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北魏迁都洛阳后，太延五年（北凉永和七年，439）七月，以原据姑臧的故南凉主秃檀之子、平西将军源贺为向导，进逼北凉。八月，拓跋健获得河西（即河西走廊、泊水流域一带）畜产二十余万，同时，由源贺引兵招慰城附近原诸部下三万余落，专攻姑臧。九月，北凉主沮渠牧犍之侄沮渠万年率部降于魏。姑臧城溃，北凉主率文武官员五千余人出降。自此，北魏控制范围西至河西走廊西端。
  与此同时，北魏向西南方向亦大举用兵。《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列传》载：“河间公齐，烈帝之玄孙也……刘义隆将裴方明陷仇池，世祖复授齐前将军，与建兴公古弼讨之，遂克仇池，威振羌氐。复赐爵河间公，与武都王杨保宗对镇骆谷。时保宗弟文德说保宗闭险自固，有期矣，秦州主簿边因知之，密告齐。齐晨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诏。’保宗出，齐叱左右扶保宗上马，驰驿送台。诸氐遂推文德为主，求援于刘义隆。义隆遣将房亮之、苻昭、啖龙等率众助文德。齐击斩杀龙，擒亮之。氐遂平。”①武都氐人由于长期在秦州地区活动，已经形成一定的势力基础，因此，北魏在秦州建置，首先是为了管理羌氐部族。
  北魏太延五年（439），氐人首领杨保宗与兄杨保显投奔北魏，魏主以保宗为“征南大将军”“秦州牧”“武都王”，镇守上邽（甘肃天水），并把公主嫁给他。此时，杨保宗镇守上邽，而以甘肃西和县大桥乡南部西汉水和洛峪河交汇处的仇池山古城址为中心的仇池国，以及向北至董亭的区域，则仍在杨难当的控制范围之内。可见，保宗的叛离，使难当失去了与北魏政权争夺河西走廊的机会，但其原先委任保宗控扼仇池以南的战略大局，却成为其坐镇仇池并在北魏重压之下仍得以生存的重要基础。因此，北魏时期以上邽为中心的秦州，其区划意义的南向价值并不亚于攻夺河西控制权的基地价值。
  太平真君年间，北魏对凉州的控制，为其施展控制西域的战略打下了基础。而其实现对河西、西域的战略，基础仍落实在秦州。在北魏政权大展宏图的过程中，区划的设置与军事战略格局亦是明显对应的。《魏书·世祖本纪》载：
  太平真君六年（445），夏四月，诏秦州刺史、天水公封敕文击慕利延兄子什归于桴罕，散骑常侍、成周公万度归乘传发凉州以西兵袭鄯善。……（九月）河东蜀薛永宗聚党盗官马数千匹，驱三千余人入汾曲，西通盖吴，受其位号。秦州刺史、金城公周鹿观率众讨之，不克而还。……七年（446）三月，金城边同、天水梁会反，据上邽东城。秦州刺史封敕文击之，斩同，众复推会为帅。②
  秦州刺史、天水公封敕文南击桴罕（今甘肃省临夏县）吐谷浑，而凉州以西兵西向西域战场。秦州的力量亦在其东向被调用，则秦州在北魏前期成为军事交通枢纽，但仍以南向为主。这些原因，大概正是北魏政权析秦州置南秦州的战略考量。
  秦州扼控东西通道与南北纵道的战略地位，在刘宋朝经营仇池氐时期即已有明确的表现。《魏书·古弼传》有载：
  刘义隆遣将裴方明等击南秦王杨难当，难当遣使请救兵。未至，难当奔上邽，方明克仇池，立杨玄庶子保炽。于是假弼节，督陇右诸军。义隆遣其秦州刺史胡崇之屯仇池，弼与平西将军元齐邀崇之于浊水，临阵擒之，其众走还汉中。弼等从祥郊山南入，与东道将皮豹子等讨仇池，遣永安侯贺纯攻义隆，塞狭道。守将姜道祖退守狭亭，诸将以山道险峻，时又雪深，用马不便，皆迟留不进。弼独进军，使元主（齐）、贺纯等击狭亭，道祖南走，仇池平。未几，诸氐复推杨文德为主，围仇池。弼发上邽、高平、汧城诸军讨之，仇池围解，文德走汉川。时豹子督关中诸军次于下辨，闻仇池围解，议欲还军。弼使谓豹子曰：“比连破贼军，恐彼君臣未体大分，耻其负败，或来报复。若其班师，寇众复至，后举为难。不如缮兵练甲，蓄力待之。不出秋冬，南寇必来，以逸待劳，百胜之策。”豹子乃止。世祖闻之，曰：“弼之言，长策也。制南秦，弼谋多矣。”①
  南朝宋主刘义隆与北魏的战略争夺过程中，盘踞仇池的氐人势力是一个突破口，而北魏亦对这一南北纷争战略节点的重要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在裴方明克仇池之后，北魏以弼节为将，督陇右诸军进行反击；同时，亦在东道让皮豹子及永安侯贺纯等齐攻仇池，最终将宋之仇池守将胡崇之和狭亭守将姜道祖击走，收复仇池。收复仇池之后，弼节依然提出重防“南寇”的战略，并为世祖所认可，以为“长策”。因此，当秦州兼具北魏政权西向与南向战略的地理价值之际，将区划析置，形成专门控制的功能化专职，成为一种必要。南秦州的析置，其战略指向明矣。