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这一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大力培养群众运动骨干，积极发展党员，逐步建立和壮大党的组织。并在调整地下党的斗争策略、保存革命力量的前提下，有理有节地与地方反动派顽固分子开展斗争，把党的活动不断引向广泛深入。
  正当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之时，徽县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以抵制“异党”活动为名，对民众抗日救亡运动采取了打击压制乃至阻挠破坏等高压措施。徽县党组织遵照“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原则，领导学生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同国民党反动势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9年4月，国民党伏家镇区长康笃，贪污抗日捐款、欺辱妇女、敲诈百姓的丑恶行径，引起了民众的公愤。在伏镇小学任教的地下党员高健君、山炯堂、范连元等人，组织发动伏镇小学学生和当地民众百余人，高呼着“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游行示威，分两路冲进区公所，找康笃算账说理。康笃心生畏惧，怆惶从后院逃跑，区公所会计拔出手枪鸣枪恫吓，学生们毫不畏惧，蜂拥而上夺下手枪，并用石块将枪砸坏。次日，县政府将伏镇小学校长山炯堂传到县城追究责任，更激起了广大师生的义愤之情。伏镇小学党组织通过“学生自治会”，公开号召全校师生罢课，并向县政府递交了请愿书。伏镇小学师生的正义斗争，得到了县城北街小学、泥阳小学师生和广大民众的支持，这些学校纷纷派代表到伏镇小学声援慰问。县政府怕事态进一步扩大，只好将山炯堂放回，把康笃调离伏家镇区公所了事。学生运动取得了胜利，这是党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与民众运动相结合的胜利，是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引导抗日救亡运动逐步深入的具体体现。
  1939年初的一天，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尹景伊和干事李枢，突然来到北街小学，以查阅图书的名义，从校工手里骗取钥匙，搜出了他们认为是“禁书”的几本书籍，并给国民党党部报告说“吴治国醉心于共产党有据可稽。”当时地下党组织一面发动、支持学生与尹景伊等据理力争，索要被拿走的书籍，并冲进县政府，开展示威游行；一面在国民党上层广为活动，终于将尹景伊赶出了徽县，使事态得以平息。
  1939年秋，泥阳小学党组织为了深入发动民众开展救亡运动，把三年级以上的学生组成3至5人的“小先生小组”，深入街头巷尾，走家串户，教老百姓识字明理。这些“小先生”们每到一户，都给群众教认“你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要爱中国人”“打倒日本杀汉奸，团结起来救中国”等简单明了的口号，来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师生们还走上街头，编演《壮丁荣归》《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等节目，发动民众团结起来捐款捐物，共同抗日。学生的革命宣传唤醒了泥阳镇的民众，群众团结起来将在当地传教的德国神甫驱逐出了泥阳镇。
  为使党组织不致被暴露，便于地下活动的开展，达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腐败行径、改变徽县社会面貌、振奋民众抗日精神的目的，同年秋，徽县党组织在北街小学、伏镇小学学生中，建立起党的外围组识“青年维梓团”。每周星期六，“青年维梓团”的成员们都走上街头，向民众开展宣传，他们从讲解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诗句的真实含义入手，来抨击社会现实的黑暗。学生在这一天除了开展宣讲外，还主动打扫街道卫生，清除街头垃圾，并积极开展禁赌、查毒等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使徽县民众抗日救亡的热情持续高涨，阶级觉悟不断提高。
  1940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国民党中央军第七十八师运输营的一伙士兵，到城东的周家河坝以捡拾柴禾为名，盗抢农民的草垛和其它财物。当时兼任东关回民小学校长的周冠军，闻讯带领高年级学生和群众及时赶到，并与之发生争斗，夺了他们的枪支，赶走了这伙士兵，保护了群众财产。这伙士兵告到师部，七十八师师长向风梧当即派兵镇压，抓走了周冠军，民众及师生更加义愤，纷纷涌到县政府，据理力争，要求放人。县长陈谕民怕事态扩大，出面调停，规劝向凤梧将周冠军放回。向凤梧为了收买入心，息事宁人，只好派中校参谋带着他的名片，上门给周冠军赔情道歉，此事件才算平息。
  1940年秋，国民党西北公路局驻徽县修路的部分“工人”，以修桥补路为名，在东关一带乱挖清真寺、回民小学和群众廊沿的石条，并乱伐群众的树木，企图借此机会侵占百姓财物。周冠军对此恶劣行径非常愤慨，便发动群众，赶走“工人”，保护了清真寺、学校和群众的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