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一、祁山、祁山堡和祁山古战场
  关于祁山的地理位置和军事形胜，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漾水》载：“（西）汉水北，连山秀举，罗峰竞峙，祁山在嶓冢之西七十许里，山上有城，极为严固，昔诸葛亮攻祁山即斯城也，汉水迳其南，城南三里有亮故垒，垒之左右犹丰茂宿草，盖亮所植也。在上邽西南二百四十里。《开山图》曰：‘汉阳西南有祁山，蹊径逶迤，山高岩险，九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最后，他评价说，“今此山于众阜之中亦非为杰矣”③。也就是说，郦道元当时考察所见之祁山并没有汉代古籍上说得那么险峻。这与今天人们对于祁山的印象甚是相符，说明该书当时对于祁山的界定和描述是准确、客观而可信的。至于北魏以来祁山“亦非为杰”的原因，可能得从自然环境变迁的角度去思考。
  据《水经注》之记载，经实地考察，“祁山城”或在今祁山乡祁山村后的独家堡砦一带，堪为祁山之冲要。其东南延绵至赵家堡砦一带则有北魏之“祁山军”，亦为祁山之要塞。而赵家堡砦迤西北之“刘旗（集）寨梁”则为祁山之正峰。刘旗寨梁迤北为“白家山”，20世纪70年代，甘肃日报社曾在这一带办过“永坪农场”，此地东南至今有名水湾之村落。在西汉水以北的黄土梁峁中，这也算是一方比较理想的产粮区域。三国曹魏于这一区域构筑军事要塞自然首选其地势，兼顾其粮草水源亦在必然。惜目前尚未发现重要的遗迹与实物。又当地传说，自古以来沿白家山向北则有古道通向（礼县）固城。而自白家山亦可以入其西侧西汉水以北大支流永坪河北上固城，经固城越瘦驴岭梁（今其西有礼县、甘谷县、武山县交界之所谓“三县梁”），北可去今武山洛门镇，以至渭水上游；东则可沿甘谷“石鼓山”北麓，过古坡乡，达于渭河支流的藉水之上源。从西汉水流域的祁山要入渭水流域，还可溯白家山东侧西汉水北支流吴宋河进入红河流域，经天水杨家寺，翻越秦岭，顺藉水支流金家河东下，而至藉河中游的天水市。从实地看，祁山（山脉）以北的水都入渭水，以南都入西汉水，祁山完全是从古嶓冢山（今名齐寿山，在天水市西南，为西汉水的发源地）西延的秦岭山脉中重要的一系。总之，这一线的南北道路在连接西汉水和渭水之间的交通方面所起的历史及其连续性的作用是不容怀疑的，“祁山古道”至今仍在今礼县、武山、甘谷、天水各区相邻人民的生活中沿用着。
  据《三国志》载，蜀汉武侯北伐，兵出陇右、攻祁山的主要战略军事路线，大体是自今汉中出发，西过今陕西略阳，至今成县西狭一带，再自成县抛沙镇北上，过纸坊镇，进入西和县石峡，翻越西和县城之南的分水岭“横岭山”，而进入西汉水南部支流古建安水（今西和河）流域，再由此北上六十里，便至祁山地界。蜀汉兵出陇右的焦点在于攻陷曹魏西南边境固守的要塞祁山，然后大军便可从西汉水流域集于渭水上游，进而攻占曹魏的天水郡（治今甘谷县东）、南安郡（治今武山县西北）、陇西郡（治今陇西县东）、上邽（治今天水市）、广魏郡（治今天水市麦积区东），乃至今陇东泾水流域的安定郡（治今镇原县境）①，继而东进“秦川”（关中），攻据长安，东下洛阳。
  公元221年，蜀汉大将赵云就曾谏阻刘备不可大举伐吴，而应攻魏，“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②。公元228年，蜀汉首次北伐，“（诸葛）亮身率诸军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魏明帝西镇长安”③。由此，已然见出祁山之于雍州陇右之重，势为蜀魏之所必争，其根本原因即在祁山为贯通长江、黄河两大水域的枢纽，有着天然的军事战略地位。
  “亮故垒”，方志以为“武侯驻师之所”，而名“祁山堡”④，“祁山堡”之称谓，见于文献者，目前所知最早在南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之宋金战争⑤。而礼县出土民间文物藏品中有南宋乾道四年（1168）墓志砖，其上有“西和州祁山寨”字样。⑥据宋代官制常规，“祁山寨”或当于今乡镇级的军事建制，也有可能为“祁山堡”之名源，或者寨、堡本为两地而无涉，皆有待进一步考证。唯今存之祁山堡似巨龟栖息在祁山的南麓，是一座在石基上夯土筑成的孤峰，孑然独立，南饮西汉水，高约80米，南北长近300米，东西宽约100米。据文物工作者实地调查，祁山堡台地上有史前仰韶文化和战汉遗迹。⑦堡体外墙板筑痕迹甚为明显，墙体内包含物尚不见汉以后者，故其堡主体构筑年代至晚或在汉代。①而该堡亦有学者认为是秦始国之际秦襄公所立之西畤者。②皆有待进一步研讨。
  祁山堡顶遗存明清所建武侯祠，自北向南依次排列分布武侯殿（有清代武侯塑像）、关圣殿（有清代关圣塑像）、大雄宝殿三院落，儒、道、释三教并立。现存古建筑九间，古碑刻三通，近现代名人匾额、楹联约十幅，古树十余株。文物琳琅，内涵丰富，景色宜人。今属陇南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为全国五大武侯祠之一。
  若以祁山堡为祁山，显然是不对的。
  祁山堡周边存在着许多处当年蜀魏战争的遗址或地名。其东北二百米处的祁山南麓马台村有诸葛亮操练兵马、发布军令的“点将台”（旗墩）遗址③；点将台以北的独家堡砦一带或为“祁山城”；再迤东北至永坪乡马莲湾一带，则有蜀汉军队攻据过的“刘旗（集）寨梁”；刘旗寨梁迤东南至赵家堡砦一带，则为北魏之“祁山军”；“祁山军”东缘民间俗称“铁路坡”者，目前不能详考，但“铁路”或足见其为坚壁，据传为曹魏固守、蜀汉诸葛武侯率众攻祁山的必经之地，而“祁山军—铁路坡”一线必为祁山之要塞无疑；二者之东侧为南丹沟，即《水经注》所载之“兰皋（单）水”，其沟脑即今马莲湾，在西汉水北的半干旱区中至今算是比较阴湿之地，南丹沟的西岸有水湾梁，俗称“藏兵湾”；南丹沟中还有蜀汉军队攻祁山时的“擂鼓坪”，另有“土盐窑”遗迹，这一带曾出土蜀军行军用的铁釜，现存礼县博物馆④；南丹沟东侧的吴宋河沟亦出土过“蜀郡”字样的铁制农具⑤，可能为蜀军行军或屯田之器。祁山乡赵家村境内，沿西汉水北岸的一级台地上，曾经东西向大略等距排列着九个“圆锥形”“梯形”的大土堆，20世纪70年代的“平田整地运动”中，西边的七个全被刨平，今东边存有二残丘。民间俗称为“九谷堆”或“九军垒”，传说是诸葛亮为蒙蔽司马懿有意伪造的“米山”和“面山”，民间还认为这里就是《三国演义》中所说的“祁山九寨”。祁山堡东南方一里处的西汉水南岸有蜀军养马的“圈马沟”，其西三华里处的西汉水河床上有一巨石，人们称其为“丞相上马石”。⑥其东十五里的礼县盐官镇是公元231年诸葛亮率军出祁山时与司马懿及魏军对垒争战的“卤城”⑦，再向东十五里处的礼县罗堡村有蜀军伏杀魏将张郃的“木门”①遗址。祁山堡西十五里处的西和县长道镇极有可能就是史籍中频频出现的“西县”②，其西南约三十里处，西汉水支流漾水河（即西和县西和河）流域石堡村以北有“小祁山”③。祁山堡西南八十里以外的松林子峡以西有姜维大战魏军的“铁笼山”。④
  祁山、祁山堡以及如上这些战争遗址，纵横分布于西汉水流域上游东西约一百二十里、南北约七十里的广阔范围内，共同构成了祁山古战场。沧海桑田，岁月峥嵘，金戈铁马杳然不在，唯见炊烟袅袅，沃野苍茫。
  二、“秦蜀之要道”“中原之资武”
  事实上，祁山的重要性并不完全在其险峻，而主要在其所处军事战略位置的特殊性。《三国志·明帝纪》载：“先帝（曹操）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合肥和襄阳是魏国在其东、南边境防御吴国的军事重镇，分别是扬州淮南郡和荆州襄阳郡的郡治所在，而祁山仅是魏雍州天水郡西县境内的一军事要塞，政治地位不可与前二者同日而语，曹魏政权重视祁山，以及诸葛亮后来的看重祁山，正所谓“地有所必争”。公元221年至222年的蜀吴夷陵（猇亭）之战，蜀汉大败，三国鼎立格局最终形成。⑤全国十七州土，蜀仅有一益州⑥，丢了荆州也就丧失了沿长江东出的通道，诸葛亮《隆中对》所构想的“跨荆益二州”“军向宛（城）、洛（阳）”“兵出秦川（关中）”，会师中原的蓝图就成了泡影，唯剩“兵出秦川”一途。而诸葛亮“用兵唯谨”的个入性格以及他关于蜀汉集团重要的国防思想，则直接酿就了蜀汉后期“兵出祁山，平取陇右，据关中上游，居高临下，入秦川，定中原”的战略决策。①
  据《三国志》载，蜀汉建兴六年（228）至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在魏国西南边境的秦岭边缘，以及今甘肃陇南、天水的广大地区进行了长达七年之久的伐魏战争，其中，主动进攻五次，防御一次。公元228年的街亭之战和231年的上邽之战，是蜀军直接兵出祁山深入魏境的大战。②公元229年，在攻打武都、阴平二郡的战役中，诸葛亮曾亲自督师于祁山以南的建威（今西和县城附近）③，狙击了魏雍州刺史郭淮的援军，魏军兵败祁山，蜀遂“降集氐羌”，拓境陇南。④公元230年，诸葛亮命征西大将军魏延入祁山以西的“羌中”，大败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于阳骆。⑤其余战事皆在“汉中—秦岭—陈仓”一线展开。⑥文学作品和一些地方志书冠祁山以六出⑦，显然是把“出祁山”作了“取陇右”和“武侯北伐”的代称，“六出祁山”虽不为正史专称，但确是对诸葛亮北伐战略思想和军事行动的生动概括。?足见祁山在三国史中意义之重大，于后世影响之深远。
  从历史上看，先秦以至汉魏，因有秦岭天险的阻隔，自巴蜀入关中，进中原，最平坦的道路是从成都平原出发，北上汉中，经今陇南的西汉水流域而至于天水的渭河上游地区，再翻越陇山，经陕西陇县，沿汧（千）河南下，过宝鸡，进关中。据专家研究成果看，史前社会及三代，中华大地上东西方古部族的大迁徙路线中大体上存在这一条主线。⑧夏商周时期秦民族的西迁陇右，后来秦国的东进和南下灭蜀，基本就是沿这条路线。⑨刘邦自汉中“还定三秦”，兴汉灭楚。而命樊哙“别击西县丞于白水之北”，亦当在祁山一带。⑩东汉刘秀消灭割据陇右的隗嚣和巴蜀的公孙述，走的大体也是这条军事线路。?及至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氐人在祁山以南的西汉水下游、白龙江流域、汉水上游先后建立了前、后仇池，武都，武兴，阴平等政权，在南北朝之间大搞“三角外交”，前后延续了两百多年①，祁山作为其北部边境军事要塞的传统优势一直存在②。所以，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在系统叙述祁山史地后总结说：“祁山自昔为陇右襟要矣。”是故在烽烟不息、鼎足力敌的三国时代，祁山成为蜀魏两国持久鏖战、攻伐争守的战略冲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关中—陇右（渭河流域、西汉水流域）—汉水上游—巴蜀”这条军事交通孔道的枢纽。今祁山堡武侯祠内，有清顺治十年（1653年）陕甘监察御史何承都所立《重修祁山武侯庙并祀田记》碑，碑文赞誉祁山“四峰簇拥，两水环带，东则关山雄峙，西则五凉上流，盖秦蜀之要道，而中原之资武也”。其以政治家的视角和襟怀，又秉持历史家的博通，而运用浪漫的文学笔法，准确地道明了祁山作为军事交通咽喉要地的地理形胜和战略地位，真可谓经典之论。
  三、秦王朝的摇篮和氐羌民族的腹地
  祁山之于三国历史的重要，固然在其军事战略位置的特殊性，而其深层次的军事文化因素远不止此。
  祁山所在的西汉水上游地区，不仅是秦民族的发祥地，秦国和秦王朝的摇篮，还是先秦、汉魏时期我国西部古老的西戎、氐、羌民族长期聚居活动的舞台。自然环境优越，开发历史悠久，农牧业文化发达，经济富庶，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复杂，是古代关中以西、雍州陇右地区著名的粮仓和牧苑，自然也就成为战争时期的军资府库。
  1994年，祁山西端的大堡子山考古发掘了春秋初期秦国君的大墓。③1998年，祁山西南、大堡子山东南、西汉水南岸的圆顶山又发现了春秋时期的秦国人墓地。④2004—2006年，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在西汉水上游发现了包括大地湾一期、仰韶、龙山、齐家、周秦、寺洼等各期各类文化遗址98处。特别是祁山所处的“大堡子山—赵坪”遗址区，仅秦文化遗址就有20多处，西汉水流域共发现寺洼文化（大抵属戎或氐羌文化）22处⑤，各类考古学文化遗迹密集叠压，交错分布，序列完整，在史前社会和夏商周三代是原始先民、秦人、西戎和氐羌各族长期定居繁衍、融合发展的地方。源源不断的考古发现证明，礼县西汉水上游的祁山一带就是《史记·秦本纪》所载的秦民族发祥地和秦国早期的活动中心“西垂”。
  西垂也名西犬丘，一度又是犬戎的居地。①秦人自公元前12世纪的商末入居于此，凭借着这里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物质资源，植谷牧马，在与西戎各部的斗争和融合中，生息壮大，逐渐崛起，最终受到西周王室的重视，始封附庸于秦地，继而受封为大夫、西垂大夫。在做出巨大的民族牺牲后，因伐戎护卫王室之功，于公元前770年立足西汉水上游建立了国家。②有学者认为，今西汉水北岸、西和县长道镇对面祁山南麓的“红土嘴”一带可能为当年秦国的第一都邑“西垂宫”遗址。③这里周边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源充足，至今仍是重要的产粮区；不远处的盐官镇曾是闻名全国的西北骡马市场，秦人选择在此立都，不无道理。
  事实上，自秦国东迁关中至秦朝灭亡的五百多年间，秦人一直非常重视宗庙、祖陵所在的西垂。④战国时在此设置了西县，隶属于陇西郡。⑤近年来，西安发现了战国时期的“西盐”⑥和“西采金印”⑦封泥，即西县主管盐井产业的官员和主持采矿官员的印信戳记。在礼县、天水、宝鸡等地出土了带有“西工”字样铭文的战国青铜戈⑧，即西县武库工匠所造的武器。这些充分说明“西垂”地区是秦国、秦王朝后方重要的经济特区和军事基地。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当地资源富集，且经过了秦人几百年的开发经营，基础雄厚。另一方面，《后汉书》记载，西戎的后裔在陇右最主要是氐、羌。⑨西县地接氐、羌各部，关系着边境的稳定。西汉平定西南夷，增设郡县，景帝在祁山北部设氐道（县）⑩，武帝于祁山西南部置武都郡⑪，聚居其地的武都羌，就是后来建立仇池政权的白马氐族，其“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⑫。《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陇西、天水“西有羌中之利”，大抵即指此类而言。西县在两汉时同样是中央政府的牧苑，祁山西南十余里处的今西和县“长道镇”附近曾出土过著名的“天水家马鼎”。⑬而且这一带也是氐、羌与汉民族杂居的地区，“长道”在秦汉或为“羌道”①，就是羌民族聚居的县。当地曾出土过东周时期的“羊侯剑”（现藏甘肃省博物馆）。②东汉后期，具有羌族血统的马超家族一度任职于西县、天水一带（超祖父字子硕，曾为天水兰干尉，娶羌女，生腾，腾生超）③，并非偶然。
  因为西县既是传统的经济军事重地，物产丰饶，位置险要，又是汉与氐羌民族交错杂居的地区，情况特殊。所以，曹魏政权高度重视，依靠原有雄厚的基础，在此积极发展生产，屯兵久驻。④另一方面，早在平定汉中张鲁后，曹操就两次大规模迁徙武都氐六万余落至“京兆、扶风、天水界”⑤，其目的是极力消除西县地区民族问题上的不利影响，全力构筑其西南边疆的军事重镇祁山。因而至诸葛亮北伐出祁山时，当地已是相当繁富了。《读史方舆纪要》：“武侯出祁山，祁山万户，出租五百石供军。”诸葛亮自己也说，祁山“有民万户，瞩其丘墟，信为殷矣”⑥。蜀汉后期，姜维北伐，屡出陇右，邓艾认为，蜀军“若趣（趋）祁山，熟麦千顷，为之县（悬）饵”⑦。《水经注》记述祁山地区“古谚云，南岈北岈，万有余家”。诸葛亮在一出祁山兵败街亭后，即“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⑧。可见，祁山富甲一方的经济，尤其是充足的粮草和繁盛的人口，既可以最大限度地补充军需，又能广泛地扩充兵员。兵出“地接氐羌”的祁山⑨，还可以实施诸葛亮《隆中对》“西和诸戎”的外交策略，不断向陇右的凉州渗透势力，拓展国土⑩，魏延入羌中的目的即在此。诸葛亮收降了羌人姜维，并把他培养成蜀汉后期的栋梁。姜维“九伐中原”⑪，基本上是沿袭出祁山、西进羌中、征战陇右的军事战略，原因亦在此。
  可见，作为秦王朝摇篮和氐羌民族腹地的祁山，具有传统的经济、人口、民族等多方面的综合优势，诸葛亮把蜀汉的北伐大业押在祁山一线，是有深刻原因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祁山留存的“三国文化”及史地遗迹，同样因历史固有的连续性绝不至于孤立，而必具有其系统的渊源和深厚的底蕴，其对于揭开中华西部古文明的神秘面纱，不仅是一面丰富可观的文化脸谱，更是一座尘封待启的历史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