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1、中国国民党在徽县的组建及发展
  梁晓明
  中国国民党在徽县的活动始于民国15年（1926年）秋季。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伐战争正在进行，国民革命处于高潮阶段。为了配合北伐，响应革命，冯玉祥于是年9月17日率领退居西北的国民军，在绥远五原县举行了誓师大会。他发言宣布，要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全部接受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决议案，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并宣布国民军全体将士集体参加国民党，与民众相结合。国民军从甘肃向陕西进军，打败了地方军阀，同年底占领了陕甘全境。冯军驻甘后，积极支持地方党务活动，在兰州开办省党务训练所，为各县培训骨干，然甘肃地处偏僻，国民党组织在全省各地的活动仍处于初级阶段。民国15年秋，徽县人张翰、马继周受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委派，来徽县成立了“国民党徽县筹备委员会”。筹委除张翰、马继周之外，还有段秉式、马三元等共4人，筹委会址设在北街皮条巷内（今县城东街火神庙后）。其主要活动是在知识界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党务活动未能真正开展，这对处于闭塞状态的徽县民众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然而却成为中国国民党在徽县活动之始。
  民国16年（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南方各省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人，但甘肃为冯军把持，因此波及不大。同年甘肃省党部第一届执委会，对徽县人事做了调整，派赵希献、段秉式、马三元3人重新组建了“国民党徽县筹委会”。第二年继续进行调整，派张守明、王成德、郑世丰、段秉式、马三元5人组成“党务指导委员会”。张守明来徽后，积极开展党务活动，在县政府和北街小学等单位发展教师汪盈科和学生张钻绪、李瑞民、赵涵灵等45人集体入党。民国18年（1929年）春，指导委员会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徽县第一届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国民党徽县县党部”，选出张守明、段秉式、马三元3人为执行委员，张守明为党务执行委员，并在县政府和北街小学等单位成立区分部3个。至此，机构趋于完善，活动逐渐正常。
  民国19年（1930年）5月至10月，爆发了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中原大战。大战中冯玉祥所部全军覆没，地盘丢尽。10月23日冯宣告下野，甘肃正式纳入蒋介石势力统辖范围。蒋为了清除“冯系余孽”，对地方党部人事进行了大调整，10月底，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派于衡达、马三元、段秉式、李瑞民等5人组成“宣传委员会”，取代了过去的国民党徽县执行委员会。接着又奉省党部令更名为“党务整理委员会”，增派张钻绪、史效读等3人为委员。同时还成立了徽县、成县、两当3县“党务指导处”，张钻绪任常务委员，在徽、成、两3县进行清党整党，积极清洗国民党内的异己分子并发展新党员。民国20年（1931年）以后，省党部先后派卢怀植、张子峰、门映瑞、王育桢、周锡瑞等担任国民党徽县县党部常务委员。这些人到徽县后，积极开展党务活动，发展新党员，并创办石印刊物《徽光周报》大力宣传国民党的政治主张。至民国25年（1936年），徽县国民党区分部发展到9个，有党员230余名。
  “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民国26年（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国内主要矛盾转化为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共通电全国号召全面抗战，从此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民国26年以后，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先后派尹景伊、史效读、段秉式、颉倬汉任徽县党部书记长。民国30年（1941年）9月，又派刘春霆任书记长。刘到任后对原基层组织区分部进行了调整，在城区增设直属区分部17个。此时，徽县有国民党员300余人。民国32年（1943年）11月张廷辉任徽县党部书记长，开始在乡镇保甲人员中发展国民党员，县党部还计划每保设立一个区分部（由于抗战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县党部乘乡镇保甲人员集中在县上受训之机，积极发展骨干分子入党，使其基层组织区分部延伸到了全县各乡镇，至民国33年（1944年）6月全县有国民党区分部31个，有党员400余人。同年7月，门映瑞任徽县党部书记长。民国35年（1946年）4月，奉省党部令门映瑞调任甘谷县党部书记长，同时调武都县党部书记长李枢任徽县党部书记长。在国民党徽县地方组织发展的同时。1938年底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徽县成立。中共徽县地下党组织建立后，许多共产党员遵照上级“精于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指示精神，打入了国民党徽县党、政、团、参等要害机构，并以广交朋友的方式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使得徽县国民党的活动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在“国家统一，民主政治”口号下，坚持内战方针。徽县国民党组织，于民国35年（1946年）7月下旬，由书记长李枢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按照15人以下的区分部产生1名代表，15人以上产生2名代表的原则，共产生代表46人，代表31个区分部的400多名党员，会期3天，选出了中国国民党徽县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选举李枢为县党部书记长；李瑞民、杨作梁、王训、张翰为执行委员；吴治平、黄程九、马怀智为候补执行委员；刘裕祖、锁机、周锡琏为监察委员；周冠军为候补监察委员。新的委员会成立后，根据上级的指示组织专人对全县党员进行了一次清查和登记，意在清除异党分子。李枢、吴治平、吴建勋负责一民镇、银杏、泰山等乡镇和城区机关单位的登记工作；彭玉琛负责永宁、嘉陵两乡镇；黄蔚柏负责伏镇、峡门、太平3乡镇；周锡琏负责大河乡；锁机负责麻沿、大成、大门3乡镇。结合清理、审查，还发展了一批新党员。这次清查、登记工作，虽然历时一月，处理了不少“不合格”的国民党员，但由于共产党员和进步势力的左右，许多共产党员并没有被清除掉。
  民国36年（1947年）11月6日，徽县党部书记长李枢因与法院院长刘锦不睦，被借故扣押，徽县国民党处于群龙无首之状态。遂于12月初召开了城区国民党员联席会议，会议推选赵希昂、刘裕祖、吴治平3人组成“临时委员会”，负责全县党务工作。民国36年（1947年）9月，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和党团联席会议，决定合并党团组织，并想以此加强国民党的力量。国民党认为这是”中国政治引擎修整的起点”，但是，这项措施除了加深国民党内部原有矛盾外，没有解决任何问题。11月初甘肃省党团合并统一委员会指示，徽县鉴于党部书记长被押，由三青团干事长赵希昂为合并后的县党部副书记长，并代理书记长全权负责合并事宜。民国37年（1948年）元月，徽县国民党、三青团组织正式合并，一切手续办理结束，参加登记的国民党员有290余人，三青团员参加登记转为国民党员的有420余人，全县共有国民党员700余人，其中亦有部分双重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在内。
  国民党徽县地方组织，前期变化繁杂，以后由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组成。具体负责机构为县党部，基层组织为区分部，县党部设书记长和秘书各1人，干事数人，录事1人。区分部共31个，各区分部设书记1人，执委1至2人，党团合并后增加三青团干事长担任县党部副书记长；三青团基层组织负责人区队长担任国民党区分部副书记。徽县县党部自民国27年以后始设秘书，人选多由上级委派或书记长聘任，有的便由执委兼任。民国27年至32年段秉式任秘书，33年李瑞民任秘书，34年柳焕章任秘书，35年至36年吴建勋任秘书，37年至38年刘泽任秘书。县党部的骨干分子，大多毕业于国民党甘肃省党务训练所。
  国民党徽县地方组织建立后，其主要活动是宣传“三民主义”，组织民众、训练干部、发展党员，并围绕国民党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为国民党的统治服务。
  该组织建立初期，虽然规模不大，在全县未能形成大的气候，但对肃清清末遗风，提倡民主，倡导革命，变革徽县旧貌，起到了积极作用。1931年以后，在蒋介石以党治国的独裁思想指导下，国民党徽县地方组织的活动开始活跃起来。县党部人员在青少年学生和教师、职员中，积极宣传“国民党党义”，并创办了以刊登时事政治和本县新闻、消息为主要内容的《徽光周报》。还在徽县协助筹建了一些民众团体，并直接领导和参与了这些团体的活动。县党部人员常利用游行、集会之机进行训话和演说，大力宣传国民党的主张。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徽县组织进一步发展。在抗战期间，国共两党虽然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国民党并未放弃其限共、防共的政策，致使中共徽县地下党组织的斗争，一直处于隐蔽状态。这一时期，国民党徽县党部要求基层组织，每周开展一次党政联合纪念周活动。一些国民党员还利用给学生代政治课的机会，向青少年灌输国民党的主张和限共防共政策。解放战争开始后，徽县国民党组织公开打出了“反共防共”的旗号，他们配合国民党驻徽部队和特务组织，对中共地下党组织进行了“围剿”，迫使共产党部分武装组织转入南北山区，部分党员转移外地。1946年秋，徽县国民党组织结合对党员的清查，在全县选出“优秀”党员40余名，由省党部从中委派情报员20多名，分为6个中心小组，委任组长6名。省党部还派调统室郭大和来徽县与县党部秘书吴建勋指挥这6个中心小组，对中共徽县地下党的活动进行监视，并向省党部调统室汇报情况。但他们的活动受到了中共徽县地下党组织和进步人士的抵制，未能发生多少作用，随着1949年12月4日徽县的解放，中国国民党徽县组织解体。
  2、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徽县的组建与发展
  梁晓明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为了把广大青少年学生组织起来为其服务，在民国27年（1938年）4月召开的临时代表大会上决定成立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组成中央团部，蒋介石任团长。中央团部下设支团部、区团部、分团部、区队、分队各级组织，相继在各省也建立了三青团组织。民国28年（1939年）初，徽县成立国民兵训练团时，三青团甘肃省支团派周化南担任徽县国民兵训练团副团长。周来徽后，组织成立了三青团徽县直属区队，周兼任区队长，队部设在东街国民兵训练团院内。1939年秋，周化南调走，甘肃省支团通知县教育局长周少珊兼任区队长，并调吴山女校教员杜发春任区队秘书，具体负责此项工作。其时，该区队有三青团员14人。不久，在徽县师范学生中发展了一批团员，至年底全县有三青团员30余人。
  民国29年（1940年）春，甘肃省支团指示徽县建立“三青团徽县分团筹备处”，任命徽师校长张翰兼任筹备处主任，徽县教育局长周少珊兼任干事，并派王应茂任书记，具体负责此项工作。民国30年春，省支团调走王应茂，派甘德泽任分团书记，其他人员未作变动。此时，区队已发展为3个。民国32年春甘德泽调走，赵希昂接任书记。同年夏，省支团指示徽县筹备成立三青团干事会，派赵希昂、周少珊、张廷辉、葛润琴、吴治平（时任徽县师范校长）5人为干事，赵希昂任干事长，张翰任分团指导员。至民国34年底，全县有直属分队5个和乡镇区队24个，有三青团员近500人。
  民国35年（1946年）4月，三青团徽县分团召开了第一届代表大会，会议推选赵希昂、李瑞民、王中、何嘉猷、葛维西、山炯堂、任学礼等7人为干事，赵自强、马国元、马子愚为候补干事，正式选举成立了三青团徽县分团干事会。推选赵希昂为干事长，李瑞民为书记。团部下设组训、宣传、总务三个股室，任学礼、陈国瑞、赵自强分别担任股长。选举结果上报省支团后，省支团又派张翰继续任分团指导员。
  本届负责人任职至1948年初党团合并。
  民国35年（1946年）11月，三青团徽县分团奉省支团指示，准备对全县三青团组织和团员进行一次清查和甄核。分团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制定了具体甄核办法。翌年3月，甄核清查工作全面展开，县分团干事分赴全县6个区具体负责17个乡镇的甄核工作，赵希昂负责第1区，陈国瑞负责第2区，葛维西负责第3区，赵自强负责第4区，李瑞民负责第5区，任学礼负责第6区。甄核工作历时4个月，于1947年7月结束。全县参加这次总甄核的三青团员近500人，每个团员填甄核表两份，交照片两张（无照片者交手印卡片两张），将原发的临时团证收回，换发了中央正式团证。在这次甄核中，清除了部分团员，并结合甄核工作发展新团员100多人，至此全县三青团员达到550余人（其中部分为中共地下党员）。县分团辖直属分队5个，区队29个，区队下属分队92个。
  民国36年（1947年）9月，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和党团联席会议，决定合并党团组织，想借此加强自身力量，消除党团之间的矛盾。并认为这是“中国政治引擎修整的起点”。但是，这项措施除了加深国民党内部原有矛盾外，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11月初，甘肃省党团合并统一委员会指示，鉴于徽县党部书记长李枢被押，由三青团干事长赵希昂为合并后的县党部副书记长，并代理书记长全权负责合并事宜。于是，赵希昂召集党部执监委员研究讨论合并办法、步骤和人员的安置等问题。还在三青团部召开干部职员座谈会，安排移交事宜，并由总务股办理财产登记清册，组训股造团员名册。民国37年元月，按三青团股长转为党部干事，三青团区队长转为国民党区分部副书记的原则移交了手续。同年2月，省党部指示对全县国民党员进行一次登记，县党部派人分赴各区办理登记手续。城关区由赵希昂、吴治平、刘泽、李瑞民4人负责；峡门、银杏由马煜川负责；泥阳、江洛、麻沿、大门、大成、龙池、汪川由陈廷俊负责；伏镇、栗亭、协合由葛维西、山炯堂负责；大河由周锡琏负责；一民镇由刘中芗负责；泰山由刘秉义负责。同年4月底，登记工作结束。经过合并参加登记的国民党员290余人，由三青团员集体转为国民党员的420余人，全县共有国民党员710余人（内含双重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一部分）。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合并，属全国性的重大事件。但徽县合并工作仅仅流于形式，个人也未办手续。除县党部，县政府和北小几个单位讲解了党团合并的意义后，由党团员填写登记表外，绝大多数乡镇和单位的登记表均由他人代填上报了事，与本人没有见面。
  徽县三青团组织始建于1939年初，结束于1948年元月党团合并，前后经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阶段。尽管存在仅仅9年时间，活动也不突出，但作为中华民国时期，在国民党领导下的一个群团组织，仍然在徽县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三青团自组建以来，活动具有独立性，因此党团之间往往存在矛盾，但在政治上却对国民党亦步亦趋，在反对共产党和宣传国民党的政治主张诸方面密切地配合了国民党的活动，尤其在组织发动青年学生为国民党服务方面比较积极。徽县三青团组织成立以来，在地方上形成了一定的势力，但与国民党徽县地方组织没有发生过重大矛盾。1946年在竞选国大代表中，积极支持地方人士王明五，为其拉选票。在1946年4月团代会后创办了《徽县青年报》，至年底停刊，共出17期。积极宣传时事政治和县内外新闻，同时也散布限共防共言论。1948年元月，徽县三青团组织并入国民党，结束了其短暂的历史。
  3、中华民国时期的徽县参议会
  周锡琏 山协
  辛亥革命后，各省相继建立议会，徽县议会于民国3年（1914年）成立，共有议员十余人。议长赵守愚，系清末举人两年后撤销。
  民国33年（1944年），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迫于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压力，在“还政于民”的幌子下，明令各地成立临时参议会。
  徽县临时参议会于同年6月1日成立，会址设在南药王庙（今西街文化馆后院），按“甘肃省各县临时参议会组织规程”规定，参加议会的参议员，由县、党、团及各界协商遴选候选人，经报请省政府圈定，徽县为丙等县，法定参议员周锡玳（少珊）等十四人，候补参议员剡俊杰等三人。并以周锡玳为议长，张翰为副议长。参议员任期为一年，必要时由县政府呈准省政府延长一年。
  临时参议会，每半年召开全体参议员会议一次，会期三至七日。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县长施政总报告和政府各科室施政报告，县田粮处征实工作报告；审核各乡镇对民众负担收支情况等项。参议员对上述报告经过审核，可以提出质询意见，由政府主管单位即席作答或书面函复说明，予以表决通过。另外，对地方兴办的公益事业和赈济灾荒等重大问题提出建议，供政府参考办理。按该会组织规定，只有质询建议权，没有立法和任免权。
  民国三十四年，根据国民党政府命令，决定撤销县临时参议会，正式选举产生各县参议会和乡镇民代表会。其程序是由县政府、县党部、三青团等组织成立“选举委员会”，尔后到各乡镇分别选举成立“保民代表会”、“乡镇民代表会”（乡镇民代表会发有钤记，为常设机构）。
  保民会选出本保代表一人，参加乡镇民代表大会，再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本乡（镇）、县参议员一人。商会、回民教育促进会、手工业公会、中医公会、县农会、教育公会等民众团体各选出县参议员一人，共计二十四人。同年五月，召开徽县第一届参议员会议，选举刘希祖为议长，赵希昂为副议长，同时选举周锡玳为甘肃省参议会第一届省参议员。
  第二届参议员会议，于民国37年（1948年）七月召开第二届会议，本次换届，人选变动很大。本届参议会直至解放前终止。
  4、中华民国时期的徽县妇女会组织
  梁晓明
  徽县妇女会成立于民国26年（1937年）冬，是在国民党县党部的指导下成立的。会址设在吴山女子学校（今北街县政府招待所院内）。会员多为当时上层人物之妻女，以吴山女校教师和高年级学生为主体，有会员30余人，女校教师索玉杰担任理事长。
  民国27年2月6日，在县党部书记长尹景伊的主持下召开了妇女代表会。会上进行了改选，女教员卢晓仙任理事长，索玉杰、俞曼霞为理事，会后组织得到了发展，至民国31年初有会员65人。
  该组织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在当时全面抗战热潮的推动下，带动广大妇女做了许多有益的活动，在唤醒和组织妇女方面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如发动女学生上街宣传抗日，并组织师生举办抗日文艺晚会，演出话剧《野玫现》等，热情地赞颂了沦陷区人民群众反抗敌伪政权的英勇事迹。同时，还发动广大妇女捐款集资支援抗日，为前方士兵缝制军装、军鞋和慰问袋等。每年“四.四”儿童节还组织儿童举办风筝比赛或开展其它游戏活动，间或给儿童发给糖果和小吃，并给优胜者发给银牌等纪念品。
  抗战结束后，徽县妇女会趋于瘫痪，至解放前期彻底解体。
  5、中华民国时期的徽县农会组织
  梁晓明
  民国23年（1934年），在国民党徽县县党部的主持下，成立了徽县农会组织，会址设在先农街（今徽县四中）。刘裕祖（字远峰）任县农会干事长，贾玉山任农会副干事长。各乡镇设有基层组织，隶属县农会和乡政府双重领导。
  民国30年（1941年）4月初，甘肃省政府要求对各县、乡农会组织进行调整。根据这一指示，徽县县党部和县政府对全县农会组织提出了以下整顿意见：（一）县农会由县政府暂派指导员负责；（二）乡农会重新依法选举调整；（三）乡农会整妥后再改组县农会。4月20日连任7年县农会干事长的刘裕祖和副干事长贾玉山，向县党部、县政府交了辞呈。5月，县党部书记长颉倬汉、县长何世英批示辞职照准，委派段秉式、张清海、张有锡3人为县农会指导员，段秉式为常务指导员，负责全县农会工作。至年底，全县有农会会员3547人。民国34年（1944年）初，对农会人事再次进行了调整，县党部、县政府委派剡俊杰为县农会理事长。并设干事1人，兼职理事3至5人，负责至1949年解放前夕。
  该组织自成立以来，曾在组织农民、保护农民利益和推广农业技术方面起到过一定作用。如民国26年修建华双公路至徽县境内施工时，施工承包单位西安鸿记钰兴公司侵占群众利益，毁坏沿途农户房舍，拆用房屋基石，砍伐成材树木3万多株，农民呼声强烈。民国27年元月，县农会呈文县党部书记长史效读，要求县党部为民作主，向省上反映情况。此事后经甘肃省高级法院裁决，西安鸿记钰兴公司赔偿了徽县农户的部分损失。
  徽县过去的地方费用款，全由农民负担，当时县上工商业虽不十分发达，但也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如白酒、铁器、药材等，而商会下属各商号没有承担一点地方费用。民国27年（1938年）县农会四处呼吁，最后经县政府和有关部门裁定，地方费用由商会按比例承担一部分，两会将总金额分解给各商号，从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另外，发展农业的低息贷款，也由农会每年造册登记，负责统一发放。这对民国年间徽县棉花生产和一些农作物良种的引进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作为民国年间的农民群众团体，在政治上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6、民国年间徽县教育发展概况
  李滦云
  一、民国年间徽县教育行政机构沿革
  明、清时期，徽县教育行政机构称“儒学”。
  清光绪末，改“儒学”为“劝学所”。所设劝学总董事，管理全县教育行政。民国初年，更定学制。民国五年，将劝学所总董事改称劝学所所长，负责全县教育行政。
  民国十四年，改劝学所名称为徽县教育局，设局长一人，督学及事务员若干人。教育局直隶于县长，由局长管理县教育行政事宜，督学定期视察各学校。乡镇划分学区，学区设教育委员一至三人，办理学区事务。
  民国十六年，改教育局为教育科。设科长一人，督学二人，事务员二人，管理教育行政。
  民国十七年，改科设局，民国三十年仍改为教育科，一直延续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
  二、民国年间徽县学校发展和分布概况
  （一）初等教育
  明、清时，徽县仅有徽山、凤山两个书院，三所义学。
  徽山书院，置县城内吴山下（现人民政府招待所址），创建于明代嘉靖年间徽州（当时徽县升为州）知州莫汝高之手。
  凤山书院，置原徽州州治的寅宾馆内。清乾隆十四年建，后废。二十六年徽县知县李兆锦重修。四十六年知县赵同翮、嘉庆九年知县张伯魁均重修过，后又废。
  三所义学，一在东门外三官庙；一在东街吴王庙；一在旧城普福寺。
  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二十四年）维新变法，全国各地创设学堂。光绪三十二年，知县张若金改徽山书院为徽县高等小学堂。学堂有教谕（后改称先生）1人，学生12人。
  民国初年，改革学制，改学堂为学校。当时的教育大致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为小学，又分初级小学、高级小学。初、高级小学，皆以其性质分为县立、区立、公立、私立等。
  民国五年至民国二十年，徽县初等教育（即小学）有所发展。各校分布如下：
  徽县县立第一小学，是民国元年以徽县高等学堂（即原凤山书院）改称。
  徽县第一区区立初级小学共12所，它们是：
  第一初小（设吴山下吴王庙内，现人大后院右侧）；
  第二初小（现西街县委之右，看守所之左）；
  第三初小（北街城隍庙内，现城关粮管所内）；
  第四初小（先农坛，现第四中学校址）；
  第五初小（东下川三官殿，先农石桥头旧址尚在）；
  第六初小（西下川南禅寺，现水阳乡水阳学校址）；
  第七初小（北关山神庙，现山神庙学校前）；
  第八初小（县东石佛寺，现石佛小学校址）；
  第九初小（银杏文昌宫，现银杏初中学校校址）；
  第一清真初小（现东关小学校址）；
  第二清真初小（东街文昌宫左，现政府左侧）；
  第一女子初小（西街马王庙，现看守所址）。
  徽县第二区区立初级小学5所，分设在永宁镇柳林铺、两铺垭、梁家垭、徐家沟门。
  徽县第三区区立初级小学共10所，分设在郝家沟、范家山、小地坝、下店子、伏家镇、阎家庄、泥阳镇、江洛镇、游龙川、小河子。
  徽县第四区区立初级小学共6所，分设在大河店、王家河、上山、马房坝、三泉寺、虞关。到民国二十年，该区只存在马房坝、三泉寺两校。
  徽县第五区区立初级小学共6所，分设在榆树镇、麻沿河镇、大门镇、白草坪、顾旗寨，峡门。
  上述39所县、区立高、初级小学，二十年共招收学生1992人。历年共毕业学生1395人。
  民国二十一年以来，陆续将部分初级小学改为乡（镇）中心国民学校（即高等（级）小学校），到民国三十六年，全县共有中心国民学校15所。即：
  一民镇（现城关镇）中心国民学校（即北街小学）；
  一民镇女子中心国民学校（即吴山女子学校）；
  石柱乡（银杏树）第一中心国民学校；
  石柱乡（罗家河）第二中心国民学校；
  栗亭乡（下店子）中心国民学校；
  大河乡（大河店）中心国民学校；
  嘉陵乡（田家河）中心国民学校；
  峡门镇（银杏峡门）中心国民学校；
  永宁镇中心国民学校；
  伏家镇中心国民学校；
  江洛镇中心国民学校；
  泥阳镇中心国民学校；
  麻沿镇中心国民学校；
  汪川镇中心国民学校；
  大门镇中心国民学校。
  15所乡（镇）中心国民学校共有教师124人（其中女教师3人），工役15人，每月公教粮（即工资）支付为一百七十石零九斗五升。
  后又将南关初小（即先农小学），改为徽县师范附属小学（高级小学）。全县其余初级小学，一律更名为保国民学校。到民国三十八年秋，全县共有初、高级小学112所。
  （二）中等教育
  民国二十七年春，经张翰创办以西寺为校址（即现党校址）的徽县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民国三十三年招收后师学生，校名改称为甘肃省徽县师范学校，民国三十八年秋停办。
  民国三十三年秋，县长刘中仁等经手创办徽县县立中学，周少珊任校长，该校成立后，先借徽县师范教室寄教，后搬迁附设在吴山女校。此时，县绅筹款另建校址，选孔庙为校址（即现政府、人大所在地）。民国三十三年七月，河北张荫梧带其私立四存中学，由河南洛阳迁来徽县，住城西州主山、观山，与徽县师范合并。民国三十五年四月，四存中学返回原籍河北保定。民国三十八年秋，县长胡晋一四处抓人，民心不安，经费中断，中学停办。
  徽县师范成立至三十八年停办，十年多时间，简师毕业学生13班，567人；后师毕业学生两班，90人。徽县中学创办至三十八年秋停办，五年时间，初中毕业学生两班，93人。
  至民国三十八年秋，徽县共有师范、中、小学115所，学生6584人；师范和中小学教师共154人，小学教师绝大部分是师范毕业生。
  以上关于徽县教育史料，由于历史久远，错漏之处，在所难兔，望知情者予以勘正为盼。
  7、徽县女子学校史略
  梁岳
  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在旧传统、旧礼教的束缚下，女子读书识字，难以允许。在徽县有女孩子长到十三、四岁不让外出的习俗，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提倡民主，反对封建，提倡男女平等，反对旧礼教。徽县女子学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
  民国五年（1916年），高绂（优师毕业）、牛运坤（清禀膳生）、黄程九（陆军中学毕业）、张允武筹备校董会，商定创办女子学校。经高绂允许，校址设在他家（后西街）后院一座僻静而简陋的三间房里。课桌、坐凳全由学生和校董会凑集。适逢住在吴山麓下的清代易军门的夫人，人称易太太（姓氏不祥）湖南省人，多才好文，女校就请她当老师。待遇沿循私塾惯例：一年三节（端午、中秋、腊八）由学生给老师馈送礼品及钱；政府每年也给她补助点费用，一年约银币30元。易教书认真、负责，深受学生的尊敬和民众的爱戴。
  女校成立初，高绂、牛运坤、黄程九、张允武等带头送女儿上学读书。此后，上学女生渐渐增多，年龄少者七、八岁，大者十三、四岁，皆缠足梳辫，衣着整洁干净，大多依清代打扮，也有缝工制做的花样鲜美的长袍，全校学生十余人，所读书目：《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女儿经》、《女纲鉴》、《修身》、《国文》四册。学生除背诵以上书籍外，每天还用毛笔练习大、小楷。1918年，女校迁县城西街与县府相邻之马王庙，马王庙乃当时西街义学，两幢庙宇相对，东是男校，西为女校。1921年冬，女校毕业学生五人，她们是：黄振华、牛瑞芬、高淑伦、吴家女、赵青芹。
  徽县女子学校，十多年来，上学读书的学生不断增加，1937年6月，县教育科长刘企之将西街女子学校迁往东街“万寿宫”，定名为“徽县吴山女子初级小学校”，拨专款修补房屋，添置校具，增聘教师，校长由刘企之兼任。半年后，聘请黄程九任校长。1938年张翰任校长后，由初小办为完小，学制六年，全校共有学生百余人。因限于教室、教师之不足，一、二年级，三、四年级为复式教学，五、六年级为单班教学。女教师有索玉洁、魏佩兰（天水人）、卢晓先、愈曼侠（西安人）、张鸿蓉；男教师有段玉如、王君性等，高小课程分国语、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公民、音乐、美术、体育、童训等科目；初小课程有国语、算术、常识等科目。历届毕业女青年少则十几人，多则二十余人。1949年，女校与北小、东小合并，吴山女校就此撤消。
  8、徽县短期义务小学始末
  黄家祥
  徽县教育事业原很落后。1931年以前，全县只有一所小学，名为“徽县高等小学校“（原旧制凤山书院改称），是当时县上唯一的最高学府。从这个学校修业期满的毕业生，就算取得了学历，在地方上享有一定的声誉和地位。乡村除私塾外，还有民办公助的初小，即县上只在经费上给以补助，而老师的薪金仍沿袭旧制，依靠学生三节（端午、中秋、腊八）馈送。后经地方人士的积极努力，虽将部分初小改为公办，但当时政府并不重视教育事业的兴办，且经费不足，设备简陋，师资缺乏，仍无大的发展，故失学儿童很多。
  1935年（民国廿四年），国民党政府将美国分期退还的“庚子赔款”（注）作为发展义务教育的经费，由省教育厅直拨，为筹办短期义务教育使用。1934年冬，我县教育局从全县招考中、小学毕业生17人，送天水师范学校附设短期义务小学师资训练班进行培训。一年期满，回县充任义务小学校长兼教员。
  短期义务小学，是以强迫手段使无力上学的超龄（13—17岁）青少年入学读书，学制一年，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学完语文、算术、自然、史地四门课程。当时，徽县兴办的义务小学有城关、伏镇、泥阳、江洛、麻沿、大门、柳林、永宁、木芦、严坪共十所。每所开办费210元（银币）；经费每月2元，教师月工资18元；所用教材、课本以及学生所需笔、墨、纸、砚均由义务教育专款购发；使用课本，全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印制，保证供应，内容新颖，通俗易懂。我还记得语文中的两篇课文：
  第一课 节俭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件件要拿钱去买，一家费用就很大；前人有句话，省吃省用可兴家。”
  第二课 破除迷信
  东村有个老年人，求神求佛最诚心。
  他的儿子害了病，他也不去请医生。
  等到儿子病更重，才知神佛都不灵。
  那时才想请医生，儿子呼吸已经停。
  抗日战争爆发，1939年经费停发，改由地方筹措，后因经济拮据，短期义务教育就此终止。
  4年时间，接受短期义务教育的失学青少年仅1300余名，但对我县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全县高等小学已发展到四所（城关、伏镇、江洛、泥阳），统一使用六年制课本。而初级小学的课程，仍以四书之类为主，直到1940年以后，改用国家教育部审定的《初级小学课本》。从此我县教育工作向正规化开始迈进了一步。
  注：
  “庚子赔款”——帝国主义通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于1901年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向列强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其中沙俄获得一亿三千万两，德国九千多万两，依次法国七千余万两，英国五千余万两，日本三千四百余万两，美国三千二百九十余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金计达九亿八千二百余万两。八国联军在1900年入侵我国，这年是旧历庚子年，故称“庚子赔款”。
  廿世纪初，中国大批青年到欧洲和日本留学达万人之多，而去美国留学的屈指可数。关国一些较有政治头脑的统治者认为这种形势对今后美国在中国“扩张”不利，于是在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的议案。决定从1909年起至1940年止，分32次按年退还，并规定把退还赔款一部分，作为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经费，一部分在中国开办学校、医院以及慈善事业，以进行文化渗透。北京清华大学即是美国利用赔款在中国举办的一所著名学校。接着日本、英、法等国也效法，列强用中国的钱在中国开办医院、学校，为他们侵略政策服务。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即停止接受“庚子赔款”。1920年苏联政府正式声明放弃沙俄时代在中国获得的权益，其中也包括“庚子赔款”。
  9、徽县师范史略
  马子愚
  1939年徽县各界人士积极努力，创建了徽县简易师范学校，校址设在西寺（今党校所在地），首任校长张翰，聘任教职员工5人，同年8月，招生两班学生110名（其中备取生10名），开学上课，第二年春，师训班招收学生两班59人，1941年11月，张翰辞职，政府派吴治平接任校长，吴任职后，为节省经费建设学校，亲与地方法院交涉，调用犯人十余名来校当小工，在前院盖了教室两座六间，大礼堂一座五间，但办学经费照旧困难，又报请省教育厅设法补助，以济燃眉。1943年2月，教育厅将徽县简易师范学校改为“甘肃省立徽县师范学校”派杨自廉任校长。杨任职期间，大力整顿学校纪律，使校风逐渐好转，为解决毕业班实习场所，杨又与本县教育科研究，将先农初小改为师范附小，派葛维西任校长。
  1944年4月，杨因病辞职，省教育厅派李东岳任校长。
  同年日寇向豫西进犯，河北私立四存中学从洛阳逃迁来徽，校长张荫梧、副校长郭润琴驻观山，有男女学生近千人，高中部学生配有武器，学科分为堂内（初高中学科）、堂外（军事训练），1945年8月后开始招生，截止1949年共招三班学生150名，毕业两班78人。
  张荫梧来徽县后，因与省教育厅长郑汝和有私人关系，故窃取了徽师校长职务。自此，郭润琴兼任了副校长，四存中学老师均兼师范老师，并多报学生人数，籍以达到占用学校经费和补助粮（徽师学生每月补助粮四斗半）的目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四存中学师生于1947年返回河北，同年7月省教育厅派陈国章任校长，徽师才恢复原有组织，一切按规定办事。四存中学教师蒋步天等6人被留用。学校教育走上正规，学生刻苦学习，考试成绩逐年上升。其间，还利用学校余粮，节约的经费修建教室两座12间，办公室2间，宿舍两座14间。
  1949年，陕、甘大部分地方相继解放，国民党军队云集徽县，同年8月，徽师根据省教育厅指令，暂留校长，总务主任看守学校，其余教职员工一律解职。
  1949年12月徽县解放后，于次年元月徽师教师参加了天水、武都两地区中小学教师寒假学习会，结束时天水地区副专员潘光亚宣布，把徽县中学、师范、两当县初中三校合并为徽县中学，内分师范班和中学班两部，分级分班上课，谢承先任校长，马子愚任副校长，焦丽生任教导主任，龙宗尧任副主任，周树仁任总务主任。从两当调入的教师龙宗尧、韩锐、马述、马廷俊；原徽县中学有刘宗向、陈好善、陈修德；徽师的有马子愚、彭耀天；天水地区新派教师有李绍桐、王定一、傅大卫、李云山等36人。开学后，有些学生家长怕这怕那，到校学生寥寥无几，经学校教师反复宣传和地方教师下乡动员，月余后，到校学生仍不过百人，经向地区请示，按当时情况留足教师外，其余教师由教育科暂时安排了工作。
  10、解放前夕在党孕育下的徽县伏家镇小学
  秦琏
  徽县伏家镇小学创建于1934年，是经我县热心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土刘希祖，山炯堂等人积极筹备，在土地祠义学的基础上办起来的，初名“徽县第二高等小学校”，1937年更名为“徽县伏家镇小学校”，1938年又改名为“徽县伏镇中心国民学校”，学制六年，设六个教学班级，初任校长刘希祖，约一年后调任县教育科长，山炯堂继任校长，直至解放前夕。
  山炯堂热爱教育，事业心强，性格刚毅，正直无私，待人诚恳，深受师生和群众的尊敬与爱戴，对伏小的创办与发展是有贡献的。
  1939年2月，党组织从延安派高健君同志来伏小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先后来校任教的还有共产党员吴治国、葛维西等同志。他们团结进步师生，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发展壮大党的组织。1939年初，建立伏家镇小学党支部，山炯堂（1938年12月入党）担任支部书记。从此，伏小便在党的孕育下成长，在党的思想指导下发展，对学校的办学方针和师生的政治进步影响极大。
  在党的指导思想影响下，教师先后在学校门前的左右两边的自色墙壁上和校门砖住上书写了“先造产、后建设、不呼吁、不恳求”和“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红色大字标语以及“有办法、有决心，理头苦干；不呼吁，不恳求，笃志力行”的对联，象征着办学方针，为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开了一个先声。
  这一办学方针不仅写在墙上，而且从校长到教师，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一面坚持教学，一面劳动建校，这在徽、成、两三县国民党统治区是一个创举，影响深远，震动较大。
  在教学方面，特别注意提高教学质量。学校的做法是首先严格控制教学人员，注重师资质量。在一般情况下，教师保持在十五位左右。这些教师不论是上级委委派、推荐或者学校聘请，均择其优者用之。因此，来伏小任教者，大多知识丰富，思想进步，工作负责，有吃苦精料，他们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在校学生300余名，其中绝大部分是男学生，女生较少，仅十几名。他们有伏镇各村的，还有数十里外的江洛、泥阳、游龙、银杏、李家河、栗亭等外乡殷实人家子弟也纷纷慕名而来。开设课程有国文（语文）、算术、自然、社会、音乐、美术、体育、劳动等，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对教与学的要求都很严格，教师的教案，学生的作业定期组织检查，以督促教师认真备课，讲课和及时批改作业。学生学习的自觉性都很高。因此，教学秩序、课堂纪律都良好，学习空气浓厚。为了进一步丰富学生课外知识，引导学生独立思考，锻炼学生融会贯通的能力，设立有图书室，供学生课外阅读，学校还定期举行作文演讲、算术和歌咏比赛，通过评比，对提高教学质量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为了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伏小也很注重体育、音乐、美术课教学。体育设备有篮球架、单双杠、木马、跳高架、跳远坑、秋干、跷跷板、滑梯和自制篮、足球等，除开展各类体育活动外，体育老师还给学生教武术，如国术“小洪拳”、“小燕青”等，以弥补体育课之不足。音乐课教学，教唱的都是革命唱曲和抗日歌曲，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革命情操。美术课除讲授绘画的技巧之外，老师还指导学生画宣传画、漫画，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此外，为了培养学生讲究卫生的良好习惯，学校制订了“卫生公约”，规定每星期六下午为大扫除和大检查时间，老师经常教育学生讲卫生、爱清洁；要求衣服整洁、手脸干净、勤剪指甲。教室、宿舍、周围环境做到勤打扫、勤检查，校内校外无杂草，不随地吐痰，每天倒痰盂、垫厕所，使清洁卫生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学校每年都要种树种花，美化学校环境，使学校绿树成荫，给师生以美的感受。
  由于办学方针正确，措施得力，注重提高教学质量，培养的学生大都成绩优秀，毕业后升学考试名列前茅。伏家镇小学有别于其它学校的另一个特点，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师生除搞好课堂教学外，还挖地种菜，割竹子盖房子，开堰渠修磨，搞勤工俭学，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创新。
  伏家镇小学是在土地祠义学的基础上创办起来的，随着教师和学生的逐年增多，学校急需发展，而校舍少，且年久失修，破烂不堪，急需维修和增建新房，但政府不拨款，面临这一困境，山校长召开教师集会商议，决定勤工俭学，自己动手劳动建校。为了解决资金困难，校长带头捐献两元四角，接着教师每人捐献一元八角至二元。（当时教师待遇月薪九市斗粮、折合小麦144斤），连同学校多年积累的一点校产，首先修建了两座水磨，而后又增建了一座立轮磨，在修水磨的过程中，山校长亲自带领师生到十里外的风崖沟、石沟、海龙沟、尖山沟、北禅寺等地割竹子、割茅草、砍木料、抬石头、砌石墙、编竹笆、开堰渠。这一勤工俭学活动为学校增加了收入。经过师生年复一年的辛勤劳动，用自已的双手维修了旧房，扩建了新房，改善了办学条件，充实了教学设备和体育用具，勤工俭学活动不仅为伏小发展打下了物质基础，而且对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起了积极的作用。
  伏家镇小学有别于其他学校的再一个显著特点，是加强学生的品德教育，造就革命人才。伏小的创办和发展，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党组织先后派高健君、吴治国、葛维西等同志来县，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伏小师生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进步师生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活动。每逢星期二周会或节假日集会，他们常常给学生宣传抗日救国的形势和任务，讲历代民族英雄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华北、华东军民英勇抗故的事迹以及革命故事等等。山校长还经常给学生讲自己的亲身经历。通过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学生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对学生进行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激励学生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在课堂上教唱革命歌曲，所唱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曲》、《神枪手》、《长城谣》、《太行山》、《打回老家去》、《流亡三部曲》、《枪口对外》、《到敌人后方去》等。与此同时，学校还组织师生宣传队，利用节日和寒暑假进行宣传演出，演出的有《流亡三部曲》、《打东洋》、《骂汉奸》、《盲哑恨》、《汉奸的下场》、《放下你的鞭子》、《赵母买枪打游击》等歌剧节目。有时，老师还利用星期天去初小进行辅导和演出，宣传抗日，受到群众的赞扬。
  此外，学校师生还经常举办墙报、漫画和讲演活动，利用墙报写文章，画漫画。抨击国民党的政治腐败，揭露日本侵略祖国山河的滔天罪行。如徽县二区（伏家镇区）区公所的头头利用职权，巧取豪夺、多派粮款，从中贪污抗日捐款，又趁拉兵之机，敲诈勒索、绑架群众，欺侮百姓的罪恶行径不断发生，群众敢怒不敢言。对此，伏小师生人人义愤填膺。1939年4月，在校长山炯堂、教师高健君的领导下，学生数十人高喊：“反对苛捐杂税，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康笃”的口号，冲进区公所，惩罚了该区区长康笃，吓跑了副区长殷汝南。这次斗争不仅深得伏家镇群众的支持与拥护，北小、泥阳小学也派学生代表来校声援和慰间，取得了一次学生运动的重大胜利，象这样打击贪官污吏的学潮以后还进行过好多次。
  伏家镇小学从创办到解放前夕的峥嵘岁月里，不仅造就了一批有知识的人才，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里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高健君同志曾先后发展李如桂、王智若、姚承祖、倪永进、李聚才、石泽、何理邦等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培养了背干，这些同志对掩护地下党组织进行革命活动，为解放徽县，支援人民解放军南下起了重要作用。不少同志后未都成了省、地、县的领导。如高健君、吴治国、葛维西、山炯堂、窦昌、张力冲、李如桂、姚承祖、石泽、杨彦明、王智若、段奕章等同志，解放初期就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也有的成了教育战线、工农业战线、财贸战线的骨干。根据统计，伏小毕业的学生有担任县乡以上领导职务的干部25人，大学生8人，中专生10人，担任技术员、工程师、讲师、研究员的11人。
  伏家镇小学在旧社会能办得这样出色，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当时是中共徽县地下党早期活动的基地之一，是山炯堂、高健君、吴治国、葛维西等领导同志工作、战斗和开展党的地下活动的地方，也是中共徽县地下党所掌握的一所学校，它为掩护革命党，壮大革命力量，传播马列主义，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因此，伏家镇小学至今仍值得我们歌颂。
  11、民国二十八年秋徽县北街小学学潮始末
  齐惠林
  民国二十六年冬至二十七年（1938年）春，徽县各高小多次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北街小学师生在上街进行宣传活动中，对投降派散布的“抗日必亡”论进行了有力驳斥，并针砭时弊。这些活动引起一些亲日派的反对，如一位早年曾任徽县第一区副区长的绅土史明甫极为不满，诬蔑诽谤学生们的抗日宣传活动是“共产党反对政府的活动。”
  民国二十七年四月底的一天，史明甫到北街小学闲游，适逢学校中期考试，正进行评阅试卷工作。史于窗外瞅见吴治疆老师在合计其子史效光分数时少算了几分，遂闯入办公室质问、辱骂吴老师有意舞弊，吴老师复核后表示因自己疏忽合计有误，及时作了纠正，并再三解释，赔礼道歉。史坚持不让，便找校长吴治国，要求让他儿子退学，发还中期考试卷。吴校长和几位同事商议后答复：准予史效光退学，但试卷不能退还。史唆使儿子将此事闹到教育局，教育局长赵希献，责成督学马继良封卷审查。史效光在谩骂老师及学校时，引起很多学生围观哄笑，史旋即把羞怒转向众人，引起公愤。学生们认为，史效光之所以故意找岔，控告学校，辱骂老师及同学，均是受其父指使所为，群起拉史效光去他家质问其父，双方在质问争辩过程中，发生撕打酿成纠纷。于是学生拉史明甫到教育局面理，赵希献局长问清原委，责令学生速回学校上课，并将史明甫请到办公室，给予安慰，表示一定严肃处理。
  次日，史明甫上书县政府、县党部、地方法院、教育局，请求咎办学校，并说学生的这次行动是由北小教师范连元、吴治疆二人指使干的，学生到他家打闹，使他家损失东西折银百余元；而学校则以史明甫故意寻衅闹事，破坏学校名誉，呈请县政府及法院对史严加惩办。双方互控，形成对峙局面。
  教育局一方面认为学生自由行动，不成体统，不问有无理由，均应予以处分；另一方面，命督学马继良复查史效光历年各科试卷。不日，学校报告教育局，已将闹事学生各记大过处分两次，以示惩处。同时，马继良将复查结果也书面报告教育局：“该生成绩不佳，留级未必不合，试卷弊端亦未查出。”还将复查结果，转报县政府、县党部、地方法院等各方。经且商会主席马志骏、县农会干事长刘裕祖、民众自卫大队长周锡瑞、财政监理委员会主席刘子烈等出而调解。请求各方上级暂缓处分学生，县政府指示教育局“准予从速调解”。即由当事人史明甫与北小代理校长汪盈科，暨各调解人出具和息文件，呈各受理机关销案。
  史明甫一面承认调解，一面却于翌年夏，将学校及两名教师、三名学生及其家长，控告到甘肃省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将此案批转到武都分院审理。八月，武都分院票传北小老师范连元，吴治疆、三名学生及家长，赴武都分院等候讯问。各被告分别向武都分院具状申辩，校方亦以此事系团体行动，且路途遥远，学校教务繁忙，不能分身，呈请教育局，致函武都分院，申诉理由，请求派员调查处理，武都分院未准。几天后，武都分院开出庭审日期，票传被告如期赴武都听候讯问，地方士绅均认为这件事情节细微，但牵扯面广，况且双方已同意和解了息。也致函武都分院，但武都分院不理采地方士绅们的请求，作了缺席判决，校方败诉，被处罚金叁百陆拾元（范连元、吴治疆、学生家长二人各陆拾元，学生三人各肆拾元）
  此案判决后，校方因为牵连太大，准备忍辱接受，不料史明甫竟又秘密提起上诉，复经省高等法院武都分院票传学校，校方不得已即派范连元赴武都候讯，因一时无人作保，法院处以保证金银洋两千元，因款额过大，一时无法筹措交纳，范连元被羁押系狱。消息传到徽县，师生群情激愤，遂于九月九日宣告罢课。次日，拒绝了地方各界关于先行复课的劝导，坚持范不出狱，势不复课！
  十一日，北小校长吴治国，再次上书教育局称：“学校师生群情激愤，坚持范不出狱，势不复课的要求，学校只能尽力维持秩序，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请求教育局给予指示..”
  同日，徽县教育会、商会、农会、凤山学会、回民教育促进会、赈济会、抗日战争动员会、抗日战争后援会、禁烟会等九个社团，全县各学校函致武都分院，恳请先行放人。与此同时，县教育局亦致电武都教育局任事的徽籍人士杨希震，请他就近想办法调停息讼。并致电甘肃省教育厅长郑通和，恳请他电饬武都分院，先行放人，再以合法程序判决。
  与此同时，全县各学校纷纷声援北小，派代表进行慰问。并集体向教育局请愿，两当县东小派人专程来北小进行慰问，表示声援。
  在社会舆论压力及各界多方的努力下，由县教育局派鲁云州专程赴武都，与杨希震配合，上上下下，从中斡旋调停，武都分院也同意双方就此撤诉息讼。范连元十二日获释，学校遂于十三日恢复正常。
  12、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驻徽见闻
  秦琏
  1949年7月，我西北野战军与渡黄河西进的华北十八、十九两个兵团配合，与胡宗南主力决战于扶眉地区（即西北战场上有名的扶眉战役）。决战结果歼敌四军四万三千余人，揭开了西北战场全面进攻的序幕。之后，我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西北地域大举挺进。一路从平凉进军宁夏；一路沿宝天铁路翻越秦岭，过利桥攻占天水。尔后，长驱直入攻陷兰州，捣毁了马家（马步芳、马鸿逵）老巢。
  7月中旬以后，国民党军队在扶眉战役失败和宝鸡、天水的相继解放后，便把遗退下来的军队布防于东起秦岭西至徽县境内的太白、高轿、麻沿和成县的黄渚一带，进行负隅顽抗，企图巩固川北，伺机反扑。故徽县便成为当时国民党军队苟延残喘的据点。
  国民党败退到徽县的军队有胡宗南部第一军所属的七十八师、——七师，布防于双石铺、两当、永宁一带；骑二旅于江洛、泥阳、上坝一带；第一师于银杏树、伏家镇一带；十八兵团的六十五军3000多广东兵于旧城、牟坝、高楼等地；九十军三万多人从天水撤出后布防于麻沿、江洛、泥阳、黄渚和成县。与此同时，国民党天水专员公署及保安司今部亦退驻徽县。为了巩固其反动政权，除训练派遣特务外，并在我县成立特务队，县长胡晋一任队长，徐希孟任副队长。专员公署撤至我县后的几个月时间，军政官员都乘机扩充势力，保全自己。期间，专员高增级以保安六团为骨干成立“新二师”，高兼任师长，陆在纯（原某保安六团团长）为副师长，并收编徽县、两当自卫大队，专署警卫队及公务勤杂人员，分设两团六营约500余人。保安副司令王明五亦以特务队的骨干，利用“红帮”大爷李士杰在全县各地摆香堂，哄骗广大青壮年编为警卫团，王任团长，陈庭杰任副团长，吴建基任团副，共六营约400余人。刘世英在接任徽县县长仅两个月时间，也以警察局为主，包括政府公务员，各乡镇人员编为保五团，刘任团长，共三营约200余人。
  1949年7月底，徽县伪县长胡晋一为巩固其反动政权，亲率特务队围剿我地下游击队驻地刘家庄（原伏家镇酒精厂）。8月中旬徽县成立了“党政军联防委员会”。九十军在泥阳缙绅张翰家开办“臣字部队”干部训练班。军长周士瀛在讲话中提出要“争时待机”，利用作战间隙进行近似实战的实弹演习训练，并在江洛、泥阳等地组织“反共除奸团”。还直接向各保派出指导员（一部分是由教师担任），催粮、要款、组织担架等，军部政工队办有快报，进行反动宣传、胡说什么“共产党来了，干过公事的保、甲人员都不得活”，“共产共妻，连娃娃都不是自己的了”，还有“望蒋杆”，即把人绑上高杆，问你看见“蒋介石”没
  有..，以此欺骗群众，蛊惑人心。专员高增级又令我县各乡镇抽调知识青年去武都进行训练，返回后充任乡镇指导员，加强保甲组织，防止我地下党的活动。国民党驻军在华双公路、江武公路沿线及集镇都设有关卡，行人凭证通过，白色恐怖更为加剧。8月下旬，在“党政军联防委员会”策划下，进行第二次围剿，由敌军一师团长罗志德，县长胡晋一，警卫队长马发广带正规军和县自卫大队共700余人，对伏家镇街市、红崖湾及协和乡的普陀进行重点围剿，搜捕我地下党领导人。在两次围剿中，杀害我游击队员郭茂盛，杀害无辜群众李永福、余顺娃、杨春茂，逮捕共产党员吴克明、张守成，群众崔房儿，吴克勤等。围剿的敌军在胡晋一的亲自指挥下，进入伏家镇后挨户搜查，共抓去100多人押在关帝庙院内（伪伏家镇镇公所驻地），架起机枪，胁迫群众供出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人，结果一无所获。在其阴谋破灭后，更加穷凶极恶。他返回县城的第二天晚上，在西寺（现党校校址）旁杀害地下党员王玉山，西门外杀害我交通员杨应才，群众丁义安三同志。他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将伏家镇、协和（即红渠）一带划为“特区”，在西沟村建立“两乡特区政府”，由县军事科长边时芳带领一个中队和便衣特务坐阵，推行五户联保连座切结政策（即五户一组具结的办法），企图搜查捉拿共产党人，并悬赏缉拿地下党负责人吴治国、葛维西、山炯堂、张力冲中、阎汝昌、张楚珍等16人。他们每天派出数十人分赴各村拘捕无辜农民，刑讯拷打。一次抓去农民柏友朋，天天磨刀，以砍头侗吓，并割掉柏的耳朵，到各村示众，威胁群众。
  盘据在江洛的九十军，为了挽救其失败的命运，进行各种反共活动。他们以“共产党”嫌疑抓去曾任过伪政府民政科长的何家猷，师范学生钟正，外地上学返家的学生山俊峰（地下党员），施用电刑进行逼供，均无所获。何、钟家筹款赎回，山被解往武都后才营救出来。他们还捏造罪名，残杀无辜，在江洛以“共匪”罪名枪杀了两人，一名叫周正五终不明身份，另一名过路百姓被该部途中抢劫后杀害，谎称“共匪探子”，以掩人耳目。还经常派出侦探潜往各地进行活动。
  当发现我游击队“龙王洞”驻地后，于11月20日出动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前往围剿，地下党员茹素、赵文选、申茂林牺牲；张怀德、范志西、李明德受伤；抓走地下党员周生让、徐明富、杨义容及群众共52人。周途经四条岭时逃脱，徐、杨被害于成县和康县。12月1日溃逃时，别动队在队长贠益的策划下，摘去帽徽、肩章，伪装中国人民解放军，路经协和乡郇家庄时，诱捕地下党员郇升林、郇耀林、冯生祥、刘汉英等人，杀害于黑楼房。是日在泥阳还打死地下党员文玉山。驻扎在县境的广东兵，也于夜间拦路抢劫。一次游击队员修枪返回时，在旧城通往南巷子的十字路口，对面来了一广东兵擦身而过，听到衣服口袋内子弹相撞声音，误认为是“白元”，企图进行抢劫，被击毙于路旁。窜扰在嘉陵一带佩带“捻”字符号的敌军撤走时，抓去地下党员张茂青等数人，途经严坪时被群众拦截救回。
  1949年后半年，只有十二万多人的徽县竟驻扎国民党军队近十万之众。其间军粮、柴火、麸皮、马料、饲草等，催收不休。什么临时费、应变费逐月增加。强壮男劳力逼迫给军队送面粉及其他生活用品。近则背送到高桥、麻沿，远则背送到双石铺、白水江等粮点。在运输途中，因病倒于路旁者，随处可见，致使父母不能相见，夫妻不能团圆，妇女还要负担做军鞋、袜子、单衣、棉衣等差事，这些沉重负担压得百姓无喘息之机，如稍有懈息，便遭催收士兵的毒打，妇女常遭凌辱，少妇梳假发髻，蓬头垢面，闭门不敢出外；拉夫、抓兵逼得青年不敢回家，公路沿线的殷家沟一带，民房门窗、家俱等均被砸毁当作燃料烧掉，徽县的民众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惶惶不可终日之中。
  11月底，苟延残喘的国民党军队，闻讯甘肃、青海解放，新疆和平起义。马家残军彻底被歼，他们为免灭顶之灾，在溃逃时干尽了破坏之能事，炸毁桥梁，挖断道路，拆毁电杆、电线，挖陷坑，埋地雷，设障碍。但这一切均未能挽救其覆灭的命运，12月3日晚国民党军队全部南逃，徽县境内一片光明，地下党带领群众恢复交通，筹备粮草，维持社会治安，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宣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迎接徽县的解放！
  对于徽县的这段历史，群众编唱的民歌就是当时的生动写照：
  四九年（以下时间系农历，下同）快解放，国民党蒋匪帮，又抓兵，又抢粮，人人受惊惶；张三拉了去，李四没回来，隔壁的老婆儿哭着肚子饥。
  五月里午端阳，胡宗南扶眉打败仗，马步芳败在渭河两岸上；退到秦岭梁，又整人，又放枪，百姓遭了殃。
  六月里热难当，家家碾麦忙，残军队没死的，退到我地方，家家都住下，到处都占了，碾下的早麦子，都被刮个光。
  七月里，秋风凉，真是没处藏，又要面，又要米，百姓苦难当！背高桥，运略阳，路上少来往，背到双石铺，派到白水江，大雨下，河水涨，一去不还乡，东家望儿回，西家盼郎归，哭的哭，想的想，信息全杳茫。
  八月里，雨水涝，棉衣天天要，交了派，派了催，逼死掌柜的！棉衣交了去，军鞋又派来，支高梁，拉借帐，黑明不安然。
  九月里，九重阳，老广军队如虎狼。可恨那九十军，挖路拆桥梁，电杆齐拔光，人抓光，粮要光，百姓的银钱齐揽上。
  十月里，降寒霜，“红帮”设香堂，年轻的小伙子，被骗上了当！下四川，跑的慌，无有粮和饷，挨饥饿，受冷冻，实在太冤枉。
  十一月，天气晴，解放徽县城，唱大戏，扭秧歌，人民喜洋洋，从今后穷人们，自己把家当。
  13、民国时期徽县邮政概况
  孙继先
  徽县的邮政通信，于民国五年只在县城西街设过代办（私人），办理邮政业务。民国十年，徽县创建邮政局，属甘、宁、青邮政管理局管辖。首任局长杨绍勤（天水人），办事人员窦迎春，当时邮件全靠牲口驮运至天水。第二任局长王纯青（天水人），于1923年离职。1923
  年至1951年间，邮局历任局长是：冯克恕、安锡龄、董鉴潭、施宪章、薛庆余、张彦彬、张承伟、姚曦明、程楠等。
  1946年以前，只有天水至双石铺汽车邮路一条，途经两当、永宁、徽县、江洛等地，都设有代办所，1947年至1949年，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忙于军运，迫使民邮改为驮班邮路。昼夜兼程运输邮件。另外，徽县至自水江（属陕西略阳）有隔日步班邮路，邮差王成德。
  民国时期，我县农村没有邮路。1944年以前，仅在江洛镇设有邮政代办所一处，伏家镇信柜一处（只售邮票，收寄平信）。1944年之后，陆续在大门、高桥设立代办所。当时，外地邮来的信件，凡属城郊农村的，均由四街私人商号捎转。如东街的“复春堂”、北街的“太和堂”、“同春鹤”、“复盛合”和南巷子的“天锡涌”（酒业）等。这些商号较讲信誉，顾客盈门，分别捎转四乡私人的信件，给商家也赢来了更多的顾主，使他们的生意更加兴隆了。偏僻乡村的民众通信，极为不便，广大村民颇有“家书抵万金”之感。无论古时的邮驿，还是民国时期的“中华邮政”，都是专为官府传递文书的，不办理民间私人往来信件，邮政成为统治者工具之一。
  民国时期的邮政人事制度极为严格，不论员佐差工，都是经过严格考试录用的。邮务员（分甲、乙等级）、邮务佐（属于职员最低级），如小县的邮政局长，必须是邮务佐、乙等邮务员担任。专区或较大的邮政局长，只有甲等邮务员才能任其职。局长以下的为“信差”（即今之市内投递员），工龄长者，可在内部任营业、分拣封发之职，新入局者专作市内投递工作。
  笔者是1943年就业于徽县邮政局直至解放。当时，只有邮政局长薛庆余（兼财会）一人，信差张汝鑫、王仁泉、孙继先三人，张、王二人在内部办理业务，孙继先专搞市内投递。那时的市投工作、异常艰苦，既无自行车代步，又无工休日。全城仅我一人投递，每天一次，东至东关清真寺，西至师范（今党校），北至山神庙，南至旧城三官村。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点灯吃饭，当时最辛苦的要算“邮差”（驮班），不分昼夜，风雨无阻，凡有病事假，雇工费用自负。邮差终年辛苦，难得温饱，若病假长者，就被解雇。如丢失信件、酗酒、闹事、打架..，即被开除。
  1949年12月，徽县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邮政事业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员和设备不断改善；城乡邮路，四通八达，投递邮件，准时无误，真正成为人民的邮政了。
  14、浅谈华双公路的重要地位
  吴谦
  徽县有史以来的第一条公路——华双公路，建成通车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是徽县境内通汽车之始。
  华双公路西起通渭华家岭，东至陕西省凤县双石铺，故名“华双公路”，全长414公里。是纵贯陇东高原和陇南山区的交通大动脉；是连接陕、甘两省沟通西北和西南的联结干线。对加强西北、西南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人民群众的互相往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双公路，其中在徽县境内120公里，占全程近30％。沿线纵贯徽县北部山区及东部丘陵区，沟通了麻沿河、江洛、游龙川、伏家镇、银杏、城关、东关、永宁等，占乡（镇）总数近50％。沿线气候温和、森林茂密，自然条件好，出产丰富，是粮食及农副土特产品的主要产区。城关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江洛、伏家镇、麻沿河等乡镇，既是商业重镇，又是交通要道。
  纵观徽县的古往今来，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诸多因素中，华双公路建成通车是一个重要因素。从它通车之日始，就发挥着改变徽县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的历史面貌；促进着徽县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为建国后公路事业的开拓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华双公路对左右徽县交通运输事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徽县自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始置河池县距今2100多年来，就是陇东南门户和军事重镇。它东通关陕，南扼巴蜀，西靠陇阶，北通陇塬，为秦陇之屏障，控巴蜀之门户。军事征战、经济、文化交流，为川、陕、甘三省交通的必经之地，古为故道的枢纽；今为西北、西南的通道。境内群山环峙，江河合围，关隘扼喉，地形险要，进可攻，退可守，故为历朝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然而，徽县地处陇南山区，交通不便。虽然驿道运输畅通，但只能供驼队、马帮、挑夫长途跋涉，运输全靠人背、肩挑、畜驮，严重制约着生产的发展，物资的交流。远山区的羊肠小道、栈道，人不能并行，货不能移肩，千百年来，人民吃尽了交通不便的苦头。自1938年华双公路通车，初步改变了徽县交通闭塞的落后面貌。至此，徽县成为西北、西南民间及官方贸易往来的必经通道，物资交流日益繁荣，经济地位日益提高。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相继沦陷。同年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都四川重庆，西北、西南便成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交通运输显得尤为重要。当时玉门的石油，徽县的酒精、枪托、火硝等物资都需要抢运到四川重庆。为此，抢修华双公路成为当时刻不容缓、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于民国二十七年初，国民政府电令甘肃省政府建设厅，限六个月内抢修通车，当年4月，加紧督工赶修，每天有万余人投入施工，6月底修通，12月底土路试车成功。桥涵、护坡等配套工程随后相继完成。第一期工程华家岭至天水段全长180公里，简称“兰秦公路”，于民国二十一年至民国二十四年修通，天水至双石铺段231.3公里，为第二期工程。全路工程总价2557600元（法币），每公里平均造价6216.33元。华双公路通车后，国民政府相继在旧城、泥阳、伏家镇办起三座酒精厂，利用徽县盛产白酒，提炼酒精。支援抗日军需民用。
  建国四十年来，徽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大力发展公路交通事业，现通车公路104条，总长1020公里，是建国前的十倍，建成了以县城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公路四通八达，城乡沟通，干支结合的网络。现在可以说达到了货畅其流，人便其行。而所有新修的公路，均以华双公路起到了“大骨架、大动脉”的主干作用；其它支线公路，起到了“毛细血管”的网络作用，是华双公路的继续和发展。前者为后者创造了良好的开端，奠定了基础；后者为前者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增强了后劲。
  华双公路是甘肃早期公路之一（仅次于西兰公路），在陇南山区是首屈一指的，在徽县更是空前创举。实为一项上慰祖先，便通当代，造福人民，功益千秋的伟大工程。但修建华双公路的起因及历史背景却鲜为人知，笔者不妨作以简要介绍：民国十八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长薛笃弼向国民政府呈文“甘肃之天水地区连接甘、陕两省，出产甚多。如由兰州筑一汽车路至天水，名曰兰秦汽车路，计长356里，则甘肃省之物产输出较易，而与川、陕之交即便，甘民尤以赖之，该路工程约需80万元，该省当前贫困，又遭旱灾，大旱三年颗粒未收，拟请政府拨款协助办理，以上拟以甘、陕两省以工代赈办法，一为兴修水利，一为便利交通，均属两省之必要。”甘肃省政府于同年5月发出训令，责成建设厅拟定《修建兰秦汽车路办法》。民国十八年底，全国经济委员会批准甘肃省徽县、成县、两当县、陕西省凤县四县县长联席会议请求修建华双公路的呈文，并会同建设厅调查了沿线经济工程情况，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为适应抗日战争的军事需要，加速了抢修华双公路建设的进程。
  因时间紧，投资少，技术力量不足，材料缺乏等原因，工程质量低劣，多系土路便道，如遇阴雨连绵，水毁塌方，中断交通，处于晴通雨阻状态。所谓通车，只不过天水至双石铺段路基雏形初具。于民国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才先后铺垫了碎石、砂砾路面，并修建了麻沿河、江洛、石佛等桥梁。当时的所谓桥梁，都是木架桥或石台木面桥，经受不住洪水冲击。如永宁河大桥，在1943年5月以前就有一座木排架木面桥计27孔，跨度6米，全长168.22米，竣工同年被水冲毁。1945年2月又重新建成2孔净跨10.5米及11孔净跨12米，全长153.4米的钢筋混凝土大桥，是徽县境内有史以来第一座大型公路桥。
  15、华双公路徽县段筑路概况
  ——兼述承包商在筑路中的不法行为
  范连乾 陈修德
  华双公路起自西兰公路之华家岭，经过通渭马营、秦安、天水、徽县、两当至陕西凤县之双石铺，与西汉公路相接。50年代前，徽县境内154公里。后因行政区划变动，今为119公里。由原“西北公路总局”设计，招商承修。民国二十六年开工，二十九年筑成。全部筑路费2557600元（法币），每公里造价6216元。
  徽县地处陕、甘两省南部，华双公路未筑成前，县境内仅有几条经行道路，供往来商旅行人及背挑畜驮行走，进行物资运输。各村落间只有羊肠小道，由于交通落后，致使丰富的资源无法开发利用。社会经济潇条，商品交换困难，经济的发展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建设厅奉令筹备修筑华双公路，以沟通甘、陕、川三省交通，便利经济上的开发与军事上的需要。于同年开始，分段施工，华家岭至天水段先行通车。民国二十七年，路始筑至徽县。
  “七七”卢沟桥事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作为大后方支援前线抗日，交通运输显得更为重要，而华双公路还未筑成通车。加紧修通华双公路，成为刻不容缓的重要事情。
  民国二十七年元月，甘肃省政府训令：“限六月底通车，十二月底全线通车”。当年始加紧督工赶修，筑路工约万余人，于六月底，第一辆汽车到徽县，七月华双公路全线通车。当时所谓全线通车，只不过是天水至双石铺段路基雏形初具，且多系土路便道，如遇天雨连绵，塌方严重，车即不能行走，处于时通时阻状态。民国二十八年再次拓宽整修，二十九年底正式全线通车。
  永宁河建木桥一座，长168.22米，民国三十二年被洪水冲毁。民国三十三年，由原西北公路局设计，中国桥梁公司承建钢筋骨水泥桥一座，长155.4米，宽4米，高6米，最大载负量15吨，民国三十四年竣工（1949年秋国民党军队退却时将桥拦腰炸断，今系后来重修）。沿途小河沟渠，则为过水桥，砖石拱桥或简易木桥。
  这条公路，天水至双石铺段，山大沟深坡陡，工程十分艰巨。与西北公路局签订合同承包施工的西安“宏记公司”和“钰兴公司”，筑完华家岭至天水段，随即停工。后虽开工，但工程进展缓慢，质量上承包商偷工减料，不严格按合同办事，以致徽县至双石铺段，修了三年余才完工。
  西安“宏记公司”和“钰兴公司”在承包筑路期间，无视合同中“不得以任何名义乱砍滥伐沿途群众树木，强占和毁坏民房”的规定。该公司在施工中阳奉阴违，仍然强占和毁坏民房，假国家之名，大量乱砍群众树木，群众向各工段老板（负责人）索要价款，他们蛮横胡扯，拒绝付款。为此发生筑路工人与群众吵架斗殴，事态越演越烈。县农会（理事长刘希祖）与地方人事纷纷向政府具文申诉，经与承包公司协商，承包商佯言，论价赔偿，而实际未见行动。以此政府会同参议会向省法院提出公诉，一面电函当时任西安警备司令的李铁军，请其协助办理（李任旅长时在徽县驻防多年，与地方人士过往甚密，交情很好），政府并派黄程九去兰州与承包公司辩理。
  民国三十年冬，西安警备司令李铁军应徽县民众之请。将“宏记公司”和“钰兴公司”经理孙子宏、孙世雄专车解送兰州沈家庄看守所。黄程九在兰州感到人地生疏，事情难以进展，遂与当时在兰州开会的县教育局长周锡玳商议，周指派黄的长子黄家祥出庭与承包公司争辩。黄在法庭上据理陈词，以充分的事实，要求承包商必须按照民众损失情节，折价款一次付清。为了解事实真相，省上派李汉达来徽县调查此案原委。回省后，调查所得与徽县所呈事实完全相符。甘肃省法院根据认定事实判决：西安两个承包公司败诉，令其将应付的树价款，限期如数付清，被押的孙子宏、孙世雄亦同时释放。纠缠年余的徽县民众公诉华双公路承包商的不法行为和拒付所用树款案，至此方告结束。
  16、徽县民国时期的地方武装及其变化情况
  张淮江
  一、民团：清朝末年，已有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保卫地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武装力量，当时，县城周围有以商人出资组织起来的“商团”，以回民筹资组织的“崇义团”。之后，在乡村亦有地方豪绅筹资兴办的乡“民团”，这些民团以大刀、长矛、土枪为武器，在应付手持刀棒的土匪（群众称之为棒客）抢劫中起了一定作用。
  而地处甘肃边陲的徽县，长期处于军阀势力争夺之重地，第一次北阀战争中，吴佩孚部孔繁锦率兵踞天水（时称陇南镇守使）统治陇南各县近十年。故徽县各级地方政权机构，仍沿袭满清政府的一套，把县政府叫“衙门”；县长仍叫“县知事”。衙门里设有三班（即民班、快班、状班）衙役，为县知事所指挥的一种武装力量。县以下有八铺、十八里、六所，对铺、里、所的管理，由衙门里派一名衙役为管铺人员，称之为“当家人”，总揽所辖区域内刑（大要案由知事管理查办）、民事讼诉的办理；催收粮款、维护治安等；乡约、地方、庄头则为当地行政人员，直接受当家人的指挥，各村庄为防棒客之抢劫，各村民以轮流巡夜方法（巡夜人敲锣或打梆子为号）即可防御之。
  1926年5月，冯玉祥部刘郁略任甘肃省军政主席后，令其第一师张维玺率兵攻取天水；盘踞陇南近十年的孔繁锦率部败退，经徽县逃往四川，其残部流落徽县为匪（徽县始有武装土匪），盘踞在一部分山区，危害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
  孔繁锦退走后，废除了旧的县、乡政权机构，改衙门为“县政府”；县知事叫“县长”；把县以下设为区，每区有一个民团，约二、三十人，每逢初一、十五集中训练，仍以刀、矛、土枪为主要武器，初组建时，政府也曾借给为数不多的枪支，但时间不长被收回，民团的主要任务是剿匪、维护地方治安等。民团之组成，也是我县地方武装之始。
  第一区：城关、水阳、银杏等。区长贾玉山、史明甫，团总王鼎九；
  第二区：永宁、元柏树、焦家沟等。区长谢子祥、石昶、王雄汉、周子进，团总石昶、王吉；
  第三区：伏家镇、栗亭、剡家坝、泥阳等。区长肖志西、山映瑞、王信之、李崽山，团总殷福堂、山映瑞、李崽山、陈尚之；
  第四区：大河、上下山、虞关、申家河、严坪等。区长李继堂、刘蓝田、尹金邦、何文舂、周锡进、杨梓、王芝林、王作桩。团总李继堂、周锡进、杨栋、周锡林、刘兴邦；
  第五区：大门、大成、麻沿等。区长杨子恒、杨作栋、张文林、锁机、古希贤，团总杨作栋、锁机；
  第六区：榆树、太白、硖门。区长王举贤、王汝贤、杨桂林、刘相贤、赵生德。团总李士杰、剡继业、袁好学。
  1930年后，县上设有总团、团长王明五。
  1931年，盘踞在徽、成一带的土匪王佑帮，被马廷贤所收编并命为陇南镇守使副司令。司令部驻成县，辖武都、康县、成县、徽县、两当五县，王借此机会，收编所辖县的民团及零星土匪，以扩充自己的力量。徽县民团被收编后，大河、偷树、江洛编为一个团，团长杨志恒（大门人），编后开往武都驻防；伏家镇、城关等编为第二团，团长王明五，仍驻防徽县；还从第二团中抽调了一个连和收编白水江、九股树一带的股匪姬星魁（河南人）编为第三团。时派刘志烈为团长。军费、粮由地方负担，自此，徽县民团宣告结束。
  二、保安队：1931年，县上建有一个保安队，后扩大为保安大队，下辖三个中队，约三百人，胡宗南部第一师驻徽县后，重新调整了组织并加强领导。除保安大队长仍由县长兼任外，并抽调其部一旅三团傅克清（后上吊自缢）充任大队副、中队长王旬川（第一师军官），军需牛世芬，副官鲁庭芳，下辖三个分队，分队长分别由陈民德（江洛人）、廖德明（泥阳人）、吕国贤（麻沿人）担任。第一师调离徽县后，大队副由徐希孟担任；中队长分别由李仕杰、常清杰担任；分队长由杨振山、山致堂、白世杰、胡金海、潘广才、欧阳平担任。1938年，保安大队副由天水专员公署派杨新民担任，后由哈中和担任。1941年，甘肃省政府通令将各县保安大队进行改编，并由省政府直接指挥，徽县保安大队编为保七团，开往天水驻防。
  三、义勇警察大队：1937年，为适应抗日战争之形势，徽县组建了义勇警察大队，其任务是：随时待命开往前线参加抗日。大队副由周祥庭担任；下辖两个中队，傅宏化、李崽山任中队长；六个分队，分队长由刘继承、温玉魁、周锡琏、周冠军、廖德明等担任。后改为警察总队，县长余惠田兼任总队长，辖保安和义勇警察大队，不久，保安大队副徐希孟与警察大队副周祥庭，因个人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而发展到尖锐阶段时，徐希孟率部包围了义勇警察大队部，收缴了武器，绑架了大队副周祥庭，后来在全县人民愤怒斥责下，双方冲突得到了解决，之后周祥庭调往天水专员公署，义勇警察大队解散。
  四、社训总队：1938年，县义勇警察大队解散后，随即建立了社训总队，以训练和储备抗日后备兵员为任务，各区亦建立20—30人不等的社训中队。1940年社训队改为国民兵团后，由县长兼任团长，张有锡任副团长，县上有一个常备大队，三个中队约100人；乡、镇有10—20人的常备队，定期集中训练，学习军事基本知识。
  五、自卫大队：1941年，徽县保安大队，被省政府统编省保安第七团调往天水驻防后，县上将原国民兵团改组为县自卫大队，装备有所加强。乡、镇队兵20—30人，配有乡队副一人，由乡、镇长直接指挥；县自卫大队有两个中队共200余人，大队长由县长兼任；大队副周冠军担任。1947年由张有锡任大队副。1949年4月张有锡（地下党员）接受地下党组织的安排，率领第二中队（二中队队长周佐颐系地下党员）剿灭伏家镇袁宝山股匪后，在北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县自卫大队副由王中担任，随着解放战争的快速推进，国民党政府为了作垂死挣扎，对自卫队的武器作了充实，每中队配发轻机枪一挺，并将各乡、镇队兵编为第三中队（仍驻各乡、镇），人员增加到四百多人，解放前夕，被编入警卫团，逃往四川。
  六、特务队：1942年，徽县自卫大队将盘踞在汪川、大门、麻沿一带进行抢劫的股匪苏桂营部进行收编时，因应苏原班人员武器不变更为条件，收编为特务队。利用以匪治匪的方法搞了三年之久。后来，苏离徽县返回盐官坡兜下老家仍为匪，聚众20余人到处抢掠。1946年，徽县地下党组织曾两次派人前往其家做改造工作，让其改邪归正未果。后来苏又潜伏徽县继续为匪，被国民党政府捕获，于1947年以送解天水专署为名，杀于罗家庄河滩。
  1949年春，地下党组织为了迎接徽县解放，豆英杰同志将其所领导的峡门镇公所队兵10多人，带往伏家镇红崖湾参加党的地下游击活动，四月中旬，县自卫大队副张有锡（中共地下党员）在剿袁之后亦参加党的地下游击活动；六月初，地下游击队收缴了汪川镇自卫队的武器，这些都对国民党徽县政府以沉重打击，县长胡晋一惊惶不安，便调徐希孟组成特务队，约30余人，由胡直接指挥，驻县城北药王庙，并派冉多锐去天水进行特务培训。结束后潜藏于伏家镇北街张荣（中共地下党员）店中坐阵，县特务队派出人员配合，侦察地下党的整个情况，特别是地下党领导人的活动和落脚地点，企图一举歼灭，但冉潜藏伏家镇不几日，即被处决。胡晋一得悉此情况后，深知其预谋已久的计划无法实现，便由徐希孟率其特务队并亲自领导，于古历七月初一晚包围地下党游击队驻地原伏家镇酒精厂，抓去李永锡、于顺娃两名群众杀于景家沟门河滩。次日往榆树、高桥一带追捕张有锡，因追捕无效而收兵，自此，特务队再未听到单独活动。
  七、便衣队：1942年，自卫大队组织成了约二十人左右的便衣队，用以侦察各乡、镇土匪的情况，以便进行剿灭。便衣队长由王发正担任，组成人员有队兵和已改邪归正的土匪。后来，便衣队经地下党的思想教育工作，在解放前的几年中，为党做了一定工作。
  八、警察队：民国成立后，甘肃省民政厅长张广建曾令各县成立警备队，并征收警备队经费，后改为警察所。但地处边陲的徽县，长期处于兵匪争夺的混乱局面，各项政令无法实施。直到1933年，徽县始设警察队，由县长直接指挥，配有一名警目，下辖三个班，有警士五六十人，服装统一为黑色、大沿帽，有步枪十多支。其任务是：实施专制统治；维护民国地方政权；搜捕地下党员；服从县长命令；传唤刑、民事当事人；缉拿看管在押犯人；县长升堂时喊堂（站在大堂门口高声喊叫：一队里上堂哩！），站堂；随政府官员外出，维护社会治安；督促检查城区卫生等。
  次年，由省政府派来一名警佐（孔界卿三十多岁，山东人），县上始设警佐室，并配一名巡官，将原警目改为警长；由巡官统一管全县警务工作，警长管理和派遣警士。
  1937年至1943年，历任警佐有马月调（五十多岁，临洮人）、麻秀章（五十多岁，安徽人）、宋盘生（三十多岁，南方人）、陈永迈（河南人）。
  1943年，改警佐室为徽县警察队，警佐陈永迈兼任队长。
  1944年，梁中慎（三十多岁，河北人）任队长，警佐职称自此终止。
  1940年，警察机构曾进行整编。编后，警察队、警佐室并存，是年，甘肃实施新县制，裁撤区署划为乡（镇），并将全省各县划分为六等，徽县划为二等。巡官、区警集中于县府，改编了公安警察归警佐统一指挥。一度时期，县政府内既有公安警察，又有政务警察。
  1945年6月，警察队改为徽县警察局，设局长一名，局员一名，督察员一名，训练员一名，巡官三名，警士三个班。警察局设有户籍、拘留、传达三室。各室由局长指派一名巡官或警长具体负责。
  户籍室：设户籍员一名，户籍警四名，由巡官杨民林负责，户籍员丁文明（成县人）。
  拘留室：由警长马有魁负责，并派警士轮流值班看守。
  传达室：由警长轮流值班，并派警士一名。
  九、神团：它是以封建迷信为主导，以刀、矛为武器，由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团体，它采取净身、炼法、念咒、吞符等迷信形式锻炼自己，借助这种精神力量，抗击敌人。在满清末年，我国人民为反抗外敌和统治者的压迫，曾有“义和团”、“大刀会”、“红枪会”等神团组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虽轰动一时，仍免不了失败的结果。1926年，曾统治陇南长达十多年的军阀孔繁锦部败退后，流落各地之残部，聚集为武装土匪，他们烧、杀、抢、烤时有所闻。这一时期，我县正处在兵匪争夺频繁之际，广大农村处在艰难困苦之中。盘踞在徽、成、西和交界之处的股匪李进学，于1927年2月18日，被西北军追剿时，经胡广、麻沿、高桥等地窜入徽县永宁街，约四百人左右，当时，两当县人民正在组练的“神团”有四五十人，闻讯连夜赶到永宁，夜袭匪巢，当场杀死百名匪徒，余匪连夜逃走。那时，徽县江口一带远离县城，常遭匪祸，而政府又无能为力，当地群众为防匪患，便于1931年在王锡录、杨孝和、杨振林等人的带领下，仿效两当县“神团”抗击土匪的方法，组练“神团”，并从两当县太阳寺请来神团老师罗朝礼，陕西凤县神团老师张天星，进行训练，参加神团的勇士有三十多名。在组训还不到两月时，一天，有百人的股匪，进攻韩家湾“神团”住所。时因团兵纯系青年农民，没有打仗经验，大部于临战前逃避，仅剩六名团兵被匪包围，这六名团兵手执大刀，迎击众匪，使匪徒之步枪失去了迎战的作用，只好退走。这六名团兵以少胜多的事实，大大鼓舞了斗志。此后，曾几次主动袭击匪巢，并在甘沟与匪相遇，战斗中，缴获步枪四支。在帽科山一次剿匪中，虽赶走匪徒，而神团伤亡团兵马玉东一名。江口一带的“神团”在两年中，五次剿匪，共缴获步枪八支。自此，匪徒不敢在这一带枪劫，人民生命财产得到了保护。
  1934年（民国23年），国民党徽县政府将永宁（江口一带）设为第二区，区长石昶，副区长周汝贤，对江口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的自卫武装力量，恐其继续壮大起来，难于统治和管理，曾报请当时政府，以行政手段解散了“神团”，并没收了从土匪手中缴获的步枪八支，团兵调往区署训练后，将其编入区自卫队和县保安队。自此，“神团”皮迫宣告结束。
  17、王明五“警卫团”散伙经过
  牛维熙
  1948年夏，胡宗南部队在陕北失败后，我从他的第一旅连长任勾偷跑回家。第二年秋，王明五在徽县成立警卫团，我被拉了进去。警卫团从聚众到散伙，只有三个月时间，现就我耳闻目睹的经过和青况，作以概述。事隔三十多年，遗漏和不足之处，希望知情者纠正和补充。1949年8月，天水、兰州相继解放，国民党第四区天水专员公署逃迁徽县，驻于城内东街文庙（今县人民政府址），每日例行公文，凑合局面。专员兼区警备司令高增级一到徽县，就迫不及待地纠集王明五（区警备副司令）组成“警卫团”作垂死挣扎，为了迷惑人心，又以“红帮”“兴华山”名义，高、王二人分任正、副山主，并派老红帮头目李仕杰出面，在我县城关、伏家镇、泥阳、江洛、永宁等地，以江湖义气为幌子，摆设香堂，举行帮会仪式——插香，发誓，叩头..按照帮会中的条规，排辈列序，称兄道弟，为王明五成立“天水第四区警备司令部警卫团”网罗人马，大造舆论。
  农历九月初六日，警卫团在城关先农村小学成立，专署派员检阅点兵，并当众宣布：王明五为团长，陈庭杰为副团长，吴建基为团
  副，赵会灵为军需主任，下属五个营和一个回民营。第一营营长徐希孟，第五营营长丁德才（回民营），第六营营长强杰，六营是受骗而来的略阳人，不久便星夜回略散伙了。
  检阅后，警卫团所属官兵，分别驻于水阳乡的杨家坝、水沟下、刘家庄等地。来源于城乡的官兵，一缺武器，二无军装，更缺粮饷供给，都只得在自己家中食宿。四乡而来的，食宿无着，很少有人问津。因此，警卫团一成立就内部矛盾重重，潜伏着极大的危机。
  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大势已去。被人民解放军击溃的胡宗南部，由陕西关中败退至华双、西南公路沿线，人山人海，乱成一团。王明五始觉黄梁美梦全部破灭，成天躺在床上食大烟，消磨时间，等待死期的来临。
  早在王任天水警备副司令期间，中共徽县地下党组织，为了化阻力为助力，曾派共产党员周少珊向其晓以党的政策，争取王明五弃暗投明，王表面应付，实则拒不接受。故在王积极筹建警卫团过程中，地下党组织派出共产党员郭辅堂、杨青山、张怀、何谓安、刘珍等人打入其内部作策划兵变和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
  是时，国民党的三十八军参议任维率一个步兵连驻在徽县接收新兵。县长胡晋一和军长李振西系我省定西县同乡，素有情谊。李振西为增加其实力，由胡晋一从中周旋，把王明五的警卫团编为三十八军独立团，消息传开，满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警卫团的官兵更为惊慌不安，窃窃私语，筹划应变措施。打入警卫团的地下党员郭辅堂等人，趁机采取各种方式积极宣传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动员中、下层人士识大局、明大义，从而激励警卫团大部分官兵隐匿逃跑，在这种情况下，该团匆忙于1949年农历9月22日晨，在县城东关清真寺门前集结，经两当、双石铺向四川广元方向逃窜，待行至陕西凤县连云寺休整时，警卫团官兵中途逃跑者甚多，由成立时的一千三百余人，经过分化瓦解，到编入五十五师和一百七十七师已不足三百人。其中第四营几乎全部逃跑，我在郭辅堂的影响下，也离开了警卫团，隐匿在徽县。
  后来我听说，三十八军为了巩固军心，保存实力，将王明五调离。时年冬，驻绵阳的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通电起义。所属防守天险剑门关的三十八军五十五师一部，树起义旗，解除战备，原地待命，其余主力经四川江油县向川北的茂县地区移动，王明五随勤杂人员在江油县香水场被当地土匪拦路抢劫，随军眷属及无武装的官兵四处逃窜，王明五亦潜入绵阳第七兵团部栖身。不久，徽县解放，王明五梦寐以求的“警卫团”，恰似一枕黄梁，瞬浮即醒。
  18、同志军来徽县的始未
  马维骃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全国各地先后响应。而甘肃因地处边睡，交通闭塞，消息不灵。甘肃总督长庚（旗人）虽已早知革命潮流不可阻挡，但为了作垂死挣扎，仍纠集顽固势力进行反抗。时，黄钺在兰参与省防，因反对长庚镇压辛亥革命之所为，便于1912年3月11日率军攻占秦州（今天水）。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并即邀请四川同志军（亦称北伐军）总司令李树勋率军入甘，支援秦州起义。时因四川起义军杀了原巡抚赵尔丰（旗人）的消息，早被徽县来往入川经商者传人，故对同志军的援秦起义，县令徐登弟（旗人）非常恐惧，便以鸡毛信传贴方式，从四乡点团并与驻军马兆图（中伍军的哨官），共谋阻止同志军北上。
  四川同志军总司令李树勋率军到达陕西略阳后，徽县绅商得悉革命军中有帮会中的人，故由县上青红帮头子白草堂的徐大爷（住南街）、义恒昌的马大爷（马应胜）和东关回绅马子久、马育瑞、马俊州以及商团民团头目商议响应同志军北上，一致同意派帮会小头目马常贵（回民）、李永福、胡永明、马育林（回民）前往略阳联系。商定同志军进人徽县时悬挂红旗一面，中间划一大圆圈，圈内书一汉字。外划十八个小圈作为标志，凡插旗处部队到后秋毫无犯。并致书徽县官绅，告以本军将过境赴秦（秦州）。所需粮秣供应，均公买公卖，请城内将粮食送至城外，则大军可不入城，地方答应照办。因此，李树勋未作任何防卫准备，只带一个小队坦然前进，行至迎旭观之侧，突遭马兆图（哨官）与马学智（阿訇）所带领之部队及回民“崇一团”的袭击。同志军一队队长孙笔亭，当即中弹身亡。迫使李一面后撤，一面埋葬孙尸。而马兆图与马学智带领部队和回民“崇一团”乘胜追至姚家坪，并抓获俘虏20多名，当晚徐登弟和马兆图在清真寺内设堂审讯，阿訇马学智陪审。审讯后，有13名同志军战土被杀害于清真寺附近的菜园之内。并将人头悬挂寺前照壁上，以资示众。
  同志军经过整顿，并闻悉马兆图已撤走，李司令即带两标统（一为刘阴西，一为杨永清）直驱徽县城。县令徐登弟与官绅亲到城外迎接，李直人县署。其大队由城南而上，迳到清直寺。见有被杀害的同志军战士人头悬于寺旁，便以硫磺炮弹烧毁清真寺。凡遇回民民团聚集之处（因留有刀矛等武器）同时付之一柜，计烧毁房屋数十间，还杀了回民黄乐承，旋又出示，“凡属回团、概杀无赦”，当时回民均扶老携幼逃避山沟，青壮年分头由间道逃至天水，沙沟（西吉境内）找回绅哈蜕庵及教主马光烈，报告川军残杀情况。
  初三日晨，即有汉民绅土赵俊德串联刘维汉、吴来朝会同五大商行兴茂亨的李量、隆丰当的张老虎、协成店的兰志恒、福顺永的李大湖、天锡涌的王建基，一同出面，前去会见同志军司令官李树勋，言明当时原委，实属驻军马兆图胁迫迎战，并非回汉百姓本意，徽县回民皆多善良，回汉相处和睦，贵军如不禁止烧杀，诚恐逼出事端，引起民族纠纷，况贵军过此不能久留，一旦拔营他往，则与地方大为不利。李树勋闻言有理，火速觅得回民哈得昌，于当天下午，持司令部布告，奔往四乡安抚，回民返家房子烧毁确属无房居住者，由县政府安排，受难灾民至此心方安定，重返家园，一场风波遂告平息。
  甘肃都督赵维熙得悉徽县所遭之浩劫，即派马绍武来徽县赈济救灾，抚恤灾民，并据情申报临时中央政府抚恤救济。当年（1913年）6月中旬中央批准，责成甘肃省赵都督（赵维熙）将被焚之徽县清真寺，由国库拔款限期重修，并令巩（陇西）秦（天水）阶（武都）道尹何燊（旗人）委派天水吴拔庵及张川马平福前往监修，于1913年动工，1918年完工。新修之清真寺，其典雅壮观与前寺无异，虽历洁劫，仍屹然独立于城郊东方，凡旅游于此者，皆称赞不绝。
  李树勋对甘肃回民情况早有了解，想不到一人甘境，即与回民冲突，引起严重后果，因此十分沮丧，不久，即率军回川。
  19、民国年间徽县民众打盐店事件
  马子愚
  1912年，徽县发生农民群众打盐店事件。参加人数较多，斗争目标明确。健在的老年人，目睹其事者还记忆犹新。这篇短文就是根据几位老年人口述整理的。
  徽县食盐原来是由商贩经营，集市自由买卖的，每斤售价为铜钱三十文至四十文。清宣统元年（1909年）开始出现“官盐”，盐商和官史合伙经营，设立“盐业专卖公司”，在兰州领取牌照，对全县食盐实行独家经营。
  为了赚钱，他们采用两种办法：一是盐斤加价。从宣统元年盐业专卖公司成立至宣统三年，每斤盐价由原来的铜钱三十文涨至六十四文，从中牟取暴利，加重对城乡民众的剥削。二是在盐里掺假。每百斤食盐掺白沙石20至30斤，民众俗称“白不咸”。这样做既给城乡民众加重了经济负担，又损害了民众的身体健康。显而易见，盐内掺假等于短秤，亦等于另外加价；按平均掺假百分之二十五计算，只有净盐七成半，民众买一斤盐，仅得七两半。盐店把七两半盐，当作一斤出售，就得铜钱六十四文。一斤盐的实际售价等于铜钱八十六文，与专卖前的市价相比增加一倍多。民众花大价钱买盐沙混合物，极为不满。此外，盐商在铜钱钱色（质量）方面特别刁难。当时，徽县商贾尚未使用铜元，市面流通的是铜钱。铜钱大小质量不同，优劣混合使用，一九比率（小钱一成等于大钱九成）即是最好的钱色，次则二八、三七、四六等等参差不齐。盐店有恃无恐。卖盐只要大钱，不要小钱。这就给买盐者，造成难以克服的困厄，尤其是穷苦民众实感买盐的不易。盐商对人们要净盐的要求，毫不理睬，并冷言对之：“就是这个，爱买不买，要好的往别处去！”人们请求盐商通融钱色，他就摆起架子，置之不理。因此，盐商与民众时常发生龃龉。
  徽县典吏席重珍，系盐业公司股东，他处理双方纠葛时，一味地为盐商诡辩，民众对盐商积怨很深，席便成为众矢之的。打盐店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徽县南八铺尹家坪民团头目尹志，是这次事件的发起人。
  辛亥年十一月上旬，尹志派其长工进城买盐，所买的盐仍掺有沙粒。尹气愤之余，遂与其弟尹旭、尹昌、尹怀汤等人商议：鼓动民众惩戒盐店。用“鸡毛转帖”方式，通知南八铺各村正（今村长），召集青壮年农民佩带大刀、长矛、土枪、棍棒等，定于十一月十五日（1912年1月3日）结队进城围攻盐店。这种义举，立即得到各村广大民众的积极响应。参加的农民约二千余人，由尹昌、尹怀汤带领，浩浩荡荡涌向县城。知县徐登弟闻讯，即派人出城问明情况，是打盐店的，与自己派差下乡侦悉盐店作弊，激起民众不满的消息相符。他觉得盐商咎由自取，县衙对盐店亦无法保护。当时，城内没有驻军，只有县衙差役，这些人与城内商民都同情农民这一行动，因而没有设防抵御。
  手持各种刀、矛、棍棒的民众，由南门进域，直奔北街盐店。时，盐店职员早已逃跑隐迹，起事民众把大批存盐撒在街头，而他们颗粒未取，只被附近居民拾去一小部分。
  当天晚上，南八铺民众离开县城，分驻于西郊州主山、西寺、观山等处庙里，怒目以待，听候对事件的处理。
  十六日，徽县三行——宽裕成酒坊、缙绅当铺、福盛义杂货铺等三家经理出面调解，徐登弟写信邀请尹志进城谈判，协商议妥解决办法三条：1.盐价每斤减为四十八文，买盐钱色与市面相同。2.取消假盐，不得短斤少两。3.除盐店专卖外，准许其他商贩卖盐。
  午后，南八铺民众怀着喜悦胜利的心情，各回本村。在发生这一事件的同时，伏家镇、虞关两地农民也都分别打了盐店的分销处。
  注：
  1.铜钱：亦称方孔钱，是我国古代钱币的俗称，秦以后的两千多年间的钱币，大都中间有一方孔，故称方孔钱，或称铜钱。清代的铜钱如“康熙通宝”、“光绪通宝”等，我县民间时有所见，不详述。
  2.铜元：清末以来所铸各种新式铜币的通称，币面无孔。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广东开始铸造，正面有“光绪元宝”四字，背面有蟠龙纹，重库平二钱，每百枚换银元一元。
  3.典吏；官名，为清代知县下掌管缉捕、监狱的属官。民初沿用，后改为典狱长，专司监狱之责。
  4.当铺：旧中国以收取衣物等作质押，向劳动人民进行放款的高利资机构。利率很高，剥削严重。质押放款额一般在抵押品价值的五成以下，过期作为死当。新中国成立后，典当停止营业。
  20、白朗义军过徽县
  孙士信
  白朗起义，是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发源于河南的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白朗，河南宝丰县人，农民出身。“性豪爽，善良人，疏财仗义，以是能得众”。（乔叙五《记白朗事》）民国初，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托名共和，厉行专制，”恰值河南连年荒早。民生凋敝，人民不堪忍受，纷纷揭竿而起。白朗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有关史料记载：1914年5月5日，自陕入甘的白朗起义军首先攻克了陇南重镇天水，旋即退出，经皂角、娘娘坝、李子园，取道徽县境内的高桥、榆树、峡门进入位于川甘陕边界地区的徽县县城。当时城内驻军陈建伯（四川人，时任营长）代理罗平安部，闻白朗义军将入城，即弃城远遁。县知事张风翼（陕西户县人）再三挽留，不听。于是召士绅相聚而谋曰：“全县四十八镇人民，竭尽钱财衣物粮草以供养这些军队，是为了让他们保卫地方安宁。现在，忽遭兵戎，官军且胆小如鼠，率所部先于百姓而逃者，是其胆怯也。县城狭小，又无军队保护，怎能抵抗呢”？白朗义军从豫陕千里入徽，人们对其性质、纲领并不了解，于是商议让妇女儿童陆续出城避于乡间，然后洞开城门，准备粮草肉食，迎白朗军人城。白朗军侦得地方并无抵抗之意，且有欢迎之举，即命部队封刀整列入城，不许骚扰地方，在县城内驻扎两日后，原计划取道陕南汉中、略阳入蜀，以期在四川建立根据地，与北洋军阀政府相抗衡。但由于遭到陕军和川军的堵截，而改变进军路线，复经成县、武都，准备从文县碧口人蜀。不料在文县，武都起义军又遭到援陕川军的阻截，加之又无船渡过白龙江，因而，起义军只得挥师西北，将进军矛头指向兰州。
  民国年间修纂的《徽县新志》却对白朗义军过徽县，作了这样的记载（见卷附志余·备考）“甲寅三年四月十三日，白匪突至，适大雨滂沱。当时境内驻防罗军，仅百余人，早已闻风溃散。匪长驱人城，杀淫焚掠，惨不忍睹，至十六日乃去。匪走之后，继以军队，此往彼来，不堪甚扰。据善后局调查，城乡死亡共七十余人，损失财产约一百数十万，亦奇灾也。”此记载真伪难定，照录于此，以为备考。
  1914年8月初，白朗在他的家乡宝丰县山区战死。
  21、民国年间泥阳镇农民抗烟亩罚款斗争始末
  苟思桂 文绍山 李滦云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外国大量向我国输入鸦片，毒害中国人民。全国各地不仅大量种植鸦片，而且不少人吸食成瘾，造成黄金、白银源源外流，使得国库空虚，入不敷出。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为了支撑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官府层层加重对农民的赋税征收，农民不堪负担。有的被迫“投遁他乡”，有的“逃窜盗薮”被迫反抗。
  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初建，全国又形成军阀混战的局面。袁世凯为稳住自己在西北地区的统治，派北洋皖系军阀张广建以西北筹边使名义带军队入甘。民国三年（1914年2月6日）任命张广建为甘肃都督兼民政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张广建安徽合肥人，来甘时带来亲信同乡孔繁锦，于民国七年（1918年）孔被任命为陇南镇守使。后张广建运走古董字画“脏私案”发。回族将领马福祥觉得自己督甘之势将成，遂向北京发电，揭发张广建在甘肃的贪污行为，要求撤换张的甘肃都督。民国十年（1921年）冬，张广建被迫辞职离甘。民国十年（1921年12月31日）北京政府在京甘绅、国会议员秦望澖、宋梓等的力荐下，任命陆洪涛为护理甘肃省督军，陆洪涛上台后，争督甘风潮暂告平息，甘肃政局虽然暂趋稳定，但各镇守使回汉军阀仍拥兵测据，各自为政。孔繁锦虽然表面上服从陆洪涛，实则盘据陇南14县，任免官吏，截留税收，横征暴敛，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北京和兰州当局对孔无可奈何，时称孔为“陇南王”，陆洪涛当政后，为解决财政困难，从民国十一年（1922年）起，在“寓禁于征”的口号下，大开烟（鸦片）禁，征收“烟亩罚款”，农民无论种烟与否，均需按亩缴纳，种烟者，名日“烟亩罚款”；不种烟者，名曰“懒务款”，当时全省每年总收入400万银元，鸦片捐即占150万元之多。“从此全省遍种罂花。烟民到处皆是”。《陆洪涛督甘始末》载广大农民深受其害，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民国十三年（1924年），徽县禁烟委员会官吏下乡征收“烟亩罚款”，泥阳南山（原属泥阳下川十保杨家山漫坪里，现归成县管辖）农民杨斐的三叔父被活活打死，杨斐发怒组团（俗称杨团），反抗“烟亩罚款”。
  首先由伏家镇文昌观会议决定以“鸡毛转贴”信件，向各乡人民传播起义信息，据笔者家父口传，每到夕阳西落之时，有位四十多岁，一口川腔的壮年，来到本庄宣讲：“伏家镇文昌观会议决定，大家一起把老犁向县大老爷交，原因是粮款没法交纳，种不成庄稼了。”讲完立刻就走，再由本村人把“鸡毛转贴”送到另一庄，庄庄互转宣讲。
  先后不满一星期，竟然发动起数千农民组成“杨团”，准备起义。“杨团”组织起来，首先推举团头（也叫团总），泥阳分东西两片，各推举团头一名，东庄推举李家庄李唤林当团头，其人当过地方乡约，在百姓中说话有威信，起初他不愿干，后经缙绅张三老爷（张新民，因他在武都县任过县知事，后在陕西宁强任过知府，故称张三老爷）明确支持才答应干。张三老爷之所以支持李唤林当团头，是为了保护他家的利益。事实结果证明，缙绅家房子没被杨团打毁，财产没受损失。西庄推举李家寺李世荣当团头（因其祖父是清代举人，为人正直，在百姓中有威信，所以大家推举其孙李世荣当团头）。李世荣当团头后，首先率领百姓去泥阳后街杜家坪把财主杜文俊家房子打掉，接着又去朱家庄打掉财主朱彩贵家的房子；复去东片闫沟门打了大财主闫斌家的房子。加之，南山下川十保白武杨家山漫坪里一带下来了些小伙子，年龄不过十五六岁，身穿红布背心，非常勇敢，走在前面打先锋，人人手持长杆，腰插瓜儿骨碌（树木自身长成的似铜锤的木器），利用此物专打碎瓦片，顺路打了泥阳后街逼百姓交粮交款、群众恨之人骨的乡约王麻甲的房子。正当百姓的反抗如火如荼之时，张新民感到形势严重，怕危及他家财产，连忙准备大量酒肉在铁佛寺设席，亲自出面招待民团。
  时隔五日，在人民的反抗逼迫下，县衙门终于减免了部分粮款烟税，以此来安抚百姓。由于当时徽县没有驻防部队，县府对百姓无力镇压，加之民团没有统一的领导指挥，事态再没扩大，民团也就自行解散，抗暴斗争自此结束。
  22、张鸿德和他的“顺天神团治国军”
  李泽民口述 郭克润 牛维照整理
  一、张鸿德的身世
  张鸿德（公元1886—1929）乳名改儿。徽县银杏树乡金沟门人，汉族，弟兄二人，弟虎娃。张四岁，其父去世，母马氏改嫁到伏家镇王宝官处。张与其弟靠户族亲房相帮，抚养成人。
  张自幼性格放荡，鲁莽胆大，读书两载，因家贫而退学，离村流浪，广交朋友，常奔走于红帮三教九流之门，也曾出入于蔡家盐店，搬盐卖力。
  其时，徽县人民正处在孔繁锦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之下，天灾兵祸，年复一年，弄得民不聊生，惶惶不可终日。张不忍目睹此状，遂离乡另谋生计。1920年他在天水孔繁锦兰营长营里当什长（相当于班长）。不久，随营到吴寨执行围剿任务，趁机脱离兰营潜伏吴寨一带。
  二、发难吴寨三起三落
  张流落吴寨后，遂与当地赵帮彦、朱家训结拜弟兄，亲如手足。不久，在吴寨三岔厅（县级行政机构）当兵。目睹该厅横征暴敛，日夜抓人，施刑捆打，非常气愤，遂伙同受害者从三岔厅劫枪三支，潜伏在土黄山晋石寺庙里，与赵、朱勾结一起，相机行事。
  是时，土黄山有张钰、张举、张铭等一伙“硬丁”，习武练拳，仗剑作法，自称“刀枪不人”。张便同他们纽结在一起，为民抗粮抗税，活动于渭河南北一带，由于他们的行动得人心，入伙者日增。这些人有事集中，无事回家务农，也绑票索钱，但被绑的多为富户，遂得多数民众的拥护，进而控制凤阁岭、下五社等地时，张拥有二百余人，便决定攻打清水县城。途中，又觉势单力弱，折转回来，不久，为孔繁锦一个团所击溃，死伤数人，他们便窜回地势险要的凤阁岭（陕西境内），孔部未再追击。
  1926年。冯玉祥的张维玺部进占天水后，孔繁锦向徽县撤退，张以两个旅向徽县、成县和武都方向追击，孔部纷纷投降西北军，孔本人也逃到汉中投奔了吴新田。这时，张维玺派孟连长驻扎吴寨，任李教泽为三岔厅长，张鸿德也被收编招安。张到天水后被委任为营长，将他的兵丁百余人，十多支枪，编为四个连，仍驻防吴寨。张在此期间，通过朋友介绍同利桥一女子结婚，前来祝贺的达数百人。
  1927年，冯玉祥在西安就任国民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后，张维玺师扩编为军，调张鸿德营离吴寨东行，张拒不服从，适张维玺派杨某到吴寨接替李教泽三岔厅长之职，也被李拒绝。杨便密告张、李勾结，图谋不轨，张维玺立即派出两个连由杨领路出击张鸿德。
  10月18日，张维玺部从三面将吴寨包围，拂晓发起攻击，张鸿德部虽奋勇抵抗，终因武器不足，官兵死伤惨重。最后，张仅带数人由东北方向突围逃出，其妻在土黄山也遭冯军袭击。
  张已知妻子和追随自己之弟兄惨遭杀害，出于农民的复仇意识，加之对冯军无所了解，仍潜伏在吴寨一带收容残部，重组人马，伺机与冯军背水一战。
  三、“顺天神团治国军”的兴起与发展
  张在吴寨三起三落后，于1928年聚集数十人窜入徽县太白，适得两当太阳寺一伙土匪入伙，势又壮大，乃以曹头山杨过万家为巢穴，重整旗鼓。
  同年七月，张自觉兵力有所充实，准备攻打县城，便亲率数骑到徽县城附近进行察看，同时决定以海龙山为据点，继续扩张势力。遂于九月初，他率领全部人马逶迤向海龙山行进，第一夜驻伏家镇北禅寺，当晚，张在拜见母亲马氏时表示：“决不扰乱伏家镇”。第二天移驻海龙山，张住在李时珍家里。四周要隘，设卡放哨。
  在这期间，张一面调能工巧匠，盘炉打铁，制造长矛大刀，充实武器，一面招兵聚将，扩大组织。张以红帮座堂大爷张显渠出面，四处奔走串联，招众入伙，又软硬兼施，要挟地方民团归顺。这样，闲夫游勇，地方绅士，纷至沓来。驻扎在县城的袁九绪部，明知张鸿德扩大势力，亦无可奈何，终日龟缩在城里，不敢出击，张趁机东移，以峡门为立足点，树旗建制。
  张移驻峡门后，号称“顺天神团治国军”，揭杆树旗。提出的口号是“打富济贫，横扫军阀，为民除害，保家卫国，替天行道。”一次，张在王沟村对高得胜透露说：“冯玉祥的人驻徽县把百姓整的太厉害了，我想把他们赶走，让大家过轻省日子。我来这里是神仙的安排。”
  他相信鬼神，把画符带在身上，枪打不入，刀砍不伤。司令部设在峡门堡子，张自任总司令。是时，他年过四旬，彪形大汉，体壮魁梧，留发，鼻毛异长，身着马褂，胸前拴贴护心铜镜，出入骑马，但轻易不与外人接见，待人也很和气，只要顺从他就满意，否则，面孔一板就杀气腾腾。司令部的组成大体是：孙海潮任参谋长；吴绍珍任县长，掌理文案；张显渠、刘发为副官；还设有卡房、票房，分别掌管放哨警戒和关押用刑事宜。来往应酬多由孙文秀、赵怀保出面，同各驻防的联络，樊生荣进行传达，白连长任护卫。
  这时，号称神兵两千，编为九个营，营长有郭应东、孙文秀、赵怀保、铁建邦、吴绍珍、马全德、刘志银、樊生荣、孙思锐。这些营长多数是民团的团总。张对团总采取：凡顺从入伙者均委任为营长，以利统辖各地。孙文秀系长峪团总，委任营长驻刘山控制长峪和输树地区，赵怀保系漫水铺团总，委任营长驻海龙，掌握上下漫水、石柱、宏化等地区；刘志银、樊生荣为峡口铺正副团总，委以正副营长驻中川寺，以控制东青铺等地。入伙者有红帮土子、地方民团、绅士，成分比较复杂，但兵丁是被称为“白日玩”，“黑辈子”、“溜答鬼”的散兵游勇和贫苦农民。
  在解决粮饷上，其主要来源是“拉票子”，也叫绑票。被拉者多为富户，绑票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用人，赵怀保、刘志银是民团团总，被动员上山不从，张便派人将其子绑上刘山扣押，经过商谈，赵、刘情愿入伙。遂将其子送回。刘子愿留，被张收为“拜儿子”。绑票抓人也有严格纪律，凡绑票须经统一确定，奉今行动，否则按违令犯纪惩罚，因私自抢劫，违法索物被处决者有二人。
  由于他们的口号是“打富济贫，横扫军阀”，逐步得到劳苦大众的拥护，不久便控制了半个县的地盘。
  四、出师不利兵败泥阳
  张鸿德驻扎海龙山时，控制伏家镇、栗川、银杏树等地后，唯独泥阳民团分庭抗礼，拒不入伙。农历八月，张亲率二百兵骑出师泥阳。不料泥阳民团早已组织群众进行防备，他们一到就被民团发现，待其越过泥阳河，民团部署的土枪、土炮一齐鸣放，张部遭到阻击，只得后退，旋即发觉对方弹尽药缺，遂朝天开枪侦察虚实，群众听到枪响四散奔逃，民团亦转移到杜家堡子，占了制高点，张便乘虚而人，至泥阳镇、肖坡、杜坪、寺坝里等村镇巷尾，未入民室。不料，张部两个兵丁被藏在屋里的群众砍死。继而，他们发现有人潜伏在家里，但未进屋搜查，遇有从屋内出来的都被当作暗探或图谋不轨者杀了，被杀者有钟有成、三六九、赵沙锅、郝明娃和李家娃五人。
  由于民团占了制高点，不断开枪射击，张部难以攻上杜家堡子，遂转到文家庄。这时，成县警备队派了四十余人登上大堡子梁，进行夹击，张不知详情，立即令其所属人马夺原路鼠窜而逃。
  撤退时，张部为了报复，烧毁麦草垛子四个，民房一座，还掳走民众王二一和李芳秀。
  五、攻城失败全军覆灭
  1929年1月5日（农历民国十七年十一月廿五日），张部控制海龙山、刘山、太白、漫水、栗川、宏化、长峪、银杏树、榆树等地区后，便决定攻打县城。这时，县团总高绂已调集四乡民团入城防卫，张维玺应县长邓汝和之求援，派一一七团团长王志远率一个营的兵力，从白水江入境，经姚家坪入观沟就地隐蔽，傍晚王志远和随从不足十人潜入域内，同袁九绪、邓汝和密议，决定诱张入城而捕擒之。张鸿德对邓、王这一部署，一无所知，虽派人入城侦探，毫无觉察到冯军之“兵贵神速”这一动态，便冒然决定夜晚三更攻城。令刘山、东峡所驻营部在庆寿集结，待命出发，临行时并规定：“每户出一人，每人一灯，随军攻城。”
  是夜三更，张率二千余众，攻打县城时，城防如旧，四门紧闭。袁九绪的兵力按计划隐蔽，注目以待，张不知是计，竭力搭梯攀城，等到他们攻开城门，天已拂晓，隐蔽在观沟的王志远部枪声骤起，突然出击，城内防军，一听王部枪响，立即参战，顿时，城内城外，乱成一片，张部始知中计上当，只得朝北败退，但王部不肯善罢甘休，尾随迫击，张部被追得溃不成军，四山乱窜，各自逃命去了。张夺路而逃，入庆寿到了王沟，才甩脱追兵，潜伏在塄坎下休息。同行的仅有护卫白连长和他的“拜儿子”。
  六、张鸿德之死
  王沟绅士王怀林，深得邓汝和县长的赏识，张得势时，出于无奈，表面服从，实为貌合神离。如今见张攻城失败，为邀功请赏，复得邓信赖，发现张后，他一面指使高德胜出面招呼，将张及其护卫请进高勤学家安歇，一面唆使李五儿、朱世长、朱东儿、疙瘩、高生华、石喜才、王玉林、高福等人按计行动，张不知有诈，只顾吸大烟解闷，两名护卫持枪在外警戒。张因一路劳累过度，霎时朦胧入睡。王趁机指使李五儿将白连长一斧头砍倒，接着叫高生华窜进房去，对准张的头一砖头将张打晕。朱家兄弟一齐动手，将张、白和他的“拜儿子”一同绑了，押送县城请赏。路过张坪，又被张志学一榔头将张打伤，张走不动了，被他们用梯子抬着解入县城，不久，邓汝和处决了张，取其首级悬挂在西城门，旋又将其首级悬挂于银杏树文昌宫前的大槐树上示众，是夜被张氏户族多人用他人之头把张的首级换了，悬首数十日，原来是一个假头。
  张死后，银杏树民间流传着这样的两首歌谣：
  张鸿德，死得苦，老鸦麻雀咕咕咕；遇上青天好司令，张鸿德领了一班子老百姓：要轻省，攻县城...
  七、张死后的“神团军”
  张鸿德被处决后，邓汝和立即纠集地方绅士建立清乡机构。绅士刘承祖是邓的换贴弟兄，负责全县清乡工作。各区由区长负责清查，他们打着清乡的幌子，大量榨取民脂民膏，以饱私囊，民众受其害者，不计其数。
  在神团军内部，自张死后，遂起内内讧。张在任总司令期间，并无多少财产，死后只留下一包衣物之类寄存于一农民家中，遂引起内部你争我夺，自相残杀。张驻海龙山时，曾娶蔡家盐店蔡清民之妹四十儿为妻。张被捕后，其妻头裹黑纱，披白上马意欲下山拼死，不料遭到同伙阻拦，被一头目砍伤，负于马背，连夜逃奔，渺无踪迹。
  注：
  1.吴寨，地名，在天水县境内，渭河临其下，毗连清水、宝鸡、两当、徽县，地形险要、相传南宋抗金名将吴璘曾扎寨此地，故名吴赛。
  2.三岔厅为清代所置县级的行政机构。清代实行省、道、府、县（散州、厅同县级）四级行政制，民初改为三岔所，今为天水县吴寨乡。
  3.民团，指旧社会地主豪绅组织的用来压迫人民的反动地方式装。
  4.“白日玩”“黑辈子”、“溜答鬼”，徽县方言，旧社会指没有土地无以为业的农民。
  5.“拜儿子”，徽县方言，即“干儿子”。
  23、张鸿德兵败泥阳镇见闻录
  张敬铭
  我是泥阳镇人，1928年在县城上学，听说张鸿德聚众盘踞海龙山，不敢回家。不久，张和他的“神团军”被铲除后，我一回到泥阳就听我父亲和镇上人讲起张鸿德兵败泥阳的事来，我至今记忆犹新。
  这年农历八月初二，张率二百余人，打着“顺天神团治国军”的一面旗帜进犯泥阳。
  天色未明，张和他的同伙从伏家镇到泥阳东面山上，企图占领肖坡包围泥阳镇，要挟民团，不料，民团早有防备，日夜派人守夜巡视。张到闫门，天已拂晓，不意被守夜人员发现。当他们越过泥阳河向肖坡行进时，民团集结全庄壮丁用土炮、土枪进行阻击。一时枪声、炮声大作，激战半小时后，张部撤退。恰在这时，聚集在肖坡的群众有人高声叫喊：“不要打了，我们没弹药了！”秘密一泄对方知道了，聚集在肖坡柳树下的群众焦急不安，忽然，一声枪响，柳枝被对方打断了一根，群众哗然，四散逃跑。民团见群众跑散了，教练崔良臣一声令下，也带着团丁登上杜家堡子，占了制高点。张及其同伙趁虚而入，到了肖坡、泥阳镇、杜坪和寺坝里，但都在大街小巷里没有进屋，也没抢劫，其时，群众藏在家里，有的人胆大从家里悄悄地走出来，用刀砍死“神团军”兵丁的就有二人，其中一名就是我父亲砍死的。凡走出来的被他们当做探子、谋杀者或其他嫌疑被杀害。被他们用刀砍死的肖坡群众有钟有成、三六九、赵砂锅，文家庄有郝民娃和寺坝里的李家娃五人。
  由于杜家堡子民团不断向他们开枪射击，张鸿德一伙只得退到文家庄。
  当他们到了泥阳时，成县东大寨民团团总马安国闻讯，跃马急告成县警备队，他们立即派了四十余人登上大堡子梁上开了枪，枪声一响，张一伙不知来了多少人马，立即卷旗鸣号，夺路而逃。
  张一伙撤退时，烧了肖坡庄麦垛四个。在烧麦垛时又将麦草放在张著家房下，将张著家的一座房也放火烧了。撤退时还绑走王二一和李芳秀二人。
  王、李二人被掳到海龙山后，不久李被放回，我问过李芳秀“他们怎么把你放回来了？”李说：“经过审问，他们说我是穷人，就把我放了。”我又向他打听王二一的下落，他也不知道。后来，我才听说王被烧死在海龙山。
  24、抗日战争时期傅振伦先生日记中的徽县及邻县
  梁晓明
  傅振伦先生（字维本，河北省新河县人，1906年出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志学家和考古学家，1939年抗战陪都重庆“中苏友好协会”筹办中国艺术莫斯科展览会，傅先生与同仁监运古代珍品文物百件去莫斯科参加展出，7月8日自重庆搭西北公路局汽车，经成都、汉中，8月5日由两当、徽县入甘肃界，后经天水、兰州、乌鲁木齐至莫斯科。1940年1月2日，中国艺术展览在莫斯科东方文化博物馆开展。展罢，3月11日乘飞机返回乌鲁木齐，3月14日飞抵兰州。4月4日改乘交通局汽车南行，经定西、秦安、天水，4月6日至徽县境，4月7日下榻徽县惠中旅社，4月8日离徽经汉中、成都返回重庆。傅先生一路不顾旅途辛劳，以大家之笔的日记形式准确地记录了沿途所见所闻，为我们留下了60多年前的珍贵史料。现将其往返途中有关徽县及邻县的部分文字整理发表，以供读者通过今昔对比，了解60年来徽县的社会发展变化。
  （出发）我们护送文物的卡车与士兵，1939年8月4日下午5时经过庙台子（汉中市留坝县）张良庙，由柴关登柴岭，道路平整，有转车台。民贫无食，往往聚为盗，车行不敢鸣喇叭，且行速，时有撞车之虞。经南星站时，因避盗车行尤速。过五谷而至九店沟，店主人为山外宝鸡人，民多穴居，大雨易塌。居民多患目疾及甲状腺炎，前行上酒道梁，上下各五谷，卡车颠簸，晚7时始抵（宝鸡市）凤县双石铺，下榻凤翔旅社，食住方便，招待殷勤，寻至电报局，拍电向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报平安。电报局职工一人，河北深县人，为述河北沦陷情况，闻敌人残暴事不胜愤慨！5日6时发，教导团登车同行。有王姓夫妇同车，嗜食鸦片，衣佩耶稣教圣母像章。过涸河，经15公里处甘陕界的杨家店，渡小溪二而至甘肃两当县城。两当站有俄文标语，职工只山东人站长一人，患病，嘱我启箱取验行章盖路单上，言旅客待车者多，惟车辆不足。途径（徽县城关镇）石佛寺村，房舍毁于火，人烟寥落。农田有种荞麦及棉花者。又前至徽县城，居民亦稀，街长（东西街）不过半里。10时，食“原碗饭”盛以黑釉瓷碗，加水蒸之，味甚美。据言稻米一升盛六，七斤，一元可购一升三合，一角钱可易铜元650文，一元可易铜钱六“川”（俗以千文为一川）。饭后过荔家店，午后一时抵江落坝，去徽县已80里。路崎岖，犬见人则狂吠不去，男子蓄发，少妇有缠足者，人多衣食不整，衣不蔽体，居民都着兜肚，以防风寒。人民健美耐劳，伐山木负之求售。过娘娘坝（此处顺序笔者认为有误），物廉，一角可购鸡蛋5枚，惟青海盐一斤价0.35元。二时半至麻沿河，产麻，卡车始有水可加。又前为广福寺车站，庙宇广阔，优于民居，供关羽、火神、三官等神像，有紫荆树，花盛开悦目。路遇一军车当道，上置藤椅，气焰器张的“国军”官长居其上，下午六时抵天水县城..。
  （返回）..1940年4月4日过麻家寺，仍有童年无裤者。至甘草店较去年已渐繁荣。50里至出土新莽权衡的称钩砣。我曾撰文载《中国历史博物馆刊》创刊号，后修订收人《文博蕞残》稿。山村荒凉，树少，窑居廖落，敌（日本）机过定西县上空。4月4日是清明节。民国初年定为植树节，今为儿童节，居民多上坟祭祖，夜宿华家岭，人满为患，入夜大寒。5日至通渭，沿河多水车，遇一狼当道。行至秦安。山多林木，桃李开放争春，民渐富庶。下午4时至天水，住宝华旅馆，访北大同学枣强尹彤墀，知同乡地下工作人员刘农谔因受迫害致死状。夜初观“影子戏”。闻邑人胡某好古，于今年正月上元日举办县秦窑展览。6日启行，遇人卧其上的山轿，至娘娘庙，见居民有患颈垂瘤者。抵江洛镇，沿河有麻桑之利，山村幽静，人体格健美，以葱食馍，所造草鞋著名。7日至徽县惠中旅社，遇甘肃三县长，言徽县城中新增外来人口三万人，正开会讨论安置及征兵问题。8日7时，他们登车同行。8时过两当县，前进入陕西境。桥上路标限载重5吨，时限20公里。过马陵关，谷中行45公里抵双石铺，餐于合作社饭庄。此铺人口渐多，厂坊林立，较去年行经时，发展甚速，可喜也。我国人民勤劳、智慧、勇敢，只要官不扰民，皆能自力更生也！
  25、民国年间徽县田赋征实概况
  范连乾
  民国初期，徽县田赋（农业税）仍沿袭清代旧制，征收银两，总额为九千两，后由银两改收流通银元，以元为单位，每垧地征收公粮约一升，四斗折银一两，每两折收银元正额二元七角，连同各项附加共征三元六角。亩均税负一角左右，全县征税总额约三万二千二百七十元，由县政府设经征处征收，继而又由流通银元改为法币。
  抗日战争时期，法币贬值，1941年改征实物（粮食）。同年十月十日成立县田赋粮食管理处，县长兼任处长，设副处长一人为专任领导。处内设有科室及工作人员若干。直属机构有城关、江洛、大门三个办事处。
  改征实物后，全县按十八里六所老征册征收田赋粮约一万市石（不包括军粮），只收小麦，不收杂粮。由于当时我县有民粮屯粮之分，改征实后，出现地多粮少和地少粮多的现象。政府当局便以老册多年未加整理，人与地脱节为由，乃于1942年将全县土地进行丈量，人地结合，以便按图索骥。土地呈报时，全县田赋增加为二万市石，加军粮一半及三成公粮（县公教粮），共征粮食为四万六千多市石，其征收办法，每年秋后由县田粮处填发三联通知单，一联通知业主，另两联分别为收粮存根。
  土地呈报征实，主要恶果是：一、加重了农民负担，如每市石小麦以银元两元计算折合九万余元，比前增加两倍。同改征实前相比，原征收银两九千两，以四斗折银一两计算折合粮仅三千六百余市石，改征实土地呈报后为二万市石（不包括军粮及县公教粮），为改征实前的六倍多。二、土地呈报时全由官方包办定等级。三、工作人员下乡，所有食宿公费一律由地方负担。四、乡镇未设粮店，交通不便，农民交粮有远达百多里。五、田赋征实未定统一负担，乡镇保甲和其他用粮，随时摊派，更加重了农民负担。如1948年农民除负担正粮（田赋、军粮、公粮）外，还有地方摊派的天水骑校草料粮，乡（镇）公所队兵粮和保校教师粮，招待粮，保长报酬粮，被抓兵的壮丁补贴的粮等。根据1949年初步统计为五千市石以上，特别是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云集徽县，临时摊派的名目繁多，闹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26、刘卫石先生轶事
  李滦云
  东方之爱迪生
  刘卫石先生，是今徽县水阳乡刘家沟人，早年毕业于甘肃省法政专门学校。一生以优秀之天才，卓绝之毅力，不顾生活之贫苦，经济之困难，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发明成果甚多。当时，南京的《拓荒杂志》曾发表评论，称刘卫石先生为“东方之候补爱迪生”。刘卫石先生病逝干新中国建立后的1950年。但今天读起当年《拓荒》之文章，觉得“东方爱迪生”之称用于刘先生，亦非过誉。
  刘卫石与邵力子
  卫石先生在从事“环转三动式电风扇”及新式屋顶吊式电风扇之发明研制中，时经年余，卫石先生虽劳形绞思，终宵不寝，从事绘图设计，或则作工工厂，竟日弗懈。然因经费困难而受阻，时遇国民党中央政府任职的邵力子先生慨助廉俸1500元，以解其困难，故两种“电风扇”发明，乃告成功。在卫石先生“环转三动式电风扇”及“新式屋顶吊式电风扇”研制成功之时，《拓荒杂志》又以“敬贺刘卫石谨谢邵力子”为题，发表评论。评论说：“惟是发明固不易，为发明而筹集经费亦极困难，就环转三动式电风扇及新式屋顶吊式电风扇之发明而论，如非邵力子先生慨助千五百元，则亦不过徒有计划而已！故此电风扇之发明成功，邵氏之力，实居多焉！当此社会经济萧条，当轴诸公率皆视钱如命之时，邵氏竟能慨助廉俸，资助发明，使刘氏计划，因之实现一二，其造福人类者实非浅鲜！此吾人所以敬贺刘氏之余，又不能不谨谢邵氏者也！评论又说：“刘卫石为一纯粹甘（肃）人，曾毕业于甘肃省法政专门学校，其环境毫无科学文化可凭。当可想见，而从事发明工作以来，亦并未得到任何科学家或工程师之丝毫指导，只凭自己暗中摸索，居然亦大成功。而凭籍较厚，曾受科学训练有年之青年，十九仅无建树。可见发明成功，不在客观之凭籍，而在主观之努力，青年得此例证，宜毕奋发有为！果然，则发明辈出，十
  数年后，中国一切，均有办法，何贫弱之足患哉！愿青年，各自勉。”
  刘卫石卖技
  卫石先生一生致力于科学救国。然而，其发明之成果，却得不到国民党中央政府实业部之承认，经费等筹集常遇困难，甚至有时生活亦无法度过。在此之际，卫石先生宁愿卖技刻印章谋生，不肯以媚骨而悦世。下面全文抄录卫石先生在《拓荒杂志》刊登的一则“刘卫石卖技”的启事。可见先生品德之崇正高尚。
  《刘卫石卖技》启事
  无媚骨以悦世，无路术以发，无妖魔之利喙，以吸膏吮血；才无所展，为鬼笑，于是乎不能不学丐。不丐诸人而丐诸技，铜魔万能，生死骨肉，问古今来豪侠英俊，铁汉金刚，谁逃其劫？冤乎哉！订润列如后：
  石章每字壹元 牙章每字贰元
  铜章每字叁元 金章每字陆元
  边款题识每事二十元
  牙扇骨白磁印盒茶具笔盛水洗面议
  劣石不应不如例不应润资先惠七日取件
  收件处：拓荒杂志社南京大辉复巷二十一号
  卫石成果知多少
  卫石先生从事发明研制工作，成果究竟有多少？据现在查到的真实资料得知，先生先后实验成功，效能优良者，除“环转三动式电风扇”及“新式屋顶吊式电风扇”两项成果外，还有十七种。现简略介绍于后：
  一、斜皮活轴式轧棉机 此机特点有五：（1）传动机件系用铁质环节带，使用时轻便省力。（2）皮轴可自动前后移动。旧式轧花机，如轴间经过的棉绒过多，上刀片即时涨起，与下刀片冲突。即使损坏，无法补救。此机改用活动轴装置，法至精巧，虽使用至任何时间，经过棉绒多至任何程度，刀片不至损坏。（3）轴面皮层，排列精巧。皮层斜度与轴长成七十五度之角。使用至任何时间，皮层不至为刀片撕毁。旧式轧花机之皮层，稍有不平，一部为刀片所撕落，则全机皆坏。
  （4）轴之长度与旧机比较，约增一倍，在同等时间内施以相等之力，则生产量可超过二倍以上，有事半功倍之效能。（5）机身大半为木材所制，价格极廉。
  二、马力联动式轧棉机 此机构造较为复杂。将十架活动式轧机联为一体，装以特制之传动机件。以牛马拖之，而生产迅速。以上两机经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审定，认为成绩优良，授予卫石先生一等“金色奖章”。
  三、水动力轧棉机 利用山涧水，装有下冲水轮机活动轴式轧棉机，经费省而生产速。随处之小河流或沟水，均可装置使用。
  四、椿树脂印刷油墨 卫石先生发现椿树皮层中脂肪质料，可制印墨。经三百多次试验，始成功。
  五、新式印墨机 即专备上述印墨用之。
  六、简便播种机 盛欲播种籽于器中，一人拖之前行，种籽即整齐划一，以等距离，迅速的匀种于地中。
  七、新式瓦斯灯 此灯构造巧妙处有：（1）使用极便利，一般人均可使用。（2）使用时，无轰鸣声。（3）感热灵敏，发光极快，且无出油或气孔不通等弊。（4）构造简单，效用宏大。（5）重量较轻，携带便利。（6）制造费用小。
  八、颤动式弹花机此机经过七十三次试验，因耗费过巨，资力告罄，功亏一篑，遂辍。
  九、锭子抽纺式纺纱机 卫石先生发明此机，乃欲除中国旧式手工纺车之锭子，只能捻紧绕纱，而不能抽长。通用欧式套环纺纱机，纱锭只能捻紧与绕纱，亦无抽长机能之弊。劳思苦想，研究十余年，改良七十余次，耗资数万元，将届成功，适马廷贤匪陷徽县城，机被毁。
  十、河面水力发动机
  十一、速裁绒毯机
  十二、冷气电风扇
  十三、无气压瓦斯灯
  十四、简便手摇编毛机
  十五、赛跑终点自动报时机此机系卫石先生与王智先生共同设计。
  十六、汽车行程除尘机
  十七、联动水力制面粉机亦为马廷贤所毁。
  刘卫石先生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之下，致力于科学研究和科学救
  国，获得了诸多科研成果，闻名遐迩，为今人之学习楷模。故笔者谨献此文，欲期读者多于启迪。
  27、刘卫石的创造发明
  赵芝灵
  刘卫石系甘肃省徽县刘家沟人，1890年生于一个小康之家，自幼勤奋好学，喜爱科学技术，有钻研精神。高小毕业后，考入甘肃法政学校，1921年结业，由于学习超群，被陇南镇守使孔繁锦留用，旋派往上海等地考察实业，并买回造币机在天水安装完毕，后因刘对孔暴政不满，即辞职回家，专心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
  徽县地处嘉陵江上游，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除出产粮食外，在河川地区还盛产棉花，当时轧花要靠手工剥去棉籽。纺织全以古老的手纺车和织布机纺纱织布；加工面粉，皆用人畜作动力，推拉石磨效率很低。刘卫石立志革新，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以其聪明才智和坚强的毅力，克服困难研制成木制轧花机，用一匹马作动力，可以带动六部轧花机，同时工作。该机在县城北街试装营业，运转达三月之久，效果尚好，后因资金不足，无力更新，加之股匪临城绑票抢劫，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恐怖，其轧花机亦随之停业。
  刘从陕西运来优良棉籽，在家试种，将粉碎的骨粉作肥料。当时农民不了解骨头能作肥料，好奇地说：“狗啃骨头，没见过庄稼吃骨头”。秋后，棉花获得丰收。为了解决农民加工面粉的问题，他以水为动力，研制一次带动八台石磨同时磨面的模型，在县城西坡山麓安装试验未成。以后研制的卅根线头脚踏纺纱机，却获得成功。可惜因经济拮据，未能推广。是时，军阀混战，兵匪骚扰，民不聊生，刘为生活所迫，与巧匠王满合作，用陕西白水江所产之五花石，雕刻工艺品为生，刻成的山水人物、花卉、飞禽、走兽、体形各异，栩栩如生；并刻成印泥盒，盛装自制印泥，运往西安等地出售，因其工艺精巧，色泽光润，深受用户的欢迎和称赞。
  1931年，因马廷贤、王佑邦等土匪盘据徽县，人民不能安居乐业。为了生计，刘去西安谋生，经友人劝告和资助，前往南京，寻找工作，以实现自己所理想的事业。经故友杨杨村（天水人原监察委员）介绍，受到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的接见，于氏对刘甚为器重，约刘去上海，在于氏招待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的宴会上邀刘参加，对刘的发明创造，竭力推荐，希望与会者给以帮助。当时上海《大公报》头版还刊登了“于院长举行宴会，介绍甘肃发明家刘卫石发明创造事迹”的消息。但因当时乏人积极支持，未能有所作为，刘处于惘怅困顿之时，将仅存之古物（成县出土，汉马援将军设绛帐时用的酒爵），给上海洋商“德克劳伯工厂”作价换回一部万能机床，在南京安装，仍继续其科研实验工作。经过一年的刻苦钻研，“三动式电风扇”及“活页式电风扇”试制成功。南京《拓荒》杂志就其发明事迹作了刊载；其它报纸相继也有报道；刘卫石对所发明之“三动式电风扇”“活页式电风扇”自己照像、绘图，向南京政府实业部申请专利许可证。当时，南京政府政治腐败，官吏贪污成风，对发明创造毫不重视，该部人员，百般刁难，意图索贿，这时的刘卫石，生活困难，几有断炊之危，那有行贿之力，迫于无奈，将发明专利权转让给上海外商洋行“华生电器公司，”订立合同，按每年产品数量，付给利润，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合同中止。
  刘卫石生于西北，为了牧区人民之所需，苦心钻研，又试制成功了“羊毛旋剪机”，可惜当时乏人支持，无法推广应用，在无望之际，将专利权仍卖于苏联商人。
  日寇进犯南京时，刘险遭空袭遇难，勿忙北返到达兰州，与友集资兴办水泥厂未果。又奔往河西酒泉，合股办了小型炼铁厂，后又办了造纸厂，为当地群众急需铁、纸的问题，解决了困难。
  刘在西安时期，将原有的汽油炉，改制成台式汽灯，送给陕西缓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杨甚为欢喜，欲留其部任职，因道不同，而谢绝了杨的盛意。
  刘卫石一生除致力于科学技术钻研外，还喜爱文艺，能弹古琴、尤善雕刻，能在一双象牙筷上精刻前后《出师表》全文，用放大镜观看，刀势飞动，字形秀丽雄健，令人赏心悦目，惊叹不绝，受到京沪雕刻家的赞许。
  刘在旧社会黑暗统治下，怀才不遇，历尽坎坷受尽磨难，积劳成疾，1950年病故酒泉，终年六十岁。
  1962年夏，党和人民政府重视科学知识和科技人才，将刘卫石生前发明创造的“三动式电风扇”、“活页式电风扇”“羊毛旋剪机”等三部照片及遗物，在兰州文化馆展出，以资表彰并启迪后代青年。
  兹将我亲身见闻的刘卫石先生发明创造的事迹详为记述，以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