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第一节 进步青年寻求革命道路的探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北三省，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界人民群众纷纷要求抗日。徽县一批有志青年，远走他乡，或从戎，或从政，或求学深造，四处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30年代初，在西安杨虎城部（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任少校参谋的山炯堂，在陕西省财政厅任职的周少珊，都曾在爱国将领冯玉祥为首的西北军任职时接受过共产党的宣传和影响。吴治国、葛维西、张笃、山耀堂、刘世德等20多人和两当县的苏河分别在西安职业中学、民立中学、凤翔师范读书。当时，全国抗日救亡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学生为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常在西安民乐园集会、游行，阅读进步小说、刊物，谈论红军在陕南一带的活动，互相交换对时局的认识。这些都使得在陕西求学或工作的徽县有志青年程度不同地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有了初步的了解。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在外地的徽县有志青年陆续返回家乡。最早回乡的山炯堂，早年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任职，后调入西安缓靖公署杨虎城部任少校参谋，因深受中国共产党爱国宣传的影响，对国民党的腐败政治极为痛恨，1932年毅然弃职回乡，协同刘希祖在伏家镇募捐兴办了徽县第二小学（即伏家镇小学，今徽县三中址），山炯堂任该小学校长。他引导师生除搞好课堂教学外，还采取陶行知的办学方式，发动师生开展种菜、割竹子、建房屋、修水磨、植树造林等活动，用勤工俭学收入建设校园，开创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先河，来振兴地方教育。他的举动受到了当地国民党政府官吏的歧视和排挤，于是便产生了对国民党的不满。吴治国在胡宗南骑兵团当排长时，对国民党部队到处抢掠、胡作非为、酗酒赌博、打骂士兵及派系之间的互相倾轧、腐败作风等非常厌恶，于是也愤然弃职回乡，应山炯堂聘请去伏家镇小学任教。从此，他们二人经常互谈政治见解，逐渐萌发了倾向共产党的思想和抗日救国的主张。
  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长征到徽县，在境内活动、休整长达21天，总指挥部就设在徽县城，而且在伏家镇的很多地方都有驻军。红军广泛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了各级地方苏维埃政权、群众组织和抗日游击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斗恶霸、筹资济民、扩红建政的斗争。红军北上离开徽县时，还给山炯堂赠送了一副栽绒座垫。红军在徽县的革命活动，对广大劳苦群众和有志青年影响很大，教育很深，他们耳濡目染了红军的所作所为，使大家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工农红军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军队。也真正理解了劳苦大众只有团结起来闹革命才能翻身得解放的道理。于是，在这些进步青年的思想上逐渐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红军北上离开徽县后，反动势力卷土重来，大肆屠杀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残酷镇压革命运动。广大有志青年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他们经常相互秘密联系，交流思想认识和政治见解，不断坚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信念，并分赴各地，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寻找共产党的组织。
  1938年，两当县的苏河由北平民国大学肄业回乡，担任两当县东街小学校长，组织抗日救亡剧团到徽县宣传演出时，向时任徽县北街小学校长的吴治国介绍了他在北平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情况。
  周少珊也由兰州回到徽县，向吴治国介绍了他在兰州与八路军办事处的窦志安、彭加伦、谢觉哉联系并接受任务，返回徽县组织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活动的经历。
  同年春，武都的王锐青从兰州到徽县，在农贷办事处当指导员。在此过程中，他结识了有进步思想的伏家镇小学校长山炯堂，并通过山炯堂介绍与吴治国等人相识。王锐青向吴治国描述了他曾在兰州找到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受到伍修权同志的教导和勉励，接受了革命思想教育，并结识了在省合作委员会工作的陈永寿的经过。
  葛维西在陕西省凤翔师范学习期间，也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宣传教育，积极参加学生的爱国运动，革命思想不断成熟。1937年，他在凤翔师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返回徽县，受聘到伏家镇小学任教。葛维西虽未公开党员身份，但常给山炯堂等人秘密传送《论持久战》《新华日报》和一些进步报刊，从此，他们开始了着手创建徽县地下党组织的准备工作。
  第二节 中共徽县地下组织的建立
  一、徽县北街小学党小组和党支部的建立
  1938年夏，国民党兰州西北训练团轮训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各地学校校长。当时，任徽县北街小学校长的吴治国和任两当县东街小学校长的苏河，奉令到兰州参加培训。临行前，他们与山炯堂、周少珊、王锐青等人商议，决定利用受训之机，在兰州继续寻找党组织。吴治国、苏河临走时分别带着周少珊写给窦志安、王锐青写给陈永寿的信，以便进行联系。到兰州后，吴治国、苏河首先找到了陈永寿，陈永寿带领他们到八路军驻兰办事处，见到了伍修权（化名吴寿泉），伍修权让他俩与“同仁合作社”的万良才联系，他们从此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此后，吴治国、苏河常去万良才处阅读《政治经济学》《列宁选集》及《救国时报》等党的书籍、报刊。同年11月，轮训结束前夕，经甘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罗云鹏和万良才两位同志介绍，吴治国、苏河二人在兰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轮训结束后，吴治国、苏河受甘工委指派，返回徽县、两当县发展党组织，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吴治国回到徽县后，将他和苏河在兰州入党的情况告知了山炯堂、王锐青、周少珊，并介绍他们三人入党，随即在北街小学成立了中共徽县地下党第一个党小组，吴治国任组长，负责党小组工作，并开始了联系进步青年、发展党员等活动。
  1938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要求在后方无党组织的地区，应有计划地、迅速地去重新建立与发展党的组织。甘工委制定了甘肃党组织的发展计划，加快了建立发展各地地方党组织的步伐，甘工委委员分别到全省各地指导和帮助工作，为陇南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在组织领导上提供了有利条件。
  1939年2月，甘工委先后派魏子义（靖远人）、高健君（榆中人）到徽县协助指导工作，吴治国以校长名义，聘请魏子义到北街小学任教；山炯堂聘请高健君到伏家镇小学任教。在魏子义、高健君的指导下，党小组决定将组织发展工作的重点放在以北街小学为中心的县城地区和以伏镇小学为中心的伏家镇地区，积极稳妥地发展党员。随后发展范连元、杨万成、段秉廉、窦迎春、段奕章、胡青娥、刘一鸣等人入党，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徽县第一个支部委员会——北街小学党支部委员会，吴治国任书记；之后，又成立了伏镇小学教工党支部，山炯堂任支部书记。
  二、中共徽县县委的建立
  1939年3月，为了进一步加强徽县地下党的工作，按照甘工委的决定，成立了中共徽县县委，由吴治国、山炯堂、高健君、王锐青任委员，吴治国任县委书记。中共徽县县委是甘肃地下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在陇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地方党委，是陇南党建史上的一面旗帜，标志着陇南地区党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中共徽县县委克服重重困难，长期坚持工作，成为抗战时期甘肃国民党统治区持续存在的仅有的几个县级党组织之一。
  中共徽县县委成立后，城乡基层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同年夏，吴治国、高健君介绍县保安中队长兼东关回民小学校长周冠军（原东关乡周家河坝人，回族）入党，从此党组织中有了第一名少数民族党员。周冠军入党后，又先后在县保安队发展了苏贵银（回族，礼县白关坡人）、刘长仁、齐克周三人入党。同年秋，葛维西从凤翔师范毕业回到徽县，任伏镇小学教员，因来时未转组织关系，故经高健君介绍在徽县重新加入了党组织。在此期间，又先后吸收伏小学生李如桂、倪永进、姚承祖、王智若等七人入党。同时，城区发展党员工作也取得很大进展，周冠军发展了县督学马继良（回族）、小商贩赵良壁（回族）；吴治国、魏子义、范连元发展了北小工友杨万成、胡秉义、学生高维嵩等人入党；在泥阳小学担任教导主任的刘一鸣，发展了泥阳籍在外地上学的文静山、王廷献二人入党。
  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多，徽县又相继建立起了伏镇小学学生支部，葛维西任书记；县保安队支部，周冠军任书记；泥阳小学支部，刘一鸣任书记。连同北街小学支部、伏镇小学教工支部，全县党支部总数已达到五个。
  1939年冬，上级党组织先后给徽县县委发送了《列宁主义问题》《列宁选集》和《老百姓报》《新华日报》《生活杂志》《全民抗战》等进步书籍、报刊。县委通过组织党员阅读这些书籍、报刊，来武装地下党员的思想，使他们的思想认识进一步提高。
  1940年2月，甘工委成员惠光前（又名林亦青、李健吾，陕西人）受党组织派遣到徽县协助工作，在银杏小学以教员身份开展活动。此时，县委对组成人员进行了调整，吴治国任县委书记，高健君、山炯堂、葛维西、周冠军分别为组织委员、社会委员、宣传委员和军事委员（王锐青已受党组织委派返回武都开展工作）。
  同年夏，县委军事委员周冠军利用县保安中队长身份这一有利条件，发展保安队何桂芳等三人入党，连同原先已发展的苏贵银、刘长仁、齐克周等，该支部共有六名党员，基本上控制了县保安中队，逐步把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建立在了国民党的合法武装之中。这些党员通过各种形式，教育引导保安队士兵改邪归正、弃暗投明，走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道路。
  1941年2月，甘工委派张杰、金少伯、张敏先后抵达徽县，县委将张杰安插在泥阳小学任教，将金少伯安排在伏家镇小学任教，张敏被安排在伏家镇镇公所当队副，他们三人协同当地党组织开展工作。此时，高健君由徽县去清水开辟工作，张杰补任县委委员。
  1941年3月，罗杨实以甘工委特派员身份到徽县与吴治国联系，指示县委要以徽县为中心，开展陇南几个县的工作。经县委研究，决定由吴治国去江洛镇筹建造纸厂，聘任罗杨实为造纸厂会计，以此作掩护，开展地下工作。调派高健君、张敏前往武都配合王锐青开展筹建党组织的工作。6月间，张杰、金少伯相继离开徽县去延安。甘工委委员郑重远由兰州回延安时专程到徽县安排工作，调罗杨实、吴治国到兰州工作，确定徽县县委由山炯堂任书记，葛维西任副书记。罗扬实、吴治国去兰州，他们二人在兰州开展工作一段时间后，年底奉命去了延安。
  根据甘工委的报告，截止1941年12月，甘肃共有136名党员，分布在14个县，“以徽县、靖远、兰州为中心”①），其中徽县有38名党员，约占全省党员的30％，是全省党员人数最多的县之一。其中，文化教育界23人，保安团士兵中6人，学校工友、小商贩中各2人，农民、职员各1人，另有3人身份不详。文化教育界比例达到60％。
  第三节 中共徽县地下组织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
  （一）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徽县地下党组织建立之际，正值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发动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是党组织的迫切任务。1938年冬末开始，徽县党组织以学校为主体，广泛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组织各学校师生办墙报、编演抗日文艺节目，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募捐等活动。因此，党组织的主要成员和甘工委派来徽县协同工作的同志，均以学校教员的合法身份，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启迪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他们利用国语课，教育学生在祖国危亡之际，要勤奋读书，学好本领，锻炼好身体，长大了去打击日本侵略者，誓死不做亡国奴；上作文课时，号召学生给前方将士写慰问信；写日记时，也倡导以抗日救国为主要内容；上音乐课时，教学生们唱《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抗战歌曲；上美术课时，教学生书写抗战标语，画讽刺漫画。同时，还经常性地举办时事演讲会，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歌咏队，编演抗日剧目，并在学校、街头公开演出。一时间，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在全县城乡蓬勃兴起。
  1940年12月，县委通过王锐青从武都秘密购买了《资本论》《联共（布）史简明教程》等书籍，这些书籍与之前上级党组织发来的《列宁主义问题》《列宁选集》《论持久战》以及《新疆日报》《老百姓报》《新华日报》《生活杂志》《全民抗战》等进步书籍报刊，为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加强党员思想理论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41年前后，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达到了高潮。党组织又把抗日救亡运动由学校引向社会，组织师生上街游行演讲，下乡开展宣传、募集抗日物品等活动，支援前方军队英勇抗战。每逢庙会、集日等人流密集的时候，师生们就走上街头，表演《放下你的鞭子》《骂汉奸》《汉奸的下场》等抗日剧目，给群众演唱或教唱抗战歌曲，并到处张贴抗日标语，散发抗日传单，来唤醒民众团结一致、支持抗战。吴治国还组织五六年级学生组成“北街小学慰问抗日出征军人家属队”，共分为12个小组，到城乡抗战出征军人家中积极开展慰问活动，向他们分发募集来的物品，在其房门上钉上“抗战荣誉家属”标牌，还代其家属给前线士兵写慰问信，并在元旦节举办游艺晚会，招待抗战荣誉军人及军人家属。通过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慰问活动，使全县各界群众不断觉醒起来，党的抗日救亡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二）发动学生运动，开展对敌斗争
  这一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大力培养群众运动骨干，积极发展党员，逐步建立和壮大党的组织。并在调整地下党的斗争策略、保存革命力量的前提下，有理有节地与地方反动派顽固分子开展斗争，把党的活动不断引向广泛深入。
  正当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之时，徽县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以抵制“异党”活动为名，对民众抗日救亡运动采取了打击压制乃至阻挠破坏等高压措施。徽县党组织遵照“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原则，领导学生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同国民党反动势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9年4月，国民党伏家镇区长康笃，贪污抗日捐款、欺辱妇女、敲诈百姓的丑恶行径，引起了民众的公愤。在伏镇小学任教的地下党员高健君、山炯堂、范连元等人，组织发动伏镇小学学生和当地民众百余人，高呼着“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游行示威，分两路冲进区公所，找康笃算账说理。康笃心生畏惧，怆惶从后院逃跑，区公所会计拔出手枪鸣枪恫吓，学生们毫不畏惧，蜂拥而上夺下手枪，并用石块将枪砸坏。次日，县政府将伏镇小学校长山炯堂传到县城追究责任，更激起了广大师生的义愤之情。伏镇小学党组织通过“学生自治会”，公开号召全校师生罢课，并向县政府递交了请愿书。伏镇小学师生的正义斗争，得到了县城北街小学、泥阳小学师生和广大民众的支持，这些学校纷纷派代表到伏镇小学声援慰问。县政府怕事态进一步扩大，只好将山炯堂放回，把康笃调离伏家镇区公所了事。学生运动取得了胜利，这是党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与民众运动相结合的胜利，是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引导抗日救亡运动逐步深入的具体体现。
  1939年初的一天，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尹景伊和干事李枢，突然来到北街小学，以查阅图书的名义，从校工手里骗取钥匙，搜出了他们认为是“禁书”的几本书籍，并给国民党党部报告说“吴治国醉心于共产党有据可稽。”当时地下党组织一面发动、支持学生与尹景伊等据理力争，索要被拿走的书籍，并冲进县政府，开展示威游行；一面在国民党上层广为活动，终于将尹景伊赶出了徽县，使事态得以平息。
  1939年秋，泥阳小学党组织为了深入发动民众开展救亡运动，把三年级以上的学生组成3至5人的“小先生小组”，深入街头巷尾，走家串户，教老百姓识字明理。这些“小先生”们每到一户，都给群众教认“你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要爱中国人”“打倒日本杀汉奸，团结起来救中国”等简单明了的口号，来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师生们还走上街头，编演《壮丁荣归》《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等节目，发动民众团结起来捐款捐物，共同抗日。学生的革命宣传唤醒了泥阳镇的民众，群众团结起来将在当地传教的德国神甫驱逐出了泥阳镇。
  为使党组织不致被暴露，便于地下活动的开展，达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腐败行径、改变徽县社会面貌、振奋民众抗日精神的目的，同年秋，徽县党组织在北街小学、伏镇小学学生中，建立起党的外围组识“青年维梓团”。每周星期六，“青年维梓团”的成员们都走上街头，向民众开展宣传，他们从讲解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诗句的真实含义入手，来抨击社会现实的黑暗。学生在这一天除了开展宣讲外，还主动打扫街道卫生，清除街头垃圾，并积极开展禁赌、查毒等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使徽县民众抗日救亡的热情持续高涨，阶级觉悟不断提高。
  1940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国民党中央军第七十八师运输营的一伙士兵，到城东的周家河坝以捡拾柴禾为名，盗抢农民的草垛和其它财物。当时兼任东关回民小学校长的周冠军，闻讯带领高年级学生和群众及时赶到，并与之发生争斗，夺了他们的枪支，赶走了这伙士兵，保护了群众财产。这伙士兵告到师部，七十八师师长向风梧当即派兵镇压，抓走了周冠军，民众及师生更加义愤，纷纷涌到县政府，据理力争，要求放人。县长陈谕民怕事态扩大，出面调停，规劝向凤梧将周冠军放回。向凤梧为了收买入心，息事宁人，只好派中校参谋带着他的名片，上门给周冠军赔情道歉，此事件才算平息。
  1940年秋，国民党西北公路局驻徽县修路的部分“工人”，以修桥补路为名，在东关一带乱挖清真寺、回民小学和群众廊沿的石条，并乱伐群众的树木，企图借此机会侵占百姓财物。周冠军对此恶劣行径非常愤慨，便发动群众，赶走“工人”，保护了清真寺、学校和群众的财物。
  （三）积极筹建武装力量，协助建立五凤支部
  在学生运动深入开展的同时，徽县地下党组织遵照党中央关于持久抗战的总方针和发动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积极筹建自己的武装力量。1939年初，康县的团总张俊耀组织了“陇南游击大队”，徽县籍的周锡琏等十多人在该部任下层官佐，党组织试图通过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把这支杂牌军队改编成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便决定派王锐青于同年夏天到张俊耀部开展兵运工作。后因该部被胡宗南以改编为名，行瓦解之实，将部队调往陕西凤翔一带，并安插了亲信，将下层官佐调离整训，徽县籍10多人被迫相继返回家乡，王锐青失去了依托，兵运计划未能实现，遂离开陕西返回徽县。同年底，徽县县委决定派王锐青返回家乡武都发展党的组织。
  1940年初，王锐青回到武都后，根据甘工委和徽县县委“以公开职业掩护党的工作和组织各种进步团体，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的指示，首先建立了两个党的外围组织，即“武都教育用品合作社”和“武都青年维梓团”。王锐青先以发展山区教育和宣传抗日为号召，发动武都各界人士集资创办了“武都教育用品合作社”。合作社除公开销售中小学课本及鲁迅、茅盾、丁玲等进步作家作品和《新华日报》、抗战文艺报刊外，还秘密销售《资本论》《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问题》《大众哲学》等党的理论书籍。该合作社在发展武都文化教育事业、激发人民群众抗日热情、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加强党员思想理论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王锐青在成都购买书籍和文具期间，联络了在成都读书的武都籍进步青年胡必昌，向他透露了一些自己在徽县、武都活动的情况，同时叫他联络在成都读书的武都籍进步学生，并邀请胡必昌返回武都共同参加革命活动。1941年春，胡必昌返回武都，积极协助王锐青开展活动。同年3月，王锐青联络胡必昌、刘肇华、陈志恪、杨陇仁、杨恒昌、邓剑鸣等人，在武都城北水帘洞秘密成立了“武都青年维梓团”。“维梓团”以“团结地方青年与恶势力作斗争，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兴办实业、维护桑梓利益”为宗旨，开展了一系列团结群众、组织群众、控制部分乡镇政权和群众团体的活动。与此同时，甘工委派高健君（化名方刚）从徽县到武都协助王锐青开展工作。高健君到武都之后立即与王锐青取得联系，并寻找公开职业掩护身份，隐蔽工作。此时，适逢法院招考录事，高健君遂应考并被录取，即以法院录事的身份与王锐青一起在武都开展建党活动。
  同年6月的一个傍晚①，高健君、王锐青与胡必昌三人在北山下的城东校场草地上秘密开会，由高健君、王锐青二人介绍，接收胡必昌入党。随之，成立了武都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五凤支部②。高健君任支部书记，王锐青、胡必昌为委员。中共五凤支部的建立，揭开了武都地区党组织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新的一页。
  第四节 中共徽县地下组织在困境中坚持对敌斗争
  一、精干隐蔽，积蓄力量
  1939年至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两次掀起反共高潮，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推行“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政策。这段时期，是中国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时期。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对日妥协，积极反共，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方面公开地派遣几十万军队对解放区进行包围封锁，企图困死解放区军民；另一方面又秘密地指使大批军队投敌，协同日军进攻解放区。同时，在国统区派遣大批特务，破坏党的地下组织，残酷镇压革命人民，掀起了第二次反共浪潮。中共中央及时调整国统区地下党的斗争策略，制定了“精干隐蔽，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掩护地下党组织，保存革命力量。
  1940年6月，中共甘工委遭敌破坏，敌人又加紧了对各地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形势极为严峻，上级党组织通知已经暴露身份的郑重远、罗扬实等甘工委领导返回延安，甘工委实际已不存在，中断了对各县区委工作的领导。
  1940年冬，徽县国民党政府也加紧了对吴治国等人的迫害，以吴治国“有左倾嫌疑，不宜担任小学校长”为由，将其调离北街小学到县教育科任督学。1941年春，吴治国又被派遣到江洛镇去筹办“造纸厂”。吴治国趁机将潜入徽县隐蔽的罗杨实安排到“造纸厂”任会计。同年夏天，接上级党委“调罗扬实和吴治国到省上去工作，要求吴完全隐蔽起来”①的通知后，罗扬实先期抵达兰州后，按约定以原西北训练班骑兵队教官“叶剑雄”的名义给吴治国发来电报，吴治国遂借机离开徽县到兰州，经罗扬实同志介绍，吴治国到七里河的一所私立学校当教员，以合法身份和职业在兰州隐蔽了一段时间。1941年10月，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转来边区政府调罗扬实、吴治国去延安学习的“通知”，吴治国立即变卖了怀表、皮大衣等随身物品筹集路费，于11月中旬抵达西安，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住了约20余天，化名“吴恩贵”。一次趁日军突袭，与组织安排同时去延安的几名同志乘车出城到了郊外，经化装后，由陕西省工委的地下交通员带领，乘火车到华阴，再经澄城到洛川境内，趁夜晚天黑穿过国民党军的两道封锁线，顺利到达边区洛川县。又经过几天的行程，终于到达了延安。吴治国在中组部报到后，被分配在民运部，由民运部组织重点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政策》《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等文章和整风文件，听取了关于毛泽东整风报告的传达，认真学习了民运部提供的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战争和战略问题》《全民抗日》《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著作全文。在讨论传达对敌斗争策略时，民运部刘庚科长向他们作了白区斗争的报告，在报告中多次讲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白皮红瓤”“能钻进去就钻进去，能爬上去就爬上去”的思想，形象生动地向参加学习的同志们介绍了对敌斗争的策略和方法。
  民运部还组织参加学习人员观看了《带枪的人》《北京人》《太平天国》和《上海屋檐下》等大型话剧，并参与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三八节有感》等文章所引发的有关问题的讨论。
  随后，张杰、金少伯、魏子义相继离开徽县去延安，刘一鸣、胡青娥也分别去了甘谷和西安工作。
  1942年5月，吴治国在延安向中共西北局汇报工作后，西北局民运科决定，吴治国由延安返回陇南传达党中央关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要“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6月，吴治国离开延安，经三原，从咸阳乘火车到宝鸡，下车后雇佣由张家川过来的运输队牲口，一路经泾阳、陇县，过关山到张家川，又从张家川经陇城到秦安、甘谷去找地下党员刘一鸣，因刘一鸣当时已离开该地而未找到。在打听到刘一鸣在天水的住处后，吴治国立即赶往天水，找到刘一鸣并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后又从天水经西和到武都找到高健君同志（当时公开身份是武都法院记录员）作了传达，并通知高健君、苏星去延安参加学习。吴治国又经成县返回徽县，分头向山炯堂、葛维西、周冠军、范连元等人传达了中央关于“精干隐蔽”的指示精神。任务完成后，吴治国即刻启程，准备由徽县经宜川一带返回延安汇报工作。当行至宝鸡时，因敌人封锁很严，在约定的地方未找到党的地下交通员和接头关系，无法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遂按中共中央西北局民运部同志事先约定的联络暗号，向民运部写信汇报情况后，仍返回徽县蛰伏，继续参与徽县县委的主要领导工作，进行隐蔽斗争。此后，直到1946年5月的三年多时间里，徽县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仍按照“精干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独立开展对敌斗争。
  吴治国返回徽县后，与时任中共徽县县委书记的山炯堂等同志研究决定：根据“精干隐蔽”的指示精神和徽县当时所处的社会状况，为使党的工作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决定暂时停止党的公开活动，将县委改称“老三的摊子”以迷惑敌人；党员分别由山炯堂、吴治国、葛维西和周冠军四人负责，提出要采取“能钻进去就钻进去，能爬上去就爬上去”的斗争策略，要求党员广交朋友，取得合法身份，以合法身份为掩护，打入敌人政府组织机构，保护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安全。根据“长期埋伏”的精神和“钻进去”的策略，经过周少珊推荐斡旋，吴治国打入了县三青团筹备处秘密开展工作。1942年7月，县委经过多方活动，将葛维西由伏家镇小学调到徽县师范任教，并兼任师范附小校长；将范连元由北街小学调到县吴山女子学校任教；安排周少珊搞食盐专卖；将李如桂调到县合作指导室任职。他们均以合法身份做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1942年冬天，祁连山林警纵队中队连长杨国卿带领两个排到徽县接收新兵。因杨国卿来时带着小老婆，急于寻房租住，在四处找房时看中了吴治国在县城的两间北房。吴治国不同意出租房屋，杨国卿便带着士兵强行搬入房内居住。在清理房子时，从陈旧的顶棚纸里发现了吴治国藏在其中的“政治经济学讲稿”小册子和高健君谈话时记录的两张纸片，杨国卿就派排长周振华找吴治国谈话，吴治国闻讯后，立即把家里尚未被发现的其余几本书刊烧掉。第二天，杨国卿拿着小册子和纸片去找吴治国说：“发现了你的这些东西，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希望咱们之间能建立关系，相互照应。”①随即主动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想法。他说：“我是临洮人，从八分校炮科毕业，混了这么多年也没混出个名堂，主要是西北人不团结，没有力量，到处受人排挤，现蒋云台周围团结了一批西北青年军官，想大家团结起来，互相帮助，给西北青年找一条出路。”听了杨国卿的这番表白，吴治国才知道杨国卿属于蒋云台手下的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派系之间有矛盾。吴治国随口向杨国卿表白说，这几本书是他在胡宗南骑兵师时看过的，自己也是因为受排挤混不下去了才回家的。于是就问杨国卿的意思是“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杨国卿提出要“结拜兄弟”。吴治国当即答应了，杨国卿就把小册子书刊和纸片交还了他，吴治国当晚立即予以烧毁。第二天，吴治国拉上保安队一名姓高的军官，与杨国卿、周振华四人焚香磕头，结为拜把兄弟。吴治国机智灵活，沉着应付，终于化险为夷，直至杨国卿离开徽县，双方均相安无事。
  1943年春，中共徽县县委进一步开展了打入敌人内部、掌握实际权力的工作。经县委同意并积极活动，在县三青团代表大会选举时，把山炯堂、葛维西两人选为三青团干事，有效地控制了学生中的大部分三青团代表，使徽县的三青团基层组织中的大部分人都成为“白皮红瓤”的双层身份。不久，党组织又充分运用各种社会关系，使周冠军当选为国民党县党部监察委员，山炯堂当选为县参议员，马继良担任了县政府教育局长，周少珊被选为国民党省参议员。他们以广交朋友的方式，借助社会进步力量，积极开展隐蔽斗争和统战工作。党组织在当地国民党党、团、军、政各界中，团结争取了一些进步人士和社会上层人士，并借助他们的身份和力量开展隐蔽斗争。徽县党组织先后与担任县长的刘中仁、县党部书记长李枢、县参议员刘希祖、三青团干事李瑞民、伏家镇参议员李芝林、县自卫队副大队长张有锡以及周晋康、梁汝楫、周锡琏、丁用章等人建立了统战关系，这些人中有的还加入了党的组织，使党组织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精干隐蔽”指示精神的具体贯彻取得了显著成效，既有力地团结争取了社会上层进步人士和社会进步力量，也灵活地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各种关系，掩护了党的地下活动，保护了党的组织。
  特别是在1943年春天“甘南民变”（亦称“甘南农民暴动”）时期，徽县县委经过认真研究，审时度势，最终没有组织参与该暴动，从而使党组织没有被暴露，“他们抱着在环境恶劣的时候，上面没有指示他们不乱干的态度，因此四三年‘甘南民变’，曾有人去约他们一同去干，他们认为那里面的主要领导人大都是七分校学生，及地方有野心的军人，又没有党的指示，就没有去参加。”①
  1944年7月，曾任河北省保安司令的反共顽固分子张荫梧，因华北、中南先后沦陷，便通过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的关系，带其“四存中学”来到徽县，张荫梧亲自兼任徽县师范校长。张荫梧从师范和师范附小入手，不断扩张势力，进行反共宣传，培养反共人才，妄图控制徽县教育大权，特化学校，继续反共。张荫梧与当地土劣马汉山勾结，调查徽县地下党的情况。当时在师范任教的葛维西，领导师生坚持与张荫梧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45年初，县委增派姚承祖、石泽等到徽县师范协助葛维西工作。他们发动师生员工，以反对校方强迫学生住校、交纳伙食费等为由，击败了张荫梧妄图独霸徽县教育大权、继续反共的阴谋，使张荫梧无法在徽县师范立足。张荫梧便恼羞成怒，以“葛维西有共产党嫌疑”为由，威逼县长刘中仁对葛维西进行处理。刘中仁与省参议员周少珊商酌后，以葛维西“共产党嫌疑无据，且办地方教育有方”的理由，将葛维西由徽县师范调到北街小学任校长，再次挫败了张荫梧的阴谋。
  1944年冬，中统特务、甘肃民政厅厅长赵龙文到徽县视察，根据特务的汇报，赵龙文对徽县县长刘中仁说：“周冠军是共产党，要采取措施。”刘中仁说：“周冠军家庭殷实，为人正派，没有发现有什么活动，不会参加共产党的。”三言两语就给顶了回去，使赵龙文企图抓捕周冠军的指令落空。
  1946年4月，调统室特务王振宇等由西安来到徽县，调查共产党活动，提出吴治国、葛维西是共产党员，假借在该地工作过的地下党员家属的口吻，写信诱骗，跟踪调查，还化装成学生潜伏侦察，千方百计捏造事实，企图破坏徽县党组织，但在吴治国、葛维西等人的巧妙周旋和各方势力的帮助掩护下，特务们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二、孤军奋战，坚持斗争
  由于中共徽县县委认真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关于“精干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在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长达三年之久的情况下，孤军奋战，坚持斗争，保存力量并逐步发展壮大。这一阶段，中共徽县县委按照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少数民族工作在西北有特殊重要意义。甘党应抓紧目前有利时机在这方面有计划地进行工作，建立我党在少数民族的活动基础”①的指示精神，特别注重在少数民族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1943年7月，徽县党组织在慎重稳妥、严格考察的前提下，发展泰山小学校长周生让、回族青年知识分子哈含章、马学海、乌正峰等四人入党，并成立了徽县东关回民党小组。1945年2月，在回民聚居的礼县白关坡建立了以苏贵银为首的地下活动联络点，计划联系收编附近反政府武装。
  1944年，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中共徽县县委决定向成县发展，并在成县红川和小川两镇建立了两个党支部。同时，千方百计开辟了多条地下交通线，并竭力保证其顺畅。党组织还先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办法，从成县成功地营救了地下武装交通员申华同志，从徽县营救了司国权同志，又在陕西陇县营救出了高伯峰同志等。
  中共徽县县委在“精干隐蔽，积蓄力量”方针的指引下，及时改变对敌斗争策略，安排一部分党员打入国民党基层政权和政府机关，利用公开合法身份坚持对敌斗争，不仅团结争取了社会上层人士，而且很好地保存了党的基层组织，保存了党的有生力量，在异常艰苦和困难的条件下仍然自觉开展各种活动，带领全县党员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成为抗战时期甘肃国统区持续存在、坚持开展对敌斗争的县级党组织之一。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党的对敌斗争的正确理论，积累丰富了对敌斗争的实践经验，为徽县地下党的壮大发展和陇南地区的全面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解放后，孙作宾在谈到这一时期徽县工委工作时说：“徽县县委是个老县委，我记得1939年左右，徽县就有县委，因为在1939年左右，徽县在城市学生中工作开展的好，县委的主要负责人（高健君、吴治国）是对的。徽县县委对党的‘精干隐蔽，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贯彻得好，党的组织亦未遭破坏。”①
  抗日战争时期徽县地下党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徽县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及其活动都是在甘工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正确贯彻了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正确执行了党在国统区工作的指示。甘工委派高健君亲自指导了徽县北街小学党支部、中共徽县县委的建立和发展。2.徽县各级党组织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积极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使徽县抗日救亡运动成为陇南、甘肃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徽县党组织宣传动员全县广大民众，积极投入到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使封闭、落后地区的进步青年和进步人士接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增强了爱国爱民、反抗封建专制的意识，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壮大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3.徽县党组织在党的建设工作上，非常注重坚持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并重的原则，并做到了二者的有机结合。他们在迅速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的同时，注重党的思想建设，不断提高党员素质，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坚持要求党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学习进步报刊书籍，坚持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党的宗旨、信念、纪律教育，为党组织在困难条件下持续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4.徽县党组织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了上级党组织正确的斗争策略。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来临时，徽县党组织认真贯彻“隐蔽精干、积聚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及时改变斗争策略，积极打入国民党基层政府机构，利用公开合法身份继续进行斗争，有效地保护了党组织，保存了党的有生力量，使党组织不断得到发展壮大。5.徽县党组织在斗争中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工作，通过各种方式，广交朋友，团结知名人土、国民党上层民主人士和各界名流，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在开展各种群众斗争和营救同志时都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和掩护。在抗日战争时期，尽管国民党多次发动反共浪潮，大量逮捕、迫害共产党人，形势异常严峻。但是，由于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徽县以至陇南地区中共党组织和共产党员都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和牺牲。6.中共徽县县委在甘工委遭敌人破坏、与上级党组织长期失去联系等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正确的方针，积极开展各种活动，自觉坚持对敌斗争，体现了徽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坚定的革命信念、顽强的革命意志和超强的革命战斗力。

①中共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徽县地下党》之《甘肃省1940年以来党的工作（节录）》，1989年版，第58页。 ①具体时间不详，约在1941年农历端午节后。 ②因其成立于武都县城北五凤山脚下，故称为“五凤支部”。 ①中共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红色岁月——记中国共产党徽县早期党组织创建人吴治国同志》，2012年版，第7页。 ①中共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红色岁月——记中国共产党徽县早期党组织创建人吴治国同志》，2012年版，第10页，下同。 ①中共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徽县地下党》，1989年版，第67-68页。 ①中共陇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陇南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20页。 ①中共陇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陇南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20-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