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林家英先生说，杜甫自秦州入蜀纪行诗，是心血凝成的，是双脚走出来的；它对中国山水诗、纪行诗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饱含深情的评语，对我们学习、研究杜甫陇右纪行诗，具有指导意义。陇右纪行诗，“皆以化工之笔，写造物之奇，泣鬼神之情，作惊人之语。”“或在于身，或在于世，或在于身世之交。而波澜壮阔，气格雄浑，声调铿鈜，色泽瑰丽，在集中尤为弘巨之作，五言长城，当推为绝调也。”（佚名《杜诗言》）杜甫这一阶段，无论在思想、生活经历以及诗歌创作诸方面，都迥异于其他时期。反映这一时期思想、经历的纪行诗及《凤凰台》、《万丈潭》，我们说它是诗人用心血凝成的千古绝唱，绝不为过。
  一、“杜陵有句皆忧国”
  “安史之乱”是唐朝的重大政治事件，是唐朝由盛到衰走向灭亡的转折点。波及全国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给国家、社会、人民带来了重大的灾难，而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杜甫，亲身经历了这场灾难，目睹了这场灾难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这给诗人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笔力所及，涉及到当时的政治、军事、人民生活和诗人的方方面面，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毛泽东同志1958年视察成都时，曾亲临杜甫草堂，称杜甫的诗歌为“政治诗”。这里“政治诗”的概念，是指杜甫通过他的诗作，揭露了安史之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抨击了统治阶级对人民横征暴敛的罪恶，深刻反映出他忧国忧民的思想。
  “安史之乱”发难范阳，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进而演变成为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又加深了对人民的压迫剥削，以致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鲜明对照。对此杜甫发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感叹。唐玄宗养虎为患，安禄山屯兵范阳，杜甫出于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向统治阶级发出了“秦山忽破碎”的警告，表露了“登兹翻百忧”的忧虑（《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在《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一诗里，把安禄山比做金虾蟆，如不早除，将会变成黄虬为乱。但热心于权力之争和沉浸于醉生梦死之中的统治阶级是不会听的。这种警觉与忧虑，反映了诗人对国事的关注，对国家命运的担忧，说明了诗人的高度警觉与深刻的洞察力。
  “安史之乱”爆发后，敌人的暴虐，统治阶级内部的慌乱，军事上的节节失利，加深了人民遭受的灾难，使深处其间的诗人郁愤难平，最终以犀利的笔触，淋漓尽致地在他的诗歌中得以表露。
  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反，两京失陷，诗人被陷长安，不久只身逃往凤翔，叩见肃宗，充任左拾遗。宰相房琯军事失利，御史贺兰进明毁谤房琯对肃宗不忠，门客董廷兰受贿。肃宗排斥旧臣，房琯罢相。杜甫认为房琯“深念主忧，义形于色”，谏于肃宗，希望他“弃细录大”。因之，触怒了肃宗，诏三司审问杜甫。宰相张镐、御史大夫韦陟分别为杜甫求情：“甫若抵罪，绝言者路”“甫言虽狂，不失谏臣体”，杜甫虽免于处罚，但仍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他在《立秋后题》中写道：“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诗人只好“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秦州杂诗》之一）而客居秦州。在秦州住了三个月，预感到吐番将要寇边，“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同上），又受生活煎迫，于是又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次迁徙，经历了一次一生中最为艰难的磨难。
  乾元二年（759）诗人离开秦州赴同谷，目的是找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乐土”。看来，这好像是避开是非之地，归隐“南州”，实是携家逃难，而心仍系国忧民难。他把自己遭受的政治迫害、背井离乡之苦溶于忧国爱民之中，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痛苦遭遇呼天悲地。这些通过他的诗作可以见出。“生涯抵弧矢，盗贼殊未灭。飘蓬逾三年，回首肝肺热。”（《铁堂峡》）由个人的旅途之艰，想到个人的坎坷经历和国家的危难。诗人既为个人的遭遇悲伤，但更为窃国之贼未灭而愤慨。诗人爱国忧民的心情溢于言表。在《盐井》一诗中，反映了手工业工人（盐工）的生活及其遭受剥削的情况，揭露和抨击了官差、奸商对盐工的剥削。“我何良叹嗟，物理固自然。”（《盐井》）以反语表示了诗人的愤慨：我又何苦深深叹息，事物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啊！诗人真是悲愤难语。杜甫处处把自己和人民联系在一起，这与他“安史之乱”后的遭遇密切相关。“安史之乱”前的诗作，他对人民的同情，只能从儒家观点出发，站在士大夫的立场去观察，去表现，去揭露。而此时，自己为生计所迫，流寓在外，置身于劳苦大众之中，对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再不似从前的悲叹。天宝三载（742）他与李白、高适登单父琴台，怀念“鸣琴而治”的良吏虑（fú）子贱，对于当时幽燕一带大举用兵，人民负担繁重的情况，曾发出这样的慨叹：“百万攻一城，献捷不云输。组练去为泥，尺土负百夫。”此时他在《寒峡》一诗中的感叹就不一样了：“此生免荷殳，未敢辞路难。”自己的遭遇与人民遭受的赋税、兵役之苦相比，又算得了什么，更惨更苦的还是广大人民啊！这正是杜甫的伟大之处。
  杜甫对国事的关心，表现在诸方面。“旌杆暮惨澹，风水白刃涩。胡马屯成皋，防虞此何及？嗟尔远戍人，山寒夜中泣。”（《龙门镇》）叛军屯兵成皋（洛阳一带），而远离敌人几千里的后方龙门，置兵戍守，又有什么用？石门雪隘，荒山寒夜，远离家乡的戍卒哭泣，诗人也彻夜难眠。军事上的措置失当，只能劳民伤卒，也是战祸延及长达八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云梯。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苦云直簳尽，无以充提携。奈何渔阳骑，飒飒惊烝黎。”（《石龛》）通过民众五年来为官军采伐“箭簳”，而“箭簳”将尽，又为官军没有箭而发愁。为了采伐到“美箭”，不惜冒死“上云梯”。这里诗人表达了复杂的感情，一方面反映了残酷的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另一方面又把谴责的锋芒指向安史叛军。诗人对国事的关注、人民痛苦的同情，总是与自己所遭遇的痛苦紧紧联系起来，并不是孤立地去看问题。这样诗人把国家的危难，人民的灾难，看得高于个人的遭遇，所以诗人就能以博大的胸怀，昂扬的精神，激越的情调，战胜人生之困，行旅之苦，发为千古绝唱，抒发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这种精神除上述诗作中得以表现外，在《凤凰台》、《万丈潭》、《五盘》、《剑门》等诗篇中，也有充分的表现。
  在封建社会忠君与爱国是一致的，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更是如此。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中称：“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封建社会中皇帝是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具有强大的凝聚力，统治阶级以此来号召人民抵御外侮。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以及文人学士，乃至平民阶层，都把“忠君”与“爱国”紧紧联系在一起，来实现自己齐家治国的理想。生活在唐朝的杜甫，也只能如此。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安史之乱前，他长期居住京都长安，其主要目的也是寻求门路，求得皇帝的重用，以实现其远大抱负。“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同上），都表达了同一理想。西京失陷，被叛军俘获，他没有屈膝以求叛军重用，而是抱着一腔报国之心，冒死逃离长安，“麻鞋见天子”。肃宗虽给了他一个左拾遗的小官，他也深感“主恩深厚”，决心克尽职守，连想请假到鄜州去看望妻子儿女一面，也不愿说出。及至因房琯罢相，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后又客居秦州时，也是心系国事。杜甫这一时期忠君与忧国忧民之情在《凤凰台》一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凤凰台》一诗，实是诗人忠君报国的誓言，堪称“壮志篇”、“报国篇”。诗人从凤凰台的名称，想到了“凤鸣歧山”，想到了周文王，但现实是西伯不在，凤声悠悠。看到的只是“山峻路绝踪”，石林气高浮”，于是产生了登临的意念，设想用“万丈梯”登上凤凰台。“恐有无母雏，饥寒日啾啾。我能剖心出，饮啄慰孤愁。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所贵王者瑞，敢辞微命休。坐看彩翮长，纵意八极周。自天衔瑞图，飞下十二楼。图以奉至尊，凤以垂鸿猷。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深衷正为此，群盗何淹留？”这里诗人愿以心作竹实，以血作醴泉，来饲养雏凤，其目的是为了使凤凰能长大重鸣，衔瑞图而降，献给皇帝，国运中兴，除盗贼，救苍生，为此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这样诗人就把效忠皇帝、救国拯民、除恶去盗有机地联系起来，以神奇壮美的浪漫主义色彩，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诗人一生为皇帝尽忠，为国家效力的执着追求。《万丈潭》又从不同角度，抒发了诗人希望潜龙腾跃，风云际会，国运兴旺，贤才能够施展，抱负得以实现的思想。
  “杜陵有句皆忧国”在国难深重的安史之乱中，在“生事不自谋”的窘迫境遇中，诗人的咏叹尤为沉重。陇右纪行诗便是诗人忧国忧民，用心血凝成，用双脚走出来的绝唱。
  二、“自开堂奥，尽削前规”
  杜甫陇右纪行诗，明清以来学者评价甚高，开创了纪行诗的新篇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秦州纪行诸诗，笔力变化，当与太史公诸赞方驾，学者宜常讽诵之。”（杨伦《杜诗镜铨》）“少陵入蜀诸篇，绝脂粉以坚其骨，贱丰神以实其髓，破绳格以活其肢，首首摛幽撷奥，出鬼入神，诗运之变，至此极盛矣。”（仇兆鳌《杜诗详注》引周珽语）“古今诗人殆无可拟者。”（华文轩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上编第三册）当代萧涤非、冯至、王瑶、朱东润、廖仲安、林家英诸学者，对杜甫陇右诸诗，也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咏物诗起自六朝。唐人沿袭，虽风华竟爽，而独造未闻。唯杜诗诸作，自开堂奥，尽削前规。”胡应麟对杜诗的评价是中肯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文人诗歌开始由玄言转向山水，到了谢灵运，山水成为主要描写对象。虽也反映了自然美，提高了诗歌的表现技巧，但仍为贵族生活的产物。到了唐代山水诗已趋成熟，在杜甫之前仍未能超脱互相酬答，纯情于山水的狭小境地。杜甫陇右诸篇，为之一新，走出了狭小天地，不仅改变了六朝以来山水诗的风格，也与诗人客居秦州前的诗风迥异，由顿挫沉郁，转为顿挫悲壮。杜甫的山水诗再不只是对自然美的刻意追求，而是把作者本人溶于山水之中，既歌颂了祖国的壮丽山川，又抒发了诗人对国事的关注，对人民苦难的深切感受，扩大了山水诗的意境。杜甫纪行诗“从《发秦州》至《万丈潭》，从《发同谷》至《成都府》，入天穿云，万壑千崖，雨雪烟虹，朝朝暮暮，一切可怪可吁可娱可忆之状，触目惊心，直取其髓，而犁然次诸掌上。”（卢世胥《杜诗胥注》）《铁堂峡》一诗，开始八句为“山风吹游子，缥缈乘险绝。峡形藏堂隍，壁色立积铁。径摩穹苍蟠，石与厚地裂。修纤无垠竹，嵌空太始雪。”铁堂峡的种种特征，无不从“险绝”来。后八句写旅途的艰辛，触发了离愁别绪和忧国之愤。“威迟哀壑底，徒旅惨不悦。水寒长冰横，我马骨正折。生涯抵弧矢，盗贼殊未灭。飘蓬逾三年，回首肝肺热”面对“险绝”的奇异景象，由于诗人的处境艰辛，并不能产生欣喜的感情，而是抒忧国之愤，发个人之悲，恬静的田园山水诗，就不能与之比拟了。《寒峡》的山高、谷深，寒冷、阴森；《法镜寺》的云洩乍萦，似晴而雨；日翳仍吐，似雨而晴；《青阳峡》的奇崛险峻，突兀惊人；《石龛》荒山野岭的险恶，熊吼、虎啸、猿啼、鬼嚎，天寒日昏，山远路迷，仲冬虹霓的阴森；《龙门镇》的石门雪隘，古镇峰峦，旌竿惨澹，风水刃涩；《积草岭》的连峰长阴，白日递隐，飕飕林响，怪日惨变，这些既写出了山、峡、隘、岭、寺的独具特色，又无处不与诗人的感受，国事堪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真是兴会淋漓，奇情横溢！
  诗人青年时期，曾南游吴越，北游齐梁，大半个中国的名山奇水都已领略过了，但西部地区崇山峻岭的苍莽雄浑，奇崛险峻，又给诗人以奇特的感受。如果说《发秦州》诸诗，描绘的仅限于山色峡景，而《发同谷》后诸诗，则山水兼备，又别具一格。
  乾元二年（759）十二月一日，杜甫又开始了“一岁四行役”的最后一次的艰难跋涉，携妻将雏踏上了入蜀的道路。“南登木皮岭，艰险不易论。汗流被我体，祁寒为之暄。远山争辅佐，千岩自崩奔。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汗流被体，祁寒为暄，渲染了攀登木皮岭之难。远岫、千岩争相奔涌、辅助，以动写静，突出了木皮岭的高峻雄伟的气势。登上木皮岭，才知道五岳之外，还有更为雄伟的高山。诗人过青阳峡，发出“昨忆踰陇坂，高秋视吴岳。东笑莲花卑，北知崆峒薄”的感叹。见青阳峡两岸高山小吴岳、华山、崆峒，登木皮岭小五岳。西部雄山，在杜甫笔下变得更为雄奇。“仰干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闻虎豹斗，屡跼风水昏。”“西崖特秀发，焕若灵芝繁。润聚金碧气，清无沙土痕。忆观昆仑图，目击玄圃存”（《木皮岭》），木皮岭的特有的奇姿异态，通过诗人的摹拟状写，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既有西部大山的雄浑，又有吴越名山的秀丽。诗人通过极为出色的描绘，由衷地发出了“对此欲何适？默伤垂老魂”的感叹！
  由《发同谷县》至《水会渡》诸诗，山既雄奇壮丽，水也激流澎湃，碧清明澈。渡白沙渡是天寒荒野，日暮中流；马嘶猿唤，水清沙白；江岸壁立，洪涛凌乱。对此江景，“迥然洗愁辛，多病一疏散”“临风独回首，揽辔复三叹”。这“窈窕入云汉”的嘉陵，江，奔流急涌的气势，又别于南方小桥流水与碧波千顷的温柔与浩淼。夜渡水会渡又不同于白沙渡的“日暮中流半”。“大江动我前，汹若溟渤宽。篙师暗理楫，歌笑轻波澜。”汹涌奔腾的大江，宽如东海；船工夜半操舟，轻歌笑语。写夜渡之险，反衬船工的从容自如、蔑视江险的神态。“回眺积水外，始知众星干”，夜渡时只见星汉倒映，以为众星皆湿；登岸回眺，才知众星皆干，传神逼肖，又别于陆放翁的“水浸一天星。”特定的境遇与境界，使杜甫“高出人表”。出了陇右，飞仙阁、五盘、龙门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的山势水态，在诗人的笔下，又具有一番气势。到了鹿头山，自陇入蜀道上的山水之奇险已尽，而诗之奇险亦尽。“乃发为和平之音，使读者至此，别一世界。”（仇兆鳌《杜诗详注》引李长祥语）至成都，在《成都府》一诗中，以大江东流，喻一生漂泊不定；成都歌吹，又兴中原茫茫遥隔之叹。至此，诗人结束了自秦入蜀的艰辛，开始了流寓两川相对稳定的生活。以后的诗作，虽有不少名篇，却也失去了陇蜀道上的激昂悲壮。
  杜甫陇右纪行诗，无论思想内容或艺术成就，都达到了未曾有的高度。对国家、人民命运的深忧远虑，个人的悲惨遭遇，在诗中紧紧地揉合在一起，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这是同时代诗人以及后来者不能比拟的。陇右纪行诗中，诗人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绘、叙述，将自己忧国忧民的感情寄寓其中，情与景达到完美的和谐统一。同时又将叙述、抒情、议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有诗歌美，又有散文美。在诗歌形式上，诗人熟练地运用五言古诗的形式，以摆脱格律的束缚，为五言古诗的发展再立丰碑。陇右纪行诗在摹山、绘水、状物方面，打破了山水诗的传统，扩大了山水诗的广度。在艺术表现上，驾轻就熟地调动诸多表现手法，增加了纪行诗的力度，这也是前人所不及的。如夸张、对比、反衬、联想等手法的运用，饱含哲理的名句的提炼，以及高度的历史概括，无处不展示诗人“高出人表”的才能。以至天台方正学入蜀望飞仙阁兴叹，以己不能出杜甫之右而搁笔。唐以后文人墨客由陇右入蜀者甚多，留下著名篇章者寥寥。这不能不说后来者缺乏杜甫博大的思想境界和超群的文采。
  杜甫陇右纪行诗，在杜甫诗歌创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研究杜甫陇右纪行诗，对研究杜甫有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学术界对杜甫陇右纪行诗的研究，虽已引起重视，但述之于文者尚嫌不够。值得庆幸的是，兰州大学中文系林家英先生多次由兰州至天水，经成县莅徽县，作多次实地考察，拍摄了杜甫陇右诗教学专题片，并对我们学习研究杜甫陇右纪行诗，给予了热情的指导和帮助。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到“陇右江南”来，实地考察杜甫陇右入蜀行踪，研究陇
  右纪行诗中有争议的问题，以期达到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