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第一节 中共徽县地下组织恢复与甘工委的联系
  1941年后，中共甘肃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甘工委被迫停止工作，徽县地下党长期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暴露身份的党员转移外地，党组织分散活动，党员隐蔽起来，实行单线联系，党的活动陷入了低潮。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十分重视甘肃国民党统治区中党组织的恢复工作。1945年9月，遭到严重破坏的甘工委在陕甘宁边区华池县园城子重新恢复，并陆续派出干部深入国统区考察各地党组织状况，重建党的各级组织，恢复发展党员，甘肃党的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抗战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此时，徽县党组织仍处于“精干隐蔽”状态，发展党员也局限在少数阶层和重点区域，而敌伪政权对徽县却很注目。天水调统室派特务郭大和伪装成《陇南日报》社记者到徽县，初步掌握了吴治国、葛维西、周冠军等主要负责人的情况，这些同志处境非常危险，但仍在为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6年5月，中共甘工委派高健君到徽县考察了解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三年多的徽县党组织情况，使徽县地下党组织重新恢复了与甘工委的联系。在了解掌握了一些具体情况后，高健君向徽县县委主要成员吴治国、山炯堂等传达了党的七大会议精神，徽县县委汇报了近几年来徽县党组织开展活动的情况。高健君了解到徽县党组织力量保存完整，并在异常艰苦和困难的处境下仍然带领全县党员积极开展了抗日救亡各项活动，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而且还建立了一批可靠的统战关系，并发展了一些新党员。中共徽县工委成为甘肃国统区最早恢复与上级组织联系并开展工作的县委。
  高健君从徽县返回边区后，写出了徽县考察报告，他在报告中写到：徽县“党虽然没有发展，工作仍然停顿着，但一些党员为了能在本身生存下进行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息。..有些党员几年来就是这样孤军奋斗，跌倒又爬起来，不气馁，为生存而斗争。..其他如吴治国、周冠军、山炯堂等同志，都在这种情况下争取生存的。反动派从这里把他们打下去，他们又从那里爬起来。..反动者即扬言吴治国活动学生，反对新校长，从此吴治国即退居家中，切实务农，等待世局之好转，现在一般人认为吴已会过日子，由书生变成庄稼汉了，不问政事了，但反动者及一些有眼光的人，仍认为吴的行动尚不敢量。反动分子们始终想把他们永远压下去，使他们在徽县失掉生存之路，他们就这样熬过几年时光的。在几年黑暗反动的时期里，党虽然没有发展，却考验一些党员谁是真正的革命者，谁是投机者，谁能一时没有党的领导仍然艰苦地撑下去，在这几年中已看得明白了。..如山炯堂连任十一年高小校长，反动分子几次想搞垮他，结果都失败了。真正好党员几年虽没有联系，他们仍没有消极失望，天天盼人找，希望八路军打过来，环境最坏时还买子弹（存有两箱），收拾枪支，不顾危险与非法武装打通关系，准备不能立足，就去山里。”①
  1946年6月后，国民党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中共中央西北局加大了对甘肃党的工作力度，两次召开西北局扩大会议，研究甘肃党的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工作方针和指示。194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明确提出：“甘肃工作中，搞武装、搞若干根据地是中心问题，不可忽视。”并就陇南党的工作指出：“甘肃工作目前的方针是在陇南地区发展武装，准备建立根据地，长成强大的党的群众和军事的力量。这一地区多山地，有发展武装的条件，而对西北战略上，又是一重要地区。先沿秦岭西端支脉为中心，然后逐渐开展。第一，尽一切可能派干部去，现在就准备，陆续派百十个干部，散在陇南一带，情况已经要求我们迅速准备，争取八、九两月内把干部派出去。有干部去作骨干，其余人员、枪支也就可在当地发展。现在赶快准备好出去的路线。第二，先加强徽县山上原来坚持的武装，加强领导，使这支武装行动更有效，与群众更密切结合，取得群众更多的帮助，壮大自己。在这支武装周围再布置若干小武工队配合行动，干部可跟这些武工队散开去做群众工作，站住脚，继续发展。陇南地区可以学曾镜冰①办法。在形势无大变化时，游击队只可搞几百人，至多八百人，不经常集中，分开几个地区，分散活动。这是公开的武装，是作为群众武装（隐蔽的与半隐蔽的）核心。至于在保甲等掩护下合法的或隐蔽的武装则越多越好。..陇南地区不仅为甘肃将来开展工作的基础，而且在保卫边区，策应陕东南、川陕边地区上，有其大的意义，甘肃工委要用最大力量，放在这地区上。”①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在陇南建立武装游击根据地的决定，西北局和甘工委又于1946年7、8月间派高健君到徽县传达关于整顿组织、进行党员思想教育、放手发动发展组织、开展武装活动、建立陇南隐蔽根据地的指示。同时，派熟悉军事工作的“回民支队”政治处政委司国权到徽县协助县委开展武装工作。司国权以小商贩身份在徽县南山一带组织革命武装；派成县小川人台中堂返回家乡成县开展工作。12月，派吴岳、高伯峰、马宗礼先后返回徽县工作。1947年2月，甘工委又派邵海（化名张占元）回到礼县罗坝开展工作。
  第二节 配合中共甘工委开辟陇南敌后游击根据地活动
  1944年，中共中央在着重分析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决定在巩固和发展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的同时，抽调部分主力向华南地区发展，由北向南打通华北、华中和华南的联系，凭借五岭山脉建立新的根据地。当年秋，党中央决定，以八路军一二〇师之三五九旅各团抽调人员组成“南下支队”（全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共计5000余人，由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委，王恩茂任副政委，同年11月10日由延安出发，经山西、河南，于1945年1月29日到达湖北省东北部大悟山区，同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五师胜利会师。随后，部队又渡长江南下，深入敌后，沉重地打击了盘踞在华南地区的日伪军。1945年8月，南下支队打到广东南雄县境，进入五岭山区时，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迅速胜利，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全力对付共产党军队，“南下支队”被迫北返，历尽艰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胜利返回延安。
  1946年6月底，李先念、郑位三等同志领导的中原解放军在国民党军队30万人的包围进攻下，主动地作战略转移，胜利地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南下支队亦配合中原解放军的战略转移，由中原突围北上，经过昼夜兼程，连续作战，于1946年8月初进入陕西省太白县境后，决定兵分两路，王震率七一八、七一九团由宝鸡东渡渭河，向延安前进，徐国贤率领七一七团绕道宝鸡以西的凤县、两当、徽县向渭北前进。1946年9月上旬，徐国贤率七一七团经凤县、两当县广金坝进入徽县的严家坪、尹家坪、聂家湾，渡过嘉陵江过两当县的显龙，沿永宁河而上经柳林、江口、庙坪、太白垭进入天水县的党川、利桥，渡渭河北上，直赴陕北。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准备让三五九旅留一部分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在陇南的徽县、成县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并逐步向甘陕川三省交界地区发展，开辟新的敌后游击根据地。为此，西北局决定成立中共陇南特委和陇南游击支队，向国民党统治区主动出击，以便打开甘肃工作的新局面。
  中共西北局指示沿途各地党组织做好迎接“南下支队”工作。8月10日，为了贯彻西北局的指示精神，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共陇东地委召开联席会议进行了具体部署，并提出了两个行动方案。“一个方案是，配备100人（回骑团40人，三旅30人，工委30人），由马思义再配备一个政治较强干部领导。经过固原、西吉，沿六盘山山地转而到达清水。或者为了配合五师及玉树兵变以及利用马思义几次暴动和甘南民变的群众起义，在海固扰乱敌人一下，再经隆德、静宁绕道陇西、武山到达成县、徽县一带。另一个方案是由徐国珍带领警三旅的两个连部队，与上述100人共300人，由徐国珍、马思义领导仍经上述路线出去到达陇南。两方案的活动方式，原则是统一领导。分散活动，出行办法或者集中百人为一大股出去，或者分散成小股，每股二三十人出去。时间计划在9月10日以前完成。”①
  1946年8月16日，中共西北局电报指示甘工委以刘仁达为陇南武装司令，马福吉为副司令、孙作宾为政委、惠庆琪为副政委，以孙、惠、刘、马组成陇南特委，孙作宾为书记，惠庆琪为副书记。并指示以徽县为中心，向陕、甘、川交界之广大地区开展武装斗争。与此同时，甘工委派苏星同志赴徽县，其任务是传达甘工委指示，组织武装起义，接应甘工委派出的武装游击队，与南下支队取得联系。当时南下支队七一七团，在团长徐国贤的率领下已进入徽县嘉陵一带。县委派在严坪当老师的地下党员王智若前往与七一七团联系，因甘工委武装游击队在泾源县之老龙潭受挫失利，返回边区，县上的武装力量也再未集结，建立陇南游击根据地的计划暂时停止。南下支队也因没有接到上级指示，未在徽县停留，部队迅速通过，直抵延安。故配合南下支队及甘工委游击队建立以徽县为中心的陇南游击根据地的计划未能实现。
  在南下支队由徽县过境前后，国民党天水专署指示徽县政府称：“共军已经陕南一带入甘，要严加防守。”②国民党徽县政府立即成立所谓的“城防委员会”“民众自卫总队”等反动组织，企图阻止南下支队通过，南下支队绕过敌伪重镇，神速通过后，国民党甘肃政府密令徽县政府逮捕葛维西。县长刘中仁将密令交与周少珊看后，周少珊即与刘希祖商议，为不使葛维西遭敌人逮捕，决定由葛维西写出辞职申请，经刘中仁批准后离开了城区。时隔两个月后，局势逐渐缓和，刘中仁又任命葛维西为栗亭小学校长。国民党县政府组织清乡队，分抵嘉陵、永宁、柳林等地清乡，以所谓“共党嫌疑”抓捕了数十人，经审问后大部分被放回，只将其中两三人押送天水审问。
  南下支队七一七团途经徽县柳林镇之庙坪村时，有两名战士因病掉队（后来一人悄然离去），另一人被当地国民党反动势力杀害。据当时参与杀害行动的永宁乡第八保保长宋志海（原籍陕西大荔县沙底乡人）供述：“1946年8月间，解放军从老牛沟梁经过，后有100多国民党追兵。第二天晌午，国民党县政府某人指示：‘小沟刘蔑匠家的鞍房①里有两个共军两支枪，设法收存到保里。’我去看时，有两个穿灰军服的战士，均为中等个子，大约二十八九岁，南方口音。并挽起裤子让看他们腿上的疥疮，宋志海当即按照上峰的旨意收缴了79步枪两支和灰布长条弹袋（后来枪枝上缴县政府）。一名战士休息几天后悄悄走了，另一名在刘蔑匠家休息约半个月遂去江口村给冯生玉家打短工糊口约20多天。国民党县政府某人又写信给王永信，指使‘要残害这名共军战士，不害死终究是害。’王永信接到信后即转告于我，并按其旨意安排副保长郭俊德派段信昌（农民）去江口，把那个战士叫到庙坪郭俊德家里。暗地里给杨虎娃（农民，二十五六岁）交待了杀害的任务，随即由我和郭、王、杨将那名战士带到吊沟口河坝里，由杨虎娃用收缴去的枪进行杀害，并将尸体就地掩埋。”不久洪水将遗体冲涮露出河滩，后被野兽吃掉，其场面残不忍睹。
  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二十一师六十一团派参谋王子安亲往徽县进行处理。勒令四名凶手立碑纪念并刻上其姓名。碑文曰：“兹有南下某同志系我部三五九旅战士，于一九四六年八月间，由中原突围经此地战斗后与部队失去联络，被该地伪保长宋志海、郭俊德、王永信、杨虎娃等组织数人，将该同志财物拿去并伤害性命，将枪枝交给敌人，革命今已胜利，将此等人进行处理，并立碑作为永久纪念。行凶人宋志海、郭俊德、王永信、杨虎娃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九日立”。后来，杀害南下支队战士的四名凶手，被依法判刑，其中宋志海、郭俊德刑满释放回家，宋志海于1988年病故；杨虎娃、王永信死于劳改农场。
  在南下支队途经徽县高桥、榆树等乡镇时，还有几位战士因病掉队，但却幸运地被流落在当地的老红军或好心的群众救助，最后返回了部队。其中，有两名战士在高桥乡木芦村因病掉队，被一名叫向义和的流落红军领到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又给他们送了两个包谷面饼，然后送他们离开高桥，寻找大部队去了。还有一名叫祝庆江①的战士，行至徽县高桥时，因为拉肚子走不动了，流落到高桥一带讨饭，向义和就把他叫到家里住了几天，管吃管住，精心照料。当时正值国民党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时期，向义和怕被国民党发现，就把祝庆江隐藏到对面峡里半山上的一户烤酒熬糖的人家里，后来又转移到甘沟的一个山洞里，病好一点了就介绍他帮当地一家造纸作坊干了将近一个月的零活，然后去了天水，再从天水返回了延安。
  2005年，祝庆江还带着妻子由兰州军区和统战部的人员陪同到高桥寻找当年的救命恩人，来了却他几十年的心愿。当寻找到向义和的女儿向莲英后，说起当年的情景，祝庆江对向义和一家人非常感激，也很感激那些帮助、掩护过他的当地群众，还给了向莲英500元钱，并邀请她们到新疆去做客。返回新疆后，又接连给向莲英家写过几次信。祝庆江曾在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辑的《铁流》第30期上专门刊发了一篇回忆文章——《归队》，描述的情景与向莲英口述的经过大同小异。
  还有一位名叫徐明（湖南常德人）的南下支队战士，在徽县榆树乡麻庄因病掉队，在麻庄的一座鞍房里养病，被流落在当地的老红军战士徐兴文相救，送水送饭，悉心照料，最后病愈归队。
  南下支队在南下、北返的两年间，途经晋、豫、鄂、湘、赣、粤、陕、甘八省，跋涉二万余里，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经过100多次浴血奋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寇、汪伪和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在千百万人民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46年9月27日南下支队胜利返回延安。毛泽东同志对南下支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你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敢顽强，深入敌人的心脏，敢于和敌人作斗争，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数十万大军的围剿，胜利返回延安。你们是党的宝贵财富，虽然牺牲了不少同志，但是你们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你们勇敢顽强，不怕敌人的围追堵截，经历了第二次长征。”①
  第三节 中共徽县工委的成立及峡门会议
  1946年7、8月间，中共西北局、甘工委先后派高健君、司国权到徽县传达了关于整顿组织、进行党员思想教育，放手发动群众，发展组织，开展武装活动的指示后，司国权即化名李英泰，以小商贩身份，身背杂货背篓，到徽县南山的栗亭、大河一带活动。
  8月，根据中共甘工委的指示精神，中共徽县县委积极开展工作，先后派吴治国、司国权去礼县白关坡联系党员苏贵银掌握的一支武装，因苏贵银外出未遇，吴治国、司国权返回徽县。随后，又派司国权去徽县北部山区榆树组织罗青山、李元堂等人的武装力量。司国权到榆树全耳寺，在解木板①的工人中组织领导了以罗青山、李元堂为首的八人武装；并由几名经济条件好的党员负责，自筹资金购卖了长、短枪共7支，收缴土匪豪强手枪3支，以配合“南下支队”北返和甘工委武装游击队的行动，建立陇南游击根据地。
  同年11月下旬，苏星向中共甘工委汇报工作后重返徽县，在峡门周仁杰家中向吴治国、周冠军、司国权等传达了甘工委《关于恢复和整顿原来党员和组织的决定》，中共徽县县委改称中共徽县工作委员会，简称“徽县工委”，吴治国任工委书记，葛维西、周冠军为委员，不久，又增补司国权、山炯堂为委员。在这次会议上，马宗礼还汇报了甘工委书记孙作宾关于执行民族政策和在回民中发展组织的指示。
  1946年12月8日至11日，中共西北局讨论甘肃工作时指出：“陇南地区这个地区应是甘肃开展游击战争的重心，在临洮、徽县等已有武装活动的地方，加强领导。在还没有武装活动的地方，要积极发展隐蔽力量，准备武装活动。甘工委在领导上目前仍应以后者为主，设法派人到合法武装中去，交朋友发展党，准备起义。……此外，甘工委应以徽县司××同志的力量为基础，慢慢向大发展，作为我党在陇南的基干力量。”①并确定了派干部出去传达目前的形势及党的方针与政策：恢复支部，依据各地组织情况建立领导机关；放手发展党员等工作措施。随后，甘工委派吴岳和高伯峰同志到徽县传达会议精神。 1946年年底，中共徽县工委在榆树乡召开了“峡门会议”，作出了“以徽县为中心，把党的组织工作推向邻近各县”的重要决定。会后，县工委指派吴岳（康万德）负责榆树全耳寺的武装工作；苏星（张德才）去榆树镇公所，以队兵身份作掩护，发展组织并做该镇自卫队队副荔督堂的工作，争取掌握镇自卫队；派司国权去嘉陵一带开展工作；派侯致中、李仁、茹素去成县开展工作，发展党组织；派金少伯去康县发展党组织；派回民党员乌正峰到两当县、略阳县，在回民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派回民党员马宗礼到成县红川，在回民中发展党员。县工委的这一决策，为周边各县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峡门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使徽县工委的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了把党组织向邻近各县发展的目标上来，它推动了徽县周边各县区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使邻近县区都相继发展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并先后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从而，也为陇南工委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第四节 中共陇南工委的成立
  1947年11月13日，中共西北局发出对《甘肃工作的指示》指出，“今后工作应以陇渭工作为基础，向南、向西发展，大大加强陇南工作。”①为了加强陇南工作，西北局决定，调高健君负责陇南工作。1948年4月至6月，中共甘工委分别发出《对徽县工作布置》和《关于陇南工作的报告》。指出：“该地是川陕甘的交界处，是必争之地，有很大的战略意义，不久在那里一定要建立根据地。以往束手束脚的工作，已不适合时宜，赶不上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要立即大量地在农村发展党员，放手发动与组织群众。现在，如搞不下基础，主力一到，会造成很大的困难。因之，要来个彻底转变，由城市到农村（但不是不要城市工作）；由知识分子到农民（但不是不要知识分子）；由地下工作准备转到公开活动。”②
  1948年11月，高健君到陕甘宁边区的陇东地区华池县园城子，向中共甘工委书记孙作宾同志汇报了陇南地下党的建设工作。11月29日，甘工委研究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陇南工作委员会（简称“陇南工委”），为甘工委直属的四个工委（陇南、平东、皋榆、陇右）之一。
  1949年1月6日，中共甘工委相继派高健君、余凯（即秦慎之）到徽县，传达了中央1948年9月工作会议精神和甘工委1948年11月29日园城子会议关于成立陇南工委的决定。
  2月中旬，根据中共甘工委的决定，高健君在徽县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陇南工作委员会（简称“陇南工委”），并召开第一次工委会议，会议推举高健君任工委书记，吴治国、余凯、沈遐熙、王廷杰为委员，工委工作范围是徽县、成县、两当县、康县、西和县、礼县、武山县、甘谷县、天水县、清水县、秦安县、漳县以及陕西陇县、凤县、略阳县。会议决定：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壮大党的组织，发展“非法武装”，争取合法武装，开展抗兵、抗粮、抗款活动；加强城市工作、知识分子工作和统战工作；调整徽县工委，做好组建武山、成县、两当县工委的准备；并派司国权为两当县特派员。
  1949年4月，中共陇南工委与徽县工委在徽县伏家镇蔡家沟召开联席会议，陇南工委高健君、吴治国、沈遐熙、余凯和徽县工委葛维西、山炯堂及姚承祖、吴建威参加了会议。会议学习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的消息。会议强调：今后陇南党的工作的重点是壮大力量，建立武装，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配合迎接解放。会议决定：调苏星去武山县协助王廷杰组建武山工委；山炯堂任成县工委书记兼管徽县西北片工作；司国权任两当县工委书记，兼管徽县东南片工作；调徽县师范学生党员李湛、文大家二人去天水中学，加强天水党组织；调吴岳去陇西，策反敌军起义。徽县工委由葛维西担任书记，增补姚承祖、吴建威为委员；指定吴建威领导贾德有直接掌握的一支非法武装。
  第五节 中共徽县组织的发展壮大及党组织向周边县区的发展
  一、中共徽县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
  1947年3月，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失败后，改向对山东和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党中央及时指示，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要趁敌后方兵力空虚、征兵征粮使民不聊生，群众斗争情绪普遍高涨的有利时机，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有步骤地发动与组织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以牵制敌人力量。徽县工委遵照此精神，讨论决定加强军事建设，除自建武装外，还要利用国民党的合法武装，改造土匪武装，大力开展武装活动，随后，指派部分党员打入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发展党员，组建武装和掌握国民党的合法武装，并开始与土匪武装接触，进行教育改造工作。
  为了加快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徽县党组织派党员张力冲、阎汝昌打入伏家镇镇公所，分别担任了镇长和主任干事，以合法身份在镇公所的干事、队兵中发展党员七人，使该镇武装力量全部掌握在地下党组织的手中。党组织还指派专人对县自卫队副大队长张有锡（原统战人士）、榆树镇队副荔督堂、峡门镇队副窦英杰、嘉陵乡队副冉有德等人进行教育，先后分别接收入党，使其所领导的合法武装为我党服务。与此同时，由党内主要负责同志指挥，通过各方关系与土匪武装接触，相继对土匪贾德有、申华、袁保山及原马尚智残部申中秀、苏浩甫等武装进行教育改造，使他们改邪归正，弃暗投明，为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举义效力。由于在组织上采取了三个渠道一齐抓，策略上采取因时因事、因地制宜的方式，使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到1948年7月，徽县党组织领导和指挥下的武装力已拥有100多人，有枪支100多支，足够对付地方反动武装和豪强。
  1947年5月，县工委派交通员高伯峰去庆阳园城子向甘工委汇报组织发展和武装工作。甘工委指示，要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壮大组织。高伯峰返回徽县时，甘工委托其带给徽县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共7两5钱黄金，行至陕西陇县被敌人盘查拘押，高伯峰用暗语向吴治国写信作了汇报，经周冠军、周少珊等人四处活动，由县长刘中仁出具了“高伯峰携资探亲”的证明，陇县敌人将高伯峰释放，并退还了黄金。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中共徽县地下党组织的不断壮大，为了便于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徽县工委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先后建立了栗亭、伏家镇、城东及城北四个区工委。
  1947年9月，首先建立了栗亭区工委，葛维西兼任书记，周生让、侯致中为委员。
  1948年4月，罗扬实向高健君转达了甘工委对徽县工作的指示：（一）不久将在徽县一带建立游击根据地；（二）立即在农村大量发展党员，准备由地下工作转为公开活动；（三）供给主力使用的材料，如地形河流、碉堡工事、粮食仓库、敌人兵力、统治方法、民情风俗、土地关系、工商业等，需立即调查。要求传达时不仅讲时局和政策，并要着重说明徽县地理的重要性①。除了上述三方面工作的布置外，甘工委还专门派郭世英（徽县人，葛维西之弟）由庆阳到徽县，一方面了解工作，一方面通知县工委负责人到甘工委研究工作。5月，高健君到徽县传达了甘工委指示，并带回了《回民自治纲领》（草案）。6月，县工委在伏家镇蔡家沟召开会议，按甘工委指示决定，开辟以南山龙王洞和以北山榆树为中心的两个游击区，并在全县开展建立红村子的活动。会后，建立了伏家镇区工委，山炯堂兼任书记，姚承祖、张力冲为委员。
  同年9月3日，吴治国向甘工委孙作宾书面汇报：（1）党员发展到257人。（2）3月间成立了成县临时工委，由茹素、台中堂、杨栖翠三人组成。成县还成立了红川和小川两个支部；徽县建立了榆树峡门、大河、永宁镇（两个）、伏家镇、伏家镇镇公所、县城东关等七个支部。准备在徽县榆树镇自卫队和县常备队各建立一个支部。6月中旬，在伏家镇建立了区工委，由山明轩（山炯堂）兼任区工委书记。
  同月，高健君在徽县城北向家沟主持成立了城东、城北两个区工委。城东区工委由哈含章任书记，王万富、毛鸿恩为委员；城北区工委由王永茂任书记，武德山、张凤歧为委员。1948年11月，中共徽县工委在向家沟召开会议，会议决定从政治斗争转入军事斗争，在榆树，峡门、麻庄到徐家沟门和新店一带建立根据地，发展革命武装。
  1949年1月30日，中共徽县工委对栗亭区工委作了调整，侯致中任书记，段奕章、周生让、赵养廉为委员。
  1949年2月，中共徽县工委进行了调整，吴治国继续担任书记，葛维西为副书记，山炯堂、周冠军为委员。同时，调整了伏家镇区工委，姚承祖任书记，山森为副书记，吴克明、侯耀宗、李应华、翟万全为委员。
  在地下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徽县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甘工委关于甘肃地下党工作开展的报告内容中①列举了1940年代初甘肃地下党领导开展斗争的实例，所举证的三个例子都发生在徽县，可见徽县党组织在甘肃的地位和活动能量。一是第八战区派员到徽县征收军粮，征收人员有勒索行为，“引起众愤，党遂借此鼓动群众欧打之。”同时由“维梓团”出面，将征粮人员送到县政府，“利用维梓团包围辩论，说输了事。”二是随后，地下党扩大战果，当第八战区再到徽县征粮时，“发动农民百余人，向八战区呈请少购缓购。同时经过上层关系的疏通，遂得现购1万石，下剩等至秋后再购。”三是“省建设厅徽县酒精厂的工人，无理打死了一个农民，我们遂发动农民百余人，向县长控告。结果该厅赔偿抚恤费三百元，并保证同类事件不再发生。”三起事件都和当地民众利益直接相关，地下党组织根据以民众利益为诉求，抓住对方弱点，成功利用地域观念，帮助抱打不平，激起民众激愤情绪，既对地方统治力量形成打击，又可提高自身威望，取得民众信任。几次事件的解决，使中共徽县地下党组织成为徽县社会一股能量巨大的政治潜流。
  1949年4月，在伏家镇白家庄，由县工委书记葛维西、委员姚承祖主持成立了伏家镇北路区工委，张力冲任书记，白国珍、褚如杰为委员。在协和乡郭家庄，由山炯堂主持成立协和区工委，阎汝昌任书记，冯维新、郭峻为委员。
  4月21日，为了更好地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陇南工委与徽县工委遵照党中央关于培训干部迎接解放的指示精神，研究确定周冠军、马学海、乌正峰、马浩珊、杨志德、董章、马俊民、杨逢春等八名党员去延安学习。临行前，高健君与他们谈话，交待了行动路线，接头暗号和地点，4月25日，这八名党员即起程去了延安。
  到1949年解放前夕，中共徽县工委共辖区工委6个，总支32个，支部252个，总计党员2193名，成为全省地下党组织发展最为迅速、活动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为迎接陇南全面解放和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迅速挺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共徽县党组织向周边县区发展
  1946年12月，甘工委派吴岳、高伯峰到徽县协助工作。县工委研究，确定以徽县为中心，把组织发展工作推向邻近各县。并委派吴岳（康万德）、苏星（张德才）、侯致中、李仁、茹素、金少伯、乌正峰、马宗礼等人分别到榆树全耳寺、榆树镇公所、成县、康县、两当县、成县红川及陕西省略阳县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从此，徽县邻近县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壮大工作便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为今后各县区迎接解放及解放大军挺进大西南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党组织向成县的发展
  徽县县委从1944年已开始酝酿准备向成县发展党组织。红军长征过境时参军的台中堂，长征结束后留守延安工作，后于1946年夏在西北党校入学报到时，偶遇当时在甘工委工作的高健君，因当时急需大批干部到白区开展工作。台中堂便放弃学习，受中共西北局和甘工委委派，由陕北回成县开辟工作，因情况复杂，未能凑效。1946年底，甘工委派高伯峰专程前往成县小川与台中堂联系，因故未遇。在此之前，成县的茹素、李仁已在徽县加入党组织。徽县工委峡门会议后，侯致中、茹素、李仁、马宗礼等分别在成县水泉、红川、小川等地发展党员，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培养，经山炯堂、茹素、窦燕介绍，吸收郝万杰、郭甫堂入党，并于1948年初与台中堂取得了联系，台中堂去伏家镇与山炯堂接上了头。与此同时，徽县的回民党员马宗礼等到成县北关、红川发展党员十多人，把组织发展工作由红川扩展到小川等地，并在两地各建立了一个支部。
  1948年5月，山炯堂按照中共徽县工委指示，在徽县伏家镇召开会议，成立了成县临时工委，茹素任书记，台中堂为组织委员、杨栖翠任宣传委员，山炯堂协助开展工作。会议决定在成县、康县、西和县开展党组织建设活动。不久，茹素在成县红川建立了党支部，台中堂、郝万杰在小川建立了党支部，并派人到康县、西和县一带开展工作。
  1949年3月，中共陇南工委书记高健君、委员余凯到成县小川台中堂家，召集台中堂、郝万杰、台德昌等人开会。高健君传达了陇南工委的决定，宣布正式成立中共成县工委，由山炯堂同志任工委书记，茹素、台中堂、郝万杰、李仁任委员，工委设在红川。并相继建立了中共成县支旗支部、城关支部、宋坪格楼坝铧厂支部、纸坊邵坪总支部、店村支部及水泉支部。至成县解放前夕，全县已发展党员700余名。
  （二）党组织向略阳县发展
  略阳县位于陕西省西南部，与甘肃徽县、成县、康县毗邻。徽县、略阳同为入蜀之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两县人民长期友好往来，和睦相处，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在徽县工委决定向略阳发展组织之前，周冠军已发展了在徽县经商的略阳籍回民回天祥为中共党员，哈含章发展了古家祥为党员，这就为党组织向略阳发展创造了条件。
  1946年12月峡门会议后，乌正峰受徽县工委指派去略阳发展党组织时，周冠军把回天祥介绍给乌正峰认识。乌正峰原是略阳县何家岩镇回民，在略阳有亲戚、朋友、同学等，情况较熟悉，便于开展工作。乌正峰于当月即到略阳开展建立党组织的工作，他先在略阳县北距城二十五华里的干水磨，发展其表弟古永寿为中共党员。古永寿入党后，积极开展活动，又发展了同窗好友刘兆成为中共党员。7月，乌正峰发展李锐为党员。8月，乌正峰在干水磨忠和老店召集古永寿、刘兆成开了秘密会议，成立了略阳地下党小组，乌正峰任组长。1948年4月，发展了沈志通等三名党员，成立了干水磨支部，古永寿任支部书记。8月，成立了演武亭支部，刘兆成任支部书记。同月，乌正峰在何家岩发展了乌增祥等五人为党员，成立了何家岩支部，乌增祥任支部书记。1949年2月，成立了县城北关支部，李锐任支部书记。3月，回天祥发展哈全安为党员，与海洪阔、马利兴成立了县城支部，回天祥任支部书记。
  同时，1947年秋，徽县城东总支书记哈含章，将古家祥托付古永禄领去略阳开展工作。他们在与徽县毗邻的白水江至略阳县城一带发展党员，先后发展了马良才、古万忠、屈尽忠、吕守基、高攀富等九人入党，并建立了白水江支部，古永禄任支部书记。又相继成立了江镇支部，马良才任支部书记；小河支部，屈尽忠任支部书记。1949年春，吕守基发展李亲民、何德义入党，成立了张家沱支部，吕守基任支部书记。高攀富发展刘全金、焦福录等四人入党，成立了磨坝支部，高攀富任支部书记。
  1949年4月，周冠军、乌正峰等去延安学习，略阳地下党的工作由司国权负责。后因司国权去了两当县，陇南工委又指派徽县城东区工委书记哈含章负责略阳县的工作。自此，哈含章往返于徽县、略阳之间，传达县工委指示，协同开展工作，并将乌正峰、古家祥发展建立的略阳党组织两线合成一线，建立了总支，古家祥任总支书记，古永禄任副书记。截止略阳解放前，全县地下党员总数已达到40多人。略阳县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及其斗争，为略阳人民的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党组织向两当县发展
  苏河是两当县早期党员，1938年12月，苏河和吴治国在兰州由罗云鹏、万良才二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返回两当县后，以教师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41年2月23日，苏河被国民党两当县政府诱捕后杀害，因牺牲较早，未发展党员。
  中共徽县工委“峡门会议”决定派徽县回民党员乌正峰到两当县开辟工作。乌正峰到两当县显龙乡后，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先在梁垭发展陈乐善、高正云、马德仓、马荣昌等为党员，成立梁垭支部，乌正峰任书记。随后，乌正峰又到陕西略阳县发展组织，由陈乐善接任支部书记，共发展党员58名。
  后周冠军又发展了两当县杨家店的丁占春，1947年夏，中共徽县工委又委派丁占春、陈玉代到两当县故道镇（今杨店乡）开展工作，发展党员六名。
  1948年冬，马德仓受徽县工委指派，迁居故道镇发展党组织。徽县嘉陵乡地下党员刘志昌，通过亲友关系，在两当县云坪乡先后发展了陈玉岱、王永璋、张崇敬等人为党员。1949年，毛秉元发展了两当梁垭的马治中，在此基础上，两当县党组织继续发展壮大，先后建立了显龙、杨店、云坪三个支部，并准备建立两当县工委。
  1949年4月，中共陇南工委决定成立两当县工委，司国权任工委书记，马德仓、车明道任委员。从此，两当县党组织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4月中旬，司国权又到两当县城开展工作，成立了两当中学党支部，指派龙岳为负责人。5月，司国权在故道镇主持成立了杨店党支部，马德仓任书记，车明道任组织委员，张明富任宣传委员，开始在杨店一带大力发展党组织，先后建立权家坪党支部和陕西凤县张家窑党支部。权家坪支部负责人为权栋，张家窑支部负责人为李彦儒，共发展党员39名。司国权住在左家乡的太平场和权家坪，具体领导这一地区的工作。9月，司国权又转移到云坪地区开展活动，在银杏树坪建立了云坪党总支，王永璋任书记，陈永祝任组织委员，张崇敬任宣传委员，发展党员23名。截止1949年12月初，两当县共有地下党员151名。
  （四）党组织向西和县发展
  1948年7月，中共成县临时工委委员台中堂介绍西和县纸坊乡邵坪村（现属成县纸坊乡管辖）李世龙入党。
  1948年8月，中共陇南工委派山炯堂到成县检查工作，山炯堂给台中堂介绍了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地下党活动方针等问题，与台中堂研究了创建西和地下党的具体意见，决定在西和县纸坊、石峡一带发展党组织。10月，李世龙发展李槐柏、汪占东入党，李槐柏又发展高同耀入党，年底建立了邵坪支部，李世龙任支部书记。形成了以邵坪村李世龙为核心的西和县地下党组织。
  1949年5月上旬，中共陇南工委委员余凯（即秦慎之，化名老王）到成县小川检查工作，向台中堂传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介绍了解放战争形势，要求迅速开展工作，加强党的武装力量、积极迎接解放。5月下旬，台中堂在成县小川召开了由他负责发展的成县西部、康县、西和三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了陇南工委第二次会议精神，讨论了当前形势和如何利用时机、大力发展组织、壮大党的力量以及迎接解放等工作。
  6月上旬，台中堂到纸坊乡邵坪村召开党小组负责人会议，主要讲了如何加强组织纪律、严守党的机密及对敌斗争方式等问题。中旬，山炯堂到成县小川检查工作，传达了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中共陇南工委会议精神，并指示今后注意发展一些国民党乡镇人员入党，以利于开展工作。接着，先后成立了三个党支部：桦树支部，李思敬任支部书记；刘集支部，张茂功任支部书记；石峡支部，周瑞任支部书记。下旬，在纸坊乡邵坪村成立了总支委员会，李世龙任总支书记，汪占东为组织委员，李槐柏为宣传委员，李思敬为建设委员，张茂功为武装委员，周瑞为财粮委员。西和县地下党组织隶属于成县工委领导，共有党员80多人。
  （五）党组织向康县的发展
  中共康县党组织由多条“线”发展建立，在此过程中，中共徽县地下党组织通过多种途径，为康县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48年1月，康县望关乡马咀石农民赵金顺在徽县结识了地下党员王万福，并由王万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赵金顺返回康县后，又介绍几位熟人加入党组织。
  1948年9月，中共徽县工委书记吴治国指派地下党员王永茂去康县豆坪一带发展组织，王永茂在豆坪先后发展党员10多人。
  1948年10月，中共徽县工委委员周冠军在徽县介绍康县长坝乡副乡长、白杨树坝回民苏效武入党，并指派苏效武回康县发展组织，苏效武先后在长坝、巩集一带发展党员30多人。
  1949年3月，中共徽县工委书记吴治国派金少伯到康县开展工作，金少伯化装成货郎，在康县开展活动。他根据王万福的介绍，在望关马咀石找到了赵金顺，与赵金顺一起，在望关、平洛、长坝、豆坪和武都兴隆柏家坡一带发展党员240多名，组建了望关党总支，赵金顺任总支书记，张存德为副书记，金少伯为总负责人。
  1949年4月，中共成县工委委员郝万杰派人接收康县黄陈佘家水沟佘芝林入党，佘芝林在成、康两县交界的黄陈、五郎一带先后发展党员十多人，建立了佘家水沟党支部，佘海珍为支部书记。
  1949年5月，中共成县工委委员台中堂在黄陈乡苇子沟安房梁发展高升贵入党，并指派高升贵为特派员，在康县发展组织，高升贵先后在将利、大堡、岸门口（时为国民党康县政府所在地）、王坝、长坝、平洛等地建立支部，发展党员60多人，高升贵为总负责人。截止康县解放，全县共发展党员367名。
  （六）党组织向礼县的发展
  1940年后半年，在徽县保安队任分队长的礼县白关坡回族青年苏贵银、苏世林兄弟二人，经徽县工委委员周冠军（为苏贵银表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根据中共徽县工委的决定，苏贵银回到礼县白关坡，与周冠军的舅父苏华取得联系后，建立起“礼县白关坡地下联络站”，其目的是与附近各县“非法武装”进行联系，以便逐步将这些“非法武装”收编改造。“徽县工委的同志一遇到紧急情况，就去礼县白关坡躲避，从未发生意外，并通过这个地下联络站，徽县工委了解到了许多敌人的情报。”①
  1948年8月，苏贵银因杀了白关坡团总苏兴武，中共徽县工委决定将苏贵银从礼县白关坡转移到徽县隐蔽，并确定由高伯峰送其去延安学习。不料，由于有人向国民军天水专员胡受谦告密，苏贵银被国民党天水警备司令部派人扣押。10月18日，徽县地下党尚未来得及营救，苏贵银在押往天水途中被敌枪杀于徽县城北五里处的罗家庄，时年36岁。
  1947年2月，从岷县马坞参加红军的礼县罗坝乡大沟门村人邵海受中共甘工委指派，化名张占元，返回礼县开展党的工作。邵海首先发展了罗坝乡关键村的秦世祥、秦兴旺、杨荣华、康占川为地下党员，初步形成了骨干力量。至3月，邵海在礼县罗坝大沟门、酒店子、董家沟、姜坪、岷县马坞等地迅速发展农民党员10多名。同年4月，中共陇右工委负责人高健君去岷县，途经罗坝大沟门，与邵海接头，安排了工作。6月，邵海在罗坝酒店子召集秦世祥、秦兴旺、杜文举、康占川、杨荣华开会，成立了党的临时指导小组，邵海任总负责人，秦世祥、杜文举、康占川为小组成员，秦世祥同志任组织员，专管发展党员和统计党员数字的工作；杜文举任宣传员，负责对党员的教育和对上级指示精神的贯彻执行工作；康占川任情报员，主要了解敌乡镇机关的武器弹药及自卫队数等情况。7月，高健君再次前往罗坝，在董家沟住宿一夜，邵海汇报了罗坝地下党的情况和敌政府逼款情况。至10月份，邵海已发展党员78人，并与崖城乡乡长张明山、县自卫队二中队队长丁尚杰分别建立了统战关系，还发展关键村的甲长姜文明、岷县自卫队队长马登川、礼县警察局警察刘占荣等人为中共地下党员。
  1947年11月，邵海前往庆阳向中共甘工委汇报工作，请示关于敌伪人员入党问题。甘工委组织科长陈成义指示：今后工作要以建党为主，重点放在农村；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设法在敌军政单位安插地下党员；保甲人员只要把历史交待清楚，愿意革命，愿意为党工作的允许入党；有条件可派人去延安学习一段，解决干部短缺问题①。
  1948年2月，邵海返回礼县后，召开第二次临时指导小组会议，传达了中共甘工委指示，讨论部署了礼县工作。会议根据党员的发展和地区分布状况，决定进一步扩大党的组织，将城关、县政府机关、永固、湫山、河边、洮坪、董家沟、酒店子、永兴东路、关键、木树、岷县马坞划为12个片，并且指定了各片的负责人。通过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马登川、刘占云、杨自忠、骆生华等人，掌握了县警察局和崖城、固城、坪、岷县马坞等地自卫队长枪40支，子弹60多发，手榴弹50多枚。同时，并通过有统战关系的县自卫二中队队长丁尚杰，掌握了60多支长枪、二挺机枪。
  中共陇南工委成立后，邵海负责的礼县党组织由甘工委直接领导改属于中共陇南工委领导。
  12月，中共武都地下党负责人王锐青到礼县桥头地区活动，在郑坝、阴坡一带先后介绍王怀录、王殿尊、王义德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2月，王锐青再次前往桥头地区，在阴坡王义德家里成立了阴坡支部，王怀录任支部书记，王殿尊任组织委员，王义德任妇女委员，杨申甲任青年委员，王殿邦任宣传委员。6月，王锐青第三次到桥头，成立了南峪支部，董文魁任支部书记，李生忠、张治贤为委员。
  至1949年8月礼县解放，邵海负责的礼县罗坝地区中共党组织共建立了36个支部，发展党员173名；王锐青负责的礼县桥头地区党组织共建立了2个支部，发展党员97名。两地共发展党员270名。
  在向徽县毗邻的成县、两当、康县、西和、礼县和陕西略阳县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的同时，山炯堂等人编写了以“耕者有其田”和揭露土地占有不合理、地主剥削农民为内容的小册子，定名为《大地宝卷》。这份小册子在农民中间广泛流传，为启发广大农民觉悟，发展壮大党的组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党组织还以“耕者有其田”中的“耕”“有”二字的谐音命名，在农民中组织“庚酉会”，以这种形式先后发展了山森、江本元、何有川、杨锡等贫苦农民入党，初步打开了在农民中发展党员的局面。此后，通过王永茂等人在贫苦农民中间走访串连、宣传党的主张、结交培养等形式，发展了大批农民党员。
  随着党组织向邻近各县的不断发展，徽县党员人数也日渐增多，建立党组织的地域大为扩展。为了便于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党组织采取了由县工委成员分工负责的办法，实行分片管理，并遵照甘工委关于建立区工委的规定和要求，开始酝酿建立县工委领导下的区工委组织。
  第六节 积极发展武装力量并开展武装斗争
  一、徽县工委发展武装力量及开展武装斗争情况
  徽县党组织成立不久，便开始筹备建立党的武装力量。经过长期的努力，至徽县解放时，全县共建立了五支武装游击小分队，有游击队员100多人，长短枪100多支，并有力地开展了对敌斗争，为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迎接徽县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39年初，徽县地下党组织刚刚成立，便提出了教育和改编张俊耀的陇南游击大队的计划，派王锐青前往该部开展兵运工作，后因陇南游击大队被胡宗南整编，计划未能实现。
  1940年夏天，中共徽县工委军事委员周冠军利用担任国民党县保安中队队长的身份，在保安队的士兵中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先后发展了数名党员，成立了县保安队支部，基本上控制了县保安中队，初步开始了把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建立在国民党的“合法武装”之中的尝试。此后几年，党组织曾多次试图建立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但因斗争环境残酷，条件不成熟而未能实现。然而，在斗争实践中，党组织进一步认识到了武装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也摸索出了建立武装力量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做法。
  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徽县地下党在经历了几年的“精干隐蔽”之后，遵照西北局和甘工委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活动、建立陇南隐蔽根据地”的指示和甘工委关于“配合南下支队北返和甘工委的武装游击队、开辟以徽县为中心的陇南游击根据地”的指示，开始建立自已独立的武装力量。县工委先后派吴治国、苏星去礼县白关坡联系苏贵银掌握的一支武装；派司国权去徽县北部的榆树山区，组织罗青山、李元堂等解木板的工人，建立起八人武装小分队。县工委通过多种渠道自筹资金，经过多方努力，自筹资金购卖了长、短枪共7支，收缴土匪豪强手枪3支，装备了部分游击队员，准备开辟陇南武装根据地。后来由于“南下支队”北返时在陇南未作停留，甘工委派出的武装游击队也在来陇南途中受挫后返回边区，原定开辟陇南武装游击根据地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是，县工委已经掌握了周冠军的县自卫中队、礼县苏贵银的一支武装、罗青山的八人小分队，为徽县武装游击队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1947年5月，为了适应地下斗争形势的发展，徽县工委决定进一步加强军事工作，除在原有基础上自建和扩大武装外，强调要掌握和利用国民党的合法武装，改造土匪武装，从而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广泛开展武装游击活动。随后，县工委派侯致中、周生让等在南山龙王洞一带，发动罐罐厂的苦工和周围的穷苦群众，建立起20多人的游击小分队，开辟了徽县南山根据地。同时，县工委又派党员张力冲、阎汝昌打入国民党伏家镇镇公所，担任了镇长和主任干事职务，以合法身份作掩护，在镇公所的职员和队兵中发展党员，很快将该镇武装全部掌握在地下党的手中。县工委还直接对国民党徽县自卫队副大队长张有锡、榆树镇队副荔督堂、峡门镇队副窦英杰、嘉陵乡队副冉有德等人做工作，进行说服教育，继而先后接收这几人入党，从而使他们领导的武装力量全部在地下党的控制和掌握之下。县工委主要负责同志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多次与土匪武装接触，晓以民族大义，教育引导其悔过自新、改邪归正，先后促成贾德有、申华、袁宝山以及原马尚智残部申中秀、苏浩甫等人转变立场，接受党的领导，成为党直接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由于县工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人施策，方法得当，使党组织领导的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
  1948年秋，解放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进攻阶段，蒋介石政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临近崩溃，开始对人民实行疯狂的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党中央鉴于这种局势，于1948年8月22日对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问题发出指示，要求党在国民党区的工作，要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指出“党在国民党区的工作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①，以免“多年积累的革命力量在解放军尚未迫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毁之前过早地损失掉。9月，高健君到徽县传达了甘工委的具体指示：要求在斗争上要注意策略和方法，党员的言行既要合共产党的法，还要合国民党的法以及社会的习惯法，以便于联系群众保存自己；想方设法利用一切机会，派党员打入国民党的基层组织，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变国民党基层政权为两面政权，名则应付国民党，实则给共产党干事；选择地区，熟悉地理，交结群众，开展红村子活动，以便必要时转移隐蔽①。县工委根据指示精神，对党员进行了以“提高警惕，注意斗争策略，保存自己”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指派部分党员打入国民党的乡镇公所、保甲组织，取得合法身份，开展隐蔽斗争。还确定以榆树为主的北山、龙王洞为主的南山为隐蔽根据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联络点。同时，将部分武装力量疏散隐蔽在与邻县的交界地区和国民党的合法武装之中，避开敌人的视线和耳目，目的在于不搞主动出击，争取合法存在。按此精神，东关党组织派马秉杰去一一九军新兵营当兵，伺机筹集枪支。申中秀与该营两个士兵联系，花钱买出水连珠步枪两支，马秉杰以另外方式，带出两支水连珠步枪，充实了武装。1948年冬，徽县参议会召开会议，参议长赵希昂在闭幕会上大叫“县自卫大队人事不纯”（暗指张有锡和周冠军）等等，激起与会统战人士的强烈不满。县长刘中仁当即叫张有锡取来自卫队人员花名册，叫赵希昂指出哪个不纯。赵希昂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敢指认，便说议会发言自由。刘中仁说，自由也不能胡说八道。于是两人吵了起来，刘中仁非常气愤，就打了赵希昂两个耳光，当场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革命士气，在场的进步人士无不拍手称快。
  1949年1月，甘工委先后派余凯和平东武工队长吴建威到徽县，协助徽县党组织加强武装斗争。2月中旬，陇南工委召开会议，决定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壮大党的组织，发展“非法武装”，争取“合法武装”，开展抗兵、抗粮、抗款活动。并决定在适当时机，将各地武装力量集结于北山榆树一带，建立武装根据地，大规模地开展游击活动，与反动势力展开积极的斗争。
  1949年2月，徽县县长胡晋一与驻防徽县的国民党一一九军新兵营长马崇仁勾结，胡晋一向马崇仁提供了十多名地下党负责人的名单，要求马崇仁实施抓捕。周冠军与吴治国得知情报后，决定先下手为强，集结武装力量消灭马崇仁新兵营。后经反复商酌，为避免因冒险行动而暴露我党军事力量，遂利用吴建威与马崇仁相识的关系，给马崇仁做了大量工作，晓以民族大义，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必将灭亡的下场，使马崇仁放弃了反共立场，表示保持中立，于是双方停止了武力冲突。
  1949年3月，国民党西北行署派军统特务赵天云以行医为名前往徽县，以出售手枪为诱饵，在伏家镇等地侦探地下党的活动，妄图破坏地下党组织。吴岳等人发现赵天云的踪迹后，经请示县工委同意，以邀请其看病为由，在余凯、吴建威的配合下，将赵天云秘密处决于伏家镇。
  同月，国民党天水调统室派特务刘兴前来徽县，原被党组织改造过的伏家镇、栗亭一带的匪首袁保山，因受其教唆，企图投靠国民党军队，与我地下党公开对抗，并以徽县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名义四处抢掠群众，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声誉及形象造成严重影响。陇南工委和徽县工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歼灭袁保山的武装力量。为了使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不致暴露，县工委指使地下党员张有锡率领国民党县自卫队以“剿匪”名义出面，由吴建威领导游击队暗中配合，于4月28日，将袁保山部全歼，打死7人，缴获长短枪20余支，铲除了一大隐患。
  随后，吴建威、贾德有、申中秀等率领游击队撤离伏家镇一带，到远离县城的北山及汪川、大门一带偏僻山区隐蔽时，遭到该两镇自卫队堵截追击，游击队以灵活巧妙的战术，佯称是天水警备司令部的便衣队，于5月10日将这伙敌人诱至大门镇（现天水市秦州区大门镇）黑潭山发动突然袭击，共击毙3人，缴获长短枪13支，并连夜返回榆树隐蔽根据地，此举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
  至此，全县游击队员已发展到100多人，活动遍及城乡各地。游击队的活动，多以小分队分散进行，因此，县工委没有进行统一的编制，由县工委军事委员吴建威担任总指挥，下辖五个小分队：
  北山游击队：1946年秋组建，有队员20余人，枪20余支，活动在北山榆树一带，负责人罗青山。
  南山游击队：1948年夏组建，有队员30余人，枪30余支，活动在徽县西南部之大河、嘉陵、龙王洞一带，负责人侯致中。
  贾德有小分队：1947年8月组建，有队员20余人，枪20余支，活动在伏家镇、栗亭一带，负责人贾德有。
  苏贵银小分队：1946年秋组建，有队员20余人，枪20余支，活动在礼县东部及徽县麻沿地区，负责人苏贵银。
  申中秀小分队：1948年底组建，有队员10多人，枪10多支，活动在伏家镇、榆树一带山区，负责人申中秀。
  各游击小分队分散开展活动，积极破坏国民党的通讯及运输设施，扰乱敌人的秩序，袭击敌人的小股部队，并为党组织传递情报，筹集经费，开展武装斗争，打击地方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有力地保护了党组织和党员开展地下活动。
  1949年5月，陇南工委在徽县城北向家沟召开第二次会议，到会的有吴岳、周冠军、马国元、毛阿訇等20多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布置了迎接解放和支援过境大军的工作。
  6月中旬，高健君到甘工委汇报工作后返回，先后在天水北关马明旅店和徽县伏家镇蔡家沟召开了陇南工委第三次会议。会议学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并传达了甘工委关于本年秋季人民解放军向西北进军，要求各级党组织以突击精神准备迎接和配合解放工作的指示，中共西北局在《关于陇南工作的指示致甘工委电》中指示：“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不久陇南即可大部甚至全部解放，目前该地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准备迎接全区的解放……”①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准备绘制地图、张贴标语及筹集粮食、做好修路带路等工作，清除国民党散兵游勇，防止敌人破坏。特别强调要注意民族政策，积蓄力量，准备建立新政权。并确定在徽县、成县、西和、礼县一带开展武装游击活动，以适应秦岭南北可能被短期隔开的局势。会后，台中堂、山炯堂等人分赴西和、成县等地向有关党组织传达会议精神。
  同时，高健君还向徽县工委传达了甘工委关于停止发展党员的决定，因当时徽县局势紧张，联系不畅，这个决定未能及时传达到党的全部基层组织中去，大部分支部仍在继续发展党员，故从1949年7月至12月徽县解放这一段时间，全县又发展了500余名党员。
  二、中共徽县工委领导的反“围剿”斗争
  1949年7月上旬“扶眉战役”结束之后，西北战场的局势迅速扭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总部集中力量组织兰州战役，暂时放弃对陇南的进军。这时，在“扶眉战役”中溃败的国民党第一军、第九〇军、第六十五军、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九军五个军残部麋集陇南，作垂死挣扎。在这一严峻形势下，徽县地下党坚持英勇斗争，在迎接徽县及周边县区解放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为了积极配合解放，徽县工委作出决定：积极开展武装活动，争取敌伪起义；组织发动群众，抗丁抗粮抗款；保护公共财产，警告敌伪军政人员安份守己，保护公产。此后，各地党组织发动广大党员积极迎接解放，张贴书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告人民书》《警告敌伪人员书》等标语和传单，警告敌伪县、乡、镇、保、甲人员必须改邪归正，立功赎罪，弃暗投明，不要与人民为敌。
  附：《警告各县乡镇保甲人员》
  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全国规模攻势以来，国民党反动军队闻风披靡，蒋介石反动政权土崩瓦解。近查未获解放之各县乡保甲人员，实为蒋匪忠实走狗，逼取人民仅有糊口之粒米颗粟，自饱私囊。我解放军《约法八章》第5条明文规定：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及恶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中央、省、市、县监察委员，参议员以及乡镇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安居乐业者，我解放军一律不加究问。汝等应立即幡然悔悟，弃职隐退，如再痴迷不悟，认贼作父，与民敌对者，我解放军到达之日严办不贷。即使追随蒋匪至天涯海角，亦需追拿归办，以偿民愿。
  特此警告各求自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制
  1949年7月15日
  与此同时，各地反动势力、敌特分子，尤其是在“扶眉战役”中溃败、退守徽县驻防的国民党残兵败将为了苟延残喘，垂死挣扎，对地下党开始进行疯狂的搜捕、镇压和围剿。
  （一）粉碎敌人对伏家镇地区的“围剿”
  由于徽县地下党十分注重开展组织建设，注重发展武装力量。1948年底，徽县共有党员343人，至1949年6月，徽县党员已发展到1600多人，在敌人占统治地位的环境下，对一个人口仅10万余人的县来说，党员数量已相当可观。
  解放前夕，徽县地下党组织继续快速发展，截止1949年12月徽县解放时，徽县地下党在县工委领导下有6个区工委，32个总支（包括徽县师范和榆树两个直属总支），共252个支部，党员2193名。徽县党组织直接掌握的地下武装力量已拥有枪支约100余支，并控制了国民党县、乡政权部分公开武装。实际上，徽县相当一部分军政机构已为地下党所控制，“我在敌合法武装中的力量有：徽县自卫队大队长、大队副，一个分队长是党员，班长、战士中亦有党员，数目不详。伏家镇公所人、枪，大部是党员；榆树镇公所七八个武装，队长是党员。武山县自卫队一个中队长、分队长、机枪班长是党员；马里镇公所十几个武装，镇长、队长是党员..”①孙作宾给西北局的信中更提到：“徽县较好，据说晚间可以自由出入城门，农村许多地方可半公开活动，地下党的活动实际已经处于半公开状态。”②特别是伏家镇、榆树地区已基本上为地下党所控制，成为“红区”，敌人不敢轻易到这一带活动，徽县地下党几乎已经成了“地上党”。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已成定局。4月，我百万大军，强渡长江，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第一野战军开始了解放大西北的战略进攻。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对徽县更加关注，不时派特务窥探徽县地下党主要负责人的活动。
  扶眉战役结束后，从该次战役中溃退的国民党五个军残部屯集陇南，仅徽县境内就驻扎了两个军。在敌人大军压境的险恶形势下，地方反动势力又猖狂起来，进一步加强了对徽县地下党的镇压和围剿。
  1949年6月初，国民党天水保安司令部指令徐希孟、李士杰在徽县建立特务队。徐希孟、李士杰设立队部，积极网罗人员，筹备枪支，派遣特务四处活动。特务冉多锐、刘笃多次被派到伏家镇一带调查地下党组织活动情况。徽县工委领导会同伏家镇区工委成员研究决定，派人相机尽快处决特务冉多锐、刘笃，以免党组织遭敌破坏。6月18日，伏家镇地下党员汪本元、张楚珍、单金山、张秉钧等人，按照县工委意图，将冉多锐、刘笃诱捕后秘密处决，但因疏忽大意，致刘笃被掩埋后未死，于深夜怆惶逃往县城报告。
  徽县地下党的频繁活动，使国民党反动派万分恐慌，必欲除之而后快。7月18日，敌人在徽县成立了“党政军联防委员会”，对我地下党组织开始了疯狂的镇压和围剿。其组成人员是：国民党十八兵团司令兼第六十五军军长李振为主任委员，国民党第一军军长陈鞠旅为副主任委员，团长罗志德为军事股长，县长胡晋一为政治股长，县参议长赵希昂为供给股长，县中学校长刘宗向为宣传股长，调查股由敌兵团部和军部参谋处二科共同负责。
  7月23日，高健君、吴治国、葛维西、吴建威在伏家镇蔡家沟召开会议，在分析了徽县的形势后，为了保存党的武装力量，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决定适当集结武装力量，转移到南、北二山安全地区，并积极开展较大规模的游击活动，以打击敌人，鼓舞士气。会议决定：将张有锡领导的自卫大队第二中队，窦英杰领导的峡门镇自卫队和荔督堂领导的榆树镇自卫队调往北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会后，张有锡根据县工委的指示，以“剿匪”为名，将自已掌握的县自卫大队第二中队拉到伏家镇、栗亭、协和、泥阳等地活动，计划联合窦英杰领导的峡门镇自卫队、荔督堂领导的榆树镇自卫队向北山榆树地区集结，开展游击活动。为了掩护自卫队安全转移至榆树北山集结，县工委书记葛维西带领贾德有等20多人的游击小分队，去南山的栗亭、大河一带活动，牵制、吸引敌人注意力，并计划歼灭栗亭乡反动武装郭孔厚的自卫队，因郭孔厚龟缩不出，未能交战。
  7月26日，国民党徽县县长兼自卫大队长胡晋一、特务队长徐希孟，率自卫队和特务队一百余人，对伏家镇刘家庄进行了重点“围剿”，杀害了群众李永福、于顺娃，并到榆树山王河一带追捕张有锡等人。党组织通过内线关系获悉情报，立即通知张有锡等人迅速向北山转移。为扰乱敌人的视线，县工委书记葛维西带领23名游击队员去南山龙王洞、大河一带，寻歼栗亭乡自卫队，抓捕王明五，以牵制敌人，从而掩护了自卫队安全转移，使敌人的抓捕行动扑了空，消灭游击队的阴谋未能得逞。此后，胡晋一恼羞成怒，宣布将伏家镇划为“匪区”，并悬赏捉拿地下党领导人吴治国、山炯堂、葛维西、张力冲、阎汝昌等16人。
  8月初，按照徽县工委的决定，由时任峡门镇自卫队副的共产党员窦英杰、榆树镇自卫队副的荔督堂和张有锡分别带领峡门自卫队13人、榆树自卫队5人及县自卫队20余人转移到榆树，与葛维西、吴建威、罗青山带领的地下武装会合后，又在麻家庄、安子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在庙沟峡消灭敌保安团一个小分队，打死3人，缴获步枪2支、卡宾枪1支。
  是月，磨坝、小河支部按照总支要求，及时切断牛劲巷、佛爷洞、二梁子敌人的电话线，迫使进攻天水的国民党三三八师一个团无法和师部联系，被迫退回了略阳。8月中旬，胡晋一指示县政府汇报秘书雷钧伺机抓捕徽县师范地下党员刘滋培、刘仲芳夫妇。雷钧利用在徽县师范上学的两当籍学生王克运、叶云监视刘滋培、刘仲芳的行动，被刘滋培察觉。刘滋培便以师生关系对王克运进行启发开导，王克运最后讲出了实情。党组织掌握情况后，即安排徽县师范党支部派党员李树华、李德宣、梁钟、郭尚志、张怀江、王国章设法避开敌人的视线，迅速将刘滋培护送转移到成县隐蔽，安插在成县师范任教，刘滋培在成县又发展李芝林、张光泽等人加入了党组织；同时，徽县地下党组织又将刘仲芳化装成农村妇女，由李德宣、李德寰、张淮江转送到嘉陵老神沟，托付给司国权、刘志昌等人照顾。刘仲芳连同其子女就被当地党组织安排在老神沟的一个山洞里隐蔽近四个月。在此期间，地下党组织每天派人给刘仲芳及其子女送饭送水，直到徽县解放。
  张有锡带领的县自卫队起义队伍在转移中，大部队与二中队失去了联络，导致二中队去了位于南山的大河乡三泉村。县工委派交通员杨映才去大河联系，并通知周佐颐率二中队赶往榆树集结。杨映才到三泉后，恰遇国民党县政府军事科长王忠（王子正）去三泉寺劝说周佐颐带队伍入城。王忠返回县城后将在三泉遇到杨映才一事报告给县长胡晋一，胡晋一当即安排特务密切注意杨映才的动向。8月21日，杨映才回城后前往民主人士丁义安家，胡晋一立即派兵将杨映才、丁义安抓捕入狱。敌人对他们二人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刑讯逼供，要其交待出地下党负责人的名单及活动、联络地点，企图从这里打开缺口，瓦解我地下党组织。杨映才、丁义安始终不为所动，坚贞不屈，拒绝回答，并痛斥敌人的暴行，使其一无所获。胡晋一恼羞成怒，几天后以“教唆自卫队哗变”“为共党甘心服役”等罪名，将遍体鳞伤的杨映才、丁义安二人杀害在县城西门外。
  8月下旬，胡晋一接到国民党陇南绥靖公署主任赵龙文的密令：“徽县伏家镇、栗亭一带，共匪甚多，活动猖狂，影响我军作战部署，严令速与当地驻军配合，就地歼灭。”①8月24日，胡晋一即与国民党第一军军长陈鞠旅密谋策划，派团长罗志德、警卫营长马发广带敌军700余人，配合县自卫队，分三路对伏家镇、协和、栗亭地区进行第二次重点“围剿”。“围剿”伏家镇的敌人以“私通共匪，放走首犯”为罪名，杀害了掩护游击队的地下党员、自卫队长王玉山，打死群众杨春茂，抓捕了地下党员吴克明及群众吴克勤、翟生明，打伤群众阎如珍、刘仲英等多人。敌人用钉竹签等酷刑威逼吴克明招供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情况，吴克明宁死不屈，不吐一字，使敌人一无所获，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围剿”协和乡的敌人在郇家庄与葛维西带领的游击小分队遭遇，在短兵相接中，一名敌机枪手被打伤，后因敌我力量悬殊，不宜恋战，我游击小分队给敌以打击后即撤离战场。游击队员郭茂盛因身负重伤掉队，与游击队失去联系，被国民党协和乡自卫队队副杨柱成用镢头打死。时隔几天后，为了给战友报仇，葛维西带领游击队杀了个回马枪，突然袭击协和乡政府，抓获并处决了凶手杨柱成，然后几经辗转，于9月初到达位于徽县北山的榆树山区，与陇南工委负责人高健君、吴治国及徽县工委负责人率领的游击队、起义的自卫队胜利会师，敌人第二次“围剿”又告失败。
  （二）徽县北山突围战斗
  徽县地下党与武装游击队在伏家镇一带连续粉碎敌人的两次“围剿”后，敌人将伏家镇一带划为“匪区”，派国民党县政府军事科长边时芳带大批军警、特务驻扎伏家镇，强迫群众订立“五户联保贴结”，大肆搜捕地下党员，镇压地下党的活动。他们在全县各地建立“反共除奸团”“反共保民委员会”“反共工作团”“勘乱建国委员会”等特务组织，大搞反共活动。同时，敌人集中兵力追捕张有锡，布重兵包围封锁榆树武装根据地，在交通沿线设置关卡，实行“三哨三查”（“三哨”即地步哨，盘查哨，通讯哨；“三查”即早查，午查，晚查），检查过往行人，搜捕可疑人员，实行军事封锁。由于敌人大军压境，加之阴雨连绵，游击队只能隐匿山林，缺吃少穿，处境非常困难。在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榆树、银杏、峡门等地的地下党员组织农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利用夜间爬山涉水，巧妙地避开敌军哨卡，把粮食、衣物源源不断地背运到游击队隐蔽地，但因遭敌人干扰阻截，粮食及衣物常常无法及时供给，游击队只能以糠菜充饥，喝泉水、吃野果，坚持与敌斗争长达两月之久。混入党内的不纯分子张怀礼，在党组织和游击队处于极端危难之际，终于暴露出其贪生怕死、妥协投降的本来面目，乘机用手榴弹炸死游击队员翟生茂，炸伤李进贤后携枪叛逃投敌。
  8月，继兰州、天水解放后，27日，徽县的汪川、大门、龙池、大成四乡镇相继解放。同日，徽县人民政府在汪川镇成立。此时，汪川、龙池、大门、大成等四乡镇的国民党伪政府人员纷纷外逃，敌伪政权已土崩瓦解，但徽县绝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解放，仍为国民党政权所统治。
  9月上旬，中共天水地委派交通员黄忠潜入徽县榆树海龙山游击根据地传达西北局的决定：通知在徽县的高健君任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吴治国任武都专署副专员，要求立即赴新岗位工作。
  9月7日，中共陇南工委在徽县海龙山的唐家山村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陇南工委书记、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高健君，陇南工委委员、武都专署副专员吴治国，徽县工委书记葛维西，委员姚承祖、吴建威等。会议分析讨论了我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所面临的严峻形势，鉴于当时国民党军队云集徽县，敌众我寡，给养缺乏，长期游击，于我不利。于是，经会议研究决定：组织武装力量护送高健君、吴治国等向北突围至天水解放区，会同解放大军南下解放徽县；留工委成员山炯堂、司国权等人坚持领导白区斗争，负责徽、成、两当县的工作，组织发动群众，迎接解放并做好支前工作。会后，由陇南工委军事委员吴建威任总指挥，对集结在榆树的武装力量进行了精选整编，将有战斗经验的游击队员编为两个中队，每人配备长、短枪各一支，分别由张有锡、贾德有担任队长，由熟悉地形的地下党员高旺全和猎户王瑞带路，组织向北山突围。9月22日，高健君、吴治国、葛维西以及徽县工委成员和游击队员共80余人，开始穿密林、爬峭壁、躲哨所，向天水方向突围。9月26日，突围队伍在白蜡峡（天水李子园白音峡）的骆驼口与敌军一个连遭遇，经过几小时激烈战斗，终于击溃了敌军，打伤敌兵2人，俘虏敌班长1名，缴获六〇炮弹8发，子弹两箱，游击队无一伤亡。徽县地下党和游击队终于突破最后一道封锁线，在天水李子园与南下解放大军会师。9月27日，高健君、吴治国等人到达天水，游击队在娘娘坝休整，两日后开赴天水，受到解放军第七军将士和天水群众的夹道欢迎。10月1日，游击大队参加了天水军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盛大游行，并获赠“徽县游击大队”锦旗一面，使干部、战士受到很大鼓舞。随后，游击队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徽县各地。徽县解放后，各游击小分队整编为徽县县大队，投入到解放初期的革命和建设之中。
  （三）龙王洞反围剿战斗
  龙王洞反围剿战斗，也称“龙王洞事件”。1949年11月20日（农历十月初一），国民党九〇军五十三师（代号“戎字部队”）从徽县江洛镇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围剿了徽县栗亭乡所属之龙王洞山村，徽、成两县地下党组织受到重大损失，造成了震惊陇南地区的“龙王洞事件”。
  1949年9月下旬，徽县地下党组织的部分领导人和游击队员突围去天水解放区，配合解放大军解放徽县、成县。坚持在徽县、成县等白区开展对敌斗争的共产党员闻此喜讯，深受鼓舞，活动更加积极，他们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陇南先遣指挥部”的名义，四处张贴标语，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伪政权，组织发动群众抗丁抗粮，开展武装活动，备办粮食、草料，维护社会治安，积极配合准备迎接解放。
  10月17日，成县红川镇街道的墙壁上出现了诸如“打倒胡宗南，消灭反动派”“拥护共产党，迎接解放军”等内容的标语。国民党红川镇公所主任干事兼指导员佘耀川（中统特务）即派保长席福元、高保德进行侦察，获悉为地下党员茹素、李仁、张友直等人所为。次日，佘耀川即向国民党成县政府秘书杜育才和九〇军军部作了汇报。10月19日，国民党成县政府派毛思成、李富仓等到红川镇将张友直扣捕，押在成县城东南角的地洞内。张友直被捕后，成县工委委员茹素、李仁等人闻讯，立即由红川转移到位于徽县栗亭乡南部的龙王洞村，和栗亭区工委书记侯致中取得联系，并与南山游击队员周生让、范志西、申华、赵文选、徐明富、张启谦等人一起隐藏在龙王洞村烂柴湾山洞内，在龙王洞附近一带集合力量，筹集资金购买枪支，以龙王洞为据点，开展地下活动。龙王洞村位于徽县栗川镇南部约15公里的崇山峻岭中，其西与成县东部诸山联属，东南与青泥岭相对，山势巍峨险峻，峰峦起伏，沟壑纵横，山势磅薄，树林茂密，陡峭崔嵬，云烟万叠。附近的木皮岭、地坝山、柳树崖与其相互依托，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这里也是古蜀道陈仓道之青泥道经过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通陕入川的咽喉要塞，易守难攻，地理位置非常险要。
  10月22日，张友直被押送到成县城后，国民党成县军法处立即审讯了张友直，张友直在敌人严刑拷打之下被迫交待了问题。佘耀川掌握了茹素、李仁的大体动向后，即派伪保长席福元、高保德带人去康家湾、栗亭、伏家镇等地四处搜捕茹素、李仁未果。月底，国民党成县政府又将张友直押解到武都绥靖公署审讯。这时，成县政府的汇报秘书杜育才、自卫队副大队长陈汝宪要求佘耀川亲自出马侦察，抓捕茹素、李仁。11月初，佘耀川奉命去龙王洞村，以调查徽县自卫队副大队长张有锡家属和孩子的住处为名，在龙王洞村周围调查了几天，未见茹素、李仁的踪迹，便于11月8日将了解到的情况向杜育才、陈汝宪和国民党九〇军军部作了汇报，并要求九〇军派便衣特务到龙王洞一带继续侦察。
  11月13日，国民党九〇军军部派政工处别动队长贠益，到红川与佘耀川联系后，扮作做苦工的工人，化名“老赵”，在龙王洞一带以给群众干零活、砍柴为掩护进行侦察活动。此前不久，罐罐厂的地下党员徐明富、余树忠、岳国才三人抓获了一名从当地路过掉队的国民党军班长，缴获七九步枪一支，并将其送往烂柴湾山洞进行看守教育。敌班长一再表示，他也是穷苦人出身，是被迫当兵的，要求我地下党给点路费放他回家，再不干国民党的事了等等。当时，隐藏该处的地下党组织对如何处置这名俘虏意见不统一，有的主张释放，有的主张处决，敌班长揣测自己可能要被处决，便于17日乘去洞外解手之机，穿密林逃脱。贠益通过侦察，对此事不仅有所掌握，并对地下党员杨义容等常往山洞送饭的行踪也有所了解，还以砍柴为名亲自去过一次烂柴湾山洞。经过周密侦察后，贠益于11月18日返回红川，与佘耀川秘谋，约定了“围剿”的时间和联络地点，联络地点定在红川席家庄桥头，联络信号为以红灯为号。
  贠益回到江洛镇，向师部作了汇报。11月19日，师部派赵团副和贠益率领国民党九〇军五十三师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当日下午赶到红川席家庄桥头，由佘耀川及壮丁队班长张清贤、保校教员张效良带路，当日晚，敌军夜宿草坝村。第二日（11月20日）拂晓前到达龙王洞，包围了罐罐厂，抓捕了地下党员徐明富、杨易容、韩生成及当地群众52人，同时包围了烂柴湾山洞。
  敌军俘虏逃走后，茹素沉着镇定，一面派李仁下山向山炯堂报告龙王洞发生的事情，一面计划组织洞内人员向安全地点转移，正当准备转移时，突遭敌人包围，地下党员茹素、申华、申茂林、赵文选、范志西、李明德、张怀德七名同志被围困在山洞中。敌人以两挺机枪封锁了洞口，士兵端着枪步步逼近。被包围的游击队仅有3支步枪，少量子弹，他们利用洞口作为屏障英勇反击，坚持战斗约4小时之久，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打死敌连长1人，打伤敌兵6人。终因弹尽援绝，退却无路，只有拼死突围。在突围中，申茂林、赵文选中弹当场牺牲，张怀德身受重伤，申华冒着枪林弹雨，头顶铁锅冲出洞外，跃入陡峭、茂密的丛林中得以脱险。茹素、范志西、李明德三人被敌火力封锁未能突围，被迫坚守在洞内。洞外山势险要，加之茹素等人用枪还击，敌军不知洞内虚实，无法靠近洞口，不敢贸然行动，便从洞口上方向洞内喊话，进行威逼利诱，要洞内人员缴枪投降，茹素等人不为所动，英勇顽强，继续与敌人进行战斗。敌人见硬攻不行，便找来辣椒杆、旱烟叶和柴草，点燃后从山洞顶部吊放到洞口前，顿时浓烟滚滚，烈焰腾腾，洞内烟雾弥漫，火势越来越猛，茹素、范志西、李明德三人因被烟熏，导致窒息而昏死过去，其中范志西、李明德昏倒在前洞中，茹素昏倒在了后面狭窄的偏洞中。敌人在洞外守候多时，不见动静，便窜进洞内搜查，见茹素、范志西、李明德等人均已“死去”，就将3支步枪拿走，并将徐明富、杨义容等52人捆绑，强迫他们抬着敌连长的尸体和被打伤的士兵，押送到红川镇。押送途中，周生让伺机挣脱绳索逃跑，其余人员遭敌刑讯拷问后大部分被释放，还有部分人员被编为民工或充军当差，地下党员徐明富、杨义容后来分别被敌人杀害于成县和康县。
  包围山洞的敌军撤走后，侯致中即带领范守基、王进才等人进洞内搜寻，他们在前洞和洞口外发现了范志西、李明德和身受重伤的张怀德，三人各背着一人迅速离开现场，到了熊家窑，一直抢救到深夜，范志西、李明德和张怀德三人终于脱险，他们苏醒后说茹素还在洞内。侯致中立即又派张具仓、余海云再去山洞内寻找。次日早晨，张具仓、余海云二人冒雨走到烂柴湾时，正好遇上国民党栗亭乡乡长郭孔厚带领自卫队在周围巡游，并打枪骚扰，张具仓、余海云怕被敌人发现，即分头撤离。直到12月4日，徽县、成县解放后，侯致中、周生让、张启谦等八人打着火把再次去烂柴湾山洞寻找，才在洞内的小偏洞深处发现了茹素的遗体。他们将尸体抬出洞外，经检查全身无伤，证明确系被浓烟熏死无疑。
  敌人的残暴行径激起了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义愤之情，他们化悲痛为力量，掩埋了烈士的遗体，强抑住心中的悲愤，认真总结惨痛的教训，把对烈士的怀念转化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满腔仇恨，毅然而然地拿起武器，为徽县及周边县区乃至大西南的全面解放而继续战斗着。
  从龙王洞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来看，敌人通过侦察，对地下党在龙王洞一带的活动情况早有了解和掌握，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的“围剿”，而地下党方面因疏忽大意、临战经验不足、警惕性不高等原因，在敌军俘虏伺机逃跑后他们并没有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当敌特务人员化装侦察时也没有引起警觉和严加防范，导致地下党员隐蔽地点和活动情况暴露无遗，加之准备不足，临战时仓促反击，在敌众我寡、枪支弹药严重匮乏的情况下，战斗失利，伤亡惨重，导致酿成了3死3伤、52人被抓捕和我南山游击根据地遭受严重破坏的惨痛事件。“龙王洞反围剿战斗”虽使我地下党受到严重损失，但地下党员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宁死不屈的牺牲精神，更进一步激励了成徽地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鞭策着每一位徽县儿女为早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而前赴后继、勇往直前。革命先烈可歌可泣、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和英勇不屈、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是值得徽县人民永远铭记和发扬的。
  第七节 徽县解放和人民政权的建立
  徽成盆地是甘肃较为富庶的地区之一，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陇南地下党最早建立和发展壮大的地方。扶眉战役结束后，长期盘踞在西北地区的国民党胡宗南部主力被歼灭，宁夏、青海的“两马”被彻底孤立，解放大军控制了秦岭以北广大地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败的国民党陈鞠旅的第一军、李振西的第三十八军、周士赢的第九〇军、李振的第六十五军溃退到徽、成县一带，沿华双公路之麻沿河至双石铺一线重点设防，溃散的一一九军也在徽县收容整编，企图阻止解放军南下。8月上旬，天水解放后，敌保安副司令王明五在徽县征编扩充警卫团，王明五自任团长，在各乡镇设警卫营、连，网罗人员达2000多人。同时，国民党天水专员公署从西和迁至徽县，专员高增级拼凑新二师（后改为新六军），高增级任师长（军长），下辖保安四团、保安五团，意欲扩充势力，伺机进行反攻。这一时期，徽县境内常驻国民党军队竟达四万人之多，过往流动敌军也不少于两万余人。
  与此同时，国民党党、政、军合谋在各乡镇成立“反共除奸团”，设立乡、镇、保指导员，进行特工训练，大肆开展反共宣传。徽县地方反动势力也乘机兴风作浪，借助封建势力，建立红帮组织“兴华山”，利用广大群众中根深蒂固的封建迷信思想，欺骗蒙蔽青壮年投靠帮会，参加红帮组织，助纣为虐，徽县人民遭受着国民党军阀和地方反动势力的双重压榨和剥削，长达四个月之久。在此期间，人民群众饱受苛捐暴政、兵痞匪患压榨之苦，地下党组织也遭受了被围剿、搜捕、屠戮之灾。大批敌军进驻徽县后，即组成“党政军联防委员会”，他们疯狂地反共剿共，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胡宗南于9、10月间先后两次在陕西凤县的双石铺召开地州专员和军队师长以上军官会议，强令陇南紧急征兵10000名，筹粮20000石，以及大量军饷和军鞋、棉衣、棉被等以作军用。在徽县就强征硬派当年田赋粮，预征下年田赋粮、军队采买粮、队兵粮、公教粮、马料等共计49260石，约合3940.8万斤。强征棉衣46700多件，棉背心22000余件，棉被2000余条，军鞋34000多双，柴、草2736万多斤，以及战时特别费、临时应变费、保甲费、枪械费等等，共计银元30000余枚。徭役种类之繁多，捐税之沉重，实为徽县历史上前所未有。敌人在疯狂地抓兵、拉佚、征粮、派款的同时，还出动军警对地下党组织和人民群众进行疯狂的围剿和镇压。一时间，徽县大地上重兵压境，特务横行，碉堡林立，刀兵如麻，学校停课，商号停业，百姓外逃，农田荒芜，全县城乡完全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人民群众流离失所，有家难归，经济社会处于极端混乱状态。
  8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十九师五十五团相继解放了徽县所辖的汪川、大门、龙池、大成四乡镇，拉开了徽县解放的序幕。27日，徽县人民政府在汪川镇成立，隶属天水专员公署，周冠军任县长。
  10月6日，中共徽县工委在天水召开会议，经中共天水地委批准，中共徽县工作委员会改为中共徽县委员会，由葛维西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周冠军调甘肃省委工作。
  10月上旬，溃退到徽县的国民党残部惶惶不可终日，徽县境内到处是散兵游勇，他们四处搜刮抢劫民财，埋地雷、烧电杆、炸桥梁、挖公路，抓兵拉夫，负隅顽抗，作垂死的挣扎。为了组织、领导党员和广大群众坚持斗争，配合迎接解放，山炯堂主持在伏家镇秘密召开了各片区党组织负责人会议，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陇南先遣指挥部”，由山炯堂担任总指挥，刻制了“先遣指挥部”关防、条戳各一枚，分别在伏家镇、城关东西两片启用，以晓示群众，安定民心，震慑敌人。山炯堂在徽（县）、成（县）相邻的泥阳镇剡家山设立联络点，领导指挥徽县西北片和成县的工作；司国权在徽县、两当交界的嘉陵王家庄设立联络点，领导指挥徽县东南片和两当县的工作。还相继在伏家镇、泥阳、江洛、城关等地分别成立了解放支前委员会和临时政治处，开展支前工作，备办粮食草料，抢修公路桥梁，张贴标语传单，迎接解放军南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陇南先遣指挥部”成立后，各地党组织的活动更为活跃，武装斗争积极开展，政治攻势更为激烈。“打倒胡宗南，消灭反动派”“拥护共产党，欢迎解放军”等内容的标语遍及徽县及邻县城乡。
  11月下旬，已成为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的国民党军队即将南逃，为了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阻止敌伪军警逃窜，“先遣指挥部”发动组织党员和群众，采取各种巧妙的方式，打击和分化瓦解敌人。敌九〇军在南逃过程中炸毁了白水江渡船和桥梁，挖断了沿途峡口要道，在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下，党员马良才、何德义、李亲民等积极发动乡民抢修木桥、便道，确保解放大军通行。
  11月27日夜，国民党徽县政府弃城逃往大河店，打入敌党政机关的地下党员，乘机打开监狱，放出了全部在押的“政治犯”和无辜群众。
  11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从天水移师南下，向徽县成县一带进军，国民党残部闻风丧胆，纷纷向陕西、四川溃逃，敌军所过之处，鸡犬不宁，人民遭殃，他们疯狂地抓兵拉夫，裹挟群众，搜粮抢物，搜刮民财，破坏交通，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给盼望解放的徽县人民造成了十分巨大的灾难。徽县地下党组织发动沿线党员和群众，采取各种手段对敌人进行了有力打击。在国民党二〇六师一部从宝鸡败退到嘉陵地区时，严家坪地下党员李全成，机智地夺取了敌人的手枪，步枪各1支，敌人十分恐慌，不敢久留，准备南撤。嘉陵地下党员刘志昌、赵炳南等人得到情报后，组织党员李全成、任权、赵全孝、陆富林等，带领群众30多人，事先埋伏在敌军溃逃的必经之地严坪东沟峡的两侧山上，在谷口山梁上，准备了大量的石头和圆木，待敌人进入峡口后，两边山上滚木礌石一齐砸下，打得敌兵丢盔弃甲，狼狈不堪。此役共打死敌兵11名，打伤40余名，缴获手榴弹200余枚，长枪17支，敌人遭此突然袭击，吓得惊慌失措，自相践踏，仓皇逃窜。
  国民党第九〇军后卫部队仓皇溃逃时，怕被解放大军歼灭，更怕地下党游击队拦路截击。于是，在逃离前，别动队队长贠益率队伪装成解放军先头部队，在协合乡官厅、栗亭乡郇家庄一带招摇撞骗，四处诱捕我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地下党员郇升林、郇耀林、冯生祥、刘汉英、郭仓等人，因放松了警惕，未辨别真伪，误认为解放大军已到来，遂私下出面联系，中敌圈套，遭敌诱捕，并被杀害于成县黑楼房。原太白乡太白村地下党员王有才、向义月，受命打入敌“忠义救国军”进行党的地下活动，试图把这支在山林间游窜的队伍策反过来，以减少对群众的危害。11月28日不慎被敌人察觉，次日晨，王有才、向义月二人被杀害在了太白垭。
  然而，徽县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并没有被这黎明前的黑暗和敌人的血腥屠杀所吓倒，广大党员和群众仍在积极地筹集支前物资，奋不顾身地进行武装活动，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使敌人成为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
  1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进军徽县。2日，解放军第七军十九师兵分三路向徽县开进：一路经天水苏城、成县黄渚关至江洛；一路经大山坝至麻沿；一路从天水经李子园、高桥至榆树。喜讯传来，徽县人民欢呼雀跃，群情激奋，热血沸腾。先遣指挥部和各地党组织发动沿途群众，从大山坝至糜树岭，江洛至泥阳，江洛至架山，宏化至永宁，沿路挖地雷，排障碍，补道路，架桥梁，共抢修县境内公路170多华里，桥梁7处，并张贴欢迎标语，设置了茶水站，为解放大军迅速进军徽县创造了条件。
  12月2日，国民党徽县县长刘世英率自卫队溃逃南山一带，县城已无驻军。徽县城关区工委派张志忠、袁世仓，嘉陵党组织派王国章、李德宣等人，去大河乡三泉村给国民党保安五团三营营长黄家祺、连长韦子兴做思想工作，晓之以利害，指明出路，敦促其率部起义。通过争取教育，黄家祺知道大势已去，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于是率全营150余人携带长、短枪几十支在大河店起义，后返回县城南部的新寺村，受到党组织的热烈欢迎和收编。
  回民党员马宗礼等，领导一部武装力量，在城郊水阳抓捕以苟全德为首的泰山乡自卫队10余人，缴获步枪8支，子弹300多发，手榴弹8颗，摧毁了泰山乡敌伪政权。徽县师范党员梁钟、李纪震，从大河姚坪村抓回溃逃的新二师排长1人，从其身上搜查出26张居民身份证和天水专署专员高增级加委“程登弟为徽（县）成（县）两县剿共总司令”“黄家祺为剿共游击大队长”的委任状各一份。
  在敌伪军警溃逃时，徽县有很多共产党员挺身而出，带领群众保护敌伪档案、公共设施和公共财产，使这些档案、设施和财产免遭国民党反动派销毁或破坏。徽县合作指导室指导员、“先遣指挥部”成员李如桂，采取延期收回贷粮贷款的办法，保护了县合作社财产。同时，还给县政府管理档案的麻世清做思想工作，让其认清形势，弃暗投明，不要执迷不悟，与人民为敌，最终使国民党县政府的档案资料没有遭受损失，并完整地移交到了党和人民手中。地下党员吕子文，依靠组织，发动徽县银行职工，完整地保护了银行财产和档案。泥阳镇的党员，带领群众挖出国民党徽县政府溃逃时掩埋在泥阳鹿头山的档案资料及器物，内有田粮表册、户籍登记表册以及电话器材等。
  12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军十九师五十五团开进徽县县城，徽县全境解放。徽县城乡一片欢腾，沿途广大群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同日，县委书记王菁华、县长葛维西率徽县县委、徽县人民政府人员及县大队也由汪川镇迁入徽县城。徽县人民政府发布号令，开展肃清匪特，稳定秩序，接管民政、财政、银行、交通、邮电、建设、教育、卫生等工作部门，建立乡、村基层政权组织等工作。
  次日，徽县四乡群众满怀翻身得解放的喜悦，带着干果、蔬菜、粮、油、肉、蛋等，纷纷涌向县城，慰问亲人解放军。“先遣指挥部”派李如桂、李树华和统战人士周晋康、梁汝辑等，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军十九师联系，办理接管手续。
  徽县解放后，政通人和，百废待兴，广大党员和群众积极投入到各行各业恢复正常运行的工作中去，扎实开展恢复社会秩序、修桥补路、架设电话线路、恢复生产、开张营业等工作，一切都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12月5日至9日，徽县邮政局职工在梁启贤带领下，修复架通了县城至剡家阙的电话线，与天水抢修队衔接，恢复了通讯。大河地下党员周锡琏、王佐等人带领游击队员20多人，配合解放军在银杏乡史家坪歼灭残匪100余人，缴获步枪百余支，排除了匪患骚扰，维护了社会治安。
  徽县城关党组织还派毛秉元等去两当县，将地下党所掌握的两当县自卫大队拉到远离县城的两当显龙，为解放两当县创造了条件。
  12月8日，徽县青年李滦云、周会、马玉林、李养成等30多人光荣参军，随军南下投入到解放大西南的战斗。为支援解放大军迅速南下，徽县各级党组织和支前组织，积极发动群众，7天之内筹粮228万多斤，清油300余斤，猪、羊1000余头和大量蔬菜、副食物品，并筹集木柴3000多万斤，军鞋20000余双，还组织了800多人的担架队和民工队及木轮马车、牛车、独轮车200多辆，以及100余头牲畜，人背车载运送支前物资，从而有效地保障了南下大军的物资供给。
  在徽县工委的领导下，略阳县地下党也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地下党员古永禄、古永福、古永寿三兄弟，把出售家中8匹骡子和200件铁锅的收入计700块白洋交给了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古永禄还去成县购买了四支步枪，古家祥、吕建周等人又从敌人手中夺取七支步枪一并交给了党组织。
  12月6日，徽县解放后，担任中共徽县临时政治处处长的哈含章派党员古永禄、王兴业、古全忠、古永明带领人民解放军七军十九师侦察科长赵明诚等人解放了略阳县白水江镇。随后，他们又和当地地下党员组成“解放略阳先遗队”。剿灭了青泥河一带的国民党九〇军残部，解放了大梁子、铁厂子，在烟洞沟歼灭敌军一个排，缴获步枪13支、机枪一挺。8日，解放了磨坝、干水磨。当晚，解放军派党员刘兆成、古永寿潜入略阳县城侦察敌情。8日凌晨，国民党略阳县政府最后一任县长、“反共救国军陕西省第六区第四纵队司令”常立亭得知人民解放军南下通过略阳县城的消息，带着心腹亲信和枪支弹药以及金银财宝，乘船仓惶逃往县城以南的白雀寺乡。9日中午。国民党略阳县参议长崔席珍见大势已去，派人到干水磨向解放军呈交了“投诚信”，表示愿意率领部下缴械投诚，欢迎人民解放军接管略阳县城。当日下午，由古家祥领路，解放军十九师先遣队进城，接收了崔席珍的人员及武器，并宣布略阳县和平解放。9日晚，师长何辉燕主持召开了解放军十九师先遣队会议，建立了“略阳县支前委员会”和“略阳临时政治处”，党员古永寿任支前委员会主任，崔席珍任副主任，党员马良才任指导员；临时政治处下设联络、军事、治安三个股，临时负责维持全县社会秩序。同时，成立了“先遣指挥部略阳县大队”，党员回天祥任大队长、刘兆成任政治指导员。11日，古永寿主持召开了庆祝略阳县解放的群众大会。当晚，林斌、赵明诚奉命带领解放军先头部队继续向四川广元方向挺进。
  15日下午，中共陕西省委陕南区委任命的中共略阳县委书记杨久良和略阳县人民政府代县长王润民一行到达略阳县城，随即张贴《布告》，宣布略阳县人民政府成立。略阳地下党总支改由中共略阳县委领导。三年多来，略阳县地下党在中共徽县工委的直接领导下，不怕流血牺牲，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略阳县和平解放及略阳县人民政权的建立，为支援解放大军南下作出了重要贡献。
  12月中旬，七军十九师由徽县出发追击南逃之敌，七军二十一师随之进驻徽县，协助地方党组织清匪反霸，建立基层政权。
  12月22日至28日，中共徽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县城隆重举行，出席会议代表316人，代表全县6个区工委，32个总支，252个支部的2193名党员。会议选举王菁华为县委书记，姚承祖为组织部长，石泽为县委秘书。县长葛维西作了《关于接管建政的报告》。会议还为死难烈土召开了追悼会，全体党员代表向革命烈士敬献了花圈。会议期间，对全县地下党员进行了清理、审查和登记，对党组织在地下斗争时期的工作作了认真、全面的总结，并讨论了全县工作方针及任务。至此，徽县党组织结束了十多年的地下活动，开始了基层政权建设及经济恢复等工作。
  徽县的解放，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徽县取得胜利的具体表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县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彻底摆脱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黑暗的社会制度，建立人民当家做主新政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徽县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立，彻底结束了国民党政府在徽县的反动统治，使徽县广大劳苦大众翻身求得解放，并成为新中国的主人。这标志着徽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和崭新的发展阶段。从此，徽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并在奋力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幸福新徽县的征程中披荆斩棘，奋勇前行。
  中国共产党徽县革命历史，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大背景下展开的，是徽县地下党组织在中共甘肃工委和陇南工委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史，是中国共产党陇南历史、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以及新中国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徽县的胜利，充分展示了中共徽县地下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坚定的革命信念、崇高的革命理想、顽强的革命意志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也为徽县人民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巨大的精神财富，是全县人民改造徽县、建设徽县、发展徽县各项事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开拓创新、顽强拼搏、持续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不竭的力量源泉。
  在徽县大地上开展的革命斗争、留下的光辉足迹、牺牲的革命烈士，必将为徽县人民所永远铭记。革命先烈的崇高精神和高贵品质，将永远激励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徽县儿女，为全面推进美丽徽县、幸福徽县、小康徽县的建设进程，创造徽县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①中共县委资集公编《徽地党1989年，。徽党史料征办室：县下》，版第68-70页 ①曾镜冰（1912-1967），1912年11月生，海南省琼山县人；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6月到泰国和香港开展活动，1929年9月回国，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奉调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红军长征后，开展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战爆发后，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45年6月在，党的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华中局委员、闽浙赣省委书记；建国后担任福建省委秘书长、副书记、政协主席；1955年后任中国农业科学院辽宁分院副院长；“文化大革命”受迫害，1967年5月在北京含冤逝世；1978年后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①中共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徽县地下党》，1989年，版第76-78页。 ①中共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徽县地下党》，1989年版第83页。 ②中共陇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陇南历史（1928-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31页。 ①当地方言，意为用秸杆等搭成的简易窝棚，用来防野兽、存放农具等。 ①祝庆江，湖北省黄陂县罗汉寺祝家大湾人，生于1925年。1941年投身革命。参加了“中原突围”、保卫延安、解放华北、解放大西北的战斗。1949年10月随王震将军进军新疆，执行剿匪平叛、建立民主政权、保卫和建设边疆、屯垦戍边任务。曾任第二军第五师十三团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副政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兼监委书记和军事法院院长、新疆农垦总局副局长兼政治部主任、纪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兼第四师政委、党委书记，中共新疆自治区顾问委员会委员，1994年离休。2014年6月病逝。 ①王首道：《忆南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页。 ①用锯子将圆木锯成板材 ①中共陇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陇南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34页。司xx指司国权。 ①中共陇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陇南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34页。 ②中共陇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陇南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35页。 ①中共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徽县地下党》，1989年版，第21页。 ①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甘肃党史资料》第5辑之《甘肃省1940年以来党的工作》，第431页。 ①中共礼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礼县党史资料》第一辑，1988年版，第197页。 ①中共陇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陇南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47页 ①，以免“多年积累的革命力量在解放军尚未迫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毁之前过早地损失掉。9月，高健君到徽县传达了甘工委的具体指示：要求在斗争上要注意策略和方法，党员的言行既要合共产党的法，还要合国民党的法以及社会的习惯法，以便于联系群众保存自己；想方 ①郝梦笔、段浩然主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上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54页，下同。 ①中共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徽县地下党》，1989年版，第22页。 ①中共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徽县地下党》，1989年版，第141页。 ①中共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徽县下地党》，1989年版，第153页。 ②中共陇南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陇南地下党》，1989年，版第226页。 ①中共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徽县地下党》，1989年版，第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