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徽县位于甘肃东南部，地处秦巴山地中的徽成盆地，北接天水，西连成县，南通四川，东邻陕西，自古以来就是秦陇地区通陕入川、沟通南北的重要通道之一，被喻为“秦陇锁钥、巴蜀门户”。徽县自古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陇南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县。且地理位置优越，既是商家往来贸易流通之经济重镇，更是古代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
  明末清初，徽县战乱较少，大量人口从陕西、四川迁入，随着冶铁业、造船业和酿酒业的兴起，徽县经济一度较为繁荣。
  鸦片战争后，由于外敌不断入侵，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严重的商品倾销和经济掠夺，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全国各地一样，徽县人民饱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贪官污吏、地主乡绅相互勾结，鱼肉百姓，毒害乡里，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全县人民长期遭受着战乱袭扰和兵匪压榨，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严重的阶级对立，激化了阶级矛盾，农民为了求得生存，自发地起来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如南乡农民打盐店、大河店农民交地罢耕与抗税斗争、张鸿德攻打徽县城等。但是，由于没有先进政党的领导和正确的政治纲领指引，这些农民自发的反抗斗争，有的仅仅是取得了局部的或暂时的胜利，却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他们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实质，而且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直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的面貌便焕然一新了。徽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思想，展开了可歌可泣、彪炳史册的推翻“三座大山”的顽强斗争。
  第一节 “徽县起义”演变为“两当兵变”经过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处于低潮。1927年8月7日，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9月26日至28日，统一领导西北地区党的工作的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通过了政治形势和工作方针决议案以及相应的组织、宣传、军事、农运等九个决议案，要求各地党组织在军事上举行武装起义，政治上进行土地革命。自1928年起，中共陕西省委陆续派出刘志丹、谢子长、张东皎等一批共产党人分别打入陕西、甘肃、宁夏的孙蔚如、邓宝姗、苏雨生等国民党部队，取得合法军职，开展兵运工作。他们在各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为在西北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0年初，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各地中共党组织派出党员秘密去十七路军开展工作。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在条件成熟时，发动武装起义，把国民党部队逐步改造为公开的红军武装，以壮大革命力量。
  这年春天，中共陕西省委派习仲勋到长武县杨虎城部的警备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后该部被改编为陕西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从事兵运工作，从此，习仲勋开始了他在陕甘地区革命斗争的生涯。
  进入该营后，习仲勋立即和共产党员、少校团副李秉荣、二连文书李特生三个人成立了党小组，并在党小组的领导下开展兵运工作。他们在成立“红军之友”社并开展革命活动的基础上，在该营积极发展党员，扩建组织，进而成立了营党委，并推选李秉荣担任营委书记。
  通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他们共发展了30多名共产党员，全营从营到连、排、班都建立了支部，该营逐步被地下党组织所控制。
  1931年冬，国民党中央令川军第二十八军邓锡侯部第二师师长黄隐为甘川边剿匪司令。1932年1月，为阻止四川军阀杨森、邓锡侯同甘肃保安司令雷中田合谋染指西北，警备骑兵第三旅二团团长曹润华奉杨虎城命令移驻陕、甘交界的凤县，在甘肃两当、成县一带与川军作战。战后，二团团长曹润华率二营驻防徽县；王德修率一营驻扎凤县、两当县，营部和一连、机枪连驻凤县县城（今凤县凤州镇），二连驻双石铺，三连驻两当县。
  1932年初，驻防徽县的警三旅二团团长曹润华命令警备一营进驻徽县与二营换防。一营官兵大多是陕西邠（彬）县、乾县、蒲城、礼泉、扶凤籍人，换防徽县将使他们离家更远，加之该地气候严寒、形势严峻，半年前在与马青苑内讧交战的徽县战役中，一营伤亡惨重。因此，一营士兵抵触情绪很大，不愿换防到徽县、成县。
  针对换防消息，营党委审时度势，立即在凤县西门外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习仲勋认为，目前，党组织基本上可以控制队伍，士兵政治觉悟有了提高，特别是换防消息传出后，全营出现了强烈的对抗情绪，这是举行武装起义的基本条件。他进而分析，虽然驻徽县的二营和团部在一起，受团长节制较紧，但二营营长杜子材曾在中共党员许权中部任职，有一定的进步性，故利用换防之机举行兵暴，拉出队伍，是极好时机。习仲勋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决定派刘书林前去西安，就计划趁换防之机举行兵变问题向陕西省委报告。
  陕西省委同意兵变计划，并指示兵变后将部队拉到旬邑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刘志丹部会合。陕西省委同意兵变计划，并指示兵变后将部队拉到旬邑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刘志丹部会合。
  随后，陕西省委派秘书刘林圃为特派员，交通员张克勤做向导，前往凤县。刘林圃到达凤县后，在双石铺丰禾山张果老庙内召开营党委会议，传达了陕西省委关于同意立即举行兵暴的决定。会议决定：（一）坚决执行省委的决定，趁到甘肃徽县换防之机举行兵变。（二）兵变的时间、地点，“原计划到徽县后起义”。（三）确定兵变后，将部队拉到陕西省旬邑县与刘志丹部队会合，行动方案和日后的行军路线由刘林圃负责做出具体部署。（四）根据省委指示，兵变由刘林圃协助营党委全面领导。
  几天后，团部下令，让一营开往徽县和二营换防。1932年4月1日早晨，王德修带一营营部和一连、机枪连从陕西凤县县城（今凤县凤州镇）出发，经双石铺（今凤县县城）会合二连，然后向两当县城进发，计划经两当县城前往徽县和驻防的二营换防。
  晚上9时左右，刘林圃、习仲勋、李特生在县城北街一个车马店召开营委扩大会议，吸收军官党员干部参加会议。会上，大家一致同意立即举行兵变，认为部队在调到徽县后，不仅靠近了旅、团主力，失去了时机，而且由于敌人已经发现了党的活动，一营很可能被编散，个别同志甚至有被扣捕杀害的危险，因此决定立即部署采取行动。
  4月1日午夜12时，一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两当的夜空，两当兵变打响了。各连兵变战士按计划纷纷行动，迅速击毙了一连连长韩生信、二连连长唐福亭、三连连长张遇时，并收缴了一些排长的枪支。兵变的枪声惊动了机枪连，机枪连在房门口和房顶上架起机枪顽固抵抗，吕剑人率一连战士和机枪连对峙，未能解除其武装。与此同时，高瑞岳带领全排战士去抓营长王德修，因王德修听到枪声，知道情况不妙，早已翻墙而逃。随后，兵变的一营三个步兵连二百多人按规定迅速撤出两当县城，到北门外姚沟渠集合。刘林圃简单地给起义土兵讲了话，他问士兵们是否愿意回陕北当红军，士兵们一致表示愿意。兵变初步成功。为了避免意外，营委决定兵变队伍趁天亮前撤离两当县城。简单动员后，部队连夜北上，由向导带路沿广香河（即两当河）向太阳寺方向前进。
  4月2日上午，营党委在两当县境最北端的太阳寺（现两当县太阳乡政府所在地）举行了全体官兵大会，刘林圃代表中共陕西省委宣布了对部队改编和各级干部的任命：宣布兵变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推举吴进才为支队长①，刘林圃任支队政治委员，习仲勋任中共支队队委书记。任命吕剑人为一连连长，高祥生为二连连长，许天杰为三连连长，左文辉为三连副连长；各连提升几名班长为排长。经过整编，一支新生的革命武装力量组建而成。
  当日下午，部队从太阳寺向北继续进发，过天水利桥，经宝鸡县（现宝鸡市陈仓区）西部的渭河岸渡过渭河，继而又进入千阳县北端的高崖镇、花花庙。起义部队沿途与国民党民团作战多次，均取得胜利。
  当行至甘肃省灵台县页岭一带时，起义部队与国民党杨子恒部马登云连遭遇，被截住去路，兵变部队进攻多次未能成功。为了保存实力，部队转道向南，进入麟游县以北的崔木，在蔡家河，又与国民党军孙蔚如部打了一仗。此时，部队已行军千里，疲惫不堪。当部队向麟游和永寿两县交界处的岳御史村进发时，因道路不熟，被盘踞在这一带的大土匪头子王结子二三百步骑兵突然包围，激战数小时后，终因寡不敌众，部队溃散。至此，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北进陕甘边苏区与刘志丹部队会合计划未能实现。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历时十余日、转战数百里的杨虎城部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的两当兵变遂告失败。
  两当兵变虽然失败了，但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两当兵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西北地区发生的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甘肃发动的一次重要的武装兵变，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1956年11月6日习仲勋给两当县人委文化科副科长虎志道的回信中说：“我这个营原驻陕西凤县双石铺、杨家店子一带，三二年春奉命移防甘肃徽县（团部在徽县），原计划到徽县后起义，行至两当，因为士兵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遂于当晚十二点举行兵变。”①
  虽然两当兵变失败了，但是，勤劳勇敢的徽县人民，受两当兵变和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影响，积极探索革命道路，寻求救国救亡的革命真理，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经过长达十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迎来了徽县的全面解放。
  第二节 红二方面军长征在徽县
  1936年9月17日至10月7日，贺龙、任弼时等领导的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徽县，并在徽县境内休整、活动长达21天。红军给徽县人民带来了生存的希望和翻身求解放的革命曙光。徽县人民为支援红军北上胜利完成长征、实现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红二方面军长征在徽县，在红军长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值得徽县人民世世代代怀念和铭记的光辉的历史篇章。
  一、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并发动岷洮西战役
  1935年11月19日，继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相继到达陕北之后，顽强地坚守战斗在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17000余人，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围剿”，主动撤出根据地，由湖南桑植县的刘家坪和水獭铺（今瑞塔铺）地区出发，开始长征转移。
  1936年3月30日，红二、六军团在贵州盘县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放弃在滇黔边创建根据地的方针，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31日，红二、六军团兵分两路开始踏上北上征程，他们辗转苦战，一路斩关夺隘，渡过金沙江，越过大雪山，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征战，于7月2日抵达西康①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原红一方面军所属后随红四方面军行动），共同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肖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二军、第六军、第三十二军，计13000余人。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电示两方面军趁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涨和国民党内部矛盾加深的有利时机，迅速北上甘南，同红一方面军一起，共同创建西北抗日根据地，进一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7月11日，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从甘孜出发，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跟进，通过数百里荒无人烟的水草地，向哈达铺前进。
  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①，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陈昌浩、关向应、贺龙、徐向前、王震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8月初，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四方面军长征抵达四川北部包座地区时，国民党军第三、第三十七军及新编第十四师，分三路在甘肃南部之西固（今舟曲县）至洮州（今临潭县）、天水至兰州构成两道防线，企图阻止红军北上。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和国民党军部署尚未就绪、援兵一时难以赶到的情况，决定发动“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乘敌人主力尚未集中洮岷之前，在岷州（今岷县）、洮州、西固地区歼灭新编第十四师，先机取得洮、岷、西固地区，以利继续北进，然后向天水、兰州之间发展，策应红一方面军，开创西北革命新局面。
  1936年8月5日，朱德总司令签发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红二、四方面军分为三个纵队开始实行战役计划。以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组成第一纵队，夺取岷县城；以四军、三十一军为第二纵队，夺取临潭；以红二方面军组成第三纵队，辖第二军（原红二军团改称）、第六军（原红六军团改称）、第三十二军（原红一方面军红九军团改称，后红二军团第五师也编入该部），出哈达铺，主要是策应第一、第二纵队完成任务。
  8月5日至12日，根据这一战略任务，红二、四方面军各路纵队先后从包座出发，开始实施《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9日，红四方面军第一纵队三十军与骑兵师一部，顺利突破腊子口，进入岷县境内。上午7时，八十九师击溃大草滩、麻子川、哈达铺一线守敌，随即与八十八师分路向岷县城疾进。这是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第二次进入甘肃南部地区。
  8月12日，红二方面军由包座出发，开始向甘肃南部哈达铺地区进军。8月18日，红二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六军抵达俄界后沿达拉沟、白龙江而下，到达莫牙、罗大里。23日，过腊子口，越大拉梁，于25日到达哈达铺，与驻扎哈达铺的红四方面军九军一部会合。与此同时，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二军、三十二军于24日到达俄界附近的蔡里公坝，继续向腊子口、大草滩、哈达铺方向前进。9月1日，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出草地直抵礼县城下，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二军先头部队到达哈达铺。至9月6日，二军和三十二军全部到达哈达铺地区，部队驻扎在麻子川、阿坞、哈达铺、理川、脚力铺、宕昌镇一带。
  此时，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取得显著成效，中央红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实际已经处于停战、共协抗日状态，民族革命的高潮正在迅速形成。国民党在甘肃的蒋系部队仅有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12个团），位于定西、陇西、武山一线；王钧的第三军（12个团），兵置天水、秦安、甘谷、武都；鲁大昌新编十四师布防于岷州、洮州、西固地区，这些敌人，多据城守镇，点多线长，兵力分散，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远在两湖（即湖南湖北）。据此，党中央制定了《关于冬季以前一、二、四方面军行动方针的意见》：“……（一）一方面军主力占领海原、靖远、固原及其南北地区，一部保卫定边、盐池、豫旺、环县苏区，一部保卫陕北苏区，另一部保卫关中苏区（泾水、环水、洛水之间）。（二）四方面军占领临潭、岷县、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区，尽可能取得岷、武、通三城①。但岷州如无办法夺取，则用少数监视之。（三）二方面军速向陕甘交界出动。首先插出王钧防线之后，占领凤县、宝鸡、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再与王钧作战..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中，以二方面军向东行动为最重要。不但是冬季红军向西北行动的必要步骤，而且在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之间不久就将举行的双方负责人谈判上也属必要……”②
  为此，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于9月7日在哈达铺研究制定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计划》，并决定将二军五师改编为第三十二军九十六师。8日，总指挥部下达了《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决乘甘陕敌人分兵据城的弱点，透过其封锁线打击成县、徽县、两当、凤县、略阳、康县之敌而袭取之”①，《命令》指出红二方面军进行成徽两康战役，建立临时根据地的意义是：准备制蒋贼援军于甘肃境以东地区，〔以〕便与一、四方面军合击之；在敌人封锁线后方资源地活动便利；呼应广西行动，号召组织群众抗日反蒋，开展游击战争（首先派一部队向宝鸡游击）；配合一、四方面军行动，求得三个方面军会合；扩大红军征集资财。《命令》规定：二军第六师为右纵队，9月12日集中西固，16日进据武（都）通成（县）公路之佛耳岩地段，向武都佯动并遏止其回援成县，俟中纵队袭取成县时即攻取康县、略阳；二军主力及三十二军为中纵队，11日由理川经闾井、洮坪西北附近石峡关进，期于18日袭取成县、徽县；六军为左纵队，11日由驻地出发，向两当、凤县前进，总指挥部率同中纵队行动。战役任务要求在9月底完成并预定徽县为全方面军临时后方地域。
  二、发动成徽两康战役
  为了完成党中央提出的战斗任务，早日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红二方面军遵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不顾刚刚走出草地，部队减员很大，体力尚未恢复等困难，一待《命令》下达，各路部队疾速行动起来，开展战前动员，筹措粮食草料，整理装备，制定行动计划，很快完成了战斗准备工作。9月11日，红二方面军开始实施成徽两康战役计划。
  左路纵队六军，在军长陈伯钧、政委王震、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参谋长彭绍辉率领下，从礼县的崖城出发，经马家河村，当日夜宿永坪镇。12日，在永坪镇召集群众大会，组织了抗日救国会。14日，在红河镇集结后，向天水镇出发，下午至罗家堡，消灭敌王钧部一个连，“十七师的一个营在罗家堡附近，与敌王钧部遭遇，消灭敌步兵一个连，俘获人枪各四十和十五瓦特无线电机一架，我军士气激增”①。翌日，红六军离开礼县南下，经天水平南、娘娘坝、李子园，到白音峡。17日进入徽县境内，经过高桥、水泉坝，夜宿苟店、麻庄，至柳林镇韩湾。然后兵分两路：六军军部率十六师、十七师、模范师东进，前卫部队50多人率先直逼两当城下。当时，两当城内驻有保安队、警察队90多人，对红军的到来毫无戒备。红军派尖兵爬上城墙，生俘了敌人哨兵。预先潜入城内的关瑜成、黄广建、董凤歧、李常泰、姜德顺、朱广德、何建海、陈休八位红军战士，迅速打开城门，部队很快进入城内，占领了东、南、北三座城门，几十个敌兵在睡梦中还未清醒过来就当了俘虏。县长朱志和惊慌失措，化装后逾墙而逃。红军未发一抢一弹，就缴获敌枪支60余支、子弹40箱、手榴弹30箱、军衣300多套，胜利占领了两当城，军政治部住在国民党县党部（现城关小学）。十六、十七师、模范师继续东进攻打凤县城，19日，到达双石铺。20日，攻打凤县城未克。24日，返至两当，驻扎在杨店、显龙一带休整。
  六军十八师于18日由韩湾南下奔袭徽县城，先头部队临近县城后，首先占据了位于县城西部的州主山和位于县城东部的吴山两座山峰，控制了制高点。当时城内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只有县保安队在守城，红军向守城的保安队开枪射击，击伤了一名保安队士兵，保安队长徐希孟、县长赵宝箴就立即下令并随保安队撤出了南门，进了县城以西的贯沟，然后逃窜到嘉陵镇姚家坪，又绕到大河店三泉村，随后过了嘉陵江，去黄龙咀，再到严坪的梅家崖。午后6时，十八师进入徽县城，获军衣百余套及部分枪支弹药。
  中路纵队二军四师和三十二军在贺龙、任弼时率领下，从哈达铺、理川出发，经八力、闾井，于12日进入礼县洮坪一带。14日经江口、茨坝一线进入西和县姜席、曹沟、彭寺、四图、周庄等村。15日，经郑沟、板桥向西和、成县挺进，当晚在姚河、姚堡、卢山、二郎、梁集、兴庄、横岭等村宿营。16日，从姚河、二郎等村出发，经青羊峡抵达石峡，先头部队到达成县纸坊。四师十团在纸坊稍事休息后，又连夜向成县县城挺进。于9月17日凌晨开始攻城，城内敌军仓惶向西北城角逃窜，退至上城后借助有利地形向红军反扑，被红四师十二团赶到后配合十团再次发起反攻，把敌人又赶至上城，红军胜利占领了成县县城。18日凌晨，敌人乘着夜色保护县长陈学乾逃到了北部深山。红军留三十二军在成县活动（刘伯承随三十二军行动），总指挥部率四军和军直机关，于18日出成县城，经红川进入徽县的栗亭、石柱一带。
  19日，红二军四师到达徽县县城。贺龙、任弼时等率总指挥部和总部保卫队驻旧城天主教堂内，贺龙总指挥住北厢房；政治部驻城内北街福音堂（现人寿保险公司址），关向应、甘泗淇等驻此办公；供给部驻北街“林盛长”药房，被服厂驻吴家巷一片，四师驻城郊之杨坝、西寺、东关、山神庙等处。十八师等总指挥部进城以后，旋即回师，返抵城东30多华里之永宁镇，驻永街、罗河、岳王村一带。22日，师长卢冬生率四师北返伏家镇，驻街道、索罗、刘家庄、李家庄、张家庄、刘家塄一带。
  右路纵队红二军六师2000余人，在红二方面军副政委关向应、六师师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的率领下，指战员斗志旺盛，作风顽强，12日自宕昌脚力铺一带出发，一路风餐露宿，跋山涉水，经宕昌、新城子、临江、南阳、韩院、好梯、竹园等地进入礼县，然后经桥头、草坪、雷坝、王坝、三峪、肖良等地，沿太石河向康县方向进军。16日，到达西和崖湾后分两路进军：主力南下过嘉庆沟，经武都白路窑、杨家沟、包峪寺、隆兴、鱼龙、甘泉、佛崖和康县望关、长坝、巩集、大堡、寺台等地，经蔡家沟向国民党康县政府所在地的白马关（即今云台镇，时为康县县城）进攻。另一部从崖湾沿太石河到蔚家河口，然后翻越媳妇溜，经武都冯家坪和西和县大桥一线进入康县境内，和主力会师。9月19日傍晚，红二军六师十七团先头部队抵达白马关，康县政府官员及守军弃城而逃，红军顺利占领县城。进驻康县城后，20日，六师师部决定，留十七团及三个团的扩红队和伤病员由师政治部主任刘型①率领，继续驻扎在康县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并掩护主力部队进攻略阳县。21日，红六师师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率师部和十六、十八团挥师东进，经窑坪进入木瓜院，抵达邓子院和秦家坝（属今略阳县徐家坪镇）。正当十六、十八团向略阳县城进军途中，突接总部急电，因成县敌情发生变化，敌王钧部追至成县，总部要求六师火速赶至成县增援，关向应、贺炳炎、廖汉生立即决定放弃攻占略阳县城的计划，由廖汉生率十八团沿嘉陵江北上，在白水江镇住了一夜后，第二天即赶到成县，配合红三十二军在抛沙五龙山阻击敌人。二军四师、六师十八团配合三十二军于28日至29日在成县城西之五龙山与敌王钧部激战二日，毙伤敌数百，六师十八团政委周盛宏、突击队长贺虎等七名红军战士英勇牺牲，十二团政委杨秀山同志也身负重伤。随后，四师、六师仍返回徽县。接着，三十二军亦放弃成县，撤至徽县泥阳镇之街道、寇家庄、文家庄、阎家沟门和江洛镇一带。贺炳炎率红六师师部和十六团在白水江镇住了几天，后沿嘉陵江经大河店撤往徽县。成县五龙山战斗结束后，廖汉生率十八团到徽县城西15华里处的石柱，在沙咀子、罗家河、李家河一带驻扎；贺炳炎率十六团驻徽县城南20余里之周咀、苏沟、楸木林一带，关向应率保卫队进驻徽县城。至此，红二方面军除六军主力和三十二军以及六师十七团在两当、成县和康县等地活动外，其余各部全部进驻徽县，开始了部队休整，宣传革命，反霸济贫，建政扩红等活动。
  10月1日（农历八月十六），红三十二军一营士兵驻扎江洛镇休整。约中午1时许，一名红军战士正在中街水渠子处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主张，被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开枪打死，其余战士立即通知了正在下街头休息的大部队。此时，敌王钧部三十七团和四十一团尾追而至，红军部队遭敌包围，与敌战斗一小时许。鉴于敌众我寡，红军将士拼死杀开一条血路，向县城方向的店儿沟撤退，并用两挺机枪封锁了店儿沟口佛儿崖南北两个山头，掩护着一营红军及妇女老幼撤至游龙川的光山、马湾一带，并在游龙、马湾住宿一夜后经伏家镇至城北驻罗家庄、银杏、马庄、庆寿、峡门一带。
  时任红二军六师十八团政委的余秋里将军，于1936年3月在贵州得章坝战斗中胳膊不幸负伤，因长时间的急行军加之敌人的围追堵截，伤口没有及时得到治疗。红军长征到达徽县后，伤口已腐烂生蛆。贺龙、任弼时和关向应等领导看望后征求了他本人的意见，要求立即进行截肢手术。当时在甘南战役时正好缴获了一批敌人的医疗器械和药品，二军、六军、九军分别送来了麻醉药品、缝合针线、止血钳、洗伤口的双氧水，最后卫生部的同志又从县城一家钟表店找到了一把钢锯条，从修械所找到一把锯弓，手术是在银杏树镇银杏村的一户居民家中进行的。屋内到处是灰土和烟尘，卫生部的同志从供给部领了一些白布，做了一顶帐子，把医疗器械先用稻草灰擦洗一遍，然后从包子铺借来蒸笼，把器械和帐子进行蒸煮用来消毒。在手术过程中，由于麻醉药没有标明剂量，造成用药剂量过大，导致余秋里昏睡了很长时间，后经过抢救才得以苏醒①。余秋里后来被称为“独臂将军”，他在徽县做截肢手术的故事至今在民间广为流传。
  三、放手发动群众
  在红军进驻徽县前，国民党反动派与土豪劣绅就在群众中大肆散布“红军是青面獠牙红头发，要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谣言，使群众对红军非常惧怕。当时，红军刚出雪山草地，进入陇南后，指战员们饿得面黄饥瘦，穿得破烂不堪，有的穿着短裤，有的穿着长衫，还有的披着羊皮，围着毡片，头发胡子也长得很长，群众见了，心里不免产生恐慌。加之徽县人民屡遭兵匪祸害，总认为红军肯定也和其他军阀一样，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所以，红军每到一地，村子里大部分群众有的离家出走，远避他乡；有的离城去乡，隐匿山林；也有的早出晚归，躲避红军。许多青壮年闻风逃匿山野，隐入丛林；有的索性全家搬到乡下，空房上锁。面对这种情况，为了晓示群众，安定民心，红军每到一处首先展开政治宣传活动，到处张贴布告，书写宣传标语，访贫问苦，送医治病；并利用集日召开群众大会，以演戏、演讲、教唱革命歌曲等多种形式，向群众反复宣传：红军战士都是穷苦人出身，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为穷苦人打天下求解放的军队，是抗日的军队，是穷人自己的队伍；宣传《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社会贫富不均的根源；声明红军的纪律，号召各行各界安居乐业，动员作坊店铺开门营业；反复宣讲民族政策，强调回汉团结，严格要求部队在回民居住地区模范执行纪律，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同时，红军官兵在驻地周围帮助农民收割庄稼，打扫村庄院落卫生，清扫街头巷尾的垃圾，帮助年老体弱缺少劳力的群众劈柴挑水，修房补院，并组织部队修桥补路，挖泉淘井，以实际行动感召回汉群众。为了搞好与群众的关系，贺龙总指挥还根椐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约法三章”：第一，群众不回来，部队不能进他们的家；第二，有些人跑的时候，把家里的门窗没关好，要替他们看着门，不要让小偷进去偷东西；第三，庄子内外要打扫得干干净净；第四，不能赶鸡打狗，要让它们安安宁宁；第五，要到山间和林畔向看不见的对象讲话，宣传抗日，宣传革命的道理。
  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进驻徽县城后，当即在街上醒目的位置贴出了署名为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的《中国抗日红军总司令部布告》：“日寇步步进逼，困难日见加深。蒋贼甘心投降，华北全部被呑。亡国惨祸临头，眼见民族沉沦。凡属中华人民，莫不奋起图存。我军此次北上，抗日救国救民。宗旨光明正大，各界务须认清。我军抗日反蒋，联合爱国爱民。统率全国红军，誓与日寇抗争。愿同反蒋各派，建立抗日联盟。共同收复失地，坚决铲除汉奸。谁阻我军抗日，便是卖国匪军。定以铁拳相向，将他消灭干净。谁来共同抗日，即我抗日友军。全国人民拥护，我军竭诚欢迎。红军纪律严明，到处人民安宁。各界安居乐业，无须自相疑惊。快快团结起来，联合抗日红军。抗日反蒋救国，独立自由成功”。
  在回民聚居的东关、东河一带的墙上，书写张贴了“红军保护清真寺！”“打倒压迫回民的贪官！”“联合回民，抗日反蒋！”等大幅标语。还在东门外清真寺的“照壁”上用石灰刷写了“红军保护清真寺，红军不住清真寺。”的大字，公开向群众阐明了红军不歧视少数民族，中华民族一律平等的立场。并在清真寺的门口，设立岗哨，保护清真寺，确保伊斯兰教民的活动正常进行，避免闲杂人员擅入寺内，影响或妨害军民关系。红军各级组织都在队伍中广泛深入地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并明确规定：凡上锁无人的门户不得扭锁入室；住在回民房屋院中的部队，不得随意动用回民家中的用具；在回民聚居的地区，不准吃大油大肉，必须严格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等等。一时间，红军宣传发动群众、遵纪爱民的活动率先在城区及回民区开展起来。各驻地的红军战士深入农户家中访贫问苦，组织打扫街道驻地卫生，替回民群众劈柴挑水，而且公卖公买，不随意借用回民家的家具物品，并深入调查了解风俗民情，模范地遵守和执行民族政策，与群众亲切交谈，和睦相处，如同一家人。红军的所作所为都深深地感化和影响着多年来深受兵匪相扰欺压之苦的回族群众，并使他们逐渐觉醒起来。总部机关在东柳沟马平德家院里杀鸡宰羊，蒸了白馍，设席宴请回民各界知名人士和贫苦群众代表，贺龙等主要领导亲到作陪，并即席讲话，他说：“我们是红军，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军队，是穷人的队伍。我们要北上抗日，从你们这里路过，在这里暂住一段时间，今天与你们联络联络，给你们讲一下政策，希望你们能够支持我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此后，红军首长还深入到回民家中作客，与他们促膝交谈，宣讲红军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保护回民利益、联合回民一道抗日的革命道理，商讨筹建回民自治委员会和抗日反蒋委员会等事宜。
  红军尊俗爱民的模范行动，联合一切劳苦百姓抗日反蒋的革命主张，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大家纷纷交口称赞：“哪朝哪代见过这么好的军队啊！”“红军真是救苦救难的仁义之师啊！”“红军是咱们穷人的军队！”红军的所做所为迅速在群众中流传开来，并向乡间扩散。民间流传的佳话，像拂面的春风，吹醒了徽县的村镇山野，逃匿出走的人们陆续返回家中，继而又涌向红军驻地，送菜送面，慰劳红军。
  群众日渐觉醒，军民关系日趋融洽。红二方面军总部随军剧团在文庙院内搭起戏台，演剧三日，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号召群众行动起来，参加红军，组织抗日游击队，成立苏维埃政府。总指挥贺龙在了解到城区群众多年吃水困难的问题以后，亲自安排人员在县城南门外开泉淘井，解决了群众多年来吃咸水、苦水的问题，徽县城乡至今还流传着“贺龙来了水变甜，穷人个个笑连天，吃水不忘淘井人，留下万代幸福泉”的民谣。
  二军四师、六师进驻伏家镇、栗亭、石柱等地后，即深入到村舍院落、田间地头，与群众边干活边谈心，广泛宣传、讲解红军和民众的关系，阐明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穷人谋幸福的队伍，只有跟共产党走，跟红军走，穷人才能翻身，才能得解放；向群众讲解贫富不均的根源：穷苦百姓终年辛劳吃不饱，穿不暖，人穷不是命里穷，是由于财主剥削穷；财主家的粮和钱，全是穷人的血和汗。这些浅显的道理，对群众触动很大，让大家真正明白了祖祖辈辈为什么受穷的原因，从而激发起了他们对这个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黑暗社会的憎恶和不满。红军战士还在群众中广泛教唱“红军专打土豪资本家，保卫苏维埃中华。工农团结成一家，抗日反蒋杀军阀。参加红军打日本，收回我们的东三省..”等一些革命歌曲，来启发群众的觉悟，并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击日本侵略者，推翻这个黑暗的社会。
  六军十八师由县城回师到永宁镇，驻扎在永街、岳王、周沟、罗家河等地，在街道及驻地村庄四处张贴了“打土豪，分田地”“打倒蒋介石，消灭卖国贼”“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大幅标语；每逢集日，宣传队便敲锣打鼓走上街头，表演群众反抗压迫、起来革命的文艺剧目，宣传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召开群众大会，宣讲革命道理。并宰杀猪羊，做好饭好菜款待群众，以扩大红军影响，感召群众。偏远山村的群众返家时还给管饭并送馍送肉，让他们真正地感受到了红军队伍的温暖。而且部队纪律严明，公买公卖，战士们热爱群众，热心帮助穷人，不随意动用群众财物，不随便进出回族群众家里。红军亲民爱民的实际行动，受到了城乡群众的交口称赞。
  驻在峡门、嘉陵及其他各地的红军指战员，也都走村串户，深人田间地头，访贫问苦，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他们有的走进田间，积极帮助群众收割庄稼，开展劳动竞赛；有的深入农家炕头，与老人们促膝谈心，问寒问暖，了解民情风俗，启发群众觉悟。这些与国民党军队有着天壤之别的具体表现，使得红军战士很快就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军民一家亲。
  红三十二军由成县撤至泥阳镇、江洛镇驻扎期间，虽然时间很短暂，却给当地群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除广泛开展抗日爱国的政治宣传工作以外，还在红军战士和群众中教唱《红军纪律歌》，当时的歌词是：“红军纪律最严明，爱护老百姓，到处都欢迎。公买公卖不相欺，保护小商人。工农如兄弟，穷苦更相亲。说话要和气，开口不骂人。士、农、工、商，穷苦大众，个个都欢迎。出发与宿营，样样要记清，上门板、捆禾草、房子扫干净。借物要送还，损坏要赔钱。小便找厕所，洗澡避女人。纪律要牢记，大家照此行。军队与百姓，团结一条心。土豪劣绅白狗子，一定能肃清。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家照此行。”红军行军中所唱的“走起路来有精神，努力爬山打冲锋。互相帮助不掉队，不怕天黑和雨淋”等歌曲，使得当年参加红军，后退伍还乡的赵健有等人，生前时时记忆怀念着当时的动人情景。红三十二军进入泥阳镇后，一部行至折（音shé）家庄向南经冉家庄、尹家寨，住中集村、寇庄村的罗克俊和寇西元家；另一部翻越虎含垭入泥阳川坝，住文家庄文藏珍家及阎家沟门阎尚达、阎献信、阎兴刚家。一小部作为先遣队进入峡谷直插江洛。红军在泥阳驻扎时间较短，只有三天两夜。在驻地期间，曾到过何庄、王窑、李庄、苟庄、街道等地。红军在泥阳的主要活动是打土豪，分浮财，救济贫苦；扩充人员，壮大队伍；宣传抗日救国政策，播撒革命火种。泥阳镇文庄村文恒山的父亲等几位群众还把地主文藏珍家的稻谷拉出来，用庄里的碾子给红军碾米，当时用过的碾子现在文献贵家旧房的大门前、郭生福家屋后的路边。
  驻扎在银杏庆寿村的四师十二团二营，当得知“福盛和”烧锅院王掌柜的姨太太难产的消息后，营长蔡久立即派卫生员前去接生，在医术精湛、经验丰富的卫生员的辛勤努力下，这位姨太太终于顺利地产下了一名女婴，且母子平安。为了感谢红军对她们母女的救命之恩，王掌柜的姨太太就给红军借了一些米、面等吃的东西。红军北上时，营长蔡久还给王掌柜家打了借条，叫王家的长工赵生辉将借条转交给主人，王掌柜看了连声赞叹：“这真是一支仁义之师呀！”王掌柜将借条交给赵生辉保管，后来因多次搬家丢失了。（据了解，当年由红军卫生员接生的那位女婴，如今已是一位耄耋之年的老太太，长期在西安定居，偶尔还返回家乡小住几天。）红军为王掌柜姨太太接生的故事已经过去80多年了，但至今仍被村子里的老人们津津乐道，传为佳话。
  生动多样、喜闻乐见的政策宣传和体恤民情的爱民活动，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红军的言行举止，使广大群众由开始的惧怕红军转变为热爱红军，拥护红军，离家出走的群众陆续返回家中，继续着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一些群众纷纷赶到驻地，主动为红军筹粮筹款，送菜送面，带路送信；有的群众把自己家的住房腾出来并打扫干净，邀请红军到他们家住宿；有的给战士送水送饭，慰劳红军；有的为红军带路去打土豪，军民关系沉浸在和谐融洽的氛围之中。红军还因势利导，组织群众扩红建政，深入开展革命活动。徽县城乡及村镇到处都是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闹革命的动入场面。
  四、开展苏维埃运动
  在普遍宣传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红二方面军积极帮助群众建立地方革命政权，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1936年9月，为了在成、徽、两、康地区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经中共西北局批准，以徽县为中心，建立了中共甘陕川省工委，甘泗琪任工委书记。下辖中共两当县工委，李国斌任书记。同年10月，红二方面军北上后，省工委自行消失。
  9月21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徽县城文庙大成殿院内召开群众大会，贺龙同志亲自到会讲话，并主持成立了徽县苏维埃政府，推举回族青年马克仁为县长，马军为副县长，马成荣、马志浩等人为委员，黄荣光担任秘书，办公地点设在国民党旧县政府。同时组建了徽县工农抗日游击大队，任命马维英（回族）、唐瑛为大队长。
  次日，红军又在回民聚居的东关、东河帮助建立了徽县回民自治委员会，由马克仁兼任主席，有委员30多人，王继明为文书，办公地点设在东柳沟。在此基础上，又协助建立起东关、东河、东关口、东柳沟四个区域性的回民抗日反蒋委员会：东关抗日反蒋委员会设在马继周家，苏二为委员长，委员由马成荣、马玉川等多人组成；东河抗日反蒋委员会设在哈永昌家，马维英为委员长，委员由马佩伟、马连军、蔡景文等人组成；东关口抗日反蒋委员会设在何嘉猷家，毛崇发为委员长，委员由毛崇芳、马喜荣等10余人组成；东柳沟抗日反蒋委员会设在马国元家，李玉泰为委员长，白平福、马选贵等20多人为委员。这四个抗日反蒋委员会，在徽县回民自治委员会的领导下，由红军统一指挥，积极开展巡逻放哨、维持社会治安、张贴宣传标语、联系组织民众等工作，活动非常活跃。红军队伍里的七八个女兵，还把当地的小孩子们召集到东关清真寺姆拉楼前的石头台阶上，给他们教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革命歌曲。
  住在东柳沟的红军战士每天上午起床很早，起来后把院子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水缸里的水也挑得满满的，然后就出去训练或开展苏维埃活动，晚上才回到村子里悄悄地住下，从来不骚扰老百姓。
  9月23日，在六军十八师政治部及其所属部队的帮助下，永宁镇苏维埃政府在岳王村成立，岳会英被推举为政府主席，张秀玉、樊正海、林珠宝等多人为委员。同时还组建了永宁工农抗日游击队，张巨英、苏汉担任队长，苏维埃政府办公地点设在岳会英家。
  24日，在二军四师的帮助下，伏家镇召开群众大会，宣告伏家镇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由王德才担任政府主席，杨占山、石秀山、郭永州等为委员，办公地点设在街道“隆盛丰”商号。同日组建了伏家镇工农抗日游击大队，贾万林为大队长，姚喜云、陈贵、杨贵川等人为小队长。
  在二军六师的帮助下，石柱乡的李家河、罗家河也成立了工农抗日游击队，由李三级、李桂明担任队长，罗文仓、李春固、魏树德、何光祖担任小队长。在未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游击队的广大村镇，大都推选了负责联络的群众或为红军办事的农民代表等。这些联络人员和群众代表，在为红军带路、送信、维持秩序、筹措粮款物资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在扩红参军、反霸济贫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部队在开展抗日宣传，扩红建政、反霸济贫工作的间隙，利用简单的体育器材，因地制宜地开展体育活动。在县城西门外广场，总指挥部及所属机关、部队开展诸如鞍马、跳高、赛跑、拔河、篮球等运动项目的活动，遇到集日或节日，群众聚集较多时还进行体育比赛，既活跃了部队生活，又密切了军民关系。
  贺龙总指挥也经常和战士们一起打篮球，有时还邀请现场观看的群众一道进行篮球比赛。除此之外，贺龙总指挥因酷爱武术，每到一处，都要去拜访当地有名的拳师。来到徽县后，他听说东关的回民燕二教、燕三教兄弟二人武功很高，曾在陇南地区第一届运动会上获得过武术冠军，于是便三次登门拜访，燕二教因为怕生事端一直避而不见。当贺龙得知燕二教的母亲患风湿多年、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情况后，就带着红军卫生员前去探望，还让卫生员专门传授了治疗风湿的秘方，使燕大娘的风湿病得以缓解①。贺龙的诚意终于打动了燕二教，他把贺龙请到家中设宴款待，并互相切磋武艺，最后他们二人成了好朋友。燕二教还让徒弟马耀武给红军战士传授了他们家的独门武功——“燕家无敌刀”和“七步三鞭杆”。贺龙在徽县的故事，至今被当地一些亲历者和知情人传为美谈。
  五、徽县人民对红军的支援
  （一）积极参军入伍，为红军补充有生力量
  极行动起来，踊跃报名参加红军。一时间，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当红军的热烈场面在全县范围内此起彼伏。城乡到处是“要解恨，斗豪绅；要太平，打日本；要想永世不受穷，赶快投奔贺老总”“当兵要当我红军，一心北上打日本”的高昂歌声。石柱乡李家河村的马拜过，报名参加红军后，离家随军活动，每天奔走在山乡村野之间，工作非常积极。9月27日，敌机轰炸栗亭乡下店子村庄时，炸毁了青年农民王滋树家的房屋，马拜过在这次轰炸中不幸遇难。王滋树目睹敌人的暴行，激起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满腔仇恨，他毅然报名参加红军，告别了年迈的父母，随军北上离开了家乡。在山城堡战斗中，王滋树只身夺取敌人机枪，光荣地火线入党，受到了六师政委廖汉生的高度赞扬。后来他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
  泥阳镇杜坪村的赵起水，在成县店村报名参加了红军，回家与父母和妻儿告别时，红军悄然离开泥阳北上。次日，妻子送赵起水赶至江洛镇，找到部队，赵起水随军离境北上并到达陕北，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作战勇敢，多次立功，并身负九处重伤。在泥阳参军的红军战士还有文庄的张进录、文角背、何家庄的何福海、王窑的王二喜、李磨的李琦等人。
  时年未满15周岁的城关镇先农村少年吕登洲，瞒过父母兄嫂，报名参加了红军。在红军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建国后，他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担任青海省基建局副局长、环保局副局长、建委副主任等职，成为一名领导干部。
  位于县城东北部的李家庄少年唐瑛，未满14周岁，说服了年老多病的父母，参加了红军，随军转战各地，多处负伤，曾任解放军某部教导员，全国解放后转业到甘肃庆阳，后担任庆阳地区物资局副局长等职。
  “当兵要当我红军，一心北上打日本”“跟上红军闹革命，抗日救国打天下”，民间流传的歌谣，生动地记述了徽县当年扩红建政、青壮年踊跃参军的热烈场景。江洛镇贫苦农民冯智清老人，带着三个儿子找到红军领导，要求红军把三个儿子都带走。为了避免因儿子全部参军而造成冯家缺劳力、老人无人照顾等问题，红军首长婉言谢绝了老人的请求，只收下小儿子当了红军。
  时任红二方面军六军十八师政治部民运科长的严汉万同志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冯家是赤贫户，老两口生了3男2女，老大、老二已结婚，大媳妇还生了个小宝宝。全家十口人，就靠老汉和3个儿子拉长工维持生活，十分艰苦。且不说别的，单说3岁的小宝宝，秋已凉了，他还是掂着个大肚子跑出跑进；饿了就一个人到地里去拾洋芋吃，全身像个泥人儿一样；他见了人不说话，也不抬头，晚间趴在炕上不枕不盖就睡着了，妈妈回来把仅有的一件破衣服脱下来，盖在他的身上，这便是他一天到晚最甜蜜的时刻。智清的三个娃娃都要求参军，老汉也向我们苦苦哀求，说：‘让娃娃跟上你们去吧，留在屋里也活不成，出去碰碰，混好了，为国献力，也有一碗饱饭哩。’以后，我们经过许多次劝说，只让三娃子一个参了军。像冯智清这样的人家，是我们扩兵的基本力量，虽然不叫他们全部参军，却叫他们到亲戚朋友家去串联，动员其他人当兵。利用骨干串联，是当时扩兵的一个普遍方法。十天左右的时间，用这种方法，在徽、成、康、两当等县，共招了新兵近3000名扩充了军队，改变了局面。”①
  银杏向家河村青年农民李富娃参加红军后，奔走在徽县城乡之间，现身说法，积极协助扩红宣传队活动，并串联鼓动同村3名伙伴参加了红军。4人中1入中途离队返回，1人壮烈牺牲，1人在抗日战争中身体致残。李富娃南征北战，侥幸地活了下来，1949年担任解放军营级干部，解放后转业到青海地方工作。
  红军驻扎徽县休整期间，徽县青年入伍者约计730余人。驻各乡镇的部队未向县城集中，随总部行动的新兵集结于县城，编为一个大队，在县城西门外广场整训三日，除搞军事训练外，还配合开展一些体育活动，不仅消除了大家紧张疑虑的情绪，而且增添了新鲜感，鼓舞了士气，也坚定他们跟着红军闹革命的信心。各部在对新兵进行整训以后，即整编随军北上。沿途行军作战，除部分人员失散掉队回家外，大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这700余名徽县人民的优秀儿女，在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艰苦岁月里，告别父母，离妻别子，转战各地，历尽千辛万苦，绝大多数人为国捐躯，许多人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就牺牲了。少数幸存者则有的转业外地，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条占线的骨干，有的功成告退，复员回乡务农。他们少小离家，风餐露宿，征战疆场，为了国家的强盛，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二）为红军筹集大量物资
  红军抗日救国革命道理的宣传，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徽县广大群众在大力协助红军做好建政扩红工作的同时，积极筹粮筹款，备办物资，以资军用，使部队有了充足的给养，及时得以修整补充，让红军战士因跋涉雪山草地时消耗的极为虚弱的体质得以恢复。部分开明财主和绅士，在红军的感召下，主动捐款、献粮支援红军，伏家镇索罗村钱家庄的富户钱志主动献粮5石（约4000斤）；蔡家庄的财主杨清良主动领着红军游击队到自己家中，挖开密藏多年的银窖，取出白银5000两，由18个人背着送往县城，交给红军领导机关，一时传为佳话。
  红军还通过当地农民代表摸底，重点排查出殷实富户和商号，区别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动员或勒令的方式让其交出财物。对一些执迷不悟的巨富则采取强硬的手段，没收其一部分财产，如伏家镇土豪杨如堂、杨如奇、傅左闾、张巨德、刘太、田王春、山积玉、田东阳，泥阳镇土豪白青举、阎献信、阎尚达、文藏珍，江洛镇土豪王志模，银杏乡土豪杨桂芳等，全县交出财物的财主和商号多达50多户，共计筹集粮食14万多斤，布匹3万余尺，衣服2000多件，白银6000余两，大烟土230余两，猪羊230余头。这些物资除部分散发给贫困群众以救急用，大部分留作军用。同时，部队还购买了布料、棉花等，由红军被服厂和当地裁缝赶制过冬棉衣及鞋袜，使全军上下在离开徽县前全部换上了新装。
  红二方面军自长征以来，一路斩关夺隘，长途跋涉，特别是雪山草地的艰苦行军，使部队蒙受了巨大消耗，在徽县休整的20余天，不仅使红军指战员恢复了体质，补充了物资，而且为部队补充了700多名新战士，壮大了红军队伍。正如参加过红二方面军长征的红军作家陈靖所说：陇南休整，为红军“加了油，补了粮，输了血！”为继续北上争取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三）收留流落红军战士
  在红军长征过程中，有数十位外地籍红军战士因病、因伤或因战失散掉队，后流落到了徽县，被当地群众收留，有的给人过继当了儿子，有的招了上门女婿，有的替人放牛放羊或者打零工，最后定居在了徽县。这些流落红军战士中有一部分后来加入了徽县地下党，在当地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徽县解放后，他们又在各自的岗位上无私奉献，积极工作，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徽县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
  冯维秀，原名方明建，生于1918年，四川省南江县人。1934年参加红四方面军，1936年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随红二方面军长征到了徽县，他们部队驻在成县店村。冯维秀晚上去查哨时迷失了方向，走到伏家镇官厅村，被当地土豪劣绅冯世祥等人夺去枪支并要活埋，村上的冯彩平老人对冯世祥好言相劝，并要求收冯维秀当了儿子，才使他幸免于难。冯维秀一直定居徽县，住伏家镇官厅村，1986年病故。
  向义和，生于1908年，湖南省湘潭县牛角山人。1936年随红二方面军长征抵达徽县，行经榆树乡火站峡里时，因为脚部受伤走不动了，就流落到火站村住下，和当地一名妇女成了家，后搬迁到高桥乡木芦村定居。1946年，南下支队七一七团战士祝庆江在返回延安途中因病掉队流落高桥时，向义和还给予了救助，并帮助祝庆江在当地养病谋生，后来祝庆江病愈辗转回到了延安。1949年冬，国民党90军从徽县溃逃时，将向义和挟迫到了四川，后无音讯。
  胡明选，生于1920年，四川省巴中县人。1933年8月在原籍参加红军，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1937年在青海作战时负伤，后流落定居徽县，住榆树乡秦安沟村，曾几次被国民党军警搜捕，都被其养父母掩护而躲过劫难。胡明选1948年加入中共徽县地下党组织，建国后任村党支部书记、监委主任等职，1997年去世。
  徐兴文，生于1916年5月，土家族，湖南省石门县磨市镇（原九伙坪乡）白岩村人。1935年在原籍参加红军，随红二方面军参加了长征，为二军四师十团三营九连通讯员，在成县五龙山阻击战中腿部受伤，流落徽县榆树乡苟店村。南下支队七一七团返回延安途经徽县时，先后有两名战士因病掉队，被徐兴文救助，病愈后归队。徐兴文1990年6月因突发脑溢血去世。
  杨兴荣，原名柳仁盛，又名柳兴仁，生于1919年7月，原籍贵州省沿河县五区上坝乡拾省村人。1933年2月在原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沿河县独立团第四大队，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1936年长征时在成县五龙山战斗中负伤，部队撤离时，被寄养在成县店村镇大寨村一户姓李的人家里，因有人告发而被捕，在天水关押三个多月后释放。于1937年2月流落到徽县太白乡，被当地农民杨映祥收留并为其放牛、务农。1943年杨兴荣给杨映祥之女招赘为婿，定居太白村。先后担任徐沟乡民兵中队长、农会主任、徐沟乡乡长、太白大队大队长、太白公社专业队队长、护林员等职，1997年8月病故。
  郑清芝，女，生于1913年，四川省通江县人，1931年在当地参加红军，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给第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当过警卫员，曾在女子独立团任班长、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等职。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又被编入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参加西征，1937年在高台作战中负伤失散，后流落定居徽县，先后住永宁镇枣树坪村、徽县城北家属院，解放初期曾在四川通江县任区妇联主任，1999年10月病逝。
  据了解，当年流落在徽县的老红军有数十人，有资料记载的就有30多位，还有一些因病愈归队、早年去世或返回家乡等种种原因没有被统计。他（她）们因病因伤流落到徽县后，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有力庇护。有的在农户家里养伤，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悉心照料；有的隐蔽在村子里给老百姓放牛、放羊、做长工，后来遭到国民党搜捕时，都得到了群众的掩护而躲过了被抓捕的危险。
  六、红军挥师北上
  红二、四方面军在取得岷（州）洮（州）西（固）战役和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的胜利之后，即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决定“四方面军以迅速进出于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铺地区，争取迅速与一方面军会合，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巩固扩大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以主力扫除陇西、武山间之毛炳文部，进出于通渭、界石铺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合。迎击西进胡敌部队，以一部东经武山、甘谷间，迷惑天水敌人，折向北挺进于庄浪及其以南以东以北地区，发展扩大该地区的抗日根据地，与策应二方面军之行动，并钳制胡敌。”①但是，张国焘违背岷州会议的决定，企图西进，从而大大延误了红四方面军北上的时日，致使预定的三个方面军协同进行的以打击胡宗南部为目的的静会战役计划未能实现。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的消息，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极度紧张，蒋介石急调十几个师的优势兵力，全力“围剿”，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聚而歼之。其“围剿”计划分两步：第一步是组织通渭会战，聚集其精锐第一军胡宗南部、第三军王钧部并关麟征第二十五师、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及东北军于学忠、王以哲等部队在西兰通道地区给红军主力以致命打击，防止红军西渡黄河，占据河西地区。第二步是组织最后“围剿”，集中几十万大军，配属100多架新式战斗机、轰炸机，采取步步紧逼的策略，试图将主力红军一举消灭。张国焘的错误行径，贻误了战机，导致胡宗南部的有生力量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而使敌人乘机从西安进至甘肃之清水、秦安、庄浪地区，同毛炳文靠拢。
  9月底，国民党第三军王钧部之三十五旅及补充团乘机向红二方面军进攻，逼近成县、西和；川军孙震部之王铭章、邓锡侯进至武都、康县和陕西省略阳、凤县；胡宗南部已从湖南返回，其五个师已在陕西的岐山、宝鸡一线展开，先头第一师已入甘，据守秦安、清水，与敌毛炳文、王钧、孙震部分四路向成、徽、两、康地区逼近，红二方面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形势极为不利。敌机常常一日数次低空盘旋、轰炸，闹得四野不宁，民心不安。
  9月30日，敌机轮番轰炸成县红川、徽县泥阳、栗亭、伏家镇和县城及其附近地区，炸毁民房30余间，桥梁数座，炸死红军战士2人，死伤群众多人，情况十分严重。在泥阳驻守的红三十二军受到了敌人多方围追堵截及侦探、骚扰。同日，敌机在文家庄南端大墓下低空飞旋，用机枪向正在路上行走的红军战士扫射，两位红军战士急忙躲到庄边大树下，幸免伤亡。次日下午又从江洛镇追来约一营敌军对我红军进行围剿，红军幸好已于前日夜撤离泥阳，从阎门出发，向东经柏垭子、剪子坝、官厅、东西沟，直指伏家镇，最后到达徽县城北的山神庙一带驻扎。敌师长在泥阳镇阎门的桑树坟召集士兵训话，并按照地图上的路线，于当晚经红川、伏家镇一带进发，追赶红军。
  10月1日，为了摆脱这一险恶的处境，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鉴于当前敌情严重，不宜继续留在陇南地区活动，便致电中央军委，建议红二方面军撤离成、徽、两、康地区，渡渭河北进。当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红川南场召开了两千多军民参加的大会，向群众宣讲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和今后的革命任务。会后，红军与地方游击队进行了整训，组建了新兵团。2日，党中央急电红二方面军，同意撤离成徽两康地区，渡渭河北进。10月3日凌晨，中央急电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胡宗南第一师及七十八师，其三个团已到清水，余六团从扶风、岐山跟进。关麟征四团向宝鸡开，有配合王、川各部先向你们攻击之势。你们宜乘胡敌尚未全部集中之时迅速开始转移为佳。转移道路似宜走武山附近，并先以支队附电台从天水附近渡河，向胡敌前进，迫近胡敌，节节钳制，掩护主力转移。如有可能，最好再用一支队附电台留在现地若干时，一面吸引敌人，一面候胡敌后续六团集中清水时，从清水以东渡河转入华亭、陇县一带，在敌后活动。此两支队均以不少于一个师为适宜。仍望斟酌处理。”①同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徽县制定了行军计划，总指挥贺龙、总政委任弼时、副政委关向应下达了《红二方面军基本命令》，命令“第六军为右纵队，10月4日赶到麻家庄、窎沟门一线，5号进到白音峡，6号到平南川，取道盐官、盘安之间向通渭前进；第二军及三十二军为左纵队，4号晚，三十二军的九十四、九十六两师的主力和二军军直机关转移到剡家阙，由九十四师派出一部到江洛镇、泥阳镇、红川镇封锁消息，吸引敌人。5号拂晓，左纵队主力向高桥前进，宿营高桥以南。九十四师派出之部，完成封锁任务后于5号半夜撤离跟进，此后左纵队全部取道娘娘坝、天水镇、洛门镇向通渭前进。指挥部随左纵队行动并指挥战役任务期于10月13日以前完成，计划须参酌发展情况实现之。”②命令特别指出：“进行这一战役应注意几点：1.严密防止敌人尾追，必要时用夜行军。2.派便衣队、侦察队摸清道路并警戒自己的侧背。3.随时准备袭击所遇敌人的单个部队。4.严防敌人伏击、侧击。5.后卫尽量用防御术伏击。6.封锁固守碉堡之敌，掩护本队通过。7.后卫破坏敌人电话、桥梁，以阻进敌。”
  10月4日，右纵队一部即六军十八师从永宁镇出发，主力即十六师、十七师、模范师及一部由两当县城起程，会合于柳林镇韩湾后沿原路北上，夜宿榆树乡麻家庄；5日经高桥、白音峡到天水李子园宿营；武宣队袭占了娘娘坝，稍有缴获，十六师师长张辉不幸牺牲；6日经舒家坝、大门镇抵达礼县罗家堡。在途经大门、余家海头、罗家堡到红河镇时，沿途敌人不断袭扰。在罗家堡西面，盐官敌人向红军进攻，十六师卫生队及所有后勤人员均投入战斗，在罗家堡又遭敌人伏击，战斗失利，红军损失惨重，数百名指战员壮烈牺牲，十六师政委晏福生在龙池湾战斗中身负重伤。
  左纵队即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二军、三十二军4日从徽县城、伏家镇两路分头前进，经银杏、峡门、榆树，集结于高桥，5日晚夜宿高桥；6日经新店、麻沿河到舒家坝、大门镇；7日经汪川镇到礼县盐官镇。至此，红二方面军全部离开徽县境。8日，在礼县固城与右纵队即六军会合。
  9日，右纵队出礼县固城芦花沟进入甘谷县盘安镇；左纵队翻越礼县分水岭进入武山，经东梁山、经湾儿等地到达洛门镇附近，抢渡渭水后，向会宁方向急进。10月22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二军在甘肃隆德县境内的将台堡，与红一军胜利会师。至此，红二方面军终于胜利完成了长征。
  红军离开徽县时，各级机关检查了群众纪律执行情况，部队上下积极行动，打扫街道村庄及院落卫生，归还群众东西，各项工作都在紧张而有序地行着。群众看到部队即将起程，纷纷自发地行动起来，蒸馍烙饼，收拾干鲜果品，蒸煮鸡蛋，涌向部队驻地为红军送行。同时，群众还自发地推荐熟悉道路的人员为红军带路。为了表达对徽县人民的深情厚谊，红军给东关抗日反蒋委员会赠送了一台大座钟，送给东河抗日反蒋委员会毛鸿恩一台小座钟，给东柳沟抗日反蒋委员会李玉泰赠送小方桌一张，给县苏维埃政府赠送大铜壶一个，马刀一把，红绸子数尺。驻伏家镇的红军战士临别时给伏镇小学校长山炯堂赠送了一个栽绒坐垫，感谢他对红军的热情帮助；路过高桥的红军战士还送给房东杨喜春铜缸子一个，以示留念。县城光华照相馆郭光华先生还为贺龙总指挥一家人照了“全家福”。这张珍贵的照片，一直被郭老先生收藏着，“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不幸被查抄而丢失。
  七、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攻倒算
  由于军情紧迫，红军离境时迅速转移，日夜兼程，有20多名伤病员掉队，零星地随后跟进，其中3人不幸被当地土豪劣绅杀害。银杏峡门的财主杨生堂，因嫉恨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分了他家的财物，所以怀恨在心。大军过后，杨生堂勾结王国顺、王克勤等五人，将因病掉队的两名红军战士以提供食宿、带路为诱饵，领到小峡口处的万人坟用锄头打死，然后挖坑掩埋。解放后，被群众告发，杨生堂等五名凶手被依法判刑。另一名掉队战士携带两支步枪追赶部队时，在高桥的渭儿沟被当地土豪辛映发现，辛映便伙同其弟辛卯娃，以留宿为诱饵，将红军战士骗入操纸作坊内杀害，辛映将两支步枪据为己有。1956年“镇反”过程中，经群众揭发，辛映伏法。
  红军走后，敌人反攻倒算，对参加过苏维埃政府和游击队活动的人员大肆进行抓捕，并扣押、拷打。对曾为红军办过事的普通群众也不放过，或处以徭役，或处以罚款，遭敌人迫害残重者达数百人之多。李家河村的马拜过参加红军在栗亭乡下店子遭敌机轰炸遇难后，红军派人将该村地主赵汉杰祖母的棺材抬去安埋了马拜过，并送给马拜过的父亲马志成一碗大烟土作为抚恤。红军走后，赵汉杰的父亲带人挖坟开棺，将尸体弃于河滩，把棺材抬回去做了牛槽。敌伪区长李中奇指派保长李天卷将马志成吊绑在树上严刑拷打达三天之久，折磨得死去活来，将红军送给马志成作为抚恤金的大烟土讹诈去后方才罢休。罗家河村的李桂明，因给红军带过路并参加过打土豪活动，被国民党县政府扣押长达四年之久，后其家人将部分土地、房屋变卖，交了赎金后才被放回。永宁镇揪木林村的石巨仓，因在红军打土豪时表现积极，领着红军把地主石选家的钱粮给分了，还搜出了20多两鸦片烟，被红军拿到城里卖了，作为活动经费。红军走后，石选就跑到县里去告状，说石巨仓把红军领来分了他们家的财产，国民党就把石巨仓抓到监狱里去关了将近十天时间。永宁镇苏维埃政府主席岳会英，被伪区长谢子祥和土豪马斯才抓捕后，施以酷刑拷打，岳会英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痛斥敌人的残暴行径，最后被杀害在永宁镇岳王村的天主堂门外，时年28岁。
  一时间，卷土重来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像乌云一样笼罩了徽县城乡。许多曾经参加过红军或为红军办过事的积极分子被敌人抓捕、关押，受尽了折磨，有的倾家荡产，有的甚至丧失了性命。红军帮助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和抗日游击大队也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自行解体。
  八、深远的影响
  反动势力的反攻倒算恐怖一时，使蓬勃发展的苏维埃运动暂时处于低潮，但红军撒下的革命种子却深深植根在人民心中，红军为国为民的感人事迹依然久久地在全县群众中间广泛传颂。
  红军在徽县期间，泥阳镇的黄三星老人喜得一孙子，起名为“红生”，意在纪念红军。县城周围的民间传唱着“贺龙来了水变甜，穷人个个喜连天。吃水不忘淘井人，要把美名万代传”的民谣，深情地歌颂和怀念红军。徽县城乡的群众到处说唱着“苏维埃主席作安排，号召妇女做军鞋（方言音hái）；打了背子贴墙晒，晒干就把鞋底裁。鞋底一层又一层，鞋底厚了脚不疼；红军开到陕北去，上前线去打日本。麻绳衽进针鼻管，锥子给鞋底扎个眼；一针一线针角密，要把鞋底纳结实。一天一夜纳两双，新鞋让红军早穿上。你纳鞋底我做帮，李婆宋姨上鞋忙；一夜做鞋二十双，天明让红军穿脚上；穿上新鞋去抗日，把日本鬼子消灭光。徽县的锅盔黄又香，香香的锅盔慰劳忙；锅盔要用炭火烙呀，军队要靠老百姓帮。红军同志吃个饱，多打胜仗多缴枪”的山歌，寄托对红军的思念。
  颂扬红军，歌唱红军，走红军指引的革命道路，团结起来闹革命，求得翻身解放，这是日渐觉醒了的徽县人民最迫切的愿望。红军北上后，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失散红军和受红军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寻找共产党和红军，在徽县筹建共产党的组织，继续进行红军在徽县开展的革命斗争。两年后，青年教师吴治国于1938年初秋参加教师轮训时，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找到党组织，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在徽县建立了陇南地区第一个党小组，翌年春又先后在徽县北街小学和伏家镇小学建立起了两个党支部，继而建立了中共徽县委员会。到1949年底徽县解放，全县共发展党员2193名，占到甘肃全省地下党员总数的近七分之一，占陇南地区九县地下党员总数的近一半多。徽县地下党组织在建立之后10多年的艰苦岁月中，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徽县乃至周边县区的解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地下党的斗争，其实质就是红军长征时的苏维埃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地下党组织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也正是红军长征在徽县时奠定的。所以说，红军在徽县开展的革命斗争孕育了徽县地下党组织的诞生和成长。
  红二方面军长征在徽县的光辉历史，给徽县人民世世代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革命战争年代，徽县人民以红军为榜样，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今天，在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战场，徽县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红军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长征精神激励和鞭策自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顽强拼搏，砥砺奋进，正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家乡的面貌。

①两当兵变部队在太阳寺改编时吴进才为支队长，后在转战途中确定许天杰为支队长，因许天杰曾任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警卫员，1928年5月参加“渭华起义”行伍出身，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见《张子敬谈“两当兵变”情况》，载《两当党史资料汇编》（内部发行），第84页。 ①两当兵变暨红军长征在两当党史资料编纂办公室编：《红色两当》，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32-34页。 ①西康省，中国旧省名，设置于民国时期。所辖地区主要为现在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雅安市、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西藏东部昌都市等，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撤销西康省，原西康省所属区域分别并入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今西藏自治区），金沙江以东并入四川省，金沙江以西的昌都地区并入西藏。 ①1936年10月22日，三军会师后，鉴于中共中央西北局使命已经完成，党中央遂决定撤销西北局。 ①指岷县、武山、通渭三县县城。 ②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三军大会师》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08-609页。 ①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三军大会师》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3页。 ①中共陇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陇南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73页。 ①原红六军团干部，1934年10月，二、六军团黔东会师时调到二军团工作，任六师特派员；1934年10月任六师政治部主任；1936年10月率十七团在康县活动时被敌包围，刘型同志不幸牺牲。 ①余秋里：《余秋里回忆录》之《从井冈山到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0页。 ①佘宏安：《贺龙在陇南》，陇南报社印刷厂印，1999年版，第132-135页。 ①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三军大会师》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3页。 ①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三军大会师》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22页 ①中共陇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永远的丰碑》，2011年版，第301页。 ②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三军大会师》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35-637页，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