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陇南地区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多样的历史神话传说和异彩纷呈的民间文化昭示着这片土地悠久的历史。陇南地区在历史上为氐、羌等先民的重要活动场所，其北部为秦人的发祥地。丰富的地域传统文化使得本地区在甘肃文化的发展中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故在2013年国务院批复的“甘肃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方案中，该地区被定为“以始祖文化为核心的陇东南文化历史区”，把陇南融入三地范围内，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作为一个整体去考虑，充分说明该地区在甘肃历史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在这种文化语境中，本地区在历史文化传承中的重要的视觉载体——民间美术，以鲜明的地域特点、丰富的艺术类型、广泛的群众基础、独特的造型方式等被关注。且在都市文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在申请“非遗”的带动下，一个关注本地区民间美术的潮流由此形成。
  陇南民间美术作为与本地区民间民俗文化和社会生活相关联的视觉形式，其造型模式、设色特点等都是本地区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文化习惯、审美经验的表征。正由于本地区地理位置的偏远和环境的相对封闭，其民间美术的表现样式中保留了大量的远古文化气息，有些甚至是“活态”的美术形式和文化表现。例如，文县的白马藏人“池哥昼”舞以及其语言、服饰等；西和县石峡乡的“春官”和“说春”活动以及自制的“春牛图”，剪纸、刺绣所包含的动植物崇拜、祖先崇拜等思想，都被完整地保留于民间美术的发展中并传承下来。通过对其的研究，在传统工业化负面效应正全球肆虐的今天，可以唤醒人们模糊的乃至忘却了的“从哪里来”的文化记忆，唤醒人们对文化之根的记忆。但从当下发展的情况来看，同全国民间美术的状况一样，随着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日益解体，民间美术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陇南地区的民间美术整体衰落了，正在快速地淡出大众的生活。从现状来看，陇南民间美术有以下五方面的问题。
  一、意义被“碎片化”
  “碎片化”原义是指完整的物品被裂成多个零碎的小块，作为学术概念原用于传播学领域，后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被应用于多个学科领域。这里的“碎片”主要指本地区民间美术赖以存在的整体文化环境和艺术生态在当代被各种因素冲击、破坏后所处的状态。民间美术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社会，以历史积淀和自身智慧发展出的一整套与社会习俗有关的美术形式，其本质是民间文化的表征之一。民间美术在传统社会的广大乡村之所以十分兴盛，是因为当时其处于“有意义”、有秩序的社会空间中。长期生活在本区域内的各民族人民，把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积累和传承的经验和智慧，如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审美观念等，通过各种形态的生活民俗、宗教信仰、歌舞音乐、戏曲、绘画、社火等，融于生活之中，使信仰与生活形成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整体能为民间美术表现提供“有意义”的空间，民间美术的表现有着使其具有价值的文化语境和文化形态。“但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下，每天都有许多原先可以维系微观社区互动的地方性知识被挤压成碎片，散落甚至消失。”①而传统民间美术的社会意义和审美意义恰好是由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信仰来维系的。这种地方性的知识、信仰和观念在赋予生活意义、维系族群记忆、保持身份认同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民间美术恰好是在这种地方性知识、信仰和观念建立起来的文化生态和“场域”中，才有了其多层的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但这些有秩序、有规律、有完整意义的空间在当下新兴的大众文化、都市文化的冲击下，被冲得七零八落。从陇南地区民间美术所处的现状看，有部分民间美术随着传统产业和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消失了。例如，曾经让人痴迷的皮影戏已经到了快没有观众的地步；春节期间的“社火”，过去不但参与人数多，有些地方要从初一一直持续到二月二，现在能组织起来的村镇已比较少；西和县的“乞巧节”对“巧娘娘”的崇拜与敬畏已经渐渐丧失，男耕女织的文化内涵已十分淡漠；香包在驱邪等精神性方面的功能已基本退场，逐渐沦为工艺品；剪纸失去生活的依托；等等。有一部分被市场“发现”，成为被开发利用的商品和民俗制品，但被发现的这部分民间美术被商品化和批量复制成城市人们的欣赏品。这些脱离了“原境”的民间美术已失去所谓的“民间性”，乡村文化中与农民们的宇宙观、道德观、生命观乃至生产方式紧密相连的传统文化似乎正在碎片化，甚至空洞化。②所以说，陇南地区民间美术当下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意义的碎片化，受大众文化、都市文化挤压的陇南地区民间文化已处于边缘状态，社会空间中充斥着由大众文化和都市文化所形塑的现代生活，民间美术的大部分形态和形式已找不到自己的意义空间；即使存在，也只是单个的意义，不再是融入社会生活整体的一部分。
  二、审美价值被视觉化
  诚如巫鸿先生所言，“足够的证据说明古人在创造佛教艺术和墓葬艺术时所遵循的恰恰不是视觉这个观念”③，实民间美术亦然。历史上民间美术品制作的首要目的并不是欣赏，而是实用，在此基础上才有审美因素。实用突出的是实用主体的感受，在此基础上民间美术的形式突出的是人们的视角，这与中国人原初的审美观念十分相符。如中国学者对“美”字的构型及意义分析中有“羊大为美”和“羊人为美”等说法。“羊大为美”来自许慎《说文解字·羊部》：“美，甘也，从羊为大。”①重生命主体的感受，即好吃为美。“羊人为美”的说法，是萧兵先生在《楚辞审美琐记》中提出的，认为美是象形字，表示“冠带羊形或羊头装饰的大人”“美字就是这种动物扮演或图腾巫术在文字上的表现”，而“羊人为美”恰好是视觉方面的，祭司或部落首领以羊头或羊角戴在头上以显示其神秘和权威；但从视觉形式来看，这种装饰恰好给观者一种视觉上的美感。即使从视觉看，这种形象是狰狞、恐怖的，它也可以给处于一定环境中的观者以内心的美感。如本地区庆阳、文县的巫舞活动中的面具，都呈现一种狰狞、凶恶的形象，但这个形象在本地区的民众看来都是“美”的。这种美来源于对神灵非凡神力的崇拜以及在神灵庇护下心理得到满足后产生的美感。由此来看，民间美术品首先可能是民俗活动的形象表征，是日常生活用品，其首先是用来满足人们的祈子延寿、纳福招财、驱邪禳灾这些恒常的愿望；其之所以为美，是因为人们认为在特定的活动中，这些愿望通过某种情景便会实现，从而获得内心的满足感，进而获得内心美的享受。因为“在民间价值判断中，往往会把物质或精神功利性需要的满足程度作为首先的依据”②，民间美术亦然，其“与民间文化观念重叠，并浸透功利性价值观念的民间审美意识与功利意识是统一的，它一直保持着原始文化那种‘审美—功利’的混合性”③。当然，这种功利性倾向主要倾向于精神的满足。在内心精神满足的基础上，民间美术从题材内容、纹样、色彩等美术语言表现出的形式也是使人们产生美的感受的又一个层次，造型的完美追求，装饰特点、图形的夸张和色彩的绚丽多彩所呈现出的民间美术作品往往具有很强的形式美感和视觉冲击力，它通常表现出红火热闹的色彩气氛和心理意愿。但在当下的文化情景中，民间美术品被当作“艺术品”，其审美价值中那种由于主体的功利性愿望得到满足而产生的“美”失去了文化情景，人们以纯艺术品的眼光来打量、观察民间美术品，关注的是民间美术品产生美的一个次要层次，即以造型、设色等美术元素所表现出的形式美。这使民间美术的意义及审美单一化、简单化，使其成为单纯地具有视觉形式美的一种艺术品。但“民间工艺不仅是单纯的视觉审美艺术，它首先是民众的一种生活形态”④。
  三、艺术个性被平均化
  传统民间美术品的创造形态、类型及基本范式都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往往反映着劳动人民共同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如创作中的艺诀、内容、形式和色彩等都有一定的规范和共同的审美尺度。但由于传承的自发性制作的手工性，民间艺人往往会在传承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审美理想和直观感受，并无拘无束地表现自己的审美思想和理想追求，故使每一件民间美术品都是一个“独立的”、具有审美个性的艺术品，即“每一创作个性的气质、秉性、意愿、理想、审美感受、审美情趣都不同程度地在民间美术造型中显示出来”。①但在当下，民间美术中有一部分被市场发现后开发成都市文化中的商品。从目前市场上出售的民间美术品来看，由于大部分为工业生产，其呈现出千篇一律的状况。例如，“陇东香包”自形成产业链以来，便成为一种标准化的民俗产品；本地区手工门神、年画、灯笼画已基本绝迹，机器印刷的大量廉价的门神、年画等大行其道，本来丰富多样的民间美术品在规模化的生产中被标准化、单一化。传统的民间美术品不是商品，民间艺人一般不是为了卖钱而制作；民间艺人往往既是创作者又是欣赏者。他（她）们往往利用民间美术品，“为自己亲人创造一个温馨而又美丽的世界，尽管这里的自然环境很恶劣，这里的物质生活很贫乏，但人可以在自己的情感世界里寻找慰藉和快乐，并以此来求得精神上的升华”②。但半工业化之后，当下民间美术品的制作者往往只是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和接受者；他（她）们在新的文化观念的冲击下甚至变得不喜欢、不欣赏、不理解这些民间美术品的样式和内涵，只关注民间美术品的经济价值和经济效益。他（她）们在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的操作中生产着样式雷同的民间美术品，从而使民间美术丧失了原来独立鲜活的艺术个性。这是因为，“要前工业文明时期的文化事象在工业化、信息化和都市化的当下产业化传承，只能对原本想要保护的文化形态进行有预谋、有组织的破坏。即使能成功改进，进行大规模的机器化生产，这些产品已经不是属于文化的‘非遗’，而是买来后可以轻易舍弃的商品了”③。
  四、传承群体性被“个人化”
  从民间美术的发展历史来看，大众性和群体性是其重要特征。民间美术的大众性，是“指其形态、类型及基本样式都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中约定俗成而产生的，必须有现实的需求基础，并融合了集体的智慧与才能；其作品既反映了劳动者的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又反映了共同的审美意趣，从创作到流传，始终与群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④，其有着极深的广泛性和群众基础。劳动者群体在民间美术的发展中既是创造者又是消费主体。但在当下，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陇南地区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和每个人生存信仰的艺术生态遭到破坏，民间美术的社会公共性日益衰退，再也不能激起普通人的文化需要。于是，民间美术当下的群体性传承被“个人化”，即“传承人”的出现。之所以要确定民间美术的传承人，并推动其保护机制建设，是因为民间美术的传承面临着十分严重的问题。这些拥有民间美术品制作技术的老人成为艺术生态中的“孤岛”，其技术如果得不到传承，便会随着老艺人的去世而消失。因为民间美术往往是以人为载体，口传心授、言传身教、世代传承。以甘肃陇南礼县王坝乡泥塑为例，笔者于2015年与同事高昂新、倪明涛三人赴当地考察，礼县王坝乡能制作泥玩具的只有离王坝乡不远的汪山村，原本有十来户人家制作泥玩具，现在只有两户人家在农闲时制作，在过年时由外出打工归来的子女带到集市上出售。且受大量塑料玩具的冲击，手工制作的泥玩具销量很低。在我们同出售人汪张贵的交谈过程中，他显示出对学习父辈泥玩具制作技术的不屑，认为都什么时代了，学这有何用。这意味着礼县王坝乡泥塑在老一辈人去世之后，其制作技艺便会消失，这就是很多民间美术的现状。各地政府纷纷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鼓励其授徒、传艺、交流，但这一制度并没有落实到位。所以，传承群体性被“个人化”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失去了大众性和群体性根基，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发展便成为无本之木。
  五、创造主体被“边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乡村文化的生存空间逐渐被都市文化挤压。现代传媒以强大的话语权推动普遍主义价值观形塑着所有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乡村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衰败，但民间美术往往“以乡村生活、生产方式为意义与价值的供给来源，乡村生活是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鲜活下去的基础”①。但在当下，民间美术的创造主体在自己的社会中再也燃不起对民间美术喜爱的热情，既找不到价值空间，也找不到欣赏人群。“城市目的论不断地把农村包围到以城市为中心的意义表述体系中，城市的文明和现代，建立在把农村作为封闭没落的他者之上，使农村除了作为城市的对立面之外，不再有其他的意义，这是意识形态上对农村的虚空化，今天城市里，农民成了愚昧、无知和不文明的代名词。”②在这种意义表述结构中，在乡村生活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逃离”农村，去城市过一种现代、时尚的都市生活。大量的农民工进城便是对这一问题的最佳诠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多少是以农村的虚空化为代价的。“农村的虚空化的过程使农业生产没落了，使农村的脊梁被抽掉了，这个过程夺走了农村从经济到文化再到意识形态上的所有价值。农村的年轻人所面对的问题是在这样的日益萧条的农村，他们看不到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所以，在农村没有出路，是他们对问题的最准确的表述。”③被严重边缘化的民间美术的创造主体再也找不到曾经存在于民间美术创造中的那种诗意、价值和意义，甚至连自己都会有所怀疑，地方性的民间文化及民间美术成为他们主动性放弃和选择性遗忘的一部分。新兴的大众文化和都市文化冲击着乡村生活千百年来形成的各种价值体系，电视等传媒以铺天盖地的方式构建着象征发达、时尚的都市文化。“而传统的当地文化却象征着偏僻的、贫穷的、落后的、土气的、不漂亮的，失去文化自信的农民们，如何还会继续传承与创造自己原有的文化？”①边缘化的身份使陇南民间美术的创造群众失去了活力和信心，在新的文化中成长的年青一代向往的是外面的世界，对传承缺乏兴趣，这对民间美术的发展无疑是致命的一击，其传承与保护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在陇南文化空间的分布格局中，显现和隐藏着对民间文化的歧视、排斥等情景。
  如前所述，当下陇南地区民间美术所呈现的现状是：曾经完整的意义结构被消解成“碎片”，深入精神层面和信仰层面的审美被简单化为视觉形式，机械产品的加入使曾经风格复杂多变的民艺制品风格平均化，乡村社会的整体传承只剩下几位年事已高的传承人，更可怕的是其创造主体在今天文化格局中的边缘化，这一切便是陇南地区民间美术所面临的现实状况。当然，地方性、区域性知识观念和信仰体系崩溃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人们的经济生活比以前富裕了，但其精神生活却处于荒芜和空虚状态。因为在多元的价值观前，人们很难有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不断推进的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打破了和谐自然的世界秩序，改变了人与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关系，高科技理性日益转化为对抗人性化存在的现实力量。它淹没着人的内在灵性，构成对人的主体性的贬损和威胁。人们日益强烈地感受到工业文明的逼迫力，并在心理上做出反应。失落感、孤寂感、躁动感、冷漠感、陌生感、茫然感等”②普遍笼罩着人们的内心世界，经济发展成为维系社会认同的唯一纽带，GDP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这种物质化、单一的标准忽略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会造成很多问题。传统的民间美术是人们在相信或崇敬超自然的神性以及宇宙生命一体化的信念中产生、传承和演变的，其既是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与习惯，同时也是人们对自然、社会的基本认识；在历史长河中体现出敬畏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和保护自然的认识，在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处方面起到极大的作用。在与现代工业文明的交锋中，曾造就社会化意义系统的支撑民问美术发展的民间观念逐渐消退，这使“中国民间美术固有的珍贵美学特性因此失去了坚实的内部支撑，其美学形象日趋萎缩或蜕变”③。
  五、结语
  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针的引导和地方政府发展旅游、树立文化品牌需要的推动，近年来，陇南地区有意识地开展了地方性知识、观念和信仰的重构，其中西和县的“乞巧节”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重新回忆、塑造和构建起一种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有着深远意义的地方性文化，并让其于当下在赋予生活意义、维系族群记忆、保持身份认同等方面发挥作用。当然，这种重建地方性知识和文化的努力，对陇南地区当代民间文化的构建也是有意义的。陇南地区由于历史上远古文化的辉煌和近代的相对封闭性，其丰富的独特文化资源正被民间力量、市场、学术界等各种“力量”所关注，民间美术越来越重要，几乎所有的民间文化都与民间美术相关联；且有生命力的民间美术往往还会成为一个地方文化的象征、标志和符号。如成县泥玩具等，往往都是非常强烈的地方性民间文化的象征，这也是陇南地区当代民间文化重构和再造中所要关注的文化资源。
  在陇南民间文化的当代建设中，既要设法让民众认识到曾经乡村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如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又要让民间美术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进行民间美术的时代转型。特别是在开展得如火如茶的“新农村建设”中，不要搞千篇一律的西式建筑，许多充满地方特色和地方智慧的民间建筑特点也应被重新利用，而且还要关注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文化的传承问题。当然，当代陇南民间文化建设不是原有传统民间文化的再现，“而是经由了市场经济、国家推动和学者参与等各种力量的交锋而构成的传统文化的再生产”①，是在当下社会普遍价值基础上重新开展的历史叙事、文化记忆及观念再造。只有发展出适应于当今的潮流、合乎人群的需要和顺应自然演进的陇南地区当代民间文化及民间美术，才能具备长久发展的潜力和安顿人心灵世界的潜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