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祁山之于三国历史的重要，固然在其军事战略位置的特殊性，而其深层次的军事文化因素远不止此。
  祁山所在的西汉水上游地区，不仅是秦民族的发祥地，秦国和秦王朝的摇篮，还是先秦、汉魏时期我国西部古老的西戎、氐、羌民族长期聚居活动的舞台。自然环境优越，开发历史悠久，农牧业文化发达，经济富庶，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复杂，是古代关中以西、雍州陇右地区著名的粮仓和牧苑，自然也就成为战争时期的军资府库。
  1994年，祁山西端的大堡子山考古发掘了春秋初期秦国君的大墓。③1998年，祁山西南、大堡子山东南、西汉水南岸的圆顶山又发现了春秋时期的秦国人墓地。④2004—2006年，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在西汉水上游发现了包括大地湾一期、仰韶、龙山、齐家、周秦、寺洼等各期各类文化遗址98处。特别是祁山所处的“大堡子山—赵坪”遗址区，仅秦文化遗址就有20多处，西汉水流域共发现寺洼文化（大抵属戎或氐羌文化）22处⑤，各类考古学文化遗迹密集叠压，交错分布，序列完整，在史前社会和夏商周三代是原始先民、秦人、西戎和氐羌各族长期定居繁衍、融合发展的地方。源源不断的考古发现证明，礼县西汉水上游的祁山一带就是《史记·秦本纪》所载的秦民族发祥地和秦国早期的活动中心“西垂”。
  西垂也名西犬丘，一度又是犬戎的居地。①秦人自公元前12世纪的商末入居于此，凭借着这里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物质资源，植谷牧马，在与西戎各部的斗争和融合中，生息壮大，逐渐崛起，最终受到西周王室的重视，始封附庸于秦地，继而受封为大夫、西垂大夫。在做出巨大的民族牺牲后，因伐戎护卫王室之功，于公元前770年立足西汉水上游建立了国家。②有学者认为，今西汉水北岸、西和县长道镇对面祁山南麓的“红土嘴”一带可能为当年秦国的第一都邑“西垂宫”遗址。③这里周边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源充足，至今仍是重要的产粮区；不远处的盐官镇曾是闻名全国的西北骡马市场，秦人选择在此立都，不无道理。
  事实上，自秦国东迁关中至秦朝灭亡的五百多年间，秦人一直非常重视宗庙、祖陵所在的西垂。④战国时在此设置了西县，隶属于陇西郡。⑤近年来，西安发现了战国时期的“西盐”⑥和“西采金印”⑦封泥，即西县主管盐井产业的官员和主持采矿官员的印信戳记。在礼县、天水、宝鸡等地出土了带有“西工”字样铭文的战国青铜戈⑧，即西县武库工匠所造的武器。这些充分说明“西垂”地区是秦国、秦王朝后方重要的经济特区和军事基地。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当地资源富集，且经过了秦人几百年的开发经营，基础雄厚。另一方面，《后汉书》记载，西戎的后裔在陇右最主要是氐、羌。⑨西县地接氐、羌各部，关系着边境的稳定。西汉平定西南夷，增设郡县，景帝在祁山北部设氐道（县）⑩，武帝于祁山西南部置武都郡⑪，聚居其地的武都羌，就是后来建立仇池政权的白马氐族，其“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⑫。《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陇西、天水“西有羌中之利”，大抵即指此类而言。西县在两汉时同样是中央政府的牧苑，祁山西南十余里处的今西和县“长道镇”附近曾出土过著名的“天水家马鼎”。⑬而且这一带也是氐、羌与汉民族杂居的地区，“长道”在秦汉或为“羌道”①，就是羌民族聚居的县。当地曾出土过东周时期的“羊侯剑”（现藏甘肃省博物馆）。②东汉后期，具有羌族血统的马超家族一度任职于西县、天水一带（超祖父字子硕，曾为天水兰干尉，娶羌女，生腾，腾生超）③，并非偶然。
  因为西县既是传统的经济军事重地，物产丰饶，位置险要，又是汉与氐羌民族交错杂居的地区，情况特殊。所以，曹魏政权高度重视，依靠原有雄厚的基础，在此积极发展生产，屯兵久驻。④另一方面，早在平定汉中张鲁后，曹操就两次大规模迁徙武都氐六万余落至“京兆、扶风、天水界”⑤，其目的是极力消除西县地区民族问题上的不利影响，全力构筑其西南边疆的军事重镇祁山。因而至诸葛亮北伐出祁山时，当地已是相当繁富了。《读史方舆纪要》：“武侯出祁山，祁山万户，出租五百石供军。”诸葛亮自己也说，祁山“有民万户，瞩其丘墟，信为殷矣”⑥。蜀汉后期，姜维北伐，屡出陇右，邓艾认为，蜀军“若趣（趋）祁山，熟麦千顷，为之县（悬）饵”⑦。《水经注》记述祁山地区“古谚云，南岈北岈，万有余家”。诸葛亮在一出祁山兵败街亭后，即“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⑧。可见，祁山富甲一方的经济，尤其是充足的粮草和繁盛的人口，既可以最大限度地补充军需，又能广泛地扩充兵员。兵出“地接氐羌”的祁山⑨，还可以实施诸葛亮《隆中对》“西和诸戎”的外交策略，不断向陇右的凉州渗透势力，拓展国土⑩，魏延入羌中的目的即在此。诸葛亮收降了羌人姜维，并把他培养成蜀汉后期的栋梁。姜维“九伐中原”⑪，基本上是沿袭出祁山、西进羌中、征战陇右的军事战略，原因亦在此。
  可见，作为秦王朝摇篮和氐羌民族腹地的祁山，具有传统的经济、人口、民族等多方面的综合优势，诸葛亮把蜀汉的北伐大业押在祁山一线，是有深刻原因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祁山留存的“三国文化”及史地遗迹，同样因历史固有的连续性绝不至于孤立，而必具有其系统的渊源和深厚的底蕴，其对于揭开中华西部古文明的神秘面纱，不仅是一面丰富可观的文化脸谱，更是一座尘封待启的历史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