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太平真君朝后期（451）直到太安年间（455—459），北魏在秦州的控制是相对稳定的，即使在太安五年（455）秦州一带及其以北大面积地区发生旱灾，北魏政府仍能通过赈济与市籴加以抚慰，并通过“有流徙者，谕还桑梓”②的政策来稳定当地的局势。北魏政权在当地所置官员的配员情况亦可反映这一时局，到正始年间（504—508）北魏于梁、秦二州，只设邢峦一位刺史兼治二州③，可见北魏在当地的统治是有效、有序的。
  《魏书·汝阴王传》载：汝阴王孙“天赐第五子修义，字寿安。涉猎书传，颇有文才，为高祖所知。自元士稍迁左将军、齐州刺史……修义为政，宽和爱人，在州四岁，不杀一人，百姓以是追思之。迁秦州刺史……二秦反，假修义兼尚右仆射、西道行台、行秦州事，为诸军节度。修义性好酒，每饮连日，遂遇风病，神明昏丧，虽至长安，竟无部分之益。元志败没，贼东至黑水，更遣萧宝夤讨之，以修义为雍州刺史”④。拓跋天赐，于和平三年（462）封拜镇南大将军、虎牢镇都大将，则其第五子修义迁秦州刺史，遭遇“二秦反”则至少在十多年之后。文献中明确记载，秦州地方的民情变故发生在太和年间。太和元年（477）春正月己酉，秦州略阳民王元寿聚众五千余家，自号为冲天王。……太和十有一年（487），六月辛巳，秦州民饥，开仓赈恤。癸未，诏曰：“春早至今，野无青草。上天致谴，实由匪德。百姓无辜，将罹饥馑。寤寐思求，罔知所益。公卿内外股肱之臣，谋猷所寄，其极言无隐，以救民瘼。”①事情虽由自然灾害而起，但给区域内部的社会控制带来压力，从而促使当地氐羌人的反抗势头愈发强劲。
  （正始）三年（506）春正月……壬申，梁秦二州刺史邢峦连破氐贼，克武兴……秦州民王智等聚众二千，自号王公。寻推秦州主簿吕苟儿为主，年号建明。②
  永平三年（510）春二月……壬子，秦州沙门刘光秀谋反，州郡捕斩之。癸亥，秦州陇西羌杀镇将赵俊，阻兵反叛，州军讨平之。三月……高丽、吐谷浑、宕昌诸国并遣使朝献。③
  秦、梁二州不仅出现氐羌人的反叛，释门亦反，反映出北魏政权在这里的统治危机。而南秦州一名的出现，则在延昌四年（515）：
  （延昌）四年夏四月，梁州刺史薛怀古破反氐于沮水。五月甲寅，南秦州刺史崔暹击破氐贼，解武兴围。六月，沙门法庆聚众反于冀州，杀阜城令，自称大乘。④
  这时候，不仅梁州、秦州不再由一位刺史兼治，而是各自派遣有专职的刺史。同时，最迟在延昌四年，南秦州已经被析置出来，并且，南秦州的区划功能日益突显。
  神龟元年（518）春正月，秦州羌反。……二月戊申，嚈哒、高丽、勿吉、吐谷浑、宕昌、疏勒、久未陀、末久半诸国，并遣使朝献。……三月，南秦州氐反，遣龙骧将军崔袭持节喻之。吐谷浑国遣使朝贡。⑤
  正光二年（521）春正月，南秦州氐反。⑥
  正光五年（524）六月，秦州城人莫折太提据城反，自称秦王，杀刺史李彦。诏雍州刺史元志讨之。南秦州城人孙掩、张长命、韩祖香据城反，杀刺史崔游以应太提。太提遣城人卜朝袭克高平，杀镇将赫连略、行台高元荣。太提寻死，子念生代立，僭称天子，号年天建，置立百官。⑦
  从秦州与南秦州的情势可以看出，这里的羌、氐部落各不统属，秦州以羌人部落为主，而南秦州则以氐人部落为主，这大概也是北魏政权将秦州析分为二的原因，以实现对羌人与氐人的专门控制。
  尽管把南秦州从秦州中析置出来，但似乎并未有效地控制住两地的羌氐部族，这当然与北魏政权的统治方式有关。因为不仅是羌氐部族在反叛，就连秦州和南秦州城内的城民都在反抗北魏的统治。
  北魏政权统治失灵，盖因北魏派往地方治理的长官飞扬跋扈。“初……关陇平，（王）斤徙镇长安，假节，镇西将军。斤遂骄矜，不顺法度，信用左右，调役百姓，民不堪之，南奔汉川者数千家。而委罪于雍州刺史阳文祖、秦州刺史任延明。”①而北魏时期，不止一任秦州刺史行事不端。
  《魏书·河间王传》载：“琛字昙宝，幼而敏慧，高祖爱之。世宗时，拜定州刺史……腾屡为之言，乃得兼都官尚书，出为秦州刺史。在州聚敛，百姓吁嗟。属东益、南秦二州氐反，诏琛为行台，仍充都督，还摄州事。琛性贪暴，既总军省，求欲无厌，百姓患害，有甚狼虎。进讨氐羌，大被摧破，士卒死者千数，率众走还。”②氐羌的势力并不易瓦解，由此可见，对氐羌实行分割而治，显然是区划构建的基础。而这种区划的再配置，无疑对北魏的区域管理与社会控制是有一定作用的。在饱受战乱之后，两州城民从原来的响应羌氐人反抗北魏的统治者，转而杀羌酋而“自行州事”。对此，《魏书·萧宗本纪》记载得非常清晰：
  孝昌元年（525），秋八月辛未，曲赦南、北两秦州。二年（526）九月，莫折天生请降，萧宝夤使行台左丞崔士和入据秦州。天生复叛，送士和于胡琛，杀之。……三年（527）春正月，东秦州刺史潘义渊以汧城降贼。高平虏贼逼岐州，城人执刺史魏兰根，以城应之。……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杀莫折念生，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自行州事，遣使归罪。③
  而两州城民“自行州事”之后，北魏开始加强对这里的管控。对南秦州，先是采取安抚措施，如以博学经史、年轻时曾带领乡人抵御乱民有功的裴骏经营南秦州。《魏书》载其“出为征虏将军、益州刺史。宣善于绥抚，甚得羌戎之心。复晋寿，更置益州，改宣所莅为南秦州”④。后又以“颇有识尚”的杜铨之子杜祖悦“迁天水、仇池二郡太守，行南秦州事”⑤，即以郡太守的身份行南秦州事。
  而对秦州羌人，则施以严厉措施。正光二年（521）三月己丑，以持节、骠骑将军、泾州刺史贺拔岳为仪同三司、岐州刺史，以持节、车骑大将军、渭州刺史侯莫陈悦为仪同三司、秦州刺史。⑥侯莫陈悦的调任，正是北魏政权对秦州地区加强管控的重要举措。
  之后，北魏政权更是派“猛暴”之人坐镇秦州，即京兆王后裔拓跋暹。“暹，字叔照。庄帝初，除南兗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所杀害。庄帝还宫，封汝阳王，迁秦州刺史。先时，秦州城人屡为反覆，暹尽诛之，存者十一二。普泰元年（531），除凉州刺史，贪暴无极。欲规府人及商胡富人财物，诈一台符，诳诸豪等云欲加赏，一时屠戮，所有资财生口，悉没自入。”①选派这样一位以屠戮见长的官员，其目的显然是加强对秦州城的管理。而紧接着，于北魏永安三年（530），又让以军功见长的济阴王之孙拓跋丽任秦州刺史，镇压反抗势力。
  丽，字宝掌。位兼宗正卿、右卫将军，迁光禄勋，宗正、右卫如故。时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吕苟儿为主，号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郡。泾州人陈瞻亦聚众自称王，号圣明元年。诏以丽为使持节、都督、秦州刺史，与别驾杨椿讨之。苟儿率众十余万屯孤山，列据诸险，围逼州城。丽出击，大破之，便进军永洛。贼徒逆战，丽夜击走之。行秦州事李韶破苟儿于孤山，乘胜追奔三十里，获其父母妻子，斩贼王五人。其余相继归降，诸城之围，亦悉奔散。苟儿率其王公三十余人诣丽请罪。椿又斩瞻。丽因平贼之势，枉掠良善七百余人。世宗嘉其功，诏有司不听追检。拜雍州刺史，为政严酷，吏人患之。②
  吕苟儿，秦州羌人，曾任州主簿职。吕苟儿与泾州人陈瞻等聚众反，事发于正光年间。《魏书·杨播传》记：“正光五年（524），除辅国将军、南秦州刺史。时南秦州反叛，路又阻塞，仍停长安。转授岐州，复除抚军将军、卫尉卿。转左卫将军，又兼尚书右仆射，驰驿诣并肆，赍绢三万匹，募召恒朔流民，拣充军士。不行。寻加卫将军，出除都督雍南豳二州诸军事、本将军、雍州刺史，又进号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寻除吏部郎中，出为平西将军、南秦州刺史，加散骑常侍。”③此处虽是言及杨播的升迁、转职过程，从中却不难看出，南秦州之乱令朝廷深感棘手，遂不得不令杨播离开南秦州后复归，以理州事。而南秦州之羌乱，具有一定的地方性与族群性，需要一位对当地事务熟悉之人来处置。这也突显了南秦州与周边秦州、梁州地方管理的差异性，以及南秦州独立建置的必要性。
  景明初（500），氐人武兴王杨鼠之子“集始来降，还授爵位，归守武兴。死，子绍先立，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虏将军、汉中郡公、武兴王；赠集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安王”④。肃宗熙平元年（516），“八月己酉，月在奎，十五分蚀八。占曰‘有兵’。神龟元年（520）三月，南秦州氐反，遣龙骧将军崔袭持节喻之”⑤。正光元年（520），“十二月甲寅，月蚀。占曰‘兵外起’。二年（521）正月，南秦州氐反。二月，诏光禄大夫邴虬讨之”①。
  氐人杨鼠官拜南秦州刺史后，氐人的不满实际上依然未能解决，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521年。这期间，北魏朝廷依旧倚仗王室亲王出任南秦州刺史。南安王元诱（484—520，元熙弟），“字惠兴。自员外郎稍迁通直郎、太子中庶子、征虏将军、卫尉少卿，出为右将军、南秦州刺史。叉斩之于岐州，妻子得不坐。追赠车骑大将军、雍州刺史，后赠仪同三司。”②这里的南秦州一词，是《魏书》中所见年代最晚者。
  由南秦州及其南秦州刺史之设，自延昌四年（515）至正光二年（521），其间正值羌氐反复无常。可见，南秦州的析置，正是针对地方羌氐势力错综复杂的应对。也正是因为南秦州的析置时间并不长，导致秦州设置在文献中的记载与南秦州的记载相互混淆，以至错乱。但有一点是无疑的，以仇池为核心的羌氐族群活动区域确曾在北魏统治期间单独设置过州级行政区划，而析置的缘由，正是局部区域民族关系的处置需求。而新区划的析置，正是为了加强对区域内部羌氐部族的管理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