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1944年，中共中央在着重分析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决定在巩固和发展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的同时，抽调部分主力向华南地区发展，由北向南打通华北、华中和华南的联系，凭借五岭山脉建立新的根据地。当年秋，党中央决定，以八路军一二〇师之三五九旅各团抽调人员组成“南下支队”（全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共计5000余人，由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委，王恩茂任副政委，同年11月10日由延安出发，经山西、河南，于1945年1月29日到达湖北省东北部大悟山区，同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五师胜利会师。随后，部队又渡长江南下，深入敌后，沉重地打击了盘踞在华南地区的日伪军。1945年8月，南下支队打到广东南雄县境，进入五岭山区时，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迅速胜利，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全力对付共产党军队，“南下支队”被迫北返，历尽艰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胜利返回延安。
  1946年6月底，李先念、郑位三等同志领导的中原解放军在国民党军队30万人的包围进攻下，主动地作战略转移，胜利地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南下支队亦配合中原解放军的战略转移，由中原突围北上，经过昼夜兼程，连续作战，于1946年8月初进入陕西省太白县境后，决定兵分两路，王震率七一八、七一九团由宝鸡东渡渭河，向延安前进，徐国贤率领七一七团绕道宝鸡以西的凤县、两当、徽县向渭北前进。1946年9月上旬，徐国贤率七一七团经凤县、两当县广金坝进入徽县的严家坪、尹家坪、聂家湾，渡过嘉陵江过两当县的显龙，沿永宁河而上经柳林、江口、庙坪、太白垭进入天水县的党川、利桥，渡渭河北上，直赴陕北。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准备让三五九旅留一部分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在陇南的徽县、成县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并逐步向甘陕川三省交界地区发展，开辟新的敌后游击根据地。为此，西北局决定成立中共陇南特委和陇南游击支队，向国民党统治区主动出击，以便打开甘肃工作的新局面。
  中共西北局指示沿途各地党组织做好迎接“南下支队”工作。8月10日，为了贯彻西北局的指示精神，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共陇东地委召开联席会议进行了具体部署，并提出了两个行动方案。“一个方案是，配备100人（回骑团40人，三旅30人，工委30人），由马思义再配备一个政治较强干部领导。经过固原、西吉，沿六盘山山地转而到达清水。或者为了配合五师及玉树兵变以及利用马思义几次暴动和甘南民变的群众起义，在海固扰乱敌人一下，再经隆德、静宁绕道陇西、武山到达成县、徽县一带。另一个方案是由徐国珍带领警三旅的两个连部队，与上述100人共300人，由徐国珍、马思义领导仍经上述路线出去到达陇南。两方案的活动方式，原则是统一领导。分散活动，出行办法或者集中百人为一大股出去，或者分散成小股，每股二三十人出去。时间计划在9月10日以前完成。”①
  1946年8月16日，中共西北局电报指示甘工委以刘仁达为陇南武装司令，马福吉为副司令、孙作宾为政委、惠庆琪为副政委，以孙、惠、刘、马组成陇南特委，孙作宾为书记，惠庆琪为副书记。并指示以徽县为中心，向陕、甘、川交界之广大地区开展武装斗争。与此同时，甘工委派苏星同志赴徽县，其任务是传达甘工委指示，组织武装起义，接应甘工委派出的武装游击队，与南下支队取得联系。当时南下支队七一七团，在团长徐国贤的率领下已进入徽县嘉陵一带。县委派在严坪当老师的地下党员王智若前往与七一七团联系，因甘工委武装游击队在泾源县之老龙潭受挫失利，返回边区，县上的武装力量也再未集结，建立陇南游击根据地的计划暂时停止。南下支队也因没有接到上级指示，未在徽县停留，部队迅速通过，直抵延安。故配合南下支队及甘工委游击队建立以徽县为中心的陇南游击根据地的计划未能实现。
  在南下支队由徽县过境前后，国民党天水专署指示徽县政府称：“共军已经陕南一带入甘，要严加防守。”②国民党徽县政府立即成立所谓的“城防委员会”“民众自卫总队”等反动组织，企图阻止南下支队通过，南下支队绕过敌伪重镇，神速通过后，国民党甘肃政府密令徽县政府逮捕葛维西。县长刘中仁将密令交与周少珊看后，周少珊即与刘希祖商议，为不使葛维西遭敌人逮捕，决定由葛维西写出辞职申请，经刘中仁批准后离开了城区。时隔两个月后，局势逐渐缓和，刘中仁又任命葛维西为栗亭小学校长。国民党县政府组织清乡队，分抵嘉陵、永宁、柳林等地清乡，以所谓“共党嫌疑”抓捕了数十人，经审问后大部分被放回，只将其中两三人押送天水审问。
  南下支队七一七团途经徽县柳林镇之庙坪村时，有两名战士因病掉队（后来一人悄然离去），另一人被当地国民党反动势力杀害。据当时参与杀害行动的永宁乡第八保保长宋志海（原籍陕西大荔县沙底乡人）供述：“1946年8月间，解放军从老牛沟梁经过，后有100多国民党追兵。第二天晌午，国民党县政府某人指示：‘小沟刘蔑匠家的鞍房①里有两个共军两支枪，设法收存到保里。’我去看时，有两个穿灰军服的战士，均为中等个子，大约二十八九岁，南方口音。并挽起裤子让看他们腿上的疥疮，宋志海当即按照上峰的旨意收缴了79步枪两支和灰布长条弹袋（后来枪枝上缴县政府）。一名战士休息几天后悄悄走了，另一名在刘蔑匠家休息约半个月遂去江口村给冯生玉家打短工糊口约20多天。国民党县政府某人又写信给王永信，指使‘要残害这名共军战士，不害死终究是害。’王永信接到信后即转告于我，并按其旨意安排副保长郭俊德派段信昌（农民）去江口，把那个战士叫到庙坪郭俊德家里。暗地里给杨虎娃（农民，二十五六岁）交待了杀害的任务，随即由我和郭、王、杨将那名战士带到吊沟口河坝里，由杨虎娃用收缴去的枪进行杀害，并将尸体就地掩埋。”不久洪水将遗体冲涮露出河滩，后被野兽吃掉，其场面残不忍睹。
  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二十一师六十一团派参谋王子安亲往徽县进行处理。勒令四名凶手立碑纪念并刻上其姓名。碑文曰：“兹有南下某同志系我部三五九旅战士，于一九四六年八月间，由中原突围经此地战斗后与部队失去联络，被该地伪保长宋志海、郭俊德、王永信、杨虎娃等组织数人，将该同志财物拿去并伤害性命，将枪枝交给敌人，革命今已胜利，将此等人进行处理，并立碑作为永久纪念。行凶人宋志海、郭俊德、王永信、杨虎娃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九日立”。后来，杀害南下支队战士的四名凶手，被依法判刑，其中宋志海、郭俊德刑满释放回家，宋志海于1988年病故；杨虎娃、王永信死于劳改农场。
  在南下支队途经徽县高桥、榆树等乡镇时，还有几位战士因病掉队，但却幸运地被流落在当地的老红军或好心的群众救助，最后返回了部队。其中，有两名战士在高桥乡木芦村因病掉队，被一名叫向义和的流落红军领到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又给他们送了两个包谷面饼，然后送他们离开高桥，寻找大部队去了。还有一名叫祝庆江①的战士，行至徽县高桥时，因为拉肚子走不动了，流落到高桥一带讨饭，向义和就把他叫到家里住了几天，管吃管住，精心照料。当时正值国民党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时期，向义和怕被国民党发现，就把祝庆江隐藏到对面峡里半山上的一户烤酒熬糖的人家里，后来又转移到甘沟的一个山洞里，病好一点了就介绍他帮当地一家造纸作坊干了将近一个月的零活，然后去了天水，再从天水返回了延安。
  2005年，祝庆江还带着妻子由兰州军区和统战部的人员陪同到高桥寻找当年的救命恩人，来了却他几十年的心愿。当寻找到向义和的女儿向莲英后，说起当年的情景，祝庆江对向义和一家人非常感激，也很感激那些帮助、掩护过他的当地群众，还给了向莲英500元钱，并邀请她们到新疆去做客。返回新疆后，又接连给向莲英家写过几次信。祝庆江曾在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辑的《铁流》第30期上专门刊发了一篇回忆文章——《归队》，描述的情景与向莲英口述的经过大同小异。
  还有一位名叫徐明（湖南常德人）的南下支队战士，在徽县榆树乡麻庄因病掉队，在麻庄的一座鞍房里养病，被流落在当地的老红军战士徐兴文相救，送水送饭，悉心照料，最后病愈归队。
  南下支队在南下、北返的两年间，途经晋、豫、鄂、湘、赣、粤、陕、甘八省，跋涉二万余里，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经过100多次浴血奋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寇、汪伪和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在千百万人民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46年9月27日南下支队胜利返回延安。毛泽东同志对南下支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你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敢顽强，深入敌人的心脏，敢于和敌人作斗争，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数十万大军的围剿，胜利返回延安。你们是党的宝贵财富，虽然牺牲了不少同志，但是你们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你们勇敢顽强，不怕敌人的围追堵截，经历了第二次长征。”①

①中共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徽县地下党》，1989年版第83页。 ②中共陇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陇南历史（1928-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31页。 ①当地方言，意为用秸杆等搭成的简易窝棚，用来防野兽、存放农具等。 ①祝庆江，湖北省黄陂县罗汉寺祝家大湾人，生于1925年。1941年投身革命。参加了“中原突围”、保卫延安、解放华北、解放大西北的战斗。1949年10月随王震将军进军新疆，执行剿匪平叛、建立民主政权、保卫和建设边疆、屯垦戍边任务。曾任第二军第五师十三团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副政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兼监委书记和军事法院院长、新疆农垦总局副局长兼政治部主任、纪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兼第四师政委、党委书记，中共新疆自治区顾问委员会委员，1994年离休。2014年6月病逝。 ①王首道：《忆南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