜杲（撒离喝）统帅金兵和伪齐刘夔的部队，号称十万人，扬言东归太原，但实际上却从长安往东南，沿武关道突然进攻商州（今陕西商洛市商州区），南宋商州守将没有防备，一战即溃，丢了商州。金齐联军攻克商州后，于金天会十一年（1133）正月沿山阳、上津道一路快速南下，攻克上津后，经白河溯汉水而上，急攻洵阳（今陕西旬阳），到这时南宋军队才发现金齐联军的进攻方向是金州（今陕西安康市汉滨区），急忙派兵于洵阳境内的沙浍泺进行阻击，但被金齐联军击败。南宋军队被迫烧毁了金州的粮草，坚壁清野，退保石泉（今陕西石泉县）、西乡（今陕西西乡县）。正月初九，金齐联军不战而进入金州。
  金州失陷后，金齐联军进攻汉中、南下四川的企图才一目了然，南宋军队随即将防守重点放在了石泉西北的饶凤关上。南宋军的主帅刘子羽（文官）一面急派田晟、王彦分别从汉中、西乡前往饶凤关防守，一面急调吴玠从仙人关飞速前往饶凤关。吴玠得令后，率精兵六千，以一天一夜急行军三百里的速度，抢在金齐联军的前面到达饶凤关，完颜杲（撒离喝）知道吴玠到达饶凤关后，非常吃惊，但迅速归于冷静，于金天会十一年（1133）二月初五向饶凤关发起了顽强进攻。完颜杲（撒离喝）挑选了一批最强悍的金兵，组成三人一组的“敢死队”，每名重铠士兵身后由两名士兵推动登山，前面的士兵战死，后面的士兵便穿上死者的重铠甲继续进攻，前赴后继，攀缘而上，大有一举攻下饶凤关之势。南宋守军则居高临下，用滚木礌石阻击，用强弓劲弩密集轮射，双方战死的士兵堆积满山，有数名金军千户都因怯战而被完颜杲（撒离喝）当场斩首，金齐联军的进攻一次比一次凶猛。南宋守军在吴玠的指挥下，一直坚守阵地，顽强奋战，在抵抗了金齐联军六昼夜的轮番进攻后，二月十一日，吴玠部下一军校叛变投降，引导金齐联军由小路迂回关后，前后夹击，使吴玠守军腹背受敌，不得不撤出战斗，向西乡撤退。
  饶凤关失陷后，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汉台区）已无险可守，十三日，金齐联军攻入兴元府，南宋军队撤退时继续实行坚壁清野的办法，焚烧了粮草、城市，之后刘子羽率部退守三泉县（今陕西宁强县西北），吴玠则退守仙人关。二月底，金齐联军前锋抵近到了三泉县东部地区，但受到后勤保障的限制，再加上疫病的流行，被迫退回了兴元府。四月初，金齐联军放弃了兴元府，从褒斜道撤回了凤翔府。史料记载在撤退途中受到了吴玠等的伏击、截击，损失惨重，但截击可信，“损失惨重”则不可信。五月，南宋王彦等打败了伪齐军，收复了汉阴、洵阳、金州等。
  评论：第一，这次战役，作战范围广阔，西至熙州（今甘肃临洮）、东至商州（今陕西商洛市商州区）、上津（今湖北郧西县上津镇），北起关中，南至三泉县（今陕西宁强县西北），是金在西北战场发动的较大规模的进攻性战役。第二，金军统帅指挥水平高超，智勇双全，在战争的前期、中期，连续多次采用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出敌不意、远道迂回等战法战术，在多个方向发动佯攻，使南宋军队无所适从、防不胜防，只能处处设防，被动挨打。在中国古代，组织如此大场面的战争，各个方向能密切协同、相互配合，主攻方向快慢结合，强攻与奇袭相结合，连战连胜，实属不易，这场战役的组织指挥，可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许多著名战例一比高下。仅此一战，完颜杲（撒离喝）就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家。第三，吴玠率军一昼夜急行军三百余里，开创了长途急行军成功阻击敌人的先例。中国战争史上还有三次长途急行军突袭、阻击对方的战例，一次发生在1561年（明嘉靖四十年）四月，戚继光在“台州之战”中从宁海增援台州，率军1500名，一夜急行军110里，成功阻击了倭寇并取得胜利①；另外一次是1935年5月，红一军团红二师（陈光）红四团（黄开湘、杨成武）一昼夜急行军240里，飞夺泸定桥②；还有一次是 1950年 11月，志愿军 38军113师， 14小时（晚6时至早8时）前进70余千米，在三所里切断美第9军退路的战斗。 113师（师长江潮、副师长刘海清）14小时步行72.5千米（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并且攻击前进，在路上先后打垮南朝鲜第7师、土耳其旅、美25师、美骑1师、英29旅各一部，先敌5分钟抵达三所里，并且打败了美骑1师十余次的进攻，改写了这场战争的命运。113师的这次急行军作战，从11月28日8点开始，至12月1日19点结束战斗，在三所里、龙源里阻击美军四天三夜，完成了切断被围美军南退、阻击外线美军北援的任务，这次作战被美军写入了教科书。③吴玠所部在八百多年前的这次急行军作战，连续阻击了金齐联军六天六夜的强攻，为南宋军队的布防、后撤赢得了时间，是徒步强行军作战的典范。饶凤关战役离现在较远，大家无法感受吴玠率领的南宋将士在当时条件下的坚韧不拔和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无法感受当时战争的残酷激烈，把吴玠所部在饶凤关战役中的战绩与113师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的战绩相比，有助于我们由近及远，抚今追昔，深切体会古代士兵的伟大。第四，金军统帅完颜杲（撒离喝）在这次战役中的大场面指挥、多谋善断，以及金兵的顽强、善战，值得后世兵家学习。在当时的历史窗口，金朝有一批优秀的军事家团队，比如：完颜宗翰、完颜宗望、完颜娄室、完颜宗弼、完颜杲（撒离喝）、拔离速、挞懒等，这应该引起军事、历史研究人员的重视。第五，现在流行的宋金关系史知识体系中，有许多不真实的成分，比如完颜宗弼是“常败将军”、完颜杲（撒离喝）为“啼哭郎君”、吴玠给完颜杲（撒离喝）送橘柑的说法等，有些还有历史记载、被经常引用。但是，有记载并不一定真实准确，“常败将军”“啼哭郎君”的绰号不符合他们的战绩和作风，送橘柑的事不符合季节、也不符合急行军的状况。中国的民间历史，戏说的成分很大，扬我抑敌、贬敌的成分很大，像一些评书、戏曲等，有不少夸大、戏说的内容，这激励了很多人，也 误导了很多人，前几年的抗日神剧就沿袭了这种习惯。当我们以“戏说”的方式感受假的胜利的时候，日本人却认真研究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在20世纪30年代的侵华战争中，采用与金军攻宋相同的路径，完成了对河北、山西的占领。第六，同样的历史窗口，金朝有一支军法严明、单兵素质过硬、作风勇猛顽强的士兵群体，堪称东亚最强，没有“之一”。金朝前期的军法：“伍长战死，四人皆斩；什长战死，伍长皆斩；百长战死，什长皆斩。”吴磷神道碑中说：“虏军政尚严，卒伍逃散，往往有全队诛之者。”吴磷曾说过：“磷与先兄（吴玠）束发从军，屡战西戎（西夏），不过一进却之间，胜负决矣。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①这是比较西夏和金两种骑兵优劣的经验之谈，当女真骑兵与敌交锋一个回合失败后，即利用战骑的机动性退出战斗，重整队形，连续冲锋，即谓之“更进迭却”。西夏兵对敌作战时，胜败只有一个回合，没有卷土重来的说法。宋朝大臣吕颐浩检讨宋军失败的原因时说：“自金人犯边以来，（宋军）百战百败，非止百战百败，往往望风奔溃，不暇交锋者。”“金人起燕蓟，历赵魏，绝大河，至汴宋，皆平原广野，骑兵驰突，四通八达，步入不能抗，此所以多败也。”勃兴的金朝所以能战无不胜，仰仗的是严酷的军法，士兵的坚韧不拔，以及优秀的骑兵、重甲、先进的炮石等。第七，敌人是对手，也是镜子，对手的强大才能映射出自己的强大，对手有钢铁般的意志，自己必须有锻炼钢铁、化铁为水的意志和能力。好在宋朝军队不全是那么不堪一击，否则不可能形成与金南北对峙的局面。吴玠所率领的宋朝西军，本身就是宋朝军队主力中的主力，是长期与西夏处于交战状态的部队，是具有丰富战争经验的部队，也是有着钢铁般意志的部队。吴玠在秦岭的战绩，足够担当“秦岭是中华民族父亲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比喻。吴玠及其军队，像铁山一样，阻止了金军的进攻，守住了大秦岭，保住了南宋的半壁江山。第八，在认识到金朝开国之初有许多军事家、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的同时，一定要坚持一个立场，金朝对辽朝、对宋朝的战争，是非正义战争、是侵略战争，金朝所到之处大肆烧杀抢掠，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一个民族的民族英雄，大多数情况下是另一个民族的民族罪人。“落后就要挨打”，这大致可以视为现代的一条历史规律，然而在古代，或者在将来，经济和文化比较先进的民族和国家，因政治腐败、军备废弛等原因，也可能挨打。这是我们切记的历史教训，也是我们应当坚持的历史立场。
  四、金与南宋百年对峙的奠基之战——仙人关之战
  饶凤关之战后，南宋绍兴三年（金天会十一年，1133），金王朝再次派完颜宗弼进兵陕西，与完颜杲（撒离喝）合兵一处，驻军凤翔，准备对四川再次发动进攻，这也符合金军坚忍不拔，对既定目标反复攻击的特性。十一月，完颜彀英（时年27岁）带队击败了南宋军队五万人驻守的军事要地神岔口（今陕西宝鸡市渭滨区西南），当夜大雪纷飞，道路结冰，面对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的和尚原，彀英没有停顿，没有给对手喘息休整的机会，在恶劣的天气下，乘着夜色、薄雾隐蔽前进，出其不意，一举攻占了和尚原，之后迅速攻入大散关。攻占大散关后，彀英要求自己的部队殿后，以防备南宋军队的袭击。《金史》宗弼传对这场精彩战斗的记载仅仅是“明年（金天会十一年十一月），复攻和尚原，克之”九个字；有些方面的记载是南宋放弃和尚原。其实金军第四次奇袭和尚原，也是后世兵家应当认真学 习借鉴的经典战例。 ①
  金天会十二年（南宋绍兴四年，1134）二月，数十万金军在完颜宗弼、完颜杲（撒离喝）的指挥下，沿陈仓道南下，攻占了凤州（今陕西凤县北图8金军进攻仙人关路线图二十里）；二月十七日，完颜杲（撒离喝）率领金军前锋攻克了河池的固镇（今甘肃徽县旧城），二月二十日金军经青泥岭攻占了铁山，并凿崖开道，准备进攻仙人关（今甘肃徽县西南）。位于今天，甘肃徽县虞关乡境内的仙人关，在宋金时代地位重要，处于两条入川要到的交叉点上，在此安营扎寨，既可以防备经宝鸡、凤州沿陈仓道进攻汉中、四川的金军，也可以抗击经秦州、高桥南下的金军。另外，仙人关临江依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阻挡金军的天然屏障。吴玠在仙人关东北的一道长岭附近，修建了营垒城寨等一系列防御工事，取名杀金坪，作为仙人关的前卫，另外，在仙人关与杀金坪之间，修筑了加强前后联系的第二道关隘。
  金军在南宋军队的防御工事外，也进行了六天的精心准备，二月二十七日，金军向守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金军身披重甲，踩着云梯，前赴后继，向南宋军队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经过三十多次的反复冲击，攻破了南宋军队统制郭振的营寨，吴玠迅速赶到，将郭振斩首示众，止住了溃退，吴磷也赶到，组织反攻，夺回了郭振营寨。但金军的进攻仍然凶猛，他们不顾伤亡，以密集的队形攻击南宋守军，并且改变战术，利用骑兵优势，采取忽东忽西的战术，战至夜幕降临，在付出惨重代价后终于攻占了杀金坪。南宋军队尽管丢失了杀金坪，但还是有秩序地退到了第二道防线。二月二十八日，金军休整一天，没有发起进攻。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一日，金军连续三天向第二道关隘发动进攻，守军在吴玠的率领下，发挥弓坚箭利的特长，用“驻队矢”轮番猛射，使金军受到了很大损失。战斗最激烈时，金兵的激烈进攻使守军的城楼发生倾斜，但南宋军队愈战愈勇，毫不 畏惧，用绢拧成绳，把城楼拦住；金兵又用火攻，南宋军从城楼上投下大壶、坛子、罐子，将火扑灭，吴玠所部几次化险为夷，艰难地守住了第二道防线。三月一日傍晚，夜幕刚刚降临，吴玠抓住金军退出战斗的时机，派军队从两侧对金军进行了袭击，南宋军士攻入金军营寨，与金军短兵相接，奋勇搏杀，夺取了金军的进攻阵地，将其迫退到了数里之外。
  金军虽然后退，但并没有放弃进攻四川的想法，还有从白水关、七防关进攻四川的可能。三月二日入夜，吴玠指挥南宋军继续进攻金军营寨，并且在周围举火，擂鼓呐喊，使金军发生混乱，引起溃退。面对如此局面，完颜宗弼只能下令撤军。南宋军队趁势追击，采取尾随追击、抄小路平行追击、跃进到金军之前进行阻击、截击等战法，在横川寨、河池、凤州等地，与金军发生战斗，一定程度杀伤了金军。战后南宋军队收复了被金军占领的凤州、大散关、和尚原等地。 ①
  评论：
  第一，仙人关之战的胜利，在宋高宗心中有极高的地位，他不仅给吴玠赏赐了自己御用的战袍、器甲等物品，还依据宋代“赐嘉名”的惯例，把吴玠镇西军节度使的头衔改为定国军节度使，特别晋升吴玠为川陕宣抚副使，“专一措置沿边诸处战守”。事实上，仙人关之战的胜利，打破了金军从西南方向占据四川的企图，使金与南宋后来在西部地区以秦岭主脊线划界打下了基础。也就是说，仙人关之战，守住了南宋的半壁江山，像宋高宗给吴玠所赐的 “嘉名 ”一样，是南宋王朝的 “定国之战 ”。
  第二，仙人关之战的胜利，打出了和平的曙光。仙人关战役之后，金与南宋的军事力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金由强变弱，军事实力、力量有所下降；南宋则由弱变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从不会打仗变得会打仗了。但总体上仍然是金强于南宋，金取攻势，南宋取守势。这一重要变化是吴玠、韩世忠、岳飞等率领的军民英勇抗击的结果，特别是吴玠、吴磷，坚守秦岭一线，使金的硬军、主力部队和王牌部队受到了重创，使其作战能力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到灭辽攻宋时的最佳状态。所以说“和约”是打出来的，和尚原之战、仙人关之战，以及之后东线战场上的一系列胜利，是金与南宋能够签署第一次和议、第二次和议的硬件基础，至少如果没有仙人关之战的胜利，在签署第一次和议时，金不可能放弃陕西地区。没有一次又一次军事上的胜利、没有南宋军民的浴血奋战，仅靠 “投降 ”、靠 “乞和”，不可能有任何 “和议 ”的签署。
  第三，仙人关之战是金与南宋之间的顶尖对决，是练就名将的大舞台，参加这次战役的双方多位将领在以后的军事生涯中都达到了相当高的军职军级。南宋方面，吴玠、吴磷毫无疑问是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战功卓著，官至南宋文、武两个级别的最高级，吴磷甚至到了“官资已穷 ”的地位，这在南宋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参加仙人关战役的郭浩、杨政、王俊等，也都身经百战、战功赫赫，各守一方，是南宋秦岭防线的重要将领，吴磷、杨政、郭浩在一段时间里分别守卫兴州（今陕西略阳）、兴元（今陕西汉中市汉台区）、金州（今陕西安康市汉滨区），号称“蜀中三大将”。金朝方面，完颜宗弼（金兀术），金朝名将，开国功臣，排名衍庆功臣第六位，仙人关战役时为元帅左都监，绍兴九年（1139）官至都元帅（相当于军委主席），任职长达十年，是金朝重要的政治、军事人物；完颜杲（撒离喝），时为金军驻陕西主帅，排名衍庆功臣第十七位，仙人关之战后第二年升任元帅右监军，五年后任职右副元帅，任职也长达十年；完颜彀英，十六岁从军，参加了攻克太原、汴京的战役，带兵追击宋高宗于扬州、过长江追击隆祐太后于吉州，参加了很多攻击宋朝的重要战役，屡立战功，二十七岁随完颜宗弼攻取和尚原，鏖战仙人关，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具备一名军人的所有必备品质，最高任职左副元帅；韩常，金军著名将领，官至镇国上将军（从三品）。
  第四，金军从仙人关撤回凤翔，是有秩序的且战且退，没有出现大的混乱，大约在同年五月，完颜宗弼（金兀术）率部支援伪齐的李成，在汴京附近打败了南宋李横的部队，暂时攻下了襄阳、颍昌（今河南许昌）等地。从吴磷后来的记述与其他史料来看，金军训练有素，撤退时都会安排具有较强战斗能力的部队殿后。虽然吴玠派兵在河池、凤州等地进行了阻击、伏击，但对金军的打击都不大，整体上金军的作战能力仍强于南宋军队。
  第五，仙人关之战金军人数问题。大多数资料都认为金军人数为十余万，但实际上应低于这个数字，一是作战区域的地形地貌容纳不下这么多人，也不需要这么多人；二是金军的兵力也没有这么多人，金天会三年（宋宣和七年，1125）金军侵宋时，其东、西路军各有兵力六万人，如果仙人关之战时投入兵力十万人，就占金朝军队的大部分，超出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不论是多少人，金军人数里包含有大量的役夫、射粮军、工程兵等后勤保障力量。
  第六，金军携带家眷的问题，普遍的说法：携带家眷是为了在占领地，比如四川等地长期居住；但完颜玺老先生的说法更值得重视，他的表述是：“金兵能稳住脚跟，盘桓于秦陇大地，与南宋决一死战的生存基础，主要是所到之处所需粮草供给，依靠实价从百姓中公平购买，所用老百姓劳役按量付银；一个时期金军允许带家眷征战，统统野外露地搭建以牛羊皮革、麻布缝制、毛线纺织的营帐，严禁兵士进驻百姓宅院，以防扰烦村民，自己放牧、狩猎、养殖、自产自养，因此得到民众的拥戴。”①这一段话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对仙人关之战金军携带家眷的新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对金军，以及其他北方游牧民族、渔猎民族军队的后勤保障模式、方法、理念提供了新的考察空间。
  第七，从和尚原之战可以看出，金军对重要的战略目标会反复、多次进攻，或者会用迂回的办法进攻，但对仙人关只进行了短时间的进攻，失败后没有再进行新的争夺，所以，金军的后撤可能由几个原因共同促成：一是受到宋军的强烈阻击；二是兵力不足，整个金与南宋的战争，金军都存在兵力不足的问题，特别是主力军、女真军不足；三是后勤供给不足，供给线太长，不能保障金军继续进攻；四是东线战场吃紧，主力需要回援；五是秦岭以南不利于骑兵作战。
  第八，同一历史现象的不同表述。金军黄天荡冲出围困后，一般的表述是完颜宗弼（金兀术）再也不敢过长江南侵了，金军仙人关失败后，可以说完颜宗弼（金兀术）永远放弃了越过秦岭进攻四川的打算；但是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完颜宗弼（金兀术）是有金一代，在金与南宋的对峙中，在东、西两个方向上打的最远的军事统帅。在秦岭一线的对抗中，可以说南宋军民在吴玠、吴磷的率领下英勇奋战，守住了南宋的半壁江山；也有一种说法值得参考，金军牢牢压制住了吴氏兄弟，使德顺军无法北上、使他们无法返回故土。其实，有许多历史和社会现象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思索。
  第九，陕西、甘肃三个村庄中隐藏的大历史。在西安市长安区有一个耶柿村，这里离大雁塔只有三十分钟的车程，居住着辽朝皇室耶律氏的后代；在甘肃泾川县城以西的王村镇完颜村，居住着金朝皇室完颜氏的后代；在陕西凤翔县西南的陈村镇大海子村、紫荆村，居住着蒙古大汗窝阔台（成吉思汗第三子，成吉思汗的继任者）的后代，他们的祖先在七八百年前的中国历史上是相互征伐、相互替代的关系，但他们却在相距二百千米的范围内和平的生活，真应验了毛主席诗词，“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中国古代各民族、各部落之间的关系，除了征战、掠夺之外，也有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融合，并且后者远大于前者，中华民族早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处于一个大家庭中，至少在金朝就有意识地将东北地区的人口迁往华北、中原、西北，将华北等地区的人口迁往东北等地，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融合。很难说在陕西、甘肃散落着多少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后代。
  结束语
  和尚原之战、饶凤关之战、仙人关之战，是宋辽金夏时期，南宋伟大的军事家吴玠组织指挥的三次对金军作战的防御作战，和尚原之战是南宋对金战争的第一次胜利，对提升南宋军民的信心产生了重大影响；饶凤关之战中，吴玠率部队一昼夜急行军三百余里，阻击金军六天六夜，为南宋军民的后撤、布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经典战役；仙人关之战打破了金军南下四川的企图，守住了南宋的半壁江山，为南宋与金的对峙创造了条件，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三次战役金军在战役的组织指挥、战术的运用等方面也有出色的表现。但这几次战役在民众中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和战役的实际价值、重要意义、历史地位相比，体现的极不相称，相关的研究人员，应当站在更高的层次上，从历史、政治、军事、军事地理、历史地理等方面，进一步探索这些战役中隐藏的历史真相，研究这些战役中体现出的中国古代军事家的军事思想、军事谋略、军事智慧，宣传弘扬中国古代军人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军人品质、战斗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
  （宋立新，原西安测绘信息技术总站高级工程师；郭笑嫣，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宋金仙人关之战及其史料记载
  石志刚
  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十一月，宋金达成“隆兴和议”，两国结束了长期的战争局面。乾道二年（1166）八月二十四日，南宋朝廷总结了南渡以来的对金战争，评出了“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在宋人李心传所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收录有这十三处战功的“格目”（列表），其中发生于蜀口的战事有两起：一是绍兴元年（1131）十月的和尚原之战，一是绍兴四年（1134）三月的仙人关之战。
  仙人关位于今陕西略阳和甘肃徽县之间，是故道上的一个要冲之地。它东临嘉陵江，南连兴州长举县（治所在今陕西略阳白水江镇长峰村），北连杀金坪（今甘肃徽县穆家坪）、虞关（今甘肃徽县虞关镇），接铁山栈道通往凤州河池县（治所在今甘肃徽县）。是关中、秦州（今甘肃天水）进入兴元（今陕西汉中）、巴蜀的咽喉，也是南宋西线战场三关（仙人关、七防关、武休关）之一。
  南宋建炎四年（1130），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在陕西组织对金“富平之战”，宋军大败。金军趁势反攻，欲冲川蜀。吴玠与弟吴磷收揽溃卒，整编残部，退守大散关以东的和尚原（陕西宝鸡县西南），并在此以少胜多，打败了金军的数次进攻，阻止了金军继续南侵的步伐。
  绍兴四年（1134）二月，金帅完颜宗弼（金兀术）与陕西经略使完颜杲、伪齐四川招抚使刘夔率师10万南下，意欲攻破仙人关，长驱入蜀，进而沿江东下包抄南宋王朝。吴玠为了防止金兵深入腹地，命弟吴磷放弃和尚原，退守仙人关，并于关右筑垒“杀金坪（平）”严兵以待。金兵在铁山（位于今徽县南，为青泥岭主峰）上凿崖开道，循岭东下，猛力攻关。，宋军激战数日，力竭不支，退守第二道防线。金军人披重甲，铁钩相连，鱼贯而上，吴玠与其弟吴磷督军死战，以强弓劲弩大量杀伤金军，金军死伤累累，始终未能破关。三月初一夜，宋军出兵反击，攻入金营，金军惊溃，金将韩常左目中箭，遂连夜引兵逃遁。吴玠乘势扩大战果，遣将劫横山寨，杀敌千余；又命王俊设伏河池，断其归路。金军被迫退回凤翔府， “授甲士田，为久留计，自是不复轻动矣。 ”仙人关之战，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吴氏兄弟也因此战声威大震，名扬陇蜀。仙人关之战，在《宋史》《金史》《续资治通鉴》等史料中都有记载，现摘录整理如下，以供研究者参考：
  1.《宋史 ·本纪第二十七 ·高宗四》
  （1）绍兴三年二月 “己亥，金帅撒离曷入兴元府，经略使刘子羽焚其城走三泉县，吴玠退屯仙人关 ”。
  （2）绍兴四年二月 “辛丑，金人犯仙人关 ”。
  （3）绍兴四年 “三月辛亥朔，吴玠率杨政、吴磷、田晟、王喜诸将与兀珠战于仙人关，大败之。兀珠遁去”。
  （4）绍兴四年秋七月 “丙辰，赏仙人关之功，以吴玠为检校少师、奉宁保静军节度使，吴磷、杨政以下论赏有差”。
  2.《宋史·列传第一百二十五·吴玠》
  （绍兴二年）金久窥蜀，以磷驻兵和尚原扼其冲，不得逞，将出奇取之。时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将李彦琪驻秦州，睨仙人关以缀玠。复令游骑出熙河以缀关师古，撒离喝自商於直捣上津。
  四年二月，敌复大入，攻仙人关。先是，磷在和尚原，饷馈不继。玠又谓其地去蜀远，命磷弃之，经营仙人关右杀金平，创筑一垒，移原兵守之。至是，兀术、撒离喝及刘夔率十万骑入侵，自铁山凿崖开道，循岭东下，玠以万人当其冲。磷率轻兵由七防关倍道而至，与金兵转战七昼夜，始得与玠合。敌首攻玠营，玠击走之。又以云梯攻垒壁，杨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长矛刺之。磷拔刀画地，谓诸将曰：“死则死此，退者斩！”金分军为二，兀术阵于东，韩常阵于西。磷率锐卒介其间，左萦右绕，随机而发。战久，磷军少惫，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磷以驻队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层积。敌践而登，撒离喝驻马四视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楼，姚仲登楼酣战，楼倾，以帛为绳，挽之复正。金人用火攻楼，以酒缶扑灭之。玠急遣统领田晟以长刀大斧左右击，明炬四山，震鼓动地。明日，大出兵。统领王喜、王武率锐士，分紫、白旗入金营，金阵乱。奋击，射韩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统制官张彦劫横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归路，又败之。以郭振战不力，斩之。
  是役也，金自元帅以下，皆携孥来。刘夔乃豫之腹心，本谓蜀可图，既不得逞，度玠终不可犯，则还据凤翔，授甲士田，为久留计，自是不妄动。
  捷闻，授玠川、陕宣抚副使。四月，复凤、秦、陇三州。七月，录仙人关功，拜检校少师、奉宁保定军节度使，磷自防御使升定国军承宣使，杨政以下迁秩有差。
  3.《宋史 ·列传第一百二十五 ·吴磷》
  是岁，玠败于祖溪岭，时磷犹在和尚原，玠命磷弃原别营仙人关，以防金人深入。四年，兀术、撒离喝果以大兵十万至关下，磷自武、阶路入援。先以书抵玠，谓“杀金平地阔远，前阵散漫，须后阵阻隘，然后可以必胜。”玠从之，急修第二隘。磷冒围转战，会于仙人关。敌果极力攻第二隘，诸将有请别择形胜以守者，磷奋曰： “兵方交而退，是不战而走也。吾度此敌去不久矣，诸君第忍之。 ”震鼓易帜，血战连日，
  金兵大败，二酋自是不敢窥蜀者数年。露布献捷，迁定国军承宣使、熙河兰廓路经略安抚使、知熙州。
  4.宋 ·王曮《吴武顺王磷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
  武安公与王度敌既屡败不得志，必大举以与我力争，乃预设垒仙人关旁，曰“杀金平”。四年春二月，乌珠、萨里罕等，果极其兵力十余万众，正告由仙人关进取蜀。列栅三十里，弥亘不断。王前在武阶，以书抵武安公，以杀金平之地去原上远，前阵散漫，谓须第二阵作隘，牢其限隔，期必死战，则可取胜。至是，王驰驲会原上，金人已与我对垒，武安公如王策，益治第二隘，多列炮，积石如山。王乃令诸将曰：“金人倾国而来，吾辈报国正其时也。”因慷慨以刀画地，申令曰：“死则此死，敢退者斩！ ” 诸将股栗，遂与敌战。分为东西以搏，我东则四太子等，西则韩将军等军也。敌极其狡猂，东西相望，遥相掎角，以持久必死困我。王左右援翼，唯急是应。迨暮，敌杀伤强半，而气犹锐，我军苦战久，遂敛第二隘以致敌。时军中颇有异议，欲别择形胜守者，王奋曰：“方交而退，是不战而却也，且吾度此敌走不久矣。”请于武安公，夜布火、鼓，易旗帜。追晓，军阵精采一变，乐声震山谷。于是，人自励，有死志。洎敌再搏我第二隘，则人被两铠，铁勾相连，鱼贯而上，攻具变化若神。王督士死战，且射其两腋，随殪随上。几百余战，而敌攻垒兵殆尽，遂走入壁，阳为备战而宵遁。前后斩首俘获不可胜计，敌自是不复窥蜀矣。第功迁定国军承宣使、升熙河兰廓路经略安抚使、知熙州，统制关外军马，仍节制阶、文。
  5.宋 ·胡世将《开府仪同三司赠少师吴公墓志》、宋 ·王纶《吴武安公玠神道碑》
  四年二月，敌复大入，犯仙人关，公预为垒榜曰“杀金坪”，严兵以待。敌据阜战，且攻垒，公命将士更射，又出锐兵击其左右。战五日，皆捷，敌复遁去。上闻之嘉叹，赐以亲札曰：“朕恨不抚卿背也！”是役也，敌决意入蜀，自元帅以下，皆尽室以来，又以刘豫腹心为四川招抚使。既不得志，度公终不可幸胜，则还据凤翔，授甲士田，为久留计，自是不复轻动矣。夏四月，徙镇定国，除川陕宣抚副使。秋七月，录仙人关功，进检校少师，奉宁保静军节度使。
  6.宋·李幼武《纂集名臣言行录 ·别集上卷九 ·吴玠涪国武安王》、宋·杜大圭《名臣碑传琬琰之集 ·上卷十二 ·明庭杰 ·功绩记》
  乌珠举兵五十万欲入川，豫之弟不忘朝廷，密遣使告王早备之。乌珠来攻兴州仙人关，王与乌珠相见，乌珠曰：“公若来降，当得美地百里而王之。”王曰：“已事本朝，安有二心？”乃亲约议定战日，遂大战仙人关，大破之。王亲兵不满五万，每战乘肩舆、动鼓乐，殊无惧色。长于料敌，激励将士，退者必诛，信赏必罚，战无不胜。
  萨里罕四太子蓄忿日久，纠合数十万兵，转三河之粟，鱼贯蚁附，决意取蜀。自元帅以下皆尽室而来，又以刘豫腹心为招抚使，召诸路签军列屯宝鸡，绵亘数百里。进攻铁山，凿崖开道，于仙人关高岭立大栅，下瞰王营，循岭东下，直攻王军。王自以万人当其前，弟磷由七防关不待会合，率轻兵倍道入援。四太子闻之，与皇弟郎君分领万户酋长拥兵急攻，又往攻杀金平野砦。对垒，扎连珠硬砦数十座，又来王营前立炮数十座，击我营。王令营中并发神臂弓，飞大炮，毙贼无数。统制官田晟总兵深入追贼，贼又发生兵万余击营左。王分兵力战，却之。贼不往，又添生兵拥洞子、云梯，直前搭城身。公兵向前，用炮打洞子，碎；用撞竿撞云梯，倒。贼恐，缚虚棚战楼，别遣大贝勒拥锐卒万余，一发乘城。王令统制官杨政，领长枪、陌刀手深入刺打隔断。贼又遣二贝勒总正甲金人三万，夹攻栅两肋，弟磷左右遮防，血战杀贼，贼皆引去。萨里罕驻马四顾良久，云：“吾得之矣！”翌日，号令诸军，并力只攻王营兑方一楼子，自寅至午，危甚。姚仲、马统领只在楼上酣斗，楼已倾侧，仲以绢为绳，拽使复正；金以火焚楼柱，仲以酒缶击灭火。贼布神臂弓东岭下，王亦发神臂弓五百只，与之对射，金去。即遣王万年、刘钤辖、王武宣赞，分紫白旗入金营，金奔溃。抵夜，王别遣五将分更劫寨，昼夜数十合，金困惫，死伤以万计，即敛兵宵遁。杀死千户、万户、甲军万余，得榜牌、衮枪、金鼓、旗帜数千件。左统制张彦夜劫金横山砦，斩首千级，生擒将领二十人。王遣统制王俊，设伏河池，扼金归路，生擒百余人，斩首千级，得牛马、旗帜无数。王悉兵尾袭，直过和尚原去。上闻之嘉叹，赐以所御战袍、器甲，且赐亲笔曰： “朕恨阻远，不得拊卿之背也。 ”
  7.宋 ·杜大圭《名臣碑传琬琰之集 ·上卷十二 ·明庭杰》
  绍兴四年春二月，敌复大入。萨里罕四太子蓄忿日久，纠合兵数十万，转三河之粟，鱼贯蚁附，决意取蜀..王悉兵尾袭，直过和尚原去。上闻之嘉叹，赐以亲札云：“史谓赵充国沈沉勇有大略，其用兵以全师保胜为策，乃汉中兴良将也。朕尝思其人，以济大业，及见宣抚司奏，金人拥大兵而来，有吞噬四川之心，卿能保关克敌，挫彼虎狼之锐，而壮朕兴复之威，非谋以济勇，能若是耶？朕之所思，今乃见之。但恨阻远，不得抚卿背而慰朕心也。更在不骄其志，益励军情，则所谓济朕莫大之业者，非卿而谁耶？已降亲笔，除卿宣抚使，及继以朕所御战袍、器甲等物赐卿，想已毕达。今朝廷见议，赏典先飞，此数字聊写朕怀。 ”
  8.宋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甲级卷十九 ·边防 ·一十三处功 ·仙人关之胜》
  四年春，萨里罕以十万骑寇仙人关，时张公已去，武安豫为垒于关侧，号“杀金平”，严兵待之。三月朔，金攻杀金平，武安都统制官吴磷、杨政、田晟，禆将姚仲、王喜击却之，金不能支，乃引去，还屯凤翔，授田土，为久留计，自是不复寇蜀矣。
  9.《金石萃编·卷二四九·杨从仪墓志铭》
  四年二月，虏入寇杀金平，自元帅以下尽室而来，示无返意，全蜀震恐。既战，我师初不利。公急据第二堡外，预设鹿角之地，率强弩并力迭射，一日三战，伤杀甚重，虏引兵稍却。翌日来攻万人敌堡，统领姚仲重伤，公代之。率诸将勠力鏖战五日，所向皆靡，大破敌众，余党悉遁，自是虏不敢轻举。全蜀之民各安其生者，虽吴氏之功，然于攻战之际，公有力焉。以奇功转中亮大夫、郢州防御使。
  十二年春，诏宣谕使郑刚中分画其地，而移公知凤州。既割和尚原，而杀金平复为要地，其傍则仙人原也。四川兵费边储萃于鱼关，三者相距，皆十许里。有司谓当得人以守，遴选诸帅，无出公右者。十七年，命公以本部兵屯仙人原，公镇守其地垂二十年，保固无虞，转宣州观察使。
  10.《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十三、《宋史全文 ·卷十九上 ·宋高宗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四
  三月辛亥朔，川陕宣抚司都统制吴玠败金人于仙人关。
  初，金右都监宗弼连战未决，玠遥与宗弼相见。宗弼遣人谓曰：“赵氏已衰，不可扶持；公来，当择善地百里而王之。”玠谢曰：“已事赵氏，不敢有贰。 ”
  金人遣生兵万余击玠营之左，玠分兵击却之，敌怒，拥众乘城。玠遣统制官杨政以刀枪手深入，统制官吴磷以刀画地，谓诸将曰：“死则死此，敢退者押！”金人分为二阵，宗弼阵于东，将军韩常阵于西。南军苦战久，遂退屯第二隘。时军中颇有异议，欲别择形胜以守，磷曰：“方交而退，是不战而却也。吾度此敌走不久矣。”政亦言于玠曰： “此地为蜀扼塞，死不可失，当守以强弩，彼不敢舍此而攻关。”玠从之。金人进攻第二隘，人被两铠，铁刃相连，鱼贯而上，磷督士死战，矢下如雨，金兵死者复践而登。完颜杲驻马四视久之，曰： “吾得之矣！”翌日，命诸军并力攻营之西北楼，统领官陇干姚仲登楼死战，楼已欹，仲以帛为绳，曳使复正；金人以火焚楼柱，仲取酒灭之。玠又遣政与统领官田晟以锐兵持强力大斧击其左右，夜布火四山，大震鼓随之。壬子夜，垒中大出兵，遣右军统领王庆及王武等诸将分紫白旗入金营，金兵惊溃，将军韩常射损左目，敌不能支，遂引兵宵遁。右军统制张彦劫横山寨，斩千余级。玠遣统制官王浚设伏河池，扼其归路，又败之。
  是举也，金入决意入蜀，自完颜杲已下，皆尽室以来，既不得志，遂还凤翔，授甲士田，为久留计，自是不复图蜀矣。
  11.《三朝北盟会编》卷第一百九十五
  四年春二月，敌复大入，犯仙人关。公预为垒关旁曰“杀金坪”，严兵以待。敌据阜战，且攻垒，公命将士更射，又出锐兵击其左右。战五日皆捷，敌复遁去，上闻之嘉叹，赐以亲札曰： “朕恨不抚卿背也！ ”是役也，敌决意入蜀，自其元帅以下皆尽室以来，又以刘豫腹心为四川招抚使，既不得志，度公终不可幸胜，则还据凤翔，授甲屯田，为久留计，自是不复轻动矣。夏四月徙镇国军、除川陕宣抚副使。秋七月，录仙人关功，进检校少师、奉宁保静军节度使。
  1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三
  是日，金右都监宗弼自宝鸡入犯，攻仙人关。
  先是，金既得和尚原，利州路制置使吴玠度敌必深入，乃预治垒于关侧，号“杀金平”，严兵以待。玠弟，秦凤副都总管磷在阶州，移书言：杀金平之地去原尚远，前阵散漫，宜益治第二隘，示必死战，则可取胜。至是，宗弼果与其陕西经略使萨里罕、伪四川招抚使刘夔，率十万骑入犯。
  二月辛卯，吴玠及鸟珠战于仙人关，败之。初乌珠欲大举兵，期必入川，刘豫之弟益方知长安，密使人告玠早为之备。玠预为垒关侧，号 “杀金平”（按日历，宣司奏金以二月二十一日攻仙人关，辛卯则十一日也。甡之所书，凡差十日，盖小误。又所云刘益密告吴玠事，乃据《林泉野记》，恐未必然，当考）进攻铁山，凿崖开道，犯仙人关。既至，敌据高岭为壁，循岭东下，直攻我军。玠自以万人当其前，磷率轻
  兵由七防关倍道而至。转战凡七日，昼夜不息。统制官郭振为宗弼所袭，破其寨，王师屡败，玠斩震以徇。
  13.宋 ·李璧《中兴战功录 ·吴玠杀金平》
  绍兴四年春二月，贼复大入。撤离喝四太子蓄愤日久，纠合兵数十万，转三河之粟，鱼贯蚁附，决意取蜀。自元帅以下，皆尽室以来。又以刘豫腹心为四川招抚使，檄召诸路签军列屯宝鸡，栅绵亘数十里。进攻铁山，凿岩开道，于仙人关高岭立大栅，下瞰玠营。关旁有险，号杀金平，玠设壁垒于平上，严兵以备。虏乃循岭东下，直攻玠营，玠以万人当其前。总管吴磷由七防关不待会合，率轻兵倍道入援其兄。四太子闻之，与皇弟郎君分领万户酋长拥兵急攻关，又往攻杀金平野砦。对垒，扎连珠硬砦十数座。又来玠营前立炮数十座击我营，玠令军中并发神臂弓、飞矢、大炮，毙贼无数。统制官田晟总兵深入追贼，贼又发生兵万余击营左，玠分兵力战，却之。贼不住，又添生兵万余，拥洞子云梯，直前搭我营垒。玠兵向前，用炮打洞子，碎；用撞竿撞云梯，倒。贼怒，缚虚栅战楼，别遣大孛堇拥锐兵万余一发乘城，玠令统制官杨政领长枪、陌刀手深入刺打隔断。贼又遣二孛堇总正甲兵二万夹攻砦两肋，玠左右遮护，血战杀贼，贼皆引去。撤离喝独驻马四顾，良久云：“吾得之矣。”翌日，号令诸军并力共攻玠营兑方一楼子，自寅至午，危甚。姚仲为统领，只在楼上酣斗，楼已倾侧，仲以绢为绳，拽使复正。贼以火焚楼柱，仲以酒壶击灭火。贼布神臂弓东岭下，玠亦发神臂弓五百只与之对射。贼去，即遣王万年、刘钤辖、王武宣赞分紫白旗入贼营，贼奔溃。抵夜，玠别遣五将分更劫寨，昼夜数十合，金人困惫，死伤以万计，敛兵先遁。杀死千户万户、甲军万余，得榜牌、衮枪、金鼓、旗帜数千件。右军统制张彦夜劫贼横川砦，斩首千余级，生擒将领二十人。玠又遣统制官王俊设伏河池，扼贼归路，生擒百余人，斩首千余级，得牛马旗帜无数。玠悉兵尾袭，直过和尚原去。
  其后，胡世将摄宣抚使事，玠弟磷适在军中。他日，从容问玠所以战，则曰：“磷与先兄束发从军，屡战西戎，不过一进却之间，胜负决矣。至金人则胜不进，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未尝见胜之之道，非屡与之角者，莫能尽知。然其要在用所长去所短而已。盖金人之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而中国之士卒不若金人之坚忍。尽吾长技，重甲数百步外，则彼固不能及我；据其形便更出锐卒与之为无穷，以沮其坚忍之气，则我固有以制彼。至于决机两阵之间，变化如神，默运乎心术之微，则磷有不能言者。 ”世将深服焉。
  始虏犯关，磷在武阶，先以书遗兄玠曰：“杀金平去原上远，前阵散漫，须设第二阵，作隘牢其限隔，俾死士无还，皆死战，乃可取胜。”玠用其策。时兀术身居东偏，而使韩将军者领西偏，东西掎角以持久，必死困我。玠率锐卒介其间，左萦右绕，随所急援之，所向披靡。虏军死伤过半而气犹锐，玠遂敛军入第二隘以致虏。时军中颇有异议，欲别择形胜以守者，磷奋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战而却也，吾度此虏走不久矣。”请于玠，夜布火易旗帜。逮晓，军阵精采一新，乐声震山谷，我师气百倍。自虏再搏我第二隘，则人被两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攻具变化若神。玠率士死战，复以驻队矢射之，发发相继，虏死蔽地，复践以登。阅十余日，前后百战，而虏始遁去。
  14.《宋史 ·列传第一百二十六 ·杨政》
  四年，撒离喝裒精兵十万，欲道仙人关入蜀，至上奢田。玠筑垒于关外，政曰：“此地为蜀厄塞，当坚守，时出奇击之。”玠用其言。金人变态多端，政随机应之，连日百余战。敌帅督战益急，政命卒以神臂弓射之；又选甲士千余出山谷，断其兵，使不得进退；又出敌不意，夜斫其营。敌遂遁去，追至河池而还。授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环庆路经略安抚使。
  15.《金史 ·列传第十 ·彀英》
  宗弼至仙人关，彀英先攻之，宗弼止之。彀英不止，宗弼以刀背击其兜鍪，使之退。彀英曰：“敌气巳沮，不乘此而取之，后必悔之。”已而果然。宗弼叹曰：“既往不昝。”乃班师。彀英殿，且战且却，遂达秦中。
  16.《金史 ·列传第十九 ·夹谷谢奴》
  （夹谷谢奴）后领其父猛安，从攻和尚原，出仙人关。宋兵据险，猛安雏讹只突战不克，谢奴选麾下五十人战，克之。与吴玠相拒，乌里雅行阵不整，吴玠乘之，谢奴领兵逆战，遂大破敌。计前后功，袭其父猛安谋克。
  17.《读史方舆纪要 ·卷五十六 ·陕西五》
  仙人关，在（徽）县南百二十里，近略阳县界。宋绍兴三年，金人入兴元。吴玠守仙人关，自西县间道会刘子羽于三泉，子羽留玠共守。玠曰：“关外，蜀之门户，不可轻弃。”复往守仙人关。绍兴四年，玠与弟磷破金人于此。端平二年，曹友闻却蒙古将汪世显于大安，遂引兵扼仙人关。《一统志》：仙人关，路分左右。自成州经天水出皂郊堡，直抵秦州，此左出之路；自两当趣凤县，直出凤翔大散关，至和尚原，此右出之路也。
  18.《文献通考 ·卷三百二十一 ·舆地考七》
  《宋中兴四朝志》：大散关，隶梁泉县，在凤翔宝鸡县之南，为秦、蜀往来要道。两山关控斗绝，出可以攻，入可以守，实表里之形势也。和尚原，凤之东境，抵凤翔不能百里。仙人关，兴之东境，距利州才七驿，自利抵剑关百里而赢，倘乘和尚原而退守仙人关，则蜀之险要所失过半。虏既得和尚原，或自梁、洋经米仓山入巴、阆，或自均、房由达州山路入夔、峡，或直攻仙人关。势分形散，所备皆急，一处破坏，则在处震动矣。绍兴间，虏攻仙人关而不能留者，以粮不济耳。若使其治废邑、聚散民、耕屯其间，则得吾地而可守，入吾境而可留矣。自南北讲好，中分关中之界，如大散、仙人、饶凤、武休，皆我朝之界也。而仙人关外，又分左右二道：自成州径天水县出皂郊堡，直抵秦州，昔吴玠大军由此而出。地势平衍，因为壕堑，引水纵横，名曰地纲，以遏敌冲；自两当县直出凤州，取大散关，距和尚原才咫尺，虏尝凭原下视如蚁蛭，故其势难守，所恃缓急，有仙人关耳。
  19.明 ·郑元勋《媚幽阁文娱 ·黄道周 ·守觉华岛机宜议》
  虞允文与吴磷共保全蜀，虞允文以谓必据德顺，则仙人不孤；吴磷以谓不守仙人关，则德顺无力。二人所据，皆逾蜀门二三百里之外，大险而远距之故。倚寻丈之垣，度垂繘之穴，断溜而支户者，二子之所大笑也。今亦曰不出关外，则不可以守关..
  2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四
  昨者金人驱兵，约赍深入和尚原，险要之地已属之于秦矣。金引兵下青泥岭，薄仙人关，前眺铁山，我无东北。蜀之飞鸟，不逾河池，则惴惴之，蜀岂不甚病也哉？铁山属兴州，河池属凤州，正当川陕两界，尚赖陛下英武之威，吴玠等极力拒守，敌遂引去。
  夫所谓和尚原者，凤之东境，距宝鸡县才两驿，抵凤翔不能百里，我若屯兵其间，则可以下窥秦、雍，而于函、洛之路未绝也。所谓仙人关者，兴之东境，距利州才七驿，自利抵剑门关百里而赢。今我退守仙人关，则蜀之险要所失过半。敌既到仙人关，习知山峡隘险，难以进兵，必相与筹量，别生计策。他日分兵数道并进，一军自阶、成趋文，政邓艾由阴平路；一军自梁、洋经米仓山入巴、阆。往年，敌自兴元攻米仓山，欲入巴州，一军自均、房由达州山路入夔峡，此开元时涪州进荔枝路，其山后距子午道甚近。复以一二千人攻仙人关以缀吴玠，势分形散，所备皆急。一处破坏，则在处震荡，此其可忧一也。
  21.清 ·储大文《存研楼文集 ·仙人关》
  《关中关志》曰：仙人关在凤县西一百里，其路左自成州经天水出皂郊堡，抵秦州；右自两当趋凤县，出凤翔大散关至和尚原。《登坛必究》曰：仙人关在凤县境路。《陕志》曰：虞关、仙人关在徽州。宋程大昌《关要志》曰：秦亦有三关：大散关、仙人关、箭筈关是也。《宋史》吴玠传曰：玠谓和尚原地去蜀远，命弟磷弃之经营仙人关右杀金平，创筑一垒，移原兵守之。又曰：绍兴二年，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将李彦琪驻秦州，睨仙人关，以缀玠。又曰：四年二月，敌复大入，攻仙人关..王俊伏河池，扼归路，又败之。又曰：九年，玠卒于仙人关。《吴磷传》曰：绍兴三年，玠败于祖溪岭，时磷犹在和尚原，玠命弃原别营仙人关..决机于两阵之间，则磷有不能言者。又按《关要志》曰：略阳县西北有杀金岭，吴磷于此筑垒其旁，地名杀金平。夫仙人关暨第二隘，所谓形便之地也，杀金平所谓关隘形便之地也。关之险也，天隘之险也，人而天，选而据之，而又选据关暨第二隘之形便，然后可以弓矢、长枝洞重甲于数百步之外，且可以左萦右绕，左右分击，随机而四应之。若夫铁山在徽州东南四十里，形似巾，一名巾子山，悬崖万仞，上多云雨。循岭东下，且不啻百六七十里。七防关古在凤县，武休关东，石顶关北，繇七方转战七昼夜，而始得合兵于关。以暨四山之明炬，东西之列阵，横山寨之旁击，河池郡、木皮岭之邀击，此胥宜详画者也。当金人之归河南、陕西地也，朝议欲废仙人关，世将时权宣抚司事，得磷议，抗奏。谓今日分兵当使陕蜀相接近，兵官贺仔谍知萨里罕密谋曰：要入蜀不难，弃陕西不顾，三五岁南兵必来，主之道路吾已熟知，一发取蜀必矣。敌情如是，则我当为伐谋之备，仙人关未宜遽废，鱼关仓亦宜积粮。于是磷仅以牙校三队赴秦州，留大军守阶成山砦。《古志纪》：磷守秦州军垒，财在西一里天靖山。阶州北百里杨家崖，又为磷保蜀屯守地。而《磷传》又曰：绍兴三十一年，喀齐喀扼大散关，游骑攻黄牛堡，磷即肩舆上杀金平，驻军青野原，调内郡兵分道而进。及以病还兴州，总领王之望驰五书告执政，未报。磷已力疾，复上仙人关，至其呼幕客草遗表犹曰：愿毋弃四川。则夫磷之告世将，而熟虑川口关隘不葺，粮运断绝也，可谓执议不回者矣。而鱼关一书，虞关亦宜偕关隘参画者也。抑《玠传》又申，纪仙人关之役曰：是役也，金自元帅以下皆携孥来，刘防乃豫之腹心，本谓蜀可图，既不得逞，度玠终不可犯，则还据凤翔，授甲士田，为久留计，自是不妄动。又《综叙》之曰：方富平之败，秦凤皆陷，金入一意睨蜀，东南之势亦棘微，玠身当其冲，无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谥武安，作庙于仙人关，号忠烈，此尤可以见关之为蜀汉轻重。
  22.《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三
  顷吴公宣抚，偶阅兵至河池，几为敌擒，其事不远。愿公去此，治兵仙人原，原去河池才五六十里，而杀金坪、家计寨天险足恃，元戎身处危地，而欲号令将帅，使用命赴敌，渥不识也。
  23.《资治通鉴后编》卷一百十五
  和尚原系玠立寨，元非刘豫地分，宜依旧保守，如悉为彼占，则四川并无限隔，虽兴州杀金平、仙人原稍险，别有平路得以入川。
  24.《宋会要辑稿》方域七
  绍兴七年闰十月二日，川陕宣抚副使吴玠言：“利州路三泉县北至兴州仙人关外，地里不远，东接梁、洋一带，水陆冲要，系四川喉襟要害之地。比年移关外诸将军马就本县屯驻，人烟事物，大段繁多。 ”
  （作者系西安航空四站职工）
  “蜀将军真男儿汉也”
  ——南宋末期的民族英雄曹友闻述略
  袁兴荣
  北宋覆亡后，赵构定都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建立南宋，与北宋统称为宋朝，共传五世九帝，享国152年。从军事斗争上看，南宋造就了许多爱国志士、民族英雄。南宋王朝长期处于金国、蒙古等外族入侵的严重威胁之下，为此南宋军民进行了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抵抗斗争，涌现了无数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如宗泽、韩世忠、岳飞、谢枋得、吴磷、吴玠、陆秀夫、文天祥等。仅《宋史·忠义列传》就收录有爱国志士 277人，其中大部分是南宋人。
  在这宛若星河的爱国志士、民族英雄的历史长卷中，南宋末期的曹友闻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星辰。曹友闻可是名门出身，他是宋初名将曹彬十二世孙，但有宋一朝重文轻武，名将之后亦以习文为荣，所以曹友闻以进士出身当是其时之常态，而在国难当头之日，当如其先贤之范仲淹，后进之文天祥一样，以文臣而武将，为国出力尽忠了。他的事迹，不仅让当时的南宋军民和后世敬仰，亦让敌对方将士叹服、钦佩。“秦巩人汪世显素服友闻威望，尝以名马遗友闻，还师过战地，叹曰： ‘蜀将军真男儿汉也。 ’盛礼祭之。 ”①
  一、忠义世家
  曹友闻（？ —1236），字允叔，同庆栗亭人。武惠王彬十二世孙也。武惠王曹彬何许人也？原来，曹彬乃北宋开国良将，武惠是宋真宗给他去世后奉赠的谥号。曹彬（931—
  999）字国华，出生于真定灵寿（今河北石家庄市灵寿县）。他的父亲曹芸，官至礼部尚书，生，有三子，曹彬（武惠王）为长子。曹氏家族在北宋时期，贵为皇亲国戚，位兼将相高位，却忠诚事君，仁爱亲民，宽以待人。年轻时代的曹彬，就有远大志向，清廉亲民，深得太祖器重。在平灭后蜀、征伐太原、攻破南唐的一系列重大战役中，运筹帷幄，治军有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谦虚和逊，温良忠厚，屡立战功，官至平卢军节度使、枢密使。在咸平二年（999）病逝后，真宗哭祭。元世祖忽必烈叹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曹彬生有八子（六武臣，一文官），七子十三孙皆为文臣武将。
  曹氏家族忠义家风源远流长。早在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后将军曹襄助卫青取得了“漠北之战”胜利；在东汉灵武帝建宁二年（169），曹全举孝廉，任西域戍部司马等职，爱民如子，百姓树《曹全碑》颂之。到了北宋初期（991—1050），曹彬子曹璨、曹玮、曹旽在守卫边疆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曹玮“三都谷之战”，安定了秦州边防，使青唐吐蕃不再对宋朝产生忧患。曹氏祖籍在真定灵寿、山东菏泽、河南梆州等地，大致在 汉武时，曹氏家族迁徙到西北扶风、安定、武都、陇西、敦煌一带。曹友闻自幼就跟他先祖曹彬一样，胸怀大志，与二弟曹友谅不远千里寻访名师，广交益友。南宋宝庆二年（1226）曹友闻考中进士，被朝廷授予绵竹县尉的官职。也就在曹友闻考中进士的当年，即南宋宝，庆二年（1226），蒙古发动大规模的灭夏之战。蒙古军在攻占沙洲（今甘肃敦煌西）、肃州（今甘肃酒泉）、甘州（今甘肃张掖）、西凉府（今甘肃武威）、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等地后，进围西夏国都中兴府（原称兴庆府，后改为中兴府，即今宁夏银川市）。
  宝庆三年（1227），曹友闻由绵竹县尉，改任天水军教授。成吉思汗正在带兵围攻西夏国都中兴府，当时虽说中兴府还没有被攻破，但西夏已无法摆脱亡国的命运。与此同时，成吉思汗派人送两块金牌到南宋四川制置司，胁迫南宋臣服蒙古，并且率主力南下。同年二月，成吉思汗又派出一支蒙古军队从临洮南下，由“生蕃路”进入了南宋辖境，一举拿下阶州（今甘肃武都东），围攻西和州（今甘肃西河）劫掠财物，并包围了天水军（今甘肃天水）。宋军在确认这只突如其来的军队确系蒙古军后，受制于不得擅启边衅的命令，不敢与战，坐视蒙古军攻下阶州，包围西和州。之后，蒙古军在进攻阶州将利县（今成县镡河乡将利村）时前锋稍稍退却，驻守仙人关的南宋沔州都统程信误以为前方获胜，又急于解西和州之围，遂轻率出击，被蒙古军大败于兰皋（今甘肃康县大南峪乡），南宋良将麻仲、马翼、王平皆战死。宋四川制置使郑损在得到败报后大骇，不顾利州戎帅赵彦呐的反对，轻率地做出了放弃关外五州即成州（今甘肃成县）、凤州（今陕西凤县）、天水军（今甘肃天水秦州区天水镇）、阶州、西和州，退保三关（仙人关、七防关、武休关）的决定，匆忙带领制置司官员及家眷在万人大军护卫下，沿嘉陵江南逃。这一年为丁亥年，这就是“丁亥之变 ”。
  蒙古军在围攻西和州的同时，又分兵包围了天水军。其时，曹友闻还未到任，天水军是否丢失与他没有半点关系。何况还是个文官，他完全可以原地返回。但曹友闻临难不苟，毅然单枪匹马闯入了军城，与守臣张维一起组织民兵布防。好在没过多久，成吉思汗病逝，蒙军只好撤退，天水军城就保全了下来。此事过后，四川制置司为表彰曹友闻功绩，特地绣了一面 “满身胆 ”的大旗，颁授给他。
  二、两守七防关
  南宋建立后，在甘肃的辖区只是陇南一隅，但其地为入蜀通道。南宋政府在这里设置行政机构，进行治理与经营。在绍兴（1131—1162）年间与金朝划界，其境土主要在江南地区，陇南一小部分仍系南宋利州路管辖。在利州路东、西两路的屡屡分合中，其中文、阶、西和、成四州与凤州两当、河池地区以及天水军，皆属利州西路管辖，在今甘肃境内。①阶州（今甘肃陇南市武都区），武都郡。本隶秦凤路，绍兴（1131—1162）初，“陕西地尽入于金”后，唯“阶、成、岷、凤、洮五郡，凤翔府和尚原、陇州方山原存”②。成州（治今甘肃成县），同谷郡。隶秦凤路，绍兴十四年（1144），隶利州路。宝庆元年（1225），以宋理宗潜邸，升同庆府。下辖同谷（今甘肃成县）、栗亭（今甘肃徽县西）二县。西和州（治今甘肃西和县），和政郡，团练。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河池郡，团练。旧属秦凤路，绍兴十四年（1144），隶利州路。下辖梁泉（今陕西凤县东北）、两当（今甘肃两当县）、河池（今甘肃徽县）三县。其中两当、河池在今甘肃境内。天水军（治今甘肃天水市西南天水乡），同下州。绍兴初， 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市秦州区）入于金，分置南、北天水县。绍兴十三年（1143），隶成州。后以成纪之太平社、陇城之东阿社来属。嘉定元年（1208），升为军。嘉定九年（1216）移于天水县旧治。仍置天水（今甘肃天水市天水乡）一县，绍兴十五年（1145），废成纪、，陇城二县来入。南宋在川陕的防御体系中，阶、成、（西）和、凤四州（即所谓关外四州）和天水军是外围防线，仙人关、武休关、七防关是第二道防线，共驻扎十万左右兵力，以捍卫四川内地。
  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七月，蒙军凭借已经掌握川陕地形，再度进犯天水。曹友闻尽遣家财，招募了五千多名忠义之士，制置使李埴令他统帅所招忠义民兵扼守仙人关（在徽县东南虞关乡，沿嘉陵江西岸下约十里，穆坪村西南）。曹友闻且行且战，至峡口据险。前军统制屈信率军夺回了被蒙古军掠取的人畜。至秦镇（疑为今陕西勉县秦家坝），又派左军统制杜午迎敌，力不能敌。曹友闻令诸军乘高据险，身冒矢石，为士卒先。屈信与统制张安国领兵出战。散尽家财，招募如此众多之人，招之即来，战之能胜吗？回答是肯定的。“（宋）建炎以后秦凤诸州没于金，所存关外四州，所聚兵谓之忠勇（《宋史·兵志》）。诏阶、成等州刺壮丁为兵。人情汹惧，蜀帅王刚中建言：‘五害罢之，免符。’下民欢呼，声震山谷（节《宋史·王刚中传》）。”①蒙古兵退后，制置使李埴不仅看出了曹友闻不光胆大，而且确有将才，便让曹友闻部扼守七防关。这便是曹友闻第一次扼守七防关来由。而在青野原之战后，蒙古窝阔台汗次子阔端又率大军转攻大安军，但又遭曹友闻带兵打退，使他连立两功，因此被朝廷升职为武德大夫，左骁骑大将军，依旧利州驻扎御前诸军统制，声名更加显赫。那七防关究竟在何处？有着怎样的战略地位？史料有载：
  七防关：旧设官吏、弓兵。东至略阳为秦、蜀要路。山路少人烟，犷贼横行。今设墩台五处，轮差弓兵防守，巡检王三聘有儆辄督乡夫御之，屡擒巨盗。 ②
  这是迄今为止，陇南境内现存最早的州志《明万历阶州志》对七防关记载。
  七防关在州北二百里（当作东北二百八十五里）。即古散关。路通汉中府略阳县，明设巡检司（《一统志》）
  为甘肃入蜀要道，即古七防关。北为浊水戍，南为白马戍，东南为兰皋镇。宋绍兴间金人窥蜀，吴磷由七防关出祁山，即今白马关东五里之大山岔，明设巡检司。 ③
  由此可知，古七防关具体方位在武都郡的今康县境内云台镇、大南峪（古兰皋镇）一带。
  七防关：在县东七里半，即古散关。路通汉中府略阳县（《通志》）为甘肃入蜀要道即古七防关。北为浊水戍，南为白马戍，东南为兰皋镇。宋绍兴间金人窥蜀，吴磷由七防关出祁山，即今白马关东五里之大山岔，明设巡检司。今裁。（《吴志》） ④
  历史上，（康）县境内只有几条在崎岖狭窄的人行道基础上逐渐拓宽了的骡马驮道。第一条西通武都，东至陕西略阳。是古来甘肃通往陕、川的要道。从望关经长坝、巩集、过云台大山岔（散关）至窑坪出境，全长 70千米，路宽 1～2米，路线攀山绕岭，蜿蜒曲折，路面高低不平，沟渠纵横。其间，大山岔至窑坪段18千米，早在汉建宁年间，由武都郡太守李翕派员督促，进行了加宽修整，变为驮道。①这段史料，只是交代了这条人行道变为骡马驮道的走向，加宽修整的时间是在汉建宁年间，由武都郡太守李翕派员督促加宽修建。特别强调，大山岔至窑坪段18千米驮道，尚未提及七防关，由此可知，七防关在汉建宁年间还没有修建。那修建七防关，只能是这个时间节点之后了。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历代封建王朝均将修筑长城、设置关隘、据险扼守，作为固边御敌的重要措施。北宋立国后，由于党项的崛起，北宋王朝与党项的矛盾逐渐激化，对西夏党项的防御，是北宋战区不断扩大，因而在沿边地区修筑许多城、寨、堡。据《宋史·地理志》所载，北宋时期，陕西沿边的秦凤、泾原、环庆、鄜延、熙河五路军所辖州军，所见堡寨最多。秦陇一带地处御夏前沿，因而成为北宋边防御守的重地。②宋朝秦凤路原管辖地域广。庆历元年（1041），秦凤路改置，一些州析出，其辖区缩小，除陇州（治今陕西陇县）及凤州（治今陕西凤县）部分辖地外，其大部分均在今甘肃东部地区。天水县（今甘肃天水市秦州区天水乡）辖铁治、艾蒿、米谷三镇。成州（治今甘肃成县）属县同古下二乡，府城、西安二镇，骨鹿、马邑、赤土、平泉、稻山、胡桃六寨。栗亭县辖二乡，泥阳一镇。阶州（治今甘肃陇南市武都区），属县福津（今甘肃武都区）辖三乡，安化、利亭、石门、角弓、河口、古城六镇，领峰贴硖、武平、沙滩三寨。属县将利（今甘肃康县）辖四乡，兰皋、平洛、新安、故城四镇。凤州（治今陕西凤县），属县梁泉、河池、两当三县，梁泉（今陕西凤县）在陕西境内，河池（今甘肃徽县）县辖二乡，领河池、高桥、固三镇，两当（今甘肃两当县）县辖二乡，领两当、广乡二镇。
  据此推断，七防关修建于北宋时期的可能性很大，具体修建年限、修建者，由于史料匮乏，尚不得而知。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蒙古兵又自西和州南下进攻阶州。曹友闻对大家说，阶州虽不是我们管辖的地域，但怎能坐视而不救呢？于是率部与其他各路援军会师。统制夏用出其左，张成出其右，命弟曹友万、曹友谅作前锋督战，从冷水口渡过嘉陵江，与元军数战皆胜。他命令部队人衔枚、马摘铃，深夜急行军直插徽县青野原，截敌退路，阶州得以解围。曹友闻升职武翼大夫、阁门宣赞舍人，差权利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位居四川四大主力禁军（沔戎、兴元、金州、利州）之一的统帅。曹友闻驻扎石门（今甘肃武都区石门乡），负责控扼阶州及七防关一带。这便是曹友闻第二次扼守七防关。
  三、解围青野原
  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春，蒙古军再次南侵。军抵巩昌城（今甘肃陇西县）下时，守将金镇远军节度使、巩昌便宜总师汪世显率众降服。汪世显，字仲明，巩昌盐川人，系出旺古族。仕金，以战功官至镇远军节度使、巩昌便宜都总帅，分治陕西西路。时调度窘迫，世显发家资，率豪右助边，邻郡效之，军饷遂足。金主以巩昌冲要之地，以忽斜虎为总帅，世显同知府事，二人尽忠固守，出保石门以抗元。及忽斜虎勤王东下而溃，金主以世显代之。汪世显唳忠自奋，粮械精赡。天兴三年（1234）金亡，郡县皆降，独世显坚守不下。一日谓其众曰：“宗祀已矣，吾何爱一死，千万人之，命悬于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禄，死其分也，余者何罪？与其自经于沟渎，姑殉一时之节，何若屈己纾斯人之祸。 ”会元太子阔端入蜀，次于巩昌城下，世显率耆老赤牛鞅酒币迎谒。太子谓之曰：“吾征讨有年，所至皆下，汝独固守，何也？世显曰：“有君在上，卖国市恩之人，谅所不取。”太子大悦，戒其下秋毫勿犯，俾世显仍旧职。即日，令帅所部从征。世显遂截嘉陵，进趋大安。太子资其粮械以入蜀。元入蜀，汪世显之功为多。至是召至和林，赐金虎符授便宜总帅，统秦、巩、定西、金兰、洮、会、环、陇、庆阳、平凉、德顺、镇戎、原、阶、成、岷、叠、西和等二十州。事无巨细，悉听裁决，赐虎符、锦衣玉带。世显以疾卒，年四十九。追封陇西公，谥义武，加隆右王。 ①
  阔端命汪世显随蒙古军侵宋，一举攻下沔州（今陕西勉县），继而进围青野原（今甘肃徽县南）。宋军被困，请求救兵解围。曹友闻闻讯，召集部将说：“青野原为蜀咽喉，不可缓急。”急派弟曹友万领军自冷水口渡嘉陵江，至六股株，由小道直奔青野原。曹友闻引精兵随后赶到，同守军一起内外夹攻，击退蒙古军，因功授武德大夫、左骁骑大将军。不久，汪世显军又攻大安（今陕西宁强县），曹友闻速派部将王资、白再兴、王进增援，迅速占据了鸡冠隘、阳平关等要地，同汪军展开激战。血战数日，“喋血十余里”，宋军大胜。曹友闻被授眉州防御使、利州驻扎御前诸军统制、兼沔州驻扎兼管关外四州安抚、权知沔州节度屯戍军马。仲弟曹友万也被授知同庆府、四川制置司帐前总管，共同担负陕南、川南、川北地区军事防务。
  四、大安殉国
  端平三年（1236）九月，阔端分兵两路攻四川，意欲合击成都。一路由总王末哥率领攻宕昌、阶州，直趋成都。一路由阔端率领，自凤州出发，西捣河池。宋统制波庆战死于河池。随后阔端攻取武休关（今陕西留坝东南武关河），击败都统李显忠军，攻陷兴元府（今陕西汉中），进至距沔州九十里的西池谷，关外四州安抚司公事兼知沔州高稼向赵彦呐建议坚守沔州（今陕西略阳县），以防蒙军长驱而前，深入蜀地。赵彦呐表面应允，而只令高稼守沔州。自率军退出河池，坚守青野原。曹友闻戍守七防关，知沔州不可守，曾劝高稼移保山寨，而自将所部助之，高稼以死守沔州相答。沔州陷落，众拥高稼出避，为蒙古骑兵四集围之，高稼殉难。蒙古遂以部兵猛攻大安军（今陕西阳平关镇）。四川制置使赵彦呐见状，急调戍守石门、七防关一带的曹友闻转防大安，以保蜀口。曹友闻驰书赵急呼：“沔阳，蜀之险要，吾重兵在此，敌有后顾之忧，必不能越沔阳而入蜀。又有曹友万、王宣首尾应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势平圹，无险可守，真敌骑所长，步兵所短，况众寡不敌，岂可俞萍地控御。”赵彦呐不以为然，一日七次持小红牌来催促急速行动。此时，邻近各要地均被蒙古军占领，仅剩曹友闻孤军坚守仙人关（今甘肃徽县南），曹友闻对其弟曹友万说：“国家安危，就此一举；众寡不敌，岂容浪战！惟当乘高居险，出奇匿伏以待之”。于是，命其弟曹友万、曹友谅率兵登上附近的鸡冠隘，多张旗帜，以为疑兵。曹友闻自己率领精兵万人在附近设伏，事先约定：“敌至，内以鸣鼓举火为应，外呼杀声。 ”②
  部署既定，九月二十二日，蒙古军果然来犯。冲出阵前迎战。敌将八都鲁拥有万余众，达海率千人，往来搏战，曹友万身被创，遂令诸军举火。
  九月二十七日，曹友闻遣诸军全面迎敌，又亲率精兵3000人疾驰鸡冠隘。不料天公不作美，进军的路上下起了大暴雨，逐拥兵齐进。曹友闻进入龙尾头，曹友万闻五鼓已响，即冲出鸡冠隘与曹友闻会合，内外两军皆殊死战斗，夹击敌军，血流 20里，蒙古军的营寨被宋军连破数十个，尸体更是堆积如山。西川的军队素以绵裘代替铁甲，此时尽被雨水湿透，不利徒步战斗。
  二十八日黎明，转战至回回寨，蒙古军将领阔端欲走，敌将汪世显率大批蒙古军蜂拥而至，以铁骑四面包围宋军，阔端乃分骑兵百十队，向宋军轮番驰突。鏖战多时，宋军击杀蒙军过半。终因寡不敌众，战斗力大减。曹友闻叹息说：“这难道是老天注定的吗？我只有为国战死而已！ ”在突围过程中，曹友闻中流矢受伤，他杀掉战马表示了与敌血战到底的决心。不久，曹友闻战死。曹友万仅存 500人入堡。
  二十九日，曹友万、刘孝全等见赵彦呐不遣援军，城中无粮，乃率军突围转战至龙门（今陕西阳平关附近之龙门洞），全部战死。
  过了将近一年，到了端平四年（1237）夏，敌将汪世显大军因军中流行痢疾，从四川北撤经过大安，山河依旧，人事皆非，感叹道：“蜀将军真男儿也！ ”盛礼以葬之。
  曹友闻战死后，蜀中再没有一支野战的部队了。蒙古军长驱入蜀，如入无人之境。成都、利州、潼州三路的二十余州都被蒙古军攻下。
  五、名扬千古
  北宋灭亡后，宋祚南移，原系北宋疆域的秦陇地区被女真金朝占据，而陇南一隅则成为南宋辖区。金朝统治时，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诸多措施，力图巩固统治，发展经济，缓和民族矛盾。南宋统治下的陇南一隅，经吴玠、弟吴磷及其子吴挺父子两代经营，成为抗金的基地和与宋夏联络的通道。秦陇地区出现宋、金政权并存发展的格局。
  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金将兀术率领的金军主力在黄天荡遭受重创，锐气大挫，于是金对南宋从大规模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陕西。建炎四年九月癸亥，宋金双方在耀州（治今陕西耀县）富平县（今陕西富平南）进行大规模的决战，南宋“丧师三十万，失地六十州”，秦陇地区几乎丧失殆尽。陇南地区与四川省毗邻，成为入蜀进川的重要隘口，吴玠、吴磷率领军民在陇南地区抗击金军，这里成为抗击金人的重要前沿阵地。南宋初绍兴（1131—
  1162）年间，吴玠、吴磷领导的抗金斗争，是在中原、两河与秦陇人民武装抗金的影响和推动下进行的，在宋金战争的全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吴玠、吴磷通过大小数十次战役，不仅有力地拒金兵于蜀口之外，扭转了宋军接连溃败的局面，而且消灭和拖垮了金朝的精锐兵力，彻底打乱了金朝统治者窥陇望蜀、东下灭宋的进攻计划，保卫了偏居江南一隅的南宋朝廷，保护了川蜀与整个南宋统治区人民的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吴玠、吴磷领导的抗金斗争符合南宋军民反对掠夺、捍卫国家的强烈愿望，因而人民全力以赴支持。 “绍兴合议 ”后，宋金西部疆域长期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为界，这与吴玠、吴磷领导的抗金斗争有密切关系。①南宋末期，以曹友闻为代表的南宋爱国民族英雄，组织军民英勇抗击蒙古军的摧残蹂躏，用血肉之躯，浓墨重彩续写了守卫边疆维护国家统一壮丽华章。43年后，即宋祥兴二年（1279），在蒙古军的猛烈进攻下，宋军崩溃，陆秀夫背负赵昺投海身亡，南宋至此彻底灭亡。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
  曹友闻、曹友万大安殉国后，南宋朝廷震惊。“特赠（曹友闻）龙图阁学士、大中大夫，赐庙褒忠，谥曰毅节，官其二子承务郎，婿迪功郎。（曹友万）特赠武翼大夫，二子成忠郎。”②文献记载：曹友闻有兄弟数人：曹友万、曹友谅、曹友善、曹友职皆其胞弟。据明《徽 郡志·忠义·友闻传》记载，曹友万、曹友谅为宝庆二年（1227）武进士，先后驻防天水、利州路。端平三年（1236）九月俱战死于徽县青野原（一说阳平关大安）。曹友万号“忠节”，墓在栗亭曹家沟，今尚有曹姓居住。
  南宋诗人安如山作长诗《曹将军》，以传记体方式缅怀一代民族英雄。这首诗辑录在《宋诗纪事》中：“将军精悍姿，齿齿碎金石。在昔童稚中，但闻饱经术。纵横聘柔翰，丹雘间金碧。有司塞明诏，敝邑屈词伯。芹香春水生，冠玉待重席。脱略章句陋，搜抉穷理窟。未及文化成，其如王土窄。丈夫报主愿，岂必当秩。怆然请去位，满面秋栗烈。纠合熊虎群，旌饰扬广陌。正当磨砺间，一鼓拔勍敌。屯兵沔水源，千里斧戳戳。浩荡排烟旻，西极安屼曍。奈何国无人，腐儒秉旄钺。赏予如私门，金汤授盗贼。公时奋臂争，反遭献玉刖。三军视马首，恸哭下天壁。功成坐龃龉，愤怒须插戟。中宵拔剑起，肃肃振劲翮。吐气风云生，搴旗陷坚列。贯穿死生地，喋血天地黑。势虽众寡悬，形未雌雄决。路穷断首尾，众尽乃手格。岂知龙虎逝，黯淡山川色。百万尚震惊，呜呼死诸葛。长城但自坏，千古痛绸结。肉食无元谋，野史有直笔。酒酣歌节士，皛皛霜月白。”如山，字乳止，广汉人，善击剑，读经史百氏之书。端平甲午，安抚曹友闻辟掌书记，不起。友闻战死，如山往收其骨，藏诸具先人之侧，乃东下老于会稽。
  《直斋书录解题》云：“理宗端平三年丙申岁（元太宗八年），九月二十日夜，沔州都统兼关外四州安抚、知沔州曹友闻战死之后，北兵入蜀，五十四州俱陷破。友闻初以明经登丙戌科，二年，授绵竹县尉。制置桂如渊擢为天水教授，与田遂、瑀俱招忠义。官至员外郎，自乞换武，积官至眉州防御使、左骁骑大将军。朝廷赠龙图阁直学士、大中大夫，赐庙褒忠，谥曰节。所部皆精锐，北人畏之，目曰‘短曹遍身胆’，时人呼之曰‘元戎’。制胜世间，有教授提兵天下，无是役也。北之主将统兵者，四太子并达海也。”《直斋书录解题》云：“理宗端平三年丙申岁，九月二十日夜，沔州都统兼关外四州安抚、知沔州曹友闻战死之后，北兵入蜀，五十四州俱陷破。友闻初以明经登丙戌科，二年，授绵竹县尉。制置桂如渊擢为天水教授，与田遂、瑀俱招忠义。官至员外郎，自乞换武，积官至眉州防御使、左骁骑大将军。朝廷赠龙图阁直学士、大中大夫，赐庙褒忠，谥曰节。所部皆精锐，北人畏之，目曰‘短曹遍身胆’，时人呼之曰‘元戎’。制胜世间，有教授提兵天下，无是役也。北之主将统兵者，四太子并达海也。”①清代诗人黄辉作《曹友闻祠》云：“卷地尘来可奈何，大旗风雨动关河。荒林不辨将军树，古岭空传壮士歌。深夜有人闻铁马，斜阳无事看金戈。空江萧瑟英雄泪，流入岩石怨恨多。”明代以来的州志、县志对曹友闻的事迹均有记载。
  曹友闻战死的消息传至京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宋廷追赠曹友闻为龙图阁学士、太中大夫，修庙表彰忠义，赐谥号“毅节”，并在朝天关（今四川广元市朝天区）立庙以祀。良禽择木而栖。曹友闻和汪世显惺惺相惜的佳话，至今流传。虽在同时代，但各为其主，战场上金戈铁马兵戎相见，然各自的文韬武略盖世英名人格魅力相互倾慕，并不因为政见不一、互为敌对而一如路人老死不相往来。汪世显长期以来钦佩曹友闻的声望，曾经汪世显主动以名贵的宝马赠予曹友闻。国人耳熟能详的唐太宗胯下宝马——昭陵六骏的故事，当年那六匹骏马伴随唐太宗纵横驰骋、出生入死，最终在激烈的战斗中壮烈殉国。武将与宝马，就是那个时代的标配。汪世显能将自己心仪的宝马赠送曹友闻将军，可见曹将军在汪世显心中的分量有多重。此次大安之战，就是宋军曹友闻和蒙古军汪世显正面交锋，两军倾其所有，殊死而战，血流成河，都想置对方与死地，建功立业为各自的主人。最终， 宋军战败，曹友闻与弟曹友万全部战死。蒙古军汪世显部大获全胜凯旋。路过大安，想起倾慕为宋国捐躯的大英雄曹友闻，汪世显发自内心赞叹：友闻，蜀将军真男子汉！并以盛大隆重的礼仪，祭奠了政敌、对手曹友闻。这需要多大的魄力和勇气。其时，汪世显境遇十分微妙，刚刚降服了元太子阔端，便奉命跟随蒙古军侵宋，喋血仙人关，大安鏖战。
  这不禁让人想到魏晋时期，那个著名的“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万钱，犹言无下箸处”的历史故事主人公何曾。何曾死后，博士秦秀上表攻击何曾，要求更改何曾谥号为“缪丑”，但在表中秦秀也不得不承认何曾有两个特别值得肯定的方面一是“事亲有色养之名”二是“在官奏科尹模 ”。 ①南宋灭亡，元朝建立后，广元百姓继续使用曹友闻率兵士在王家，沟搭建的圆木桥通行，并把圆木桥叫作将军桥。
  六、往事越千年 560多年后的海盐人张伯魁，以保举知县，于清嘉庆七年（1802）知徽县事。在徽县八年的任期内，补筑城垣，重建书院（在西街县署西），设立义塾（一在北街吴王庙，一在旧城普福寺），移明伦堂，建崇圣祠及城北文昌庙。所有政绩，班班可考。更重修县志，考古论今尤为周详，徽志之完善皆其力也。其中捐俸创建忠烈祠（吴王庙）、五贤祠便是其政绩之一。据《徽县志》载，嘉庆十二年知县张伯魁捐俸创修忠烈祠（吴王庙）时，又于前建五贤祠，祀宋刘子羽、胡世将、郭浩、杨政、曹友闻。碑铭如下：
  五贤祠记（知县张伯魁）
  忠烈祠历久荒落。丁卯之冬，余既改而新之。案宋室南渡，河池，宋长城也。绍兴间，其余吴氏名并功偕、左右厥力以保全蜀、禆将成恢复之业者，则有宣抚刘子羽、胡世将节制郭浩、杨政。自宋之末，则有节制曹友闻守鸡关隘，与宋共存亡者也。曹之墓在栗亭，久已委于榛莽。绍兴诸贤，或显或晦，先后异施，而斯地皆未闻报功之文，是岂乏好古闻贤者阙其闾阎之祭欤？抑或历久而不传耶？余度庭中地高朗，特建前堂三楹，敬设龛主于其中，乃题其堂曰 “五贤祠”，以追祀之，匪直重明礼之举，夫天理明彝，固自有不可泯没者。嘉庆十二年记。 ②
  后来四川广元的百姓集资把木桥改建成长11.4米，宽7.7米，高6米，跨3.8米的单孔石拱桥，在石桥旁镌刻曹友闻石像。1996年石拱桥在城市建设中被拆除，但“将军桥”的地名却深深根植在百姓心中。在陇南康县云台镇大山岔古七防关遗址上，当地民众修建了瞭望台等古建筑，缅怀保卫边疆安宁、造福一方、浴血疆场的曹友闻将军。
  （作者系陇南市委机关工委干部）

①四川省水利电力厅编：《嘉陵江志》，四川省水利电力厅 1991年内刊本，第1页。 ②同上，第5页。 ①道光版《大竹县志》卷 22《武功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6年版。 ②自汉州出发，经中江、三台、盐亭、南部、阆中、仪陇、巴州、南江，北与米仓道相接的一条交通线。出自易宇《清代四川地区嘉陵江流域陆路交通研究》，西南大学 2011年硕士论文。 ③道光版《大竹县志》卷 37陈跻敬《邑侯张公暨驻防王公死难传》，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6年版。 ④贾大泉、陈世松：《四川通史》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第 45页。 ⑤（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巴蜀书社出版 1984年版，第21页。 ⑥同上，第32页。 ①（汉）班固：《汉书》卷 39《萧何传》，中华书局 1962年版。 ②同上，卷 37《田叔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①（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 99《经国》李鸣复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版，第 1349页。 ①（明）宋濂：《宋学士集 ·翰苑别集》卷 1《杨氏家传》。 ②（元）王鹗：《汪忠烈公神道碑》载《陇右金石录》，《石刻史料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77年版，第 16096页。 ③（元）脱脱：《宋史》卷 44《理宗四》，中华书局 1985年版，第 865页。 ①元代姚燧在《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记述：“宋臣余玠议弃平土，即云顶、运山、大获、得汉、白帝、钓鱼、青居、苦竹筑垒，移成都、蓬、阆、洋、夔、合、顺庆、隆庆八府州治其上，号为八柱，不战而自守矣。蹙蜀之本，实张于斯。 ” ①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丝绸之路陕甘川毗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及其生态保护研究”（批准号：17BGL213）：陇南市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陇南民俗文化生态区田野调查及研究”（批准号： 17LNSK03）。 ②（元）脱脱等：《宋史》（列传第一百二十五）吴玠吴磷子挺，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 11421— 11424页。 ③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08页。 ④马银春：《较量：中国历史上 36场以弱胜强的战争》，北京海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00页。 ①（清）陶澍：《陶澍全集》，岳麓书社 2010年版，第393页。 ②王化雨：《南宋中期朝廷对四川的经营：以吴挺事迹为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第6期。 ③张永祥：《追记保蜀城》，政协成县委员会编《成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2007（内刊本），第277页。 ④雪犁：《中国丝绸之路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129页。 ⑤崔乃夫：《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第5卷），商务印书馆 2002年版，第7591页。 ①胡俊翔：《成县启动 “吴挺墓及吴挺碑”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工作》，《陇南日报》 2017年 8月 4日，第 2版。 ②关于《吴挺碑》的记录和介绍，见于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的《甘肃古迹名胜辞典》（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韩博文、陈启生著的《陇南风物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成县志》（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罗卫东主编的《陇南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左玉麟编著的《成县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在报刊、网络、其他书籍抑或有介绍，但可能存在千篇一律、条理混乱、前后矛盾、夸大不实等弊端。前此未有专门研究论文问世。《吴挺碑》的录文，最早见于清光绪十二年叶恩沛、吕震南修纂的《阶州直隶州续志》卷三十三《艺文下（成县）》以《世功保蜀忠德碑》为目载录此碑碑文，然其录文却多有衍漏讹误，张维的《陇右金石录》（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 1943年版）有所校正，但一些衍漏讹误也多有沿袭。 ③吴挺事迹，可参考（宋）李心传著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元）脱脱等撰的《金史》（中华书局2009年版），（明）陈邦瞻著的《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杨倩描著的《吴家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另外，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谷苞主编的《西北通史》（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刘光华主编的《甘肃通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陈启生著的《陇南地方史概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都有涉及。 ④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县志》，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第 763—767页。 ⑤罗卫东主编：《陇南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4年版，第 224—225页。 ⑥樊军：《吴挺碑校注》，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 1—90页。 ⑦吴景山：《甘肃成县〈世功保蜀忠德碑〉校读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01年第 2期。 ⑧赵逵夫：《陇南金石校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 1017—1030页。 ①（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11421页。 ①张兴才：《吴挺碑》，《成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政协成县委员会 1994年内刊本，第196页。 ②本文所引碑文，除注明者外均出自赵逵夫先生主编《陇南金石校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版，第1017—1030页。 ①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巴蜀书社 1995年版，第152—154页。 ①王化雨：《南宋中期朝廷对四川的经营：以吴挺事迹为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 6期。 ②（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徐规点校，中华书局 2000年版，第 688页。 ③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版，第 29页。 ④（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 1957年版，第 3976页。 ①（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 138 11— 138 14页· ①（元）脱脱：《宋史 ·李纲传》卷 385，中华书局 1977年版。 ②《宋史 ·唐重传》卷 447，中华书局 1977年版。 ③（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 91喻汝砺《裕蜀策（高宗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版，第 1254页。 ④（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31，绍兴九年八月庚午条，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版。 ①（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3，绍兴二年四月甲申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②（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77，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③（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建炎三年三月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④（宋）赵鼎：《忠正德文集》卷1《陈防秋秋害》，乾坤正气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⑤（宋）洪咨夔：《平斋文集》卷16召试馆职策，《四部丛刊》续编本卷25，上安宣抚启。 ⑥（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3，直前奏札二，四部丛刊初编本。 ⑦（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8，建炎三年十月戊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⑧（宋）胡寅：《斐然集》卷11《寄宣抚枢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①（宋）朱松：《韦斋集》卷9《上胡察院书》，《四部丛刊》续编本。 ②（宋）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6《赐四川制置使沈介诫谕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宋）卫泾：《后乐集》卷14《与四川制置丘侍郎密札》，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④（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10，绍兴十二年八月十日条，引《王庶家集·定倾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版，第1516页。 ⑤（宋）文同：《丹渊集》卷34，《奏为乞修兴元府城及添兵状》，民国上海涵芬楼影印明汲古阁本。 ⑥（宋）孙应时：《烛湖集》卷4，《回兴元宇文尚书简》。 ⑦（宋）李子文：《蜀鉴序》，郭允蹈《蜀鉴》。 ⑧（宋）李焘：《六朝通鉴博议》卷10《陈论》。 ⑨（宋）朱黼：《永嘉朱先生三国六朝纪年总辨》卷13《梁·高祖武皇帝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⑩同上，卷7，《东晋·太宗简文皇帝》。 ■（元）脱脱：《宋史》卷378《綦崇礼传》，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11681页。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83《兴元府》，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5302页。 ■（宋）文同：《丹渊集》卷28，《谢就差知兴元府表》。 ①（宋）文同：《丹渊集》卷34，《奏为乞修兴元府府学教授状》。 ②（宋）文同：《丹渊集》卷34，《奏为乞修兴元府城及添兵状》。 ③（宋）文同：《丹渊集》卷28，《洋州谢到任表》。 ④（宋）文同：《丹渊集》卷34，《奏为乞修洋州城并添兵状》。 ⑤（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77，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条。 ⑥（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30，高宗绍兴二十三年五月，中华书局 1994年版。 ①张百平：《中国南北过渡带研究的十大科学问题》，《地理科学进展》 2019年第 3期。 ②同上。 ①陈平：《从 “丁公陶文”谈古东夷族的西迁》《中国史研究》 1998年第 1期。 ②雍际春：《秦早期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年版，第 137页。 ③（明）顾炎武：《肇域志 ·陕西 ·巩昌府》，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501页。 ④（明）顾炎武：《肇域志 ·陕西 ·巩昌府》，第 1504页。 ⑤（明）顾炎武：《肇域志 ·陕西 ·凤翔府》，第 1711页。 ①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3卷，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5年版，第771页。 ②同上，第773页。 ③《云麓漫钞》卷一，转引自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第3卷，第773页。 ①（明）顾炎武：《肇域志·陕西·巩昌府》，第1504页。 ②（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59《陕西八·徽州》，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 ③（明）顾炎武：《肇域志·陕西·巩昌府》，第1501页。 ④（明）顾炎武：《肇域志·陕西·巩昌府》，第1495页。 ⑤（明）顾炎武：《肇域志·陕西·巩昌府》，第1505页。 ⑥雍际春：《陇右历史文化与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312页。 ①（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下称《要录》）卷 23，建炎三年五月万丈戊寅。辛更儒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年版。 ②（宋）李心传：《要录》卷 36，建炎四年八月癸未。 ③（宋）李心传：《要录》卷 37，建炎四年九月癸亥。 ①（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42，建炎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影印本。 ②（宋）李心传：《要录》卷189，绍兴八年五月丁酉。 ③据尹盛平《大散关与和尚原考实》考证大散关遗址在今宝鸡市西南约26千米处，大散岭北坡俗名窖窝子；和尚原在大散关以东约2千米左右，载《夏鼐先生逝世十周年论文集》，三秦出版社 1995年。 ④宋金川陕争夺战，前贤论之颇详，如华山《南宋初年的宋金陕西之战》（《历史教学》1955年6月号），李蔚《吴玠、吴璘抗金史绩述评》（《兰州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王曾瑜《宋金富平之战》（《中州学刊》1983年第1期）、《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西南师范学院学报》 1983年第 2期），等等，皆可参考，本文从简。 ⑤（宋）李心传：《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月末。 ①《宋史》卷 366《吴玠传》。 ②同上。 ③（宋）李心传：《要录》卷 118，绍兴八年三月丁未。 ①（宋）李心传：《要录》卷118，绍兴八年三月甲辰。 ②（宋）李心传：《要录》卷111，绍兴七年五月壬午。 ③（宋）员兴宗：《请以铺兵运粮疏》，《历代名臣奏议》卷261。 ④（宋）阎苍舒：《重修山河堰记》，参见傅增湘辑、吴洪泽补辑的《宋代蜀文辑存校补》卷61，原载康熙《汉南郡志》卷18，重庆大学出版社。据阎记，乾道五年，王炎宣抚四川，第二年移府汉中，命修山河堰，次年正月堰成，说明山河堰就是乾道七年修成的。 ①（宋）李心传：《要录》卷 145，绍兴十二年六月己丑。 ②（宋）阎苍舒：《重修山河堰记》同上。 ③（元）脱脱：《宋史》卷 173《食货，志一》。 ④（宋）李心传：《要录》卷 111，绍兴七年五月壬午。 ①（宋）李心传：《要录》卷111，绍兴七年五月戊寅。 ②（宋）袁勃：《宋安康郡开国侯杨从仪墓志铭》，原载王昶《金石萃编》卷148，此据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41册，卷6395，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年版。 ③（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 16。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之二一。 ⑤（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兵马·关外军马钱粮数》。三大屯驻地的具体情况可参见何玉红的《南宋川陕战区兵力部署的失衡与吴曦之变》，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8年第 1期。 ①（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05《宋纪》，中华书局 1957年版，第2763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 358《李纲传》上，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11257页。 ③（元）脱脱等：《金史》卷3《太宗纪》，中华书局 1975年版，第62页。以下注释作者、版本同，不再一一标出。 ④《金史》卷74《宗翰传》，中华书局 1975年版，第1698页。 ⑤《金史》卷74《宗翰传》，第1698页。 ⑥同上。 ①（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3《陕西路》，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2页。 ②《宋史》 366《吴玠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409页。 ③《金史》卷3《太宗纪》，第62页。 ④《金史》卷19《世纪补》，第409页。 ⑤同上。 ⑥（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42《炎兴下帙》，四库全书第35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第307页。 ⑦（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建炎四年冬十月庚寅，四库全书第325册，第557页。 ①（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建炎四年冬十月庚寅，四库全书第 325册，第557页。 ②（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47《炎兴下帙》，四库全书第 351册，第336页。 ③《金史》卷19《世纪补》，第409页。 ④张维：《陇右金石录》卷4《吴玠墓碑》：“公曾祖讳谦，赠太子太保，妣李氏，永宁郡夫人，祖讳遂赠太子太保。妣齐氏普宁郡夫人。考讳扆赠少保，妣刘氏，嘉国夫人。自少保而上，世居德顺之陇干，以公贵追荣三世。 ”民国三十二年（1943）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校印本。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366《吴玠传》，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11408页。 ⑥《宋史》卷366《吴璘传》，第11420页。 ⑦（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 13《吴玠福不逮吴磷》，四库全书第 608册，第552页。 ①《宋史》卷366《吴璘传》，第11424页。 ②（清）刘于义：《陕西通志》卷10《山川三·凤翔府宝鸡县》，四库全书第 551册，第542页。 ③（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11《熙宗孝成皇帝三》，四库全书第 383册，第893页。 ④（清）胡渭：《禹贡锥指》卷9《华阳黑水惟梁州》，四库全书第 67册，第486页。 ⑤《宋史》卷367《杨存忠传》，第11438页。 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4，绍兴五年冬十月己巳，四库全书第 326册，第324页。 ⑦不著撰人：《宋史全文》卷19中《宋高宗八》，四库全书第 33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第811页。 ⑧《宋史全文》卷19中《宋高宗八》，四库全书第 330册，第812页。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196《炎兴下帙·吴武安公功绩记》，四库全书第 352册，第82页。 ②（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79册《兵》 14之23，中华书局 1957年影印本。 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8，绍兴元年十月乙亥。四库全书第 325册，第658页。 ④（宋）祝穆：《方舆胜览》卷69《利州西路·凤州》，四库全书第 47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第1059页。 ⑤（宋）熊克：《中兴小纪》卷14，四库全书第 31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第935页。 ①（宋）吴泳：《鹤林集》卷15《绍兴吴玠守蜀关二事》，四库全书第 1176册，第137页。 ②（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56《陕西五》，中华书局 2005年版，第2689页。 ③《宋史》卷370《刘子羽传》，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11507页。 ④《宋史》卷27《高宗纪》，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502页。 ⑤王曾瑜：《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378页。 ⑥《宋史》卷 366《吴玠传》，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 11412页。 ①《宋史》卷 366《吴玠传》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 11412页。 ②（明）冯琦原编，张邦瞻增辑，：《宋史纪事本末》卷 16《吴玠兄弟保蜀》，四库全书第 353册，第 439页。 ③（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 7《纪年 ·太宗文烈皇帝五》，四库全书第 383册，第868、869页。 ④《大金国志》卷 27《开国功臣传 ·韩常》，四库全书第 383册，第 997页。 ⑤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 154页。 ⑥《金史》卷 129《李通传》，中华书局 1975年版，第 2785页。 ⑦同上。 ①（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24《宋纪》，中华书局 1957年版，第3296页。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正月，四库全书第 326册，第859页。 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4，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己丑，四库全书第 327册，第791页。 ④（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79册“兵”14之41，中华书局 1957年影印本。 ①《宋史》卷366《吴磷传》，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11418页。 ②《续资治通鉴》卷137，绍兴三十二年五月甲子，中华书局 1957年版，第3643页。 ③《宋史》卷383《虞允文传》，第11795页，北京：中华书局， 1977年。 ④王智勇：《论宋、金德顺军之战》，载《四川大学学报》 2003年第 4期。 ⑤（宋）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 14《吴武顺王磷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四库全书第 450册，第124页。 ⑥《宋会要辑稿》第82册 “职官 ”42之65。 ①（明）冯琦原编，陈邦瞻增辑：《宋史纪事本末》卷16《吴玠兄弟保蜀》，四库全书第353册，第442页。 ②《宋史》卷33《孝宗纪》，第620页。 ③《续资治通鉴》卷138，隆兴元年正月壬子， 3660页。 ④同上。 ⑤《宋史纪事本末》卷16《吴玠兄弟保蜀》，四库全书第353册，第442页。 ⑥《续资治通鉴》卷138，隆兴元年年正月壬子， 3660页。 ⑦（宋）李流谦：《澹斋集》卷9《上张魏公论时事札子三首》，四库全书第1133册，第671页。 ⑧王智勇：《论宋、金德顺军之战》，《四川大学学报》 2003年第4期。 ⑨《续资治通鉴》卷137，绍兴三十二年四月甲戌，第3637页。 ⑩同上。 ■《续资治通鉴》卷 137，绍兴三十二年四月壬寅，第 3640页。 ①《宋史》卷 366《吴挺传》，第 11421页。 ②同上。 ③同上。 ④同上。 ⑤同上。 ⑥同上。 ⑦《宋史》卷 366《吴挺传》，第 11422页。 ⑧同上。 ⑨同上。 ①《宋史》卷475《叛臣传上》，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13812页。 ②同上。 ③同上。 ④（宋）叶适：《水心集》卷3《法度总论二》，四库全书第 1164册，第73页。 ⑤（宋）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11《兵制·详说》，四库全书第 923册，第982页。 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秋七月戊辰，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49页。 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2，绍兴七年秋七月丁卯，四库全书第 326册，第526页。 ⑧王继东：《吴曦叛宋探因》，《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05年第 1期。 ①《宋史》卷392《赵汝愚传》，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11982页。 ②《宋史》卷391《留正传》，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11974页。 ③《宋史》卷398《丘崈传》，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12110页。 ④《宋史》卷398《丘崈传》，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12111页。 ⑤（唐）李白：《李太白文集》卷2《蜀道难》，四库全书第 1066册，第228页。 ⑥《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 18《关外军马钱数》，四库全书第 608册，第415页。 ⑦《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 17《沔州十军分正副两司事始》载：“沔州诸军自昔为天下最同，盖御前诸军惟蜀中有关陕之旧，而武兴之众至六万人，分为十军，其间摧锋、踏白二军又沔军之最劲者也。” ⑧《宋史》卷 176《食货志上四》，第 11422页。 ⑨《宋史》卷 39 1《留正传》，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 11947页。 ①《宋史》卷176《食货志上四》，第4272页。 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 17《绍兴至淳熙四川宣抚司钱帛数》，四库全书第 608册，第610页。 ③《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 17《绍兴至淳熙四川宣抚司钱帛数》，四库全书第 608册，第611页。 ④《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 17《关外经量》，四库全书第 608册，第608页。 ⑤《金史》卷12《章宗本纪四》，第285页。 ⑥《金史》卷12《章宗本纪四》，第286页。 ⑦《金史》卷98《完颜纲传》，第2178页。 ⑧同上。 ⑨（宋）程珌《洺水集》卷2《其二》，四库全书第 1171册，第232页。 ①参见《金史》卷12《章宗纪四》，第278、279页。 ②《金史》卷98《完颜纲传》，第2178页。 ③同上。 ④《金史》卷98《完颜纲传》，第2179页。 ⑤同上。 ⑥《宋史》卷366《吴玠传》，第11413页。 ⑦同上。 ①《宋史》卷366《吴璘传》，第11420页。 ②同上。 ③同上。 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6，绍兴三十二年。四库全书第 327册，第818页。 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建炎四年九月癸亥，四库全书第 325册第547页。 ⑥（宋）杜大珪：《名世碑传琬琰之集》上卷 14《吴武顺王磷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四库全书，第450册，第120页。 ①（宋）杜大珪：《名世碑传琬琰之集》上卷 14《吴武顺王磷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四库全书第450册，第121页。 ②同上。 ③《宋史》卷366《吴玠传》，第11413页。 ④《宋史》卷366《吴玠传》，第11410页。 ⑤《宋史》卷366《吴玠传》，第11412页。 ⑥《名世碑传琬琰之集》卷14《吴武顺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四库全书第 450册，第121页。 ⑦《宋史》卷366《吴玠传》，第11413页。 ⑧《宋史》卷366《吴玠传》，第11410页。 ⑨《名世碑传琬琰之集》卷14《吴武顺王磷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四库全书第 450册，第120页。 ⑩王曾瑜：《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379页。 ①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1，绍兴七年五月壬午载，至绍兴六年（1136）“官兵共计六万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关外军马钱数》载“其后卢立之为宣抚使，尚有兵三万，立之死，亦为玠所并”。显然，仙人关之战时，吴玠兵力最多不过三，万八千余人。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202《炎兴下帙》四库全书第 352册，第128页。 ③《宋史》卷366《吴玠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410页。 ④《三朝北盟会编》卷158《炎兴下帙》，四库全书第 351册，第423页。 ⑤《名世碑传琬琰之集》卷14《吴武顺王磷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四库全书第 450册，第121页。 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6，绍兴三十二年春正月戊子，四库全书第 327册，第817页。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5，绍兴四年夏四月庚辰，四库全书第 326册，第54页。 ①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丝绸之路陕甘川毗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及其生态保护研究”（批准号：17BGL213）；陇南市重点社会科学项目“陇南民俗文化生态区田野调查及研究”（批准号： 17LNSK03）。 ②关于《世功保蜀忠德之碑》的字数，梁喜太主编的《隆德史话》称为 8461字（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第 91页），但其他论者多认定为 7200余字，据笔者实地查勘并参考吴景山的《甘肃成县〈世功保蜀忠德碑〉校读记》，考虑到脱字、漶漫不清等情况，以碑文8000余字说法较为适中。 ③（元）脱脱等：《宋史 ·吴挺传》，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 11422页。 ①关于《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吴挺碑》）铭文的收录见于诸多金石、方志，最早见于清光绪十二年叶恩沛、吕震南修纂的《阶州直隶州续志》卷三十三《艺文下（成县）》以《世功保蜀忠德碑》为目载录此碑碑文，然其录文却多有衍漏讹误。张维的《陇右金石录》（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民国三十二年版）有所校正，但一些衍漏讹误也多有沿袭。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版《成县志》卷尾一“金石文存”收录时，有所校改，但讹误未尽除。兰州大学2008版《吴挺碑校注》（樊军著）为今见最早单行本，惜依拓本且沿用旧说，舛误非少，吴景山的《甘肃成县〈世功保蜀忠德碑〉校读记》（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2期）一文有所指，很有价值，可参考。本文所引碑文，除注明者外均出自赵逵夫先生主编的《陇南金石校录》（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版，第1017—1030页。 ②赵逵夫：《陇南金石校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版，第1017—1030页。 ③成县志编纂委员会：《成县志》，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第901页。 ①佚名：《宋史全文》，李之亮点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1773页。 ②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巴蜀书社 1995年版，第192页。 ③（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徐规点校，中华书局 2000年版，第631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本纪三十五·孝宗三》，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683页。 ①（元）脱脱等：《宋史 ·赵汝愚列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982页。 ②（宋）卫泾：《后乐集》（卷14）四川制置丘崈侍郎札，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 ③吴忠礼：《朔方集》（上册），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第205页。 ①王化雨：《南宋中期朝廷对四川的经营：以吴挺事迹为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 6期。 ②（宋）周必大：《文忠集》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附录卷二《行状》。 ③朱东润：《插图本陆游传》，海南出版社 2002年版，第154页。 ④同上，第155页。 ⑤（宋）黎靖德：《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 1986年版，第3281页。 ⑥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七卷）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第1431页。 ①柳林：《南宋著名抗金将领吴挺及其墓葬》，《庄浪文史》（第2辑）历史人物专辑， 1991年内刊本，第 106—110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 ·吴挺传》，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 12058页。 ①（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三年正月己巳，中华书局 2013年版，第2612页。 ②（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0，绍兴七年四月丙辰，中华书局 2013年版，第2968页。 ③（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2，绍兴六年六月辛酉，中华书局 2013年版，第1937页。 ④参见（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6，绍兴五年十二月庚子，中华书局 2013年版，第 1830页。 ①（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1，绍兴七年五月壬午，中华书局 2013年版，第2077— 2078页。 ②（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 17《淮东西湖广总领所》，中华书局 2006年版，第490页。 ③（宋）张嵲：《紫微集》卷31《送郑武子序》，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第1522页。 ④（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建炎四年九月癸亥，中华书局 2013年版，第893页。 ⑤（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5，绍兴五年十一月丙戌，中华书局 2013年版，第1818页。 ①（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4，绍兴五年十月己巳，中华书局 2013年版，第1808页。 ②（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5，绍兴五年十一月丙午，中华书局 2013年版，第1828页。 ③（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中华书局 1957年版，第4927—4928页。 ④（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73，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影印本。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366，《吴玠传》，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11413页。 ⑥（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5，绍兴五年十一月丙午，中华书局 1957年版，第 1818—1819页。 ⑦（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 16《关外营田》，中华书局 2006年版，第350页。 ①（宋）汪应辰：《文定集》卷20，《吴忠烈遗事》，学林出版社 2009年版，第693页。 ②（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2，绍兴十四年七月辛酉，中华书局 2013年版，第2874页。 ③（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八之九，中华书局 1957年版，第4939页。 ④柳林：《吴玠吴磷资料研究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494页。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28《高宗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92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181《食货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490页。 ③（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9《钱币考下》，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年版。 ④（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绍兴七年二月丙午，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043— 2044页。 ⑤（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关外银会子》，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66页。 ①（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24《马援列传》，岳麓书社 2008年版，第308页。 ②（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8《马政》，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第4955页。 ③（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6，绍兴三年六月癸丑，中华书局 2013年版，第1321页。 ④（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6，绍兴七年闰十月乙丑，中华书局 2013年版，第2159页。 ⑤（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6，绍兴七年闰十月乙酉，中华书局 2013年版，第2165页。 ⑥（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0，绍兴六年四月乙未，中华书局 2013年版，第1902页。 ⑦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史》，巴蜀书社 1994年版，第164页。 ①（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 18《纲马水陆云》，中华书局 2006年版，第429— 430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366，《吴磷传》，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11422页。 ③（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99《论措置蜀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版，第902页。 ④同上。 ⑤（宋）员兴宗：《九华集》卷24《西陲笔略》，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版。 ⑥曾孔：《阶州志集校笺注》，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第528页。 ⑦（宋）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一之二二，中华书局 1957版，第6764页。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402《安丙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190—12191页。 ②（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5，绍兴四年四月庚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423页。 ③柳林：《吴玠吴磷资料研究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4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366，《吴磷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418页。 ⑤何玉红：《南宋陇蜀战区军粮的消耗与转运—论南宋时期嘉陵江水运》，《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①有关曲端与张浚研究，主要史著如李蔚《略论曲端》（《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杨德泉《张浚事迹述评》（邓广铭、郦家驹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阎邦本《对《张浚事迹述评〉的几点商榷》（《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蔡哲修《南宋中兴名相：张浚的政治生涯》（台湾东海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89年硕士论文）、王德忠《张浚新论》（《东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梁天锡《张浚执政兼宣抚处置使考》（台湾《华冈文科学报》 1993年第 19期）、方健《再论张浚 ——兼答阎邦本同志》（岳飞研究会编《岳飞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 1996年版）、蔡哲修《张浚与川陕的经略（1129—1133）——“南宋偏安局面的形成”研究之二》（《大陆杂志》1999年99卷第1期）、王智勇《论曲端》（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中心编《宋代文化研究》第8辑，巴蜀书社 1999年版）、胡海建《也论曲端 ——全祖望〈鲒埼亭集·曲端论〉》读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2年第 6期）、董春林《曲端之死与南宋初年的政治本位》（《北方论丛》 2014年第 4期）等。 ②参见李贵录的《“曲端冤狱”与南宋初年的陕西陷失》（《南开学报》2002年第6期）、杨倩描《吴家将：吴玠吴璘吴挺吴曦合传》（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何玉红的《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该书第95页指出，南宋初期“地方武将势力强大难治，以曲端谋杀王庶事件最为突出 ”）等。 ③孙继民的《俄藏黑水城宋代文书所见宋高宗建炎二年庶被拘事件》（原刊《宋史研究论丛》第7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又见孙继民的《俄藏黑水城所处〈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主要以五页俄藏黑水城宋代文书为中心，翔实考证了王庶被拘后的获释时间、被拘的发生地点、王庶的官职称号、被释后的去向以及采取的应对措施等问题。 ①（元）脱脱：《宋史》卷369《曲端传》，中华书局 1985年版，第11490页。 ②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119“建炎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壬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69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建炎二年十一月壬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55页；《中兴小纪》卷四“十月甲寅”条后，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13册824页；《宋史》卷372《王庶传》，第11546页；《宋史》卷369《曲端传》，第11490页，等等。 ③（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19 “建炎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壬辰 ”条后，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版，第869页。 ④（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 “建炎二年十一月壬辰 ”条，中华书局 1988年版，第366页。 ⑤（宋）周密：《齐东野语》卷 15《曲壮闵本末》，中华书局 1983年版，第267页。 ①（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8 “建炎二年十一月壬辰”条，第 367页。 ②同上。 ③（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 119 “建炎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壬辰”条后，第 870页。 ④（元）脱脱：《宋史》卷 367《郭浩传》，第 11441页。 ⑤孙继民：《俄藏黑水城宋代文书所见宋高宗建炎二年王庶被拘事件》，参见孙继民的《俄藏黑水城所处《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 2009年，第 330页。 ⑥参见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15 “建炎二年五月甲午”，第 321页；《宋史》卷三六九《曲卷， 端传》，第 11490页；《宋史》卷 372《王庶传》，第 11546页，等等。 ⑦（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16 “建炎二年三月 ”条后，第848页。 ⑧（清）杨宾：《柳边纪略》卷四《大金故开府仪同三司左副元帅金源郡壮义王完颜公神道碑》，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82页。 ①（春秋）孙武撰、（三国）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孙子注校理》卷中《虚实篇》，中华书局 1999年版，第 105页。 ②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6册《宋辽金时期 ·永兴军路》，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年版，第 18—19页。 ③（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第355页）云“时端尽统泾原精兵，驻邠州之淳化”当误，因为宋代淳化属于耀州所辖（《元丰九域志》卷 3《陕西路》，第 112页），与邠州之三水、永寿县相邻。 ④（元）脱脱：《宋史》卷 369《曲端传》，第 11490—11491页。 ⑤邓广铭：《北宋募兵制度及其与当时积弱积贫和农业生产的关系》，《中国史研究》 1980年第 4期。 ⑥（清）王夫之：《宋论》卷 2《太宗六》，中华书局 1964年版，第 37页。 ⑦（清）王夫之：《宋论》卷 6《神宗三》，中华书局 1964年版，第 120页。 ⑧（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38，中华书局 1995年版，第 3317页。 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1，中华书局 1995年版，第8639页。 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8，中华书局 1995年版，第3590页。 ③（宋）熊克：《中兴小纪》卷9 “建炎四年十一月乙卯 ”条后，第313册， 887页。 ④（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 “建炎二年十一月壬辰 ”条，第366页。 ⑤（元）脱脱：《宋史》卷369《曲端传》，第11494页。 ⑥（清）张宗泰：《鲁岩所学集》卷3《论张魏公》，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七辑，台湾文海出版社 1998年版，第139页。 ⑦（清）王夫之：《宋论》卷10《高宗六》，中华书局 1964年版，第179页。 ⑧（元）脱脱：《宋史》卷453《孙昭远传》，第13318页。 ⑨（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 “建炎二年五月甲午 ”，第321页。 ⑩（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 “建炎二年六月 ”条，第332—333页。 ■（宋）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 ·别集上》卷3《王庶敏节公》，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 44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第387页。 ①（元）脱脱：《宋史》卷372《王庶传》，第11545页。 ②（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 “建炎二年冬十月庚申 ”条，第357页。 ③（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 “建炎二年五月甲午 ”条，第321页。 ④（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16 “建炎二年三月 ”条后，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版，第847页。 ⑤（元）脱脱：《金史》卷3《太宗纪》，第58页。 ⑥（元）脱脱：《金史》卷72《娄室传》，第1652页。 ①（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16 “建炎二年三月 ”条后，第847页。 ②（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53《陕西二》，中华书局 2005年版，第2572页。 ③（春秋）孙武撰、（三国）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孙子注校理》卷中《行军篇》，中华书局 1999年版，第188页。 ④（元）脱脱：《宋史》卷366《吴玠传》，第11409页。 ⑤（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 “建炎二年九月辛丑 ”条，第354页。 ⑥（元）脱脱：《宋史》卷269《曲端传》，第11491页。 ⑦（元）脱脱：《宋史》卷361《张浚传》，第11300页。 ⑧（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55《朱熹〈张忠献公浚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45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42页。 ⑨（元）脱脱：《宋史》卷361《张浚传》，第11300页。 ①（元）脱脱：《宋史》卷 369《曲端传》，第 11492页。 ②（元）脱脱：《宋史》卷 372《王庶传》，第 11546页。 ③（宋）周密：《齐东野语》 15《曲壮闵本末》，第 268页。 ④（宋）周密：《齐东野语》卷 2《张魏公三战本末略 ·富平之战》，第 22页。 ⑤（元）脱脱：《宋史》卷 369《曲端传》，第 11493页。 ⑥（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6 “建炎二年十一月壬辰”条下，第 367页。 ⑦（清）杨宾：《柳边纪略》卷 4《大金故开府仪同三司左副元帅金源郡壮义王完颜公神道碑》，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年版，第 82页。 ①后引用《鼎勋堂记》碑文不一一出注，全文详见文末附录。录文中打不出的生僻字，暂时以■代替，以后设法解决。 ②（宋）魏了翁：《知文州主管华州云台观安君墓志铭》，《鹤山集》卷75，四库本。墓志为“安蕃”，《宋会要辑稿》亦作“安蕃”，碑文作“安藩 ”，当以墓志为是，作“安蕃 ”。 ③（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 1997年版，第7106页。 ④（宋）魏了翁：《知文州主管华州云台观安君墓志铭》，《鹤山集》卷75，四库本。 ⑤同上。 ⑥同上。 ①（宋）魏了翁：《知文州主管华州云台观安君墓志铭》，《鹤山集》卷75，四库本。 ②（元）方回：《先君事状》，《桐江集》卷8。其实，是朝中史弥远对金“和好”政策，以及在四川执行这一政策的四川宣抚使董居宜、总领杨九鼎裁减士兵待遇引发叛乱。 ③孙逢吉：《职官分纪》，卷四十七，四库本。又可参见王曾瑜对随军转运的相关论述，见氏著《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中华书局 2011年版，第427—428页。 ④《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职官》第12册，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3965页。 ⑤财政及财计官员在吴曦之变和平定吴曦之变中的重要作用，何玉红有详细论述，见氏著《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版，第243—261页。 ⑥《宋史》卷四百二《安丙传》第35册，第12191页。 ①（宋）魏了翁：《知文州主管华州云台观安君墓志铭》，《鹤山集》卷 75，四库本。 ②同上。 ①《鼎勋堂记》碑文称张威为天水人，未知孰是，今依《宋史·张威传》作成州人。张威为逃卒之事：“先是，兴州摧锋、踏白二军戍黑谷者，骑士月给刍钱甚厚，宁议损之。是秋，戍卒张威等百余人亡入黑谷为盗。”“郭杲在武兴多刻剥军士，时王宁方行核实之令，士滋不堪。黑谷戍卒二十有七人，由是去为盗有张威者亦在其数。杲死，王大节摄帅事，语诸将曰：是迫于寒饿，非有他。揭榜招还之，斩为首者，以，令流配其余而已威配隆庆府后军。时号张红眼者是也。 ”（《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6，中华书局 1995年版，第107、113，页。） ②（元）脱脱：《宋史》卷403《张威传》，第12215页。 ③《宋会要辑稿》，兵20之13，第7108页。据《宋史·李好义传》等收复西和州的是李好义，但李好古当时确有其人，在《建炎杂记》乙集卷十《蜀士立功立节次第》中，李好古排在第三等。或以为李好义、李好古就是平定吴曦之时有名的李氏兄弟，但《宋史·杨巨源传》言李氏兄弟是李好义、李好问。李氏或是兄弟三人？未能确定。若李氏果为三兄弟，则好义、好古兄弟共赴西和之役也是情理中的事情。如果是这样，依《会要》则张威就隶属李好古部下。《西山集》卷二十三《赐都统制王喜马军都虞候许俊都统制刘元鼎李贵王大才庄松何汝霖副都统制吕春李好古卢彦张威石宗水军统制冯榯银合夏药敕书》，李好古、张威已经同为副都统制，但李好古排名仍正在张威前。好义、好古是否兄弟这个问题不是并非大问题，只是后来，李好古在嘉定十二年杀了张威之弟张彪（一作张斌），张威又借利州路安抚使丁焴之手杀李好古。好义、好古两位在平定吴曦中立有大功，好义被王喜派人毒死，好古死于张威的报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蜀口武将间错综复杂的矛盾。 ④礼县博物馆、礼县老年书画协会：《礼县金石集锦》录《嘉定刻石》，第84页。 ①《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页。此摩崖题记刻于略阳县灵岩寺后洞奈何桥右侧石崖，《陕西金石志》、《关中金石记》、道光《略阳县志》均有著录。《汉中碑石》采用《关中金石记》录文。 ②《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 15，中华书局 1995年版，第 285页。 ③《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 15，中华书局 1995年版，第 285—286页。 ④《李侯重建州治记》见《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 1996年版，第 142页。 ⑤《宋故太孺人陈氏墓志铭》见《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壹》（下册），文物出版社 2000年版，第 165页。 ①（元）脱脱：《宋史》卷406《崔与之传》，第12260页。 ②（元）脱脱：《宋史》卷403《张威传》，12214页。 ③前面已述及李好古杀张彪、张威借人之手杀李好古可能是蜀口武将间错综的矛盾所致，而丁焴杀李好古其实是在危机情况下对武将的一种选择，这种决策的对错很难说清，后来就有人为李好古鸣冤：“壬辰，知沔州兼利西安抚丁焴特转朝奉大夫直龙图阁，赏其诛李好古之功也。好古为利路副总管，擅斩统制张斌，领兵二千，径下沔州。或言其谋害张威、张虎，焴执而诛之。故有是命。其后乃有言好古冤者。”（刘克庄：《后村集》卷44《玉牒初草（皇宋宁宗皇帝嘉定十二年）》）这种局面，以前张浚在杀曲端而选择吴玠时已经发生过，只是丁焴杀李好古选择张威影响没那么大，理由也很简单，就是张威能力更强；而后者则影响更大，原因更复杂。（参考杨倩描的《吴家将》，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44页；何玉红的《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版，第85—108页。） ④（元）脱脱：《宋史》卷402《安丙传》，卷403《张威传》，第12192、12215页；《安丙墓志铭》，蔡东洲、胡宁：《安丙研究》第七章《安丙墓志铭考补》，巴蜀书社 2004年版，第167页。 ①（宋）魏了翁：《朝请大夫利州路提点刑狱主管冲佑观虞公墓志铭》，《鹤山集》卷76，四库本。 ②（宋）真德秀：《故资政殿学士李公神道碑》，《西山文集》卷41，四库本。 ③（宋）刘克庄：《玉牒初草（皇宋宁宗皇帝嘉定十二年）》，《后村集》卷44，四库本。从进军路线上看，张威出天水、程信出长道，应该是与夏人协同作战的主力部队，金州都统等为策应部队。据金人记述，程信所领利州都统军人数为四万（《金史》卷113《赤盏合喜传》，第2493页。），这与吴曦之变以前兴州都统一支独大的情况不同吴曦之变后兴州都统一分为二，分出一半为利州都统，势力削弱，蜀口兵力分布有变化，利州都统军力当为，五军，而且精，锐的摧锋、踏白二军似乎在利州都统（《宋史》卷449《曹友闻传》），堪任主力。故程信职位为副都统，比张威低，但所控兵力并不比张威少。关于蜀口三大都统兵力等问题，可参考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第119页。 ④（元）脱脱：《宋史》卷486《夏国传》，第14027页。 ①此节涉及安丙的事迹，基本采用蔡东洲、胡宁的研究成果，见氏著《安丙研究》，巴蜀书社 2004年版。 ②吴天墀：《西夏史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 88—94页。 ③关于南宋与西夏间联合军事行动的研究蔡东洲先生有重要研究成果，见氏著《论南宋同西夏的关系》，《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安丙研究》，第 85—94页。 ④（元）脱脱：《宋史》卷 486《夏国传》；《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 15，第 287—288页。 ⑤（元）脱脱：《金史》卷 15《宣宗纪》，中华书局 1976年版，第 328页。 ①（元）脱脱：《宋史》卷40，《宁宗纪》四，第775页。 ②（元）脱脱：《金史》卷113《赤盏合喜传》，第2493页。 ③（元）脱脱：《宋史》卷403《张威传》，第12215页。 ④（元）脱脱：《宋史》，《安丙传》《张威传》，第12194、12215页；（宋）魏了翁：《知文州主管华州云台观安君墓志铭》；《历代名臣奏议》卷99《经国》，四库本。 ①黄宽重最近提出“嘉定现象”的概念，呼吁对宁宗嘉定年间社会的各种变化放在更宽广的视野中加强研究，探索其在南宋乃至中国历史转变的地位与特性。见氏著《“嘉定现象 ”的研究议题与资料》，《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论文资料》（开封一 2012） ①录文中有打不出的生僻字，暂以■来代替，以后设法解决。 ②据礼县博物馆、礼县老年书画协会编：《礼县金石集锦》收《鼎勋堂记》，内刊本第 87页。 ①陈梧桐等：《中国历代名将》下册，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24—122页。 ②白寿彝：《中国通史》第7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1705—1769，2090—2096页。 ③杨倩描：《吴家将 ——吴玠吴磷吴挺吴曦合传》，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2页。 ④（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92年版，第325页。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366《吴玠传》，中华书局 1985年版，第11408、11413页。 ⑥（元）脱脱等：《宋史》卷365《岳飞传》，第11375页。 ①（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曰“（史）斌本宋江之党”，有人以史斌即《水浒传》中九纹龙史进，皆不可信。宋江、史进等其人其事可能皆小说、传说而入史。参见王珏、李殿元的《〈水浒传〉中的悬案》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67—91、119—120页。 ②（元，）脱脱等：《金史》卷74《宗翰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986年影印版，第178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361《张浚传》，第11300、11301页。 ④刘锜也有这两个优势，但后来被召至东南战场。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366《吴玠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版，第11413页。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366《吴玠传》，第11409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366《吴玠传》，第11409—11410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361《张浚传》，第11308页。 ④（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3，第325—819页。 ⑤（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3，第325—821页。 ⑥（元）脱脱等：《宋史》卷366《吴玠传》，第11411页。 ⑦（元）脱脱等：《宋史》卷366《吴玠传》，第11412页。 ⑧（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4引王中《大事记》，第326—347页。 ⑨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7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321页。 ⑩（元）脱脱等：《宋史》卷366《吴玠传》，第11410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361《张浚传》，第11301页。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365《岳飞传》，第11397页。 ②（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2，第325—476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366《吴玠传》，第11410页。 ④（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5，第326—54页。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366《吴玠传》，第11413页。 ⑥（元）脱脱等：《宋史》卷366《吴玠传》，第11414页。 ⑦（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之109，中华书局 1957年。 ①（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64，第 325—836页。 ②（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74，第 326，第 46页。 ③（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95，第 326—330页。 ④（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傅根清点校，中华书局 1996年版，第 121页。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 366《吴玠传》，第 11413页。 ⑥（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32，第 325—476。 ⑦（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32，第 326—775。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370《刘子羽传》，第11508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366《吴玠传》，第11413页。 ③（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第136页。 ④（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6，第341页。 ⑤（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8，第659页。 ⑥王曾瑜：《岳飞新传》附录《岳飞的历史评价》，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6年版，第298页。 ⑦（元）脱脱等：《宋史》卷391《留正传》，第11974页。 ⑧（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8引，第325—659页。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365《岳飞传》，第11394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366《吴玠传》，第11414页。 ③（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4，第795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361《张浚传》，第11311页。 ⑤（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3，第156页。 ⑥（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7，第239页。 ⑦（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98，第362页。 ⑧绍兴四年，吴玠任奉宁、保静军节度使：绍兴五年，岳飞任镇宁、崇信军节度使，后改武胜、定国军节度使。 ⑨（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中华书局 2000年版，第449、452页。 ①（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第450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三六六《吴玠传》，第11409页。 ③参见（清）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卷138，中华书局 1957年版，第3717页。 ④王曾瑜：《岳飞新传》附录《岳飞的历史评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297页。 ⑤漆侠：《吴家将序》，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6页。 ⑥蔡美彪等主编：《中国通史》第5册，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273—274页。 ⑦孙启祥：《吴玠吴璘及其子孙汉中宦途遗迹考述》，《陕西理工学院学报》 2016年第 2期 ⑧（元）脱脱等：《宋史》卷369《张浚传》，第11475页。 ⑨晏建怀：《吴玠为何缺位“中兴四将 ”》，《文史天地》 2016年第 9期。 ⑩（元）脱脱等：《宋史》卷369《刘光世传》，第11485页。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第326—492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361《张浚传》，第11297页。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364《韩世忠传》，第11367页。 ①基金项目：2017年度陇南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陇南石窟与佛、道、儒三教研究”（17LNSK04）的后期成果；2018年度陇南市市级科研项目“陇南文化与旅游融合研究”（ 18LNLF02）。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366，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40811420页：冯保魁、王娟娟：《论南宋前期吴玠、吴磷在关陇地区的抗金斗争》，《陇东学院学报》 2014年第 4期。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366，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42011424页：张旭辉、蒲向明：《论吴挺复起经营陇蜀与南宋保蜀战略的政争》，《甘肃高师学报》 2018年第 4期：蒲向明：《论南宋对陇蜀的文武经略及预想实现 ——以（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吴挺碑〉）铭文为中心》，《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 1期。 ④冯保魁、王娟娟：《论南宋前期吴玠、吴磷在关陇地区的抗金斗争》，《陇东学院学报》 2014年第 4期。 ⑤舒仁辉、陈仰光：《论吴氏抗金在南宋军事史上的地位》，《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 3期。 ⑥（元）脱脱等：《宋史》卷366，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11420页。 ⑦（元）脱脱等：《宋史》卷365，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11375—11398页。 ①（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279—2293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366，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408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366，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11413页。 ④赵逵夫：《陇南金石校录》第3册《碑碣摩崖 ·徽县 ·五宋忠烈吴公祠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版，第1172—1173页。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366，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420页：（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4，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870—2871页。 ⑥（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32、43、63、130、141、142，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29—2293页。 ⑦（元）脱脱等：《宋史》卷366，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416页。 ①陈自仁：《吴玠和吴璘：保境安民青史留名》，《甘肃日报》 2018年1月30日，第10版。 ②同上。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366，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11415页。 ④同上，第11422—11424页。 ①冯保魁、王娟娟：《论南宋前期吴玠、吴磷在关陇地区的抗金斗争》，《陇东学院学报》 2014年第 4期。 ②舒仁辉、陈仰光：《论吴氏抗金在南宋军事史上的地位》，《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2年第 3期。 ③冯保魁、王娟娟：《论南宋前期吴玠、吴磷在关陇地区的抗金斗争》，《陇东学院学报》 2014年第 4期。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361，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11301页。 ⑤（元）脱脱等：《宋史》卷366，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11410页。 ①蒲向明：《论南宋对陇蜀的文武经略及预想实现 ——以《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吴挺碑））铭文为中心》，《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 1期。 ②冯保魁、王娟娟：《论南宋前期吴玠、吴璘在关陇地区的抗金斗争》，《陇东学院学报》 2014年第 4期。 ③赵逵夫：《碑刻文献中的陇南军事记忆》，《档案》 2017年第 7期。 ④赵逵夫：《陇南金石校录》第3册《碑碣摩崖·徽县·五宋忠烈吴公祠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版，第1172页。 ⑤蒲向明：《论南宋对陇蜀的文武经略及预想实现 ——以〈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吴挺碑〉）铭文为中心》，《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 1期。 ⑥赵逵夫：《碑刻文献中的陇南军事记忆》，《档案》 2017年第 7期。 ①赵逵夫：《陇南金石校录》第 2册《碑碣摩崖 ·西和县·六三宋西和州知州陈襄节公暨推官贾公神道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 714页。 ②（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 699页。 ③冯保魁、王娟娟：《论南宋前期吴玠、吴磷在关陇地区的抗金斗争》，《陇东学院学报》2014年第 4期，第 53—56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 366，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 11412页。 ⑤赵逵夫：《陇南金石校录》第 3册《碑碣摩崖 ·徽县 ·五宋忠烈吴公祠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版，第 1172页。 ①陈自仁：《吴玠和吴璘：保境安民青史留名》《甘肃日报》 2018年 1月 30日，第 10版。 ②赵逵夫：《陇南金石校录》第 3册《碑碣摩崖 ·徽县 ·六 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版，第 1175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 366，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 11424页。 ④此碑位于甘肃成县城关镇石碑寨村、县城以北1.5千米处，该碑和吴挺墓于1981年被省人民政府列为“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吴挺碑》立于南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碑体高4.41米、宽2米、厚0.46米，重约34.5吨，由整块巨大，青石雕刻而成，镶嵌于长3.10米、宽2.20米、高1.85米的四螭托碑碑趺上。纯用白石雕琢而成的螭龙碑趺，4条径粗0.7米的白螭鳞甲斑斑突起，盘踞于腾涌的浪花之上，巨目瞠然上视，4爪高举碑体，极为强劲有力。碑阳顶部鎏金篆额“皇帝宸翰”4字，字径0.22米，四周环刻二龙戏珠图案。中部刻楷书“世功保蜀忠德之碑”，为宋宁宗所书，竖排2行，每行4字，字径0.20～0.30米，每字长0.46米、宽0.30米。行间刊印二方，篆书“敕令宝玺”“修正殿书”8个小字。四周环刻八龙腾云图。下部刻《铭曰》652字和寿字佛手图案。碑阴篆额“世功保蜀忠德之碑”，2行，字径0.12米，饰二龙斗宝图。正文凡61行半，前衔3行，后铭10行，长行120字，正书，字径0.015米。首行曰：“宋故太尉定江军节度使武功郡开国公食邑六千七百户食实封二千四百户致仕累赐太师卫国公谥武穆吴公神道碑。”次行曰：“中大夫守中书舍人兼国子祭酒直学士院兼实录院同修撰臣高文虎奉敕撰。”又次行曰：“朝奉大夫起居舍人兼实录院检讨官兼权直学士院赐绯鱼袋臣陈宗召奉敕书。 ”中部碑文共 8461字。 ⑤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甘肃古迹名胜辞典》，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成县志》，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第 763—767页：罗卫东主编：《陇南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4年版，第 224—225页；樊军：《吴挺碑校注》，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 1—108页。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 366，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 11424页。 ①魏国忠、赵刚、魏建华：《从顺昌大捷与郾城之战的比较谈历史人物的评价》，《北方文物》 2001年第 2期。 ②（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 1956年版。 ①王云裳：《刘锜家世考述》，《文献》 1992年第 4期：徐规、王云裳：《刘锜事迹编年》，《岳飞研究》第3集，中华书局 1992年版。 ②王云裳：《（宋史·刘锜传〉补正》，《浙江学刊》 1995年第 5期。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366，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5年版。 ④王云裳：《西北边的骁将刘锜》，《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1993年第 4期。 ⑤王云裳、贾燕凌：《“精于吏事 ”的父母官—抗金名将刘锜政绩及宋金“和议 ”后行述考》，《台州师专学报》 1995年第 4期。 ①王云裳：《刘锜与绍兴末年的宋金战争》，《杭州大学学报》 1997年第 2期。 ②陈培坤：《试论刘锜抗金斗争的意义及历史功绩》，《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1998年第 2期。 ①陈桂炳：《略论刘锜被罢兵权》，《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1年第 4期。 ②何兆吉：《试论顺昌之战的用兵艺术》，《绵阳师专学报》 1997年第 3期。 ③刘奕云、司学标：《宋金顺昌之战与刘锜的战略战术》，《军事历史》 1998年第 5期。 ④王竹楼：《谈顺昌之战》，《江淮论坛》1981年第5期：杨玉彬、刘建生：《顺昌之役外援新说》，《阜阳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⑤张荫麟：《 “顺昌战胜破贼录 ”疏证》，《清华大学学报》 1941年第 1期。 ⑥笑竹：《张俊何以沦为秦桧一伙》，《光明日报》 1994年5月30日。 ①王哲：《张俊、杨沂中 “奉诏 ”班师考》，《社会科学战线》 1985年第 1期；王哲：《张俊、杨沂中“奉诏”班师考辩》，《镇江师专学报》 1985年第 1期。 ②杨倩描：《吴家将 ——吴玠、吴磷、吴挺、吴曦合传》，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③漆侠：《杨倩描同志〈吴家将 ——吴玠、吴磷、吴挺、吴曦合传〉序》，《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 3期。 ④郭厚安、陈守忠：《甘肃古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⑤杨倩描：《吴玠、吴磷家族考》，《河北学刊》 1990年第 2期。 ⑥王曾瑜：《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西南师范学院学报》 1983年第 2期。 ①陶喻之：《吴玠死因辩诬》，《汉中师范学院学报》 2000年第 3期。 ②顾吉辰：《也谈吴玠死因》，《汉中师范学院学报》 200年第 3期。 ③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巴蜀书社 2000年版。 ④杨倩描：《吴家将 ——吴玠吴璘吴挺吴曦合传》，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①齐运通、杨建锋编：《洛阳新获墓志二〇一五》，中华书局 2017年版，第394页。 ②（元）脱脱等：《金史》卷55《百官志一》，中华书局 1975年版，第1230页。 ①姜维东、黄为放：《金代黄龙府猛安谋克考》，《东北史地》 2014年第 1期。 ②（元）脱脱等：《金史》卷80《完颜阿离补传》，中华书局 1975年版，第1811页。 ③（元）脱脱等：《金史》卷26《地理志下》，中华书局 1975年版，第642页。 ④（元）脱脱等：《金史》卷5《海陵纪》，中华书局 1975年版，第115页。 ⑤《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为“通会关寨 ”。参见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宋辽金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57—58页。 ①（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7，中华书局 1956年版，第3322页。 ②（元）脱脱等：《金史》卷87《徒单合喜传》，中华书局 1975年版，第1942页。 ③（元）脱脱等：《金史》卷87《徒单合喜传》，中华书局 1975年版，第1942—1943页 ④（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8，中华书局 1956年版，第3340页。 ⑤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23下《宋高宗十九》，中华书局 2016年版，第1935页。 ⑥（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9，中华书局 1956年版，第3360页。 ⑦同上，第3369页。 ⑧（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中华书局 1956年版，第3379页。 ⑨《金史》卷87《徒单合喜传》，中华书局 1975年版，第1943页。 ⑩同上，第1944页。 ①《金史》卷52《选举志二》，中华书局 1975年版，第1157页。 ②（清）王旭编：《金石粹编》卷159《金六·改建题名碑》，《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 4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2年版，第2944页。 ③（元）夏文彦：《图绘宝鉴》卷4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 1920年版，第94页。（明）朱谋垔：《画史会要》卷3。全同。 ①（金）元好问：《元好问全集》（增订本）卷14《七言绝句》，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页。 ②同上，第34页。 ①本文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7—16世纪的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项目编号17J770001）、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辛巳之役与南宋孝宗朝边防格局的形成”（项目编号skbsh201709）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受到四川大学一流学科“区域历史与边疆学学科群”资助。 ②南宋时的四川在地理范围上要大于现代四川省，还包含了今陕西省南部及甘肃省南部的一些地区。 ③有关南宋四川与东南间的道路里程问题，参见曹家齐的《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中国社会科学》 2014年第4期。 ④有关南宋前期治蜀代理人的研究，参见何玉红的《“便宜行事”与中央集权：以南宋川陕宣抚处置司的运行为中心》，《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何玉红《地方权威与中央控制：论郑刚中之死》，《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3期；王化雨的《南宋绍兴前期的中央遣蜀帅臣》，《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2014年第1期。 ⑤参见陈家秀的《吴氏武将势力的成长与发展》，《台北师专学报》1984年第11期；陈家秀的《吴氏武将对四川之统治及南宋的对策》，《台北师专学报》1985年第12期；伊原弘的《南宋四川における吴氏の勢力：吴蟻の乱前史》，收入伊原弘等的《宋代史论丛：青山定雄博士古稀纪念》，（东京）省心书房1974年，第1—33页；王智勇的《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巴蜀书社1995年；杨倩描的《吴家将 ——吴玠吴磷吴挺吴曦合传》，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何玉红的《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⑥王化雨：《南宋中期朝廷对四川的经营：以吴挺事迹为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①（宋）李埴撰，燕永成校正：《皇宋十朝纲要校正》绍兴三十一年五月辛卯，中华书局 2013年版，第721页。 ②（宋）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卷1，中华书局 1996年版，第14页。 ③（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乾道内外大军数》，中华书局 2000年版，第405页。 ④（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七《王德和郭杲争军中阙额人请给》，第818页。 ⑤（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一四王曮《吴武顺王磷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中华再造善本。 ⑥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巴蜀书社 1995年版，第111—117页。 ⑦（宋）王之望：《汉滨集》卷八《论吴磷多病乞吴拱自襄阳归蜀朝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①（宋）李心传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192，绍兴三十一年九月甲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730页。 ②（宋）王之望：《汉滨集》卷八《论吴磷多病乞吴拱自襄阳归蜀朝札》。 ③相关战事过程，参见杨倩描的《吴家将》第八章《秦陇之战》，第141—167页。 ④（宋）王之望：《汉滨集》卷10《与冯编修书》。 ⑤（宋）李心传：《要录》卷195，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丑，第3833页。关于吴拱与吴玠、吴璘的关系，史籍存在两种说法，或谓吴拱乃吴玠、吴磷庶弟，因吴母悍妒，吴父遂“命玠（以拱）为己子”但正如王智勇所说，吴拱是否为吴玠之子，只能存疑，难以定夺，故本文仍取吴拱乃吴玠子、吴磷侄之说。，参见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吴玠福不逮吴磷》，第688页；王智勇的《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第175页。 ⑥（宋）王之望：《汉滨集》卷8《论吴磷多病乞吴拱自襄阳归蜀朝札》。 ⑦（宋）李心传：《要录》卷149，绍兴十三年六月戊子，第2815页；卷182，绍兴二十九年闰六月丁丑，第3515页。 ⑧（宋）李心传：《要录》卷194，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己丑，第3808页。 ①（宋）李心传：《要录》卷189，绍兴三十一年四月甲辰，第3666页；卷192，绍兴三十一年八月丁巳，第3727页；卷194，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癸巳，第3810页。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38，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五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第1710页。 ②杨政、王俊相卒；田晟于绍兴和议后入朝，随即脱离四川战区；王喜则卒于“辛巳之役”前夕（时任兴州都统司后军统制）。有关这些将领的生平履历，参见王智勇的《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第二章第七节《吴氏军事集团》，第92—98页。 ③（宋）李心传：《要录》卷177，绍兴二十七年八月壬寅，第3395页：卷184，绍兴三十年三月庚辰、对早，丁酉 第3564、3567页。 ④，（宋）王之望：《汉滨集》卷8《候边事少宁乞差宫祠朝札》。 ⑤（宋）李心传：《要录》卷200，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丙寅条，王之望贻宰执书，第3939—3940页。 ⑥（元）脱脱等：《宋史》卷273《洪迈传》，中华书局 1975年版，第11570页。 ⑦（宋）王之望：《汉滨集》卷6《论诸军见攻德顺独王彦未到状》《论调护吴磷王彦奏札》。 ①（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240虞允文又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版，第 3159页。 ②（宋）李心传：《要录》卷197，绍兴三十二年二月戊戌，第3867页。 ③（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40虞允文又上奏，第3159页。 ④关于吴拱回归四川的确切时间，史籍未予明确记载。按据《要录》卷199，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五日，吴拱除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又王之望：《汉滨集》卷6《论诸军见攻德顺独王彦未到状》称当年十一月，“吴磷、吴拱、王彦、李师颜诸帅皆在”蜀口前线，可知吴拱回归四川当在绍兴三十二年下半年。 ⑤（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 14王曮《吴武顺王磷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 ⑥（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306，乾道间铨以灾异应诏上奏（按，胡铨此奏当作于隆兴二年八月，《奏议》系年有误），第3969页。 ①（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51《黄侍郎定胜堂文集序》，四部丛刊本。 ②（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 14王曮《吴武顺王磷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 ③（宋）高文虎：《世功保蜀忠德碑》，收入张维编的《陇右金石录》宋下，《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16072页。 ④《宋史》卷33《孝宗本纪一》，乾道元年四月乙巳、五月庚戌，第631页：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14王曮《吴武顺王磷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 ⑤（宋）高文虎《世功保蜀忠德碑》，收入张维编的《陇右金石录》宋下，第16074页。 ⑥吴璘、吴拱失和事，参见杨倩描的《吴家将》第9章《德顺之战》，第188页。 ⑦（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仪制一一之二四，隆兴二年十二月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544页；《宋史》卷33《孝宗本纪一》，乾道元年五月壬申，第631页。， ⑧（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三九，乾道元年十一月十二日条，第3831页；高文虎：《世功保蜀忠德碑》，收入张维编《陇右金石录》宋下，第16072页。 ①（宋）汪应辰：《文定集》卷六《应诏荐将帅辞免权宣抚札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奏札称“臣伏准御前金字牌递到参知政事魏杞等与臣谘目 ”，按据《宋史·宰辅年表》，魏杞除参知政事，事在乾道二年五月，当年十二月拜相，则谘目必作于乾道二年五月至十二月间。 ②（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240虞允文《又上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版，第3159页。 ③绍兴十二、十三年间，高宗曾令蜀口三大将吴磷、杨政、郭浩逐一入朝奏事，依次考察。参见李心传的《要录》卷145，绍兴十二年六月乙丑，第2737页；卷149，绍兴十三年五月己巳，第2815页：卷150，绍兴十三年十二月己亥，第2840页。 ①（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四〇，乾道三年五月六日条，第3832页。《宋史全文》卷24下载乾道三年“四月庚寅，右军统制张平奏事 ”，即孝宗召见蜀口统兵官的具体案例，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044页。 ②（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240虞允文又上言，第3159页。 ③（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四〇，乾道三年五月六日条，第3832页。 ④（元）脱脱：《宋史》卷33《孝宗本纪一》，乾道二年八月甲午，第635页；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边防一·十三处战功》，第449—450页。 ⑤（宋）洪适：《盘洲集》卷12《赐吴磷为发遣吴拱于祁山堡等处掩杀番贼大获胜捷奖谕诏》，四部丛刊本：汪应辰：《文定集》卷6《应诏荐将帅辞免权宣抚札子》。 ⑥（宋）李心传：《要录》卷199，绍兴三十二年五月癸丑，第3930页。 ⑦（宋）李心传：《要录》卷200，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丙寅，第3939页；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95《九月二十二日圣旨姚仲罢宫观降充州防御使达州居住寻改峡州》，《宋集珍本丛刊》第49册，第544页。 ⑧（宋）马光祖修，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26《官守志三·御前诸军都统制司》，《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770页。 ⑨（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仪制，一一之二四，隆兴二年十二月条第2544页。 ⑩（清）王昶：《金石萃编》卷149《宋故和州防御使提举台州崇道观安康，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七百户食实封一百户杨公墓志铭》。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仪制一一之二六，乾道二年九月条，第2546页。 ①（宋）李心传：《要录》卷 199，绍兴三十二年五月壬寅，第 3926页。 ②（宋）王之望：《汉滨集》卷 6《乞遣重臣入蜀镇抚奏札》。 ③（宋）汪应辰：《文定集》卷 15《与陈枢密书二》。 ④（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三九至四〇，乾道三年五月六日条，第 3832页。 ⑤据《任天锡墓碑》，隆兴元年，任天锡由金州都统司统制官晋升为金州都统制、兼知金州（接替王彦），参见李启良的《南宋果州团练使任天锡墓碑》，《文博》 1989年第 4期。 ⑥李启良：《南宋果州团练使任天锡墓碑》《文博》 1989年第 4期。 ①（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四〇，乾道三年六月四日条，第3832页。 ②李启良：《南宋果州团练使任天锡墓碑》，《文博》 1989年第 4期。 ③杨倩描认为，乾道三年吴拱入朝是吴璘有做出的放弃权力的姿态，参见《吴家将》，第197页。 ④（宋）高文虎：《世功保蜀忠德碑》，收入张维编的《陇右金石录》宋下，第16072页：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七之二一，乾道三年六月八日条，第5151页。 ⑤（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 224，虞允文又上言，第 3158页。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34《孝宗本纪二》，乾道三年六月甲戌，第640页。 ②（宋）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168《泛舟游山录》卷1，《宋集珍本丛刊》第50册，第447页。 ③（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14，虞允文论金州之弊乞加威令于诸将状，第2807页。 ④（宋）汪应辰：《文定集》卷14《与周参政书二》。 ⑤（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39，虞允文又奏论蜀大将非材乞别选用，第3155— 3156页；卷240，虞允文又奏，第3158页。 ⑥（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239，虞允文奏论蜀中大将，第3153页。 ⑦同上。 ⑧（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239，虞允文奏论蜀大将非材乞别选用，第3156页。 ⑨同上，虞允文又奏论差东路兵帅，第3155页。 ⑩同上，虞允文又上言，第3156页。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九之二一，干道四年九月十一日条，第9247页；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336，虞允文论襄阳一面为必守之备，第4354页。 ■（宋）马光祖修，周应合撰：《景定建康志》卷26《官守志三 ·御前诸军都统制司》，第1770页。 ①（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39，虞允文又奏论蜀大将非材乞别选用，第3156页；同卷，虞允文奏论蜀中大将，第3153页。 ②乾道六年，李显忠复威武军节度使，除主管马军司公事，并在此后主持马司移屯建康的军事行动。参马光祖修，周应合撰：《（景定）建康志》卷26《官守志三·侍卫马军司》，第1767页。 ③（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239，虞允文又上言，第3156页。 ④（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四二，乾道五年十月十一日条，第3832页。 ⑤（宋）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120《宋故左丞相节度使雍国公赠太师谥忠肃虞公神道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613页。 ①（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 33陈良祐《杨文安公椿墓志铭》。 ①姜锡东：《宋代就粮军简析》，《文史哲》 1985年第 2期。 ①（清）吴鹏翱：《武阶备志》卷17，武都博物馆藏清同治十二年（1873）抄本。 ②（元）脱脱：《宋史》卷366，中华书局 1975年版，第11467页。 ③（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00，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第1439页。 ④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安康市上许家台南宋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 2002年2期。 ⑤（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8，中华书局 1956年版，第1753页。 ⑥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4，第2159页。 ⑦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第2286页。 ⑧张维：《陇右金石录》，《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979年版，第16059页。 ⑨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2，第2450页。 ⑩《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3，第2666页。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0，第2778页。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6，第2913页。 ①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8，第3344页。 ②（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卷3890《职官·七一之九》，中华书局 1957年版，第3976页。 ③《宋会要辑稿》卷13324《职官·四二之六七》，第3268页。 ④参见《宋会要辑稿》卷19128《仪制·一一之二一》，第2035页。 ⑤参见《宋史》卷 367，第11442页。 ⑥参见《宋史》卷447，第1391页。 ⑦（宋）王明清：《挥塵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第552页。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20，第 400页。 ②（清）王夫之：《宋论》卷 10，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本。 ③参见王智勇的《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巴蜀书社 1995年版，第 59页。 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39，第 737页。 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52，第 920页。 ⑥（宋）王曮：《吴武顺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5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第 120页。 ①《宋会要辑稿》卷18907《兵十四之二九》，第7007页。 ②《宋史》卷29《宋宗纪六》，第545页。 ③《三朝北盟会编》卷202，第1456页。 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第2184页。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36，第 2185页。 ② 《宋史》卷 29《宋宗纪六》，第 544页。 ③ 参见《宋史》卷 367《郭浩传》，第 11441页。 ④ （清）叶昌炽著，柯昌泗评：《语石 ·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 2005年版，第 47页。 ⑤ 同上，第 48页。 ①陆扬：《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 ——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为中心》，参见陆扬的《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第 313页。 ②（明）孟鹏年修，郭从道纂：《徽郡志》卷 8，明嘉靖四十二年钞本，中国地方志集成 ·甘肃府县志辑 ·第 36册，凤凰出版社 2008年版，第 180—185页；张伯魁纂修：《徽县志》卷8，清嘉庆十四年刊本；张维：《陇右金石志》卷4，1943年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铅印本·地方金石志汇编 ·第 2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年版，第 4—7页。 ③收于（明）何景明的《雍大记》卷 34，嘉靖元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 ·第 23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年版，第459—463页；又收于王烜的《静宁州志（乾隆）》卷 7，俊华印书馆铅印本，中国地方志集成 ·甘肃府县志辑 ·第 17册，凤凰出版社 2008年版，第 374—378页。 ④（孙渥）顾谓世将所亲曰：“渥为公忠谋，乃反得罪，吴家小帅勇而锐，未见其胜之道也。他日无忘渥言。”（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35，绍兴十年五月辛卯，中华书局 2013年版，第 2526页。 ⑤（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30，绍兴九年七月壬辰，中华书局 2013年版，第2442页。 ⑥案时节制陕西诸路军马为伪帅张中孚，不久后即赴行在朝觐。南宋以郭浩节制陕西诸路军马，既有扶植郭浩以抑制吴磷势力的用心，亦有控扼陕西地方伪军的用意。 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35，绍兴十年五月庚子，第 2530页。 ⑧关于南宋中央对吴璘集团（或曰兴州地域集团）的防范，参见《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第三章，第 152—210页。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4，绍兴十年正月甲午，第2498页。 ②（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二〇之四七至四八，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年版，第1010页。案《宋会要辑稿》此处“忠义 ”，当作“忠烈 ”。 ③（宋）明庭杰：《吴武安公功绩记》名臣碑传琬琰集卷 12，中华再造善本（宋刻元明递修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年版。 ①南宋立吴玠祠，乃是欲蜀人崇祀，吴玠祠之立，通过了赐额，封侯，列入祀典，岁时奉享的官方程序。站在四川军民的角度，崇祀吴玠祠不仅在于纪念、报答其生前守蜀的功绩，更在于企盼其死后能够继续护佑川陕。而其获赐额不久便已彰显“灵迹”：绍兴十年、十一年宋金陕西之战，金军最终没有危及四川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吴玠“神灵”的“护佑”，这对吴玠祠的崇祀或具有重要影响。以上均符合宋代神，灵建构的条件。（参见 [美〕韩森著，包伟民译的《变迁之神 ——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中西书局2016年版）但利用现存史料尚难以证明蜀地民间是否确实形成了对吴玠的信仰，也无法判断吴玠祠及该祠崇祀的具体内容。以上疑问虽难以给出确切答案，但仙人关吴玠忠烈祠对蜀地民间产生较大的影响，蜀人对吴玠的崇敬，则应是没有疑问的。 ②（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5，丛书集成初编第 2766册，中华书局 1985年版，第44页。 ③（宋）汪应辰：《汪文定公集》卷9书吴忠烈遗事，清抄本 //宋集珍本丛刊第 46册，线装书局 2004年版，第94页。 ④“胡宣抚为行状，不询其子，使二旧吏立供。为之墓志又据行状而言，是以如是之不详。”（〔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95引张发《吴武安功绩记序》，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今存王纶所撰吴玠神道碑、墓志，收于《名臣碑传琓琰集》卷14。然吴玠神道碑、墓志的撰写时间乃在绍兴后期。又《（乾隆）甘肃通志》卷48收有《胡世将开府仪同三司赠少师吴玠墓志》，然该志未见于宋代文献却见于甚晚之清代，胡世将署“四川制置使、成都守臣 ”，亦不合其当时实际所系官衔，似亦为伪作。 ⑤（宋）王柏：《书郑北山祭吴忠烈庙文》，《鲁斋集》卷5，中华书局 1983年版，第94页。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月，第2778页。 ②“乌元 ”当作“乌桓 ”，此处当为避宋钦宗赵桓讳。 ①“安之危也”，《雍大记》作“安危也”，当有脱字：《（乾隆）静宁州志》补作“安危一也”，于文义不通；《忠烈吴公祠记》此处补作“安之危也”，于文意切合。 ②录文以《（嘉靖）徽县志》为底本。案《（嘉庆）徽县志》对《忠烈吴公祠记》作了多处删改，削去了多处对少数民族的蔑称。《陇右金石志》文本与《（嘉庆）徽县志》同。 ③《雍大记》所收《吴磷祠记》于此后接“庆历中，经略陕西安抚使韩琦谓以砦为军，赐名德顺。金皇统二年，易军为州。有元肇兴..我太祖高皇帝..”显系明人介绍德顺地理沿革之语，于此处出现，当为衍文，原文则已脱落。《（乾隆）静宁州志》卷七改作“居一于公弟兄之堂益加信矣。是为记”。既不见于《雍大记》，则似清人为疏通文义所加，故不取。 ④录文以《雍大记》为底本，以《（乾隆）静宁州志》通校。 ⑤《陇右金石录》卷 4，第 7页。 ⑥《雍大记》序。 ⑦嘉靖《徽郡志》今有嘉靖四十二年刊本，又“邵世禄..通判本州岛知州，嘉靖四十二年任”（《嘉靖徽郡志》卷5，第97页）。因此可推断是书为嘉靖四十二年完成，没有更早版本。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丙戌。 ②“丁酉，上为吴玠薨，辍视朝。时已命四川制置使胡世将兼权主管四川宣抚使司职事。（世将权宣司，日历不见降旨之日，但于此月乙巳书：‘勘会已降指挥，令胡世将兼权四川宣抚职事。’按：玠以六月己巳薨，去此二十有九日，朝廷得报，必在辍朝之前，而世将八月二十三日庚午至河池，在勘会指挥之后二十五日，必不如此之速。未知六月十三日，玠以疾笃乞致仕时，已密降此指挥，或楼照在行府，先次差权，然后降旨？当求它书参考。）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0，绍兴九年七月丁酉条并附注，第2444页）。 ③（宋）王曮：《吴武顺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收于《名臣碑传琬琰集》卷14。 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1，绍兴十四年三月丁卯，第2850页。 ①参见雷闻的《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 ——以生祠与城隍神为中心》，《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雷闻的《唐宋时期地方祠祀政策的变化》，《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皮庆生的《宋代民间祠神信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版。 ②雷闻：《唐宋时期地方祠祀政策的变化》，《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 293页。 ③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2绍兴十四年八月辛酉，第2874页。其离西和州知州任，至少在绍兴十六年以后（参见《系年要录》卷155，绍兴十六年正月丙申，第2928页）。 ④《宋会要辑稿》礼六一之一一，第2108页。 ⑤（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音释：《毛诗注疏》卷13小明，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版，第1150页。 ⑥同上，第1646—1648页。 ①（宋）明庭杰：《吴武安公功绩记》。案明庭杰撰的《吴武安公功绩记》在吴玠死后不久，乃受冯康国之邀请而作。 ①陕西汉中地区文化局编：《汉中地区名胜古迹》内刊本， 1983年编印，第 37—38页。 ②陈显远：《南宋吴忠嗣墓志铭初考》《考古与文物》 1987年第 6期，第 96—97页。再次考释发表于《南郑县文史资料》第8辑，1991年内资料，第 125—132页。两文内容差异不大。部， ③岭南芦苇：《（皇宋洋州察推吴君志铭〉考释》，https：/ / user. qzone. qq. com/ 420696085/ blog/ 1541382879？_t_＝0. 6769942965228777。 ④察推：即观察推官之省称。幕职官、阶官名，协办郡（州、府、军、监）政，总理诸案文移，斟酌可受理、可施行或可转发、可上奏与否，以告禀本郡长官最后裁定。唐朝始置，为观察使属官，设一员，位次于判官、掌书记，掌推勾狱讼之事。宋朝时三司下各部每部设一员，主管各案公事诸州幕职中亦有节度、观察推官。金朝时推官始为地方正式职官，品秩为从六品或正七品。 ⑤ “志”，《考释》作 “墓”，误，兹据拓本和原石校改。 ⑥ “葢”，《汉中碑石》作 “盖”；《全宋文》作 “蓋”，兹据拓本和原石校改。 ⑦ “惩”，《考释》作 “恐”，兹据拓本和原石校改。 ⑧ “耎”，《全宋文》作“愞”。古同“懦”。兹据拓本和原石校改。 ⑨“藁 ”《汉中碑石》《全宋文》均作“稿”，兹据拓本和原石校改。 ① “罵”，《全宋文》作“骂”。 ② “彻”，繁体作“徹”《汉中碑石》《考释》作“辙”；《全宋文》作“辄”。 ③ “贰”是副贰，当指宣抚副使，兼陕西、河东招抚使，暗指吴曦。吴曦当时执掌南宋西部门户——川陕军政权柄，故称。 四川， ④ “寘”，《全宋文》作“置”。 ⑤ “母”，《汉中碑石》作“毋”。兹据拓本和原石校改。 ⑥ “淑人 ”为外命妇封号。宋徽宗时，规定尚书以上母、妻可封淑人。南宋因袭之。 ⑦夔州路漕司的简称。漕司，又称漕运司。掌财赋与转运。下设转运使、转运副使和转运判官。 ⑧ “勳”，《汉中碑石》作“勋”；《全宋文》未录从“口”。 ⑨ “宁”，《全宋文》作“佇”。 ⑩ “尔”，《全宋文》作“尔”。 ■ “郄”，《全宋文》作“卻”，本志铭讹误，当作“却”。 ■ “从”，《全宋文》作 “来”。 ■ “都”，《汉中碑石》《全宋文》均作“督”。兹据拓本和原石校改。 ■同“抵”。 ■ “攷”，《全宋文》作“考”。 ■ “劒”《全宋文》作 “剑”。 ■旁午，交错、纷繁。弓劒旁午，意为战事频繁。《靳先生碑》有“迨至建炎季年，干戈旁午，民人避地，井邑荡析，艰难险阻，下不堪命 ”。参见王新英辑校的《全金石刻文辑校》，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2年版，第594页。 ■ “其”，《全宋文》作“具”，《汉中碑石》《考释》作“具”，本志铭讹误，当作“具”。 ■ “羣”，《全宋文》作“群”。 ■ “夔”，《全宋文》作“夔”。为夔的异体字。 ■《汉中碑石》断句作“特许易今名元字明叔，赠太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夔州路提点刑狱。抑中子由祖而上”；《全宋文》断句作“特许易今名元，字明叔，赠太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夔州路提点刑狱抑中子 ”。 ① “再”，《汉中碑石》《全宋文》《考释》均作 “耳”，兹据拓本和原石校改。 ②起官凤州梁泉县（今陕西凤县凤州镇）主簿，转任文州曲水县（治所在今甘肃文县）县丞。 ③《全宋文》断句作： “初主凤州梁泉薄耳，转丞文州曲水、武连。秩满令普安。 ” ④ “善”，《全宋文》误作 “盖”，兹据拓本和原石校改。 ⑤ “緫”，《全宋文》作 “总”。 ⑥ “来”，《全宋文》作 “示”，兹据拓本和原石校改。 ⑦ “戒”，《考释》作 “威”，兹据拓本和原石校改。 ⑧《全宋文》断句作 “总计陈哗尝报书，谓自有此邑无此令，既去它邑，幸其肯示。君知戒令已孚，三为令，俱隆庆”。 ⑨《汉中碑石》作 “趋进中礼。雅向学好士”；《全宋文》作 “趋进礼雅，向好学士”，从之。 ⑩ “其”，《考释》作 “甚”，兹据拓本和原石校改。 ■ “丧”，《全宋文》作 “丧”。 ■ “■”，《全宋文》作 “爽”。 ■ “是”，《汉中碑石》《全宋文》均作 “旋”，兹据拓本和原石校改。 ■ “崈”，《汉中碑石》《全宋文》均作 “崇”。 ■ “弥”，《汉中碑石》《全宋文》均作 “弭”。 ■ “威”，《全宋文》作 “城”，兹据拓本和原石校改。 ■ “量”，《全宋文》作“万”，兹据拓本和原石校改。 ■《汉中碑石》《全宋文》断句作 “以君故免归，有司宣威量捐金分酬之 ”。 ■“班 ”，《汉中碑石》作“班”，《全宋文》作“斑”。 ① “曹彦约 ”，南宋大臣，嘉定时曾任利州路转运判官，兼知利州。《汉中碑石》断句作“曹彦，约”。 ②三泉县，在今陕西宁强县。大安军置于此。 ③ “宄”，《汉中碑石》《全宋文》均作“究”。 ④ “附”， “汉中碑石 ”作“附”，《全宋文》作“明”。 ⑤ “亡”，《全宋文》作“无”。 ⑥ “堕”，《汉中碑石》《全宋文》均作“坠”。 ⑦ “辤”，《汉中碑石》《全宋文》均作“辞”。 ⑧“阯”《汉中碑石》《全宋文》《考释》均作“址”兹据拓本和原石校改。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卷14，台北文海社1969年影印本，第246页。 ⑨（宋）杜，出版， ⑩（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六之四七，第170册，中华书局影印本 1957年，第6716— 6717页；又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刑法六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8556页，注四据《名臣碑传琬琰集》卷14《吴武顺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将吴广改为吴扩。不妥，为避宋宁宗讳，吴扩之名在吴磷去世后有更改。详见下文。 ①《宋会要辑稿》选举三四之一六，第120册，第4783页上栏。 ②（元）脱脱：《宋史》卷475《吴曦传》，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13811页。 ③《宋史》卷366《吴挺传》，第11424页。 ④《宋史》卷398《丘崈传》，第12111—12112页。 ⑤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 ——宋代武将家族个案研究》，巴蜀书社 1995年版，第204页。 ①（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 14，中华书局 2000年版，第755页。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绍兴十二年七月戊申 ”条。 ③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22《东窗集十六卷》案语，中华书局 1980年版，第1420页。 ④（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72《郊社》，中华书局 1986年版，第664页中栏。 ⑤《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 16《钱引兑监界》，第366页。 ①参见杨倩描的《吴曦之乱析论》，《浙江学刊》1990年第5期；张邦炜的《吴曦叛宋原因何在》，《天府新论》1992年第5期；王智勇的《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宋代武将家族个案研究》第4章，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208239页；王智勇的《论吴曦之变》，四川联大古籍所、四川联大宋代文化研究资料中心编《宋代文化研究》第5辑，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286—299页；王智勇的《吴氏世将与南宋政治》，《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杨倩描的《吴家将——吴玠吴磷吴挺吴曦合传》，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262页；蔡东洲、胡宁的《安丙研究》第2章，巴蜀书社 2004年版，第22—43页：何玉红的《南宋川陕战区兵力部署的失衡与吴曦之乱》，《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1期；何玉红的《南宋四川总领所制度与吴曦之乱》，《文史哲》 2011年第6期。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475《吴曦传》，第13812页。 ③佚名编，汝企和点校：《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10“开禧三年”，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75页。 ④《宋史》卷402《杨巨源传》，第12195页。《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亦记载诛杀吴曦的时间是在“二月乙亥未明”，《宋史·吴曦传》和《安丙墓志铭》系于 “二月甲戌夜 ”。 ⑤《宋史》卷475《吴曦传》，第13813页。 ⑥《宋史》卷402《安丙传》，第12189页。 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 18《丙寅淮汉蜀口用兵事目》，第831页。 ②《安丙研究》，第40页。 ③《安丙墓志铭》，参见《安丙研究》，第164页。 ④《宋史》卷402《安丙传》，第12189页。 ⑤王双怀主编：《中华日历通典》叁，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6年版，第3039—3040页。 ⑥仇鹿鸣：《一位“贰臣 ”的生命史 ——〈王伷墓志〉所见唐廷处置陷伪安史臣僚政策的转变》，《文史》2018年第2期；又收入仇鹿鸣的《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3—86页，有所增补。 ⑦路育松：《从冯道的评价看宋代气节观念的嬗变》，《中国史研究》 2004年第 1期。 ①王德毅：《宋人墓志铭的史料价值》，《东吴历史学报》 2004年第 12期。 ②王海平：《宋代墓志文献释读错误举隅》，《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第 6期。 ①《安丙墓志铭》，参见《安丙研究》，第164页。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二之一五，第96册，第3790页上栏。 ③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 ——宋代武将家族个案研究》第4章，巴蜀书社 1995年版，第 234—239页：杨倩描：《吴家将 ——吴玠吴磷吴挺吴曦合传》，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261—262页。 ④《宋会要辑稿》刑法六之四七，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第6717页上栏；又参见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点校的《宋会要辑稿》刑法六，上海古籍出版社 2106年版，第8556页。 ⑤《宋史》卷475《吴曦传》，第13813页。杨倩描认为，叛宋后，南宋在蜀官员有的先后出川，有的消极抵抗。吴曦派人召请赵氏，是想利用她南宋宗室的身份来稳定局面，极是。 ①《宋会要辑稿》刑法六之四七，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第6717页上栏；又参见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点校的《宋会要辑稿》刑法六，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年版，第 8556页。 ②《宋会要辑稿》刑法六之四七，第 6717页上栏。此处 “中”通 “忠”，意在表明对朝廷的忠诚之心昭然若揭。 ①唐德宗时，李忠臣叛唐投附朱泚，其政治护身符“忠臣”并未能保全他，最终是以“叛臣”的身份被处斩，成为一大反讽。详见刘昫的《旧唐书》卷 145《李忠臣传》中华书局 1975年版，第 3939— 3943页：《新唐书》卷 224下《李忠臣传》—6390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387， ②（清）王昶：《金石萃编》卷 159，《石，刻史料新编》第 1辑第 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 1982年版，第 2956—2959页下栏。 ③王新英：《伪齐〈盂邦雄墓志铭〉考释》，《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2016年第 2期。 ④ [英 ]史怀梅著，曹流译：《忠贞不贰？— —辽代的越境之举》，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第 81—127页。 ⑤张仲友、刘莲青：《巩县志》卷17《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第3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6年版，第48页下栏；许正宏：《刘齐阜昌改元始年小考》，《中国史研究》 2011年第 2期。该文在讨论《孟邦雄墓志》年月记载与《宋史》记载出现误差时援引过这条材料。 ⑥《徐方墓志》云：“宋宣和二年，戍熙河，与夏国人马见阵，立奇功。始补进武校尉，后累有战功，品制随加口口有劳，遣加武显郎。夫事宋，事齐，耻也。不足以展雄略之材。及事大金口云龙之会，思所以报国。”参见王新英的《全金石刻文辑校》，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 56—57页。 ①志文见《全金石刻文辑校》，第187—188页。考证可参见王锋钧、春玲的《金〈周伦墓志〉考证》，《碑林集刊》第九集，2003年版。《全金石刻文辑校》将 “周伦 ”，误作 “周论 ”。 ②《宋史》卷28《高宗本纪》，第521页。 ③王宗器纂修：《莘县志》卷9，明正德刻嘉靖间增刻本，第8—12页。 ④吕亚虎：《南宋王仁杰夫妇墓志考释》，《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4辑，2017年，第176—184页。 ⑤陆扬：《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 ——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 2006年第 4期。 ①《宋史》卷366，列传第 125，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17681页。 ②《孙子》卷中，景宋刻武经七书本，第19页。 ③同上。 ①《宋史》卷 366列传第 125，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 17673页。 ②《中兴战功录》卷 1，清宜统刻藕香零拾本，第 11—15页。 ③《名臣碑传琰集》上卷 14，宋刻元明递修本，第 256页。 ④同上。 ⑤《孙子》卷中，景宋刻武经七书本，第 17页。 ⑥同上，第 4页。 ⑦同上。 ⑧《孙子》卷中，景宋刻武经七书本，第 4—5页。 ①《孙子》卷中，景宋刻武经七书本，第4—5页。 ②同上，第15—16页。 ③《兵镜备考》卷4，清康熙刻本，第283页。 ④《宋史》卷366列传第 125，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17680页。 ⑤《兵镜备考》卷11，清康熙刻本，第1054—1055页。 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9，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397页。 ⑦《孙子》卷中，景宋刻武经七书本，第12页。 ①《孙子》卷中，景宋刻武经七书本，第 30页。 ②《禹贡长笺》卷 8，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453—454页。 ③《孙子》卷中，景宋刻武经七书本，第 31页。 ④《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上，卷 9，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624页。 ⑤《宋史 ·吴玠传》卷 366，列传第 125，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 17681页。 ⑥《广名将传》卷十五，清海山仙馆丛书本，第 792页。 ⑦同上。 ⑧《孙子》卷中，景宋刻武经七书本，第 16—17页。 ①《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第 14，宋刻元明递修本，第256页。 ②同上。 ③《孙子》卷中，景宋刻武经七书本，第12页。 ④同上，第3页。 ⑤同上，第10页。 ⑥同上。 ⑦同上。 ⑧《金史》卷77，列传十五，百衲本景印元至正刊本，第2861页。 ⑨《孙子》卷中，景宋刻武经七书本，第17页。 ①《中兴战功录》卷 1，清宣统刻藕香零拾本，第 11—15页。 ①南宋成立之初金对南宋的进攻，主要资料来源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北京军区司令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古代战争史— 五代、宋辽金夏部分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蔡美彪等的《中国通史（第五册）》，人民出版社版2008年版；何俊哲、张达昌、于国石的《金朝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李之勤的《陕西历代战争通览》，三秦出版社2014年版。 ②和尚原之战的主要资料，主要来源于杨倩描的《吴家将——吴玠吴磷吴挺吴曦合传》，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李之勤的《陕西历代战争通览》，三秦出版社2014年版。 ①饶凤关之战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杨倩描的《吴家将 ——吴玠吴磷吴挺吴曦合传》，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李之勤的《陕西历代战争通览》，三秦出版社 2014年版。 ① “台州之战”资料来源于郦波的《抗倭英雄戚继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0年版。 ② “红军飞夺泸定桥”资料来源于杨成武的《杨成武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7年版。 ③志愿军三所里阻击战的资料来源于 “百度百科”等网络平台。 ①金军军纪的资料来源于王曾瑜的《金朝军制》，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①彀英奇袭和尚原资料来源于（清）李有棠撰，崔文印点校的《金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 2015年版。 ①仙人关之战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杨倩描的《吴家将 ——吴玠吴磷吴挺吴曦合传》，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 ①金军携带家眷的资料来源于完颜玺的《完颜氏变迁记》，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7年版。 ①《宋史》列传第二百八忠义四之曹友闻。 ①刘光华主编，刘建丽著：《甘肃通史 ·宋夏金元卷》，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38页。 ②《宋史 ·地理志五》 ①曾礼校注：《阶州志集校笺注》之嘉庆武阶备志卷之五兵防，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第217页。 ②曾礼校注：《阶州志集校笺注》之明万历阶州志，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第11页。 ③曾礼校注：《阶州志集校笺注》之清嘉庆武阶备志卷之四，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00页。 ④吕芾林纂《新纂康县县志》卷之十二关梁，康县县志局 1936年编，天水西关雨仪书局印，第197页。 ①黄俊武主编：《康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 275—276页。 ②刘光华主编，刘建丽著：《甘肃通史 ·宋夏金元卷》，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49页。 ①（清）杨恩纂修，纪元补辑：《巩昌府志校注》卷21宦绩上，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年版，第338页。 ②《宋史》列传第二百八忠义四之曹友闻。 ①刘光华主编，刘建丽著：《甘肃通史 ·宋夏金元卷》，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36页。 ②《宋史》列传第二百八忠义四之曹友闻。 ①曾礼校注：《阶州志集校笺注》之清嘉庆武阶备志卷十三人物传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 338—341页。 ①顾青：《“食日万钱 ”与“少无可书之事 ”魏晋禅代中的何曾》，《文史知识》 2019年第 6期。 ②赵夫：《陇南金石校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版，第1262—1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