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仇池国夹乎大国之间，仇池国文学的产生和陇右地理环境、区域文化，以及周围诸国的外交、战争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理顺了一代文学和方方面面的关系与仇池国文学的产生途径和要求，那么，仇池国文学的艺术发生和历史建构情况也就大致可知了。
  （一）仇池国文学发生的地理、人文环境
  仇池国所据之地海拔在1200～2000米之间，年降雨量在800～1000毫米之间，为河谷性亚热带气候，境内高山峡谷、高原盆地纵横交错，降雨充沛、气候温和。氐族人民很早便在这块较为丰饶的地区生活居住，“氐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④。《南史·夷貊传下》记载氐人：“地植九谷，婚姻备六礼，知书疏，种桑麻，出岫绢布漆辣椒等，山出铜铁。”⑤氐族杨氏自秦汉以来世居陇右。十六国时期，氐族不但种植各种粮食作物，且种桑麻，养豕、牛、马、驴、骡各种家畜，物产较为丰富。仇池地势异常险要，“仇池地方百顷，因以百顷为号，四面斗绝，高平地方二十余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山上丰水泉，煮土成盐”⑥。可谓自给自足、易守难攻的天府之地。北朝战争频繁，灾民遍地，仇池国却相对富庶，“四方流人以仇池丰实，多往依附”⑦。杨茂搜徙居仇池后，“关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茂搜延纳抚接，欲去者则卫护资遣之”⑧；杨玄“虽为蕃臣，犹奉义熙之号。善待士，为流、旧所怀”⑨。于是，陇右各族流入仇池者为数不少，仇池成为汉、氐、羌等多民族杂居之地，人口的大量流动对氐族的民族融合和汉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仇池统治者又积极吸收汉文化。史载元嘉十三年（436），“氐王杨难当自称大秦王，改元建义，立妻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①。萧齐王朝曾将“《五经集注》《论语》今特敕赐王各一部”②。“氐藉世业之资，胡因倔起之众，结根百顷，跨有河西，虽戎夷猾夏，自擅荒服，而财力雄富，颇尚礼文”③。由上述文献可以看出，仇池国尽管处于边远之地，地理环境特殊，境内多民族杂居，但其自然条件相对优越，几任国君均能礼贤下士，爱护民众士卒，崇尚礼乐文化，境内有着浓郁的汉文化气息，这些因素共同铸就了仇池国浓郁的文化氛围，孕育于此种文化氛围中的仇池国文学自有其特殊性。
  （二）仇池国文学与战争
  仇池国地处陇右，国小民少，夹于南北方大国中间。境内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既是南朝进行北伐的前沿地带，又是北朝南下入蜀的门户，故当时南、北方政权都想将其占为己有。仇池国“东接汉中，南接梓潼，北连天水，西接阴平，背秦面蜀，对汉中、关中和益州都构成一定的威胁”④，“仇池，南秦之根本，守御资储，特须丰积；险阻之要，尤宜守防”⑤。杨氏政权真正以国家形态正式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是在公元296年。这一年，杨茂搜为避齐万年之乱，率部族四千余家，由略阳还居仇池故地，建立了仇池国（前仇池国）。此后，氐人杨氏建立的仇池国随着中原政治大潮历经多次大起大落。在南、北方大国相互攻伐、战乱频繁之际，仇池国仍是各强国的“远交”对象，前秦皇帝符坚、北魏主拓跋焘、刘宋、萧齐王朝都曾将女儿远嫁仇池，以寻求政治联姻。一旦诸强国之间边境相对安定，便会抽身攻伐仇池。因此，仇池国在其历史进程中经常处在重兵压境的环境之下，频遭血光之灾。仇池国历史上曾经几次灭国，但又几度复起。频繁的战争，使仇池国文学的形式主要表现为军国文书、露布等，还铸就了其刚健尚武的民族精神。
  （三）仇池国文学与外交
  杨氏政权凭借仇池天险，在南、北大国的夹缝中生存，竟能绵延三百余年，开创了立国时间比唐、宋、清还要长的历史，其灵活的外交政策功不可没。元嘉十一年（434），杨难当向刘宋王朝请和，作《遣使谢罪表》。刘宋元嘉十八年（442），杨难当乘刘裕北伐，无力西顾，又领兵大举入蜀。刘宋王朝朝野上下认为杨难当背信弃义，首鼠两端，应该讨伐之，故大举进攻仇池。杨难当兵败后，只得逃向北魏，展开外交斡旋。北魏拓跋焘亦想借此机会控制仇池，在与刘宋王朝的角逐中争取有利地位，便亲自出面接见杨难当，并声言一定会派兵支持杨难当复国。南北方大国间相互争夺对仇池国的控制权，使仇池国的外交呈现出灵活务实、审时度势、主动性强和外交方式多样等特点。史家谓“杨氏兵精地险，境接华汉，伺隙边关，首鼠疆场，遂西入白马，东出黄金，乘晋焘之捷，构围涪之衅，规吞黑水，志倾井络”①。正说明仇池国主善于利用南、北大国之间的矛盾，采取灵活多样的外交方式来保全和壮大自己。氐人在南北大国的夹缝中纵横捭阖，非常重视外交方面的努力，多边外交场合既是仇池国立国自存所必需，也是影响仇池国文学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