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1939年至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两次掀起反共高潮，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推行“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政策。这段时期，是中国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时期。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对日妥协，积极反共，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方面公开地派遣几十万军队对解放区进行包围封锁，企图困死解放区军民；另一方面又秘密地指使大批军队投敌，协同日军进攻解放区。同时，在国统区派遣大批特务，破坏党的地下组织，残酷镇压革命人民，掀起了第二次反共浪潮。中共中央及时调整国统区地下党的斗争策略，制定了“精干隐蔽，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掩护地下党组织，保存革命力量。
  1940年6月，中共甘工委遭敌破坏，敌人又加紧了对各地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形势极为严峻，上级党组织通知已经暴露身份的郑重远、罗扬实等甘工委领导返回延安，甘工委实际已不存在，中断了对各县区委工作的领导。
  1940年冬，徽县国民党政府也加紧了对吴治国等人的迫害，以吴治国“有左倾嫌疑，不宜担任小学校长”为由，将其调离北街小学到县教育科任督学。1941年春，吴治国又被派遣到江洛镇去筹办“造纸厂”。吴治国趁机将潜入徽县隐蔽的罗杨实安排到“造纸厂”任会计。同年夏天，接上级党委“调罗扬实和吴治国到省上去工作，要求吴完全隐蔽起来”①的通知后，罗扬实先期抵达兰州后，按约定以原西北训练班骑兵队教官“叶剑雄”的名义给吴治国发来电报，吴治国遂借机离开徽县到兰州，经罗扬实同志介绍，吴治国到七里河的一所私立学校当教员，以合法身份和职业在兰州隐蔽了一段时间。1941年10月，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转来边区政府调罗扬实、吴治国去延安学习的“通知”，吴治国立即变卖了怀表、皮大衣等随身物品筹集路费，于11月中旬抵达西安，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住了约20余天，化名“吴恩贵”。一次趁日军突袭，与组织安排同时去延安的几名同志乘车出城到了郊外，经化装后，由陕西省工委的地下交通员带领，乘火车到华阴，再经澄城到洛川境内，趁夜晚天黑穿过国民党军的两道封锁线，顺利到达边区洛川县。又经过几天的行程，终于到达了延安。吴治国在中组部报到后，被分配在民运部，由民运部组织重点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政策》《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等文章和整风文件，听取了关于毛泽东整风报告的传达，认真学习了民运部提供的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战争和战略问题》《全民抗日》《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著作全文。在讨论传达对敌斗争策略时，民运部刘庚科长向他们作了白区斗争的报告，在报告中多次讲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白皮红瓤”“能钻进去就钻进去，能爬上去就爬上去”的思想，形象生动地向参加学习的同志们介绍了对敌斗争的策略和方法。
  民运部还组织参加学习人员观看了《带枪的人》《北京人》《太平天国》和《上海屋檐下》等大型话剧，并参与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三八节有感》等文章所引发的有关问题的讨论。
  随后，张杰、金少伯、魏子义相继离开徽县去延安，刘一鸣、胡青娥也分别去了甘谷和西安工作。
  1942年5月，吴治国在延安向中共西北局汇报工作后，西北局民运科决定，吴治国由延安返回陇南传达党中央关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要“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6月，吴治国离开延安，经三原，从咸阳乘火车到宝鸡，下车后雇佣由张家川过来的运输队牲口，一路经泾阳、陇县，过关山到张家川，又从张家川经陇城到秦安、甘谷去找地下党员刘一鸣，因刘一鸣当时已离开该地而未找到。在打听到刘一鸣在天水的住处后，吴治国立即赶往天水，找到刘一鸣并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后又从天水经西和到武都找到高健君同志（当时公开身份是武都法院记录员）作了传达，并通知高健君、苏星去延安参加学习。吴治国又经成县返回徽县，分头向山炯堂、葛维西、周冠军、范连元等人传达了中央关于“精干隐蔽”的指示精神。任务完成后，吴治国即刻启程，准备由徽县经宜川一带返回延安汇报工作。当行至宝鸡时，因敌人封锁很严，在约定的地方未找到党的地下交通员和接头关系，无法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遂按中共中央西北局民运部同志事先约定的联络暗号，向民运部写信汇报情况后，仍返回徽县蛰伏，继续参与徽县县委的主要领导工作，进行隐蔽斗争。此后，直到1946年5月的三年多时间里，徽县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仍按照“精干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独立开展对敌斗争。
  吴治国返回徽县后，与时任中共徽县县委书记的山炯堂等同志研究决定：根据“精干隐蔽”的指示精神和徽县当时所处的社会状况，为使党的工作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决定暂时停止党的公开活动，将县委改称“老三的摊子”以迷惑敌人；党员分别由山炯堂、吴治国、葛维西和周冠军四人负责，提出要采取“能钻进去就钻进去，能爬上去就爬上去”的斗争策略，要求党员广交朋友，取得合法身份，以合法身份为掩护，打入敌人政府组织机构，保护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安全。根据“长期埋伏”的精神和“钻进去”的策略，经过周少珊推荐斡旋，吴治国打入了县三青团筹备处秘密开展工作。1942年7月，县委经过多方活动，将葛维西由伏家镇小学调到徽县师范任教，并兼任师范附小校长；将范连元由北街小学调到县吴山女子学校任教；安排周少珊搞食盐专卖；将李如桂调到县合作指导室任职。他们均以合法身份做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1942年冬天，祁连山林警纵队中队连长杨国卿带领两个排到徽县接收新兵。因杨国卿来时带着小老婆，急于寻房租住，在四处找房时看中了吴治国在县城的两间北房。吴治国不同意出租房屋，杨国卿便带着士兵强行搬入房内居住。在清理房子时，从陈旧的顶棚纸里发现了吴治国藏在其中的“政治经济学讲稿”小册子和高健君谈话时记录的两张纸片，杨国卿就派排长周振华找吴治国谈话，吴治国闻讯后，立即把家里尚未被发现的其余几本书刊烧掉。第二天，杨国卿拿着小册子和纸片去找吴治国说：“发现了你的这些东西，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希望咱们之间能建立关系，相互照应。”①随即主动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想法。他说：“我是临洮人，从八分校炮科毕业，混了这么多年也没混出个名堂，主要是西北人不团结，没有力量，到处受人排挤，现蒋云台周围团结了一批西北青年军官，想大家团结起来，互相帮助，给西北青年找一条出路。”听了杨国卿的这番表白，吴治国才知道杨国卿属于蒋云台手下的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派系之间有矛盾。吴治国随口向杨国卿表白说，这几本书是他在胡宗南骑兵师时看过的，自己也是因为受排挤混不下去了才回家的。于是就问杨国卿的意思是“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杨国卿提出要“结拜兄弟”。吴治国当即答应了，杨国卿就把小册子书刊和纸片交还了他，吴治国当晚立即予以烧毁。第二天，吴治国拉上保安队一名姓高的军官，与杨国卿、周振华四人焚香磕头，结为拜把兄弟。吴治国机智灵活，沉着应付，终于化险为夷，直至杨国卿离开徽县，双方均相安无事。
  1943年春，中共徽县县委进一步开展了打入敌人内部、掌握实际权力的工作。经县委同意并积极活动，在县三青团代表大会选举时，把山炯堂、葛维西两人选为三青团干事，有效地控制了学生中的大部分三青团代表，使徽县的三青团基层组织中的大部分人都成为“白皮红瓤”的双层身份。不久，党组织又充分运用各种社会关系，使周冠军当选为国民党县党部监察委员，山炯堂当选为县参议员，马继良担任了县政府教育局长，周少珊被选为国民党省参议员。他们以广交朋友的方式，借助社会进步力量，积极开展隐蔽斗争和统战工作。党组织在当地国民党党、团、军、政各界中，团结争取了一些进步人士和社会上层人士，并借助他们的身份和力量开展隐蔽斗争。徽县党组织先后与担任县长的刘中仁、县党部书记长李枢、县参议员刘希祖、三青团干事李瑞民、伏家镇参议员李芝林、县自卫队副大队长张有锡以及周晋康、梁汝楫、周锡琏、丁用章等人建立了统战关系，这些人中有的还加入了党的组织，使党组织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精干隐蔽”指示精神的具体贯彻取得了显著成效，既有力地团结争取了社会上层进步人士和社会进步力量，也灵活地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各种关系，掩护了党的地下活动，保护了党的组织。
  特别是在1943年春天“甘南民变”（亦称“甘南农民暴动”）时期，徽县县委经过认真研究，审时度势，最终没有组织参与该暴动，从而使党组织没有被暴露，“他们抱着在环境恶劣的时候，上面没有指示他们不乱干的态度，因此四三年‘甘南民变’，曾有人去约他们一同去干，他们认为那里面的主要领导人大都是七分校学生，及地方有野心的军人，又没有党的指示，就没有去参加。”①
  1944年7月，曾任河北省保安司令的反共顽固分子张荫梧，因华北、中南先后沦陷，便通过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的关系，带其“四存中学”来到徽县，张荫梧亲自兼任徽县师范校长。张荫梧从师范和师范附小入手，不断扩张势力，进行反共宣传，培养反共人才，妄图控制徽县教育大权，特化学校，继续反共。张荫梧与当地土劣马汉山勾结，调查徽县地下党的情况。当时在师范任教的葛维西，领导师生坚持与张荫梧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45年初，县委增派姚承祖、石泽等到徽县师范协助葛维西工作。他们发动师生员工，以反对校方强迫学生住校、交纳伙食费等为由，击败了张荫梧妄图独霸徽县教育大权、继续反共的阴谋，使张荫梧无法在徽县师范立足。张荫梧便恼羞成怒，以“葛维西有共产党嫌疑”为由，威逼县长刘中仁对葛维西进行处理。刘中仁与省参议员周少珊商酌后，以葛维西“共产党嫌疑无据，且办地方教育有方”的理由，将葛维西由徽县师范调到北街小学任校长，再次挫败了张荫梧的阴谋。
  1944年冬，中统特务、甘肃民政厅厅长赵龙文到徽县视察，根据特务的汇报，赵龙文对徽县县长刘中仁说：“周冠军是共产党，要采取措施。”刘中仁说：“周冠军家庭殷实，为人正派，没有发现有什么活动，不会参加共产党的。”三言两语就给顶了回去，使赵龙文企图抓捕周冠军的指令落空。
  1946年4月，调统室特务王振宇等由西安来到徽县，调查共产党活动，提出吴治国、葛维西是共产党员，假借在该地工作过的地下党员家属的口吻，写信诱骗，跟踪调查，还化装成学生潜伏侦察，千方百计捏造事实，企图破坏徽县党组织，但在吴治国、葛维西等人的巧妙周旋和各方势力的帮助掩护下，特务们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①中共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红色岁月——记中国共产党徽县早期党组织创建人吴治国同志》，2012年版，第7页。 ①中共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红色岁月——记中国共产党徽县早期党组织创建人吴治国同志》，2012年版，第10页，下同。 ①中共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徽县地下党》，1989年版，第67-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